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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亚细亚船长

地外文明与远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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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5 03:5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1-15 04:01 编辑

       乾隆皇帝与民间对明代陵墓的盗毁
       作者  岳南  2008年3月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乾隆和此前的顺治、康熙、雍正等朝的几代帝王陵寝,其中所用的相当一部分木料和石料,是拆毁明代建筑物和明十三陵而得来的。清朝在入关后,就曾下令捣毁、劫掠过明十三陵,并焚烧过明定陵、德陵等陵寝。有实证可考的是,顺治的孝陵木材多用旧料,而旧料来源就是大肆拆毁明代建筑。其隆恩殿及神道碑亭天花板,就被后人证实是来自西苑明世宗朱厚熄嘉靖年间所建的清馥殿、锦芳亭和翠芳亭,这一殿二亭所在位置,正是明世宗做道场的地方,大殿前原建有丹馨门和绵芳、翠芳二亭。清初在兴建顺治孝陵时,将清馥殿及二亭拆除,不但将其楠木材料用来兴建孝陵,就连天花板也拿到孝陵使用了。此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陵寝,都相继拆毁了大量明代建筑,乾隆还以修复十三陵的名义,将定陵由大改小,偷梁换柱,把上等的木料和石料拿来建造了自己在遵化的裕陵。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乾隆置皇体颜面于不顾,以天子之尊,一意孤行,给后世留下一段皇帝盗木的丑闻。

       明十三陵中的永陵,是明嘉靖皇帝的陵寝,其享殿是楠木殿,香气袭人,沁人心脾,蚊蝇不近。它的木架是用昂贵的金丝楠木建成的,不刷漆而光泽油亮,不雕饰而纹路精美。乾隆皇帝在巡视时看中了这些金丝楠木,一心想拆毁楠木殿,将这些楠木用到圆明园中去。文渊阁大学士纪晓岚援引《大清律》上奏道:律例规定挖明坟者死,皇上金口玉言,万民之尊,此举事关国体,干系重大,诚望陛下三思而后行。乾隆读此奏折后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但金丝楠木一日不到手,一日不安。思前想后,终于心生一计,于是乾隆明诏下令调集天下能工巧匠,修缮永陵享殿,然后密传旨令,派亲信工匠用偷梁换柱之法,把永陵的楠木撤换下来。这样,乾隆既盗走了金丝楠木,又落了个修缮明陵的美名。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乾隆盗木的丑闻还是被张扬出去。但皇帝毕竟是皇帝,自有应付万变的招数。于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责,给天下人一个说法,乾隆自下诏书把自己“发配”到江南,算是对群臣子民的一个交代,此事从此也就不了了之。

十三陵之定陵

       明十三陵之劫,除了陵园建筑,还有地下墓葬。万贵妃是明朝著名的妃嫔,四岁从山东诸城被选入宫,尔后充当孙太后(明成化皇帝朱见深祖母)的宫女。成人之后,被皇太子朱见深看中,二人暗中往来,有了男女私情。朱见深18岁即位时,万氏已是35岁的半老徐娘,由于生来姣艳,且驻颜有术,因此一直受到朱见深的宠爱。万氏恃专宠而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就连堂堂皇后也惧其三分。万氏一生喜欢玩鹰,喜欢鹰啄活物的血腥味,为讨其喜欢,皇帝下诏向全国各地摊派征鹰任务,一时万氏的深宫中处处鹰迹。由于万氏侍奉有方,皇帝竟寻找吴皇后的过错而借机将她废掉,立万氏为皇后。后因群臣竭力劝谏未遂。1466年,万氏因生子而被封为贵妃。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59岁的万贵妃病死,宪宗朱见深悲痛万分,为她辍朝七日,并打破皇妃不得入葬陵区的常规。在苏山脚下,为她修建了一座规模巨大的陵墓,以慰藉爱妃的在天之灵。这就是被当地群众称之的万娘坟。
       由于宪宗专宠万贵妃,给捕鹰、养鹰的人们带来了诸多的痛苦和不安。所以,人们将宪宗所葬的茂陵后面的宝山讥称为“鹰嘴山”。
  1923年,当地土匪侯现文领18人对德陵和东井的娘娘坟进行挖掘,由于人少墓大未能成功。事发后,侯现文被抓进监狱,终了一生。 1944年秋,长陵园村的程老六拉起百余人的队伍,自称程六爷,占山为王。他重走当年侯现文的老路,在一天深夜,将队伍偷偷拉到万贵妃墓前,开始分头挖掘。经过三个昼夜的刨、挖、凿、炸,终于将墓顶打透,万贵妃的随葬品被抢劫一空。程老六找来6匹马,将金银器物连夜驮到长陵园村进行分赃。当兵的每人分到1两黄金、20颗宝珠,当官的每人分一金罐或相当于一金罐的器物,程老六自然将贵重的宝物独吞。
       盗墓后的第二天,程老六便举行大婚。所用车辆浩浩荡荡,宰杀猪羊无数,其威风与排场为当地百姓所罕见。筵席之上,程老六媳妇头戴从墓中盗出的金顶凤冠,趾高气扬,俨然万贵妃再世,一派皇后气派。
       可惜好景不长。半年之后,程老六和国民党警备部队发生冲突直至混战,被乱枪打死在附近工部厂村的河套里,其妻妾家产俱被国民党警备部队瓜分一空。乱世逆子,终遭天报应。
       继十三陵之后,民国年间开始,明代其他王侯将相/文臣武将的陵墓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盗掘和毁坏。

十三陵内明末太监王承恩墓

       1929年5月,明代民族英雄郑成功墓被盗。郑成功父子及妃董氏墓原在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成功孙郑克塽降清,请求迁郑成功父子墓于福建南安其五世祖乐斋公墓地。此次被盗,丢失多少遗物史无记载,郑氏家族也心中无底,遂商定开棺验查。可怜一代英雄九泉之下尚不得安宁。从打开的两具棺椁看,男棺为郑成功棺,开棺得玉带1条,带上嵌大小玉18块,朝服1袭已破烂,仅存绣袍4领,均绣蟠龙。靴一对,已失其底,靴面系黄缎制成,亦绣龙;女棺为董夫人棺,发现有发钗2枝,护心镜1个,龙袍7袭,均折叠整齐,但取出即成飞灰。
       从验查结果看,盗贼尚有一点良知,没有将随葬之物一扫而空。也许是念及其是民族英雄?亦或是开棺后的良知突然觉醒?也许是许许多多未可知的原因。但盗贼毕竟是盗贼,既盗之,焉有不取之理?既敢英雄头上动土,何存天良地知之说?这桩无头公案,令郑氏家族大惑不解,也给后世留下了难解之谜。
       明朝朱元璋有两个嫡子分封在江西,册封在建昌府的名为益王,此地处闽赣要冲。自益端王朱祜宾起,先后世袭了7代8个益王,共有11个王子王孙连同他们的妻妾厚葬在此,成为一个占地1000多亩的郡王墓葬区,还有石人石马护卫,整个墓葬区恢宏气派。

  1978年年底,一伙亡命之徒盯上了这块宝地,利用深夜悄悄开挖。他们选中了益王第五个儿子淳河怀喜王朱常油和他的爱妻、妾三人合葬墓。整整两夜未果,第三夜终于打开墓穴。
  面对三具完整的干尸,盗贼们一下红了眼。
  其内随葬珍品琳琅满目。朱常油头戴金七梁王冠,静静地躺在棺椁中。一伙人急不可耐,劈棺扬尸,将举世罕见的三鹿盘、玉带、金钻、金匾、金帽簪、金花、金头盖、含口金、琥珀、银盘、青瓷瓶等一一取出,拿不出尸体口里含的金子和颈部的饰物,便干脆把头砍下,把口撬开,可惜300多件瑰宝被盗贼一抢而空,被捣碎打烂的珍品无以计数,空荡荡的墓穴中空留三个冤魂的冥冥叹息。
       1979年,不知哪一个想发横财的家伙,在合江首开挖坟盗墓之先例,从死人口中掏出宝珠,从死人手上捋下镯子、戒指,从死人头上取下耳坠、金簪,偷偷卖给文物贩子,从而一举暴富。红了眼的乡邻自然不甘寂寞,遇坟便挖,遇墓便掘。一时间,合江县境内盗墓成风。先开挖明代官宦之墓,继之发展到新坟也挖,有的墓今天被人挖过,明天又被人盗挖。有的怕别人挖了自己的祖坟,便先行挖之。最后合江县内无一座完整的坟墓。在这场挖坟盗墓闹剧中,不少人大发横财,有的干脆成了专业户,积累了一套丰富的“专业知识”。据说,他们不用挖去坟土,也不用开启棺木,只须用一只钻子、一根钢丝,就能轻而易举地将墓中的财宝掏得一干二净。有的专业户嫌挖坟盗墓费大力捞小钱,就学着转手倒卖,慢慢转化为文物贩子。专事挖坟盗墓的,叫做“穿山甲”,他们中的少数受雇于幕后老板,称之为雇佣型穿山甲。
       正是在这种发财梦的驱使下,一个叫望仙乡蕌林村的村庄,在村长的率领下,一千多人浩浩荡荡地开进山去,专门盗墓。结果二千多座古墓被挖开,尸骨遍野、坟窟满山。一时间鬼哭狼嚎,天神共怨。这个村的一个农民,一看这阵势,索性买了鞭炮、猪肉,带着铁锨,跑到自家的祖坟前,焚香、祭祀、叩头,然后祷告说:“祖宗在上!请你饶恕不肖子孙,我要是不来开挖,就得别人来掘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还是让咱本家人发这份财吧,若有什么金银财宝,给自己总比给外人好啊!”祭祀一阵,哭号一番,于是动手挥锨,开挖自家祖坟。刨开之后,见墓中并无几件值钱的器物,一气之下,将尸体拖出坟外,扔到地下,然后对着尸体狠踹两脚,骂道:“你这个死了不烂的东西!光顾了自己生前享福,咋就不知道给后人留点好东西啊!”言毕,愤然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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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6 02:3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1-16 03:54 编辑

       道光帝夜梦皇后水中呼救
       作者  岳南  2008年4月

       自清嘉庆元年(1796年)开始,嘉庆的昌陵便按照乾隆的旨意,在易县清西陵区动工兴建,至嘉庆八年(1803年)竣工完成。整个陵寝建筑耗银达几百万两。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驾崩于热河(今承德)行宫,终年六十一岁。道光元年(1821年)三月二十三日葬于清西陵昌陵地宫。跟他同葬的仅有一人,那便是道光皇帝的生母、被封为孝淑睿皇后的喜塔腊氏。
       嘉庆帝驾崩后,由他的第二子,时年三十九岁的旻宁继位,年号道光。

号称读书勤奋的道光皇帝像

       道光登基之后,在选择陵址的问题上,对当年乾隆所作“兆葬规制,迭分东西”的谕旨,还是颇为看重的。既然祖父乾隆葬于东陵,父皇嘉庆葬于西陵,那自己就该葬于东陵。于是,他在登基不久的道光元年(1821年)九月二日匆忙降旨:“国家定制,登极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嘉庆元年奉皇祖高宗纯皇帝敕谕,嗣后吉地各依昭穆次序,在东陵、西陵界内分建。今朕诏登大宝,恪遵成宪,于东陵界内绕斗峪,(后改为宝华峪)建立吉地。”

清东陵神道与陵寝建筑

       谕旨降下后,道光派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戴均元、尚书英和、侍郎阿克当阿全权负责办理陵寝工程,并定于当年十月十八日破土动工。庄亲王等人接旨后,集中一切精力兴建陵寝,经过七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道光七年(1827年)九月宣告竣工。
       为了表示重视,道光在竣工之日亲临东陵宝华峪祭奠,并将先前薨逝的孝穆皇后的梓宫安奉于地宫之中。当道光看到陵寝规制完备,建筑坚固,艺术精湛之时,心中甚喜,并欣然传谕:免原工程大臣庄亲王绵课应缴前借俸银四万两,大学士戴均元晋加太子太师衔,其子即以户部员外郎升郎中,归还热河都统英和一品顶戴及花翎。对穆彰阿、敬征、宝兴、继昌等臣工均论功行赏,有关匠役也得到了相应的赏赐。

孝穆皇后像

       道光八年初夏,道光帝出京越塞行围打猎。一天夜里,忽然梦见已去世的孝穆皇后在一片汪洋中向他呼救,道光帝遂被噩梦惊醒。待他打了个激棱从床上蹦起,燃灯打坐了半日,静住心神刚刚入睡,忽又传来皇后的惊呼求救,透过朦胧的黑夜,隐隐能看见皇后在水中挣扎的背影。一连三次,道光帝连惊带吓被折腾得全无睡意。他索性穿衣下床,坐在桌前的椅子上静下心对这个怪诞的梦反复琢磨。过了好一会儿,终于悟到可能自己在东陵的陵寝地宫浸水,已入葬的皇后被水浸淹,故有梦托来。第二天一早,道光帝传旨,派一群重臣火速赶赴遵化马兰峪,将自己的陵寝地宫打开,他要御驾亲临验看。
       众臣僚赶到后打开地宫,果见有水涌出,为避免皇上对此气恼伤心,急忙想办法将水舀出地宫,但地宫下和四壁墙角之水仍涌动不止,前来视察的臣僚大骇,不敢继续隐瞒,遂快马报告皇上,看如何打算。
       道光皇帝闻讯,很快前往马兰峪亲自视察,当他来到陵寝地宫时,发现靴底潮湿,墙角处有水涌出。道光见了大为惊奇和愤慨,他惊奇自己的梦果然灵验,看来皇后的灵魂确实尚在阴阳两界不死不灭,还与自己的灵魂有着勾通;愤慨的是地宫才关闭几个月,就有如此不祥之兆出现,那待自己寿终正寝后,几十年,几百年,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模样?那时的地宫不成了江河湖泊之势?自己躺在大海或江河湖泊里,尸骨何以幸存,灵魂怎能安详?若非皇后死后有灵,事先托梦于自己,待驾崩之后,儿孙面对这个浊水滔滔的地宫,成何体统?

位于遵化清东陵区道光陵寝建筑的石构件

       想到这里,道光怒火冲天,立即传谕留京王大臣会同刑部堂官,对选陵修陵大臣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戴均元等主要人员及地宫浸水原因“切实根究”。谕旨一下,那些在几个月前才得以加官进爵的臣工大员,还没从惊喜的美梦中醒过来,已被全部捕进刑部衙门,兴师问罪了。
       被捉拿在案的臣僚臣工相互推委,相互指责,无一人敢出面承当责任。但经过长达一年多的严审和追访,终于查出了地宫浸水的三大原因。一是“北面墙帮间有石母石滴水”,虽已“用工拦挡,令水旁流”,但“仍恐日久墙内蘅湿”。二是原议两旁安设龙须沟出水,“因英和告以不用安置,是以停止”。同时英和还以“土性甚纯,无泉石”,“龙须工程可以停办”等语上奏过道光,情同欺上。三是英和在建陵时保奏牛坤督工,言“有伊在彼,英和即不必经常亲自督工”。而牛坤则声称自己“不管工程”,双方互为推卸,致使地宫工程质量受损,造成浸水之憾。
       道光对修建陵寝不力的官员加以惩办,本为消解心头之恨、胸中之愤和借以示众,对事情的本身的解决并无裨益,地宫依然浸水不止。这时的道光理应下令对地宫的浸水采取补救措施,但不知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他却下令将这座征用了数十万工匠和数百万夫役、历时七载才修成的陵寝,无论地上地下的建筑全部废掉拆除,并不顾乾隆当年规定的“兆葬之制”,又毅然在易县西陵的龙泉峪另选陵址,重新建陵,致使几百万两白银铸成的建筑,全部毁于一旦。令时人备感兴趣的是,清王朝的丧葬历史的河流再度在这里拐弯,道光将这段历史画了个圆圈之后,又回到了当年雍正的起点上。这条河流又将重新进行另一轮的流淌。而道光在陵寝问题上的受挫,恰恰成全了他百年之后尚能安寝的宿愿,将厄运悄悄地转嫁于他儿子的头上。当几十年后的那个夜晚,东陵传出恐怖的爆炸之声时,此时的孤魂野鬼道光连同他的先祖雍正,一定会为当年的选择感到暗自庆幸。这也许是苍天早就如此安排好的定数吧。

       清东陵文物管理处著名陵寝专家徐广源指着道光陵遗址对作者说,当年道光废弃这座陵墓,主要是因为地宫渗水。跑到西陵重建的原因是,那里可供选择的风水宝地的空间要比东陵更宽余一些。
       道光十一年,道光帝的慕陵在西陵龙泉峪破土,至十六年竣工,历时四年。此项工程吸取了宝华峪地宫浸水的教训,选择了高平之地。在建陵过程中,道光一直提倡俭约行事,但实际耗银却达二百四十多万两,即使东陵宝华峪那已经废掉的不算,仅西陵地界的慕陵,也比号称清陵之冠的耗银为二百零三万两的乾隆的裕陵,还多耗费了三十七万两。若再加上宝华峪工程的一建一拆的耗银,是可超过两个裕陵,哪里还有什么“俭约”可言?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六十九岁的道光帝驾崩于圆明园慎德堂。咸丰二年三月初二日,葬于清西陵慕陵。祔葬的有孝穆、孝慎、孝全三位皇后。
       道光帝驾崩归天,关于他在兴建陵寝问题上和臣僚们展开的恩恩怨怨,以及他由东陵迁葬西陵的是是非非亦该告终。只是,在他执政的三十年里,有一件事不得不向读者略作交待,那便是发生于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40年在历史上极为著名的鸦片战争。就在这次大清王朝历代帝王从未曾遇到的中西战争中,西方列强中的大英帝国,用毛瑟枪首次撞开了大清帝国的门户。在黄头发、蓝眼睛,身强力壮的英国人的威逼下,弱不禁风的道光,只好代表同样疲惫不堪、千疮百孔的清帝国,和大英帝国签订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自此,大清王朝昔日的荣耀与辉煌已烟消云散,中华民族坠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泥潭之中。
       道光驾崩后,他的第四子、年仅二十岁的奕詝继承大位,年号咸丰,以次年(1851年)为咸丰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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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7 00:4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1-17 00:59 编辑

       司母戊鼎出土真相
       作者  岳南  2008年10月

       最近,央视“以史为鉴”栏目播出了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之王——司母戊方鼎出土的经过与流传故事。一个与这件国之重器有关联的老农说:“反正我这一辈子啥事也没有干过,啥工作也没有,光顾着在外头跑了!(笑)……好在这个大鼎,没让外国人弄走。”
       节目播出后,受访的那个叫吴培文的农民,受到部分不明真相或不习惯用自己的大脑思考,或压根就没有过自己脑子者的追捧。其中有一个叫许石林的人,以《这个河南农民感动了我》为题,公开为其人歌功颂德。文中说道:“说到这儿,老人的脸上并没有丝毫的想像中似乎应该有的得意,也没有想像中应该有的自豪神色,他的表情自然平静得就像在地里挖了窝红薯或是掐了把菜叶一样,停顿了一下,突然像是有些羞涩地,他耄耋之年的脸上,一下子呈现出孩童般明澈天真的表情,用他地道的河南口音重重地说,像是对着天空,也像是自言自语:‘要不,咱落个啥名气吗?’” 又说:“吴培文的人生命运都是因为‘司母戊大方鼎’的发掘和保护,在我们当下的道德语境和文化氛围里,看他的行为,几乎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按许石林的说法,这个当年纠集一批社会闲杂人员盗掘司母戊方鼎的吴培文,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堪比尧舜,成了我等劳苦大众学习的样板了。

       那么,举世闻名的司母戊方鼎是如何出土的,背景与事实又是如何呢?吴培文是不是人民大众学习的榜样呢?回答是:不能。
       请看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
       1899年,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北京发现、鉴定并开始购藏带字甲骨。
       1909年,古文字学家罗振玉访知甲骨确切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并于次年考知这个地方就是《史记》记载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即商朝的“武乙之都”。

修复后的司母戊鼎

       1928年10月,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研究人员董作宾,率领考古发掘团赴安阳小屯殷墟进行科学发掘,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大幕由此拉开。
       在此前的30年中,由于殷墟甲骨文被收藏者重视并高价收藏(一个字二两银子),当地乡民开始私自挖掘,并引起大批古董商、外省人与外国人纷纷云集安阳重价收购出土甲骨文与青铜器等古物。至中央研究院正式对安阳殷墟科学发掘时,被挖出的有字甲骨约50000片以上,青铜器不计其数。这些珍贵的文物全部被卖掉,流失于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十二个国家和地区。鉴于安阳殷墟与全国各地盗掘古物严重,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古物是指与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及其他与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而言。”“采掘古物以中央或省市直辖之学术机关为限”,任何个人与没有办理执照的学术团体不得擅自发掘云云。1932年,国民政府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并制定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从而加大了文物的保护力度,盗掘之风受到不同程度的扼制。

中央研究院发掘的殷墟王陵区M1002大墓形制

       就在中央研究院考古发掘团进入殷墟发掘之时,此处的乡民已有了多年的盗掘古物的经验与传统,所搜求的古物范围越来越大,所谓“爵杯花插(觚)玉戈头”,什么样的古物都在盗掘搜求之列。眼见中央研究院发掘团到来,以及政府明令禁止私自盗掘古物,坏了自己靠盗掘古物发财致富的好事,在大为恼火的同时,一些乡民开始与中央研究院发掘人员或明或暗地对抗,并进行人身威胁。面对险恶的局面,中研院发掘团不得不电请冯玉祥派官兵携带武器弹药,到现场保护和弹压。
       即是如此,利欲熏心者仍蠢蠢俗动,趁夜深人静之时,招集一批无业游民与流氓无产者,跑到田野庄稼地或隐敝的地沟里像老鼠打洞一样四处开挖,另有一部分乡民在自家院内、屋内甚至锅台底下,悄悄发掘。整个殷墟从村庄到田野窟窿遍地,一片狼籍。1937年春,盗掘之风更盛,乡民公然张贴标语,叫喊“打倒摧残人民生计的董(作宾)、梁(思永)”,“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等口号,气焰极为嚣张。对此,董作宾把拍摄的劫余之古物照片背后题字“百姓之灯”,以示自嘲与愤怒。

中央研究院发掘的殷墟王陵区M1004号大墓中的鹿鼎与牛鼎

       自1928年开始,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主持的殷墟发掘,共进行了九年十五次,于抗战前的1937年6月被迫结束。考古人员共发掘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2000多座小墓和鸟坑、兽坑、车马坑等祭祀坑。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所揭露的商代大墓规模浩大,雄伟壮观,虽经盗掘,成千上万件丰富精美的铜器、玉器、骨器、石雕等出土文物令人瞠目,举世震惊。

中研院发掘的YH127甲骨坑起运时的情景

       1939年,因国民党军队溃退,安阳被日军占领,殷墟成为国民政府难以顾及的真空地带。就在这样一个国破家亡的特殊背景下,司母戊鼎惨遭盗掘与蹂躏。
       这年3月的一天深夜,殷墟地界的武官村农民兼小商人吴培文,突然想起两年前殷墟发掘团主持人梁思永(梁启超之子),曾在西北冈东区吴家柏树坟下探测出商朝王陵,并与村长商量发掘之事,后因吴家人不答应而作罢。顺着这条线索,吴培文于月黑风高中扛着洛阳铲,与兄弟吴希增在距柏树坟不远处开始钻探。几个夜晚的折腾,终于发现了一座陪藏墓和埋藏的古物。翌日深夜,吴培文兄弟摸黑在此处挖了一个宽2尺、长6尺的大坑。下半夜时,在距地下十米左右的地方突然发现了像牛犊一样大小的铜鼎伏在泥水中,二人惊喜若狂。鸡叫时分,二人赶紧用土遮盖后溜之乎也。
       第二天夜里,吴氏兄弟找了十几个乡民来到坑边,把覆土挖出,口含牛皮灯盏,用绳索绑缚住大鼎,七手八脚地把这个庞然大物拉了上来。不知为何,鼎上少了一耳,吴氏兄弟顾不得许多,吆喝人把鼎抬到一辆早已准备好的马车上拉回吴培文家,当夜挖抗埋入一个粪堆底下隐藏起来。 未久,风声走漏,一古董商闻讯来到武官村找到吴培文,表示要出20万大洋购买此物,但为了方便运输,必须把这个鼎肢解成十块左右方能装箱运走。吴氏兄弟心动,在当地寻觅几名高手前来劈砸大鼎。经过镐头锤子的一番折腾,敦厚的大鼎没有被劈开。另有一人找来锯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鼎的一只耳锯了下来。此时有一位长者看到好端端的一个大鼎被砸得千疮百孔,又被锯掉一耳,心有不忍,乃出面制止。吴培文也怕把鼎砸毁之后,万一这个古骨商不要了,就再难以出手了,鉴于这一原因,大鼎得以保存。
        正在吴氏兄弟发愁如何尽快出手之时,被驻安阳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侦知,队长水野大佐派出一队人马前往武官村拿问。在一番威胁利诱下,视财如命的吴培文当然不肯轻易交出,最后把此前盗掘的一只小型青铜鼎给了日本人蒙混过关。日本人走后,吴氏兄弟不敢再提卖鼎之事,并把此鼎转移到猪圈等处秘藏。

       司母戊鼎被重新掘出后,先存于安阳县政府。同年十月底,为庆祝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国民党驻豫北司令长官王仲廉,用专车把该鼎运抵南京作寿礼,蒋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备处保存。1948年夏,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此为蒋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
       国民政府在败退时,终究因重量问题没有把其运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后来看到的方鼎两耳是补修上去的。
       抗战胜利,山河重整,文物保护再度得到重视。1946年,安阳古物保存会人员侦知司母戊鼎被盗掘经过与匿藏地点,迅速上报中央政府。根据国民政府指令,派人令吴培文限期交出大鼎,否则,将拿入大牢,或喝辣椒汤,或坐老虎凳,或是将脖子上那个肉球砍掉,就看吴氏自己的态度与选择了。面对严峻的法令和政府官员凌励的攻势,吴培文抵抗不过,只得把鼎无条件地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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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8 05:5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1-18 05:57 编辑

       中国文明来自何处
       作者  岳南  2008年11月

       87年前,一位深目高鼻的外国人进入豫西平原一个名叫仰韶的小村庄,在村南一条被河水冲刷过的幽深峡谷,于沟底红色的第三纪泥土下,发现了美丽磨光的黑色彩陶和非同寻常的堆积以及大量遗物和容器碎片。这个人名叫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瑞典地质学家,1914年应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之聘来华任矿政顾问。正是这次意义非凡的豫西之行,令安特生结合后来在甘肃发现的彩陶,提出了著名的“仰韶文化”与“中国文化西来说”。

87年前的仰韶村(安特生摄)

       80年前,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团李济、董作宾等人,对河南安阳殷墟小屯村周边地区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揭露的几千座墓葬与出土大量遗迹、遗物,使湮没四千年之久的殷商王朝显露了真颜。
       79年前,山东齐鲁大学讲师吴金鼎在济南东部章丘龙山镇城子崖一处断崖上,发现了灰色及黑色的陶片,继尔又在一个斜坡土洞发现了零散的骨器与一枚完整的石斧。这一发现,引起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李济与傅斯年等学术界名流大腕的高度观注。

仰韶村村民生活场景(安特生摄)

       78年前,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团自安阳移师山东章丘龙山镇,开始对城子崖遗址进行发掘,埋入地下四五千年的古老城墙与光彩照人的磨光黑陶等器物横空出世,中国考古学史从此产生了一个颇具神圣色彩的坐标——龙山文化。
       2008年9月,诸城籍著名作家、第一部描写城子崖遗址发现发掘的长篇纪实文学《龙山春秋》出版问世。自此,久远的往事再度被人忆起,干枯的河流重新流淌,逝去的死者再度还阳,离散的部落联盟重新回到坐卧生息的故土,一幕幕远古的历史画面以立体鲜活的形象呈现于现代人类面前。
       诸城籍作家《龙山春秋》纪实作品的问世,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可圈可点的地方实在太多,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文本本身的独特性与叙事方式的开拓性与创新性。它打破了学术界长期流行的八股式的考古报告体例,以宏大的构架、散文式的语言、历史与现实交相穿插的写作方式,详实地记述了城子崖遗址形成、发展、勃兴、衰落的历史渊源、时代背景和近代科学发掘成果,以及在学术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就总体来说,这部作品颇有点1902年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罗马史》的味道。当年诺奖评委会在颁奖辞中对《罗马史》的评价是:“既有完整而广泛的学术价值,又有生动有力的文学风格……他的直觉能力与创作能力,沟通了史学家与诗人之间的鸿沟。”《龙山春秋》在写作方法上很明显地受到《罗马史》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与写作方式。

       我现在来谈《龙山春秋》,作为一个先读为快的领路人,要把这部作品的内涵外延及其意义,向读者朋友介绍得清楚明了,不得不回过头来插叙缠绕于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的一段历史公案,只有了解了这段公案的前因后果,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以及《龙山春秋》的问世,才彰显它独特的力量与在世界文明史和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
       自清中叶始,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兴起,部分外国人的文化殖民心理也随之膨胀,他们视远东大陆为一个没有文化根底的地域,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在中亚与中亚以西的欧洲大陆,远东文明是从西方传播到中国,然后又流传到四周各国的。如17世纪中叶,耶稣会士、德人祈尔歇(Athanasius Kircher)就提出中国文明源于埃及说。此人在1667年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图说》一书中,说《圣经》所载的闪族的子孙率领埃及人来到中国,把古埃及文字传授给中国人。
       18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法国人约瑟夫·德·岐尼(Josephde Guignes)认为,中国人乃是从埃及殖民过来的。另外两位法国的汉学家波提(M.G.Pauthier)和卢内尔曼将汉字和楔形文字进行比较,提出了中国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有亲缘关系的说法。英国的东方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将中国文明和美索布达米亚的乌尔地方的迦勒底文明相比较,也认为两者之间有某种关系。英国的理格(James Legge),提出了诺亚的子孙东行来到了中国之说。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也主张“中国人是西方移入”之说……这一系列形形色色的说法散布于世界的许多年后,中国现代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应日本广播协会(NHK)邀请,针对颇受争议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在日本作了几场演说,夏鼐氏认为“上述种种说法,无非都是出于假设。但安特生发现了彩陶并指出这和苏联中亚的安诺及南俄的特里波列等处的彩陶相类似,于是为西方起源说提供了有力证据。”(《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著)

龙山古城墙

       事实上,自1921年始,安特生在中国各地从事地质调查期间,由于发掘了河南省仰韶村遗址,继而调查了甘肃、青海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搜集了大量的彩陶。在这个基础上,他将甘肃的彩陶文化分为六期,构成了当时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分期的标准。由于彩陶的发现与分期,安特生也力主中国文明西来说。这一看似真理在握的说法,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普遍赞同。此后持中国文明西来说者层出不穷,一个共同特点是否认中国文明的远古,不相信远古的中国人会创造出辉煌的文明。20世纪20年代,以史学家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兴起,并以《古史辨》为依托,全面否认中国远古文明的存在,认为中国三黄五帝与夏商周三代根本无史,“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上传下来的史影罢了”,直至“把历史辨成没有”(鲁迅讥讽顾颉刚语)。

当年安特生在仰韶村外沟中发掘现场(安特生摄)

       在学术思想界陷入迷茫混乱的时刻,一批博学鸿儒处变不惊,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仍怀有足够的信心,他们以“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为指导思想,转而以科学的理念求助于刚刚在中国诞生的考古学,以求对中国古史的认知。于是便有了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殷墟发掘团,怀着对安特生“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服气的信念,开赴安阳小屯发掘商代文化遗物,期间发现了大量商代甲骨文、青铜器和更远古的黑陶、彩陶文化。继而引发了1930年城子崖龙山文化的科学考古发掘。正是由于这次意义非凡的发掘,进一步证明了殷墟与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基本相同这一文化范式,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
       这一结果正如李济所言:“有了城子崖的发掘,我们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来源找到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了一个新阶段。”从而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将仰韶与龙山两种文化混在一起,并轻率地得出“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的错误结论,使关于“中国文化原始”的问题讨论发生了重大转折,进而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先进考古技术方法的运用,使当时与后世学者认识到必须将殷墟文化与其它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原则,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树起了一座里程碑式的坐标。
       再后来,通过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夏鼐等几代考古学家数十年田野考古工作的努力,终于以活生的材料推翻了安特生等人“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错误理论。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不但推翻了安特生对彩陶——龙山——齐家文化等等谁先谁后的文化分期,还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文明既不是西来,也不是东来,它就起源和来自这个具有无穷创造力和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本身。

仰韶村出土的尖底陶器(安特生摄)

       以上这一繁复的历史渊源与史实,正是《龙山春秋》一书中所描写的重要内容。然而,史实本身是枯燥干瘪和沉闷的,要让读者产生阅读的兴趣,并产生开卷有益的效果,就要求作者既写作层面上既做到通俗易懂又不失文采。而要做到这一点,作者本人必需具有深厚的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文献学、文学等等多学科的功力,并具备抽丝剥茧、梳理旧典的耐心与硬功夫,从大量繁杂的历史文献、遗物与考古记录中,选取最具有说服力和感动人的事件与实物证据加以叙述,使其达到通俗易懂、文采飞扬,同时又不失其学术韵味和内涵。这个要求看起来简单,却也是最难做到的,即是伟大的天才,面对这样一个世之罕见的题材,也不得不周密构思,小心伺候。所幸的是,石舒波氏做到了,且做得令人由衷的感佩并充满敬意。
       推其成功之道,除了石舒波氏早年受过大学中文系教育与文学创作的历练之外,还得益于他常年为此付出的辛勤汗水。据我所知,石舒波氏撰写这部作品的动机萌生于十年前一次城子崖遗址的参观,这个遗址放射出的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宏大的历史背景,一下子触及了他的灵魂深处而不能自制,从此他迷恋上了龙山文化,继而产生了书写龙山文化发现发掘直至追寻中国远古文化根源的冲动与决心。当然,这个期间不排除他对傅斯年、吴金鼎等山东籍考古学家的推崇和仰慕,作为同是山东人的石舒波氏,他对山东老乡的傅、吴等前辈当年挥洒的激情与热血,于心灵深处产生震撼的同时,也给予他拿起笔以文学的笔法描述这一史诗性考古大发现的信心和勇气,他甚至把书写这一事件看作是一种民族的荣耀与责任。
       人类的梦想与光荣,召换着他不止一次地去城子崖遗址考察,到傅斯年家乡聊城和吴金鼎家乡山东安邱县景芝镇万戈庄乡走访,并向著名傅斯年研究专家晨曦、何三坡,以及吴金鼎研究专家钟老(亦非)等学术大腕请教。节假日更是北上京都,南下安阳、广州等地采风,从各地图书馆中查阅湮没日久,布满尘土的原始资料。十年风雨,来去匆匆;青灯孤影,韦编三绝,满腔激情喷洒于他的雄构之中,终于成就了这部自城子崖遗址发现、发掘以来第一部融纪实性、文学性、学术性三位一体的皇皇大著《龙山春秋》。

龙山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黑陶

       遥想1934年,详细记录城子崖龙山文化发掘与研究成果的考古报告《城子崖》专刊被列为中国考古报告集首卷出版,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问世。傅斯年在这部报告中称颂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国家学术机关发布其有预计之发掘未经前人手之遗址之第一次,虽不敢以创新纪元自负,然后来此学之发展,或当承认此一工作为昆仑山下一个长源。”——就在这部具有标志性与典范意义的考古报告诞生74年后,随着《秦腔》等一个个身患贫血症的文学婴儿的诞生,以及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跑到乌镇“打枪的不要,悄悄地分发”,标志着中国文学这个曾经的外强中干的两足无毛动物轰然倒地,力竭而亡。
       苍天有情,大地有性,在这关键历史性时刻,幸有石舒波氏创作的《龙山春秋》这个金色婴儿在历史的断崖上呱呱落地。不能说《龙山春秋》在浩瀚的文学群山中开创了文学的一个新的纪元,然就这部作品的写作形式与在文学创作上所达到的高度与成就而言,无疑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开启了一扇划时代之门,为疲惫枯竭的文学园地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从而让在中国土地上鸣奏了许久的“文学死了”的悲怆哀乐,再度转换为明快飞扬的鼓点。这个鼓点与新纪元的开辟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借借还魂,死尸复活,也不是死灰复燃,更不是招魂幡飘荡飞扬之后的灵魂转世,阴阳轮换,而是伟大的中国文学优良品质在被引入歧途、陷入泥沼大泽,以及所谓的美妇作家与孟州道上十字坡孙二娘,合谋用膨胀的乳房搅拌男人的大腿做成肉馅,蒸人肉包子叫卖于光天化日的屠宰场之后,于杀机四伏中的一次鲜血淋漓的突围与重新回归道统的抗争,是一个凤凰涅盘、浴火重生的历史性脱胎换骨的又一伟大创举。
       ——这个创举正是中华民族新文学最为可靠的实践与新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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