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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4-6 23:0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4-6 23:27 编辑

写些读书体会: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系列是中外历史上比较有名的领导者参考书籍,这里的领导者指的是施政者和最高权力者(包括服务于这些人的幕僚)。虽然已经公开印发,但受众面极低,原因在我看来有二:

1. 民粹化的政治环境让一些东西只能在明白人之间谈论,甚至已经难上桌面和讲台。

2. 能涉及到治国理政的人毕竟是少数,这两本书更是只对极少数人的工作又指导意义。

既然受众面是小众,那么就随便瞎说下自己的一些有关这两本书的读书体会,言语通俗,都是些胡言乱语,乱弹琴。


1.什么是最高权力者最重要的职责。

《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卷第一句话就予以点明:“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足见这件事在司马光眼中的重要性。

礼指的是礼教,也就是纪法;分指的是区分地位,也就是古代所说的君臣有别,现代话说就是突出最高权力者与其他有重要政治地位人士的不同,即便同为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主席)依然有着特殊的地位,一人身兼三职有其必要性,这在世界也具有普遍性;名指的是匡正名分,古代指的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而在当今中国则指的是有较高政治地

位的人的名分高低的不同,譬如说,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政治地位是不同的,而这一党内政治地位必将反映在执政党在国家职位的安排来,这又有了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更像是古代三省六部制中的尚书省,主管实施),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委负责人等。

司马光认为维持这样一个有名有份,有主有次,上下级关系明确的政治体系是最高权力者最重要的职责,高于其他任何职责。上层指挥下层就好比人的心腹与四肢的关系一样,严明纪法也就是维护“礼制”是任何合格最高权力者都必须首先做到的,否则必乱朝纲,乱将从此开始。

“礼莫大于分”指的是礼教和纪法中最重要的就是君臣有别,这是一句在当前民粹主义流行的情况下政治上很不正确的一句话至少没有谁会在公开场合再提起,但其含义却一直被主要国家以各种方式所遵循和延续下来。司马光以商周时期为例,商朝的微子宁可国家灭亡也不愿取代纣王为君主,皆因礼教的大节不可破坏。

“分莫大于名”指的是“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务,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没有名位名分,礼教是无法单独存在的。司马光举例说明这一点:当年有人为卫国国君立下大功,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奖赏只有贵族才可用的马饰,而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些封地,唯独名位不能假与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用现在的话说即坚持原则。

2.《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句话来分析西方主流政治体制议会制的缺陷。

西方当今主要政治制度有二,一为总统制,二为议会制。

以总统制为政治体制的国家以美国为首,美国是不设总理的国家,突出总统的特殊地位,减少了很多政治上的问题,缺点是这样对总统要求极高(无人有足够的权力和名分来协助总统总览一些事务);还有设置总理的半总统制国家,如法国,俄罗斯,韩国等国家,在这种体制中总统依然是国家政治生活和决策的中心。

以议会制即威斯敏斯特制度为政治体制的国家有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以及一些主要西欧国家。这也是这一节要讨论的主要对象。

议会制的基本特点在于国家最高权力在于议会(完全不同于总统制),议会既是最高权力机构(议会多数党党首接受议会赋予的权力进行组阁)也是最高立法机构(执法在成熟的议会制体系中不参与政治),实际上就是决定这个国家一切的场所,只是这个场所中存在这公开明面的政治对立和竞争,因为有两党。

我们看到如果司马光在世一定会认为议会制是一个糟糕的政治制度。原因在于议会制没有“君臣之分”,在议会这个最高权力和立法机构中,议员与作为议员的总理有着完全平等的地位,不同党派的议员可以随意指责甚至谩骂最高决策者总理。我们注意这不是普通民众的抱怨(那是无所谓的),而是在最高决策机构内部的公开分歧,以至于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都可以是对的,也都可以是错的,这取决于你相信执政党还是反对党;甚至在执政党内部,作为议员的重要阁僚都可以公开反对总理和削弱总理的权威,党内内斗路人皆知的情况时不时会出现。

在议会制中:

1.虽然反对党不能直接影响施政,但是通过种种或明或暗的方式反对党的行为会对执政党进行牵制。当然这种牵制理论上有些时候是有意的,但在实施层面看更多的是以国家利益为名自身政治利益为实而进行的党争,正所谓反对党会反对执政党所做的一切,那是他们的工作,这会减少执政党的政策选项,甚至造成在外交政策上的妥协。在议会制中,执政党还随时有被飘忽不定和不靠谱的“民调”削弱的风险,直接影响其内政和外交政策必须讨好民调,而不是以良政与否作为最终评测标准。


2.更重要的是,这会给国家政权带来不稳定,而在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决策者的决策首先要顾及的是自己党派的执政地位,而不是国家利益和最佳施政政策。

即便是在成熟发达的议会制国家中,内部“政变”依然比比皆是,澳大利亚就是这种内斗的牺牲品,只不过政变被所谓的法律程序“党内投票”所掩盖,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日本政坛更成为了“演技派”的天下。

3. 在一些欠发达有历史包袱不成熟的议会制国家中,会造成持久的政治不稳定,最典型的例子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设有总统,却同时是议会制国家,最高法院在政治内斗严重的时候也会成为政治武器介入乃至决定政治。总统,总理,议会,法院等几个机构常年内斗,权争严重,无主次之分,“君臣之别”,很多时候是看谁家拳头大,哪个更心狠手辣。在这种情况下,朝纲已乱,乃至军头都可以篡权(如穆巴拉夫)。

4. 如果有强大的国家介入其内政,这样的国家是难以立足的,国内政客必须在外交政策上屈服妥协,依附于他人,失去独立自主的能力。

典型的例子是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制的吉尔吉斯斯坦内政上大体上维持了多年的稳定,但在变为议会制之后,频换领袖,内政反而更加不稳定,不但出现多个党派要靠多个党派联盟才能组阁,而且短短两年之内多次更换执政联盟,不要说治国理政,内政外交政策,政客们每天过得恐怕都是风口浪尖的日子,跟政绩没有半点关系。

直到阿坦巴耶夫重新确立了总统的地位,且用自己的人当上了总理才重新换来了吉尔吉斯国内相对的稳定,虽然代价是外交政策上吉尔吉斯倒向俄罗斯。

所以个人认为议会制纵然有优点,却破坏了国家政治体系最重要的原则之一。


今天先写这些,下周会继续有读书体会,加入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读书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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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4-8 22:2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4-8 22:36 编辑

今天写点个人的一些心得,主要说一说普京与统一俄罗斯党不断变化的关系及其政治影响和要达到的效果,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游戏或者说政治安排,意在维护普京在08年-12年任职总理期间能够依然掌控着俄罗斯的最终决策权。

在此之前,先简单说一下君主制,共和制,党派政治的个人理解。



1 君主制与共和国

君主制与共和国最大的区别在于国家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

在君主制下,一个王国是私有的,归君主所有(中国古代也说天子),国库收入理论上名义上归君主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的私有赋予了君主无上的权力,能够对其进行限制的只有道德和政权是否会被推翻。

共和国,国家是不归私人所有,而是公有,名义上领导人成为了人民的公仆,这也直接削弱领导人的权威,至少很多东西是不能公开拿出来说的。

2 党派政治,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游戏。

共和国的兴起让党派政治成为了可能,既然是共和了没有了君主,那么就需要有新的政治主体来团结和绑定政治参与者和上层建筑的利益,于是党派政治取代了君主制时期的无党派政治,成为了共和国阶段的政治主体,目前世界所有的共和国内部的政治都是以政党为主体展开的。

党派政治与君主制下无党派政治最大的区别在于党首与党派的关系相对君主制下君主与“群臣”的关系发生了至少名义上的变化。党首代表的是一个党派,首先必须代表党派的利益,否则在党内将失去支持,换言之党首与党派的关系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同时也有代表与被代表,赋予权力与接受权力的关系。这与君主制下君臣的关系出现了从名义到实质上重大的不同,至少“君臣”已经不能挂在嘴边天经地义地提起了。

个人认为,在党派政治中,制度是否成熟,有无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导者的个人素质是决定党派政治是否能够驾驭国家领导者是否可以驾驭党派大体不受其制约进而进行治国理正的三大条件。

当今世上党派游戏玩得最过火的无疑是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在2008年从总统位置上走下来的普京“同意”出任统一俄罗斯党主席,由于不再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普京是很担心梅德韦杰夫会不会成为“真正的总统”的,而凭借党首一职,自身任职总统期间建立起来的在政治精英内部的权威以及主要的人事安排,普京控制了政府,议会,军队,情报部门,让俄罗斯真正的最高决策机构不再是总统府邸,而是普京的总理办公室。达到的实际效果是通过任职党首,普京将梅德韦杰夫这个“总统”与党派和主要政治精英分割开来。梅德韦杰夫任职总统期间曾经多次猛批统一俄罗斯党(议会第一大党),凸显对自身有总统之名而无总统之实的不满,但无论怎样不满,普京任职总统期间一直牢牢地掌握着这个国家最终的决策权。


在2012年锁定总统职位后,普京需要请辞统一俄罗斯党党首一职,而转由梅德韦杰夫任职党首。然而,4年后,这一变化的意义已经完全不同。因为普京已经名正言顺地成为国家最高元首总统,再加上他的个人权威以及人事安排,普京重新将国家的最高决策地点“搬回”了总统府邸,总统又成为了俄罗斯名正言顺名副其实的政治生活的中心。

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再是党首(甚至不是党员),理论上普京与统一俄罗斯党的关系就是完全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不是代表与被代表,赋予权力与接受权力的关系,普京的权力和权威因此是增强了,而不是被削弱了,这与4年前有天壤之别。

而梅德韦杰夫能有一个辅政的资格与否都要看与普京的关系是否能够维持。一旦无法维持,普京随时可以更换总理,实际上俄罗斯的几位副总理更是普京的左右手,而梅德韦杰夫在7年或14年之后很难接替普京成为新一届的俄罗斯总统,这是由信任关系决定的。


我们看到,08年和12年俄罗斯政坛发生的这两件大事性质一样,却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和意义,而普京则利用与统一俄罗斯党的关系,党首位置的变化一直牢牢掌控着俄罗斯。


应该说,这样的政治手法一方面说明了普京的政治手段,另一方面也解释了俄罗斯政治体制的不成熟,至少与美国相比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容易产生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08年-12年间俄罗斯就一直处在这样一种名义上的最高权力者并非实际上最高权力者的名不副实的情况,容易产生政治不稳定,实际上在2010年和整个2011年总统府和总理办公室都在“内斗”,只不过普京的控制过于牢固,个人政绩,权威和能力非梅德韦杰夫可比才让俄罗斯相对稳定地实现了过度。

如今的俄罗斯终于进入了内部稳定的阶段,可以预见未来7-14年俄罗斯内部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不大,但俄罗斯依然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梅德韦杰夫这个总理没有享受到重要的与其地位相符的权力,这是过去梅普斗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收场有待观察。

十八大和两会中国在顶层设计上出现了调整,现在可以认为中国已经基本扫清了顶层设计上一些障碍,政治局常委“制度”日趋成熟,似乎找到了集权,分权与分工的平衡点,至少已非10年前可比,算得上是政治制度上的进步,更加制度化了。

过去十年,中俄国力增强的同时,内政上都过了一个槛,顶层设计制度化会越来越成熟,这是能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较量的一个重要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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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4-12 19:42 | 显示全部楼层
到周末了,明天再写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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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4-13 14:4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4-13 14:51 编辑

三. 优柔寡断的弱国与容易激进的强国以及中澳关系。

与司马光相比,《君主论》系列的作者马基雅维利的书不够宏伟,不够大气,不够精细,至少没有司马光的呕心沥血和洋洋洒洒,缺乏贤者风范,有些想法似乎过于偏激甚至被部分人认为是阴谋论者,

以中国正统观点看难登大雅之堂,但没有人会否认马基雅维利是一个看重实效的人。单从仕途来看,马基雅维利比司马光要成功,要长久,这也决定了他是一个比司马光实践经验要丰富的人。

个人看司马光和马基雅维利就好比金庸和古龙,正所谓博取众家之长,金庸和古龙都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今天要讨论的是马基雅维利《论国家》长的一篇 --  弱国总是优柔寡断,决策迟缓总是有害。

既然是论国家,那么这条原则的适用范围就主要体现在国家间关系中。个人看,尽管不是100%正确,但这绝对是一条经典的原则: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无论商讨任何事情,都应当迅速做出正确的决定,而不应该总是举棋不定或者说些对解决实际问题毫无帮助的大道理。”

文中举例:“这可以从拉丁人想脱离罗马人而召开的那次会议中看出。因为罗马人提早预见了拉丁人的这种危险的意图,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也为了看他们是否能不使用武力让拉丁人回心转意,罗马人要求拉丁人派八名公民到罗马,他们要与这些人进行商议。拉丁人知道自己做了很多违背罗马人意愿的事,就召开了一次会议来决定去罗马的人选,并讨论让他们说些什么话。军师执政官安尼乌斯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说‘在我看来,当务之急应该讨论怎么做而不是说什么,因为当这些人选决定了要做什么的时候说些什么也就很好决定了。’这是每个君主和共和国都应真心接受的建议,因为当我们不知道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要说些什么相应的话。但一旦我们下了决心,一旦我们决定了要完成某项计划时,那也要说些什么话来宣告这个计划就是小事一桩了。我非常注意了解这方面的事情,因为我常常发现模棱两可的言论会妨碍我们的公共事务,使共和国蒙羞。因此,当遇到难事犹豫不决时,最需要的是勇气,软弱的人做决断总是闪烁其词,说话模棱两可,比模棱两可的决定更有害的是那些迟缓的决定,尤其是那些援助盟友的决定。”

这段话说的是决策,侧重点在于胆识,如果说良好的判断告诉一个人该去做怎样的决策,胆识则是在难以决断的时候要有做决策的勇气,最糟糕的决策是不做决策。

个人认为这里应该有两层含义:

1. 弱国总是优柔寡断是因为深处漩涡中的弱国无论做怎样的决策都会有很大的副作用或者说可能的副作用,造成一种顾此失彼的感觉甚至是假象,正所谓里外不是人,任何决策都有后果,而且很难说哪种决策更佳,因为决策的后果具有不确定性。

我们在当今国际关系中能够看到诸多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几乎全部处在大国地缘政治版图的边界,如朝鲜半岛的两个国家,日本,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蒙古,澳大利亚,菲律宾,越南等国家。

这些国家在相关大国关系稳定的时候大体上能够活得安稳,但一旦大国实力对比和大国关系发生变化就将面临两难的抉择中,而这种抉择是痛苦的。

其中格俄美矛盾在2008年爆发,吉尔吉斯在2010年被普京推翻了政权,而与中国有直接关系的是南海,东亚,和亚太的一些区域相关国家。

2. 大国怎样在强硬,施压,拉拢,施恩中选择自己合适的策略,达到自己的目的。

大国施压而逼迫小国妥协的例子比比皆是,已经不值一提,但偶尔也会出现失败的例子:

经典的例子有60年代的中苏关系,曾经亲密无间,从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利益,历史选择(朝鲜战争让中美彻底决裂)几乎全部一致的中苏关系由于苏联的过于强硬而成为了对手,逼迫中国在外交上选择与美国发展关系,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重新定义了苏美中三国的关系。

另外一个失败的例子是几个月前的俄土关系,因为俄罗斯向叙利亚运输武器而引起土耳其不满,埃尔多安与普京硬碰硬,结局当然是普京占了便宜,但也导致土耳其倒向了北约。在这场较量中,两边的领导人都是迅速做出决策,你来我往毫不含糊,但是我个人认为普京的决策有待商榷,至少在结果看十分不理想。他可能在做决策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土耳其内政对埃尔多安的影响,普京并没有给予埃尔多安作为一个区域大国领导人应有的尊重和面子,造成埃尔多安只能做出倒向北约的决定。


下面简单说下中澳关系在过去几年的演变,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以及中国可以选择的策略:


本世纪的前8年是中澳经贸往来迅速发展的8年,这8年中澳双边贸易发展过于迅速以至于在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已经别无选择只能选择与中国“同舟共济”。在09年中澳关系经历了滑坡之后,10年开始关系开始恢复,但在2010年澳大利亚内政发生剧变和吉拉德在2011年那次十分不成功的访华之后,两国关系又陷入停滞,直到本月出吉拉德访华后,两国关系才重新走向了上升轨道。

在此期间,澳洲内政,来自加拿大,非洲,俄罗斯的竞争,中澳之间强劲的贸易关系(即便在两国关系有起有伏的情况下,双边贸易依然连创新高已经达到1200-1300亿美元),人文往来都在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让中澳关系始终没有破裂,为最终的回暖创造了条件。

澳大利亚在这场关系中的决策就是非常典型的“犹豫不决”,从陆克文,到2011年的吉拉德都是在中澳与美澳关系,意识形态与经济利益,党派斗争与外交政策中犹豫与选择。

在吉拉德访华后,中澳关系在加强,实际上是中国在使澳大利亚一点点地做出选择(尽管口头上依然是不再中美中做出选择),但中澳关系越强劲,越有内容,越互利,那么美国可以给澳大利亚施加的影响力就越低,相反中国能够给澳大利亚施加的影响力就越大,这是显而易见的。

个人认为,过去两年中国对澳政策在吉拉德这次访华后可以被认为获得了成功,但只要中美实力对比没有发生颠覆性的改变,那么中国的对澳政策就依然不能激进,因为就像土耳其,澳大利亚在安全利益受到巨大冲击的时候是有美国可选的,中国的军事辐射半径暂时覆盖不到澳大利亚。

要点在于让澳大利亚一点点地做出选择,施加与中国筹码相符的压力,以澳大利亚内政环境和外交考虑大体能够接受的节奏推进两国关系前进,这是成功的经验,也应该继续实施下去。

中澳关系的下一步的发展在中方看有几个可观察的指标,排序不分前后

一. 自由贸易协定的进展与签署,以怎样的条件发展与签署;

二. 澳大利亚阿富汗撤军的实施;

三. 中企在澳经济利益是否能够得到保障和尊重;

四. 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澳大利亚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是否有足够的实效;

五. 两国军事关系的发展。

每隔半年到一年我们都可以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一看在中方眼中两国关系发展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当中美实力对比发生重大改变之时,澳大利亚这个艰难而漫长的决策就到了终点。

点评

国家政策是大利益集团的妥协的产物  发表于 2013-4-21 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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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4-17 23:2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4-18 10:41 编辑

《资治通鉴》 第一卷, 周威烈王 二十三年 (公元前 403年)

“夫以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


最初接触到这句话的时候是在2005年,记在脑中的是一句“五长而陵于人”要不得,这实际说的是一种傲慢,自身有长处有优势容易产生优越感,产生傲慢就难以和他人和睦相处。回想起来,之前自己对这句话的理解还是不够,正所谓当局者迷,也许只有经历了惨痛的教训之后才能真正明白和体会到个中道理,反省和反思是必要的。


言归正题,这句话的来源是《资治通鉴》第一卷,三家分晋之后的一段历史:

当初,晋国的智宣子想以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说: “他不如智宵。智瑶有超越他 人的五项长处,只有一项短处。美发高大是长处,精于骑射是长处,才艺双全是长处,能写 善辩是长处,坚毅果敢是长处。虽然如此却很不仁厚。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而做不仁不义的恶事,谁能和他和睦相处?要是真的立智瑶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灭亡。 ”

这里说的是相人,虽然智果认为智瑶的问题在于不仁义,但在我看来实际上所谓的不仁义是来自于基于自身五贤的傲慢,对于自己的过分自信而轻视他人感受甚至造成刚愎自用,这里用傲慢来代替不仁义更加合适,而傲慢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品质。

最终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提醒,坚持选择了智瑶,而恰恰是因为智瑶的傲慢和刚愎自用(这与强势是不同的)导致因为待人接物严重失礼树敌过多(智瑶甚至当面戏弄和侮辱他国国君和国相),四面楚歌,在自身实力最强的情况下被韩魏赵三家围剿,智家从此灭亡,智瑶惨死,头骨成为赵襄子的饮具足见两人仇恨之深。

司马光总结将要点归结到了德与才的关系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智瑶的灭亡在于才胜于德,其德行无法驾驭其才华能造成了惨剧的发生。

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

随后,司马光因小见大陈述了自己有关选人用人的方法:

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何止智瑶呢!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司马光的观点个人看十二个字可以概括,即“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远离小人”,司马光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用小人的人,宁可用无才和同样无德的愚者也不用有一定才华而无德的小人,他认为愚者即使带来危害也会因为头脑不够用不会有小人的危害大。个人看这既反映了他的用人观更是他政治理念的体现,足见“德”在司马光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这段话的另外一个要点是在选人用人时容易犯的错误是“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

个人认为,司马光的选人用人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完全正确的,是一条需要坚持的原则,但现实情况里往往不会这么完美,用人者在个别情况下必须学会如何驾驭小人而用其才华才能达到目的,而不处在选人用人位置上的人更应该学会如何与小人相处,适应不完美的环境才能生存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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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4-20 23:0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4-20 23:12 编辑

《论君主》 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切从实际出发,与偏重从历史角度看问题的司马光不同,马基雅维利说话大胆,少有忌讳,不受道德制约,个人看符合西方的现实主义做法。

马基雅维利在论君主时(君主如何对待自己的臣民)就贯彻了这种现实主义作风,过于现实以至于他要在开篇时忏悔自己有些“放肆和冒昧”。但正如他本人所说,如果读者想得到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那么就必须着眼于实际情况,而不是不切实际的大道理。


1. 在现实社会里,你必须知道“实际该怎样做”而不是理想社会中的“应当怎样做”。由于周围都是谋求利益的人,一个人如果事事立誓行善,那么此人必将遭到毁灭。

积德行善是存在于中国传统道德观念里的,马基雅维利不否认行善是道德的,却认为君主的工作是基于现实的,而不是建立在理想中。因此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若想保持自己的王位就必须学会怎样运用不正当的手段达到目的,并且还要懂得在什么情况下选择使用这种方法。

更进一步,马基雅维利提出君主必须有足够的审慎和远见,懂得避开使自己王国的恶行,并且如果现实需要的话保留那些不会招致王国的恶行,而如果某些恶行能够挽救国家或对国家有利,君主完全没必要担心别人的指责和责备,更没有必要自己感到良心不安。因为很简单,某些善行看起来虽好,有时候却会起反作用,招致国家的灭亡;有些恶行虽然看起来不好,却能起到优良的效果,能带来安全和幸福。

这段话实际说的是“雷霆手段菩萨心肠”,目的和手段的关系。

2. 君主如何选用臣子---马基雅维利的独特观点。

对于君主来说,遴选大臣确实是一件大事。大臣的性格和才能,取决于君主的明智审慎。人们对于君主智慧的判断,往往是通过观察他左右的人们得来的。君主如果在选拔重要官员上出错,那将是他最大的错误。

显然,和司马光一样,马基雅维利同样把选人用人当做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只是他给人的分类与司马光大不相同,他认为:

人的头脑有三类:一类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一切;一类是能够理解别人所说明的事情;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任何人即使自己缺乏创见,但能够对于他人的言行具有鉴别力,也就能够识别大臣的人格与品质,而适时适当地进行惩罚或者褒奖,大臣也就不敢指望能蒙骗他,从而保持住善良。

我们清楚地发现与司马光靠德才来划分人才的方法不同,马基雅维利的人才观是唯才是举,在他的人才观中没有“德”字,而是以人的头脑给人才分层次。他同时认为,大臣是否善良取决于君主能否识别大臣的人品与品质,进行适当适时的惩罚或褒奖,那样大臣也就不敢指望蒙骗他,从而保持住善良。

对于德的看法两位大家竟然有如此大的不同看法个人看还是在于侧重点不同,司马光性格偏忠厚受正统贵族教育曾经是名臣的典范,在中国传统政治道德体制下与司马光打交道的恐怕过多的是有一定修养的君子,他用人观的侧重点在于首先维护政治道德,使朝纲被维持在一个较高的道德水准上,是良策;而马基雅维利用人观的侧重点在于用手段约束大臣,使其不敢蒙骗君主,从而保持住善良。

个人看,要想维持朝纲,司马光的选人用人观值得推崇,毕竟君主不可能与大量官员直接打交道,还是需要道德去保持大臣们的善良,同时站在道德高点上;而对于君主所能接触到的小圈子和重要朝臣(在共和国中主要是中央政府内阁和一些主要地方负责官员),马基雅维利的人才划分和用人手段更加现实,值得推崇。


马基雅维利甚至提出了一个如何识别大臣行为的百试不爽的方法:看大臣的所作所为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还是为君主着想。如果大臣的所作所为都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就不是一个好大臣,不值得信赖,因为他是国家的栋梁不应该有私心。然而,反过来说,为了使大臣保持忠贞善良君主也必须常常为大臣着想。赐予他财产让他感恩戴德,赐予他荣耀使他尽职尽责,最重要的是让他明白:离开君主,他将一无所有,毫无依靠。众多荣耀使他高贵,有尊严,大量财产使他不再贪婪,许多指责使他尽职尽责。如果君臣之间处于这样一种关系,那么他们就可以相互信任了;反之,只能相互猜疑。

这里说的是一种君臣关系的最佳状态,即司马光曾经享受的贤君名臣的关系, 臣子首先为君主着想,君主反过来关心臣子,相互信任牢不可破。

结语:马基雅维利和司马光是两种人,如果可以任何一个君主都想同时拥有这两个人为自己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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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4-24 23:0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4-24 23:08 编辑

《资治通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  魏文侯三事

1. 守约

魏文侯与群臣饮酒,奏乐间,下起了大雨,魏文侯却下令备车前往山野之中。左右侍臣问:“今天饮酒正乐,外面又下着大雨,国君打算到哪里去呢?”魏文侯说:“我与山野村长约好了去打猎,虽然这里很快乐,也不能不遵守约定!”于是前去,亲自告诉停猎。

这是一个有名的段子,说的是国君的为人(而非处理公务),不以事小而轻易不守约。很显然,这样的事魏文侯派人告诉山野村长就可以了,但魏文侯认为这是私约,还是亲自前往告知停猎。魏文侯在私事上不以国君自居,保持了一个自然人的美德,得到群臣的尊重。

这里实际上说的是君主怎样赢得他人尊重的一个事例。


2.仁德

魏文侯派遣乐羊攻打中山国,攻占了中山国(后),(就)把中山国封给了自己的儿子魏击。魏文侯问群臣:“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大家都说:“您是仁德的君主!”(只有)任座说:“国君您取得了中山国,不把它封赏给您的弟弟,却封给自己的儿子,这怎么能说仁德君主?”魏文侯勃然大怒,任座被赶出去。魏文侯接着又问翟璜,翟璜回答说:“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问:“你凭什么知道?”回答说:“微臣我听说国君仁德,他的臣子就敢直言。先前任座的话很耿直,于是我知道您是仁德的君主。”魏文侯很高兴,派遣翟璜去宣召任座回来,还亲自下殿堂去迎接,奉为上客。

这又是一个讲君主为人处事的名段子,说的是君主的仁德会让臣下耿直,不吝惜说实话,这里说的是仁德是一种美德,同时也是一种技巧,懂得如何拿捏分寸,鼓励下属说真话。

实际上,这里面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机智的翟璜,用巧妙的方法化解了这一场小冲突,既维护了魏文侯的权威赞扬了他的美德而且保护了耿直直言的任座。

3. 臣子本分,看人,结党与选相

魏文侯问李克:“先生曾经说过:”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现在我选相不是魏成就是翟璜,这两人怎么样?“李克回答说:”下属不参与尊长的事,外人不过问亲戚的事。臣子我在朝外任职,不敢接受命令。“魏文侯说:”先生不要临事推让!“李克说道:”国君您没有仔细观察呀!看人,平时看他所亲近的,富贵时看他所交往的,显赫时看他所推荐的,穷困时看他所不做的,贫贱时看他所不取的。仅此五条,就足以去断定人,又何必要等我指明呢!“魏文侯说:”先生请回府吧,我的国相已经选定了。“李克离去,遇到翟璜。翟璜问:”听说今天国君召您去征求宰相人选,到底定了谁呢?“李克说:”魏成。“翟璜立刻忿忿不平地变了脸色,说:”西河守令吴起,是我推荐的。国君担心内地的邺县,我推荐西门豹。国君想征伐中山国,我推荐乐羊。中山国攻克之后,没有人去镇守,我推荐了先生您。国君的公子没有老师,我推荐了屈侯鲋。凭耳闻目睹的这些事实,我哪点儿比魏成差!“李克说:”你把我介绍给你的国君,难道是为了结党以谋求高官吗?国君问我宰相的人选,我说了刚才那一番话。我所以推断国君肯定会选中魏成为相,是因为魏成享有千钟的傣禄,十分之九都用在外面,只有十分之一留作家用,所以向东得到了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这三个人,国君都奉他们为老师;而你所举荐的五人,国君都任用为臣属。你怎么能和魏成比呢!“翟璜听罢徘徊不敢进前,一再行礼说:”我翟璜,真是个粗人,失礼了,愿终身为您的弟子!“
这一段比较长,说的是魏文侯选相,也就是最重要的辅政人选。这里有三点:

1)臣子本分。

李克所说的为臣之道“下属不参与尊长的事外人不过问内眷的事。臣在朝外任职,不敢妄议朝政。” 虽然魏文侯一阵见血地指出先生不要临事推卸责任,但李克所说确实符合常理,没有特殊原因,不在朝内任职而妄议朝政是不守本分。

2)看人。

李克提出了看人的五条“看人,平时看他所亲近的,富贵时看他所交往的,显赫时看他所推荐的,穷困时看他所不做的,贫贱时看他所不取的”。这五条是智者之言,这世界没有完美的人而且用人者往往面临各种不完美的乃至特殊情况,但作为选人者在看人的角度说这五条是很有说服力的。

由于魏文侯面临的是选相,李克这样说是在暗示魏文侯要看两个候选人中在自己显赫的时候推荐的人,以此来作为选相的标准,实际上李克等于已经告诉魏文侯自己的意见是魏成了。

3) 结党。

翟璜由于推荐了李克,对于魏文侯会听李克的意见选择魏成十分不满。而李克指出魏成把自己的俸禄拿出一大部分去获得英才,他推荐的人都被魏文侯奉为老师,翟璜推荐的人都被魏文侯当做臣子,所以高下已见。

个人看法,实际上魏文侯在问李克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了一定的主见,甚至是拿定了主意,原因是李克后面提到的魏成推荐的人都是魏文侯十分满意且尊重的英才。那么魏文侯询问李克,一来是询问意见,二来有试探李克是否与翟璜结党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暗示。

李克深明其理,小心谨慎却中肯客观地推荐了魏成的同时也是在避嫌,这可以从他回答翟璜时提到翟璜推荐自己是为了结党吗看出些端倪。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荐人的人会否与被推荐的人结党?个人看,推荐人的人与被推荐的人相互之间当然会有良好的个人关系,看是否结党的关键还是马基雅维利的那条百试不爽的标准:是否为君主着想即为公着想。如果是,那么这种良好的个人关系是不犯私的,而一旦超越了这条界限而相互牟利,那么即使没有相互谋划也已有了结党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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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4-27 14:0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4-27 14:09 编辑

《资治通鉴》第十卷 汉高帝三年(公元前204年)

夫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

兼谈叙利亚局势的演变。



1. 郦食其献策刘邦 -- 重扶六国后裔

楚军屡次袭击截夺汉军运粮的通道,汉军粮食短缺。汉王与郦食其谋划削弱楚国的实力。郦食其说:“从前商汤讨伐夏桀,将夏桀王的后裔封在杞国;周武王讨伐商纣,将商纣王的子孙封在宋国。如今秦朝丧失德行、背弃道义,侵伐各诸侯国,灭掉他们的国家,使诸侯的后代生无立锥之地。陛下若真能重新扶立六国的后裔,当今六国的君臣、百姓都对陛下感恩戴德,无一不向往陛下的风范,仰慕陛下的仁义,甘愿做陛下的臣民。如此德义已经施行,陛下即可面向南称霸天下了,楚王也必定会整理衣冠而前来朝拜。”汉王说:“好!赶快去刻制印玺,您就可带上它们出使各国了。”


楚汉争霸时,汉军总被楚军袭击粮道,郦食其献策刘邦扶植六国后裔以削弱楚国。该策源自商汤和周武王善待前朝的子孙且封在臣属国,以此积德,而秦朝在灭掉六国后背弃道义不给诸侯的后代立足之地,是其灭亡的原因之一。

个人看,郦食其献策的逻辑在于想借助刘邦在道义和名义上的优势以行善为名行天子之实,虽无实利却可约束楚国,迫其臣服。

2. 张良极力反对 -- 陛下事去矣

 郦食其尚未起程,张良从外面回来谒见汉王。汉王当时正在吃饭,说道:“子房,你过来!宾客中有人为我策划了削弱楚国实力的办法。”随即把郦食其的话都告诉了张良,说:“你看怎么样呀?”张良道:“什么人为陛下谋划了这个计策?陛下统一天下的大事要完了!”汉王说:“为什么呢?”张良答道:“我请求借用您面前的筷子,来为您指划一下:从前商汤、周武王之所以封立夏桀、商纣王的后裔,是估量到自己可以掌握住对他们的生死大权。而如今陛下能够制项羽于灭亡的命运吗?这是不可封六国国君后代的第一个理由。周武王进入殷商,在里门表彰商纣王时的贤人商容的德行,释放了被囚禁的箕子,翻修比干的坟墓。而如今陛下能够这样做吗?这是不可封六国之后的第二个理由。周武王曾经发放商纣王巨桥粮仓的粮食,散拨鹿台府库的金钱,以赈济贫苦百姓。如今陛下可以这么做吗?这是不可封六国之后的第三个理由。殷商灭亡后,周武王把战车改作普通的乘车,倒置兵器,以向天下人表示不再用兵。如今陛下能这样做吗?这是不可封六国后代的第四个理由。把战马放养在华山的南面,以显示再无战事战马无用。如今陛下可以这么做吗?这是不可封六国后代的第五个理由。将牛放牧到桃林的北面,以表示不再用它们运输粮草辎重。如今陛下能够这样做吗?这是不可封六国后代的第六个理由。天下远游的士子,所以要远离自己的父母兄弟,抛弃自己祖先的坟墓,离开自己的老友,跟随陛下辗转奔波,为的就是得到那日思夜想的一点点封地。倘若今天重新封立六国国君的后裔,使天下远游之士各自回去事奉他们的君主,伴随他们的父母妻儿,返归他们旧友、祖坟所在的故土,那么陛下还依靠谁去夺取天下呢?这是不可封六国之后的第七个理由。况且当今只有楚国强大,尚无超过它的,假如复立的六国后代重又屈从楚国,那么陛下还怎么使他们臣服于汉呢?这是不可封六国之后的第八个理由。如若真的采用了那位宾客的计策,陛下统一天下的大事可不就完了吗!”汉王听了这番话后饭也不吃了,吐出口中的食物,骂道:“这个迂腐的书生几乎坏了老子的大事!”立即下令赶快销毁那些印玺。


张良一连点出八点理由,其中前六点都是商汤和周武王在扶植前朝后裔时额外做到而刘邦却无法做到的,其根本在于他们已经掌控了局势,在这种情况下施善是一种品德而被天下人所接受,有利于国家稳定。

而如今的刘邦显然没有掌控全局,楚汉争霸形成焦灼局面且楚国实力更强,处在劣势位置的刘邦想通过施加德行来让楚国臣服是不现实的,反而会在过程中削弱自己的实力甚至培养自己无法控制的可能臣服于楚国的六国后裔。

刘邦听了张良的献言,下令销毁了即将发给六国的玉玺,避免了错误的策略。

3. 荀悦论曰:夫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  

荀悦评论说:确立决定胜负策略的方法,要点有三:一是形,二是势,三是情。所谓形,说的是整体来看得与失的趋向;所谓势,说的是对临时情况灵活应付和对进与退随机应变的形势;所谓情,指的是意志坚定还是懈怠的实际心理。所以采用的策略相同,所遇的事情性质也相同,而取得的功效却不一样,即是由于这三个方法各有不同性质的缘故。

当初,张耳、陈馀劝说陈胜借恢复六国,来为自己培植党羽;郦食其也是这样劝说汉王刘邦的。之所以劝说的内容相同,得与失却各异,是因为陈胜起事时,天下的人都想要灭亡秦朝;而如今楚、汉的胜、负之分还无定势,天下的人未必都想要项羽覆灭。所以重立六国的后裔,对陈胜来说,是为自己广植党羽而给秦朝增树强敌。况且陈胜那时并没能独占天下之地,即所谓把不是自己的东西取来送给别人,行施恩惠之虚名,获得福益之实惠。但重立六国之后,对汉王来说,却是所谓的分割自己拥有的东西去资助敌人,空设虚名而实受崐祸害。这便是所做的事情相同,可得与失的趋向已各异的例子。


荀悦提出了确立决定胜负策略的方法,即我们常说的形势外加不常被提起的情,前者说的是整体看得与失的趋势,趋向和针对情况灵活应对和进退上的随机应变,后者说的是策略制定与人的实际心理的关系。

荀悦指出陈胜重立六国后裔是因为当时的“形”是天下都想要秦朝灭亡,因势利导重立六国后裔是在为自己培育党羽增加秦朝的敌人且陈胜的做法是把不是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行施恩之虚名而获实利,而对刘邦来说却是用自己的东西去资助可能的敌人。

刘邦欲扶植六国后裔的例子强调的是“形”,即整体看得失的趋向,陈胜立六国后裔的得失趋向与刘邦扶植六国后裔是完全不同的。

谈到宋义劝说项羽,先让秦、赵两国相斗,待秦军疲惫后再乘机攻秦,自己却终被项羽杀了,与卞庄子刺杀老虎时,管竖子劝他等待两虎与牛相搏,双方有伤亡时再乘机刺虎,卞庄子最后果然获得二虎,两次的游说之辞也都相同。但这套说辞,施用在战国时,邻国相互攻伐,没有临时情势变化的危急发生,还是可以的。因为战国局面的确立,日子已经很久了,一次战役的胜与败,未必就会决定一个国家的生存和灭亡。那时的进退变化形势决定了一个国家不能够急于使敌国灭亡,而是进可以凭借有利条件,退也能够自保安全,故可以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乘敌方精疲力尽,再去进攻。这是可以灵活行事、随机应变的形势所造成的。但今日楚、赵两国起兵抗秦,与秦的地位互不相同,安全与危亡的机会,在呼吸的一瞬间就会发生变化,因此进即能建立功绩,退就将遭受祸殃。这便是事情相同,而灵活应付和随机应变的形势、时机已各异的例子。

这一段的要点在于“势”,即根据临时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行事。宋义劝说项羽先让秦赵相斗待其疲惫后再乘机攻秦,却被项羽杀了;而卞庄子刺杀老虎时却听从了管竖子的建议待二虎相争疲惫之时再乘机刺虎获得二虎。

两人游说言辞相同却得到了不同的效果,根本原因在于一个“势”字。楚赵攻秦是一锤子买卖,必须竭尽全力,生死存亡在于一站,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宋义的建议是在这样一种局面下削弱己方战斗力的提法,所以被项羽杀了。而在战国时期,一次战役的胜败未必会决定生死存亡,伺机而动坐山观虎斗是可行的良策。

汉军攻打赵国的战役,韩信率军驻扎在地形不利的水边上,但赵军却无法打败他;彭城遭陷落一仗,汉王也在睢水岸边作战,但士兵却被赶入睢水,楚军大获全胜。这是为什么呢?赵军出国迎战汉军,见到可以打嬴就前进,知道难于取胜就后退,怀着关顾自身存亡的心理,毫无出阵拼死一搏的打算;而韩信的军队孤立无援地列阵在水边,士兵背水作战,不进就必死无疑,故将士们都不怀二心,抱定决一胜负的信念。这即是韩信所以能获胜的原因。汉王深入敌国,摆设酒宴盛会宾朋,士兵们享受安逸欢乐,求战心理不稳固;而楚军凭着它的威势却丧失了自己的国都,将士们都义愤填膺,急于挽救败局,无畏惧地奔向死亡,以决出一时的胜败命运。这便是汉军所以又失败的原因。况且韩信挑选精兵坚守阵地,赵军却用瞻前顾后的士兵去攻打他;项羽选择精兵发动进攻,汉军却用怠惰散漫的将士去对付他。这就是所做的事情相同,而坚定与懈怠的心理已各异的例子。

这一段讲的是“情”。即人的心理对策略选择的影响,我们常听到的例子有破釜沉舟,意志懈怠与意志坚定得到的结果会大不相同。


4. 故曰:权不可豫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

    所以说,应事的权宜机变是不能够预先设计的,事态的变化是不能够事先谋划;随时机的转动而转动,应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是制订策略的关键。

个人看,这里说的是因为形势情的不同,制定策略时难以预先设定目标,更难以预料到各种情况的变化,而是要随机应变,灵活应付,以期达到最佳的结果,这是制定策略的关键。


5. 叙利亚局势的演变

叙利亚冲突至今已经持续两年多近三年,从一开始的暴民运动发展被他人利用的内战和大国和区域国家间的明争暗斗,去年甚至险些挑起土叙战争。

在这个过程中,形势再三发生变化,其中有几个重要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初期暴民运动引爆了叙利亚内部长期存在的各种矛盾,叙利亚政府压制不成,造成反对派逐渐形成。

我们注意,在这个阶段美国人的做法是伺机而动,引诱局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不下大的赌注。原因在于在这个阶段,并没有形成阿萨德必倒的形势,暴民运动让阿萨德失去了人心,权威,美国人做的是进一步腐蚀其合法性,在这个阶段美国人愿意让欧洲盟友们打前阵,自己不做投入,至少不做大的投入。

随着阿萨德的逐渐失势和叙利亚局势的进一步升级,美国人开始召开叙利亚之友会议,另立新君,有了自由军和全国委员会,一系列的冲突后,阿萨德政权进一步不稳定,出现了高级将领和核心官员叛逃事件,形势发生了对阿萨德非常不利的改变。

第二个阶段是2011年叙利亚国防部爆炸案,国防部长以及几位核心安全部门的官员被炸死,阿萨德曾经一度生死不明。

这是叙利亚局势对于阿萨德来说最危险的时候。一来,这样的事发生说明其内部被深度渗透,阿萨德本人在确定哪里出现问题后不会相信任何人,甚至消失多日,这会严重影响到他自己的意志力以及外界对政权的信心;二来,战事吃紧,在欧美和土耳其支援的鼓舞下,自由军一度控制了诸多重要城市,甚至将战事延伸到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三,恐怖袭击事件笼罩大马士革,党派总部,陆军总部,电视台总部等等区域连续受到爆炸袭击,阿萨德政权的核心没有安全可言,政权内部人人自危。

应该说,到了这一步,虽然在实力和表面上看阿萨德政权与反对派相比有优势,但阿萨德已经摇摇欲坠了,离崩溃只有一步之遥,俄罗斯在这个时候都已经派特使暗示阿萨德做“对国家有利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美国,海合会,欧洲国家在多个方向上给阿萨德施压,媒体甚至曝光海合会在土耳其的训练基地和沙特武器运往土耳其的情况。

此时的形势对于阿萨德来说是生死攸关,稍有闪失和一个决策失误或者一个意外都可能让其政权崩溃走步卡扎菲的后尘。

第三个阶段是叙利亚逐渐进入了长期化的局面。

在自身求生欲的驱使和盟友特别是伊朗及俄罗斯坚决的帮助下,阿萨德政权挺过了最艰难的时候,逐渐在战场上收复失地,稳定了军心,并且维护了首都地区的基本安全。

而反对派犯下了几个错误,滥杀无辜,绑架,暗杀无所不作,而且还被电视镜头捕捉到当场杀人的情况,即不行仁义。叙利亚民众一开始对政权有种种不满走上街头,但是他们发现动乱是自己更不愿意看到的,而反对派并没有行善,而是经常做出种种恶行,其道德高点已经不复存在。我个人不相信叙利亚人还会相信反对派所谓的种种道德说辞,他们要的是稳定,是安全。

到了现在,叙利亚局势显然已经不是一两场战役和一两次暗杀所能决定的了,区域力量的均衡使他会长期化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出现了第三方力量,不忠于两派任何一方的独立势力。我想美国人在这里依然审慎对待向反对派进行直接的武器援助确实是怕损耗自己的实力而支持了不受自己控制的势力甚至援助了自己的敌人,这和刘邦不扶植六国后裔的道理是一样的。


而在这样一个时候,美国人祭出了生化武器大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人是没有底气的,想说叙利亚使用了生化武器却又不确定说要调查,英国采用了相似的论调,这是明显的踩人又不想负责和干预的做法,其目的在于用这种办法陷阿萨德于不义。既然之前的民主,自由,人权大旗都已经无法起到作用,那么“生化武器”就成为克里们的另外一个让反对派处于被同情和道义高点的美式武器。

几乎可以肯定,在当前局势下阿萨德没有动机没有必要去使用化学武器,化学武器不过是美国在玩的一个新的游戏。


在过去中国曾经在安理会力挺叙利亚,那是因为当时的形势危急,在叙利亚俄美已经快分出了胜负,中国如果不帮一下俄罗斯恐怕就可能没有机会了,美国做大当然不利于中国,在叙利亚局势相对稳定后,中国实际上在叙利亚已经抽身,坐山观虎斗,保持中立,不做投入,其根本原因也是形势的转变让叙利亚局势走向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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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1 21:5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5-1 22:26 编辑

《资治通鉴》 第一卷 周烈王六年

“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

齐威王召见即墨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任官,每天都有指责你的话传来。然而我派人去即墨察看,却是田土开辟整治,百姓丰足,官府无事,东方因而十分安定。于是我知道这是你不巴结我的左右内臣谋求内援的缘故。”便封赐即墨大夫享用一万户的俸禄。齐威王又召见阿地大夫,对他说:“自从你到阿地镇守,每天都有称赞你的好话传来。但我派人前去察看阿地,只见田地荒芜,百姓贫困饥饿。当初赵国攻打鄄地,你不救;卫国夺取薛陵,你不知道;于是我知道你用重金来买通我的左右近臣以求替你说好话!”当天,齐威王下令烹死阿地大夫及替他说好话的左右近臣。于是臣僚们毛骨耸然,不敢再弄虚假,都尽力做实事,齐国因此大治,成为天下最强盛的国家。

这一段讲的是齐威王树立的两个典型,以强烈的对比和区别对待让臣僚(即官员)尤其是近臣不敢弄虚假而尽力做事。

2000多年前的古代几乎没有媒体而且难有统计数据,齐威王了解到的地方情况大多靠听,其左右近臣扮演重要角色。即墨大夫上任后几乎每天都有指责他的话传来,齐威王感到奇怪,就派人去即墨查看,看到的是截然相反的现象;而每天都传来好话赞扬他的阿地大夫不但治理不利而且接连犯错。从这两点,齐威王明白了自己的近臣被买通巴结了。

齐威王的处理方式是非常严厉和极端的,他不但重赏了即墨大夫,而且烹死了相关人等,这应该是中国古代最严重的刑罚。

但重要的是为什么齐威王会采取这样极端的措施呢?个人看,这里面自然有怒气的因素,但其深层次原因是齐威王认为这不只是几个近臣的问题,试想如果连自己的近臣都敢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上行下效,整个官僚机构都会有一种怎样的昏暗氛围呢?

正因为如此,齐威王才出了重手,威震群臣,甚至不惜烹死了自己的近臣而牺牲一部分仁德以正朝纲,这是一个理智的正确的决定,事实证明也起到了实际效果。

但齐威王这种做法显然已经不符合现代政治,更何况现代政治是不会容忍事情走到那一步的,远在此之前政权恐怕就已经崩溃了,这更对领导人选人用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之前提到的司马光有关德才的用人标准在整体上是值得推崇的,因为那样用的不只是某一个人,而且是在维护朝纲和政治道德。

纯属个人读书体会,就事论事,要不就很难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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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4 22:4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5-4 23:00 编辑

《资治通鉴》 汉文帝前六年(公元前174年)

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固法之所为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引子

汉文帝开创了文景之治,这是吕后一族外戚专权的混乱政治局面结束之后汉朝迎来的一个繁荣稳定的治世。

汉文帝做了很多正确的决策,采纳了很多重要的意见。《资治通鉴》虽为写史却以古代帝王的重大决策为中心,是一本君臣事迹,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在文帝治国的过程中向汉文帝进谏最多的是两个人:贾谊和晁错。看过电视剧《汉武大帝》的人都知道晁错后来不但成为了太子太傅,并且为景帝最为依仗的智囊之一(结局不佳被腰斩);贾谊则更具有传奇色彩,自幼博览群书,18岁即有才名,21岁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23岁因遭群臣忌恨而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来被文帝召回长安,三十三岁时因为忧伤郁闷而死,他短暂的一生完全彻底地投入到了如何治国的研究中去,著有《治安策》,他给文帝提供了最为完整全面的治国方略,这一点非晁错可比。


今后将逐渐谈谈贾谊和晁错的一些治国的意见(这些意见部分被采纳,部分没有被采纳)。

人的智力,能认识已经发生的事,不能认识将要发生的事。礼的作用在于将某一行为制止在它发生之前,法律则是对已发生的行为进行惩罚。所以法律的作用明显,而礼的作用却难以觉察。用庆赏来奖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罪恶,先王推行这样的政治,坚定不移,实施这样的政令,准确无误。根据这一公正的原则,政治才能像地载天覆一样无偏无私,怎么能说先王不使用庆赏和刑罚呢?然而,人们一再称赞的礼,最可贵之处在于能将罪恶断绝于未形成之前,从细微之处推行教化,使天下百姓日益趋向善良,远离罪恶,自己还没有觉察到。孔子说:“让我断案,我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说我有什么独特的见解,那就是推行仁义,使讼案不再发生。”为君主出谋划策,不如首先确定选择什么抛弃什么,取舍标准一旦在心中确定,相应的安危后果就会表现出来。天下安定不是一天就能实现的,天下危亡也不是一天促成的,都是日积月累渐渐形成的,因此,不可以不观察它的积累过程。君主所积聚的治国方法,在于他选择什么,抛弃什么。选择礼义方法治国的君主便积聚礼义,选择刑罚治国的君主便积聚刑罚。刑罚积聚到一定的程度,百姓就会埋怨而背叛君主,礼义积聚到一定程度,百姓就会和睦而亲近朝廷。所以,君主想要百姓善良温顺的愿望是相同的,只是用来使百姓善良温顺的方法不同,有的用道德和教化进行引导,有的用法令进行惩罚。用道德和教化进行开导的,随着道德和教化的深入人心,民风就会和乐;用法令进行惩罚的,法令使用到极点,民风就会令人悲哀。哀乐的感受,便是应验祸福的东西。秦始皇想尊奉宗庙安定子孙后代,这与商汤王和周武王是相同的,但是,商汤王、周武王广泛推行德政,他们建立的国家得以保存了六七百年;秦始皇统治天下只有十多年就土崩瓦解了。这里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商汤王、周武王决定取舍很慎重,而秦始皇决定取舍不慎重。国家政权好比一个大器物,现在有人安放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便安全,放到危险的地方就危险。治理国家的道理与放置器物没有什么不同,关键就在于天子把它安置在什么地方。商汤王、周武王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上,因而恩德滋润天下,禽兽蔓延,草木富饶,四方蛮夷都受到恩惠,王位留传子孙数十代,这是人所共知的。秦始皇把国家安置于法令、刑罚之上,德和恩没有一样,因而怨恨充斥天下,百姓憎恶他如同对待仇敌一样,几乎锅及自身,子孙被灭绝,这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这不是充分证明了取舍不同后果就明显不同吗?有人说:“要判断某人说的话是否正确,一定要观察他所说的事实,那样,说话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了。”现在,假如有人说,治理国家,礼义的作用不如法令,教化的成效不如刑罚,君主为什么不拿商朝、周朝、秦朝盛衰兴亡的事实给他看呢?

这一段很长,说的是礼和法的关系,更具体地说是德(道德和教化)与法或者说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谈论的是治国而不是治吏,前者包括后者但不等同于后者,后者的治理对象则是一个特殊群体。

在这一段的伊始,贾谊就根据人的智力的特点将礼(德)和法律对于人的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总结:“礼的作用在于将某一行为制止在它发生之前,法律则是对已发生的行为进行惩罚。所以法律的作用明显,而礼的作用却难以觉察。” 即法律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是可见的,道德和教化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见的潜移默化的,因为道德和教化是在某一行为发生之前将它制止。

贾谊充分肯定了赏罚分明是先王推行的准确无误的公正的原则,而由于鼓励和奖励善行(即德)起到的作用和最可贵的地方在于“能将罪恶断绝于未形成之前”,这就给人们一种错觉,法律和法治所起到的作用更直接更有实效,其实这并不是实际情况,而是一种错觉。

贾谊进一步指出,君主的治国方法在于礼与法之间的取舍,有所选择有所抛弃:即文中提到的“选择礼义方法治国的君主便积聚礼义,选择刑罚治国的君主便积聚刑罚。刑罚积聚到一定的程度,百姓就会埋怨而背叛君主,礼义积聚到一定程度,百姓就会和睦而亲近朝廷。”

很明显在贾谊看来,君主(治国者)想达到的最终目的是相同点的,都是为了让百姓善良温顺,让国家社会治理得当井井有条,而礼与法都是手段,起到的作用不同,作用体现出来的方式不同。

贾谊以商周和秦做对比,认为秦始皇与上汤王和周武王都想安定子孙后代,目的相同,但在礼与法两个手段的取舍上商汤和周武王十分谨慎,而秦始皇则把法律即惩罚用到了极点不够谨慎。其中将国家政权比作器物,治理国家与安放器物没有什么不同的一段论述相当经典:

“国家政权好比一个大器物,现在有人安放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便安全,放到危险的地方就危险。治理国家的道理与放置器物没有什么不同,关键就在于天子把它安置在什么地方。商汤王、周武王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上,因而恩德滋润天下,禽兽蔓延,草木富饶,四方蛮夷都受到恩惠,王位留传子孙数十代,这是人所共知的。秦始皇把国家安置于法令、刑罚之上,德和恩没有一样,因而怨恨充斥天下,百姓憎恶他如同对待仇敌一样,几乎锅及自身,子孙被灭绝,这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这不是充分证明了取舍不同后果就明显不同吗?”

最后,贾谊通过长篇论述否定了“治理国家,礼仪的作用不如法令”的说法,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他实际上是在强调二者并用,但更多地要推行礼义和教化。


个人体会,现代中国已经打破了几千年来封建制度下的礼教,这让贾谊的这番论述在表面上看似乎不合时宜,但实则不然,因为现代中国打破的是封建礼教,而不是礼教和道德。

礼教和道德本身作为同法律一样的治国工具本身没有问题,它所能起到的作用几千年来依旧。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的改变会让礼教所依附的载体发生改变,其具体内容要随着人们的认知以及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但德治本身当然不能被否定,它所起到的作用甚至高于法律。

我们注意,在观察和讨论西方治国方略的时候,国人常说的是“法治”两字。没错,西方国家是严格的法治国家,法律健全,执行严格,接近有错必罚,但有两点常常被忽略:

1. 西方主要国家的法律趋向人性化,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一些国家在量刑的时候甚至过于宽大,这里体现了西方国家法律虽然严格但不严苛。

2. 西方主要国家是彻底的德治国家,其中《圣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圣经》最主要的思想就是行善,鼓励善行,通过道德奖赏来鼓励善行,《圣经》中的诸多思想即使没有出现在教材中,但已经深深渗透到了西方社会,深刻地影响着人的言行举止。西方社会(而非西方政治)的井然有序,德治所起到的作用是超过法治所起到的作用的。


我个人认为,治世的前提条件是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没有这两个条件任何道德的推行和德治都如空中楼阁犹如空谈难以起到效果,试想如果老百姓无法达到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生活,那么无论怎样推行德治和教化都是没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法治起到的作用高于德治。

在达到了政治稳定和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德治的作用将更容易发挥,也会更大,因为当每个人都不在光脚,他(她)就会在乎他人和社会对自己的评价,即注重对自己的道德评价,而做到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使恶行被扼杀在摇篮之中根本就没有发生。

在中国已经初步实现政治稳定,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我们发现自几年前开始中国在慎用刑罚(而非刑法),特别是对死刑的判定非常谨慎,这固然是吸取了唐代李世民和贞观之治时的经验,但其原理却是贾谊有关礼与法的论述。

贾谊有关礼与法论述在2000年之后依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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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8 17:3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5-8 17:34 编辑

《资治通鉴》 第十三卷 -- 第十五卷

汉文帝二三事

1. 贾谊封王之谏

仔细阅读相关章节,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汉文帝执政时期的特点与唐朝初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在总结前朝失败的教训。秦与隋都是盛极一时的帝国,却都只经历了两世而亡,而作为取而代之的朝代汉朝和唐朝很自然地会去总结这两个朝代的得失,以指导实践。由于汉朝普遍的共识是秦朝之所以经历短暂的经历就灭亡原因在于不行仁义和刑法过于严苛,汉王朝在总结前人教训的基础上没有犯相同的错误,但汉王朝一样有困扰自己的问题,其中一个涉及到其顶层安慰存亡的问题就是分封制的存在造成中央与地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而造成叛乱。

由于汉代在初期经历了吕后外戚专权之乱,其治国理政中断了很长时间,文帝继位后巩固了最高权力者的位置,于是才有可能去建立一些制度(汉代初期制度很不健全),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治国理政上。

即便如此,由于分封制的存在,文帝依然需要将大量的精力放在地方王候的权力制衡上,避免生乱。在文帝期间依然出现了淮南王之乱,即地方王造反中央政权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景帝时期也出现过,即七国之乱及梁王之尴尬。

实际上贾谊曾经多次谏言就如何在分封制下限制平衡地方王的权力阐述自己的观点,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封立的诸侯王过于强大,就必定产生君臣上下相互猜疑的形势,封王多次遭受殃祸,陛下多次为此担忧,这根本就不是安定君主和保全臣子的好办法。”在此基础上,贾谊建议文帝不要将自己的亲属封王(即同姓王,他们由于与皇帝的关系容易做大,尽管有亲属关系依然会成为一股不稳定的力量),而将地方分为给众多的王国势弱封地狭小的封王,这样就能在分封制下保证中央的权力和权威不受地方威胁,从四面八方一致听命天子指挥。

用贾谊的话说,“即使让婴儿做皇帝也会安宁无事”。

但由于种种原因和限制条件,文帝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采纳贾谊的整体建议。后来在淮南王造反死后将其子孙再次分封为淮南王(贾谊反对但没有被采纳,最终退而求其次采纳了贾谊退而求其次的建议),而分封制的不完善又让文帝之子景帝在执政期间再次经受七国之乱和与自己的弟弟梁王之间产生严重的相互猜疑与不信任的情况,究其根源就在于贾谊所指出的古时封王制的缺陷所在,而这个缺陷并不是内在的而是可以弥补的。


2. 赐死薄昭

将军薄昭杀了汉朝廷的使者。文帝不忍心以国法杀他,就派公卿去与他喝酒,想让他自杀,薄昭却不肯自杀;文帝又派群臣穿着丧服,到他家中大哭,薄昭才自杀。

  臣司马光曰:李德裕认为:“汉文帝杀薄昭,确实很果断,但却有损于义。当年秦康公送晋文公返国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见到舅父,似乎母亲仍然在世一样。何况当时文帝的母亲薄太后还健在,她只有这一个弟弟薄昭,文帝杀薄昭毫不留情,这不是孝顺母亲的做法。”我却认为,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准绳,只有善于运用法律的人,不分关系亲疏,无所回避,这样才能使所有的人都不敢依仗有人撑腰而触犯法律。薄昭虽然素来被称为长者,文帝不为他选择贤人做师傅去约束他,却任用他掌握兵权;他骄横犯上,以至于敢杀朝廷使者,不是依仗有人撑腰而如此大胆吗!假设文帝赦免了他,那与后来成帝、哀帝时朝纲废弛的局面又有什么不同呢!魏文帝曾称赞汉文帝的美德,但却不赞成他杀薄昭说:“对舅父之家,皇帝应能让他们安享富贵,不应给他们干政的权力,既然违法犯罪,却又不得不按法律论处。”这是讽刺汉文帝不及早限制薄昭,才导致了以后的恶果,魏文帝的评论,是很正确的。由此看来,要想宽慰太后之心,还是从开始就谨慎地行事吧!

赐死薄昭对于文帝来说有尴尬的一面,因为他是文帝的舅父,而且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只有这一个弟弟。

对于薄昭之死,李德裕,魏文帝和司马光有不同的看法,转文都有提及,综合三人观点看,文帝有一过一功,过在在一开始没有谨慎行事,不及早限制皇亲和自己的长者薄昭,没有选择贤人做师傅去约束他反而给其兵权才导致了以后的恶果;功在虽然赐死薄昭有损孝道,却维护了法律,这样做使所有人都不敢依仗有人撑腰而触犯法律。

3. 文帝重农两次下诏鼓励农业生产

汉文帝执政期间,贾谊曾经长篇论述过当前形势下农业对汉王朝的重要性。当时汉朝的情况是农业不发达,而从事农业的人口又不够,太多的人去从事工商业,而民以食为天,一旦闹了灾荒而朝廷又没有积贮,后果不堪设想。

汉文帝二年听取了贾谊的意见,不但下诏免征当年一半田租,而且亲自率领群臣从事农业耕作,以提倡重视农业。

十余年后,汉文帝十三年,晁错再次提起了农业问题,长篇论述农业的重要性和汉朝所面对的情况并没有足够的好转,并且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建议甚至将百姓输粮同爵位挂钩。

汉文帝再次采纳了相关建议,下诏对过去十年的农业政策进行总结,总体论调是批评(因为问题确实没有解决和足够的好转),并且再次将当年田租减半。随后文帝再次率领天下臣民进行农耕,皇后亲自采桑养蚕,并且制定相关礼仪。

农业是一国之本,居安思危重视农业永远不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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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11 13:3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5-11 13:40 编辑

《论法律制度》 -- 马基雅维利

指控权,维护自由与消除谣言 -- 兼谈当今中国谣言的防治


要想遏制破坏人民自由生活的行为,最有用和最必要的做法是让那些共和国中的公共自由卫士拥有向人民,长官或议事会指控这些行为的权力。这一法规制度将对共和国产生两大有利影响:

首先,公民(包括官员)因为害怕受到指控而不敢图谋危害国家,或者即便有所图谋也会立刻得到遏制。

另外,对于因某种原因产生的针对某个特定公民的怨恨,这一制度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渠道。倘若这些情绪没有正常的发泄渠道,那么它就会以非常的手段表现出来,从而毁掉整个国家。

因此,维护共和国稳定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把指控权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给那些扰乱共和国生活的不稳定情绪一个发泄的出口。



这段文字写得相当清楚,正规渠道的指控权(需要证据支持)对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两大有利影响,不但可以约束官员,还可以给公民因某种特定原因产生的怨恨提供正常的发泄渠道,避免非正常和极端的发泄方法,那样对共和国的危害是相当大的。

但指控权对共和国的益处并不止于此,因为它还能帮助消除和控制谣言的影响:

谣言对于共和国的危害之大相信在现代社会的我们都有深刻的体会,对付谣言有诸多办法,但什么才是上策?

马基雅维利认为上策就是指控权。指控权与谣言的区别在于:谣言既不需要人证也不需要确凿的物证去证实它,以至于一个人可以随随便便地被另一个人诽谤。而指控则不是这么随随便便的,指控某人需要提供可靠的证据。指控某人是要向长官,人民或议事会提出的,而谣言却只是被散布于集市和街道。指控的案件越少,有关指控的法规越匮乏,谣言就会越多。因此共和国的立法者应该制定严格的制度,使每个公民都能毫无顾忌和偏爱地进行指控。平且制定出来的制度一旦施行,就必须严格执行,严惩造谣者。被惩罚者也不能有所抱怨,因为对他们的指控是公开进行的,而他们的谣言却是在暗地里传播的。

如果不完善这种制度,就必然会出现很多骚乱,因为公民被谣言激怒,而散布谣言者却得不到惩治;被伤害的人会仇恨散布谣言的人,并采用相同点的手段变本加厉地寻求报复。


我们看到,指控权是在公开的程序下进行的,被指控的人无论最终结果怎样(受罚或是无罪),都不会给国家带来伤害。更重要的是指控成本提高(需要证据并且公开),不像造谣那样容易,会比谣言少得多。

谣言还容易起到的一个重要的副作用是:由于担任重要职位的官员受到的非议总是最多,如果相互攻击的谣言不能得到控制就会造成官员间结党而寻求保护,造成朝纲难以维护,甚至四分五裂宗派林立而导致国家覆灭。


个人看,从当前中国的情况看,中央层面和重要地方官员间相互造谣攻击结党的情况在近年来已很少见,只是个别地方存在这样的行为。

当前困扰中国的是两种谣言,一是在坊间传播的因为对某个特定人,人群或事的怨恨而散发的无成本谣言,表现形式主要是网络上的帖子,留言版,威信,QQ等,其意图主要是发泄和陷害;二是确实存在外国支持和或国内激进极端人员捏造的种种有预谋的离间党和政府与民众的造谣行为(也就是常说的美分党和网特,真实存在)。

这两种行为经常混在一起,后者的散播者很会利用种种事件而无限放大,制造事端,典型的事件是几天前背景的安徽女坠楼事件,一件相对较简单的自杀事件却被网络推手炒作得乌烟瘴气,个别论坛已经一片狼藉,而推手的最终目的就是利用这个事件来离间执政者与民众制造对立,强调腐败,非法治,官官相护,地区矛盾等。

而这些有预谋散布和扩大谣言者能够有所作为的土壤在于中国目前没有足够的正规制度来赋予民众指控权来发泄不满情绪,进而造成对国家的损害,受他人利用,造成国家的不稳定。

为了能够有效遏制谣言并且约束官员的行为维护国家的稳定,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平衡的正规的指控法律制度(不只是党纪),并且大力公开并且通过典型案例(有罪与无罪案例都应树立维护指控方与被指控方的平衡,强调证据的重要性)来推而广之,让大多数民众知道有这样的正规“发泄”渠道而不寻求不正常乃至极端的发泄方式。


我们看到近日中央连续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拦截**,公开中纪委及相关部门的正规举报方式,其目的与马基雅维利述说的是一致的。

谣言在网络时代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的一件大事,严格打击谣言严惩造谣者当然是必要的,但建立相应公开完善有效的能够遍及中央及地方的指控制度才是治本之法,两者相互配合才可能对其进行有效控制。

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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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15 23:3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5-15 23:35 编辑

《君主论》

君主应避免遭人轻视与憎恨

马基雅维利花了大量章节写了有关君主品质的东西,其中包括使君主受褒贬的事,残酷与仁慈,勇猛如狮子,狡猾如狐狸,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品质,至于剩下的品质,他提出了一条总的原则:君主应该避免那些招致他人憎恨或轻视的事情,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那他基本就是安全的,其他的恶行和恶名也不会有太大危险。

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首先要能保证大多数人的财产和尊严没有受到侵害,这样百姓就能安居乐业,君主就只需要同极少数野心家做斗争,而对付这样的人君主有很多办法。

由于如果君主表现的变幻无常,轻率浅薄,软弱怯懦,优柔寡断,摇摆不定,就会被人轻视,所以君主行事应尽力表现得英勇刚毅,威严庄重,坚韧不拔。处理臣民的问题时,他要表现得坚决,即说一不二。此外,明察秋毫也是重要的品质,这样会让别人不敢骗他。


如果君主能够树立这样的形象,就会深受人民的尊重,反对他的阴谋就很难得逞。


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必须警惕两种威胁,一种来自国内的臣民,一种来自外国的势力。其中后者被认为不难抵御的,因为可以靠自身强大的军队和盟友的帮助。祸乱往往起于萧蔷之内,只要国内安宁即使有外患也好应付,而最难应付的是国内的臣民问题,在没有外患的时候,君主必须提防他们密谋造反。

马基雅维利反复强调,如果君主能够做到不受臣民的轻视和憎恨,使人民对自己满意,就不会出现反对君主的阴谋,君主必须尽力做到这一点。君主防范阴谋的最佳策略是不被众人憎恨,因为那些阴谋家总是希望将君主置于死地而取悦民众,而如果杀死君主会激怒民众的话阴谋者就不敢那样做了。

历史上看,阴谋成功的几率很低,因为阴谋要成功需要一个团伙,这个团伙都由对君主不满的人组成,而君主一般不会做到让那么多憎恨或轻视他的人身居要职。


总结一下,阴谋者心中充满不满,妒忌和恐惧,而君主则有国君的威严,有法律,盟友以及政权的保护。如果君主深受人民爱戴,那么几乎任何阴谋都是不能得逞的,在这种情况下与君主为敌就是与人民为敌,这令他们策反时不得不心存畏惧。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君主深受人民爱戴的时候他几乎可以不用担心阴谋叛乱,但是如果君主遭受人民的敌意与怨恨,那么他就必须时刻警惕这样的事发生。

英明的君主一方面要避免与过多的贵族为敌,另一方面要满足人民的需要,使他们安居乐业,这是君主头等大事之一,因为那是对他最好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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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18 19:4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5-18 20:30 编辑

《论法律制度》

健全的共和国制度要做到赏罚分明,不允许以功抵过

马基雅维利在这一章节中举例罗马一位德行甚高的官员被人们高度赞扬并且新立战功,但他杀死了自己的妹妹,罗马人对他深恶痛绝,尽管他刚刚立下汗马功劳,他们还是把他押上法庭,判罚死刑。在有些人看来,罗马人的行为是忘恩负义,但是如果他们仔细观察和思考一下并参考国家的法律,他们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谴责那些赦免他的人民。

这是因为:凡是制度有序的共和国,从不允许公民用自己的功劳去抵消自己的罪过,立功便被嘉奖,犯罪就受惩罚。如果有人立下汗马功劳就应该好好犒赏他,如果日后犯错,就要惩罚他,不能因为过去有功就放过他。

如果这项目制度得以严格的遵守,一个城邦将保持长期繁荣与强大,并享有自由的生活,不然的话他会迅速的衰弱。

如果允许以功抵过,为国家立下功劳并得到荣誉的人便会居高自傲有恃无恐,作恶多端。很快,他(她)就会因骄纵无度而践踏法律,破坏国家的自由生活。




功过不能相抵是站在法律和制度的角度上看问题的,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殊党员,以此来维护法律和制度,避免法律遭到践踏,影响国家的繁荣自由与稳定。

当然要想遏制这些人的恶行就应该遵守有功必赏的原则,就像罗马做的那样,做到赏罚分明。


古罗马是值得研究的,与中国历史上几乎清一色的君主制度相比,罗马曾经出现过君主国,共和国,在政治体制上做出过很多尝试,如在共和国中设置一名执政官和四名护民官(护民官由平民选举)以平衡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权力和利益关系,罗马还出现过十人执政团的共和国时期,这类似中国目前的政治局常委制度。

在未来一两周将谈一谈马基雅维利有关罗马政治制度的一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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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22 23:3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5-22 23:45 编辑

一篇长文,写了三个多小时,差点误了时间。


《论法律制度》

贵族与平民的对立  -- 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涉及到根本政治制度,没有切实的实际经验是很难把握得好的, 即便是马基雅维利这样一个见识或亲身经历过多种政治制度的人也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个人看,这是因为政治制度的确立虽然有创建者的智慧,初衷以及意愿在其中,但一些难以预测的,超越智慧超出建立制度初衷的实际因素在起作用。

由于书上的东西过于零散繁冗,下面主要是写写个人的一些体会,

导致一个国家灭亡或分裂的原因大体有两个:内因和外因。

内因主要包括贵族之间(执政的群体)的矛盾激化,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例子举不胜举,很多王朝代的灭亡和由盛转衰都是因为政治精英阶层内部矛盾激化引起内斗而造成的,这包括周朝的灭亡(地方封王权力强大,周天子势弱造成国家实际分裂),唐朝的衰败(安史之乱),甚至清朝的灭亡也与皇权旁落(慈禧)有很大的关系,名不正言不顺的慈禧为了巩固自己不合法的位置限制了近代中国在关键时期的前进。

另外一个内因是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激化,形成暴民运动。历史上真正的草莽英雄获得成功而取得政权的事情少之又少,但它却能让国家混乱不堪使政权消亡,也只有在出现重大执政错误甚至是连续数年执政错误的情况下平民**才会成气候,连出多个昏君的明朝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最终获得政权的还是乘虚而入的外来势力,清朝。

外因主要是战事造成的,要么是因为你被别人侵略,要么是别人害怕被你侵略。前者会直接造成国家的灭亡或分裂,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这样的情况,分别是宋和明。后者会严重消耗国力,突出的例子是苏联在阿富汗的10年耗费了大量的国力,与内因和偶然因素一起造成国家的分裂,美国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年也让其实力严重消耗。


这一节主要讨论的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这里的贵族不是传统意义上有世袭政治地位的贵族,而是指执政群体,虽然随着时代和意识形态的改变,很多说法和提法变了,但执政群体作为贵族的本质没有改变,因为实际上是他们在掌控国家的方向,包括所谓的西式民主国家。因为现代社会人口太多,在几乎所有的西式民主国家中选举实际上已成为由精英阶层提名,平民二选一(大多数国家是两党独大)的赋予政府以及议会合法性的程序和政治仪式。只有在人口极少的地方,选举才有古代“护民官”的意义。


我个人认为,当前中国这个层面的最大矛盾有两个主要表现形式。一是党与群众的矛盾,一是官商之间的矛盾。

前者主要是因为民众对生活,国家治理结果以及腐败的不满造成的,而由于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观,这个矛盾目前集中体现在腐败问题上。民众不会有更多的想法,谁伤害我的利益我就反对谁,我看到了身边的不公就会对此产生怨恨。如果腐败能够得到有效地改善和控制,特别是在与民众直接的接触层面,尤其是地方政府,能够尽量不伤害民众的利益就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民怨以及可以被利用的民怨。

后者,我个人私下认为,是一个同样值得关注的矛盾,因为它涉及到中国的根本经济制度,而中国的根本经济制度是现有政治制度存在的经济基础,其根本一旦遭到破坏必将改朝换代,再次生乱,而一旦生乱,一个正在成长中的超级大国甚至有分裂的危险。下面说说我的看法,

我个人之所以把官商矛盾归为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原因在于这里提到的商是指非公有制企业的领导人,虽然富但不贵,没有在执政阶层中, 而这个阶层在国外却有很高的政治话语权,主要是通过舆论(媒体),与政治党派的关系来影响选票甚至直接参与与影响决策,在社会中有很高的地位。

这个阶层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迅速崛起,创造了诸多财富神话,其中一些人士必然会要求有与其财富相适应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在西方主流国家这个阶层有很高地位的情况下。

这里提到阶层并不是走阶级斗争的老路,我个人的核心观点是,当前有关国企垄断的话题的核心矛盾和根本不在于国企是否真正垄断(当然国企现代化,提高效率,做大做强的改革是没有问题的),国企的进步是不争的事实,也不在于民众真的反对国企,而是在于这个阶层的引导。

民众对于国企和民企(也叫私企,要看政治和舆论环境,以下统称非公有制企业)的态度最差也是中性的,除非这些企业直接伤害到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关心的是自身的利益,而不在于国企还是非国企。而让国企垄断问题走向舆论风口浪尖的是利用民众在涉及自身利益领域国企的不满情绪的富而不贵的阶层,特别是相关媒体。

我们注意,就在几天前,国资委相关研究人员在《瞭望》写了一篇文章,《国资委专家:把央企说成垄断企业者有利益诉求》。个人认为,这篇文章很有水平,有理有据,但被转到新浪财经时题目就换成了《把国企说成垄断是有利益诉求》,一字之差,就把民众全都带到了民企一边,这是典型的赢得舆论的方法。

回归正题,国资委的这篇文章提到利益诉求,没错,利益诉求是很多非国企阶层反国企乃至与政府对立的重要原因,我私下认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权力意识和权力诉求(不是权利意识),权利的界定在于权力的划分,权利的改变来源于也终将导致权力的划分以及重新划分。这个阶层富而不贵,且有利益和权力诉求,天然地会寻求更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个人认为这是当前国企在舆论上千夫所指的主要原因。民众利益当然也照顾到,那是执政的根本所在,但民众的怨恨却常常是工具,而不是实质。


个人认为,要想巩固当前国企,有几个可以考虑的具体的点:

1.        继续深化国企改革,提高效率,增强国内外的竞争力,国企只有做好了才有存在的意义,这一点与任何所有制企业都是一样的,没有经济效益一切空谈。

2.        健全国企现代化企业制度,尤其要尽量减少腐败案件的发生,政府部门与国企腐败的危害性是相同的。

3.        舆论上,我们可以接受对国企正常的舆论监督,但应该避免身份歧视,以至于形成现在这样凡是国企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制度问题,凡是“民企”的问题都是被压迫造成的糟糕的舆论环境,这显然与实际不相符。如果是效率问题就说效率问题,经营问题就说经营问题,但不要上纲上线。

4.        限制特权。国企的经济权力不能转化为其他方向上的特权,以此减少社会矛盾和怨恨。

5.        在可以放开的领域,尽量给予非公有制企业与国有企业同等待遇,鼓励非公有制企业的健康发展,这对国家经济有利。

6.        在政治上如何对待富而不贵的这个阶层?个人认为要做到两手:

显然在稳定的公民社会,旧有的阶级斗争模式是不现实的,也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中国的发展需要各个阶层,我们这里谈的是权力的划分与界定,进而使中国社会更加繁荣稳定。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政协,中央在纳入这样的阶层,给予了他们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参政权实际上是表面上的,重要的是社会地位)同时不威胁执政地位。这可以被认为是“疏”或“拉”的一手。

而另一方面,也要有管的一手。这主要是媒体方面,因为这个阶层最大的武器是通过舆论利用民怨制造民意施压。但这一手要非常得隐蔽,柔和和符合法律法规,可以考虑就相关媒体报道立法,有法律可循,行政令就有了依据和道德高点,这样也可以控制谣言的散播。我们知道西方主要国家有相关的相对成熟的法律对媒体的行为进行限制,可以有所参考,但如果立法要相当低调,避免被人抓住口实说成是进一步限制媒体自由。


个人不成熟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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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25 12:5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5-25 12:53 编辑

《论处世之道》

如何看待命运与对君主的特殊含义

和许多智者一样,马基雅维利相信命运,命运是人力所不能及或必须顺其而为的部分。实际上在现实里各种重大事件往往出人意料,更让人倾向于认可命运的存在。

但马基雅维利同时是一个相信人力的人,他认为人的自由意志可以是可以发挥作用的,进而他“坚信”正确的认识应该是这样的:

命运只是我们行动的半个主宰,另外一半归我们自由支配。从这点看马基雅维利不是个认为人定胜天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一切交给命运的超现实主义者。

这实际上和中国古语的尽人事听天命有相似的地方,即人或人类在面对无法掌控的事情时要尽己之所能,其余的交给命运去掌控。


上述是马基雅维利认为在一般意义下的命运观,他同时从对君主的特殊意义分析了命运:顺势而为,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形势比人强。

人们常常看到,有的君主今日还很强盛而明日就衰败了,而他的天性和品质却没有任何变化,那么造成由盛转衰的原因在于这位君主太依赖于命运了,命运一旦发生改变他就只有毁灭,其要点在于要顺势而为。

人们追求财富与荣誉的方式不同,有人谨小慎微,有人依靠暴力,有人运用技巧,有人忍辱负重有人恰恰相反,但每个人都运用不同的方法达到了目的。我们也会看到两个谨慎的人一个实现了目标,一个没有达到目标;而相反两个秉性相反的人,一个急躁一个谨慎却都获得了成功。其根本不在于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而在于他们的方式是否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和要求。

万事万物的盛衰变化都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谨慎行事,而事态和时代不变,那么他就能成功;如果事态和时代发生变化,那么他就会因为没有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而失败。

要点在于,如果一个谨慎的人到了需要变通自己做法的时候而不知所措,结果只有灭亡;而一个人如果可以随着事态和时间的发展而改变自己的性格和做法,那么他的命运就会一直比较好。


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不是一个过于谨慎的人,也不是一个莽撞的人,他认为人的性格和做法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调整才能有较好的命运,这延续了他对命运的一般看法。


马基雅维利的结论是:当命运发生变化而人们仍然顽固地坚守自己的行为方式时,会出现两种情况,当自己固有的行为方式与命运相协调就会强盛,如果不协调就将衰败。

在最后,马基雅维利强调了人与命运抗争的主动性所在,这与他在系列书籍中的一些其他观点类似,体现着他的人生观:迅猛胜于谨慎,因为命运之神就像一位女子,就必须供给她,征服她。只有行动迅猛的人才能战胜她,而那些按部就班毫无气势的人就只能被命运所役使。因此命运常常是年轻人的朋友,他们虽然缺乏谨慎,但比较凶猛勇敢,能够让命运俯首称臣。

这个观点实际上按照中国古代的说法说的是胆识,中国传统上重视谨慎但同样强调胆识,这两个特质是人类如何面对命运的两种应对,如何和怎样运用要看大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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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29 22:41 | 显示全部楼层
《论民》

共和国和君主在遇到危机时要毫不延迟地施惠于人民

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国家在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会出现大赦天下的情况,这个逻辑应该就源于这里,最近一次看到大赦天下应该算是在叙利亚,巴沙尔大赦囚犯施恩于民,换取支持,至少得到了这些囚犯及家属的支持,而在社会动荡混乱的时候,没有太多人去关心释放囚犯对法律严肃性的影响。

波桑那进攻罗马,在危机关头,罗马表现得非常慷慨,施重恩于人民。当时元老院担心平民宁愿重新接受国王的统治也不愿意抵抗波桑那,于是,为了赢得平民的信任,免除了盐税和其他一些税负。他们还说,平民只要养育好子女就是对国家的最大贡献,这些恩惠让民众甘愿忍受饥饿而奋勇抗战。

当然,人们不能过分相信这个例子,也不要等到危急关头再去争取人民,因为民众会认为之所以得到好处不是因为共和国的慷慨而是因为你的对手。人民会当心,一旦危险消失,这些危急关头施加的恩惠会被撤回,所以不会对共和国心存感激。

这个做法在罗马起到了作用是因为罗马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没有定型。人们看到罗马建立共和国后制定的一些法律有利于他们,例如人民表决的法律,所以他们相信元老院的意愿是真诚的,并非是敌军来犯所做的无奈之举。此外,在罗马建立共和国之前,君主对人民进行了各种凌辱和伤害,这些都历历在目。

既然类似的理由不成立,类似的策略就不能产生效果。由此可见,凡是掌控国家的人,无论他是共和国的领袖还是君主,都应事先估计到种种不利情况,以及在逆境下所需要的人民并且对他们进行善待,在不利情况下能派得上用场。无论是共和国领袖还是君主,特别是君主,如果不按此行事,认为在大难临头时还能靠向民众施加恩惠而扭转局势无异于自欺欺人。他非但不能利用人民来摆脱危机反而会加速自己的灭亡。


这一段是马基雅维利有关对付危机的看法,他认为需要对危机有所准备。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年,利比亚在发生暴乱的时候除了个别中央贴身势力基本都发生了众叛亲离的现象,中央政府迅速失去了对重要地方的控制,形成了反对派在国内的大本营---班加西,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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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1 19:53 | 显示全部楼层
《论谋略》

人易腐败

从十人执政团的事例中,可以看到人是多么的易于腐败变质,不管他们出生时本性多么好,或者有多好的教养,他们都会非常彻底地改变自己的本性。看看那些阿皮乌斯身边的人,只是为了赢得一点小恩小惠,他们是多么顺利地情愿成为他的帮凶。再看看昆图斯.法比乌斯,一个非常值得尊重的人,却被小小的野心所蒙蔽,被阿皮乌斯误导,放弃了好名声,而成为像阿皮乌斯一样至恶之人。

仔细思考这些,共和国和王国的立法者就应该更加注意到限制腐败的重要性。

马基雅维利是一个人性本恶论者,他坚信人性恶的一面如果不被限制就容易滋生腐败,也就是说他假设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自然地会腐败,除非有有力的措施,而能施加这些有利措施的是共和国领袖或君主。

女人是祸水

在阿尔代亚城,一个继承大量财产的女孩的婚事引起一位贵族和一个平民的世仇,因为两人都想追求这个女孩。该女子的父亲已经过世,她的监护人希望她和平民结婚,而她的母亲则希望她嫁给那个贵族。双方的争斗非常激烈,最后不得不诉诸于武力,所有的贵族都站在贵族追求者一边,所有的平民都支持那个平民小伙子。平民失败了,于是去找沃尔西人寻求帮助。同时,贵族去罗马求援。沃尔西人最先到达,他们在阿尔代亚城周围安营扎寨。罗马人后到,把沃尔西人和阿尔代亚人一起包围了起来,并截断他们的粮草,迫使他们投降,最终罗马人攻入阿尔代亚城,处死了这次争斗中的头目,恢复了秩序。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女人是祸水,能引起国家的分裂,给国家带来了多么大的灾难,并且,给统治者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在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政权垮台的主要原因中,有一条就是因为想要得到女人去伤害他的臣民。

因此,马基雅维利强调,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或共和国的领袖都要认识到这种事情的重要性,警惕它能引起的混乱并及时予以纠正,避免对他们自己或国家的名誉造成损害。


个人看,马基雅维利这段论述是要挨女人骂的论述,我们记得曾在哈佛任校长的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就曾经因为提及男女平等的话题而被迫离职。不过,马基雅维利是站在君主或共和国领袖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正因为女人可能引起种种骚乱,如引起公民之间的恶意争斗,给国家带来伤害,他才强调了这一点虽然不起眼但不容忽视。

看来中西在这一个问题的认识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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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5 19:51 | 显示全部楼层
《论处事之道》

恶语中伤和谩骂必然引发仇恨

马基雅维利认为:回避威胁和伤害的言辞是人们需要懂得的最明智的一条警言。因为污蔑和威胁不会削弱对手的实力,威胁只能使对手更加谨慎,污蔑只能增加他对你的仇恨,使他更加处心积虑地加害于你。

这一点从韦伊人的例子中,也可以看得出。韦伊人在和罗马人的战争中,对罗马人进行口头伤害,凡是精明的将领都应当让自己的士兵戒掉这种蠢事,因为这种伤害只能激发或燃起敌人对你的仇恨。如前所述,它丝毫不能阻止敌人对你的伤害,而且会使他们倾全力报复你。

对此,我们可以找到著名的例子,即在亚细亚发生的关于包围阿米达城的事情。波斯将领加巴德斯把阿米达城包围了很长时间,被阿米达人采取拖延战术进行防御,加巴德斯消耗不起,于是决定撤军,当开始拆除军营时,城里的所有人因为胜利而十分得意,他们爬到城墙对波斯军队肆意羞辱,谩骂他们懦弱和不堪一击,几乎用了所有污蔑的语言。这让加巴德斯改变了主意,重新围城。这种语言上的伤害带来的愤怒如此强烈,在短短几天内他便攻下了该城,并把它洗劫一空。

前面说,韦伊人也有同样的遭遇,他们不满足用武器对罗马人开战,还对罗马人进行辱骂,甚至到军营的栅栏前对罗马人大骂不止,不是用刀剑而是用口舌调戏激怒他们,最终罗马人中本来不愿开战的那一部分人也都要求执政官开战。结果,正如阿米达人,韦伊人也为侮辱性的言辞受到了惩罚。


因此,明智的军队将领和精明的领导人应该记住这一警言,禁止他们的士兵和臣民相互侮辱和谩骂,或者用言辞污蔑和中伤敌人。如果直接中伤敌人,会招致上述灾祸;而如果对自己人这样,又没有明智的统治者经常采取措施加以阻止,后果将会更加糟糕。


下面是两个正面例子,留下来保护卡普阿的军团密谋反对卡普阿人,他们的阴谋导致了一场暴动,科维努斯平息了这场暴动。暴动者屈服的其中一个条件是,如果任何人辱骂参加这次暴动的士兵,都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与此相类似,当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格瑞琼斯受命掌管一支奴隶军,这是在困境中急需的一支军队,他制定的第一条法令就是,因士兵的努力身份而辱骂他们的人都将被处死。

罗马人非常重视辱骂别人或毁坏他人名誉的做法所带来的危害,不管这种污蔑开玩笑还是当真的,因为这会使人怒火中烧给人火上浇油。尖刻的取笑,即使非常符合事实,也会让人刻骨铭心。



实际上,马基雅维利说的这个道理有两个应用,一是对敌,二是对自己人。对于前者他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而后者则更要避免。

个人看,对于领导人来说,在这方面主要有两方面要注意,一是自身的尖刻措辞应该避免,即使那非常符合事实;二是要对位处高位之人之间相互辱骂和谩骂采取措施进行及时制止,避免出现私怨过深的情况发生。


马基雅维利花费了大量的笔墨在《处事之道》上,而《资治通鉴》里也用史实说明领导人的处事之道不是私人的事情,而会直接影响到朝纲,正所谓上行下效,足见处事之道对君主和共和国领导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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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8 20:5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7-31 23:22 编辑

真正强大的共和国和君主靠威名和德行获取邻邦的友情

罗马人被高卢人围困在神殿里,等待卡尼鲁斯的救援,然而在等待的过程中他们饥饿难耐,便答应送给高卢人大量黄金,和他们达成和解。就在按照合约称黄金的时候,卡尼鲁斯的救兵来了。史学家李维说:“罗马人不必拿黄金赎买自己的性命了。” 这件事不仅在那时引人注目,而且在罗马共和国整个历史上也值得一提。我们发现罗马从来不用金钱获得城池或购买和平,他们总是相信和依靠自己的军队,我相信,这是其他共和国不能做到的。

现在,与邻邦的关系如何,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大小的一个标准,因为,当邻国为了和它保持友好,向它纳贡,这便是他强大的一个确切标志;相反尽管邻国的名声不大,却从他那里获得很多好处,这便标志着国家的弱小。在罗马的历史上,有诸多邻国为了和罗马保持友好的关系,他们向罗马缴纳大量货物和贡品,除了希望得到保护外不求任何回报。至于弱国,我们可以发现相反的情景。如果一个国家实力强大,城市装备精良,事情就会完全颠倒过来,邻国为了得到它的保护,把钱送到它的腰包里,购买它的友善,而不是向它出卖友情。

这样对人低三下四的还有法国国王,他虽然统治着辽阔的疆土,却向英国国王和瑞士人纳贡。这是因为法国国王只顾着消除假象的,事实不存在的危险,因害怕民众造反而解除武装,不关心国家的安全和长远利益。


这样的做法误国害民,能求得一时的太平,但从长远看会消耗国家的资源,最终必然导致无法挽回的骚乱和伤害。佛罗伦萨,威尼斯,法国在战争中有多少次用金钱买性命已经无法数清,这样的耻辱罗马共和国期间只有一次。但后来当罗马再次成为君主国后也开始用金钱购买和平,这个伟大的帝国就这样开始覆灭了。

总结,当人们表现得弱小的时候,命运之神就会显示自己的强大,只有当人们表现得强大的时候,命运之神才会显得弱小。



这一段说的是外交关系。我们看到,当一个国家开始去向邻邦“购买”友谊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会显得软弱,甚至会成为一个王朝衰败的开始。我们注意清朝的兴衰是一个非常好的注解,曾几何时大清帝国强大的时候几乎所有邻邦都向中国进贡或为藩属国,而当清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清朝存在少数族裔为统治阶层的民族问题)没有与时俱进(清朝足够富有,完全可以武装民众发展现代军事力量与西方和日本抗衡)反而靠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图一时的自保,这与马基雅维利所举的法国国王的例子如出一辙。就这样,一次次的不平等条约给了清朝一时的太平,却内忧外患并起,最终被一场内部枪击事件引起的骚乱演变成了辛亥革命造成国家分裂,而清朝的覆灭直接造成中国缺失中央政府军阀派系林立,无人能一统宇内,造成国家长期实质分裂,改变了东亚地缘政治格局和力量平衡,导致日本人发动侵华战争乃至整个太平洋战争。

试想,如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没有签署南京条约显示软弱(英国只有不到2万人),而是奋战到底,决不妥协,不用金钱买和平,那么这一切也许都不会开始。

马基雅维利的这一段连他自己都认为是有点复古,不要说在现代国家关系中,就是在几百年前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也不再是国家的外交原则之一。但我个人看,这并不意味着这条原则是错误的,强国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依然要坚持这条原则来维护国家的强大,而当国家不够强大时也要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坚持这一条原则,毕竟历史上诸多帝国的衰败都是从几个错误决策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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