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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亚细亚船长

地外文明与远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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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6-11 08:01 | 显示全部楼层
       “秘窖”窖藏之一百八十九(作者不详)
       蚩尤、三苗、九黎的传说(三)

  这样,他们在淮河、长江中下游、中游以北地区重建了炎帝文化和三苗九黎文化。把东夷的大汶口文化,炎姜的仰韶文化传统带到了淮河流域和湖北地区,创造了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营建了湖南澧县城头和湖北荆山等古城。
  以后桐柏山和大别山系的蚩尤氏族繁衍生息,又迁入鄱阳湖(古彭蠡湖)地区。原在大洪山、荆山水寨各氏族由于同样原因,迁入洞庭湖地区,分布在湘、资、沅、沣、酉水,以三苗九黎部族为主,蚩尤王族则居位在安乡县重建三苗国。

  史传黄帝寿一百一十到一百一十七岁或言在位一百年,系指涿鹿时代黄帝氏族执政时期。
  涿鹿黄帝在北方休养生息百年之后南迁王屋山,再迁华山、河南灵宝,号有熊氏。灵宝黄帝在位十九年,铸天、地、人三鼎于灵宝城东南十里荆山(又名铸鼎原,本为夸父山),传说铸鼎后,他白日飞升羽化而去。
  传说黄帝内经,本草成于此时。
  灵宝黄帝死后葬荆山,名黄帝冢;涿鹿黄帝死后葬桥山。荆山有贞元十七年(公元八0一年)立的《轩辕黄帝铸鼎碑铭》。荆山在河南灵宝,桥山在陕西黄陵。
  以后又经过帝鸿和帝轩两个时期,前后共一百八十多年,先后迁都宜阳、密县、新郑、祁家河、山西、双池、轩岗等地;黄帝世衰,少昊颛顼代兴。
  黄帝时期是以武功统一天下,开启玉器文明时期。
  蚩尤和黄帝都拥铜兵,故称“民主”。我国发现最早的铜器遗物是姜寨仰韶文化出土的黄铜管,经测定在公元前4675年前后。在内蒙古西台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多块铸铜陶范,以后在河南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马家窖类型文化遗址中都有铜器发现。

  少昊颛顼时代在公元前4050~3380年之间。
  黄帝后期,东部少昊与西部少昊日益强大并联合起来向中原会聚,邹屠三苗与共工夸父重振族威,少昊代黄帝登临帝位,重建三苗九黎国,都兖州曲阜穹桑。
  少昊的父亲族因以太白金星为主要观测星,父为白帝子,少昊继承这一天文成果,故名金天氏。母皇娥,母系下传以鸠鸟鸷类为图腾,皇娥并继承太阳历,为主管相风木相风仪,立在桑丘,故又名穹桑氏。
  《山海经·海内东经·海内北经》和《庄子·逍遥游》均有列姑射与始鸠国之说,疑为皇娥与白帝子相爱之传说。
  《左传·昭公元年文公十八年》、《史记·五帝本纪》、《淮南子·地形篇》以及《山海经》其它各经对少昊(帝俊)后裔均有许多传说。如“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日冥师。生允格,马骀……少昊生晏龙、羿、蒍、始州、北齐、叔歜、儋耳帝鸿、十二月女和月母、玄股、天吴季厘、齿民、倍伐、张弘、中容……”等。

  还有八才子、不才子之说。不才子谓“穹奇”,状如虎、有翼,或谓“其状如牛,猬毛猓狗、食人,食人从首始”。
  以上子裔均表示分封、入赘、夫妻联姻女系下传或代系不明;不都是直接下传。
  少昊另一支羲和氏早在公元前5400~5113年因海浸迁到美洲加利弗尼亚和墨西哥北部地区,以羲华华(奇瓦瓦)为居住中心。
  少昊常羲、羲和之国其裔民的一支又西迁至甘、陕,南下云贵;其中一支为今四川凉山彝族和云南彝族之先民,又有一支南下海南为今黎族之先民。
  在山东江苏一带,少昊羲和常羲氏族为少昊直系裔的北支裔(三苗九黎北支)。

  《左传·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9年)载:少昊裔郯子朝见鲁昭公,昭公问郯子:少昊氏以鸟为名是何原因?郯子回答:少昊是我祖先,我先祖少昊名鸷,登帝位时,恰有凤鸟来贺,所以鸟为我族族徽,纪于鸟,并以鸟的不同习性区别各氏族的分工和官职名称。凤鸟氏为历法之总正;玄鸟氏主管春分秋分节令,名司分;伯赵氏主管夏至冬至节令,名司至;青鸟氏主管立春、立夏、名司启;丹鸟氏主管立秋、立冬,名司闭。祝鸠氏为司徙,睢鸠氏为司马,鸿鸠氏为司空,爽鸠氏为司寇、鹘鸠氏为同事,这五鸠教化管理百姓,五雉氏管理百工,改良器物用具,统一度量衡,使百姓遵循农时不乱耕作。
  如此严密的分工,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已是一个多层次而机构完备的国家了,是一个以德为天下号,以“德”为纪,或以图腾、社会分工为氏的国家。

  郯子所说的先祖少昊即是被黄帝封在东部统领东部九夷使四鸟的少昊鸷(青阳玄枵),同时还统理九黎旧部及一部分有熊氏族裔(黄帝后期帝鸿时入赘依附于少昊的黄帝氏族)。
  今江苏连云港云台山将军崖岩画,就是少昊鸷鸟氏的天文日月星象图,共分四组,这些天文象形字是少昊氏族继承太昊文明的证据。
  大汶口、良渚文化地区出土的鸟图腾柱、大山纪历八卦太阳历、璇机玉衡天文观测仪、牙獐与牙璋量天尺,进一步证明了伏羲、太昊继承了少昊文化。巴人是太昊裔;龙山文化,巴蜀文化地区民族至今保持了大汶口文化牙獐的祖制。凉山彝族称少昊是支格阿尔,是少昊裔,彝族巫师毕摩禽克使用的就是牙璋牙钺量天尺。
  这种观天用的璇机玉衡,一直使用了一千五百多年,到商代末期殷墟中尚有遗存,而且形制多样,甚至在中美洲尤卡坦半岛奥尔梅克文化遗址中也有发现。


点评

“璇玑”是中国远古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名词, 出自《尚书舜典》:“舜让于德, 弗嗣。正月上日, 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 以齐七政。”“在”字的含义是指观察, 而观察的对象就是璇玑玉衡;观察的目的是“以齐七政” ,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7-6-14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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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6-12 01: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6-12 01:10 编辑

       “秘窖”窖藏之一百九十(作者不详)
       蚩尤、三苗、九黎的传说(四)

  黄帝时代就出现了“九黎乱德”。少昊时,保留了鸟官制,又实行金星历,日月阴阳合历。少昊又采取宽松治理政策,不断立族分氏,以族为国,支庶迅速繁衍,遍布山东、辽东半岛,国族上百。各有自己的祭祀中心(高、昌、京……),各建灵山、灵台、灵柱、标志着城邦国家已经形成。国之四周又出现许多聚落即后来的村、镇,各国族围绕祭祀中心又建立起自己的宗教中心。这就是以族为中心的国族或族国。

  少昊族部有就二十五个。羲和阳夷日族十个。昌意(常羲)兔族十二个。另有女和月母国。三苗就有三首,三身、三青鸟、三五彩鸟(皇鸟、鸾鸟、凤鸟)至少十二个。九黎九虎九个。蚩尤已分化为蚩、尤、邹、屠和邹屠至少五个。人夷分化为人、修、儵、条、已、己至少六个。畎夷分化为宿沙、白犬、天犬至少三个。重,分化为老(耆)童、大章、重董、句芒、东、中、仲、榆、程、温、苏、羋等十三个。该,分为蓐收、奎、封豕、封稀、防风、大人至少六个。熙,分化为宧、已、熊、龟、鳖、鲧六个。其他如吕(莒)、费、奢比尸国、君子国、天吴(虞)国、青丘国、黑齿国(黑夷)、凿齿国、危国、雨师妾国、玄股国(玄夷)、劳民国(崂夷)、窫窳国、始鸠国、中容国、司幽国(奚人)、白民国(白夷)、女丑国、壎民国、弇兹国……都因少昊鸷开明宽松的治理方式,氏族迅速滋衍。
  这样,三苗、九黎氏族文明繁荣,进一步涣散了少昊巫政。

  高、昌、京是不同国族建立的祭祀宫殿,与个、亭不同。高、昌为北方城廓民居,京为南方吊脚式楼建筑。亭、个是四边无壁,只有立柱和顶的建筑。
  凡建有灵台之地,均为国族之都,国族越大,灵台就越高越大,当了天子,自然就要去泰山封禅,因为泰山在山东半岛是最高最大之山。封禅,即封神、封祖先、封功臣,使地界所有有功之人都升到天界,列宿天庭。

  上古之时,凡联姻族迁徙,均结伴而行。高氏、昌氏均发祥于古青州、昌潍地区,青州得名与清阳有关,为少昊爽鸠氏居地。故清河、青城、高青、高城均在一处,高密(高氏、密氏合婚族)、高唐(高氏唐氏合婚族)、高乐(高氏乐氏合婚族)、高阳(高氏与阳氏的合婚族)等地均为这些合婚族之居地。高青为高与蜻的合婚族名。昌潍为水名,潍又为系(奚氏弇支氏裔)与佳(鹰)的合婚族名,清河也是水以青名。秦汉之后又有昌邑、阳谷、山阳……等地名出现。

  为避水患东夷族均改平地祭祀为台地祭祀,河南称为岗;塜、丘、河北称台,江苏称墩,鲁中南称孤堆、城子等,而且祭祀中心越建越宏伟,开始为祭天专用叫郊,后来慢慢变为在节日可以游览之地,再后来分离出来,叫太庙,可以在这里祭祖、行施政令,又叫明堂。后来又叫作宴会、射艺、养国老之地,以后又分离出洋宫(太学)等。明、清北京的天坛、地坛、月坛、日坛、先农坛及太庙等均由此而来。
  由于少昊末世,巫政乱德,遂由颛顼代之。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天地通”。
  少昊鸷(挚)少昊之一支,下传六世,前后共260年左右。在此之前这个氏族已存在三千多年(即古老的伏羲氏族)。伏羲六世少昊称帝只有十六年。
  少昊颛顼时代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少昊之前,天下之号象其德(政绩),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名(以部族国族联盟,称雄天下的名号),象其事(部族联盟宗主领袖及其臣属的社会分工或官职分属之性质),因此只能记载眼前发生的事,无法追记以往之事。

  颛顼时代为公元前3787~3380年。
  《史记·五帝本经》:“黄帝妻嫘祖生子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
  《山海经·海内经》:“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鸟喙、麟身渠股,娶淖子阿女,生帝颛顼。”
  蜀山氏女昌仆,世为天文世家,颛顼出生后,继承母业,观测北斗星,头戴通天尺木冠……
  颛顼生于若水,若水因产生若木得名,同建木一样都是测日表木,在不周山西。
  颛顼长大后,从师伯夷父,就任少昊昌意,昌濮联盟的联盟长,帮助西部少昊摄朝云,司彘之国王政,行金星历,号金天氏。
  颛顼娶夷女为妃,名九嫔,死后同葬于汉水上游鲋鱼之山。
  《山海·海内东经》:“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阳,九嫔葬阴。”
  蛇又作九,九族之女死葬要归根,所以同葬鲋鱼山,因此《山海经》又说:“有四蛇卫之”。
  颛顼葬鲋鱼之山,也是一种返祖归根的传说,因为颛顼继承的是少昊母亲皇娥观测北斗星的传统。传说颛顼“死而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鱼妇即鲋鱼。而北斗星又为玄武鱼蛇之象。“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所以颛顼葬地不管在哪里,都为鲋鱼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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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6-13 01:0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6-13 01:02 编辑

       “秘窖”窖藏之一百九十一(作者不详)
       蚩尤、三苗、九黎的传说(五)

  当黄帝王族退回北方,东部少昊青阳登帝位后,西部少昊、昌意、昌仆、韩流、颛顼诸氏族,开始向东移动,准备回到故乡故土。颛顼氏族在迁徙途中与共工氏发生剧烈冲突。不久又遇到泾河水害,沿秦岭行到临潼,与老童结盟,老童人赘颛顼氏为胥。老童原是伏羲、炎帝时主持观天大风雨表的祝龙祝融后裔。他们结伴东行于潼关,以后又与夸父结盟。颛顼时居灵宝,再居灵宝北重王村。另一支沿南洛水东行,在伊洛与娵訾氏会合,终于回归故里。
  昌仆颛顼氏继续东迁,到达兖州,昌仆氏定居于济宁独山湖,居濮城。颛顼氏居干城(今古干城)、韩流居韩村。后来昌濮又东移居阿城、东阿城,在东阿立天文观测中心,少昊清阳在清丰设立大天齐表。

  颛顼氏迁到濮水后,成为少昊清阳的亲族。族中有一非常聪明的少年,被清阳赏识,教他各种天文知识,故《帝王世纪》、《水经注·若水》说:“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而冠,二十登帝位”、“孙少昊金官之政,以水德王”。后来少昊清阳帝匠敬举颛顼为帝。少昊清阳以颛顼辅佐有功,封高阳。时在公元前3790年。
  高阳,本作高羊、弓高羊、有穹高羊。高羊故地是炎帝氏族姜姓羌人羊图腾氏族的都邑或聚落,少昊清阳封颛顼于此,成为颛顼氏兴起之地。此时的颛顼是从陕甘迁到中原的颛顼族裔支,号高阳氏。
  常羲是少昊妻之一,早于黄帝,黄帝使之占月,发明六合历。这个氏族曾在洪水为患时,与少昊、羲和氏俱迁于中美洲,于奥尔梅克拉文塔留有常羲(常宜)制六合历石圭祖石。

  高阳虽是颛顼氏兴起之地,却不是帝丘。颛顼帝丘在顿丘、位在今河南濮阳,后被水淹。今河南内黄梁庄乡西大城村(又名三杨村、大王城),另有古顿丘城遗址。第一代颛顼称帝在顿丘,归葬也在顿丘,家族墓也在顿丘。
  后来,濮阳因地势较高成为新一代颛顼政权的帝丘。颛顼时代任用南正重司天属神,命火正黎,司地属民,进行历法改革,重,司天,观星象灾变测人间灾变,反之观人间灾变,知星明灾变,收集观测资料,颁于天下(如同今日之气象预报)。黎领导百姓治病防灾,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农、商、渔、牧……)。
  原先民神同位时,任何一个家族巫觋都可能登临自己的祭坛,现在不行了,只有大巫觋才可以在其坛台上的神殿中进行祭天,观天象,做历算,授时活动。至于其他所有祭祀中心,均封闭起来不准再用。于是天归天,地自地,天地人神交通断绝,是为绝天地通。这是一项重大改革。所以颛顼之后的帝王只能记于近,而不能记于远。因此,职官之名大约就变成管理民事的司徒(土)、司马、司空(工)了。黄帝以后,颛顼再一次强化了中央政权,宗伏羲、建寅,颁颛顼历。

  黄河水患历代祸及共地(共工氏居地)、濮地(颛顼居地),共工氏治水很有经验,故在少昊之后颛顼仍用共工为水官(司空或工正),但有时因洪水过大,共工氏堤防被毁,大水不免冲到颛顼居地,颛顼误认为是共工以水逼他,于是便有讨伐共工之事。共工本为水官已在尽力减轻水害,而且看到“堕高堙卑”之法已不灵了,便急中生智凿山开豁,或削平山头以泄洪水,结果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受到讨伐,自然愤怒之至,随即进行反击,双方对峙,争战多年不分胜负。史载:“共工与颛顼争为帝”缘于此。此时的共工氏首领帝江,称涅(涅为共工自立的天表之地名涅丘)。
  大约距今5800~5500年间(即公元前3800~3500年),这三百年当中,海浸又一次发生,终结了颛顼与共工氏的恩怨纷争。少昊、共工等氏族纷纷乘船(芦苇舟),向山地逃亡。在华北,他们沿太行山向北进入燕山,向东北转入努鲁儿虎山,辗转又到了朝鲜半岛、日本三千列岛、阿留申群岛,最后在今美国俄亥俄州亚当斯县定居(后又转到美洲西南部),筑赫比人螭龙丘。
  而留在中原境内的“涅氏”,则依“涅水”而居,其地在太行山西麓余吾、虒亭、襄垣、屯留、壶关一带。这些古老的地名现今犹存。

  美国境内的那瓦霍人、赫比人世代流传至今的《四大世界递升迁徙图》,就是共工氏的族徽。那瓦霍图为圆形,赫比图为方形。中国境内发现的共工氏图徽图像很多。
  伏羲女娲──炎帝系另一支,在公元前4000~3000年间与南方北方的祝融氏会合,在洪水泛滥时期,同乘苇舟,经不同道路到达美州,这一支的后裔就是那瓦霍人,他们是从大河村、磁山出发的。
  赫比人、那瓦霍人同属“帕布罗”──粘土建筑的村庄──耕田的殷地安人。其建筑形式都保持了共工──后土的“邛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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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蚩尤、三苗、九黎的传说》还有一更;显然,作者为这篇文章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当然,作者的观点比较“玄”,但作为参考,不失为是一篇比较有价值的文章。  发表于 2017-6-13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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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4 19: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铁马冰河陆川客 于 2017-6-14 21:40 编辑
亚细亚船长 发表于 2017-6-11 08:01
“秘窖”窖藏之一百八十九(作者不详)       蚩尤、三苗、九黎的传说(三)
  这样,他们在淮 ...

“璇玑”是中国远古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名词, 出自《尚书舜典》:“舜让于德, 弗嗣。正月上日, 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 以齐七政。”“在”字的含义是指观察, 而观察的对象就是璇玑玉衡;观察的目的是“以齐七政” , 就是国家的一切行政举措能够按照璇玑玉衡的变化密合对应。
“璇玑玉衡”究竟是什么名物? 能够使得国家的一切行政举措都按照其变化密合对应呢?当前学术界对“璇玑玉衡”的解释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天文仪器。大部分人认为是我国古时测量天体坐标的仪器, 即浑仪的前身。孔安国认为璇玑玉衡是“正天之器, 可运转” , 肯定璇玑玉衡为天文仪器;郑玄认为“运动为玑, 持正为衡, 以玉为之, 视其行度。”也是指天文仪器, 同时说明制作的材料是玉;英国人李约瑟也认为《尚书》中璇玑玉衡就是天文仪器。另外一些人认为, 所谓的“璇玑玉衡”, 就是浑天仪本身。马融认为“上天之体不可得知, 测天之事见于经者, 惟玑衡一事。玑衡者, 即今之浑仪也。”三国王蕃也认为“浑仪羲和氏旧器, 历代相传谓之玑衡。”而北宋苏颂索性就认定了“璇玑玉衡”就是浑天仪中的“四游仪”。
第二种说法是“北斗七星”, 即天枢、天璿、天玑、天权、玉衡、开阳、摇光。北斗四星为魁, 玑杓三星为衡, 合成北斗。古人曾以斗柄星指向来定季节。司马迁主张“璇玑玉衡”就是北斗七星, 他在《史记·天官书》中说:“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 。”《楚辞·九思·怨上》“上察兮璇玑”洪興祖补注:“北斗魁四星为璇玑。”《古文苑·黄香〈九宫赋〉》“握璇玑而布政”章樵注:“北斗第二星曰璇, 第三星曰玑。”《晋书·天文志》主张“璇玑玉衡”也是北斗七星名, 只是位置略不同:“魁四星为璇玑, 杓三星为玉衡。”清代经学家孙星衍考证了大量的史料, 以为“璇玑”与“玉衡”皆为“北斗七星“之名, 并得出“汉魏之人不以璇玑为浑天仪”的结论。
第三种说法是“璇玑玉衡”是北极星(北辰)。《说苑》记载:“璇玑谓北辰, 勺陈枢星也。”“《周髀算经》称北辰皆曰璇璣。”伏胜在《尚书大传》中写道:“璇者,还也,玑者几也, 微也, 其变几微而行动者大, 谓之璇玑, 是故璇玑谓之北极。”《星经》有不同的说法:“璇玑者谓北极星也, 玉衡者谓北斗九星也。”
第四种, 也有现代学者研究认为:“璇璣”是指玉琮, “玉衡”是指“兽面纹”上的“横档”。甚至有学者认为, 璇玑玉衡的所指可能既不是星辰, 也不是仪器, 而是指的某种场所, 如观象台。
“天文仪器零件说”,是中国清代收藏家吴大澂(chéng)提出来的。吴大澂喜欢玉,并精于鉴别,他编撰的《古玉图考》是中国玉器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书中,吴大澂绘制了一幅《璇玑图》,并注释道:“璇,美玉;玑,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疑是浑天仪中所用之机轮。”然而,吴大澂的这一观点,遭到专家的质疑。有专家认为,原始社会不可能有机器,更不用说有玉璇玑这样的机器零件了。1977年,中国安徽阜阳汝阴侯墓中出土了一件汉代的天文仪器。在这件仪器上,专家也没有发现任何带有旋角的零件。“天文仪器说”,是中国春秋末期的教育家孔子提出来的。孔子在《尚书》中对璇玑是这样解释的:“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通过这句话可以看出,孔子眼中的玉璇玑是君王观测天象的仪器。
持这一观点的还有中国宋代女词人朱淑真,她在《苏若兰璇玑图诗图记》中写道:“璇玑者,天盘也;经纬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留一眼者,天心也。极星不动,盖运转不离一度之中,所谓居其所而斡旋之。”这段话的大意是说,璇玑是古人眼中的天盘,璇玑中间的圆环,代表天的中心位置。星空中,只有北极星固定不动,群星都以它为中心运转。玉璇玑中间的圆孔,就代表北极星所在的“天心”,而其外缘凸出的旋角,则代表围绕北极星旋转的群星。
对于孔子提出的“天文仪器说”,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nài)先生曾经发表文章提出质疑,认为璇玑只是玉璧的一种,不应把它的功用神秘化。根据《尚书·舜典》中记载的“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夏鼐先生考证说,上古帝王“舜”非常聪明,他善于处理各种事物,继承夏朝帝位后,通过观察“璇玑”和“玉衡”,他列出了强国富民必做的七件政务。从逻辑上讲,“舜”观察的“璇玑”和“玉衡”,应该是启发他施政的两件实用器物。“玉衡”是一件佩玉;那么璇玑,也应该只是一种装饰物,而不可能是天文仪器。夏鼐先生提出,璇玑极可能是从玉璧演变而来。传统玉璧的造型一般为环形,璧面雕有纹饰。而璇玑则在环形之外,又延伸出一些齿牙。正是这些齿牙,误导人们以为它具有某种功能,给人们以无穷的想象空间。然而,目前看来,这些齿牙不具备任何工具的用途,它们只能是装饰性的雕刻造型。为了表示璇玑与玉璧之间的关系,夏鼐先生还特地为玉璇玑正名为“玉牙璧”,表示玉璇玑只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玉璧的特殊玉璧。
关于璇玑的用途,专家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一种说法都能够自圆其说,而又都缺乏有力的科学认证和考古依据,所以至今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
--资料来源:
【1】王春元:玉璇玑,《中华遗产》,2007年第12期
【2】陈琦敏:“璇玑”之歧训疏正,《咸宁学院学报》2008年4月
【3】鲁子健:璇玑玉衡考,《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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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5 16:5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南山之阳 于 2017-6-15 17:33 编辑
南山之阳 发表于 2017-6-2 16:03
寻找“子朝冢”(之八)

一、关于冢岗庙

寻找“子朝冢”
(之

二、不见冢庙碑

今年四月份去冢岗庙调查时,在庙前见有一石碑,名为不见冢庙碑,二位李姓老者也均不知碑上内容。一时兴起,我就当着二人试读了碑文。看得出来,虽然他们不识碑文,但对碑上的内容是了解的,并表示这辈子第一次听人读出碑文。


  不见冢庙碑

不见冢庙碑

不见冢庙碑

不见冢庙碑碑文:

重修不见冢庙碑
宛郡北,离城五十里许,相传此地为不见冢。旧有玉皇阁、圣公圣母广生殿、道房、钟磬俱全,彼时称盛世焉。待明末之后,庙宇既圮,神像泯然,土垒之上尽成荆棘。至康熙时,李氏侯兴兄弟合会四方,各捐赀财,不数年间,庙宇、神像、道房俱各依然如前。奈岁月屡更,风雨数尝,庙宇神像已推獘残缺矣。今有信士焦信芳、侯兴之孙李永昌、李永亲兄弟等,不忍坐视其败,复继侯兴之志,一家各捐赀财,反瓦庙宇,装塑神像,前后尽去旧以复新。外修关帝庙一间,新塑神像三座,则见其推獘者未几而坚緻焉,残缺者未几而完饬焉,巍然焕然非复前日之观也。余尝训家于斯,盘桓数年功程告竣,因嘱余以序。
首事人:李永昌捐办五千,李永亲捐办二千,李永宪(宽?)捐办六千,焦信芳捐办一千五百文,李永清捐办一千五百文,李柱捐办一千,李永德捐办五千,李永贤捐办十千,李崑捐办一千,李元捐办一千五百文,李国祥捐办六千,李财捐办一千,李桢捐办一千,李英捐办五千,焦思德捐办五百。
金塑玉皇殿、广生殿匠人:王灏,王铮
金塑关帝庙匠人:胡长发
刻字匠人,赵知和
南召县县学生员李备撰文,南阳县府学生员金声丹书。
......
大清道光元年岁次辛巳季冬上浣榖月吉日立。


不见冢庙碑碑文倒也没什么重大信息,但它起码提供了该处神庙的的原来名称,不见冢庙。

点评

谢铁马兄解惑  发表于 2017-6-16 08:38
南山兄多看碑铭可知,断句而已。岁次辛巳,就是辛巳年;季冬上浣,就是冬季第三月上旬;榖月吉日,就是选了吉利日子。套话阿。  发表于 2017-6-15 18:43
谢铁马兄解惑,不明白主要是对“辛巳季”、“浣毂月”。  发表于 2017-6-15 18:31
这句话是立碑套话,经查,是1821年辛巳年,12月上旬吉利日子立碑。不见冢,是指无封土还是已除去封土,不解。  发表于 2017-6-15 17:55
“大清道光元年岁次辛巳季冬上浣榖月吉日立”这句话,哪位仁兄能详解一下?  发表于 2017-6-15 17:35
谢谢123兄加分  发表于 2017-6-15 1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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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5 19:1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铁马冰河陆川客 于 2017-6-15 19:29 编辑

补充一下邓振华的文章,就浙江上山种植稻的问题说说:

考古新进展 1万年前长江下游就种水稻

世界上究竟是谁发明了水稻种植?水稻什么时候开始被驯化的?这个问题在国际学术界争论了100多年,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美国科学院院刊》在线刊发了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吕厚远研究员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中国长江下游的浙江省浦江县上山文化遗址的研究表明,水稻在约9千到1万年前已经开始被驯化

长江中下游 起源地之争尘埃渐定
20世纪初的苏联学者瓦维洛夫是栽培作物起源领域最广为人知的一位早期学者,他对世界范围内主要农作物起源地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就是“栽培作物的起源地应该在现存的栽培品种和近缘野生种基因多样性最高的区域”。依据这一理论,他提出水稻的起源地应该在印度。这一观点与19世纪瑞士植物学家德康多尔的提法一致,因此“印度起源说”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一直是这一问题上的主导观点。
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中国学者是著名农学家丁颖先生,自1926年在广州郊外发现野生稻之后,他在水稻起源、演变和育种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贡献,并明确提出了“水稻起源于中国华南地区”的观点。他的系统工作受到了很多国际同行的重视,两派观点相争不下的状态由此持续了数十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长江流域的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陆续发现了水稻遗存,其中1973年发掘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便是众多遗址中最为著名的一处。这里距今7000年左右水稻的发现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目光,也引发了对于水稻起源讨论的又一次高潮。自这一时期开始,对于水稻起源的研究主体逐渐从农学家转变为考古学家,研究思路也从确认现代野生稻基因多样性最高的区域,转变为寻找最早的水稻种植和利用的证据。
随着材料的积累,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根据考古遗址出土的早期稻作证据以及历史上野生稻的分布范围等,提出了“水稻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观点。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印度甚至泰国等地也曾号称发现了距今8000乃至9000年前的水稻,但这些发现后来都被证明存在问题,其年代实际上大多不超过距今4000年。自此,“水稻长江中下游起源说”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
--(点评)白皮参与的1950年代以前的考古断代问题严重,其后也一样,例如俺提过的美国佬在泰国挖古代铜铁冶炼遗址,断代偏差几千年,呵呵。
--乱说:存在大秦就在雅鲁藏布江和恒河下游的可能性;象雄古国的茶叶和丝绸的考古发现极为重要。南亚历史的答案就在中华史籍里。

落粒少休眠短 驯化稻生物性状有两大特征
然而,对于水稻起源的探索并未就此止步。起源地的确认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起源时间。严格来讲,这两个问题抛开任何一方谈另一方都是不现实的,但在不同的研究阶段,重点总是会偏向某一方。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起源地之争的初步解决,起源时间便成了学术界亟需面对的主要问题。
恰好从这一时期开始,植物考古作为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国内迅速成长起来。水稻遗存在大量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址中被发现,举其要者,如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南澧县彭头山与八十垱,河南舞阳贾湖、邓州八里岗,浙江余姚田螺山、萧山跨湖桥、嵊州小黄山、浦江上山,江苏泗洪顺山集等。这些遗址的年代大多在距今7000年以上,最早的遗址年代接近距今1万年。大量的新材料,使得对于水稻起源的探索有了研究分析的基础。
野生稻与驯化稻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生物性状的差别,其中最主要的两项与植物自身的繁殖方式有关,一是落粒性,二是种子休眠性。野生稻的种子在成熟之后会自然散落,进入泥土,之后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再长出新的植株。如果遇到气候条件不佳的情况,种子可以在泥土中长期休眠,而且不腐烂,直到外界条件适宜再萌芽。然而,人类种植水稻是为获取籽粒供自身食用,因此驯化稻在成熟后并不会自动落粒,而是需要人类收割之后进行脱粒。此外,为了保证播种后的萌芽率,驯化稻种子的休眠性相比于野生稻也大大降低。这都是建立在长期人为选择基础上的巨大变化。
虽然目前对于考古遗址出土水稻的休眠性尚无可靠的研究方法,但对于一系列遗址水稻落粒性的研究,已经初步厘清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水稻驯化过程。从落粒性的角度来看,长江中游地区大致在距今8000年之前已经驯化了粳稻,而长江下游地区这一生物性状的改变大致发生在距今6000年前后或者略早。之后的数千年内,粳稻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向外扩散,在距今4000年前后传入印度,与当地被人类利用的野生稻杂交之后,才出现了籼稻,至于籼稻再回过头来传回中国就是很晚才发生的事了。
当前对水稻驯化过程的这一认识,也得到了DNA研究的支持。近年来对于驯化稻DNA的研究显示,与水稻驯化相关的一些主要基因变异仅出现过一次,籼稻所携带的此类基因,比如控制落粒性的基因等均来自于粳稻。--(点评)还有湖南的玉蟾岩,我们自己都惊讶美国方面的检测断代数据是1万4千年到1万8千年前。。。

细胞形态里藏着秘密  新证据确认万年水稻遗存
不同于种子等大化石,植硅体是沉淀在高等植物细胞内腔或细胞之间的硅质颗粒,其形态与植物细胞形态直接相关,因此具有一定的植物分类学意义。其中稻属植物特有的植硅体就有水稻扇形、双峰形和并排哑铃形三种。另一方面,在植硅体的形成过程中,会封存一些植物细胞中原有的有机碳,其含量可以达到植硅体重量的0.3%至6%,是可以进行碳十四测年的新材料。不同于植物种子等有机质,这种硅质的微体化石更容易在不同的埋藏条件下被长久保存下来,因此在探索早期植物利用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吕厚远团队长期以来开展了大量现代植物硅酸体的分类学研究,他们对现代样品的分析结果显示,水稻扇形体边缘鱼鳞状纹饰的数量,可以用于区分野生稻与驯化稻。野生稻中水稻扇形体鱼鳞状纹饰大于等于9的比例大致在17%左右,而驯化稻中的比例则在63%左右。另一方面,他们还建立了从土壤样品中提纯植硅体的新方法,并利用其中封存的有机碳进行碳十四测年。对于国内多处遗址的对比分析表明,这一方法所获得的年代数据是可靠的。
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之上,该研究团队将这两项新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了浙江浦江上山遗址早期水稻利用状况的探索上。上山遗址是目前所知长江下游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001-2008年的考古发掘表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古人曾使用稻壳和稻叶作为掺和料制作陶器,对其中植物印痕的显微观察确认了水稻的存在,此外遗址还出土了极少量的炭化稻米,但遗址的最早阶段缺乏此类遗存。根据之前的测年数据,该遗址的最早年代可早至距今11000年,这一距今万年的水稻遗存的发现也由此轰动一时。
然而,由于上山遗址的最早阶段缺乏能够用于测年的种子、木炭等植物遗存,前有的年代数据都是由掺和稻壳和稻叶等植物的“夹炭”陶片测定的。因为这些夹炭陶中可能包含陶土等其它来源中的“老炭”,对于上山遗址最早年代以及与之相关的水稻遗存的年代一直存在着争议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吕厚远团队对该遗址最早阶段的土样进行了植硅体测年。测试结果表明,该遗址的最早年代至少可到距今9400年。此外,对其中水稻扇形体的鉴定分析显示,在上山遗址的最早阶段,鱼鳞纹数量大于等于9的水稻扇形体所占比例高达36%,远高于现代野生稻的17%这一比例。在其后距今8400年左右的湖西遗址,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57%左右。考虑到目前发现的最早扇形植硅体证据已经与野生稻存在较大的差别,结合由已知数据推测的水稻驯化速率,可以推测长江下游地区水稻利用的开始时间必然早于目前所知的9400年,很可能会早于距今1万年。由此通过确切的证据,证实了长江下游地区在距今1万年前后已经开始对水稻的利用。
--(点评)前面所谓印度、泰国的发现如果能够拿出如此严密的证据推导,俺也可以承认的。俺不在乎哪家文明早晚高低,只在乎历史的真相。问题在于,白皮及其奴才们没有展示真相的诚意。网友转引俺的段子去质疑某些论坛的所谓主流历史观,是无法收到正面论辩的。
--工具和工艺的关系还是白皮伪造历史遗迹和石刻文物的死穴,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当然,作为近代建筑,大家还是可以去看看工业革命的伟大成就的。呵呵。

点评

突然想到,自陶寺-战国-隋唐一脉的中华漆器油画工艺,多用桐油、麻子油;最新发现的阿富汗哈扎拉双立佛遗迹也有相当于北朝时期的油画工艺。白皮的所谓15世纪油画是否存在东方源头呢?  发表于 2017-6-17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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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6-17 00:3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6-17 00:32 编辑

       “秘窖”窖藏之一百九十二(作者不详)
       蚩尤、三苗、九黎的传说(六)

  共工之名是由于这个民族世代为木正、工正、水正。用斤伐木、筑堤、挖沟、排水、建屋、建坛台造舟车,他们用的棍叫“杠”用手持斤伐木叫“攻”,用力作工叫“功”。长沙子弹库出土战国帛书中的“共工”二字作“共攻”,可知攻、功、工可以通用。
  “共”之意为筹谋、齐举齐攻、恭敬、供奉供给。
  共工氏的贡献很多,担负着多种要职,造福于世世代代,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后来,共工氏分化为工方、邛方、珙方、虹方、江方、共方、土方(工方之子后土句龙氏裔又名吉方)等支族,至颛顼时改为司徒。“共工”是以德名族的一个大民族。
  “帝江”、“帝鸿”是连山共工氏,在神农时进入岷山地区。在甘肃临夏、四川邛崃、茂汶、广汉、珙县、西昌、云南祥云、元江流域、麻粟坡以及广西,直至东南沿海、香港等地都留下了绵延至清代的纹字。一九八六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石璋上的连山纹,与历代铜鼓上的连山纹一脉相承。由此可以知道共工氏的这一支历代迁徙,生存的路线。

  (工口)实为工,吉方是(工口)方、土方的讹变,是后土,句龙纳入黄帝氏族的别称。僰人是共工后裔。句町是句芒、句龙之后裔,帝江、帝鸿是共工氏族的杰出领袖。龚方是共方之先,是由共工向共方的过渡。
  共工是炎帝族骨干,在族内始终处于霸权地位。自伏羲、女娲之后王霸于伏羲神农氏之间。当炎帝族被黄帝打败之后,共工肩负着复兴炎帝氏族文化的使命,继续领导炎帝氏部族联盟与颛顼、帝喾、尧、舜、禹等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其后裔遍及中国大部直到美洲,分成共、龚、湟、工口、邛、土、句芒等部族和国家。大部分成为羌、藏、汉族;一部分成为彝、土家、苗、布依、侗、傣、壮等族以及迁到美洲的赫比族和那瓦霍族。
  逃往北方的少昊鸾鸟部到冀东迁西滦河一带留下;少昊黑虎部入居辽宁鲁儿虎山;天吴水伯住朝阳,袭故土旧名,与轩辕后裔共创牛河梁红山文化。颛顼部到了黑龙江与夸父部大人国会合,定居在此,成为传说中的北方玄武大帝。后来他们中的一些族众又东渡北美南下南美,至今在美国各地发现的俄克拉何马、斯毕拉蒙特贝雕,加利弗尼亚楚玛斯岩画,圣埃米格迪亚洞中岩画和圣塔,巴巴拉山上岩画中,以及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州文化遗存中都有他们的遗迹。在今墨西歌竒瓦瓦州出现了少昊羲和国肇造的玛雅文化。

  公元前3000年后,渤海、黄海水面下降,华北平原洪水退却,逃难各族纷纷返回平原故地。出现了劫后民族共和,天下大治的局面。
  这时的颛顼任命重和黎进行巫政历法改革,统一历法,天下有章可循,各氏族忙于重建家园,互通有无,民心安定,经济繁荣。又任命少昊四裔叔重为木正、该为金正、以修熙为水正、黎为火正、四叔世不失职。疆土北至漠北,东至黑龙江东北,西至昆仑流沙弱水,南至交趾,皆为颛顼之天下。
  这个时期四大族(帝俊、颛顼、炎帝、黄帝)文化(大汶口、大河村、庙底沟、红山)得到空前繁荣,并交汇于中原,成为民族共和文化。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大河村文化是颛顼重黎文化,庙底沟型仰韶文化是炎帝文化,红山文化是颛顼、黄帝、少昊诸族共建之文化。
  颛顼称帝前,颛顼氏族已存在二百余年,继少昊称帝后又延续四百四十五年。

  公元前3380年至3100年,黄河下游洪水再次泛滥,又造成华北平原氏族的大移动,纷纷向东北幽州大地,大茅山、大别山、桐柏山、太行山、伏牛山逃亡。黎氏据浊漳河建黎城,与住在这一地区的共工、后土、鹳兜、夸父、四岳、大彭等氏族发生冲突。颛顼氏族又与居住在安阳共头山的共工氏发生冲突,共工氏堤坝被毁,洪水冲击颛顼居地,遂放弃濮阳,向北方逃难,以冀河、潴龙河畔建高阳城,以后,颛顼氏族衰落。
  是时,居住在伊洛地区的高辛氏摄政王喾举兵伐共工。先命火正重攻,不克,复命木正黎佐重,又不克,废重黎祝融官职,又命重、黎弟吴回用围而不攻,困而以耗之计,又断共工水源,终于攻下共工居地共头山,破涅都。喾使吴回复居“火正”,仍为祝融之官。后来,吴回生陆终,陆终娶鬼方氏之妹聩氏,生六子,得八姓。
  共工氏被彻底打败,向北逃亡,中原无主,喾于是代颛顼称帝,始称帝喾,号高辛氏。

  颛顼氏到北方后,较逃到北方的黄帝、蚩尤、少昊诸氏族之裔实力较强,故独称霸北帝,又因其头戴干戈、尚武,又名玄武,北方玄武大帝。《史记·天官书》:“北宫玄武、虎、危。”《尔雅·释天》:“玄枵、虚也。颛顼之虚,墟也。北陆,虚也。”郭璞注:“虚在正北。北方色黑。”《淮南子·天文篇》: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螟,执权而治冬。”
  颛顼时代使用的水星历,是以辰星为主要观测星,制定历法,颛顼水德、司北辰主水。
  玄冥是修(已)即蛇与熙(龟)的合婚族。
  重、黎或重黎皆为氏族族团名,是古老的氏族。重为太昊佐、少昊叔。黎为东夷族团领袖,也是少昊叔,是分衍出来的大巫觋集团。
  黎即后土,善于掌握气候节令的变化规律,教民适时播种收获。
  重黎是重和黎的合婚族。在颛顼之前早已存千年。
  因此,颛顼时代仍起用重黎,命重司天属神,命黎司地属民或重献上天,黎邛下地。表示夷、炎、黄三大族团联盟。颛顼为主,东夷为二,炎帝为三,即非血亲集团加入王族为子一级集团,纳入颛顼族系。
  重黎的黎被称为“祝融”之黎,又称铸融。炎帝时为“火正”,又可视为铸金属黎铧或锄的工正。也可视为共工。
  重族主要活动于山东北部地区。黎族主要活动于山东西部和豫北,晋东南,冀南地区。重黎氏族主要活动在章丘,平陵……等地。
  重和黎族独司天地鬼神以来又被称为“祝融”。不仅颛顼用之,其后裔直至夏、商世司天地。周时,程伯、休父为其后。
  陆终的后裔,重要的有第三子彭祖,封地在彭城(徐州铜山),豕韦是其别支;第六子季连,后为楚国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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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7 15:14 | 显示全部楼层
假设历史•唐朝不重用胡人能否避免安史之乱
作者: 凤凰网  2017-06-16 12:16:00
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 ... 4&cu=5124275392

一直以来盛唐的衰落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许多历史学家分析了诸如党争、宦官、流民等导致唐朝灭亡的因素,但是基本公认安史之乱才是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的节点。

许多人认为这是唐朝的民族政策出了问题,因为安史之乱的主力干将是以胡人为主的,那么事实却是如此吗?我们揭开盛唐时期的体制面纱,推演下如果安禄山是一个汉人,能否忍受得住体制漏洞带来的诱惑。

安禄山能够做大皆因唐朝行政体系

“开元之治”这是盛唐繁盛的标志,也被不少人认为是唐朝乃至全中国最辉煌的“盛极”时期。但是在中国古代社会的高速发展意味着人口的暴增,但是人口的增加意味着中国历史上常见的人地矛盾开始凸显,随着均田制的流产,无处可去的流民们大量投身军旅以求谋生之路,这直接导致了职业募兵制的产生。①就像历史上的古罗马一样,当公民兵开始转变成为职业部队之后,其效忠对象就开始由抽象的国家转变为实体的将领和藩镇。这给了“安禄山们”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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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禄山的成功根本在于唐朝自身的制度缺陷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每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谚语。在府兵制时期,唐朝的法律是把征收的粮食统一放置到仓库里,需要的时候由国家统一分配。随着府兵制度的崩解,唐军主力换成了“募人”,其粮食的来源主要为军屯和调配的正租。到了玄宗时期全国的镇兵已经达到了49万,而战马达到了8万③。仅仅是战马,每年就需要消耗的粮食898.91万石④,过于巨大的消耗再加上漕运时不时地阻断,让长安选择将越来越多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借以节省开支⑤。安禄山这样的藩镇将领因此摆脱了中央对地方军队最大的一道钳制。

仅仅解决粮食的问题自然是不够的,“钱粮”是放一起的,士兵除了吃喝外自然也需要工资,立功者也需要赏赐。这就涉及到了安禄山和其他藩镇决然不同的一点。此时的唐朝对藩镇依旧是有极大的控制力的,体现在财政上就是藩镇所需要的开支全部是中央审核批准的。

偏偏安禄山非常得宠,他要什么,皇帝就给什么;又因此得以身兼河北采访使等掌握地方重要权力的职务,集中了行政和军事的权力于一身,在两套系统之内都有足够的权力。当其成功将行政、军事、监察权融合起来的时候,一个“国中国”就形成了。

河北的胡化给了安禄山契机

不过作为一个地方政权,再强也不能和中央比消耗,安禄山的部队仅仅只靠破产的农民是不够的,当他们在战场上被消耗掉之后,后继乏力的他只有死路一条。一个充足而且善战的兵源就是非常重要的了,这就牵扯到了唐朝的民族政策。

唐太宗就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从两唐书统看,唐朝从武德年间开始,就把河北作为安置归降胡人的重要地点,河北遂为北方各民族汇聚融合之地。从高祖武德年到玄宗天宝时,“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藩降胡散诸处幽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⑥。

这么多的胡人,自然要有用武之地才是。

于是玄宗听信李林甫“不如用藩将,彼生而雄,养马上,长行阵,天性然也,若陛下养而用之,使必死,夷狄不足国也”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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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的建议一向被认为是安禄山坐大的重要原因

募用外族人的胡人为兵,对于唐朝上下而言,比本土的汉人相比有着太多的优势。对于皇帝来说,一个汉人的士兵作为农家子长大,需要将其训练成为一个弓马娴熟的战士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这意味着大量粮饷的消耗。这无疑是对国家的财政很大的负担。就如同今天所有的企业主都希望招募可以直接上手的老工人一样,唐玄宗也希望能够有一只经得起消耗,战力强又成本低的部队。这么算下来胡人无疑要比汉人划算得多,自幼习练弓马,数量也算充足。

对于李林甫来说,胡人最好是汉话都说不太好的胡人--没有汉人这么多道道,他们除了自身的勇武什么都没有,离开了唐帝国的供给,他们什么都不是。当兵是这样的胡人最好的出路,他们积极性比汉人高不说,对于汉人特色的政治他们似乎也不甚了解,不像汉人的世家门阀,他们在朝廷中也没有什么根基,全靠政策当兵。这样,就算出人头地,也不会像汉人那样更进一步出将入相,这样就很难威胁到当朝宰相李林甫个人的地位,也不会做大为门阀权臣之类,威胁到李家的天下。所谓“于‘公’于私,都是积极好的主意”,也就难过唐玄宗从谏如流了。

客观来说,这样的政策本身并没有问题,事实上全世界一直到近代都在用类似的治国策略。奥斯曼帝国专门从基督徒家庭中选拔男孩,在布鲁萨皈依后,训练成为苏丹的个人奴隶兵,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切尼耶里禁卫军。⑧无独有偶基督徒也广泛使用穆斯林作战,包括和穆斯林有着深仇大恨的十字军,一样有大量突厥骑射手。其原理基本相同,就是在自己原本的系统之外寻找一支力量,因为这支力量在体系内没有根基,只能跟随把他们领进来的引路人,可能比体系内原本的力量还要来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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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欧洲闻风丧胆的苏丹新军其实原本是基督徒

在安史之乱之前这个政策确实起到了不少作用,契丹人李光弼为朔方节度副使,突厥人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高句丽人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等都证明忠诚可靠,乃至李林甫时期的安禄山也是温驯的绵羊,在李林甫的手下战战兢兢丝毫不敢僭越。

但是老话说得好,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当李林甫死后,这个方法因为失去了“引路人”而失效了不说,更是给了唐朝一个重磅炸弹--他们成为了安禄山的重要兵源。

安禄山的个人才能不能小觑

但是归根结底,这一切的爆发还是因为安禄山这个人,按理来说胡人的节度使有很多,为何偏偏是他成功地钻了空子,其他人却做不到,最后不是给唐朝做了炮灰就是被自己人弄死?

这和安禄山的才能分不开,纵观其一生不能不说某种程度来说,他是一个全才。

首先他是一个非常懂得利用自身条件的人。其身在范阳,心却在长安,时刻注视着中央的一切动态。为此,他把刘骆谷安播在长安,搜集情报;他的儿子也在长安做官,密切注意中央动静,儿媳妇是宗室之女,也有条件打听各种内幕消息;他的妻子被封为国夫人,与长安的达官贵人关系密切,随时可以得到各种信息。后来,安禄山又安插吉温在长安作耳目;吉温利用许多老关系刺探情报。所有信息都很快反馈回范阳,,为安禄山采取形式多样的应付措施提供了依据。

然后安禄山非常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清醒认识到了寻找靠山的重要性:先认张某为干爹,借“父子”关系登上政治舞台;后认杨贵纪为干娘,,借“母子”关系随时出入皇宫,接近唐玄宗,得到了向唐玄宗表示忠心,在感情和心理上征服唐玄宗的机会,进而受到了唐玄宗的宠遇。在接受唐玄宗的考验时,都能掌握分寸,把握住时机。最后能够在玄宗眼皮子底下,集中监察、行政、军事权力于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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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家族的当政对安禄山的反叛起到了关键作用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他的语言天赋确实非常人能所及,靠着这个天赋他笼络了大批胡人为其效命,组建了精锐的“父子军”,非常可笑的是这招也曾被唐朝用来笼络他。⑨也是这个才能让他能够比大部分的唐人更为有效地利用河北的胡化资源。

因此,安禄山的反叛和他胡人的身份有关,但并不是决定因素;这和安禄山或者其他人自身的民族属性无关:

唐朝在制度上的缺陷导致地方将领能够“三权归一”,这本身就是非常大的疏漏。

唐朝的流民问题和土地兼并问题没有处理好,结果导致军队效忠对象转变为将领个人。

唐朝的民族政策又为安禄山提供了源源不断地兵源。

面对权力的诱惑,一个很极具能力的人,能否承受得住,这本身就太考验人性。面对帝位,别说同民族,哪怕是亲生的父子相残,手足的兄弟阋墙都史不绝书。恐怕谁也不会认为靠着同民族的“向心力”就能够抵御皇冠的诱惑。

唯有在体制上堵住纰漏,从根源上杜绝叛乱的可能才是正途。

参考资料:

①《唐代藩镇研究》p61

②《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③《通典》卷一百七十二《州郡二序目下》

④《唐朝仓禀制度初探》p87

⑤《唐代粮食问题研究》p148

⑥《旧唐书》卷三十九《地理二》

⑦《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三上《奸臣传》p6348页

⑧OspreyMen-at-arms140ArmiesoftheOttomanTurks.1300-1774

⑨《安禄山事迹》卷上

点评

普洱兄言重了,俺不过业余质疑一下西方数百年来编造的古典学和东方学历史体系而已,众人拾柴火焰高,还需要不同专业的同仁深入思考白皮伪造历史的漏洞,最后还是要由专业人士打造真正的人类社会历史架构。  发表于 2017-6-20 19:49
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被铁马兄扒皮扒的  发表于 2017-6-20 08:13
美芹兄所言极是,俺是多余一说,仅仅是闲聊意见而已。  发表于 2017-6-17 17:31
本人只是转发,要保持文章的完整性不是?  发表于 2017-6-17 17:22
10年前在军坛闲聊,俺也是引经据典,把古希腊古罗马军事战例当典范的。现在看来,还是不够全面。  发表于 2017-6-17 17:17
科学难言主流。兄台去掉这一句,对文章内容毫无影响。古罗马历史涉嫌白皮伪造,也是综合分析以后的意见。  发表于 2017-6-17 17:16
那是铁马兄自己的观点,不是主流。  发表于 2017-6-17 17:08
有道理,建议把古罗马那一句删除,与文章主旨无干。再说,当年俺也醉心于伟大的罗马军事,现在看来,却是满纸谎言,一堆私货。  发表于 2017-6-17 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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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7 15:38 | 显示全部楼层
东汉末年为什么会发生以凉州武人为主角的董卓之乱?(一)
时间 : 2017-06-15 13:40 栏目 : 古代战争 来源 : 历史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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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9年5月汉灵帝驾崩,一场权力火拼随即在帝都洛阳展开。大将军、外戚何进被宦官杀掉,袁绍等人又屠杀宦官。凉州军阀董卓趁乱进军洛阳,废掉刚继位的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汉献帝),自为相国、独揽大权,并放纵其羌胡化的凉州士兵奸淫掳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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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军、外戚何进

董卓的倒行逆施激起举国愤慨,地方州郡长官起兵结成关东联盟合力讨伐。董卓挟持献帝、驱使洛阳百万人口西走长安,手下士卒肆意烧掠,洛阳周围二百里内尽成瓦砾。

董卓被吕布刺杀后,其部将继续作乱、自相残杀,长安城白骨累累,关中地区人口损失殆尽,两京都市区的繁盛毁于一旦。继羌汉战争、党锢之祸和黄巾起义之后,董卓之乱终于摧毁了帝国根基,军阀豪强纷纷登场,汉末三国的大乱局开启。

东汉末年为何会发生以凉州武人为主角的董卓之乱?仅仅是机缘巧合吗?为什么不是并州、幽州等地的边疆武人扮演东汉终结者的角色?其实,位于关东地区的东汉朝廷以及士大夫集团与凉州军民矛盾由来已久、源远流长。

边鄙凉州:强悍尚武之人才能生存

凉州,又称西凉,东汉时的凉州大致包括今甘肃大部、宁夏西部、青海东部。凉州东部处于黄土高原西缘;中部有黄河众多支流冲积形成的谷地;西部就是著名的长1000公里,宽不到100公里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一带多为荒漠,也有源自祁连山的河流灌溉的绿洲和草原。

凉州既有农耕地区,也夹杂着宜于放牧的草原,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此交通融合。但凉州更是双方必争之地,早在战国时期,秦国就驱逐了处于凉州东部的西戎等游牧部族,设置了陇西、北地等郡。对于汉人来说,当时的河西走廊还是化外之地。汉武帝在位的前121年,霍去病两次远征河西、大败匈奴,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等地从此进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成为凉州的河西四郡。

以凉州为主体的西北边疆长期与匈奴等游牧部落处于战争状态,早就形成勇武彪悍民风,所谓“高上勇力,人精骑射”。西汉精锐的羽林和期门骑士,主要从“六郡良家子”中挑选,这六郡中就有四郡(陇西、天水、安定、北地 )属于凉州,李广、赵充国、甘延寿等很多西汉名将都是六郡良家子出身。两汉一直就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凉州就属于关西(函谷关以西,包括凉州和三辅等地)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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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名将赵充国

汉文帝为充实边疆、防御匈奴,开始向西北移民,汉武帝占领河西后,更大规模地在凉州实施屯田和移民,东汉前期也继承了这一政策。仅在公元前119年,武帝就强制内地72.5万人向帝国西部和北部郡县戍边屯田,这些移民主要是难民、奴隶和赦免的罪犯。另外,被罢黜流放的官僚贵族也是汉朝的移民对象。

相对于更适于耕种、气候温和的关东平原地区,凉州的自然条件艰苦。在这样的环境下,加上与匈奴、羌人等持续不断的冲突战争,强悍尚武的人才能生存下来,并且凭借军功获得地位和财富。屯田军人、不惮使用暴力的赦免罪犯、擅骑射的土著居民、以及内迁的羌人不但为西汉的边疆扩张提供了战斗力较强的兵源,也是凉州在东汉一朝动荡不安,叛乱频仍的原因之一。

西汉:凉州武人成为帝国精英

西汉总体上是一个有野心、扩张性的外向王朝。文景之治四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从武帝到宣帝的近百年里,西汉大规模向外扩张与征服,期间在北方的用兵主要是针对匈奴。河西走廊不但原是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的统治区域,还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武帝夺取河西之后,凉州的军事地位和战略意义更加凸显。

一方面,凉州紧邻西汉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是帝国核心地带的军事屏障。另一方面,帝国向西扩张的前沿和桥头堡就在凉州,既可以通过凉州掌控西域,断匈奴之右臂,以西域诸国之力牵制消耗匈奴、减轻西汉的军事压力;也能凭借河西走廊隔断匈奴和羌人的联合,进一步削弱匈奴,压制羌人。匈奴的著名歌谣“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就表达了失去河西的极度哀痛,河西地区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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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疆域图

战国秦朝就已经建立起“军功爵制”,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门第,都可以享受爵禄。为国效力的军人不但能获得物质赏赐,还可以如文人一样担任公职,军功爵拥有者的子孙也能拥有一定程度的爵位。

西汉全盘继承了秦朝的军功爵制,尚武精神和军功导向从开国时代就得到推崇。刘邦本人就以“提三尺剑取天下”、“居马上而得之”为荣。西汉前期,百官之首丞相常由开国功勋将领担任,比如曹参、樊哙、王陵、周勃、灌婴等。到了景帝时代,开国将领申屠嘉还做了五年丞相,他最早追随刘邦时,只是一个中下级强弩军官。

武帝时代,西汉的军事化倾向达到高峰,几十年东征西讨、开疆拓土的过程造就了一大批杰出将领,如卫青、霍去病、赵充国、李广、公孙贺、赵破奴等。霍去病年仅17岁就被汉武帝提拔为骠姚校尉,21岁就担任军政最高官职大司马。武帝对有功将领不但加官进爵,给予的赏赐更到了疯狂的地步——卫青和霍去病都曾获得一次性20-50亿钱的赏金,而当时正常年份的国家财政盈余才80亿钱左右。

受益于得天独厚的战略地缘和频繁的对外战争,以及军人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丰厚的经济回报,凉州武人积极从军、奋勇杀敌,累积军功晋身为帝国精英,成为时代之骄子。西汉很多知名将领出自凉州,其中以陇西和北地两郡最多。
世代行伍的军人家族在凉州很普遍,比如陇西郡的飞将军李广之李家。李广历经文帝、景帝和武帝三代,终生与匈奴人作战。李广的三个儿子都是军官,幼子李敢因战功被封为关内侯。名将李蔡是李广的堂弟,屡立战功,封乐安侯后弃军从政,被武帝任命为丞相。李广之孙李陵,在公元前99年的俊稽山大战中率五千步兵和弓弩手,与匈奴八万骑兵激战十余日,虽败犹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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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7 15:5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美芹十篇 于 2017-6-17 15:53 编辑

东汉末年为什么会发生以凉州武人为主角的董卓之乱?(二)
时间 : 2017-06-15 13:40 栏目 : 古代战争 来源 : 历史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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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将军李广

陇西郡的辛氏、北地郡的公孙氏也是几代出将的军功家族,其中公孙贺立功封侯,更担任丞相达十二年之久,是汉武帝前后十三个丞相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

东汉:士人文官天下,凉州边缘化

凉州是关西地区的主要部分,由于其险要的军事地理位置并紧靠政治中心长安三辅地区,在西汉一朝受到高度重视,关东(包括太原郡、上党郡、河南郡、弘农郡等在内的以东和淮水以北地区) 则是华夏文明的中心,拥有发达的经济和优势的文化。实际上,“关西、关东两者之间政治军事重心和经济文化重心的分化,使得西汉帝国东西两大部分有很强的互补性、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

到了东汉,这种平衡被打破了。

汉光武帝刘秀是南阳郡人,为其打天下的“云台二十八将”大多来自南阳和邻近颍川郡受过良好教育的地方豪族。东汉立国时,这些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功勋宿将为了家族利益,自然不愿定都远离故土的长安,何况长安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位于关东的洛阳在王莽时代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更关键的是,洛阳与南阳和颍川相邻,文化风俗接近。东汉定都洛阳,关东地位骤然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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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光武帝刘秀

这样一来,凉州不再是首都的直接屏障,战略重要性下降。凉州与洛阳相距甚远,此前毗邻首都享有的政治便利也不复存在。

对凉州地位更进一步的打击是匈奴问题的解决。公元48年(光武帝时期),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东汉,留居漠北的称为北匈奴。汉章帝年间,南匈奴与东汉联合夹击北匈奴,迫使其西迁,此后北匈奴从中国古书中消失。按照前述,控制西域主要是为了打击削弱匈奴,凉州则是通往西域的孔道。

既然匈奴不再构成严重威胁,东汉对西域的经营就远不如西汉那样卖力,到了后期,甚至完全丧失控制。西域战略价值下降的直接后果就是凉州被东汉朝廷冷落,乃至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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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中后期的凉州

西汉一朝,武人可以凭借军功加官进爵,转做文职当上丞相也大有人在,武官的社会地位并不比文官差,两者都属于帝国的精英-官僚阶层。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开始,儒家思想获得了合法的统治性地位,此后儒学素养成为选举官员的重要依据。东汉继承前朝,将选拔官员的”察举制“完善细化。察举是指州郡长官自下而上地向朝廷举荐人才。察举制度考察的科目有很多,包括“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明经”等等,孝廉逐渐成为最主要的一科。

“孝顺”和”廉正“是儒家道德观的体现,孝廉一般被儒生士人获取。孝廉的举荐权也掌握在儒生士人出身的州郡官僚手中,而且从东汉中期开始,察举者(候选人) 必须参加公府考试。于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士人充斥于从中央到地方的东汉各级政府。

富裕文明的关东地方大族,能为族人提供“明经取士”所需的良好教育,所以东汉士人和官僚多来自关东地区。按照学者刑义田的研究,史载265个籍贯已知的东汉孝廉中,仅有两个凉州人,其余大部分来自关东的南阳、颍川、汝南和陈留等郡。 关东大族还通过联姻、门生故吏等关系形成复杂的人脉网络,帮助他们的察举者进入官僚体系,并排斥关系网络之外的士人官员。

关东大族取得了支配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更以此获取财富, 强化其相对于其他地域集团的优势,包括西北军事家族。西汉曾有的东西平衡格局被彻底颠覆。

官员选拔以儒家文化和知识为标准后,擅长军事的凉州人发现自己根本无法与关东士人竞争。如前所述,相当大比例的凉州居民为军人、难民和赦免罪犯,到了东汉一朝,大规模向凉州迁徙赦免罪犯成为惯例,如此人口构成的文化程度可想而知。

相对于西汉的军事扩张,东汉一朝更强调文治,凉州也出现了些较有文化的家族,比如安定皇甫氏、敦煌盖氏和张氏等,但尚不能和“天下名贤、诗礼传家”的关东名门大族(弘农杨氏,颍川荀氏,汝南许氏等)相提并论。关东士人一般视凉州为荒蛮边鄙之地。

凉州军事重要性下降,政治边缘化,文化遭歧视,凉州武人何去何从?

羌汉战争:朝廷几乎放弃凉州

匈奴已不足为惧,但西北羌人成了东汉极为头痛的边患。

西汉与羌人发生过战争,分别在武帝、宣帝和元帝三朝,但每次最多持续一年,且只在西北一隅,影响不大。东汉与羌人的战争则旷日持久、绵延不绝。从公元77年(章帝)到214年(献帝),大规模的羌汉战争一共发生了五次,而且每次至少持续六年,多则几十年。

匈奴与两汉为敌时,在草原上形成了部落联盟性质的帝国,最多就分裂为南北两部,而羌人近百个部落,却始终没有统一政权,只有为了复仇和劫掠的临时联合。这些小部落从各自利益出发,对东汉“忽叛忽降、累以反复”。羌人整体上或许不如匈奴强大,但东汉对羌人的每次胜利不能巩固下来,因为只解决了个别部落的问题,而且也很难保证这些部落日后不会反复。这是东汉耗尽财政也打不赢战争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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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为鸡首,不做牛后。草头王总比芝麻官有实权的,这就是割据的缘由。  发表于 2017-6-17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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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7 16: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美芹十篇 于 2017-6-17 17:28 编辑

东汉末年为什么会发生以凉州武人为主角的董卓之乱?(三)
时间 : 2017-06-15 13:40 栏目 : 古代战争 来源 : 历史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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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延百余年的羌汉战争

更糟糕的是,东汉中前期,凉州内各郡的太守有近90%来自关东,专门处理羌人事务的历任护羌校尉也仅有极少数是凉州本地人。两汉之际以隗嚣为代表的凉州豪族借助羌人势力抗拒光武帝达八年之久,成为统一中国的障碍。平定隗嚣后,东汉朝廷为压制凉州地方势力,有意派关东士人出任护羌校尉和凉州诸郡太守,镇压羌乱所用之士兵、将帅也从关东内郡征调、选任。

凉州诸郡文官的根基和利益都不在凉州,他们肆意剥削本地居民,每次羌人叛乱,不能认真抵抗,甚至打算迁移郡治(郡守府署所在的县)以躲避羌乱。东汉中枢也数次考虑放弃凉州,在以关东官僚为主体的中央政府眼中,落后混乱的凉州竟成了鸡肋。不过,朝中尚有超越地方利益的有识之士,比如豫州陈国人、太尉府郎中虞诩,就力阻弃凉。

羌乱不只是凉州本身的问题,放弃凉州会引发连锁的负面后果。与凉州紧邻的西京长安及三辅地区(京兆、冯翊和扶风三郡)就将直面羌人的侵袭。三辅之重要性已不如西汉时期,但在东汉前期仍然经济繁荣、人物辐凑,中高级官员出自扶风、京兆两郡的人数仅次于南阳郡,更何况三辅还是京都洛阳的防御屏障,不容有失。东汉后期羌乱日盛,三辅地区也屡遭破坏,人口下降,但作为洛阳的军事缓冲仍然非常重要。

东汉表面上没有放弃凉州,但在第二次羌汉战争(107-118年)爆发后的110年,朝廷将金城郡的郡治迁至陇西郡的襄武县,护羌校尉的治所也从金城郡转移至张掖郡。随后,陇西的郡治从狄道县迁至襄武县,安定郡治移至扶风郡的美阳县,北地的郡治转移到冯翊郡的池阳县。东汉政府同时强制相应各郡的居民也随郡治一起向内迁移。大部分凉州人不愿意搬离故土,凉州地方官员采取割庄稼、拆房屋、毁谷仓等方式强迫百姓迁移。强制迁移人口暴露了帝国的真实立场——朝廷缺乏能力和决心保护凉州!

长期羌汉战争祸乱凉州和并州,波及关中和益州等地,西北地区人口锐减,战争开销巨大,东汉政府财政几近枯竭。仅第二次羌汉战争就花费了240亿钱,第三次羌汉战争持续较短(139-145年),也达到80亿钱。后两次战争费用虽无全面统计,想必惊人。从人员损失看,140年凉州陇西和金城两郡的注册人口只有西汉时的 10%,北地郡只有5%。东汉人口瞒报问题很严重,灾害和疾疫也会造成人口下降,但战争导致的死亡和外逃无疑是重要原因。

凉州人口剧减的同时,“东汉政府奉为国策的内徙降羌、以夷制夷的做法使得凉州各郡乃至三辅地区的羌胡比例大为提高”。汉人和羌人人口数量的此消彼长以及杂居并处的格局,西北地区已经出现了余英时先生所说的”蛮夷化“问题。与羌胡长期交往的凉州中下层汉人,尤其是武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缺乏认同,关东士大夫服膺的纲常名教、君臣大义对这些武人没有约束力。

羌汉战争久拖不绝带来惨重的人员物资损失,加上朝廷放弃凉州的打算和实际行动,凉州人无论汉、羌、胡,对帝国政府的不满和怨恨与日俱增,最终在东汉晚期演变成联合叛乱。

凉州三明:名将还是名士?

东汉中枢还是认识到了关东兵将的无能是羌乱屡讨不平的原因之一 。115年起征用“长枪快马” 的边郡汉人和羌胡骑兵,尤以后者为主。对羌战争后期,护羌校尉营兵是主力,其构成就是湟中义从兵(羌化的大月氏后裔) 及其他羌胡。朝廷对凉州豪强、军事家族尚存疑虑,掌握军权的仍是关东内郡将领。

第四次羌汉战争(159-168年)爆发后,关东诸将又屡战屡败。朝廷被逼启用熟知羌事的凉州籍武将,这其中功绩最著者是”凉州三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前述西汉凉州名将都是以军人身份开始职业生涯——要么是精锐的皇家羽林和期门骑兵,要么也是军官和普通骑兵。但东汉中后期之后,以凉州三明为代表的凉州籍武将大多是从文官起步,后因军事才能被认可,才转为武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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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凉州武将职业生涯起点

皇甫氏是安定郡朝那县的军事家族,也以家传儒学出名。皇甫规的祖父是度辽将军,父亲是扶风都尉,皇甫规早年曾任郡功曹等文职。张氏是敦煌郡渊泉县大族,张奂也从文官进入东汉官僚体系。段颎自少年时就擅长骑射,最初却是通过举孝廉担任宪陵园丞、阳陵令等文职。

皇甫规和张奂两人更是儒学造诣深厚的名士,这在”寡于学术“的凉州并不多见。皇甫规做过十四年的私学经师,精研《诗》《易》,教授学生三百余人。张奂专修《欧阳尚书》,他认为东汉学者牟建对尚书的注解《牟氏章句》浮辞繁多,将其从四十五万字删减为九万字。被宦官陷害后,张奂闭门教学,门徒千人,著有《尚书记难》。 凉州三明里学术最不济的段颎也“折节好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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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三明从文转武的经历、以及较高的学术能力,显然是东汉武人地位下降、儒学士人主导政府下的适应性选择。即便军事能力出众,也必须具有儒学素养,才能与同侪、上司沟通顺畅,仕途无碍。事实上,张奂后来做上了位列九卿的大司农和太常,皇甫规死后也被追赠大司农。

皇甫规、张奂、段颎先后率领比前朝数量少很多、但更精锐的军队,打赢了第四次羌汉战争,东汉暂时摆脱了羌患。凉州三明达到了事业高峰,但他们被关东士人集团认可了吗?并没有!这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表现最明显。

168年,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两人位列党人“三君”)谋诛宦官,事泄。中常侍曹节等人假借皇权,“矫制”命当时在京的张奂与少府周靖率虎贲军、羽林军围攻窦武,窦武自杀,陈蕃也被杀。张奂进京之前,以“不事宦官” 被阉党贬斥,这样的政治立场,加上张奂的家族背景、学术文化修养与关地区东的党人名士没有实质差别,为何会在党人与宦官兵戎相见时,成为宦官的帮凶呢?被宦官蒙蔽是原因之一,但张奂何以对“ 名士有识所共闻”的义举茫然无知?

根据学者金发根的统计,东汉174个党锢人物大多数出自关东豫州的汝南、颍川,兖州的山阳和陈留,凉州和幽州等边州仅有一、二人,这正反映了凉州名士在名士集团中的地位。“边鄙落后”的凉州士人长期被名士主流冷落歧视,双方缺乏联系交流,张奂与陈蕃等党人领袖之间有严重隔膜,所以对他们的计划一无所知。

事后张奂悔恨不已,毅然站到党人一边,要求为窦武和陈蕃平反,并力挺其他党人,深遭宦官怨恨。皇甫规认为涉及党锢之祸的都是天下名贤,他作为凉州名士,竟没有参与,实在是耻辱。他费尽心思的血腥杀戮就是日后羌乱再起的原因之一。他进京后,立刻投靠阉党,官路顺畅,竟做到太尉。后因宦官王甫罪行被揭发,段颎遭牵连,狱中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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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颎

无论是融入士人主流、与宦官斗争,还是投靠阉党,在东汉变幻莫测的政治舞台上,凉州三明都是一样的结局——失去权力和地位、甚至生命。

董卓等凉州武人的抉择

凉州三明都出自凉州大族,皇甫规和张奂又深受儒家影响,忠君意识根深蒂固。相对于整体边缘化的凉州而言,他们地位尊贵,是帝国精英阶层。在桓灵交际的168年进京受赏时,三明手握重兵,却轻易地放弃了兵权,最后也保不住政治地位。三明之后有实权的凉州将领,尤其是蛮夷化的中下层武人,将走出一条他们想都不敢想的道路。

如前所述,绵延百年的羌汉战争令东汉帝国权威大大削弱,财政也到了破产边缘,只能变本加厉地盘剥下层人民,关东和关西地区的百姓忍无可忍。184年黄巾起义迅速席卷帝国中东部,同年凉州叛乱再起,是为第五次羌汉战争。东汉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此前的多次羌乱以西北边郡内外的羌人为主。这一次则是羌人、羌化胡人和汉人的联合:凉州北地郡的先零羌,陇西郡枹罕、河关两县成分复杂的盗匪,以及湟中义从,还有几个野心勃勃的凉州汉人武将边章、韩遂、马腾等相继加入,凉州中下层的羌胡汉民众结为一体,他们对东汉政府长期累积的怨恨喷薄而出。叛军在185年攻入三辅地区、逼近长安,东汉朝廷遣凉州籍将领皇甫嵩、董卓等人率大军平乱。

皇甫嵩是皇甫规的侄子,以沉重打击黄巾军威震天下。皇甫嵩部下阎忠劝他趁有威名、有兵权之际,自立为帝,抛弃腐朽的东汉王朝。皇甫家族世代忠良,阎忠的一番劝说并不能打动他。

跟随皇甫嵩镇压黄巾起义战功卓著的傅燮,是西汉著名外交家傅子介之后,也出身凉州大族。后来傅燮出任凉州汉阳郡太守时,遭凉州叛军围困,以身殉节,但傅燮却嘱咐儿子傅干可以“见有道而辅之,以济天下”。凉州精英大族能为东汉尽忠守节,但下一代却可以自主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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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嵩

董卓是六郡良家子出身,董家是凉州陇西临洮县的大族,但属于没有文化的土豪。董卓武力过人,也有军事才能。他喜欢结交羌人豪酋,深得羌人拥护。第四次羌汉战争时,董卓在张奂手下,颇有战功。董卓为人粗鄙、作风残暴,名士出身的张奂很鄙视他,后来与董卓一同镇压凉州叛军的皇甫嵩也与他不合。

段颎的性格作风、文化水平与董卓接近,在他的推荐下,董卓成为司徒府中的僚属。这本可以成为董卓平步青云的机会。因为在东汉,三公府僚属升迁的机会特别多,可以很快做到郡太守、九卿等两千石的大官。但凉州三明的例子在前,就算做到三公之首的段颎,不是很快就死于政治斗争吗?更何况,以董卓的学识修养秉性如何能在一个士大夫为主的官僚体系中吃得开?

东汉朝廷确实打算让董卓做位列九卿的少府,但少府只管理皇家的琐碎事物,而且兵权也没了。在董卓看来,凉州三明最大的败笔,就是放弃兵权,所以董卓公然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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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

镇压凉州叛乱过程中,董卓实力越来越强,其军队主体是战斗力强悍的湟中义从和其他羌汉混合兵。这是董卓培植豢养的一支私兵,只听命于董卓。朝廷任命董卓为少府,就是为夺其兵权,无奈董卓抗命,只能退让一步,给他一个实权很大的官职———并州牧,这也可以把他调离其根据地凉州。董卓认识到朝廷用心,遂要求带上亲兵。国家疲弱之际,无力和强臣讨价还价,只好答应董卓的要求。于是董卓带上三千亲兵,前往并州赴任。

董卓上路之时,汉灵帝驾崩,洛阳政局大乱, 宦官杀掉大将军何进,袁绍又诛杀宦官。董卓嗅到了机会,不顾朝廷下诏阻止其进兵,直奔洛阳,董卓之乱开始。

结语

西汉对外扩张之时,凉州武人以地缘优势和尚武善战赢得帝国精英的地位,汉武帝之后,儒学逐渐成为成为帝国统治性的意识形态,武人地位步入缓慢下降通道。东汉政治中心东迁,匈奴问题解决,凉州的边缘化不可逆转,关东儒家士人控制了官僚体系,获得了相对凉州武人的全面优势。内向守成的东汉帝国面对绵延不绝的羌人叛乱,没有及时地启用凉州武人,反而多次酝酿抛弃凉州。

凉州三明在羌乱后期发挥重要作用,但西北早已蛮夷化,长期平羌也耗尽了东汉的财政资源。凉州中下层武人无法走三明“武人文人化”的道路,饱尝战乱和政府压榨的凉州平民也不再逆来顺受,凉州汉、羌、胡联合叛乱,与黄巾大起义遥相呼应。直接得益于镇压叛乱的董卓趁机率兵进京,实现武人逆袭。

董卓与其手下凉州兵将的疯狂破坏杀戮,摧毁了帝国繁华的两京地带,也亵渎了汉室皇权。权威不再神圣,神器可以觊觎。关东联盟中的官僚和士大夫领袖认识到乱世中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加速了士人大族武力化的进程,以累世公卿汝南袁氏的袁绍、袁术兄弟、曾经的党人“八及”之一刘表,“八厨”之一张邈等为代表。袁氏兄弟更是早早地做起了皇帝梦。
董卓死后,关东联盟解体,群雄混战颠覆、肢解了东汉帝国,衰微的献帝朝廷只是曹操统一北方的工具和幌子。从更长时段的历史背景考察,以羌胡化军人为主力的董卓之乱不仅是汉末乱世的开端,也是“对东汉长期镇压羌人一个回光倒影的历史讽刺,更是日后五胡乱华的前驱”。汉末到西晋中国北方(凉州以及并州、幽州等)地区的蛮夷化,则是大分裂时代农耕汉族与游牧部族融合同化之肇始。


点评

只谈动乱,算是一个侧面的阐述。俺倒是多嘴了。收回。  发表于 2017-6-17 17:32
那是引发黄巾起义的原因,本文谈的是凉州武人引发的动乱,不是主要诱因。  发表于 2017-6-17 17:26
汉羌的矛盾并非当时的主要矛盾。边军手下羌汉合流,追求的是共同利益。  发表于 2017-6-17 17:22
东汉末年,农业生产出现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直接导致地方豪强势力的崛起。由於中央政府政治黑暗,十常侍横行朝野,对地方的控制越加衰弱,造成土地兼并问题日益恶化。土地,税收,财政,独立与割据,最后造反。  发表于 2017-6-17 17:20
本文那回避了?  发表于 2017-6-17 17:05
阶级与土地兼并的问题不应该回避啊。  发表于 2017-6-17 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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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6-18 03:3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6-18 03:41 编辑

    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浅析(一)
    作者:马世之(2005年1月12日)

    西山仰韶文化城址,位于郑州市北郊23公里处的邙山余脉上,坐落在枯河北岸的二级阶地边缘,西北与连绵不断的豫西丘陵相连,东南俯瞰一望无际的黄淮平原,南望巍巍嵩岳,北濒滔滔黄河,形势险要,气象万千。

    城址平面略呈不规则的圆形:西垣残存约60余米;北垣西段自西北角向东北方向延伸,长约60米;中段向东延伸,略向外弧凸,长约120米;东段再折而东南,与西北角形状略同,残长约50米。其余地段仍在勘察之中。城垣现存高度保存最好的一段,残高约3米,宽约6米,城墙折角加宽至8米,西北角城垣基底宽约11米,城外壕沟宽7.5米,深4米。西山遗址面积约10万平方米,仰韶文化城堡只占遗址的一小部分,从城的西北角到东北角的宽度约185米,由于中心向外弧凸,推测原来最大直径约200米,城内面积应约31000平方米。目前揭露的面积已达4700平方米,除发现北、西两座城门外,还清理房基120余座,窖穴、灰坑1600余座,灰沟20余条,墓葬200余座,瓮棺130多座,出土大批陶、石、骨器等人工制品及兽骨、种子等动植物遗骸。

    根据遗物遗迹判断,西山遗址可分为三期文化遗存。其中第一期遗存约当后岗一期文化时期。第二期遗存最为丰富,具有庙底沟文化特点,但又具明显的地方特色,即通常所谓庙底沟类型的东方变体。第三期遗存的内涵比较复杂,其主体属于秦王寨类型(即大河村类型)的仰韶文化,并出现了东方大汶口文化和南方屈家岭文化因素。根据有关的出土遗物分析,西山古城当建于西山遗址二期早段,至三期晚段即已废弃。其绝对年代约距今4800~5300年间。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的面世,是我国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现对有关问题浅析如次。

    历史悠久的古城

    城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聚落形态,是历史文化的特殊产物。作为一种宏观的地理现象,又是一种大规模的永久性的防御设施。它所代表的文化现象,被称做“城邑文化”或“防御文化”。
    据已公布的考古资料,我国迄今发现的史前城址共约40余处,主要分布在黄河和长江两河流域。其代表性城址为:河套地区的内蒙古包头市阿善和凉城县老虎山;中原地区的河南安阳市后岗、淮阳县平粮台、登封市王城岗、郾城县郝家台、辉县市孟庄;海岱地区的山东章丘市城子崖、寿光市边线王、邹平县丁公、临淄市田旺、滕州市西康留、茌平县的教场铺、大尉、东平铺、尚庄、东阿县王集,以及阳谷县的景阳岗、王家庄、皇姑冢;巴蜀地区的四川郫县、新津县宝墩、温江县鱼凫、都江堰市芒城;江汉地区的湖南澧县城头山、湖北天门县石家河、荆州市阴湘城、荆门市马家垸、石首县走马岭等。除西康留大汶口文化城、王家庄大汶口龙山文化城、城头山大溪屈家岭文化城及长江中游“考古怪圈”中的屈家岭文化城外,其余均为龙山文化或相当于龙山时代的古城。在诸多的城址中,相比之下,西山城址的年代较早,它堪称“中原第一城”。

    历史记载,我国城的出现时间甚早。
    主张神农之世已有城池的,如《汉书·食货志》载晁错的话:“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汜胜之农书》亦云:“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无粟者,弗能守也。”或谓炎黄始筑城邑,如《路史·后纪》云:“(炎帝)乃课工定地,为之城池而守之。”《史记·封禅书》谓:“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事物纪原》引《黄帝内传》说:“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阙。“又引《轩辕本纪》云:“黄帝筑邑造五城。”《汉书·郊祀志》载:“黄帝为五城十二楼”。《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
    认为鲧或禹作城廓的,如《水经·河水注》引《世本》云:“鲧筑城。”《广韵》卷五引《世本》谓:“鲧作郭。”《礼记祭·法》正义引《世本》云:“鲧作城郭。”《路史·后纪一》注引《世本》谓:“鲧置城郭。”《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夏鲧作城。”《淮南子·原道训》说:“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云:“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通志》说:“尧封鲧为崇伯,使之治水,乃兴徒役,作九仞之城。”《太平御览》卷一百七十二引《博物志》载:“处士东里隗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盖禹始也。”《艺文类聚》卷六十三引《博物志》云:“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

    从有关资料来看,考古发现的屈家岭和龙山文化城址,大约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唐尧、虞舜时代,处在夏王朝的前夕,它所反映的是鲧或禹作城郭的史实。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城址,大约相当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炎帝、黄帝时代,处在华夏文明曙光初现之时,它所反映的是黄帝筑邑造城的史实。有的学者主张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为黄帝时代古城,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能视作空穴来风。

    圆形城制的滥觞

    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古城,是一座大体上平面呈圆形的城址,城的西北角和东北角,与交接城垣各呈约135度夹角,颇类于八角形的平面。这种情况,同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屈家岭文化城址颇为类似。
    城头山古城位于澹水河滨的徐家岗高地东南端,城址平面略呈圆形,外圆直径约325米,面积略大于西山古城。以西山古城为代表的圆形城址,属于从仰韶文化早中期的环壕聚落到龙山时代方形城制的过渡形态。
    环壕聚落出现甚早,距今8000年前后的山东小荆山遗址和内蒙古兴隆洼遗址已有环壕。仰韶文化时期的环壕聚落,平面大都略呈圆形,如西安半坡遗址,围绕着居住区有一条深宽各约6米的壕堑,一般称之为“大围沟”。大围沟是为保护居住区和全体氏族成员的安全而挖的防卫设施之一,平面呈不规则圆形,其范围和形状大致是与居住区的状况相适应的。
    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是一处比西安半坡更为完整的仰韶村落遗址,村落的轮廓呈东西长、南北阔的椭圆形,面积约18000平方米,居住区的中央有一片4000平方米的广场,周围是一圈排列整齐的房屋,房门都朝向广场开。半坡与姜寨这种圆形村落形式,被称为“周边集团”的规划布局。西山古城是一座上承“周边集团”的规划布局,又具有自身特点的圆形城,堪称为我国圆形城的滥觞。

    世界各地的一些著名古城,平面规划颇不一致。如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伊朗的弗拉斯巴等,平面均为椭圆形。埃及的厄尔卡勃,伊朗的塔布里斯、图斯伊斯法罕、玛沙德、席拉兹等,平面均为圆形。在埃及古代的象形文字中,城市被表达为一个圆形圈,圈内的十字交叉路把城市分割成四份。“如果这在事实上就是一个象征性的规划图,那真是古典城市的一份最好的象征图。”郑州西山古城同上述世界诸名城在规划上的一致性,表明圆形布局属古典城邑之范例。逮至龙山时代,中华大地上出现为数众多的城池,其平面大都略呈方形,从而形成了我国古城形制的基本模式。
    自夏商周迄明清之际,虽然偶而也能看到个别的圆形之城,但实属凤毛麟角,不可多得。从仰韶时代西山城址呈不规则的圆形,到龙山时代王城岗、孟庄诸城均呈方形这种情况,可以反映出远古人类在聚落规划观念上的变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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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一个!  发表于 2017-6-21 01:06
顺便再吐槽一下西方所谓的那些古建筑,大把的堆土基础和墙体,推测:要么所谓的古文明缺乏足够的人力和组织能力,要么近代伪造时候追求的是低成本,例如罗马大斗兽场的石灰华和红砖,还有亚述尼尼微的石膏护墙板。  发表于 2017-6-20 20:03
与城头山古城一到四期堆土直至夯筑的工艺路线不同,西山古城城墙建筑就是采用先进的方块板筑法,用3根一组的集束棍夯,分层逐块逐段夯筑起来。  发表于 2017-6-20 20:00
大溪文化早期的壕沟外坡有用竖立木桩,芦席,横木条和子篾扎紧成篱笆状的相当坚实的护坡设施,保存十分完整。壕沟中还发现了一件制作非常精致且保存完整的木浆、艄及壕沟上架设的木桥(已垮塌)。  发表于 2017-6-20 19:57
城头山西南城墙有四次大规模筑城形成四期城墙,从下到上累次加高,每期城墙都有内外坡堆积层。第一期城墙年代最久,距今6000年左右,直接筑造在原生土面上,未见明显的夯筑痕迹。这是堆筑土墙。  发表于 2017-6-20 19:56
这种情况,同俺以前强调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大溪屈家岭文化城址颇为类似。城头山古城位于澹水河滨的徐家岗高地东南端,城址平面略呈圆形,外圆直径约325米,面积略大于西山古城。  发表于 2017-6-20 19:55
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是在河南省郑州市邙山区(现已更名为惠济区)古荥镇孙庄村发现,距今5300~4800年,是迄今中原地区最早的史前城址。城的西北角和东北角,与交接城垣各呈约135度夹角,颇类于八角形的平面。  发表于 2017-6-20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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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6-19 00:4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6-19 00:51 编辑

    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浅析(二)
    作者:马世之(2005年1月12日)

    双重防御体系的出现

    城是一种“防御文化”设施,防御文化的具体表现是:藉各种寨堡、沟洫、障壁、栅栏之助来防卫居住区。仰韶时代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财富积累日益增多,中原地区氏族和部落间以掠夺财富为目的的战争日趋激烈,为了防御外来的入侵,以城垣环围的新防御设施应运而生。西山城堡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西山城堡城垣建造程序和方法是:在经过规划拟建城墙的区段,将上层文化层堆积全部挖掉直至生土,构成城墙基槽,在经过修整的基底平面上夯筑城墙。随着城墙高度的增加,其所需的土方量则在城墙内外两侧挖沟,就地起取,而以外侧挖沟取土为主要的土方来源。内侧的取土沟显然是城墙筑至一定高度,土方转运不易时,根据内侧筑墙所需补充土方的数量,就地挖取而形成的。在城墙筑起后,内侧的沟即予封填,以保护城墙基础不受破坏,环绕城墙外侧的沟则保留下来,成为一种保护城墙的防御设施。
    城墙建筑采用先进的方块板筑法,分层逐块逐段夯筑起来。在城墙建造过程中,局部地段可能采用中间立柱固定夹板,四面同时逐块夯筑的方法,因此在局部的板块与板块之间,往往保存有埋设立柱而形成的宽约30厘米,深约40〜50厘米不等的基槽,基槽内分布有直径12厘米左右的柱洞。在东北角城墙解剖发掘中,可以看到直径3〜4厘米、窝深0.3〜0.5厘米的圆形夯窝,筑城者是用3根一组的集束棍夯,来完成夯筑城墙这种浩大的工程。西山城址的建筑技术,在当时来说是最为先进的,从而筑起一座固若金汤的早期城堡。

    考古发现的早期城址中,不少城垣的外围,未见环绕城墙的壕堑,郑州西山古城却发现了这种设施,沟宽5〜5.7米,深约4米,它虽未完全具备后代城墙外围的城壕性质,但无疑已是护城河的萌芽,实开后世城壕之先河。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往往城池并称,就是指城墙与壕沟而言。
    关于城,《说文》云:“城,以盛民也。”段玉裁注曰:“言盛者,如黍稷之在器中也。”《古今注》说:“城者,盛也,所以盛受民物也。“《墨子·七患》云:“城者,所以自守也。”《管子·度地篇》谓:“内之为城,城外为之郭。”汉刘熙《释名》谓:“城,盛也,盛受国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刘氏所言,系后起之论,其所说的城带有明显的阶级印痕。
    从金文“城”字的结构考察,像以武器守城状。由此看来,古代筑城的目的在于自守。护城河就是城外的壕沟,中国古代把它称做池。《说文》云:“池,陂也。”又说:“沼,池也。”或谓之隍,《说文》云:“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矣。”城墙与壕沟的关系极为密切,修城与挖沟往往同时进行,从壕沟中挖出来的泥土,用来修筑城墙,一正一负,从而构成了双重的防御体系。秦蕙田《王礼通考·社稷篇》云:“而城隍所以卫人,且浚隍为城,亦土之功用。”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孟子·梁惠王》云:“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死而民弗去。”可见城池的防御功能。西山古城的城墙与壕沟,实为我国最早的双重防御体系设施。

    最早的雏形城市

    郑州西山古城是一座举世瞩目的仰韶文化晚期城堡。关于它的性质,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它不能算作城市:“‘城垣’作为一种防御性设施,在其早期阶段不具有阶级性。中国最早的城垣建筑是河南郑州西山堡,其文化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绝对年代为距今5000年左右⋯⋯有城垣建筑的不一定是城市,城市不一定有城垣建筑。前者如上述西亚巴勒斯坦耶利哥城堡和中国郑州西山城堡,这两个新石器时代的城堡,虽有规整的城垣建筑,但不能算作城市。”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它是一代都城:“黄帝所都的有熊,其地望在新郑。从秦王寨类型遗址分布来看,有熊国的地域并不限于新郑,它至少应包括密县、郑州和荥阳等地,均可称为有熊国。在有熊国所辖的区域内(即秦王寨类型文化分布区),其文化遗址应属于有熊国文化,当时的氏族部落应属于有熊国的组成部分,在西山发现的古城只能是有熊国的城,如果别处没有第二座城的发现,西山古城必是有熊国国都。”我们认为西山仰韶文化城的始建年代,虽可定在黄帝时代,但说它是有熊国国都,就现有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而论,都还缺少足够证据。

    西山遗址有技术先进的城垣建筑,城外环绕着类似护城河的壕沟。在该遗址发掘的200余座墓葬中,有父子合葬和夫妻合葬墓,这表明当时家庭结构已经达到父系社会阶段。从一些废弃的窖穴底部,发现扔弃的人兽同存的骨架、完整或零散的人骨,整具或同穴两具完整的兽骨架,可以认为是举行某种祭祀的牺牲,表明宗教活动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古城东北角发现城门及贯通城内外的1号道路,道路东西两侧分布着颇具特色的建筑遗存。凡此种种,充分表明西山城堡已经脱离了村落加围墙的聚落形态,逐渐发展为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尽管它不一定是有熊国的国都,但却已挤身于“雏形城市”之列,说它不能算作城市则有欠公允。考古资料证实,我国早期城址“很少或不带有‘市’的性质⋯⋯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未必使‘日中为市’的交换进一步发展和商人阶层的异军突起。因此中国城堡的出现并不是商业发达的后果和动因,并不具备贸易中心性质”。换言之,“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它们虽具备了城市的雏形,但算不上真正的城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郑州西山古城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雏形城市”。

    西山城址的历史地位

    郑州西山城址位于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陈庄遗址约15公里。还有郑州市区的须水乡白庄、沟赵乡张五寨、杜寨、金水区胜岗、古荥乡石河、荥阳市区的汪沟、竖河、池沟寨、陈沟、阎村、张河、杨寨北等诸多遗址,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由此可知,西山城址是这一聚落群中的唯一城址,其地位一定高于诸聚落遗址,是这一地区的中心要邑。近年来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有女神庙、祭坛、原始殿堂、高台冢、龙虎塑、古城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古城。“古城是大概念,它可包括庙、坛、殿、堂、冢、塑之类的建筑。
    目前所说的古城,虽大多数主要指遗址中的城垣,但城垣的发现和古城的确定,意味着与之相应的其它重要建筑的可能存在,或已破坏,或未出土。因而古城址的出现被认为是人类原始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西山古城迄今仅发现遗址中的城垣,与之相应的庙、坛、殿、堂、冢之类虽未出土,或遭破坏,但一叶落而知秋,意味着这些重要建筑的可能存在。

    约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新时代,西山城址的面世,标志着这个新时代的开端。“大约开始于仰韶时代晚期,持续整个龙山时代,而迄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王朝的建立这一段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战国时代’。西山古城,在聚落发展史上,它的颇类于八角形的近圆形平面,正处在从传统的圆形环壕聚落向城墙环团的方形城址的过渡阶段,它的出现,宣告了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开启了以后持续千年的那种群雄逐鹿,战争不已的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龙山时代的先河。”西山城址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就是起着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作用。它所扮演的这种角色,绝非仰韶文化的环壕聚落和龙山时代的方形城址所能取代的。
西山城址是我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雏形城市”。

    城市是以空间与环境利用为基础,以聚集经济效益为特点,以人类社会进步为目的的一个集约人口、集约经济、集约科学文化的空间地域系统。“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便是一种特殊的构造,它专门用来贮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多的设施;同时又能扩大自身的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社会发展更加繁复的形式,从而保存不断积累起来的社会遗产⋯⋯社会权力不是向外扩散,而是向内聚合。社会的各种不同构成因素,以前只是分散在广大的河谷平原,偶而也传及更远的地区,现在都在压力之下被动员起来并束集在一起,统统进入了城市的高大围墙的封闭之中。”作为文明诸要素之一的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逐渐创造出一种新的复杂的社会机构和体系。早先,在论及中国文明起源时,人们往往把目光投向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女神庙或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高台土冢”,而今中原地区黄河之滨仰韶文化城址的面世,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我们从西山古城高峻的城垣上空,看到华夏文明的新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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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黑客攻击,正在恢复当中,请耐心等待~  发表于 2017-6-19 15:43
问号拉直,都成三毛了~  发表于 2017-6-19 09:00
美言怎么了?头像图片都挂了?  发表于 2017-6-19 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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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19 09:49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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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6-20 01:04 | 显示全部楼层
    论炎黄时代的宗教形态
    作者: 河南博物院 张得水(2005年12月)

    炎黄二帝是我国古史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中华民族把他们推崇为人文始祖由来已久。综合历史、文物、考古、神话、人类、民族、地方风俗、民间传说等多方面的资料,不难看出,最早人们是把炎黄二帝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或一个族来看待的。事实上,他们既是一个人,或一个族,更是氏族的标志。炎黄时期不仅包容一代人或若干代人,而且在史前阶段可能要跨越数千年。因此我们有理由以“炎黄时代”来约定这一特定历史阶段。

    在考古学上,将仰韶文化与炎黄时代相对应,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认同。其中,最早将近考古学资料与炎黄文化相对应的,当推范文澜先生。他在《中国通史》第二节中提出:“推想仰韶文化是黄帝族的文化”,“后岗下层的仰韶文化可能就是炎帝文化的一个遗址。”近年来,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大量的考古资料陆续面世,许顺湛先生则提出炎帝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早期,黄帝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晚期的观点。
    据文献记载,炎帝族的活动地域主要在陕西、河南、河北及湖北等地。黄帝族的活动地域主要在河南,其次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炎帝、黄帝的活动地域大都在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内。如河南的新郑有黄帝故里,黄帝都有熊、居轩辕丘、拜华盖童子于具茨山、合鬼神于西泰山等,遗迹均在河南的新郑、新密市一带。尤其是近来在河南灵宝市的铸鼎原及其周围,经考古调查,发现在四周不足8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有仰韶时期的古文化遗址16处,而且,有些遗址的面积达90多万平方米,面积之大,也是极为罕见的。遗址中出土有房址、灰坑和大量陶、石器等。而这个地方恰恰与黄帝有关的史迹相当多,如黄帝陵、轩辕台、黄帝铸鼎原、鼎湖、荆山、夸父山、太阳峪、五帝村、三圣村等,这些并不是我们能以“巧合”二字所能概括得了的。从时间上推算,炎帝时代可划归距今7000—6500年之间,黄帝时代可划归距今6500—5000年之间,而仰韶文化的上限为距今7000年,下限为距今5000年;从文化内涵分析,文献记载的“黄帝时有釜甑”、“始制轩冕,垂衣裳”、铸铜、筑宫室等,均在仰韶文化遗存中得到了印证。这说明将炎黄时代与仰韶文化相对应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广义上讲,仰韶文化之外的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均可概括为炎黄时代文化。这也正是本文立论的基础。

    一、以炎帝、黄帝等为代表的巫师权贵的出现

    古史传说中的炎帝、黄帝以及颛顼、帝喾等,个个都是天生异禀、可以通鬼神的人物。如《礼记·月令》载:“南方曰炎天,其帝炎帝,乘离执衡而治夏,制服蚩尤。”《竹书纪年》说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篆字以受轩辕。”《抱朴之》记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黄帝之孙颛顼高阳则“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颛顼还在帝丘对原始宗教进行了大胆空前的改革,命重、黎“绝地天通”,改变了“民神杂糅,不可方物”的状况。

    这些都说明,无论是炎帝、黄帝,还是炎黄时代的其他英雄人物,实际上都兼有巫师和部落首领的双重身份,也就是所谓的政教合一。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所掌管的宗教权力,要远远超过其政治的统摄力。因为越是在遥远的古代,其社会活动越是要通过宗教形式来完成。宗教实际上就是一种启动剂或催化剂,通过这种途径,它能使统治者更好地控制群众。而且,这种一身二任的情况,我们在考古资料中也能找到充分的依据。

    我们还是首先来看看灵宝铸鼎原一带仰韶文化的分布情况。
    铸鼎原位于秦、晋、豫三省交界的金三角地带,据1999年2—3月对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铸鼎原及其周围考古调查的结果,发现在以黄帝铸鼎原为中心的沙河、阳平河两岸的仰韶文化遗址达26处之多。这些遗址有大部分是属纯仰韶文化的,有些是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共存。在这样一个小的范围内,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得如此密集,的确是十分罕见的,而且,有个别的遗址规模之大,也是预料不到的。如北阳平遗址、西坡遗址、三圣遗址、五帝遗址等。北阳平遗址南北长5000米,东西宽300至500米,面积之大,实属罕见。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在原上黄帝陵庙下面,就是一处仰韶文化的遗址,这并非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十分耐人寻味的。从遗址分布的密集程度以及有些遗址的规模来看,可以肯定,这里的仰韶文化居民,已不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体,或者说是群龙无首,相反,应当是有组织者的,或者是说有一个相对有力的机构或集团来操纵着部落的活动。这个组织的最高首领便是以黄帝为代表的巫师权贵。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被称为“五帝村”的仰韶文化遗址上,曾采集到完整的玉璧,在另一处仰韶文化遗址中,曾采集到多件的玉圭。这些玉璧和玉圭并不是作为实用器来用的,应当就是当时的巫师权贵们用来礼天地四方的礼器。许顺湛先生认为,灵宝铸鼎原一带,有可能是一处具有政治性的核心遗址。此言相信能够通过进一步的考古发掘来证实。那么,这个政治性的核心是靠什么来维系的?我认为,在相当的程度上是靠宗教神权。以黄帝为代表的巫师权贵,凭借着宗教的力量,不仅能够控制多个氏族或部落,甚至可以驾驭多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或者说是酋邦王国。

    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又如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考古工作者曾在这里发掘出三组用蚌壳摆塑的龙、虎、熊、蜘蛛等图案。尤其是第45号墓,墓主为一壮年男性,身长1.84米,仰身直肢,头南足北,埋于墓室正中。墓主左右两侧,用蚌壳精心摆砌有龙虎图案。龙居右,身长1.78米,昂首拱背,躯体弯曲,形象生动;虎居左,身长1.39米,高0.63米,墓室东西北三面各设一小龛,各置一尸体,年龄较小。正如发掘者所指出,三组蚌塑的动物图案以及龛内的尸骨,很可能是埋葬45号墓死者时搞祭祀活动而留下的遗迹。对于墓主人的身份,有人曾根据文献资料与传说中的英雄人物相对应,但尚缺乏说服力。不过可以肯定,45号墓墓主人的身份是高贵的,并非一般的氏族成员,而是凌驾于一般氏族成员之上,能够“骑龙升仙”、“乘龙游四海”,生前掌管祭祀活动以勾通天地、交接鬼神的大巫。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晚期地画的发现,使我们能更进一步了解炎黄时代人们行巫的片断情景。这幅距今5000年左右的地画,位于F411室内近后壁的中部居住面上,由黑色颜料绘制而成。画面分为两部分,均手握棍棒类器物,双脚交叉,作行走状。下部用黑线绘长方框,框内绘两只动物图案。关于地画的性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然而,将其视为史前人类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景,似无太多疑义。其中的执棍棒者,很可能就是这一宗教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脱离于一般氏族成员之外的巫师阶层。

    在与仰韶文化时代相当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大型祭坛及礼仪性建筑遗址。其中,辽宁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宗教遗迹,碳十四测定的年代距今4895±70年,树轮校正为5485±110年,属炎黄时代的时间范畴。遗址坐落在一山梁正中缓平突起的台地上,长约60米,宽约40米。建筑以石砌而成,布局上按南北轴线分布,有中心和两翼之分,南北方圆对应,具有我国建筑的传统特色。另在与喀左相邻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的牛河梁,发现有同一时期、同一性质的祭祀遗址,即“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其规模之大,内涵之丰富,使人们对史前宗教发展水平大为惊叹。

    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遗址中,近年发现的祭坛主要有瑶山祭坛、汇观山祭坛、福泉山祭坛、寺墩祭坛等。这些祭坛处于人工堆筑的高出地面的熟土堆之上或自然山丘顶部,结构多为三重,中间的土坛以灰土围沟或祭祀坑、河道界隔,并且祭坛与大型墓地共存,一批随葬大量精美玉礼器的大墓葬在人工堆筑的土台上,形似“土筑金字塔”,显示出贵族墓地与祭坛的特殊关系。墓葬的死者,生前一定是从事宗教活动、掌管祭祀大权,死后才被埋葬在祭坛附近,有的甚至打破祭坛。通过这些祭坛,我们还可以看出,修筑祭坛势必要化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尤其是在当时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这样在的工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来加强管理,是难以想象的。它们绝非一个氏族或一个部落的力量所能及,而应是若干部落联合营建的,或者是若干村落的居民所营建的。而这个组织机构的成员,无疑是凌驾于众人之上的贵族。换言之,也只有像炎帝、黄帝、颛顼这样颇孚众望的巫师权贵,才能担当此任。他们既是巫师,同时又是部落的首领,在整个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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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6-21 02:48 | 显示全部楼层
    论炎黄时代的宗教形态
    作者: 河南博物院 张得水(2005年12月)

    二、转形期的图腾崇拜

    古史传说中有许多关于炎帝、黄帝及其子孙的感生神话。如《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帝王世纪》云:“神农氏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帝王世纪》又载:“黄帝,少典之子,姬姓也,母曰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四月,生黄帝于寿丘,长于姬水,有圣德。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丘,故以为名,又以为号。”从图腾文化的角度分析,这种始祖创生神话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图腾神话。它与图腾生育信仰交织在一起,既反映了古老的生殖观念,又流露出远古人类图腾崇拜的痕迹。这里的“感于常羊”,即说明炎帝出生于牧羊部落,所以为姜姓,以羊为图腾;黄帝受国于有熊,称有熊氏,也是说黄帝以熊为图腾。由此可见,炎黄时代在宗教形态上具有浓厚的图腾文化色彩。

    根据国外考古学资料,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在中国旧石器中晚期尚未发现确凿可信的图腾文化遗迹。然而,在新石器时代却发现了大量的图腾遗物。尤其是在与炎黄时代相对应的仰韶文化时期,发现有丰富多彩的彩陶,彩陶上多绘有写实或写意的动物纹样。比较常见的,诸如鱼纹、蛙纹、鸟纹、鹿纹、壁虎纹等等。陕西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的人面鱼纹陶盆,即有“寓人于鱼”或“鱼生人”的涵义,说明半坡氏族的祖先是鱼,鱼是半坡氏族的图腾崇拜物。河南临汝出土的彩陶颧鱼石斧图,颧代表了以鸟为图腾的部族,鱼代表了以鱼为图腾的部族,整个图案反映的是鸟部族与鱼部族之间的斗争。
    当然,这一时期的图腾崇拜已明显地脱离了其原始形态,从而步入转形期。所谓的转形期,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由纯粹的动植物信仰而转为动植物与氏族酋长连接在一起,如图腾动物人格化,成为半人半兽的动物,或幻想中变化多端的动物。从仰韶文化彩陶分析,各种动物纹样在这时都有一个从写实到写意、由具象到抽象的过程。仅以彩陶中的蛙纹为例,研究表明,蛙纹的不断涌现,是远古氏族或部落蛙图腾崇拜的结果。其发展序列则是由半坡、庙底沟类型的写实蛙纹逐步发展为写意的象征性图案,以至符号化、几何化,这实质上即寓示着图腾崇拜的转形。从半坡类型的鱼纹来看,发展到后期,几何化、符号化的特征更加明显。

    龙的出现,是反映炎黄时代图腾文化转形的又一重要实例。什么是龙?生物界原本没有此类动物,全然出自原始社会先民的想象和虚构,又经过世世代代反复补充和再创造,于是成了能兴雨利万民的神异动物。追溯它的起源,大抵上应在炎黄时代。除了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蚌塑的龙之外,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墓葬中曾出土有一件彩陶壶,在腹肩部用黑彩在红色陶地上绘了一只水鸟啄着一个动物,鱼头,巨腮,有鳞纹,外形很象后来的蟠龙,蔡易安先生认为是龙凤纹。碳十四测定,这件彩陶壶的年代为距今年内6120±140--6790±146年,从现有材料看,这应是最早的龙纹了。1993年6月,在黄梅焦墩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曾发现一条用鹅卵石摆塑的巨龙,全长4.46米,龙头高昂,张口吐舌,头上有独角,腹下有二爪,背上有鳞,身呈波浪状,尾上卷,塑造生动,威武雄健,如腾云驾雾一般。经专家鉴定,其年代距今5000—6000年,与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蚌壳龙年代相当。

    在文献记载中,龙与炎黄及炎黄时代确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如《帝王世纪》所载的“有虫 乔 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及《山海经·海外西经》所言“轩辕之国,人面蛇身” ,均说明炎黄与龙有关。《史记·封禅书》中还记载了黄帝乘龙升天的故事:“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又如《拾遗记》:“颛顼生,有文如龙,亦有玉图之象。”《大戴礼记·五帝德》云:“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秋冬乘马。”在这里,炎黄及子孙,俨然成了龙的化身,反映了转形期的图腾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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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6-22 01:59 | 显示全部楼层
     论炎黄时代的宗教形态
     作者: 河南博物院 张得水(2005年12月)

     三、由女性生殖崇拜向男性生殖崇拜的转变

     生殖崇拜与图腾崇拜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宗教形态。正如柯斯文所说:“图腾主义也导致其他一些观念,如认为生育是由于图腾入居妇女体内,死亡就是人返回自己的氏族图腾。”图腾观念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即图腾生育信仰。如前述关于炎黄的感生神话,一方面即反映炎黄部族的图腾信仰,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当时人们对人类自身生殖的模糊认识。
    人类对自身的重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征服自然能力和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产物。但是,人类崇拜自己是比较晚起的,而且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表现为崇拜妇女,进而才发生对男性和男性器官的膜拜。令人感到高兴的是,正是在炎黄时代,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为我们探索由女性崇拜转变为男性崇拜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古史传说中有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云:“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事实上,女娲最初并非是用泥涅制了人类,而是用自己的身躯孕育了人类。《说文》谓:“古之神圣女,化生万物者也。”《淮南子·说林训》谓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谓七十化也。”在这里,人类又成为以女娲为主的诸神合作创造的结果,黄帝也参加了“造人”这一伟大的壮举。所谓的黄帝生阴阳,也就是黄帝帮助女娲创造阴阳性器官,喻示着黄帝时代深厚的生殖崇拜观念。

    考古学上,在仰韶时代彩陶中为数众多的鱼纹、蛙纹等,一方面是作为当时人类鱼图腾、蛙图腾的标志而遗留下来,同时也是人类崇拜女性生殖的结果,二者并不矛盾。从表象上看,蛙的肚腹和孕妇的肚腹形状相似,一样浑圆而澎大;而鱼的轮廓,更准确地说是双鱼的轮廓,与女阴的轮廓相似;从内涵上,鱼腹多子,繁殖力强。在“互渗律”的支配下,人们很容易将崇拜女性与鱼蛙等联系起来。
    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及女神塑像的发现,更具有代表意义。女神庙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组成。里面供奉有真人大小的彩塑女神像,肢体虽已残碎,但头部完整,双眼中均嵌淡青色圆饼形玉片为睛,炯炯有神,极富生命力和神圣化。其他出土的身躯残块中,有大于真人三倍的女性乳房,如复原全躯,也需大于真人三倍,应是女神庙中的主神。另在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遗址中,也出土了两件比较完整的裸体女神立像;在石筑圆形祭坛上,有盘坐式裸体女像,腰部有装束,应是当时作为至上神被崇拜的。祭坛遗址中的两尊小的裸体女像,均用红黄色胶泥捏塑,其中一件制作精细,施红色陶衣,打磨光滑,突出挺立的大肚子,腹下有表示性器官的记号,臀部肥硕,向后凸起,上身微向前倾。另外一件,形象也基本相同。从这些女神像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崇拜女性生殖,已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大事。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远古人类的这种女性生殖崇拜观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自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以来,尤其是仰韶文化晚期,考古发现不少男性生殖器崇拜物。最主要的为陶祖,如临汝中山寨遗址、临汝北刘庄遗址、淅川下集遗址、甘肃谷灰地儿遗址等均有出土。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最近发掘的汝州洪山庙遗址,在M1中有3座瓮棺上绘有男性生殖器图案,而且这3座瓮棺内所葬的人骨经鉴定均为成年女性,年龄在20—30岁之间,正处于最佳生育时期。该墓内其他瓮棺中还葬有老年女性、成年男性及幼儿,这些瓮棺上也有彩绘,却没有男性生殖器图案,这有力地说明绘于成年女性瓮棺上的男性生殖器图案有着祈求生育的意义。洪山庙M1中W39还绘出一个屈蹲状的人,为了表示男性生殖器的突出地位,图画特意将男性生殖器用泥条塑出,而且塑得十分粗壮。
    大量陶、石祖及男性生殖器图案的发现,说明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有了新的、普遍的提高,传统的女性生殖崇拜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到了仰韶文化后期,男性生殖崇拜渐趋占据主导地位。虽然说女性崇拜还仍有保留,或表现为地区的差异性,但人们对待生育的观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种宗教观念的转变,又是与当时社会形态从母系向父系的转变密切相关的。

    四、万物有灵的泛神观念

    普列汉诺书在其著作中曾指出:“万物有灵论是宗教思想的最初阶段。”远古人类由于不能区分醒时的感觉和梦中的的幻觉,以致把精神同肉体分离开来,视精神独立于肉体之外而存在,这样就首先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早在旧石器时代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就已经开始为死者放置赤铁矿粉末,随葬石珠、骨坠、有孔兽牙等装饰品,说明他们已经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

    到了炎黄时代,这种灵魂不死的宗教观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如在仰韶文化葬俗中,普遍存在有二次葬,也就是将人的尸体和遗骨进行二次以上处理的葬俗。这种葬俗很可能与宗教信仰有关。“因为他们有一种信仰,以为血肉是属于世间,必等到血肉腐烂以后,才能作正式的最后埋葬,这时候才能进入灵魂世界。”仰韶文化中曾发现不少瓮棺葬,其中包括两种:一种是瓮与盆组成的成年二次葬,一种是尖底瓶与陶甑等组成的小孩一次葬。在瓮棺上方,多有凿孔,是供鬼魂出入的通道,仰韶时期的各个村落遗址,多发现有公共墓地。同氏族的人死了一般要葬在一起,这一方面是为了标明血缘关系,同时也是灵魂不死观念的延伸。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M45墓主人两侧蚌塑有龙虎图案,东、西、北三面小龛里分别殉有1人,其中西龛内的死者是一个12岁左右的女性,头部有刀砍的痕迹,属非正常死亡;北龛内的死者,是一个16岁左右的男性。这同样说明,当时人们认为墓主的灵魂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是不死的,所以死后仍要有人服侍,同样要像生前那样乘龙御虎。
    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祖先崇拜的观念也应运而生。当然,从广义上讲,最原始的祖先崇拜就包括在图腾崇拜在内。图腾文化发展的结果,自然与祖先崇拜交织在一起。所不同的是,图腾祖先崇拜的对象是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现象,而后起的祖先崇拜对象是人,崇拜的是某一死者的灵魂。

    这一时斯的人们不仅认为人死后会有灵魂存在,而且对周围的万事万物充满了敬畏之情,赋予它们灵性,进而顶礼膜拜。这是与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及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当时人们不能正确看待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电、山川、河流、天地等,因此,对自然的崇拜又成为整个宗教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内容。
    《史记·封禅书》记载,自三皇五帝始,就有一些著名的“帝”、“王”举行祭天活动。如到泰山祭天始于伏羲氏之前的无怀氏,之后,伏羲氏、神农氏、黄帝、颛顼、帝喾等都到过泰山顶上祭天。当然,这些还只是历史传说,还不足为凭信。但从考古发掘来看,近年来我国不同的地区曾先后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代祭坛遗址。其中在炎黄时代的时间范围内,就有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瑶山祭坛、汇观山祭坛、寺墩祭坛、安徽含山凌家滩祭坛等,这些祭坛兼有祭天礼地的功能,祭天礼地是其主旋律,同时也不排除祭祀山川、河流及其他自然现象的可能。由此可见,炎黄时代氏族领袖率族祭祀天地、山川、河流等自然物并非子虚乌有。
    另外,在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埋在地下的两个盛有粟米的小罐和在第二号窖穴中发现有带盖的小陶罐,可能是与奉献“粟米之神、祈求丰年”的有关的祭祀遗存。而特意埋葬在大型一号房子居住面下的带盖粗陶罐和南壁下面的灰层中的人头骨及其旁边的破碎粗陶罐,可能是同包括使用人牲在内的奠基仪式有关的宗教遗存。这也说明,随着万物有灵观念的深入,人们所崇拜的对象也进一步延伸。

    综观炎黄时代的宗教形态,我们似乎可以这术认为:宗教信仰呈多元化的趋势,既有巫术、图腾崇拜,又存在着生殖崇拜的发展变化,同时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产生了灵魂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等。而这一时期宗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则是从家有巫史向巫师集团的转化。巫师权贵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造就了炎帝、黄帝、颛顼、帝喾等一批宗教和氏族领袖,从而也推动了整个社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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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时期是我国文明史上的一个坐标,可以说,她是中华文明的曙光。  发表于 2017-6-22 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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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6-23 01:0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6-23 01:16 编辑

       “秘窖”窖藏之一百九十三(作者不详)
       仰韶文化 河洛文化的童年时代

       “仰韶文化”这四个字,对于念过中学的人来说,不会感到陌生。
  仰韶村离洛阳不算远。沿着邙山往西走,过了新安县,就是三门峡市的地盘了。再往前走,很快就到了渑池县。从地图上看,渑池县地处豫西浅山丘陵区,位于郑州、洛阳、西安经济带上。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很穷,荒地面积很大,当时偃师、巩县(今巩义市)的不少农民跑到渑池,靠卖瓦盆换粮食或者开垦荒地度日。
  进了渑池县,不仅可以看到黄土地,还有红色和褐色的土地。土地的色彩丰富了,就使田野斑斓起来,生动起来。进入仰韶大峡谷之后,在全长25公里的峡谷里,能看到在北方不容易看到的悬棺。慢慢地,你便接近了仰韶村,接近了仰韶文化遗址…… 

  仰韶村,位于渑池县城北7.5公里处。
  村子的东西两侧,各有一条深深的土沟。沟底溪水潺潺,东为饮牛河,西为西沟。两条溪流在村南汇合,汇合处形似半岛,仰韶村就坐落在两溪之间的高地上。
  如果不从考古的角度考虑,仰韶村绝对是一个风光甚佳的游览地。路边断崖处裸露出红土和黄土,那是很自然的景色,但是,凡是到过这里的人,都不把这些土看成土,而是看成了历史。地质学家会告诉你:这种土,是第三纪红土;那种土,是第四纪黄土,距离现在已经多少万年了……
  村南有一处高地,仰韶文化遗址便仰面朝天地躺在上面。介绍材料上说得很清楚,这个遗址东北至西南约900米,西北至东南约300米,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层厚2米~4米。

  仰韶文化遗址是1921年被发现的。谁也不会想到,发现中国腹地这处古遗址的,竟是一个外国人。
  上世纪20年代,瑞典人安特生受聘于北洋政府,成为“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考古专家。1920年秋天,他派助手刘长山到河南,在渑池、新安一带采集化石标本。刘长山采集了一些石器标本带回北京,交给安特生。安特生一看,好家伙,从渑池采集的一些石器标本非常特别。他狂喜:渑池这个地方,很可能要出震惊世界的大新闻。
  原来,在此之前,国际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文化是西来文化,中国国土上从没出现过石器时代。更有一些外国人很不友好,每每遇到中国学者谈论华夏文化的时候,总是粗暴地打断这个话题,这很让国人气恼。可是,我们当时还拿不出证据,来证明我们经历过石器时代。
  安特生预感到:中国将要摘掉这顶压了我们多年的帽子了。他感到这些石头对于中国史学界的分量,因为他看到刘长山这次带回来的,分明是古人亲手打磨的石器。

  他在北京坐不住了,和几个身着长袍的中国考古学者,于1921年的春天,辗转来到了渑池县仰韶村。与他们同来的,还有4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是专门保护这些学者的。
  仰韶村村民哪见过这种阵势,更没见过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全村人都来看热闹。他们看见这些人在麦田里戳戳挖挖,把不值钱的土拿到眼前端详,竟比端详新媳妇还细致。那个洋人看着看着,竟高兴得叫出声来。村民们都感到好笑,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几个在他们看来“神经兮兮”的人,竟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仰韶村。

  有人说,仰韶村村名的来历,与村子旁边的韶山有关。仰韶,即仰望韶山之意。
  安特生不管这些,他只把一双锐眼去看历史。他站在三面环水的仰韶村,开始与5000年前的古人对视。他和他的同伴们都很兴奋,因为有一些带着彩色花纹的陶器出土了。这些陶器上的附着物——哪怕只是一些烟灰,都有可能摆放在金碧辉煌的博物馆里,供人们参观。
  这一次,安特生在仰韶村停留了8天。8天时间里,他坚定了一个信念——这里,就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址!回到北京,他说服了北洋政府,邀请骨骸专家、古生物学家等一行数人,又一次来到仰韶村,正式对仰韶村遗址进行发掘。

  这一次,他们在仰韶村里安营扎寨了。憨厚的村民们刚开始还有点怀疑,提防着这群不速之客,后来见他们只不过对散落的陶片和石头感兴趣,也就不再干涉。厚道的村民还主动帮助专家们挖掘、拣拾陶片。当专家要给他们报酬时,村民都笑起来,说:帮着捡几块烂石头,收啥钱!要是你们稀罕,尽管拿去!
  这让安特生一行非常感动,发掘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专家们最后一致认为:这里就是中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其典型标志物是带有彩色花纹的陶器,所以叫彩陶文化。由于考古学界相沿成习,就是把一种文化的首次发现地的地名,作为该文化类型的名称,所以发现于中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叫做“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的名气从此远播,引起中国乃至国际上重量级考古专家的注意。专家们从照片上看到,仰韶文化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厚度竟然有2米~4米,表明了人们在这里定居、生活的时间很长久。从17个发掘点以及出土的600多件器物上看,当时人们使用的工具和生活用具是石器、骨器和陶器。用于农业耕作或捕鱼、狩猎的有石斧、石铲、石刀、石凿、石镞、石网坠、石弹丸、石犁形器以及刮削器、砍砸器等。
  专家们还发现,这里出土的石器多半是打磨的,也有打制的和琢制的。纺织和缝纫用的是石纺轮和骨锥、骨针等。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以红陶为主,其次是褐色陶器。在陶器的表面和口沿绘有精美的花纹图案,这是标准的彩陶。纹饰图案五花八门,有弧边三角纹、月牙纹、网状纹、菱形纹等。
  专家们还发现,遗址中有成堆的兽骨,值得注意的是有大量的猪骨,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蓄养家畜。另外,从墓葬的习俗可以看出,这个遗址代表着母系氏族社会即将解体,父系氏族社会就要开始的阶段,距今已经7000年~5000年了。
  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第一次证实了中国在阶级社会出现之前,就存在着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文化,这使“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攻自破。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为探讨中国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基础条件,开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近代田野考古的先河。从此以后,我国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才逐渐开展起来,并且从对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扩展到旧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逐步建立了中国考古学体系。

  仰韶文化遗址所透露的远古气息是非常强烈的。一个人站在古遗址上,感觉并不是凄凉的。因为古村落没有了,废墟还在;人没了,文化还在。古人留下的每一个陶片,都成为我们打开时光隧道的按钮,使我们能够开启文明源头的大门。
  所以,读懂了这些陶器,也就读懂了先民,读懂了一个历史阶段。当时的人们,还生活在母系氏族社会的袅袅炊烟里,整个人类还处在稚嫩的童年时期。生产力是落后的,但氏族成员之间却是那样的团结。
  凶猛的野兽来了,洪水旱魃来了,大家依靠集体的力量共渡难关。男人和女人拿着棍棒,攥紧石块,挽起弓箭,结伙到韶山上、沟壑里打猎。生存的危机,激励着每一个部落成员奋力劳作,母亲们一边带着孩子,一边烧制生活必需的陶器。
  这时候,人类已经有意识地选择居所和生产方式,他们从山地来到平原,从自然洞穴转入茅屋草舍,用磨制石器代替打制石器,开始烧制陶器作为生活用具,开始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生活,逐渐定居并形成村落——此等生产方式和生活场景,就是仰韶文化的典型特征。仰韶文化遗址,就是这一时期人们居住的典型村落。

  在无数个晨曦初露的清晨,一群女子来到水边的窑场,手拉着手踩着红色的胶泥。在脚掌与泥水之间,诞生了陶器,产生了音乐,产生了舞蹈。艺术起源于劳动之推断,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蓝本。
  5000多年前的大自然,不仅是美丽的,而且是洁净的,那些劳动着的人们,捧起一团泥,对着阳光,搓成泥条,盘成泥筒,然后放在转盘上,用手蘸着水向上拉伸,历史便这样被伸展开来,文明便这样盘旋上升了。
  泥水和土地,实在滋养人,河洛地区实在滋养人。河洛地区因河流冲积形成的疏松的土壤,有利于人们用拙钝的石制、木制农具耕作,这或许是中华文明首先在黄土区域兴盛的原因吧。

  仰韶文化从此远播——后来在河北、陕西、山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共发现这个时期的文化遗址1000多处,都被贴上了“仰韶文化”的标签,融入华夏文明的序列。再后来,仰韶文化与东面的龙山文化在黄河中下游一带汇合,而北面的龙山文化与南面的吴越文化在长江下游汇合,仰韶、龙山、吴越三种文化又在江汉一带汇合,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大一统的汉族文化,华夏文化到了成熟期。回头再看:仰韶彩陶泛出的殷殷红色,就像处于华夏文明童年时期的先民脸上的红晕,既稚嫩可爱,又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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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段子的作者很可爱哦,连安特生都要折腾一下,佩服。 当然,老船长必然猜到俺又要吐槽了。不过,不是俺要争论,而是洋奴的嘴脸令人不齿。 中华文化西来说,你个安教授脱不了干系。 老规矩,俺还是引述文章如下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7-6-23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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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23 20:03 | 显示全部楼层
亚细亚船长 发表于 2017-6-23 01:06
“秘窖”窖藏之一百九十三(作者不详)
       仰韶文化 河洛文化的童年时代
       “仰韶文化 ...

这个段子的作者很可爱哦,连安特生都要折腾一下,佩服。
当然,老船长必然猜到俺又要吐槽了。不过,不是俺要争论,而是洋奴的嘴脸令人不齿。
中华文化西来说,你个安教授脱不了干系。
老规矩,俺还是引述文章如下:

    1921年仰韶文化的发现让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欣喜不已,同时也给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仰韶文化是什么人、在什么时代创造的?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安特生通过研究回答了仰韶文化的性质、来源和年代。但是,关于仰韶文化的来源并没有解决。
    也许是囿于西方人的思维和观察角度,也许是较早发现的中亚土库曼斯坦的安诺文化和特里波列文化的彩陶给西方学者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也许是文化传播论正是当时国际学术界的主流,种种原因使安特生把探索的目光转向西方[21],提出了所谓的“中国文化西来说”
    1923年以前,安特生认为仰韶彩陶与西亚和中亚的安诺及特里波列彩陶相似,提出二者可能同源,同时根据安诺早于仰韶的意见,而安诺文化又源于两河文明,认为彩陶可能是由西向东,经新疆、甘肃传入河南。1924年,安特生受李希霍芬的影响,提出了中国史前文化新疆起源说。1925年,安特生将考察的成果撰为《甘肃考古记》一文发表。他在文章中将甘肃史前时代分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六期并进行了绝对年代的推算,还试图以此来说明中国文化发源于新疆并受到了西方民族的影响,提出了“彩陶西来说”。由于实际掌握材料有限和对收购陶片资料的的错误运用(俺注:喜欢购买古玩市场上的传世品,俺已经扒过不少白皮了,例如著名的考古类型学说的创始人、耶经考古学家皮特里爵士等。所谓“死海古卷”之外,最早的三种莎草书版耶经,也都是来自1890年以后的几位埃及古董贩子。),安特生得出了混乱的史前文化分期和“彩陶文化西来说”
    1932年,安特生仍然坚持中国彩陶与西方彩陶的相似,由于仰韶文化之前彩陶的缺失,他也仍然坚持彩陶西来的假说,但已经认识到中国彩陶在质量上高于西方,对西来说开始产生怀疑
    1943年,安特生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通过比较,他得出仰韶期彩陶同近东无关的结论,至于仰韶彩陶的源头,他也并没有追溯到西方,而是在当时资料有限的状况下,对中国彩陶的源流以及与西方彩陶的关系问题存而不论,留待将来资料丰富以后加以解决[22]。可见,随着中国史前文化遗址的不断发现,安特生已重新认识了中国的史前史,并且修正了他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观点。

--(点评)提出了所谓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俺没冤枉安教授的。“后来,随着更多遗址的发掘,中国史前文化的面貌逐渐清晰,安特生的甘肃史前文化分期和“彩陶西来说”已被完全推翻,但他在西北地区史前考古中的开创性工作仍然是有意义的。”老顾的疑古派观点后来也是大幅修正的。俺也疑古,学习屈子“天问”之故态,但强调的是证据,不论古今中外。
--不过,安教授是地质学博士,地质学跟考古学相关,有基本的考古知识。他的工作在当时是轰动世界的考古发现。西方学者原来还要厉害,认为中华文明根本就是古希腊一脉的东传,此前是没有史前史的。这种论调至今不绝,例如兵马俑的古希腊顾问版新臆断等等。
--当然,安教授之后,主流欧洲史家基本不再说什么中国没有史前史的话了。还是要感谢安教授补上一课了,包括那些运到欧洲的文物,前国民政府在这方面令人不齿。

--补充一下如今某些西来说论调的原始版本:

    对于中国人种和文明源自何方的问题, 清末民初的西方、日本学者作了种种考释,提出种种说法。众说纷纭中,最能博得中国知识界赞赏和信从,并令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知名学者与思想家推崇的,是帕米尔—昆仑山和巴比伦两种西来说。其中巴比伦说论证较为系统严密,尤得中国学者青睐。巴比伦说的主要倡导者是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Terriende Lacouperie,1844~1894年)。拉克伯里自幼生长在香港,接受中国传统经籍教育,后来前往英国,先后出任大英博物馆馆员、伦敦大学教授等职,成为东方学家。他的主要著述有《早期中国文明史》(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公元200年)》(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2300B.C.to200A.D.)、《早期中国文献中的巴比伦传统》(Traditions of Babyloniain Early Chinese Documents)、《中国人到来以前的中国语言》(The Languages of China Before the Chinese)、《中国最古的书——〈易经〉及其作者》(The Oldest Book of the Chinese, The Yh-King and Its Authors)。
    其中《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公元200年)》和《早期中国文献中的巴比伦传统》两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主张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 巴比伦是发源地。不过从纯学术角度言之,学者们大体视该说为“极尽穿凿附会之能事”之说, 缺乏科学性,故没有对之作系统研究的兴趣。近年来,一些学者十分关注近代中国的民族认同、民族主义以及民族国家建构等问题,并将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作为一个探讨的切入点,从而引发了人们对拉克伯里学说的再次注意(俺注:俺不得不以阴谋论看待某些所谓的学术问题以及相关人士的真正动机。)。

--(点评)汉学家,原来如此。文明的衰落和战败,会带来文明的毁灭与历史的篡改,这里的战败二字,俺没有用错。

点评

正面的,反面的,我都会转一些。至于对安特生的评价,过帖已经作过剖析。  发表于 2017-6-27 02:02
继续延伸,看看民国时期的大师们葫芦里兜售的都是什么样的洋药丸: 19、20世纪交替之际,随着西方人种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的迅猛发展,随着西方和日本殖民势力对中国侵略、渗透的进一步加剧,中国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7-6-24 10:03
现在很多所谓的某某说历史,也多是穿凿附会之流。无耻者无畏。  发表于 2017-6-23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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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24 10:03 | 显示全部楼层
铁马冰河陆川客 发表于 2017-6-23 20:03
这个段子的作者很可爱哦,连安特生都要折腾一下,佩服。
当然,老船长必然猜到俺又要吐槽了。不过,不是 ...
继续延伸,看看民国时期的大师们葫芦里兜售的都是什么样的洋药丸:
    1920世纪交替之际,随着西方人种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学科的迅猛发展,随着西方和日本殖民势力对中国侵略、渗透的进一步加剧,中国人种和文明的起源问题,受到西方、日本学者的关注。不可否认,这种关注以及相应的研讨,确有出于学理探求目的的学术讨论,但也有一些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披着学术外衣的所谓“研究”。

    前述的这个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专门办了一份杂志《巴比伦与东方纪事》(Babylonian and Oriental Record),以集中宣扬“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巴比伦是发源地”这一学说。
    拉克伯里认为,公元前23世纪左右,原居西亚巴比伦及埃兰(Elam)一带已有高度文明之迦克底亚-巴克民族(Bak tribes),在其酋长奈亨台(Kudur Nakhunte)率领下大举东迁,自土耳其斯坦,循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以达昆仑山脉,辗转入今甘肃、陕西一带,又经长期征战,征服附近原有之野蛮土著部落,势力深入黄河流域,遂于此建国。酋长奈亨台(Kudur Nakhunte)即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Huang Di),Huang Di是Nakhunte的讹音;巴克族中的Sargon即神农,Dunkit即苍颉;巴克本为首府及都邑之名,西亚东迁民族用之以为自身之称号,即中国古籍所言之“百姓”;昆仑即“花国”,因其地丰饶,西亚东迁民族到达后便以“花国”命名之,所以中国称“中华”。[3]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他还举出大量中国早期文明相似于巴比伦文明的实例,涉及科学、艺术、文字、文学、政治制度、宗教、历史传统和传说等领域,如认为中国的卦象类似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历法上一年分十二个月和四季的方法以及定闰月的方法,两地极为相似;二十八星宿之说也是两地共有;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了中国文明系巴比伦文明派生物的标志。[4]
    对于拉克伯里其人及其学说,后来的一些汉学家评价并不高,如考狄便在《中国通史》中这样描述他:“此人富于神思而拙于科学;其学识博洽有余而精审不足;既不谙巴比伦之历史,复不审中国之情形;不顾历史上之年代,仅依据近人之论著,于此中搜取不甚可信之材料以适合其一己之成见;其学说骤视之颇觉规模宏大,门面辉煌;然稍加检察即全体瓦解有如冰山之融化”。[1](P178)不过尽管如此,附和拉氏之说者亦不乏人,如英国牛津大学的亚述学教授鲍尔(C.J.Ball)1913年出版《中国人与苏美尔人》一书,将中国古文字与苏美尔文字相同者予以胪列,以此证明中国和巴比伦文明同源。可见,拉氏之说在学术界并非全无市场。

--(点评)拉氏此举与近世的大批所谓说史者如出一辙。私以为,白皮在那时候以旧约造巴比伦历史并扩及两河,大量文化因素很可能抄袭自中华传播或流失的古代典籍,借以掩盖欧洲近代文明的东方本源。我国近年来的一系列新石器时代后期的古文化、古城遗址考古成果,也是那些至今还要沉渣泛起的所谓说史者充耳不闻的。
--当然,在伪造和篡改的过程中,倭国的作用向来是关键性的。

    拉克伯里的论著大多在19世纪80年代发表,其巴比伦说的集大成之作《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公元200年)》则出版于1894年。该说很快传至日本,1896年时便由青年学者三宅米吉、桑原骘藏撰文介绍,不过二人所持态度则为怀疑和批评,“可以说,拉库伯里的学说,从被介绍至日本之当初,即曝于明治时期学术界怀疑目光之下。”[5]但尽管如此,白河次郎、国府种德1900年出版的《支那文明史》一书还是使得拉氏学说流传开来,并由此获得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当时供职于新闻界,并非职业学者,所以他们的著作不以严谨的学术论断见长,但很受公众欢迎。《支那文明史》当时是作为具有普及色彩的“帝国百科全书”中的一种而出版的,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于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东渡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样的著作恰是他们了解域外中国观的最好入门。该书第三章《支那民族自西亚细亚来之说》集中介绍了拉克伯里学说,尤其是拉氏《早期中国文明的西方起源(公元前2300年公元200年)》中的观点,从文本对照来看,大量内容翻译或编译自拉氏此书。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强化拉氏之说,《支那文明史》甚至在个别地方添加拉氏原书所无的材料,例如,《支那文明史》中“文字及文学”一节以图示方式比较《易经》的八卦图与刚刚解读成功的巴比伦楔形文字,说明两者的类似性,[8]但查核拉氏原书,并无此图例,而是作者白河次郎、国府种德从论述古代西亚文明的英文论文中未经一字说明而引用的,该论文所述与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并无任何关联。⑤不过有了这样的图例,似乎使人更觉拉氏之说近于“科学”,说服力也更强,或许这正是《支那文明史》作者的用意所在。

--(点评)新闻记者,崛起帝国,添加私货,居心叵测。石川祯浩在《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指出:“对于西方新学说的这些非驴非马式的‘介绍’,不单见于《支那文明史》的年轻作者们,更是明治时期日本在接受西方思潮时一个共通的特点。”
--自然,民国的大师们不会是反帝反封建的排头兵,有着优厚的待遇和高尚的地位,又何苦要造反呢?中华民众滋养的大师们不假思索地把外来的垃圾糟粕当作了拯救中华的灵丹妙药,一味疑古,毫不疑洋,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帮凶。

    有了《支那文明史》这样的著作,拉克伯里学说不仅在日本得以传扬,而且很快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知。在这方面,既有《支那文明史》中文译本所发挥的作用,又有蒋智由、刘师培、章太炎等学者的介绍与评价所起的作用。
    1903年,蒋智由开始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中国人种考》,其中的一节《中国人种西来之说》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拉克伯里学说。“研求中国民族从亚洲西方而来之证据,其言之崭新而惊辟者,莫若拉克伯里之《支那太古文明西元论》。其所引皆据亚洲西方古史与中国有同一之点,于此得窥见中国民族之西来,于西方尚留其痕迹,而为霾没之太古时代,放一线之光。”
    刘师培对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也进行介绍并表示认同,其主张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国粹派知识分子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从1903年到1906年,刘师培在《中国民族志》、《攘书》、《论中国对外思想之变迁》、《思祖国篇》、《古政原始论》、《论孔子无改制之事》、《中国历史教科书》等论著中皆征引和阐发了中国人种、文明西来之说。他的主张有一扩展过程,从认同帕米尔——昆仑山说到信从巴比伦说。“西人之称汉族也,称为巴枯民族,而中国古籍亦以盘古为创世之君。盘古为巴枯一音之转。盖盘古为中国首出之君,即以种名为君名耳。……又谓:学术、技术、文字、文学,中国当上古时,无不与巴庇伦迦克底亚相同。所引者共数十事,今不具引,其确否亦不得而定。然拉氏为法国考古大家,则所言必非无据,按以中国古籍,亦多相合,而人种西来之说,确证尤多。”⑦从这些论述来看,刘师培在认同国外学者关于中国人种、文明自西而来的说法的同时,运用己所擅长的文字音韵之学和中国典籍中的某些记载对之加以印证,从而使得该主张更具说服力。
    在蒋智由、刘师培等人热衷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氛围下,章太炎也加入了讨论的阵营。在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订本指出:“方夏之族,自科派利(按即拉克伯里)考见石刻,订其出于加尔特亚(按即巴比伦之地);东逾葱岭,与九黎、三苗战,始自大皞;至禹然后得其志。征之六艺传记,盖近密合矣。其后人文盛,自为一族,与加尔特亚渐别。”[13](P173)他且运用自身擅长的文字音韵之学和古史修养,寻求一系列佐证进一步论证该说,可见,章太炎对拉克伯里学说不仅持认同立场,而且与刘师培一样,也是运用自身的国学素养进一步强化该说,使之更为学术化和中国化,从而更易被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不仅如此,由于刘师培、章太炎是公认的“国学大师”、国粹派领袖,在当时的学术界极有影响,他们认同和宣扬拉克伯里学说这一现象本身,就会令得该说在中国进一步为人尊信。

--(点评)“拉氏为法国考古大家,则所言必非无据。”俺学生时代也没这么盲从的,老师教导说,即使是教科书,也不是绝对正确的,工程领域,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俺以前提过的那些西方著名考古学家如皮特里爵士、以色列副总理以及那些白皮出名挖宝大盗如施里曼、莱斯德之流,所言也是有据的,尽管这证据实在是,呵呵。
--原文注释:拉克伯里在著作中对中国人种评价并不高,认为中国人种属于极为保守、毫无进步的蒙古人种,缺乏创新能力。这一表述在《支那文明史》日文本和中文本中都有翻译,未见删减。见Terrien de Lacouperie,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C. to 200 A.D., p.3.《支那文明史》(日文本)第30页;《支那文明史》(中文本)第22页。而蒋智由、刘师培、章太炎等人可能都没注意到或不愿提及拉克伯里对中国人种的蔑视,他们的论著均未谈到此点。呵呵。大师,领袖,民国,愚民。不过,如今的中华,没有那些大师,倒是有了不少公知。
--主要引自清季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研究》,作者: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史。

点评

这些不过是末节。关键还是唯物历史主义,材料加工必须建基于相应的工具和工艺上,白皮当年造假时候不明白这道理,现在抓瞎了。  发表于 2017-6-27 20:19
铁马兄好文!辛苦了! 近日在何新研究员的博客中见到了转发铁马兄在天涯的帖子,说明何先生也是欣赏铁马兄的观点的。如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12d230102wu67.html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7-6-27 16:30
铁马兄辛苦!  发表于 2017-6-27 02:04
我们吃饭用筷子就是很早进入高层次的农耕文明  发表于 2017-6-24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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