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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亚细亚船长

地外文明与远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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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16 20:26 | 显示全部楼层
说说古蜀国的事。太壮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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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说到三星堆、金沙遗址考古的时候会叙述到的;当时考察三星堆博物馆的图片发在28页和52页。  发表于 2018-4-16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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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17 01:4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4-17 01:50 编辑

       “秘窖”窖藏之二百二十七(作者不详)
       蚩尤墓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向奉蚩尤为先祖的苗族。前几年我翻看中国民族史一类的书籍,对南方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充满了敬意。有一份资料说,澳大利亚的史学家格迪斯,面对世界2000多个民族的兴衰与消亡,而把苗族列在首位。他这样说:“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顽强不屈的民族,这就是中国的苗族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族”。不论从我国的钦定正史还是野史,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历代朝政几乎都是欺压和歧视蚩尤九黎三苗子孙的,从尧舜禹汤的伐三苗直到宋元明清,苗族几乎都是被欺被压、被征被伐、躲躲藏藏、在荒山野岭中求生存。直到最后一个王朝,苗族偷偷保存下来的文字(契形字),也被乾隆皇帝彻底禁绝了。作为蚩尤九黎部落的后裔,苗族、黎族及其同宗的少数民族并没有因为蚩尤的失败和被擒杀而屈服和灭亡。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以自己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忍不拔的自强精神,繁衍生息下来。
       《史记辞典》这样解释:“九黎,古代南方部落名。即后之三苗氏。三苗,九黎之后也。”三苗,在古籍中或称为“苗”、“有苗”,或称为“苗民”,或称为“蛮”、“南蛮”,又称为“苗蛮”,即是今天的苗族人民的祖先。在苗族的历史上,苗人曾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即蚩尤时期、三苗时期、大迁徙时期,特别是大迁徙时期,更是一个极其漫长、极其艰苦卓绝的历史年代,它为期不是几十年,而是长达数百年上千年之久。然而,即使在这颠沛流离、北井离乡的漫长岁月的大迁徙中,苗族人民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先——蚩尤,仍然在心中供奉着他们的偶像,继续着蚩尤的不朽精神。

       从神话传说和史志记载来看,蚩尤是一位可敬而又可悲的历史人物。说其可敬,他是大约在五六千年前与炎、黄二帝并存的三大部落首领之一。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里论证,当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联盟活跃于黄河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之时,黄帝为首的华夏部落联盟还“居住在涿鹿地方的山湾里,过着往来不定迁徒无常的游牧生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来看,定居的农业生活比不定居的游牧生活晚得多,先进得多。在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联盟实现了定居的农业生产之际,以黄帝为首的华夏部落联盟仍停留在迁徒无定的游牧生活时期。据说蚩尤还发展了伏羲上元初历,在多个地防建立天文中心,“在居邑筑城,有城、有廓有祭祀中心。内城为京,外城为邑。有宫有郊,有台有坛。”

       蚩尤九黎部落是我国耕作农业的始创者。《管子》等先秦文献记载已证明了这一点。黄帝制伏蚩尤后,用蚩尤为“当时”之官,以明“天道”,实际上也就是不习农耕的黄帝部落,借助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具有丰富农事季节时序知识的蚩尤九黎部落,掌管天象,指导农事。本世纪50年代以来在黄河下游山东、淮北、河南东部一带考古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年代属距今6000至4000年前左右,其居民以农业经济为主,过着定居生活,并发掘出大量窖藏粟粒,说明粮食产量较多,已有剩余。从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及分布来看,都正好同蚩尤九黎部落生存时代和活动地域相吻合,大汶口文化应该就是作为我国最早从事农耕稻作的蚩尤九黎部落所留下的文化遗存。蚩尤之时作五刑,始有“劓”、“刵”、“椓、”“鲸”、“越滋丽刑”,还制定了违逆处罚的法律。大约六千年前,蚩尤部落已知冶炼青铜器,用铜作兵器,兼并二十一位诸侯。这也是传说“蚩尤铜头铁额、吃砂石、兽身人语,齿长二寸(佩饰之兽牙)不碎战则以角抵人、人不能敌”的由来。
       蚩尤在古代被称为作剑的圣人。中国古代的圣人制器传说有一个很大特点,即圣人的名声越大,那么附会于其名下的发明也越多。黄帝是古史传说中最伟大的人物,后人所称道的他的发明很多,这一点也不奇怪。不过,在兵器的发明方面,蚩尤的名声比黄帝更大。先秦的古人更多地将兵器的发明权归到了蚩尤名下,称蚩尤作兵、作五兵(《山海经·大荒北经》、《世本·作篇》),并将蚩尤供为八神(天、地、兵、阴、阳、月、日、四时)之一的“兵主”进行祭祀(《史记·封禅书》)。既然说蚩尤发明了兵器,那么作为兵器之一的剑自然也是他的创造了。在汉代的画像石上常有蚩尤神的雕像,其手中和身上总佩持着多种兵器,以象征作兵的业绩,这些兵器中就有剑和刀。在我国古代是把蚩尤作为英武的战神加以崇拜的。大约因为蚩尤部落最先使用金属武器,在战争中大显神威,所以经神话思维的作用,蚩尤就被幻想为“铜头铁额”的神化人物,而且还“人身牛蹄,四目六手”,神通广大。《尸子》:“造治者,蚩尤也。”《世本·作篇》称“蚩尤以金作兵器”。金即铜,《管子》、《山海经》均说蚩尤铸金为“剑铠矛戟”等“利器”。前面提到,秦始皇、汉高祖都立祠祭奉蚩尤,把他作为战神、“兵主”,加以崇敬,以利战事。

       但蚩尤又是一名传说中的可悲的历史人物。蚩尤伐空桑,兼并诸侯,逐炎帝,战败黄帝,确实是黄河中下游最强大的族团之一,是战功卓著威震八方的一代英雄。但是蚩尤最后的结局是被黄帝打败了,这是蚩尤族团最大的历史遗憾,由此引发了后代诸多的贬祠。蚩尤虽败但并未失去英雄本色,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蚩尤被黄帝在涿鹿打败,这是历史事实。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传统观念中,蚩尤成了历史的罪人,不少史书都把蚩尤描写成十恶不赦的人物。如果我们历史地、客观地来分析炎黄时代,就会发现对蚩尤的贬抑都是后代学者正统观念所造成的。其实在距今6000年前后,在黄河中下游的广阔地域,存在着炎帝、黄帝和蚩尤三个较大的族团。
       这一时期,当时的中华大地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并无所谓国家和民族,不仅没有汉族、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华民族还未形成。当时只不过是大大小小林立各地的氏族、部落,最多是部落联盟,他们之间为了争夺地盘经常发生冲突和战争。黄帝是黄帝部落的首领,蚩尤是九黎部落的首领,他们之间的战争是原始社会末期中的大地上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没有犯上作乱可言。无所谓谁是正统的,谁是非正统的;谁是谁非,谁尊谁卑,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各个族团和部落正处在相互兼并、融合的过程中,即使出现了酋邦王国,也不会有严格的地域界限。因此,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我们不能用正统王朝的眼光来评价蚩尤。可是此后的几千年里,几乎所有正统的官方文献典籍里只提及炎黄而漠视蚩尤。
       作为涿鹿大战中被杀的败将,蚩尤被称为“四凶”、“暴虐”,成为“叛逆者”被打入历史的另册。理应是中华民族三始祖之一的蚩尤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杰出地位,被后人以成败论英雄的偏见所抹杀。由此联想到历代封建帝王,他们代表胜利了的统治阶级,在史书中理所当然地地要受到歌颂:而作为与他们对立的失败了的代表人物,在史籍中则无一例外的要受到贬低和诋毁。因此,凡是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如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洪秀全,包括近代史上的义和团,在他们遭到失败后,无一不是称他们为“贼”、“匪”、“寇”,诬蔑他们的行为是“作乱”。作为与炎黄同时代的蚩尤,当然也难免其厄运。史籍中称他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虐杀无道”。这样一个“不听帝命”、犯上作乱的“怪物”,这样一个失败者,在根深蒂固的封建正统观念统治下,在以“成者王侯败者寇”为衡量标准的封建史家眼中,怎么可以把他与炎黄二帝相提并论呢?因此,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沧桑,蚩尤落到这样一个境地,孤寂地长眠于巨野一隅,是不足为奇的。

       涿鹿大战之后,黄帝作为实现统一的战胜者,得到数千年来的先雀是必须的,而赋予当时的战败者蚩尤、炎帝以客观评价也是应该的。绝不能因为他们是战败者,便将其在中华民族草创阶段所作出的重大贡献给一笔抹杀。再者,蚩尤涿鹿战败被杀之后,其子民在向南方迁徙的悲壮旅程中,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千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后裔们都喜欢自豪地称自己为“炎黄世胄”、“炎黄子孙”,意思是说中华民族是炎黄的后代,炎黄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但是人们却一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和炎黄同时并列行世的,尚有另一位先人,这就是历史上有确凿记载而实际上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了的蚩尤。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等各自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原始社会一章里都有关于炎黄蚩肯定性的内容。
       今天,我们追溯中华民族的源头,就必须正视三大部落及其代表人物。炎、黄、蚩尤作为中华民族形成之初的人文三祖,其文化发展是平行并进式的,其地域分布,社会结构以及生活习俗的差异和联系,是了解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所在,历史并非全是由胜利者写下的,我认为当代的学界和政界应该具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肯定蚩尤的始祖地位。这是因为还蚩尤以公道,不仅是还历史以公道,而且是还中华民族以公道。苗族红军作家陈靖将军曾写下这样的一段话,笔者深以为然:“炎、黄、蚩都是中原一些部族中最杰出的首领,他们地位相等,不存在谁是正统,谁是偏枝。他们同是中华民族先祖中的三位大兄长,与他们同时存在的还有许多弟弟妹妹。中华民族是一棵枝茂根繁的参天大树,炎、黄、蚩尤是深在地下的三条粗根,而这三条粗根是不能随意取舍的”。

       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们明确提出:蚩尤与炎帝和黄帝一样,都是炎黄文化的始祖。河北省涿鹿县在新建的黄帝城中,除恢复黄帝遗迹外,还建有蚩尤寨,在“三祖堂”中同时供奉黄帝、炎帝和蚩尤。作为蚩尤长眠之地的巨野县在保存好遗址的基础上,于2001年在蚩尤墓原址毅然斥资二十余万元将其修葺一新。2004年又在蚩尤墓附近投资近五十万元建起了现代化的蚩尤广场,竖起了蚩尤的巨型石质雕塑。
       时至今日,每次去蚩尤墓。对我来说,是一种凭吊,一种拜谒,甚至是一种提醒。作为中华民族三大始祖之一的蚩尤竟然在这里沉默了几千年。我等俗人为过眼烟云,又何必计较一切。每每神游至此,看看纷繁芜杂的世界和芸芸众生,也就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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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期的华夏太神奇了,人神共聚,神兽林立,山石有灵,花草树木有情。  发表于 2018-4-21 18:13
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学者已经在研究三战后的世界势力划分了,天下三分,东亚各国皆被中国一統是学者的共识  发表于 2018-4-17 07:20
古人习六艺,经常看看船长的帖子我们也是提高修养了,比天天纸上谈兵更能提高自己的眼界啊!  发表于 2018-4-17 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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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17 11:03 | 显示全部楼层
    难得船长对中国先古史、先古文明有这样的执着。赞。
    不少历史都是胜利者的历史,古代胜者对败者的描述不可能是全部都是信史。即使先古败者的真实会暂时被尘埃所湮灭,但随着历史风华的洗涤,败者真实的风貌终究会展现。
    中华民族能在一个统一国度繁衍生息到今天,跟先古时期我国境内各部落勤劳勇敢、薪火相传密不可分。虽然先古部落之间为了生存和利益曾发生你死我活的部落战争,但其中部落并不因之而消失,他们的子子孙孙至今仍在祖国大地上传承了自己的文化,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和祖国传统文化的璀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遍布全国各地的苗族兄弟、苗族文化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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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也就只有这一大块福地  发表于 2018-4-18 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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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18 01:3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4-18 01:33 编辑

       东夷
       作者  徐子麇

       一、东夷的起源与分布

       在本编前面有关章节已经述及,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是大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遗存;而大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一方面有一部分与来自黄河上游、中游的黄帝部落集团融合,构成华夏民族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泰山周围及其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诸部落,仍按其固有文化传统发展,即夏商周三代的东夷。先秦文献中的东夷,专指今山东省及淮河以北那些非华夏方国和部落,即分布在今山东、苏北、淮北地区。它们的文化直接继承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继承山东龙山文化发展的岳石文化一般即认为是夏代东夷的文化;它们的族源直接继承两昊部落集团,直到春秋时期,在今山东、苏北、淮北还留存着两昊苗裔仍称为东夷的许多方国。但不能反过来简单地称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为“东夷史前文化”,也不能简单地说两昊集团就是“东昊部落集团”,因为当时尚未出现夷、夏的区别,而且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与两昊部落集团也是华夏民族的重要来源之一。夏与商均与三代的东夷有一部分共同的渊源关系。到秦始皇统一时,三代东夷的苗裔,都已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

       夷的族称,今所见为当时确证的,以甲骨卜辞关于尸(夷)方的记录为最早;古籍记载则夏代的东方已有众多夷人的方国部落。《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这九种夷都见于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夏朝与东方诸夷关系的记载。实际上,“九”仅言其多,不必拘泥于九种。《竹书纪年》所载,夏代还有淮夷、蓝夷;《尚书·禹贡》记载两河之间的冀州有鸟夷(一作岛夷,字形近似致误);青州在泰山以东至海有嵎夷、莱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与淮海之间扬州也有鸟夷(一作岛夷)。《禹贡》成书于战国,或亦保存了夏代民族的名称。
       甲骨卜辞对于商朝东方与东南方的夷人,写作“”方和“”“”方。前者像人侧立之形,释为“人方”,后二者均像人蹲踞之形,与夏人危坐不同,释为“尸方”。甲骨文学界认为作为族称,两者都是夷的假借字。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人方”指商东南方淮水流域靠海一带和山东半岛靠海一带;有的学者认为人方与尸方是同一称谓的不同写法,都是指商东方与东南方的诸夷。郭沫若先生说:“尸方当即东夷也。征尸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
       西周金文才正式出现了“东夷”的称谓。在整个西周时期,东方诸夷都是周王朝的劲敌。文献记载周对东方的战争,不同时期出现了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称谓,这些称谓,实际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时期对东方劲敌用不同地理方位概括。西周前后两三个世纪观念上的变化,造成了现在研究工作辨析的困难。学术界对西周时期东夷、淮夷、南淮夷到底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有着不同的看法。
       据张懋镕《西周金文所见东夷、淮夷、南夷、南淮夷比较表》统计,西周早期仅见有“东夷”,周公、成王东征的对象金文中记载都概称为东夷,而《史记·周本纪》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鲁周公世家》说:“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周公,成王东征虽涉及淮夷,而主要是在山东省境,此为东夷起源的地区,也是夏、商时东方诸夷的核心地区。金文为当时实录,西周早叶以东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而淮夷包括即在其中。

       周公,成王东征以后,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势力一蹶不振,且周王朝封大公于齐,封周公子鲁以镇东方。到西周中叶淮夷在淮河地区兴起,成为东夷中势力最强的一支。据上引张懋镕的《比较表》第二栏,西周中期金文只见有淮夷,反而不见东夷的记录。说明成康以后,周王朝与东方诸夷的关系,主要对手是淮夷,因而又以淮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了。文献记载多为后世追叙,关于周公、成王东征的记载,盖成于成康以后,所以依周中期的观念,反以淮夷概称东夷了。
       到了西周晚叶,夷王时期《禹鼎》复见淮夷与东夷并举,而淮夷居前;厉王时器《钟》又有南夷与东夷并见,而南夷居前。周晚叶的南淮夷、东夷各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可在东夷与西周的关系中去辨析。总之,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关于东夷的军事活动已涉周雒邑畿甸地区,然而其分布范围,都没有超出海岱与淮河流域。
       秦汉以后的东夷,主要是指先秦的东北夷,又将倭人列于其中,是泛指东方的民族和国家,与先秦东夷在地区与民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

       先秦的东北夷,包括肃慎,息慎同音异译。《史记·五帝本纪》叙述舜时“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在来贡的诸民族中有息慎。《集解》引郑玄的注解说:“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国语·鲁语下》,记述孔子在陈,有隼死于陈侯之庭而身上留着射来的楛矢石砮,于是问孔子。孔子说:“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民之矢也。”并且讲述其中出典,是周武王克商,命四方各族进贡方物,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度有一尺多。周王为了以其能招来远方的美好政绩垂法后世,在箭杆上刻了“肃慎氏之贡矢”,分给舜的后裔而封于陈。孔子说:“分异姓以远方之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之贡。”韦昭注:“肃慎,东北夷之国,故隼之来远矣。”
       肃慎的分布,学术界长期有过多种推论。然而古人早已指明肃慎在不咸山(今长白山)之北。《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郭璞注:“今肃慎去辽东三千余里。”郭璞晋人,晋辽东城即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区,晋尺约相当今6寸,当时3000里合今华里1800里左右,明显已在长白山以北。《三国志·东夷传》:“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又说:“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肃慎之国也。”三国时夫余王城大概还在今吉林市境,其东北晋时千余里,合今华里600里左右。两书所记肃慎地理,都相当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附近。《新唐书·渤海传》说:渤海“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贾耽《入四夷道城纪》说:渤海上京“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肃慎城”,渤海上京遗址即今宁安县东京城。按文献记载,肃慎分布在以今牡丹江中游为中心的地区。再证在考古学发现的楛矢石砮及对肃慎人文化遗址得出的判断,可以肯定肃慎是起源于今牡丹江流域的东北古民族,又是东北与中原王朝发生政治交往最早、源远流长的古代民族。
       夫余,又有扶余、凫臾等异译。《史记》记述秦汉时的经济区域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而《论衡·吉验篇》记述夫余立国的传说:“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故我有娠。’”后产子,即夫余的始祖东明。说明夫余的始祖传说,也带有东夷以鸟为上天使者的特点。夫余立国以北流松花江中游平坦地区为中心,其先橐离大概分布在嫩江支流乌裕尔河流域。至于夫余与秽、貊的渊源联系及其立国经过,文化特点及其后延各族,均见本书第三编第二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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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说东夷历史说得最合理最简明扼要的文章,基本说清楚了。夷字应该的确是代表着人高弓长的游牧文化。  发表于 2018-5-5 21:57
各人猜测一下,按照夷字从大从弓的属性,东夷人应该和高大善使弓箭有关系。  发表于 2018-4-19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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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19 01:0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4-19 01:07 编辑

       东夷(续)
       作者  徐子麇

       二、东夷与夏商周的关系

       在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集团中,夏人出自西系,而又融合了东方少昊集团许多部落最早建立国家的一支。在夏代400余年中,除与有扈氏甘之战发生在今陕西省关中外,其余未见与西方部落及方国战争的记录。与此相对照,夏与东方的斗争剧烈得多。夏启杀后益自立为后(王),传至太康,即发生了有穷氏后羿“代夏政”的大变革,接着寒浞代羿,前后40年,少康复国。一直到少康儿子后杼才消灭有穷氏,使夏朝得以巩固。自后启至后杼约半个世纪与东夷斗争,主要是在今山东北部以及河南东北部与河北南部,今山东与河南、河北接壤的地区展开。后杼以下,对东方各部落与方国的征伐及交往,已转移到泰山以东以南地区,所见“九夷”名称及其分布已在“东夷的分布”中叙述。到了夏代晚叶,与九夷的关系似有所改善,帝发元年,出现了“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的局面。其中可能包括四方之夷,从《竹书纪年》所叙前后联系看,当主要是东方之夷。关于夏代灭亡,古籍记述夏桀在鸣条之战失败以后,奔于南巢,通常以为即到了东夷的地区,今安徽巢县一带,可姑备一说;勾践越国也宣称越为禹后,大概是与诸夏认同的一种表现。这些都可置疑,有待证实。夏人在夏代及夏朝灭亡以后有一部分东徙,移居于淮河流域、太湖流域乃至杭州湾一带,却在考古学上有若干证据。有一部分夏人东渐而化于东夷和百越,当是事实。

       商人出自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集团中的东系,虽然与夏人一样是东西的两大系部落融合的复合型共同体,其与东夷的同源联系,确对商朝与东夷的关系影响极为深刻。商代人殉、人祭之风渊源于东夷,从甲骨卜辞的记录看,用为人殉、人牲的主要是羌人。到商的晚叶,卜辞中颇常见征伐人方、尸方的记录,东夷与商朝也兵戎相见,而且有的记录说明商对东夷的征伐时间延续较长,规模也较大,远涉淮河流域。“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甚至认为商纣与东夷大规模的战争是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纣克东夷而殒其身”。然而从西周初叶,东夷与商遗裔联合起来反对周王的情况看,商与东夷的关系还是比较亲近的。

       两周与东夷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周初叶武王至康王时期;周中叶穆王至孝王时期;周末叶夷王至平王东迁以前。

       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初叶,周武王联合800诸侯及西土各族,经牧野一仗,商纣灭亡。仍封纣子武庚为诸侯,又以周武王之弟管、蔡、霍三叔为“三监”,各据商中心地区的一部以监视武庚。即使是作了如此周密的布置,周武王回到镐京,仍“自夜不寐”,因为商遗裔和东夷的势力仍很强大。
       武王灭商以后两年即去世,其弟周公辅其子成王,而“三监”心怀不满,武庚乘机与东夷之大国奄、薄姑等联合起兵反周。周公于是大举东征。关于这次东征的对象除商遗裔之外,成王时铸造的雪鼎,盥鼎铭文都记载的是征伐“东尸”(夷)、“东或”(国)。奄在今山东曲阜县旧城东,这是少昊集团的中心所在;薄姑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两国都渊源干少昊集团,是商代方国,西周初是东夷势力最大的两国。据《史记》记载,周武王曾封太公望于营丘,国号齐,正是薄姑的中心地区;封周公于奄,国号鲁,正是奄的中心地区。当薄姑与奄起兵反周时,追随者还有许多其它东夷方国与部落,《孟子·滕文公》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代奄,三年讨其君,灭国者五十。”这五十国大多当在今山东境,此外还有淮夷,分布在淮水地区。
       根据各种古籍的记载,周公伐奄在成王即位之初,经过三年战争才杀了武庚,放逐蔡叔,占领了奄而放逐其君。即使在周公东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齐大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夷也”。经过剧烈的战斗,齐才得以立国,而且直到春秋,有时莱夷也与齐发生战争。周公之子伯禽就封于成,“淮夷,徐戎并兴”,使得鲁“东郊不开”。《尚书·费誓》说:“公曰:‘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孔《传》说,这是宣告“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伯禽命令他的士众准备好武器,粮草,振作士气,勇往直前,不然“汝则有常刑!”经过战争,鲁虽然得以立国,成王亲政以后,“淮夷、徐夷及奄又叛,王乃大蒐于岐阳,东伐淮夷”。如此大规模征集军队,在取得胜利以后,又是大规模赏赐,熔金铸器为铭庆功,又是作《多方》等多篇文告,可见成王此次征伐东夷,影响之大。经过了这样几次反复,今山东境内的东夷不再成为周的劲敌,周的统治巩固了,东夷地区已经安定,出现了成康时40余年不用兵刑的局面。

       到周穆王(约为前976—前922)时,东夷势力的中心转移到了淮河流域,以淮夷概称东夷,而徐最为强大,徐,嬴姓,渊源于少昊以鸟为图腾的集团,分布在淮水中下游以今泗洪县附近为中心的地区。《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这里“熊”为“嬴”之讹,而“盈”与“嬴”同音通假字。可见成王东征之徐戎为东夷。到穆王时,徐已自称王:“徐偃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后来穆王与楚国夹击徐,徐偃王被杀。《都城记》说:“穆王末年,徐君偃好仁义,东夷归之者四十余国。穆王西巡,闻徐君威德日远,遣楚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从之者数万”。徐偃王的故事,古籍记述颇多歧异,大约西周中叶淮夷以徐为最强,经周穆王与楚夹击而受到严重打击近于历史事实。直到春秋时,徐仍不失为淮夷群舒当中的茕茕大国。徐偃王“行仁义”,深得东夷之众,可见其文明水准较高,至今传世的(徐)王器及国器的青铜铸造技术与铭文都比较成熟,接近中原诸侯水平,虽为春秋时器,也说明徐的文明发达渊源有自,且传之久远。

       到西周晚叶,东夷的中心更向南移,而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反而追随于淮夷之后。此时古籍记载仍称淮夷,而金文称之为南淮夷,周夷王时,《禹鼎》铭文噩(鄂)侯驭方叛周,“率南淮尸(夷)、东尸,广伐南或(国),东或”,不仅危及周南境与东境的诸侯,也威胁周的东都雒邑。周动员了西六师、殷八师的力量,才平息下去。宣王时器《兮甲盘》:“王令甲政辞(司)成周四方(资),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旧我(帛)(贿)人……”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兮甲即铭文后面提到的兮白(伯)吉甫,亦即《诗·小雅·六月》中的尹吉甫。尹吉甫在打败猃狁之后,周宣王即派他征收淮夷的贡物,《诗·大雅。江汉》说:“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诗序》说:“《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可见与《兮甲盘》所记为同一事件。据统计,西周晚叶金文中南夷凡三见,南淮夷凡六见,而淮夷仅一见。淮夷即南淮夷,可能因其中心转到淮河以南,同地可能也因其势力往淮河中上游发展,威胁了周的南国江汉诸姬及蒋、蔡等诸侯对雒邑而言是南淮夷了。南夷既与南淮并见,应是指荆楚而言。西周晚叶,王室衰微,诸侯日强,南方的楚、东南的淮夷成为周室的威胁,然而无论是楚还是东夷都已广泛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逐渐走上了华化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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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写得真的非常好,条理清晰,去伪存真,完整体系,这才是真知识。好。  发表于 2018-5-5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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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0 02: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4-20 02:12 编辑

       东夷(续)
       作者  徐子麇

       三、东夷的华化

  先秦的东夷,即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及泰山以东以南的东夷各部落与方国,到战国晚叶都已经华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这个既是分化又是融合的历史过程,大体可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主要阶段。

  夏初,后启与后益争夺共主地位的斗争以及从仲康失国到少康复国,中经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后杼灭有穷氏,前后经历半个世纪的斗争,是少昊集团中那些与黄炎集团结成部落联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过程中的斗争。这些部落已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的行列,成为华夏起源时期东系的重要来源。他们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即今山东省北部与河南省、河北省接壤的地区。在夏代,还有一支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族。他们从燕山地区南下,兴起于河济之间,终于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国第二个王朝的基础,其过程已在华夏雏形的形成一节叙述。在泰山与古济水流域,形成了以奄与薄姑为中心的各方国。西周初奄与薄姑仍是东夷中的大国,他们是东夷中社会发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国,而泰山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与方国,即夏、商时期的九夷或夷方。
  西周初既灭奄及薄姑,封鲁与齐于其故地。以齐鲁为中心,今山东省境内到春秋的只有莱夷没有完全华化。淮水地区诸夷,为西周东方的劲敌,是西周中、后叶东夷的主体。

  齐与鲁对周围东夷部落的政策有明显的区别。齐国的中心地区,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述,在薄姑立国以前曾有一支姜姓的西系部落逢伯陵东迁至此。《史记》也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集解》引《吕氏春秋》说是指“东夷之土”。齐的远古祖先已与东夷发生过较密切的关系。齐“大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采取了文化礼俗兼容并包、经济方面充分发挥地利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齐太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虽然遇到了莱夷来争,但很快就稳定了,只有五个月就向周公报告其施政与奏效,使周公感到出乎意外的快。伯禽至鲁,却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报告其施政,“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周公在对比了齐、鲁这两种不同的方针政策及其效果之后:“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齐、鲁这两种政策的不同效果,在考古学发现中已有初步的印证。
       据研究:“近些年,临淄齐国故城与曲阜鲁国故城相继进行了发掘,看出齐鲁两国在西周、春秋时期,彼此文化面貌、丧葬习俗、城市布局等方面,的确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结合文献记载,齐国的商文化色彩浓厚,还保存许多原始的残余(如大量地杀殉人畜与妇女地位较高等等),而鲁国则保持周文化传统,证明司马迁所说太公治齐‘因其俗,简其礼’与鲁公伯禽治鲁‘变其俗,革其礼,是有根据的。”齐虽来自黄河中游,文化根基出自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的西系,但他所采取的政策,促进了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文化与部落的进一步融合,不仅在春秋时首先称霸,齐国的文化对整个华夏文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齐国周围的东夷部落较快地与之融为一体,至春秋中后叶,前567年(齐灵公十五年)齐国灭莱,于是山东半岛各东夷小国已被齐兼并。齐从春秋初叶已超过鲁国,并基本上统一齐鲁大地,成为东方最强大的诸侯,与他从立国时期已确定的兼容并包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鲁在受封时,周王是定下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方针的,而伯禽强调变革当地土著居民的礼俗,虽然鲁以推行周礼著称,但当地土著的习俗仍顽强地保留着。据对鲁国故城的初步发掘,共清理了129座两周时期的墓葬,时间跨度从西周初叶到战国初叶共五六个世纪。这129座墓可分为葬制风格迥异的甲乙两组。据研究,乙组肯定是周人的墓葬,而甲组可以肯定不是周人的墓葬,“甲组墓从西周至少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这个事实说明当地民族固有的社会风尚曾牢固地、长时间地存在着,并经历了自己发展同化的过程”。实际上,鲁国顽强地推行周礼,也必然还会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周礼起着主导作用。儒家祖师孔夫子,其先为宋人,是商族苗裔,他说周礼本身就吸收了夏、商二代的精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鲁在东夷文化起源发展的中心地区,以周文化为主导,发展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孔孟儒家学说,在实际的发展中不像伯禽所推行的“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那么彻底,仍是周俗与夷俗并存而又以周礼为主导相互融合。
  到春秋时,在鲁国附近,还存在着大昊的后裔任、宿、须句、颛臾等风姓小国,在今山东境还有少昊后裔莒、郯、谭、费等国。他们与诸夏通婚、会盟,在与楚国的争霸斗争中,他们主要是依附齐、鲁,被认为是诸夏的同盟。从出土文物看,今山东境内的春秋东夷各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水平也很接近中原各诸侯,只是因为他们仍保留一些东夷礼俗,当时仍被认为是东夷。实际上已是与诸夏即合而未化,到战国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别已不引起人们重视了。

  淮河中、下游,今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接壤与邻近地区,少昊集团的后裔嬴姓与偃姓诸国,如徐、江、葛、黄、淮夷、锺离、英、六、舒鸠等,春秋时期他们主要倾向于“即事诸夏”,与诸夏通婚,参与会盟,出土器物有明显特点,凡有铭文的都是周代通行的文字。在春秋争霸与战国大兼并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先后被楚、吴、鲁、越所兼并,他们的文化对齐、鲁、楚及吴越都有影响,在政治上逐步统一过程中,文化与民族得到交汇融合,夷夏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当秦统一六国时,“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都已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先秦的东北夷,则在中国的东北继续发展,秦汉以后的东夷主要指先秦东北夷的苗裔,其中肃慎发展成在古代有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族称,当今有满族、赫哲、鄂伦春、鄂温克、锡伯等民族的大族系。夫余的苗裔则有高勾骊继续在中国东北境发展,并且在公元5世纪中心移至朝鲜半岛,曾在邻国朝鲜建立高丽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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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0 17:04 | 显示全部楼层
拜讀船長兄大作,獲益良多.黃帝大戰蚩猶,最後獲勝,這已是公認歷史事實,但具體真相如何,遠古歷史,風沙漫漫,霧裡看花,疑幻似真.既然大家都知道,農耕文明要比遊牧文明先進,而蚩猶作為跟黃帝,炎帝鼎足而三的部落,已經掌握冶金技術,農耕技術,還具備相當數量人口,假如人口太少,大人暴揍小孩,那還用得著大書特書嗎?既然當年蚩猶擁有如此優勢,為何最後還敗在黃帝手下.看過三國演義的都知道,曹操雖強,但要吞并孫劉也非易事.
   歷史上遊牧民族跟農耕民族大衝突只有三次,第一次漢朝跟匈奴之爭,最後以匈奴潰敗,向北遁逃而結束.第二次元兵滅宋,統治中國九十九年,最後退回大漠,第三次滿人入關,統治三百多年後,被中華民族同化,整個民族消失在歷史長河裡.
   太祖當年爭天下時,寫過兩篇劃時代的文章,一篇是"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也就是廣為人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另一篇是"為什麼要建立革命根據地",當中例舉很多事例,反對流寇主義,說明黃巢,李自成農民起義,雖然席捲大半個中國,最後歸於失敗的原因.
    曹操當年爭天下時,只顧招兵買馬擴充地盤,但手下最著名謀士荀文若提醒說"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故進可勝敵,退足以堅守,雖有挫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袞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守也,是固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不可不先定",這就是建立根據地.
   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有一個天生弱點,就是沒有根據地,所以當年匈奴雖強大,但一旦被漢朝打垮,就再沒本錢反撲.反之漢族雖然被外族統治過,但最後仍能翻盤.
    蚩猶既然是農耕民族,又擁有相當人口,敗於黃帝後,為何整個民族都受到不斷打壓?而且是受歷代朝廷打壓.翻開歷史畫卷,我們可以察覺到,除了黃帝大戰蚩猶閒閒一筆外,整個民族消失的無影無蹤,或更準確的說法是徹底邊沿化.既然蚩猶後代從未對朝廷造成任何實質性威脅,為何朝廷對這民族如此不放心,當中有著什麼樣的歷史故事?這些都值得我們好好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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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蚩尤是霸道,黄帝是王道。如同楚霸王不可一世,但依然最终败于被人推举出来的一无是处的刘邦。其实是文化上败了。这就是所谓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发表于 2018-5-5 22:10
其一,蚩尤是游牧传统但已经新近转换为农耕,是新兴农耕与传统农耕部落之间的战争。其二,黄帝是传统农耕的部落群,由于文化相同,所以人多势众。而蚩尤是一个部落,难以联合其他新兴农耕部落。  发表于 2018-5-5 22:07
感谢船长兄提醒,以后会注意.期待船长兄大作,先睹为快.中国历史悠久,别说把书读通,能读到不通就很难得,当吃瓜群众都不容易.  发表于 2018-4-21 16:43
青萍兄,蚩尤的“尤”没有繁体字,偶有用“尢”代之的范例。建议青萍兄以后用简体书写,慢慢就习惯了。我对繁体没有障碍,至今手书基本也用繁体,但对年轻人来说看起来就会比较累。呵呵~  发表于 2018-4-21 15:19
关于6500年前的“三鼎”关系,过几天我准备连载一篇由王先胜先生写的《“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的长篇文章。对于农耕民族最终必然战胜游牧民族的说法,本人不敢苟同。不说了,跑步去也~  发表于 2018-4-20 18:52
青萍兄,我在1780层说过,“ 这些文章,大多是十多年前策划系列纪录片《中国考古大发现》时从各处收集来的素材,不仅多半无作者,且阐述的观点也不尽相同”;这不是我的文章,不敢掠人之美。况且我不持态度。  发表于 2018-4-20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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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1 01:1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4-21 01:12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
       作者  王先胜

       【“炎黄大战”论证摘要】
  渭水流域半坡类型华县元君庙、华阴横陈多人二次葬为炎黄联合杀蚩尤所致,略晚的渭南史家、姜寨二期多人二次葬为炎黄之战所致。半坡类型为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文化,后岗类型为蚩尤族从渭水流域逃至豫北冀南与土著文化相融而成,西水坡45号墓为蚩尤墓。
  零口文化为少典娶有蟜氏合婚生炎帝、黄帝时期,有蟜氏应来自白家村文化,少典可能来自裴李岗文化裴李岗类型。炎黄联合杀蚩尤后,半坡类型、东庄类型(前庙底沟类型)、后岗类型各自分道扬镳,但炎黄两族仍有混居。

  神农相当于裴李岗时期,无确凿的考古学文化可指。伏羲早于神农,距今约一万年前,其时已产生太极八卦、参历、十月太阳历,可能有一种考古学文化与之相关。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为太昊文化。神农与炎帝合并、伏羲与太昊合并是为了突出黄帝为“中央天帝”之需。
  大司空村类型为共工文化,大河村类型前段(阎村类型)为颛顼文化,大河村类型后段(秦王寨类型)为祝融文化,大汶口文化前期(泰山南北区)为少昊文化、后期(皖北、豫东、鲁西南区)为帝喾文化,长江流域苗蛮与后岗类型、秦王寨类型南下有关。

  传说时代(正统)历史在夏商周时期记录下来,夏商周皆源于黄河流域远古文化,所以“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与渭水流域、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非常吻合。也许正是炎、黄、蚩大战导致和深化了这种深刻的民族和历史记忆。
  北方的红山文化因受仰韶文化影响而与传说历史相关,红山文化之前的历史文化没有进入传说时代古史体系;长江中游因蚩尤、祝融部南下而进入古史体系,但大溪文化之前的历史文化没有进入古史体系;长江下游因“禹杀防风”而进入古史体系,但良渚文化(防风氏)之前的历史文化没有进入古史体系。
  中国古人将天上与人间对应起来,人死后即上天(当然是统治者)成神,并照管后人,而天上的星象也与人间祸福相依,星(包括太阳)神即祖神。所以神即是祖先,祖先都是天神。神的历史即祖先的历史,神的关系即祖先的关系,中国神话就是中国的远古历史。

  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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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萍兄的这番推断,现在的历史资料尚不足于提供确凿的证据,不敢妄评。  发表于 2018-4-22 15:47
中国历来有成王败寇之说,历史既是胜利者所写,怎会给失败者一个公正平价?"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孔夫子已算厚道,没落井下石,批倒批臭.商纣王比蚩尤晚很多,连他都要背黑锅,更何   发表于 2018-4-22 14:27
尧舜不是传说,但其被后世吹捧的禅让制度却不单是传说,而且是"细思极恐"那类,孔夫子当年是否有为了树立典型,垂范后世,不惜歪曲历史,捏造事实,这个不敢确定,但确有嫌疑,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是孔夫子所提倡,难怪古   发表于 2018-4-22 14:26
尧、舜的历史存在已不再是传说,考古发掘也已经证明(过帖好像已经说过)。这让我想到了“王子朝奔楚”带走的那批夏商周典籍(参看过帖39页《“从王子朝奔楚”引出的话题》);呵呵~  发表于 2018-4-22 01:31
尧舜天下为公,乃千古帝王典范,传颂不衰,太祖亦有"六亿神州尽舜尧"之佳句,问题是现代考古结果跟传说相差万里,万世师表一代圣人尚且如此,史前真相如何,就更难想象.现代考古,能否还原当年历史真相?  发表于 2018-4-21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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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1 19:25 | 显示全部楼层
蚩尤若不学法术,就不会出现后来黄帝蚩尤之战,就不会出现后来的绝地天通。广成子为给蚩尤传法之误化解了几千年。黄帝蚩尤之战,蚩尤族群战败被俘,族群的一切生产资料被充公,族人也失去了自由,华夏大地上翻开了奴隶社会的一页,距今才5000多年。(广成子先给蚩尤传法术,后来出现负面情况,为了化解蚩尤一家独大,广成子又给黄帝传了法术,才有了后来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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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帖32页《先夏历史脉络》有述,炎、黄联军对蚩尤的“涿鹿之战”和炎、黄之间的“阪泉之战”均发生在6500年前。至于你说的“广成子传法”,老实说,本人第一次听说~  发表于 2018-4-22 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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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2 01:1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4-22 01:22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炎黄大战”第一项证据(或理由)

  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古人编织出一个“三皇五帝”概言之。

  “三皇”有多种说法:《风俗通义·皇霸篇》引《春秋纬·运斗枢》为伏羲、女娲、神农;《白虎通》为伏羲、神农、祝融;《通鉴外纪》为伏羲、神农、共工;《帝王世纪》为伏羲、神农、黄帝;《风俗通义·皇霸篇》引《礼纬·含文嘉》为燧人、伏羲、神农。
       “五帝”也有多种说法:《世本》、《大戴礼·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四时纪》、《淮南子》为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左传·昭公十七年》以共工代替颛顼);《帝王世纪》、《尚书序》为少昊、颛顼、高辛(帝喾)、尧、舜;《皇王大纪》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道藏·洞神部·谱录类·混元圣记》引梁武帝说:黄帝、少昊、帝喾、帝挚、帝尧。
       尽管“三皇”、“五帝”各有多种说法,但这些资料却有惊人的一致性:其一,伏羲大体上被排在“三皇五帝”之首(排除纬书中伏羲之前的燧人氏,则伏羲恒居首位),说明“伏羲”的重要性,“伏羲”的确被古人视为人文始祖。其二,“三皇”、“五帝”虽说法不一,但排序基本上不混乱,按太昊与伏羲合并、炎帝与神农合并(合并的原因应该是为了突出黄帝为中央天帝即《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四时纪》和《淮南子》所排五方天帝的需要)、少昊即帝挚,“三皇五帝”的总体排序为:伏羲(太昊)、神农(炎帝)、黄帝 、 少昊(帝挚)、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尧、舜(女娲为伏羲妹或妻,同时代;共工、祝融总在伏羲、神农与尧、舜之间)。其三,尧、舜总排在“三皇五帝”之后,尧、舜之后为禹、启,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伏羲上承有巢氏、燧人氏,尧、舜下接禹、启。据此可知,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大体上是按时序进行排列的,而这个排序与《帝王世纪》、《尚书序》又完全吻合(实际上所有的排序都没有违背总体顺序)。虽然“三皇”、“五帝”各有多种说法(可能与作者有关,即作者认为哪几位重要就选哪几位),但这种排序上的惊人的一致性却表明古人在这一问题上可能是很严谨的,而不是随便凑合三位、五位就了事。
  可以进一步佐证古人的严谨及“伏羲(太昊)、神农(炎帝)、黄帝、少昊(挚)、颛顼、帝喾、尧、舜”这个排序是按时序进行的,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考察:

  其一,在古代神话传说中,蚩尤的影响很大,相关的古代文献资料也很多,但是蚩尤却没有进入任何一种“三皇”、“五帝”序列,证明古人排“三皇”、“五帝”有很明确的倾向性、选择性(蚩尤与炎帝相争、与黄帝相战,是个反面人物,故不被中原正统历史编入“三皇五帝”)。之所以“三皇”、“五帝”有各种不同的人选,其原因也在于此,即它与作者的倾向性有关。以前据此而否定“三皇五帝”的某种真实性(即它们可能代表一些族群的祖先历史),认为古人是在随意编造历史,显然是没有读懂古人的缘故。如果注意到中国有着辽阔的国土、数千年绵延不断的历史,众多的民族、族群(即使仅以黄河流域而言也是如此),其在古代出现各种不同的“三皇”、“五帝”人选也就不奇怪了。相反,这种情况可能恰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其二,《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均载尧、舜、禹在一起共事,讨论洪水治理和官职任免,可佐证尧、舜距禹、夏不远。而中国古代文献从来未有资料说尧、舜曾与帝喾、颛顼乃至炎、黄共事,可见在古人那里,尧、舜与炎黄是不同时的。在《史记》中,炎黄、颛顼、帝喾、尧、舜是一个线性的父生子、子生孙、孙又生子的代际关际,而炎、黄在古史传说中是一种同父母的兄弟关系,古人把这些问题是分得很清楚的。司马迁也没有说“五帝”同时,今人所谓“五帝时代”其实是容易产生误会的(让人以为“五帝”并列、平行)一种不严谨的不科学的说法。

  其三,《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四时纪》和《淮南子·天文训》排太昊(伏羲)为东方天帝、炎帝为南方天帝、黄帝为中央天帝、少昊为西方天帝、颛顼为北方天帝,分别配对春、夏、秋、冬(黄帝为中央天帝,总揽四季,故不配对某一具体季节)四季,可证此五帝有年代、时代先后顺序。据文献资料,少昊的地望在东方,炎帝的地望在西部渭水流域,而且在考古学上已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证。如果根据少昊、炎帝的地望及文化特征配五方天帝,则少昊应为东方天帝、炎帝应为西方天帝,但《礼记》、《吕氏春秋》和《淮南子》都没有这样处理,证明五方天帝不是根据传说帝王的地望及文化特征来安排的。相反,五方天帝配对不仅遵循春、夏、秋、冬这种时序,而且与其他古籍中“三皇五帝”的排序完全一致(为了把黄帝排为中央天帝,故将伏羲与太昊合并、神农与炎帝合并),故而出现在大地之东方的少昊被排到天庭的西方,在大地之西方的炎帝被排到天庭之南方。这给今之学者造成了一些误会,但那种颠三倒四的配对却证明它是按照五行、五方及时代先后来配置的,即太昊(伏羲)东方木生炎帝(神农)南方火,炎帝南方火生黄帝中央土,黄帝中央土生少昊西方金,少昊西方金生颛顼北方水。我们知道,在古史传说中,并不存在伏羲(太昊)生炎帝(神农),炎帝生黄帝,黄帝生少昊,少昊生颛顼这样一种体系,故知这种相生关系是年代的先后关系。由于古人牵强地把传说帝王与五行相生关系凑在一起,故给今人造成许多误会和混乱。

  其四,屈原《九歌》涉及十位天神地袛,即天神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地袛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以及人鬼国殇,其中东皇太一是屈原心目中最尊贵的天神。以前不少学者都认为东皇太一是太阳神伏羲、黄帝、太昊或几者的融合,何新先生认为《九歌》所颂十神“暗合于先秦中原以齐国为中心而流行的阴阳五行及五方十神学说”,他将《九歌》所颂十神按五行方位、阴阳相配进行排列并与《礼记.月令》中的五方十神图相比较,发现它们存在同构对应关系,进而考证“东皇太一”就是指黄帝(何新《〈九歌〉十神奥秘的揭破》,《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4期)。何新这个研究很有意义,但东皇太一不是太阳神,热爱楚国、面临国破家亡的屈原也不会歌颂中原文化所树立的中央天帝黄帝或其他太阳神。《九歌》中的东君即是太阳神,所以屈原心目中的至尊天神“中央天帝”不是太阳神。玉逸《楚辞章句.东皇太一》说:“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汉书.郊祀志》:“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太一为星名,此星之佐为五帝座,故此星只能为北极星、北斗星(北斗在史前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极星,参见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这一点也与古代“太一行九宫”学说及有关式盘所示完全吻合。“祭东南郊”应与行火历、祀大火有关,太火星与北斗相拴系,二者属同一历法体系。楚人的祖先祝融族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南下的秦王寨类型(大河村类型晚期),而该文化又主要由西进的大汶口文化形成,这在考古学上已能够找到线索和依据(王震中《大河村类型文化与祝融部落》,《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韩建业、杨新改《苗蛮集团来源与形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4期)。大汶口文化是崇拜鸟(此鸟并非太阳鸟,而是心宿三星之物象,详后)、北斗图像的群落,祝融正是一只鸟。楚文化抑龙扬凤,楚人墓葬中、高规格者其头向皆尚东于此均能得以解释,即楚人的远祖为东夷人(颛顼与祝融相关,后当另论)。《九歌》十神亦证古人的严谨。

  其五,据研究,《楚帛书》创世章描绘了十二位天神的创世故事,这十二位天神是:伏羲、女娲及“四子”(即分至四神)、炎帝、共工、祝融、帝俊及禹、契(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第3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楚帛书》将禹、契勘测天地、平定水土置于日月和分至四时产生之前,同时也在共工推步历法、帝俊操纵日月之前,说明从整体上看十二神创世故事不是讲楚人的族源和祖先历史,而只是借十二神解释宇宙世界的来源,但即使这样,它也有非常鲜明的倾向性:十二神中没有中原神话传说中显赫的黄帝和颛顼,相反,炎帝、共工、祝融都是与黄帝、颛顼一系相对立的神。伏羲、女娲及“四子”基本上与族源无关,禹、契分别为夏、商之始祖去古未远但《楚帛书》却不言及周人之始祖后稷“参与”创世,同时帝俊在《楚帛书》中被安排操纵日月,地位最高。《楚帛书》不尊黄帝、颛顼而尊帝俊(即帝喾,传为商人之远祖,当与东方史前文化有关),亦证屈原《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不是黄帝以及古人编造神话有严谨的一面。帝颛顼在《史记》和《楚辞》中也被视为楚人远祖当与祝融有关,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讨论。

  其六,我国学者对传说时代的研究,对“三皇五帝”的年代、地望的认识非常混乱,比如“伏羲”,从4000年前到18000年前,几乎每一个千年纪都被学者们认为是伏羲(太昊)时代(附《中国传说时代研究存在的问题》)。那么怎样来判断”三皇五帝”的年代关系呢?我认为“炎黄大战”、“伏羲画卦”这种中国传说时代和中国文化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就可能成为一种参照物。比如伏羲时代:根据出土资料,我们发现距今6000多年前包括八卦、六十四卦、河图洛书及其他天文历法数理在内的一个知识体系已经很成熟,而仰韶文化的两个主要类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又与传说中的神农(炎帝)、黄帝行《归藏》易非常吻合(参见“第3项证据或理由”),那么“伏羲时代”必然远早于仰韶文化。但它又不可能太早,因为八卦是一种图案符号,根据考古发掘可知,中国境内在新、旧石器时代之交已开始出现图案和符号,所以将距今一万年前这个时代视为“伏羲时代”是比较恰当的。这个时代也是农业起源、陶器开始产生、定居开始产生的时候,刻画图案、符号意味着人类已开始有意识地记载和传承文化、文明,而且已意识到这是一种可以长期保存、帮助记忆的方式,与口耳相传、言传身教相比它有许多优点。将太昊伏羲氏定位于这样的年代,与上述“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也正相吻合(关于“太昊”,我们后面将专门讨论)。

  “三皇五帝”古史体系以前被当作伪史全盘否定,那是把“三皇五帝”当作某些具体的人物或者如历史时期那种改朝换代的帝王所致。现在我们已逐渐懂得和清楚古人所编织的“三皇五帝”其实是一些族群的祖先历史。从这个角度去看,古代有关“三皇五帝”的文献资料、神话传说与史前文化大多非常吻合。我们对“炎黄大战”的论证同时也是对“三皇五帝”历史文化的求索和探讨,本文正是试图通过论证前者而还原后者。


点评

一家之言,权作参考;呵呵~  发表于 2018-4-24 14:13
考古文化博大精深,远非吃瓜群众所能窥其堂奥,但将"伏羲画卦"作为图案和符号解释,视之为初始文明方便保存,帮助记忆的方式,则令人难以苟同.  发表于 2018-4-24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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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3 00:4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4-23 00:53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炎黄大战”第2项证据(或理由)

  史前考古文化与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有较明显的对应关系的是:宝鸡北首岭以及整个渭水流域的史前文化(主要是半坡类型)与炎帝之间的关系;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与少昊之间的关系;山西陶寺文化与尧、舜之间的关系;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与鲧、禹之间的关系。这几对关系在学术界几乎得到公认,争议最少,因为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文献资料的吻合度最好。在这个框架下,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视为黄帝文化刚好在各方面都是契合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有共同的文化渊源,两者基本上平行发展但前者偏早后者偏晚,后来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很快衰亡而庙底沟类型在中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繁荣和发展,这与古史传说中的炎、黄二帝同源黄帝战胜炎帝取而代之十分吻合;在年代上,庙底沟类型大体介于半坡类型与大汶口文化之间(三者有重合部分),与古史传说中的排序“炎帝、黄帝、少昊”也十分吻合。

  杨亚长先生约在20年前就已开始考虑将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与史前考古学文化进行结合、印证的问题,并且明确地将炎黄、颛顼等神话人物视为氏族组织、原始部落而不作某个具体的人物理解。他推测关中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为炎帝族文化,河南中部的裴李岗文化为黄帝族早期文化,豫北冀南的后岗类型为黄帝族战胜并融合蚩尤族以后的原始文化,而庙底沟类型则为黄帝族融合炎帝以及其他氏族后的考古学文化(杨亚长《炎帝、黄帝传说的初步分析与考古学观察》,《史前研究》1987年第4期)。今天看来,这个框架显得比较粗略,也不尽合理和依据充分,但它仍然不乏真知灼见。
       许顺湛先生也是多年主张传说中的黄帝与仰韶文化有关,认为“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是黄帝族团的文化”并根据《春秋命历序》将黄帝年代的始年确定在距今6420年前(许顺湛《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他还说:“我把黄帝时代的年代框架界定在距今6000年前后至距今5000年前后,基本上与仰韶文化中晚期相对应。关于仰韶文化,我在不少文章中都有论述,认为与炎黄文化相对应。因此,谈到黄帝时代的考古学文化,首先,就得考虑到仰韶文化”,并认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重点地区和中心地区很清楚,对今后进一步研究黄帝时代文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学资料“(许顺湛《河南仰韶文化聚落群研究》,《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
       孙祖初先生在研究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说:“半坡文化晚期至庙底沟文化时期,是秦岭南北二侧古代居民向周边地区迁移的重要时期。从芮城东庄村到蔚县三关、从陕县庙底沟到淅川下王岗,承半坡文化之继而发展起来的庙底沟诸文化,沿汾河—桑干河、丹江一伏牛山的二条文化迁移与融合线路不正与徐旭生先生所主张的黄帝和炎帝的东进路线完全一致吗”(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陈建宪先生将炎、黄的年代、文化放在距今7000年至5000年之间去考察,他说:“在陕西的黄土平原上,散布着一些以女性为血缘纽带聚族而居的氏族……在这些氏族中,最有名的是黄帝族和炎帝族,他们生活在渭水上游的两条支流——姜水和姬水的旁边。后来,这两个氏族向东部扩张和迁徙,将他们的文化扩展到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他们的足迹,在南至汉水中上游、北至河套地区、西至甘肃境内、东至山东省的广大地区都有发现。这就是后来成为中华民族主要来源之一的华夏族团”(陈建宪著《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191页,三联书店1994年11月第1版)。他没有指明炎、黄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但根据其对炎黄的年代、地域的界定,正与仰韶文化相合。

  关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为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文化,已有一些学者作了考证和论述,比如黄怀信先生 、韩建业先生。黄怀信先生依据二里头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为夏文化、先夏文化,由王湾三期(龙山文化)上溯至王湾一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变体,属大河村类型,笔者认为是颛顼文化)以及庙底沟类型而推定后者为黄帝文化(黄怀信《仰韶文化与原始华夏族——炎、黄部族》,《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韩建业先生依据王湾三期及其前身谷水河类型以及庙底沟二期文化为夏文化及先夏文化,由庙底沟二期经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上溯至庙底沟类型而推定后者为黄帝文化,又依龙山时代陶寺类型晚期及分布在在晋中、冀西北、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这一地带的老虎山文化为姬周文化(他认为临汾盆地庙底沟二期文化末期遗存为包含大量大汶口文化因素的陶寺类型代替与“唐伐西夏”有关,陶寺类型在前2200年左右又被包含大量老虎山文化因素的陶寺晚期类型代替与“稷放丹朱”有关),由老虎山文化在内蒙古中南部经阿善三期(庙底沟二期)、海生不浪类型(仰韶三期)上溯至白泥窑子类型(仰韶二期),在晋中经白燕类型(庙底沟二期)、义井类型(仰韶三期)上溯至白泥窑子类型仰韶二期)而推定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文化,因为仰韶三期时的西王村类型、义井类型和海生不浪类型地方特征明显,对外影响有限,而同为仰韶二期的庙底沟类型和白泥窑子类型,后者又只是前者的一个地方类型是前者向北扩张的结果(韩建业《涿鹿之战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

       笔者认为,这些分析和推论都比较可靠(庙底沟类型推定为黄帝文化,半坡类型自然就当是炎帝文化,因为年代、地望、文化关系都吻合)。黄怀信、韩建业两先生文中的其他论述我们这里不再引述和重复,这里只从宏观的角度再补充一点个人意见:关于炎帝的地望,有西部渭水流域说,有东方大汶口文化说,有南方湖南、湖北说,有长城以北之东北或辽西说,都有文献资料或据文献资料可推测。如果这些文献考证是可靠的,那说明炎帝族人在这些地方都有分布,而且人数不会太少、时间不会太短,即应该有可分辨的与炎帝族有关的文化遗存留下来,否则便不会产生影响,在文献、传说或民俗、文物中刻下印记、痕迹。如果没有考古学,没有史前考古或者这种考古发掘和研究很不充分,那我们就无法分辨各种不同的说法到底哪一种更可靠、有更多的合理性,以及炎帝族发源于何地。
       但当各地史前考古学文化的面貌基本清楚的今天,我们就可以对这件事情做一个判断。既然东西南北都有炎帝族人或炎帝的后裔,而且都产生了影响在古代文献和神话传说中传承下来,那么就应该有一种考古学文化与这“东、西、南、北”都有一定关联。这样去看,我们就很容易判断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当为炎帝文化,炎帝族当发源于西部渭水流域。因为无论在龙山时代还是仰韶时代,北方(长城以北)都没有一种文化到达过渭水流域、长江流域、山东半岛并对这些地方产生一定影响,长江流域也没有哪种文化到达渭水流域、北方并对其产生一定影响,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与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有一定交流,其影响也及于北方,在中原深入到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但它对渭水流域没有影响,只有仰韶时代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才对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东方的北辛及大汶口文化、北方的红山文化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半坡类型是唯一的选项,所以它就是炎帝文化,而其他各地的炎帝文化,便是传播所致。

       半坡类型为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自然就应该是黄帝文化。炎黄既定,介于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的大河村类型便应该与颛顼有关,因为在古史传说中,颛顼是黄帝后裔又为少昊所养大,自然可能介于两种文化之间。大河村类型的下限距今约5000年前,所以少昊文化理当进入大汶口文化前期,而不应该是其中、晚期。
       实际上,古代文献说得还是比较明确的。《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史记·补三皇本纪》说“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帝王世纪》说“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始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春秋纬元命苞》说“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农”,这些资料都明确说炎帝生于渭水流域。《汉唐地理书全钞》辑《盛弘之荆州记》中说“庖牺生乎陈,神农育乎楚”,产生这种说法当有几种可能:一是神农与炎帝各不相谋,神农只代表一个时代,并不局限于某种具体的考古学文化;二是由于炎帝被编排为南方天帝,炎帝与神农又合二而一,古人误会、牵合所致;三是长江流域本有炎帝后裔,而神农又是五谷种植的发明者、水稻起源于长江流域,故二者合一以“神农”一语涵盖“炎帝”在内,这种情况表明“炎帝”一概念次于“神农”之重要性。三种情况都不证明炎帝族发源于长江流域。
       《吕氏春秋·孟夏季》高诱注:“丙丁,火,日也。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德王天下,是为炎帝,号曰神农,死托祀于南方,为火德之帝。”这是把炎帝与南方的关系说得很明白、透彻的了:“炎帝”得名,为火德之帝,以火德王天下,皆因“炎帝”所代表的族群之祖神被排到南方作天帝之故,“炎”、“火”与炎帝文化本不相关。《山海经·海内经》说:“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国语·周语》又说:“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左传·昭公二十年》又云:“有逢伯陵因之。”伯陵、逢公为炎帝之孙、之侄,并不证明炎帝发祥于东夷。东北的情况亦然,多有民族奉炎黄为祖,但并不证明炎黄发祥于东北。

  我们中国人以“炎黄子孙”自称,足以说明“炎黄”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其他传说时代帝王所能比拟的。仰韶文化的时空和内涵在史前考古文化中体量最大、最丰富,影响最广泛、深远,这与古史传说中炎黄的地位和影响是十分吻合的。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是仰韶文化最主要的两个类型,其中又以后者传播最广、影响最巨,它以晋南、豫西、关中东部为核心,西至甘、青,东临海岱,南及长江,北达辽西,都是其影响范围,这与黄帝被古人编为中央天帝也正相吻合。
       这里可以借用苏秉琦和王仁湘先生的有关论述来说明。苏秉琦先生认为庙底沟类型与华夏民族和华夏文化的起源有关,他在《谈“晋文化”考古》一文中说:“源于陕西关中西部的仰韶文化,约当距今六千年前分化出一个支系(宝鸡北首岭上层为代表),在华山脚下形成以成熟型的双唇小口尖底瓶与玫瑰花枝图案彩陶组合为基本特征的“庙底沟类型”,这是中华远古文化中以较发达的原始农业为基础的、最具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火花”(花朵),其影响面最广、最为深远,大致波及中国远古时代所谓“中国”全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影响了当时中华历史的全过程“(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王仁湘先生对苏秉琦所说庙底沟类型“玫瑰花枝图案”采取读地纹的方式认读,发现它们构图十分严谨,纹饰清新秀美异常,而且都是旋纹。他在分析了仰韶文化系统、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中国史前文化中的彩陶旋纹后总结说:“旋纹图案可能隐含着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个共有的认知体系,是一个目前还不能完全破解的认知体系,我们暂可以将它假设或猜想为原始宇宙观体系,还有待更深入的论证。旋纹从一时一地形成,在完成起源的过程后,迅速向周围传播,以不变的方式或变化的方式流传,几乎覆盖了中国史前文化较为发达的全部地区。这不单单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而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正是由旋纹图案的传播,我们看到了中国史前时代在距今6000年前后拥有了一个共同的认知体系”(王仁湘《关于史前中国一个认知体系的猜想》,《华夏考古》1999年第4期)。

       学者们对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描述可以说用起词来毫不吝啬:宋建忠、薛新民先生认为“兴盛时庙底沟文化的分布范围北达内蒙古南部,西到陇东一带,南及汉水流域,东越河南中部。庙底沟文化因素的传播更远达数百、上千里之外,黄河流域及周边地区文化面貌空前相类,这种大一统的局面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是绝无仅有的”(宋建忠、薛新民《北橄遗存分析——兼论庙底沟文化的渊源》,《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戴向明先生说:“继早期之后,庙底沟文化很快繁荣起来,并以强劲的势头向四周扩张,整个黄河中游及邻近地带的文化面貌、文化格局的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原有的半坡文化、后岗一期文化——不管是在它们的文化中心区还是边缘区——无不被庙底沟文化取而代之。在如此广阔的区域内,庙底沟文化一统天下”(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张学海先生则重提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原中心论”,并明确这个“中心”即是仰韶文化之庙底沟类型,他说:“仰韶文化发现于大中原,聚落群出现最早,发展过程最长,群体数量最高,并且拥有规模最大的聚落群体和中心聚落,因而诞生文明的基础也就较为雄厚,文明的诞生应不会滞后。当公元前4000年前后到公元前35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阶段,周边文化的聚落群大都才开始产生,基本上处于初期发展阶段,仰韶文化的聚落群已经历了早期发展阶段而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在关中、豫西、洛河中游、晋西南和陇东等地出现了大规模的聚落群体和超大中心聚落。所以从聚落层面考察,仰韶文化的‘花心’地位是明确的”,而且这个“花心”是“全国新石器文化的‘花心’”(张学海《新中原中心论》,《中原文物》2002年第3期)。
       许顺谌先生分析仰韶文化聚落群,仅针对关中地区庙底沟类型而言:“以庙底沟类型为主体的20个聚落群中有特级聚落15处,其面积均在50万平方米以上,最大的达300万平方米。每一个聚落包括的氏族少者十多个,多者可能要有几十个,甚至近百个。如果将未判定类型的可能是庙底沟类型的聚落估计在内,其氏族数量是相当庞大的,保守估计也有800个以上的氏族。由800多个氏族组成的庙底沟类型的仰韶族团生产、生活在关中及延安地区,长达500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族团”(许顺湛《陕西仰韶文化聚落群的启示》,《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毫无疑问,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这种繁盛和影响,在传说时代古史体系中,也只有黄帝能够当之。

  苏秉琦先生虽然认为“庙底沟类型遗存的分布中心是在华山附近。这正是和传说华族发生及其最初形成阶段的活动和分布情形相像。所以,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华山则可能是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苏秉琦著《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第188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但是他却将辽西的红山文化视为黄帝文化。他说:“考古发现正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61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第1版)。
       可能由于学术界将龙山时代等同于“五帝时代”、视黄帝距今约5000年,在那个时代红山文化又进入繁盛期,其发展水平明显超过中原地区,传说炎黄、蚩尤之战又发生在河北涿鹿、阪泉,所以苏先生这种观点在学界还有一定程度上的共识和影响。比如董立章先生不仅指认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是炎帝朝末期、黄帝朝创建之前黄帝为诸侯时的国都及称帝后的副都”、“金字塔巨型建筑之下埋葬的当是一人独尊的黄帝,其周围石冢葬的是死殉臣僚”,而且进一步推衍说:黄帝朝创建于公元前3701年,此前黄帝首先用兵东北,占领辽西蒙古南而定都于牛河梁地区;之后炎帝北伐,黄帝挥师南疆,爆发阪泉之战。此时黄帝国疆已跨越蒙、辽、冀三省,力量强盛。黄帝更以诱敌于国门之外,战胜炎帝。牛河梁遗址年代下限为BC3520年,主要原因是正都南迁。BC3521年为240年灾害发生大周期之年。此灾害给黄帝朝以巨大冲击,牛河梁遗址地处山梁,遭受9年连续灾害之后,第10年又遭重灾之难,故致毁灭”(董立章著《三皇五帝断代史》第31页、413页,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韩嘉谷先生也推测黄帝“极可能和红山文化及小河沿文化南下有关”(韩嘉谷《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变化和传说中的洪水》,《考古》2000年第5期)。

  我们觉得,将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看,红山文化肯定不是黄帝。如果将红山文化视为黄帝,那势必将北上的庙底沟类型视为炎帝或蚩尤,而两种文化碰撞的结果是炎帝或蚩尤战胜了黄帝(因为就红山文化与庙底沟类型而言,是后者北上影响了前者而不是前者南下中原影响了后者)。当然这与古史传说是相悖的,所以红山文化不会是黄帝。黄帝南下中原建都,当然不会是黄帝一个人,也不会是小股部队,不然他怎么能够在中原立足、建都?黄帝族既然从北方大规模南下中原,必然将这一族的文化带到中原,但是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支持这种推测,无论红山文化或小河沿文化都没有南下到达黄河北岸,更别谈河南腹地,所以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都不是黄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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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4 01:3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4-24 01:38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炎黄大战”第三项证据(或理由)

  古有“三易”之说,即《连山易》、《归藏易》、《周易》。“三易”所产生的时代及其施行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周礼·春官·大卜》说卜人“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筮人》又说筮者“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都是说周代卜筮者同时掌有三易。郑玄《易赞》及《易论》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又引杜子春云:“《归藏》,黄帝易。”《帝王世纪》也说:“殷人因黄帝曰归藏。”《山海经》则说:“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玉海》卷三五1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
       王充《论衡》与此略有不同,认为“列山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归藏氏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论衡·正说》)。两说相同之处是:商人之易为《归藏》,且继承自黄帝氏(归藏氏)。
       南怀瑾先生认为伏羲时代的易学为《连山》易,黄帝时代的易学为《归藏》易,周代为《周易》或者神农时代为《连山》易,黄帝时代为《归藏》易,周代为《周易》而夏、商、周三代分别继承或施行《连山》易、《归藏》易、《周易》(南怀瑾、徐芹庭著《白话易经》叙言,岳麓书社1988年2月第1版)。唯《汉魏从书·古三坟》称《山坟》为天皇伏羲氏之《连山》易,《气坟》为人皇神农氏之《归藏》易,《形坟》为地皇黄帝之《乾坤》易。
       综合各种说法可知,大多数古籍都认为伏羲或神农时代行《连山》易,黄帝时代行《归藏》易,夏、商、周三代分别行连、归、周三易,唯《古三坟》说神农为《归藏》易、黄帝为《乾坤》易(《周易》与此有关)。笔者认为真实的情况有可有是:伏羲时代创《连山》易,神农时代继承之,神农(或炎帝)时代又创《归藏》易,黄帝时代继承之,而黄帝时代又创《乾坤》易,后来夏、商、周分别承连、归、周三易,故历史上有各种“三易”之说(当然这是建立在史前时代伏羲、神农、黄帝之世已存在六十四卦及易学其他基本观念、知识构架基础之上的说法,后面我们将证明)。

       《归藏》易的特点是重坤,故又名《坤乾》。坤为地、为阴,故《归藏》易是崇阴贵坤、重视大地和母性的易学。《周礼·春官·大卜》郑玄注曰:“《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贾公彦疏云:“《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名为《归藏》也。”
       金景芳先生说:“《归藏》久亡,今可知者只有两点:一,《归藏》首坤次乾与《周易》首乾次坤相反。二、反映了‘殷道亲亲’的历史特点,很明显地表现出君位继承制问题,是重母统,反映出还存在着氏族制的残余”(金景芳《周易讲座》,吕绍纲整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礼记·礼运》记孔子之言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祀,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郑玄注曰:“夏四时之书,存者有《小正》;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证孔子见过《归藏》并得到《归藏》,郑玄也知《归藏》为殷易,而且根据二人将《归藏》与《夏时》、《小正》相提并论,还可推知《归藏》及易学本与天文历法有关,其根源可能在古天文历法。
       张其成先生认为《古三坟》之《气坟》归藏以“天”为首,与归藏易以“坤”为首不符,故《古三坟》的真实性存疑(张其成著《易符与易图》20页,中国书店1999年1月第1版)。廖名春先生也认为“秦简《易占》与《三坟书》之《归藏易》全不相涉,可知《三坟书》之《归藏易》不可信”而“秦简《归藏》应当是《归藏》易的《郑母经》,‘郑母’即‘奠母’,即‘尊母’、‘帝母’,以母为尊,以母为主”(廖名春《王家台秦简《归藏》管窥》,《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他们对《古三坟》归藏易《气坟》表示怀疑但都承认《归藏》易的特点是贵坤尊母,以此为前提立论。因此《归藏》易的特点是崇阴贵坤、重地尊母当没有疑义。传说黄帝行《归藏》易、神农(炎帝)也可能与《归藏》易有关,证之于史前时代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半坡类型,也非常吻合。

       要证明仰韶文化行《归藏》易与炎黄有关,必先证明阴阳观念及六十四卦等易学基本观念和知识系统在仰韶时代乃至前仰韶时代的存在。关于阴阳观念,有不少知名学者探索过这个问题,大多是根据先秦文献或甲骨文中的“阴阳”或“阴”、“阳”二字的存在情况去判断,认为阴阳观念在西周晚期或春秋战国时才产生,而《易经》和八卦中都没有阴阳思想,这实在是一个根本性的误会。
       据汤惠生、田旭东先生的文章:南非岩画学者刘易斯·威廉通过对欧洲南部马格德林文化洞穴岩画的分析,认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马格德林人已能运用岩画来表达光明与黑暗的二元概念,并能通过象征光明与黑暗的岩画形象来进行二元思维。
       雷诺埃·古尔汉对欧洲南部地区65个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中的岩画形象进行详细统计分析后,发现这些岩画中的动物形象几乎一半以上是马和牛,而这些马和牛根据绘制特征或身边的性别象征符号可以分为雌雄两种:马代表雌性,野牛代表雄性。“无论是同类动物或不同类动物都是根据雌雄二分法在并列、对应、联系、成对等关系中加以绘制。不同种类的动物本身自然的雌雄特征在这里已不起作用,而是通过一些人为的符号来表示雌雄”。与此同时,雷诺埃·古尔汉对洞穴岩画艺术中的抽象符号进行了系统整理,他发现所有的抽象符号均区分为雌雄两性的象征,如棍、棒、枪、矛、羽状、勾形等都是雄性符号,而那些卵形、圆形、屋状、鸟形以及方格等均为雌性符号,而且雷诺埃并不认为它们与什么“交媾”、“丰产”观念有关,只是慎重地暗示或许是某种原始宗教思维(汤惠生、田旭东《原始文化中的二元逻辑与史前考古艺术形象》,《考古》2001年第5期)。

       这里的“雌雄”实际用“阴阳”二字表示更为妥当,因为它很接近于中国话语系统中的“阴阳”而与生物学中的生殖、“交媾”无关。中国很少发现新、旧石器时代之交的岩画及相关内容,但新石器时代阴阳观念的存在是无疑义的:赵宝沟文化出土陶尊上一般刻画动物图形两个,或两个鹿龙或一鹿龙一鸟龙,而且一个身躯较大,一个较小。这些鹿龙、鸟龙多是鹿或鸟的头部、龙的身子、鱼的尾巴合成或鸟翅作蚌壳状,陆思贤先生发现有鹿鹿相配、鹿鱼相配、鱼鱼相配、鹿鸟相配、鱼蚌相配等形成,认为“其总的取义于牝牡相配,而又广泛地表示天象物候中的不同物类相配”(陆思贤著《神话考古》291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或许这还不能证明这种图象与“阴阳”有关,但那些鹿龙、鸟龙之龙身均一剖为二,一半阳纹,一半地纹,有的一剖为二后又各自分段分节以阴纹阳纹相间,其阴阳二分、合二而一的意图十分明确。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尊,上绘鹿龙、猪龙、鸟龙,鹿龙、鸟龙之龙身、尾羽皆以阴阳纹相分,牛角獠牙猪首龙之龙身一剖为二,各自再分段分节以阴阳纹相间,这件器物的年代在前5000——前4700年间(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10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查海遗址出土的堆塑石龙位于查海聚落的中心,其长19、7米,全部用质料一样、大小一样、颜色一样的石块摆塑,龙身作蟠卷状,也是一剖为二即用两列并排的石块堆塑(图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368页),其年代在8000年前。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墓葬出土骨笛皆成双成对,而且据测音研究,它们的确是一雌一雄,合于中国笛类乐器的传统(吴钊《贾湖龟铃骨笛与中国音乐文明之源》,《文物》1991年第3期)。贾湖骨笛距今约8000年。贾湖人有能力制作雌雄骨笛,阴阳观念的存在年代必然远远早于贾湖的年代,其在一万多年前已形成和存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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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5 01:4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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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据笔者有限的了解和分析,目前可以确定新石器时代表达八卦的方式至少有四种(它们也都传承至历史时期):

       其一,数字卦。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出土崧泽文化骨角柶和鹿角枝上刻有八个六爻数字卦,其年代约在5500年前(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第4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龙山文化陶壶上有一个三爻数字卦,其年代在4000多年前(蔡运章《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
       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出土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器符号中有两个并列在一起的六爻数字卦,两个数字卦的下端还夹了两个重叠的数字“六六”(这意味着当时的画卦顺序可能与现在一样,也是自下而上),可能是在起卦过程中废弃的卦爻(图见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154页单独纹样第470号,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其二,用八角星纹表示八卦。八角星纹多见于大汶口文化和大溪文化、汤家岗文化,前者多绘画于彩陶器的外腹壁,后者多戳印在陶盘底部。此外,八角星纹也见于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凌家滩新石器文化、小河沿文化、马家窑文化等。这种八角星纹是由立杆测影所得阴阳交午图形“  ”、“  ”垂直交叉而成(当然作了一定的变形、调整),其证据见于良渚文化出土的一件黑陶鱼篓形罐上刻划的八角星纹(参见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图二,《考古》1990年第10期)以及山东栖霞县大丁家村战国墓出土陶豆(M1:4)上的八角星纹(图见《考古》1995年第11期981页),其含义即“阴阳八卦”,指向四方八位表示一年四时八节。这种八角星纹从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史前时代经商周(主要见于青铜器纹饰)、秦汉(主要见于铜镜,考古界称为八连孤纹)至当今彝族服饰、墓标,基本上末曾中断,其画法大同小异,而在彝族文化中,它正是与历法有关,表示四时八节或八方之年。
       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白陶盘上的八角星纹其外围多有一周S纹,二者配合表示太极八卦。S纹广泛见于史前各考古学文化如大溪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河村文化,年代最早者目前发现见于大地湾文化白家村遗址所出陶器上(谢端琚、叶万松《简论我国中西部地区彩陶》,《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1期),在历史时期历夏商周、秦汉直到当代一些少数民族装饰纹样,它们也一直未曾中断,其含义皆为表达太极、太极图之内涵(释读参见掘著《破泽老子太极图》)。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的源头之一皂市下层文化岳阳坟山堡遗址已发现八角形镂孔垫座,应是八角星纹的早期形态(何介钧《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纪要》,《考古》1996年第2期),其年代距今8000——7000年。

       其三,阴阳爻画卦。见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大河村类型以及马家窑文化,大多将装潢、古天文历法与古易学的知识、数理融会为一体,如:青海柳湾墓地出土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彩陶盆(Ⅱ3式46:15)上腹纹饰,波折纹上面的弦纹构成初、二两阳爻,再上是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五个阴爻,因为横视彩陶盆口沿线成为上九,共是八爻,将剥、复、临三卦集合在一起以反映“卦气说”,构思非常巧妙、独特。
       作为旁证,该彩陶盆内底画单线圆纹表示“太极”,圆外接方形线纹以示“天圆地方”,每方线纹三条合计12条表示一年十二个月,其口沿又画7组短线纹表示北斗七星,如果短线纹条数没有画错的话,其中6组每组6条计36条表示十月太阳历一个月三十六天,余一组为5条可表示“五行”即十月历的五季(图见《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100页)。
       郑州大河村遗址第三期出土不少将坤卦符号与天文历法数理相结合构画纹饰的器物,其中保存最完整、纹饰明确的是一件白衣彩陶钵(AI式F1:26),其肩腹部有两周精心构思设计的图案,上面一周有三组六个六爻坤卦符号,可作十月历历书使用(释读详后)。大河村彩陶钵六爻坤卦符号均为白彩,以红褐彩地纹衬出(图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彩版第11页上图,《郑州大河村》报告线图不准确),其地纹即一条竖线贯串五条短线“  ”,由此可知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相同陶符当为六爻坤卦符号的简写,而姜寨出土陶符中也有明确的六爻坤卦符号,只是略作变形(图见王蕴智《史前陶器符号的发现与汉字起源的探索》图一第16、第42两个符号,《华夏考古》1994年第3期)。

       其四,用纹饰的数量关系即刻意刻划八数、六十四数表示八卦、六十四卦。1987年安徽含山县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出土玉版中心刻八角星纹表示八卦,八角星纹外大、小同心圆纹之间被8条单线纹分割为八区,每区刻一圭形箭标,每个箭标为中线一分为二再以6条短线左右各3条将箭标分割为八小块,以示“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8个箭标计64小块表示八卦相重生六十四卦(图见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录》彩版图14)。
       将八卦六十四卦、河图洛书及其他天文历法的数理构思设计为一个整体的典型器物还有半坡P:4237陶片、元君庙M413:5彩陶钵及1959年泰安大汶口墓地出土的镂雕象牙梳(M26:16)等,尤其是半坡P:4237陶器残片锥刺纹(可复原)和元君庙M413:5彩陶钵锥刺纹将十月历历数、河图洛书、“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这个生成体系设计为一图,构思、设计极为精妙,不仅表现了六千多年前先民们的高度智慧、机巧和匠心,而且表明八卦、六十四卦的产生必然远在半坡时代之前。(含山玉版、大汶口镂雕象牙梳及半坡类型器物纹饰释读参见拙著《伏羲画卦———中华史前文明之魂》,限于篇幅,这里不作释读)。
       不仅如此,八卦文化还远传至西亚哈拉夫文化以及美洲印第安人文化:哥伦比亚穆易卡陶盘中心画一光芒四射的太阳纹,外套八角星纹表示八卦,最外围画六十四齿表示八卦生六十四卦(图见王大有著《上古中华文明》179页第10图),哈拉夫文化的陶盘纹饰将十二月历法、河图洛书、六十四卦等内容设计为一体,证明早在6000多年前,半坡人已将中国文化传播、携带至西亚(详后)。

      明确了阴阳观念和八卦、六十四卦在半坡时代乃至更早时期的存在问题,仰韶文化与《归藏》易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已经基本解决(虽然我们并没有看到以坤卦为首的六十四卦图的出现)。这里将王仁湘先生的研究概括一下:
       ①自庙底沟类型传播开去的难以认读的彩陶花纹,如果采用读阴纹(地纹)的方法,可以发现其纹饰清新秀美异常,绘画章法十分严谨,而且不论繁简,读起来都一目了然;
       ②这些纹饰在整体上主要应该认读的是阴纹而不是阳纹,而作为纹饰结构主体的阴纹都是旋纹,其他阳纹勾叶、弧边三角及不规则弧边形无一例外都是衬底图形;
       ③旋纹用阴纹来表现比用阳纹需要更高的技巧,原始人类有意这样制作而且传播范围极广,说明它的重要性,它“可能隐含着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个共同的认知体系”而且可能是一种“原始宇宙观体系”;
       ④这种用阴纹表现纹饰主题的方法开始出现于半坡类型,而在庙底沟类型时期并不限于旋纹一种,“大量的花瓣纹等采用的都是阴纹方式”(王仁湘《关于史前中国一个认知体系的猜想》)。

       我们需要补充的是:半坡P:4237陶器残片和元君庙M413:5彩陶钵那种锥刺纹其空白地带(即地纹)按纹饰规律复原,它也有极严密的数量关系,缺少这种复原或者不考虑这种空白地带,纹饰内涵表达就不完整或者无法认读(详见《伏羲画卦》)。
       苏秉琦先生在论及仰韶文化时说:“仰韶文化的主要文化特征是两种小口尖底瓶(壶罐口、双唇口),两种花卉图案彩陶(玫瑰花、菊花),两种动物图案彩陶(鱼、鸟),是两类六种。其中生命力最强的是双唇口尖底瓶和玫瑰花图案彩陶”(苏秉琦《晋文化问题》,《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苏先生所说的双唇口尖底瓶和玫瑰花图案彩陶即是庙底沟类型的特征文化因素,后者表现的主题即旋纹(阴纹),前者“双唇”亦合《归藏》易之崇阴贵坤(阴爻为双短线— —,坤卦为阴爻所组成)。其实,半坡类型的壶罐口尖底瓶(它与史前所见双连罐的制作意图是有区别的)也合《归藏》易贵坤之特点。古人为什么制作“双唇”口器物、在瓶上再接一罐形(在一种文化中大量而普遍地制作这种有多余部分而并无必要存在的器物必与信仰和习俗有关),我以为尚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

  最后我们谈一下商代是否存在《归藏》易的问题。王兴业、田合禄等都认为《古三坟》不伪,它们是《左传》所提及的《三坟》古书,其中《气坟》即《归藏》易(王兴业《三坟易卦序初探》,《周易研究》1989年第1期;王兴业《再论〈三坟易〉不伪说》,刘大钧主编《大易集述》,巴蜀书社1998年11月第1版;王兴业著《〈三坟易〉探微》,青岛出版社1999年8月版;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周易真原》,山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不过,已有学者认为《古三坟》之《气坟》与《归藏》首坤次乾之卦序不符,秦简《归藏》与《古三坟》之《气坟》也全不相涉,故我们对《三坟》易之《归藏》暂时存疑不论。
       王家台秦简“易占”材料出土后,已有不少学者论证其为商代之《归藏》易或者衍生于《归藏》(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文物》1995年第1期;王明钦《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古方编《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版;连劭名《江陵王家台秦简与〈归藏〉》,《江汉考古》1996年第4期;李家浩《王家台秦简“易占”为〈归藏〉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1期;刑文《秦简〈归藏〉与〈周易〉用商》,《文物》2000年第2期;林忠军《王家台秦简〈归藏〉出土的易学价值》,《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梁韦弦《王家台秦简“易占”与殷易〈归藏〉》,《周易研究》2002年第3期),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秦简《归藏》使用了春秋时代人物的故事,故其成书年代晚于《周易》,甚至推断历代《归藏》可追溯到的始祖本《坤乾》其成书年代必在公元前575——前492年这段时间,当然商易《归藏》的存在是存疑的(任俊华、梁敢雄《〈归藏〉、〈坤乾〉源流考》,《周易研究》2002年第6期)。现在我们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察殷易《归藏》的存在问题:

  1995年四川绵阳出土了一批木胎漆盘,这种木胎漆盘的内底用两个耳朵拚成一个S形阴阳两仪圆图,其周缘绘有两圈由S纹、L纹、短线纹、点纹、涡纹经精心构思、设计组合的纹饰,分析那些纹饰形态、组合,数一数其间的数量关系,可以发现它们将八卦六十四卦、阴阳五行、河图洛书、十月太阳历、二十八宿、干支、节气、大衍数等等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和《周易》数理包括在内,而且从纹饰运用特点(取双数)、数量关系(重坤卦数理“百四十有四”)、器物出土背景(与楚文化相关)等多方面因素判断,这种漆盘是道家作品,因此笔者认为漆盘所示易学内容正是现存文献所不曾记载和传承的道家易学学术体系,而内底的圆图正是道家为纪念老子而作的太极图。
       木胎漆盘所示内容确证《易传》和现知汉代易学均非易之本体(如果不把孔子“儒学”当作“易学”的话),《易传》当为搜罗春秋战国时有关易学知识并作了儒学化的处理所致,所以不成体系,到处模棱两可,而孟喜、京房所开创的汉代象数易至少晚于木胎漆盘半个世纪(漆盘下葬年代在汉武帝元狩五年前即前118年前)而且与后者各是一路。木胎漆盘所示内容下接宋明易图学、象数易学,上与道家思想、《归藏》易吻合,它与《易经》、《易传》,现知汉、唐易学各是一路;从表达方式和内涵上看,它与史前时代那些典型器物如含山玉版、大汶口象牙梳、半坡陶器锥刺纹、大河村白衣彩陶钵等一脉相承,完全是同一个思路和知识体系(当然木胎漆盘夹了一些道家的东西)。
       木胎漆盘的存在意味着史前易学、商易《归藏》、道家易和道家思想、道教易、宋明易学这一易之本体轮廓初现,不仅解决现知易学、易学史上许多扑朔迷离的基本问题,而且它当成为开启中国古代文化、史前文化大门的一把钥匙(王先胜《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识读及其重要意义》,《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2期)。
       吕绍纲先生分析《老子》思想与《周易》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与笔者据绵阳木胎漆盘所得认识完全吻合,即《老子》思想源自殷易《坤乾》(即《归藏》),而不是源自《周易》,因为:“一,《老子》书不见首乾次坤的思想,倒是首坤的思想明显居多;二,《老子》的辩证思维模式属于与《周易》古经不同的另一类;三,关于宇宙生成问题,《老子》的主张也与《周易》古经不是一路”(吕绍纲《〈老子〉思想源自〈周易〉古经吗?》,《周易研究》2001年第2期)。
       所以关于殷易《归藏》,虽然我们现在并没有见到首坤次乾的六十四卦在殷代文献或器物上摆着,但其存在是没有问题的,这个结论是可以下的。而且,仰韶文化与炎黄行《归藏》易的传说也能吻合,可证古代文献和传说绝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绵阳木胎漆盘不仅用阴阳两仪太极图、用S纹表示“太极”,而且也用涡纹表示“太极”,沿此上溯经春秋战国、夏商周一直到庙底沟类型那种用阴纹表达的旋纹,这个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它们也都是“太极”之意,是太极图的手写体。
       可以认为,正是儒家将搜罗到的古易学知识儒学化而汉武帝又“独尊儒术”导致保存了上古易学原貌的道家易学在汉代彻底隐匿(相关的传承方式自然也断线)才有了易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种种相关疑团和迷雾,以至于太极八卦、《易经》问题困挠了中国文化人两千多年而至于今天,关于太极、八卦起源的具体的细节,笔者尚无证据说得很明确,但根据史前时代大量的相关考古材料以及从学理上分析,它们与古天文历法相关是没有疑问的,当然这也证明陈久金先生的相关研究和认识大体上是正确的(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说》,《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卷第2期,1986年)。
       太极八卦不可能起源于商周占卜,当然也不是起源于史前时代比如贾湖人的龟卜、数卜,这不仅因为卜筮产生不了“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这种易卦生成体系和宇宙观,而且半坡类型那种已经非常成熟的象数易学体系和知识结构也肯定不是来自贾湖。


点评

司马迁手里的文献资料应该很多,后世经历大灾大乱,很多原始资料遗失了。要是史记也附上引用参考文献就好了,呵呵。我觉得人类以物质形态的方式回到过去的可能基本没有,但以某种手段实现观察过去却很有可能做到。  发表于 2018-5-11 10:29
历史在那里,没人能亲眼所见,难道就没有办法还原真实?量子物理也非人能亲眼观察,但人类还是得出了真实的结论。历史,需要的是推理判断,间接证据,而不是依据汉朝史官的记述,毕竟汉朝和我们认识历史条件相似。  发表于 2018-5-9 19:22
三皇五帝,本身就是来自口口相传的历史,无论是时间跨度,还是具体事件都已经超越了实际的对应,神话已经说明这段历史的模糊和漫长。口口相传,是关键。如果依然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研究,研究本身就已经荒谬。  发表于 2018-5-9 19:19
一部史书读下来,已是白发苍苍。只记得一些斑杂的历史的影子,几行旧书的墨迹。五帝三皇在史书中被塑造的神圣故事,不知骗了多少朝代的过客。  发表于 2018-4-25 23:08
一篇读罢头飞雪, 但记得斑斑点点, 几行陈迹. 五帝三皇神圣事, 骗了无涯过客.  发表于 2018-4-25 22:59
史前史内容“插嘴”不了,因为不了解,但对热心者敬佩。  发表于 2018-4-25 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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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6 01:3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4-26 01:49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炎黄大战”第4项证据(或理由)

  “炎黄大战”(包括黄帝杀蚩尤)是古史传说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也是炎黄和蚩尤传说中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而且有情节、有地点、有始有终,《史记·五帝本纪》关于炎黄部分有一半内容就是描述这场战争。可以这样认为:如果炎黄和蚩尤是真实的,有相关的历史文化可以确指,那么这场战争大体上也应该是真实的,有相关的遗迹可以佐证;如果炎、黄、蚩之间的战争完全是古人编造的神话,根本上就是无稽之谈,那么炎黄和蚩尤十之八九也当是虚无之事,不会有相关的历史文化可以确指。
根据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苗族同胞关于其祖先蚩尤的相关传说以及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判断,前者的可能性当然要大于后者。
       在龙山时代中原诸考古学文化(甚至也包括传说中炎黄蚩之战的发生地今河北省的中部和西北部的涿鹿、阪泉一带)中迄今尚无线索追踪和考察这次战争,虽然龙山时代被视为是一个战乱频繁的时代,但在中原及华北尚未发现大规模的异常死亡和埋葬现象。相反,这种大规模的异常死亡和埋葬现象出现在渭水流域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而渭水流域所在的关中正是传说中炎黄的成长和发祥之地,这就为我们考证炎黄蚩之战提供了契机和一个现实的考察对象。“炎黄大战”及其历史文化的考察正是由此出发。

  目前已发现渭水流域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主要集中在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渭南史家、临潼姜寨二期等几个地点,自渭水下游溯水而上,大体在一条线上,总距离不过100—200公里。横阵墓地共发现24座墓,其中有三个大集体埋葬坑,分别套掘5、7、3个小坑,每个小坑内埋人骨3——12具,合计92具;元君庙墓地清理57座墓葬,其中有45座规则(实际并不怎么规则)地分为6排,每墓少则2人,一般在4人以上,多的达到25人;史家墓地43座土坑墓埋葬730人(有人认为该墓地部分遭到破坏,估计原有死者至少在1000人以上),每个墓坑少者4人,多者51人,一般20——30人,均分层堆放排列;姜寨二期有土坑墓189座,人骨2194具(据《姜寨》发掘报告,还有两座土坑墓没有清理,墓葬特别集中的T28东南还有一块没有发掘),这些墓葬和人骨除个别外都分布在不足1000平方米的墓地内,而且往往单个墓坑埋葬的人数特别多,如M205埋82人分四层叠放,M358埋84人也分4层叠放,单是第一层就有45人(墓葬人骨资料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年版及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述评》,《文物》1990年第12期)。

       如此让人骇异的埋葬现象以前被学者们解释为一个家庭、氏族或者胞族合葬墓,根据摩尔根对北美印第安人社会和埋葬制度的研究,“凡是亲骨肉,彼此的骨肉永远不分离”,所以他们被集中埋葬在一起。杜正胜先生指出,这种解释遭遇的最大挑战还是考古资料本身:因为整个新石器时代合葬风气并不普遍,即使在半坡类型的墓葬中,当时也是以单人一次葬为主;根据“母系”氏族理论,骨肉最不应该分离者应在半坡早期、姜寨一期、下王岗一期,但半坡类型前期墓葬都是单人一次葬,多人二次合葬在半坡类型后期出现(约在前4500年时开始流行),殊为矛盾;从地域上看,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也极为有限,它仅仅限于泾水以东的陕东一隅而已,广袤的泾渭区和陇东区都实行单人一次葬(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考古》1992年第4期)。用氏族制度、血缘关系来解释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不仅与整个新石器时代考古、与整个半坡类型不能契合,而且就是不同的学者之间,也是互相矛盾的。
       张忠培先生认为元君庙墓地的合葬墓当属家族墓葬,而由若干个合葬墓组成的墓区则是氏族墓区,整个墓地是一包含两个氏族的部落所遗留下来的墓地,因此推测当时社会组织的结构是,若干家族组成一氏族,两个氏族组成一部落,社会性质属于母权制(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元君庙仰韶墓地》84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632页)。
       严文明先生针对姜寨二期和渭南史家墓地那种埋葬人数特多又高度集中的现象分析说:“这两个墓地的年代和文化性质相同,都属于半坡类型的后段。也许当时埋葬制度有一个改变,即不但在墓地中埋葬本村落的死者,还要将住在其他村落的近亲死者迁来埋葬,否则要达到那样多的人数是困难的”,而迁葬的原因,当然是由于血缘关系所维系的母系氏族制度所致(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述评》)。孙祖初先生认为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公共墓地中已葬入小孩反映了一种社会进步,这种“进步”即是“说明半坡文化处于母系家族公社或母系家庭社会的早期”,而流行多人二次葬的渭水下游一带正是当时最进步的地区(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但是苏秉琦先生对姜寨和元君庙墓地有这样一段叙述和分析:“以姜寨遗址前期为代表,两种小口尖底瓶由发展到成熟,共生同步发展,村落布局完整,三块墓地都在村外,男女有别,长幼有序,不到成年不能成为社会成员,只有成年男女才能埋在氏族墓地,这是母系氏族结构的典型标本。到了距今六千年左右有突变,典型遗址是元君庙,小口尖底瓶相当于姜寨结尾阶段,即由成熟的瓶口退化到浅盘口沿,这一阶段姜寨遗址的墓地也由村外转移到中心广场,墓地下层尚保持单人葬传统,但已不如村外墓地整齐,上层压有男女老幼合葬墓,这就突破了原来氏族男女有别、长幼有别的界线,小孩与成年人埋在一起,没有了辈份的差别,甚至没有了氏族成员与非成员的界限,这违背了氏族公社的基本原理,已是突破血缘关系的氏族分裂。
       原始公社制的破坏就已意味着文明因素的产生。统一的仰韶文化分为两种类型就是在这一转折时期出现的。这个一分为二,就是出现了以庙底沟类型为代表的新生事物,标志是出现玫瑰花图案的彩陶和双唇小口尖底瓶”(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19——120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
       同样是从血缘关系和氏族制度出发,对同一事象却作出两种互相矛盾的解释,可见氏族制度、血亲理论面临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是无能为力的。这种理论行不通,有些学者又依据民族志材料将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视为一种风俗习惯(杜正胜《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虽然看来这是一种解释,但它实际上等于没有解释,因为它没有也无法说明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特定的地点、特定的人群中为什么会产生和存在这种风俗,而且“母系”氏族制度和血亲理论依据的也是民族志材料,前者与后者相比,难道具有更多的可靠性吗?如果将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视为一种风俗,那意味着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还要划出一群人来即行这种风俗的半坡人,他们与其他半坡类型居民是不同的。
       据此可以推导出两点:
       其一,在渭水流域,这一群人可能自下游溯水而上发展但止于临潼姜寨,因为下游的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年代略早于上游的渭南史家和姜寨二期;
       其二,我们有理由推测豫西南下王岗和晋南东庄类型的多人二次葬也是同一族群的人所为,甚至豫北后岗类型少量的多人二次葬也与这一群人有关,因为它们的年代、文化性质、面貌都是能够吻合的。这样看的话,这一群人似乎有点四分五裂、七零八落,与庙底沟类型、与半坡类型其他部分相比,这一特点就非常明确。这似乎意味着,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在那个特定的地域(渭水下游)似乎(或可能)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比较一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传播与发展状况,我们会有一种直观感受和认识。庙底沟类型的中心区在晋南、豫西、关中东部,往北在晋中和内蒙古中南部发展为白泥窑子类型(或称王墓山类型),在冀中和冀西北一带发展为钓鱼台类型,往西在关中被称为泉护类型,处于庙底沟类型的鼎盛时期,并渐次蔓延至甘青地区,往南在豫西南鄂西北地区发展为八里岗类型,往东在郑洛地区发展为著名的大河村类型(或称阎村类型)。统观庙底沟类型的传播和发展,它就象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枚石子,自中心至外围层层波动、蔓延,几乎不留空白,仅在豫北冀南受阻(这里是后岗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的主要分布区)。
       相反,半坡类型的传播和发展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半坡类型的中心区在关中(有的学者将半坡类型的后段另外命名为史家类型,其中心区仍是在关中),往北在陕晋冀蒙长城地区与后岗类型碰撞并融合形成鲁家坡类型(或称石虎山遗存),但是在凉城一带“可能受后岗类型的影响较大”(巩启明著《仰韶文化》162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有学者认为内蒙古凉城县红台坡下和包头阿善一期等文化遗存,它们的主体因素是来自后岗一期文化(即后岗类型),同时也受到了半坡文化的一些影响(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往西几乎没有什么阻挡,但是据研究半坡类型是以退缩的趋势见于渭水上游(薛新明、宋建忠《庙底沟文化渊源探析》,《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往南可能经丹江河谷到达豫西南形成下王岗类型,往东在豫西、豫中半坡类型几乎没有什么作为,仅能发现其影响痕迹,晋南的东庄类型也仅是受到半坡类型的影响,并不能担当半坡类型的直接继承者这种角色(即庙底沟类型在其外围形成的亚型那种状况)。薛新明、宋建忠说:“重新检查晋南到豫西地区的调查发掘资料,就会发现这里竟没有一处典型的半坡文化遗址,也就是说晋南到豫西地区不是半坡文化的分布范围,半坡文化的势力局限在黄河以西”(薛新明、宋建忠《庙底沟文化渊源探析》)。

       这个局面和意思也即是说,半坡类型的东向发展是受阻的——如果象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庙底沟类型与半坡类型主要是一种前后承继关系,当不会出现这种状况和局面。统观半坡类型的发展,可以发现它在几乎所有的方向上都表现出一种受挫的迹象,而与之相关、可以互相映照的正是渭水流域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
       虽然如此,半坡类型的踪影却流浪得非常广阔、遥远:南边下王岗类型不仅到达“随枣走廊”一带,而且在宜昌扬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50多种刻划符号,其特征被认为与半坡类型相似(宜昌地区博物馆《宜昌县扬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余秀翠《宜昌扬家湾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发现刻划符号》,《考古》1987年第8期);东边不仅在豫中地区如大河村遗址发现半坡类型因素,而且在山东的北辛文化、豫北冀南的后岗类型都发现有来自半坡类型的器物或受其影响(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考古》1996年第4期);北边在红山文化早期不仅出现了近似半坡类型和后岗类型的红顶碗,而且四棱山遗址出土垂腹罐(T6:2)上的凸状饰与半坡类型尖底罐上的凸状饰十分类似(顾罡《红山文化陶器分期研究》,《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直到3000年前的青铜时代,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出土高领彩陶罐上的纹饰仍然保留有半坡遗风,其腹部的正菱形网格纹被置于两个尖角顶对的三角形之间(《北方文物》1997年第4期第18页),完全是半坡人面鱼纹盆内壁100格正菱形网纹的翻版;往西半坡类型因素则到达了西亚哈拉夫文化并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详后)。
       作为对比,我们还可以考察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是如庙底沟类型那样自中心区域至外围,层层波动,渐次蔓延,而与半坡类型那种受挫迹象和流浪的踪影不一样。半坡类型的状况与炎黄蚩战争传说正相吻合:渭水下游的多人二次葬正是炎、黄、蚩大战所致,年代偏早的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多人二次葬可能与黄帝杀蚩尤有关,这时是炎、黄联合杀蚩尤,作为黄帝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尚未从半坡类型(或零口文化)中分化出来(或者是我们尚未从有关考古学文化中非常明确地将它们区分出来);年代偏晚的渭南史家、姜寨二期多人二次葬则可能反映炎帝与黄帝之争。半坡类型经此两次大挫折,所以它在各个方向上的传播都表现出一种受挫迹象,东边因受阻于黄帝族而无力东进,这就是在晋南、豫西没有发现一处典型半坡文化遗址的原因。当然那些流浪的半坡踪影也正反映了半坡人的逃亡与流浪,而濮阳西水坡45号墓,我们认为正是蚩尤墓,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则是自渭水流域逃亡至豫北冀南的蚩尤族人所创造(这也是庙底沟类型的东向发展在豫北冀南受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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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7 01: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4-27 01:39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关于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主的族属和身份问题,学界已有一些倾向性意见,大概有伏羲、颛顼、黄帝、蚩尤、帝喾、高辛氏等诸说,其中以“颛顼”说者较多。
       丁清贤、赵连生、张相梅推论西水坡M45与“五帝”之一颛顼有关(丁清贤、赵连生、张相梅《关于濮阳西水坡蚌壳龙陪葬墓及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华夏考古》1991年第4期);王大有先论证45号墓死者为颛顼(王大有《颛顼时代与濮阳西水坡蚌塑龙的划时代意义》,《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后改为“蚩尤”说;方酉生将45号墓与颛顼作了某种联系(方酉生《濮阳西水坡M45蚌壳摆塑龙虎图的发现及重大意义》,《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陆思贤先将45号墓死者与颛顼相联系,后认为它可能与帝喾高辛氏有关(陆思贤著《神话考古》314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陆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14页,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冯时先将45号墓死者与颛顼相联系,后表示了一种谨慎的态度和看法(冯时著《星汉流年——中国天文考古录》162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301页,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认为西水坡45号墓死者可能为颛顼其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濮阳古属卫地,《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丘,其星为大水”;二是颛顼在古史传说中是一位“绝地天通”的大巫师、一位司天者,又有“乘龙而至四海”的神话(《大戴礼·五帝德》),这些与45号墓的文化内涵吻合。

       笔者认为,西水坡45号墓死者不是颛顼,理由也主要有两点:
       其一,在古史传说中,颛顼是黄帝后裔且为少昊所养大,颛顼的年代必然晚于黄帝和少昊,即使按我们的理解,把庙底沟类型视为黄帝文化,将整个大汶口文化都视为少昊文化,西水坡45号墓的年代(约前4500年)也早于大汶口文化的上限(约前4300年或前4400年)并且不晚于庙底沟类型的起始年代。如果将炎黄、少昊、颛顼置于龙山时代去考察,45号墓死者就更不可能是颛顼。除非能够证明“三皇五帝”同时代,是一种平行和并列发展关系而且都在仰韶时代(这一点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西水坡45号墓与颛顼相关才有可能性。
       其二,西水坡45号墓属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其死者族属和身份必然从属于后岗类型。后岗类型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其本土来源主要是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或者略晚于此二者的其他类型(这里不考虑笔者所主张的半坡类型传播因素)。如果视后岗类型为颛顼文化,那么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或其他类型就理当推定为黄帝文化,东部的少昊文化上溯至北辛文化时期,炎帝自然就该是西部的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这样一来传说历史就变成了炎帝战胜黄帝而入主中原,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张忠培、乔梁将后岗类型(即所称“后岗一期文化”)的分布地域扩展到河套至张家口地区、太行山两侧的汾河流域及山东地区,其直接渊源与东方的北辛文化有关(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如果视后岗类型为颛顼文化,则可推定北辛文化为黄帝文化,考古学文化与古史传说就相去得更加遥远。即使如我们所主张半坡类型为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文化,后岗类型也不可能是颛顼文化,因为不仅有年代上的龃龉,而且后岗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如前所述,庙底沟类型的东向发展在豫北当受阻于后岗类型)。即使黄帝文化为北方的红山文化及之前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后岗类型也不可能是颛顼文化,因为二者并没有文化上的关联和传承,故西水坡45号墓不是颛顼墓。
       当然45号墓也与伏羲、黄帝和帝喾高辛氏无关,因为画八卦的伏羲必然远早于后岗类型(参见第三项证据或理由),黄帝文化不可能为后岗类型(一是地域决定,后岗类型在豫北冀中南而不在陕晋豫一带,二是与同时代的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相比,后岗类型是一种弱势文化),帝喾的年代更不可能早到前4500年。中国古史和神话传说中的帝王几乎都是天文历法的执掌者而且与龙凤有关,或骑龙乘龙或为龙身,所以这不能成为西水坡45号墓为颛顼墓的依据。至于古代文献说濮阳为颛顼帝丘,推想或有两种可能:一是后来的颛顼文化曾分布到濮阳一带,濮阳一带或可能另有颛顼之墓及颛顼遗存;二是卫地被视为颛顼之墟可能与颛顼被古人编排为北方天帝有关,“其星为大水”很明显是这个意思即北方壬癸水配黑帝颛顼。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认为45号墓主人“应是正常死亡”,但是据发表的线图观察,死者胸骨、脊椎大部不存,左手自前臂中部断折不存,所以认为“正常死亡”不知何所依据,《简报》亦未有说明(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
       1995年,王大有先生在濮阳参加“龙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会议,了解到45号墓死者一出土就是如《简报》所发表的线图那样,由此改变认识,推断死者当为蚩尤。他说:“墓主人身首异处,非正常死亡:左右臂各断作三截,左手齐腕斩断已不存,胸椎和胸骨被砍断也已不存,脚趾被截。这具骨架的胸骨、胸椎、胸肋,可以看到齐整的切割斩断的痕迹,腰椎也可看到齐整的斩断痕。除了胸腔上残存的两段胸肋外,其他胸肋都已不存在,这显然是经过开膛破腹和开胸。这样做的目的,除了置人死地外,应是为了取胸中、腹中的内脏,当然包括心脏和胃在内。否则这一部位不应受此破坏,并荡然无存。显而易见,墓主人的尸体被肢解后,上半身胸以下,保存着头和肩,下半身保存着腰、骻、髀、股。这说明墓主人的尸体当时是户髀两部分。下葬时才把这分离的两段拼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完尸’”。

       在中国古史和神州传说中,影响深远的炎黄和蚩龙之战,其中的蚩龙被黄帝擒杀后正是遭到肢解、身首异处,而且具有帝王级别的传说人物中也只有蚩龙是被肢解的:《路史·后记四·蚩尤传》说“(黄帝)传战执(蚩)尤于中冀而诛之,爰谓之解……用名之曰绝辔之野,身首异处”,《尸子·卷下》说“黄帝斩蚩尤于中冀”,而且张澍辑《十三州志》、《皇览·冢墓记》等皆传蚩尤身首异处,有肩、髀冢。西水坡45号墓的规格、墓主人尸骨残缺不全,与传说人物蚩尤正相吻合。
       王大有先生还推断说:“蚩尤在距今6465±45年(公元前4515年前)在冀州中部被械杀肢解后,黄帝族人沉浸在胜利的狂欢中,蚩尤的尸骨被余部抢走偷运到这个远离前线的地方——西水坡,秘密下葬。下葬时很匆忙,没有来得及深挖墓穴,M45的墓圹只有0.5米深,T176蚌塑摆在一个浅穴中,T215蚌塑摆在一个将原来的灰沟底部垫上的0.10米的灰土层上。蚌塑先用泥土堆出毛坯形,再往上堆砌蚌壳,成浅浮雕,用蚌塑作碑铭,记录蚩尤的事迹和当时的战事。没有其他随葬品。然后用土质松弱的灰黄土覆盖起来”(王大有著《中华龙种文化》87——88页、107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笔者基本上同意王大有先生对西水坡45号墓主人的分析和推测,但不同的是,笔者认为蚩尤不是东夷人,黄帝擒杀蚩尤也不是在今河北中部或西北部,即炎黄和蚩尤之战并不是发生在今河北境内;虽然后岗类型在器物上与东部的北辛文化有很多相近的因素,但在精神文化比如器物纹饰、宗教信仰等方面,它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不是一个系统而与半坡类型接近,这是其一;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去看,在西水坡45号墓发生的年代即前4500年时,在河北中部或西北部无法去求证传说中的“涿鹿之战”或“阪泉之战”,这是其二;据古代文献资料和神话传说,蚩尤姜姓、牛首人身为炎帝之裔,因此蚩尤和蚩尤文化当与渭水流域的史前文化有关,具体地说,蚩尤当来自于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这是其三;结合渭水流域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去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认识:所谓“炎黄大战”、黄帝擒杀蚩尤正是发生在渭水下游,西水坡45号墓的产生正是蚩尤族人抢(或偷)得蚩尤尸骨从渭水流域逃到西水坡下葬所致,而后岗类型正是这一群蚩尤族裔在豫北翼南发展起来。
       后岗类型在器物上与半坡类型的联系或许并不那么紧密,但是其“纹饰与半坡类型略同。彩陶花纹较简单,多红彩,也有黑彩,有宽带纹、曲折线和横竖平行线组成的带纹、平行斜线组成的正倒相间三角形纹、菱形网纹等”(《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597页)。作为物质文化的坛坛罐罐带不走,但作为精神文化的“纹饰”不仅携带方便,而且也必将随着人群的流动而传播;作为逃跑一族,蚩尤族人的首要任务是保障蚩尤尸骨的安全以及自身的安全而不是携带坛坛罐罐这种家产。后岗类型与半坡类型的关系正是这种简单的生存和生活道理的写照。由于蚩尤族裔在6500年前这一次自西而东的迁徙,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和传说历史中便有了许多扑朔迷离的事象,当然我们会逐渐廓清这些迷雾。

  有学者以半坡类型尖底瓶的出现为标志,将半坡类型的起始年代确定在前4500年(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而据薛新明、宋建忠先生的研究,庙底沟类型的尖底瓶和彩陶在北橄一期时已经形成,其年代大约也在前4500年左右(参见第34页证据或理由)。我们知道,后岗类型的起始年代也是在前450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596页),同时这个年代也是西水坡45号墓下葬的年代(伊世同《北斗祭——对濮阳西水坡45号墓贝塑天文图的再思考》,《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这些年代关系揭示了蚩尤被杀之后炎帝、黄帝、蚩尤三个族群分道扬镳的隐秘和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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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比较长,仔细读一读,会有不少收获。  发表于 2018-4-28 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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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8 00:5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4-28 01:07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炎黄大战”第5项证据(或理由)

  据《逸周书》、《史记》、《周书》等古籍载,炎黄和蚩尤之间的战争又名阪泉之战、逐鹿之战。自司马迁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以来,学者皆以阪泉、逐鹿即今河北省怀来和北京市延庆县一带,认为炎黄和蚩尤之间的战争即发生在那里(以下简称冀西北),因为阪泉、逐鹿两地名均在那一带,那里也有黄帝城、蚩尤城、蚩尤泉、蚩尤庙、蚩尤寨等众多相关古迹,相关的考证、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是据笔者有限的了解,从考古学角度论证这个问题的却罕见。如果不从考古学角度论证,没有考古材料和依据证明,我以为再多的文献资料、研究及看法,也不过是“空中楼阁”,所以我们这里拟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考察和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也请读者和专家共同思考。

  冀西北属已故中国考古学大师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所划分的“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系。苏先生所说的“北方”区系包括西北、北方和东北,其中又以辽西和内蒙古中南部为中心区系,他对“辽西”区特别加以界定:“古文化的辽西区不同于现在行政区划的辽西,它的范围北起西拉木伦河,南至海河,东部边缘不及辽河,西部在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上游、古‘代王城’蔚县一带,已接近该区域的西部边缘。如果我们再把它归纳一下,即辽宁朝阳、内蒙古昭达乌盟(今赤峰市)、京津和河北张家口地区共四块”。“冀西北”正在张家口与北京市之间,所以它在苏先生所说古文化的辽西区内,接近西部边缘。
       苏先生说,辽西“这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宜农宜牧地区,既是农牧分界区,又是农牧交错地带。这里文化发展的规律性突出表现在:同一时代有不同文化群体在这里交错”(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40——41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他还认为:“对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进行区系类型分析,使我们掌握了解开这一地区古代文化发展脉络的手段,从而找到了连接中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认识到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在中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以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50——51页)。
       从苏秉琦先生的论述以及自古以来长城南北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交汇于长城地带来看,炎黄和蚩尤的战争发生在冀西北一带是完全可能的。目前冀西北及周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及研究尚不是非常充分,但我认为其轮廓已现,可以据以探讨炎黄和蚩尤之战。

  由于《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部落“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再加上古书又说炎黄和蚩尤之战发生在今河北涿鹿、阪泉一带,所以今之学者往往认为黄帝部落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它的强大也正是因为其为游牧民族,这实在是一个方向性的误会,也可以说是司马迁和今之学者共同犯下的一个基本错误。根据考古发掘和研究,马的畜养在中国是相当晚近的。半坡遗址曾出土过少量马骨,但不能肯定是家养;其后在龙山时代的遗址中也发现过少量马骨,但也不能断定其为家养。所以考古学家普遍认为,马的饲养在中国至早可能上溯至龙山文化时期(约前2800——前1900年),而有把握的说法是到了商代才有肯定无疑的家马(《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701页)。即使有了家马,也不意味着就是“马背上的民族”。
       商、周时期,马在中原主要是用于拉车的,目前马车的出现最早可能上溯到商朝中期(姜波《马·马车·骑马术》,《文物天地》2002年第2期)。到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受到北方“马背上的民族”的威胁,才有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骑马术始在中原传播开来。但是北方游牧民族骑在马背上的年代也不会很早,因为如果在商、周时期这种“马背上的民族”已形成气候,它也必然会对商、周王朝产生冲击,导致中原农业民族更早地学习和接受骑马术。
       有不少学者曾将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采集到的一些小型铜饰称为“骑马武士铜饰”、“铜人骑马饰”等,认为它们是我国最早骑兵形象的标本,其年代可能在西周或春秋时期,但据林沄先生考辨,这种铜饰马背上骑的“人”或“武士”其实是猴子,取的是“马上封侯”之意,其年代可能晚至唐代(林沄《所谓“青铜骑马造像”的考辨》,《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4期)。
       《易经》“大壮”卦和“旅”卦之爻辞说到商人的远祖王亥曾在有易国放牧牛羊被有易国的绵臣抢劫和杀害,但没有说王亥牧马。商之前有易国正是指今河北北部、西北一带,可见当时马的重要性和功能可能尚未被北方民族认识到。总之,夏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是不可能有骑兵和车战的。最近有学者据《尚书·甘誓》认为夏启讨伐有扈氏时可能使用了战车,但也认为“使用了车的战争和车战并不完全相同。根据考古资料,直至夏未商初才出现青铜兵器,夏代初年的兵器应是以石质、木质和骨蚌质为主,与新石器晚期兵器相差应不大,夏初的野战方式仍应处于徒步混战的初级野战形态”(石晓霆、陶威娜《夏商时期的戈与野战方式浅说》,《中原文物》2003年第5期)。所以传说中的在夏以前发生的炎黄和蚩尤之战只能是一种手执棍棒、石器和弓箭的徒步混战状况,甚至就是一种贴身肉搏,而不可能存在一种长距离的奔袭和追击形态。如果战争规模较大,双方投入人力较多,还牵涉到武器损耗、体力消耗、后勤供给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原始战争一次战斗的时间也不会较长。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黄帝部落“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显然是根据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印象而对黄帝族作了一种想当然的描述,这可能在潜意识中导致后人将黄帝部落视为北方游牧民族(相关描写、论述很多,这里不必引述)。在新石器时代,如果黄帝部落为游牧民族,它只能是驱赶着猪、牛、羊到处放牧,如果撞上定居的农业民族或其他土著居民,这些猪、牛、羊很可能被农业民族或其他土著居民抢劫,就象商人远祖王亥在有易国的遭遇一样,而黄帝部落绝不会是骑在马背上到处抢劫、征战犹如成吉思汗那种形象。当然,认为蚩尤从长江流域打到中原,炎黄和蚩尤之战从中原或山东打到河北中部(即今人认为古书所说之“中冀”)以及冀西北,这些说法和推论无疑也是一种想当然的理解和认识,这甚至是将近、现代的战争模式推广给石器时代的炎黄和蚩尤们了。

       由于新石器时代的战争与骑兵时代、战车时代和现代战争有别,所以要证明炎黄和蚩尤之战是否发生在冀西北或其他地方,我以为有两个基本条件必须考察:
       1、是否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异常死亡和埋葬现象,这种人口死亡和埋葬现象用通行的理论或规则不能给出圆满的或合理的解释或者这种人口死亡现象本身存在战争证据;
       2、与这种人口死亡和埋葬现象相关的考古学文化(或人群)是否能够吻合传说及文献资料中炎、黄和蚩尤之间的关系。后者是大前提,前者是小前提,只有这两个前提都满足,才能说明和证明炎黄与蚩尤之间发生了战争。反之,若炎黄和蚩尤之间的确发生了古史传说中那种惊人而惨烈的战争,其结果应该甚至必然满足两个基本前提。当然我们也可以变通一下,将传说中的炎、黄、蚩之战理解为是一个族群、文化对另一个族群、文化的征服、取代,而不一定是暴力行为以及有大规模的人口死亡(虽然据文献资料和传说,炎、黄、蚩之战应该是后一种情况)。
       事实上迄今为止冀西北一带新石器考古未有发现有一定规模的异常死亡和埋葬现象,所以我们只能从考古学文化与炎黄蚩之间的关系方面去考察,即目前可以而且只能考察大前提。如果大前提都不吻合,将来即使发现冀西北一带史前时代有大规模异常死亡和埋葬现象,那也不能说明它们与炎黄和蚩尤之间的战争有关。以下我们就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炎、黄、蚩之战是否可能发生在冀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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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9 00:1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4-29 00:35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冀西北的南边是磁山文化,北边及东北部分布着兴隆洼文化,冀西北是这两种文化的交汇地带。目前在这一地区发现的相关遗存非常少,仅桑干河流域的姜家梁(包括于家沟)遗址发现有包含这两种文化类似因素的遗存(韩建业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三章第一节,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虽然这两种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实际分布、交流、互相影响的情况尚不清楚,但可以判断,它们与炎黄和蚩尤之战是无关的:
       其一,兴隆洼文化主要分布于西辽河、大凌河流域及燕山南麓地区,磁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北中、南部,前者与晋南、豫西豫中及关中地区(与传说中的炎黄密切相关的地区)无关,后者与长江流域(即与蚩尤、苗蛮紧密相关的地区)无关;
       其二,新石器时代中期(约前7000年——前5000年)人口增长缓慢,原始人类有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象文献资料和传说中那种炎、黄、蚩大战的发生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也没有任何依据和理由将炎黄蚩的历史文化上推到新石器时代中期。
       在新石器时代未期进入龙山时代前后(距今5000年左右)及整个龙山时代,冀西北和周边地区以及整个燕山南北地区基本上进入一个文化“空白”时期,虽然这种“空白”也许只是一个假象,但研究者认为“当时农业文化极度衰弱却也无庸置疑”。有证据表明,“北方地区稳定的全新世中期气候最适宜期在距今6600年至距今5500年之间。从距今5500年左右开始,气候逐渐向干冷方向发展,至距今5000年前后落至低谷”。
       距今5000年左右,分布于冀西北以南的雪山一期文化午方类型和分布于冀西北以北的雪山一期文化小河沿类型的人们基本上放弃了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定居模式可能迁徙他处以谋求生路,而且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出现就可能与这种迁徙有关(韩建业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三章第三节;韩建业《论雪山一期文化》,《华夏考古》2003年第4期)。冀西北及其周边地区“雪山一期文化”这种本土文化显然与传说中的炎黄和蚩尤们无关。

       有不少专家认为炎黄的历史文化距今5000年左右或4000多年,又据文献资料推断炎黄和蚩尤从中原打仗(或发展)打到河北中部进而至于冀西北,这便是阪泉之战、涿鹿之战,而且战争结束,黄帝还定都于涿鹿。定居于冀西北及周边地区的雪山一期文化的居民都因气候原因而迁徙他处,生活在黄河流域的炎黄和蚩尤们怎么还往那个地方发展或者打架往那个地方打呀?即使将来在冀西北地区发现一种较丰富的雪山一期文化之后的遗存,我们也可以断定,它和雪山一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并非炎黄和蚩尤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文化与传说历史中炎、黄、蚩的基本面貌无法吻合,而且在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这个大框架中,它们不可能有炎黄和蚩尤那种影响力。
       在龙山时代晚期(距今4200年——3900年),北方地区(包括冀西北)的文化遗存基本上均属老虎山文化,这种文化南下对中原产生了很大影响(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三章第四节),但它也不可能是所谓的“黄帝南下”(韩建业先生认为它与先周文化后稷族系有关),因为年代太晚。去掉两头,在冀西北地区考察炎黄和蚩尤之战重点应放在仰韶时代(前5000——前3000年),以下我们将几种主要的倾向性意见和看法作一简介、分析。

       苏秉琦先生说:“在距今五、六千年间,源于关中盆地的仰韶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成熟型玫瑰花图案彩陶盆为主要特征的庙底沟类型,与源于辽西走廊遍及燕山以北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的一个支系,即以龙形(包括鳞纹)图案彩陶和压印纹陶的瓮罐为主要特征的红山后类型,这两个出自母体文化,而比其他支系有更强生命力的优生支系,一南一北各自向外延伸到更广、更远的扩散面。它们终于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后在辽西大凌河上游重合,产生了以龙纹与花结合的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文化群体,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出的‘火花’所导致的社会文化飞跃发展的迹象。这是两类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文化传统组合而成的文化群体”(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22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他认为“张家口地区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而且指明五帝时代“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48页、161页)。
       类似苏先生这种意见将红山文化视为黄帝部族文化在学界还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如前述董立章、韩嘉谷等先生的意见(参见第2项证据或理由)。王大有先生也是这种认识:“……以长城燕山地区为重心的桑干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是黄帝族的聚居区。距今6500——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就是黄帝族大本营文化”(王大有著《上古中华文明》38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将红山文化及之前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之后的富河文化、雪山一期文化视为黄帝族系文化肯定存在问题,因为这些文化都没有南下中原腹地从而在中国传说历史中产生黄帝那种影响。虽然有学者认为豫北的大司空村类型和午方类型接近,午方类型又和小河沿文化接近,从而推测小河沿文化可能是大司空村类型的重要源头因而持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可能为黄帝族文化的观点(韩嘉谷《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变化和传说中的洪水》,《考古》2000年第5期),但这个推测将几种文化的年代关系搞颠倒了: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的起始年代距今约560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596页)甚至可能还要早(考古界曾经争论大司空村类型与后岗类型的年代谁早谁晚的问题,后者的年代距今6500——6000年),它比小河沿文化的起始年代约距今487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始社会考古研究室《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二十年》,《考古》1997年第8期)要早好几百年,所以小河沿文化不可能成为大司空村类型的源头。不仅如此,大司空村类型在仰韶时代也是一种弱势文化(比如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类型、大河村类型及大汶口文化相比),对黄河中下游同时代的其他文化形不成重要的影响,所以它不会是黄帝族文化。
       如果将红山文化视为黄帝文化,其与庙底沟类型在冀西北地区的汇合视为炎黄之战或黄帝战蚩尤,它与古史传说中炎、黄、蚩之间的关系也是相悖的,因为就红山文化与庙底沟类型而言,是后者对前者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不是相反。索秀芬先生最近指出:西辽河流域在距今8000——5000年间气候温暖湿润,有利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先后兴起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距今5000年前后的降温事件和几千年的农耕,尤其是红山文化以来的犁耕对植被的破坏,加剧了西辽河流域风沙活动,最终导致红山文化消亡,继之而起的小河沿文化人口密度大大降低,遭受自4800年前开始的降温事件的重创后,出现了文化断层现象(段天璟、刘艳《“居延考古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文物报》2003年11月14日)。苏秉琦先生所说“北方区系”之辽西区无论如何与黄帝部族挂不上号(受黄帝文化影响是另外一回事)。

  田昌五先生说:“太昊、少昊和蚩尤属古夷人集团,确切说是古夷人的宗神。其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自应是大汶口文化及其前身北辛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及其前身裴李岗磁山文化。炎帝是古氐羌之宗神,其在考古文化上的反映应是仰韶文化及其前身大地湾老官台文化。黄帝是北方古戎狄的宗神,其考古学文化虽不能确指,但由他联合炎帝打败蚩尤,南下中原,应该说在考古上已有线索。大司空村类型的分布区可达冀西北桑干河、大洋河流域,这是发人深思的”(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47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他虽然说明黄帝的考古学文化尚不能确指,但还是有一个倾向性的意见,将大司空村类型与黄帝文化联系起来,所以我们就沿着田先生的思路深入一下,看黄帝文化是否与大司空村类型相关,炎黄蚩之战是否可能发生在冀西北之涿鹿、阪泉。田先生认为,河北易县北福地遗址第一期甲类遗存同四十里坡类型有关,是四十里坡类型的先行文化,而蔚县四十里坡类型遗存可归入大司空村类型系统,所以大司空村类型主要是继承从北方来的一种文化发展而来而同河北境内的磁山文化没有承袭关系,而且“新乡地区的一些材料还说明,大司空村类型是由北向南发展的,所以到新乡地区已近尾声了”(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47页、72页)。按照田先生以及一些研究者的认识,豫北冀南的大司空村类型分布范围不仅与后岗类型有交错之处,而且深入河北更远一些,甚至它已到漳河、滏阳河、滹沱河、湾河以至壶流河流域了,而且大司空村类型的陶系以灰陶为主而兼有红陶、黑陶、白陶,所以田先生认为大司空村类型尚不能归属仰韶文化系统,以暂时存疑为好(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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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楼主的贴子很长时间了,第一次发言,感觉现在楼主转载的内容才更契合本贴的主题-----探寻恢宏神秘的远古文明。远古文明真的是我们今天在学校学到的,长期被不同媒体灌输的吗?是否存在史前文明、地外文明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8-4-29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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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9 21:45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亚细亚船长 发表于 2018-4-29 00:17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冀西北的南边是磁 ...

       拜读楼主的贴子很长时间了,第一次发言,感觉现在楼主转载的内容才更契合本贴的主题-----探寻恢宏神秘的远古文明。远古文明真的是我们今天在学校学到的,长期被不同媒体灌输的吗?是否存在史前文明、地外文明的证据? 我觉得本贴可以更多侧重于这点才不失本意。在此也冒昧推荐一篇天涯上的长文-----大洪水绝密档案山海经全解秘,作者叫十万昆仑。推荐的意思不是推广也不是赞同他的观点,只是觉得我们从更多的角度去探究远古文明也许会有更多的借鉴意义,毕竟太多的学院派深陷在学术圈内,言必称西腊,不敢越雷池一步。一家之言,有不妥之处请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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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船长,标题已经变成标签了,就像您家的地址一样,不必在意宽窄了。  发表于 2018-5-11 10:37
昆仑山乃万山之祖,也是天朝龙脉所在.许多年前,有一学者曾旁征博引,推断世界文明起源于天山,后来一支往北走,成了两河文化源头,另一支往南走,成了中华文化源头,考古门派众多,各成一家之论,难定真假.故存而不论.  发表于 2018-4-30 23:12
如果按照现今世界上公认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人类进化史来说的话,人类文明最多只有五六千年的时间。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发现的最早文字甲骨文是商代的,距今约3500年左右,所以中华文明只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8-4-30 10:40
感谢推荐!其实,《地外文明与远古文明》的标题还是窄了一些。  发表于 2018-4-29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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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30 02: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4-30 02:36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从田昌五先生对大司空村类型的分析看,它与黄帝为“北方古戎狄的宗神”,黄帝南下中原、黄炎蚩在冀西北发生战争的说法似乎很能吻合,涿鹿之战、阪泉之战发生在冀西北是可能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按田说,蚩尤属古夷人集团,是古夷人的宗神,其考古学文化应为大汶口文化及其前身。我们知道,大汶口文化早期局限于山东、苏北一带,其中、晚期始向西方扩张到达豫中乃至晋南,这是其主要扩张方向,所以蚩尤所属之“大汶口文化”不可能在冀西北与黄帝所属之“大司空村类型”发生战争。有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早、中期遗存向北越渤海海峡传播至辽南,但是毗邻大汶口文化的大司空村类型却不见大汶口文化代表性器物,看不出它们之间有任何渊源关系(韩嘉谷《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变化和传说中的洪水》,《考古》2000年第5期)。
       大汶口文化与冀西北之炎黄蚩战争无关,那么可以把蚩尤文化上溯至大汶口文化的前身北辛文化或后岗一期文化。按张忠培、乔梁先生的研究,后岗一期文化(即仰韶文化之后岗类型)与北辛文化紧密相关,是北辛文化的后继者而且广泛分布到冀西北、河套至张家口地区(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这两位的研究把“蚩尤”在冀西北现身的问题解决了,有利于蚩尤与黄帝在冀西北打仗这一说法。

       但是大司空村类型与后岗一期文化在年代上没有重合的地方,所以需把黄帝文化“大司空村类型”上溯至其前身四十里坡类型或北福地一期甲类遗存,黄帝与蚩尤才可能相会于冀西北。但这样一来又会产生许多新问题:
       其一,张忠培、乔梁两先生认为后岗一期文化与北福地一期甲类遗存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北辛文化”、北福地一期甲类以及界段菅H50等遗存为后岗一期文化共同的直接来源(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这样一来,黄帝就不是“北方古戎狄的宗神”了,而是与蚩尤一样有着共同的祖先和文化渊源即“北辛文化”、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黄帝与蚩尤之战的默认前提黄帝为北方民族、蚩尤为东夷民族自然消解。
       其二,田昌五先生认为“后岗类型的主要去向还是大河村类型”,虽然,“总的说来,后岗类型的来龙去脉是不甚清楚的”(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69页)。大河村类型比大司空村类型更加繁荣,这是没有疑问的。这意味着黄帝在冀西北战胜蚩尤后,蚩尤族反而比黄帝族发展得更好,而且蚩尤族进入中原腹心地带而黄帝族却只能在黄河以北地区发展、生存,这与古史传说的基本面是相悖的。
       其三,据现有考古发掘和研究可知,黄帝系文化“北福地一期甲类——四十里坡类型——大司空村类型”象是一条细线,蚩尤系文化“北辛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河村类型”象是一条粗绳,而炎帝文化“大地湾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则象是一条巨蟒(即使冀西北将来有更多的同期遗存发现,这种基本格局也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这与古史传说的基本面也是相悖的。总之大司空村类型无论是否可以归属仰韶文化,它都不可能是黄帝战胜蚩尤后的黄帝族文化,炎黄蚩冀西北之战也无从说起。

  韩建业先生依据徐旭生“三集团说”及相关的文献资料、考古学文化演变关系推定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文化、半坡类型为炎帝文化、后岗类型为蚩尤文化,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为少昊族系文化。认为约当前4800年左右,半坡类型、后岗类型正式形成,半坡类型开始逐渐扩展到陕西大部乃至于鄂尔多斯地区西南部并向东北方向拓展,后岗类型同时也向西发展,“二者在内蒙古中南部、晋中乃至于冀西北一带碰撞并融合,形成仰韶文化鲁家坡类型。若从细部来说,鲁家坡类型中后岗类型的因素似乎要更强烈一些。这大概就是炎帝和蚩尤冲突并以蚩尤略占上风的真实反映”。
       到前4200年左右,晋西南土著文化受到半坡类型影响形成庙底沟类型的前身东庄类型,这可以解释炎黄同源且其兴盛期早晚有别的说法。东庄类型向西在关中使原半坡类型的发展方向发生变化,使其进入晚期阶段,这便是炎黄之间的关系,表现得较为平和。东庄类型“向东北使原属后岗类型的冀西北和晋北区文化演变为地方特征浓厚的马家小村类型,表明黄帝族系的触角虽已伸至涿鹿一带,但蚩尤的势力还尚未退出。向东影响最小,显然与后岗类型的顽强抵制有关”。
       到前40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正式形成,“这时冀西北遗存已可归入白泥窑子类型,河北平原地区除磁县钓鱼台等少数与庙底沟类型近似的遗存外,大部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表明不但涿鹿一带已归属黄帝,而且其势力已扩展到太行山东麓;河北平原的文化发展受到严重破坏。这应当正是涿鹿之战后的具体表现。后岗类型所代表的黎苗集团被迫大部南迁,抵达江汉东部地区者终于留下了边畈早期一类遗存”,这类遗存即屈家岭、石家河三苗之前身(韩建业《涿鹿之战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

       我认为韩先生这种框架比较合理、牢固,但它与传说中的炎黄蚩大战还有一些差异:
       其一,古代文献和神话传说说蚩尤为炎帝之后,二者俱为“牛首人身”姜姓。我理解炎帝、蚩尤之争应该是一个族群内部的争斗,所以我认为后岗类型系蚩尤被杀后蚩尤族人从渭水流域逃亡至豫北冀南再与土著文化相融而至。后岗类型的起始年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约在前4500年(即《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确定的年代),如丁清贤认为后岗类型年代距今6500——6000年(丁清贤《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来龙去脉》,《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张忠培、乔梁主张后岗一期文化的绝对年代距今6400——5900年(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示意图”约为前4600——前3900年(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西水坡45号墓的年代与此是相吻合的。如果没有蚩尤族自西而东的这种逃亡,后岗类型与半坡类型似乎构不成古书上说的蚩尤与炎帝那种关系。
       其二,按韩建业先生研究,半坡类型与后岗类型汇合之鲁家坡类型主要 分布在“鄂尔多斯——晋中”一带,而冀西北同期遗存以四十里坡H8为代表(韩建业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三章第二节,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我认为半坡类型与后岗类型这种关系尚不能说明炎帝与蚩尤“在涿鹿附近相遇而发生激烈冲突”一事。如前所述,半坡类型和后岗类型时期尚不存在“马背上的民族”,两类型的居民都应是定居的农业民族。如果冀西北涿鹿之战、阪泉之战与半坡类型、后岗类型在北方交汇有关,那么冀西北一带应该有明显的这两个类型共存的文化遗存,当然目前这一点还得不到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支持。
       其三,晋西南东庄类型北上在晋北和冀西北受到后岗类型影响演变为马家小村类型,这一现象可以解释为黄帝与蚩尤相遇于冀西北,但黄帝(东庄类型——庙底沟类型)与炎帝(半坡类型)的关系却不能吻合冀西北“涿鹿之战”,因为半坡类型的遗存并不见于冀西北。其四,后岗类型的典型遗存在豫北冀南,半坡类型的典型遗存在关中,二者相遇于“鄂尔多斯——晋中”地区形成鲁家坡类型以及东庄类型、庙底沟类型北上直至冀西北后岗类型原来所在,这种炎帝与蚩尤的关系、黄帝与蚩尤之关系怎么看都象是一场战争的外围接触,似乎形不成古史传说中炎黄蚩那种大战氛围(因为不可能是炎、黄、蚩三个族群长途跋涉至冀西北打仗,然后又各回各的根据地)。总之,笔者同意韩先生对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后岗类型族属的认识,但冀西北“涿鹿之战”(或阪泉之战)尚难以成立。

  如上所述,根据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和研究可知,黄帝部落既不可能是北方民族,也不可能是司马迁所说那种“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的游牧部落(即使“北方区系”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的居民也是以农耕定居为主),所以习惯说法“黄帝为北方游牧民族”可以说是双重错误,在这种潜意识影响下去探索“五帝”的考古学文化或炎黄蚩之战很容易出现错误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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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30 10:40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今人称之为“文明”的华夏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甚至10000年前

本帖最后由 土木乙博 于 2018-5-1 15:54 编辑
注册美言客户 发表于 2018-4-29 21:45
拜读楼主的贴子很长时间了,第一次发言,感觉现在楼主转载的内容才更契合本贴的主题-----探寻恢宏 ...

如果按照现今世界上公认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人类进化史来说的话,人类文明最多只有五六千年的时间。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发现的最早文字甲骨文是商代的,距今约3500年左右,所以中华文明只有3500年的历史吗?

那么你知道文字从第一个表意符号到第一个文字的出现需要多少年吗?从第一个文字到成熟的甲骨文又需要多少年吗?远古不是现在,一个符号或一个文字要想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广泛的流通应用需要至少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时间。文字由最初的表意符号发展到成熟的甲骨文,最少需要几万年的时间。

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早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就已经开始大面积农耕生产,农耕是人类文明之源,农耕是人类文明产生的基础。所以我们根据文字应有的发展过程来倒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人类文明的历史至少在五万年以上!

上面段落部分节选于红河白沙 的微信号文章,可以共同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从文字的发展到推时间。

第十八章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
2018-04-28 红河白沙 人类起源与文明传播


附:
亚细亚船长:本楼32页对“文明”的定义624#

  楼主| 发表于 2014-1-31 03:27

http://bbs.meyet.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249510&pid=3412430&fromuid=199188

“文明”的涵义的是什么?“文明”需要具备哪些要素?“文明”一词最早见诸《易·文言》,是指光明、有文采之意。现代汉语中的“文明”一词来自英文翻译Civilization,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和“野蛮”、“蒙昧”相对应。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但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考虑,关于“文明”的要素其实已经争论了很多年。如果以城市和宫殿的出现为标准,那么在距今7000年前的郑州西山、大地湾遗址中就已经出现城邑和宫殿;倘若以文字的出现为标准,那么在距今8000年的裴李岗遗址中就能见到其雏形。相反,在蒙古大军横扫西亚、俄罗斯和东欧的时候,他们还刚刚从畏兀人那里借来文字!事实上,世界诸文明的标尺既无必要,亦无可能一概而论,各文明自有各自独特的文明形态。

传统史学中,今人称之为“文明”的华夏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夏代。然而历年来的考古发掘显示,一条文明历史的金带隐隐约约从安阳殷墟前伸,串起郑州二里岗、偃师二里头、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郑州西山、新郑裴李岗、秦安大地湾,一直上溯到距今8000年甚至10000年前的远古时代……
   
老子生活在东周中期,这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个思想大爆发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老子只是众多巨人中的一位……


点评

如果按照西方概念,文明基本含义是城市化(村落化)和公民化,意指存在分工和协作,如果以此为准,那么人类文明的形成要大大地前推。人类形成聚落,就可以称为形成了原始文明。  发表于 2018-5-20 10:38
所以现在,无论是文明还是文化,概念上,都是非常模糊和多意的,都不精确。这才是认识这两个概念的最大阻力,以及运用这两个概念的最大障碍。  发表于 2018-5-20 10:34
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lis”,主要意指城市化和公民化。从显学上,西方对文明的定义,主要是指形成城市。但是我们把Civilization翻译成文明,而Culture这个词除了被主要翻译成文化外,也有文明的含义。  发表于 2018-5-20 10:32
希望咱们的史学家们能科学地给出咱们自己的文明定义  发表于 2018-5-11 10:34
最早以玉为美的时期,可以追溯到距今约8000年前的史前时期。最主要的是玉玦和玉坠饰。什么是玉玦呢?就是玉耳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玉耳环距今8000年,在内蒙古赤峰一带被发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隆洼遗址在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8-5-1 05:59
在“新石器”晚期,出现了玉文化时代,这点特别重要。本人以为,中华文明的起始时间大体在距今7000年至8000年之间。  发表于 2018-5-1 01:36
请参看本楼32页对“文明”的定义。  发表于 2018-5-1 01:21
谢谢您的回复。您的回复也说明大家都认可语言的历史远远早于文字。那么在文字表意之前,更早期的先人是怎样来远距离实现“书面形式”的沟通? 我谈及的贴子中提到了图音的方式,也就是说更早期是用图来表音,山海经是   发表于 2018-4-30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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