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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亚细亚船长

地外文明与远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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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7 22:55 | 显示全部楼层
船长大大,冰河大大,看了一些败类王八蛋写的什么《天仙觉世录》《跨越三千年的因缘》,说什么我们伟大的源自银汉的族名——汉族,其实是古埃及含族憨族;我们祖先建立的辉煌文明--夏代,实际是4000年前的古埃及;什么汉朝来自古埃及、金字塔蛇人灭亡华夏文明、秦汉大焚书阴谋真相、咸阳金字塔朝拜吉萨金字塔什么什么的,还说古埃及法老戒指上刻有“仁义”字样什么的帖子,满篇的胡说八道瞎编乱造,极力说明说我们汉族其实源自古埃及,其目的就是毁灭华夏文明的根源。这是那篇帖子http://bbs.tianya.cn/post-16-943780-1.shtml  
直觉这是一种居心叵测的阴谋,但是限于学识却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用来反击,直气的脑瓜子疼却无济于事。
各位大大,不能任由他们如此肆无忌惮的侮辱我们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十几亿大汉子民。
八一八白皮和香蕉伪造的华夏文明西源说吧,戳穿他们的鬼话,阴谋!

点评

有这个话题:西方文明,尤其是希腊文明的历史多数是根据神话伪造的想到的近期看到的一篇重磅文章:团中央发声追问:扒皮以“古希腊”为幌子的欧洲伪史! 诸玄识 何新2017-12-04 · 来源:团中央学校部 http://www.h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7-12-8 08:55
另外,没什么可气的。俺每次都是把慕洋犬当野狗遛的。它们拿书籍论文,俺就拿论文报告去打脸;它们拿画册网文,俺也以牙还牙怼回去。你自己是什么职业,可以结合起来去研讨的。  发表于 2017-11-28 19:58
至于那些东西说法,俺扫了几眼,都是牵强附会,缺乏可靠的考古证据,脑洞倒是不小。某些作者起码的古文阅读能力都是欠奉的,遑论考古的概念。  发表于 2017-11-28 19:55
在古建筑修复、建材应用方面,俺不过是个搬砖的,虽然手头资料来源比较多,但涉及技术产权,举例只能隐去具体来源和名称。不过,业内的一听就明白。  发表于 2017-11-28 19:53
不是说俺吧?俺就是个搬砖的,今天给三层次企业开讲座,也只是管理内容,算是兼职。想扯扯冶金、工具、工艺和石材、建筑的关系,该放学了。  发表于 2017-11-28 19:51
你呢,H兄,也别称我“大大”,惹人笑话。古代史及考古学方面,因工作需要,我接触过不少,当然也十分热爱(仅限于国内),但从学术上来说,或者在专家眼里,我也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而已。  发表于 2017-11-28 01:49
躲为上,跟他们纠缠,没有一点意义。确切地说,中东文明东来说还不如中华文明西来说,因为至少,后者曾经主宰我国几十年,且有“学术”上的支持,当年不少学术上的大腕级人物都持这个调调。呵呵~  发表于 2017-11-28 01:27
中华文明西来说,在主流学术领域早已成为笑话,你引的这两个帖子,只是好事浅薄之人的猎奇而已,不足挂齿。至于反驳,我既无时间精力,更无兴趣理会这些鸟论。至于中东文明东来说,其实也一样,我的态度基本上是  发表于 2017-11-28 01:18
H兄,中华文明西来说,西,就是指中东地区,至少已有百年历史。十多年前,网上又出现了中东文明(包括埃及)东(指我国)来说。这两种说法,在本楼里面,尤其是后者,津津乐道的人不少,帖子我没删,现在还在。  发表于 2017-11-28 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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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8 01:3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1-28 01:43 编辑

       1948:多少黄金与国宝运往台湾
       作者  岳南  2011年5月

       1948年9月12日,中共将领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卫立煌部发起攻势,史称辽沈战役。此役东北野战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俘获国民党军兵力47万余人,缴获了大批美制武器装备。经此一役,国民党军元气大伤,彻底踏上了衰亡败退之路。

南京,1948年底,守护金属锭,这些金属锭将运往上海转台湾

       11月6日,中共华东、中原野战军与地方武装共60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至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区域内,向集结在这一地区的70万国民党军发起强大攻势,是为淮海战役(南按:国民党称之为徐蚌战役)。解放军攻势凌厉,兵锋所至,所向披靡,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岌岌可危。
       面对山河崩裂,天地改色以及摇摇欲堕的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困兽犹斗,在决心背水一战的同时,没有听天由命,而是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著名策士张其昀(晓峰)的纵横捭阖之术,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作为日后退身和反攻大陆的“转丸”之地。
       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败退台湾之前,根据蒋介石密令,由中央银行为首,把储备黄金、白银等财宝全部秘密运往台湾。运送渠道有两条主要路线,一是从上海的“央行”直接运至码头,以海关缉私舰悄悄运送到台湾岛;另一种是其他地区银行的金条、银锭、银元等,以陆路方式分头运送到厦门鼓浪屿,再以军舰从厦门运送至台湾。据国民党当局后来披露,1948年之后从大陆运到台湾的黄金、银锭、银元共有3批,其中黄金277.5千万余两,银(绽)元1500万元,另有1530万余美元存进美国银行的国民政府账号。美国前驻法国及苏联大使蒲立德(William Bullitt)后来曾在《展望》杂志发表文章,分析1949年和1950年台湾的经济与财政情况时指出:“台湾面积仅约为波多黎各的4倍,它怎能维持60万的武装部队呢?这完全靠蒋先生将大陆的黄金运台,才安定台湾官员的生活。没有蒋先生由大陆运台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台湾的经济将被通货膨胀的洪流所淹没。”
       蒲立德所言大体不差,这批黄金对稳定台湾民心和国民党军心,以及后来的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

       蒋经国亦曾对这批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有过如下披露:“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 又说:“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
       蒋氏回忆的最后这个细节特别令人难忘,在如此艰危的情形中,蒋介石居然连一箱珠宝也记得清楚并挂然于心,可见他对这批立足之本的重视程度和考虑的细致入微。除把约10亿美元的黄金和银元连同蒋经国后来披露的当时不为外人所知的珍宝秘密运台外,根据国民政府训令,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地,而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求生存、图发展”的目的。

著名的东坡肉石

       1948年11月10日晚,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以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身份,召集朱家骅、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李济、徐森玉等故宫和中博两院理事在官邸举行谈话会,决定先把当年运往伦敦展览的精品文物500箱运往台湾,同时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等机构的主要文物、图书一并运往台湾,并由朱家骅向蒋介石呈报,争取海军派军舰押运。

毛公鼎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高53.8厘米,口径 47.9 厘米,应该是为周宣王的叔公毛公所铸。清道光年间在陕西省岐山县出土,在民间转手多次,抗战期间险被日军夺走。日本投降之后,收藏者将鼎捐献出来,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因毛公鼎内壁刻有500字的铭文,乃迄今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之最。除了史料价值,毛公鼎在中国古文字和书法研究方面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很快,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外交部档案室等五机关联合组成统一机构,将所藏的珍贵文物、图书和历史档案、外交档卷等装箱运往台湾。本次迁运,由教育部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全权指挥。
       待一切准备就绪,由蒋介石特批,海军司令部派来“中鼎”号运输舰与一个排的官兵协助装运。该船共装运五家机构运来的古物、标本、仪器、历史档案、外交文书等772箱,由李济担任押运官,全程负责运输、装卸事宜。

升火待发的中鼎号军舰,这艘军舰运国宝返回后开始运送官兵至广州和海南岛

       1948年12月20日,满载国之重宝的“中鼎”号军舰拔锚起程,由上海进入激流汹涌的台湾海峡,向陌生、神秘的基隆港驶去。
       军舰在大海里颠簸了一个星期,直到27日才到达基隆港。后来,据随李济押运的那志良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说:“在古物装上船后,又传来几天前在海峡,海浪打沉一条船的消息,许多老友劝李济不要跟船走,李回答说,物在人在,免得子孙唾骂千年。从南京到基隆,文物安全抵达,老先生也差点瘫倒,其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海军一时无船可派,第二批运输珍物包租了一艘招商局的海沪轮,该船船舱较大,仅史语所的古物、资料就装载了934箱。1949年1月6日海沪轮拔锚起航,仅三天即到达基隆。
       第三批是海军部派来的一艘“昆仑”号运输舰,当古物装载时,海军部的人员眷属拖儿带女呼呼隆隆地拥向船舱抢占座位。杭立武仍用老办法请出海军司令桂永清前来劝阻。此时国民党军战事更为不利,人心越发焦灼慌乱。那志良说:当桂永清命令众人下船时,“大家都哭了,希望老长官原谅他们,帮他们的忙。那种凄惨的样子,使得总司令也落了泪。他没有办法可想,只有准许他们随船去了”。

台北故宫博物院

       该舰自1949年1月29日开出,直到2月22日才抵达基隆港。至此,五家机构共4286箱古物、资料、珍贵图书、档案等全部运完,无一件损坏。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运去的珍贵文物就多达2972箱,这批文物后来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史语所仅“内阁大库”档案就多达311914卷(册),其中明代档案3000多卷(件)。这批珍宝与其他文物先借放于台北杨梅铁路局仓库,后转南港史语所办公大楼资料库永久保存。


点评

该回归本位了。外双溪可以建设一个省级历史博物馆,马场町必须建设一座烈士纪念碑,“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一定要拿汉奸倭杂的狗头来祭奠革命先烈。  发表于 2017-11-28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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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29 01:3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1-29 01:35 编辑

       甲骨出土地点是如何发现的
       作者  岳南  2013年1月

       1912年2月,著名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罗振玉,按照世间流传和自己调查的线索,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访求甲骨。罗振常不负所望,在安阳小屯逗留五十余日,不仅弄清了甲骨出土地的准确位置,而且搜求甲骨多达1.2万片,动用火车分两次运往北京。
  罗振玉通过对这批甲骨深入细致的研究,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中得到启示,认为安阳小屯之地就是《史记》记载中的商朝“武乙之都”。后来罗振玉在其所著《殷墟书契考释》自序中,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旧称嬗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时的都城。这个考释,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均被学术界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具有开创性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

  1928年,傅斯年派34岁的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前往安阳小屯殷墟进行调查,并主持首次科学考古发掘。至1937年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殷墟共进行了九年十五次发掘,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头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器物出土。其发掘规模之大,牵涉人员之多,收获之丰,前所未有,世之罕见。

1929年春,安阳殷墟第二次发掘(小屯)出土器物初步分类情形,此次发掘发现了闻名于世的大龟四版。蹲在地上工作者为李济。

       这一创世纪的伟大成就,正如后来著名考古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所言:“在规模上与重要性上只有周口店的研究可以与之相比,但殷墟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是无匹的。”
  最后一次殷墟发掘始于1937年3月,一直延续至6月。此时,整个华北已是战云密布,日本人磨刀霍霍,即将血溅中原、饮马长江。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大战,为防不测,殷墟发掘不得不于这年6月19日匆匆结束---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最后一次发掘,也是国民党政权属下的考古者在殷墟的最后一次有组织的发掘。当发掘人员于匆忙中将出土器物整理装箱,风尘仆仆地押运到南京钦天山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厦时,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

第三次发掘时出土的著名的大龟四版,围绕着这一版乌龟壳,产生了许多爱恨情仇。

       自此,史语所全体人员开始了战时流亡生活,先长沙,后昆明,再迁往四川南溪李庄。抗战胜利后,史语所重返南京大本营,但喘息未定,内战又起,1948年底,史语所随败退的国民党政权迁往台湾,这是中央研究院属下13个研究所中唯一一个较完整迁台的大所,主要骨干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劳干、石璋如等均随之迁台。当年殷墟出土的数十万片带字甲骨和大批器物,成为流亡孤岛的学者们研究的主要对象。
  且说自甲骨文被认识和释读之后,随着史语所科学发掘的进展和有字甲骨的不断出土,学者们对其研究的兴趣大增,渐渐形成了一项专门的学问---甲骨学。这门学问若以王懿荣为起点,直至20世纪结束,其名声最显赫、贡献最大者乃是三十年代国学大师钱玄同、陈子展所说的“甲骨四堂”,即罗振玉(字雪堂)、王国维(字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四位甲骨学家。
  这四人中,当年殷墟发掘的总主持、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对罗、郭二人颇为不满。据史语所研究员屈万里说,在抗战流亡四川南溪李庄的时候,傅斯年每提到罗振玉,总是咬牙切齿,以“罗振玉老贼”相呼,其缘由是“因为他不满罗振玉后来保溥仪搞出‘满洲国’那一套事情,对于罗的学术地位他并不完全加以否定。他所以骂罗振玉,也许因为罗在节操上很不够,很使他看不起,正好像他不满意他的祖先傅以渐一样”。
  清王朝倒台后,罗振玉作为逊帝溥仪的“宠臣”,曾追随溥仪跑到满州搞了一个“满州国”,并堕落成日本的傀儡汉奸。而傅斯年的高祖傅以渐乃满清入关后第一位状元,历任顺治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傅斯年认为在明朝崩亡之际,作为读书人的傅以渐应舍身保国,也就是要奉明王朝为正朔,与朱家王朝共存亡,不应屈服于满清夷族并任新朝官职,傅以渐的所作所为,乃傅氏家族与天下读书人的大耻辱。
  正是置于这样一种观点,傅斯年在人前从不谈他的高祖傅以渐,后来他自己不惜一切代价追随蒋政权流亡台湾并发誓“归骨于田横之岛”,皆与这一思想态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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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30 00: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1-30 00:42 编辑

       关于文化遗产破坏与保护的问题
       作者  岳南  2013年1月

       关于这个话题,刚才雷颐老师说根本的是一个体制问题,我很同意这种说法。引伸开来,就是这些文化遗产甚至算不上遗产的物质文化财富的所有权界定问题,如哪些是国有的,那些是私有的,那些是可能动的,那些是不可以动的,动与不动的区别和条件是什么等等,明确了这些,才能谈到现在社会何以出现如此多的乱象,何以有那么多世界级、国家级的物质文化财产被毁灭。要界定这一切,自然与宪政有关,所有的问题与界定最后还是要按宪法来规范与落实。这里,我谈点小故事,以说明心境,同时也说明宪法落实的重要性。
       好像是黑格尔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文化只是一个王朝与另一个王朝的往复循环与毁坏,对世界文明没有作出什么贡献。这个说法是否对呢?可以讨论。但就一点却是无可否认,即当一个王朝兴起的时候,这个王朝的当权者对前朝的文化特别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工具、生活用具等有形的东西破坏相当严重,如果说因战争而毁坏还说得过去,但有些文化遗产却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新的王朝或新的国家确立之后被毁掉的,这就特别令人可惜,也令人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处感到气短。
       无论是秦代阿房宫、秦始皇陵的大火,还是蒙古铁骑对中原的糟踏,无论是汉族王朝还是异族王朝轮替,凡封建王朝无不如此。到了1949年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结果还是如此,文革期间毁掉的数以千万计的文化遗产与珍贵文物自不必说,我现在要说的是文革之前的五十年代初。比如大家现在都知道的北京城墙的拆除问题,这是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也就是红色中国成立不久的事。面对上头必须拆除北京城墙与城内的牌楼等建筑的指令,当时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兼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为挽救这些文化遗产奔走呼号,但最终还是眼巴巴地看着城墙被拆了个吊蛋净光。

图03、梁思成规划的北京城墙与城楼,每到夏季墙上可容纳三百万人乘凉休闲

       1953年5月,北京市政府遵循上面的指令开始拆除牌楼,同时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也在这个城市蔓延。梁思成等有文化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的高级知识分子再次站出来奋臂疾呼,请政府手下留情保护这些老祖宗留下的存在了几百年的文化遗产。
       面对这种情形,北京市就派出副市长吴晗向这群知识分子解释和施压,可谓软硬兼施,各种手段都用上了。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和威权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和吴晗发生了激烈争论。由于吴晗咄咄逼人的气势和言论,梁思成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后不久,在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梁思成夫人、建筑学家、北京都市规划委员会委员林徽因也与吴晗发生了言论冲突,林徽因被吴晗的言论所激,气得脸色铁青,当场指着吴鼻子斥责道:“你们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言毕,泪流满面。

       后来的事实大家看到了,北京的城墙全部拆除了,四十年后,北京市相关部门又开始向市民征集当年拆掉城墙的原砖,开始建造一段城墙与一个城楼,制造假古董,类似的假古董现在不断制造着。为什么拆了又制造假古董呢?这个探讨起来因素较多,放在以后再说。
       且说1920年,瑞典有个叫做奥斯瓦尔德•喜仁龙的美术家、汉学家,他来北京对城墙、城门长达数月的实地考察、测绘,并结合文献研究写了《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于1924年由伦敦JOhn Lane出版社出版,收录照片109幅,测绘图纸50幅。作者在前言中说自己:“所以撰写这本书,是鉴于北京城门的美”,看到北京城墙不断遭受破坏,特别希望“能引起人们对北京城墙和城门这些历史古迹的兴趣,能够多少反映出它们的美”,“并感到自己对中国这座伟大的都城尽了一点责任”。遗憾的是这位洋人的话没有人听,且是从小小的破坏直至延续到有计划的整体的毁灭。据说,现在能保存北京城墙拆除后的一块砖,至少要卖到几百元,这个数字是否准确我没有了解,我所了解的是,现在喜仁龙的原版《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市场上已经炒到超过三万元一本了,这是2009年的价格,现在应在四五万元以上了吧──一本书如此,一座城市的城墙又价值几何呢?可以想象但似乎又不敢去想了。
       与制造城墙、城楼假古董遥相呼应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2年1月26日,原本由文物部门计划恢复原貌的“梁林故居”一夜间被一家房地产公司拆除。而这次悍然毁坏文物事件,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表示此前没有得到半点消息。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当年痛心疾呼的城墙没有保住,最后连自己的房子也被人拆掉了。这是梁林夫妇和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不幸,更是一个民族的不幸。梁林的悲剧正是他所依存的国家与民族的悲剧。

       如何避免这些悲剧重演呢?有没有一个好的方法阻止?这就回到了一开始提到的问题了。我认为是有的,就像刚才雷颐老师所说的,政府要还政于民,人民要得到应该得到的权利,人民的权利要回到人民的手中,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管家和仆人,人民是真正的主人,一切由人民当家作主,明了和划定、实行这一切是一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它问题也就无法解决了。当你的房产、财产被认定为是国家或政府的财产的时候,作为公民本身也就没有什么权力可言了,没有了权力也就谈不到受到法律保护了,所以我们才看到经常有房子被强拆而告状无门,直至房主自焚的悲剧发生。
       现在中国已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中,作为文化人和有使命感、道义感并有文化良知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要勇敢地承担起责任,将这些不够规范的社会关系理清,并努力向前推进宪政的落实,使公私财物有个明确的界限,且受到宪法的切实保证和保护,一切事务都要按宪法的条规进行,如此这般,宪政落实得越好,社会的公平正义与道德率提高的越快,文明向前迈进的越速。那时,不但政府负责管理的文化遗产少受损失和毁坏,而像梁思成故居那样的私有财产(假定那时界定为梁家私有财产,且按宪法规定不受侵犯的话),也可得到法律的保护,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的财产也就免遭厄运了。
       套用西方的一句谚语:“把凯撒的还给凯撒,把上帝的归于上帝。”各得其所,各有所依,则民族文化之幸,国民之幸!


点评

保护古建筑固然是对的,但也不能以保护的名义绑架一切,如果真的让人民自己去选择,那么人民肯定会更倾向于拆除古建筑,因为绝大多数人民并没有研究者的那份睿智和眼光,固然有保护的理由,但拆除也不是一无是处。  发表于 2017-12-9 10:26
海洋说的有理  发表于 2017-12-5 10:08
我印象里,建国时候的北京城墙损毁已经比较严重了。即使“修旧如旧”,既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也算是个“假古董”了。中国古代建筑砖木结构为主,无法长期保存,有多少是不曾里外修缮过的“真古董”?  发表于 2017-12-1 23:17
这位岳南先生所谓的还政于民,实际上是指还政于“知识分子”。但是,梁、林这样的老派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不见得能获得多数支持,尤其是城墙、牌楼这样的被激进的知识分子视为落后的传统中国文化典型。  发表于 2017-12-1 23:12
政府还政于民,就能避免北京的古城墙被拆?事实上平日里拆掉城墙、给自己垒墙的最多的就是周围的居民了。真要让老百姓来决定城墙的去留,估计早就被拆完了,呵呵。  发表于 2017-12-1 22:59
如果是在文革,仅凭这篇讲话稿,就可以戴帽定性了~  发表于 2017-11-30 21:09
岳南比我小三岁,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好像比我大多了。不过,既然转载他的文章,有些话就不好说了,拿人家的嘴软嘛,呵呵~  发表于 2017-11-30 21:07
私有财产,呵呵。俺买下来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么?所有制不是背锅侠。  发表于 2017-11-30 20:28
欧洲白皮对全世界的文明毁灭是前所未有的,不仅是犁庭扫穴,而且是全方位洗脑,以至于伊朗人写古代史只能大量使用白皮的资料。这种套路,在19世纪后期随着白皮的侵略,同样运用在中华文明的民众身心。  发表于 2017-11-30 20:19
顺便提一下,所谓凯撒,其人其书,在文献源流和考古实证上还就是一个比所谓古希腊三贤或亚历山大大帝真不到哪儿去的故事。  发表于 2017-11-30 20:15
作为参与过古建项目的业内一员,俺早就提过历史建筑保护修缮领域的诸多难题,没那么简单。具体案例具体对待。包括当年的十大建筑,也包括魔都的各大标志性建筑项目。  发表于 2017-11-30 20:13
这篇文章是岳南在某文物保护会议上的讲话稿,内容有些偏激,这里稍稍编辑了一下。  发表于 2017-11-30 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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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 03:1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2-1 03:28 编辑

       明十三陵风水之谜(一)
       作者  岳南  2013年4月

       公元1398年闰5月,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西宫的御榻上进入弥留之际,他竭力睁大眼睛,望着皇太孙朱允炆,浑浊的眸子里闪现着几分忧郁和惶惑。在他71年的漫长生涯中,朱元璋由一个无家可归的和尚成长为一个拥有八荒四海的皇帝,他经受了无数次刀光剑影的生死考验,而每一次都凭借自己杰出的胆略和才能,钢铁般的意志,正当的或卑劣的手段扼住了命运的咽喉,由胜利步入辉煌。而步入辉煌的他在权力的顶峰,又做出了一系列令世人震惊的事情。他废除了中书省、丞相制,以六部为最高政务机关,直接对皇帝负责;废除了行省制度,代之以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废除了大都督府,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大肆屠戮宿将元勋;颁布了一系列旨在防止后宫和宦官干政的禁令;借鉴汉唐时期的封藩制,将26个儿子封为藩王,又采取措施,限制藩王势力……所有这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证朱家永远处于权力的顶峰而不被摔下。

明十三陵

       既然这一切都安置完备,那么,在撒手人寰之前,这位颇具文韬武略的皇帝,除了对自己即将离去的不情愿,还要担忧什么呢?他动了下嘴唇,似乎要跟长孙——这位自己权位的继承人交待些什么,但嘴唇抽搐了一阵,却没有说出话来。也许,朱元璋凭借那种在酷烈的政治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敏锐直觉,他预感到有一个人,一个在相貌、性情、秉赋、才干等各个方面都与自己酷肖的人,将在他死后掀起一场巨大的波澜。这个人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
       或许是出于更加复杂的考虑,朱元璋最终还是没有对皇孙朱允炆说出这个可怕的预感,他只是把身边一个心腹太监叫过来,有气无力地悄悄叮嘱了几句秘语便闭上了眼睛,一代枭雄——大明江山的开国之君,就这样离开了他亲手创造的煌煌大业,走进了南京郊野、钟山之下那座规模宏大、气度非凡的陵墓——孝陵去了。

南京明孝陵石碑

       太祖驾崩的消息传至北平后,一队人马立即驰出古城向京师飞奔,跑在队伍最前边的就是燕王朱棣。朱棣本是朱元璋第四子,封国在北平(今北京),北平为古燕地,故称燕王。此刻,他心急如焚,恨不得插翅飞到京城,弄清朝廷虚实,掂量一下能否将那个诱人的梦化为现实。由藩王到皇帝,这个梦从洪武十三年他被封北平藩王开始,已在心中埋藏了18年。
       当朱棣兴冲冲向南疾驰,快要抵达淮安时,突然碰到新皇帝朱允炆派来的特使。使者向他宣读了太祖遗诏:“传位于皇太孙朱允炆;诸王各守信地,勿到京师会葬;王所在地,所有文臣武将悉听朝廷节制。”
       听罢遗诏,朱棣大惊失色。诏书的意图很明确:不让诸王接近京城这个权力中心,以免影响政权的顺利更替。削弱诸王的政治、军事实力,以确保皇权的绝对优势。
       朱棣强按怒火,率队返回北平……

       现在的朱棣已今非昔比了。从这个威风凛凛地雄踞于马背上的中年汉子身上,很难找到十八年前那年轻初封的藩王影子。十几载寒来暑往、雨雪秋霜,无数次呐喊冲杀,拼死搏斗,大大地改变了他的形象:在那金光粼粼的坚甲内,一身坚实而富有弹性的肌肉取代了昔日柔弱的肌肤,正随着骏马的颠簸而跃动。原先白皙而细腻的脸庞已刻上了深深的皱纹,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的照映下泛出暗褐色的光泽。细长而微微外凸的眼睛凝视着远方,时而阴沉,时而炽烈,时而迷濛,时而豁朗。高鼻梁、鼻尖微微内勾,使人联想到苍鹰的利爪。往昔那带着乳臭的唇髭,已变成漆黑而浓密的长髯,正同烈马的雄鬃一道在风中飘拂。
       当年的毛头小伙子已接近不惑之年。三十八岁,这是一个成就伟大事业的黄金岁月。
       长期的漠北征战生活,赋予他一个古代优秀军事家所需要的一切素质: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狐狸般狡诈的用兵方略,不惧死亡的勇猛气魄,精湛的武艺以及邀买军心的种种花样。更重要的是朝中现状十分有利,颇受朝野好评的太子朱标早已去世,势力不在自己之下的秦王朱樉、晋王朱棡先后病死,当年那班富有文韬武略的开国元勋,几乎被他的父亲以各种罪名杀光了。现在声威赫赫的父皇已命归黄泉,新继位的侄儿只有十六岁,围绕在他身边的只是几个貌似胸有城府,多谋善断,实则只是拘法古人的迂腐儒生。所有这一切无疑给朱棣造就了一个夺取皇位的绝好时机。在经过漫长而焦虑的等待之后,潜藏在心底的梦终于不可遏止地激荡起来,催促他不惜生命去完成伟大而惊险的事业。

       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儿子,朱允炆是朱元璋的孙子。皇孙朱允炆已经称帝,建元建文,而作为皇帝叔叔的朱棣纂夺侄儿的王位,于情理不通,于礼法不容。于是在朱元璋崩驾一年零两个月后,燕王朱棣便以朝中齐泰、黄子澄等奸臣在皇帝面前拨弄是非为借口,毅然打起“清君侧”的大旗,宣布起兵,以靖“国难”。
       大风起兮,猛士如云。朱棣手执丈八蛇矛亲率大军离开北平,一路车骑交错、戈矛并举、刀剑迸击、战马鸣嘶。燕军过固安,渡巨马河,趟白水沟,横跨长江天堑……经过4年的征战厮杀,终于攻克了南京城。
       燕军入城后,朱棣立即派出人马,前往皇宫捉拿建文帝朱允炆。这时,皇宫突然起火,烈焰冲天,混乱中却找不到建文帝的踪迹。朱棣闻讯,急忙下令紧闭宫门、城门,派人四处搜寻。一连数日,一无所获。把一些没死的太监和宫女找来询问,一位大胆的太监指着一具烧焦的尸体说这便是皇帝,其余内侍也随声附合。于是朱棣命人把这具尸体当作皇帝盛殓起来。至于那是真皇帝、假皇帝抑或是一名太监宫女,却无从证实。因为有的太监说,皇帝死于大火。一个当年服侍朱元璋后又服侍朱建文的太监,在经受了一顿拷打和恐吓后,又说出了皇帝朱建文已经逃走的故事,并把逃走经过说得极为具体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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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 20:55 | 显示全部楼层
针对所谓干旱环境易于保存石刻文物的传统看法,引述一下比较新近的学术见解,仅供参考:

  我国西北部干旱地区和东南部潮湿地区的野外石窟、摩崖石刻的病害和病变状况有很大区别。西部干旱地区的病害更多表现在风化、风蚀、大面积崩塌;东部潮湿地区更多是裂隙渗水,盐析凝浆,低等生物的生长蔓延,从外表看干燥地区石刻表面基本上是沙化剥落,表面雕刻形象模糊,但比较光洁干净。而潮湿地区石刻表面往往污染覆盖严重,覆盖物包括凝浆、胶泥、无机盐、有机物以及生物微生物和相关残留,含水量一般都比较高,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作用,进一步对基岩产生侵蚀作用,甚至根本见不到雕刻艺术品的真面目,所以直观感觉潮湿条件比干燥条件对石窟和摩崖石刻的伤害要严重的多,自然而然地认为水是不可移动的摩崖石刻和石窟病害的根源。
  所以长期以来对石窟摩崖石刻的保护工程除了进行应急性的岩体加固、裂隙灌浆和表面封护防风化的抢救性保护之外,把最大的精力放在“治本”的方法“治水”上,实际上是采取各种技术方法阻断各种水的来源。多年来我国在摩崖石刻和石窟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卓有成效。针对水侵害问题,岩体失稳,表面风化残损污染问题开发出了检测、监测、病害治理等等关键技术,包括岩体加固、防风化、表面污染清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体系,完成了一批保护工程,但是在保护工程实践中发现,“治水”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个别“治水”较好的地方又出现了表面沙化现象。

  多项石窟、摩崖石刻抢救性保护工程完成后,效果评价时又发现在潮湿环境下保存下来的摩崖石刻,虽然原来表面有大量的凝结物、污染物、低等生物生长依附的残留物,导致雕刻艺术品表面面目全非,甚至根本无法辨识,但经过污染物的清除,科学的保护处理都能回复它的本来面目和原状,文物价值的损失不是很大;而在干旱地区,干燥环境中摩崖石刻表面并没有更多的污染物,特别是较少有强度比较高的胶结物,比较容易清理干净,但是由于风化风蚀岩体表面剥落、岩体的坍塌,已经很少有完整的轮廓,更难见到原有的清晰的形象,已经崩塌而缺失的很难归位复原,风化剥蚀剥落的从根本上不可能恢复,雕刻艺术品的价值信息已经丢失。这就要求我们对摩崖石刻和石窟“治水”的方针及其技术路线和方法作重要思考。

  在化学学科中,风化是指在常温条件下和干燥空气中结晶化合物失去结晶水的现象,例如:有的失去了部分结晶水,有的失去了全部结晶水。结晶化合物、结晶无机盐在失去结晶水的过程中逐渐沙化粉化,原来在石质文物保护研究中强调了显性水(通常的水)对石质文物病害病变的影响,忽略了岩石中隐性水的存在以及隐性水在岩石风化中所起的作用。
  显而易见,自然界中的山体,如果在漫长的岁月里处在干旱的环境中,其岩石中的水合无机盐会逐渐失去结晶水,晶格遭到破坏,岩石不断地沙化粉化,使坚硬的山体逐渐疏松、脆弱失稳,最后岩石表面经风蚀剥落,岩体因受震动而崩塌,而且并不一定需要强烈的振动,只要有同岩体谐振的不大的振动频率产生,就能使岩体坍塌。这就是我国西北的大量岩土遗址洞窟岩体坍塌,摩崖石刻遭受风蚀剥落的重要原因。当然这首先是长期处于干旱环境造成的

  岩石有个明显的特征,其中许多无机盐类可以吸收环境中的水或水汽,形成带有结晶水的化合物,这种无机盐能够吸收多少水,结合成固态的水合物晶体,其稳定性又如何决定与环境中的水的蒸汽压、温度和无机盐本身的组成结构,相反带有结晶水的水合无机盐也能失去结晶水成为无水无机盐,总之水合化合物的结晶水与环境中的水汽处于动态平衡之中。由于岩石的这个特性,干旱地区的石窟摩崖石刻长期在干旱条件的控制下,其岩石结构中水合无机盐化合物中的结晶水不断逃逸,特别在变温条件下逃逸更快,形成了风蚀风化、坍塌,结构强度很低。

  --(点评)所谓西亚北非的那些石刻建筑与文物,不仅有干旱,还有烈日曝晒和沙尘暴的袭击,现存文物的表象基本上是近现代伪造的结果。

  --节选自“摩崖石刻石窟保护理论基础的思考”2017年11月29日 中国文物报 作者:陆寿麟

陆寿麟,男,汉族,1940年3月生,江苏省苏州市人,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科技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六、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理事长,中国档案学会理事,中国科协工程联执行委员,北京大学、西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南京博物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等单位文物保护技术顾问,敦煌研究院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国家文物局科研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期刊编委,国家文物局科技专家组成员。
  1984年以来一直担任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科技进步奖的评审委员,多次被聘担任国家发明展览会及北京国际发展展览会奖励项目的评审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陆寿麟一直从事文物及文物保护科技的研究工作,参加主持过一批大型文物保护技术工程,例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门石窟奉先寺灌浆加固修缮工程,登封少室阙的修复工程,云冈石窟五、六窟的抢险工程,以及泉州后绪港海底宋代现船的文物保护工作,辽代墓葬无地仗壁画的揭取保护工作,广州南越王墓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工作,广州南越王墓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工作和其他文物保护技术研究工作,开展古建筑科技保护研究工作、同时致力于阐述中国文物保护科技的科学发展观和东方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原则和方法,完成了一系列的文物保护科技的科研课题,主持过全国金属文物检测与保护培训班,赴贝宁、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纳米比亚非洲四国进行文物保护技术的培训。

  陆老的论著那就多了,和俺的一些引述相关。 前年底,陆老还参加了973计划“脆弱性硅酸盐质文化遗产保护关键科学与技术基础研究”年度总结会议。会址所在地以前俺是比较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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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2 00:4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2-2 01:07 编辑

       明十三陵风水之谜(二)
       作者  岳南  2013年4月

       当金川门失守的消息传至皇宫后,建文帝长吁短叹,徘徊前庭,打算自尽。这时一个老太监猛然想起了太祖朱元璋的遗嘱,便急忙拿出一个铁皮箱递给皇帝,说是太祖临终前交给他收藏的,太祖特意叮嘱:“遇大难,启之。”建文帝打开铁箱一看,里面有三张度牒,分别写着“应文”、“应贤”、“应能”三个名字。有三副袈裟,僧靴僧帽,一把剃刀,十锭银子。另外还有太祖朱元璋亲笔朱书一封:“应文从鬼门出逃,余人从御沟出走。”
       刚巧建文帝身边的两个太监一个叫杨应能,一个叫叶希贤,两人读罢朱书,像是心有所悟,解开了“天机”,便自愿与朱允炆一起落发为僧,按朱书所示,分头逃离京城。

       关于建文帝的生死,众说纷纭,难辨真伪。有人说他出逃后先到神乐观暂避战乱,之后三人相伴浪迹江湖,行踪遍及云南、四川、贵州、陕西、江苏等地,并在国外度过了后半生……各种传说已无确切文字史料记载,至今仍是明史上的一大悬案。不过,朱棣称帝后,确实派出许多心腹查访过朱允炆的踪迹。大臣胡荧到处巡游就领有这一旨意,后来郑和率船队下西洋,就曾肩负这项重大使命,其主要目的就是打探建文帝是否已逃往海外并建立新的政权。
       明成祖朱棣经过四年的血战,终于用无数尸骨铺成了一条通往皇宫的大道,当年那个辉煌的梦实现了。他在群臣的一片劝进声中在南京称帝后,改年号为永乐。由于他镇守北平多年,深知它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便决定迁都北平,并于永乐四年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开始营建北京宫殿。今天的故宫、天坛、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等规模宏大的建筑,就是在此期间及以后陆续建造而成并为后人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

       永乐五年,皇后徐氏死去,因为正在修建北京,所以朱棣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没有在南京建陵安葬,而是派礼部尚书赵及江西术士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他们遍访北京四郊,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几处可供挑选的地方。最先是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和“猪”同音,皇帝认为猪家要进了屠家定要被宰杀吞刮,未能同意。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羊和猪本可相安无事地各自生活,但山后有个村子叫“狼儿峪”,猪的旁边有狼出没危险可怕,也未被采用。再一处是京西的“燕家台”,可那位永乐皇帝感到“燕家”和“晏驾”是谐音,不吉利,又遭否定。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之余地,亦未能当选。直到永乐七年,才在昌平县黄土山下选中陵地,并由朱棣亲自察看后决定下来。
       这里确是一块最为理想的风水宝地,燕山余脉自西北高原逶迤而来,曲折环绕,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中间一片平原,广袤宽阔,风景绮丽,泉水顺山而下,沿平原两侧缓缓流过,真可谓山清水秀。更为奇特的是,在平原的东西两侧,有青山两座,成守卫之势,俨然是两位顶天立地的将军。在此处兴建陵墓,不只风景美好,更主要的是这里山势如屏、易守难攻,一旦驻军把守,既可护卫陵寝,又便于保卫京师。朱棣立即降旨,“圈地八十里为陵区禁地”,开始动工修建长陵,并派军守护。

       朱棣不愧是明代少有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对陵区的选择和驻军的守卫,再一次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华,其苦心远见,在他死后不久便可得到证实。无论是北方的俺答、瓦刺大军,还是努尔哈赤的铁骑,都把十三陵视为通向北京的咽喉和畏途,从而费尽心机、不惜余力进行攻打。即是在中原纵横驰骋的李闯王,也是从柳沟先入德胜口,再下十三陵,只因居庸关守将投降,才使十三陵变得唇亡齿寒,导致北京陷落。
       自永乐皇帝圈地筑陵的圣旨传下,黄土山四周百余里便成为禁地,凡在此住居的百姓,十日之内必须迁往外乡。于是,一幅悲惨的帷幕随之拉开。官兵们披挂整齐,手持棍棒,残忍地殴打和驱赶着迟迟不肯离去的百姓。男人推车挑担,女人抱着婴儿,面对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倾刻间变为废墟,不禁声泪俱下,孩童的啼哭和老人的呼喊,在凄冷的旷野里回荡。其悲苦之状,撼天地、泣鬼神。
       有一叫李焕的白发老者,面对烈焰升腾的两间茅屋,扑卧在地,抓起一把黄土放在怀里,死死不愿离去。撕裂肺腑的哀嚎和头上溅出的热血,使执棒的官兵都为之动情,泪湿衣襟。最后,李焕老人口吐鲜血,一命呜呼。永乐皇帝得知此情,感其对家园的依恋,特传旨将他葬在天寿山旁侧。至今,这座荒冢还和十三陵一样默默地守在天寿山麓。

      永乐七年,浩大的陵墓工程在黄土山下正式动工,所用军工、民夫四十余万。据《太宗永乐实录》等书记载,当年朱棣生日,在黄土山上饮酒作歌,百官上寿时为讨他欢喜,称此山为天寿山。朱棣听罢大喜,即传旨改黄土山为天寿山。
       长陵的营建,先后用18年时间方完成。朱棣的皇后徐氏,于永乐五年去世后,在南京停尸6年,直到永乐十一年,长陵的地宫建成后,才由南京移来入葬,成为十三陵第一个入葬者。
      公元1424年,朱棣第五次率大军出征漠北,病死于归途中。这位在历史的中心舞台上活动了23年的一代君王,终于走进了长陵的地下玄宫,寻找他的生前伴侣去了。

长陵全景

       从成祖朱棣在天寿山下建造长陵起,到明代最后一个皇帝思宗朱由检(年号崇祯)止,除景帝朱祁钰因故别葬外,其他诸帝都在天寿山附近营葬,共十三处,成为明代中后期皇帝陵墓的集中区。陵区周围因山势筑有围墙,长达12公里,围墙设垛口、城关、敌楼,驻军守护。十三陵各陵建筑自成整体,布局、形制与皇祖朱元璋的孝陵一脉相承。祭殿在前,寝宫在后,门廊、殿堂、明楼、宝城排列得层次分明,严肃整齐,从宫前庄严的神道、石桥、无字碑,直达宝城,一线相贯,地势逐步升高,有曲有直,有高有低,远山近水,连成一个气势宏伟壮丽的建筑整体。十三陵的地上或地下建筑,无疑是封建剥削阶级的产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是中国古代人民非凡的智慧与才华的结晶,是一种文明与文化的创造。

十三陵神道上的神兽

       遗憾的是,这笔财富大都没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从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来自北方的瓦刺大军在十三陵燃起焚烧殿宇的大火之后,这文明便开始了它悲剧性的毁灭。最能象征十三陵各陵建筑艺术与风格的祾恩殿,经过数次战火之后,也只剩长陵的一座孤影自怜了。这座建成于宣德二年的辉煌建筑,历经五百余年沧桑而无恙。祾恩殿以六十根金丝楠木大柱形成构架,其中,中间四根高为14.3米,直径1.17米。这样高大的楠木柱,是我国古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即使故宫的太和殿也不能与之匹敌。祾恩殿无论是形体结构、建筑风格,都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典范,它的出现同样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富庶与强盛。
       1956年,十三陵中的定陵地下宫殿被考古人员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也让世人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明代陵寝地下宫殿的规模、规制与陈设。由于定陵发掘并不成功,许多文物被毁坏,其它的陵墓至今没有发掘,仍完好无损地存于今天的十三陵特区中。


点评

草头火脚,宫阙灰飞,家中有鸟,郊外有尼。颂曰:羽满高飞日,争妍有李花,真龙游四海,方外是吾家。金圣叹注解:「此象主燕王起兵,李景隆迎燕兵入都,宫中大火,建文祝发出亡。」  发表于 2017-12-8 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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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3 00:4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2-3 01:57 编辑

       发现“北京人”头盖骨
       作者  岳南  2013年6月

       1929年4月,由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进入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一年多的裴文中,来到北京市房山周口店,担任发掘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行动总指挥。
       走马上任,裴文中指挥发掘队雇用人员在1928年发掘过的地方,由第5层起继续向深处发掘。
       发掘的遗迹显示出极其浓厚的地层,从洞顶到空隙底部,不少于35米。而从整个洞穴堆积的内容看,从底部到顶部都属于同一地质年代的动物群。
       严酷的冬天已经来临,大雪一阵接一阵,周口店群山一片惨白。周口店的发掘仍在继续。
       随着深度不断延伸,堆积物的体积也渐渐变得狭小起来。当深度已进入地下40余米时,狭窄的空间几乎只能容下一两个人的身影。正当裴文中考虑就此收兵时,却意外地在空隙的底部凿穿了一个洞穴。这个洞穴的出现,意味着北京人的大门轰然洞开了。

裴文中(左一)与中外专家在周口店发掘驻地留影

       三个工人手持蜡烛相继进入洞内,极富远见的裴文中当然不会错过眼前的机会,他很快找来绳子拴在腰上,点燃一根蜡烛攥在手中,对后面的人说:“将绳子这一头坠住,我下去看看。”
       裴文中坠绳而下,进入洞中。
       蜡烛的火苗在忽明忽暗地扑扑跳荡,辩不清洞的长度,阴森恐怖的气氛笼罩着裴文中的全身。他摸着洞壁大约在深入到五、六米的地方,看到了前面的几个晃动的人影。他凑上前来慢慢将弓着的身子蹲下来仔细察看。他惊奇地发现,无数远古动物的化石都安详地躺在洞底的尘土之中,只要用手一扒,化石便清晰地显露出来。面对眼前一切,裴文中那颗扑扑跳动的心被极度的兴奋所替代,这种兴奋使他忘记了是在窄小的洞穴之中,以致当地猛地起身站立时,头撞在洞顶坚硬的石壁上,一声闷响,使他差点昏倒。
       他在工人们的齐声叫喊中顺着绳子爬出洞穴。多少年后,跟他发掘的工人还清楚地记得他刚走出洞口时的场景——裴文中一手捂着凸起血包的头,脸上荡漾着显然是高度兴奋才有的红晕,语言极不流畅地说:“我……我发现了祖先,不对,是……是我感觉到将要在这里发现……发现我们的祖先。”
       像当年的安特生博士一样,裴文中对洞穴内存在人类祖先的预感,再一次被验证。只是,它的验证要快得多,就在第二天。
       这是一个世界考古学和古人类学史上都无法忘却的日子——1929年12月2日。

裴文中指挥工人在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洞穴内外工作

       从洞口开始的发掘已向里延伸到10米,尽管裴文中和其他三人手持的四支蜡烛仍在不住地燃烧、跳动,但洞内却越发昏暗,残淡的光亮使四名发掘者几乎看不清对方的脸。含大量化石的堆积物被一铲铲小心地挖出,又一筐筐拉出洞口。山野中寒风呼号,零星的雪花在风的裹挟下漫无边际地飘荡,惨白的太阳在西方的山顶悄悄从云雾中钻出,向世界作了最后的告别。天就要黑了。
       越发黑暗的洞穴深处没有人讲话,沉寂中只有锤镐、探铲发出的冰凉的碰撞声。只有这样的响动,才显示着这阴暗的深处拥有高级生命的运动。

       突然,裴文中大喊一声:“这是什么?!”
       几个人同时哆嗦了一下,放下手中的工具向裴文中围拢过来。
       一豆烛光照耀着洞底,映射着一个凸露的圆圆的东西。
       “像是人头?是人头!”裴文中再次喊叫起来。
       奇迹出现了。匿藏了50万年的人类祖先,终于露出了他的面庞。裴文中感到:“从未有过的身心的颤栗和激动,面对这辉煌夺目的伟大发现,我竟一时不知所措。”
      发现的头骨化石,一半埋在松软的土层,一半在硬土之中,要想取出,首先应把周围的杂土清理干净。裴文中与几个技工将这一切做完后,找来撬棍轻轻插于头骨底部,然后慢慢撬动。由于头骨已演变成化石,撬动中骨盖破裂,无法完整地抱出洞穴。来不及找合适的包裹物将头骨盛下,因为这个发现太突然,太出乎意料了,即使最伟大、最有远见的科学家,也断然不会想到这一人类研究史上照耀千古的发现就在今天。
       裴文中急中生智,迅速脱下身上的棉袄,将头盖骨轻轻地包藏起来,小心地弓腰走出洞穴。
       夜幕降临了,起伏的山峦在夜色包围中格外肃穆空旷。风已停歇,雪下得越发紧起来,看样子一场真正的封山大雪就要到来。裴文中怀抱头盖骨在起伏不平的山间小路上向前走着,走着……
       裴文中来到山下的办事处,也是他工作的指挥部兼宿舍,打开包裹着的头盖骨,让蜂拥而上的民工兄弟们一一观瞻。裴在后来撰写的回忆中说道:“发见了猿人头骨,晚上我没有吃好饭,因为太高兴了。我高兴了,如何令北平人们知道呢?如何使他们也高兴?我先决定派专人去送信,写好了信,令人次日早晨返平,专呈翁所长。”

       与裴文中料想的结果大不相同,北京方面接到消息后,在一片哗然中竟没有人相信这位刚走出校门的小伙子会交上如此的好运。“如果说发现了头盖骨,肯定不是人而是其它动物的,就裴文中的知识和才华,他可能还辩不清人与其它动物的差异到底在哪里,确切地说他还不知道什么是‘人’……”有为数不少的科学界资深人士做出了如此结论。即是极富远见并对周口店发掘抱有极大希望的协和医学院加拿大籍教授步达生(Davidson Black),在接到电报后也懵了。

       北京的喧哗与骚动,摇头与嘲讽,裴文中当然不会知道,在周口店那间冷清的屋子里,他正紧张而有序地做着如何把头盖骨安全运送到北京的准备。
       几十万年的造化,将头盖骨变成化石的同时,又富予了它一个婴儿般娇嫩的外表,整个头盖骨既酥软又潮湿,稍一震动就发生爆裂。如此一种状况,显然无法安全无损地带回北平。经过反复思考,裴文中大胆做出先用火将头盖骨慢慢熏干,待严密包扎后再送往北京的决定。如此处理方法这在当时是前无先例的。
       一堆柴火在泥做的盆中劈哩啪啦地爆响、燃烧,碳头越聚越多。待木柴全部燃尽后,裴文中将头盖骨捧在手里在死火的上方烘烤。
12月6日清晨,裴文中宣布1929的周口店遗址发掘到此结束。
       送走民工,他将头盖骨用自己的两床旧棉被包裹起来,外面捆上褥子和线毯,连同其他生活用具一道背下山,登上了去北京的长途汽车进入北平城。

1929123日,裴文中抱着经石膏加固后包裹好的头盖骨准备送往北平,技工王存义拍摄时太注意“北京人”之头而忽略了裴氏之头,因而只有半个脸

       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当步达生教授用别针一点点将包裹着头骨的硬土剔掉时,这位世界一流的古人类研究专家抱着头骨怔怔地看了十几分钟,由于高度兴奋,抖动的双手差点将头骨摔在地下。
       “没错,是人的,是人的。”步达生两眼放光,站身拍了一把裴文中的肩膀,高声说道:“小伙子,感谢你,整个世界的古人类学家都应该感谢你的伟大发现。记住,从现在起,你的名字可以留传后世了。”
       12月28日下午,中国地质学会特别会议在地质调查所隆重举行,应邀到会的除科学界的大师名流外,还有中外新闻界人士。裴文中在会上作了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报告。正如预料的一样,这一创世纪的伟大发现,立即轰动了世界。当时的北京《晨报》以巨幅标题作了如下报道:

       五十万年前的人类祖先被唤醒:周口店发现一完整的猿人头盖骨
       昨日下午2时,中国地质学会特别会议在地质调查所隆重举行,调查所所长翁文灏致辞,裴文中、步达生、杨钟键、德日进等中外科学家出席演说。裴氏发表其重要科学的发现。谓北京西南周口店曾掘得“北京人”头盖骨一个,已变成完整的化石。此乃世界前古之人类的化石,其年代当在五十万年以上,亦是亚洲发现第一块远古人类头骨,此种发现足令世界震惊。毫无疑义,是裴文中氏唤醒了亚洲最古老之人类,并把它从沉睡的洞穴请出来。
       这一创世纪发现,使整个人类早期理论渐已成熟……

       青年的裴文中以发现“北京人”头盖骨而把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推上了辉煌顶峰,但这并不意味着整项事业已走到终点。几乎每一位关心周口店的科学家都清楚地知道,在那个充溢着奇迹的山洞里,一定还会有与之匹敌的惊人发现等待现代人类去叩访。
       令人痛心的是,1941年12月8日,随着日本帝国海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深藏在协和医学院地下室保险柜中珍贵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美国海军陆战队转移途中被弄得下落不明,只有一块模型尚留人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的伤痛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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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4 00:3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2-4 01:09 编辑

       最后的匈奴王国大单于(一)
       ──延川访赫连勃勃嘉平陵
       作者  岳南  2013年10月

       一

       我知道赫连勃勃的神秘葬所──嘉平陵已经很晚了,晚到他去世1580年之后,确切地说我知道这个匈奴大单于的陵寝是在2013年9月27日那个阳光灿烂的上午。作为“‘大道乾坤、美丽延川’名家采风团”的一员,与同行乘车来到延川县城南约30公里的杨家圪台镇古里村东南侧白浮图寺遗址前一片山岗台地。
       下得车来,环顾四周,第一个感觉是环境与来时所见不同,更与此前想象中陕北高原黄土覆地、疾风如矢、沙尘蔽天的景况形成巨大反差。尽管周边仍分布着沟壑丘岭,却像卧虎伏兔,无碍视野,平坦开阔,远山近岭披着一层绿色植被,植被上布满了延川特产枣树并间杂着一些其它的果树和叫不上名字的树木,与中原腹地的秋天颇为相似。惊诧间,导游大声道:“大家向两边远处看,左边的高山是青龙,右边的是白虎,按古代风水学的理论,此处乃卧虎藏龙之地,一代枭雄赫连勃勃的陵墓就在前边,大家随我去探视一番吧。”

陕北延安延川县境内的嘉平陵

       众人沿一条青砖铺就的小路向前走着。广阔的山岗台地草木茂盛,看似野生的芦苇,实则是一种叫做寒芒的植物成片地生长着,高过人的膝盖,花序如棉花球般随风摇曳,与簇簇野花连成阵子形成一波一波的花海。此时,极目暸望,黄沙尘烟已无踪无影,蓝天碧野,风卷云舒,远山近景,满眼丛绿,秋风徐来,郁香满袖,此处确是一块天造地设的风水宝地,即是一个不懂风水的人,走在这开阔的山岗台地上,也能领略山川草木扑面而来的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气象与浩浩荡荡的威势。

残存的嘉平陵封土堆一侧

       风吹草摇中,一个高大的土堆突兀地横在面前,形似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圆形毡庐。土堆裸露的部分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座人工建筑,只是经过千年的风雨剥蚀已经残缺不堪,大部分黄土裸露在外,像一根孤零零立于黄土高原腐骨朽木等待最后一阵狂风卷起黄土把它催折掩埋。残存的土堆四周长着一些叫不上名字的灌木,上半部长满了酸枣树,蛇与蜈蜙状的黑黄夹杂的树根在土堆上盘旋伸张着,杂乱中透着荒凉和几分恐怖气氛。
       据导游说,这片开阔台地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山岗,因为这座山岗太大了,如同巨象卧在青龙白虎中间,大家走在上面不再感到是一座山,只认为是一个高大宽阔的平台,而这个平台上有肥沃的土地供给草木庄稼以养分,看起来更像华北的一块平原。这块平原的两边是河流,河水蜿蜒流到不远处的黄河湾,形成一个山环水抱的态势。左右是高大雄壮的山峰,南北通透,无高山遮当,天气好的话,站在山顶能看到30公里外的的延川县城。台地上原有陵墓七座,气势浩大,树木成林,很有皇家园林的派头,后来剩了两座大封土堆,其它几座随着风雨冲刷越来越小。上世纪50年代,人民公社与生产队成立不久,一座大的和五座小的封土堆陆续被当地农民铲平种上了庄稼,如今只这一座龙头墓堆于风雨中苦撑待变。据延川县文化文物部门测量,这座残存陵墓的封土高10米,底径17米,周长约60米。土堆前有一石碑,正面上书:嘉平陵碑记,背面镌刻陵寝主人生平简介。

       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要说在华夏人民心中扎根并有名气的古代帝王,除了远古的三皇五帝,还是要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外加头上扎着一根猪尾巴辨子,整天晚上不睡觉,伴随“喳、喳”之声在电视荧屏里窜来晃去的大清王朝的几个皇帝。如果提到我眼前的陵墓主人,恐怕大多数国人都会感到陌生,毕竟这个叫赫连勃勃的人与他创立的国家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风尘中,如同黄河乾坤湾中一个腾起跳跃的浪花,仅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消失了。
       据可考的史料载,赫连勃勃,字屈孑,祖籍山西,匈奴族。生于381年,其父刘卫辰曾为前秦西单于,被拓跋魏杀害后,赫连勃勃遂南行投奔后秦姚兴,任后秦持节安北将军,据守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之北)。
       407年,赫连勃勃杀死其岳父没亦干,收编其部卒立国为王,自封大单于,定国号为大夏,年号先后为龙升、凤翔、昌武、真兴,改刘姓为赫连氏。413年修筑统万城(陕西榆林地区靖边县北白城子),定为国都。都城起名统万城,取“统一天下,君临万邦”之意。控制今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宁夏北部和甘肃一部。418年攻占东晋长安后,大单于随即改称大夏天王,改国号为夏。一度在中原称雄,强极一时。自407年起,赫连勃勃在位18年,于425年8月病死在统万城永安殿,随后葬于嘉平陵,享年45岁。

       纵观这位赫连勃勃大王非凡而又短暂的一生,可谓一言难尽。他机敏勇敢却生性残暴,为争取民族生存空间不惜身家性命,又对同族杀戮无度。凡为他制造兵器的工匠,完成后必遭杀戳,死者无数。此人的性格除了暴虐还有些变态,经常独自立于城头野岭,手执弓箭,见不顺眼者,辄杀之,臣下进谏,视为诽谤,先割舌头而后杀头。就是这么一个混球式人物,却在历史的大激荡大混乱中,开辟出一番辉煌事功。417年东晋围长安,后秦姚泓投降国亡,赫连勃勃乘刘裕还军东返时南下关中,一举占领长安。418年,这个混球即帝位于霸上,改元昌武,又改为真兴,仍定都统万城,长安为其南都,命太子赫连璝镇守,并封连璝为“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等官职。几年后,赫连璝专横跋扈、气焰嚣张,很是不把这位并不老的老爹放在眼里,赫连勃勃厌之,预谋废掉赫连璝另立太子,赫连璝风闻后起兵造反,被其弟赫连昌率军击败,斩首,赫连昌成为新的太子。425年,赫连勃勃病死,谥武烈皇帝,庙号世祖。赫连昌继位。427年,北魏攻取统万城。次年,赫连昌被擒。431年,夏亡。

       二

       站在赫连勃勃陵前,自然地对这位墓主人和他生存的时代以及这个短祚皇帝世俗功名与死后的历史地位产生兴趣,除了听导游解说,还不时向同来的学者询问。交谈中,一历史学家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秦始皇留下了万里长城,项羽留下了阿房宫的灰烬,曹操留下了七十二疑冢,成吉思汗留下了几把射雕的长弓利箭,朱元璋留下了活扒人皮制度,朱棣留下了故宫、长陵,赫连勃勃留下了一座统万城——堪比于古希腊神庙的建筑……历史家此时的比喻在有些人听来觉得刺耳或认为不太贴切,但这无关要紧,重要的是这位陵墓的主人赫连勃勃留下了一座伟大的城池确是“此言不虚”。
       据《魏书·铁弗刘虎传》、《晋书·赫连勃勃载记》等史料记载:413年赫连勃勃以叱干阿利为将作大匠,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水之南营建都城,明曰“统万”。“阿利性尤工巧,然残忍刻暴,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这个记载与民间传说颇为相似,赫连勃勃以其亲信叱干阿利统领,先把黄土高原的泥巴一块块炒熟蒸透,尔后按计划营建。这座蒸土城垣经历了最残酷细致甚至有点恶作剧或曰不怀好意的质量检查,如果检验者拿铁锥刺入墙壁一寸,筑城的人就要被杀掉并把血尸一起筑入墙内。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一千年后,世人发现这座由无数血尸绞拌黄土而建成的城垣真的如铜墙铁壁,坚固的可以当磨刀石来砥砺锐器。

       统万城的营建历时六年之久。建成后,由秘书监胡义周执笔作赞文一篇,文中有“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之语,尽管是夸大粉饰,但城廓之宏大坚韧,在当时的中国北方无其右者。高大璀嵬的城墙接地连天,城内则是“华林灵沼,重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园”,一派舒适豪华气势。此时的统万城无论在规模、布局及建造方法等方面,均列世界建筑艺术前茅,而其战略地位则为大夏国的立足与延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统万城无疑是那个时代中亚、近东乃至远东地区历史上最嗜血的城市,也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城廓之一。今天,这座雄伟壮阔的王城虽已破败,但仍属保存基本完好的唯一的早期北方少数民族王国都城遗址。遗址白色墙体,林立的马面,高耸的角楼,独特的“祟台秘室”结构和雄伟的宫殿楼观遗址,清晰地勾引出这座以“一统天下,君临万邦”之意而命名的大夏国都城的轮廓和规模。1996年,统万城以其独特的价值和历史地位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赫连勃勃如此看重都城的营建并创下了那个时代世之罕匹的修筑业绩,那么,他对自己永久的栖息之所──陵墓地宫与陵园的修建会如何筹划兴建?他的陵墓在那里?长眠的地下玄宫是怎样的奢华气派?眼前这一堆黄土埋葬的真的是一代雄主──武烈皇帝之陵吗?
       历史留给世人的一个事实是:说统万城易,讲嘉平陵难。赫连勃勃葬地,史载不详,有明确记载的是,425年八月,赫连勃勃结束了残忍奢血,奸雄、枭雄、英雄“三雄”混杂的一生,死于统万城永安殿,随后被葬在嘉平陵。带有传说的轶闻是:继位的赫连昌发民众二万五千人凿嘉平陵,耗费了大夏国巨大的人力物力。陵成,又以七千人修缮位于契吴城的祭庙,祭祀时杀骏马数千匹。赫连勃勃入葬时,除了珍宝与美女,还有大量绝冠于世的刀枪剑戟等兵器和无数慓悍善战的卫士,而这些卫士与美女都是活着被一个个强行架入阴冷的地下宫殿,伴着哀嚎哭叫撞击之声封于门内,这一批身壮貌美的男女,就此与他们生前的主人长眠于三尽黄土之下。
       《陕西通志》卷二十八《祠祀一·寺观附》载:“延安府延川县白浮图寺在县南六十里寺前七壕相传赫连勃勃葬此。”清嘉庆《延安府志》载:“赫连勃勃疑冢,在延川县东南六十里白浮图寺前。有七冢,相传为夏王疑冢云。”冢北200米处为白浮图寺遗址,《延绥揽胜》载:“白浮图寺,在(延川)城南七十里处,相传赫连勃勃葬地。”据说,赫连勃勃的后裔在此建起一座白色浮图寺。寺前的台基上先后安葬了赫连勃勃的后裔,共有7冢,到明代只剩下2冢,当地人称为双冢山,延川县志称其为“双峰横黛”,一度成为延川八景之一。这个陵墓群北临交口河水,东西南三面环山塬,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明代后所存二冢间距18米,呈椭园形,高10米,长径17米,短径9.6米,周长60米。冢北200米处为白浮图寺遗址。与陵墓群一样,白色浮图屡遭劫难,寺在文革中被彻底毁坏。近年村民又在原址建起一座简易庙宇,1991年9月延川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妥善保护。

点评

北宋淳化五年,即公元994年朝廷下诏毁统万城,考古发掘时发现宋代地层遍布木炭灰层,西门也是毁于宋代。护城壕也是沙层中挖出后夯土筑制,考古发现是干壕,所以不叫护城河。--引自该城考古专家邢福来老师文章。  发表于 2017-12-7 19:20
统万城基础建于古沙层之上,夯土所用粘土来自于沙层之下的湖相粘土堆积层。城内有唐代建筑基址,还有五代时期大型建筑夯土台基,推测是党项羌拓拔部李家的作品,即夏州。  发表于 2017-12-7 19:13
去过该城遗址。按:通过采集城垣夯土标本进行化验,查明城土主要成分是砂粒、粘土和碳酸钙。石英即,碳酸钙是生石灰吸收二氧化碳而来的,砂、粘土、石灰加水混合便成三合土。石灰成分以致“其城土色白而牢固”。  发表于 2017-12-7 19:07
“小jie”作为敏感词,是为了封堵黄色广告,当时由本人提出。本文中有两处“导游小jie”,费神找了半天;真是作茧自缚也!  发表于 2017-12-4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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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5 07:3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2-5 07:43 编辑

       最后的匈奴王国大单于(二)
       ──延川访赫连勃勃嘉平陵
       作者  岳南  2013年10月

       三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关于赫连勃勃陵墓所在位置,除了延川县南这一处,还有多种推断和说法,有学者认为延川县境为“疑冢”,真正的陵墓当在统万城之西,推判理由是《元和郡县志·四》载:“勃勃墓在(朔方)县西二十五里,隋置白城镇”。此说一度遭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戴应新先生质疑,认为不可能。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侯甬坚在考察后认为:“关于赫连勃勃陵墓,文献记载七零八碎,根据遗址不好判断。”
       尽管不好判断,总有好事者非要作个判断,如陕北榆林地区的民间考古人士呼立涛先生,历几十年在榆林内外上下求索,声称自己发现了赫连勃勃真正的陵墓,“其所在的陵区以榆林市榆阳区麻黄梁乡为核心,足足有200平方公里,超过了欧洲小国列支敦士登的面积。”呼林涛认为,此地比较符合阴阳风水八卦说,是正宗的帝王陵墓修建之所。此一说法尽管新颖,但没有得到学界共识,其真伪仍然只有万能的上帝知道。

       就在呼立涛宣称的大发现得到媒体关注之时,又斜空里劈出一个方家沟说。这个方家沟在哪里呢?位于今天的甘肃省镇原县境内。此地是一西安学者姚文波氏的老家,据他说在自己回老家时听到人们说起“黑脸天子坟”,姚氏根据这个传说查考当地史志,终于在《重修镇原县志》中的《揖志》部分找到了蛛丝马迹:“赫连勃勃墓地位于县南二十里,在南川方家沟坪枕头山下。冢极高大,几与周围之山捋,俗呼黑脸天子坟。”姚氏认为当地人称的“黑脸”即“赫连”谐音,于是认为方家沟之坟即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赫连勃勃真正葬所──嘉平陵。
       对于这一说法,学术界并不认可,有研究者指出赫连勃勃主要创业区在统万城,其陵墓也当在周围不远处,若搬到甘肃或者延川等地,不太可能,加上古代运输困难,交通偏远,将一个死人搬来搬去,不太符合常理。甘肃境内可完全排除,就存疑的延川县地理位置看,距统万城直线距离近二百多公里,当时从统万城至延川最便捷的一条路是沿无定河谷地经米脂、绥德、清涧到延川,这样下来有三百多公里,以当时运输条件,如此长距离运送灵柩极为困难,正如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戴应新在《大夏统万城址考古记》一文中提出的质疑:“去统万城近三百公里,失之太远。显然不是。”于是,有好事者推测延川县白浮图寺的墓葬应该是赫连勃勃的太子赫连璝墓。

       以上诸说,似各有其理,但细一考究,可挑剔的地方仍然不少。古代帝王埋葬之所,主要看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综合情况而定,决然不以距离首都的远近为宗旨,从秦始皇帝时代向下推延,咸阳离临潼始皇帝陵70多公里,开封离巩县宋陵墓群达200公里,北京至遵化的清东陵、易县的清西陵分别为125公里。由此可见,帝王的陵墓与活着时候所在的都城距离并无定数。既如此,大夏国时代距统万城200多公里的延川县境作为赫连勃勃的陵寝之地,是说得过去的,无论从那个方面衡量都未出大格,何况既然儿子的陵墓安放此处,老子的陵寝又何以不能呢?如果说其子的死地与延川为近并就近入葬,那么这一地七巨冢的陵墓群又作何解释?如果不是祖陵在所,还会有其他的眷属子孙埋葬于此吗?

       据南都记者高龙先生说,他于2012年夏天到延川县嘉平陵所在地界查访时,与当地一个叫杜成谅的60岁村民遭遇并闲聊过。杜告诉说,大约1974至1975年,台地上的七座陵墓陆续被盗墓贼掘开,出现了硕大的盗洞。有的盗洞位于陵墓顶部,有的位于陵墓侧面。附近好奇的村民排着队,从盗洞中跳下最大的那个陵墓去窥探。杜成谅也跳下去过,虽然是大白天,但墓穴里漆黑一片,拿着手电筒,他发现这个墓穴是一个被埋在地下的陕北窑洞,只不过窑洞不是用石头砌的,而是用大的砖砌成,砖缝用白石灰粘合。地下的窑洞有两米多高,三米多深,比一般的窑洞巨大。上来后,除了感叹墓穴的巨大,杜成谅很失望:里面什么宝贝也没有,连泥土都被清空了,所有的秘密被盗墓贼掠夺一空。
       杜成谅说的这个墓穴很有些像山西太原的娄睿墓。1979年,考古人员在太原市南郊区王郭村清理挖掘的娄睿(531~570年)墓,是中国北齐时代考古的重要收获。墓主是北齐东安王,葬于北齐武平元年,共出土各类随葬品870余件,其中陶佣占600余件,其形态、服饰和制作方法均有特色,而该墓最大的收获则是发现了中国艺术史上罕见的北齐壁画,弥补了北齐美术空白。

  娄睿入葬的时间比赫连勃勃入葬晚了145年,亦不是同一文化系统之人,二者的墓穴构造和陪葬品当然不可能相同,但共同作为在西北地区建立国家的帝王级人物,怕是相同的地方也不会少,从娄睿墓中出土的器物可以推断出赫连勃勃陵墓地下宫殿的大概,至少能得到一些启示。据杜成谅说,附近村里的老人们一直听闻,山顶上埋藏着一只金绵羊,还有满石槽的金元宝。在陵墓旁边的空地上,杜成谅曾发现过两截小腿骸骨,“比现在人的小腿长得多。”当地传说,赫连勃勃被埋葬在此地后,修陵的工匠和埋葬他的人都被杀掉了。大约1967年,在陵墓北边不远处白浮屠寺旁边,杜成谅看到盗墓贼挖掘出近二十具死人骸骨,但没人知道他们是谁。

嘉平陵一侧发现的盗洞

       关于这位杜成谅村民的话,不能不信,但不能全信,比如盗掘之事,我与采风团的其他成员亲眼目睹了这座陵墓东侧、封土堆的中部位置一个周长约1.5米、深不见底的大型盗洞。由这个盗洞的位置反证杜成谅所说“盗洞位于陵墓的顶部”值得商榷。根据我几十年对考古与盗墓史的研究,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凡是盗墓者都从墓穴的侧翼打竖洞,或在远处打横洞再插入地宫和棺椁内部,很少有盗墓贼直接从陵墓顶上往下打洞,这样做的后果除工程量加大,严重的是封土失去承重点,不断塌陷,对盗掘形成天然的干忧。而从侧翼或远处打洞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至少没有打顶洞严重。因而杜成谅之说值得怀疑,要么他是看错了,要么是记错了,要么是没有看到而据传闻弄错了。
       同时,杜老汉所说1974年开始引起盗墓贼注意并连发七冢,似不准确。这并不是说没有封土的墓葬,盗墓贼无法找到或没有兴趣,而是强调1974年还在“文革”时期,阶级斗争观念仍很炽热,社会治安管理严格,每村都有民兵甚至是携枪的“基干”民兵站岗放哨,盗墓贼不会前来连发七冢而未被发觉或捉拿归案。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当时还没有所谓的“改革开放”,国门没有打开,即是盗出文物也难一找到买家出售,真正开始文物大走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

嘉平陵不远处的山脉与黄河走势。王久辛摄并诗:俯瞰黄龙走,却是天在奔;扑入胸臆水,原是我纵横。

       面对眼前这座历千年风雨而残存的陵墓封土与封土旁的盗洞,结合当地人文地理与史料记述并我本人几十年对陵墓考古与盗掘的研究,可以断定,这仅存的封土下方的宫殿或者墓穴内,遭盗数次,珍贵易存的陪葬品几乎全被盗空,其它六冢的命运同样如此,这是一个大不幸。但是,尽管七冢屡遭盗掘,并不防碍研究者用其他的方法和证据来考证这座陵墓的真伪,确切地说是赫连勃勃嘉平陵的真伪,并相应地进行研究。仅就地理位置和环境论,我认为嘉平陵最有可能、也最有理由的所在就是此处这座孤堆。
       晋代著名学者郭璞所著不朽名著《葬书》,以及这部大著中所说的“三年寻龙,十年点穴”和“穴者,山水相交,阴阳融凝,情之所钟处也”等点穴之道,与此处的位置环境颇为相合。而古书上所谓“山环水抱必有大发者”,我想指的就是类似山川景物,套用古代堪舆学理论,近景为“形”,远景为“势”,此处的远“势”为左右挺拔绵长的青龙、白虎山,近“形”为秀丽葱郁的山岗台地。而这山岗台地又与两座远山相通的峡涧近水相连,形成一个若即若离的浩大威严的整体。如此峰回路转层层叠叠,山势与水流揽抱的高岗台地便具有了多层生命勃发的生机。而层层峰谷、山岗与峡涧中的节节流水交相辉映,形成了堪舆学上的“节数”。《天宝照经》有云:“节数多时富贵久,一代风光一节龙。”此谓真正的“龙脉”所现,更是天造地设的建陵修墓的上乘吉壤。所谓“天地有大美者”,正在此处,如果当年赫连勃勃不把他的陵墓建在这个山岗台地上,才是让我们今天的人类感到不可思议的。

       据介绍,延川县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此处人文环境和文化遗址的重要,正考虑征收附近的土地,统一规划为赫连勃勃陵墓旅游区,同时兼及黄河乾坤湾地带,形成一个综合性旅游大区。在我参观考查的一点感想中,旅游是好的,也是重要的,只是借这篇小文结束时提醒一句:千万不要为了旅游破坏了生态环境与仅存的一点可怜的文化遗址,倘能双方保全,再力所能及地对地上遗址和地下文物采取恰当的保护措施,免遭继续损失和破坏,当地政府则功莫大焉,而躺在这座陵冢阴冷地宫中数度被盗墓贼惊起的赫连勃勃老前辈,也一定庆幸遇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八荣八耻”“两个务必”,“群众路线”盛行,且流风所刮遍及宇内的大好时代,在放声高歌累了的时候,可以放心地睡个安稳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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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6 00: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2-6 00:43 编辑

       美国总统在兵马俑前的恐惧(一)
       作者  岳南  2014年7月

尼克松在中国的万里长城上

       1985年9月5日,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博物馆突然接到陕西省外办的电话通知:“美国原总统尼克松要来秦俑馆参观,他已经身患重病,这可能是他一生最后一次访华。尼克松曾为中美建交做出过努力和贡献,现在他虽然不再是总统,但我们还是按国家元首的最高规格接待。务必做到热情、周到、细致、安全……”博物馆方面自是不敢怠慢,立即进入了紧张的布置,并特别请馆内顶尖的资深讲解员马青云为其讲解。

       36年前的1949年8月5日,就在中国内战到了最后时刻,国民党弃南京逃亡西南且败局已定之时,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书中详细叙述了抗战后期至1949年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及其逐步失败的过程。中共中央闻听立即做出反应,认为“白皮书”是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并予以反击。自此宣告了中共建国后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奠定了建国后在中共领导和宣传鼓动下,全民性反美、仇美的政治情感和生活基调。美国则极力否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执意拉扯着已逃亡台湾的日趋没落的蒋介石政府结伴前行。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与台湾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联系日益加强,美台关系进入了所谓的“蜜月”时期。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出任新一届美国总统,他任命了坚决反共的杜勒斯为国务卿,出于从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战略考虑,美国政府决定进一步密切美台关系。11月10日,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访问台湾,代表美国政府向蒋介石传达美国的政策。3年之后的1956年7月,尼克松再度访台。尽管仍为副总统的尼克松并不太喜欢蒋介石的性格和作派,但美国在战略上还需要台湾,只是此时台湾今非昔比,所占的重量越来越轻罢了。

1966年7月,尼克松第二次访台期间,蒋介石/宋美龄夫妇陪同视察金门防务

       随着中共与苏联“老大哥”反目成仇,中华民民共和国受到了来自美苏两个世界超级大国的打压,面对“苏修”与“美帝”棍棒加大炮的双重威胁,中共领导人痛定思痛之后,做出了逐渐与美国和解的战略性抉择。在中美关系即将冰释的前夜,精明的周恩来暗示中国的科学界,要作好与美国接触的准备。他认为与美国打通关系,其意义不只体现在政治上,同时体现在科技和经济上,中国将会获得高新的技术来补充自己的不足,以便更快地实现现代化。
       此时的美国方面自1969年尼克松出任总统后,由于在越南战争中美军陷入泥沼难以自拔,加上苏联扩张势头加快,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也逐步有所改变,尼克松还透露了愿意同中共接触和会谈的信息。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曾写过《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时,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并愿意同他会谈。

       1971年4月10日,原在日本名古屋参加比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应邀来到北京。两天后,中美乒乓球队在北京进行了一场友谊赛。14日,周恩来亲自出面接见了美国代表团成员,并说道:“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美国人民,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这次比赛,标志着轰动一时的“乒乓外交”由此开始。
       同年7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飞临北京与周恩来会晤,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基辛格说美国准备逐渐减少驻台的军事力量,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基辛格保证通过谈判解决越南战争。会谈中,周恩来着重谈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阐明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与蒋介石打成的条约无效。同时特别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尊严,只有把你们所有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不剩,这就是最大的荣誉和光荣。会谈结束,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美国应当重新做人等等。周恩来与基辛格商议起草了公告稿,毛泽东审阅后表示满意。双方商定尼克松在1972年春天访问中国。基辛格临行表示,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

尼克松快步走来,与在机场迎接的周恩来总理握手

       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中美政府同时向外界发布了令整个世界为之震动的公告。尼克松总统亲自到电视台向美国人民宣读了公告,公告明确提到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抵达中国。当他走下北京机场飞机舷梯并伸出那只有力的大手时,快步迎上来的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中美两国25年没有交往了啊!”两个小时后,在中南海一间普通的书房里,尼克松、毛泽东两位巨人的手又握到一起——中美关系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言合

       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指出“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中美双方在上海联合发表的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了20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尼克松本人也因此被视为“中国人民的朋友”。
       中国人民是讲情谊的。时隔4年整,即1976年2月21日,已经下野的尼克松以私人身份应邀访华时仍受到了国家元首般的待遇。到机场迎接他的为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姚连蔚、外交部长乔冠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以及各界人士350多人。第二天,因年事已高而很少会见外宾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破例接见尼克松,两人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在会见之前,尼克松向主人赠送了一件由美国新泽西州波姆陶瓷艺术中心烧制的礼品——两只栖息于树枝上的雏鹰,以示纪念。

       尼克松此次虽然以私人身份访华,但作为刚刚卸任的美国总统,其行为必然带有官方色彩。2月25日,他在举行的答谢宴会上曾做了这样的致词:“我们不得不说,当我们决定架设或者说开始架设这样一条跨越鸿沟的桥梁(指中美两国建交)的时候,这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有人认为几乎不可能。但如同毛主席所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因此当我们想到他这些话时,当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就敢于攀登,我们就开始架设这座桥梁。我们在上海公报中提出了这座桥梁的蓝图,我们在这项巨大的工程中取得了一些进展。它还没有完工,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我们决心要把它完成。我们必须完成它,决不能失败……人们常常说,只有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才会面对伟大的挑战,如果他们不能面对这样的挑战,他们就不是伟大的了。但是,我们是不会失败的,中国和美国都不会失败,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担负着使命,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建设一个新世界的过程中设法共同努力。在这个世界中,所有的国家不分大小,都有机会选择自己独立自主的生活,并在不必担心任何侵略的情况下生活,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因此,在结束今晚祝酒的时候,我要说,我们已经开始架设一座巨大的桥梁,这座桥梁一头在加利福尼亚,另一头在北京的天安门。我们在架设这座桥梁的时候,将牢记这是一座建立在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伟大的美国人民之间的互相谅解、互相尊重和持久的友谊的桥梁。” 尼克松此次访华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再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源于这样的政治背景和深厚情谊,当尼克松于9年后的1985年再度踏上中国土地的时候,仍然被视为“中国人民的朋友”而受到各方面的尊敬与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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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7 01:4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2-7 01:49 编辑

       美国总统在兵马俑前的恐惧(二)
       作者  岳南  2014年7月

       9月7日上午,尼克松一行20多辆车驶进秦俑馆。尽管尼克松的这次来访远没有早些时候正在总统任上的里根总统那样气派和威风,但场面布置和各方人士的热情却毫不逊色。此前秦俑馆与有关方面考虑到尼克松本人的特殊性,在诸多方面都作了周密的部署,但意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
       尼克松的轿车一进入馆前的广场,就被中国闻知的游客围住,使他无法走出车门。负责警卫的公安人员和武警官兵迅速挤进人群,将车门拉开,尼克松才得以走了出来。
       “总统好!”有人在人群中高呼起来,尼克松愣了一下,没有听懂对方的语言,但他从人们透出的热烈、激动、敬慕的眼神中,立刻意识到这是中国人对自己的亲切问候。他原本有些严肃的面庞立即布满了笑容,潇洒地举起右手挥动着,喊出了同样令多数中国游客听不懂的问候:“Ladies and gentlemen!”(各位女士、先生们好!)
       人群越来越靠近尼克松,机警的公安人员和武警战士迅速排成人墙,堵住人群,给尼克松闪出一条狭窄的通道。尼克松挥动手臂,在工作人员的护送下来到接待室。
       “非常抱歉,刚才的秩序有些混乱,请总统先生谅解。因为您曾经为中美建交做出过巨大贡献,中国人民一直对您十分尊敬和感激,在中国,就是普通的百姓也熟悉总统先生的大名并怀有深深的敬爱之情。”中方陪同人员向尼克松做着解释,以免引起误会。
       尼克松显然被刚才的场面和陪同人员的解释所感动,他稍微抬起右手,微笑中透着真诚地说道:“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我表示深深的感谢,请代我向广场的人民问候。”
       尼克松预定在接待室的时间一闪即过,由保卫人员护送,走进一号兵马俑展厅。

兵马俑一号展厅

       面对整齐威武、博大壮观的兵马俑军阵,尼克松脸上的笑容消失殆尽,闪亮的眸子静静地注视着坑中的一切。突然,他转向身边专门为他讲解的马青云问道:“美国有哪些总统来看过兵马俑?”
       “第一位是副总统蒙代尔,时间是1979年8月;第二位是总统卡特,时间是1981年8月;第三位是里根总统,时间是1984年4月;您是第四位光临秦俑馆的总统。”马青云流利地回答。
       尼克松轻轻点头:“这的确是个神秘而又吸引人的地方啊!”他的声音很小,似乎是在说给自己听。脚步很轻很慢,似乎怕惊动这支地下伏兵而杀将上来,使自己遭到不测。他的面庞没有笑容,神态严肃而沉重,内心分明被这威严的军阵气势所震撼。
       “十几年前,我来到北京,当我第一次登上八达岭长城的时候,我就曾说过那是一座伟大的建筑,人类文明的奇迹,地球的标志。今天见到了秦代兵马俑军阵,它给我的感受和长城是一样的。”尼克松仍在自言自语,声音小得难以令人听清。
       其实,他对登长城的感受只是说出了表面的—部分,而潜藏在背后的含意则是:“美利坚合众国面对的是一个世界历史上最有潜力的对手,因此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同中国搞好关系。”
       透过尼克松那双深沉、凝重和略带惊觉的眼神可以窥测到,面前的兵马俑军阵给他的震撼要比长城给予他的感受更为沉重和丰富。

       按有关方面的规定,尼克松的参观程序,一切按此前接待里根总统的规格和方式进行,只是由于游客不断地向这位美国前总统高声问候,接待人员不得不几次停止讲解,尼克松也几次停止观看,40分钟的预定时间悄然流逝。
       尼克松来到接待室与博物馆接待人员作最后道别,工作人员递过特制的留言簿,请他签名留言。尼克松满怀激动之情,写出了或许在心中酝酿了几十年的深刻感受: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参观中国的过去,也有机会看到中国的现在,而且意识到未来中国的潜在力量。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来一百次也不能对它全面了解。
       尼克松谢过博馆工作人员,走出接待室,广场上的游客没有散去,他们已在这里待候了40多分钟。
       尼克松又陷于人群的包围圈。广场上的游客越聚越多,形成了人的海洋。尼克松像一只孤独的小船在无际的海洋中颠簸、漂荡。
       “总统好!”人群又开始高呼起来。
       尼克松挥动着右手,紧跟保卫人员前行,寻找自己的轿车。
       恰在这时,一个美国旅游团来到秦俑馆广场,几十名男女游客见到尼克松,也向人群挤去,尼克松面前又出现了令他熟悉而亲切的乡音:“President Mr. Nixon!”(尼克松总统好!)

尼克松被困秦俑馆场景

       尼克松被保卫人员簇拥进轿车,人群潮水样拥堵在车的周围已无法开动。黑头发、黄皮肤,白皮肤、黄头发,不同的种族发出了相同的声音:
       “President Mr. Nixon!”(尼克松总统好!)
       保卫人员不停地驱赶推动人群,轿车缓缓启动,尼克松此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突然推开车门,悠地钻出半个身子向人群招手致意。此时的他清楚地看到,在欢呼的人群中有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深受感染的居克松终于控制不住感情的闸门,眼窝渐渐发热、发红。他猛地钻进车中,关上车门,仰躺在后背上,想尽力掩饰那双湿润的眼睛,但泪水还是悄悄地涌了出来。
       1972年,当尼克松总统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历史性的握手后,在返回美国的专机里,尼克松曾为飞机着陆华盛顿之后,美国两党和公众对自己的访华行动所采取的态度而烦躁得脸色发青,差点昏倒在座舱内……
       但是,具有长远政治眼光和超人智慧的尼克松总统的得力助手基辛格博士,曾说了这样一句话:“未来将比现在更公正地对您此行作出评价。”
       历史证实了基辛格当年的论断。随着时间的流逝,尼克松为世界和平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已被后人重新认识。
       尼克松在中国秦俑馆的一幕,便是对这位历史伟人功绩的生动而形象的评述。

       当然,秦俑博物馆之行,使尼克松对中国这个神秘的地方多了一层了解的同时,也使他的政治眼光和外交智慧得到了飞跃式的提升,并能够更加熟练地运用孙子兵法分析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
       他在自己撰写的著作《真正的战争》中,一方面引用《孙子兵法》中的“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和“兵贵胜,不贵久”等警言,以此来检讨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旷日持久而难以取胜的战争;另一方面,他主张在激烈动荡的国际竞争中,更要运用《孙子兵法》所说的“以正合,以奇胜”的策略。尼克松对此的解释是:“正”即平常的、直接的力量;“奇”乃异常的、间接的力量。“正”与“奇”两者应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同时运用“正”与“奇”两者乃是“制胜之道”。其具体实施方案是,“以正合”,就是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去对付苏联的军事力量,这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而下一步“以奇胜”,则是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微妙、更需要下功夫和费时日的步骤”。
       尼克松在后来的另一部著作《不战而胜》中,更是大量运用《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分析和展望国际形势,论述如何以巧妙的策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令世人所看到的一个事实是,自越战之后美国在对外用兵策略中,基本遵循了这条原则,除非万不得已,才采取孙子兵法所谓“攻城为下”的策略,动用大兵与重装武器攻坚夺垒,开始真刀真枪地争夺搏杀。即便如此,在具体的战术中,仍没有忘记“正”与“奇”的巧妙配合,轻而取胜的海湾战争、轰炸南联盟、摧毁塔利班人渣集团、活捉臭狗屎一样的恶棍霸主萨达姆等等,便是活生生的事例与历史明证。

点评

恐惧?震撼还是准确的,真实的历史与文物,现实的文明与力量,中华接纳并消化共产主义思想正是基于古老文明的优秀传统,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发表于 2017-12-7 19:03
老船长,营养的东西我拿走,糟粕的东西我会扔掉的,没事的,我相信来您这的人都会有这个觉悟。  发表于 2017-12-7 11:40
动静兄所言甚是。他这个年龄,在西方文化大肆入侵的时候,还没有抵御能力,中毒很深;当然,主要还在于本身的综合素养。有些太过分的文章我就不转了,这篇还可看看,但透露出了一些微妙的东西。呵呵~  发表于 2017-12-7 11:02
感觉岳南的思想有被西方文化殖民的迹象  发表于 2017-12-7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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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8 01:0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2-8 01:34 编辑

       牧野之战发生年代最新解密
       作者  岳南  2014年7月

       武王克商之年已有44种说法

       周武王率大军伐商纣王,并一举攻陷商朝都城朝歌,逼得商纣王自焚,商朝灭亡,周朝建立。史称武王克商,武王伐纣,或牧野之战。
       牧野之战或称武王克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无疑是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线。从年代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一分界线的推定,对其前的夏商而言,是其总积年的起点,对其后的西周来说,可直接影响到列王年数的估算。因而这个定点的确立,被誉为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环。
       传世文献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比较丰富,但是,武王的军队何时出征,决战的鼓声何时敲响,鹿台的大火何时点燃……传世文献对武王克商这一事件的记载虽丰富但不完整,而且真伪难辨,甚至相互抵牾,从而造成历代学者对材料的理解各不相同,推算时所采用的方法、角度也大相径庭,所推出的结果也就有了很大的悬殊。
        1996年5月启动的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集结了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学等不同学科门类二百余名专家学者,专门设置了“武王克商之年研究”这一课题。经过近十余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解决了一历史纪年中的疑难问题。
        在此之前,关于武王克商之年到底有多少种说法,一直难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有的说共23种,有的说共28种,一般认为最多可到30多种。在这30多种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只看到引文而不见原文,这就使各种说法越发变得扑朔迷离。通过彭林等学者对国内外文献的搜集和发掘,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已达57篇,共有44种关于克商之年的说法,其中日本学者7种,美国学者7种,英国、瑞典、韩国学者各1种,其他为中国学者的结论。这些结论每一种都来自原作,并非辗转传抄而来,从而成为有关武王克商之年最完备的第一手学术研究资料。
       在彭林的主持下,学者们将搜集到的各种文献,编辑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书出版。在44种说法中,年代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
       显然,以上44种说法,史上真实的克商之年只有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经过缜密考虑和筹划,制定了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分期与14C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缩小武王克商年的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定出一个最佳年代。

       沣西考古新发现

       丰镐遗址是周人建都岐之后的第二个都城遗址。明清以来,许多学者试图查明丰镐的具体位置,但一直未能如愿。丰镐遗址像西方的特洛伊古城一样完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1996年冬天,徐良高等考古人员开始在马王村外的空地处实施大规模的钻探和试掘。最为理想和最具价值的就是后来在考古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著名的H18灰坑。
       武王克商之年就包含在T1第四层和H18灰坑这一年代范围之内。
       14C测年专家分别用常规法和AMS法对以上这组地层中所采集的系列含碳样品作了测定,其中H18第二、三层出土的碳化小米,应是当年生植物,所测年代可以反映该层的真实年龄。利用1998年树轮校正曲线对所测数据进行高精度扭摆匹配,常规14C测年法得出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为公元前1050~前1010年之间,其时间跨度为40年。用AMS测年法得出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为公元前1060~前995年,其时间跨度为65年。

       琉璃河燕国墓地的发掘与断代

        作为周武王最重要的辅佐臣僚之一的召公,受封的领地具体在什么地方,一直是史学界存有争议的问题。从1972年开始,由北京市文物部门组织的考古队在琉璃河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证明琉璃河就是召公的始封地。
       琉璃河遗址M1193墓葬椁木保存良好,经常规14C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015~前985年,这个数值为西周始年的推断提供了参考依据。
       根据琉璃河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数据的中值推定,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不会晚于公元前1020年。

       武王征商簋的面世

       1976年3月上旬,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的农民在搞水利建设时,从地下掘出了一个铜器坑和一批铜器。轰动学术界的著名的青铜礼器——利簋就在其中。经除锈发现器底有铭文4行共32字,按照古文字学家唐兰的解释,这段铭文的大体意思是:周武王出兵征伐商纣,甲子那天的早上夺得了鼎,打胜了昏(指商纣),推翻了商王朝。第八天辛未,武王在阑师,把铜器赏给有司利,利用来做檀公的宝器。
       铭文所记的显然是周武王伐纣之事。利簋作为这次战争的实物证据,对研究武王克商年代的重要意义则是不言而喻的。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武王征商簋,左是簋中铭文拓片

       从利簋的铭文看,武王克商的这一天正是甲子日,这个记载和许多古代文献所记的干支相合,从而证明文献至少在这一点上的记载是正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题研究成员、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黄怀信,在对铭文作了深入考释后,用白话释解为:“武王向商都发起最后攻击,是在甲子日黎明,当时岁星中天。直到天黑,才占了商都。”若以黄怀信的解释,可知利簋铭文前半部分完整地记录了武王伐纣取得最后胜利的全过程。它的价值不仅印证了文献中关于武王伐纣在甲子朝的记载,而且印证了纣王自焚于甲子夕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克纣之日黎明的天象,为推求武王伐纣的准确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天文计算软件推算牧野之战的年代

       江晓原接手“武王伐纣时天象的研究”这一专题后,在他的两名博士生兼助手钮卫星、庐仙文的协助下,采用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新思路进行探索。这种新的思路就是将史籍中已知的16种关于武王伐纣的天象记录全部加以考虑,在逐一进行甄别后,选择相关的天象包括日、月、行星位置,以及彗星、日食、月食、历日(朔、干支)等进行研究。研究思路和方法是:首先把历代学者各种说法中的年代分布,也就是公元前1100~前1000年的百余年范围确定下来,然后把已知的16种天象放在这100多年的时间内进行验算,如果有某种天象在这个时间段内不可能发生,就将这种天象排除。如果计算表明在这100多年的时间内,有些天象虽然可能发生,但却不能用来定年的也要排除。
       按照以上的思路,江晓原与其助手在16种天象中最终确认可以用来定年,同时又是在事先确定的100多年时间段内可能出现的天象共7种。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寻找一个同时符合这7种天象的具体年代。江晓原率领专题组研究人员,采用国际天文学界最先进的长时段计算软件DE404星历表进行推算。幸运的是,计算结果只有一个年代符合上述7种天象的条件。
       最后的结论是,武王于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出兵东征,在出发后的近一个月内,岁星于日出前出现在东方天空。次年即公元前1044年1月3日师渡孟津,6天之后的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在牧野之战中克商。此时牧野当地时间为凌晨4时55分,岁星正位于上中天,地平高度约60度。
       江晓原等研究人员利用全新的思路研究推导出的这一成果和前人相比有本质的提升,完全有理由认为是一次大的突破。但是尚有两点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一是公元前1045~前1044年岁星不在鹑火之次,从记载于《国语·周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说的伐纣天象中可以看出,这个记载包括四条相互关联的信息,这就是“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鼋”。这四条信息的后三条经江晓原等专题人员推算及多重验证,和所得的年代相当吻合。但唯独“岁在鹑火”一条不合,而这一条恰恰是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并认为是不可或缺的。

武王伐纣时的天象图

       学者们提出的第二个不足是,上述研究对《武成》历日的解释采用汉代学者刘歆的定点说,这和已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情况也多有抵牾之处。
       鉴于以上情况,为慎重起见,研讨会之后,“工程”首席科学家决定委托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刘次沅,对“武王伐纣天象的研究”这一专题结题报告进行验算。验算结果表明,武王伐纣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比江晓原的推算结果早了两年。

       最终选定1046年

       从江晓原的研究到刘次沅的验算,所得出的结论分别为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这两个结论仅有两年之差,而2000多年来,关于武王伐纣年代的说法却相差112年。江、刘两人的结论一下将差距缩小了56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性成果。
       从江晓原和刘次沅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两说都落在了14C测年技术所得结果的公元前1050~前1020年范围之内,但这两个结果都无法满足文献所给出的全部条件。因此,只能根据其满足的程度,以及与金文历谱匹配的状况来选定最优解。
       根据“工程”专家组所定的金文历谱,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因一直未发现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也就难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但根据《尚书·金滕》可知,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经周公祈告,次日即病愈,但没有提及武王的卒年。文献记述武王克商后的史事没有一家超过4年以上。东汉学者郑玄在其《诗谱·豳风谱》提出,武王克商后在位4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引日本高山寺《周本记》钞本云,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这一说法与郑玄之说相合,都应为成王元年(公元前1042年)前推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这个年代值其各方面的符合条件明显多于公元前1044年说,故“工程”专家组在经过反复权衡后,将公元前1046年确定为武王克商之年。也就是说,历史上流传甚为广远的牧野之战,始发生于公元前1046年某一个星光照耀的早晨。

点评

周王在莾京的金文记载有数十条,例如《召伯虎簋》:唯六年四月甲子,王在莾 。《训匜》:唯三月既死霸甲申,王在莾上宫。现在推测是渭北原地,很可能就是宗周,即周原,目前已发现了大规模的宫殿、祭祀、墓葬、甲骨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7-12-10 22:56
丰镐遗址早已有定论,相关考古报告也不止一篇了。宫殿基址附近的几处人工湖和河道也有发掘报告的。  发表于 2017-12-10 22:10
赞一个!  发表于 2017-12-8 22:55
木星围绕太阳的周期是12年,所以每年居于一等分。由此上推可知确切纪年。  发表于 2017-12-8 21:41
因原居狮子座得名,但因岁差,现已移至巨蟹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木星运行到巨蟹座。  发表于 2017-12-8 21:34
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这些名称都和星象有关。鹑火是周朝的十二分野之一,相当于黄道十二宫的狮子宫。  发表于 2017-12-8 21:32
岁在鹑火,岁星,指木星。木星古称岁星,古代认为岁星是十二年为一周天,因而把天分为“十二次”,用以表示岁星每年所在的位置;唐代之前是沿着赤道把周天分为十二等分。名称分别为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   发表于 2017-12-8 21:31
断代工程对于俺最大的收获就是,按照中华的考古标准,白皮的那套玩意就是不折不扣的假货,而不是以前俺认为的夸大与粉饰。  发表于 2017-12-8 20:13
岳南的这本书我看了,写的还是不错的  发表于 2017-12-8 10:26
岳南的《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实》一书我是在2001年8月刚发行的时候购买的(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39.2万字,是岳南写得最棒的书之一。  发表于 2017-12-8 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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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8 08:55 | 显示全部楼层

团中央发声追问:扒皮以“古希腊”为幌子的欧洲伪史!

本帖最后由 土木乙博 于 2017-12-8 08:58 编辑
horewlc 发表于 2017-11-27 22:55
船长大大,冰河大大,看了一些败类王八蛋写的什么《天仙觉世录》《跨越三千年的因缘》,说什么我们伟大的源 ...

由这个话题:西方文明,尤其是希腊文明的历史多数是根据神话伪造的想到的近期看到的一篇重磅文章:

团中央发声追问:扒皮以“古希腊”为幌子的欧洲伪史!

诸玄识 何新2017-12-04 · 来源:团中央学校部
http://www.hongdezk.com/wenshidaguan/20171204/190556.html

我在阅读西方有关历史著作的时候,常常很困惑,也很感触,因为,根据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学问的规模和格式的标准去参照西方历史,西方的历史学问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一、我认为,西方历史著作大多是伪作

中国历史历来有信史和野史之分,所谓的“信史”,就是这样的历史著作往往是由那些训练有素的史官或者民间历史学者按照严格的时间空间流行秩序,而对历史过程中的人、事、言的“直言”记载。


中国的“信史”,往往有三个大的特点,一是资料详尽,二是时间清晰,三是强调直言真实。

这样的“信史”与中国历史上早就存在专职的史官和天官制度有直接关系,更与中国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所孕育出来的历法相关,只有那些确立了清晰的时间空间节律理念的民族,才真正可能产生得出相应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观念。


当然,中国历史书籍中也有时代造成的一些神秘理念,但是,这样的神秘和官本位的记载,是符合那个历史时代的认识水平的,其也与中国历史著作的“信史”本质无关,这,是应该区分开来的。


相比之下,西方历史在17世纪之前,犹如茫茫雾霭,或者说是犹如一团乱麻,不仅中国人难以将西方17世纪之前的历史了解清楚,恐怕连西方人自己也是永远说不清楚自己17世纪之前的历史的!


笔者常常感到奇怪,中国近几十年来所编篡的“世界史”中的“西方历史”章节怎么会那么富于逻辑条理?而且,这些“西方历史”怎么就和中国历史典籍一样,时间、空间和人物及其事件的脉络是那样的清晰和“真实”?


这,到底是西方历史本来就如同中国历史那样清晰可信,还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历史学者误入了什么套子呢?他们是否是在使用中国的历史定式和思维框套去编篡了“西方历史”呢?


而事实上是,西方的所有历史著作,在描述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往往有两种情况:

要么,就象18世纪末期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3)那样,可以在不引证任何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就几乎凭空杜撰出了厚厚的几大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要么,就象18世纪法国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6)那样,在自己的《风俗论》中,仅仅对欧洲中世纪以前的历史做一种很模糊的简单介绍。


那么,伏尔泰和吉本的各自历史著作,到底谁更严谨呢?应该说,伏尔泰更严谨!

因为,在18世纪,各西方民族国家的图书馆中,要么,就只有阿拉伯文和罗马文的历史残本(这个情况,美国的历史学者汤普森(1869—1941)从严谨的角度,在自己的《历史著作史》一书中对西方历史上的各种历史著作做了考证和介绍,根据他的研究,西方历史上的历史著作,大多就是些残篇残本,或者就是西方基督教会的杜撰本);要么,就只有圣经和荷马史诗这样的“神说”;要么,就只有基督教会里的各种明显杜撰的历史文献。


所以,西方的历史在当时还基本局限在基督教的说教中和民间的传说中,并无真实可信度可言。

西方社会开始进行“信史”研究,仅仅始于19世纪,与西方考古手段的科技化直接相关,这就如同汤普森说的那样:“在19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中,关于希腊时代以前的世界史,人们并不了解任何新情况,直到19世纪初。罗素塔石刻才提供了一把辨认古代埃及及象形文字的钥匙。这个著名的石刻是1798年跟随拿破仑到埃及去的法国学者发现的。”(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 P 3 商务印书馆)。


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关于欧洲中世纪以前的真正的“信史”研究,是从拿破仑时代的考古实物工作以后所开始的,所以,象英国吉本那样在18世纪就在没有实证的历史资料的情况下便杜撰出了厚厚的几大本关于罗马历史的“巨著”,实在是不可信的!这点,目前中国历史学界好象并没有充分注意到!

“据说”有2000年历史的罗素塔石刻,字迹清晰,断面完美


1798年7月,拿破仑远征埃及。据说事先挑选了包括化学家、史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外科医生、古董专家等组成军队中的学术部门,成果就是在1809-1828年期间所出版的23巨册的《埃及描述》。


1799年7月15日,法军在罗塞塔附近发现一块石碑。

1801年,法国战败投降,石碑为大英博物馆收藏。

1822年,【法】让-弗朗索瓦·商博良 (Jean-FranoisChampollion),一个12岁就开始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20岁时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古代东方语言的所谓天才少年,突然之间,就破解了近7000年历史的古埃及文字,破解了罗塞塔碑,于是,埃及文明重新【应该说是首次】站起来了。


连埃及人自己都搞不清的历史,居然19世纪被欧洲人破解了,还破解到了公元前5000年,古埃及年表【帝王】历历在目,宏编巨著。

1832年,商博良死于中风,年仅四十二岁,蹊跷!

笔者发现,即使是西方现代严谨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比如美国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美国的威利斯顿·袄尔克的《基督教会史》,也包括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他们在描述西方17世纪之前的历史和思想史的时候,大多也都是采取虚写的办法,他们也很少在自己的著作中去引证19世纪之前那些西方古代的“历史巨著”,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所谓的希腊思想家的那些“巨著”,因为,他们都知道,这些著作几乎就是“说书”(汤普森语,他屡屡将西方19世纪以前的各种历史著作说成是“说书”),或者说,他们在当时已经有确凿证据,清楚知道这些历史典籍和思想史著作(罗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学史》中多次提到过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著作的不可靠性),都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会和基督教会统治下的“大学”所杜撰的。


但是,很糟糕的是,笔者注意到,中国历史学界和哲学界在编撰西方的历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时候,大多都将19世纪以前的西方历史书或者思想史著作当成为了“信史”,特别是中国哲学界还普遍对古希腊时代的一些“思想巨著”(比如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一系列“巨著”)十分看重,这样,就造成了中国人所编篡的“西方历史”和“西方思想史”,往往比西方一些严谨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史专家编撰的历史书和思想史专著,还要“可信”。这,简直就有点莫名其妙了!


为什么中国历史学界和思想史界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笔者认为,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所致:


一、一些中国历史学者在研究西方历史的时候,所阅读的历史典籍往往很狭窄,他们大多习惯中国的治学习惯,将西方的宗教史、思想史和文明史分开来审视,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他们看不清楚西方历史著作因为存在基督教教会参与杜撰的“伪”问题;


二、中国人已经习惯了自己的“信史”历史学情况,所以,许多中国人,当然也包括中国的一些历史学者和哲学学者,他们往往是“以君子之心”去看待西方的历史和思想史,先入为主的就以为那些西方著作都是很严谨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想到过西方历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与中国的历史学著作和思想文化著作的产生条件,完全不是一回事情;


三、因为中国人太习惯历法时间空间概念了,中国人一说自己的历史,往往很自然的就有种时间秩序观,象“张飞杀岳飞”这样的事情,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笑话;但是,中国人却很少想到,西方历史上的政权组织就没有设立过专职天官和史官,所以,无论是西方历史学者,还是西方政权官僚,甚至也包括基督教会中的学者,往往没有中国人这样明确的历年意识。


在西方的历史典籍中,“张飞杀岳飞”的事情及其人神相杂的事情已经普遍到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地步了,这正如汤普森说的那样,在19世纪,西方社会还习惯引证《圣经》里编造的情况去说明自己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历史著作往往有“说书”味道的原因。


当然,无可否认,随着西方现代科技的发展,西方历史学界开始使用碳元素衰变原理去测定西方历史上的一些文物的年代,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通过什么样的科技方法去对文物的历史状况进行理论推测,都是有条件限度的,不是可以随便“大胆猜测”的,这就是说,如果这些文物没有相应的文献历史资料去印证,这样的纯粹依靠科技手段对文物历史年代的测定且进行的历史情况推断,是很不可靠的,或者说,不能够作为信史。

  

而西方历史上的文献资料,正如上面所说,“说书”性质大大过于“信史”。所以,现在西方历史著作中的一些“编年史”,比如《塔西佗编年史》,特别是德国的维尔纳·施奈因的《人类文明编年纪事》中的那些将许多历史事件精确到了年月的记载,我们中国人最好还是不要全信为好。

  

因为,这些历年和纪事都并非完全可靠,作者也往往没有什么相应的实证资料可言,你也永远无法期望这种“历史学家”会为你提供很实在的历史相关证据。


罗马历史学家和元老院议员塔西佗在其《编年史》第15篇44章中提到了基督,记载了他被彼拉多处决以及早期基督徒在罗马的状况,学者们普遍认为是真实的。


然而,塔西佗没有透露他的信息来源,Gerd Theissen和Annette Merz认为,塔西佗在耶稣死亡25年后出生,那时参考的前人历史作品也查无实据;塔西佗对“Christus”和基督教的精确细节,同样没有信息来源;而且,还将彼拉多总督(prefect)的头衔错写为检察官(procurator)。


Theissen和Merz认为,塔西佗谈到对基督徒的迫害,但在数百年中没有其他基督教作者谈到这次迫害。

Hotema指出,在15世纪之前,没有任何教父会引用这个段落文字;而且,这段文字提到罗马基督徒数量众多,而当时罗马基督教会实际上很小。


《编年史》、《历史》乃塔西佗一家之言,两部史书的撰史风格却存在较大差异。更奇妙的是,两部都只有残篇的“旷世巨著”连接起来,上起公元14年,下迄公元96年,恰好是一部对应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史的全景。而这构成了【俄】科瓦略夫所说的“早期帝国的文献史料是塔西佗的著作”这一笑料。

“伟大的罗马帝国”,怎么可能建立在两篇残卷基础之上呢?


二、西方历史上的纪年不准确问题

在西方科技手段没有引入到中国历史学界之前,中国的历史记载,一是主要依靠文献资料,二是依靠金石之学,三是依靠地下发现的文物和简椟。


但是,即使如此,历史之所以叫做历史,其一定是依赖时间纪年而为自身基本存在条件的,所以,在中国没有现代科技手段之前,中国的信史,是以汉武帝时代的“太初历法”以来的历法为“信史”的基本存在条件的。

  《汉书》记载,当时汉武帝“诏卿、遂、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巴郡洛下闳兴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

  《寰宇记》记载:“洛下闳字长公,阆中人,隐于洛亭,武帝征诏太史,改造太初历。”

  《晋书 天文志》记载:“洛下闳,鲜于妄人等造员仪以考历度,后贾逵又加黄道,张衡又作浑象以水漏转之,星中出没与天相应。”


洛下闳不仅参与了历法的制定,也参与了员仪的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浑天仪,欧洲直到公元16世纪才制造出类似的天文观测仪器,比洛下闳晚了1600多年。


因为汉武帝时代之前,中国没有一部统一的历法,所以,中国古代严谨的历史学者,往往对秦汉之前的事情大多是存而不论的,这已经在中国史学界中形成了一种基本治学原则。


中国因为是具有精耕细作传统的统一农业大国,所以,“太初历”以后的历法就非常严格了,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统一和国家稳定问题。因此,汉武帝以后的中国各王朝虽然不时发生更替,但是,文化(主要指文字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经典著作)则是统一传承的,特别是历法,各王朝都必须延续前朝的时间秩序而制定,因此,中国历史纪年,往往可信度非常的高。


但是,相比之下,西方历史上的纪年情况则很紊乱。西方不是天文学发源地,西方历史上使用的历法是来自于古巴比仑,古希腊时代的天文学家,大多是巫师和哲学家,他们和政治大多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古希腊盛大和古乱麻时代,天文学中的时间概念和秩序,还没有真正和属于政治社会范畴的历史学紧密联系起来。


16世纪之前,西方各王朝走马灯的转换,他们建立一个新王朝,往往就要毁灭前朝的文化,甚至大烧前朝的图书馆和杀害异端。西方历史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西方在希腊和罗马王朝时代,一直没有建立起象中国秦始皇那样的“书同文,行同伦”的文化制度,这样,必然要造成西方在16世纪之前的文化的不断变换和消灭异端的历史紊乱问题,因此,西方历史上很难建立出以统一语言文字和统一时间次序为基本存在条件的“信史”来。


据说,盖乌斯·儒略·凯撒(GaiusJulius Caesar)采纳埃及亚历山大的希腊数学家兼天文学家索西琴尼(en:Sosigenesof Alexandria)计算的历法,创立了所谓的“儒略历”。


古罗马最早的历法是一年10个月,每年得空出来整整两个月的空白期,古罗马人一直都过着混乱的季节。难怪,伏尔泰说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非帝国。”


西方在16世纪之前一直使用儒略历法,因为以上所说的王朝更替中的对前朝文化的灭绝原因,儒略历法在西方历史上的各个王朝中使用得非常混乱。西方历史上开始建立比较严谨的历法,主要是通过基督教教会千年的努力才逐渐形成的,准确讲,是12世纪以后,西方基督教教会开始引入和吸取了希腊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成果以后,他们才开始注意到了统一的历法对于农业季节的测算和对于教皇的管理是很有用的,这样,到了16世纪后期,才由罗马教皇格雷果里正式下令和组织教会中的学者们进行了比较准确和统一的历法推算和测定,并于1582年在西方历史上才第一次正式规定了基督教所有教区内的统一历法时间。


由此可见,西方的历年次序理念产生得非常的晚,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高度注意到的。

由于“儒略历”每隔400年就产生3天的误差,到了1582年就误差了10天,严重的危及到了基督教得以成立的基础——复活节,无奈之下,公元1582年,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颁布了新的“格里高利”历法,把10月5日“硬性修正”为10月15日,于是,“上帝”凭空消失了十天,这可害苦了钟表匠人。


唯独不受影响的是中国农历!

现代世界通行的历法是以“格列历”(格里高利历)为基础的,而在“格列历”出台之前300年,中国元代颁行的《授时历》,就已经精确到将一年确定为365.2425日,距近代观测值365.2422日仅差25.92秒,达到了在利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实际测量之前所能达到精准度的极限。


更妙地是,在“格列历”颁布的第二年(1583年),剽窃中国纪年将其用于西方历史的“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发表了这方面的专著《时间校正篇》(Opus de emendatione tempore);他没有提到“格列历”,却“造出”一个“儒略历”。事实上,“格列历”与早于它300余年的《授时历》如出一辙。(详见诸玄识先生的《虚构的西方文明史》)

【英】政治讽刺画家威廉·贺加斯的《选举娱乐》

画中,当时英国的执政党辉格党候选人在小酒馆晚餐聚会,政敌托利党人在酒馆窗外,举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把我们的十天还给我们”,抗议英国改用“格列历”。


“格列历”颁布后,信奉新教和东正教的国家并不买账。英国直到1752年才进行历法改革,而希腊拖到1923年方接受新历;俄罗斯在1917年底开始使用新历,而按照新历,“十月革命”应该是“十一月革命”。


而东正教的圣诞节还是每年的1月7日。

大家知道,历史之所以叫做历史,关键在于“历”,就是在于时间秩序的准确性,所以,西方真正的史学,在16世纪之前是没有条件的,16世纪确立了准确的历法以后,才有了一定的信史条件。


而由于前面说的西方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有毁灭前朝文化的惯例,所以,西方现代历史学基本上是建立在依靠现代科技手段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考察基础之上的,因此,西方真正的“信史”,只能够从19世纪以后算起。而且,由于我以上说的文物必须以文献史的印证为基本条件的前提。

所以,我们中国人阅读西方的历史著作和西方思想史著作,最好还是不要全信为好!或者说一定要打折扣,否则,我们将对西方的历史和思想史犯“想象化”的错误。(节选)

来源:诸玄识微信公众号、何新文史(ID:hexinbbs)

点评:
以上文章为节选,全文可看连接。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时隔十五年,团中央学校部要回顾一篇2002年4月源自网络的文章?
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如此多食用西方营养长大的专家学者已经把西方的史观当作一种信仰,誓死捍卫,不容许任何挑战和质疑?

这么多年以来政府及社会缺乏意识形态的警觉,任由外来文化入侵,甚至出现外来文化喧宾夺主的趋势。最典型的例子是把别人的神当作自己的神,轻易用别人的文化符号取代自己优良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现象在其它宗教意识强烈的国家是很难想象的。比如我们跟随西方把公历12月25日耶稣诞生的日子称作圣诞节,这在伊斯兰世界是绝对不可能的。

团中央学校部转发这篇文章,就是要反击西方外来文化入侵,夺回话语权的开始!






点评

诸玄识、朝千里等人的博客俺是经常光顾的。  发表于 2017-12-10 21:10
俺一亲戚倒是曹教授同事的博士后,现在已经任教了。理科的。  发表于 2017-12-9 15:55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曹锦清的“利玛窦困惑,西方人自己给自己出的中国谜题”可以一读。http://www.guancha.cn/CaoJinQing/2017_12_09_438413_2.shtml  发表于 2017-12-9 15:53
还是要赞一下铁马  发表于 2017-12-8 22:45
万事开头难,有开始就不愁没有后来。  发表于 2017-12-8 22:44
不过,推翻白皮伪史体系,兹事体大,影响深远,目前还不宜大张旗鼓,考古走出去,历史中国学派,经济中国学派,小步快跑是必须的。白皮伪史洗脑从来不会等我们。  发表于 2017-12-8 20:49
补充一下,和东瀛的古建筑业者交流,对方是承认建筑源流中的改进与变化的。而问讯或查询欧洲的那些老建筑,有着大量的语焉不详之处,石材大规模精细加工更是一个谜。  发表于 2017-12-8 20:45
最后,在历史与考古领域,俺始终是个门外汉,好在科学原理有相通之处,基于工程领域的理论和经验,进行合理的逻辑推导,也算是一家之言,所幸引述的大多数为论文报告,仍然可供参考。  发表于 2017-12-8 20:41
在揭穿白皮伪造古代历史、掩盖东方文明本源的征途中,老何开了公开质疑的头炮,实名制举报,呵呵。生民兄普及性较好,朝千里兄文献考据较深,诸玄识兄功底厚实,直指真相。还有不少友人各展专长,添砖加瓦。  发表于 2017-12-8 20:33
当然,也正是对中外历史和考古的一点粗略的了解,已经使俺对白皮中心主义种族历史体系有了比较大概的印象,好在驳论比立论简单,一个个重大的证据被质疑,推翻,白皮的伪史真相便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来。  发表于 2017-12-8 20:29
例如徐松岩教授团队的一系列译著和论文,就是了解古典学中希腊区域以及希腊化区域伪史的重要来源,要质疑伪史,先要看清伪装才行。最重要的是结合自身专业和实践去科学合理地质疑,在这方面,中外历史是平等的。  发表于 2017-12-8 20:26
俺这几年一直称呼耶诞节的,在俺当年管理的单位,也不搞什么耶诞活动。另外,很多简单质疑白皮伪史的童子对西方古典学和东方学体系一无所知,仅仅是激于民族情绪而胡乱怀疑,反而成为猪队友。  发表于 2017-12-8 20:24
俺就是个搬砖的,只是愤于教科书之乱象而站出来鼓与呼,要真正在学术上质疑乃至推翻,既是集体的能量方能奏效,又需文物实证检测的有效数据佐证,俺不过是提醒有德有才诸君多思考一些国王新衣下的真相而已。  发表于 2017-12-8 20:18
这应该是个标志吧,铁马兄你可以大展身手了  发表于 2017-12-8 10:34
生民无疆:辉煌”、“伟大”的“古希腊”再遭质疑:十万雅典人如何修炼成仙?这篇文章更有严谨的论述,值得一看。http://www.hongdezk.com/wenshidaguan/20171206/190685.html  发表于 2017-12-8 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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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9 00:4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美芹十篇 于 2017-12-9 01:00 编辑

美芹云:船长兄前面的帖子提到了统万城,本人以前在书中看到,说统万城建立时,环境还是不错的。当时的统万城所在地,“临广泽而带清流”,水草丰美,绝非沙漠恶地。但8世纪时,这里开始“大风积沙”,9世纪时“堆沙高及城谍”,10世纪时已经“深在沙漠之中”,生态环境的变迁使得地面植物丧失殆尽,并逐渐掩盖这座故城。由此本人就在网上找相关资料,找到了一篇学术文章,觉得很不错,于是下载下来,发到这里,共有兴趣的网友看看。

统万城筑城的环境背景——河流、湖泊及沙漠化程度

【作者】 黄银洲  王乃昂  冯起  何彤慧  程弘毅

【关键词】毛乌素沙地 统万城 沙漠化程度 河流 湖泊

【出版日期】2012-09-15

http://www.ixueshu.com/document/2fce44310fe65cdb318947a18e7f9386.html#original

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历史沙漠化研究最为集中的区域。自20世纪60年代侯仁之先生考察并发表《从红柳河上的古城遗址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以来,众多研究在此展开,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即沙漠历史地理学。研究者对历史沙漠化的过程、成因以及部分典型时段的环境背景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各方面的争论颇多,这在80年代体现最明显。如赵永复认为毛乌素沙地主要为自然因素的产物;朱士光、王尚义等认为毛乌素沙地的形成与历史上发生的开发相关;并有学者提出毛乌素沙地乃“人造沙漠”的观点。近10年来,研究渐趋丰富,历史文献资料的挖掘更加广泛而深入,自然科学方法开始引入,如王乃昂等通过对古城夯层砂的解译认为沙漠在秦汉大规模屯垦之前已形成,Deng等利用遥感影像结合文献记载认为明代毛乌素沙地的南界与现今一致,Huang等基于剖面分析证实了唐末和明清时期发生的严重沙漠化等。

统万城遗址是位于毛乌素沙地南缘的一座城址,城址确切位置在37°59′55″N,108°50′50″E(城墙西南角墩处),是十六国时期夏国的首都所在,现属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管辖,是毛乌素沙地历史沙漠化研究最重要的时空坐标,研究成果也最丰富。对统万城建城环境的认识,存在初期“水草丰美”和“沙漠已经存在”两种说法,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逐渐认识到毛乌素沙地内部环境多样性在解读历史文献中的重要意义,并有学者对“广泽”与“清流”进行了深入分析。然而,有关建城时城址周边的沙漠化程度、湖泊与河流分布状况等,研究仍显不足,而这些问题是理解历史文献记载及城址选择的关键,也有助于探讨统万城废弃的真实原因。本研究综合统万城周边的自然地理现状与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提供更全面的认识。

1建城时的水环境

统万城建城时的水环境探讨可归结于赫连勃勃对契吴山下“广泽”和“清流”的赞叹,亦即《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夏州条引《十六国春秋》的一段话:“赫连勃勃尝北游契吴,升高而叹曰,‘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此外,胡义周对统万城的赞文中的语句:“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华林灵沼”等也是研究者对水环境充满兴趣的原因。实际上,契吴山的位置本身存在多种说法,但任何一种说法都不在统万城附近,与统万城没有直接关系。从空间的角度分析,这是一种空间错位替代,具有误导作用,因此,有必要结合现状分析来探讨统万城建城时期真实的水环境背景。

1)“黑水”释疑。

根据《水经注》奢延水条的记载:“奢延水又东北,与温泉合,源西北出沙溪,而东南流,注奢延水。奢延水又东,黑水入焉。水出奢延县黑涧,东南历沙陵,注奢延水”,其中奢延水即今统万城南之无定河,但“黑水”所指河流存在争议。《太平寰宇记》中对契吴城的记载有“在县北一百二十五里,赫连昌因山所筑”,又“乌水,旧名黑水,以周太祖讳名曰乌水,源出县北平地,亦契吴之麓”,据此记载,众多研究者认为黑水应为海流兔河。但《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记载:北魏太武帝亲统魏军进攻夏国,“车驾次于黑水,去城三十余里”,现今的纳林河距离统万城与此记载约同,则纳林河也可能为黑水。仅依据目前的文献,实难分清。在此笔者更倾向于纳林河为黑水,一是《水经注》作者郦道元曾亲至统万城考察,当不会舍近求远以海流兔河做黑水记载;二是魏书中的距离较明确,而海流兔河至统万城直线最近距离也超过现今的50里,更何况道路的实际距离;三是《太平寰宇记》的作者只是对更古老的文献总结,并没有实地考察。当然,也可能不同时期黑水所指不同,《水经注》和《魏书》中指纳林河,而宋朝时期《太平寰宇记》已指海流兔河了。

2)统万城下无定河的切割深度与径流状况。

胡义周的赞文中“洪流”指无定河无疑,但当时的河面与统万城的高差不明确。董光荣等指出,全新世中晚期时,萨拉乌苏河(无定河上游河段)可能只是一条来回摆动的小溪流,至新近时期(指历史时期的某个时段)由于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的整体抬升,萨拉乌苏河才开始下切,并形成固定河床。至于河流下切的确切时间,胡珂等通过光释光测年认为是唐中后期才开始。安介生对明清时期的文献解读后认为无定河在历史时期是处于不连续状态的,直到明清时期才连通。这些研究均针对无定河上游,统万城下的情况并不明了。目前研究表明,统万城的选址是军事、经济和环境的综合考虑,南侧的无定河谷是军事防御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有“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一说,说明当时无定河谷和城址之间有一定的高差。此外,根据胡义周赞文中使用“洪流”来形容无定河,可以认为统万城建城时此段河流处于流动状态,并没有形成湖泊。在此,我们根据近期河流的下切速度进行一个简要估算。据李令福的文献记述,1974年前,统万城下尚是一个由于河流阻塞而形成的天然水库,为了扩展耕地,当时白城子村书记高振亮决定炸开下游阻塞河流的红石梁(第三系红色砂岩),这一决定当即实施并最终完成一条宽4~5m,深7m,长约400m的石槽。因此,湖水快速外泄,湖床变成现在统万城下的河岸农田。根据野外的实地观测,现今河床与农田的高差大部分宽阔河段已超过1m,亦即35a河流下切深度超过1m。考虑到河流下切速率在刚打通石槽时较快,在此以每35a平均下切0.6m计算,则统万城建城时至今河道的下切深度约为:1600÷35×0.6≈27m。据量算,现今统万城地表距河床高度约45m,扣除地表沙丘覆沙约5~10m,另外考虑到统万城下无定河在某一时期曾阻塞成湖,则统万城建城时地表与河床高差在15m左右。然而,如果河道稳定,以现今的河流流量(此处需去除上游巴图湾水库的影响)来看,这个高差的军事防御作用仍很有限。据此,当时统万城下无定河的河道或许已经具有比较宽阔的河谷,河水在河谷中左右摆动形成河滩湿地,车马难过,情况正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形容的一样:“余尝过无定河,度活沙,人马履之,百步之外皆动,澒澒然如人行幕上”。

3)护城河与城内的河流。

邓辉等分析遥感影像认为,存在护城河和一条从城址西北角角楼流进,并从东南角楼流出的河流,从而有当年“华林灵沼”的场景。邢福来的发掘报告认为,护城河可能深达6m,宽13m左右,至于护城河是否有水,认为由于水的浸泡和流水的浸蚀是夯土城墙的大忌,护城河不应有水,李令福对护城河的作用做了进一步的论述。根据考古钻探结果,城墙下一直为黄沙沉积,这种情况下渗水非常严重,考古结果中也没有说明护城河底部是否有防渗措施,因此,保水很困难。此外,从地下水位的角度来看,根据前面的推论,在地表高差约15m,且距离如此近的情况下,统万城处地下水位应较深。根据姚勤镇的观察,西城中发现有接近15m深的水井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地下水位较浅,这么深的水井实无必要。综上,护城河无水应是正解。实际上,也有学者认为护城河并不存在[。既然如此,古城遗址内是否存在河流就需要慎重对待。笔者结合高清影像和实地考察发现,邓辉等所确定的河道,部分为农田和沙丘的分界,部分为道路线,如果不实地印证,这在遥感影像解译中很容易被误判。另外,实难想象会在城墙之下开口引水入城,这在军事防御中本身就犯了大忌。那么城址中是否有水池之类的人工造景呢?或许是有的,但应该不是引外部河流形成的自然流水,而是人工湖之类的水体,城址中的水井为这些水体提供了水源。以上的所有论证均基于无定河床在当时与统万城有一定高差,如果当时这种高差并不存在,以上的论证则可能被完全推翻。就目前而言,尚没有证据说明当时无定河床与统万城没有高差,即使安介生认为统万城下在建城时存在“广泽”,也只是将1974年前的天然水库当做“广泽”而已,时间上不对应,高差更以现今的情况作了标准。军事上来讲,很小的高差也不能满足防御的要求,不会做为“形胜之地”考虑进来。因此,以上的论证基本可信。

4)城址北侧的湖泊。

早期的研究者在讨论“石郭天池”、“华林灵沼”时局限于现存的城墙遗址之内,忽略了城墙之外的考察,且将胡义周赞文中的“周绵千里”当做夸张的形容词,殊不知“周绵千里”指的并不是现存的城址范围,而是包括了城址在内一定范围内的情形。扩大视野对统万城西侧与北侧10km范围内进行考察,我们认为“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华林灵沼”并不是胡义周的杜撰。笔者于2005年、2007年和2010年多次驱车在统万城西侧和北侧考察,发现众多地方存在湖相地层出露现象(图1A)。这些湖相沉积颜色呈灰白色,厚度在10~30cm之间,局部位置湖相地层出露于地表,局部位置仅在很薄的沙层覆盖之下,这些位置也往往是现今农户开垦的主要地点。通过湖相地层沉积修建的房屋外观颜色与统万城无异(图1B),这或许表明统万城的颜色不单是“蒸土加工”的结果,以湖相沉积物作为夯土原材料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图1C)。考察中,我们还发现部分湖相沉积的地表有螺壳残存,根据判断,这是适于浅水环境的一种螺类。为了定年,这些螺壳在北京大学考古年代学实验室进行了AMS14C测定,结果为1 760±35aBP,表明生活年代在东汉末年和北魏初期,亦即湖泊在这一时期尚未干涸。根据气候研究结果,公元4—5世纪存在回暖,且降水较东汉末年增多,这些湖泊尽管可能经历了退缩,但部分湖泊应仍有一定的水面残存。根据考察,统万城西北约5km的查干圪台和东北约7km的浩雅尔乌苏可能是当时最大的两个浅湖区。但这些湖泊并不是连续的大湖,单个湖泊的积较小。根据沉积相判断,湖相层厚度较大,且自上而下湖相层存在渐变趋势,颜色逐渐由灰白变为灰黑,再下部则为细沙沉积,表明湖泊存续时间较长。但距离统万城较近的湖相沉积并不一样,只是很薄的一层覆盖于黄色沙层之上(图1D),说明湖的存续年代并不长,有可能是季节性的小湖泊或者积水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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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可能存在自查干圪台或浩雅尔乌苏引水至统万城附近,从而构成统万城附近的“池”、“沼”环境呢?根据1∶5万地形图的海拔测算,东北的浩雅尔乌苏处海拔(1 150m)与统万城(1 150m)接近,不存在这种可能,这进一步说明统万城外不存在从东引向西、并从西城墙进入城址的河流。但位于东北的查干圪台海拔高度(1 170m)比统万城处(1 150m)高了将近20m,是有可能的。根据遥感影像和实地的考察,统万城西侧有一条通往查干圪台的土公路,沿这条土公路西北行,公路上断续可见湖相地层出露,而这些湖相层在前面的描述中表明,只是季节性的小湖泊或者积水洼地,存续时间不长,说明有可能为人工构筑从而存在时间较短的人工湖。因此,笔者大胆推测,统万城建城时存在由查干圪台向统万城方向延伸的由人工河流串起来的小湖群。由于这些湖群在统万城北,地下水位理论上高于统万城处,且受人工构筑影响,有条件形成湖泊。

实际上,统万城的规模也决定了城址内部难以有大片土地用于修建“天池”和“华林灵沼”。根据《资治通鉴》卷一二〇记载,公元427年魏王进攻统万城时,赫连昌率领“将步骑三万出城”,可见城内容纳人口较多,仅士兵就多于3万,总人口可能在5万以上。以现在测算的统万城面积计算,东城约32万m2,西城约36万m2,总68万m2,即大夏国时期人均面积仅12m2,这还是没将建筑占地和牲畜考虑在内的结果。如此高的人口密度远大于现今的城市人口密度,显然没有剩余空间用于建筑“天池”和“华林灵沼”,因此,城外一定范围内均应为人们生活之地。最近的发掘结果表明,一直存在争论的外郭城确实存在,形状呈刀把形,西北部凸出,周长13 865.4m,面积7.7km2[31],而考察所发现的存续时间较短的湖相层恰在其范围之内。因此,可以认定正是这些湖泊与河流的存在构成了胡义周赞文中“石郭天池”和“华林灵沼”的景观实体。

2建城时沙漠化程度判定

沙漠化是荒漠化的一种,是中国荒漠化研究的重点。在判断沙漠化的发生和发展中,程度的划分至关重要。朱震达等将沙漠化分为潜在的、正在发展中、强烈发展中和严重的4个类型,王涛等则将沙漠化程度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4个类型。二者采用的分类标准中“流沙面积占该区土地面积比率”一致,只是“沙漠化土地扩大面积占该区面积比率”存在差异(表1)。研究历史沙漠化时,由于沙漠的年均变化数据不可获得,且毛乌素沙地历史上大部分地区可能不存在流沙,依据这样的判定方法存在缺陷。本研究认为,在历史沙漠化程度判定中,可借用王涛等划分标准中的植被覆盖度作为指标。

判定统万城建城时期沙漠化程度是理解统万城建城环境的关键。根据目前的研究,有关统万城建城环境可归纳为两种说法:一是依据前述《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中引《十六国春秋》中赫连勃勃对契吴山的赞叹,部分研究者认为统万城建城时周边的环境水草丰茂二是依据前述《水经注》中对无定河的记载时提到的地名,如“沙溪”、“沙陵”等,从地名学的角度,研究者一致认为指示了沙漠景观。就前一种说法而言,前已说明契吴山不在统万城所在位置,后一种说法有确切位置,但距离统万城较远。也就是说,学者常引的两条文献并不是记录统万城建城时周边的环境。如果忽略文献记载的位置,仅观点来说,“水草丰茂”和“沙漠景观”两种说法本身实际上非常模糊。研究者无法解释水草丰茂是怎样的景观类型,也不能说明沙漠处于怎样的状态。从沙漠化程度区分的角度来理解,更无法对应。我们知道,不同民族对环境认知不一样,其相应的宜居性就存在差异。一般来说,固定沙丘的植被覆盖度大于40%,也就是说轻度和中度沙漠化情况下,地表植被情况是适合作为牧场的,也适合牧民居住。部分学者综合二者的记载,结合毛乌素沙地的自然环境现状认为,毛乌素沙地在历史时期一直是沙草并存的环境,较之前的认识有所进步,但在解释小尺度空间环境上仍显不足,城址周边建城时沙漠化程度同样不明确,而这是决定城址选择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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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统万城的建城时间,我们将有关毛乌素沙地内的地层剖面研究进行了梳理(表2),由于剖面点位不同,部分剖面的沉积层序存在缺失,年代序列不完整,且大多数研究关注点为全新世中期或更早,只能做背景参考,与历史时期相关的剖面研究仅有高尚玉等、Huang等、He等、胡珂等的研究。根据测年结果,这几个剖面的研究均认为,唐末发生了一次沙漠化;Huang等、He等和胡珂等的研究还认为,明清时期发生了第二次沙漠化。这些结果表明,秦汉至魏晋的这段时期并没有发生沙漠化。根据Huang等对剖面沉积物粒度的对比研究,隋唐之前的沉积物粒度参数,如频率分布、偏度和峰度等均指示为风成砂沉积,但中值粒径、平均粒径等显著低于现代地表的半固定沙丘砂。这表明隋唐之前尽管仍然是沙漠环境,但其沙漠化程度是要低于现代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1981年统万城的发掘报告中多次提到统万城文化层下的积沙问题,如“后殿的台基下垫铺很厚的一层木炭屑和草木灰,再下则为细沙”、“钻探证明,城址与建筑物废墟之下,均为原生细沙”。遗憾的是,没有学者对这些细沙所代表的沙漠环境进行深入分析。结合黄银洲等剖面结果,其保宁堡剖面所在位置与统万城可对应,且现代沙漠化程度接近,其下层细沙或可以与剖面隋唐之前的沉积对应。此外,城墙夯层沙土中的孢粉提取结果表明,当时周边的植被以草本和灌木为主,主要包括蒿属和藜科,伴有禾本科、草、菊科、蔷薇科、豆科、蓼属、白刺、沙拐枣属、胡颓子属、麻黄属、中华卷柏,景观上属于荒漠草原景观。同时,城墙马面内储存有为柴草的柠条(Cara-gana korshinskii)、沙打旺(Astragalus adsurgens)、沙柳(Salix psamophila)、沙蒿(Artemisia deserto-rum)等沙生植物[39]。一般来说,柴草多为就近收集。因此,结合以上各研究证据,可认为统万城建城时周边的沙漠化程度整体上来说应为轻度,但部分区域的沙漠化程度处于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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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并不与统万城周边水环境的分析冲突。气候研究结果表明,全新世晚期中国北方气候存在干旱化的趋势,这改变了毛乌素沙地在全新世中期暖湿情况下形成的地表覆盖状态,即便在全新世晚期的部分时段气候偏于暖湿,但也远没有达到中期时的程度。统万城周边的环境是毛乌素沙地环境的一个缩影,同时也响应整个区域的环境过程,因此,孢粉结果显示为荒漠植被,表明统万城建城时该区域的气候为半干旱气候。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水要素是影响局地环境最重要的因素。地下水位高处为植被丰茂,水位低处为荒漠景观,处于沙漠化威胁之下,沙质地表则为沙漠化提供了丰富的沙源。

3结论

由于历史文献记载多偏于区域,点上的记载偏少,在研究某个点的环境时存在局限,单纯利用这些文献恢复点上的环境容易出现空间错位替代或者时间错位替代现象。局部环境和区域环境是个体与总体的关系,在区域分析中,二者之间不等同也不能相互替代。从尺度的角度来说,用区域环境代替局部环境是一种不适宜的空间尺度缩小。对大尺度的荒漠区域而言,小尺度空间的环境可能完全与整体环境不一致,对于内部环境具有多样性的毛乌素沙地而言更是如此。我们从小尺度空间的角度入手,结合历史文献、考古发掘及部分可确定的研究成果,通过实地考察对部分地物的辨析,对统万城周边环境进行了的研究,表明统万城建城时,无定河河床与统万城址高差约15m,无定河处于流动状态,没有壅塞成湖。城址西北和东北存在湖泊群,但单个湖泊面积不大。建城时有可能从城西北查干圪台处引水至统万城附近,并在沿途修建季节性的池沼。沙漠化程度属于现今划分标准的轻度,局部为中度。与现今的环境对比,可以看出,统万城周边环境的退化主要表现在沙漠化程度的加重和水环境的退化,其中水环境的退化又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毛乌素沙地内古城周边的水环境退化是一个整体现象,但目前工作较少,今后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以便为防治沙漠化提供更准确的科学参考。


点评

这篇也看过的,工程与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俺前面所述的护城壕的理由之一便来源于此。历史记载与考古不能追求对应,但又有细节的吻合,于此都可见一斑。  发表于 2017-12-9 15:59
希望美芹兄也常来  发表于 2017-12-9 0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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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9 02:1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2-9 02:36 编辑

       清东陵被盗前的天相异兆
       作者  岳南  2014年9月

       清光绪三十四年十月(1908年11月),严酷的冬季过早地笼罩了北国旷野,凛冽的北风裹挟着枯枝败叶,在古都北京大街小巷窜动不息。神圣威严、王气逼人的紫禁城,弥漫着厚重的沉寂、神秘和紧张气氛。
       十月十四日深夜,中南海仪鸾殿四周一片漆黑,几棵古树的枝条在朔风的吹动中,不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夜幕的遮掩下,太监宫女在殿角亭廊无声又紧张不安地来回穿行。此时,宽敞的仪鸾殿内,尽管陈设未改,华丽依旧,却沉寂得令人恐怖。几支特制的红色御用蜡烛端放在御案上,飘忽荡动的火苗映照着不远处垂挂的黄色帏帐。帏帐内的软床上,侧卧着一个女人,跳动的烛光透过半边撩起的帏帐缝隙,洒到她那枯黄并夹杂着几丝惨白的脸——这张脸由于身心的极度痛苦而不时地抽动,原本被脂粉填平的褶皱,随着连续的扭动,像蛛网一样在整个面部、脖颈慢慢散开凸现出来,同那不时颤动着的满头青丝,形成了一个鬼气四散、骇人心魄的迷蒙景观。
       ——这就是大清帝国权倾朝野、威震四海、最为显赫和高贵的慈禧皇太后。现在,她要死了。
       随着几声痛苦但极其微弱的呻吟,她的身子在不住地抽搐、颤抖,两条干瘦的小腿伸开,蜷回,又伸开。看得出,在即将拥抱死神的最后日子,她是那样地不情愿,又是那样地于心不甘。但当她想要将已经瘦脱干瘪的躯体翻卷时,却总未能如愿——或许,只有此时,她才真正意识到,命运不可抗拒了,她应该为那个关乎大清帝国命运的千古大事,做出最后的抉择了。昏暗的烛光下,她痛苦地闭上眼睛,重复焦灼而沉重的思虑。

储秀宫西稍间慈禧的寝室

       翌日晨,慈禧在仪鸾殿的病榻上召见了军机首辅、庆亲王奕劻,令他即日起程赴河北遵化县清东陵,查看自己的陵寝工程——这是慈禧在若干年前耗费大量金银,为自己在菩陀峪山峰下修建的陵寝。由于工程在不断地修整,至今尚未全部完工。在自己即将撒手人寰之际,她不能不派朝廷重臣去做最后的安排。
       庆亲王接命后,未敢有半点停留,即携带随从火速赶赴东陵。消息传出,举朝惊惶,哪怕是最愚笨的臣僚官宦也已预感到,本朝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要发生了。
       奕劻赶至东陵,旋即视察了慈禧陵。但是,所有的臣僚包括庆亲王自己在内都没有料到,慈禧让奕劻火速奔走东陵的真正用意并不在自己丧事的安置,而她最为关心的也并不是自己陵寝修建的进度。事实上,这个陵寝早在多少年前,就按照她的意志修得富丽堂皇、固若金汤了。现在所要做的只不过是一些零碎的装饰罢了,或好或坏亦无关在整个陵区力压群芳的大局了。那么,庆亲王出走东陵,到底意味着什么?

       自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慈禧开始患病,虽经太医张仲元等精心调理,仍久治不愈。进入这个冬天之后,咳嗽加剧,并头痛目倦,面目浮肿。至十月十日她七十四岁生日时,由于重病缠身,且此时的光绪皇帝亦患重病,于是改为只在内廷行礼。此时的慈禧深知“皇帝之病,必不能愈”,而自己又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因此,皇位的继承问题,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首要大事。
       她还深知,大清帝国在自己手中近半个世纪,已衰弱颓败得千疮百孔,极不成样子了。尽管后来有曾湘乡、张南皮等重臣苦苦支撑,延缓了帝国全面崩溃的时日,但仍未摆脱它最终的命运。在这帝国的太阳行将西沉之日,皇位由谁继承显得格外重要。同时她还意识到,在这座表面看似平静的紫禁城内,有几十双甚至更多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太和殿里那把象征着人生辉煌顶点和爱新觉罗氏最高荣耀的龙椅,稍有半点差错,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件关系着大清帝国前途命运的千古大事,慈禧已经思虑了许久,要不是她听到了死神急促的敲门声,也许还要斟酌、拖延下去。
       现在,死神已经逼近,她不能再作片刻犹豫。就在十月十四日那个凄冷、孤独的深夜,她做出了最后的抉择。

储秀宫明间宝座是慈禧受贺时的坐处

       当这个抉择在她脑海中定格的片刻,她蓦地想起了一个人,一个令自己讨厌又无可奈何的人。如果在这关乎帝国沉浮的非凡时刻,此人还能自由地进出宫中,一旦自己撒手归天,这个人便极有可能兴风作浪,图谋不轨,甚至问鼎皇位——这个人就是庆亲王奕劻。
       慈禧深知,作为军机首辅的庆亲王,在朝野内外,私党云集,大有羽翼丰满,扶摇冲天之势。同时她还听到这样一个密报:奕劻在自己病重期间,正在和北洋大臣、实力派人物袁世凯勾结,准备秘密起事,废掉光绪帝,让奕劻的儿子继登大位。这一非同寻常的信号,无疑证明奕劻已是伏在宫门内的一只极其危险的猛虎。这样一只伏在宫门内的猛虎,又怎会在一个新旧交替的非凡时刻平静守卧?想到这里,慈禧越来越意识到一种厄运就在眼前,这既是爱新觉罗皇朝的厄运,也是她个人的厄运!她在打了个寒战的同时,也从尚还清醒的脑海中,蹦出了一条调虎离山的奇计。庆亲王毫不犹疑地出走东陵,便是这条奇计的应验。
       就在庆亲王奕劻出走东陵的当天,这个以铁腕著称的女人,又以精明老辣的权谋和心机,迅速发出十万火急的两道懿旨,把统辖京师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的第六镇全部调出北京,命自己的心腹重臣、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速遣陆军第一镇入京接防,以备不测。

       当这一切都在秘密而又急如星火地安排进行时,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晏驾于被囚禁的中南海瀛台居所——清末紫禁城上空最后一颗希望之星陨落了。时仍在东陵视察并督建慈禧陵的奕劻与众臣僚百姓,只见整个东陵上空乌云翻滚,电闪雷鸣,狂风一阵紧似一阵,刮得天昏地暗,几步不见人影。随着一道闪电划过,一条墨色巨龙在轰响的炸雷中几个滚翻,斜歪着身子一头栽入陵前兴隆口水潭。当地满族守陵人与守陵官兵见之,无不惊骇。有一风水先生长然叹曰,龙坠深潭,是为凶兆,大清风水已尽,人脉竭矣!
       此时,京城内紫禁城内仍处在一片悲恸之中,自知行将归天的慈禧火速派人召醇亲王载沣入中南海,确定立嗣之事。
       载沣慌忙来到仪鸾殿,跪倒在慈禧的帏帐前,轻声呼唤:“老祖宗,御体可安?”
       慈禧强打起精神,缓缓转过那张惨白的脸,断断续续地说:“载沣,予召你进宫,有要事训示。光绪晏驾,予又于病中。念汝父奕二平生与予忠心无二,乃清室之忠良。予决定立你的儿子溥仪为嗣,赐汝为监国摄政王。嗣后军政要事,均由汝裁定。凡事还要与隆裕计议。切!切!”
       载沣听到这里,早已涕泪俱下,呜咽不止,连忙叩头谢恩。正欲退下,又听慈禧喘了口粗气唤道:“回来,予还有训示。”
       载沣又慌忙回身跪下。慈禧吩咐太监撩起帏帐,双眼直愣愣地盯着他说道:“载沣,抬起头来。汝速回王府,将溥仪挟进宫来,嗣后即刻登极,免出枝节。登极的名义就叫做‘承继同治,兼祧光绪’吧!”
       “奴才遵旨,即刻行事。”
       当载沣颤颤抖抖地起身时,才平生第一次瞥见慈禧的脸。只见那张瘦骨嶙峋又惨白无光的脸上,慢慢滑下了两行浑浊的泪水。

       载沣回到家中,醇王府顿时大乱。溥仪的老祖母刘佳氏,刚听完懿旨就昏厥在地。年仅三岁的溥仪见家中老小惶恐不已,也似懂非懂地连哭带打不让跟来的太监抱走。无奈之中,只得由溥仪的乳母王焦氏用奶水止住这个幼儿的哭叫,并由她抱着随醇亲王一起进宫,再交内监抱去见慈禧太后。从未离开过王府的溥仪来到慈禧的病榻前,被阴气森森的帏帐和那张惨白、扭曲的脸吓得直打哆嗦,并嚎哭不止。慈禧示意内侍找了串冰糖葫芦来哄溥仪,谁知这个不知好歹的黄口小儿,一把将手中的糖葫芦摔了出去,差点落在慈禧的头上,同时哭喊着要找乳母。大病缠身的慈禧本想在归天之际,最后看一下自己的又一“杰作”,但面前这一幕使她极不痛快,她狠狠地瞪了一眼这位即将登基的小皇帝,示意将他抱了下去。
       十月二十二日,紫禁城内的空气进入了短暂的凝固之后,本朝惊天动地的大事终于发生了。驾驭大清帝国近半个世纪的铁血女人,七十四岁的慈禧皇太后咽下最后一口气,死于西苑仪鸾殿。自此,一个即将全面毁灭的帝国残局,落到了年仅三岁的溥仪身上。
       当然,只有三岁的溥仪自然无法也没有能力驾驭帝国的航船,千斤重担由属于庸才之辈的摄政王载沣和属于蠢才之流的隆裕太后(光绪帝皇后、慈禧的侄女)担起。而这两个被慈禧生前视为亲信的庸才与蠢才的短暂合作,却加快了奄奄一息的大清帝国走向灭亡。

慈禧灵柩入葬清东陵

       慈禧死后第十七天的十一月九日,在阴气弥漫的紫禁城太和殿,溥仪被抱上龙床,以大清皇朝入关后第十位皇帝的九五之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当司礼大臣读到新天子的年号定为宣统时,溥仪突然哭喊着要回家找乳母吮奶。其父载沣急步向前侧扶着幼子,以十足的庸才之言焦急地喊道:“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
       这不祥之语一经出口,跪拜的群臣大为惊骇,同时又无不忧心忡忡,长吁短叹:“天意至此,看来这大清真的是要完了!”
       摄政王载沣不幸而言中。
       就在溥仪登基不到三年的辛亥年(1911年),大清帝国的丧钟被南方的革命党人敲响。随着武昌政变的发生,全国掀起了暴风骤雨般的反满狂潮。革命党人和人民大众崇拜的新偶像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在南京宣誓就职,成立临时政府,改年号为民国元年。

       新政府的成立,使日薄西山的清王朝在革命党人的胁迫和本朝北洋大臣袁世凯的诱逼、欺骗下,极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地做出了让小皇帝溥仪退位的决定。
       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的阴谋策划下,隆裕太后带着六岁的小皇帝溥仪,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清王朝最后一次御前会议,正式宣告退位。参加御前会议的袁世凯,面对大清皇朝这最后也是最为凄惨的一幕,假装不忍,伏在地上,满目含泪地再请皇族会议议定。此时的蠢才隆裕太后像是在对溥仪,又像是对自己说道:“他们都已挟资走脱了,剩我母子二人,还有何说?不过祖宗创业维艰,却不能轻送在咱们孤儿寡母手里,致成为千古憾事。咱们不自修政,贻误大事,坐失江山,将来有何颜面去对祖宗先帝?但事到如今,说也无益,你们去拟旨逊位好了。”说到这里,不禁泪如雨下。
       遵照懿旨,退位诏书很快由本朝状元张謇拟就,内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申于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隆裕太后看过,颤抖着双手将诏书钤宝,又忍不住泪流满面。这位一生并未得到过多少幸福的悲剧性女人,终于又以无限的悲怆之情为大清帝国的百年基业画上了句点。

       自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迎清兵入关,多尔衮定都燕京,以摄政王开基,入主中原,奠定大清基业,此时也以摄政王终结。大清王朝共传十主,凡二百六十八年,若加上入主中原前,清王室在满洲称帝时的二主,总计十二朝。
       按照清廷和民国政府事先达成的协议,紫禁城一分为二,以乾清门广场为界,前朝部分即三大殿和文华、武英等殿宇归民国政府所有,内廷部分即后三宫和东、西六宫等处,仍为清廷占据。
       大清帝国的太阳彻底落下了。对于此时的清王朝来说,如一具僵尸静卧在紫禁城,进入了入土前的黄昏。而对于刚刚诞生的民国来说,则又如同一个怪胎,迎来了一个晦暗的黎明——一个在密布的云层中有几道不祥红光的血色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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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9 18:0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土木乙博 于 2017-12-9 18:02 编辑
土木乙博 发表于 2017-12-8 08:55
由这个话题:西方文明,尤其是希腊文明的历史多数是根据神话伪造的想到的近期看到的一篇重磅文章:

团 ...

综合起来看,其实利玛窦一直在纠结于中国是什么政体?欧洲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政体。


首先,他看到中国有一个皇帝,所以判断中国应该是一个君主政体。
第二,但皇帝在深宫里面,实际治理过国家民众吗?实际治理国家的是士大夫。所以中国看来又是一个贵族政体。
第三,最后又一看中国的贵族和欧洲的贵族不一样,欧洲的贵族是世袭的,中国的士大夫人人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所以看来中国还是一个民主政体。


按照传统的西方政治学理论分析框架,无法清晰归类中国的政体和治理实践,进而陷入持续的困惑之中,笔者概括为“利玛窦困惑”。这种困惑一直持续到我们当代,到底中国算什么政体,只要套到西方概念里去就难以自圆其说。
关键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表达我们是什么政体!

曹锦清:利玛窦困惑,西方人自己给自己出的中国谜题(节选)
http://www.guancha.cn/CaoJinQing/2017_12_09_438413_2.shtml

点评:
以上为节选,全文可看链接。我更欣喜的是这样的文章有越来越多的网友在传播!看看观察网的精彩点评,即为更多国人的文化觉醒而感到高兴。

热门评论:

dangdang963

极端的、典型的政体只能存在于小国,依其国情而存在。就西方的大国,也均没有采用纯粹的简单政体。

中国这样的大国,肯定不是这样简单的政体所能维护,为平衡各阶层、各地区利益也需要相当的灵活性。所以中国无论未来如何发展,都将是复合型政体。

中国人天然具备辩证法思想,并不为此种貌似理论上的不纯粹所困惑。西方之常人爱走极端,非此及彼,才有此困扰。本质上是其智力低劣的一种表现。


江苏青年

真怀疑利玛窦这个人是不是西方的间谍,最近看了李兆良教授的《坤與万国全图》解密这本书,里面好多证据都在证明西方大航海是在按图索骥,西方从来中国的传教士手里获得了郑和时代的海图,否则就解释不了为什么《坤图》比同时代的西方甚至是两百年后的西方海图还要准确,
为什么西方的海图上会先出现还没探索到的地方,再对比郑和七下西洋每次27000人、200多艘船哥伦布的三艘船80几号人,有点脑子的都知道谁绘制了海图谁发现了美洲。
当然最后还要说一句经过李兆良教授几乎没什么破绽的推理,已经让身处荷兰的世界权威的地图史论坛网站于2015年关闭,已经检索不到有关利玛窦的信息,西方胆怯了,他们害怕了……
我们年轻人要再加一把劲把西方所撰写的文明史推翻掉,不要让一个古稀老人孤军奋战。


沙漠藏海
这一百多年来,嫉妒贫弱,被各国虐打虐杀,这种背景下,我们的国人,上至朝堂,下至百姓,都疯狂 的汲取西方的知识、文化、历史、科技,这使我们摆脱积弱的同时,却是丧失了自我的认知,文化、历史,言必称西方历史典故,文必有西方学者、西方的理论。。。西方国家之名都是用极致美好之词,世界的地理名词、科技用词皆用西方,用的多了,都已经忘记了改怎么创造以自己为主的地理认知,科技认知。。。。



点评

别,铁马兄,以后别说这样的话,上海已经入冬了。  发表于 2017-12-11 00:24
海洋兄谬赞了,俺就是论坛闲扯,何德何能与老船长相提并论?辨别、思考、探究,也只是诸位自己的路线,俺站在旁边聊两句助兴而已。好在淡泊心志,无欲则刚。  发表于 2017-12-10 22:02
白云先生写的东西,老实讲,有的内容写得有些过了,也经不起简单的推敲,感觉还不如老船长和铁马兄更脚踏实地呢,嚯嚯  发表于 2017-12-10 21:17
至于海图,明朝只是官方集大成者,中华航海技术要早得多,俺引述过宋初海图石碑的例子,还有唐代就出口到东非的瓷器。  发表于 2017-12-9 23:17
对白皮的伪史体系,从青少年时期的拜读学习到后来的怀疑琢磨,直至如今的基本上全盘质疑,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认为是推翻白皮伪史体系,俺终于彻底了解了白皮的无耻和疯狂,一神教文明的原罪使然。  发表于 2017-12-9 23:15
白云先生一派,俺一直感觉这是一个团队,曾经有文章谈及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与文明西渐的问题,背后的资料是否可靠,是俺这个业余爱好者无法揣测的。正如何新前辈的游戏文章,里面颇有乾坤,俺倒是过于浅显了。  发表于 2017-12-9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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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0 02:2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2-10 02:56 编辑

       宋代陵寝被盗往事
       作者  岳南  2014年9月

       宋代陵寝大规模被盗,始于靖康之耻。
  靖康二年(即宋钦宗赵桓丙午年,1127年),北方草原民族一个叫金的国家,发动军队大举南侵,兵戈所指,攻无不克,昏庸透顶的徽、钦二帝被金兵劫掠北去,宋八陵首次遭到大规模破坏。大金官兵大肆盗掘八陵。而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抗金英雄岳飞大败金兀术于朱仙镇,这位举国敬慕的英雄,专门派人前往察看北宋皇陵,并加以整修,表现了一位爱国忠君的将领的良苦心境。

岳飞庙赵构手书“忠实”石刻

       与岳飞相比,投降金国,被金兵扶持,当了“伪皇帝”(即“大齐”皇帝)的刘豫,则成了北宋皇陵的千古罪人。
  刘豫,原为北宋河北提刑,金兵南侵时,这家伙十分惧怕,弃官逃往真州。在真州,得到张悫的推荐,被宋高宗赵构任命为济南知府。金兵攻城掠地,大军兵临济南城下时,这家伙诱杀鼎力抗金的爱国骁将关胜,授城投敌。没多久,金人封立他为“大齐”皇帝。
  刘豫迁都汴京(开封)后,进行了极不光彩的搜刮财宝活动。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攫取珍宝的贪欲,假以淘沙之名,大肆毁掘开封、洛阳一带的陵墓,致使这两地的“冢墓发掘殆尽”,北宋历代帝陵惨遭盗掘。
       有一天,刘豫从手下士兵手中得到一只水晶宝碗,便爱不释手,并顿起贼心。当得知这只水晶宝碗出自宋哲宗赵煦的永泰陵时,他便命令心腹恶棍刘从善前去掘陵取宝。为了掩人耳目,刘豫特封刘从善为“河南淘沙官”,名正言顺地发兵赴巩县对宋陵施暴。刘从善率兵掘开哲宗永泰陵后,将陵内所随葬的珍宝洗劫一空。这还不算,刘从善还让士兵剖开哲宗的棺椁,将哲宗的尸骨暴弃于陵外荒野。

       绍兴十八年(1148年),南宋太常少卿方庭顼出使金国,路过北宋皇陵,见哲宗遗骸暴露于野,当即脱下自己的衣裳,为这位故国君王殓葬。他把自己的衣裳包住哲宗的尸骸,双手挖土,磨得鲜血淋漓,得一坑,将哲宗重新掩埋。后来,他回到南宋朝廷,将路上的遭遇奏报给高宗赵构,赵构大哭出声,满朝君臣悲痛,有人羞于前皇被辱,竟拔剑自刎。
  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听说前朝帝陵遭此浩劫,一腔男儿的血气凝于笔端,忿然写下悲怆已极的诗作,试图唤起南宋人民保家卫国的感情。诗《闻虏乱有感》中说:
  近闻索虏自相残,秋风抚剑泪染澜。
  洛阳八陵那忍说,玉座尘昏松柏寒。  

  金朝灭亡之后,草原蒙元大军入主中原,北宋皇陵再次遭到了毁灭性破坏,一片浩大的陵园,全被犁为废墟了。
       北宋的皇陵凄凄惨惨,南宋的皇陵命运更惨悲。
  南宋从康王赵构称帝到最后一位皇帝赵昺投海身死,共历9帝152年。在浙江绍兴五云门外仅留下了6座皇陵。最后三位皇帝仅历6年,个个都惨死殁身。
       南宋的前6位皇帝生前不思收复中原,却梦想着死后归葬祖陵。所以,在绍兴营造了临时性的陵墓。而且,这个临时性的陵墓群中,每陵都将上下宫串连在同一轴线上,极大地影响了后来明、清的帝陵轨制,成为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一个转折点。
  可是,等到整个南宋朝气灭神息之后,绍兴县皋埠镇上皇村宝山下建造的皇陵及皇后、嫔妃的陵墓,遭到了僧人杨琏真伽的疯狂盗掘。

统领释教大元国师印章

       1277年,元世祖忽必烈委派僧人杨琏真伽为江南释教总摄,杨琏真伽与朝廷中掌管佛教事务的总制院使桑哥互相勾结,背着伟大的佛祖释迦牟尼的真传之根,飞扬跋扈,作恶多端起来。
  杨琏真伽首先从南宋孝宗第二个儿子魏惠宪王赵恺的墓开刀。赵恺的墓在绍兴天衣寺后面,杨琏真伽与天衣寺奸僧福闻密谋,公然开掘墓穴,窃得一大批金玉珠宝。

元代青玉印,异兽钮,自八思巴被元世祖尊为国师后,元朝对西藏高僧的封号越来越高

       之后,杨琏真伽一发不可收拾,又举起屠刀一样的盗墓器具,气势汹汹地奔南宋六陵而来。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南宋六陵附近的泰宁寺恶僧宗恺、宗允等无视宋陵禁规,恣意砍伐陵区的树木,被南宋守陵人阻止。宗恺等释迦的不肖子孙竟然向官府告状,反而诬陷守陵人侵占寺院地产,要求官府保护。早已急红了眼的杨琏真伽见时机成熟,就以调解纠纷为名,带领大队人马封锁陵区。
  守陵官罗保护皇陵据理力争,无奈此时朝代已经星移斗换,大宋的天下已不再。演福寺主持奸僧允泽等人将罗毒打一顿,并用刀子架在罗的脖子上,强行将罗赶走他乡。其余的守陵人员见大势已去,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这批横行霸道的恶徒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盗掘皇陵。
  恶僧们蜂拥而上,用铁钎、铁铲等,先后砸开了宁宗赵扩的永茂陵、理宗赵昀的永穆陵、度宗赵禥的永绍陵、宁宗仁烈皇后的地宫。杨琏真伽一伙进入墓室,掠取大量的奇珍异宝,这还不算,他们又劈开棺椁,攫取了棺内垫葬的金银珠玉。

宋理宗既爱理学,又爱女人,二者并行不悖

       其中,理宗永穆陵被盗的现场惨不忍睹。
  理宗在位30年,是南宋皇帝中统治时间很长的一位。死后,金银珠宝成批随葬,尸体不腐,面容像睡着的活人一样。口中含有夜明珠,身上缀有宝玉,身下铺着好几层锦褥,褥子下垫着精细的丝罩,一名恶徒拖出尸体,拿起丝罩掷地有声,一看,原来是用金丝编成的。
  盗僧们撬开理宗的牙齿,取出了理宗含在口里的夜明珠,又把理宗尸体倒悬,挂在一棵大树上,将肚子里的水银全部倒了出来。杨琏真伽残忍地用刀子割下了理宗的头颅,剔下头盖骨制成自己的夜尿壶使用。

传用理宗头骨制成的尿壶

       1285年11月11日,杨琏真伽又盗掘了徽宗赵估的永佑陵、高宗赵构的永思陵、孝宗赵昚的永阜陵、光宗赵停的永崇陵和昭慈皇后、显仁皇后、显肃皇后等一批帝后及大臣的陵墓,窃得珍宝不计其数,有名称的传扬开来,零零星星的有:取自永佑陵的“马乌玉笔箱”、“铜凉拨锈管”,取自永思陵的“真珠戏马鞍”、锡器、端砚,取自永阜陵的“玉瓶炉”、“古铜鬲”,取自永崇陵的“交加白齿梳” 、“香骨案”等。
  作恶多端的杨琏真伽深恐南宋理宗等阴魂不散,过了七天,他突有所悟,派人把曝尸于荒野的诸帝后的骨殖,收集起来,集中深埋于杭州凤凰山东麓南宋故宫遗址内,上“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以显示镇服南宋。可杨琏真伽哪里知道,六陵帝后遗骸并没有被他无端埋压于塔下,在此之前,义士唐珏、林景熙等人邀集附近村民,冒险潜入陵区,用牲畜骨头将帝后的遗骸偷换出来,用木匣敛之,覆盖上黄色的丝绢,上面署上帝号、陵名,秘葬于天章寺前,树冬青以为标志。

       南宋六陵被疯狂盗掘后,过了六年,身为大元朝丞相的桑哥,排斥异己,贪赃枉法,祸国殃民,东窗事发,被朝廷处以死刑。杨琏真伽也被朝廷问罪抄家,共查得巨额赃物计黄金1700两,白银6800两,钞11.6万多锭,田地2.3万亩,珠玉珍宝不计其数。
  恶僧允泽在盗墓时,感染上了墓中有毒细菌,也该恶有恶报,其“双股溃烂,十指堕落”,没多久,便可耻地被疾病缠磨惨死,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奸僧福闻为富不仁,霸占他人财产,被愤怒的农民围住杀死。
  恶僧宗恺、宗允与杨琏真伽因分赃不均而起内讧,被杨琏真伽活活用棍打死。至此,一群恶僧落是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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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2-10 22:56 | 显示全部楼层
亚细亚船长 发表于 2017-12-8 01:08
牧野之战发生年代最新解密       作者  岳南  2014年7月
       武王克商之年已有44种说法
       ...

周王在莾京的金文记载有数十条,例如《召伯虎簋》:唯六年四月甲子,王在莾 。《训匜》:唯三月既死霸甲申,王在莾上宫。现在推测是渭北原地,很可能就是宗周,即周原,目前已发现了大规模的宫殿、祭祀、墓葬、甲骨、作坊群。此处尤多商之旧族重器。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诗经·大雅·灵台》、《诗经·小雅·鱼藻》中可见,镐京系武王修建,后世周王宴游、渔猎之处。《水经·渭水注》载:汉武帝修昆明池,镐京没于池。修建疏浚历史加诸沣河历史上的多次泛滥改道历史,似可以解释考古发现稀少的缘由。不过在2015年,镐京遗址区域的花园村的一处遗址中发现了9件保存完好的青铜器制作工具,包括一把铜刻刀、一个铜削刀和几件铜锥,填补了镐京遗址没有代表当时最高科技水平的制铜作坊空白。下泉村的一处遗址更是出土一件国宝级青铜重器“多友鼎”,长达279字的铭文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地区出土的西周铜鼎上铸刻的最长铭文(记载了厉王少子郑桓公多友征讨猃狁的战争)。

此外,唐《括地志》载:“周文王墓在雍州万年县(原咸宁县)西南二十八里原(毕原)上。”、“武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史记》载:“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竹书纪年》注:“毕西于丰三十里”。可知文王、武王、周公三墓皆在毕原。毕原在沣河之东,即今长安县郭杜镇大仁村一带,与镐京相邻,为武王克商封文王次子于毕的毕国。在唐代,郭杜镇一带仍称毕原。今郭杜镇以南有周穆王墓,坟头依然。还发现丰京马王镇的井叔大墓,7座车马坑均为四驾,按周天子六驾。
有上述证据,二京地望似可确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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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sn11兄,看你喜欢给别人送分,给你补了点~  发表于 2017-12-11 1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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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2-11 01:4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7-12-11 01:58 编辑

       兵马俑对现代军衔的启示
       作者  岳南  2014年9月

       1979年10月1日国庆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早在1979年4月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就来到临潼,出现在秦俑发掘工地。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来到被誉为世界奇迹的秦俑坑发掘工地视察。
       尽管叶帅已是80高龄,但从他行走的姿态和面露笑容的脸上看得出,仍有宝刀不老的风采。
       此时一号坑大厅正在兴建,陶俑被回填土覆盖,无法参观,在陪同人员的导引下,叶剑英直奔正在发掘和清理的二号坑。当他看到坑中有近百名解放军指战员在翻土、拉车时,不解地问博物馆筹建组负责人杨正卿,“怎么这里还有军队?”
       “是驻军的一个连在帮助我们搞考古发掘,他们在这里已有一段时间了。”杨正卿解释。叶帅转过身对陪同前来的驻军首长笑了笑,“想不到你们还参加了考古工作,干得好呵。”

       站在坑边的一个土坡上,叶帅望着这支以步、车、弩、骑四个独立兵种组成的地下大军阵,脸上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表情。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共和国元帅,他是深知诸兵种如此组合排列后,投之于战争将意味着怎样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和变化无穷的奥秘。他在为出神人化、栩栩如生的陶俑雕塑艺术所折服的同时,更为古代杰出的阵法和战术思想赞叹不已。假如在自己的戎马生涯中能有这样一个集古代兵法之大成的军阵,也许会使自己的战绩再添上一层荣光。可惜,战争结束了30年他才看到,不能不感到些许遗憾。
       但是,战争虽在自己这一代人的努力下渐渐远去,但还有可能在下一代中死灰复燃,只要战争恶魔没有从人世间完全消失,战争时刻都会发生。能够亲眼目睹这支古代大军并领略其中的奥秘,对每个军人都是有益的。
       将要走下高土坡,叶帅两眼放着激动的光芒,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身边陪同的军队将领们说:“我看这个秦俑坑是我国最大的古代军事博物馆,这里面有学不完的东西,希望今后我军的高级将领都要到这里看一看。”

叶帅参观兵马俑坑

       由于博物馆尚未建成,筹建人员只好把一间破砖房当作临时陈列室接待贵客。因屋子小、空间窄,陈列的文物也较简单,除了几件陶俑,就是十几件兵器。叶帅来前,才又加了几件陶马、骑兵俑等文物。
       叶帅走进陈列室,望着刚出土不久的刀、矛、剑、戟、戈、殳、弩机、铜镞等完好无损的实战兵器,禁不住叹道:“两千年的埋藏还这样光亮,真是个奇迹。”
       叶帅在高大的陶俑前停下,指着铠甲上明显突出的花穗问道:“为什么这件陶俑的铠甲、装饰和那边两件不同?”
       “这是个将军俑,铠甲上的花穗是代表等级的。秦代军队不仅兵器精良,战斗力强,而且各种军事制度也比其他六国完善,这代表等级的花穗就是一个例证。”杨正卿回答叶帅提问的同时,又作了简单的补充。
       “秦代军队有多少等级?”叶帅抬起头询问。
       “据史书记载,有20个等级,这些等级在秦俑军阵中已作了明确而真实的反映。”杨正卿对答如流。叶帅将右手放在额下沉思片刻,轻声说了个“噢”字,然后转身走出临时陈列室,面对高大秀丽的骊山山顶,自言自语道:“看来没有军衔是不行的。”
       这声音极小,似是即兴说出的话语,在场的接待人员和考古人员没有放在心上,更没有领会其背后的真正含义。但叶帅身边的几位军队高级将领却感到了这句话的分量,并以军人职业的敏锐,预感到中国军队一次大的变革就要来临了。

       尽管这场变革在叶帅来秦俑馆参观的8年之后才最终付诸实施,但这几位军队将领此时的预感并没有错。变革的源头正可以追溯到1979年,起因则是1979年2月17日中国对越进行的自卫反击战争。
       中越战争正式打响后,这天清晨,集结在中越边境上的17个师,共22.5万人的中国军队,以12个师的兵力,在国境线上对越南6个省11个县开始进攻。其中高平正面投入的兵力是6个师,谅山方向3个师,老街正面3个师。
      2月18日午后,中国军队在老街、高平、同登等地的进攻,受到越南军队的抗击而一度停止。19~20日,谅山正面加强了1个师及40辆坦克,高平正面加强了1个师及40辆坦克,老街正面加强了2个团及40辆坦克,再度展开攻击。在大炮的呼啸和坦克的隆隆进击中,中国军队终于将敌击退,于20日占领老街、包围同登。其后,中国军队猛攻同登、高平,于24日占领同登,27日再占高平。中越双方在谅山展开了激战,双方不断增加兵力和武器,中国军队在陆续投入8个师的兵力之后,于3月4日占领谅山。此时的中国军队距越南首都河内只有130公里之遥了。
       3月5日,中国军队全部撤回境内。

       为期16天的对越反击战,在充分反映了中国军队有较强战斗力的同时,也暴露了在现代战争背景下存在的问题。
       老帅们通过卫星反馈到电视屏幕上的图像,惊奇地看到中国军队在进攻途中出现的混乱现象。当几路素不相识的军队在通过同一座桥时,由于互不相让而挤成一团,长达40分钟未有一支部队能够顺利通过。战场上也时常出现因指挥员官衔不明而导致指挥失灵、贻误战机的情况……在严峻的事实和新形势面前,老帅们蓦然想起了一个与军人密不可分的制度——军衔制度。
       于是,中国军队已取消14年的军衔制度,再度在最高军事决策者的心中萌发、酝酿。叶剑英来秦俑馆参观,无疑加快了这项制度的确立。1988年8月1日,中国党、政、军领导人正式决定在人民解放军行列里恢复军衔制,从此,中国军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刚发掘时的兵马俑坑形状

       叶帅参观完毕,上车时又似乎想起了什么,他招招手示意杨正卿走到自己的跟前。
       “秦始皇为什么要用兵马俑从葬呢?”叶帅问。
       “他凭借武力统一了六国,死也不忘兵马,这就叫视死如事生。”杨正卿答。
       叶帅点点头又问道:“你们什么时候开馆?”
       “今年国庆节。”
       “好啊,可是要快!要快!要快噢!”叶帅一口气说出了三个快字,看得出他对兵马俑倾注了很深的感情。

       眼看叶帅就要离开了,杨正卿才想起了一件对博物馆来说很是要紧的大事。原来,早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筹建组成立不久,杨正卿等人就开始琢磨请谁来题写馆名的问题。由于此前大家知道建国后郭沫若对名胜古迹的题词、题名比较多,就提议找郭老题写这个馆名。此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虽年老体衰,又重病在身,但为了满足秦俑馆的愿望,还是坚持在病中写就了馆名。
       1978年初,当博物馆筹建处收到郭老的手迹后,从字里行间已看出郭老病情已十分沉重,笔迹已失去了往昔的风采,只能作为珍贵的收藏品,不宜镌刻并作为馆名展出。
       1978年6月12日,郭老与世长辞,不可能再为博物馆题名了,筹建处的杨正卿等人再度琢磨题写馆名较合适的人选。正在这时,听说叶帅来工地参观视察的消息,大家一合计,干脆就请叶帅来题写馆名吧。于是杨正卿在这个时候急忙提出:“叶帅,我们想请您为博物馆题写馆名。”
       叶帅沉思片刻,谦虚地说:“我的字可是写得最丑。”
      “这是兵马俑博物馆,您是元帅,题字最合适。”杨正卿说着叫人拿来事先准备好的馆名递了上去。
       叶帅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一下,让秘书将纸叠起放入公文包内,说:“主席三周年前我不题字,这样吧,三周年后我再写好寄来好吗?”说完握着在场工作人员的手同大家告别,随后乘车而去。
       1979年10月1日国庆节,由叶剑英元帅提写馆名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支秦代的地下大军将面向世界,接受全人类的赞赏与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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