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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亚细亚船长

地外文明与远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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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8 02:36 | 显示全部楼层
    “秘窖”窖藏之一百五十九(作者不详)

    长江之文明初曙(二)

    二、稻作农业文明  

    农业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区别新、旧石器时代的标志事件之一,学者甚或称之为“农业革命”。从全球范围看,由于各地自然物产不同,生产条件各异,原始农业的形态也各具特色。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农作物的差异,由于这种差异而导致食物来源和食物构成的不同。大致而言,西亚和欧洲以大小麦为主食,以牛羊肉及奶类为副食。古代美洲培育了玉米及薯类。东亚则以水稻生产著称于世。在我国古代,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北方以粟为主的旱田农业和南方以水稻为主的水田农业。可以不夸张地说,栽培物及农业形态的差异,决定了世界古代文明发展的不同路径,农业革命对于文明史的贡献可谓大矣。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原始水稻农业生产的发达。根据近年的考古发现,笔者初步统计,全国范围内共发现新石器时代水稻遗存约120处,其中长江流域有近100处,占到了80%以上。具体情况是:浙江省18处,著名的遗址有:桐乡罗家角、余姚河姆渡、吴兴钱山漾、杭州水田畈;上海2处,分别是上海马桥和青浦松泽;江苏省19处,著名的有:吴县草鞋山、吴县仙蠡墩、南京庙山、常州圩墩、连云港二涧村等;安徽省4处,即含山仙踪、潜山薛家岗、肥东大陈墩、固镇濠城镇;江西省15处,著名的有:修水跑马岭、清江樊城堆、九江神墩、新余拾年山、湖口史家桥;湖北省21处,著名的有:枝城市枝城北、京山屈家岭、武昌放鹰台、天门石家河、枝江关庙山、郧县青龙泉等;湖南省12处,著名的有:澧县彭头山、澧县三元宫、华容车轱山、怀化高坎垄;云南省7处和四川省1处。虽然这个统计并非完备,也不排除今后其他地方发现更多水稻栽培的遗存的可能,但就现有的考古发现看,新石器时代的水稻遗存主要集中分布在长江流域,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长江流域水稻遗存不仅数量最多,而且时代最早。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年代较早的水稻遗存全都集中在长江流域,其中尤以湖南澧县和道县所出年代最早。  
    1993~199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玉赡岩进行两次发掘,均发现了水稻谷壳。根据农学专家所进行的电镜分析,1993年出土的稻谷为普通野生稻,但有人工干预的痕迹;1995年出土的稻谷为人工栽培稻,但兼具野稻、籼稻、粳稻的特征,是一种由野生稻向栽培稻过渡演化的古稻类型。遗址中同时伴出大量的动物残骸,包括猪、牛、羊、兔、熊、水獭、大灵猫以及各种鱼类和水生物。遗址的年代当在10000年前(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  

    1989年冬季,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发掘澧县彭头山遗址。该遗址位于洞庭湖西北岸的澧阳平原上,高出周围地表约3~4米,现存面积约10000m2。据报道,“经体视显微观察,遗址陶片中夹大量稻壳和稻谷,”其中T6H9稻3标本“粘附在一块双耳高领罐颈部的陶片上。陶片表面的细长黑点全部为稻壳及稻谷标本。此外,陶片断面上的炭化稻谷也十分明显。”T6H9稻1-1标本“粘附在一件大型小口深腹罐中下部陶片上。通过显微镜放大,稻壳的内部层理及中间网络结构均较清晰”(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8期)。遗址的年代经多种测年手段测定在距今8000~7600年之间(裴安平:《彭头山文化初论》,载《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论文集》,缶麓书社,1996年,第88页)。  

    1993~1995年冬,湖南省文物考古部门对澧县GK-3遗址进行两次发掘,不仅发现大量的稻壳和稻谷,而且在灰坑中还发现极为密集的水稻孢子花粉,学者判断是成堆的稻草、稻壳烧过或腐烂后的遗留物。其年代约为距今8000~7000年(引自王红星:《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地理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1998年打印稿,第31页)。此外,在湖南澧县李家岗,湖北枝城市长江南岸枝城北、江西万年仙人洞等遗址中均发现年代距今7500年以前的稻作遗存。尤其是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其年代为距今14000~9000年之间,但有关详细情况还缺乏进一步了解(刘诗中:《江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8日)。

    人工栽培稻是由野生稻谷驯化而来的。关于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问题,目前主要有印度说、云贵高原说、华南说及长江中下游说(参看拙作:《湖北农业开发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9—11页)。判断早期水稻起源地的证据有二:一是野生稻的分布,二是考古发现的古稻遗存。就野生稻的分布看,印度、云贵高原及华南由于气候更适宜于野生稻的生长,现在仍有大量野生稻分布。长江中下游由于广大地区均己开发殆尽,野生稻的分布并不多见,但在古代方志中仍可找到野生稻的踪迹(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年2期)。更重要的是,现今所发现的年代距今7000年以前的稻作遗存,几乎全都出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出土的时代明确的最早期(距今10000年前后)水稻遗存几乎全都集中洞庭湖平原西北部,这里是平原湖区与山地丘陵的过渡地带,南去云贵高原并不十分遥远,很可能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驯化水稻的起源地。无论如何,长江流域都将在世界稻作农业文明的历史的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距今10000年前后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标尺性年代,也是世界农业起源的起始年代。湖南、江西等地所出距今约10000年的水稻遗存,其特征还带有野生稻向人工稻的过渡性质,兼具野生稻和人工栽培稻的特征。这正是最早期人工栽培稻的典型例证。从距今10000年到距今7500年,是长江流域稻作农业的第一阶段。这时人们刚从游牧狩猎生活过渡到农耕定居生活,稻作农业的生产还不稳定,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还占有相当的比重。  

    现今所发现这一阶段的考古农业遗址大多位河流阶地两岸,遗址中大量出土各种动物、植物及水产品,就是当时农业经济还刚起步的很好说明。从距今7500年到距今5000年,是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发展的第二阶段。在笔者统计的99处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中,属于这一阶段的有45处,将近一半。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浙江河姆渡遗址和罗家角遗址的发现。  

    1973年冬至1974年春,浙江省博物馆对河姆渡遗址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在第四层遗址中,“普遍地都有稻谷发现,有的稻谷是和稻秆稻叶交互混杂形成20~50厘米厚的堆积层”(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1期)。推测稻谷产量在50000公斤以上。根据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周季维教授鉴定,有一部分稻谷属于粳稻,占20.59%~39.68%,籼稻约占60.32%~74.59%,中间类型占3.60%~4.41%。可以认为是亚洲栽培稻种,“且籼粳两亚种态特征可予区分,并有过渡类型,粒形变异幅度较大,均说明是一个亚洲栽培属的杂交群体”(周季维:《长江中下游出土古稻考察报告》,《云南农业科技》1981年6期)。  

    1979~1980年,在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的6个探方中的第3、4文化层中发现稻谷遗存,其中T120:14中发现稻谷约300粒,经鉴定籼稻占64.74%,粳稻占35.26%。在T109:9中,发现稻谷约150粒,其中籼稻占76.46%,粳稻占23.54%。罗家角遗址的年代距今约7500年,略早于河姆渡遗址(参看陈文华:《中国稻作起源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9年2期)。此外江苏、湖北、湖南均有大量的稻作遗存发现。总的看来,这一阶段的稻作遗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发现的稻谷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一阶段,上举两例可见一斑。这表明水稻的生产技术提高,产量增加了,农业的收获有了可靠的保障。在河姆渡和罗家角遗址中,骨木器生产工具已逐渐让位于磨制更为精致的石制生产工具,并出现了大量的石耒吕。年代稍后的江苏吴县草鞋山、常州圩墩等马家浜类型的文化遗址,磨制石器已基本取代了骨木器生产工具。圩墩中层出土的穿孔舌形石铲,最大者长19厘米,刃宽12.5厘米。在长江中游地区,从新石器早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打制细小燧石器,到大溪文化中期开始全部消失,磨制石器的数量与种类显著增多,并出现了一种巨型石斧。  
    湖北枝城市红花套大溪文化遗址所出一种石斧长达43.1厘米;巫县大溪遗址所出者亦长38厘米。这类巨型石斧,很可能不是实用器,而是一种祭祀物。它反映了农业生产在当时居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总之,在距今75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流域的水稻生产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农业生产的地域拓展了,农业生产的规模扩大了,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了,水稻的收成和产量都有明显增长。农业生产己由原来的刀耕火种过渡到耙耕农业阶段。  

    第三阶段为距今5000~4000年,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游的屈家岭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属于此一阶段。  

    1956年发掘的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可看作是这一阶段的代表。在遗址800m2多的范围内,发现一片面积约500m2,体积约200m3的红烧土遗迹,由泥土、稻壳和作物的茎秆混合烧成,稻壳密结成层。农史专家丁颖教授考察鉴定后认为:“这些谷粒当属粳稻,且在我国是比较大粒的粳型品种,与今天栽培的粳型品种最为接近”(丁颖:《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红烧土中的稻谷壳考查》,《考古学报》1959年4期)。当时的人们不仅用稻谷壳作为制造陶器的掺和料,而且还广泛利用稻壳和稻草作为房屋墙壁和地基的掺和物,后经火烧焚毁,变成红烧土层,稻谷,稻草得以保存下来。现在湖北有些地区盖简易房子时仍然如此。1955年在天门石家河发现长43~47米,宽6.25~20.5米,面积为450m2的房屋建筑遗迹,房屋的墙壁用木骨和草拌泥做成,以稻草茎和稻谷壳作掺和料,经火烧后变成为红烧土,有的甚至烧成流渣(《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3期)。在当阳季家湖,所有的细泥陶均掺有稻谷壳,这类陶器主要为炊器,占所出陶的20%,均因掺入大量的稻谷壳而结构松疏,显得轻而软(《湖北当阳季家湖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资料丛刊》第10辑,文物出版社,1987年)。在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还发现一种三角形犁状器、双翼耘田器等新出农具,有证据表明,这些新农具可能是石犁铧和中耕农具——破土器,由此推测,长江下游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可能已进入犁耕农业阶段。
    总之,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水稻生产已经成为当时的主要经济活动,水稻产品已成为当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仅成为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还是房屋建筑、日用陶器制作的掺和料。新石器时代以后,长江流域的水稻生产仍在进步,在湖北薪春和江陵等地,都有规模巨大的两周时代的稻作遗存(《湖北农业开发史》第11—12页)。传世文献中也不乏荆、扬二州“宜稻”的记载”(《周礼·职方氏》)。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既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还远播日本、朝鲜半岛,形成东亚稻作农业文明圈,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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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9 03:2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5-9 03:26 编辑

    “秘窖”窖藏之一百六十(作者不详)

    长江之 文明初曙(三)

    三、故地原是鱼米乡  

    长江流域地域广阔,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新石器时代居民除从事水稻种植业生产外,还广泛从事捕渔打猎和自然采集活动。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即使处于同一个发展阶段,各地的原始农业经济形态也不完全一致的。但总体趋势是,时代越早,自然经济的成份所占比例越大;时代越晚,水稻种植业就越显得重要。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自然采集和渔猎经济在整个农业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随着水稻种植业产量的提高,自然采集经济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乃至完全消失。  

    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中,磨制的骨角器非常丰富,计有锥、针、刀、镞、鱼镖等;文化遗存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的动物碎骨和蚌螺介壳,及少量的鱼、鳖、螃蟹等水族遗骸。经过鉴定的10多种禽兽类骨骼中,以斑鹿为大宗,野猪和羊少见,不见狗骨。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居民还是以从事渔猎和采集为主,种植业在经济生活所占比例是微不足道的。  

    城背溪文化虽然已经有了原始谷物种植业,但渔猎和采集经济仍是当时经济生活的主流。  
    城背溪文化各主要遗址广泛出土各种用于渔猎和采集的生产工具,诸如砍砸器、刮削器、石球、网坠等。城背溪文化诸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动物残骸,动物种类多为牛、鹿、鱼以及鳖、蚌壳等。估计渔猎和采集经济要超过种植业。  

    大溪文化阶段,由于种植业的发展,渔猎采集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已大为下降。在江汉平原地区,水稻种植业已开始占居主导地位,但在峡江地区和一些洪水容易到达的湖区,渔猎和采集可能仍是人们生活日需的主要来源,这是由于这些地方不容聚集大量人口,而水产资源十分丰富的缘故。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时期,渔猎和采集所占比例进一步下降,种植业不断上升。此时渔猎的手段和技术也有了长足进步,沿河湖地区的渔业经济一直都是整个农业经济的有益补充,直到近现代依然如此,不过与古代相比,性质已经起了变化。  

    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成堆的橡子、菱角、酸枣及桃子、薏仁米、葫芦、藻类等,除个别品种可能系人工栽培外,绝大多数为自然物品。河姆渡遗址大量多种野生动物遗骸,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类动物共44种,仅鹿角即达400多件,至于各种鱼鳖龟蚌,在滨河遗址中更是随处可见。凡此皆表明,渔猎和捕捞业在当时经济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马家浜文化各遗址中,也屡见渔猎采集经济成份的遗物。如马家浜遗址200m2范围内,出土兽骨的总量比陶片多出约10倍余。梅堰遗址中的兽骨分布密集,同时出土许多完整的骨器。圩墩遗址发现许多敲去尾部的螺丝壳,堆积成层。当时狩猎的对象主要是梅花鹿、四不象、獐、鹰、野猪等。到良渚文化阶段,渔猎经济已专门化,出现了专门用于渔猎的生产工具,如倒梢等。  

    长江上游的云贵川地区,种植业的发达程度不如中下游地区,原始的采集和狩猎经济所占比重可能更大一些。如云南晋宁石寨山遗址中,普遍存在大量的螺蛳壳,厚达8~9米。西藏卡若遗址出土有成批的骨器、兽骨和各种狩猎工具。直到近现代,长江上游山区的经济仍然相当原始。几千前的新石器时代,其经济面貌可想而知。那里的经济形态与中下游平原湖区可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可惜由于材料缺乏,我们还不得闻其详。  

    史前居民在狩猎过程中将捕获的一些野生动物圈养起来,原始的畜牧业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仙人洞文化和城背溪文化还没有发现可以确定为家畜的实物证据。稍晚的大溪文化中己明确可见有家畜如猪、牛、羊、狗的遗骸,畜牧业可能已经产生。河姆渡遗址发现直经1米左右的畜圈,当是豢养家畜的地方。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马家浜一一良诸文化时期,畜牧业已很普遍,饲养的种类包括猪、牛、羊、鸡、鸭、狗等。在石家河文化遗址中,猪骨不仅作为财富的象征随主人长眠地下,而且还被塑成各种雕塑品,成为艺术的表现形式。
    此外,湖北省郧县青龙泉遗址曾出上粟粒,江苏邱县大墩子遗址也有粟出土。江西修水跑马岭、浙江吴兴钱山漾等遗址出土花生。良渚文化诸遗址发现芝麻、蚕豆、甜瓜子、核桃、酸枣等等。  

    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多种多样的经济构成形式,对文明起源的影响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原始种植业的发展,使得农业收成有了保障,食物的来源也相对稳定,从而为早期居民的定居生活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社会保障。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已达到相当的成就,产品有了剩余,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层,一部分人开始脱离农业生产而去从事手工业或商业活动,甚至从事与生产活动无关的神职或“文职”活动。社会分层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开始凌驾于另一部分人之上,于是阶级产生了。还是在剩余产品的基础上,开始出现财产和财富的观念,私有制开始萌芽。一旦出现私有财产和私有观念,就势必影响婚姻形式和家庭形态。 因为私有财产事关子孙后代的继承问题,没有固定的婚姻形式,没有确切的父子关系,一切的继承当然无从谈起。这时,婚姻形式就势必由原来的氏族对偶婚转变为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家庭也由原来的氏族大家庭转变为父系大家庭。这些变化都是有利于文明诞生的,是文明出现的推动器和催生婆。  

    另一方面,太过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生活条件对文明的产生又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英国著名史家汤因比说:“黄河岸上居住的古代中国文明的祖先们,没有象那些居住在南方的人们那样享有一种安逸而易于为生的环境。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南方的居民,例如在长江流域的居民,他们没有创造文明,他们为生活而斗争的艰苦性也的确比不上黄河流域的人”(〔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2版,上册第93页)。英国人对于中国古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所知不多,说出长江流域古代居民“没有创造文明”的话来,我们不必苛求。不过,用环境的优劣来说明文明发展的差异,却是富有启发意义的。长江流域的生存环境确实要优于黄河流域,自然资源也较黄河流域丰富。上举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各种物品可以略知一二。传世文献对此也有记载,《盐铁论·通有篇》说: “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地广饶财,……好衣甘食,虽白屋草庐,歌讴鼓琴,日给月单,朝歌暮戚。”丰富的资源妨碍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进一步开拓,优裕的生活条件消蚀了人们锐意进取的意志。人们乐于坐享其成,也就难得再有艰苦奋斗的兴致了。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陶寺遗址和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可以看社会贫富分化强烈的证据(参看《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第32—38页,47—53页)。但在长江流域,贫富分化的事例却是不明显不普遍的。与北黄河流域由于生产发达而导致贫富分化从而步入国家文明的道路不同,长江流域古代文明的起源似乎更多宗教和巫术的气息,通过宗教和巫术形成社会团体和阶级,也通过宗教和巫术形成权力和特权,从而步入文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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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9 19:1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南山之阳 于 2017-5-9 21:06 编辑

铁马兄的唯物考古论观点是值得肯定的。

按照唯物历史观,也只有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可以肯定的。自古以来,国有国史,县有县志,族有族谱,互相印证,交相辉映。历史记载,文物发掘,又文、物相证。铁的事实,铁的历史。

甲骨文的发现,是先商文化的铁证。青铜器的发明,使金文化随之出现。竹简记述,使文化传播、才子辈出的基础。冶铁技术的发展,是农业文明发展的客观条件。蔡伦造纸术的发明,使文化传播成本大大降低,科举制度于是应运而生。

以前,我常常感叹,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就没有给我们留下高大、宏伟的花岗岩大理石建筑呢!?现在明白了,一定的社会物质活动,必须建立在与之相应的客观物质条件之上,这是铁的历史规律,否则,就是违背唯物历史观,就是弄虚作假!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如果,希腊文明是伪史,埃及文明是伪史,那么,《出埃及记》呢?摩西呢?

点评

有推测认为,所谓旧约可能是在新约之后才编造的,借以证明某个族群的历史传承。该族群可能与可萨突厥有关联。  发表于 2017-5-11 20:00
顺便提一下,宋元时期的砖石路面遗址也是有实物佐证的。自然比不上所谓的古罗马道路至今仍然可以汽车通行,白皮就没把这玩艺当真货管。  发表于 2017-5-10 20:29
另外,别忘了还有罗马,主要是指公元前10世纪所谓伊特鲁里亚、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一揽子“历史”以及相关的文献与文物,包括俺前面质疑过的所谓古罗马建筑奇迹。  发表于 2017-5-10 20:26
陪同的区域公司老总在南京多年,参与过多项目建设。确认了俺的判断。另外,看了江宁织造府,该项目的设计与施工之间简直就是,不提。如果让我们负责,不至于如今这般。有根据的仿古建筑,各方都不能盯着赚钱。  发表于 2017-5-10 20:18
以前在南京调研,明城墙也是夯土包砖的复杂结构,内有加固石条和排水沟渠以及防御工事。俺现场考察青砖勒记有“提调官同知”等字样,证明系明代遗址。后世修复忽略。  发表于 2017-5-10 20:12
代表作如俺前述的汉代石墓、石祠、石阙、石兽等,更早的限于工具材料性能,无法大规模精细加工石材,故相关的楚长城、石峁古城群落等除夯土外,就是毛石垒砌了。  发表于 2017-5-10 20:03
石作安装用灰浆粘合。据唐安济桥铭,隋建赵州安济桥时石券接缝已用米浆和石灰,宋、清制度也规定用石灰浆大的石结构部件间还用铁锔拉结,宋代称为“鼓卯”。铁锔与石的接缝往往灌入熔化的松香等粘合料。  发表于 2017-5-10 20:00
《礼记·曲礼下》:“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 郑玄注:“此亦 殷时制也,周则皆属司空。。。石工,玉人、磬人也。。。”  发表于 2017-5-10 19:59
网友“南山之阳”由于不知原因,发不了帖,这是我替他发的文章: 寻找“子朝冢”之一 “王子朝奔楚”、“周典籍失踪之谜”的历史传说,一直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今年五一假期前,有一天刚好有空闲,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7-5-9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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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9 22:42 | 显示全部楼层
南山之阳 发表于 2017-5-9 19:12
铁马兄的唯物考古论观点是值得肯定的。

按照唯物历史观,也只有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可以肯定的。自古以来, ...
    网友“南山之阳”由于不知原因,发不了帖,这是我替他发的文章:
    寻找“子朝冢”之一

    “王子朝奔楚”、“周典籍失踪之谜”的历史传说,一直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
    今年五一假期前,有一天刚好有空闲,忽然想起在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的老同学,就想起网友建议我查阅发掘报告的事情,于是,当即打电话过去,想去他那里借阅“文物发掘报告”。

    不料想,他在电话那头说,不在办公室,这段时间一直都在乡下呢。失望之余,又不甘心,就追问他在哪里。他说,在考古发掘工地,是大型春秋墓群。听到这些,我一阵小激动,当即要求前往参观。他爽快地说,来吧。
    工地在郊区,半个多小时的路程,通过微信发了个位置共享,不一会儿就到了。

    第一次零距离参观考古现场,还是有点小激动的。老同学见面,没什么寒暄,只是我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他对我的爱好也很感兴趣。
    他领我到工地,果然是墓群!用白线标记的墓穴估算有五六十个,已经发掘的也就十分之一。简单看了工地,他介绍说“这个墓群很奇怪,一看就是贵族墓地,也没有盗掘痕迹,但就是不出货(陪葬品)”

    天气已经比较炎热,午餐就在工地解决,一碗端-----捞面条,坐在大杨树下就吃了起来,大锅饭吃着还不错。
    饭后闲聊期间,聊到了“王子朝奔楚”事件以及《左传》记载奔楚时所“奉周之典籍”,他表示对次不甚了解。后又聊到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秦简,他解释说,中原地区一般不会出土那样的东西,基本上都泥化了,南方多水地带,水能防止氧化,或者就像新疆很干燥的地方也能有效保存,同样是车马坑,湖北的因在水中,就能原样出土,而我们这里都成一堆泥了,如果不是去人家那里参观,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结构!

    我没有忘记自己关心的主题,就主动问起,在南阳出土的文物当中有没有发现周朝王室的器物?他略一思考后,坚定地说:没有。一阵失望袭上心头,难道周王室根本就没有什么重要器物?九鼎只是传说?那么多历史之谜就这样无证可考?瞬间之后又是一阵窃喜,心中暗自推断:没有就好,这或许正说明周王室典籍、器物一定是集中存放的!
    可能是老同学觉察到了我细微的心思,他见我失望的表情,就主动说,最近有一个大项目正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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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10 13:30 | 显示全部楼层
    “秘窖”窖藏之一百六十一(作者不详)

    神秘的释龙诸说

    中华民族自以为是龙的传人,中国文化又可称为龙的文化。这种神秘而令人惶恐的怪物,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了数千年。可是龙为何物呢?
    赐经憎提到潜龙、见(现)龙、飞龙、亢龙,又说龙在野外争斗;《左传》说龙是一种水物;《韩非子测说龙是虫,当它温柔欢押时,人们可以骑它,但一旦触动它喉下的逆鳞,就会杀人。先秦典籍中有关龙的记载已成歧说,而秦汉之际的典籍,更为龙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史记》说秦始皇称为祖龙,又说汉高祖是其母与故龙交感而生,因而他“隆准龙颜”。已出土的秦代龙纹空心砖长达一米,龙样为蟒身、兽头,有四肢,每肢三爪,身饰圆珠纹和蕉叶纹,头上长角,龙已被神化。《论衡》直言不讳地说,龙是皇帝的象征。《说苑》、《说文解字》则进一步神化龙:“飞鳞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潘渊。”这样,龙就被神化为灵物,千余年来为大多数臣民所顶礼膜拜。

    本世纪以来,不少学者试图对龙作出科学的解释,说法竟多达十余种。闻一多《伏羲考》认为,以大蛇为图腾的族团兼并、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族团,大蛇也就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等,这才成为我们所知道的龙。《甲骨学·文字编》和海斯(Newton Hayes)中国的龙》都认为,龙是远古的恐龙。章太炎《说龙》指出,《韩非子》所描绘的龙就是鳄鱼;《九歌新考》则进一步指出,鳄鱼种类有尼罗河鳄、印度鳄、马来鳄、密西西比鳄等,但均非我国所产,唯扬子鳄产于我国,因而龙的原型极可能是扬子鳄。《周易笺》根据《周礼》“马八尺以上为龙”的记载,认为《易经》中提及的龙都指马。可是马并非生在水中,龙源于河马便应运而生了。

    刘城淮《略谈龙的始作者和模特儿》一文指出,《山海经》、《尚书》中有关水马、“龙马出河”的说法,均指河马。可是,该文同时又主张龙为晰蜴,因为晰蜴俗称“石龙子”,可见长期以来民间就认为晰蜴属于龙的一类。顾自力《试探中国古代神话中龙的起源》则认为,龙起源于水牛,二十八宿中苍龙的形象酷似水牛,头角、兽体、四足;山西“夏墟”出土的彩陶盘所画的单螭龙为蛇身,但只是水牛形象的夸张而已。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则指出,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龙形玉的首形,有显著的猪首特征,颈脊也有猪体形象所必有的标志;且红山文化遗址曾发现大量猪骨;猪又是祭祀常物,也被视为水兽,在祈求雨霖、祷防洪涝的活动中,当然会选择它为沟通人神之间的信物,进而演化为龙。马世之《龙与黄帝部落的图腾崇拜》则举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细颈瓶上“鱼鸟纹”为例,认为画中之鱼是妨龙。《周易通义》、《说龙》和《释龙》则认为,龙指雷电的形象。《诸神的起源》又说,龙的实体是云。日本学者森安太郎《中国古代神话研究》还认为,龙形由星象而来。甚至还有人认为,龙是长颈鹿、蜗牛、蚕、生殖器、穿山甲、鸡、蝌蚪、泥鳅、羊、黄鳝等。
    龙为何物,终莫得解,龙的形象仍旧笼罩着神秘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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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10 13:5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5-11 00:42 编辑

    “秘窖”窖藏之一百六十二(作者不详)

    《河图》与《洛书》的文化根源(一)

    一、神话还是科学?

    《河图》、《洛书》是属于中国学术思想神话部分的东西。它们还是麻将、象棋、 围棋的祖师爷。麻将与象棋、围棋虽属小道,却都与这两个图有关系。
    旧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在工程方面发生很多困难,结果在黄河上游,从河中出来一匹马,古人将之神化称它为龙马。这龙马背上背了一个图案,图案上就是这些个圈圈点点,没有别的,因此这个图案就名叫《河图》,因为这个图案,产生了数学的方法,数学的观念。但古代的神话,和一般学说的说法两样,神话中说,大禹得了这个《河图》,就能驱使鬼神,把中国的水患治平了。
    稍后,在洛水里出来一个乌龟,这乌龟的背上, 有另一个由圈圈点点形成的图案,这个图案,名叫《洛书》。这两种图案合起来,就产生了中国数理的哲学和工程上应用的学说。这是我们传统的说法,后世一直到 了唐宋以后,在学说上一般学者都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采取怀疑的态度。到了现代更加反古了,认为这两图毫无意义,可能是假托的神话。现代学者这种“毫无意 义的认定”又有什么根据?亦说不出来,只是不相信这一套说法而已。

    二、没有统一文化的春秋时代

    依我们所了解的,中国文化大概在春秋战国时候,是没有统一的。那时不但语 言没有统一、文字没有统一、交通没有统一、经济没有统一,乃至各个地区的社会形态亦不统一。周朝的政府所谓的中央天子之治,分封诸侯,地方分治,并不统一。 从秦汉以后统一的局面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研究历史,常以后代政治形态、社会形态看古人,这是很大的偏差。
    由于那时代没有统一,从孔子所保留的四书五经文化 看起来,唐虞以上的历史,文字资料太难整理,所以有可靠文字为依据的时候,断自唐尧开始,整理出了《尚书》, 根据这些资料,就了解尧、舜、禹三代文化区域 不同。那时在黄河上游的北部,更早时期的黄帝,如有名的涿鹿之战,就是在河北的北部。那时的文化是在北方的,后来到了周朝的文化,差不多到了黄河以南,中 国的文化是由北向南移,大的一面是由西北到东南,另外小的一面是由北到南,如江南的文化,是从晋朝以后才慢慢由北方推移过来。到了南宋的时代,江南文化便 大盛。不但是中国,外国的文化也是一样,都是由北方起源,慢慢推移演变到南方来。中外历史上真能统治一代就兴盛起来的统治者,都是起于北方,而且很少出于 都市,大多都来自乡间,这些对于研究哲学问题关系很大。
    现在我们知道中国文化,最初是由黄河上游发展出来,显见《河图》、《洛书》 这两个文化系统,发生在不同的地点,一个是在北方黄河的上游,一个是在南方,在黄河的南岸洛阳这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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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11 00:41 | 显示全部楼层
    “秘窖”窖藏之一百六十三(作者不详)

    《河图》与《洛书》的文化根源(二)

    三、《河图》与天文星象

    从天文星象看《河图》 研究这两个图有什么意义?有人认为这和小孩子画画的东西一样,是毫无道理的。可是,如果说它是毫无道理骗人的东西,可骗了几千年,而且 都是第一流人物受骗,那么这种很高明的骗术亦值得研究了。
    现在我来假定,这是 过去非常简化的天文图,那么它究竟指的是哪几个星座?我们知道天文分几种,现在分得更严格,譬如星象学,是属于天文的学问。星象又分两种,一种是讲天文的 星座,另一种我定名为抽象的星象学。古今中外如埃及、印度、中国,尤其在大西洋一带的文化,乃至现在新发现南美一带所谓落后地区的星座文化,都属于抽象的 星象学。
    抽象的星象学,是把天文的星象与人体的关系,连在一起研究,发展成看 相、算命等等,都属于星象学──抽象的星象,所以过去的历史文化上,对看相算命的人,都称他们为“星象家”。这就说明看相算命的原理,必须要从星象来的。
    现在美国有一门星象学,也是新兴的学术,有七八个大学开了算命看相的课,正式研究全世界各国的看相算命方法,现在虽还没有构成学位的系统,但已网罗了各国懂这一套的人开始任教。那么我们提出来的《河图》、《洛书》,就是我们古代简化的、归纳性的星象图,这是我的假设。
    如果从这个方向去发掘,当可发掘出很多 的道理,在我们《易经》的象数方面,把这一套归纳出来,说法可不同了,是非常玄妙的,可是这些玄妙的方法产生了很多东西。譬如《河图》下面的一个白点,叫 作“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对方(上面)“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左边为“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右边为“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在中央为“天五生土,地 十成之”。以前我们只知道如此背诵,到底什么道理则不知道。事实上研究哲学或者研究科学,问题大了。

    四、宇宙之初,天地之始

    举一个例子,全世界的文化,除了宗教以外,讲宇宙的开始,不外乎一派是唯 心的,一派是唯物的。唯物思想认为地球的形成,宇宙的开始,第一个原素是水。
    后来的地质学家,完全站在科学物理的立场,认为地球的形成,最初在太空中如一 团泥浆旋转,经过几百亿万年的不断旋转以后,渐渐凝结起来了,成为地球。
    在中国的哲学中、科学中,《易经》里则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同样的道理,水是第一个原素,等到形成了地球以后,所谓地六成之,这是中国思想。在春秋以前,讲 究时间与空间,这又与西方不同,当时西方讲四方,印度讲十方为空间的方位。中国人在春秋以前讲六合,由庄子提出来,讲六合空间,包括东南西北四方和上下,了解了这些以后,就知道《河图》、《洛书》,不是随便乱说的。“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并不是迷信的话,而是说宇宙形成的第一个原素是水,构成了地球以后,再有四方上下六合来形成,但这是从推论来的,还不是科学的。
    讲到中国的科学, 多在过去道家的传统思想里,大家都知道牛顿发现了地心吸力以后,世界的科学有一个转变,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以后,对于牛顿的定理又要推翻或修正,又产生了 现代的文化,所以人可以到太空去,但牛顿的地心吸力的定理还存在。其实每一个星球的本身,都有它的吸力,所以各不相干,都在那里转,但问题在于太空中有这 么许多星球,为什么不会相撞呢?舞台上表演特技,抛掷许多球不会碰撞,是因为时间、速度控制得好,位置摆得好,用力适当得好,可是太空的星球有谁在抛掷它 们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没有找到,全世界人类正在找,我们把这些资料汇集起来,再研究《河图》、《洛书》,就知道它们本身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地二生火,天七成之”?这图案下面两点是偶数,黑点表示是阴性的, 阴的东西是构成物质以后,阳的是在没有构成物质以前,等于现代科学名词中的“能”,有作用,但是看不见的,以哲学而言能是抽象的,在这里的代号就是白点, 是奇数的。地二生火,古代亦可解释为地下有火,所以有火山爆发,由地下生出火来,因此叫作“地二生火”,这种解释似是而非,是前一个时期的知识范围所能作 的解释。
    事实上,“地二生火”是说地球形成以后,它的转动摩擦,发生了电能,然 后“天七成之”,这个是因为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与北斗七星,所谓大熊星座有连带关系。我们中国讲天文地理,离不开北斗七星,古人认为这是皇帝的星座。我 们不必看得那么神秘,这有另外一套道理,同中国的政治哲学思想、科学、天文,样样都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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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11 00:4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5-11 02:46 编辑

    “秘窖”窖藏之一百六十四(作者不详)

    《河图》与《洛书》的文化根源(三)

    五、《洛书》与大禹治水

    关于《洛书》的图案,传说是有一个乌龟从洛水里浮出来,背上有这个图案, 我们的老祖宗大禹有了《河图》、《洛书》以后,启示了他的灵感,所以把中国的水患平定下来了。在我们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大禹的功劳最大,因他治水以后,中 国九州才开始可以农业立国,一直传下来几千年,治水可以说是大禹一件划时代的工作。他做这件工作的智慧,是由《河图》、《洛书》的启示而来的。
    这个《洛书》的图案,正好是一个乌龟壳的形状,图中的点点,古代有一首歌来叙述它说:“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头上是九,下面是一,左边是三, 右边是七,这些都是阳数,白点子,占了四方。另外四个角,上面右角是两点左角是四点,如同在肩膀上,下面右角是六点,左角是八点,像两只足,为阴数,是黑 点,五则居中,这是《洛书》的数字,《洛书》的数字摆法,是后天的用,《河图》的数理则是体。

    六、不传之秘

    这两个图的数字方位知道了以后,再把《洛书》数字的图案,套在文王后天八 卦的图案上,于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一数坎兮二数坤,三震四巽数中分,五寄中宫六乾是,七兑八艮九离门”的道理就看出来了。现在告诉大家,以前古人讲易数卜卦,不肯传人的秘诀,老实说那些传秘诀的人,自己对秘诀的道理都不清楚,只知道书上说的,书上为什么这样说,他就不知道了。问题在于八卦的起用,是用文 王的后天八卦,用《洛书》图的数字,配上后天卦的方位,以用在占卜上,看对与不对,如此而已。
    有些人研究《易经》感到困难,就是因为被这些符号迷住了,尤 其中国人过去的思想,研究了许多年发现了,却不肯教别人,否则他自己没得玩的了,所以只好瞒一手;这一瞒就完了,后人又要费好多心血去找出来,假如又瞒一 手,几千年就如此退下去了。其实大可不必,我觉得这是一个科学的东西,科学上的最高原理,现代可以不用在算命、卜卦、看风水上,现在可以用到宇宙的法则上。
    学通《易经》后,多看看太空、理化方面的新学问,会发现很多新的东西,就可以知道我们老祖宗的文化伟大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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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11 15:11 | 显示全部楼层
    “秘窖”窖藏之一百六十五(作者不详)

    破解夏商周断代之谜(一)
    (2001-11-29)

    2000年11月11日,“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向全世界宣布仅仅3天后,《纽约时报》发表了美国汉学家倪得卫的一段话:“各国学者将把这份报告撕成碎片。”这句显然充满情绪化的论断,立即遭到了包括倪得卫的学生在内的一些外国学者的激烈反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夏商周新代工程成果的出现,对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冲击。

    在参加该工程的200多名中国科学家看来,迅速到来的争议早在意料之中。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真面目,遥远而神秘。不说今人,即便是距三代比我们要近2000多年的屈原,那时已是满怀困惑。在《天问》中,屈原发出这样的追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洪泉极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则,何以坟之……”

    迄今为止,关于三代纪年的说法依然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不少学者为了研究一个特定的年代,便可耗尽其毕生心血。几千年的谜团,中国学者们试图在20世纪末给它一个“标准答案”,这需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与自信。个中的动力,学者们给了它一个朴素的解释:作为华夏子孙,我们只想认识我们自己。

    五千年:一个美丽的传说?
    5000年的悠久历史,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早已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概念。也许很多人根本没想到过,它会成其为一个问题。正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新闻,使人陡然发现,它确实是一个问题。
    不少媒体在报道时有这样一句话:工程的一个重大成果,是使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200多年。也就是从公认的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推进到大约公元前2070年。
    但即使是以公元前2070年来计算,中国的历史也只有4070年。如果以公元前841年来计算,则仅有2841年的历史。离5000年差了好大一截。
    到底是谁错了?

    资深历史学家李学勤这样解释:5000年历史的说法来自《史记》等历史文献的记载。清化大学教授彭林称,5000年历史说确实是模糊的,因为古书的记载往往互相矛盾,很不可靠。历史要成为信史,必须有足够的科学依据。
    率先对5000年文明史的说法进行质疑,始于20世纪初。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一语震惊学界:“东周以前无史。”古书中关于夏商的记载只能当作神话与故事来读。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更是在其名著《古史辨》中称,他以《说文解字》训“禹”为“虫”作根据,得出禹是“蜥蜴之类”的“虫”。

    为夏商周的存在获得证据,要归功于20世纪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大发展。甲骨文的发现与殷墟的发掘,使商朝的存在不再令人怀疑。而尽管尚未发现夏朝的文字,然而二里头和河南龙山等夏代遗址的发掘,也印证了夏朝的存在。
    中国社科院考古系教授殷玮璋称,这些考古发现使文明5000年的说法站住了脚,甚至可以推进到6000年。然而,因为无法提供确切的年代学标尺,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还不是一段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
    李学勤说,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要给这段历史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最重要的,是给它一个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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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1 21:37 | 显示全部楼层
亚细亚船长 发表于 2017-5-11 15:11
“秘窖”窖藏之一百六十五(作者不详)

    破解夏商周断代之谜(一)    (2001-11-29)

蒋祖棣认为,系列样品的校正之所以比常规样品更”精密“,是把考古学者对地层的划分作为已知信息和限定条件参与排序的结果。但根据考古地层学原理,地层的年代和地层中包含物(即测年用的木炭和炭化粟)的年代并不相同,工程测年所依赖的系列样品间并不存在类似树轮间那样的绝对先后关系,因此系列样品的拟合也是不可靠的。(蒋祖棣,2009)
(如果是用单个校正年代而不是系列校正年代,先周-西周初样品的年代范围应为公元前1130-前930)

总之,工程的参与者把仅有相对意义的考古分期给绝对化了,并可能误导了测年领域的学者(使其相信考古信息),用这样得出来的一个年代范围作为标尺,去评价史家以往的克商年研究,不符合者予以排除,当然是不合适的。如果仅考虑沣西的话,从上引两表来看,按照工程的逻辑得到的武王克商之年的范围仍然跨度很大,不足以将依据文献推算的年代裁决到一个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参考文献:
林沄:《“商—周考古界标”平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5期。
蒋祖棣:《“系列样品”的考古质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学术卷》,文物出版社,2009年。
仇士华:《14C测年与中国考古年代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除了前面拉扯过的古两河、埃及、印度历史断代的大量伪造和吹嘘以外,再来提一下古希腊的历史,诈骗奸商、走私贩子、出入俄国的施里曼宣称在土耳其西萨里克山找到了特洛伊的遗址,可实际上那个遗址一共有9层不同年代的遗址,不论是哪一层都无法和特洛伊相吻合,西萨里克山上也从没有关于特洛伊这个名字的文献。包括迈锡尼的宝藏,这些黄金饰物的真正来源很可能是当时俄国在中亚盗墓的发现--游牧部落的黄金文化。
如果说施里曼对考古的错误解释来自他对《荷马史诗》近乎偏执的迷信。克里特岛上的伊文思就是在公然作假。伊文思在挖掘米诺斯宫的时候,用进口钢材和混凝土来代替古代木梁,当面临考古证据不能提供答案的时候,建造新墙壁,装上天花板,缺乏考古证据的地方,建筑师们就从古代绘画那得到暗示。伊文思根本就是在建造自己梦想的宫殿。
就在这些不严谨的考古基础上,加上喜爱在商贩手里买货的佩特里对照陶器,西方划分出了古希腊的所谓迈锡尼时代,克里特时代等,并写出了明确的纪年。
讲这些,不是想否定这些区域可能会有古代文化的存在。只是想说,以西方及某些中国人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标准,这些文化断代哪个站的住?
严于律己,宽于待人。标准却是要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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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1 21:51 | 显示全部楼层
俺也算是业余爱好者论坛闲聊,不是学术辩论。很多学术內的观点并不为大众所知。双重标准客观存在。古埃及考古不断发展,但学术上的严谨有多少及时反应到历史读物上?古埃及的编年又有什么改变?学术圈内的小范围不回避不等于改变大众的历史观念。夏商周现在已经不是学术內的讨论,已经被某些人演变成了大众如何看待中国历史的问题。把这解读成夏断代有问题就是那段历史也不存在。美尼斯和纳尔迈何等牵强,一样写到白皮权威书籍里。
司马迁非常严谨,《史记》里面三皇五帝说不知真假,没有证据。但是史记有完整的夏朝,商朝世系表。甲骨文发现之前,大家都觉得是编的,结果《史记》上商朝世系表与考古结果相比只有两处错误。现在的问题反倒是司马迁太靠谱,不仅需要发掘夏朝那个年代的文明遗址,而且还要证明它就是司马迁说的夏朝(而不是同时代的其他文化)。
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主要靠王表,辅以几个时间节点上的天文现象。其实就是靠文献,文献的真伪和解读要是有问题,一切都靠不住。问题就是所谓的泥板和石刻铭文的真实性。古希腊和古罗马完全就是靠类型学,即陶器比对。每个地区都有考古遗址,也一定有自己的历史。但是怎样解读,怎样断代,里面牵扯的东西就多了。至于白皮拉出来的那些王表那么详细完整,只能说按照夏商周断代过程的标准,那些就是神话与传奇。
另外的问题是文献解读也不靠谱。按怀疑司马迁的思路,那些发掘出的文献也得经过二重证据法检验一遍。毕竟司马迁到黄帝是三千年,那些文献和他们所记录的历史之间得差五千年。
像埃及三十一个王朝,前面的那几个王朝,到底是什么年代,什么组织结构,都是怎么考证的。连中国的夏都考证不出来,而埃及、两河乃至中世纪欧洲上千年直至七八千年前的历史都说得头头是道、确凿无疑。“元芳,你怎么看?”。回答有两个,一个是,“此事必有蹊跷。”,另一个是“此事背后一定有一个天大的秘密。”

古建筑不能为古代史的构建提供直接证据。就像不能用古长城去对战国,楚国,秦朝断代一样。中国与乌鲁克遗址同时代的也有,灵宝,西山等,平粮台不但有城墙,还有门卫,地下排水系统。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古文明,这一点毋庸置疑。现在很大的争论其实是文献和遗址的对应问题。为了方便大家了解历史,用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对应相应时期的历史,虽然不严谨,总比用生辟的地名要好。西方用神话,圣经,传说的人物,地名为自己构建了古代史。中国用靠谱的多的夏命名二里头就纷纷跳出来不承认,说穿了,还是欧洲中心论,实质就是白皮种族主义。
现在关于古埃及历史的书,十本有九本是来回抄那点内容,并有越来越神话的趋势。俺一直就当故事看。学术一些的书没有说的确凿无疑的,大多用“追溯”,“约”等字眼。以商博良破译的方法所解读出的碑铭等,大部分文字是对法老的歌功颂德,对荷鲁斯神的恭敬,少部分信件等。于古埃及编年还真起不到大作用。这些王表,含时间王在位长度记录的,已经是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而且来自基督教核心区域。要是王表和圣经不同,抄写员估计会被烧死。所以我拒绝相信王表中的时间。
2014年新发现了法老墓。断代直接按照王表。名字毫无置疑,哪怕明明没有物证。
以上这几大文明的断代基本在20世纪初就都做完了,那个时候科技考古学还没有诞生。这些年考古上即使有所修正,基本构架也没什么改变。夏商周的问题其实主要是二里头文明和文献中夏朝的对应问题,而不是那段时间中国历史存不存在的问题。而如果以夏商周的标准,古希腊的迈锡尼、特洛伊、克里特等就更对应不上了。所以说两者之间的差距一是话语权,二是中国史学界多年一直在唯物历史理论指导下,少有人涉及理论研究,解释过于教条。中文类考古读物,甚至论文。一提到两河,西方。就只会引用结论。没人敢直接列干巴巴的物证。谈中国,就一个劲挖物证,无视专家论断。

最后还是要吐槽一下白皮造假的无耻,借现代表音文字来破译象形文字……结论是那些东西根本不是象形文字,或者说只有极少部分象形,连古埃及文和古波斯文的发音白皮都能搞清楚……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是不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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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12 13:4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5-12 13:57 编辑

    “秘窖”窖藏之一百六十六(作者不详)

    破解夏商周断代之谜(二)
    (2001-11-29)

    核物理、天文、加上甲骨:标尺成为可能。
    从西汉刘歆起,2000多年来有无数的学者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对夏商周年代的研究中。那么,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凭借什么在现在得出了标准答案?
    他们凭借的,是几样现代法宝。

    如果没有甲骨文,今人要穿越漫长的历史隧道,回溯历史的源头,难度无疑将大大增加。这些在100多年前一直被人们当作药材的东西,自从被独具慧眼的清朝官员王懿荣发现后,在中国历史上便具有了不可替代的地位。
    一位西方甲骨学专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来描述甲骨文的制造过程:商王武丁某一天突然牙疼不止。他怀疑是死去的父王在作怪,便请来占卜师问个究竟。占卜的器具是正面磨得精光、反面却凿了很多小孔的龟甲。占卜者手持一条烧得通红的火棍,一边念叨一边刺入孔中。“啪”的一声,一个兆纹显现在龟甲上。占卜师说:“吉。”武丁如释重负,高兴地让人把结果刻在甲骨上。这就是“卜辞”。
    自从20年代殷墟发掘以来,在短短十年时间里,考古学家们获得了十几万片甲骨。那些甲骨上的文字,成为等待后人来解读的沉默的语言。
    正是这些卜辞留下了我们认识这位武丁王的线索。因为在他那个时代的甲骨上,留下了一个神秘的记载:那时,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竟然先后有5次关于月食的记录。借助现代天文历法推算,学者们已经能够准确推算出在那几百年时间里发生的一次次月食的准确时间。再结合相关史料,武丁王的年代自然清晰起来。

    据北大重离子物理研究所郭子虞教授介绍,由于现代天文学的大发展,依据天象推算可以得出很准确的年代。然而,它的缺点是,因为天象都有周期,所以它是多解的,也就是一种天象发生的时间可以有几个。
    所以它还需要借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手段,那便是来自宇宙的射线:碳14。
    碳的原子量是12,但是,有一种原子量为14的碳是放射性同位素。高空大气中的氮14在宇宙射线作用下形成了碳14。碳14与氧结合同样产生二氧化碳,被生物吸收而进入动植物体内。当生物死亡后,体中的碳14便开始衰变,含量逐渐减少。对其含量进行测定,便可以得出生物的绝对年龄。
    碳14的测验范围可达到距今5万年。然而,它的精度误差以前在国内达60年甚至百年以上。这对于要求提供精确标尺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另一位首席科学家仇士华为首的核物理学家们,借助各种手段,使精度误差达到了24年。于是,天文历法的准确推算,在有了碳14提供的年代范围规范后,得出唯一结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武王伐纣:一个典型文本。
    商纣王宠爱妲己、荒淫无度的故事,早已为国人津津乐道,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武王励精图治,率兵车300乘、近卫军3000人、甲士45000人,东出伐商。双方在牧野一场大战。结果纣王兵败,被迫自焚而死。
    公元前11世纪中期显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然而,甚至连这个模糊概念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迄今为止,关于武王克商这一年代的说法至少有44种之多。从公元前1130年到公元前1018年,时间跨度达112年。
    据彭林教授称,这一年之所以引起如此重视,缘于它是商周的分界、周朝的开始。关于这一年代的国际学术论文,曾经编了一本厚达100多万字的集子。它无疑是夏商周年代学中最大的一个焦点。
    要攻克这一难题,需要充足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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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12 13:5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5-12 14:05 编辑

    “秘窖”窖藏之一百六十七(作者不详)

    破解夏商周断代之谜(三)
    (2001-11-29)

    考古的重大发现提供了关键的证据。周人的都城丰镐在今陕西长安沣西地区。据《史记》记载,周文王建立丰镐的时间,距武王伐纣仅隔13年。所以,测定了丰镐的年代,武王克商年代的大致范围也就确定了。
    1997年,考古学者对沣西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具有先周早周分界地层的灰坑,一个重大收获令人欣喜若狂:他们找到了一些小米。这些几千年前的食物,在重见天日时早已炭化。然而,碳14测年技术使它成为揭示当年历史的一个重要密码。
    测量结果表明,这些小米的存在范围在公元前1050年至前1020年。中间相差30年。

    在此同时,天文学者依据当时的天象进行推定,得出的结果居然也是公元前1050年至前1020年。殊途却同归,表明了结果的可靠性。于是,克商年的范围从112年一举缩短为30年。
    此后还需要做的,是再依据其它史料、天文推算以及综合各种因素,来得出一个唯一的结论。
    现在的结论是公元前1046年,一个简单的冷冰的数字。然而,获得结论的过程是艰涩而复杂的。李学勤说,一个关键是,也许其他学者在这之前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然而它可能仅是孤证。而他们通过各学料、各种途径的推算,得出的结论却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这就使它向历史真实大大接近了一步。

    民族主义,还是科学?
    早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刚刚立项的时候,一位日本汉学家便给彭林教授写来一封信。在信中,这位汉学家善意地规劝:你们搞夏商周断代工程无非是要拉长历史,激起所谓的民族自豪感。但我以日本的历史劝你们,日本也曾做这这种事,后来发现,日本为之付出了代价。
    彭林给这位日本汉学家回信说,你研究确定的武王伐纣年代是公元前1118年。如果我们要拉长历史,只会比你得出的结论更长。可我们得出的结论却是公元前1046年,比你的还要短。这叫什么民族主义?
    的确,夏商周断代工程面临的争议除了学术上的外,主要是来自国外的“中国要搞民族主义”的指责。
    对此,专家们认为有些无聊。有专家反问:难道只有外国人来研究中国历史,才不叫民族主义?

    专家们反驳的例子是有关“三焰食日”的记载。在甲骨文中,曾有学者说有四个字叫“三焰食日”。这4字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日食、关于日珥、关于日食见水星三项世界纪录,曾长期为学界承认。然而,夏商周断代工程一开始便将这4个字的真实性排除了。
    这一排除,等于排除了三项世界纪录。专家认为,这显示了工程对科学的尊重。

    据介绍,针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国务委员李铁映也有过一段话:“工程就像改革开放一样,没有既定的模式,也没有先验的结论。”
    据知,工程1996年立项时,有学者曾想赶在1999年50年国庆时完成年表制定。由于碳14测量的改进工作一时未达到预定的精度,影响了工程进度。是国家科技部副部长邓楠说:“夏商周工程不赶时间,不要献礼。”
    对这一切,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主任朱学文一言概之:5000年文明是普通中国人的一个信念;夏商周断代工程证明了一点:信念也是需要走向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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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2 19:23 | 显示全部楼层
亚细亚船长 发表于 2017-5-12 13:49
“秘窖”窖藏之一百六十六(作者不详)

    破解夏商周断代之谜(二)    (2001-11-29)

--碳测年是准确的方法吗?
考古学家决定使用碳测年作为分析方法之前,必须首先确保校正后的放射性碳测年结果可以回答考古学问题。碳14活性所代表的含义必须要慎重考虑。
样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明确的。样品的年龄早于其被发现时环境的年龄。有些样品,像木头,已停止与生物圈相互作用。它们死亡后有一个外观年龄,因此将它们与样品周围沉积物的年龄联系起来是不够准确的。还有一些情况是样品和沉积物之间的关系不明显或比较费解。因此,在将考古事件与环境,以及环境和进行放射性碳测年的样品进行关联时,必须非常小心。
考古学家还必须确保,只收集和处理有用的样品进行碳测年,而不是测试挖掘现场发现的每种有机物质。

--放射性碳测年实验室与考古学家之间的相互配合
放射性碳科学家和考古学家在开始挖掘之前,需要对采样策略达成一致,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样不会浪费时间和资源,在碳测年完成后获得有意义的结果。
必须强调的是,考古学家在挖掘前需要和放射性实验室人员就以下几个方面互相配合。
实验室在关于哪些样品可以进行放射性碳测年方面有限制。例如,有些实验室,不对碳酸盐岩进行测年。有些实验室接受泡水木材,而另一些则喜欢提交干燥的样品。
收集和储存过程中不得污染样品。烃类、胶、杀虫剂、聚乙二醇或聚醋酸乙烯酯不能接触放射性碳测年样品。其他潜在污染物包括纸张、纸板、药棉、细绳和烟灰。
样品必须存放在包装材料中,这些材料在运输过程中可以保护样品,甚至在长期存放过程中也能起到保护作用。贴在包装材料上的标签必须不褪色,不易擦掉。储存放射性碳测年样品时可以使用玻璃容器,但它们很容易损坏,并且在处理大样品时不实用。带螺旋盖的铝容器是安全的,但最好还是咨询放射性碳实验室,找到存放碳测年样品的最佳容器。
建议考古学家或所有普通客户都要问清楚实验室碳测年结果是否有系统误差或随机误差。他们还应该询问BP年转换为历年的校正细节。
与客户沟通能让实验室大概了解发掘现场可能存在的污染物种类。而知道了放射性污染物的种类也会让放射性碳科学家们大概知道碳测年开始之前需要采取的预处理方法。
为了避免样品加工过程中出现交叉污染,以及年龄古老(超过10000年)的样品碳测年不能尾随近现代年龄的样品的碳测年,实验室需要咨询客户有关提交的放射性碳测年样品的预计年龄。
实验室还希望避免处理那些历年范围跨越大的碳测年样品。如果校准曲线平坦,并且在此期间的所有日历事件的放射性碳年代大约相同,放射性碳测年结果的值意义不大。

--放射性碳测年结果
解读放射性碳测年结果并不容易,有些时候,考古学家认为碳14测年结果在考古学方面是“不可接受”的。这种情况下,考古学家对发掘现场的年代进行评估后会拒绝使用放射性碳测年结果。
放射性碳测年结果被视为“不可接受”有很多种原因。可能是沉积问题,或者是意想不到的污染物,甚至是实验室的问题。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需要认真考虑放射性碳测年结果被认为不可接受的原因。

以上是C14测试行业的领导者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Beta实验室官网的介绍,该实验室使用加速器质谱仪(AMS),为客户提供最为先进和精确的C14测试服务。


看明白上面的介绍,前面对于放射性测年的新闻就只能看看而已了。同样,按照断代工程的做法,白皮所谓的历史体系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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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2 20:5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铁马冰河陆川客 于 2017-5-12 20:58 编辑

从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石料来看,青石和白石这两种石材是南阳汉画像石的主要用材。青石产于南阳市蒲山店,石材硬度大,石质细腻;白石产于唐河县湖阳镇、黑龙镇,石材强度比青石稍差一点,石质比较粗糙。

--(点评)按业内分类,上述石材就是不同成分的石灰岩,要比变质成因的大理石容易加工。

雕刻汉画时对工具的锋利度要求很高。因此,南阳冶铁业的技术水平对南阳汉画像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西汉初年,武帝任用南阳的大冶铁商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1](P1164)。管理全国的盐铁业,南阳成为全国设立铁官的手工业基地之一。
在南阳瓦房庄发掘的汉代冶铁遗址中,就曾发现西汉时期的冶铁遗物(熔炉基、耐火砖、鼓风管、铸造用的模具及铁器等),出现了将生铁“炒炼成钢的新方法”,被称为炼钢史上的一次革命。“百炼钢”即可用生铁“炒”成的熟铁为原料,经过渗碳锻打成钢,又可把生铁“炒”到所需要的含碳量,成为“炒钢”,然后反复加热锻打成为钢制品。
东汉时期,南阳的冶铁业在西汉基础上,冶铁作坊数量增多(新中国成立后在南阳附近发现的冶铁遗址就有南阳市北关瓦房庄铸铁作坊遗址,桐柏张陂村的大张陂冶铁遗址,桐柏县铁炉遗址,南召县太山庙、草店冶铁遗址,方城县赵河村冶铁遗址等),规模空前扩大,技术显著提高。
东汉时,南阳太守杜诗又发明了以水为动力的鼓风机械即水排,提高了冶铁的功效,促进了冶铁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改进,冶铁业的发展为南阳汉画像石艺术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工艺基础。

--(点评)物质基础决定了技术水平,二者的文物证据形成数量丰富的互证。

一、汉画像石雕刻所用的铁制工具
南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出土的铁器有24件,其中有1件东汉炒钢产品钢刀,形状较特殊,类似炊饮用具,刀身有一道平行于刀刃的锻接缝痕迹。刀宽11.2厘米,长约17厘米,刀背厚0.5厘米,是由炒钢锻接而成。南阳在东汉就有了“五十炼钢刀”和“百炼”之说[2](P68-70)。这就为汉画的雕刻提供锋利的雕刻工具,为汉画雕刻提供了物质保障。
汉画像石所采用的工具有专门制作汉画的特殊工具,如,锤、铁斧、铁铲、刀等。在出土留下的残物中,根据石匠艺人绘画的习惯来推测有以下主要工具,不排除每一位石匠艺人可能有些特制的工具[2](P63-64)。
(一)锤(见图1):汉代的锤多数是圆柱形状,大、中、小多种,也有少数是方柱的。锤是重力工具,锤和凿配合可以凿空。锤和凿或锥组合可做采矿工具,锤和钻、钳组合可以合成冶金、锻造的一套工具,锤和锲、锥等组合成一套石工工具,给南阳的汉画像石采石、凿石,提供了更大的方便。经考古分析许多工具是白口铸铁而成。
(二)凿:以刃的宽窄差别,汉代的凿种类有从0.3、0.5、0.8到2厘米宽的多种(见图2)。经分析有铸铁脱碳钢、炒钢,形式多样,方便使用,在汉画像石雕刻的凿磨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它的钢性和硬度不仅是木工的利器,而且也是比石头还硬的优良的石工工具。凿的使用可以使汉画像石雕刻的线条更加圆润流畅,富有生气。
(三)锯:用铸铁脱碳钢的钢板锻制而成,有长条形和弧形两种,锯齿向两侧弯曲。它和凿、锤、斧组成一套建筑工具,在画像石小面积的修正上有很大的帮助。
(四)锥:粗细不等和长短不一的多种类型锥,尖较硬而多数不弯曲,有的顶端有锤打卷皮痕迹(见图3),说明锥与锤的组合关系。
(五)锲:在汉代尚未见到专用铁锲,但利用斧做锲用,是不乏其例的,从器型看属于直斧,无疑有两种:一是装直柄,柄端有锤打卷沿痕迹,实起劈物体的作用;二是不装柄直接使用,口被打变形,卷沿,被打裂开等,显然是作锲用,用以劈木、采石等,在南阳汉代画像石上,遗留有锲裂的缝槽。
(六)铲:铁铲有不同形状的,大小型号不同,装柄的方向也不同,在画像石雕刻上能起到铲平画面的作用(见图4)。
(七)钢刀:汉代的刀具用铸铁脱碳钢式炒钢反复锻打制成,有的折叠锻打数十次之多,故有“五十炼”和“百炼之说”[3](P69-70),质量优良,它既具有韧性,又具有弹性和刚性(见图5)。因为刚性优于铜刀,到西汉中期以后,基本上替代了铜刀。锐利的钢刀对画像石的雕刻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使各种造型的线条更为自由活泼、优美生动。

--(点评)钢取代铜,带来了石材铭刻的进步。对比商代玉石圆雕文物和秦汉石雕文物可知。问题来了,白皮所谓的古代文明石刻艺术的工艺和工具基础呢?俺介绍过的木楔、铜斧连商代玉石雕刻都玩不了,因为那时候用的是中华琢玉的特有工艺路线--以柔克刚的解玉砂,但其局限性前面已作介绍,根本玩不了白皮所谓的古代石刻。

二、铁制工具在汉画像石雕刻中的具体应用
从早期汉墓出土的汉画像石我们可以看到,作品雕刻比较粗糙,人物形象的处理给人一种模糊感觉,图案、花纹不够精细准确、对称,体积给人一种浑厚成团状的状态,客观上的原因主要是工具不够锋利。因为南阳产的青石、白石,石质坚硬,如果没有锋利的工具很难雕刻出精细完美的准确造型,很难表达雕刻人的雕刻意识,所以早期作品在刻画动物、人物、图案上一般不太精细,比较粗犷,除了艺术水平的问题以外,工具的限制也是一个主要的方面。
例如,西汉时期的画像由于雕刻工具不太锋利,它采用錾凿法勾勒出人物、动物,形象稚拙,画面层次少,刻痕较深,线条较粗,不够流畅,所以画面感觉有一种朴拙稚嫩的气息。
到了东汉时期,由于冶铁业的发达,工具逐渐锋利,画面上线条流畅,形象生动自然,能够用刀代笔,刻痕较浅,这是工具进步的结果。只有在刻刀足够锋利的基础上,工匠才能在雕刻时对各种形象的刀法处理得灵活自如。
麒麟岗晚期汉画像石墓出土的天象图,人物形象、构图、透视、表现形式运用恰当。用线注重人物内在结构表达,线条流畅、有力,人物形象丰满生动,动物及各种背景图案刻画也恰如其分,浑然一体,这也说明锋利钢刀(雕刻工具)便于充分表达匠人的技术和艺术思想,更说明工具的进步对汉画作品艺术水平提高起到的推动作用。那些灵动自如的线条在前期的汉画像石中是绝见不到的,在前期稚拙粗糙的画面形象中,工具的锐利程度在客观条件上制约着画像石的发展和成熟。
汉画像石发展到后期,随着工具的进步,特别是钢铁制工具的使用,客观条件促成了汉画像石雕刻艺术走向顶峰阶段。
总之,南阳汉画像石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从稚拙朴实的阶段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其中除了工匠艺人对汉画像石雕刻技艺的探索之外,与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有很大的关系。在铁制工具的广泛应用下各种雕刻技法应运而生,有阴刻线、凹面浅浮雕、浅浮雕、高浮雕等多种表现技法。汉画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反映了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艺术。南阳画像石在写实基础上的大胆夸张变形的艺术手法,构成了南阳画像石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后世的雕刻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点评)冶铁技术的发展影响了工具性能的提升,进而形成了石刻艺术的升华。白皮所谓的古代大规模石刻至今没有可靠的工具和工艺证据,其结论也只能是一句话:近现代的故意伪造或篡改。
--以上引自《汉代南阳冶铁工艺的发展与画像石的雕刻》作者:徐永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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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2 22:49 | 显示全部楼层

汉代南阳冶铁

本帖最后由 南山之阳 于 2017-5-12 22:58 编辑

铁马兄所言极是。

汉代,可以说,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厂就在南阳。

研究汉代文化,不到南阳是不行的。发达的钢铁业,是汉画像文化的客观物质基础。

“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冶铁中心——汉代宛城(南阳)冶铁遗址位于南阳市区北部瓦房庄附近,东西长600米,南北宽200米,总面积12万平方米。该遗址散布着大量的绳纹简瓦片、耐火砖、磨石、烧结铁块、铁渣等遗物。1959年曾进行发掘,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出土遗物有熔炉基址17座,窑址4座,炉膛内发现铁块300多公斤以及大量炉渣、木炭屑;陶范三四百块及坩埚、残鼓风管,锻制铁器有刀、镰、斧、锤等;范铸铁器有盆、鼎、罐、齿轮等,还有分布稠密的陶券井。
  
  经鉴定,该遗址是汉代南阳一座规模较大的冶铁作坊。遗址东北方向约一公里处,是汉代南阳郡城的东北隅,证明该遗址处于故郡城内之北部。1963年被列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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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2 23:08 | 显示全部楼层
铁马冰河陆川客 发表于 2017-5-12 20:51
从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石料来看,青石和白石这两种石材是南阳汉画像石的主要用材。青石产于南阳市蒲山店,石材 ...

南阳冶铁遗址,现位于南阳市汉冶路与工农路交叉口。

下图为:南阳  汉冶铁遗址游园

冶铁1

冶铁1


冶铁3

冶铁3


冶铁2

冶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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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12 23:38 | 显示全部楼层
刚好手机里有几幅汉画石像拓片,贴上来
舞乐车骑

1

1


高祖斩蛇

2

2


狩猎

3

3



白虎    三足乌

4

4


斗鸡

5

5


狗咬赵盾    赵氏孤儿

6

6


投壶

7

7


高髻侍女

8

8


白虎    羽人

9

9


西门豹治邺

10

10

点评

在几大石窟溜达,仔细观察石雕的艺术之美和工具的痕迹,体会千年前中华先辈的创造力,着实是一种享受。观汉墓画像砖亦然。  发表于 2017-5-21 21:45
古风扑面~  发表于 2017-5-13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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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13 14: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5-13 14:47 编辑

    “秘窖”窖藏之一百六十八(作者不详)

    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一)

    我们国家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然而并非自古以来就是这个规模,有时候大,有时候小,国力强盛面积就变大,国力衰落面积就变小。
    那么我们国家是如何从最初的黄河中游一带的一个弹丸小国,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发展成现在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的呢?
 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开始的,原始社会世界上本没有国家,所以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也要从原始社会讲起。
 先来看看中国版图变迁的通史:
 可分为以下6个时期:

 一、先秦时期

图01:史前文化遗址分布图

 迄今为止,中国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六、七千处,遍及全国。反映了中国原始社会后期人类活动的范围。这些分散的原始氏族和部落,经过长期的战争和融合,形成了2个主要的部落联盟:一是活动于黄河中游的夏人,一是活动于黄河下游的夷人。以后夏人部落不断扩展,与东部夷族相融合,成为最大的华夏部落联盟。

图02:禹贡九州图

 ① 进入传说中的大禹时代,约公元前21世纪,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王国──夏朝。据考古和文献资料,夏朝的中心地区在今豫西嵩山附近的颍河上游伊洛河流域和黄河北岸的古济水流域,晋西南也是其重要统治区。现在一般认为代表夏文化的二里头类型文化的遗址,分布主要集中在以上两个地区。文献记载中的禹都阳城,很可能就是近年在河南登封县告成镇王城岗发现的古城址。以后所都的斟寻、阳翟也都在这一带。夏朝东面疆土还扩展到了豫东黄河下游地区,夏朝后期都城斟灌、帝丘、老丘、西河等都在这一地区。其势所及南至江汉北,东近淮泗。中国的主体民族华夏族就是在这一地区发展起来的。

图03:夏商周三代图

 ② 继夏朝兴起的是商朝,约公元前16~前11世纪。商族相传是东方的古老部落,始祖是契。传十四世至汤,才灭了夏朝。据《尚书·商书》记载,“自契至成汤,八迁,汤始居亳。”八迁的地点,历来说法不一。大体在今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出今河南省北、中部和河北省西南部范围。近年有人认为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可能是汤都西亳。成汤灭夏至盘庚五迁,始居于殷。现除殷已经考古证实为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外,其余4处均未定论。不过从商代遗址发现的地域分布来看,上述河北西南部和河南中北部即为其统治的中心区。盘庚(第二十商王)迁殷后,国势强大。武丁(第二十三商王)以前,商朝的疆域北面扩展到了易水,南抵淮河,西至太行、伏牛山脉,东至海。武丁以后疆域更为扩大,东北可能到达了辽宁,南抵江淮(湖北黄陂盘龙城即为归附商朝的一个方国),西北越过太行山进入山西,成为古代东方的强大奴隶制国家。
 商朝的周围还有许多部族和方国(即已归属的部落国家)。在今东北的有肃慎,滦河下游有孤竹,内蒙古东南部和山西境内有鬼方、方、土方,陕西北部有羌方、犬戎、熏育(荤粥),西部有周、氐,西南为巴、蜀,长江中游为濮、楚人,淮河流域为淮夷等等。

图04:周初封建图

 ③ 公元前11~前8世纪建立周朝的周人,起源于今陕西武功一带,原为商朝西部的一个方国。后迁居豳(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以后又南梁山,至于岐山下的周原。考古证明周原在今陕西岐山县京当乡和扶风县黄堆乡和法门乡之间,是一块地势平衍,水草丰肥的沃土。周人就在此定居下来,定国号为“周”,营筑城郭,修建宫室,以后逐渐强大,奠定了灭商的基础。
 从周文王开始沿渭河向东发展,翦除了商朝在关中的势力,迁都于丰(今西安市西南沣河西岸)。武王即位,为经营东方,又将国都东迁于沣河东岸的镐(今西安市西南斗门镇一带)。数年后灭殷,控制了商朝统治区。武王死后,周公东征,相继征服了商朝残余势力和东方诸小国。周朝的疆土大于商朝,为了控制新取得的领土,即推行分封制,即将周朝王畿之外的地区分封给宗室、勋戚功臣、先圣后裔,建立统治据点,以拱卫周室。据记载,周初分封71国,以后仍陆续有所分封,多至数百国。其中主要的有东方的齐、鲁,北方的燕、晋等大国,此外,还有黄河下游的卫、管、陈、曹、蔡,汉江流域的“汉阳诸姬”,长江下游的宜和太湖流域的吴。总之,当时疆土北方封国燕,已到达了今辽宁喀左、朝阳一带,西面至今甘萧渭河上游,西北抵汾河流域霍山一带,东面的封国齐鲁到了山东半岛,南至汉水中游,东南抵长江下游和太湖流域,势力所及还可能到达了巴蜀一带。周公在今洛阳附近营建雒邑,作为控制东方的政治中心。
 周王朝控制的领土内,并不是连成一片的,除了荒地外,还杂居许多夷狄和方国。在其周围同时也存在许多部落、部族和方国。如东北的肃慎,内蒙古东南部和山西北部的鬼方,西有犬戎、羌方,江汉平原有荆楚,荆楚以西为群蛮,西南有巴、蜀,淮泗之间的淮夷、徐夷等。

 ④ 西周末年,犬戎强大,最后杀幽王而周亡。平王东迁,是为东周,进入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约公元前8~前3世纪。
 春秋初年,四周夷狄入侵,华夏区域缩小。“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西方关中地区为犬戎所占,东方的山戎、北戎曾侵扰燕、齐、郑等国,南方的淮夷势力也伸入中原地区。 最强大的是狄, 居于晋中以北、狭北及太行山两麓,地域广大,并四出侵扰,向南向东发展,如伐邢(今河北邢台)、灭卫(今河南朝歌),多次侵扰晋、齐、郑、卫、鲁、宋等国。南方荆蛮的楚势力逐步强大,经江汉间向北发展,“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并占有南阳盆地和汝颍河上游地区。中叶以后,五霸迭兴,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相继和戎狄展开斗争。齐并山东半岛诸夷,晋并太行东西大河南北诸戎狄,秦并关中自陇以东诸戎。中原地区的戎狄、东夷浙与诸夏融合,南方的楚越“蛮夷”之地也多诸夏化。故至春秋末年诸夏范围又有所扩展。

图05:春秋列国图

 春秋战争之际,中原地区诸国逐渐合并,疆界屡易。到战国时形成了韩、赵、魏、齐、楚、燕、秦七大强国,即所谓战国七雄。夹在七雄之间还有十几个小国。这时七国强大,纷纷向四边开疆拓土,置郡县,修长城。魏国在公元前4世纪前后取河西白狄地(今狭北)及秦地,“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史记?秦本纪》)。秦国在惠文王时南攻楚汉中,取地600里,置汉中郡。昭襄王时灭义渠等戎而置陇西、 北地2郡(在今甘肃东部),疆界扩展至今的泾、 渭上游和洮河流域。 于是筑长城,西端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北沿北地、上郡北界,至今陕北黄河西岸。今仍有遗址存在。 公元前316年灭巴、蜀,置巴、蜀二郡,将四川盆地也划入秦国版图。赵国的北界原在今桑干河上游一带。赵武灵王时(公元前325~前299)“胡服骑射”,向北击败了林胡、楼烦,疆土扩展到河套北面阴山地区,置云中、雁门、代郡,筑长城自代(今河北蔚县)西傍阴山山脉至高阙(今内蒙古临河县东北狼山口)。燕国在燕昭王(公元前311~前279)时击退了东胡,却地千余里,在北边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筑长城西起造阳(约在今河北张家口附近),东至辽东,又东至满潘汗(今朝鲜清川江一带)与朝鲜分界。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境内有燕长城断续遗址存在。楚国的南疆越过了洞庭湖到了湘、资、沅、澧流域,向西占有了湘西、鄂西地区,设置了巫郡、黔中郡,势力还远及广西平乐一带。 公元前279年左右,楚顷襄王派庄由黔中郡向西南进入贵州境内夜郎国,直至滇池。以后黔中郡为秦国所有。庄即在云南称滇王。楚国东面灭越国,疆域东至于海。
 总之,到战国末年,七雄的疆域范围,东北过了鸭绿江,北面到了内蒙古河套地区、晋冀北部和辽南,西面到了甘肃洮河流域,南面已有浙江一半、赣北、湘全境及黔、川的一部分,为秦统一后的疆域打下了基础。

 战国时期华夏诸国的周围分布有许多蛮夷戎狄。靠近中原地区的戎狄,先后被韩、赵、魏、秦并合,遂与华夏族融合。东夷、淮夷也为齐、鲁等所融合。南方越族的许多地方成为楚国领地。较远的如北边的林胡、楼烦,原居晋、陕、冀北部和内蒙古地区,先曾为晋、秦、燕大敌。战国时受赵、燕攻击,渐次退出长城以外,为匈奴所并。战国后期,匈奴南下,成为华夏族北边的劲敌。“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东北地区是东胡,其东还有貊,再东北有肃慎,大致已到今吉林、黑龙江境内了。在河西地区有羌人和月氏人。西南的巴蜀为秦占有后,其西、南还有且兰、夜郎、滇、昆明(均在今贵州、云南一带)、邛都(今西昌一带)、、都(今四川大渡河、雅砻江流域)、徙(今四川天全一带)、冉(今四川茂县汶川)、白马(今甘肃成县)等各族。楚国西南有百濮、群蛮,大江以南有百越,分为东瓯(今浙江南部)、闽越(今福建)、南越(今广东)、骆越(今广西)等。
 先秦时代疆域变迁的总趋势是华夏地区逐渐扩展,由中原向南向北。夏时主要在黄河中游两岸;商时南至淮河,北至冀中;周时南面到了长江南岸,北面到了辽东;春秋时南到洞庭湖,北至晋中;战国时南到五岭,北至阴山。另一方面是下游向上游发展。夏商时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周时向西发展到渭河;春秋时发展到洮河。长江流域从下游向上游发展和黄河流域有所不同,主要是由于交通方便,黄河流域诸夏文化先到长江中下游,然后转向上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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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5-14 03:5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5-14 03:58 编辑

    “秘窖”窖藏之一百六十九(作者不详)

    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二)

  二、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从秦到两汉(公元前221~公元220)共400年,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原王朝疆域规模基本奠定。因此,这一时期的疆域在中国历史上有开创性意义。

图06:秦代统一图

  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即统一六国前一年,东南并闽越和东瓯,置闽中郡,有今福建全省及浙江东南部。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南五岭并南越,置桂林、南海、象3郡,相当今广东、广西2省;北逐匈奴,拓地至阴山, 将河套地区开置九原郡。 于是将战国的燕、赵、秦长城重加修筑和连接,形成了“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秦长城。史载其时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响户(北回归线以南),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此外,秦始皇还开了通往西南的五尺道,大致自今四川宜宾至云南曲靖一线,控制了当地的部族国家邛、、冉等等,将政治势力伸入了云贵高原。

  秦末农民起义,接着楚汉战争,中原动荡不定。北方匈奴乘机南下,夺还了秦代开拓的河南地,“与中国界于故塞”,即以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一线与汉朝分界。闽中郡的闽越、东瓯相继独立、南海郡龙川令赵佗在秦亡之后据南海又西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王,尽有岭南之地。在西南方面不仅失去了对云南的控制,连同战国时在今湘西、黔东设置的黔中郡也放弃了。所以秦末汉初时王朝的疆域不仅小于秦代,亦小于战国末年。

    汉武帝继位后,在其前四十年(公元前140~前100)内不断向外扩展疆土。

  ① 北方疆域的开拓。 公元前127年汉将卫青出击匈奴,不仅收复了陇西、北地、上郡的北部,还收复了河南地,置朔方、五原2郡;云中、雁门2郡北界也得到恢复。北边疆界达阴山以北。

  ② 置河西4郡。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出击河西,匈奴休屠王降,设置酒泉郡。以后至公元前67年间陆续分置了张掖、敦煌、武威3郡,合称河西4部,连同公元前81年在湟水流域设置的金城郡,又称河西5郡。

  ③ 南方的扩展。公元前111年又平南越,以其地置南海、郁林、苍梧、合浦、交趾、 九真、日南、象8郡。次年又跨海于海南岛上置珠崖、儋耳2郡。 以上10郡包括今两广地区和越南北部,较秦时更为扩展。
  公元前138年东瓯王迫于闽越的威胁,举国内迁至江淮之间。公元前110年汉朝灭闽越,又迁其民于江淮之间,后来又在今福建全省和浙江南部设置冶(今福建福州市)、回浦(今浙江临海东南)2县,属会稽郡。

  ④ 西南7郡的设置。 公元前135~前109年开西南夷,在夜郎、且兰、邛、、冉、白马氐、劳浸、靡莫滇、昆明等部族地置犍为、柯、越、沈黎、汶山、武都、益州7郡,除了武都郡在今陕甘2省的嘉陵江上游外,其余6郡在今云贵和川边地区,西南界达到了今四川邛崃山和云南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带。

  ⑤ 东北乐浪4郡的设置。公元前108年灭了由燕人卫满在朝鲜半岛上建立的卫氏朝鲜,以朝鲜及其附属国地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4郡,把东北疆界推至朝鲜半岛中、北部,东至日本海,南抵汉城以北一带。

  ⑥ 西域都护府的设置。西域一词有广狭二义:狭义的西域指今甘肃敦煌古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今帕米尔)以东的今新疆地区;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远至中亚或更远至欧洲东部和北非地区。 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的势力已到了西域地区,控制了当地许多分散的小国。汉武帝时曾于公元前138、公元前119年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企图联合乌孙、大月氏,以抗击匈奴。公元前102年又远征在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获胜。 自此西域震恐,多遣使来贡。于是在敦煌至罗布泊之间设立交通亭站,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渠犁(今库尔勒)等处屯田。这时汉朝只控制到天山南路。北路自乌孙以东犹在匈奴控制之下。至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降汉,天山南北才完全摆脱匈奴的统治。汉朝置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今轮台东)。都护辖区包括今新疆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乌孙、帕米尔地区的无雷和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等。
  汉武帝时汉朝疆域空前辽阔: 东抵日本海、 黄海、东海暨朝鲜半岛中北部,北逾阴山,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

图07:西汉疆域图

  自汉武帝末年以后的百余年里,国势削弱,版图有所缩小。武帝以后至元帝时,东北方面由于貊族的反抗,撤销真番、临屯两郡(公元前82),将其尚可控制部分并入乐浪郡。玄菟郡内迁至今辽宁的新宾附近。东北4郡变成了2郡。元帝时高句骊兴起,更削弱了汉朝的统治。西南方面,省沈黎(公元前97)、汶山(公元前67)2郡入蜀郡,7郡变成5郡。南方省象郡(公元前76)入郁林、柯,罢儋耳(公元前82)、弃珠崖(公元前46),势力退入大陆。南海10郡省为7郡。

  西汉末年,匈奴控制了乌桓、鲜卑屡次袭击北部边郡。公元39年东汉王朝被迫将今晋、冀北边的人民移居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地区。匈奴乘机转居塞内。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2部。南匈奴附汉,分驻于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 上谷8郡(今甘肃东部、山西、陕西北部及内蒙古呼和浩特至包头一带),东汉才恢复了对这些地区的统治。
  东汉安、顺帝开始,西北羌人起义,东汉势力削弱,陇西、安定、北地、西河、上郡等郡治一度内迁。北面鲜卑强大,不断侵扰沿边诸郡,构成匈奴以后东汉北部一大威胁。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政府无暇顾及北边,逐渐放弃了定襄、云中、 五原、朔方、上郡、北地等6郡以及雁门郡恒山以北、代郡、上谷桑干河以北地区。安定郡朝那以北、西河郡离石(今属山西)以北,约当今河套、 陕北、晋西北、 河北长城以北地区均为鲜卑、羌胡所居。东北方面由于高句骊强大,乐浪郡单单大岭(朝鲜半岛中央山脉)以东土地尽归其所有。玄菟郡治内徙至沈阳、抚顺间。鸭绿江上游地亦入高句骊。在南方,137年在今越南境内的日南郡象林县土著起事,攻占了象林县,建立林邑国,使日南郡南界从北纬14°以南,北缩至16°。唯滇西的哀牢夷内附,东汉在其地置哀牢、博南2县,又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6县,合置永昌郡,西南边界延伸至伊洛瓦底江上游支流大盈江一带。

  秦汉时代中原王朝周边民族中以匈奴最为强大。匈奴约于公元前 3世纪(战国时期)兴起于中国的大漠南北。其东与西拉木伦河以北的东胡为邻,北接贝加尔湖一带的丁零,西至色楞格拉河一带,南面与燕、赵、秦三国以长城为界。秦始皇时出击匈奴,夺取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匈奴势力退至阴山以北。秦末中原战乱,匈奴乘机南下,与中原王朝以故塞为界。到匈奴冒顿单于(?~公元前174)时期,东击东胡,西逐月氏,北服丁零,南并楼烦、白羊,征服了许多邻族,控制了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的地区。在中国北部,以漠北鄂尔浑河为中心,建立了强大的政权。至汉武帝以后,匈奴势力退出河套及其西一带,河西走廊、新疆等地为汉朝所有,其势益哀。公元48年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入居东汉边郡,北匈奴在东汉不断追击下西迁中亚,其故地为鲜卑所居,留下的10余万部落并入鲜卑。

图08:汉代匈奴图

图09:汉代西域图

  匈奴以东是东胡族的乌恒与鲜卑。原先活动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自公元前3世纪末, 乌桓役属于匈奴。公元前119年,汉将霍去病击败匈奴,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5郡塞外,即今老哈河流域、滦河上游一带。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并在幽州(今北京)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使不与匈奴通。东汉初年,乌桓入居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等10郡障塞之内,约当今辽宁大凌河下游、冀北、晋北和晋中以及西抵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原居地为鲜卑所有。
  鲜卑原在乌桓之北,匈奴破东胡后,迁至辽东塞外鲜卑山。乌桓降汉,鲜卑亦西南迁居西拉木伦河流域。西汉一代未与中原通使。东汉初,常与匈奴、乌桓连和犯边。东汉中叶,鲜卑乘匈奴衰弱之机,与丁零、南匈奴及西域诸国围攻北匈奴。后北匈奴西迁,遂占有匈奴故地。公元2世纪中,鲜卑强大,檀石槐统一鲜卑各部,成立了草原部落大联盟,北拒丁零、南略汉边,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其势力范围包括了整个蒙古高原。以后“幽、并、凉3州缘边诸郡, 无岁不被鲜卑寇抄”,入居云中、雁门、北地、代郡、上谷及太原等边塞内外。东汉北疆内缩。公元181年檀石槐死,鲜卑分裂。

  鲜卑之东为貊语族的夫余、高句骊、貊和沃沮。夫余活动于松嫩平原,所建政权与两汉保持友好关系。夫余南接古高句骊。古高句骊东接沃沮。汉武帝于沃沮地置玄菟郡(郡治今朝鲜咸兴),昭帝时为夷貊所侵,郡治内迁至高句骊县(今辽宁新宾西)。元帝时(公元前37)夫余王子朱蒙在浑江流域重建高句骊国,迫使汉玄菟郡治再度内迁到沈阳、 抚顺间。 东汉时高句骊强大,鸭绿江两岸、 浑江流域尽为其所有。 沃沮之南为貊,在朝鲜单单大岭以东,西至乐浪,东穷大海,南与辰韩接。汉武帝时曾于其地置苍海(公元前128~前126)、临屯(公元前108~前82)2郡。东汉后,其地渐入高句骊。在夫余东北、沃沮北为肃慎族,后称挹娄,分布于今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东滨大海。曾长期臣属于夫余。

  秦汉时分布在青、藏、甘西南和川西的有羌系各族,在青海湖周围及迤东汉接壤地区有先零羌、烧当羌等,蜀郡、广汉郡徼外有白马羌,越郡徼外有牦牛羌等,而远处有唐旄、发羌,分布于今西藏地区。汉景帝时部分羌人迁入陇西郡。武帝时在湟水流域置护羌校尉。昭帝时置金城郡。东汉时羌人不断内迁,如先零羌迁至天水、陇西、扶风等郡。烧当羌迁入三辅地区等。后多次起义反抗东汉王朝,为东汉王朝后期一大祸患。至于分布于广大西南地区,如川、滇、黔及桂西等地西南夷,种类繁杂,秦两汉时先后置为郡县。


图10:东汉疆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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