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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亚细亚船长

地外文明与远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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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14 22:0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铁马冰河陆川客 于 2018-5-21 18:43 编辑

说到了所谓工匠村,再来扒一扒晚上一千年的新王朝时代的工匠村,资料当然是论文,翻译自白皮的诸多论文:

       埃及卢克索城附近的戴尔·埃勒·麦地那地区保留着古埃及历史上最著名的工匠村遗址,学者们将其称为“麦地那工匠村遗址”。麦地那工匠村自3500年前起存在400余年,专职于国王谷陵墓的修建,最高人数仅为120人,在拉美西斯二世期间仅为32人--48人,这点人还要派出去开采砂岩。很显然,白皮学者也无法在这么个小建筑遗址上玩出千人级的规模,另外,就这么几号工匠,居然配了4名书吏!其收入还低于工匠,还有60名警察,以及一堆官员,法官,审判官,呵呵。
       尚处于青铜时代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古埃及文献,有石碑有陶片有莎草席子,挖掘主力自然是伟大的法国佬。俺就不提其拿什么工具平整石材和刻制铭文了,也不提那些莎草席子是如何度过3500年的盐碱与风沙的,就是提一句“这里没有树,饮水要从800米以外担到村里来”,这一点,和工匠村这个民间聚落相比,呵呵。
       顺便再提一句,那些所谓的古埃及文献,主要的内容自然是难以追溯和对应,比较当代知识却又方便伪造,却很可以反映古文明高大上的大量书信文件管理合同单据什么的,和俄克喜林库斯那座50万件碎片沙漠露天垃圾堆如出一辙,时间也恰是先后衔接,呵呵。
       还要再提一句,俺很佩服法国佬伟大的创造性,不仅是法国学派在伪造古建筑时候的肆无忌惮,还有1928年法国佬在这个工匠村里挖出了配属的一名书吏的家庭阅览室,里面藏着大把的文学、宗教、医学、巫术、信件、遗嘱和文件,借用一句话“麦地那工匠村大量的文献资料,数量之巨大,足以证明居民的整体识字率较高。”这岂止是较高这么谦虚啊!这比孔丘老先生72弟子的资料厉害多了啊!伟大的法国佬挖出来的埃及工匠!
       至于工钱,白皮的砖家们早就说了,这些工匠的价钱和底比斯一带的市场价是一样的。大国工匠么,待遇好是应该的。一个成年男奴隶4天的劳役就可以换购一头成年公牛。俺粗略估计了一下,现代的耕牛要比肉牛贵,肉牛这几天的市场价在1万5千到2万余元,算1万6,一天的工钱大约4000元!安排个人道主义的双休加节假日,奴隶的年薪是俺现在很羡慕的数字,遑论高大上的王家工匠了。那帮子慕洋犬还不如别老是讨狗粮了,穿越到古埃及当奴隶,这收入,呵呵。
       拉拉杂杂扯了一堆,原文及其引文更是比裹脚布长多了,可惜,一个关键的问题,考古出土的工具呢?废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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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伪造史疯魔了  发表于 2018-5-21 08:43
这个段子摘引自某大学的某同学的硕士论文“麦地那工匠村。。。”,之所以隐去内容,是因为俺个人认为,原文内容和俺常提的文抄公与翻译匠的概念比较接近。俺更关心注释里的欧美学者的论著。  发表于 2018-5-15 23:49
百年来的工匠村发掘,就忙着展出文献资料了,这法国佬啊,就不能打几把青铜工具使唤?大概是没见过真货吧?按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文件伪造数千篇文献倒是轻车熟路的,这就是时尚。  发表于 2018-5-14 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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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14 22:47 | 显示全部楼层
抱歉哈,前面本来是玩青铜技术的,插了个埃及工匠村的段子,反正都是引自相关论文,这也是俺以前呆研究所搬砖的习惯,向法国佬学习。
下面介绍一下新鲜出炉的学术证据,恰恰是针对“在今天新疆、青海和甘肃等地,发现有较多年代更早的青铜器,其中一些可在中亚地区见到更早的类似物。早期青铜器由西及东渐次推迟的现象,暗示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可能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这一句。

       新疆阿敦乔鲁等遗址的发掘证实,中国在西天山地区存在一个与欧亚草原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相关联的文化类型的集中区域。该遗址保存完好,对于深入研究和辨析安德罗诺沃文化共同体诸内涵,尤其是探讨西天山地区复杂社会等方面具有巨大潜力。阿敦乔鲁遗址的出土材料和一系列新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对目前目前学界认识的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东进模式提出了挑战,需要研究者重新考虑旧有的年代序列和迁移理论。
       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址的分布已超出了欧亚草原,进入了中国西天山及其周边的广大地区;研究者通过金属制品的分布,甚至认为其影响力已进一步扩大到新疆内部 ,甚至远达的东北亚地区。但直到近些年,中国学界对境内安德罗诺沃相关遗址(图版一)的认识,仍被建立在依赖于游牧而发生的人口东迁运动的末期的定式所束缚,这已经制约了对此类遗存的研究。
       新的研究浪潮在年代序列和社会经济两方面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中国新疆地区,以西天山为中心的一些新的遗址的发现也显示与以往全然不同的新材料和新证据,如西天山博尔塔拉河谷地区的阿敦乔鲁遗址 (图版二),其他的相关遗址还发现于伊犁河谷及帕米尔等地,沿天山甚至向东更远处分布 。
       传统传播模式下,安德罗诺沃文化形成于欧亚草原北部的乌拉尔山以东地区。该地区的辛塔什塔文化(2100-1800BC)下承彼得罗夫卡文化(1800-1600BC),被认为是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直系“祖先”。之后这一文化沿东南方向迅速扩张(图版三)。发展的第二阶段,以阿拉库尔和费德若沃为代表的二期文化横贯欧亚草原,直至在公元前1400年前后进入到中国新疆境内的天山地区 。
       尽管不少学者对这种简单的线型传播模式有着异议,但这一模式仍得到了广泛采纳。在该模式下,欧亚草原东南缘发现的任何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综合体相关的遗存,其年代都不应早于安德罗诺沃文化最后一期,即1500-1300BC。依据这个传统来看,在靠近七河流域的西天山地区,包括伊犁河谷和博尔塔拉河谷等地,这些区域发现疑似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遗存同样只能归入最后一期,即1500-1200BC。

--(点评)这就是青铜技术西来说的主要证据,族群迁徙,文化传播,技术东传。然而,科技考古讲的是测年数据。

        然而,新的碳十四年代数据并不支持这一传统的、既定的相对年代顺序。具体的论文考古数据略去,只谈结论。   
        新材料、新数据证据直接引发了两个关键议题。一是新的测年数据具有广泛的连续性,这对传统的年代序列提出了挑战。二是由汉克斯(Hanks)主导的对彼得罗夫卡及阿拉库尔年代的修正,直接质疑了旧有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线型扩张模式。安德罗诺沃人群向东及东南方向的扩张机制,或安德罗诺沃文化因素是如何向新地区渗透,这一过程比先前所考虑的复杂得多。弗拉崔悌(Frachetti)在其最近一篇有关迁移的论文中就简要地陈述了当前安德罗诺沃文化东进模式的研究现状。其他的相关研究还包括体质人类学和分子生物学方法对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址中出土的头骨、牙齿以及古代基因数据的检测研究,这些研究均证明了推论安德罗诺沃人群的迁移具有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现在对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扩张模式下定论还为时尚早。

--(点评)俺一直认为,假说并非定论,科学难言主流。当然,某些别有用心的除外。

       阿敦乔鲁遗址即是新疆西天山地区的一个典型区域研究案例。近年来阿敦乔鲁遗址的发掘为该遗址提供了一套初步且可靠的年代序列,这对西天山地区以及周边地区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综合体相关联的遗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俺不提该文化的石板墓均为天然毛石,仅看测年数据等。从阿敦乔鲁房址F1和墓地中共获取了13个AMS碳十四测年数据(见表1)。数据表明:阿敦乔鲁遗址开始的使用年限为公元前19世纪。从传统的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文化序列来看,这一年代要早于彼得罗夫卡文化,甚至辛塔什塔文化晚期。而现在新疆西部一系列被认为与安德罗诺沃文化有某种联系的遗址中获取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年代中都有早到与阿敦乔鲁遗址相当的数据(见表2)。尽管阿敦乔鲁的发掘仍在进行,但从目前已经发现的遗物和揭露的居住和仪式性建筑,我们可以看出,遗址内的文化发展脉络具有浓郁的本地色彩。
       现在清楚的一点是,无论是阿敦乔鲁还是新疆西部其他遗址的年代,与传统年代序列相比,都更贴近上文所提到的近几年新建立的绝对年代序列;传统的大部分的相对年代序列都要比安德罗诺沃文化东部地区新的碳十四数据晚数个世纪。库兹米娜(Kuz’mina)自己也承认欧亚大陆多数安德罗诺沃文化相关遗址中现有的碳十四数据存在问题,这些数据与她的相对年代序列严重不符,且年代范围差异很大(见表3)。例如费德若沃相关遗址的年代经校正后,年代序列从公元前2000年直至公元前500年。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很多,但最核心的问题是费德若沃遗址的内涵仍不明确。所谓的费德若沃类型的遗址,空间跨度可达到1000公里,这是模糊的类型学划分造成的,而这种划分同时进一步加剧了年代混乱的现象。
       尽管库兹米娜(Kuz’mina)提出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扩张模式引发了最激烈的讨论,也仍存在其它的假说。但无论何种假说,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即年代序列混乱和新证据可信度低。这也直接导致“扩张”理论本身受到质疑。经过修订的年代序列支持关于文化联系内涵的新假说,这一新假说取代了库兹米娜(Kuz'mina)和其他学者支持的远距离迁移的早期解释模型,因文化东进而创造的新的区域“文化群落”的猜想,已经受到很大的动摇和怀疑。这既是由新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带来的结果,同时,也是基于地方区域自身长期发展脉络的考古学的证据。
       现在,与阿敦乔鲁相类似的遗址(遗存)在中国的最西部——西天山地区、伊犁河谷、南部的帕米尔——均有发现,这些遗址可能是一个大的面貌相同或相似的青铜时代遗址群,这些遗址关系紧密。民族学的材料显示,直至今日这些地区仍有相似的牧民迁移模式,推测同类型的遗址还可能沿着天山再向东延伸;对博尔塔拉河谷的调查也显示,该地区青铜器时代的考古遗迹非常丰富。已发现的植物资料也说明,在阿敦乔鲁遗存甚至更广泛的区域内,来自东方的粟类作物已经广泛应用了。阿敦乔鲁遗址的初步成果仅仅是一个全方位研究计划的开端,伴随着对新的模式的探索和研究的深入,必将逐渐扩充对欧亚草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互动模式乃至生业模式的全面了解。

--(说明)原文“阿敦乔鲁:西天山地区青铜时代遗存新类型”刊于《西域研究》2017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尔塔拉河流域青铜时代考古学研究的课题肇始于2011年;研究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和莫纳什大学共同承担,本篇是双方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作者:丛德新 贾笑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贾伟明 艾莉森•贝茨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葆拉•都曼尼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 

点评

原文里有不少图表数据,有兴趣的可以查看。俺也是修过数理统计的,对这些数据还能看看。学术上还是比较委婉的,也很严谨。通俗点,有理由推测,青铜技术的源头可能在天山-祁连山区域,和黄帝--大禹一脉有关。  发表于 2018-5-15 23:52
学习了  发表于 2018-5-15 08:31
铁马兄的这三个帖子很有意思;今晚停更,便于大伙阅读。  发表于 2018-5-14 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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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16 01:3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5-16 01:53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炎黄大战”第15项证据(或理由)

  关于豫北冀南后岗类型的性质和来源,考古学家的认识不很一致,有的认为它属于与西部文化集团相对应的东夷文化集团,有的认为它仍然属于仰韶文化系统,而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北辛文化等等均被视为后岗类型的源头。

  由于后岗类型分布的主要地域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磁山文化大部分重合,二者在器物上也有一些联系,所以磁山文化自然被视为是后岗类型的源头。如:严文明先生认为“后岗类型是在继承了磁山文化的许多因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严文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新发现》,《考古》1979年第1期),杨亚长先生认为豫北冀南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分布的中心区域,“先期文化曾是裴李岗文化磁山类型,并且已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前者是在承继后者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杨亚长《略论“郑洛文化区”》,《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韩嘉谷先生认为“后岗一期文化的来源,实包含有磁山文化——界段营类型和镇江营——北福地甲类两个系统,磁山文化——界段营类型变异在先,镇江营——北福地甲类影响在后”,而且根据其文化渊源,应将其从不属于此系统的仰韶文化中分离出来(韩嘉谷《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变化和传说中的洪水》,《考古》2000年第5期)。
       但是有学者认为后岗类型的主要来源应该是裴李岗文化,而不是磁山文化。如:丁清贤先生指出后岗类型与磁山文化相同相类的器物同时也见于裴李岗文化,又从建筑技术、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诸方面作了分析对比,认为“后岗类型的文化面貌与裴李岗文化大致相同,而与磁山文化则相差较远”(丁清贤《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来龙去脉》,《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李友谋先生认为“后岗类型文化的来源,当与豫北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及裴李岗文化有关”。所谓“豫北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即淇县“花窝遗存”,它与裴李岗文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又受到磁山文化的影响(李友谋《试论豫北冀南地区的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98年第2期)。
       田昌五先生有与此相类同的认识,他认为“在中原大地上最早出现的是以嵩山周围为中心的裴李岗文化,它和豫北冀南的磁山文化属于同一文化系统,与东面的北辛文化为姊妹文化。随后,由于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自西向东推进,裴李岗文化从其中心区域向三个方向散去,在豫西南发展为下王岗文化,在豫北发展为后岗一期文化,东部则汇入北辛文化之后的大汶口文化”,不过他同时也说“所谓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也不属于仰韶文化的范畴。这种类型在诸多方面都和裴李岗文化与北辛文化有承断关系”(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70、68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张忠培、乔梁先生认为“北辛文化”、北福地甲类及界段营H50等遗存是后岗类型共同的直接来源,而磁山·裴李岗文化与“北辛文化”是同一文化谱系不同发展阶段的两支考古学文化,前者对后岗类型的影响是通过后者来实现的(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戴向明先生认为约“自公元前5600年以后,从河北中部到南部可能还包括豫北地区,磁山文化在整体上皆因北辛文化的强烈冲击而中断(只部分因素有所保留),成了北辛文化的势力范围”,而后岗类型(后岗一期文化)同北福地甲这样的“北辛文化”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栾丰实先生认为“后岗下层一类遗存与北辛文化的关系,较之豫中地区早期仰韶文化更为密切”,而同时他也指出北辛文化明显受到来自西方的仰韶文化的影响(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考古》1996年第4期)。

  关于后岗类型的性质,有两种看法完全不同的认识:严文明、巩启明先生认为它属于中原文化系统,是仰韶文化的一个类型(严文明著《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巩启明著《仰韶文化》,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而张忠培、乔梁等先生则认为它应该归属东方文化系统。无论是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或者徐旭生之“三集团说”,仰韶文化与东方文化系统都意味着一个是华夏、一个是东夷,二者在根源和文化面貌上是不相同的。
       后岗类型让考古学家不能简单地将其划归华夏集团或者东夷集团,这一点与蚩尤在古代文献和古史传说中的面目倒是非常吻合:一方面蚩尤是炎帝后裔,当归属华夏集团;另一方面蚩尤又与东夷、少昊有种种联系,从这一角度看,又可归属东夷集团。后岗类型到底应该划归仰韶文化还是东方文化系统,一时可能还难以断决(甚至也没有必要作这种划分),但后岗类型受到渭水流域半坡类型的影响却是明确的,这一点无论持后岗类型仰韶说还是东夷说的学者都承认。

  丁清贤先生认为后岗类型的彩陶“不仅没有继承半坡类型彩陶的风格,而且也没有在半坡类型彩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发展,相对地说,后岗类型的彩陶还没有半坡类型繁缛”,所以这说明了“它们之间关系的疏远”。不过,他比较了半坡遗存与后岗类型在器物方面的共性和联系:“如半坡遗址I1a、I1b、I1c、I2d、B15式钵,Ⅲ2a、Ⅲ2b式盆,XⅡ13c式罐都和后岗类型出土的同类器物非常相像。半坡遗址XⅠb式长颈壶,在后岗类型的遗址中不仅发现有残片,而且还复原有比较完整的器形。半坡遗址P1128、P1129式罐和后岗遗址出土的钵(H2:1、H8:3)造型一样。半坡VⅢ66 式罐和XⅡ式尖底器在后岗类型的遗址中也有发现等”,所以他说“我们虽然不认为后岗类型渊源于半坡类型,但在某些生活用具方面还是承认半坡类型对后岗类型具有一定影响的”(丁清贤《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来龙去脉》)。
       关于后岗类型与半坡类型在彩陶纹饰方面的认识,丁先生可能受到材料的局限(其文章发表于1981年)。1986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对此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和描述,其说为:后岗类型“纹饰与半坡类型略同。彩陶花纹较简单,多红彩,也有黑彩,有宽带纹、曲折线和横竖平行线组成的带纹、平行斜线组成的正倒相间三角形纹、菱形网纹等”(该书597页)。朱延平先生比较了后岗类型与渭南史家、华县元君庙两墓地所出器物,认为“后岗类型的圜底钵Ⅰ—Ⅲ式与《史家村墓地的研究》所揭示的史家村墓地Ⅰ—Ⅲ期的圜底钵发展演变的过程几乎是对应的。同时,后岗类型的圜底钵Ⅲ也接近《元君庙仰韶墓地》的圜底钵C式(M418:10)”(朱延平《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的若干问题》,《史前研究辑刊》,1988年)。吴耀利先生更明确地说:“从仰韶文化各个不同类型的相互关系来看,在众多的类型中,只有半坡和后岗两个类型,它们的分布地区不同,文化面貌各异,而年代相近,文化内涵有较多的共同因素。这一现象是十分有趣的。它不仅表现了二者密切的关系,也说明了二者很可能是同时发展起来的”(吴耀利《试论后岗仰韶文化的年代和分期》,《考古与文物》1984第6期)。
       张忠培、乔梁两先生以东、西方关系看待后岗类型和半坡类型,但他们承认黄河以西的后岗一期文化(后岗类型)与黄河以东的后岗一期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系统)是有不小区别的:前者含有一定数量、不同质地的施旋纹的罐类器物,后者却不见;前者流行小口折唇或小口、深腹、腹部安双耳的壶,器表施纹饰的多于黄河以东,彩陶比较发达,除条带纹外,还流行以平行线条构成的各种图案,而后者壶多流行小口、鼓腹、圜底、肩部有双耳的形式,陶器很少施加纹饰,彩陶图案甚少,仅见条带纹;前者基本未见三足钵,而后者流行三足钵。这种区别最终导致前者在黄河以西(豫北冀南直至河套、张家口地区)消失得无踪无影而后者在黄河以东发展为大汶口文化(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这说明二者可能属于不同的族群。

       长江流域的边畈早期一类遗存与后岗类型近似,说明后岗类型的居民可能南下长江流域(参见第14项证据或理由);另外,学者认为豫中的大河村类型与后岗类型有继承关系或前者受到后者的影响(丁清贤《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来龙去脉》;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69页;巩启明著《仰韶文化》154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而我们认为大河村类型前期为颛顼文化(详后),颛顼令重、黎“绝地天通”(《山海经·大荒西经》;《国语·楚语下》)与此密合无间,“黎”当为蚩尤后裔。张忠培和乔梁同时认为“黄河以西的后岗一期文化遗存同黄河以东遗存间的许多区别,恰恰都同半坡文化及其先行文化有关。就弦纹罐而言,在黄河以西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遗存中呈现出一种越是向西越见发达的趋势,估计施纹陶和彩陶也会存在着这种趋势。这种现象反映了这种包含弦纹罐、施纹陶、彩陶的文化因素,从半坡文化分布区向东辐射传播逐渐递减的事实”(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
       由于晋西南、豫西迄今未见一处典型的半坡类型遗址,而后岗类型与东庄类型的走向完全不同,所以这种“逐渐递减”并不意味着某一族群自关中而晋南、豫西而豫北冀南的渐次扩张;后岗类型与东庄类型的面貌不同且走向各异证明它们分属不同的族群,只是受半坡影响程度不同)。戴向明先生也持后岗类型与半坡类型为东、西方文化说,但他同样认为豫北冀南的后岗一期文化与山东境内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系统是有区别的,它们在北辛晚期之前“出现更大的分化而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后李二期为北辛文化在其腹地的直接的自然延续,而后岗一期则是当地北辛文化经变异和在外力影响下形成的一支独具特色的新型的考古学文化”。在我们看来,这种“变异”和“外力”即是蚩尤族的到来,而且是从西部渭水流域远道而来,他们带来了后岗类型中的半坡因素。所以戴先生认为后岗类型的“罐类在其前行文化中找不到源头,但在其西面如洛阳王湾一段及关中仰韶早期遗存中都有与其相近的器物,所以这里的陶罐当是从半坡文化中传入的”(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栾丰实先生强调后岗类型与北辛文化的关系,但他也指出濮阳西水坡遗址、武安赵窑遗址等豫北冀南后岗类型乃至鲁西聊城一带北辛文化器物受到西部仰韶文化早期的影响“十分明显”(奕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和中原的关系》)

  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与原始人类的精神生活,与他们的信仰密切相关,这一点可以说是学者们的共识。石兴邦先生在论及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时,认为“彩陶纹饰是一定的人们共同体的标志,它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作为氏族图腾或其他崇拜的标志而存在的”(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年第6期),严文明先生论及马家窑文化蛙纹、鸟纹时说:“这一对彩陶纹饰母题之所以能够延续如此之久,本身说明它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与一个民族的信仰和传统观念相联系的”(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文物》1978年第10期)。王仁湘先生认为“彩陶图案并不是陶工随心所欲的臆造和简单的摹写,它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彩陶图案的意义不仅在于它们在绘画传统上表现出的源流关系,更在于它们是史前人精神生活的一种形象寄托。人们不仅仅是为了美化生活而作画,与此同时还要表达他们特定的心理和意识”(王仁湘《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母题研究》,载《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他在分析、研究广布于仰韶文化系统、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中的彩陶纹饰之后,认为这种“施纹图案可能隐含着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个共有的认知体系”而且可能是一种“原始宇宙观体系”(王仁湘《关于史前中国一个认知体系的猜想》,《华夏考古》1999年第4期)。
       李泽厚先生认为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纹饰“在后世看来只是‘美观’、‘装饰’而并无具体含义和内容的抽象几何纹样,其实在当年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和含义,即具有严重的原始巫术礼仪的图腾含义的”(李泽厚著《美的历程》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苏秉琦先生则将赵宝沟文化、汤家岗文化中的一些动物或几何图案陶器称之为“艺术神器”,而仰韶文化中的彩陶有些应该是“神职”人员的专用器皿(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21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第1版;何介钧《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纪要》,《考古》1996年第2期;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正是由于彩陶纹饰与原始人类的信仰、精神生活相关,由于后岗类型彩陶纹饰“与半坡类型略同”,我们推测有一支半坡人自渭水流域迁徙到了豫北冀南。由于中间隔着晋南、豫西豫中,所以这一支半坡人是跨越了这片中间地带而到达豫北冀南的。由于这一事件,中国古代文献中就有了“命蚩尤于宇少昊”、蚩尤既是炎帝族裔其后人又在晋冀鲁豫四省交汇之地留下许多遗迹、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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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16 20:03 | 显示全部楼层
滴滴 发表于 2018-5-16 20:00
1. 欲界-四天王天
佛告诉阿难,一切世间的人,不求永恒的真理,不能割舍妻妾的恩爱,但也不犯邪淫,故于心 ...

科学的进步,包括量子力学的进步一步步在证实!世界的起源是意识,或者说是分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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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搞明白四阿含经的源流,这很可能是佛教早期的面貌,注意同期神话的发展。  发表于 2018-5-16 23:19
感谢支持!层主发的这几个帖子,与本楼主题不符;请发到《精华文档》版块里的《仰望星空》去,谢谢!给你一次性加分,24小时后将全部删掉。  发表于 2018-5-16 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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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18 01:0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5-18 01:09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炎黄大战”第16项证据(或理由)

  后岗类型有一些特殊现象,在河北正定南阳庄遗址发现一些舟状连排灶,每组四至十四座不等。田昌五先生认为它们“似乎是供户数不一的共产制大家族用的。连排灶呈舟状,也许意味着同舟共济吧”(田昌五《华夏文明的起源》71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这样理解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似乎更为妥贴:后岗类型的居民系在渭水流域战败而逃生的蚩尤族人,将连排灶做成舟状,不是更能表达他们那种生死与共、血脉相依的情感和愿望吗?舟状连排灶,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创意和情感表达方式;人们没有特殊的经历和患难与共的体验,想必不会也想不到将一排灶炕做成舟状吧!
       田昌五先生在论及后岗类型时说:“总的来说,后岗类型的来龙去脉是不甚清楚的,这或许与战争有关。如这里发现的墓葬多土坑竖穴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屈肢葬和俯身葬;还有两座合葬墓,一座有九具骨架,一座有二十四具头骨。各种墓多无随葬品。这些,如不从战争着眼,是不好解释的”(田昌五《华夏文明的起源》69页)。田先生这种判断当然仍然是根据墓葬现象本身而产生的直感印象,是一种就事论事的推测。虽然材料有限,但是我们仍可设想和追问一下,这种“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呢?谁与谁的战争呢?舟状连排灶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都意味着后岗类型居民内部的一种团结倾向,内部战争的可能性小;与后岗类型分布范围一致的大司空村类型年代晚于后岗类型,而且据考古现象观察,两类型常常是共存于同一遗址,没有发现冲突现象;由于后岗类型的产生是由“当地北辛文化经变异和在外力影响下形成的”(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因此后岗类型中的战争迹象恐怕是与这种“变异”和“外力”有关。对于“当地北辛文化”而言,蚩尤民是一种外来因素,战争与同化的过程恐怕是难免的。

  朱延平先生在研究后岗类型时说:“除敛口钵外,后岗类型的三种主要陶器都经历了一个从瘦腹到鼓腹的演变过程,这种现象或可表明,当时人们在制做这种简单轮廓线的陶器的过程中,出于传统习惯而普遍地遵循着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朱延平《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的若干问题》,《史前研究辑刊》,1988年)。这种“从瘦腹到鼓腹”的传统习惯和现象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在史前时代乃至半坡类型、仰韶文化器物发展、演变规律中是比较例外的。为什么产生这种“传统习惯”,是值得研究的。

  根据苏秉琦先生对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典型器物型式的排比,无论是半坡类型的壶罐口尖底瓶还是庙底沟类型的双唇口尖底瓶,它们的发展和演变规律都是:早期瓶偏向于短胖,晚期瓶偏向于瘦长,从早至晚呈现出由胖渐瘦的发展趋势(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22—23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赵宾福先生对半坡类型尖底瓶、葫芦瓶、细颈壶发展、演变型式的排列也表明,这几种器物都表现出从早至晚由胖渐瘦甚至是由美观、优雅到丑陋的发展总趋势,其中壶罐口尖底瓶由杯形小口平底瓶演变而来,壶罐口尖底瓶本身又经历了一个由偏瘦至丰满至瘦丑这样一个演变历程(赵宾福《半坡文化研究》图四,《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孙祖初先生对半坡类型尖底瓶的排列同样显示出由丰满、优雅渐至瘦丑这样一种趋势,其他器类演变逻辑和规律则不甚明显(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图七、图八、《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对于那些单个遗址而言,特别是非典型的多人二次葬遗址尤其是这样,器物演变总是由丰满、优雅直到瘦丑,如北首岭遗址所出各种瓶、壶、罐,王家阴洼遗址所出夹砂罐、葫芦瓶、彩陶盆(赵宾福《半坡文化研究》图一、图二),姜寨一期的夹砂罐、尖底瓶等(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图四)。姜寨二期的尖底瓶也呈现出由早期的丰满渐至晚期的瘦丑这一发展趋势,但早期的尖底瓶等器物原本该划为姜寨一期或接近姜寨一期的,它的年代很可能在我们所说炎、黄两族战争暴发之前的联合时代,孙祖初先生对这些器物的年代也重新作了界定(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图五、表一)。横阵遗址的尖底瓶也呈现出由丰满渐至瘦丑这一趋势,罐、钵则不甚明显(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图一);元君庙遗址的尖底瓶有一种由略偏瘦渐至偏胖的发展趋势,最后是一种丑陋的尖底瓶(《赵宾福《半坡文化研究》》。由于横阵、元君庙都是典型的多人二次葬墓地,所以横阵、元君庙的情况尚不能视作定论,只可供参考。所以半坡类型总的趋势是,器物由丰满、优美渐至瘦丑,这一点尤其是在其特征性器物尖底瓶的演变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明确。
       半坡类型的这种器物演变趋势与我们所论“炎黄大战”是很吻合的:按半坡类型尖底瓶出现的年代约在前4500年左右(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这时应即是炎、黄联合杀蚩尤之时。这一事件产生之后出现了半坡类型的尖底瓶(或在炎、黄杀蚩尤之前半坡类型尖底瓶已产生),其由偏瘦至丰满似乎暗示着炎、黄联合有一个短暂的“蜜月”时期,但其后渐至瘦削、萎缩并最终消失,正与黄帝取代炎帝的传说吻合。薛新民、宋建忠先生说,北橄一期时晋南接受了半坡文化的先进信息后,模仿半坡类型的尖底瓶创造出最早的庙底沟式尖底瓶(薛新民、宋建忠《庙底沟文化渊源探析》,《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而北橄遗存的起迄年代约在前4500年—前4000年之间(宋建忠、薛新民《北橄遗存分析——兼论庙底沟文化渊源》,《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这似乎意味着半坡类型的尖底瓶及其文化、技术传至晋南为北橄一期的居民学习、接受正是在炎、黄联合的“蜜月”时期。

  严文明先生说:“尖底瓶在半坡期以潼关为界,关中的个体粗短,关东的比较瘦长;到庙底沟期整个仰韶文化的地区都有比较粗短的尖底瓶,而特别瘦长的仅仅局限在伊洛地区郑州才有”(严文明《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考古与文物》1980年总第1期)。在半坡期,关中的尖底瓶粗短,关东的瘦长,这符合半坡类型尖底瓶总的发展趋势,因为关东的尖底瓶系由关中传来,其年代要晚。而庙底沟期流行比较粗短的尖底瓶,这与庙底沟类型的繁盛和在当时的强势影响正相对应。故据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尖底瓶存在的状况判断,似乎可得出器物的胖瘦、丰满与否与文化的盛衰有一定对应关系。
       至于庙底沟期郑洛地区的尖底瓶瘦长,据此思路似乎也可以得到一定解释:此间的庙底沟文化即大河村类型,其前期(约前4000年——前3500年)我们认为是颛顼文化,后期(约前3500——前3000年)为祝融文化;前期有颛顼与北方的共工(大司空村类型)“争帝”、颛顼“绝地天通”等重大事件,后期为来自东方的祝融部所取代,而祝融部族后来又南下长江流域,同时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又北上中原。大河村类型处于南北、东西文化交流的漩涡中心,似乎总是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所以使用尖底瓶(来自西方)的族群始终处于危机动荡、激烈竞争之中,比较瘦长的尖底瓶可能是一个族群心态的真实写照,即它无法从容、雍容,潜意识中可能影响到器物制作。

  不仅仅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的器物才存在由丰满渐至瘦削这样一种发展规律和趋势。据研究,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早期的彩陶壶器型为“侈唇、短颈(或无颈)、腹部特鼓,器型较大,显得矮胖。通常高35—40厘米,腹略小于通高,个别器物腹径甚至大于通高”,中期的“彩陶壶器形变小,颈部渐次发达,腹部微收,器形高矮肥瘦适中”,而晚期“彩陶壶器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颈部更加发达,变得粗长,多呈上小下大。腹部收缩更甚,整个器形显得瘦高,出现了折肩作风。彩陶壶数量骤减,质量下降”(青海省文物考古队编《青海彩陶》前言,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郑州大河村遗址从第一期到第六期所出器物鼎、盆、钵、罐、缸几乎所有器物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总的趋势:从早期的矮胖、丰满、圆润渐至晚期的瘦高、僵直(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图五四,《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背水壶从早至晚也是由矮胖、丰满、圆润渐至瘦削、僵直(严文明著《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64页图二,三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 版)。
       可见器物的演变无论是在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遗址或是在同一遗址的不同时段乃至同一遗址的不同考古学文化中(大河村遗址从第一期到第六期含大河村类型前期、后期及龙山文化,其间还杂有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遗存)总的趋势是由矮胖、丰满、圆润渐至瘦削、僵直。大河村遗址可能比较特殊,有各种文化类型的交替但器物演变趋势和规律竟连续不断,也许它是某一有势力的族群长期居住于此所产生的结果,所以虽然受到各种文化和“改朝换代”的影响,但自身的发展轨迹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大河村遗址各期遗存从未有中断)。据严文明先生排列大汶口文化觚形杯的发展谱系,其早期虽然偏胖、后期偏瘦,但后期的形制比早期更为复杂也更加艺术化,同时底部由小三足变成了圈足,器物显得更加稳定、优雅(严文明著《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67页图四)。这似乎是一个例外,但它与大汶口文化的盛衰恰恰是相吻合的,因为大汶口文化的繁荣是自中期开始,至晚期达到极至。
       有学者认为半坡类型的尖底瓶为鱼形,早期偏胖是用于象征女阴、晚期腹部收敛是因为男根崇拜的兴起、对女阴崇拜的减弱,所以这种器形变化与生殖崇拜有关(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2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这种说法是难以立足的,因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至少相距2000余年,而且二者在文化源流上有一定承袭关系,不可能在半坡时代来一个由女阴崇拜发展到男根崇拜,在庙底沟时代再来一个由女阴崇拜发展到男根崇拜,到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又来一个由女阴崇拜发展到男根崇拜,而且就后岗类型而言,似乎还是由男根崇拜发展到女阴崇拜(因为器物演变是“从瘦腹到鼓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后岗类型的三种主要陶器都“经历了一个从瘦腹到鼓腹的演变历程”这种有异于常态的器物演变规律应该正是蚩尤后裔心态和发展历程的折射:他们由于战争失败自渭水流域逃亡至豫北冀南,不仅一无所有(后岗类型居民很穷,详后),而且由于“领袖”死亡、族群败落背着巨大的精神包袱,同时又面临与当地土著居民的斗争、磨合,因此这种族群命运和心态在潜意识中影响了他们对器物的制作,而由于生存环境和条件的改善,逐渐趋于和平、安定等因素的影响,器物制作在不知不觉中也就从“瘦腹”变成了“鼓腹”。富有、安乐之人多“心宽体胖”而穷人多干瘦,盛唐好丰满、肥美而亡国之君宋徽宗创造出一种“瘦金体”,偶然之中应该有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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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19 02:1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5-19 02:36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炎黄大战”第17项证据(或理由)

  严文明先生将仰韶文化的尖底瓶分为三式,即杯形口的、环形口的和喇叭形口的(前两种即苏秉琦先生所说“壶罐口尖底瓶”、“双唇口尖底瓶”,分别是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特征性器物),并依据西安半坡遗址的地层关系排出其相对年代早晚关系,即杯形口者为半坡早期、环形口者为半坡中期、喇叭口者为半坡晚期,当分别对应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和西王村类型(严文明著《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60—61页图一,三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考古界曾流行一种说法,尖底瓶是一种自动汲水用具:当尖底瓶被放入水中后,由于浮力和空瓶重心的作用,陶瓶自动倾倒汲水,水满陶瓶自动扶正,于是古人通过穿系陶瓶双耳的绳子提起陶瓶,完成取水任务。这种说法也流行于一些科普读物。但是据实验和对尖底瓶的力学性能研究,半坡类型绝大部分尖底瓶都因盛水后重心高于瓶耳而倾覆,不能用于自动汲水。专家认为:多数尖底瓶“入水后会自动倾倒至水平状态而进水,但由于满而覆的性质,不能达到自动汲水的功能”,所以“并非为了能自动倾倒至水平状态才做成尖底形”,同时“半坡人生活在浐河旁,平坦的河床大概也不需要用绳吊瓶去汲水的”(北京大学力学系王大钧、唐琎、张菁,西安半坡博物馆孙霄、赵建刚《半坡类型尖底瓶的用途及其力学性能的讨论》,《文博》1989年第6期)。由于尖底瓶为尖底不便于安放、双耳偏下装满了水又会倾倒(根据尖底瓶的这种特性推测,大约尖底瓶一般只装半瓶液体然后提在手上或悬挂在空中,因为这种情形而制作),所以它不是因为实用而制作,当然也不是随身携带之水器。苏秉琦先生说:“小口尖底瓶未必都是汲水器。甲骨文中的酉字有的就是尖底瓶的象形。由它组成的会意字如‘尊’、‘奠’,其中所装的不应是日常饮用的水,甚至不是日常饮用的酒,而应是礼仪、祭祀用酒。尖底瓶应是一种祭器或礼器,正所谓‘无酒不成礼’”(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
       笔者认为,苏先生这种认识可能很接近尖底瓶的实际用途和真相,即它多用于礼仪场合,是一种礼器。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半坡类型的尖底瓶做成壶罐口、庙底沟类型的尖底瓶做成双唇口,很可能与炎、黄两族联合或联姻有关。上一节已说明,半坡类型的尖底瓶大约是在前4500年左右(即炎、黄联合杀蚩尤的时间)出现,随后很快为晋南庙底沟类型(北橄一期)所接受并改造而制作双唇口尖底瓶。壶罐口尖底瓶是瓶上加瓶,双唇口尖底瓶是口外加口。由于尖底瓶不必也不能盛满液体,所以壶罐口完全是多余之物,只能具有象征性意义和礼仪性质,“双唇口”也是如此。所以很可能炎帝族半坡类型的居民用它们来表示与黄帝族的联合、联姻,而庙底沟类型的居民也用双唇口尖底瓶来表示与炎帝族的联合、联姻。
       当氏族、村寨内有重大祭祀、礼仪活动时,人们都提着酒聚会、参加,应该是一种很庄严、隆重的场面。从尖底瓶造型的发展历程来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似乎有一个“蜜月”时期;从史前考古的角度看,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以及两类型中的这两种尖底瓶是一种例外,其他考古学文化、器物不具有这种双边关系;从文献资料和古史传说看,炎黄两族为兄弟关系,曾经联合擒杀蚩尤,也为其他传说帝王、神话不具备。而半坡类型的尖底瓶为庙底沟类型的尖底瓶取代,庙底沟类型后来又生产一种喇叭口尖底瓶,不再用双唇口,则与黄帝取代炎帝的传说、庙底沟类型取代半坡类型不再是一种联合关系似乎很能吻合。

  半坡类型的尖底瓶主要流行于陕西境内,在晋南和豫西、郑州、洛阳地区发现一些但显得比较瘦长,这显然是传播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典型的半坡类型尖底瓶、弦纹鼓腹罐、蒜头细颈壶见于豫西南下王岗仰韶一期文化(樊力《豫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及其与邻近地区的关系》,《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但是下王岗类型的彩陶纹饰却没有后岗类型与半坡类型更加接近:后岗类型的彩陶纹饰“与半坡类型略同”,而下王岗仰韶一期的“彩陶为红地红彩或橙黄色彩,有的纹样也与半坡类型的三角纹相似”,下王岗仰韶二期的“彩陶多红地黑花或灰衣红彩,有条带纹、三角纹、斜十字纹、叶纹、涡纹和方格纹”(《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597页)。
       后岗类型并没有下王岗类型那种成套的半坡类型典型器物尤其是不见半坡类型的特征性器物壶罐口尖底瓶,但它的彩陶纹饰却超越了这种器物关系而与半坡类型更加接近,笔者认为这个现象也只适合用“逃跑”来解释,既创造后岗类型的居民是从渭水流域逃跑至豫北冀南的,他们没有从容的时间携带瓶瓶罐罐长途奔袭,但是器物纹饰装在脑子里,被他们带到了豫北冀南。
       半坡类型的尖底瓶在郑州大河村一期以及北方河套地区被改造成一种折唇口尖底瓶(赵宾福《半坡文化研究》,《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也有人认为大河村一期的“Ⅰ式尖底瓶口与西安半坡的ⅠX1b式相似”(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杨正长先生称郑洛地区大河村类型前期(前5000年—前4000年)存在少量杯形口尖底瓶(杨亚长《略论“郑洛文化区”》,《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韩建业先生则指出在仰韶二期一段(约当史家类型时期)时,渭河流域和汉水上游流行退化形态的杯形小口尖底瓶,晋南、豫西地区流行环形口尖底瓶,豫中地区有环形小口尖底瓶,内蒙古中南部及晋中小区流行环形口尖底瓶,晋北、冀西北小区流行直口尖底瓶(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三章第二节,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版)。

       所有这些现象都不见于豫北冀南的后岗类型,也就是说后岗类型主要分布地区为尖底瓶文化所包围(仅仅其东边不是尖底瓶文化)但它拒绝使用尖底瓶,这个现象如何解释呢?如果视后岗类型为东夷文化,我们自然可以得到一种解释,因为尖底瓶文化是自西部传来,华夏与东夷的对立或东、西方关系便可以用来解释这种现象。但是后岗类型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系统这种东夷文化是有区别的,前者让考古学家争论它到底是不是仰韶文化,该不该划归仰韶文化系统,后者却毫无疑问地应该归属东夷文化而且可视为东夷文化的代表。
       把后岗类型视为东夷文化,它与其东边的东夷文化是有区别的;把后岗类型视为仰韶文化,它与其西边的仰韶文化是有区别的。后岗类型这种两者都是两者都不是的身份,它与蚩尤在古史传说中的面貌是吻合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论及。后岗类型对尖底瓶文化的拒斥显然不是用华、夷之别能够解释的。考虑到炎、黄联合杀蚩尤的传说,而尖底瓶几乎是伴随着这一事件而产生的,它又可能是炎、黄联合的象征,因此后岗类型对尖底瓶的拒斥也就顺理成章了。即使半坡类型壶罐口尖底瓶、庙底沟类型双唇口尖底瓶不是因炎、黄联合杀蚩尤而产生,它们并不象征炎、黄的联合、联姻,蚩尤裔文化后岗类型也有足够的原因和理由拒斥这种尖底瓶,因为尖底瓶是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特征性器物,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炎、黄两种势力。虽然蚩尤族是炎帝族裔,也来自半坡类型,但最高首领“炎帝”联合“黄帝”杀了蚩尤,蚩尤后裔对半坡类型某些文化的拒斥也是必然的。从考古现象反映的情形来看,尖底瓶很可能与炎、黄联合杀蚩尤一事有关。

  韩建业先生说:“公元前4000年左右庙底沟类型正式形成之后,其与后岗类型的对峙局面终于宣告结束。这时冀西北遗存已可归入白泥窑子类型,河北平原地区除磁县钓鱼台等少数与庙底沟类型近似的遗存外,大都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表明不但涿鹿一带已归属黄帝,而且其势力已扩展到太行山东麓,河北平原的文化发展受到严重破坏。这应当正是涿鹿之战后的具体表现。后岗类型所代表的黎苗集团被迫大部南迁,抵达江汉东部地区者终于留下了边畈早期一类遗存”(韩建业《涿鹿之战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
       张忠培、乔梁先生在论及河北地区后岗类型的消失也作如是说:“一方面是半坡——庙底沟文化在整个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广泛分布,一方面是后岗一期文化从河套、张家口、汾河流域的迅速消失,最后当庙底沟文化出现在太行山东侧后,黄河以西地区便不复见后岗一期文化及其后裔的踪影。在没有见到庙底沟文化的黄河以东地区,后岗一期文化同其后续文化的发展、继承关系表现得比较清楚”(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
       这种描述表明,当庙底沟文化钓鱼台类型出现在河北平原时,后岗类型便很快消失或撤离了。但是钓鱼台类型没有在河北平原长期发展,河北平原“大部呈现一派萧条景象”就是证明,“河北平原的文化发展受到严重破坏”(即没有什么那时代的文化)也是证明。韩嘉谷先生认为“庙底沟类型在河北地区立足时间不久,为大司空村类型所取代,但决不是大司空村类型的源头”,因为大司空村类型不见鼎和小口尖底瓶这两种庙底沟类型的代表性器物(韩嘉谷《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变化和传说中的洪水》,《考古》2000年第5期)。

       豫北冀南后岗类型分布的地域其继承文化是大司空村类型而不是钓鱼台类型,而且大司空村类型的遗存与后岗类型的遗存“不仅在冀南共存于一个遗址之中,在冀中的南杨庄也是如此”(河北省文管处《正定南阳庄遗址试掘记》,《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为什么钓鱼台类型在河北平原的出现导致后岗类型迅速撤离而钓鱼台类型又没有在河北平原发展下去呢?用战争来解释我觉得是不通顺的(当然也没有发现战争迹象),相反,它应该是回避战争而出现的现象。作为蚩尤后裔的后岗类型与作为黄帝后裔的庙底沟类型之居民,他们对祖先所进行的那场“血流漂杵”的大战都不会轻易忘却,而且可能会尽量避免再战。
       庙底沟类型在各个方向上都尽力扩展,但是在其近邻地区豫北冀南却几乎是一种空白;后岗类型北上远及冀西北、河套地区、内蒙古中南部,但是它始终避开了庙底沟类型的核心地区。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互相都不会让对方进入自我的领地,但是庙底沟类型在河北平原出现即导致后岗类型撤离而庙底沟类型居民又不在那里发展,用这种“敌对”说就解释不通。所以笔者认为河北平原出现的这种考古现象正应该是蚩尤后裔与黄帝后裔避免再战的一种真实心态的写照,双方都避免正面接触,不在同一块土地上争食,所以蚩尤后裔迅速南下,而黄帝后裔往东北红山文化那个方向发展去了(蚩尤后裔并没有完全撤离河北平原,解说详后)。

  与上述现象有关的是苗民的一种颇为特殊的习俗。《淮南子·齐俗训》曰:“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剪发,其于服一也。”髽首,高诱释为“以枲束发也”,即用麻来束发。在汉族,以麻束发是服丧的标志,至今中国农村仍有此俗,但古三苗族显然无此忌讳,他们平常发式便是以麻束发。推测这种民族习俗当与三苗族的历史渊源有关:他们最早的祖先蚩尤部被黄帝部战败,从渭水流域逃难到豫北翼南(在豫北冀南又可能与土著居民发生战争);后来,由于庙底沟类型的东进,蚩尤族裔又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向长江中游迁徙,直至形成三苗族;再后来,又历尧、舜、禹屡伐三苗。三苗族历经苦难、见惯死亡,所以以麻束发祭祖成为民族的一种集体心理和习俗;在后来,它也可能演变为苗民不畏死亡、具有反抗精神的一种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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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19 10:04 | 显示全部楼层
红海沿岸古代海港遗址考古的二三事

俺质疑了古埃及、两河(捎带了小亚细亚、波斯)、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等一系列历史体系,主要还是从建筑遗址与文物遗存以及伪造者的拙劣手法与自相矛盾着眼分析的,接下来看看所谓东罗马的间接验证,琢磨一下,真的有那么一个延续千年的强大的小亚细亚罗马帝国么?

为落实中沙两国政府间协议,推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由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沙特国家考古中心联合组织的中沙联合考古队,对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沙特塞林港遗址(Al Serrian)进行了为期20天考古调查与发掘,取得超乎预期的重要考古成果。发掘确认此处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处贸易港遗址,特别是在遗址多个地点发现了分属不同时期的中国瓷器残片,为海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红海是古代海上交通要道,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纽带,在阿拉伯语境中,红海意即“东方的海”,是通往东方的重要通道。红海之滨,尤其是阿拉伯半岛一侧,沿岸有许多著名的海港,此次中沙联合考古的工作对象——塞林港是通往内地金矿与贸易中心Al Sham城的贸易港,曾经是一处繁荣海港,后因故废弃,从此在人们的记忆中销声匿迹。近年来人们在红海之滨的沙漠里发现了已被流沙掩埋的遗址废墟。由于迄今尚未开展过系统的田野考古工作,塞林港的真实面貌尚不为人所知。此次中沙联合考古队通过拉网式调查与重点遗迹解剖,究明了遗址的功能分区与埋藏状况;采用无人机航拍完成了遗址地表信息的收集、测绘与3D重建,发现、确认了多处建筑遗址和两处墓地。中国传统的碑铭拓印技术也在本次考古工作中大放异彩,考古队员对墓地残留的40余方墓碑进行了拓印,使得原本漫漶不清的碑文清晰可读。

--(点评)有中华瓷器,断代不成问题。没有白皮的挖宝盗墓,遗址的真实面貌很可能没有过多的扰乱。有瓷器,有墓碑,比对中华的工艺发展史也是可行的。


通过卫星影像和航拍照片分析,塞林港遗址坐落于两条季节性河流(现已完全干涸)与红海交汇的台地上,西、南两面均为红海。这里既有海陆交通之便利,又可为海船提供淡水补给,是海港选址的绝佳地点。整个塞林港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分南、北两区,南侧为建筑区,北部为墓葬区。考古队员在建筑遗址区发现四处建筑台地,并清理出保存尚好、用珊瑚石垒砌的建筑墙体等遗迹。遗址北部发现两处规模庞大的墓地,排列密集,规划有序。结合航拍影像分析,两处墓地的墓葬总数预计在1000座以上。考古队员在一处180平方米抽样测绘区域内,累计发现了29座由珊瑚石垒砌的墓葬。值得一提的是,同一类型的珊瑚石墓,在我国海南岛的三亚、陵水一带也有发现。

--(点评)珊瑚石垒砌的墓葬,原照片上就是毛石,未经加工的,大小不均。

点评

太棒了!为世界古代文明史正本清源是中国考古界未来的重任。  发表于 2018-5-19 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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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19 10:07 | 显示全部楼层
塞林港遗址出土的贸易品,显示出非常明显的国际贸易特征:
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阿巴斯王朝时期的釉陶器、来自波斯湾地区的波斯釉陶以及来自遥远中国的瓷器,在一个港口遗址上共生出土,而文献亦曾记载红海之滨的海港往往是阿拉伯人、波斯人、也门人、阿曼人、印度人、犹太人汇集之地,古代中国人亦曾涉足此地。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波斯人和中国人留下的印记。古代波斯人是海洋贸易的先驱,在波斯湾、阿拉伯湾、红海航线上十分活跃,很多著名港口都活跃着波斯人的踪影,波斯语也成为中世纪海上通用的国际语言。塞林港之北的吉达港,阿拉伯文献就明确记载这里通行波斯语。此次开展考古工作的塞林港遗址,无论是建筑区还是墓葬区,都有波斯釉陶的发现,作为生活实用器的波斯釉陶,在伊朗斯拉夫港口遗址、印度奎隆港遗址、斯里兰卡加勒港遗址、菲律宾海港遗址、柬埔寨吴哥窟遗址、越南升龙皇城遗址、中国沿海港口(广州、福州、宁波、扬州等)、韩国的新安沉船以及日本的太宰府遗址等,可以清晰勾勒出古代波斯人在海上航行的轨迹。

--(点评)波斯釉陶、阿拉伯陶器与釉陶,此时的波斯还只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政权下的有自治权的区域,阿拔斯王朝本质又是以波斯系各族为主的非阿拉伯教徒借壳上市,于文于武都是波斯系的基本盘。阿拔斯王朝初期,像大波斯地区尤其是呼罗珊,发生过多次阿拉伯族裔教徒叛乱,但都被咔嚓了。即便如此,波斯区域的自主意识仍然在逐渐增强,后期诗人编写的《列王纪》可见一斑。注意,此时小亚细亚罗马的影响在哪里?

塞林港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残片,尤其值得注意。中沙考古队员在遗址多个地点发现了分属不同时期的中国瓷器残片,包括宋元时期的莲瓣纹青白瓷残片、龙泉窑系的青瓷残片,以及明清时期漳州窑系的青花瓷残片等,这是红海地区港口遗址考古中首次发现中国瓷器残片,为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考古实物资料。据201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阿拉伯之路”文物展,阿拉伯半岛曾有唐代越窑青瓷片出土。由此可见,元代汪大渊和明代马欢提及中国瓷器在中东地区销售的文献记载,并非空穴来风。

--(点评)包括东非,都发现了唐代晚期的瓷器,那么以上这些地方有没有出土过所谓的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艺术作品呢?例如白皮考古时候喜欢挖出来的那些雕像,柱式,神庙,彩绘釉陶,等等。即便是此时据说有那么一个东罗马帝国,“出口物资有玻璃、马赛克镶嵌画、高级丝织品和锦缎、武器、葡萄酒、金银货币、珠宝首饰和工艺品。”还有,“通货长期保持稳定状态。1磅黄金铸造72个诺米斯玛塔Nomismata金币,一个诺米斯玛塔等于12个银币,1个银币等于12个铜币。”如此稳定,强大,距离又近,要不要挖几个金币窖藏出来开开眼?问题是,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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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神话破灭,俄科学家首度向世界公开证实金字塔是混凝土浇筑而成而非石头建造近代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成为文物造假的重灾区好像早已是业内共识,造假开始的时间还真是在古埃及学诞生之后,即1800年以后开始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8-5-21 22:00
好,石锤!  发表于 2018-5-21 08:45
大赞!  发表于 2018-5-19 21:46
敢于和宋朝的富庶相比的东罗马帝国,在考古中能够拿出多少公斤的各色钱币呢?  发表于 2018-5-19 21:27
2011年,河北沧县发现数吨宋代铁钱垛,新发现的铁钱垛铁钱成串,铸造规整,很像是官府的备用金,这里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官府铁钱库。早在1997年7月,沧县已发掘出土了重达48吨的“铁钱垛”。  发表于 2018-5-19 21:25
2010年12月,陕西华县一建筑工地挖出钱窖,约有4吨宋代古钱币出土。 2011年,苏州一施工工地的挖掘机挖出古井,藏有4吨重古钱币,是北宋中后期所铸,初步猜测钱币为宋代商家遇战乱而仓促匿藏于此。  发表于 2018-5-19 21:25
2009年,青岛胶州市常州路建筑工地挖出5吨的宋钱。1996年,附近曾出土30吨粘结在一起的宋钱。工地就是北宋密山市舶司遗址,不排除地底下仍埋有“钱库”可能性。  发表于 2018-5-19 21:23
2006年,山东东营市建筑工地挖掘出30多吨宋币。 2006年,陕西蒲城县建筑工地挖出藏在地窖的约1吨北宋钱币。 2007年,河北衡水阜城县一砖厂在挖土时,挖出大量宋代古币,足有1吨有余。  发表于 2018-5-19 21:22
宋朝钱币的出土是用吨计算的。2002年,浙江钱塘江发现上吨宋代铜钱。2003年,四川绵阳睢水镇南宋古钱币窖藏,共出7吨宋钱。2003年,重庆合川嘉陵江中打捞出宋代钱币约5吨。  发表于 2018-5-19 21:21
1945年,桑给巴尔岛又挖出大批古钱币,在现存的176枚钱币中,北宋108枚,南宋56枚。坦桑尼亚的基尔瓦港口与肯尼亚境内的哥迪遗址,也先后发现了“熙宁通宝”、“政和通宝”、“庆元通宝”等宋朝铜钱。  发表于 2018-5-19 21:19
宋人张方平说,“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从印度半岛到波斯湾,再到非洲东海岸,都有作为通货的宋朝铜钱流通于市场。 1898年,德国考古学家在非洲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挖掘到一些宋代古铜钱。  发表于 2018-5-19 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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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19 10:08 | 显示全部楼层
根据此次考古成果,遗址的年代可以明确界定在9~13世纪。此次中沙考古队拓印、释读的两方碑文,碑铭中有明确的纪年,分别为公元990年2月(伊斯兰历379年)和公元1029年3月(伊斯兰历419年);遗址出土的波斯釉陶残片,亦可与沙特巴哈拉遗址出土10世纪的波斯釉陶罐、中国福州地区五代刘华墓出土波斯釉陶罐(年代为公元930年)相印证。遗址表面还发现了属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时期(公元750-1258年)的釉陶残片,结合遗址出土的中国宋元时期的青白瓷和青瓷残片(10~14世纪),可推断出塞林港的繁盛时期为公元9~13世纪。明清青花瓷片的发现,说明塞林港此后还曾延续使用相当长一段时间(有可能延续至殖民贸易盛行的16~18世纪,红海曾发现18世纪葡萄牙海船,船上载有中国瓷器)。
塞林港遗址出土的遗物充分证实这是一处朝圣贸易港口。中世纪海洋贸易的常见品:产自叙利亚和伊朗的玻璃器、产自埃及和叙利亚的珠子、来自遥远中国的瓷器以及波斯釉陶、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时期的釉陶等,在该遗址均有发现;特别是作为贸易证据的铜砝码的发现,充分表明这里曾经是一处繁盛的国际海洋贸易港口。又据阿拉伯文献记载,来自也门、阿曼、印度的信徒,曾经由此舍陆登舟,前往圣地麦加朝拜。遗址墓地发现的墓碑,常见《可兰经》的赞辞,墓主人的宗教信仰,明白无误。由此可见,塞林港当为一处朝圣贸易港口。

--(点评)这个证据链可以和中亚古城撒马尔罕的大使厅遗址出土的四面壁画比较的,壁画代表四方强权,大唐是其中之一。不过,据说那会儿很强大的东罗马大帝国的影响在哪里?按白皮的说法,“皇帝查士丁尼在位时,又将北非以西、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东南并入版图。公元7世纪国力达到顶峰,与唐帝国、阿拉伯帝国并称为世界三大帝国,综合国力也位居世界第三位。”还包括埃及,叙利亚区域。“在查士丁尼大帝时期(注:公元6世纪),埃及向罗马每年出口小麦700万蒲式耳(注:合计约17万吨)。”,全然不顾埃及地区在19世纪上半叶总算是在学习了欧洲先进灌溉技术以后才解决了200来万人口的温饱问题,达到了人口倍增的目标。可惜,这红海东岸的海港遗址也好,大使厅的四面壁画也好,就是没有马其顿王朝以及查士丁尼大帝丰功伟绩的踪迹。

此次考古发现可与史籍记载相印证,证实古代中国与阿拉伯半岛、红海地区有着密切的海上交往。据中国史籍及出土碑铭,唐代的杜环与杨良瑶、元代的汪大渊、明代的马欢等旅行家均曾到达红海地区。与此次考古材料相印证的是,马欢去麦加,所携带物品清单中即有瓷器;比他早二百年游历红海地区的汪大渊,也目睹了中国瓷器在市场上销售的情形,时称“青白花器”(是否确指“元青花”,学术界尚有争议,但确为瓷器,当无疑义)。这与中沙考古队在塞林港发现中国瓷器的情形,恰相印证,表明至迟到元明时期,中国瓷器已经行销于红海地区。
在红海与波斯湾的港口考古中,中国瓷器可谓屡见不鲜,比如1966-1971年英国伊朗合作考古发掘的斯拉夫港口,2015年英国、沙特学者发掘的杰尔港遗址,近年来英国学者在阿曼发掘的苏哈尔港遗址(号称“通往中国的门户”),均有中国瓷器的发现。而埃及福斯塔特港遗址、伊朗斯拉夫港遗址和沙特多个遗址出土的唐代越窑瓷器、唐三彩器等,足证早在唐代,中国与包括红海在内的中东地区已经进入一个陶瓷贸易的高峰时期。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晚唐五代时期的印旦沉船、井里汶沉船和黑石号沉船,正是这一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的见证。

--(点评)东罗马帝国距离阿拉伯半岛要比中华过来的距离近得多。“马其顿王朝的开国皇帝巴西尔一世堪称第二个查士丁尼,在马其顿王朝皇帝的统治下,帝国在9到11世纪初达到了顶峰。在这段被称为黄金时期的几个世纪里,帝国获得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占领了意大利的一部分和保加利亚的大部分。”还有,“帝国开辟了通过红海进入古印度洋的海路贸易和通过黑海、里海、咸海的陆路贸易路线。至9世纪,帝国的国际贸易达到最高峰。”有高度发达的航海贸易,也要有强大的海军,“海上贸易是帝国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海军在帝国的早期阶段受到重视。678年,帝国海军使用希腊火在马尔马拉海击退了阿拉伯舰队,挫败了穆阿维叶哈里发征服东罗马的企图。717年夏天阿拉伯军队在莫斯雷马萨统帅下出动了2560艘船只攻打君士坦丁堡,在帝国海军的打击下,回到叙利亚和亚历山大港的军舰只剩下5艘。”俺的问题是,在所谓东罗马帝国最强盛的查士丁尼大帝那会儿,红海北部已经成为大帝的地盘,这南部的海港连个泡儿都没有,非要到9世纪开始折腾,还死活没有伟大的罗马势力的文物证据,为什么?

--(说明)主要内容摘引自《中沙合作在红海之滨开展港口考古》(作者:中沙联合考古队  中方队员:姜波、梁国庆、聂政、赵哲昊、王霁  沙方队员:Mahdi, Ammar, Waleed, Kalaf, Ahmed)
--(有兴趣看图的请参考:《中国文物报》2018年5月18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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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发表于 2018-5-21 08:47
铁马兄连发3贴精彩  发表于 2018-5-20 13:59
铁马兄雄文三篇,俺偷个懒,停更两天吧~  发表于 2018-5-19 21:48
知道是原文,没想让铁马兄背锅~  发表于 2018-5-19 21:47
老船长指正的对,按地理位置,应该是的。不过这是原文编辑的锅,俺关注的是文物特征,不背锅。嘿嘿。  发表于 2018-5-19 12:27
“曾经由此舍陆登舟”;应该是“舍舟登陆”吧?  发表于 2018-5-19 11:59
按照可靠的证据推测,在9-13世纪,小亚细亚半岛有多个政权先后存在,但没有一个强大的帝国存在的有力证据。相关文献和建筑形制基本上不是真实的原貌。  发表于 2018-5-19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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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5-21 02:2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5-21 02:38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炎黄大战”第18至第22项证据(或理由)
  本节从五个方面论证“炎黄大战”渭水流域说,这五个方面是:1、蚩尤冢;2、蚩尤城;3、冀州、中冀(阪泉、涿鹿);4、黎山、骊山;5、解州。

  史料所载蚩尤冢大都在山东西部靠近豫北冀南一带,如《皇览·冢墓记》云:“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巨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杀之,身体异处,故别葬之。”张澍辑《十三州志》云:“寿张,有蚩尤祠。蚩尤肩髀冢重聚,大小与阚冢等。传言蚩尤与黄帝战,克之于涿鹿之野,身体异处,故别葬焉。”
       崔彩云先生认为蚩尤冢有四处,即河北涿鹿蚩尤冢、河南台前蚩尤冢、山东巨野蚩尤冢、汶上蚩尤冢(崔彩云《蚩尤与蚩尤冢考》,《中州今古》2002年第2期)。所有这些蚩尤冢都在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范围内(涿鹿蚩尤冢正在后岗类型的北界洋河流域)。蚩尤冢当为蚩尤族所为,这与我们推断后岗类型为蚩尤族文化是相吻合的,而与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域是不相吻合的。有些学者根据文献所载(如上述《皇览·冢墓记》)推测蚩尤的头骨可能分葬数处;笔者认为,蚩尤尸骨如果为蚩尤族人所葬,当不会让它身首异处,这一点与我们推测西水坡45号墓死者为蚩尤也相吻合。蚩尤尸骨如果为黄帝族人所葬,蚩尤冢当不会是目前所知的这种分布情况;在6000多年前,庙底沟类型黄帝族人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将蚩尤尸骨弄到豫北冀南一带分葬数处或一处。
       蚩尤既为黄帝所杀,为蚩尤族人所葬,当然意味着蚩尤尸骨为蚩尤族人所偷或抢(史载“命蚩尤于宇少昊”即黄帝将蚩尤族迁至少昊之国所在地居住,应该是后人的说法;黄帝族恐怕不会将蚩尤尸骨相送蚩尤族,然后命他们到少昊部落处居住,而蚩尤族居何处也不大可能会听黄帝族安排),这与我们推断后岗类型与一支半坡人的奔逃而至有关也是吻合的。因此,蚩尤尸骨分葬数处当是一种传言,为保护蚩尤尸骨不被盗掘,蚩尤族可能作如此宣传。多处建蚩尤冢也应该出于同样的目的和考虑,而传世所知的所有蚩尤冢可能都挖不出蚩尤尸骨或者挖到尸骨也不会是蚩尤本身(这一点可留待后来验证)。

  关于蚩尤城,古史记载有三处。一在河北涿鹿,《水经注·漯水》说:“《晋太康地理记》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城会,水出蚩尤城,城无东面。’《魏土地记》称涿鹿城东南六里有蚩尤城。”一在山西远城,《太平寰宇记》卷四十六云:“蚩尤城在(安邑)县南十八里,其城今推毁。”夏及春秋、战国时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今之安邑在远城东北、夏县西南。另一处蚩尤城在陕西华县,《续夷坚志》卷四说:“华州界有蚩尤城,古老言蚩尤阚姓,故又谓之蚩尤城。城旁阚氏尚多。”
       华州即今陕西华县,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元君庙墓地所在。其东边不远为华山,苏秉琦先生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即成熟于华山脚下,华族之得名与此有关。根据学界既往的认识,蚩尤民为东夷民族或长江中游民族,“炎黄大战”发生在河北涿鹿,则山西运城附近和陕西华县的蚩尤城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无论战前战后,蚩尤民与这两个地点皆无关系(或无线索、无确证),大汶口文化(或其前后的考古文化)与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都没有涉及这两个地域。即使按笔者的认识,蚩尤族系半坡先民,但战争发生在河北涿鹿也是不可理解的,当然除了文献影子、有关地名外,也没有任何比较实在的证据。
       但是如果从炎、黄、蚩之战发生在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这个角度看,三处蚩尤城全部得到合理解释:我们已推断元君庙得名很可能与纪念、祭祀蚩尤有关,华县蚩尤城与元君庙多人二次葬、元君庙这个名字正是紧密相连,或可互证。山西运城、垣曲、芮城一带的仰韶文化早期即东庄类型是庙底沟类型的先行文化,它很可能是半坡时代黄帝部落的大本营(详后);运城西南的解州有可能是黄帝族肢解蚩尤的地方,蚩尤族也有可能是在解州抢了蚩尤尸骨沿黄河北岸逃到濮阳。

       很有意思的是,运城市和安邑的北边不远还有一个半坡村,正在夏县的西边,这当不是巧合。很可能,有一部分半坡人和蚩尤民归顺了黄帝族,或者是无缘逃离羁押(《管子·五行》说“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韩非子·十过》说“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太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学者常据此认为蚩尤族人为黄帝所用),后来该地便出现半坡村、蚩尤城这种纪念性名称。
       河北涿鹿蚩尤城在后岗类型的北界,当为蚩尤后裔为纪念蚩尤而建(冀西北一带有众多黄帝、蚩尤遗迹,也有可能为后人附会,如此则其年代不会很早)。蚩尤被黄帝擒杀,必然名声不好(如《大戴礼·用兵》说“蚩尤,庶人之贪者也”、《拾遗记》卷一说“昔者黄帝除蚩尤及四方群凶,并诸妖魅”),不是蚩尤后裔,谁会将背一身恶名的蚩尤用来命名自己的居处或城堡,特别是在中原、在仰韶文化和中国历史上的腹心地带?段宝林先生认为,《续夷坚志》所说华州“在今山东费县,东北六十里是古九黎部族活动之地”(段宝林《蚩尤考》,《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费县在山东东南部,距离历史上的黎国、黎地及山东西部的蚩尤冢已远,非蚩尤族活动的主要地区甚至在蚩尤族活动区域之外,因此费县华州可能与蚩尤、蚩尤城没有多少关系,至少目前没有较充分的证据。段先生亦未作相关的论证,故暂不从段说(当然也可能有蚩尤后裔迁徙、生活于山东费县地区)。

       蚩尤死在何地呢?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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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21 20:54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国的历史学者应该破除西方的考古理论,不予承认的西方历史霸权

本帖最后由 土木乙博 于 2018-5-21 21:40 编辑
土木乙博 发表于 2018-5-1 20:20
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的易经文化,先天易经的八卦从人皇伏羲治世时就已经被我们的先祖俯仰天地而创立 ...

我国的历史学者应该破除西方的考古理论,破除西方的考古出土的文物没法证明的, 都不予承认的西方历史霸权。而且,西方的考古出土的文物大多都是伪造的。

大家都知道, 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绝不是5000年就可以止住的。上五千年是从黄帝起向前推的上古时代, 近几十年的考古成就也一再证明着在上五千年间, 中国文明史真实存在,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很长一段时间里,  历史学者认为, 只要是古代历史文献里面没有记载的东西, 只要是考古出土的文物没法证明的, 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一些事情,都不予承认。

农业的产生应该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的一个起始点。在13000年前到8000年前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祖先在不断创作和发展农业的过程中产生的文明,在伏羲时代做了集大成的工程。

造网罟促渔猎,开创农业;
俪皮为礼,制度婚娶,始有家和姓;
作历度,定节气,以利农耕;
驯养牺牲,以充庖厨,民食乃丰;

可以想象,这么多文明的创造,绝不可能是一代伏羲完成的,而是伏羲时代的先祖对前13000-8000年间所创文明的集成与总结,也是其后的十多代伏羲历时1600年才逐渐创建的。在这个创建的过程中,伏羲带领族群的一部分部落,沿着渭河到达黄河中游地区,把他们的文化与当地的族群文化交融与汇集,为后来在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以三皇五帝为开端的华夏文明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有伏羲故里(甘肃天水)、伏羲故里(河北新乐)、伏羲故都(河南淮阳)三角之说。
它反映了伏羲文化由西向东传播的真实过程。全国各地都有伏羲和女娲的活动遗存和寺庙,充分证实伏羲作为中华民族先祖当时走遍中华大地,向各个地区不同部落族群传授他的文明薪火的真实痕迹。

在8000年前-4000年前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先后产生过许多先祖人物, 为什么认定伏羲就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呢?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3000多年前就有了定论。

五帝实际上是青帝(太昊伏羲氏)、赤帝(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白帝(少昊金天氏)、黑帝(颛顼高阳氏);

据文献记载,从夏商周三代开始,经过秦汉一直到隋朝,历代帝王都在祭祀太昊伏羲为首的五帝。五帝实际上是青帝(太昊伏羲氏)、赤帝(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白帝(少昊金天氏)、黑帝(颛顼高阳氏);到了唐、宋、辽、金各代,都“通祀三皇”,即伏羲、炎帝和黄帝。

到了明代,朱元璋废除了历代要祭三皇的制度, 改为用盛大的国祭来祭祀伏羲。北京的阜成门内大街有个明朝建的历代帝王庙, 明朝皇帝在一定时间都会去祭拜自己的祖先。而在这里供奉的最高地位的帝王就是太昊伏羲, 接下来才是炎帝和黄帝。清代继承了明代的惯例,由国家出面祭祀伏羲。这说明,从夏商周开始有文字记载的历代都没有忘记我们的祖先, 也并不认为伏羲、炎帝、黄帝是神话人物, 而是真实存在的。

周宜兴: 应该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0/12-26/2746927.shtml

李济在1954年发表了两篇文章,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论述在研究中国民族与文化起源这一课题时面临的观念困境。一篇是该年1月在“蔡孑民先生87岁诞辰纪念会”上的讲演。李济认为,“西洋人”在对待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原始这一问题时常有偏见。例如武王伐纣的年代本来是缺乏决定性的,“西洋人(以及少数中国人)”一定要采用较晚的年代公元前1027年;周口店的北京人的年代,“西洋人”要把它“放在更新统中较晚的时代,以便在讨论文化、人种的移动方向时,他们可以安排”。李济提出“中国人对于此种资料应当加强研究,这不但是为了明了中国的古史,而且我们对于史学和科学,本身负着责任”

李济提倡以全人类为背景的历史观,一方面批评西方学者的偏见,重视发掘中国文化的特点与起源线索,另一方面也批评中国学者的狭隘,相当关注在东亚及更广大的地理区域内文化之交流与异同。

来源:“正当的历史观”:论李济的考古学研究与民族主义


我的评论:

比如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学者怀疑否定夏朝和中国上古史很好很理解,按同样标准我们怀疑和否定古西亚、古埃及特别是古希腊时,被西方文化洗脑的学者就会一触即跳、气急败坏。

目前中国双重标准的考古学者迷信西方理论考古非常严重。特别是某些所谓考古专业,对自己的专业及地位更是迷之狂妄。

人类发明文字和历史就是来为纪录和传承信息的,这是文明的根基,而作为文明晚近产物的考古学,却视历史如废纸,仅凭自己有限的发现,就敢把历史文献钦定为谎言,把古人预设为骗子,自视为审判官,凡此种种等同于反文明。

对于有文献的文明,考古只能确认历史、补充历史和局部修改历史,却不能根本否定或重建历史,只有对那些极少留下历史文献的文明遗迹,考古才能凌驾于历史之上,这也是考古在西方地位重要的原因,但在中国,考古学只是当历史的随从,成不了历史的主宰,让考古学在中国拥有象西方一样的地位纯属妄想,因为这是在拥有最完整历史体系的中国。

如果考古学者真象他们对待夏朝这种苛刻标准一样“公正”,所谓的“特洛伊”遗址、“迈锡尼”遗址根本就不存在,那只是些无名遗址而已——中国正经的历史文献被当废纸,神话史诗倒拿来给遗址命名,双重标准的考古学者至此还要脸吗?甚至古希腊文明本身也不存在,因为没人能证明存在一个叫“希腊”的王朝和国家。

双重标准的考古学者否认夏朝和中国上古史存在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古人的巨大侮辱,而有些中国考古学者不对这种肆意侮辱感到愤怒,却甘心接受这种荒谬绝伦的观点甚至食其余唾,只能说已经退化为软体动物了。

参考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造假,重磅披露西方炮制古希腊、苏美尔内幕
http://bbs.tiexue.net/post_12446554_1.html

在中世经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也就是“文艺复兴”(15世纪)前的所谓“黑暗世纪”里,没有一个欧洲人谈论过希腊文明,也没有人懂古希腊文。

古希腊文明只是一个幽灵。
所谓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实际上都是中世纪的作家,生活在14—16世纪。 希罗多德的《历史》是最近杜撰出来的。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在欧美国家被用于教学的历史,基本上是被伪造的。
真实的西方历史最早开始于1250年左右(此前毫无文字记载)。耶稣基督产生于1053年,被钉十字架于1086年,而第一次十字军则是对他的遇难的直接反应。
让·哈尔端:几乎全部的古代著作都是在13世纪以后伪造出来的。

哈尔端还说,几乎全部的上古代艺术作品、石刻和钱币都是伪造的。

如:18世纪末期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1737——1793),可以在不引证任何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下,就凭空杜撰出了关于罗马历史的“宏编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简直有如神助,令人惊叹。

西方为什么要伪造埃及文明呢?
西方人伪造古埃及历史,还是和伪造古希腊历史有关,在圆一个弥天大谎。

美国历史学家萨依德指出:
一旦攻下埃及,这个非洲国家的命运就和整个欧洲结合在一起。
此外,一旦进入埃及,昔日欧洲最远古的祖先不过是荷马、亚历山大大帝、凯撒、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现在则可追溯到更古老的东方先贤。

近代的西方人正是通过对古埃及文字解读的伪造活动,活生生地虚构了一部古埃及史。
你今天所见到的埃及文字,是19世纪欧洲人的创造,是参考了10多种文字最终的产物。

古埃及17.jpg
西方人的考古说这个雕像3300年历史了,怎么我看到拉丁字母啊,好像某个人的签名,或许是某个建造者的签名

古埃及7.jpg
西方人的考古说已经有3500年历史的神庙建于1841年。

事实显示,可见欧洲人明目张胆造假到什么程度。古埃及文明根本上不存在,古埃及几乎所有的遗迹都是伪造出来的。我们看到的都是人造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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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兄弟,西方考古造假并非捕风捉影,多关注一下这方面的信息就知道了。老船长这个楼里也有这方面的讨论。  发表于 2018-5-22 09:57
蛋扯大了!  发表于 2018-5-21 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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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21 22:00 | 显示全部楼层

俄科学家首度向世界公开证实金字塔是混凝土浇筑而成而非石头建造

本帖最后由 土木乙博 于 2018-5-21 22:02 编辑
铁马冰河陆川客 发表于 2018-5-19 10:07
塞林港遗址出土的贸易品,显示出非常明显的国际贸易特征:
来自阿拉伯半岛的阿巴斯王朝时期的釉陶器、来自 ...

古埃及神话破灭,俄科学家首度向世界公开证实金字塔是混凝土浇筑而成而非石头建造

近代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成为文物造假的重灾区好像早已是业内共识,造假开始的时间还真是在古埃及学诞生之后,即1800年以后开始的,兴盛了200多年,已成国学。几乎全部的纸莎草书,大量的雕刻、纺织、全部的金属制品等都有伪造的嫌疑,埃及和两河制造的大批假文物让大英博物馆在内的欧陆历史学界考古界博物馆界上当受骗的例子不胜枚举,全造成了超级笑话。人家还专骗欧美人,以致于一直到现在,世界古董界有个铁规,埃及的"古董"拍价不得超过5万英镑,是全世界最贱的古董,这是多年受骗上当的一个副产品。

近日,随着俄罗斯各相关领域专家和科学家制作的一套震惊世界的纪录片——《福缅科:历史发明家》的播出,西方对西亚、埃及、希腊、罗马、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大量伪造的历史、文物、建筑遗址的惊人内幕也不断浮现出来,该纪录片辅以高科技检测、实验、推理等,具有极高的可信度。不过由于是俄罗斯人制作的,其中也难免夹带私货(如俄罗斯中心论,俄罗斯创造古代文明等,这些都是俄罗斯和西方世界之间的政治斗争),但瑕不掩瑜,对于西方伪史的揭露,绝大多数内容有理有据。


在《福缅科:历史发明家》系列纪录片的第4集,是有关古埃及文明造假的内容,其实永远崭新毫无风化的古埃及壁画、3000年不变的象形文字、历经几千年都不朽烂的纸莎草、以及跟当时埃及生产力极不匹配的“巨型石制建筑”,再加上时不时传出的木乃伊造假新闻等,让很多人或多或少都对埃及文明产生了质疑,它到底存在与否?还是看似辉煌无比的古埃及文明背后只不过是近两百年来西方学者包装和虚构的神话故事?别急,在这一集中,对于古埃及文明的基石——金字塔的揭露,让古埃及神话开始摇摇欲坠了!

原来,金字塔并非由西方学者长期对外宣传的由数百万块巨石、征用数十万埃及奴隶、花费数百年的时间建造而成;而是就地取材,用当地砂石、泥巴、水、纤维材料等混合而成的“原始混凝土”浇筑而成,成本低廉、制作方便、效率极高,可以快速施工完成。但令人困惑的是,西方主流学界对此早已心知肚明,但200年来对外始终宣称埃及金字塔是由石头建造,并对内打压知情人员,告诫其不能走漏风声,这里面有太多不可告人的目的。总之,金字塔建造之谜算是彻底破解了,至于金字塔的具体年代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既不是西方世界宣传的4500年、也没有2000年,依据这种原始混凝土的质量和耐久性,结合金字塔的风化程度,可以判断约500年内的产物,且不排除近代建造。

对这一集的主要内容截图展示,方便阅读。

1.科学家一开始质疑埃及金字塔的建造过程,进而推测埃及金字塔的建造不是石头而是混凝土:

2.科学家做了个简单的测试,用一块石头敲击所谓的埃及当地的“建筑石料”,没想到很轻松就敲掉了,“石料”里竟还有很多沙土流出来:

3.科学家尝试用“模板”还原制作埃及石料,并且还发现,埃及石料表面有一些纹理,那是用草垫子铺在模板内,然后再把混凝土浇筑进去,晒干凝固成型,就变成了像石头一样的混凝土块:

4. 砌筑金字塔的“石头”上有很明显的大量气泡,这不是正常岩石应该表现的特征,这些气泡是典型的“人造岩石”特征,并且科学家用手稍微抠一下,“岩石”便碎掉了:

5.科学家将采集的样本带回实验室进行检测,在显微镜下观察,石料的成分以“石灰石粉末”为主,加上水、沙子混合而成:

6.科学家还在这些“埃及建筑石料”里发现了大量“纤维材料”,这些“纤维材料”之前以为是人工制造岩石时不小心掉落进去的,后来证实是故意放进去,很可能为了加大混凝土的凝聚效果(类似敦煌泥塑要加入纤维材料增强黏结能力):

7.其实这个现象很早便有科学家发现了,但是西方主流学界不允许他们“打破古埃及神话”,且不允许有良知的学者进行研究,其背后有许多不可告人的目的:

8.古埃及的建筑和雕刻,基本上也都是用“混凝土”铸模而成。之前人们发现古埃及建筑上的浮雕竟然从来没有任何错误和修改的痕迹,而自古以来人类经常会在
雕刻上出现错误或者失误,所以会强行在原作上更改,但是古埃及雕刻好像总是一体成型,这只能是在软质材料上(混凝土没有凝固之初)进行雕刻,有错误了可以及时进行补救:

建造金字塔的“混凝土块”里面的“纤维材料”是破解金字塔建造时间和建造人种的关键,只需要把里面的人类毛发拿去进行DNA以及C14检测,金字塔的真像就会彻底揭开。所以有心的中国游客去埃及旅游时,可以顺手采集一点样本拿回国内研究。

补充1:自古贫瘠的埃及土地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生产力去支撑大规模的无意义的建设:

如果一座大金字塔是“天然石头”建造的,需要10-20万人建造10年的时间,如果金字塔是“现浇”出来的,1500人可能半年的时间就够了,问题在于,距今4500年的时候,古埃及就已经出现了“现浇”技术了吗?很可能没有!因为当时全世界都没有这种技术,“独此一家”的“过于超前”的技术,一般都存有疑问。

至于古埃及的人口估算,没有那么困难的,可以用类比法,与同为“古代农业文明”的中国进行类比。晚清的时候中国人口数大约4亿,同时期的埃及人口数为500万而已;仰韶晚期至龙山早期的中国黄河流域人口数大约一百多万,同时期的古埃及尼罗河流域人口数大约多少?顶多10-20万,仅够男女老幼全部上阵去建金字塔的(没有人去种田了)!

有些西方专家,声称古埃及距今4500年有100万人口的规模,这不是笑话么?难道对于一个像古埃及这样的“超级发达和先进的农业文明”(号称北非粮仓),在经历了4千多年的农业人口繁殖后,在近代修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全国竟然只有500万人口数而已,意味着在长达4千多年的时间里,人口只增长了四倍而已!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在古埃及人并未被外来侵略者种族灭绝的前提下,古埃及的人口增长过于缓慢,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古埃及文明并非传说中的所谓“粮仓”,并非传说中的“超级繁荣先进的古代农业文明”,否则,绝不可能人口增殖过于缓慢!因为古代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繁殖属于自然的增长速度,并且,与当地的“经济承载力”是正相关的,通常来说,一个古代“农耕”社会的人口繁殖速度,是远快于畜牧/游牧经济的人口繁殖速度的。

补充2:基于分子人类学视角下的古埃及伪史之质疑:

首先,西方史书中关于埃及在历史上所遭受到的主要外来入侵事件,列举如下:

1.从公元前1790年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古埃及中王国遭到了喜克索斯人的入侵,喜克索斯人是来自黎凡特的混合民族,他们灭亡了中王国,建立了第十五、第十六两个王朝。
2.大约公元前700年,由努比亚贵族建立的库施王国占领了埃及。在埃及,努比亚统治者建立了第二十五王朝。
3.公元前663年左右,入侵埃及的亚述军队火烧、洗劫了底比斯。
4.公元前525年,波斯帝国侵占埃及,建立第27王朝。公元前404年,波斯王朝被推翻,埃及获得独立,相继建立了第28~30王朝。公元前343年,波斯帝国再次征服埃及,建立第31王朝。
5.公元前332年,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侵入埃及,结束了延续3000年之久的法老时代。
6.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后,埃及进入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32~公元前30),以亚历山大城为首都。亚历山大死后,其部将、留驻埃及的总督托勒密·索特尔在公元前305年称王,为托勒密一世,创建托勒密王朝。
7.公元前30年-641年,埃及被并入了罗马帝国,开始了作为其行省的历史。
8.公元641年,阿拉伯人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征服了埃及。
9.公元1517年,埃及被土耳其人征服,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行省。

其中,第1、2次,与古埃及的两个近邻入侵有关系;第3、4、5、6、7次,与印欧人的入侵有关系;第8、9次,与伊斯兰文明的扩张有关系。

质疑:在对现代埃及人的基因作检测分析之前,根据西方历史书的描述,我们原以为“古埃及的历史就是人种混合的历史,而被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占领后人种进一步复杂化。”

但现代基因分析结果却表明:

现代埃及人的父系差不多有30%是【青铜时代之后】的侵略者的后裔,显著地来自阿拉伯半岛,但也有来自希腊和安纳托利亚。

那么,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古埃及人的Y-DNA,主要属于单倍群E1b1b(非洲土著基因),在血统上原本并不怎么混杂,基本上就是古埃及的土著人基因。尽管在西方历史书上所描绘的却是,古埃及王国曾有过杂七杂八的外来入侵事件在不断地发生过,尤其是印欧人(或混有印欧人的)外来入侵者,对古埃及王国有过多次的占领和统治。

然而,印欧人的外来基因对于古埃及人的血统影响,“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并没有显著地影响到古埃及人的血统组成(现根据代基因检测结果)。

尽管,我们以前一直都在根据西方史书的描述而想象着,在古埃及这块土地上,除了原有的古埃及土著人之外,还有喜克索斯人(黎凡特人)、努比亚人(苏丹人)、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等形形色色的外来入侵者相继进入,由于外族入侵的血统实在太杂了,所以,古埃及的人种也变得混杂了,这在古埃及的壁画里和雕塑里都可以明显地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人种的存在。

为什么现代埃及人的基因检测结果,与我们所看到的西方史书里描述的古埃及历史+在古埃及壁画和雕塑里所反映的人物形象,出现了“并不完全相符”的奇怪现象?原因何在呢?

而真正导致埃及人血统变混杂的外来入侵事件,其实,就是在青铜时代“之后”出现的----伊斯兰文明的强力扩张,导致现代埃及人的30%血统变为外来侵略者的后裔,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阿拉伯帝国的扩张对于埃及的征服和统治,致使现代埃及的20%总人口为阿拉伯人的直系后裔,并且,埃及的语言也变成阿拉伯语。伊斯兰文明扩张这一段时期的外来入侵事件,倒是基因检测结果与历史描述是“完全相符”的,没有任何的异常之处。

结论:对现代埃及人血统产生重要影响的只有源自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入侵,而并没有所谓埃及史书上记载的更早的其它民族的入侵,也即,整个埃及史在中世纪之前的历史都是疑点重重,疑为后世炮制。

视频资料:
1.《福缅科:历史发明家》第4集,金字塔之谜:【中文字幕】【侮辱智商系列】这才是古代埃及的真相!(上)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1130540/

2.《福缅科:历史发明家》之“图坦卡蒙陵墓伪造”:【历史发明家福缅科】埃及图坦卡蒙陵墓是假的?【中文字幕】_趣味科普人文_科技_bilibili_哔哩哔哩
3.《福缅科:历史发明家》之“希腊特洛伊伪造”:【历史发明家福缅科】特洛伊城是假的?【中文字幕】_纪录片_科技_bilibili_哔哩哔哩



点评

金字塔估计也就200-300年  发表于 2018-5-22 10:31
这个系列有几集专门揭露古罗马造假,古罗马斗兽场、万神庙等均是不超过200年的建筑,利用了现代科技建造的  发表于 2018-5-21 22:14
关于古埃及造假系列,这是上集,上集主要揭露埃及金字塔、神庙、石雕等是“混凝土”制作,下集可能会揭露这些东西的真实制作历史  发表于 2018-5-21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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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21 22:47 | 显示全部楼层

俄罗斯科学家【侮辱智商系列】这才是古代埃及的真相!(下)

本帖最后由 土木乙博 于 2018-5-21 23:14 编辑

俄罗斯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很赞。

大家离真相又近了一步。可以理解西方人当时造假的动机,看看今天的棒子历史教科书无所不用其极就知道了。
西方人造假成性,等着看好莱坞登月闹剧。

造假的埃及文明,重磅披露西方伪造古希腊、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历史内幕

天涯:造假的埃及文明,重磅披露西方伪造古希腊、古罗马帝国、拜占庭历史内幕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785285-4.shtml

【侮辱智商系列】这才是古代埃及的真相!(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recommend_report.1

评论精选:

西方人伪造了一个埃及文明,那么他们为何在伪造的时候,把那么多古埃及的塑像雕成东亚人的模样?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欧洲要建立一个父文明【主文明圈】,先说埃及7000年,再说你中国3000年,你中国是子文明,是埃及的附属、殖民文明。。。。。。以建立起文明优势,和伪造苏美尔文明的模式是一样的。还有,伪造黄种人的造型,是一个中国汉奸的的提议。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古埃及所有的古迹、文物、文字都是伪造的,这点根本不用怀疑。

西方人造假的历史是文化战争的需要,所以虚构历史,纳粹德国也在拼命寻找发明能证明人种优越的“证据”“考古”,西方吃人要吃掉骨头!

就像美国登月一样,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知道假的,但是各国政府都不会出来拆穿。

希腊雅典卫城,大量的雕塑作品就是伪造的。仔细一看就知道,其实文物届都知道,但为了政治正确,都不拆穿,你有实力说西方国家的不是吗。西方以前很落后,其实造假在于把西方以前描述得高大上,建立对其它文明的信心。

其实在亚洲西方的两个好学生先后造假,早期一个日本教授曾经声称发现史前人类遗址,后来承认是预先埋设文物造假考古,现在韩国历史造假也是无边,为调高民族地位增强民族自信搞历史造假行为,日韩实际是师承西方历史造假套路,日韩学到了西方对待历史的精髓。

中国现在有群公知美分反而还打压中国历史,还说夏朝不存在,这是被欧美洗脑的好狗。

沒有匈奴西遁
沒有突厥逃亡
沒有蒙古西征
沒有絲綢之路
今日的歐洲, 依然茹毛飲血, 人狗混交!!
这才是真正的地球历史!

更多有关文章链接:
中科院一位博士最近读了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后,写了一篇读后感。从这篇读后感可以看出,这位博士比较认真的看过了该书,并对该书做出了“客观”的评论。所谓客观,指的是读完这本书之后,对该书的观点做了概括表述,而对其观点的正确与否未做评论。

不过,博士说这本书有一处硬伤,就是说其对于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怀疑。这个不难理解,作为理科出身的博士,对于作为西学基础的《几何原本》怀有几分敬意也属自然,哪里可能一下子接受其为伪造的说法,那样一来、几十年的西学岂不是白学了?

是不是硬伤不打紧,关键是如果《几何原本》真是古希腊人的作品,则《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一书的论点就完全站不住脚。


问题是,是继续在西方伪学统的支配下做西方话语的应声虫,还是鼓起勇气承认学界总体落在西方中心论窠臼中的现实,敢于与自己的过去以及自己所崇拜的伪学统划清界限,转向于探明西方伪史的真相。中国学术界面临着痛苦的选择;

这位博士的读后感在科学网博客发表5天后,就获得了13位科学家网友“推荐到博客首页”的推荐,他们是:

当前推荐数:13 推荐人: 赵建民、史晓雷、李兆良、徐令予、马德义、苏德辰、文克玲、鲍海飞、李颖业、侯成亚、刘炜、xiyouxiyou、wangbin6087

这说明科学界有一些对于西方人伪造历史的行为也不愿意无视了,是站起来对西方伪史说不?还是继续替西方的虚假历史站队?


朝千里      

附:《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读后感

链接: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319915-1072259.html


文章节选:
物质基础决定了意识存在。希腊文明没有物质载体,亚里士多德全集煌煌数百万言,今天可以看到的所谓古本都是些印刷品;希腊城邦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建立的庞大学派,更别说维系几百年了;同样的逻辑否认了持续上千年的古希腊奥运会;亚里士多德的学术包罗万千,唯独没有历史学——空谈几句历史不算;《荷马史诗》、希罗多德《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故事荒谬、自相矛盾。

作者把中国对历史的标准应用到西方历史上,“孤证不立”就可以干掉15世纪以前的所有历史,何况那些东西连孤证可能都算不上,只能算是“他的故事”his story,而且是后来编造的故事(这是该作者的看法啊)。为了证实一个谎言,就要造作十个新的谎言,过上一段时间还要巧妙地推倒重来,这些大概就是所谓的“概念重累法”。

伪造的目的,最初是因为自卑或自大,后来则是为了“西欧中心论”。十四五世纪的“文艺复兴”自然也是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启蒙运动的结果,而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恐怕也是伪造。老实说,最后这个结论的伤害力太大,我是说对这本书的伤害太大,让人很难接受并对前述所有结论产生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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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22 11:00 | 显示全部楼层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前言

本帖最后由 土木乙博 于 2018-5-22 12:00 编辑
土木乙博 发表于 2018-5-21 22:47
俄罗斯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很赞。

大家离真相又近了一步。可以理解西方人当时造假的动机,看看今天的棒子历 ...

《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前言

导读:曾于1909-1931年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主张,自公元前六世纪以降,在希腊土地上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是纸草。他的根据是希罗多德《历史》中的一段话。


西方“古典历史”指“古希腊”与“古罗马”而言,而“古典学”一词则特指从18世纪开始以公元前480—前323年“古希腊”及奥古斯都时期“古罗马”(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学统”。

西方“古典历史”植根于西方“古典学”。西方“古典学”依托于“古希腊”的“古典时代”概念,而“辉煌、神圣的古希腊”概念,在本质上形成于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期间。18世纪后半叶德国的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ism)思潮就是基于这种“古希腊”概念,一时间在西方有了“不懂德语就不能研究古希腊”之说。实际上这正是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伴生物和西欧中心论的典型表现。


不仅如此,欧洲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概念,本质上也是19世纪西方学者们的“创造”,再加上19世纪以貌似“科学”的“比较语言学”方法、提出并兜售“古印欧语”谱系的假说,进而以之为基础,建构了“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观。

要复兴中华文化,不认清西方“古典历史”的本来面目则易为所惑、落入文化转基因的危险境地。本书试图通过证明“古希腊”、“古罗马帝国”概念以及“古印欧语系”假说的虚构性,通过揭示“西方学统”的重重疑窦,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构“西欧中心论”的历史学基础。

师友林明先生经常对笔者说:“西方其实并无文化,古希腊除了是个地名、什么都不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所谓历史大多都是后世好事者编造的故事”;“文艺复兴?一个死了上千年的传统,怎可能说复兴就得以复兴”?为了求证,笔者带着团团疑惑,在涉猎西方历史文献及相关史学著作时留意于此,结果发现,林明先生所见非常准确。于是笔者对西方虚构“古典历史”的问题进行了初步梳理,以期系统揭露西方“古典历史”的虚伪性。

“古希腊”没有独立的文献载体,不可能有所谓“古希腊”手稿传世

早期独立的古文明都有独特的文献载体,如:中华文明(甲骨文、金文、简帛)、古印度文明(贝叶)、古埃及文明(莎草纸)、古巴比伦文明(泥板)等。而所谓的“古希腊”则没有独立的文献载体。

曾于1909-1931年间担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中主张,自公元前六世纪以降,在希腊土地上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是纸草。他的根据是希罗多德《历史》中的一段话。[1]


凯尼恩所指希罗多德那段话为:“伊奥尼亚人从古时便把纸草称为皮子,因为在先前由于缺乏纸草,他们是使用山羊和绵羊的皮子的。而甚至到今天,还有许多外国人是在这样的皮子上写字的。”[2]

虚构的古希腊13).jpg

然而,被西方人尊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唯一“传世”著作《历史》原来是一部伪书。(说见本书第3章第2节考述)
凯尼恩在《古希腊罗马的图书与读者》还列举了许多莎草纸古典文献的例子,然而凯尼恩本人就是最早伪造“古典纸草文献”的嫌疑人,其所述内容不足为信。
(参见本书第1章相关内容)

西方“古典时期”,可能作为文献载体的两种材质,一种是埃及出产的“莎草纸”,另一种是所谓的“羊皮纸”。“莎草纸”在欧洲的绝大多数气候条件下难以保存。在古希腊的气候条件下,保存不到几十年就会发霉、粘连,不可能有片纸流传下来。在埃及,所谓“古代莎草书卷”只限于墓葬中发现的残卷。[3]
而“羊皮纸”出现的时间只能是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4]
况且,羊皮纸成本高,抄写一部《新约圣经》大约需要三百张羊皮[5]。《新约圣经》翻译成中文约为22万5千字,而《旧约圣经》翻译成中文为70万5千余字,是《新约圣经》字数的三倍多,《新约圣经》用三百张羊皮的话,《旧约圣经》就需要九百张羊皮,新旧约合计则需要一千两百张以上的羊皮。用羊皮纸大量保存文献,就是大国皇家也未必有那个财力,何况小小城邦。

实际上,“羊皮纸”不是“纸”、“莎草纸”也只是“草”
羊皮(parchment)和犊皮(vellum)是西方国家较长使用的书写材料。Parchment这个词系指用羊皮做成的书写材料,译成「羊皮纸」是不恰当的,因为不是纸,可否译成「羊皮片」。英文中的parchment,法文作parchemin,均指羊皮板写成的文件,导源于Pergamum,本是小亚细亚米西(Mysia)的古代城市名。……羊皮板后来成为欧洲主要书写材料之一,甚至文艺复兴后印刷术西传时还用以印刷书籍。我们在西方大图书馆里仍可以看到甚至16世纪至17世纪时的「羊皮板」写本。……

与「羊皮板」一起在西方广泛使用的还有「莎草片」(papyrus),将这个西方词译成「莎草纸」同样是不恰当的,因为它也不是纸。”[6]
从加工流程来看,“莎草片”没有任何蒸馏、化合的过程,只是简单的进行整形处理,还是“草”本来的形态。
纸莎草纸的传统制法是:首先剥去纸莎草的绿色外皮,留下髓部,并割成薄片,放入水中浸泡几天,捞出后用木槌敲打,压去水分,重复多次,把薄片两端切齐,一条条横向并排铺开,然后在上面纵向排开,并用石块压紧,挤出糖质猫液,使草片相互猫结起来。晾干以后,用象牙或者贝壳磨平草片的表面,就成了纸莎草纸。”[7]

埃及的这种“莎草片”实际上并不稀奇,在欧洲人没有来到美洲前的几百年间,美洲的玛雅人和阿兹台克人用树皮作成薄片,用以书写文字画,叫huun或amatl。其方法是将树皮剥下后,除去有色外表皮,将其内皮撕成一英寸宽的长条,放在锅内加草木灰煮沸。再在平板上纵横交错地叠起,用槌打在一起成为薄片,干燥以后以石磨光。现在墨西哥的奥托米印第安人(Otomi Indians)还用此法作树皮片,作书写材料。
太平洋各岛屿如夏威夷、斐济、日本北海道、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等广阔地区的土著居民,也用树皮借锤毡法打制成薄片,通称为tapa。夏威夷人称kapa,意思是捶打。印第安人的huun或amatl,或太平洋岛屿土著人的tapa或kapa,在制造方法及取材上大同小异,可统称之为“树皮毡”。[8]
美国造纸专家的鉴定

“美国造纸专家兼纸史家亨特到现场考察了莎草片、huun及tapa的制造方法后,得出正确的结论是,这三者在技术上是属于同一范畴,虽然均可作书写材料,但没有一个可谓之为真正的纸。”[9]

中国造纸专家潘吉星对“莎草片”的体验
“1981年笔者旅居弗吉尼州时,曾得到一枚用传统方法制成的莎草片,表面不平滑,需涂一层白粉后才能在上面画彩色画。”[10]
这种“莎草片”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甚至难以承受陆路运输的颠簸。

“纸草片”和“羊皮板”用什么“笔、墨”写画?

黑墨水用碳的沉积物制造,例如从油灯头或锅底上刮下来的烟灰,用木炭和烧过的骨头研磨成精细的碳粉。无论用什么东西制成碳,都要混合一种阿拉伯胶之类的黏合剂,即一种阿拉伯树的水溶性树液。把这种混合物晒干,制成小块。在准备写字的时候,就用湿润的笔在墨水块上刷一刷。文士们也常使用红墨水,那是铁的氧化物、红赭石或者其他土壤中的矿物质制作的。”

“最早用来在纸莎草纸上写字的笔更像是小号油画刷,用生长在沼泽中的灯心草或小植物制成。这些笔的长度不同,通常在15到45厘米之间(6到15英寸)。文士们把笔的一端嚼松,露出其中细小的纤维,将其制成纤维的刷子。……新约时代,人们用芦苇削成尖头的管状笔。”

我们知道,任何植物材料都会碳化。无论在何种植物材料上施以何种颜料,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几十年间逐渐褪色、劣化、解体、澌灭,何况是一种“质地薄脆易碎,稍微折叠就会破损”的材料。无论是埃及的“莎草片”,还是印第安人的huun以及太平洋诸岛土著民族的tapa,在其上涂以何种植物或矿物的墨汁或颜料,在自然的条件下,都不可能长期保存。中国纸“纸寿千年”人们可以理解,而西方的“千年纸草”却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


“莎草片”开始出现大约在拿破仑攻略埃及的八十年之后、即相当于蒙森晚年时代;在此之前,整个西方学术界并不知道有莎草片的存在。例如伏尔泰或吉本的著作中都没有莎草纸的踪影。在此之前,说到“纸”就是“中国纸”、以及将“羊皮片”混同为“纸”的概念,称之为“羊皮卷”无论是1793年“纸草文献”现身赫库兰尼姆[14],还是古罗马时涉及“莎草纸”制作方法的文献普林尼《自然史》等,都是后世所伪造。曾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首席馆员的弗雷德里克·乔治·凯尼恩(1863-1952)是最早涉嫌制造“伪莎草纸文献”的西方学者之一。[15]
当代美国科技史权威乔治•萨顿认为古希腊人的文字载体为石刻。
如果文字只能刻在石头上(很明显,在希腊这种情况持续了数个世纪),它的范围就只能局限于记录被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文学作品太长,难以刻在石头或金属上。”

然而,人们只见过大量的古希腊“石刻摹本”,没有见过“石刻原物”,而那些大量的“石刻摹本”是在18世纪前后被炮制出来的。(参见本书第3章第6节相关内容)

古希腊”本无文字

古希腊”本无文字,从商业民族腓尼基那里借来了“字母”,据为己有、形成“希腊拼音”,而腓尼基字母则来源于古叙利亚及古埃及。与其说是“希腊字母”,毋宁说是“闪米特字母”。


尽管学者们尝试过,他们还是无法忽略以下事实,即希腊字母看起来像闪米特字母,发音也非常相似,大多数还有相应的名称。如:alpha/﹥alep(牛);bēta/bêt(房屋),等等。这些字母在晚期迦南语中有明显的意义,而在希腊语中则没有意义。”

后世所见“古希腊语”,是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标准希腊语”

「标准希腊语」,也叫「共通语」,是一种所谓“希腊化时代”的人造语言,流行于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为中心的亚、非地区。
“古希腊共通语是后亚历山大时代希腊科学和学术所使用的语言,其时的科学和学术中心已不是雅典,而是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
“标准希腊语”得以流传下来,因其为基督教所使用

尽管没有哪一种基督教起源于希腊,却一致偏爱使用希腊语。“标准希腊语”是传播福音以及早期教会的最初使用的语言,新的宗教信仰最初也是在讲希腊语的海外犹太人中间传播。


实际上,犹太人用“标准希腊语”创作《新约》很自然,“标准希腊语”用“希腊字母”,而希腊字母借用自“腓尼基字母”,而且在希腊借用“腓尼基字母”(公元前8世纪中期)之前,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就已经用“腓尼基字母”进行创作了。
新约如此,旧约也如此。希腊语的希伯来圣经《七十子希腊圣经》成为当时最权威的圣经版本,并且被犹太人广泛运用于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以及之后的基督教运动中。

所谓“标准希腊语”并非“希腊语”

后世所称“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东征”本身也是后世所编的故事。而所谓“希腊字母”,本来名字是“腓尼基字母”,属于西亚文化的范畴,因而西亚人使用“希腊字母”不足为怪。伊朗人用“希腊字母”、大夏语用“希腊字母”、创作《新约》圣经时,犹太人也用“希腊字母”。不仅在亚洲,欧洲人也拿希腊字母来标注自己的方言。如高卢(法国)人用希腊字母。(详见本书第4章第2节相关内容)

美国学者马丁·贝尔纳很震惊地发现,希伯来语与腓尼基语彼此听得懂,发现了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之间大量惊人的相似。没有理由认为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有着大量相似声音和相似意义的重要词汇不是从迦南语/腓尼基语进入希腊语的,多达四分之一的希腊语词汇可以追溯到闪米特来源……

如果真有“古希腊语”,一定是方言文字,并没有流传下来



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所谓“古典时代”在希腊半岛所使用“古希腊语”是各种不同的方言,并没有流传下来。荷马史诗所使用的语言是一种人工语言,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所谓“古希腊语”发音系统是十六世纪荷兰文学家埃拉斯穆斯新造的。
据说古希腊地区有二十种以上的方言。其中,著名的有四大方言:伊奥尼亚希腊语、爱奥尼亚希腊语、阿尔卡多—塞浦路斯希腊语及多利安希腊语。

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四种主要的方言是在什么时间以及在什么地方形成的;也不很清楚这种方言的差异,与在这个变幻不定时期里,许多分散的希腊小社会在文化上认同自己的方式有着怎样的关系。”


9世纪希腊复古主义败坏了希腊“口语”


近代希腊语与西方口语很相似,也强调重音,而不强调音节。它还创立了一种相似的重音诗体,即所谓的「主节律」,与古代希腊韵文迥然不同。近代希腊的重音诗体是11世纪瓦西里·迪耶涅斯·阿克里塔斯的史诗---与《罗兰之歌》相似的拜占庭史诗---的载体。但是,如果说11世纪的《罗兰之歌》是西方各种活语言的方言文学之父,其影响经历900年仍长盛不衰,那么,同时代的这首拜占庭史诗却由于东正教世界复兴了古代希腊语言和文学而被阉割,丧失了原本应有的使命。甚至法国和威尼斯口语文学所提供的榜样,也不能刺激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希腊口语文学。

希腊文化在东正教世界的复兴发生在这种东正教文明与西方基督教社会发生长期接触之前。19世纪,当希腊东正教徒对西方的态度从蔑视和敌视转变为赞扬和欢迎时,这种文化交流本来可能会把近代希腊语言从僵死的希腊文化幽灵中解放出来。但是,希腊人很不幸地从同一个西方源泉吸收了民族主义的毒汁;结果,19世纪的希腊人更强烈的认为,他们的语言与古希腊语一脉相承,他们祖先的东正教文明附属于希腊文明。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联系使他们乞灵于语言复古主义,硬在自己的母语中塞进大量的古希腊词汇、变音和语法,从而败坏了母语。因此,在语言文学领域,西方文化的特色本来是利用生动的口语作为文学表达手段,而希腊人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接受」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不是解放而是束缚现有的希腊活语言。”
莎草片既不可能承载古典文献,羊皮卷则为中世纪教会所垄断

在中国纸传入之前,欧洲中世纪用羊皮卷抄录文献,基本上限于基督教会和修道院,除了《旧约》、《新约》及相关内容的书籍之外,很少有其他文献。教会与修道院都是严格禁锢人们思想、排斥异端学说的场所,怎么可能有大量的教士、修女在上千年的时间内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不断进行抄写、传承呢?
所谓“古希腊手稿”缺乏可信的流传著录

在欧洲中世纪千余年间不见的“古希腊手稿”,于文艺复兴时期突然大量出现,从所谓“古希腊时期”,到“希腊化时期”,再到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又回流到西欧的过程,没有可信的流传著录;经叙利亚语、阿拉伯语重重翻译而来之说也不可靠;即使真有“古希腊手稿”,也不可能大量流传下来。

“辉煌的古希腊”,在考古学上得不到证明

在1837-1886年短短50年间,欧美各国各种雅典考古专门研究机构纷纷成立,致力于“古希腊考古学”不遗余力,然而,至今看不到有什么重大考古成果发表。轰动一时的,都是像发现“特洛伊遗址”那样哗众取宠的东西,“特洛伊”在亚洲土耳其境内,随意指认一处遗址,冠以“特洛伊”的名字,实际上与古希腊古典时代毫不相干。今日所见所谓“雅典古建筑”,多出于十八世纪法国、英国工程师所绘的图纸,最辉煌的雅典卫城“巴台农神庙”,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建。1933年巴台农神庙已经在当时的条件所能允许的情况下被修复到据认为是大约250年前的样子。而斯巴达城所在地,则出于17世纪旅行者的随意指认。

所谓古文物中最可以引为证据的“古希腊画瓶”都不是科学发掘出土的,基本上都是从文物贩子手上收购而来,后世所排“古希腊画瓶”谱系,没有地层学上的证明。
天所见大量的“古希腊铭文”,实际上很少有实物,都是些摹本。十八世纪法国宫廷派法兰西学院富尔蒙教士(Abbé Fourmont)到奥斯曼帝国,在1年左右的时间内,这位富尔蒙先生就将收集誊写的近三千册古希腊铭文带回了法国,并说雅典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取之不尽、刻满铭文的大理石矿。后世的研究建立在这样的“铭文”基础之上,没有实物对照,缺乏科学性。
“虚构故事”是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

如上所述,在十五世纪至前,西方由于没有方便记载语言的工具,加上没有长期的史学传统,于是在有了造纸工业之后,首先得到发展的就是毫无顾忌地开始了争相编造故事的传统。在历史学的范畴之内,就形成了捕风捉影的风气。

西方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总结“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时,出于无奈,不得不将“虚构故事”作为西方“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第三种方法是通过虚构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一次艺术的再创造。……历史也采取虚构故事的办法。”

以亚历山大大帝的历史为例:“世界就是通过这些传说了解亚历山大的,就像它通过《伊里亚特》了解海伦和阿基里斯一样。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传说中的亚历山大就是真实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传说四处传播,在24种语言中已经收集了80多个传奇版本。”

因为没有真正的“文献”基础,结果“西方古典历史”就“只有故事、没有历史”(详见本书各章节相关内容)
十九世纪西方历史学倚赖“比较语言学”

西方历史学在十八世纪“讲故事”的模式下没有出路,于是在十九世纪发明了“比较语言学”,这样西方历史学就由此变成了“历史科学”。
通过“比较语言学”方法对语音系统、语言形态、语法和语汇进行比较。原则上,在有亲缘关系的两种语言之间,各种差异都应该能够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也都对应着系统的演变。以比照法得出的构拟结果仅是理论上的假设。

萨义德《东方学》指出:“语言学家和解剖学家都旨在探讨那些在自然界无法直接获取或观察的事物;一幅骨骼和一张肌肉线描图,与语言学家纯粹通过假想建构起来的闪语和印欧语原型一样,都是实验室和图书馆的产物。”
显然,这不过是一个在实验室里的运算模式,从其实践来看,“古印欧语系”和“闪语”都是比较语言学在语言学实验室里虚构出来的概念。
先入为主”是“比较语言学”的典型方法

比较语言学”的核心是一个数学算式,通过统计各语种在其基本语汇100词(后来是200)中与所比照语种同源的词语所占的百分比来推算语言分划的年代。用一两百个单词进行比对,发现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单词有相似者,即断言两者同出一源,然后定义为希腊语源,树立为专业权威,并以之衡量天下,为西欧中心论造势。同样的发音,一定是希腊语为源头、其他语言为末流。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源于“西方古典学”
中国学者都熟悉近代古史辨派“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然而,岂知为了否定中国古代历史真实性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原来是西方古典历史学的工具,为的是以十九世纪新造的传说、否定十五世纪以来形成的老的传说。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剑桥大学引进德国古典学,其间英国学者康诺普·瑟尔沃尔第一次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进行了表述。

康诺普·瑟尔沃尔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的数量似乎在不断增加,让人们了解的细节也愈加详细。但年代愈是久远,我们能听到的这类故事就愈少,直到,如果我们查阅荷马史诗的话,完全找不到这类故事的踪迹。”[23]

原来康诺普·瑟尔沃尔创造“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为的是否定“古希腊”源于东方文明的种种传说,塑造“纯正古希腊种族”的形象、从而为构建“西欧中心论”服务的。(详见本书第3章、第4章相关内容)

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希腊”概念
文艺复兴首先是、也许从来就是罗马的,当时对意大利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古罗马的民族历史,并没有所谓“古希腊”的影子。希腊作为政治实体始于十九世纪。辉煌的“古希腊概念”是十八、十九世纪西欧学者们的虚构。

十六世纪,称谓“希腊地区”的名称五花八门,希腊地区属于东方(雷旺达),当时对希腊地区的称谓有:亚该亚、索非亚、鲁梅里、‘希腊-戈莱西亚’(Ellada-Grecia)等。

在16世纪的英语、法语中,「希腊人」一词为通用名词、意指“骗子”;罗马人呼希腊人为“畜牲”。(详见本书第3章相关内容)


“发现雅典”之旅始于17世纪70年代

16-17世纪,西方开始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方之旅”,正是“东方之旅”启动了西方世界的成长,而“东方之旅”的“目的地”并不包括“希腊”。发现美洲比“发现”雅典大约早了两个世纪。

“发现雅典”之旅始于17世纪70年代,在此后的100年间,欧洲人、主要是法国人和英国人通过“百年游历,八重虚构”,终于将“雅典”从一个不知名的小镇,推崇为古典历史时期的“首都”,使之与罗马及耶路撒冷并驾齐驱,并最终后来居上,居于世界古典历史之首席地位。
对于其虚构手法,这里举一个例子:
重重虚构---“指鹿为马”,将天主教主题画作改名为「雅典学院」

欧洲文艺复兴时,意大利“艺术三杰”中年龄最小的拉斐尔曾经画过一幅名为《雅典学院》(The School of Athens)的画,反映的是古典时期学派林立、相互切磋的景象。这是如今普通的说法,人人都信以为真,尤其是中国的学者,对其顶礼膜拜,不遗余力。


其实,拉斐尔的这幅画挂在梵蒂冈教皇办公室的走廊,原本是用来为天主教装点门面、表现天主教传教内容的一幅画作。该画创作于1509-1510年,将其称为「雅典学院」则是在十七世纪末,确切地说该画是在1698年之后才被定名为「雅典学院」的,距其创作完成经过了差不多190年……
该画名称「雅典学院」(Georgio d′Atene)的确定,与贝洛里发表于1695年的一篇文章首次提到标题「雅典学院」(Liceo d′Atene)有关。[24]
不懂“汉字”就难以彻底揭穿“古希腊”之伪

当代意大利著名古典历史学家莫米利亚诺说,在他年轻时的那些令人尊敬的圈子里,人们普遍认为不懂“德语”就不能学习古希腊历史;我们似乎可以补充一句:不懂“汉字”就难以彻底揭露“古希腊”之伪。为什么这么说呢?

欧洲的各种“书面语言”只是一种拼音纪录,以“汉字”为坐标进行对比的话,“文字”必须具有形、音、义三个方面的基本要素,而欧洲诸语言只是不同的“语音纪录”而已,缺乏“字形”的要素,因此严格说来“拼音字母”不算“文字”。
类先有语言、后出现文字,迄今为止,只是一部分民族进入了有文字阶段;有些民族则通过字母对语音进行纪录、形成了“书面语言”。记载《旧约》、《新约》的希伯来语、拉丁语及希腊语就是这种“书面语言”。


“汉字”由于具有“字形”的特点,并且自汉代以来就有编撰大型字典、辞典的传统,有绵延不断的训诂学传统;因而可以在时间跨度几千年、地域跨度上万里的范围内进行传播,发生歧义的机会较少。

对于记录语音的“书面语言”而言,因没有“字形”,缺乏“望文生义”的功用,只能“音中寻义”,加以因其跨种族、跨地域、跨时代的特点,其稳定性与传承性要差得多。西方各“书面语言”由于没有“字形”,因而要准确传达其语言的含义,就需要大量的“定义”和“概念”限定词义,这样就离不开词典。而希腊古文字学起步甚晚,以伯尔那•孟福孔《希腊古文字学》问世为标志,希腊古文字学首创者于1708年,在此之前缺乏词典的条件下,要想准确地传达“古希腊语”拼音词句的含义几乎不可能。

举例来说,在有了纸张之后、十五世纪英语在其形成过程中,不同英语方言之间相互间看不懂对方写在纸面上“词句”的含义。其他欧洲诸语言也都一样。因而,某种拼音文字语言,在跨种族、跨地域、上千年时间条件下可以被传承,无疑是一种神话
十六世纪“拉丁文”不能转译的“哲学概念”举例

让我们试试把16世纪法语在表达中所没有的大部分概念翻译成拉丁语。「绝对」(Absolu)?拉丁文的absolutus意思是「结束」、「完成」,仅此而已,没有哲学上的用法。「抽象」(Abstrait)?拉丁文的abstractus意思是「孤立」或者「心不在焉」。西塞罗无疑会提出一种「专门折磨人的玩意儿」(Quod cogitatione tantum percipitur)。这样说也对,也不对。……对于「相对」(relatif)来说也是一样,翻译成pertinens ad?可能是另一个意思了,后期罗马帝国及中世纪拉丁语中的relativus只有一种语法上的意义。”
翻译“思想概念”的前提是掌握所翻译“思想”的内容


“我们要注意的是,要想翻译一种思想,你首先必须掌握它;而在这方面,掌握一种思想的标志,就是字词;在通俗法语中所没有的字词,你怎么用拉丁语去表示呢?而且说到底,如果严格说,我们可以用一个长长的句子来表达「决定论」所表示的意思---好心的高尔泽(Goelzer)在他的《法语-拉丁语辞典》中便在努力这样做---,那是因为我们,19世纪和20世纪的法国人,我们上过哲学课,我们的老师在把哲学的字词传达给我们的同时,也把这些字词所表达的概念教给了我们。可是,16世纪的人既没有读过哲学业士,也没有读过数学业士,他们根本没有办法通过解释来翻译这一概念,而且单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决定论」这个共有的、常用的,而且几乎是通俗的概念,这个我们从十六岁的时候便毫不费力地知道了的概念,在他们来说却是永远得不出来的,因为这需要不止一个人的努力。”

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于当代西方人来说,由于没有对真正的“文字”承载文献功能的切身体会,因而对于十五世纪前后在欧洲被大量“炮制”出来的所谓“古文献”缺乏一个参照物,就难以理解和接受其“全盘造假”的事实,或者甚至反过来怀疑起了中国古代文献的真实性。

现代西方学者陶醉在从十九世纪开始出版的各种有关“古典学”及“东方学”浩如烟海的著作之中,单举19世纪有关“近东”的著作,就有6万本之多。[27]
而西方“古典学”方面著作的数量一定大大多于西方的“东方学”著作之数量。然而,“19世纪的史学家们所讨论的绝大多数问题,大多数是在18世纪设定的框架中进行。”[28]问题不在“古典学”著作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其原始资料是“真”是“伪”;原始资料“既伪”,建立在“伪史料”基础上的研究著作一定如滚雪球一般、滚得越大就离“真”越远。
认识了汉字,并通过汉字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从甲骨文、金文、竹简帛书、刻石文字、宣纸麻纸的书写材料载体,了解中国历代的史官制度,了解各种文体:经疏注释、诸子百家、诗词歌赋、骈文散文、箴铭颂赞、论说诏策、章表记序等,了解了中国有各种类书、丛书,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永乐大典》、《四库全书》、《道藏》、《佛藏》等,了解了中国有历代经籍志、艺文志,有大量的官私目录,有版本校勘之学,字体有真草隶篆等等,数不胜数的古文献产生与传承的诸多条件。了解了这些中国文献学常识之后,依此为参照系,拿来去与西方所谓的“古典文献”对比一番,就容易发现原来在西方、这些古文献赖以存在的条件一概没有,既没有文字的演变历史,没有历史文献制度,也没有文献的载体,有的只是从西亚、北非借来的一套“拼音字母”。再寻绎那些所谓西方“古文献”的来历,就会发现那不过像是在捕捉一个语音现象中的虚幻泡影。
“罗马帝国”于476年崩溃,是一个“大谎言”

公元476年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线,换句话说,476年是上古史与中古史的分界线。公元476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呢?历史学家们说:那一年是罗马帝国崩溃的标志年

为了安排辉煌的“古典时代”的结束,于是编造这么一个谎言,说从此世界历史进入了千年黑暗,而事实上,那一年什么也不曾发生。(说见本书第5章相关内容)

“西罗马帝国”其实并不存在,只有罗马城邦、没有罗马帝国,近代学者以并不存在的“西罗马帝国”之灭亡、作为世界史分期的界限,苏联历史学家进而说“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奴隶社会的结束和封建社会的开始,现代中国学者又将其奉为圭臬……
作为近代西方法律样板的“罗马法”,其实并无根据

从“罗马法”对近代世界的影响来看,罗马法律的基本精神,罗马法的绝大部分内容,逾千古而犹存,对后世尤其是近代文明产生了极大影响。
然而,没有人真正见过“十二铜表法”。后世所谓的“罗马法”实际上不过是所谓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组织编纂的一部《民法大全》,而这部《民法大全》内容博杂,实际上是一部伪书。我们知道,真正在历史上存在的法律一定有何时公布、适用范围怎样,何时做过修订,何时废止,何时被新的法律所取代的演变过程。而这部《民法大全》平面展开,只有系统,没有历史时间概念,不过是由许多伪书攒凑起来的一个大杂烩。(详见本书第5章相关内容)

西方文献现有“中译文”资料,足以证明西方“古典历史”之伪

在十九世纪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下结论的时候,西方学者所掌握的中国文献资料非常有限。比如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对中国历史进行全盘否定的时候,其所掌握的中国文献资料,除了耶稣会士翻译的一点点不准确的资料之外,黑格尔竟然倚重的是一部明代三流小说《玉姣梨》。(详见本书有关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章节)如今我们对于西方古典历史作一个初步的评价,就文献资料来说,无论在质的方面、还是量的方面,早已大大超过了当时西方对中国历史下结论时所占有的文献状况。

举例来说,作为古典历史基本典籍的所谓古典文献原典都有了中译本,如:《亚历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伊里亚特》、《奥德赛》、《工作与时日》、《神谱》、《古希腊悲剧戏剧全集》、《希罗多德历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希腊史》、《埃涅阿斯纪》、《罗马帝国的崛起》、《塔西佗编年史》、《塔西佗历史》、《阿庇安罗马史》、《圣奥古斯丁天主之城》、《罗马帝国衰亡史》等等。(详细内容请参看本书后附主要参考书目)

尤其是开始有了部分西方开明学者揭露造假欧洲“文艺复兴”、“东方学”、古希腊“雅利安模式”等古典历史著作的中译本。如:[英]孟席斯《1434: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中译本(台湾远流2011年5月版)、[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中译本修订版(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民国100年2月)、[美]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构造古希腊1785-1985》中译本(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7月)等,也有内容虽然不是直接揭露造假“古希腊”的,却对于揭露该问题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和线索,如[希腊]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中译本(花城出版社2012年3月),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线索。因而可以说现有中译本初步具备了系统揭露西方伪造“古典历史”的文献条件。

然而,遗憾的是上列对西方“古典历史”进行质疑的著作,只是局部地对伪造“古典历史”提出了一些有限的怀疑,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在维护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虚假“古典历史”的存在。

我们参考了上述所谓的古典文献及西方学者的研究著作,以考据学的方法,钩沉索隐,在蛛丝马迹中、为系统揭露西方伪造“古典历史”提供线索,以期唤起学界同仁共同关注这一严重问题。
本书筚路蓝缕,体例草创,采取以相关各类学术著作引文为主的形式,一方面力图避免主观、就所考述内容标明来历,便于读者一一复案;另一方面也含有表彰中外学者之见解,兼示不敢掠美之意。

笔者并不奢望以一人一时之力能够轻易廓清数百年之迷雾、推翻盘踞在中华民族头上已逾百年、根深蒂固的“西方伪学统”。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果则幸甚。貌似庞大的“西方学统”建立在虚构的“古希腊概念”之上,相信通过有志复兴中华文化同仁之共同努力,一旦将“古希腊”及“古罗马帝国”之概念彻底解构,西方伪学统就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


本书主题涵盖内容广泛,在取舍时难免挂一漏万;本书所述内容、观点,错误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不吝指正。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董并生,中国民间学者,山西人。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与历史学的研究。早年发表过古文字考释方面的论文。近年作者致力于欧洲古典历史研究,《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为其近作。

https://baike.baidu.com/item/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

序言 文明的唯一性
  前言
  引言:西方“古典时代”来去匆匆
  
第一章 “古希腊”概念向壁虚造
  第一节 “希腊古文献”为后世伪造
  第二节 为什么说传世“古希腊”文献不可信呢?
  第三节 “古希腊”的真实的情况
 
第二章 “古希腊”三大名著质疑
  第一节 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奥德赛》后世炮制
  第二节 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历史》纯属虚构
  第三节 史学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显系杜撰
 
第三章 西方古典学“雅典”概念层累造成
  第一节 “发现雅典”的东方之旅
  第二节 “古雅典”及“古希腊”概念出笼:“百年游历,八重虚构”
  第三节 “托古建制”及其它造伪活动
 
第四章 西方“古典历史”核心概念重重虚构
  第一节 雅典的“学园神话”
  第二节 杜撰“希腊化时代”概念是构建西欧中心论的重要一环
  第三节 虚构“亚历山大里亚学术中心”
  第四节 拜占庭“古希腊手稿”
  第五节 “阿拉伯哲学”与“经院哲学”
  第六节 关于“古希腊奥运会”
  
第五章 只有“罗马城邦”,没有“罗马帝国”
  --- “古罗马”只有“故事”没有“历史”
  第一节 古罗马早期
  第二节 古罗马中期
  第三节 “永恒之都”---后世对“古罗马城”的神化
  第四节 古罗马晚期历史
  第五节 “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的故事
  第六节 “罗马帝国”的历史是怎样构造出来的
  第七节 所谓的“罗马法”实际上并不存在
  
第六章 “古印欧语系”---西方学统中的弥天大谎
  第一节 “古印欧语系”的来历
  第二节 国外学者对“古印欧语系”假说的质疑
  第三节 “古印欧语系”难圆其说
  
第七章 西方“古典历史”对“西欧中心论”形成的影响
  ---以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为例
  第一节 黑格尔的“东方观”
  第二节 黑格尔的“欧洲观”
  第三节 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
 
第八章 西方学者构建“古典学”之编年
  第一节 “前古典学”时期
  第二节 “古典学”时期
  
第九章 余论:是“文艺复兴”还是“中学西被”?
  第一节 “文艺复兴”概念及“中古欧洲”的状况
  第二节 “文艺复兴”及其后欧洲绘画风格及技法与中国的关系
  第三节 “西学”源于中国
  
结语 严格说来,西方并无“文化”

点评

这本书很好  发表于 2018-5-22 16:36
以作者一人一时之力不能够轻易廓清数百年之迷雾、推翻盘踞在中华民族头上已逾百年、根深蒂固的“西方伪学统”。让我们共同努力,一旦将“古希腊”及“古罗马帝国”之概念彻底解构,西方伪学统就会在顷刻间土崩瓦解  发表于 2018-5-22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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