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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亚细亚船长

地外文明与远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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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4 08:58 | 显示全部楼层
吃苦耐劳的完美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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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4 23:16 | 显示全部楼层
       在长期对石鼓制作年代的争论中,或认为作成于春秋,或认为作成于战国,争论不绝。从中国科技史中的冶铁史论证,得出石鼓必作成于战国中晚期的结论。
  对石鼓文中十首诗的多角度分析后,认为石鼓诗与《诗经》中多篇诗作的对比,其格律、词汇、音韵及所述社会风情,确属春秋时期的秦诗无疑,但石鼓的制作,则是战国。
  多位先师和今贤,都把石鼓文诗作和石鼓制作年代误认为同期,并把十首诗文之作,当成属于某次狩猎、祭祀、工程建造等的一种连续行为的记事之作。这更是误解。十首诗的内容,所反映的季节气候各异。各诗所写的季节大不相同,是完全可以从诗中的内容论定的。

  石鼓的制作,则必于战国而绝非春秋时期。对这个制作断代的问题,多位先师今贤都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技术问题。
  这就是制作石鼓的工具是什么?石鼓的基材是由石英和长石晶体组成的花岗岩。在这种高硬度的基材上镌刻文字,且要不失软毫书法艺术所展现的神韵,是有极大难度的。为此请教于当今多位镌刻碑石的匠师,皆曰:这要比一般温润石材难度大,没有钢钎工具是绝不可行的。

  --(点评)秦石鼓为当地河谷里的河光石,大小近似,但尺寸明显差异,基本无人工修整。

  我国的冶铁史,随着考古工作中不断的新发现,从而把我国的用铁和人工冶铁的技术时代,不断上溯。
  商周时期已发现多件陨铁刃铜钺和铜戈。陨铁使人们开始认识到铁工具的技术价值远高于铜,并且启迪了人们对冶铸地球上矿生铁的寻觅。
  河北台西村商代后期遗址中曾发现了“十几块残铁渣,经鉴定其化学成分为Fe3O4及FePO4,并无陨铁中特有的镍(Ni)。笔者于1981年撰文预测,我国人工冶铁工艺技术必自西周中后期开始。有幸此预测为考古发现所证实。1990年三门峡市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出土了一件由块炼铁锻造的铜柄铁剑,它证明我国人工冶铁史的开端应当更早。

  --(点评)那时候还不知道甘肃一带的最新考古成果,人工冶铁已经可上溯到3500年前,与所谓的赫梯冶铁相当,但前者属于锻打渗碳钢,后者居然尚未掌握渗碳工艺,也就是熟铁,含碳量低的软铁,呵呵。

  由于块炼铁是铁矿石在较低温度下从固体状态被木炭还原的产物,所以质地疏松,还夹杂有许多来自矿石的氧化物,例如氧化亚铁和硅酸盐。这种块炼铁在一定温度下若经过反复锻打,便可将夹杂的氧化物挤出去,机械性能就改善了。从江苏六合县程桥东周墓出土的铁条,就是块炼铁的产品。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出土的铁丸,洛阳出土的公元前五世纪的铁锛、铁铲都是生铁器物,这证明在块炼法的同时,我国已出现生铁冶铸工艺。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第27号出土铁刃铜削(M27: 391)和铁刃铜戈(M27: 970)两件铁器是自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4]及山西曲沃晋侯墓地[5]出土西周末~春秋早期铁器后的中原地区又一批年代最早的铁器, 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春秋时期,我国冶铁的规模不断扩大,技术不断提高。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一些锻造铁器也是以块炼铁为材料。一部分出土的春秋铁器,以武器为主(戟、剑戟、弓箭头、铁匕首、铁斧)。礼器(刑鼎)、农具(铁锄、夷、斤、斸、铁臿、铁镰)、工具(铁削、铁条、码子)、日常用具(环形器具、铁丸)次之,数量较少。
  考古资料显示,此期秦国的冶铁业处于领先水平。
  这从甘肃天水秦西陵春秋早期秦公大墓出土的多件铁器,甘肃灵台春秋秦墓所出铁器,凤翔秦景公墓所出铁器,以及宝鸡市区春秋晚期秦墓所出铁器可以证明。其中尤其是1992年宝鸡益门二号春秋晚期秦墓出土的金器、铁金组合武器最能使人感到震撼。此墓一次出土金器重达三公斤,成为中国考古中同期墓葬出土金器之冠。其中20余件金柄铁剑和金柄铁刀,成为同期墓葬出土铁器之最。三件金柄铁剑,李学勤先生赞叹:“可称鬼斧神工,匪夷所思!”出土后时任市考古队长的田仁孝先生,曾邀西大校长张岂之先生和我同去考古队珍藏室参观。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语表述的喜悦。我说:“这种惊世的出土,标志秦国在春秋时期冶金冶铁技术处于各诸侯国之冠,标志秦人对铁的技术价值的高度认识。恩格斯把铁器时代的到来,赞美为‘英雄时代’,这个秦墓中的惊人发现,可以证明,秦国在春秋晚期,已步入了英雄时代的门槛。”

  --(点评)“考古资料显示,此期秦国的冶铁业处于领先水平。”
  --顺便提一下,上述的某些现场是去过的,也进过博物馆见识了相关文物。
  --秦兵马俑坑里的四万多件青铜兵器,具体的种类分布是哪一种最多?为什么留存只是这么点?提示,有论文讨论过这个问题的。

  战国的考古资料,充分证明中国的历史完全步入人类的“英雄时代”。从河北易县武阳台村的燕下都遗址44号墓中曾出土79件铁器,经分析鉴定,它们的大部分都是由块炼钢锻成的,这证明至迟在战国后期块炼渗碳钢的技术已在应用,块炼铁质柔不坚,块炼钢虽经渗碳处理,变得较坚硬,但在生产上仍嫌不足。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又摸索出块炼钢的淬火工艺,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块炼钢的机械性能。上述燕下都出土的锻钢件,大部份是经过淬火处理的,这又表明在当时,人们对淬火工艺也较熟悉了。
  1992年,笔者依据当时的考古资料统计,显示出战国七雄中秦、燕两国的冶铁业规模最大、技术最高。特别是秦国,使冶铁业成为国家的专利事业后,并专设官职从事冶铸的管理。太史公司马迁的先祖,曾为“秦之铁官”。《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左采铁”、“右采铁”的职官名。《墨子·备城门》作品,早已为史学家岑仲勉先生考订为属于战国秦的杰作。其中记载有多种守城的铁制武器。陕、甘两省中凡属战国时期的秦墓、秦遗址,必出铁器,成为考古界的共识。

  --(点评)“陕、甘两省中凡属战国时期的秦墓、秦遗址,必出铁器,成为考古界的共识”。

  战国时期,冶铁技术迅速发展,其重要标志是出现了人工冶炼的高碳钢。1965年战国燕下都的22号、44号两墓共出土各类铁器143件。从选出的多种铁器所作的金相分析,证实已有用块炼法得到的海绵铁,施以增碳和淬火技术,制成了高碳钢。比燕国冶铁规模更大、一直处于技术领先的秦国,掌握高碳钢的冶铸工艺,是可以肯定的。现在已知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都先后掌握了冶铸钢铁的技术工艺,燕国铁器有幸于后世得到最先化验。
  碳钢的成熟,再加上可以使金属工具增加硬度强度并能防腐蚀的淬火技术,使人们才可以拥有对石材作镌刻的锐利工具。秦人制作石鼓,必是战国时期掌握了钢质镌刻工具之后而为之盛事。石鼓的制作,也恰好作为秦于战国时掌握了炼钢工艺的“石证”。

  --这是彭曦教授等几篇文章节选。

点评

顺便提一句,最新发现的所谓古埃及4000多年前的女祭司墓葬,那些壁画,俺们这儿同光年的壁画也不可能让人直接指着壁画原物的。除非,这家伙明知是上周的货色。“埃及政府意图重振萎靡的旅游业。”呵呵。  发表于 2018-2-5 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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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5 22:09 | 显示全部楼层
春秋早期梁带村遗址M27出土的块炼渗碳钢锻打铜铁复合兵器金相检测数据

  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第27号墓(M27)是梁带村两周墓地发现的唯一带有两墓道的大型墓葬, 是陕西地区建国以来发掘的未被盗掘的规模最大的周代墓葬. 墓葬保存完好, 随葬品丰富。
  该墓出土铁刃铜削(M27: 391)和铁刃铜戈(M27: 970)两件铁器是自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4]及山西曲沃晋侯墓地[5]出土西周末~春秋早期铁器后的中原地区又一批年代最早的铁器, 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表1 梁带村遗址分析样品一览表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取样部位 分析项目
  M27: 391 铁刃铜削 刃部残断处 金相组织、
  M27: 970 铁刃铜戈 援残断处 成分分析
  实物照片略
  铁刃铜削(M27: 391)刃部铁制, 并为铜制刀背夹裹, 锈损严重. 背略弧, 刃较直, 扁圆柄, 柄端有长方形环首, 长18.5 cm, 宽2.8 cm, 厚0.5 cm, 为当时的生产或生活工具之一, 主要用于切削, 取样部位见图2 箭头所指刃部.
  铁刃铜戈(M27: 970)斜边三角形峰, 援无脊, 长胡, 近阑侧有两个长条形穿, 内后端平齐, 中有一圆形小穿, 援部为铁制, 内部为青铜. 略有残损. 通长19.5 cm, 宽3.3 cm, 为当时常用的兵器之一. 取样部位见图2 箭头所指援的残断处.
  梁带村遗址出土铁器及取样部位示意图

  首先对铁器样品进行金相组织观察. 制样方法为用金刚石砂片在器物上截取小块样品后用酚醛树脂镶嵌, 然后磨光、抛光, 最后用4%硝酸酒精溶液浸蚀(对铁刃铜戈M27:970 样品中铜质部分用三氯化铁盐酸酒精溶液浸蚀),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徕卡4000M 金相显微镜下观察, 并拍摄金相组织照片(图3~8).然后对样品中的夹杂物及锈蚀产物的成分进行分析. 利用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配置的JXA-8100型电子探针及INCA-400型能谱仪进行分析,分析条件为加速电压15 kV、束流10−8 A, 面扫描分析时放大倍率尽量小, 以使元素分析结果均匀, 成分分析结果见表2.

  铁刃铜削刀M27: 391 的铁刃部取下的小块样品全部锈蚀, 已无金属残余, 但发现有铁素体+珠光体组织痕迹(图3)以及硅酸盐+氧化亚铁共晶夹杂的残余, 并沿加工方向变形拉长(图4), 综合表2 所列锈蚀产物的元素组成测定结果, 可判定为块炼渗碳钢制品, 经锻打而成. 所谓块炼铁是铁矿石在较低温度(1000℃左右)的固体状态下用木炭还原而得到的含有较多夹杂物的铁. 块炼铁质地柔软, 经加热锻打,挤出夹杂物, 改善机械性能而制成的铁器称为块炼铁锻件. 如在反复加热过程中, 块炼铁同炭火接触,碳渗入而增碳变硬, 则成为块炼渗碳钢.铁刃铜戈M27: 970 的样品铁质部分(援)已锈蚀殆尽而无残余金属, 铜质部分亦锈蚀严重. 从铁援的锈蚀中可看出其原来的金相组织为铁素体+珠光体组织, 含碳量约为0.2%(图5), 并偶见长条形夹杂物(图6). 利用电子探针对该样品进行铁、镍元素的线分布扫描, 结果见图8~10, 发现镍没有明显变化. 表2 的分析结果同样显示镍元素含量较少, 分布比较均匀而没有分层显现, 不具备陨铁的组织与元素组成、形态和分布特征, 可判定铁质部分为块炼渗碳钢制品. 铜质部分为α+(α+δ )树枝晶组织, 有自由铜沉积(图7), 为锡青铜铸造组织.

  根据两件铜铁复合器的形制和进行组织观察结果, 推测铁刃铜削刀M27: 391 和铁刃铜戈M27: 970的制作工艺相同, 即为先将铁刃锻打成型, 并将其镶嵌在铸削刀或戈的陶范内, 然后浇注铜液, 使铜包裹铁刃结合形成铜铁复合器. 这种制作技法在商周青铜器制作上已有较多体现. 如甘肃玉门出土四羊铜权杖首是迄今为止已知最早的分铸法铸件, 其上的四只羊头为先铸件, 嵌入在铜权杖首铸范上, 再铸接在一起, 其年代距今约3600 a[6]. 著名的商代四羊方尊也是采用此法铸造的.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盥缶表面的红铜纹饰则使用嵌铸方法制成, 即预先将红铜片制成花纹, 放置在铸范上, 浇注铜器时将红铜花纹片嵌铸在器物表面上, 构成红铜色的纹饰[7]. 所以本次鉴定的两件铜铁复合器应是采用类似“分铸”或“嵌铸”技法制成.

  铜戈的铸造的α +(α +δ )树枝晶组织
  铁刃的锈蚀组织
  铁刃中的夹杂物变形拉长
  铁援的夹杂物组织痕迹
  铁援的铁、镍元素组成线分析部位
  铁援的铁素体+珠光体组织痕迹
  以上照片略

点评

该文的原题目《梁带村遗址M27出土铜铁复合器的制作技术》《中国科学(E辑:技术科学)》2009年 第9期。作者是陈建立 杨军昌 孙秉君 潘岩,单位分别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  发表于 2018-2-5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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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5 22:11 | 显示全部楼层
  由于保存环境的影响, 本次鉴定的铁器均全部锈透而无残留金属, 必须对锈蚀中的原组织痕迹进行仔细观察与鉴别, 并利用元素组成分析以准确判定其材质及制作工艺. 因为铁器在土壤埋藏环境中锈蚀过程比较复杂, 微观组织中不同的相由于电位差的不同而引起锈蚀速率的不同, 其中一些相优先腐蚀, 而另一些相腐蚀速度相对较慢, 从而可能形成与原组织相对应的锈蚀产物, 并在锈蚀中保留有原组织痕迹. 另外铁器中夹杂物一般不会因铁器的锈蚀而发生改变, 从而可以根据锈蚀中残留的夹杂物形貌并结合元素组成分析推断其材质与制作工艺.如铁刃M27: 391 的锈蚀中可观察到铁素体+珠光体组织痕迹(图3), 另在锈蚀中发现硅酸盐+氧化亚铁共晶夹杂沿加工方向变形拉长(图4), 可判定该件样品为块炼渗碳钢制品.
  从铁刃铜戈M27: 970 的显微组织照片(图5)中可以看出, 样品锈蚀严重, 已没有金属基体残留, 但在锈蚀中发现有铁素体+珠光体组织痕迹, 并发现在块炼铁中常见的铁橄榄石+氧化亚铁共晶夹杂物(图6), 由此可判定该件样品亦为块炼渗碳钢铁锻打而成. 上述判断也为电子探针所测的低镍含量所证实, 与表4 所列中国出土陨铁制品的镍元素含量有明显不同, 不具备陨铁元素组成特征.
  陨铁属于陨石的一种, 含铁80%以上, 常常还含镍, 以金属状态出现. 1972 年, 在我国河北省藁城县台西村出土了一把商代铁刃青铜钺, 该铁刃就是将陨铁经加热锻打后, 和钺体嵌锻在一起的. 表4 列出了到目前为止中国出土的7 件陨铁制品及检测结果. 这7件陨铁制品均严重腐蚀而没有金属残余, 但在分析中发现锈蚀中亦有陨铁特有的层状镍分布情况, 这点与本次分析的梁带村2 件铁器不同, 所以二者具有不同的材质.

  在陕西宝鸡及与之邻近的甘肃、宁夏等地出土早于公元前5 世纪的早期铁器已有50多件, 其中属于春秋早期的有甘肃永昌三角城和蛤蟆墩出土铁器4件、灵台景家庄出土铜柄铁剑1件、礼县秦公墓地赵坪墓区2 号贵族墓出土鎏金镂空铜柄铁剑1件及该墓南侧的一号车马坑中发现锈蚀严重的铁制品、陇县边家庄出土的1件铜柄铁剑和长武出土1件铁短-剑等共9件, 其余40余件样品的年代为春秋战国之际, 种类有剑、刀、矛、锛、戈、锥、马衔、马镳、带饰、镯、环等.
  经过金相鉴定的有出土于宁夏的4件铜柄铁剑和宝鸡益门村2号墓出土金柄铁剑1件, 材质为块炼渗碳钢. 所以从制作技术上看, 这一地区出土早期铁器与三门峡虢国墓地、曲沃曲村遗址和韩城梁带村遗址等没有差别。

点评

这些所谓的马其顿铁器,很有可能是假货,拿来证明传说中的长矛阵。在这地中海气候的环境里,保存状况不是中华西北的那些基本铁锈的遗存可以相比的,前者和收旧货的差不多。  发表于 2018-2-5 22:26
最出名的当属所谓的马其顿时期,白皮宣称是公元前300来年的马其顿方阵专用的萨里沙长矛,其发现地集中在所谓的腓力二世王陵一带,而这些所谓的马其顿王陵恰恰在石材构件的加工与陵墓的断代上有着政治意义的考量。  发表于 2018-2-5 22:15
所谓古希腊黄金时代的铁器金相检测数据呢?赫梯的也行,亚述的呢?波斯帝国的呢?  发表于 2018-2-5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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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5 22:21 | 显示全部楼层
Michael Shanks, "CLASSICAL ARCHAEOLOGY OF GREECE: Experiences of the discipline", 2005
http://www.persee.fr/doc/antiq_0 ... 1321_t2_0528_0000_2

        人们经常认为,希腊的“重新被发现”是在18、19世纪。的确,在18世纪晚期,大多数受过教育的西欧人可能都将罗马与基督教传统视为文化根源。
        1835年,帕台农神殿的一根鼓柱被修复,以迎接新的希腊国王——德国巴伐利亚的奥托来到首都雅典,这是古典思想与国家权力宣示在意识形态上融合的一个清晰信号。这个刚脱离土耳其而获得独立的新希腊,在欧洲大国联手下,政府迅速介入以确保古典的希腊遗产。考古遗迹早在1821年后已成为未来希腊的象征,而1831和1834年为雅典拟订的新街道规划,更体现了活生生地展示欧洲起源地的博物馆之想法。

        据Kostas Kotsakis(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考古系教授)说,早在那时,重建历史与特定政治方案关联在一起,流行的考古学上的观念最终深深地体现在现代希腊国家的意识形态中,不时影响到具体且重要的政治与社会方案。
        对于一种超凡魅力的文化之延续性的想像,为一种关注于取证而排斥深入质疑的“常规科学”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历史自身提供了对自身的解释。对于希腊延续性所需要的解释,被认为只存在于考古学以外,因此,Kotsakis所指出的是,这是一种与历史无关的对希腊的“历史性的”重构,这种与历史无关的“历史性的”重构已经在希腊考古学上主导了很久,而且仍然持续,除了希腊史前考古是明显例外。

        Morris(斯坦福大学古典系主任)认为“希腊化”是在法、德两国的民族主义争执以及法、英两国对奥斯曼土耳其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发展出来的,这种“欧洲大陆主义者”所关注的焦点意味着希腊人对考古的民族主义利用是大有问题的,因为历史时代与历史概念早已被外部的欧洲利益提前占据并界定。
        依据Morris的看法,直到1870年代“希腊化”都不具备多少考古成分,温克尔曼及后来推动“希腊化”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均以古典文献为据。但Morris认为,考古材料提供了对日常生活的了解,而不是简单的文化优越观念,并且,考古材料对历史变化的潜在揭露,对“希腊化”产生了威胁,因此,古典考古学被放在“希腊化”底下重构,成为一种不具威胁性的技艺,只关注于材料的获取与材料的组织。

点评

个人不怀好意地揣测,这所谓的古希腊和马其顿,俩都是伪史,相关的那些考古遗址不是蓄意伪造便是有意篡改的。不信?看那些高大上的石材加工水平,使用的是什么材质的工具和工艺呢?  发表于 2018-2-5 23:04
说到政治考古,最新的新闻:希腊数十万人集会要求北方邻国改名:你不能叫马其顿!呵呵。  发表于 2018-2-5 23:02
这段就是针对前述的所谓马其顿王陵的所谓考古展开的,也包括了所谓的希腊化。  发表于 2018-2-5 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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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6 22:54 | 显示全部楼层
古代世界无环境史的观点不可取
作者:吕厚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工业革命以来,针对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攫取所导致的环境危机,环境史研究开始兴起,并且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在环境史研究领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认为世界古代史领域基本不存在可供发掘和深入研究的环境问题。事实果真如此吗?在唯一一部现存的希腊化时代的游记——公元2世纪小亚细亚旅行家波桑尼阿斯Pausanias的《希腊纪行》中,作者不厌其烦地介绍了希腊各地的历史掌故、建筑特色、神话传说等,却对当地的自然风光、河流山川、物产气候着墨甚少。这一材料择取标准与古代作家的世界观和古代游记体裁的写作传统有密切关联,但其对古代环境问题研究造成的阻碍作用却也是明显的。此外,古代史研究者试图借用环境史视角解释历史变迁所导致的牵强附会,也使得当代环境史学者对这门学科在古代史领域发展前景出言谨慎。古典时代阿提卡地区“环境退化”的假说,便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反面案例。

--(点评)俺以前扒过这个Pausanias号称希腊罗马时代的唯一游记的抄本源流,在中华文明传播来的中国纸和印刷术已经普及的1485年前后的三个手抄本,充满了错漏,均基于一个幸存的抄本,而这唯一的原始抄本据说在1500年以后消失了,呵呵。
--联系中华的《山海经》,那可是把地理与神话一起写的。问题来了,为什么这唯一的游记“对当地的自然风光、河流山川、物产气候着墨甚少”呢?除了“古代作家的世界观和古代游记体裁的写作传统”以外,还会有什么可能性呢?注意,这个Pausanias和那些疑似虚构的其它所谓古希腊罗马名人类似,生平模糊,主要载于作品本身,又是唯一的游记,何谈其世界观和游记写作传统呢?

古典时代阿提卡地区“地力耗竭”说的破产
在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盛行的年代,当西欧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人和普通游客前往雅典游历之际,现代阿提卡地区的光秃山丘与干旱环境让古典文明朝圣者们大失所望。他们无法将这个并不迷人的地貌景观同名扬地中海的雅典经济霸权与文化艺术成就联系起来。于是,水文侵蚀作用和过度放牧等因素破坏了阿提卡固有的宜居环境的假说迅速风行一时。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现当代环境史研究开始引起古典学者关注的情况下,古典时代阿提卡地区畜牧业资源的过度开发破坏了当地植被环境,进而导致雅典城邦乃至整个希腊古典文明衰落的假说应运而生。英国学者瑟古德提出的偏颇观点便是这一思潮的集中反映。瑟古德宣称:“环境破坏是希腊的光荣所付出的代价。”根据持该观点的古典学者所提出的解释体系,雅典城邦本地经济生产与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促使阿提卡居民过度开发周边原本丰富的畜牧业资源和生态环境,致使该地区在公元前4世纪后出现水土流失、植被退化、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从而阻碍了雅典城邦与古典文明的持久发展。部分古典学家还通过对攸波利斯喜剧《山羊》残篇和柏拉图对话《克瑞提亚斯》断章取义式的附会而找到了支持该假说的“坚实”文献证据。

--(点评)只要是具备了基本常识的人也不会认为“现代阿提卡地区的光秃山丘与干旱环境”能够培育出“经济霸权与文化艺术成就”,19世纪的“西欧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人和普通游客”亦然。
--不过,给西方的暴富和学习东方文明科技伪造了一个所谓的“古典文明”祖先的那些“朝圣者们”自然有办法。问题是,这个“伟大、光荣”的传统习惯一直坚持到了“20世纪80年代”,假说,文献,很熟练。

但是,严肃的考古学与地理学研究表明,近现代阿提卡地区相对贫瘠的自然面貌可一直追溯到史前时代,它并非雅典城邦缔造其辉煌古典文明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解释雅典古典文明盛极而衰的“环境破坏说”在借助现当代环境史研究兴起的东风盛行一时后迅速偃旗息鼓,并且受到《堕落之海》等古代地中海生态史名著的严厉批判。

--(点评)从历史时期的气候学研究和当地遍布的石灰岩山地就可以看出,这个地方果真就是穷山恶水,那么,问题来了,如此贫瘠的地区,何以养育高度发达的文明?古代的商品贸易需要有农业腹地的广大幅员来支撑,粮食的运输贸易更是受到了保存、运力和运输人畜自身消耗的限制,中华文明古代的对外商贸通路上,在没有大规模农业区域的支撑下,例如外海主要水道的岛屿以及欧亚大通道上的那些绿洲,是否存在高度发达的中心文明遗址呢?
--由此,所谓古希腊罗马区域内的人口猜测数量也就成为了所谓专家笔下的橡皮筋,需要少的时候就是精兵强将,寥寥数十万的民众就是文明之巅;需要多的时候就是大国广民,动辄千万上亿,伟大的罗马城没有百万人口都不好意思给人家打招呼。反正,只要“断章取义式的附会”,“找到了支持该假说的坚实文献证据”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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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6 22:59 | 显示全部楼层
相比之下,用于解释古代世界政治、经济宏观走势的另外一些环境史假说似乎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与吸引力,相关例子包括降水量的变化导致4—5世纪欧亚大陆北部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迁徙、年平均气温的下降导致中世纪西欧与中国宋朝长期农业歉收等著名假说。然而,这些观点仅适用于宏观的粗线条论述,很难与充满偶然性的具体史实和客观历史演进历程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它们一方面容易引发知识界的兴趣与关注,另一方面则很难在正统史学的权威论述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上述种种活跃观点的提出并未从根本上扭转环境史学界关于“古代世界无环境史”的基本印象,而各种古代“环境问题”自身的合法性仍处于有待论证的处境之中。

古代环境史研究中的理想化与文化偏见
除宏观理论难以同具体史实相结合的困难外,由于古代环境史研究可资利用的优质史料极为匮乏,并且针对古代世界的环境史探索很难具备传统文献研究的考据性与当代生态环境研究的实验性,个别一度产生过轰动效应的相关成果事实上缺乏严肃的学术性,甚至可能产生混淆视听的消极效果。
例如,在古代地中海史研究中存在着借用环境史视角对伊斯兰文明进行理想化或肆意贬低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英国学者霍登和普赛尔指出,部分中世纪经济史学者关于伊斯兰教的向西扩张为地中海世界带来一场“农业革命”的观点在实质上是对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史料进行粗暴嫁接,从而人为构建伊斯兰农业文明理想化形象的做法。而年鉴学派史学家隆巴尔提出的荒谬观点——畜牧业过度经营和城市建设大兴土木所导致的木材资源短缺注定了伊斯兰世界将在近代早期同森林资源丰富的基督教世界竞争过程中遭到惨败——实质上是在貌似新颖的环境史视角下重构西方中心论的新瓶装旧酒把戏。可见,环境史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引入给世界古代史研究带来的并非只有新鲜活跃的“新史学”风气。由于古代环境史资料存在良莠不齐、量化程度较低、主观解释空间较大等问题,这项研究也为伪造史料和非学术观点的乱入以及个别持种族偏见的学者假借环境史研究之名重塑文化霸权话语体系打开了方便之门。

--(点评)“粗暴嫁接”那些“良莠不齐、量化程度较低、主观解释空间较大”的史料,“人为构建”某一个“文明理想化形象”,掩盖不住“重构西方中心论的新瓶装旧酒把戏”。最终,还是换汤不换药,“为伪造史料和非学术观点的乱入以及个别持种族偏见的学者假借环境史研究之名重塑文化霸权话语体系打开了方便之门”。

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学为世界古代环境史研究提供启示
尽管环境史研究是一门脱胎于欧美现当代史领域的、运用西方概念与科学原理建构起来的史学分支,但就古代环境史研究而言,中国史学研究者有理由掌握属于自己的独立话语权。与西方史学传统相比,中国古代文献中保存了自先秦至明清的一整套内容丰富、延续性较好的历史地理著作,其中不乏《尚书·禹贡》《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等在东亚乃至世界历史地理学上具有开创意义的伟大作品。而中国古典文史作品中的农书、医书、五行志、地方志、儒释道著作与诗词散文作品中也散布着大量反映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和古人对环境认识的信息。运用这些史料去解释世界古代环境史领域的共性问题、完善世界古代环境史学科的研究体系,或许正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者们业已开始尝试,并且终将承担起来的一项使命。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学传统可以为世界古代环境史研究提供两点重要启示。
首先,当代学者在面对古代社会各类有争议的“环境问题”时,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部分学者笼统认定“古代世界无环境史问题”的偏颇态度是不可取的。例如,在中国古代都城选址的问题上,有相当的史学、政论、方志与诗词歌赋材料表明,西安、开封等古代都城的盛衰是与人口容量及其周边自然条件的好坏息息相关的,而且中国古代的君主、士大夫乃至市井文人往往对此有着明确的认识。尽管在农耕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远弱于工业革命以后,但片面认定古代社会不存在环境问题,以及古人对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不会对政治、经济生活造成剧烈影响的看法显然在中国古代史中存在着大量反例。因此,我们在判断世界古代史上的环境问题时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次,中国古代历史地理学研究在分析人与环境关系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表明,尽管现当代西方环境史研究起初是以“环境问题”为导向的,但对古代世界自然环境,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并不一定要以人类如何破坏环境和自然如何惩罚人类的过度攫取为唯一主题。在古代中国,人与自然的矛盾总体上相对缓和,但人对自然的依赖与利用和人对自然的认知与信仰有时不亚于甚至高于工业化社会。郦道元与顾祖禹等学者利用山川河流统领组织史料的做法正是前工业时代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映。可见,跳出“环境破坏与治理”的狭窄研究范式,转而关注古人与自然环境更为广泛、深刻的互动关系,或许正是世界古代史领域范围内研究生态环境史课题在未来的探索方向。

--(点评)论及地理记载和环境观,还有《山海经》和《周礼》呢。另外,说到“环境破坏与治理”的狭窄研究范式,在这个观点大行其道的19世纪及以后,恰恰先后产生了一大批所谓的古文明泥板之类的记载,例如两河遗址里的那些,水土流失,盐碱危害,在同期的那些西方学者的生花妙笔下成为乐此不疲的主题。究其根源,还是要和伊甸园的那个苹果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或者是环境,或者是奢淫,或者是制度,反正就是所谓一神教的原罪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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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伪存真,剥掉西方伪史的画皮,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发表于 2018-2-7 21:13
庞大而连续的历史记录资料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环视世界,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发表于 2018-2-7 20:21
文艺复兴本身就扑朔迷离,我一直怀疑是外星人或地内文明扶植代理人势力的一个系列阴谋。  发表于 2018-2-7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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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7 21:18 | 显示全部楼层
有个ID认为:维纳斯和掷铁饼者有可能是假的,但不等于帕特农神庙和罗马斗兽场也是假的。

回答:坦率说,它们都不假,包括维纳斯,但它们存在的年份造假嫌疑很重,为的是西方文明的正统,方便文化殖民,为的是话语权的掌握,方便意识形态灌输和经济掠夺。
       在建筑本身,神庙和斗兽场都是真货,但究其建筑传承和建造过程,属于托古建筑,注意,不是仿古。

        所谓伪史,是指添假拔高、移花接木、按需“考古”、生造概念、推前年代、理论缝合。列强默契,共同推进,也因此露出破绽,但均是为构建"西方中心论"背书。这整个构建过程正在一步步揭开,甚至是西方进步学者率先为之。
       例如《历史著作史》关于《列王纪》的评述:“波斯人在中世纪搞的那次学术运动是伊斯兰世界一个谜,其实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谜;这是因为,虽然波斯人在种族上和语言上和希腊人有亲缘关系,却未受亚历山大征服的影响,从未希腊化。在文化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比从公元前330年被亚历山大征服至公园226年萨珊君主国的建立这一段时期的中断和希腊化文化对伊朗竟然没有发生影响这件奇怪的事更为特殊更为费解的了。”

      不过,即使是这本据说是11世纪写的《列王纪》,其抄本仍然是15世纪晚期的书稿的副本,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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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7 22:58 | 显示全部楼层
以下摘引自《华北地区磨制石器制作工艺考察》
作者 翟少冬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本文考察了华北地区磨制石器的制作工艺,并和打制石器的制作技术与石料进行了比较,认为磨制石器虽然制作程序复杂,但技术简单易操作,石料种类繁多。磨制石器取代打制石器成为社会主要生产工具的过程和华北地区农业起源和定居的发展过程契合,说明磨制石器这种选料广泛、易操作的制作技术可能是适应了华北地区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随着农业和定居的发展,逐渐取代打制石器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工具。

--(点评)循序渐进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工具亦然。

从石料上来讲,磨制石器和打制石器在石料的使用上有着显著区别。
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石器制作使用较多的是石英岩、石英、角页岩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原料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基础上增加了燧石、硅质岩。这些石料一般脆性较大、质地较匀、硬度较高,适合打制或压剥,但是不易打磨。

--(点评)这些主材是难以拿来大规模精细加工的,只好打制。

而磨制石器则不同。制作磨制石器的石料大多就地取材,种类也较打制石器丰富得多。例如,磁山遗址的石料有闪长岩、透辉石、方解石、石英岩、板岩、矽化石灰岩等,裴李岗遗址的石料主要有石灰岩和砂岩两类,垣曲古城东关遗址的石料主要有石英岩、玄武岩、大理岩、辉绿岩、千枚岩、板岩、安山岩、凝灰岩、黏土岩等。这些石料大多韧性较大、硬度较低,便于琢磨。
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明显的小石器和细石器文化传统特征,以下川-峙峪-虎头梁遗址为代表,石器的长度一般在3厘米~6厘米,而到了新石器时代,器型普遍增大,裴李岗遗址发现有长33厘米的石铲和长17厘米的石镰,磁山遗址发现有长24厘米的石斧和长24厘米的石铲。可能正是硬度较低的石料的使用和磨制技术的应用,使得制作如此大型的石器成为可能。

--(点评)打制石器的体量限制如此之小。磨制石器也算是一次革命了,然而,其尺寸呢?其共同特点是,薄片状成型。大规模精细加工?想多了。此时只有闪石玉才是精细加工的主材,由于工具的限制,先民采用了柔性或低硬度材料如竹木骨皮绳等结合解玉砂的曲线加工琢玉工艺,这是充满智慧的一次改革。然而,还是由于曲线加工工艺的限制,琢玉工艺也只能产出体量上受到限制的精细小件,片切割和线切割做出来的大一点儿的器具还是以薄片状器为主。这一点,直到青铜制作工艺独步世界的商代妇好墓等玉石器出土,尺寸和前述的新石器时代石器相比,仍然没有大幅度改善的证据。

在距今6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旱作农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内的经济主体。磨制石器的发展也如上文所述,从开始出现到数量逐渐增多到最后成为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生产工具。这种时间上的契合说明磨制石器的使用与数量的增多可能和农业的发展及定居有关。
尽管磨制石器的形体较大,但定居的生活使人们不必再为工具的尺寸担心,因为他们不需要考虑携带的问题,同时也能够有充足的时间来加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磨制石器。
另外,无论是为建造房子进行的树木砍伐,还是农业中的谷物收割,都需要耐用性强的工具。实验表明,磨制石器的加工尽管耗费的时间长,但是使用寿命和功效要远远高于打制石器。
而磨制石器制作技术难度低的特点,可以使更多的人尤其是女性参与到石器生产中;石料选择的多样,使得人们可以更广泛地利用周围的石料,大量生产磨制石器,从而满足社会发展对于生产工具数量的需求。
因此,磨制石器生产得以迅速发展,并取代打制石器,成为新石器时代的主流生产工具。

--(点评)大批量稳定生产的低成本优质工具,对于生产力的进步是一个有力的支撑。磨制石器如此,炒钢工具如此,工业革命的成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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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neolithic)”这一名称最先是由英国考古学家陆伯克在1865年提出的,这个分类我一直不感冒;以后有时间的话再详细叙述。  发表于 2018-2-8 01:30
新石器时代一般分为早期(距今7000年前)、中期(距今5000年前)、晚期(距今4000年前)。其实在早期的晚期,我国已经进入玉文化时代。  发表于 2018-2-8 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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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8 00:4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2-8 00:44 编辑

       纪录片《华夏古镇·浙江诸葛》(一)

       公元234年秋,八百里秦川。

图001

       五丈原悲风呜咽,蜀汉丞相诸葛亮五十四岁的生命,终结在了这个第五次北伐的战场上。

图002
图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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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05
图006
图007
图008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颗巨星。星光穿透千年,映亮了后人的精神大道。

图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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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015
图016
图017

点评

“成都武侯祠”的镜头均由5D3拍摄,画面的层次、厚度令人比较失望。  发表于 2018-2-8 00:57
友情提醒:本片仅限于在“美言”供朋友们观摩,谢绝转帖。  发表于 2018-2-8 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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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9 22:2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2-9 22:28 编辑

       纪录片《华夏古镇·浙江诸葛》(二)

       自出茅庐,诸葛亮用他二十八年的人生镌刻了千年传奇,但他留给儿子的只有一篇八十六字的训诫:

图018
图019
图020
图021
图022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图023
图024

       承载着先祖的叮咛,诸葛子孙的迁徒持续了数百年。

图025
图026
图027

       公元952年春,他们中的一支,第十五世孙诸葛浰携家眷南下,成为浙江诸葛氏的始祖。

图028
图029

       公元1018年,诸葛浰之子诸葛青迁居兰溪。

图030

       兰溪隶属婺州,即今天的金华。

图031
图032
图033

       兰江、婺江、衢江在这里交汇,所以兰溪历有“三江交汇,八省通衢”之称。

图034
图035

点评

诸葛村的商业味道已经比较浓了;下集的长乐村尚未开发,确实值得去看一看。  发表于 2018-2-19 03:52
汗颜,龙门古镇和廿八都都去过的,这么个好地方居然没去过。  发表于 2018-2-13 20:42
《浙江诸葛》分上下两集,上集说的是诸葛镇诸葛村的故事,下集说的是诸葛镇长乐村的故事;两村相距也就两三里地。  发表于 2018-2-10 12:28
当时放孔明灯的人太少,拍摄的效果不甚理想;下次还得组织一次~  发表于 2018-2-9 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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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11 00:4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2-11 00:47 编辑

       纪录片《华夏古镇·浙江诸葛》(三)

       然而第二十八世孙诸葛大狮在思索把新家安在何处的时候,却略过繁华的州县,选在了兰溪西北──这片荒凉的土岗上。

图036
图037
图038
图039

       后来的事实证明,诸葛大狮独具慧眼,为后辈找到了一方勃然而兴的宝地。

图040
图041
图042
图043

       诸葛大狮买下了这片田地,开始了荜路蓝缕的开垦。

图044
图045
图046

       后来这儿被叫做高隆,以纪念诸葛亮当年为谋天下百姓之福祉,躬耕陇亩,高卧隆中的无上情怀。

图047
图048

       当一代代诸葛子孙由这支根系成长繁衍,逐渐如参天大树一般繁茂的时候,它变成了诸葛村。诸葛村后来与周围的村落一起,被合称为诸葛镇。

图049
图050
图051
图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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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马头墙,内有胖梁柱。  发表于 2018-2-13 20:46
兰溪老宅的建筑风格以徽派为主,糅入了水乡的韵味。  发表于 2018-2-11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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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11 16:08 | 显示全部楼层
不知道船长手里有我国大口径光学天文望远镜的进展资料吗?我们的光学望远镜好像口径一致做不大。是不是也和基础工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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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天兄,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况且,天文方面,我连粗通也谈不上。不过,以后可能会接触到这一领域。  发表于 2018-2-11 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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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12 02:4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2-12 02:50 编辑

       纪录片《华夏古镇·浙江诸葛》(四)

       诸葛村按九宫八卦布局。

图053

       诸葛村的地形状如铁锅,中间低平,四周渐高。四方来水,汇聚锅底,形成了一口池塘,这就是钟池。

图054
图055

       钟池是诸葛村的中心,四周的八条街巷呈放射状向外延伸,组成内八卦;环抱诸葛村的八座后山,就像人工开凿的一样,构成了外八卦。

图056
图057
图058
图059
图060

       后人相信,诸葛亮的后代应该获得了他们先祖的八阵图,不然的话,诸葛村最初的蓝图又是谁画的呢?

图061
图062
图063

       八阵图是诸葛亮在古人探索的基础上再行完善的杰作;在波澜壮阔的三国时代,成为战场上将天、地、人合而为一的经典历史篇章。

图064
图065
图066
图067
图068

点评

这个札叶铁胄还是东汉那会儿的形制,记得战国燕下都出土的大片札叶铁胄,还有遮檐和护面的结构。  发表于 2018-2-13 20:52
图65到图68,视频截自高希希导演的《三国》;正式编配,将会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制作中心购买相关素材。  发表于 2018-2-13 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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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13 00:3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2-13 00:34 编辑

       纪录片《华夏古镇·浙江诸葛》(五)

       钟池半水半陆,组成了一幅阴阳太极图。

图069
图070

       它就像古村落的明眸,映出纯净的蓝天白云,映出徽派民居的白墙黛瓦,映出诸葛亮的后代淡泊宁静的胸怀……

图071
图072
图073
图074
图075
图076

       钟池西北侧的大公堂,是古村的头脑,掌管着诸葛后代的精神世界。

图077
图078
图079
图080
图081

       牌楼式头门,歇山式屋顶,四个戗脊翼角大气而不失自敛,就像诸葛亮的一生,壮志凌云则又张驰有度。

图082
图083
图084
图085
图086

点评

没什么,铁马兄,我从视频截图,你看到的则只是静态的图片。非常欢迎你的意见,多多益善!  发表于 2018-2-13 23:46
一己妄断,汗颜中。还是没有认真看啊。  发表于 2018-2-13 23:38
铁马兄:1、为保护眼睛,我电脑的显示器调得比较暗,正常的不存在太暗的问题(后期编辑的时候由专业设备监视);2、图77的那口井是建在水里的,作为太极的鱼眼,估计只是摆设。  发表于 2018-2-13 21:45
那口井的井圈石时间不会太长,无长年绳索沟痕。另外,就照片而言,整体略显暗色调,个人感觉比较沉闷。随便乱说的,请勿在意。  发表于 2018-2-13 20:56
这部片子存在重大缺陷,以后的改动会比较大~  发表于 2018-2-13 16:26
就题材和画面看好片子啊!  发表于 2018-2-13 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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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13 20:56 | 显示全部楼层
  近年来,中外专家对唐代的中国、朝鲜、日本的玻璃器进行了化学成分检测,与当年斯坦因等一干人士买了俩所谓古罗马金币就宣称中华新疆一带有古罗马影响,壁画飞天就是古罗马仙女,挖出点玻璃碎片就号称是古罗马玻璃器皿等论调相悖,居然多为产自中亚东南部之罽宾国(阿富汗东部一带,含部分喀米尔高原)的草灰玻璃环凸纹器,按大英博物馆专家研究,波斯本土或周边地区从未发现过任何凸环纹玻璃器。何家村宝藏也不过一件,还是安放在银罐里的,此前被误认为萨珊波斯玻璃器。唐代自产的是高铅玻璃器皿,二者也共同出现在朝鲜和日本。
  按相关论文,以往对于新疆地区早期玻璃器来源的认识多集中为罗马玻璃和萨珊玻璃两种成分类型, 新近的检测确定了中亚生产的高钾植物灰成分类型和南亚巴拉遗址生产的高铝植物灰成分类型。

  原文摘引如下:
  话说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Stein)在新疆和田塔古寨(Tagujai)遗址 采集了许多玻璃器残片,薄厚不一。有的薄如纸片,有的口沿加厚;颜色丰富多彩,有淡黄色、深绿色、彩虹色等。有些碎片带贴花或缠丝,部分残片带手柄或雕 花装饰,斯坦因认为犹如罗马玻璃器[4]。
  2017年3月,北京大学林梅村教授到大英博物馆库房调查新疆古代玻璃器残片,在斯坦因收集品中发现1件淡黄色凸环纹玻璃残片(图一,2)[5]。 这个玻璃残片出自新疆和田皮山县木吉乡塔古寨遗址,与何家村唐代窖藏玻璃碗的颜色和纹样相同 [6]。
  20世纪70年代,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的古玻璃专家罗伯特·布里尔(Robert Brill)到大英博物馆检测了斯坦因收集品中13件玻璃器残片。恰好包括这件玻璃残片,检测结果为中亚植物灰玻璃(编号8085)[7] 。
  2017年4月,我们到西安考察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凸环纹玻璃碗,并与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人员联合检测了它的化学成分,检测结果亦为中亚植物灰玻璃[8]。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研究中心林梅村教授在2017年5月写了一篇论文《唐武德二年罽宾国贡品考——兼论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原为大明宫琼林库皇家宝藏 》也提到了相关内容。有兴趣的可以去搜原文看图片。何家村宝藏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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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13 21:03 | 显示全部楼层
以前俺说过中华古纸的二三事,再来补充一点:

       世界最早的纸之一:比“蔡伦纸”早250年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李晓岑教授(原北京科技大学科技与文明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发现在东汉蔡伦造纸之前就有了“浇纸法”,出土于放马滩古墓的西汉古纸,早于蔡伦“抄纸法”造纸250年,而且作为完全不同于蔡伦系的造纸方法,这种浇纸法至今仍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使用。李晓岑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民间造纸术,经过20多年的研究发现,在东汉蔡伦造纸之前就有了浇纸法,在甘肃天水放马滩西汉古墓里发现的一小片“残纸”时代比蔡伦纸早了250年左右。

  早在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的一座汉墓里出土了一张“残纸”,它长不过五六厘米,宽不过两三厘米,上面用植物染料画有残损的地图,经过考古研究,该汉墓应该属于西汉文帝或景帝时期,大约早于蔡伦时期250年。但是由于发现的“残纸”厚而粗糙、纤维分布不均、表面无帘纹,和蔡伦系的造纸完全不同,加上一张纸如何跨越如此漫长的历史时期,在古墓里做到不朽保存下来,也是个谜,因此对于它是不是一张纸,是不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纸此前仍有争论。
  李晓岑在显微镜下发现纸面细纤维渣,纸上用墨线绘有山、川、崖、路,和临近的放马滩秦墓里发现的木版地图非常相似,说明这张纸的确是古纸,它的时代和放马滩秦墓时代不会相隔太久。经过20多年走访中国近10个少数民族的手工造纸方法的调查,这个和“蔡伦纸”完全不同的古造纸方法在中国的傣族、藏族的某些地区仍在使用,被称为浇纸法造纸。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用这种古传的造纸方法来抄写经文。
  由于这些古纸表现出和蔡伦纸薄、表面光滑、纤维分布均匀、表面有帘纹等完全不同的特性,结合20多年来走访少数民族手工造纸的调查,李晓岑教授认为,中国的传统造纸有两种造纸方法,一种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蔡伦系的“抄纸”法,另外一种就是制造这世界最早古纸的“浇纸”法。

  “浇纸法”的工艺:
  首先把麻、树皮等纤维材料,在水中浸泡10多天甚至更长时间,将不可用的表面杂质泡除,然后加入石灰粉等材料浸沤多天,得出可以用于造纸的植物纤维,再将这些纤维捣成浆,把浆水调合成适合的浓度,然后浇在造纸帘上,最后放到室外晾晒,短则一两天,长则三四天,一张古法制作的“浇纸”就完成了。制作好的浇纸由于没有采用抄纸法的“压制”步骤,浇纸的纸张两面有不同的手感,贴近浇纸帘的一面是光滑的,而没贴近浇纸帘的另一面则有粗糙的植物纤维颗粒。由于浇纸法采用的是一帘一纸,造纸效率极低,一天只能制造几十张纸,而蔡伦系的抄纸法造纸,用的是一帘多纸,造纸效率得到极大提高,最快一天能制造上千张的纸张,加之蔡伦大大拓展了造纸使用的原材料,由最初古纸简单使用麻为原料造纸到之后使用树皮、棉絮、破鱼网造纸,因此蔡伦抄纸法造纸就逐渐取代了浇纸法,渐渐流行开来。而古法浇纸术仅在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得以保存,在其他地区渐渐式微而变得不为人知。蔡伦对于造纸术的改进才让纸张作为一种媒介开始大规模流行。

  蔡伦纸之前中国就已出现纸张的记录还远不止放马滩汉墓出现的这一片残纸。在上世纪90年代,在甘肃省敦煌悬泉置遗址还出土过西汉时期的纸质文书,有四五百片之多,它们最早的断代也比蔡伦时期早了近200年。经研究这些纸和放马滩汉墓的残纸使用的是一种造纸方法,即浇纸法。另外,这么多古纸中有字的却极少,而同时出土的竹简上却记载着大量的文字。由此学界判断,虽然在西汉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了造纸工艺技术,但是纸张却不主要用于书写领域,而是作为包装,只是偶尔用于书写或绘画。

  中华古纸考古发现:
  从1933年开始的考古文物证实,我国西汉时就已经开始用丝絮和麻纤维造纸,现存最早的纸纪录不断被考古成就所刷新。
  1933年,已故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地区发现了一片西汉中叶古纸,这是一片麻纸。
  1957年,在西安市东郊的灞桥,再次出土了比新疆罗布泊的纸还要早约一个世纪的西汉初期的古纸,而且有数十张之多,灞桥纸主要由大麻和少量苎麻的纤维所制成。
  1973年在甘肃居延汉代金关遗址出土了西汉时的麻纸“居延纸”;
  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颜村汉代窖藏中,也出土了西汉时的麻纸“扶风纸”;
  1979年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掘出了“马圈湾纸”;
  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附近的放马滩古墓葬中,出土了西汉初年文、景二帝时期(公元前179-公元前141)的绘有地图的麻纸“放马滩纸”。
  1990年,在敦煌甜水井西汉邮驿遗址中发掘出了多张麻纸,其中3张纸上还书写有文字,目前被认为是中国出土的最早纸的实物;
  2002年,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200多片纸文书残片和麻纸,定名为蔡伦前纸——悬泉置纸。

  李晓岑教授在2010年的 《甘肃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古纸的考察和分析》认为:

  甘肃省敦煌市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古纸460片,由于数量较大,多出土于西汉层位,在国际上引起广泛的关注。库藏所能见到的绝大多数定级悬泉置古纸以及部分未定级的悬泉古纸残片460件,其实包括了大量的较小残片,面积较大的纸应该只有几十片。

  为研究中国早期纸的起源、制作工艺及相关问题,对49片悬泉古纸进行了物理外观的初步考察。认为这些早期纸的原料主要是麻,较厚,表面粗糙、纤维不均、无帘纹,绝大多数是用浇纸法制造的,很多纸的制作工艺表现出明显的原始性。但也出现了一些加有填料的古纸,表面光滑,技术上相对进步。
  少数古纸较薄,有帘纹,纤维分布均匀,是抄纸法制造的,发现于悬泉置遗址的晚期层位中。
  当时已用墨在纸面上书写,但只作为书写的辅助工作,字纸的比例并不大。悬泉置出土古纸中,写有文字的残片共10件,占全部悬泉古纸的2%左右,比例可谓极低,其中汉纸9件,晋纸1件,文字为隶书体和草书体两种。
  在对4片不同层位出土的悬泉古纸进行纤维的显微分析中,初步发现有3片的原料为苎麻,1片为大麻,均是淀粉施胶或淀粉滑石粉涂布的加工纸,是目前发现汉代已有加工纸的最早记录。

--中华西北干旱寒冷之地,延续数百年的官府弃置掩埋灰坑里面,不过残留“古纸残片460件,其实包括了大量的较小残片,面积较大的纸应该只有几十片。”。俄克喜林库斯沙漠露天垃圾堆倒是高大上,围绕着阿拉伯谢赫-酋长的圆顶墓室一大片高低起伏,成卷成捆带标签的草片子,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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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13 21:07 | 显示全部楼层
既然提到了所谓的古埃及莎草文书,以前俺也扒过的,这次来补充一点新鲜货:

  在吉萨金字塔附近的旅游定点画店里就可以见到纸莎草纸(以下引述方便均用纸来称呼,实际上还是草片子。)的制作。
  纸莎草纸是古埃及人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人类最早知道书写的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3万年,当时,人们用颜料在岩石、岩洞壁上绘、刻代表人和动植物的几何图案。后来古巴比伦人将楔形文字刻在泥板上,古阿玆提特人用桑科植物树皮书写绘画,古印度人用贝叶( 棕榈叶)刻写佛经 ,中古欧洲人用羊皮纸等野兽皮书写。而古代中国的甲骨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西周铭文刻在青铜器上,后来还有竹简、 丝帛等等作为过书写的载体,但是它们各有缺点:或是太沉重,或是太昂贵,不能大量使用,部份更不能修改。纸莎草纸的发明则使得书写介质变得轻盈、可以修改,便于携带,极大地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纸莎草纸的发明,我们对于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等许多的历史的细节就无从认知。纸莎草纸的发明在古代没有传到中国。

--(点评)伟大的莎草片子,可惜,阿拉伯人就是要用中国纸的低阶版来代替高大上的草片子,为什么呢?

  古埃及人发明纸莎草纸的时间可以追溯很早。根据从埃及第一王朝(约公元前3100年—2840年)的大臣荷玛卡(Hemaka)位于撒哈拉的坟墓中出土的一张没有被书写过的纸莎草纸,学者们推断纸莎草纸的出现与埃及文明史的发端几乎是同步的;而最早的纸莎草纸文献则来自于第五王朝末期(约公元前2500年—2350年)的阿布塞(Abusir)神庙,它主要记载了这个神庙的收支情况。目前所知的最宽的纸莎草纸卷是古埃及的丧葬文献《亡灵书》(the Book of the Dead)。根据捐献者的姓名,它还被称作《格林菲尔德纸莎草纸卷》(Greenfield papyrus),该文献宽度达49.5厘米;最长的纸莎草纸卷是埃及第二十王朝时期书写的《哈里斯大纸莎草纸卷》(the great Harris papyrus),该文献长达41米。

--(点评)这些所谓的莎草文书的来源也是可以扒皮的,市场购买,无私捐献,也有卖高价的,可靠的来源不清,俺以前扒过一些。

  纸莎草像芦苇一样生长在浅水中,叶在茎的下部,突出的特点是它的茎不长叶子,直立、坚硬、高大,最高的可达4.6米。在茎的头上是蓬开四散的须发。
  纸莎草纸的制作:先将纸草茎的硬质绿色外皮削去,把浅色的内茎切成40厘米(可以根据茎干的长度和需要切得更短或者更长)左右的长条,再切成一片片薄片。切下的薄片要在水中浸泡至少6天,以除去所含的糖分。如果超过6天,薄片就会由白色变深,泡的越长夜色越深。之后,将这些薄片平摊在两层亚麻布中间趁湿用木槌捶打,挤去水分,然后将这些长条并排放成一层,在上面覆上另一层,两层要互相垂直。将摆放好的两层薄片用石头等重物压(现在一般用机器压制),干燥后用浮石磨光就得到纸草纸的成品。由于只使用纸的一面,在书写的一面要进行施胶处理,使 墨水在书写时不会渗开。现场演示了制作好的纸莎草纸的结实程度,扯来扯去不见薄条分开。要想分开也很简单,把它放到水里继续泡。
  在托勒密王朝托勒密五世的时候,根据普林尼在《自然史》中的记载:公元前2世纪,帕加马帝国国王欧迈尼斯二世热衷于收集和抄写图书,为了使帕加马图书馆的藏书量能够与亚历山大图书馆相媲美,他遂打算从埃及大量进口纸莎草纸。为了遏制帕加马图书馆的发展,托勒密五世下令将纸莎草纸制造方法列为国家机密,并严格禁止向帕加马输出纸莎草纸。欧迈尼斯二世不得不另辟蹊径,命令把羊皮处理成光滑的薄片,用其来代替纸莎草纸。公元八世纪,中国纸及其制作方法传入埃及以后,纸莎草纸的制作工艺就失传了,就连纸莎草在埃及都逐步销声匿迹了。因为中国的造纸术可以利用破布、渔网、麻片等各种废旧材料,并逐渐发展到可以广泛使用竹、木等植物纤维,原料广,成本低,产量大,价格低,而且成品多样,可以适应不同的用途,也可以在各地生产。

--(点评)这莎草片子制作起来便宜,还是需要打浆抄造的中国纸方便呢?做好的莎草片子撕不开,应该是草席子了。莎草的灭绝和中国纸也能拉上关系,呵呵。

  今天埃及的纸莎草纸据说是上个世纪60年代在中国当过大使的哈桑·拉加卜在学习参考了中国的造纸术以后,重新制作出来的。纸莎草也是重新引进繁殖成活的。怀疑现在埃及纸莎草纸制作工艺,是不是完全复制了古埃及工艺的血统。

--(点评)拉氏当年可是去过皖南的宣纸作坊的,问题是,中国纸的制作工艺无论古今的浇纸法还是抄纸法,都与所谓的莎草纸工艺没有一丝一毫的关联。中国古代先民宁可采用竹片木板直至植物纤维打碎成浆抹平晾干的复杂工艺,也不愿意在中国各地的莎草属植物草片子编织的席子上写文章,呵呵。

  今天作为一种生产技术和文化用品,纸莎草纸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一种文明遗存和工艺品,许多游客都购买纸莎草画,以做纪念。埃及政府将纸莎草画在旅游行业大力推广并形成繁荣的产业。例如在著名的卡拉姆斯村,纸莎草是于30年前传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纸莎草画需求的增长,村里的纸莎草纸产量不断扩大,兴盛时全村有1500多个家庭作坊,生产的纸张不仅销往埃及各地,还受到意大利、法国等地买家的欢迎。近年来埃及政局动荡,对旅游业影响很大,这让卡拉姆斯村的纸莎草纸生意经历了寒冬。年轻人开始到外地找工作,过去清一色的纸莎草田很多也变成了小麦、水稻和苜蓿田。

--(点评)30年前传入的莎草,旅游业。有兴趣的可以在专卖店买几份漂亮的莎草书画,回来以后好好鉴赏一番。
--泡水这草席子也是要散开的,撒哈拉沙漠里的露水在垃圾堆里有么?参见撒哈拉沙漠旅游的记录。另外这书本和垃圾成卷成捆地扔在沙漠上,晚上是露水,还有包裹的鱼肉垃圾,擦屁股留下的污迹(有文物哦!),白天烈日曝晒,外面倒是晒干了,垃圾堆深处岂不是在沤肥么?
--俄克喜林库斯垃圾堆占了迄今发现莎草文书的七成,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是发掘照片上垃圾堆和谢赫墓室的时间先后问题,垃圾堆为先,这酋长的圆顶墓室怎么会选址在垃圾堆中央呢?这酋长的后裔们能够建造如此完好结实的墓室,就不去清理那些高低起伏的垃圾堆?圆顶墓室为先,这种墓室属于晚近的阿拉伯建筑,按其保存程度有可能是17-19世纪的后期,那么这些垃圾堆的时间就呵呵了。二是垃圾堆的浮堆和深埋的问题,如果是深埋,生活垃圾与莎草片一起配合撒哈拉的地下水与露水,白天烈日蒸腾,那个酸爽。也不符合照片情况。如果是地表浮堆,撒哈拉沙漠著名的沙尘暴是吃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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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2-14 03:1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2-14 03:16 编辑

       纪录片《华夏古镇·浙江诸葛》(六)

       牌楼两侧的“忠”、“武”二字,来自诸葛亮的谥号“忠武侯”。

图087
图088
图089

       大公堂是六百多年前诸葛大狮修建的第一座公共建筑。

图090
图091

       作为诸葛亮的纪念堂,它为诸葛子孙建起了一道不可逾越的“公”与“忠”的精神藩篱。

图092
图093
图094
图095
图096
图097

       柔和的光线投射在里间的诸葛亮画像上,清晰勾勒出先祖的容颜。

图098
图099

       太师壁上刻着八十六字的《诫子书》,其中两句家喻户晓: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图100
图101

       这里每年都会进行春秋二祭;时光轮转,香火不绝。

图102
图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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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14 23:59 | 显示全部楼层
不敢吹更,只来给自强不息的各位拜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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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多多发言~  发表于 2018-2-15 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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