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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亚细亚船长

地外文明与远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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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5 03:5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1-15 04:01 编辑

       乾隆皇帝与民间对明代陵墓的盗毁
       作者  岳南  2008年3月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乾隆和此前的顺治、康熙、雍正等朝的几代帝王陵寝,其中所用的相当一部分木料和石料,是拆毁明代建筑物和明十三陵而得来的。清朝在入关后,就曾下令捣毁、劫掠过明十三陵,并焚烧过明定陵、德陵等陵寝。有实证可考的是,顺治的孝陵木材多用旧料,而旧料来源就是大肆拆毁明代建筑。其隆恩殿及神道碑亭天花板,就被后人证实是来自西苑明世宗朱厚熄嘉靖年间所建的清馥殿、锦芳亭和翠芳亭,这一殿二亭所在位置,正是明世宗做道场的地方,大殿前原建有丹馨门和绵芳、翠芳二亭。清初在兴建顺治孝陵时,将清馥殿及二亭拆除,不但将其楠木材料用来兴建孝陵,就连天花板也拿到孝陵使用了。此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陵寝,都相继拆毁了大量明代建筑,乾隆还以修复十三陵的名义,将定陵由大改小,偷梁换柱,把上等的木料和石料拿来建造了自己在遵化的裕陵。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乾隆置皇体颜面于不顾,以天子之尊,一意孤行,给后世留下一段皇帝盗木的丑闻。

       明十三陵中的永陵,是明嘉靖皇帝的陵寝,其享殿是楠木殿,香气袭人,沁人心脾,蚊蝇不近。它的木架是用昂贵的金丝楠木建成的,不刷漆而光泽油亮,不雕饰而纹路精美。乾隆皇帝在巡视时看中了这些金丝楠木,一心想拆毁楠木殿,将这些楠木用到圆明园中去。文渊阁大学士纪晓岚援引《大清律》上奏道:律例规定挖明坟者死,皇上金口玉言,万民之尊,此举事关国体,干系重大,诚望陛下三思而后行。乾隆读此奏折后一时不敢轻举妄动。但金丝楠木一日不到手,一日不安。思前想后,终于心生一计,于是乾隆明诏下令调集天下能工巧匠,修缮永陵享殿,然后密传旨令,派亲信工匠用偷梁换柱之法,把永陵的楠木撤换下来。这样,乾隆既盗走了金丝楠木,又落了个修缮明陵的美名。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乾隆盗木的丑闻还是被张扬出去。但皇帝毕竟是皇帝,自有应付万变的招数。于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责,给天下人一个说法,乾隆自下诏书把自己“发配”到江南,算是对群臣子民的一个交代,此事从此也就不了了之。

十三陵之定陵

       明十三陵之劫,除了陵园建筑,还有地下墓葬。万贵妃是明朝著名的妃嫔,四岁从山东诸城被选入宫,尔后充当孙太后(明成化皇帝朱见深祖母)的宫女。成人之后,被皇太子朱见深看中,二人暗中往来,有了男女私情。朱见深18岁即位时,万氏已是35岁的半老徐娘,由于生来姣艳,且驻颜有术,因此一直受到朱见深的宠爱。万氏恃专宠而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就连堂堂皇后也惧其三分。万氏一生喜欢玩鹰,喜欢鹰啄活物的血腥味,为讨其喜欢,皇帝下诏向全国各地摊派征鹰任务,一时万氏的深宫中处处鹰迹。由于万氏侍奉有方,皇帝竟寻找吴皇后的过错而借机将她废掉,立万氏为皇后。后因群臣竭力劝谏未遂。1466年,万氏因生子而被封为贵妃。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59岁的万贵妃病死,宪宗朱见深悲痛万分,为她辍朝七日,并打破皇妃不得入葬陵区的常规。在苏山脚下,为她修建了一座规模巨大的陵墓,以慰藉爱妃的在天之灵。这就是被当地群众称之的万娘坟。
       由于宪宗专宠万贵妃,给捕鹰、养鹰的人们带来了诸多的痛苦和不安。所以,人们将宪宗所葬的茂陵后面的宝山讥称为“鹰嘴山”。
  1923年,当地土匪侯现文领18人对德陵和东井的娘娘坟进行挖掘,由于人少墓大未能成功。事发后,侯现文被抓进监狱,终了一生。 1944年秋,长陵园村的程老六拉起百余人的队伍,自称程六爷,占山为王。他重走当年侯现文的老路,在一天深夜,将队伍偷偷拉到万贵妃墓前,开始分头挖掘。经过三个昼夜的刨、挖、凿、炸,终于将墓顶打透,万贵妃的随葬品被抢劫一空。程老六找来6匹马,将金银器物连夜驮到长陵园村进行分赃。当兵的每人分到1两黄金、20颗宝珠,当官的每人分一金罐或相当于一金罐的器物,程老六自然将贵重的宝物独吞。
       盗墓后的第二天,程老六便举行大婚。所用车辆浩浩荡荡,宰杀猪羊无数,其威风与排场为当地百姓所罕见。筵席之上,程老六媳妇头戴从墓中盗出的金顶凤冠,趾高气扬,俨然万贵妃再世,一派皇后气派。
       可惜好景不长。半年之后,程老六和国民党警备部队发生冲突直至混战,被乱枪打死在附近工部厂村的河套里,其妻妾家产俱被国民党警备部队瓜分一空。乱世逆子,终遭天报应。
       继十三陵之后,民国年间开始,明代其他王侯将相/文臣武将的陵墓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盗掘和毁坏。

十三陵内明末太监王承恩墓

       1929年5月,明代民族英雄郑成功墓被盗。郑成功父子及妃董氏墓原在台湾,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成功孙郑克塽降清,请求迁郑成功父子墓于福建南安其五世祖乐斋公墓地。此次被盗,丢失多少遗物史无记载,郑氏家族也心中无底,遂商定开棺验查。可怜一代英雄九泉之下尚不得安宁。从打开的两具棺椁看,男棺为郑成功棺,开棺得玉带1条,带上嵌大小玉18块,朝服1袭已破烂,仅存绣袍4领,均绣蟠龙。靴一对,已失其底,靴面系黄缎制成,亦绣龙;女棺为董夫人棺,发现有发钗2枝,护心镜1个,龙袍7袭,均折叠整齐,但取出即成飞灰。
       从验查结果看,盗贼尚有一点良知,没有将随葬之物一扫而空。也许是念及其是民族英雄?亦或是开棺后的良知突然觉醒?也许是许许多多未可知的原因。但盗贼毕竟是盗贼,既盗之,焉有不取之理?既敢英雄头上动土,何存天良地知之说?这桩无头公案,令郑氏家族大惑不解,也给后世留下了难解之谜。
       明朝朱元璋有两个嫡子分封在江西,册封在建昌府的名为益王,此地处闽赣要冲。自益端王朱祜宾起,先后世袭了7代8个益王,共有11个王子王孙连同他们的妻妾厚葬在此,成为一个占地1000多亩的郡王墓葬区,还有石人石马护卫,整个墓葬区恢宏气派。

  1978年年底,一伙亡命之徒盯上了这块宝地,利用深夜悄悄开挖。他们选中了益王第五个儿子淳河怀喜王朱常油和他的爱妻、妾三人合葬墓。整整两夜未果,第三夜终于打开墓穴。
  面对三具完整的干尸,盗贼们一下红了眼。
  其内随葬珍品琳琅满目。朱常油头戴金七梁王冠,静静地躺在棺椁中。一伙人急不可耐,劈棺扬尸,将举世罕见的三鹿盘、玉带、金钻、金匾、金帽簪、金花、金头盖、含口金、琥珀、银盘、青瓷瓶等一一取出,拿不出尸体口里含的金子和颈部的饰物,便干脆把头砍下,把口撬开,可惜300多件瑰宝被盗贼一抢而空,被捣碎打烂的珍品无以计数,空荡荡的墓穴中空留三个冤魂的冥冥叹息。
       1979年,不知哪一个想发横财的家伙,在合江首开挖坟盗墓之先例,从死人口中掏出宝珠,从死人手上捋下镯子、戒指,从死人头上取下耳坠、金簪,偷偷卖给文物贩子,从而一举暴富。红了眼的乡邻自然不甘寂寞,遇坟便挖,遇墓便掘。一时间,合江县境内盗墓成风。先开挖明代官宦之墓,继之发展到新坟也挖,有的墓今天被人挖过,明天又被人盗挖。有的怕别人挖了自己的祖坟,便先行挖之。最后合江县内无一座完整的坟墓。在这场挖坟盗墓闹剧中,不少人大发横财,有的干脆成了专业户,积累了一套丰富的“专业知识”。据说,他们不用挖去坟土,也不用开启棺木,只须用一只钻子、一根钢丝,就能轻而易举地将墓中的财宝掏得一干二净。有的专业户嫌挖坟盗墓费大力捞小钱,就学着转手倒卖,慢慢转化为文物贩子。专事挖坟盗墓的,叫做“穿山甲”,他们中的少数受雇于幕后老板,称之为雇佣型穿山甲。
       正是在这种发财梦的驱使下,一个叫望仙乡蕌林村的村庄,在村长的率领下,一千多人浩浩荡荡地开进山去,专门盗墓。结果二千多座古墓被挖开,尸骨遍野、坟窟满山。一时间鬼哭狼嚎,天神共怨。这个村的一个农民,一看这阵势,索性买了鞭炮、猪肉,带着铁锨,跑到自家的祖坟前,焚香、祭祀、叩头,然后祷告说:“祖宗在上!请你饶恕不肖子孙,我要是不来开挖,就得别人来掘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还是让咱本家人发这份财吧,若有什么金银财宝,给自己总比给外人好啊!”祭祀一阵,哭号一番,于是动手挥锨,开挖自家祖坟。刨开之后,见墓中并无几件值钱的器物,一气之下,将尸体拖出坟外,扔到地下,然后对着尸体狠踹两脚,骂道:“你这个死了不烂的东西!光顾了自己生前享福,咋就不知道给后人留点好东西啊!”言毕,愤然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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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6 02:3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1-16 03:54 编辑

       道光帝夜梦皇后水中呼救
       作者  岳南  2008年4月

       自清嘉庆元年(1796年)开始,嘉庆的昌陵便按照乾隆的旨意,在易县清西陵区动工兴建,至嘉庆八年(1803年)竣工完成。整个陵寝建筑耗银达几百万两。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驾崩于热河(今承德)行宫,终年六十一岁。道光元年(1821年)三月二十三日葬于清西陵昌陵地宫。跟他同葬的仅有一人,那便是道光皇帝的生母、被封为孝淑睿皇后的喜塔腊氏。
       嘉庆帝驾崩后,由他的第二子,时年三十九岁的旻宁继位,年号道光。

号称读书勤奋的道光皇帝像

       道光登基之后,在选择陵址的问题上,对当年乾隆所作“兆葬规制,迭分东西”的谕旨,还是颇为看重的。既然祖父乾隆葬于东陵,父皇嘉庆葬于西陵,那自己就该葬于东陵。于是,他在登基不久的道光元年(1821年)九月二日匆忙降旨:“国家定制,登极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嘉庆元年奉皇祖高宗纯皇帝敕谕,嗣后吉地各依昭穆次序,在东陵、西陵界内分建。今朕诏登大宝,恪遵成宪,于东陵界内绕斗峪,(后改为宝华峪)建立吉地。”

清东陵神道与陵寝建筑

       谕旨降下后,道光派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戴均元、尚书英和、侍郎阿克当阿全权负责办理陵寝工程,并定于当年十月十八日破土动工。庄亲王等人接旨后,集中一切精力兴建陵寝,经过七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道光七年(1827年)九月宣告竣工。
       为了表示重视,道光在竣工之日亲临东陵宝华峪祭奠,并将先前薨逝的孝穆皇后的梓宫安奉于地宫之中。当道光看到陵寝规制完备,建筑坚固,艺术精湛之时,心中甚喜,并欣然传谕:免原工程大臣庄亲王绵课应缴前借俸银四万两,大学士戴均元晋加太子太师衔,其子即以户部员外郎升郎中,归还热河都统英和一品顶戴及花翎。对穆彰阿、敬征、宝兴、继昌等臣工均论功行赏,有关匠役也得到了相应的赏赐。

孝穆皇后像

       道光八年初夏,道光帝出京越塞行围打猎。一天夜里,忽然梦见已去世的孝穆皇后在一片汪洋中向他呼救,道光帝遂被噩梦惊醒。待他打了个激棱从床上蹦起,燃灯打坐了半日,静住心神刚刚入睡,忽又传来皇后的惊呼求救,透过朦胧的黑夜,隐隐能看见皇后在水中挣扎的背影。一连三次,道光帝连惊带吓被折腾得全无睡意。他索性穿衣下床,坐在桌前的椅子上静下心对这个怪诞的梦反复琢磨。过了好一会儿,终于悟到可能自己在东陵的陵寝地宫浸水,已入葬的皇后被水浸淹,故有梦托来。第二天一早,道光帝传旨,派一群重臣火速赶赴遵化马兰峪,将自己的陵寝地宫打开,他要御驾亲临验看。
       众臣僚赶到后打开地宫,果见有水涌出,为避免皇上对此气恼伤心,急忙想办法将水舀出地宫,但地宫下和四壁墙角之水仍涌动不止,前来视察的臣僚大骇,不敢继续隐瞒,遂快马报告皇上,看如何打算。
       道光皇帝闻讯,很快前往马兰峪亲自视察,当他来到陵寝地宫时,发现靴底潮湿,墙角处有水涌出。道光见了大为惊奇和愤慨,他惊奇自己的梦果然灵验,看来皇后的灵魂确实尚在阴阳两界不死不灭,还与自己的灵魂有着勾通;愤慨的是地宫才关闭几个月,就有如此不祥之兆出现,那待自己寿终正寝后,几十年,几百年,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模样?那时的地宫不成了江河湖泊之势?自己躺在大海或江河湖泊里,尸骨何以幸存,灵魂怎能安详?若非皇后死后有灵,事先托梦于自己,待驾崩之后,儿孙面对这个浊水滔滔的地宫,成何体统?

位于遵化清东陵区道光陵寝建筑的石构件

       想到这里,道光怒火冲天,立即传谕留京王大臣会同刑部堂官,对选陵修陵大臣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戴均元等主要人员及地宫浸水原因“切实根究”。谕旨一下,那些在几个月前才得以加官进爵的臣工大员,还没从惊喜的美梦中醒过来,已被全部捕进刑部衙门,兴师问罪了。
       被捉拿在案的臣僚臣工相互推委,相互指责,无一人敢出面承当责任。但经过长达一年多的严审和追访,终于查出了地宫浸水的三大原因。一是“北面墙帮间有石母石滴水”,虽已“用工拦挡,令水旁流”,但“仍恐日久墙内蘅湿”。二是原议两旁安设龙须沟出水,“因英和告以不用安置,是以停止”。同时英和还以“土性甚纯,无泉石”,“龙须工程可以停办”等语上奏过道光,情同欺上。三是英和在建陵时保奏牛坤督工,言“有伊在彼,英和即不必经常亲自督工”。而牛坤则声称自己“不管工程”,双方互为推卸,致使地宫工程质量受损,造成浸水之憾。
       道光对修建陵寝不力的官员加以惩办,本为消解心头之恨、胸中之愤和借以示众,对事情的本身的解决并无裨益,地宫依然浸水不止。这时的道光理应下令对地宫的浸水采取补救措施,但不知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他却下令将这座征用了数十万工匠和数百万夫役、历时七载才修成的陵寝,无论地上地下的建筑全部废掉拆除,并不顾乾隆当年规定的“兆葬之制”,又毅然在易县西陵的龙泉峪另选陵址,重新建陵,致使几百万两白银铸成的建筑,全部毁于一旦。令时人备感兴趣的是,清王朝的丧葬历史的河流再度在这里拐弯,道光将这段历史画了个圆圈之后,又回到了当年雍正的起点上。这条河流又将重新进行另一轮的流淌。而道光在陵寝问题上的受挫,恰恰成全了他百年之后尚能安寝的宿愿,将厄运悄悄地转嫁于他儿子的头上。当几十年后的那个夜晚,东陵传出恐怖的爆炸之声时,此时的孤魂野鬼道光连同他的先祖雍正,一定会为当年的选择感到暗自庆幸。这也许是苍天早就如此安排好的定数吧。

       清东陵文物管理处著名陵寝专家徐广源指着道光陵遗址对作者说,当年道光废弃这座陵墓,主要是因为地宫渗水。跑到西陵重建的原因是,那里可供选择的风水宝地的空间要比东陵更宽余一些。
       道光十一年,道光帝的慕陵在西陵龙泉峪破土,至十六年竣工,历时四年。此项工程吸取了宝华峪地宫浸水的教训,选择了高平之地。在建陵过程中,道光一直提倡俭约行事,但实际耗银却达二百四十多万两,即使东陵宝华峪那已经废掉的不算,仅西陵地界的慕陵,也比号称清陵之冠的耗银为二百零三万两的乾隆的裕陵,还多耗费了三十七万两。若再加上宝华峪工程的一建一拆的耗银,是可超过两个裕陵,哪里还有什么“俭约”可言?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六十九岁的道光帝驾崩于圆明园慎德堂。咸丰二年三月初二日,葬于清西陵慕陵。祔葬的有孝穆、孝慎、孝全三位皇后。
       道光帝驾崩归天,关于他在兴建陵寝问题上和臣僚们展开的恩恩怨怨,以及他由东陵迁葬西陵的是是非非亦该告终。只是,在他执政的三十年里,有一件事不得不向读者略作交待,那便是发生于道光十九年,也就是1840年在历史上极为著名的鸦片战争。就在这次大清王朝历代帝王从未曾遇到的中西战争中,西方列强中的大英帝国,用毛瑟枪首次撞开了大清帝国的门户。在黄头发、蓝眼睛,身强力壮的英国人的威逼下,弱不禁风的道光,只好代表同样疲惫不堪、千疮百孔的清帝国,和大英帝国签订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自此,大清王朝昔日的荣耀与辉煌已烟消云散,中华民族坠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泥潭之中。
       道光驾崩后,他的第四子、年仅二十岁的奕詝继承大位,年号咸丰,以次年(1851年)为咸丰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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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7 00:4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1-17 00:59 编辑

       司母戊鼎出土真相
       作者  岳南  2008年10月

       最近,央视“以史为鉴”栏目播出了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之王——司母戊方鼎出土的经过与流传故事。一个与这件国之重器有关联的老农说:“反正我这一辈子啥事也没有干过,啥工作也没有,光顾着在外头跑了!(笑)……好在这个大鼎,没让外国人弄走。”
       节目播出后,受访的那个叫吴培文的农民,受到部分不明真相或不习惯用自己的大脑思考,或压根就没有过自己脑子者的追捧。其中有一个叫许石林的人,以《这个河南农民感动了我》为题,公开为其人歌功颂德。文中说道:“说到这儿,老人的脸上并没有丝毫的想像中似乎应该有的得意,也没有想像中应该有的自豪神色,他的表情自然平静得就像在地里挖了窝红薯或是掐了把菜叶一样,停顿了一下,突然像是有些羞涩地,他耄耋之年的脸上,一下子呈现出孩童般明澈天真的表情,用他地道的河南口音重重地说,像是对着天空,也像是自言自语:‘要不,咱落个啥名气吗?’” 又说:“吴培文的人生命运都是因为‘司母戊大方鼎’的发掘和保护,在我们当下的道德语境和文化氛围里,看他的行为,几乎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按许石林的说法,这个当年纠集一批社会闲杂人员盗掘司母戊方鼎的吴培文,不但无罪,反而有功,堪比尧舜,成了我等劳苦大众学习的样板了。

       那么,举世闻名的司母戊方鼎是如何出土的,背景与事实又是如何呢?吴培文是不是人民大众学习的榜样呢?回答是:不能。
       请看这一事件的历史真相:
       1899年,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北京发现、鉴定并开始购藏带字甲骨。
       1909年,古文字学家罗振玉访知甲骨确切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并于次年考知这个地方就是《史记》记载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即商朝的“武乙之都”。

修复后的司母戊鼎

       1928年10月,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派研究人员董作宾,率领考古发掘团赴安阳小屯殷墟进行科学发掘,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大幕由此拉开。
       在此前的30年中,由于殷墟甲骨文被收藏者重视并高价收藏(一个字二两银子),当地乡民开始私自挖掘,并引起大批古董商、外省人与外国人纷纷云集安阳重价收购出土甲骨文与青铜器等古物。至中央研究院正式对安阳殷墟科学发掘时,被挖出的有字甲骨约50000片以上,青铜器不计其数。这些珍贵的文物全部被卖掉,流失于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十二个国家和地区。鉴于安阳殷墟与全国各地盗掘古物严重,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明确规定:“本法所称古物是指与考古学历史学古生物学及其他与文化有关之一切古物而言。”“采掘古物以中央或省市直辖之学术机关为限”,任何个人与没有办理执照的学术团体不得擅自发掘云云。1932年,国民政府设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并制定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组织条例》,从而加大了文物的保护力度,盗掘之风受到不同程度的扼制。

中央研究院发掘的殷墟王陵区M1002大墓形制

       就在中央研究院考古发掘团进入殷墟发掘之时,此处的乡民已有了多年的盗掘古物的经验与传统,所搜求的古物范围越来越大,所谓“爵杯花插(觚)玉戈头”,什么样的古物都在盗掘搜求之列。眼见中央研究院发掘团到来,以及政府明令禁止私自盗掘古物,坏了自己靠盗掘古物发财致富的好事,在大为恼火的同时,一些乡民开始与中央研究院发掘人员或明或暗地对抗,并进行人身威胁。面对险恶的局面,中研院发掘团不得不电请冯玉祥派官兵携带武器弹药,到现场保护和弹压。
       即是如此,利欲熏心者仍蠢蠢俗动,趁夜深人静之时,招集一批无业游民与流氓无产者,跑到田野庄稼地或隐敝的地沟里像老鼠打洞一样四处开挖,另有一部分乡民在自家院内、屋内甚至锅台底下,悄悄发掘。整个殷墟从村庄到田野窟窿遍地,一片狼籍。1937年春,盗掘之风更盛,乡民公然张贴标语,叫喊“打倒摧残人民生计的董(作宾)、梁(思永)”,“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等口号,气焰极为嚣张。对此,董作宾把拍摄的劫余之古物照片背后题字“百姓之灯”,以示自嘲与愤怒。

中央研究院发掘的殷墟王陵区M1004号大墓中的鹿鼎与牛鼎

       自1928年开始,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主持的殷墟发掘,共进行了九年十五次,于抗战前的1937年6月被迫结束。考古人员共发掘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2000多座小墓和鸟坑、兽坑、车马坑等祭祀坑。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所揭露的商代大墓规模浩大,雄伟壮观,虽经盗掘,成千上万件丰富精美的铜器、玉器、骨器、石雕等出土文物令人瞠目,举世震惊。

中研院发掘的YH127甲骨坑起运时的情景

       1939年,因国民党军队溃退,安阳被日军占领,殷墟成为国民政府难以顾及的真空地带。就在这样一个国破家亡的特殊背景下,司母戊鼎惨遭盗掘与蹂躏。
       这年3月的一天深夜,殷墟地界的武官村农民兼小商人吴培文,突然想起两年前殷墟发掘团主持人梁思永(梁启超之子),曾在西北冈东区吴家柏树坟下探测出商朝王陵,并与村长商量发掘之事,后因吴家人不答应而作罢。顺着这条线索,吴培文于月黑风高中扛着洛阳铲,与兄弟吴希增在距柏树坟不远处开始钻探。几个夜晚的折腾,终于发现了一座陪藏墓和埋藏的古物。翌日深夜,吴培文兄弟摸黑在此处挖了一个宽2尺、长6尺的大坑。下半夜时,在距地下十米左右的地方突然发现了像牛犊一样大小的铜鼎伏在泥水中,二人惊喜若狂。鸡叫时分,二人赶紧用土遮盖后溜之乎也。
       第二天夜里,吴氏兄弟找了十几个乡民来到坑边,把覆土挖出,口含牛皮灯盏,用绳索绑缚住大鼎,七手八脚地把这个庞然大物拉了上来。不知为何,鼎上少了一耳,吴氏兄弟顾不得许多,吆喝人把鼎抬到一辆早已准备好的马车上拉回吴培文家,当夜挖抗埋入一个粪堆底下隐藏起来。 未久,风声走漏,一古董商闻讯来到武官村找到吴培文,表示要出20万大洋购买此物,但为了方便运输,必须把这个鼎肢解成十块左右方能装箱运走。吴氏兄弟心动,在当地寻觅几名高手前来劈砸大鼎。经过镐头锤子的一番折腾,敦厚的大鼎没有被劈开。另有一人找来锯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鼎的一只耳锯了下来。此时有一位长者看到好端端的一个大鼎被砸得千疮百孔,又被锯掉一耳,心有不忍,乃出面制止。吴培文也怕把鼎砸毁之后,万一这个古骨商不要了,就再难以出手了,鉴于这一原因,大鼎得以保存。
        正在吴氏兄弟发愁如何尽快出手之时,被驻安阳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侦知,队长水野大佐派出一队人马前往武官村拿问。在一番威胁利诱下,视财如命的吴培文当然不肯轻易交出,最后把此前盗掘的一只小型青铜鼎给了日本人蒙混过关。日本人走后,吴氏兄弟不敢再提卖鼎之事,并把此鼎转移到猪圈等处秘藏。

       司母戊鼎被重新掘出后,先存于安阳县政府。同年十月底,为庆祝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国民党驻豫北司令长官王仲廉,用专车把该鼎运抵南京作寿礼,蒋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备处保存。1948年夏,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此为蒋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
       国民政府在败退时,终究因重量问题没有把其运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后来看到的方鼎两耳是补修上去的。
       抗战胜利,山河重整,文物保护再度得到重视。1946年,安阳古物保存会人员侦知司母戊鼎被盗掘经过与匿藏地点,迅速上报中央政府。根据国民政府指令,派人令吴培文限期交出大鼎,否则,将拿入大牢,或喝辣椒汤,或坐老虎凳,或是将脖子上那个肉球砍掉,就看吴氏自己的态度与选择了。面对严峻的法令和政府官员凌励的攻势,吴培文抵抗不过,只得把鼎无条件地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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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8 05:5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1-18 05:57 编辑

       中国文明来自何处
       作者  岳南  2008年11月

       87年前,一位深目高鼻的外国人进入豫西平原一个名叫仰韶的小村庄,在村南一条被河水冲刷过的幽深峡谷,于沟底红色的第三纪泥土下,发现了美丽磨光的黑色彩陶和非同寻常的堆积以及大量遗物和容器碎片。这个人名叫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瑞典地质学家,1914年应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之聘来华任矿政顾问。正是这次意义非凡的豫西之行,令安特生结合后来在甘肃发现的彩陶,提出了著名的“仰韶文化”与“中国文化西来说”。

87年前的仰韶村(安特生摄)

       80年前,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团李济、董作宾等人,对河南安阳殷墟小屯村周边地区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揭露的几千座墓葬与出土大量遗迹、遗物,使湮没四千年之久的殷商王朝显露了真颜。
       79年前,山东齐鲁大学讲师吴金鼎在济南东部章丘龙山镇城子崖一处断崖上,发现了灰色及黑色的陶片,继尔又在一个斜坡土洞发现了零散的骨器与一枚完整的石斧。这一发现,引起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李济与傅斯年等学术界名流大腕的高度观注。

仰韶村村民生活场景(安特生摄)

       78年前,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团自安阳移师山东章丘龙山镇,开始对城子崖遗址进行发掘,埋入地下四五千年的古老城墙与光彩照人的磨光黑陶等器物横空出世,中国考古学史从此产生了一个颇具神圣色彩的坐标——龙山文化。
       2008年9月,诸城籍著名作家、第一部描写城子崖遗址发现发掘的长篇纪实文学《龙山春秋》出版问世。自此,久远的往事再度被人忆起,干枯的河流重新流淌,逝去的死者再度还阳,离散的部落联盟重新回到坐卧生息的故土,一幕幕远古的历史画面以立体鲜活的形象呈现于现代人类面前。
       诸城籍作家《龙山春秋》纪实作品的问世,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可圈可点的地方实在太多,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文本本身的独特性与叙事方式的开拓性与创新性。它打破了学术界长期流行的八股式的考古报告体例,以宏大的构架、散文式的语言、历史与现实交相穿插的写作方式,详实地记述了城子崖遗址形成、发展、勃兴、衰落的历史渊源、时代背景和近代科学发掘成果,以及在学术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就总体来说,这部作品颇有点1902年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罗马史》的味道。当年诺奖评委会在颁奖辞中对《罗马史》的评价是:“既有完整而广泛的学术价值,又有生动有力的文学风格……他的直觉能力与创作能力,沟通了史学家与诗人之间的鸿沟。”《龙山春秋》在写作方法上很明显地受到《罗马史》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与写作方式。

       我现在来谈《龙山春秋》,作为一个先读为快的领路人,要把这部作品的内涵外延及其意义,向读者朋友介绍得清楚明了,不得不回过头来插叙缠绕于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的一段历史公案,只有了解了这段公案的前因后果,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以及《龙山春秋》的问世,才彰显它独特的力量与在世界文明史和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
       自清中叶始,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兴起,部分外国人的文化殖民心理也随之膨胀,他们视远东大陆为一个没有文化根底的地域,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在中亚与中亚以西的欧洲大陆,远东文明是从西方传播到中国,然后又流传到四周各国的。如17世纪中叶,耶稣会士、德人祈尔歇(Athanasius Kircher)就提出中国文明源于埃及说。此人在1667年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图说》一书中,说《圣经》所载的闪族的子孙率领埃及人来到中国,把古埃及文字传授给中国人。
       18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法国人约瑟夫·德·岐尼(Josephde Guignes)认为,中国人乃是从埃及殖民过来的。另外两位法国的汉学家波提(M.G.Pauthier)和卢内尔曼将汉字和楔形文字进行比较,提出了中国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有亲缘关系的说法。英国的东方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将中国文明和美索布达米亚的乌尔地方的迦勒底文明相比较,也认为两者之间有某种关系。英国的理格(James Legge),提出了诺亚的子孙东行来到了中国之说。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也主张“中国人是西方移入”之说……这一系列形形色色的说法散布于世界的许多年后,中国现代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应日本广播协会(NHK)邀请,针对颇受争议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在日本作了几场演说,夏鼐氏认为“上述种种说法,无非都是出于假设。但安特生发现了彩陶并指出这和苏联中亚的安诺及南俄的特里波列等处的彩陶相类似,于是为西方起源说提供了有力证据。”(《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著)

龙山古城墙

       事实上,自1921年始,安特生在中国各地从事地质调查期间,由于发掘了河南省仰韶村遗址,继而调查了甘肃、青海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搜集了大量的彩陶。在这个基础上,他将甘肃的彩陶文化分为六期,构成了当时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分期的标准。由于彩陶的发现与分期,安特生也力主中国文明西来说。这一看似真理在握的说法,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普遍赞同。此后持中国文明西来说者层出不穷,一个共同特点是否认中国文明的远古,不相信远古的中国人会创造出辉煌的文明。20世纪20年代,以史学家顾颉刚为首的疑古学派兴起,并以《古史辨》为依托,全面否认中国远古文明的存在,认为中国三黄五帝与夏商周三代根本无史,“有的只是一点口头上传下来的史影罢了”,直至“把历史辨成没有”(鲁迅讥讽顾颉刚语)。

当年安特生在仰韶村外沟中发掘现场(安特生摄)

       在学术思想界陷入迷茫混乱的时刻,一批博学鸿儒处变不惊,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仍怀有足够的信心,他们以“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为指导思想,转而以科学的理念求助于刚刚在中国诞生的考古学,以求对中国古史的认知。于是便有了1928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殷墟发掘团,怀着对安特生“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服气的信念,开赴安阳小屯发掘商代文化遗物,期间发现了大量商代甲骨文、青铜器和更远古的黑陶、彩陶文化。继而引发了1930年城子崖龙山文化的科学考古发掘。正是由于这次意义非凡的发掘,进一步证明了殷墟与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基本相同这一文化范式,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
       这一结果正如李济所言:“有了城子崖的发掘,我们不但替殷墟一部分文化的来源找到一个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了一个新阶段。”从而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将仰韶与龙山两种文化混在一起,并轻率地得出“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的错误结论,使关于“中国文化原始”的问题讨论发生了重大转折,进而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先进考古技术方法的运用,使当时与后世学者认识到必须将殷墟文化与其它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原则,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树起了一座里程碑式的坐标。
       再后来,通过李济、梁思永、吴金鼎、夏鼐等几代考古学家数十年田野考古工作的努力,终于以活生的材料推翻了安特生等人“中国文化西来说”的错误理论。中国学者的学术成果,不但推翻了安特生对彩陶——龙山——齐家文化等等谁先谁后的文化分期,还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文明既不是西来,也不是东来,它就起源和来自这个具有无穷创造力和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本身。

仰韶村出土的尖底陶器(安特生摄)

       以上这一繁复的历史渊源与史实,正是《龙山春秋》一书中所描写的重要内容。然而,史实本身是枯燥干瘪和沉闷的,要让读者产生阅读的兴趣,并产生开卷有益的效果,就要求作者既写作层面上既做到通俗易懂又不失文采。而要做到这一点,作者本人必需具有深厚的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文献学、文学等等多学科的功力,并具备抽丝剥茧、梳理旧典的耐心与硬功夫,从大量繁杂的历史文献、遗物与考古记录中,选取最具有说服力和感动人的事件与实物证据加以叙述,使其达到通俗易懂、文采飞扬,同时又不失其学术韵味和内涵。这个要求看起来简单,却也是最难做到的,即是伟大的天才,面对这样一个世之罕见的题材,也不得不周密构思,小心伺候。所幸的是,石舒波氏做到了,且做得令人由衷的感佩并充满敬意。
       推其成功之道,除了石舒波氏早年受过大学中文系教育与文学创作的历练之外,还得益于他常年为此付出的辛勤汗水。据我所知,石舒波氏撰写这部作品的动机萌生于十年前一次城子崖遗址的参观,这个遗址放射出的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宏大的历史背景,一下子触及了他的灵魂深处而不能自制,从此他迷恋上了龙山文化,继而产生了书写龙山文化发现发掘直至追寻中国远古文化根源的冲动与决心。当然,这个期间不排除他对傅斯年、吴金鼎等山东籍考古学家的推崇和仰慕,作为同是山东人的石舒波氏,他对山东老乡的傅、吴等前辈当年挥洒的激情与热血,于心灵深处产生震撼的同时,也给予他拿起笔以文学的笔法描述这一史诗性考古大发现的信心和勇气,他甚至把书写这一事件看作是一种民族的荣耀与责任。
       人类的梦想与光荣,召换着他不止一次地去城子崖遗址考察,到傅斯年家乡聊城和吴金鼎家乡山东安邱县景芝镇万戈庄乡走访,并向著名傅斯年研究专家晨曦、何三坡,以及吴金鼎研究专家钟老(亦非)等学术大腕请教。节假日更是北上京都,南下安阳、广州等地采风,从各地图书馆中查阅湮没日久,布满尘土的原始资料。十年风雨,来去匆匆;青灯孤影,韦编三绝,满腔激情喷洒于他的雄构之中,终于成就了这部自城子崖遗址发现、发掘以来第一部融纪实性、文学性、学术性三位一体的皇皇大著《龙山春秋》。

龙山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黑陶

       遥想1934年,详细记录城子崖龙山文化发掘与研究成果的考古报告《城子崖》专刊被列为中国考古报告集首卷出版,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问世。傅斯年在这部报告中称颂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家在中国国家学术机关发布其有预计之发掘未经前人手之遗址之第一次,虽不敢以创新纪元自负,然后来此学之发展,或当承认此一工作为昆仑山下一个长源。”——就在这部具有标志性与典范意义的考古报告诞生74年后,随着《秦腔》等一个个身患贫血症的文学婴儿的诞生,以及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跑到乌镇“打枪的不要,悄悄地分发”,标志着中国文学这个曾经的外强中干的两足无毛动物轰然倒地,力竭而亡。
       苍天有情,大地有性,在这关键历史性时刻,幸有石舒波氏创作的《龙山春秋》这个金色婴儿在历史的断崖上呱呱落地。不能说《龙山春秋》在浩瀚的文学群山中开创了文学的一个新的纪元,然就这部作品的写作形式与在文学创作上所达到的高度与成就而言,无疑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开启了一扇划时代之门,为疲惫枯竭的文学园地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从而让在中国土地上鸣奏了许久的“文学死了”的悲怆哀乐,再度转换为明快飞扬的鼓点。这个鼓点与新纪元的开辟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借借还魂,死尸复活,也不是死灰复燃,更不是招魂幡飘荡飞扬之后的灵魂转世,阴阳轮换,而是伟大的中国文学优良品质在被引入歧途、陷入泥沼大泽,以及所谓的美妇作家与孟州道上十字坡孙二娘,合谋用膨胀的乳房搅拌男人的大腿做成肉馅,蒸人肉包子叫卖于光天化日的屠宰场之后,于杀机四伏中的一次鲜血淋漓的突围与重新回归道统的抗争,是一个凤凰涅盘、浴火重生的历史性脱胎换骨的又一伟大创举。
       ——这个创举正是中华民族新文学最为可靠的实践与新生的希望。


点评

说《圣经》所载的闪族的子孙率领埃及人来到中国,把古埃及文字传授给中国人。17世纪的白皮就是把汉字当作所谓的古埃及文字的。所谓圣书体和僧侣体在哪里?  发表于 2017-11-26 20:17
海洋兄说得不错,岳南先生是我最喜欢的考古类作家之一,但文字功力稍嫌不足。  发表于 2017-11-19 18:11
文史哲专业著作的趣味性、可读性确实很重要。  发表于 2017-11-19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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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19 00: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1-19 00:34 编辑

       南越王墓发掘记(节选一)
       作者  岳南  2009年3月

       就在队员们提取玉衣时,墓室内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散乱的玉衣片中,考古人员无意间发现了一枚玉制印章,此印为方形,螭虎钮,螭虎周围刻有云气纹衬托。印文篆体,阴刻“帝印”两字。这枚“帝印”的书体与早些时候出土于西耳室的上刻“帝印”的封泥不同,表明墓主生前最少曾使用过两枚“帝印”。
       这枚“帝印”发现不久,考古人员又在玉衣片的中间部位接连发现了两枚刻有“泰子”的印章。此印章一枚金制,一枚玉制,都为阴刻篆文,其中金印为龟钮,外有边栏,中有竖界,印面右方刻“泰”,左方刻“子”。印文作“泰子”两字的印章,在传世玺印中未曾见过,考古发掘中也属首次发现。若按此前发现的“帝印”来看,墓主当是一位僭号称帝的南越王。据《汉书》记载,南越国历史上只有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和第二代南越王赵胡曾僭号称帝,这说明,墓主人不是赵佗便是赵胡。那么墓主究竟是谁?正在考古人员为此争论不休时,一个至关重要的证据出现了。

南越王墓出土的玉璧

       就在第二天傍晚快要收工时,考古人员黄展岳在玉衣片中间部位稍左的一块大玉璧上,突然发现了一件金黄色物件。黄展岳眼睛一亮,细心剔除周围的泥土,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一条造型别致的金色小蟠龙立即凸现于四方台上。黄展岳瞪大眼睛望着这个小蟠龙惊愣了片刻,情不自禁地大喊起来:“不得了了,这里有一枚龙钮金印!”
       这一声叫喊,犹如一阵风雷卷过幽暗潮湿的墓穴,大家纷纷围拢过来,十几双充满血丝、疲惫的眼睛对准了那枚龙钮金印。只见一个方形的金块之上,盘踞着一条游龙,游龙的身体盘曲成S形,首尾及两足分别置于金块的四个边角之上,龙首微昂,做欲腾跃疾走之状,整个游龙透出一股威严神圣、腾达飘逸的灵性。在众人焦灼而激动的目光下,发掘负责人麦英豪面呈神圣之色,用一支细杆毛笔拂去金印上的灰尘,极度小心谨慎地伸出两个手指捏住沉甸甸的龙钮提起放入手心,然后屏息静气地慢慢翻转。当整枚金印的正面显露出来时,只见上面赫然铭刻着四字篆书“文帝行玺”——一件绝世二千余年的镇墓之宝横空出世。
       “文帝行玺”的出土,无疑向大家宣告,象岗古墓的墓主极有可能就是《史记》、《汉书》两书所记载的曾僭称南越文帝的第二代南越王——赵佗的孙子赵胡。

文帝行玺

       据文献记载,汉代官印边长是汉尺的一寸,即现在的2.2厘米,皇帝的印是否还要大些以示区别,由于没有发现汉代皇帝印,无从比较。此前,有一农民曾在咸阳野外发现过一枚宽度为2.8、通高2厘米的“皇后之玺”玉印,若把这枚皇后印与“文帝行玺”相比,二者还是比较接近的。
       现场发掘的考古人员发现,“文帝行玺”金印出土时,印面沟槽内及印台的四壁都有碰撞的疤痕与划伤,有些地方磨得特别光滑,而磨过的部位正是抓印的手指经常接触的地方,由此可推断,这枚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之物。汉代帝印是用“皇帝”、“天子”之类可以通用的字眼,象岗古墓的墓主为什么却用“文帝”呢?“文帝”是一个特定的称呼,只能指某一朝的其中一个皇帝,总不会是父亲叫文帝,儿子、孙子还自称文帝。若果真如此,这印以什么样的形式和规制传给下一代呢?

南越王墓出土的虎符

       或许这正是南越国与中原不同的地方。从文献记载看,南越国的帝王,在生前就已经给自己上封号了。如开国的第一代王赵佗,自称是“武帝”。从象岗墓主人的印章可以看出,他自称为“文帝”。历史文献还说,南越国到了第三代王就不敢再称帝了。他把以前的武帝玺、文帝玺都藏起不用。其实即使他称帝,像“文帝行玺”这枚印,他也是不能用的。至于南越国是否有“传国玺”,后人尚不清楚,但像“文帝行玺”这样的金印无疑是特定属于一个帝王的印章。从形制上推断,这枚文帝印玺是南越国自铸的,它不同于汉朝皇帝的白玉螭虎钮。就金印这一点来说,它与汉朝颁赐的诸侯王、列侯和外藩首领印是一致的,但钮式不同。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间,考古界发现的汉印不计其数,质地有铜、玉、水晶等。但金印却十分稀少,仅有12枚,日本福冈县志贺岛也曾发现一枚刻有“汉倭奴国王”的东汉时代金印,标明该岛的国王属东汉朝廷所封。通过比较,可知象岗古墓出土的“文帝”金印质料与汉朝诸侯王、列侯、外藩首领印相同,但钮式又却不相同。这种情况,正符合文帝仿效汉朝但又要僭越称帝的身份。这位“文帝”不是历史记载中第二代南越王赵胡,又会是谁呢?
       当象岗古墓主棺室清理工作进入尾声时,考古队决定对东、西侧室和后藏室分头进行清理。清理人员在东侧室南部一堆骸骨处陆续发现了龟钮、龟头,阴刻“左夫人印”、“泰夫人印”与“左夫人印”等三颗铜印。在东侧室中部,发现了“右夫人玺”四个阴刻篆书的龟钮金印,外加一枚“赵蓝”字样的覆斗钮象牙印。根据推测,这应是墓主四位姬妾不同规格的印章,尤以龟钮金印为尊。这位称作“赵蓝”的人,是否是墓主的正室夫人,一时不能确认,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后藏室内,还出土了盖刻“蕃禺少内”的几件铜器。考古人员认为,铜器上的“蕃禺”应专指南越国时期的称谓,汉武帝灭南越后,便通用“番禺”两字了。一个汉字在时间上的前后差别,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兴亡存废,这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

       公元前221年,曾在战国末期叱咤风云的齐、楚、燕、韩、赵、魏关东六国,在秦国军队为期15年的征讨中全部灭亡。中原大地上持续几百年的割据混乱局面宣告结束,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国家——秦帝国形成了。至此,北至长城,南到长江南岸,东至东海、黄海,西到巴蜀,尽入秦帝国的版图。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帝派遣任嚣与河北正定人赵佗两位将领率楼船之士,再次展开对百越的进攻。由于此时灵渠已开凿成功并交付使用,任嚣、赵佗率领的秦军凭着畅通的灵渠运输条件、丰厚的粮草和精良的武装设备,在百越战场上开始了大规模征伐。秦军所到之处,兵锋凌厉,势如破竹,未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今广西等地的西瓯地区,今越南中、北部的雒越地区,战争最终以秦军彻底征服岭南越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秦始皇帝把岭南地区正式纳入秦王朝的版图,并在该地区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等三郡。为巩固其占领区,防止越人反抗力量死灰复燃,秦王朝将占据岭南的秦军留下来,与越人杂处,并采取了军事管制性的戍守政策,任命任嚣为南海尉,掌管三郡军政事务,赵佗出任龙川县令。
       秦亡,楚汉相争,赵佗赵机在南越称王。关于赵佗何年称王,《史记·南越列传》未载,只是说:“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南越王赵佗不疾而终,享年101岁。

       赵佗去世后,因其长子早亡,由年轻的王太孙赵胡继王位。初继位的赵胡按祖父赵佗遗嘱,与丞相吕嘉将其葬于都城番禺城外的群山之中。据史料记载,安葬赵佗遗体时,多置疑冢,发葬的灵车从番禺都城四个城门同时而出,四具棺柩一模一样,下葬时又棺棚无定处。除丞相吕嘉和赵胡等少数几人,其他人全然不知南越王赵佗棺柩的下葬之处,赵佗的真正葬所遂成为千古之谜。
       送别赵佗亡灵之后,吕嘉向着赵佗长眠的城外山岗悄然跪下,抚胸顿足大呼道:“天邪!圣王一去,从此南越国将不复存在矣!”吕嘉不幸而言中,赵佗归天,确实给这个号称东西万余里的庞大王国带来了厄运。表面上臣服南越王室的闽越国,趁赵佗亡故,新君刚立,竟悍然发兵侵略越、闽相倚边界的蒲葵关,并向南越国境内逼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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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虎符应该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对错金银虎符了。还要早的那就是秦国虎符和齐国虎节了。  发表于 2017-11-26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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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19 21:08 | 显示全部楼层
老船长的帖子都是干货啊!资料加学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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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谑一句,魔都公众场合禁烟,老酒倒是不错的,微醺最佳。  发表于 2017-11-26 20:20
稀客啊,长风兄!欢迎多来坐坐,香烟老酒,多多奉上!  发表于 2017-11-19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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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0 01:4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1-20 01:50 编辑

       南越王墓发掘记(节选二)
       作者  岳南  2009年3月

       闽越王国位于南越国的东方,以闽江流域为中心。在秦汉之际,闽越人的活动范围东及今台湾、澎湖、琉球等海岛,西则直达赣东北等地,以今福建省境内为最多。面对闽越国发动的突然袭击,新继位的赵胡身穿孝服临朝,同臣僚们紧急磋商御敌方案,颇具文韬武略的吕嘉果断表示:“发兵击之!”此计得到了文武百官的拥护,赵胡则不听此计,坚持认为应禀报汉中央朝廷,并请其派兵击之,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众臣僚无可奈何地看着这位新主给汉王朝发出了求援书。汉武帝得书,将计就计,立即传诏,发兵征讨闽越。闽越国统治者闻讯,大骇,闽越王郢之弟余善杀郢而降,“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汉军停止进攻,上报汉廷,汉武帝下诏立余善为闽越王。

地宫中出土的甬钟与石罄

       在这场战争中,南越国既未损己之兵,又使敌军退却,似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却不知已埋下了极大的隐患。闽越臣服汉廷并从蒲葵关退兵后,汉武帝令汉廷命官严助赴南越国都城番禺传谕。严助到达番禺,赵胡听后顿首,认为“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表示了对汉的感激之情。当严助接着传谕让赵胡入汉廷亲自向皇帝谢恩时,赵胡这才回过味来,大惊失色。面对诏令并慑于汉朝廷的威势,赵胡不敢拒绝,同时又怕一旦进入长安,有去无回。情急之中,只好和几个近臣商量,称自己本愿同严助一同入朝晋见天子,以示谢恩,无奈自己继位时间不长,身体多病,不能去往长安,待病稍痊即去云云。为表示自己的诚意,赵胡特命太子赵婴齐跟严助一同赴长安为皇帝“宿卫”。严助不便强求,只好带上太子赵婴齐返回长安。
       严助走后,面对臣僚的进谏,勾起了赵胡对亡祖父赵佗当年所留遗训的回忆,想起了汉、越几十年来相互存有戒心和敌视的历史。从此之后,他对汉廷一直称自己有病在身,不肯去长安入见皇帝。汉武帝见赵胡迟迟不肯入朝晋见,心中怨恨,便利用种种借口,把太子婴齐质于长安不肯放回。赵佗当年的遗训不幸应验了。
       后来,丞相吕嘉用计,设法使太子婴齐返回南越。但赵胡自太子入朝后,萎靡不振,元气大伤,不再见辅佐大臣。吕嘉等群臣以国家基业为重,数次入王宫进谏,总算使赵胡有了一点起色,但已无力挽回南越国江河日下的颓局了。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格局中,赵胡勉强支撑了十余年便抑郁而死,死后谥为文王。其子婴齐继位,未久病死,太子赵兴即王位。随着朝野矛盾不断加深,南越国丞相吕嘉起兵杀死赵兴与太后,另立婴齐与越妻所生的长子术阳侯赵建德为南越王。此时的汉帝国已进入了兵强马壮的鼎盛时期,面对南越国的衰弱与内乱,汉武帝决心借此机会以武力扫平荡尽。
       元鼎五年秋,汉武帝刘彻下令调遣部分粤人及江淮以南地区楼船将士10万人,兵分五路进攻南越。在汉军的凌励攻势下,南越国军队纷纷溃败。元鼎六年(前111年)冬,南越国全部平定。此时,汉武帝正出行至左邑桐乡,欣闻南越国已破,传诏天下,以左邑桐乡改名为闻喜县。至此,在历史上存在了5世93年的南越国宣告覆亡。

       经过一个多月发掘清理,象岗古墓地下宫殿的秘密终于揭开。从出土的各种实物分析判断,此为南越国王墓无疑。而据史书记载,南越第三代王婴齐墓,在汉末已被孙权大军盗掘,在婴齐之后继位的第四、第五代王,正逢刀光剑影的动荡乱世,不可能从容不迫地建造如此规模宏大的墓穴,只有第二代王赵胡或与他同时代的高级贵族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罕世之举。而从“文帝行玺”与“右夫人玺”金印等陪葬物推断,象岗古墓的墓主,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
       南越王赵胡墓葬的发现与发掘,是中国汉代考古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长沙马王堆轪侯利苍家族墓葬,并称汉代考古三大发现。随着赵胡墓穴揭开与随葬品的清理研究,改变了过去人们把岭南当作蛮荒之地,并把岭南人当作“蛮夷”的认识,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块土地上的先民和先民们创造的灿烂文化。在赵胡墓葬内,除发现大量金器、铜器外,还于西耳室发现了造型独特的铁铠甲与铁制兵器,尤其是鱼鳞状铁铠甲的发现,是前所未有的盛事。据考古学者推断,此铠甲为墓主人生前所穿,明显有别于满城汉墓墓主刘胜的铁甲,适合于气温较高的南方地区配用,当是南越国自己制造的产物,在汉代铁铠甲制造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考古人员在地宫中发掘

       与铁铠甲几乎同时出土的,还有整批散乱堆放于西耳室内西侧的丝织物,范围约2.8平方米,碳化堆积厚度达20—30厘米,据此估计原丝织物不少于100匹。如此众多的丝织品放置于一座墓葬中,这在岭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汉代考古史上是少见的。经丝绸专家王[予+予]等人研究认为,汉代常见的织物,如绢、纱、绮、锦、纹罗,以及称为“组”的编织物,在象岗古墓中均有出土,连工艺颇为复杂的绒圈锦也有发现。这些织物的制作,除一般织机外,还需要有提花装置。从这些织物的工艺来看,与中原所出织物十分相似,但史籍中没有汉廷向南越国赐丝帛的记载,仅《汉书·南粤传》有汉文帝赐衣“百褚”一句,而赵胡墓中出土织物不仅品种多而且数量巨大。由此推测,当时南越国至少已经有了官营的织物制作作坊。
       特别引起考古人员注意的是,在墓葬西耳室还发现了两件青铜印花凸版,其纹样与长沙马王堆一号墓的金银色印花纱相似。这套印版的发现,说明南越国宫廷作坊中已有印花工艺,墓中的印花纱应是当地印染的。墓中出土的部分织物,如超细绢、黑油绢、云母砑光绢、绣纱等,尚未见于其他地区,故此也不能排除这些织物是在当地制作的可能。《汉书·地理志》曾说,岭南南端海南居民亦“桑蚕织绩”,而且是苎麻的产地之一。由此看来,汉代南越国完全有可能拥有自己的织造作坊。

       在西耳室出土的铜器之间,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种纤维质的衬垫物,表面有丝绢及竹笥残片,色泽微黄,质地细密,极薄。经技术专家潘吉星研究鉴别,认为这种衬垫物实乃早期的植物纤维纸,种类与早些年发现的灞桥西汉纸有不少相同之处,属于同一个技术等级。根据文献记载,中国造纸是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年),由中常侍蔡伦发明,这个说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学界所公认。1957年,考古学家在西安灞桥附近一座古墓里发现了西汉古纸,制造时间比蔡伦造纸说提前了100多年,这说明纸的出现应在东汉之前就已存在。据专家考证,中国南方虽然至少在晋代已经能造纸,但与中国南方毗邻的林邑、交趾(越南)、真腊等地,直至宋、元、明时代尚不会制纸。而东南亚的孛泥、爪哇、满刺加到郑和时代尚不用纸。由此可见,中国纸是沿陆路而非海路传到东南亚与印度等地去的。
       灞桥纸出土于西北,象岗纸发掘于岭南,两者类似,同属汉武帝时期,它们有可能是各自独立发明的,也可能是通过技术传递,一方受另一方的影响而完成的。但无论如何,赵胡墓纤维纸的发现,说明南越国的经济文化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有些领域完全可与中原比肩。

       1993年11月10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如下消息:
       广州市越秀公园西边的象岗发现一座西汉南越王墓,墓中出土遗物是岭南汉墓中出土数量最多,收获最大的一座。其科学价值,可与满城陵山汉中山靖王墓和长沙马王堆汉侯墓相比拟,在全国汉墓考古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墓中出土19枚印章,是全国汉墓中罕见的。最大的一枚是龙钮金印,文曰:“文帝行玺”,可确定墓主是第二代南越王。另有封泥铭刻和陶器上的戳印文字,也为墓主身份提供了重要依据……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的发现,对研究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开发、物质文化的发展,南越国史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同时为探寻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墓提供了重要线索。”
       随着新华社消息播发,象岗——这个把南越王墓吞入腹心的小山包,迅速成为举世瞩目的岭南考古学圣地。由于南越王墓历二千多年沧桑而未曾被盗,保存完整,墓中许多随葬器物堪称绝品,在中国汉代考古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广州市政府在原址筹建了现代化的南越王墓博物馆,有效地保护了出土文物,迎接四面八方的来客,为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做出了特别贡献。


点评

吕嘉杀死赵兴之后,拥立赵兴兄长赵建德为南越王,并设计把韩千秋和樛乐率领的两千多人的军队全部消灭。武帝出兵后抓获吕嘉,故有闻喜县、获嘉县之设。  发表于 2017-11-26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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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1 02:1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1-21 02:34 编辑

       侯马盟书是如何发现的?
       作者  岳南  2009年5月

       1965年12月中旬,侯马郊外秦村西北约500米处的浍河北岸台地上,侯马电厂基建施工正在进行,山西省考古所侯马工作站派出陶正刚、张守中等专业人员配合工程勘探,曲沃农中的一批学生也在现场进行勤工俭学劳动。整个工地机器隆隆,人声鼎沸,学生们在一个边角取土时,发现土中埋压着一些薄薄的、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石片,上面隐约有一些细小的符号。出于好奇,学生们你一片、我一片地装进口袋,准备回校后仔细把玩。此时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些石片的出土意味着什么?
       中午吃饭收工的时候,一位老师遇到从另一边走来的陶正刚,顺便提了一句学生们在土坑中发现小石片之事。陶正刚闻听,大惊,急忙把一位拿取石片的学生叫到面前查看。只见石片有手指般长,像一把小刀,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朱色文字。尽管一时不能识别字意,但是古代文字无疑,陶认为此事非同小可,遂通过老师把同学召集起来,说明出土石片是极其重要的文物,必须得到保护,不得私藏和损坏云云。学生们震惊之余,全部将口袋中的石片交到陶正刚手中。上交的石片长短不一,有的像小刀,有的呈圆形,像一叶地瓜干。陶正刚数了数,正好60件——这就是后来被编为第16号坑的第一批盟书,其中包括被编为3号、后来被郭沫若认为是整个侯马盟书总序的一件国宝级标本。

像小刀状的侯马盟书

       自公元前六世纪以降,铜器铭文尤其是长篇文字已极少见,简册文字在南方易于保存,时有发现,而中原自西晋河南汲县魏襄王墓中出土过一批竹简并整理出《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等湮没日久的轶书外,见诸文字的先秦资料少得可怜。晋国作为东周时期的泱泱大国,铜器铭文或文字资料竟出奇地少见,铸铜遗址出土文物数量世之罕有,文字资料也少之又少。想不到一年之后,竟如此偶得。陶正刚怀揣60件带字石片来到发现石片的土坑旁,仔细观察坑的形状和土层,不时拿出石片辨识字迹,当换班的张守中来到时,陶仍沉浸在亢奋与激动中,尚未开口,热泪竟刷地流了下来。

       侯马出土朱书文字的情况很快传到了太原与北京,文物专家谢辰生、山西省文管会主任张颔共赴侯马查看标本。由张守中对部分出土文字进行摹写,张颔进行简单考释,谢辰生携部分标本、摹本和释稿回京汇报。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看罢又惊又喜,立即转呈中科院院长郭沫若鉴定。郭沫若经过一番研究,很快做出结论,认为朱书文字就是古籍《左传》、《国语》、《史记》中经常提及、后人难得一窥真颜的盟书。
       考古界引起了巨大震动,陶正刚等考古人员受命对秦村电厂工地展开了大规模勘探与发掘。至1966年初秋,发掘工作全部结束,共发现祭祀坑401个,其中3坑埋有卜筮文字,40个坑出土盟书,总数在5000件以上,有文字可辨识者约650余件,每件少者仅10余字,多者达220余字,多在30—50字之间。大多数为朱书,少部分为墨书,皆用毛笔写在石片上,字体属小篆,一字多形,异体字多,繁简体并行,假借、古体字时常涌现,富有独到的艺术风格。据考古人员推测,书写者可能出自晋国祝、史一类刀笔吏之手,亦可见当时使用毛笔书写已很普遍,这对流传甚广的所谓秦代大将“蒙恬造笔”的说法作了彻底的否定。

       中国的历史自进入那位制造“烽火戏诸侯”事件而遭杀身之祸的幽王之时,犯上作乱的风潮就像奔腾的江河不可遏止了。随着平王东迁洛邑,代表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周天子地位急剧下降,周王室与一般的诸侯无异。而一些诸侯国之内,君王则大权旁落,卿大夫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整个社会形成了“礼崩乐坏”,“政在侈门”的局面。这些诸侯与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一些相互制约性质的礼仪活动,这个活动就是史书上记载的“盟誓”。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盟誓活动极其频繁,仅《左传》一书所记就近200次。盟誓的步骤大体是,参加活动的各方人员到约定地点,把试先拟好的誓词写在玉质或石质器物上,宰杀牛、羊、马之类的动物取血,参盟者将玉盘盛着的动物鲜血涂于嘴边,高声颂读誓词,表示永不背叛盟约。誓毕,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随牺牲埋入在盟誓的“坎”,也就是土坑中,或沉入河底,以取信于鬼神。整个盟誓仪式至此结束。

       侯马盟书所载何种内容,又是谁主持的呢?经过著名古文字学家张颔等考古人员数年研究,盟书内容逐渐破译。书之内容大致分为宗盟、誓辞、委质、纳室、诅咒、其它等六大类,记载了晋定公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前497年-前489年)间,晋公室与赵、韩、魏、智氏等卿大夫联手,以赵简子为首共同打击敌对势力之事。
       公元前500年,操控晋国权力的卿大夫赵鞅,也就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东郭先生和狼”故事中打猎于中山的赵简子,率领军队攻打卫国。卫国国君闻报十分害怕,忙派人表示送给赵鞅500家奴隶以换取对方撤兵。赵简子接受了这一条件并履行了诺言。为防止受贿之事暴露和避人耳目,赵简子以赵氏宗主的身份,把这500家奴隶暂时安置在与卫国相邻的同宗支系赵午的封邑邯郸。三年之后,赵简子打算把这批奴隶迁到自己的采邑晋阳(今太原南郊),进一步壮大赵氏宗族势力。邯郸的宗主赵午原打算顺利归还,却遭到父执兄弟们一致反对,大意是到嘴的肥肉不能再吐出来,邯郸虽系赵族支系,同样需要人马加以充实。为应付赵简子,赵午一面亲赴晋都新田拜见,一面派人领兵进入齐国边境,抓一些小百姓押往晋阳交差。赵简子得知内情,勃然大怒,认为自己被对方当猴耍了,当即囚杀了赵午。
       邯郸方面闻讯,既惊且怒,赵午的儿子赵稷在家族父叔辈的支持下,组织一支军队讨伐赵简子。赵简子闻报,怒火攻心,立即决定给予对方先发制人的打击,遂号令一支快速部队向邯郸扑去。赵稷闻知赵简子已发兵攻来,感到势难抵挡,遂向自己的舅舅、晋国六卿之一的荀寅(亦称中行氏)求援,中行氏荀寅答应后又与自己的姻亲、晋国六卿之一的范吉射结盟,与赵稷组成一支强大联军迎击赵简子军队。双方经过激战,赵简子军大败,赵稷联军乘胜前进,直逼晋都新田。赵简子见敌势大,弃城而逃,潜往老巢晋阳,欲再度组织人马进行抵抗。

       赵稷联盟得知赵简子落荒而逃,得意忘形,公开指责国君晋定公昏馈无能,偏袒赵简子,并围攻新田。此举惹恼了素与范氏、中行氏交恶的晋国另外三卿魏氏、韩氏、知氏三大家族的宗主。在晋定公的支持下,魏、韩、知三家调集大军出城迎战,一举击溃赵稷联军,并乘胜追击,攻破邯郸。赵稷集团及其支庶逃到卫国避难,赵简子复归晋都新田。此时的赵稷集团由于得到卫、齐两国的支持,保存了强大的武装力量,很有可能重新杀回新田,搅乱政局。
       为防这一情况发生,重握晋国权柄的赵简子,连续几次发动对邯郸集团的攻伐。这场由赵氏宗族内部纷葛引发的争斗,渐渐演变成晋国六卿内部倾扎,以及晋国与卫、齐之间的战争。据史书记载,以赵简子为首的政治集团与对手的搏弈时间长达8年之久,所涉地域除今晋国之境,还波及今河南、河北部分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主盟人赵简子为打击敌人,联络本宗,招降纳叛,多次召集同宗与投靠自己的异姓反复“寻盟”,一次次盟誓,一次次杀牲埋“坎”,打击的对象由最初的邯郸赵氏、范、中行氏,最后发展到九氏二十一家,盟书中记录了九氏二十家的主要人物,也记录了赵氏集团内部人心难测,反复无常的史实。经过数年处心积虑的谋划与征战,邯郸赵氏与位居六卿的范氏、中行氏政治集团皆被剪灭,晋国政局迎来了一个新的更加险恶的时代。
       从出土的盟书可以看出,当年赵简子主盟的“公宫”,在“晋邦之地”、“晋邦之中”,此地西距牛村古城约3.3公里。考古人员稍后发现发掘的呈王、北坞、马庄三座较小的古城,或为国之宗庙,或为卿大夫私家势力盘踞的巢臼,而其它三座更小的城址,当为士大夫所居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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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2 00:4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1-22 00:50 编辑

       世界第八奇迹是谁命名的?
       作者  岳南  2009年6月

       这是1978年9月,法国前总理雅克·希拉克听说中国西部一个皇帝的陵前挖出了一堆泥人泥马,跟真人真马一样大小,很是好奇,暂时改变行程,毅然来到骊山脚下的秦俑发掘工地参观访问。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高大众多的秦俑和宏伟壮观的整体场面,使希拉克心中受到极大的震慑,这位见多识广、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政治家,踯躅流连,不禁赞叹道:“世界上已有七大奇迹,秦俑的发现,可以说是第八大奇迹。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

希拉克在兵马俑前观看

       希拉克不经意的一句话,把秦俑的价值和地位,十分鲜明、生动地表达了出来。这一评价被随行的法新社记者乔治·白昂尼克和《世界报》记者安德列·帕斯隆其率先向西方国家作了报道。几乎与此同时,新华社记者王兆麟,从这段评价中联想到人们说起苏州、杭州之美,就会想到千古流传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妙语,突然来了灵感,一篇文章的标题跃出脑海。很快,长达4000多字,标题为“世界第八奇迹”的文稿由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国内外报刊纷纷采用,其中香港《新晚报》破例以半个多版篇幅,未作任何删改,标题套红并配4张照片予以发表,从而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自此,世界第八奇迹成为秦始皇兵马俑军阵的代名词。
       早在此之前,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发表了一篇由著名撰稿人奥黛丽·托品写的长篇报道《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是首次向欧美报道兵马俑的发现情况,由此将秦俑军阵及秦始皇陵地宫的情况全面推向世界。美国人由此认为关于秦俑应当列为世界第几大奇迹的问题,应由处在霸主地位的美国人来定。可没有想到法兰西的希拉克捷足先登,跑到中国对秦俑毫不推让地指手画脚,作了第八大奇迹的命名,这显然是有点对霸主不尊重的味道。美利坚合众国自然要争回这个面子。
        1979年4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飞抵中国北京,在短暂的小住后,即赶到秦俑工地现场。面对这支气势恢弘的秦代大军,他作出了“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迹”的结论。

基辛格博士在兵马俑前参观

       1979年7月,美国参议员杰克逊又来到了秦俑发掘现场。参观完毕,他泼墨挥毫,潇洒地在宣纸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象:“太好了!一周前我看了埃及金字塔,今天又看到了中国的秦俑,两者都有悠久的历史。”这段留言实际上是法国希拉克思想和论断的延续。但他没有按这种思想脉络延伸下去,随着杰克逊手中那支笔的个断颤动,一行文字又展现出来:“狮身人面像只有一件,秦兵马俑却千姿百态,成千上万,威武壮观,耐人寻味。”
       语出惊人,出乎意料。就在杰克逊微笑着放下如椽大笔的刹那间,他内心的真实用意已明白无误地表述出来了。
       杰克逊刚刚离开中国,1979年8月29日,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又来到秦俑发掘工地。他仍不放心地对杰克逊提出的论点作了总结性的补充:“这才是真正的奇迹,全世界人民都应到这里看一看。”
        按他的口气,似乎秦俑才是真正的奇迹,那么其他七大奇迹是什么呢?当然是什么也不是,甚或是臭狗屎一堆。蒙代尔把美国人的用意推上了极致,秦兵马俑的身价也随之升至顶峰。但是,由于希拉克的“世界第八奇迹”评语已传播海内外,且深得人们喜爱,这个称呼便沿续下来,成为秦始皇兵马俑真正的代名词和广告语。

希拉克第二次来秦俑馆参观

       蒙代尔的评价尽管没有流行开来,他之所以把秦俑看作是“真正的奇迹”,除了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考虑外,显然已经透过兵马俑军阵庞大、恢弘的表层,洞察到了潜藏在军阵中的深邃内涵和无穷奥秘,领悟到研究这部活着的《孙子兵法》,对未来战争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对美国军队的益处。实际上,蒙代尔是站在一个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的双重角度上来看待秦俑和评价秦俑的。或者说,他更偏重于军事上的观察和感悟才做出如此结论的。
       既然秦俑军阵的内在奥秘,在所有前来参观的外国人中最先被美国人所感知,那么,他们就不会放过研读这部活着的《孙子兵法》的任何机会。所以,继副总统蒙代尔之后,美国的前任或时任总统卡特、里根、尼克松、克林顿等先后来到秦俑博物馆参观。与此同时,美国陆、海、空三军的数十名高级将领分别前来,对秦俑军阵作了详细考察和研究。几乎美国每一位国防部长和国防大学校长,都要到秦俑馆对这支军阵的布局和战略、战术思想作深入研究,并把秦俑军阵的思想精髓应用到美国国防力量部署和高级将领的教学之中。为了彻底吃透秦俑军阵的战术精神,美国人不惜破费大量金钱,于1986年3月,干脆让空军少将克里斯·迪维率领空军本部和海军陆战队组成的一个庞大的训练观察团,前来秦俑博物馆参观、考察、研究、学习。如此之气度,是当今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当然,极度聪明的美国人是不会做赔本买卖的,所有在秦俑博物馆考察所造成的经济消耗,都将在未来的战争中加倍地捞回。这个法宝他们是押准了。继越南战争以失败告终,韩战与中朝两国打了个平手,不得不退回三八线等等令美国人感到羞辱的战争之后,美国人开始以全新的思维方式研究中亚特别是远东地区的军事战略,并以新的军事攻击姿态出现在世界军事舞台上。而美国人不惜钱财对秦俑军阵以及这部活着的《孙子兵法》苦心孤诣地研究,所领悟的阵法与战术精髓,在未来的海湾战争、南联盟轰炸、阿富汗战争等等一系列战争中都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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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强盗立国 ,但兼并吸收学习不止也是强项。  发表于 2017-11-22 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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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3 00:4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1-23 00:54 编辑

       周恩来参观定陵地下宫殿
       作者  岳南  2009年10月

       1965年9月,周恩来总理陪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来到定陵。随行还有陈毅、吴晗等中央和北京市政府要人。
        一下车,周总理便吩咐随行的服务人员到售票口买票。门票买好后,总理问:“这票多少钱一张?”
       服务人员回答:“三毛。”
       周恩来皱了一下眉头,转问身边的吴晗:“是不是贵了点?”
       吴晗微微一笑:“不贵,总理你可知道,这里复制一顶
冠就要几千块哪!三毛钱一张要几年才能收回来呢。”
       周总理点点头,不再作声,陪同阿尤布汗走进展览厅。吴晗指着一顶凤冠对总理说:“这是请通县花丝镶嵌厂的老艺人复制的,怎么样?”

皇后的凤冠

       总理望着凤冠端详了一会儿,说道:“还是蛮好的。阿尤布汗总统,你看呢?”周恩来把脸转向客人。
       翻译转达总统的话:“很好,真是太美了。”
       走出展厅,总理陪客人向地宫走去。来到明楼前,众人驻足观望。雄伟壮观的明楼在阳光的照射中,分外神奇秀丽,飞檐上的螭兽禽鸟,在蓝天白云的烘托下,跃跃欲飞。阿尤布汗兴奋地涨红了脸。正在这时,有个负责文化和定陵博物馆的人,来到周恩来面前,满脸堆笑地说:“总理,您看是不是在这明楼上挂一幅红军长征的图画?”
       总理“嗯”了一声,惊奇地看了一眼面前的人,面带不易察觉的愠怒,对陪同人员说道:“我参加过长征,我不会画,你们谁会画?”
       献策者红着脸躲到众人身后,不再吭气了。

定陵明楼

       从地宫出来,阿尤布汗总统摇摇头,伸出拇指。翻译将他的话译过来:“这地下宫殿太伟大了,如此辉煌的建筑和气势,真了不起。”
       总理脸上流露出兴奋之情:“这里有十三座帝王陵墓,每一座都是这个样子。”
       吴晗及时地接过总理的话:“长陵比这定陵规模还要大,要是发掘,一定更为壮观,研究价值也大于定陵。”
       定陵发掘后,由于全国兴起了挖掘帝王陵墓的热潮,在郑振铎、夏鼐的建议下,国务院下发了“停止对一切皇帝陵墓发掘”的文件,因而定陵发掘的名义是“试掘”,但吴晗、郭沫若等文化名人却一直想发掘长陵,实现当年的宿愿。此刻他见机会难得,便接着刚才的话问总理:“我们是否再发掘长陵?”
       “需要多少钱?”
       “大约要40万。”吴晗有些激动。朱欣陶用手捅捅吴晗,小声说:“不够,40万不够。”
       总理没有说话,向停放在不远处的轿车走去。
       吴晗着急地问:“总理,您看这长陵发掘的事?”
       周恩来沉思片刻说道:“我对死人不感兴趣!”
       也正因为这句话,明成祖朱棣才在他的陵寝里安睡至今。中国文化瑰宝又免遭一次劫难。巨人的抉择,是成祖皇帝亡魂的幸运,也是整个华夏民族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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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4 00:2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1-24 00:50 编辑

       铜车马是如何发现的
       作者  岳南  2009年10月

       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震惊世界,考古人员开始组成一个钻探小分队,向庞大的陵园内挺进,以钻探地下埋藏的隐秘。想不到几个月后,又一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悄悄揭开了帷幕。
       1980年夏,程学华率领小分队手持洛阳铲在秦始皇陵封土西侧不远处单调而疲惫地钻探着。 10月3日,当钻探队员杨续德将已深入地下7米的探铲吃力地拔出来,开始仔细观察带出的泥土时,一个指头肚大小的金泡映入眼帘,“这是什么东西?”他心中自问着,顺手擦去了蒙在金泡上的湿润泥土。
       霎时,金泡在丽日的照耀中发出刺人眼目的光芒。他好奇地把金泡攥在手里,跑到正在不远处指挥其他队员钻探的程学华跟前,轻轻地说:“程老师,我钻出一个圆珠。您看,像是金子做的。”
       程学华接过金泡,心蓦地抖了一下。这一刹那,他隐约地感到了什么,忙催促杨续德:“快带我去看看。”
       程学华按捺住心中的激动,详细察看了金泡出土的位置,此处约离秦始皇陵封土20米左右。在这样近的距离内陪葬的器物一定非同寻常。他把金泡交给杨续德,拿起探铲伸入地下。
       又是一堆湿润的黄土被带了上来。程学华小心地扒着土层,一个银泡和一片金块显露出来。他的心开始急剧地跳荡,手在微微发颤,凭着多年考古所得的知识和经验,他已预感到地下埋藏的器物会是怎样的一件稀世之宝。当最后一块金丝灯笼穗出现在眼前时,他“啊”了一声,蹲着的身子像被击了一棒,倒坐在地上。
       他的预感已完全被这块光彩照人的金丝灯笼穗证实了,在这7米深的地下,暗藏着的正是他苦苦寻找了4年的稀世珍宝——铜车马。

       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关村出土了重875公斤的商代司母戊鼎,曾使东半球的考古界为之震惊。1972年,在意大利里亚契市海湾发现了两尊希腊青铜武士像,使整个欧洲为之狂欢。此时程学华清楚地意识到,这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的考古发现,将使世界又一次为之震撼。
       憧憬着将要成为现实的壮观前景,一股热流在程学华心中奔腾翻涌,似乎要把那颗急剧跳荡的心脏推拥而出。他当即命令杨续德停止操作,对探孔严加看守,然后将出土器物用手帕小心翼翼地包好,推起工地上停放的自行车向陵园外走去。
       此时的杨续德没有意识到他所发现的那个金泡意味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他只是清楚地看到了程学华在回眸向他微笑的瞬间那双湿润的眼睛。

       程学华来到秦俑博物馆馆长杨正卿的办公室,将手帕在桌上铺开,脸上挂着绯红的神色:“杨馆长,你看这是什么?”
       “发现什么了?”杨正卿从对方的眼神中已感到陵园将有重大的考古发现。
       “不得了了,陵园里发现了铜车马。”程学华用有些颤抖的手指着桌上的金泡、银泡和金丝灯笼穗说:“从一号俑坑发掘的陶马、木车遗迹看,这些东西就是马头上的装饰,如果发掘出来,一定能震惊世界……”
       杨正卿望着面前金光灿烂的器物和程学华激动的面庞,眼睛随之明亮起来,惊喜中他仍不放心地问道:“你能肯定是铜车马?”
       “完全可以肯定。除了铜车马,别的陪葬品不会有这些器物。”程学华严肃而认真地回答。
       为确切地证实铜车马的存在,杨正卿又找来袁仲一等几位考古队员进行辨别,结论完全同程学华所推断的一样。杨正卿立即将情况上报,同时又让程学华回陵园进一步钻探。

铜车马被泥土压碎埋在了地下二千多年

       1980年10月15日,国家文物局局长任质斌在陕西省委领导人和省文物局局长杨达的陪同下,来秦俑博物馆视察工作。杨正卿让程学华将发现铜车马的情况向任质斌局长作了汇报。
       “根据是什么?”任质斌兴奋中提出疑问。
       程学华指着出土器物一一分析。这时除金泡、银泡和金丝灯笼穗,经过钻探又发现了饰有花纹的铜片。
      “如果真的是铜车马,我们将会再一次震惊世界。”任质斌说着,当即作出了“先挖探沟,弄清虚实”的决定。
       11月3日,考古学家袁仲一和程学华根据钻探的情况,作了周密的计算。在铜车马的覆盖土层上划出一个长方形图路,钻探小分队队员依照图路下挖,开工第一天就深入地下50厘米。
       11月19日,当考古人员挖至地表下2.4米深的时候,发现了一块完整的秦砖。再往下挖,发现了棚木朽迹和下面的木椁。这些棚木和木椁在黄土的重压和泥水的浸蚀下,全部腐朽塌陷,考古人员只好按发掘程序一层层、一点点,认真细致地清理。12月3日,就在离开工刚好一个月之时,当清理至5米多深的时候,在五花土中发现了青铜残片。

被压碎的铜车马形状依然清晰

       此时,无论是在场的考古学家还是参与发掘的考古学员,精神为之大振,一鼓作气向下清理。大家一铲铲剥去杂土,铜车的车盖渐渐显露出来。紧接着,铜马的马头露了出来,铜俑露了出来,最后,2乘金光灿灿、五光十色的大型彩绘铜车,以及8匹铜马、2个铜御手在7.8米深的地下显露出来。尽管经过了2000多年埋藏的漫长岁月,铜车马被上面的覆土压塌变形,但整套车马披挂俱全,银质饰品色泽光溜,金质器物闪闪发光。眼前的一切,充分证实了程学华的推断,铜车马将由此以它那精美绝伦的稀世身价和神奇风采,跨过漫长的岁月之河,向后世人类一展它的雄姿。

考古学家程学华(左)与王玉清(右)在清理出土的铜车马

       铜车马深在地面7米以下,况且已被土层压碎,仅一乘铜车就破碎成1500余块,按考古人员的计算,光清理一个马头就需要半年时间。如何将铜车马安全、完整、尽快地运往博物馆,成为一个重大而首要的难题。
       复杂的现状,使秦俑馆每个人都知道,不能再有丝毫的耽误。必须打破常规,另辟蹊径。秦俑坑考古队负责修复的副队长柴忠言建议采取整体提取的方案,即在铜车马底部铺上一块大钢板,四周用木板钉成一个大盒子,顶部用木板封盖,这样,铜车马就从整体上被加固封闭起来。因为是一个整体,用吊车吊装就成为不算困难的事情。吊出后,可运至室内慢慢清理修复。这一方案不仅可以尽快将铜车马一次性提取,而且最关键的是可以防止铜车马等文物在发掘工地夜长梦多,遭遇意想不到的险失。方案一经通过,接下来就是付诸行动。
       一次准备就绪。铜车马的四周挖出了几条深达10米的宽沟,以4立方米木板的代价,将铜车马连同1米厚的土层包裹起来,成为4个大型木箱。钢板簸箕用吊车放入坑中,簸箕口对着铜车马,板台架设千斤顶,逼使簸箕向铜车马的底层慢慢推进,以使整个木箱进入簸箕。为了确保起吊的成功与安全,张宁鑫又派人向附近驻军请求援助,部队当即派来官兵守卫,同时派出吊车、汽车全力协助起吊。12月28日,吊车开始起吊,4个木箱裹挟着铜车、铜马完整地进入汽车拖斗,在一片欢呼声中,汽车冒着浓烟,轰鸣着驶往秦俑馆。至此,历时50余天的铜车马发掘提取工作总算画上了句号。

修复人员在拼接铜车伞盖

       这组铜车马为20世纪世界考古史上发现的最大青铜器,总重量达1243公斤,其形制相当于真马真车的1/2。如此装饰豪华、完整齐全的古代青铜车马,在世界上是首次发现。它那无与伦比的工艺技术和高超的冶金铸造水平,为同代任何青铜器物所无法匹敌。因而它继兵马俑之后再次令世界人类为之震撼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点评

从可靠的考古发掘文物来看,古代文明只有唯一的青铜文明,那就是中华。西方所谓的那几尊青铜雕像和大瓮,究竟是什么玩意,它们自己最清楚。  发表于 2017-11-26 19:04
是啊,古大理文明留下的东西很少,就连白族人自己都是这么认为的,去哪里更多的是感受自然的东西,休闲为主  发表于 2017-11-25 16:43
动静兄所说的大理,估计是环洱海区域。这里的商业化氛围比较浓,很多历史的积淀已被擦去……  发表于 2017-11-25 15:12
大理很美,人很朴实  发表于 2017-11-25 15:02
没去那么远,陪老婆转  发表于 2017-11-24 21:05
我们拍摄的《云南南诏》就在洱海以南四十多公里处的巍山,如果能去那里游览几天,定收获匪浅。  发表于 2017-11-24 19:20
去大理玩了几天回来向老船长报到  发表于 2017-11-24 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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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5 00:1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1-25 00:23 编辑

       中国最早的日食纪录在夏朝
       作者  岳南  2010年1月

       要说中国现在没有大天文学家,没有获诺贝尔奖的人物,这是事实。要说中国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没有疑议。
       早在史前时代,我民族有识之士对寒来暑往,月圆月缺,植物的生长、成熟和动物的活动规律,就积累了一定的知识。最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先民就开始对日、月等天象进行观测。古代人类除对日、月运转分外关注外,对红色亮星“大火”相当重视。“大火”,现代天文学称为“天蝎座α星”。传说在中国古帝颛顼时代,就设置“火正”之官,观察大火运行,用以指导农业生产。因而天文学在各门自然科学中被称为是最早产生的一门学科。诚如恩格斯所说:“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天文学。”

考古学家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的夏朝王都遗址,或许仲康王就居住此处,闻名于世的“仲康日食”就是在这里观察到的。

       中国早期天文学在“定季节”的同时,还伴有鲜明的占星术特点和强烈的政治色彩。《周易·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系辞·上》也说:“天垂象,见吉凶。”这里说的天文就是天象。历史上的占星家关注的天象主要有两类,一类属于奇异天象,另一类则是五星运动。而中国古代天象记录,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全,系列之长是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正是古人留下的这笔珍贵而丰富的文化遗产,才为前几年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研究途径。

       中国在遥远的古代,就将天象观测作为一个国家极其重要的政事,每一朝代都设置位高的专官,专门从事这种观测工作。而朝廷对于天官的期望也往往很高,督促极为严格,若不认真观测,很容易闹出乱子,天官本人也将遭到被诛戮的命运。如在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书经》中有一篇叫《胤征》的文章,讲述了一位司天的天官因玩忽职守遭到杀头的悲剧故事。由于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之早和具有的典型意义,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夏代经过禹、启到太康时代,国势就有些不妙,而这位称做太康的帝王掌管朝政之后,放情纵欲,不理朝政,既不关心历法,也不过问天官的工作,使国家政务和农事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局面。这种局面终于遭到了以后羿为代表的武装集团的反对,并起兵夺取了国家政权。太康等兄弟五人在后羿军队的凌厉攻势之下,不得不放弃京都而出逃。
       太康死后,其弟中康继位。为了吸取太康一朝的教训,中康对朝廷内外进行了整顿,不仅新设立了司天的职官羲和,还任命胤侯执掌兵权,很有些中兴的势头。正在这个时期的某一个朔日,突然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见原本高悬天空光芒四射的太阳正一点一点地消失,顿时天色由灰变暗,由暗变黑,几步之内难辨人影。在野外游荡的鸡狗鹅鸭甚至微小的蚂蚁,都因急于寻找归宿以致在黑暗中团团乱转,路上的行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天象变化,个个惊恐万状,争相夺路而逃。按照当时的认识和天命的宇宙思想,凡日食出现,则被认为是“天狗食日”,预示着国家将有灾难发生,这个灾难可能会危及帝王的地位或者性命。只有国王亲率众臣到殿前设坛焚香舍钱才能将太阳重新召回,灾难也可以避免。这个过程称为“救日”。

       夏朝中康时代的一次日食记录,也是全世界所知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
       在流行的《古文尚书·胤征》中,曾留下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而与《古文尚书》记载的这次事件相呼应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的记载:“帝仲康时,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梁代天文学家虞邝认为文献上记载的这次日食就发生于仲康元年,号称仲康日食。此后历代天文学家如僧一行、郭守敬、汤若望、李天经等都利用不同的推算方法进行过推算,至20世纪80年代已有13种不同的结果。夏商周断代工程同样注意到了这次日食记录,并委托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南京大学天文系等单位的吴守贤、周洪楠、李勇、刘次沅等学者进行推算,以考察夏年。
       吴守贤等专家用现代方法,并使用最新的太阳和月亮历表对历代天文学家的13种说法进行核算,发现每一种说法都存在问题。最后专题组将文献记载的“季秋”这个天文学概念,设定在10月1日至12月18日之间,对洛阳地区公元前2250年至前1850年共400年间的可见日食进行普查性计算,得出符合季秋的大食分日食共有11次,其中发生在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公元前2019年12月6日、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和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的4次可以作为夏初年代的参考。
       ——也就是说,全世界最早的一次日食纪录,发生于夏朝中康时期,其年代在公元前2043年——前1961年之间。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


点评

补充一句,前述点评除俺这个词以后的内容外,均摘选自许宏和何驽两位考古学者的意见。供参考。  发表于 2017-11-26 20:32
李零教授指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通病就是过度使用“二重证据法”,挖出个遗址就想从文献上找依据去填,这种让文献与考古材料过度对应的方法其实是很危险的。同理去看待俺提过的白皮考古历史,这个病是舶来品。  发表于 2017-11-26 19:20
二里头考古在我国考古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发表于 2017-11-26 19:18
考古学最不擅长的是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绝对年代进行把握,任何企图将文献史学中的王朝、族属和考古遗存进行对应的研究都是不可知的。反观白皮自1799年埃及学和耶经考古学以来的所谓考古与历史发明历程,呵呵。  发表于 2017-11-26 19:18
《二里头(1999—2006)》(5卷)这套400万字的发掘报告仅有结语一处提到了夏,即“二里头是探索夏商及其分界的关键性遗址”。文献史学和考古学是两大话语系统,只有文字印证如甲骨卜辞一样的古文字才能使两大系统结合。  发表于 2017-11-26 19:16
二里头是中原地区最早的王国,而陶寺是一个邦国。二里头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发现了它的驿站性遗址,与当地土著文化截然不同,说明二里头实际控制范围到了长江北岸,甚至囊括了现在的江汉平原。二里头才是王朝。  发表于 2017-11-26 19:14
二里头的分布范围超过了禹贡九州的秦汉时期的疆域,也就是现在的内地十八省加上越南一部,已经达到东亚适合农耕的最大范围。  发表于 2017-11-26 19:10
二里头文化是东亚区域唯一使用复杂的合范技术生产青铜容器(礼器)的先进文化,个人现在认为也是公元前二千纪至三千纪期间全世界范围内的唯一(以前不是这个意见)。此外,爵和中轴线作为中国特色的东西一直流传到现   发表于 2017-11-26 19:09
二里头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宫城、多进院落大型宫殿、中轴线布局宫殿群、封闭式官营手工业作坊区、青铜礼乐器群、兵器群、青铜器铸造作坊、绿松石器作坊、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  发表于 2017-11-26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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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5 10:35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辛苦了!支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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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楼特色  发表于 2017-11-25 15:07
船长确实辛苦,独角戏也需要  发表于 2017-11-25 15:04
原创的长篇大论,本人既无时间,亦无精力,只能每天转一点东西,希望大家喜欢。朋友们也可以“点菜”,只要时间、精力允许,本人将尽力而为。  发表于 2017-11-25 11:01
本帖每天的点击率不小,但大家的参与度实在太低,总有一种唱独角戏的感觉。  发表于 2017-11-25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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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5 12:47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船长大大是一位博学的杰出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考古学家兼军事学家顾问,祝愿美言更上层楼,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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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兄,我直发冷,呵呵……下面的跟帖我就删了,不然的话准感冒~  发表于 2017-11-25 23:45
这么多“家”?汗一个!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美言”会员,一个走向人生暮年的老朽,仅此而已。  发表于 2017-11-25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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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6 00:13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呵呵,谦虚的航海家大大,你有权利删除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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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乐兄、杨兄:我倒觉得杨兄在“龙门阵”开帖砌楼比较妥当;我们都去捧场。发在我楼里,不太妥当。  发表于 2017-11-26 18:49
杨兄,您可以把作品放船长这楼里,也方便跟船老大交流,美言欢迎您。  发表于 2017-11-26 11:01
杨兄客气了。“美言”藏龙卧虎,请别称我“大大”,惹人笑话,叫一声“船长”即可。谢谢!  发表于 2017-11-26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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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6 00: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1-26 00:32 编辑

       考古不是探险猎奇(一)
       作者  岳南  2010年9月

       科学考古发掘是近代欧美传播过来的。它同中国自宋以来《金石学》,《考古图录》有很大的区别。定陵是中国第一次用考古科学发掘一座皇帝陵墓,所以,这不是什么探险、猎奇,这是与探险有严格区别的。这不是一些人文章中口口声声是下去探险。
       前几年,我在北京从《中国文物报》,看见庞中威六篇回忆定陵的文章,已引起我的惊讶。后来在广东看到他的《定陵发掘亲历记》一书,使我感到意外。我沉默很久,因过去在定陵一段时光,有点面子与情感上不好意思。这次细看书中通篇都是炫耀与颂扬自己和白老做了近乎全部工作,好像定陵考古业务就是三四个人包办代替了,其中根本觉察不到对定陵贡献最大的赵其昌先生的事迹和艰辛,给人的印象考古队长赵先生没有做什么工作,只是一个陪衬。我在定陵二年工作,寥寥几句话一带而过。也看不出什么工作,庞一再表示他讲良心、公正、真实。可是这与事实和真相很不相符。其实,表面上主要拿白万玉老前辈为幌子,乃醉翁之意,为了抬高自己、标榜自己,贬低别人。真是贪天之功为己有,这样才是作者的良心。假若白老在世,如果这样评价定陵考古发掘工作,老人家未必认同。今天,只凭一面之词,夸夸其谈,信口开河。而不是冷静的、理性的来叙述定陵考古发掘整个过程,作者在定陵究竟做了哪些具体真实的专业工作,起过多大的作用与影响,我本人非常清楚。事实胜于雄辩。我所知道的定陵考古工作,与你们有些人的认识和说法大相径庭。

定陵地宫出土的万历皇帝金善冠

       庞书中多次提到赵信其人,我在定陵二年时间,为什么我不认识这个人,没有一点印象,忽然此公也成了定陵发掘的功臣。我吃住在定陵,上上下下都有印象,惟独不知道此人。考古所当时有名的干(学者)王仲殊、安志敏、石兴邦、周永珍等诸位先生,多次随从夏所长来定陵工地指导工作,后期紧张关键时期,刘关民、黄占越先生大力协助,大约半个多月。唯独我不认识赵信同志。我在定陵和北京两地奔波其间,每隔几天回定陵,还负有接待内部重要人士参观解说任务,每天几次下到地宫看看开棺后清理文物进展的情况,要与查阅文献史料互相印证。打开玄宫皇堂(后殿),以后尤其帝、后棺椁启开前后逐步清理文物时,内部参观的中央与市里领导,几个方面有关系重要人士及团体,想来参观万历皇帝神秘陵墓,真是有些应接不暇,我是朱主任指定接待专职工作。特殊重要的朱主任接待讲解,如宋庆龄副主席、胡志明主席、彭真等。
       当定陵考古五十周年之际,过去,已有一些人利令智昏,都想争着变成皇陵发掘人重要贡献者。

       多年以前,我在《百岁老人长寿事迹》的一本书中,看到有吴荣培先生其人,据说他是吴牌太极的掌门人,又是所谓“陶瓷专家”,日伪时颇不光彩,我们当时都是市物组的同事,这位吴老大言不惭在书中自称:他是如何从开始到最后亲自考古发掘定陵,取出多少奇珍异宝,对祖国与社会做出多大贡献,真可谓厚颜无耻。我拿去此书叫其昌先生观看,他置之一笑而已。真奇怪!为何出版社不去定陵核实一下,真相不是大白了吗。又有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苏先生,过去我们也是同事,在北京地区他发掘过很多各朝代墓葬,当时骑摩托车经常去定陵办事。居然他在北京电视台说他是第一位从金刚墙打开进入地宫的人,当时我正看电视,他说的有声有色,事后知情者传为笑料。然而电视台应是诚信的大众传媒,为何拍照如此不负责任的镜头,为什么不了解一下,新闻本应严肃一点。
       关于定陵打开金刚墙,至于谁下去,考古工作是有严格纪律的,不是任何人可以下去搞什么探险。《定陵发掘亲历记》书中几份证明人信件,大多是金刚墙拆开时,还没有调去定陵工作,只是都听白老说庞中威是第一个下去的。但是,白老过世多年,如何能证明此事。我在定陵是最后调回单位,只剩下李树兴留下长期工作。我的印象是没有听白老说过此事。我对这事长期并不关心注意,多少年后,竟然成了大事,我那天回北京不在现场,第二天回来。庞书又说:“我俩(指其昌)骑车到五塔寺,见到吴梦麟先生(初次见面),谈起定陵的事,我把下地宫的经过说了一遍后,吴听了说,就是你下去的,没错。”

       今年是定陵考古发掘五十周年,五月中,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及定陵博物馆隆重召开纪念座谈会,赵其昌先生作了重要讲话。六月十三日,我与梦麟应邀参加了“明清皇家陵寝保护与发展研讨会”。我们两人在会上作了简要发言,我提交论文”探究发掘明定陵新发现的花斑石—兼论隧道题记“,共二万六千余字。在会议休息时间,正遇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及原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张显清研究员。吴梦麟女士对他们说:庞中威的名片上盖有考古所公章钢印,为什么给盖?这是违反制度的事,刘说:我还未来,这是不对的。吴又说:“他那本书上说:我说过就是你第一个下去的,没错”。吴梦麟说:“她根本从来没有说过这话,这是无中生有”。我和梦麟是多年同事,我清楚她从不随便说话。

开启定陵地下玄宫拍摄现场镜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录制)

       拆开金刚墙后不久,朱欣陶主任决定尽快打开万历帝陵第一座汉白玉大石门,可能事前请示过文化局并与白老、其昌先生商量过。当时,我记得大致是共十人、八人左右,内有文物组木匠王利贞与他外甥田福禄等参加打开五座石门后顶着“自来石”的大门,其中三座是白玉石门,二座左右配殿青白石小门,作者在引言中说:“他冒生命危险,钻进地宫探险第一人”。“地宫里的飞刀、暗箭、毒气、陷阱在什么地方布置着,他们的威力有多大?”,“飞刀暗箭都是用毒药水浸泡过的有剧毒,见血人必死”。“这些传说使我们发掘人员非常恐惧”。又说“只想为今人和后人留下一点真实资料”。既然作者这样表白和认识,试问:我们当年开那五座石门,难道就没有上面他所说的不去“冒生命危险”吗?金刚墙只是棺椁进入玄宫的一道大墙,与石隧道相连接,拆开后,原有一道木栅栏门,早已移到甬道北墙下面。夏所长用钢笔画过草图。真正冒生命危险的,什么所谓飞刀、暗箭、陷阱,何等阴森可怕。正是那三座白玉石门,那才是黄陵玄宫真正大门,门后都用‘自来石’顶着。
       我们当时更是害怕,以防不测,比进入金刚墙要危险多少倍,那时要考虑几百年封闭后沉积的多种废气。这才是进入帝陵真正触摸着变化莫测的禁区,当时陵墓为防止被盗掘,里面设置什么无人知晓。我当时从打开第一道石门后,再往第二道汉白玉石门时,我们沿着北面高大石墙往前缓慢地走着,静静地、在汽灯照耀下,玄宫里显得十分空旷阴暗潮湿,我手里握着拐杖,小心翼翼地生怕真的陷到地中,随时的敲着地,又是战战兢兢,当时聚精会神的张望着周围的情况,那么神秘新奇观看一切。在《风雪定陵》中描写赵先生的心理体会与感触。所以庞书中一再说自己冒着九死一生去探险地宫,可是不要忘记别人比你更加危险艰难,更加揪心。这是要真正一步一步地接近万历皇帝,皇后十分神秘莫测的梓宫(棺椁)。每一道白玉石门究竟会发生什么意外,谁也无法知道和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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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南老师比较谦虚,然而近代欧美的考古学在科学的一面之外,更多的是出自白皮中心论的种族主义体系,耶经考古学及建基于此上的一整套所谓古文明大厦至今流毒不绝,还增加了新时代媒体的伪造和洗脑。 孙庆伟教授说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7-11-26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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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6 00:37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呵呵,船长低调,为人楷模。明天再来学习考古学,看看定陵是怎么被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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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支持。本楼前半部分原创比较多,后半部分绝大多数是转帖;具体内容,可参看第一页上的重点检索。  发表于 2017-11-26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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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6 09:5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ayang杨厘 于 2017-11-26 10:21 编辑

学习了船长引导的上述这些地球文明循环、地外文明、“斯芬克斯”、16世纪绘制南极地图、火星北部巨石雕像、一光年=94.6千亿公里、印度5000年古城遗址、UFO、生物进化、银河系是宇宙中的沧海一粟等等诸多天文地理历史及生命之谜的知识,让人穿越了深邃的历史、仰望着浩瀚的星空,思绪着人类的奇想,似乎还战胜不了人类社会本身和大自然的淫威,却雄心勃勃地窥探地外文明,搜集外星生命信息,企望主宰宇宙王国,真可谓人类智慧无限、永不满足的天性,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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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审视,问题多多;请参看铁马冰河陆川客兄弟对西方文明造假的系列论证。侥幸的是,本人在十多年前已经把目光收了回来,致力于中华文明的传播。所以,国外的东西看看即可,不必当真。呵呵~  发表于 2017-11-26 19:02
至于《失落的板块》(美洲文明)、《金字塔密码》(埃及金字塔与美洲金字塔)、《法老王陵》(埃及图腾卡蒙陵墓发掘始末)、《众神的光环》(爱琴海文明)几篇,也是十六年前制作的电视节目的解说词,  发表于 2017-11-26 18:56
杨兄:那是我十六年前制作的电视节目的解说词。《太空图腾》(地外文明)的结论没有问题,但部分论据失当,如果放在今天,我会删掉部分论据后再发。  发表于 2017-11-26 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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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6 19:30 | 显示全部楼层
亚细亚船长 发表于 2017-11-26 00:28
考古不是探险猎奇(一)       作者  岳南  2010年9月
       科学考古发掘是近代欧美传播过来的。 ...

岳南老师比较谦虚,然而近代欧美的考古学在科学的一面之外,更多的是出自白皮中心论的种族主义体系,耶经考古学及建基于此上的一整套所谓古文明大厦至今流毒不绝,还增加了新时代媒体的伪造和洗脑。

孙庆伟教授说,其实如何把考古材料变成史料还没有解决,但用句时髦的话讲:考古学应不忘初心!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郭沫若先生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写续篇,当然这个工作高屋建瓴,一般的考古学家难以望其项背。虽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苏秉琦先生依然有这个愿望,但以当时的考古材料距离这个目标还过于遥远,所以看白寿彝先生主持编纂的《中国古代通史》的第二卷《中国远古时代》,苏秉琦先生在序言中谈到,他想将这本《中国远古时代》看成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中国的续篇,他认为郭老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还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
九十年代后,重建古史成为考古学的学科使命,但重建古史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有轻重缓急,考古学家在早期中国的问题上应该有发言权,且责无旁贷,如果考古学家不能对于早期中国赋予意义,那么可以说这个考古学家是失责的,因为这个学科必然要完成自己的学科使命,重建上古史就是考古学家的学科使命。

--(点评)朝千里兄的著作揭露了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兼及所谓的古罗马等;诸玄识兄的新作揭示了所谓西方文明的中华源头。重建世界古代历史体系,已经开始了,这份责任,应该是,也只能是拥有真正的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来承担。这条路,中华考古学界已经开始走出去了,中亚及伊朗、东非的考古初战告捷,白皮的希腊化伪史文物佐证体系已经撕开了一角,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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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7 01:2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1-27 01:34 编辑

       考古不是探险猎奇(二)
       作者  岳南  2010年9月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谈怪论,庞书又在引言中说什么“打开第一道大石门后,有十几个人进入地宫察看时,主殿里停放着三口偌大的棺椁,就给人一种恐惧感,谁都没敢单独进去主殿里去看,大家是站在第三道大石门口处看的,近一人来高的三口朱江漆棺材在那棺床上放着,谁看见不害怕?”。“我把发掘定陵的始末,亲历亲为实事求是写出来,展现给读者,只想为今人和后人留下一点真实资料,这就是我写这本小时的初衷”。该书133页又说:“大家都挤在石门口看,谁也没敢进去,在远处草草的看了一会儿,谁也没有说什么就去左配殿,有人带头一走,其他的人紧跟着就走,谁也不落下,人多壮胆”。
       这些都是作者的杜撰,凭着想象的探险传奇,信口开河。这里,哪还有强有力的领导,与科学考古发掘精神?这座震动华夏与世界的著名万历陵墓,在作者的笔下和思想意识里变成了如此荒唐场面。

考古人员在地沟深处发现的古人埋的“指路石”,沿着指路石指引的方向开挖,就是地下玄宫。

       当时,客观真实情况是如何呢?当我们打开第一座精美雪白光润汉白玉石大门,经过二道白石门,直到玄宫皇堂(后殿)门口,中间穿过三座帝后白玉石宝座,及青花大龙缸、黄琉璃五供。从略宽门缝中间,用汽灯和长筒手电已看到朱色深红三口棺椁,神宗梓宫正中,高出皇后两棺,周围有倒斜的青花梅瓶,环棺的玉石,棺床两边有塌下去看似木箱,南端有一堆闪光金器。盼望已久神秘面纱,露出一点消息。朱主任、白老、其昌和我异常兴奋激动,心房激烈地跳动。千辛万苦、做梦也就是期待今日来临,当时,已预感到陵墓不像是被盗,这是头等大事,才放下悬着的心来,心情急切地想往后殿去,很快就打开寝殿汉白玉石门,记得券门洞顶有垂下一些很长石钟乳,这是殿堂多年潮湿与侵蚀岩浆慢慢结成冰柱,白色中略带淡黄。在进入后殿,在汽灯、长筒手电暗淡灯光照耀之下,细看殿里有没有被盗扰乱痕迹。已大概看到表面的帝陵文物,确实没有被盗。
       在定陵开挖石隧道后期,有著名史学家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据清《啸亭杂录》中记载:长陵有被盗掘怀疑,朱老叫我查询《乾隆实录》,文物组有原版精装与线装伪满时日本影印本,共一千五百卷以上大部头,我用了十天翻阅完了,未发现被盗痕迹,只有乾隆五十年以后,修缮明十三陵情况多条,抄完叫朱主任、其昌先生看过,才放心一些。因此,但是要细看殿内一切。所以这只是科学考古中一些点点滴滴事例。但从庞书中,我做什么具体业务根本没有反映出来,而把他自己说的堂而皇之。大吹特吹一阵。

       我是亲自参加打开帝陵五座石门,亲眼目睹,永生难忘,这是定陵考古关键之一,我就是要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享受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和欣喜心情。
       庞书上面那些记述,令人莫解,不知是作者健忘,还是他就没有亲自参加打开这些石门的经过,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作者因为“一种恐惧感”,“大家是站在第三道大石门口处看的”,“谁也没敢进去”,作者这两段记述,纯属子虚乌有。凭自己想象出来的。定陵科学考古,有一整套比较严格的程序。这可不是口口声声左一个探险,又一个探险挂在嘴上,当年打开玄宫五座石门,朱欣陶主任确定的,与上级领导商量后,定陵考古发掘是国家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一步一步进行工作。当年打开玄宫五座石门,连中央、北京市有关领导都没有到现场,或者是怕有意外情况,有一个安全问题,又来人太多不便工作,与查看后殿当时全貌,尤其对保护考古原有痕迹有妨碍。
       那天下去玄宫是有严格规定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洞开玄宫之秘,谁下去领导要批准、同意才行。都是按专业工作性质决定,这是万历皇帝陵墓,十分重要,又有保密性,没有资格的人根本不能进去。但是庞书说:“当天的下午三四点钟,记不清谁喊了一声:‘开地宫的大门去了!’这一声喊所有的人都去地宫了。”“反正去了不少人,谁都没有见过皇帝地下宫殿都有好奇心,不约而同都去了。”(见121页)为什么要警卫持枪在外几层守卫,为什么后来参观限制那么严格,这事要地!本来人人明白的道理,庞书却把大明万历陵墓考古发掘那么严肃之事,变成了在定陵工地的无关人员都可以进入,尤其是在启开地宫五座石门最关键的时候,前面引证作者那些记述,真令人发笑,把严肃重大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当成一场猎奇瞧热闹似的,这哪像考古工作;编造出什么“在远处草草的看了一会”,“就去左配殿,有人带头一走,其他的人紧跟着就走,谁也不落下,人多壮胆”。这里哪有朱主任的全面行政领导?更没有考古队长其昌先生、白老副队长专业指导,都不见踪影。

赵其昌与冼自强等考古人员在地宫清理随葬器物

       真相与事实是:那天整个过程都是这几位领导指挥、考虑如何有组织的进行启开和进去查看现场,思考下一步怎么安排。考古所是中国最高科研机构,在中国考古权威学者夏所长经常指导下,怎么能出现上述情况,作者虽是文化不高练习生,在田野考古数年中受到一些训练与熏陶。但是在庞书笔下,任由一些群氓,在刚刚启开的中国著名万历陵墓中,到处游串。这就是作者“我把发掘陵墓的始末,亲历亲为实事求是的写出来,展现给读者,只想为今人和后人留下一点真实资料”。从以上客观事实、真实情况,作者在书中反复说别人“即歪曲了历史、又误导了读者,还出现不应出现的错误,流传到社会上,造成很不好的影响。”现在误导后人,歪曲了历史,正是作者自己,十分不负责,告诉读者一个当时不存在的神话。


点评

券门洞顶有垂下一些很长石钟乳,这是殿堂多年潮湿与侵蚀岩浆慢慢结成冰柱。联想到伊斯坦布尔的所谓拜占庭皇家地下蓄水池,居然是大理石的构造,据说一千多年,这岩溶现象在哪里呢?  发表于 2017-11-27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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