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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亚细亚船长

地外文明与远古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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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3 01:3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6-3 01:43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炎黄大战”第25项证据(或理由)

       西水坡45号墓反映的“天圆地方”盖天宇宙理论以及早期盖图,在目前所知仰韶时代的考古文化中,唯有红山文化给予了再现。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一方一圆,方坛大、圆坛小,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方冢、圆冢相配,方冢大、圆冢小,都是“天圆地方”思想的直观再现。
       牛河梁积石冢Z2为三重方坛、Z3为三环石坛;三环石坛通过实测数据复原,发现它是比西水坡盖图更为完善和准确的盖图,也是最早的“周髀”(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341—3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 版)。傅朗云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出土的陶制人象、牛河梁的女神,都证实牛河梁女神庙这一文化遗址是炎帝族文化,而陈连开先生则认为牛河梁女神庙即高媒神庙,是炎帝时期祭祀女神留下的遗风(傅朗云《牛河梁“女神庙”族属考》,《北方文物》1993年第1 期)。
       这些研究如果从“炎黄大战”渭水流域说的角度去看,我们就能进一步回答出“为什么”的问题:因为炎帝部落战败,其中一部分逃亡东北,所以红山文化中出现炎帝文化;当然红山文化中有炎帝族文化并不意味着炎帝就起源于东北或者炎帝文化就等于红山文化或者之前的本土文化如赵宝沟文化、兴隆洼文化等,这一点想来并不难理解。又因为蚩尤族战败从渭水流域逃往濮阳西水坡,所以西水坡45号墓与红山文化坛、庙、冢这些大型遗迹存在密切相关、相通的文化因素。由于有了“炎黄大战”这么一个线索,很多问题都迎刃而解。

  西水坡和红山文化遗迹反映的“天圆地方”宇宙观念在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中有没有什么线索和表现呢?分析一下新石器时代房屋遗迹的形制是很有意思的。
  在目前所知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中,距今5000年以前唯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同时流行圆形房屋基址和方形房屋基址(后岗类型、下王岗类型也有这种倾向,但不如半坡类型突出),这不能不让人想到西水坡45号墓和红山文化祭坛、积石冢所反映的那种“天圆地方”宇宙观念。

       在仰韶文化之前,裴李岗文化各类型的房址基本上都是圆形的,贾湖类型和磁山类型目前发现的房址都为圆形或椭圆,仅裴李岗类型有个别方形,其余大多数也是圆形;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房址主要为方形或长方形,圆形很少;大河村类型也流行方形或长方形房址。近年发现大汶口文化的房址,也都是方形、长方形。西部马家窑文化的房址有方形、圆形和分间三类,但以方形最普遍,大约可视为继承了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传统。
       在仰韶文化之后,龙山文化的房址有方有圆,但陕西龙山文化是方、圆并行,山东龙山文化是方形多于圆形,基本上是继承了各地的传统,唯河南龙山文化特别是王湾类型有很多圆形房址,相对于该地以前的庙底沟类型、大河村类型是一个变数。有人说,人类早期的房址多为圆形,后来方形、长方形渐多,因为前者建造容易,后者技术要求高一些,但这与考古事实是不相吻合的:北方地区的兴隆洼文化、查海文化、赵宝沟文化都早于半坡类型,这些考古文化中发现的大量房址,都是方形或长方形。其后的红山文化、富河文化也都流行方形或长方形房址,少见圆形,但到小河沿文化,又流行圆形房址,不见方形(赵永军《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房址》,《北方文物》1995年第2期)。
       南方的河姆渡文化,其大型的干栏式长屋,年代达到7000年前,也早于半坡类型的房址。所以新石器时代房址的形制是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有关的。值得注意的是,与半坡类型有关或接近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下王岗类型的房址也是既有方形,也有圆形(孙广清《河南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这种情形应该并非偶然或巧合(后岗类型房址与大汶口文化的区别,其实也是“炎黄大战”发生在渭水流域、后岗类型的传统与大汶口文化有别、蚩尤不是东夷人的一个证据)。

       已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早在半坡类型之前,中国古人对天文历法的崇拜已经产生。如山西吉县柿子滩的岩画,已有北斗七星崇拜的内容,也可能与十月太阳历有关,它们的年代距今至少一万年前(参见: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99页,陆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18—19页);距今8000多年前的贾湖遗址不仅有二十八宿已经建立的最早的物证,而且也有反映立杆测影和北斗崇拜的遗迹、遗物(详后);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中存在的与鸟纹相伴的五个同心圆纹,学者释为太阳鸟及原始盖图“五衡图”(陆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47—48页);至于仰韶文化以及同时代的其他考古文化,有关天文历法崇拜的遗迹、遗物则已经很普遍了,西水坡45号墓仅是一典型个案。
       因此,笔者认为半坡类型房址方、圆并行很可能与“天圆地方”这种观念有关,它与西水坡45号墓的形制及红山文化的方坛圆坛、方冢圆冢可能有着同样的观念因素和内在联系,因而它们同时出现和存在可能并不是偶然的。

  据学者研究,“天圆地方”的观念起源于立杆测影所用晷影盘的形制。陆思贤先生说:“晷影盘必然是方中套圆,即‘方数为典,以方出圆’,才能控制太阳东升西落的座标点,也才能保证每天太阳上中天时的晷影落在同一条南北纵线上,这是产生‘天圆地方’观念的基本实践活动”(陆思贤著《神话考古》57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邹学熹先生说:“‘天圆地方’是一种观测天文的方法,因为天体是运行不息的,故曰‘圆’;地平作为固定不移的对照标准,故曰‘方’。所以,取法地平作为观测天体运动的标准,有如物理上作相对运动的两物体,必取一个物体作为静点以计算之,由此而得出的结果是完全正确的”(邹学熹著《易学十讲》2页,四川科技出版社1986年1月第1版)。陈遵妫认为“《周髀算经》首章所说的‘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只是用几何形象来比喻天道和地道,并不是天是圆形、地是方形的意思”(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四册1827—18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史前时代方、圆并行的房址一般都是方大圆小,红山文化方圆相配的祭坛、积石冢也是方大圆小,良渚玉琮内圆外方的形制被学者认为是“天圆地方”观念的反映,它们也都是方大圆小,因此笔者认为“天圆地方”观念的起源与晷影盘的形制即“方中套圆”有关是有道理的。古人应该很早就认识到天穹是圆形的,而且包裹着大地,如果“天圆地方”起源于这种天、地形象的话,那么象红山文化那种祭坛、积石冢应该不会制作成方大圆小的形状,良渚玉琮也可能会是另外一种形制。河南杞县鹿台岗龙山文化遗址,出土有方中套圆的房屋基址,而且基址上有正南北、正东西方位的“十”字形通道延伸出外室,内外圆形和方形房址之间狭小不可能有其他建筑或实际用途。根据此房屋基址的形制(形如立杆测影之晷影盘)和实际尺寸计算,可以判断它正是古人用于立杆测影之原始天文台基址(详见拙著《伏羲画卦》)。


点评

与江晓原教授前些年的意见相反,中华先秦的天文学体系来自于九州大地先民的立足于多种产业和大陆气候环境的数千年积淀,白皮伪造古文明时大量抄袭了中华古籍内容,反而倒打一耙,把那些死掉的文明栽到更古老的年代。  发表于 2018-6-5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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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4 03:1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6-4 03:18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这个案例是直接将“天圆地方”观念与立杆测影和晷影盘形制结合在一起,说明房址的确与观念有关。在半坡类型中,笔者尚未发现类似案例,但半坡类型对立杆测影的崇拜、与立杆测影有关的实物资料非常丰富是没有疑问的:起源并流行于半坡类型的折腰形器座系取象于立杆测影所得之阴阳交午图形“    ”(《淮南子·天文训》说:“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连接冬、夏二至日出日入之影即得“×”形,再连接其在日晷上的交点,即得阴阳交午图形。陆思贤著《神话考古》322页对此亦有申说);半坡鱼纹的基本构形即阴阳交午图形的变式或夸张,绝大部分鱼纹是用两个阴阳交午图形垂直交叉而成(所以半坡鱼纹基本上都画成三角形或其组合);北首岭77M15:⑺红陶细颈壶不仅是十月太阳历的历书实物,而且其上部一周纪日的六组小“松塔”,每组六个小三角均叠成两个三角形尖角顶对的模样即立杆测影所得之阴阳交午图形(图见《宝鸡北首岭》),它当是该器作为十月太阳历历书实物的内证。
       仰韶文化的尖底瓶起源于半坡类型,而且它的产生和存在都与古人的观念、信仰有关(参见第16、17项证据或理由)。尖底瓶的存在和使用意味着它始终都应该被悬置于空中而且直立着,笔者认为尖底瓶的形制及其使用形态正是取象于立杆测影之立杆:二者形态一致,而且都必须直立着才有用,倒下即无用。尖底瓶倒下其所装液体即倒出,立杆倒下即不能测影,二者都须直立于空中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半坡彩陶上的羊角柱图形,学者认为即立杆测影之图腾柱形象(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50页)。半坡和姜寨出土的人面鱼纹,其人面为婴儿相,陆思贤先生认为它们即先民所画的月相图(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21—125页)。这种人面鱼纹人面两耳位置常画一对上翘的角形纹,应与陆先生所说之“角柱”即在立杆测影之图腾柱上装饰角形饰件有关,半坡类型人面鱼纹的口部都画成阴阳交午符号“ □ ”形状,二者可以互证。所以可以认为半坡类型人面鱼纹它的基本含义即表现月相与立杆测影天象观测及历法之内容,这一点与半坡鱼纹的内涵表达正相一致、吻合。
       半坡类型流行的器型、纹饰都与立杆测影、太阳历有关(半坡类型罕见鼎器、三足器,笔者认为它们在史前时代正与北斗、北极崇拜及心宿三星崇拜有关;半坡类型不见斗形刻划,罕见鸟纹,而且与“鸟”似乎存在着一种敌对关系,斗形表示北斗崇拜,而“鸟”正是“星鸟”、心宿之象征,解说详后),这种情况绝不是偶然的。因而我们认为半坡类型同时流行方形和圆形房屋基址与半坡人崇拜立杆测影以及“天圆地方”这种观念有关。而这与西水坡45号墓“天圆地方”的形制,后岗类型房址方、圆并见正相契合。退一步说,半坡类型房址与后岗类型房址方、圆并行也是二者相关的佐证,而这种“相关”不见于庙底沟类型、大河村类型以及东部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

  后岗类型的来源有北辛文化、磁山文化—界段营类型、镇江营类型—北福地甲以及裴李岗文化—花窝遗存等因素,但西水坡45号墓“天圆地方”内涵的表达在这些先行文化中尚不能找到渊源,而恰恰与半坡类型紧密相关。贾湖遗址第一次发掘发现M16有龟壳碎片三堆、M17有龟壳7堆(每个壳破碎为一堆),二者均置于墓主胫骨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遗址的试掘》,《华夏考古》1988年第2期);据冯时先生研究西水坡蚌塑北斗的思路,贾湖这种胫骨与碎龟壳的关系也可以解释为是合立杆测影与心宿三星、北斗七星崇拜为一体的表现,但西水坡45号墓与后岗类型遗存也不是源于贾湖这类遗存:一是年代相距太远,至少有一千多年的距离;二是贾湖类型高规格墓葬盛行龟甲、叉形器,这种传统为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下王岗类型所继承,而不见于后岗类型和西水坡。
       大汶口文化及后来的山东龙山文化盛行一种墓葬龟甲,这种龟甲一般都是背甲呈圆形,上面钻有连线呈方形的四孔,腹甲呈“亚”形,但一端保持原状呈圆形并在其上钻凿一孔,另一端被截平、修整成方形(王育成《含山玉龟及玉片八角形来源考》,《文物》1992年第4期)。冯时先生和陆思贤先生对可能受到大汶口文化影响、与大汶口文化墓葬龟甲形制相同的含山出土玉龟甲作了研究:冯认为其背甲为圆形象征北极天盖,其上钻凿的四孔表示斗魁四星,腹甲圆端的一孔为北极星(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录》25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陆认为玉龟背、腹甲的圆形,“亚”形表示“天圆地方”(陆思贤著《神话考古》51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顺着这种思路考虑,大汶口文化墓葬龟甲之腹甲呈“亚”形且一端圆、上钻一孔表示北极星,另一端呈方形,这种形制本身也应含有“天圆地方”之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墓葬龟甲可能受到中原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的影响,但贾湖和北辛文化的墓葬龟甲却没有制作成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那种形制。据此可以判断,西水坡45号墓“天圆地方”内涵的存在不会受到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假使大汶口文化龟甲“天圆地方”说成立的话),因为后者的年代晚于前者,相反,大汶口文化墓葬龟甲相对于裴李岗文化和北辛文化在形制上有一个改变,即可能用于表达“天圆地方”观念,则可能是受到西水坡和后岗类型的影响,而根源在于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

       《史记·天官书》说:“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冯时先生已考西水坡45号墓胫骨与蚌壳构成的北斗图,斗杓指向蚌龙首前方、斗魁位在蚌虎首之前完全吻合“杓携龙角”、“魁枕参首”的说法(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282页)。“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指以昏见斗杓西指即秋分时节为建正,此时参星东升,故为参历;“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指以晨见斗魁东指即春分时节为建正,此时大火东升,故为火历。“杓,自华以西南”、“魁,海岱以东北也”似有“分野”之意,即西方(西南)配属斗杓、东方(东北)配斗魁。
       据西水坡45号墓可知,斗杓同时与立杆测影之立杆有关,故《天官书》这段话是说西方参历以斗杓为建、东方火历以斗魁为建,西方尚杓(立杆)东方尚魁,这一点与仰韶时代半坡类型和大汶口文化的特征竟然十分吻合:半坡类型崇尚立杆测影行十月太阳历,上已述及,而大汶口文化则崇拜北斗、斗魁行火历。北首岭78M4:⑹彩陶瓶“松塔”状黑彩所示四时八节历法(参见第24项证据或理由)我们认为正是参历,半坡类型彩陶流行黑彩,后段(史家类型)流行虎首类人面纹葫芦瓶都是半坡类型崇拜参宿行参历的证明(对此拟另文探讨)。大汶口遗址M26出土镂雕象牙梳当为四时八节的火历历书实物(释读参见《伏羲画卦》),陶刻符号中的“日、火”或“日、火、山”纹饰应与大火崇拜有关(王震中《试论陶文“  □  ”、“  □  ”与大火星及火正》,《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6期),斗形符号则与北斗、斗魁崇拜有关(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102页)。《天官书》又说:“南宫朱鸟,权、衡……权,轩辕。轩辕,黄龙体”。“轩辕”乃黄帝之号,庙底沟类型彩陶多见鸟纹它又位在半坡类型与大汶口文化之间,与《天官书》此语及“衡,殷中州河、济之间”也很吻合。
       故笔者认为上引《天官书》之语应是仰韶时代东、西方分别行火历、参历,分别崇拜北斗、立杆测影之信息遗存,它对我们上文论述半坡类型崇尚立杆测影及其与西水坡45号墓的关系也是一个佐证。《天官书》之语当源于天象,其与半坡类型和大汶口文化相吻合不会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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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5 00:4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6-5 00:57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炎黄大战”第26项证据(或理由)

  关于后岗类型的来源,按考古学家的研究,有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北辛文化、界段营类型、镇江营类型、北福地甲类遗存、裴李岗文化花窝遗存等多种说法,另外还受到半坡类型的影响(参见第15、第23项证据或理由)。笔者认为,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都有道理,因为它们都有实物依据,有物质遗存上的联系。但是如果要问创造后岗类型的人群是从哪一种考古学文化延续而来的,再说是从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北辛文化、界段营类型、北福地甲类等等而来可能就有问题。
       可能创造后岗类型的人群也有多种来源,但是它总有一种或两种主要的人群来源(比如联姻或部落联合),在创造后岗类型中起主导作用,我们要问的就是这种“主要来源”、“起主导作用的人群”。从这个角度去问,上述的研究显然还不能说就是答案,甚至无法给出答案,比如说这种“起主导作用的人群”到底是来至裴李岗文化或磁山文化,然后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影响呢,还是来自北辛文化或界段营类型,然后又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了后岗类型?传统的考古学研究在面临后岗类型这种物质遗存有多种来源的情况下要回答其“主导人群”的来源,有点无能为力。
       我们认为,要寻找一种考古学文化的主导人群的来源,可以从其精神文化、观念或信仰方面入手,至少从精神文化方面入手要比从物质文化方面去考察更可靠一些,就象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坐汽车、用电脑、看电视、住钢筋水泥楼、喝可口可乐但各个国家、地区各种不同的人群其语言、风俗、政治观念、宗教信仰仍然很容易区别一样。后岗类型正好有一个西水坡遗存,有三组那个时代罕见的蚌塑龙虎鹿遗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可供分析的案例。

  1987—1988年发掘的西水坡遗址,除45号墓陪葬该墓死者的一组蚌塑龙虎图外,还发现两组同一时期相距不远的蚌塑龙虎图:第二组蚌图摆塑于M45南面20米处,T176第4层下打破第5层的一个浅地穴中。其图案有龙、虎、鹿和蜘蛛等。其龙头朝南,背朝北;其虎头朝北,面朝西,背朝东,龙虎蝉联为一体;其鹿卧于虎的背上,特别象一只站着的高足长颈鹿。蜘蛛摆塑于龙头的东面,头朝南,身子朝北。在蜘蛛和鹿之间,还有一件制作精致的石斧。第三组蚌图,发现于第二组动物图案的南面T215第5层下(打破第6层)的一条灰沟中,两者相距约25米,摆塑图案有人骑龙和虎等。人骑龙摆塑于灰沟的中部偏南,龙头朝东,背朝北,昂首,长颈,舒身,高足,背上骑有一人,也是用蚌壳摆成,两足跨在龙的背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面部微侧,好象在回首观望。虎摆塑于龙的北面,头朝西,背朝南,仰首翘尾,四足微曲,鬃毛高竖,呈奔跑和腾飞状。在龙虎的西面还有一舒身展翅的飞禽,因被两个晚期灰坑所打破而看不出是什么图形。在飞禽与龙之间还用蚌壳摆一个圆圈。另外,在龙的南面、虎的北面、龙虎的东面,还各有一堆蚌壳(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

       西水坡这三组蚌塑图出土后,研究者众多,但据笔者了解,迄今为止的研究都是集中于对蚌塑图的性质特别是蚌塑龙、虎、鹿的内涵表达或象征意义的探索方面,未见有人对蚌塑龙、虎、鹿与同时代或之前的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即龙、虎、鹿信仰或崇拜的先行文化进行探讨或解说。
       冯时、陆思贤、伊世同等学者从天文学的角度对西水坡45号墓及三组蚌塑龙虎图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其他研究有的认为蚌塑龙、虎、鹿是图腾,有的认为蚌塑龙、虎、鹿是供墓主人驱使、上天入地的工具,有的认为龙、虎、鹿是墓主生前的神灵的象征。无论哪种说法,蚌塑龙、虎、鹿对45号墓死者以及下葬该死者的先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一点是无疑的。

       关于45号墓主人的性质和身份,发掘者推测:“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发现的蚌壳摆塑的三组动物图案,在一个平面上自南向北一字排开,并且时代完全相同,第一组摆于第45号墓主人的左右两侧,显然是用于陪葬以显示墓主人身份和地位的,第二组和第三组蚌壳动物图案与第45号墓相关。
       我国古时人幻想死后升仙的思想形成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大的部落或部落集团首领死后要进行大的祭祀活动,濮阳西水坡M45号的墓主人死后不仅殉葬三人,而且还在人骨架的左右两侧精心的摆塑着龙虎图案,这在仰韶文化时期还是首次发现,足见第45号墓主人生前的身份非同一般。关于墓主人的身份,有的同志认为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有的认为是巫觋,实际上,原始社会末期是政教不分的,我国古史传说中五帝之一的颛顼就是一个大的部落首领,也是一个大巫。关于第二组、第三组蚌图,可能是埋葬第45号墓主人时搞大型祭祀活动而遗留下来的遗存”(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
       研究西水坡45号墓的学者,多认为该墓主人可能是传说中的颛顼、伏羲、黄帝、蚩尤或帝喾高辛氏等(参见第42项证据或理由),足以说明西水坡45号墓及其墓主规格之高。即使怀疑西水坡45号墓殉人现象的学者,也不否认该墓及墓主的高规格及蚌塑龙虎图与精神信仰有关,如严文明先生说:“把它们看成是一种宗教性遗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西水坡的贝壳画不止一处而至少有三处以上,彼此通过墓地排成一条直线,应该是互有联系的一个整体。而那位男性老人应该是与这种宗教遗迹有密切关系的巫师,甚至同时也是那个墓地所代表的氏族或部落的酋长”(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事实上,迄今为止,与后岗类型同时代远比后岗类型更繁荣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以及稍后的大河村类型、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也未发现西水坡45号墓这样隆重的、宏大的下葬场景,所以西水坡45号墓及三组蚌塑图在后岗类型中的重要地位,在后岗类型人们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和主导作用是没有疑问的,而据此去探寻后岗类型人们的主要来源以及留下西水坡遗存这群人的来源应是比较可靠的。当然,追溯的结果,我们发现它们仍然是与仰韶文化特别是半坡类型有关,而与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北辛文化乃至北福地甲类、界段营类型等都联系不上。


点评

王先胜的这篇长文当时整整耗了我近半年时间,可惜数万字的笔记遗失了。  发表于 2018-6-6 03:37
铁马兄,没啥,尽管插文;该文还有三分之一呢~  发表于 2018-6-6 03:33
石峁族群在陶寺晚期取代了陶寺原有的贵族统治,似与大禹一族取代尧舜有关。  发表于 2018-6-5 20:01
从甘南陇东的马家窑,到川西北岷山上游营盘山、沙乌都,翻山南下到成都平原的宝墩,发展到三星堆,再到金沙。而马家窑在陇东甘南发展为齐家文化,喇家遗址就是典型。齐家的族群和石峁在基因和文化用具上联系。  发表于 2018-6-5 19:59
2017年岷江上游考古调查勘探成果之一,位于川西北山地的沙乌都遗址发现与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前身)陶器关联的陶片,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与马家窑文化有关的彩陶陶片。青铜器也有发现。形成时间序列。  发表于 2018-6-5 19:56
俺主要是怕影响老船长发文的完整性。诸位来这里主要还是学习知识的,不是看俺玩段子的。  发表于 2018-6-5 19:53
铁马兄:如果点评多的话,建议用“回复”方式~  发表于 2018-6-5 18:53
但这样的分析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石峁考古学遗存与以齐家文化为代表的甘青地区考古学文化在陶器、玉器、铜器、葬俗等方面的密切联系。“禹生于西羌”,众多学者争论至今,但石峁一出,大家都要重新思考了。  发表于 2018-6-5 18:46
就目前核基因组分析所得到的结果,石峁人群与甘青地区人口密切相关。当然,上述分析结果只是初步的。  发表于 2018-6-5 18:42
从基因技术着手也可以探究文化的演进。付巧妹研究员团队对石峁古代人骨标本进行了实验测序。到目前为止,基于线粒体DNA和核基因组的数据,可以暂时把石峁人群与黄河中上游的其他古代人群联系起来。  发表于 2018-6-5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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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6 03:2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6-6 03:29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关于鹿,半坡遗址出土有三种不同形状的鹿纹,其中有著名的四鹿纹彩陶盆(P.4692)。关于虎,临潼姜寨遗址、马陵遗址出土有著名的虎首类人面纹彩陶葫芦瓶。关于龙,宝鸡北首岭出土有著名的水鸟衔鱼纹细颈壶,其中的“鱼”状如泥鳅,学者认为当是先民们画的龙,为鱼龙、泥鳅龙(陆思贤著《神话考古》63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在甘肃永靖出土有半坡时代的S形双龙纹彩陶壶,易学界人士认为是最早的“双龙太极图”(胡善昌编著《太极图之谜》11页,知识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在内蒙古清水河县,出土有距今约6000年前庙底沟类型的巨型夯土堆塑鱼龙(王大方、吉平《清水河出土新石器时代巨型鱼龙夯土雕象及大批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19日)。
       但是在东部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甚至后来的山东龙山文化中,迄今都未见有出土龙、虎、鹿图像或遗迹的报道,一种也未有;在后岗类型的本土来源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北福地甲类、界段营类型等,也未见有仰韶文化或半坡类型那种龙、虎、鹿图象或遗存。有人认为西水坡第二组蚌塑龙虎图虎背上的动物不是鹿而是羊(王大有《颛顼时代与濮阳西水坡蚌塑龙的划时代意义》,《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但羊崇拜也是见于半坡类型(半坡类型遗址出土羊角图象上一节已述及)而未见于其他与后岗类型有关的文化。又有人认为西水坡第二组蚌塑图虎背上的动物是熊而不是鹿,以《楚辞·天问》“焉有虬龙,负熊以游”解之(郝本性《濮阳仰韶文化蚌图小议》,《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但是其说尚有明显失误:西水坡第二组蚌图虎背上的蚌塑动物正是“头部呈啄状”头上有角的鹿头或羊头状,论者说虎背上的动物“无角”与事实不符,将动物额际上高耸的双角视为熊之“两耳直竖”似有不妥(图见: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30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王大有著《中华龙种文化》彩图11,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另外,赵宝沟文化出土陶尊上的鹿龙纹其鹿角为枝状(陆思贤著《神话考古》292页图1、2),而半坡遗址出土四鹿纹盆鹿角正是两个尖角在头顶上直竖,鹿头为“啄状”(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图版87,文物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与西水坡第二组蚌图虎背上的动物头形神俱似,所以不能因该蚌塑动物头上之角非“枝状”而否定其为鹿纹。

       即使西水坡第二组蚌图虎背上的动物是鹿、是羊或是熊或是其他动物难以分辨,但可以存而不论,我们可以仅据蚌塑龙、虎图象去追溯其人群来源。三组蚌塑动物图的主体都是龙、虎应无争议,而与之关联的考古学文化仍然是仰韶文化或半坡类型,而与后岗类型的物质文化来源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北辛文化、北福地甲类、界段营类型等联系不上。长城以北的赵宝沟文化陶尊上有鹿龙、鸟龙、猪龙图象,其年代也早于西水坡遗存,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赵宝沟文化对后岗类型有影响,当然它们更没有南下到达豫北西水坡,而且赵宝沟文化鹿纹与西水坡第二组蚌图虎背上的“鹿”有所区别。所以西水坡遗址蚌塑龙、虎、鹿图象,迄今所知唯一与之相关的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不仅如此,西水坡蚌塑龙虎图与半坡类型中的龙虎图还有更为直接、内在的联系:
  1976年发掘的渭南史家仰韶文化墓地是一处多人二次葬墓地,现知43座墓坑除3座为单人一次葬外皆为多人二次葬,所葬人骨少者数具,多者达51具,整个墓地出土人骨730具,其中幼童骨骼52具。这个墓地自发掘以来已有多篇专门研究文章,学术界提出的分期方案及修正方案,其总数可能在10种左右,但是“由于对材料的认识不同,采取的方法不同,因而相互之间差异较大、矛盾之处也很多”(王小庆《论仰韶文化史家类型》,《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

       笔者对这个墓地重新做了研究,发现43座墓坑730具人骨系一次性结构而成,其中38座墓结构为龙虎构形而且为东龙西虎同于濮阳西水坡45号墓蚌塑龙虎图,其余5墓有特殊的位置关系及内涵表达,且整个墓地结构、设计十分严密、精妙,有严密的天文历法数理设计和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表达,现简介于后:M17、M36、M37、M38、M4、M33、M30、M39、M19、M2、M1、M22、M12、M13、M20、M29、M18、M16、M31、M6、M7、M40计22座墓构成龙形,位置偏东;M32、M15、M24、M14、M5、M43、M42、M11、M28、M27、M26、M25、M34、M3、M23、M21计16座墓构成虎形,位置偏西。龙首朝北,龙身、龙背呈断折之象“∠”,龙尾也朝北;巨大的虎口朝南并吞噬龙首、颈腹部至龙心部位,虎口上颚嵌入龙心M19,虎身、尾自东而西、而南而东呈返身回环之势;虎尾M21同虎口上颚共同夹持住龙心M19,龙形苍老呈瘫坐之象,由于“疼痛”,龙尾痉挛,折向龙心方位。
       龙虎构形之外的M41位在最北,葬一中年男性象征虎方的人群和力量,他头北足南正好看着猛虎吞噬苍龙这一场面;其西M10为龙珠,与龙心M19大小一样,均葬20人为十月太阳历阴阳两年的月份数,M10表示龙珠(即历法)被迫吐出;其南M9葬24人表示一年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其东M8,葬28人寓意周天二十八宿。M41、M10、M9、M8的位置关系表示虎方力量的象征和代表M41的中年男人(天神)要执掌十月太阳历、十二月二十四节气历法、二十八宿及参、火历法。西南角一小墓M35斜置于老虎屁股M26、M25之下,该小墓葬一幼童骨骼头南足北象征龙方的弱小将为老虎屁股坐死。
       史家墓地龙虎构形及其相关内涵表达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信仰即崇拜东宫星象龙、大火星(心宿、龙珠、龙心)与崇拜西宫星象虎、参宿之间的矛盾,简言之即火历与参历之间的矛盾,龙、虎之间的矛盾,它应该是人群、族群之间矛盾的反映,即崇拜东宫星象龙、使用火历与崇拜西宫星象虎、使用参历的族群之间的矛盾。该墓地设计的主题表达是“扬虎贬龙”,且为史家先民所为,所以推断半坡类型(史家类型)的先民是崇拜虎和参宿的族群,这一点与史家类型期发现的虎首类人面纹葫芦瓶密合。史家墓地“扬虎贬龙”的内涵设计为史家先民所为,所以推测该墓地所葬人骨应主是是史家类型的先民,其死亡应该或可能与族群矛盾相关。由此出发,可以判断渭水流域下游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墓地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姜寨二期等所葬人骨的族属及死亡原因与史家墓地应大体一致。

       由于这些多人二次葬遗存存在着直接的战争或暴力迹象(参见第13项证据或理由),结合史家墓地龙虎构形及其相关内涵表达可知,横阵、元君庙、史家、姜寨二期这些多人二次葬墓地的人骨主要应该是由于族群矛盾、信仰矛盾而致死,即由于原始战争所致。这些典型的多人二次葬墓地是从下游的横阵、元君庙(年代较早)向其西边的史家、姜寨(年代较晚)发展的,而这种发展趋势正与半坡类型向甘、青地区退缩的发展趋势相吻合。所以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墓地死者致死的原因应该来自于其东方即晋南、豫西这个方向,即崇拜东宫星象龙和大火星的族群,这个族群即庙底沟类型的创造者:庙底沟类型彩陶那种影响极为广大的旋纹即是“龙”(旋纹即原始人所画的太极画,是太极图的手写体;而龙起源于太极图崇拜,是原始人类对太极图的神化,后来又与东宫星象合并。参见拙著《伏羲画卦》),那些弧边三角纹、鸟纹(包括所谓“三足乌”)、圆点即象征大火星、心宿三星(陆思贤《神话考古》对庙底沟类型彩陶火焰状图案及大火星崇拜有专门论述,次处不再赘述)。
       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这种关系简言之即“炎黄大战”(具体而言,前期横阵、元君庙人骨反映的是炎、黄联合杀蚩尤这一史实,后期史家、姜寨二期人骨反映的是“炎黄之战”,由于蚩尤族与炎帝族在早为同一族群、有共同的文化和信仰,所以本文将炎、黄联合杀蚩尤及炎黄之战统称“炎黄大战”)。关于炎帝族、蚩尤族崇拜西宫星象虎和参宿以及对史家墓地更详尽的分析、研究,笔者已单独行文(《渭南史家墓地的新认识》),不再赘述。以下分析西水坡蚌塑龙虎图与史家墓地龙虎构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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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6 08:31 | 显示全部楼层

质疑最大的“敌人”恐怕是我们的专家们“自己”

本帖最后由 土木乙博 于 2018-6-6 22:27 编辑
土木乙博 发表于 2018-5-26 21:07


  诸玄识先生从哲学高度,论证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既有的卓越贡献、对人类未来的引领价值。历史的事实 ...

难道中国人真的不擅长质疑吗?

张双南以前在清华大学讲课时,提出一个要求:每个学生每堂课必须向他提一个问题,越尖锐越好。最近他又在中国科学院开了一门关于科学方法的课程,也提出同样要求。他发现,在鼓励批评和质疑的课堂氛围下,学生们常常与他进行热烈讨论,有时甚至会和他吵起来。这让张双南感觉非常好。

“所以不是中国人缺乏质疑的能力,而是我们的文化氛围不鼓励批评质疑,慢慢把大家的棱角磨平了。”张双南说。

解铃还需系铃人。张双南认为,质疑精神的缺失源于文化传统,质疑精神的培养也要从文化入手,形成鼓励批评质疑的氛围。
在教育层面,张双南发现,学校倾向于给学生灌输科学知识,但很少告诉他们,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而培养孩子们的科学精神,首先要培养他们分析、批判、质疑的能力。

张双南提到了人们常讲的“文化自信”。在他看来,真正的自信,就是既敢于接受批评质疑,正视和改正自己的不足,也敢于批评和质疑他人。这一点也适用于中国科技界:应该既欢迎和鼓励国内同行之间互相批评质疑,也要敢于批评和质疑国外同行的学术观点。

“没有质疑,科学精神无从谈起。没有科学精神,就不会有创新。没有创新的文化不会成为先进的文化,只有先进的文化才有自信!”张双南总结说。

(以上为文章节选)


(科技日报记者 刘园园)

《科技日报》6日头版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发展离不开质疑,进步离不开批判》。

原文如下:
质疑是科学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笛卡尔说,一切感官获取的知识都是可以怀疑的,唯有怀疑本身不可怀疑。就人类已知和未知的比重而言,真理的海洋仍以神秘姿态示人。合理质疑科学发展中前人的成果,不先入为主地迷信书本和权威,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事物和已有观点,正是科学的精髓所在、价值所在

纵览人类科学发展史,一个个勇于质疑的科学家书写了熠熠生辉的篇章。哥白尼的质疑将宇宙中心从地球转移到太阳,尽管又有后人质疑“日心说”,如是往复延续,人们才得以不断地探索和认识宇宙;伽利略的质疑推翻亚里士多德“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比例”的学说,开实验科学之先河,人们才得以广泛运用实验观测和数学推理,进入现代物理学殿堂;如果爱因斯坦不曾质疑牛顿三大定律,相对论就无从产生……质疑如一股强大动力,激活创造性思维,从而推动科学进步的车轮滚滚向前。

不仅科学自身的发展如此,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如此。科学是文明进步的基础,质疑则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基础。良药苦口利于病,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要求我们用好质疑这一剂良方,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中不断校正发展的航向。

当然,质疑本身也需要科学的精神。真理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过犹不及,“质疑”不等于盲目“怀疑”,更不是毫无根据的全面否定。质疑实质是一种批判性思维方式,有助于发现前人科学探索中的缺陷、漏洞以及经不起检验、不完全适用之处等。

质疑需要独立理性的思考。质疑已有理论或成果,是一个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并着力解决问题的过程,而非随意向别人提问。质疑他人的同时,也要质疑自己下过的结论,甚至质疑自己的质疑。如是,对以往的成果进行合理扬弃,而非简单“师承”,方为质疑应有的科学态度。

探索未知,道阻且长,多一些科学的质疑,才可能产生更多更好的观点和成果,才可能碰撞出更多更好的创新火花。现在,中国正向着世界科技强国奋进,我们迫切需要勇于质疑、科学质疑。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质疑最大的“敌人”恐怕是我们“自己”。对科学而言,合理质疑的缺失甚至比在罗马鲜花广场等待布鲁诺的火堆更可怕。


乙博点评:

对西方伪史的质疑需要独立理性的思考。同上,对西方伪史的质疑,道阻且长,多一些科学的质疑,才可能产生更多更好的观点和结果。现在,中国正向着世界强国奋进,我们迫切需要勇于对西方伪史质疑、科学质疑。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质疑最大的“敌人”恐怕是我们的专家们“自己”。对科学历史观而言,合理质疑的缺失甚至比在罗马鲜花广场等待布鲁诺的火堆更可怕。



相山兄要删掉铁马兄的点评,我只能保存这些了,手机上只显示这些点评,需要每段倒着读:

看了一遍诸位的点评,深深感到,白皮伪史流毒之广之深,还要扯啥阴谋论。关于白皮种族主义中心论的论文可不少的。为什么要用伪史来忽悠中华民众,请诸位三思。  发表于 2018-6-6 22:08

铁马冰河陆川客

点评:再给某些童子们一个案例,所谓的唯一的保存完整未被盗扰的法老墓葬--图坦卡门墓,也是一个伪造的范例。大多数文物涉嫌伪造,也有少量来自于数百年内其它地方发现的文物混杂其中。  发表于 2018-6-6 22:02

铁马冰河陆川客

点评:滕铭予最近研究了中国北方的铜釜问题,经过全面类型学排比,我国最早的铜釜产生于西周中晚期,比斯基泰文化的铜釜发生要早。乌恩最近也作文论述所谓斯基泰文化的不少因素,在我国夏家店上层文化中都已经存在。  发表于 2018-6-6 21:59

铁马冰河陆川客

点评:术检测,不是定论,近乎臆测。这些遗址中也出现了大量中国文化因素,如玉器等,在高技术双向比较测年之后,不能排除该类文化青铜因素受华夏文明影响形成的可能性。  发表于 2018-6-6 21:58

铁马冰河陆川客

点评:顺便还要提一句,所谓青铜冶炼技术西来说也是争议的,前苏联在东欧考古提出的塞依玛-图宾诺文化给中国传播青铜技术论。前苏联的考古可信度并不高,很大程度是泛斯拉夫主义的配套工程。前苏联结论没有经过21世纪的技   发表于 2018-6-6 21:58

铁马冰河陆川客

点评:一句话,在公元前,只有中华一家拥有大规模精细加工软质石料的工具和工艺。生铁炒钢工艺普及导致了大批量优质钢制工具的产成为可能,初步解决了石材大规模精细加工需要的工具质量和效率难题。反对的请拿出证据来。  发表于 2018-6-6 21:53

铁马冰河陆川客

点评:从所谓的希罗多德的故事书开始,古埃及的发达农业就是编造的谎言。洪泛地并非优质耕地,汛期的多变加上少雨高温的气候,在1845年前后,埃及依靠欧洲灌溉技术实现粮食自给和人口翻番,此时为450万人。  发表于 2018-6-6 21:45

铁马冰河陆川客

点评:看到了尾翼兄的“尼罗河至今都是粮仓”,证据呢?按新近的古气候学与尼罗河三角洲的地质演变史证据,位于入海三角洲的古埃及农业究竟能够玩多大还就是个谜。注意,入海三角洲玩农业,现代的范例可以比较。  发表于 2018-6-6 21:42

铁马冰河陆川客

点评:顺便补充一句,有兴趣的可以来聊一下所谓古罗马的希腊建筑大师维特鲁威的那本建筑十书,探讨一下罗马砂浆和混凝土的问题,还可以扯一扯古建筑修缮的设计与工艺依据问题,呵呵。  发表于 2018-6-6 19:31

铁马冰河陆川客

点评:俺也不歪楼,有兴趣的先去http://bbs.meyet.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9510&extra=page%3D1&page=94老船长楼里转悠一圈,然后再来谈。  发表于 2018-6-6 19:28

铁马冰河陆川客

点评:俺这儿就是授人以柄,有的童子也不见得会使瓦刀的。来玩古建筑,所谓古埃及神庙,是真建筑,但是假货。所谓古希腊神庙,亦然。所谓古两河建筑与石刻,断代也是个锅。所谓古罗马建筑们,呵呵。  发表于 2018-6-6 19:25

铁马冰河陆川客

点评:既然扯开了,俺就接着玩。破解古埃及圣书体符号的是著名的罗塞塔石碑,这玩意是伪造的。证明罗马大斗兽场的是古罗马皇帝碑,还是伪造的。奥古斯都自传就是所谓的安齐拉铭文,仍然是伪造的。有不服的,请上座。  发表于 2018-6-6 19:22

铁马冰河陆川客

点评:俺是搬砖的,没什么身价。俺就是喜欢寻找真相。不要在俺这儿玩双标,要在相关领域质疑俺的质疑,请做好功课,而不是制造一个话语权的制高点。在搬砖工地上,某些童子还就是外行。  

点评:中华先秦文献有典有册,金石为辅。但石刻文字要到钢制工具普及以后才会大行其道,无他,器不利也。俺就是从建筑传承与建材加工入手质疑白皮伪史的,尾翼兄要反质疑,尽管提出证据来。  

点评:还有所谓的传抄制度,玩宗教的虔诚?一神教下,把各类异教徒的玩意严谨传抄还不做研究发展,那叫伏藏,还传抄制度,呵呵。  

点评:俺不评论尾翼兄的立场,只是就所谓的泥板、碑铭提点质疑,泥板根本不是有效的书写保存载体,很可能是参考东方文明的封泥伪造的。碑铭?在2000年前直至8000年前,白皮伪造的那些文明用什么工具和工艺来刻制石碑的?  

那些所谓的中世纪编年史,现在看来,可以认为,全部都是文艺复兴以后伪造的。古籍的阿拉伯文字抄本阙如,真正的来源是更为遥远的东方文明。

古埃及据说是莎草席子作为文书载体,古两河却是泥块,这两样都是俺质疑的对象,呵呵。

现代欧洲国家的产生要比我们认为的要晚得多,现在的意见是,很可能要到9世纪以后。在9-13世纪的沙特红海古代海港,有的是中华的瓷器与铜钱,阿拉伯与波斯的釉陶是二流货,但据说发达的东罗马在哪里?文物呢?

点评

土木兄莫吓俺,我们支持的是真正的文明,不是具体的个人。每一位朋友都有质疑的权利,但要有相应的能力,还需要认真学习。俺不过是抛砖引玉,希望诸位结合专业实践思考得出自己的论断。不过,引述的论文不是砖,呵呵  发表于 2018-6-8 22:51
吾爱铁马兄。吾亦爱真理。铁马兄我们支持你!  发表于 2018-6-8 22:20
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俺的历史老师如果知道俺如今质疑白皮伪史,不知如何思想。呵呵。顺便提一句,前面这句,也不是什么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中国人很可能是原作者,例如梁启超等。  发表于 2018-6-8 22:11
不会删的。以后碰到类似的事情,提醒我一下即可。  发表于 2018-6-7 15:07
铁马支持你,看证据说话,没证据都是瞎扯  发表于 2018-6-7 08:20
俺现在就是在寻找质疑的反质疑,对手的引经据典是最有效的试金石。可惜,大多是谩骂转进,没有真正的学术讨论可言。  发表于 2018-6-6 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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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7 01:2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6-7 01:52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西水坡45号墓蚌塑龙虎图老虎脚下有一堆散乱的蚌壳,学者一直未有合理的解释。《发掘简报》说:“虎图案西面的蚌壳,比较乱,不规则,没有一定的形状,里面还杂有一些石片,可能是摆塑龙虎图案后剩余下来的”(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这种说法很不合情理,西水坡45号墓是精心构造,场面宏伟、庄严的一个宗教祭祀作品,怎么会剩下一点蚌壳不作打扫、清理呢?冯时先生说:“西水坡墓葬蚌虎的腹下尚存一堆蚌壳,只是由于散乱,已失去了原有的形状,这使人想起曾侯乙箱盖星图在西方白虎的腹下也恰有一类似火焰的图像。这个线索更加深了二者的联系”,并明确将其解释为大火星(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280—28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这种认识极有见地,但是为什么心宿二或者大火星又是一堆散乱的蚌壳而且还杂有石片呢?对照史家墓地龙虎图象,老虎上颚嵌入龙心、虎尾夹持龙心、龙背断裂,该位置龙身M4、M1及龙心M19被特意扰乱,我们即可知道,西水坡45号墓蚌塑龙虎图的设计和构造,表达的也是“贬龙扬虎”这一主题:老虎脚下散乱的蚌壳,正是象征和表示虎蹄踏碎龙心。其间杂有一些石片,也应该是象征和表示使龙心破碎,因为石器就是原始人类最厉害的武器;代表和象征龙的心宿杂有石片,只能是一个破碎的龙心。西水坡45号墓的蚌龙拖着长长的尾巴,弓着腰背,肩臂部下塌无力,抬头耸颈,张着大口喘着粗气,怎么看都是落荒而逃的丧家之犬的模样(由于我们历来受到龙的光辉、英武形象的影响,所以《发掘简报》说这条蚌龙“状似腾飞”,有些文章也渲染蚌龙的英武形象,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图见《文物》1988年第3期第4页)。不仅如此,西水坡遗址另外两组蚌塑龙虎图也是贬龙扬虎。

  第二组蚌塑龙虎图虎背上卧鹿(或羊)、龙头上塑一蜘蛛,龙虎连身,虎形仅尾部没塑出来,而龙形只塑了一个龙头及颈部,龙首象被老虎拖在屁股后头一样。更糟糕的是:龙的吻部不齐,特别是下颚,象被打烂了一样;龙的眼睛又圆又大,为鱼泡眼;龙的颈部下垂,雍肿松弛;老虎的后腿强劲有力,但它同时又作为龙的前爪,就是一种趴下的形状。从整体上看,龙形极象一只趴着的青蛙或蟾蜍;相反,虎形高大、强健,屁股后面拖着有着鱼泡眼、烂嘴唇同时趴着的龙首。龙首前面有一堆略圆的蚌壳,王大有先生释为龙珠(王大有著《中华龙种文化》57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此说极是,但龙珠在龙口前方,其立意与史家墓地龙形一样,表示的仍是龙心、龙珠被吐出(图见王大有著《中华龙种文化》彩图11或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300页,二者均清晰)。
       第三组龙虎图倒是一幅龙腾虎奔的形象,但龙形仍然塑得干瘦、僵直,尾巴下卷、头颈后扭,似不服管教,作挣扎状,而虎形仍然健壮有力,作四蹄狂奔式。龙背上骑有一人,对此学者有不同解释:张光直认为西水坡蚌塑龙、虎、鹿是巫师的坐骑即“三蹻”,骑在龙背上的人当然便是巫师,龙便供巫师驱使,以助他上天入地(张光直《濮阳三蹻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文物》1988年第11期);陆思贤认为骑在龙背上的人是火神祝融(陆思贤著《神话考古》312—313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更多的学者则认为蚌塑龙虎是图腾或者墓主生前的神灵,它们接送死者回到天国(如王大有著《中华龙种文化》;如何星亮《河南濮阳仰韶文化蚌壳龙的象征意义》,《中原文物》1998年第2期)。
       笔者认为,冯时先生对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有坚实的考古学和天文学基础,其基本认识无法否定。西水坡三组蚌塑龙虎图皆为天象,塑造的是天上、天国的场景,第三组人骑龙和蚌虎摆塑在一条灰沟中,“这条灰沟好象一条空中的银河,灰沟中的零星的蚌壳,犹如银河系中无数的繁星”(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从考古现象和事实本身出发,龙神或图腾接引死者上天或者帮助骑者上天入地的说法是讲不通的,陆思贤先生之说或许接近蚌塑人骑龙的本意。

  目前所见史前时代明确表现人(神)龙关系的遗物、遗迹除西水坡蚌塑图、史家墓地外,尚见两例:良渚文化冠状玉器上头戴羽冠、斗形方脸的神人两臂左右伸展紧握两鸟首龙的颈部,表现的是神人对龙的控制;马家窑文化人虎纹彩陶器盖正面塑虎面人像,人脑后塑一条蛇形物,似乎仍有“扬虎抑龙”之意(前图见陆思贤著《神话考古》328页,后图见该书112页)。西水坡蚌塑龙虎图、史家墓地龙虎图、马家窑文化彩陶器盖蛇虎纹显然有着一惯的指导思想和观念、信仰在起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西水坡第三组蚌图“人骑龙”与其说是龙神接引死者上天,不如说是骑者(或许就是象征45号墓主或其手下的历法官员、星神)对龙的控制,以免龙(象征和代表火历)为害本族后人(龙形的干瘦、僵硬、尾巴下卷、头颈后犟可能正表示这种驯服过程。图见《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其立意与45号墓龙虎图、第二组蚌塑龙虎图是一致的、吻合的。

  西水坡三组蚌塑龙虎图与史家墓地龙虎构形在形式上内容上、在信仰和情感表达上一致,表明西水坡遗存及后岗类型与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存在内在联系,证明古史传说蚩尤为炎帝之裔的真实性,也证明在与黄帝族的斗争中,蚩尤和炎帝都是失败者(所以寄希望于虎神战胜龙神)。民族学家盛襄子曾考证认为,炎帝求助于黄帝杀掉蚩尤,后来又感到后悔,自此“不能问鼎中原矣”(盛襄子《湖南苗史述略》,载民国《新亚细亚》第13卷4期,1937年4月),这与考古材料反映的情况非常吻合:我们曾分析,半坡类型的尖底瓶可能与炎、黄联合有关,是炎、黄联姻、联合的一种象征性器物(参见第17项证据或理由),而在半坡类型后期即史家类型期,尖底瓶为葫芦瓶所取代,意味着半坡类型在信仰和观念上已有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可能反映着炎、黄之间矛盾已深,炎帝族重新回归和加强它原来的信仰即西宫星象虎崇拜,反映在考古学上便是史家类型的虎首类人面纹葫芦瓶及史家墓地龙虎构形“扬虎贬龙”的主体表达在年代上还晚于西水坡蚌塑龙虎图。内蒙古清水河庙底沟类型巨型鱼龙的产生背景是:“距今6500—6000年的后岗一期和半坡时期,生活在晋北的后岗人(沿浑河西进)与生活在陕中的半坡人(沿黄河北上)在此交汇,形成了新的酋邦。
       第二阶段为距今6000—5000年的庙底沟人,沿黄河北上从陕西中部进入岔河口,他们战胜了后岗和半坡人,建立了更繁盛的酋邦,在这里生活1000年之久,创造了巨型的鱼龙雕塑”(王大方、吉平《清水河出土新石器时代巨型鱼龙夯土雕象及大批文物》)。鱼纹是关中半坡类型的标志性纹饰,庙底沟类型中巨型鱼龙的产生当意味着半坡类型炎帝族与庙底沟类型黄帝族在清水河一带的又一次联合或“炎黄大战”之后的融合,同时它也证明庙底沟类型是崇拜龙的、庙底沟类型彩陶那种旋纹与龙具有同一性(由此,后岗类型在内蒙古中南部、晋北、冀西北的迅速撤离和消失也就不难理解)。
  按:本节有关史家墓地的考古资料均据西安半坡博物馆、渭南县文化馆《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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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8 02:0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6-8 02:06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炎黄大战”第27项证据(或理由)

  西水坡45号墓的发掘者认为该墓位于东、西、北三面小龛里的死者应是人殉,该墓主人死后不仅有3人殉葬(这在仰韶文化中是首次发现墓葬人殉),“而且还在人骨架的左右两侧,用蚌壳精心地摆塑龙虎图案,充分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和权力”。他们认为:“有材料证明,早在裴李岗文化时期,男子就已经是农业生产劳动的主要力量。仰韶文化时期,男子在各项生产活动中都居主导地位,原始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尤其是西水坡蚌壳龙虎墓的发现,更加清楚地说明,仰韶文化时期,贫富已经出现,阶级已经产生,当时的社会不仅已经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而且可能已经发展到军事民主制阶段”,所以西水坡45号墓的存在“对于研究仰韶文化的社会性质和中国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
       丁清贤、张相梅先生在他们的文章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个观点:西水坡45号墓三个小龛内的人骨架为人殉,在仰韶文化中是首次发现,三组蚌塑龙虎图都是45号墓主人死后“搞大型祭祀活动而遗留下来的遗存”、“西水坡45号大墓的发现,更加明确地证明,在中国的仰韶时代,真正主宰世界的是男子而不是女子”。他们“根据六十余年来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论证了中国的仰韶文化时期,大的部落集团已经形成,贫富已经分化,阶级开始产生。产生了文明的因素,出现了文明曙光”(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丁清贤、张相梅《河南濮阳西水坡第45墓主人考》,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编《史前研究辑刊》,1988年)。

  严文明先生对上述说法和观点表示了怀疑和异议。他认为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存及后岗类型(因为西水坡45号墓为后岗类型灰坑所打破,所以前者不晚于后者)与著名的半坡类型属同一时期,这时期的聚落一般是凝聚式和向心式的,内部还没有发生明显的分化,由众多小房子所体现的对偶家庭生活没有自营经济,最多是一种半消费单位,因而这时比较强调集体精神和平等的原则。他又举了半坡类型墓葬制度以及多人二次葬为例,认为“当时并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当然无所谓贫富分化,更谈不上有任何阶级的对立。怎么单单在西水坡就出现了殉人这种社会严重分裂的对抗下才可能见到的现象呢”?再说,“西水坡也看不出有任何异族入侵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殉人呢”?严先生进而认为45号墓东、西、北三个方位的死者不是人殉,与墓主没有任何关系。他说:“细审第45号墓的平面图,如果依人体的位置将墓边对称复原,很象是3个长方形土坑墓,分别与第45号墓发生打破关系。据发掘者说,原定属第45墓的4个人骨大体上处在同一个水平面上,但每一人骨大都有一个稍稍下凹的坑,这就更象是4座墓而不是一座。只是由于土色难辨而没有分开,现在已无法知道究竟是谁打破了谁。但不管是谁打破谁都无关宏旨,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去解释那些贝壳摆放的龙、虎、鹿、人等形象与那位老人的关系”(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方酉生先生也表达了与严文明大约相同的观点,认为西水坡45号墓人殉绝无可能,“因为人殉是阶级社会、私有制度下的产物。我们从西水坡遗址仰韶文化遗存来看,无论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方面来看,都反映不出有明显存在阶级、阶级剥削和压迫,以及私有制已经发达到建立国家的程度”,因此他认为45号墓东、西、北三个方位上的死者与墓主人很可能是一种亲属血缘关系,“如它们在地层关系上与M45有早晚关系的话,则只能视为是一处埋葬氏族成员的墓地而已”(方酉生《濮阳西水坡M45蚌壳摆塑龙虎图的发现及重大学术意义》,《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上述两种观点和看法截然不同,但都有所据。虽然这两种认识互相对立,但它们所依据的理论又是相同的,即“人殉”与社会发展进程有关,是社会贫富分化严重、阶级矛盾尖锐的结果或者为战争俘虏所致。一般地说,理论的指导意义和作用是重要的,但任何理论都不是万能的。如果将西水坡45号墓三个小龛内的人骨视作“人殉”,是贫富分化严重、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的产物,那么为什么同时代远比后岗类型更为繁荣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迄今未发现“人殉”现象呢?而且比后岗类型年代更晚且更为繁荣的大河村类型、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中也罕见这种“人殉”现象,而且在整个仰韶时代都罕见?否定“人殉”的一方其主要依据和理由是:当时是原始共产制时期,没有产生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但是这个依据和理由也存在问题:迄今为止考古学家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公有私有、母系父系的研究,仅就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这一块来说,都众说纷纭、矛盾百出,而且有些结论也与考古事实相违(参见第11项证据或理由)。若放大眼光来看,整个新石器时代恐怕很难论公有私有、母系父系发展历程和普遍规律。
       比如早在七、八千年前的大地湾文化中,成人墓的随葬品就多寡不一,“多者十几件,少者一二件,还有相当数量的没有随葬品”(白云翔、张建锋《黄河流域前期新石器时代墓葬的研究》,《华夏考古》2001年第2期)。裴李岗文化的墓葬大多数有随葬品,但多寡不一;长葛石固遗址裴李岗文化前三期39座墓大多数有随葬品,而第四期30座墓中有随葬品者仅15座,最少1件,最多6件(王晓《裴李岗文化葬俗浅议》,《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若将石固遗址这种变化视为公有、平等向私有、不平等过渡,那么仰韶文化“公有”、“平等”又何以解释呢(因为后者晚于前者而且与前者有文化上的渊源关系)?

       八千年前的贾湖墓地清理出300多座墓葬,虽然多数墓葬都有随葬品,但差距也大,少者1件,多者达60件,而且规格较高的墓葬即随葬品较多又出龟甲(有的伴出骨笛、叉形器)者绝大部分是男性墓,规格最高者M344随葬骨笛2支、龟壳8副、叉形器1件随葬品总计32件,墓主被推测为部落领袖或巫师但它是一位男性(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姜寨二期M1合葬九名男性平均年龄50岁显然是生活条件好、地位较高者(参见第9项证据或理由),西水坡45号墓死者是一位男性,史家墓地M41那位男性显然是地位最高或氏族首领(参见第26项证据或理由),而贫富分化严重的大汶口墓地那位葬品最多达181件而可能为氏族或部落领袖者却是一位女性(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龙山文化山东临朐朱封清理的三座具有“王墓”性质的大型墓葬,已判明性别的M1是一位女性(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重椁墓的清理》,《海岱考古》第1辑,1989年)。
       从考古材料出发而不是从既有的理论出发、用理论去套考古材料,至少就已有的发现来说,恐怕很难论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公有私有、母系父系这种普遍规律和社会历程。严文明先生对西水坡45号墓四具人骨层位关系的怀疑,也有学者作了辩驳和分析。何星亮先生认为:“据发掘者的报道,M45号墓‘墓底平坦,周壁修筑规整’。如果是被打破,周壁不可能规整,此其一;东、西、北的小龛和深度都与整个墓室的深度差不多,墓室深度为0.5米,而‘东面的小龛深0.6米,西面的小龛深0.8米’,北面的小龛距墓主较远,深1.1米,基本上同处于一个平面上,不可能是不同时期埋葬的毫不相关的墓,此其二;从发掘者所绘的图来看,东西两具人骨分别葬于蚌壳龙虎两边,看上去很对称,完全是有意识地安葬在龙虎两边的,不可能不是同时埋葬的。如果是相互打破,为什么不会发生重叠现象?此其三;发掘者也考虑到相互打破的关系,指出M45号墓的西北、东南、西南、东北分别与M54、M51、M34、M46等遗迹打破,此其四”(何星亮《河南濮阳仰韶文化蚌壳龙的象征意义》,《中原文物》1998年第2期)。我们觉得,这个辩驳意见还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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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9 03:3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6-9 03:35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西水坡45号墓东、西、北三个方位上的人骨均为少年:西边人骨身长1.15米,为一12岁少女,其头部有刀砍痕迹,显然是非正常死亡;北边人骨身长1.65米,为一16岁少年;东边人骨身长不及北边人骨而略长于西边人骨也为少年,且胸骨不全(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濮阳市博物馆、濮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三具少年人骨所在三个小龛(或称“三墓”)俱在“墓底平坦,周壁修筑规整”的45号墓内,且有规律地分布,即使将它们视作三墓,而且其墓底平面与45号墓墓底不在一个平面上,这也不能成为否定三具少年人骨与45号墓主人系同时下葬的理由,因为这种情形实际是在一个大坑里面再套掘小坑的葬式,小坑的挖掘是服从、服务于整个大坑、大墓的构思和设计的。
       这种大坑套掘小坑的葬式在仰韶文化中并非孤例:横阵墓地有三排大集体埋葬坑,每个大坑里面再各自套掘3、5、7个不等的小坑。三排大坑均为长方形,里面套掘的小坑呈南北向一字排列:Ⅰ号大坑中的5个小坑有3个深0.3米,另两个小坑深分别为0.27米、0.28米;Ⅱ号大坑中的7个小坑深度均为0.3米;Ⅲ号大坑中的3个小坑深度均是0.25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华阴横阵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
       这种大坑中的小坑与大坑本身都应是同时掘坑,横阵Ⅱ号大坑中7个深度为0.3米的小坑绝不可能是不同年代不断地打开Ⅱ号大坑同一层位所掘。仰韶中期河南汝州洪山庙墓地,一个大坑套掘若干小坑,集中了一百多个死者的骨骸用瓮棺二次埋葬在一起。大坑内的136座瓮棺葬分为13排,每排十几座不等,每排又分成两三组或三四组(巩启明《从考古资料看仰韶文化的社会组织及社会发展阶段》,《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虽然大坑内又分排分组,但整个大坑及里面的小坑都应是同时掘坑,而不可能是不同年代不断地打开同一大坑同一层位再掘那些分排分组的小坑。

       西水坡45号墓三个小龛(小坑)内与45号墓主陪葬的三具少年人骨从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的角度去看讲不大通,否定其为同时下葬也没有确凿可靠的依据和理由。但是跳开这种陪葬、“人殉”必然反映贫富分化严重、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的框框来看,西水坡45号墓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冯时先生对三具少年人骨的摆放位置及其与墓主人、墓穴形制的关系作了深入而极具说服力的研究。他说“三具殉人摆放的位置很特别,它们并不是集中摆放于墓穴北部比较空旷的地带,而是分别置于东、西、北三处,其中东、西两具殉人位于墓穴东、西墓壁两处凸起的类似壁龛的地方,北面一具殉人在北壁方龛内也不是正常摆放,而特意表现出一个角度。这些做法都很耐人寻味”。他根据西水坡45号墓墓穴形制及实际尺寸复原盖图成功,而东、西方殉人恰好位于春、秋分二分日时日出与日入的位置,北面的殉人头向为东偏南约40度(或30度),这正是冬至太阳初升之地。如果以墓穴北部方边为一条基本准确的东西标准线为基础度量殉人方向,同样可以得到完全一致的结论即“墓穴外衡周外侧的殉人具有象征冬至之神的意义,他的头向正指冬至时的日出方向,而且相当准确”。因此他认为45号墓“三位殉人的性质分别象征三子,即春分神、秋分神和冬至神,其位置都被安排在他们所象征的二分及冬至日道的外侧,规律严整。夏至之神虽然让位于墓主升天的需要而没有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否定夏至神的存在。因此,墓中如果不是完整地展示了分至四神的场景,至少也是通过三子的安排完整地体现了这种古老观念。因为一旦我们将墓穴的实际情况与保存在《尧典》中的古史传说及盖天理论结合起来考虑,作出这样的回答便是必然的了”(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296—29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冯时先生的研究确证西水坡45号墓的“殉人”乃是天文崇拜和宗教祭祀、礼仪上的需要,而与贫富分化、阶级对立没有什么关系。王大有先生的说法与此能够吻合,即为了祭祀蚩尤的需要,“三位少年甘愿随他而去,作了殉葬者”(王大有著《中华龙种文化》120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在古史传说中,蚩尤和蚩尤族是长于天文学的,《管子·五行篇》说“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无论社会发展处于公有、私有、母系、父系何种阶段,无论社会贫富以及是否有贫富差距、阶段对立,因为天文崇拜、宗教礼仪上的需要,因为祭祀部落领袖的需要,“人殉”的产生都在情理之中。即使三个“殉人”并非如王大有先生所说是“甘愿”,他们为敌方俘虏或者猎获之异族,这也在情理之中。

  西水坡遗址的三组蚌塑图,发掘者说得很明确,它们“在一个平面上自南向北一字排开,并且时代完全相同,第一组摆于第45号墓主人的左右两侧,显然是用于陪葬以显示墓主人身份和地位的,第二组和第三组蚌壳动物图案与第45号墓有关”,并且推测第二组、第三组蚌图“可能是埋葬第45号墓主人时搞大型祭祀活动而遗留下来的遗存”(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但是方酉生先生认为根据发掘简报的客观报道,这三组蚌图不可能是“同时一起摆砌”的。因为第三组蚌图发现于“T215第5层下(打破第6层)的一条灰沟中”,而“第一组蚌图位于第4层下打破第5层”、“第二组蚌图摆塑于……T176第4层下打破第5层的一个浅地穴中”。“在考古学上不同的地层,意味着存在着早晚关系。因此,从地层上来看,第三组蚌图的时间早于第一、二组蚌塑图”,三者只能分别进行考察。方先生佐证这个观点和认识的还有一条理由,即“第二、三组蚌塑图的位置和方向,与M45是相反的,这也是证明三者不是一个整体的重要证据”、第二、三组蚌图背着M45的正前方,“如此摆设,怎么能够将它们与M45合成一个整体,说是同时一起摆塑的呢”?(方酉生《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与第二、三组蚌塑图关系的讨论》,《中原文物》1997年第1期)。方先生的观点,有必要再作分析。

  关于前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发掘简报叙述上有一点含混以及方先生的误会所致。第一组蚌图所在的M45位于T137西部第4层下打破第5层,第4层“土色灰白,土质细腻,结构紧密。遗物不多,陶片较碎”,第5层“土色灰黄,结构紧密,土质较软。遗物不多,陶片较碎”(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第三组蚌图位于T215第5层下打破第6层,第5层(4B层)“土色灰白,土质细腻,遗物不多”,第6层“土灰色,含有较多草木灰和蚌片,土质松软细腻”(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前者的第4层与后者的第5层土质、土色完全一样,均是蚌塑图制作好后形成的最初的层位或覆盖层,第一、三组蚌塑图属于同一层位无疑。二者属于不同的探方,总的层位划分不一样,《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笼统地说“第4层和第5层属于仰韶文化的晚期阶段,即第二阶段的堆积,第6、7层属于仰韶文化的早期阶段,即第一阶段的堆积”,致有方先生的层位理解误会(我认为是这样)。该简报一方面对层位作如此笼统叙述,另一方面又说第一、二组蚌图位于第4层下打破第5层、第三组蚌图位于第5层下打破第6层,同时又认为三组蚌图“时代完全相同”、“第二组和第三组蚌壳动物图案与第45号墓有关”,它们“可能是埋葬第45号墓主人时搞大型祭祀活动而遗留下来的遗存”,可见是表述上的混乱。
       关于第二个问题,方先生说“我国从古到今,凡是墓前的摆设,如祭坛、享堂、墓碑,乃至墓前两侧的石人石兽等等,都是放置、建筑在墓的正前方,无一例外”,以此去对比西水坡的三组蚌塑图,认为它们不符合这种规矩,所以不是一个整体、不同时。笔者认为西水坡45号墓及三组蚌图与方先生所说从古到今“墓前的摆设”二者在设计、意图、功能、内涵表达上各是一路,不可混为一谈:“墓前的摆设”祭坛、享堂、墓碑、石人石兽乃生者供奉死者之物或作纪念、祭祀时生者所用即“人间物品”或来自“人间”。西水坡三组蚌塑图突出的造型和内容是龙虎构形;虽然其他动物含义我们尚不是十分清楚,但三组蚌图表现的重点和核心是龙虎形象这一点是无疑的。据45号墓可知,龙、虎构形表示和象征的是东、西二宫星象,而三组蚌塑龙虎图均应如此,这一点也当无疑。即西水坡三组蚌图表现的是“天上”的事情而非“人间”之事。按西水坡45号墓的形制南圆北方即“天圆地方”,它是以南方为“天上”北方为地为人间,故第二、三组蚌图必当摆塑在45号墓的南边,而不当摆塑在其北边即所谓“墓前”(若摆在45号墓的“前方”即北方反而不可解)。据报道,第三组蚌图南边约20米处还有第四组蚌图为晚期灰坑所打破,剩下的迹象“似日、似月”(李中义、万洪瑞《西水坡蚌壳龙虎图案及其原始宗教思维》,《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5日)。若此,则是更直接、更明确的天象了。四组蚌图层位相同在同一条子午线上各自相距约20米摆开,绝非偶然。

  综上所述,西水坡三组蚌塑龙虎图及M45所葬4具人骨为同时制作和下葬应无疑问,迄今尚无确凿可靠的依据和理由可以否认这一点。这种葬式表明,M45墓主必当为氏族首领或部落领袖级人物,而被肢解的尸体则表明,他只可能与传说中的蚩尤有关。


点评

从这个天文学概念引申开去,下面补充一下四象图二十八宿的来源问题,自然是涉及白皮伪史的问题。  发表于 2018-6-9 21:49
说道这个四象图案,在6400年前的濮阳西水坡以蚌塑与骨骼组装,在2600年前的虢国墓铜镜上铸造,在2400年前的随州曾侯乙墓里木板漆画,一以贯之,传承至今。  发表于 2018-6-9 19:02
考古方面的论著,没有争议,一锤定音的往往很少,同样,当初《“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的口水仗也打得很厉害。转载这篇长论,本人不想给出自己的立场,只是为大伙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当然,资料的本身很有价值。  发表于 2018-6-9 18:59
西水坡遗址仰韶文化晚期的文物不少,以蚌砌图案为代表的典型文明标志还有彩陶、白陶、石雕、陶鼓等,其中白陶,俺引述过南北方早期白陶关系的论文,石雕虽为残片,但其粗略勾勒体现了新石器时代加工浅浮雕的难度  发表于 2018-6-9 18:47
王老师又是教师又是编辑,的确是一位非常有特点的民间研究学者,不少观点相当有理有据。但看过王老师的几本著作,个人感觉他下定论比较多,考古证据与文献传说的直接挂钩相对简单,不过还是有很大参考意义的。  发表于 2018-6-9 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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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9 21:54 | 显示全部楼层
提及四象,就有二十八宿的。众所周知,二十八宿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佛家的,一个是道家的,另外,居然还有几个是西亚的,那么这些概念的源流又是如何呢?

在古代,只有中华文明圈有二十八宿的记载和应用,二十八宿的名称完整地出现于先秦文献《吕氏春秋》、《逸周书》、《礼记》、《淮南子》和《史记》中,《周礼》也提到了“二十八星”。文献学考证的结果,二十八宿的形成年代是在战国中期(公元前四世纪)。佛家关于二十八宿的概念也是伴随着佛教的普及出现的,早期佛教的创始和传播新近也有更为激进的假说,可能与秦代势力影响下的大秦记载相关。
二十八宿的起源原本没有研讨,还是在欧洲势力强大以后,也就是在近200余年来,以欧洲学者肇始,各国学者各执一端,争论不休。
德国历史学家伊德那最先认为中国的二十八宿是为了追踪月球在恒星间的支行,以显著星象为目标而设立的二十八个标准点。1804年俾俄在其著作中明确主张二十八宿直源于中国。他提出二十八宿是赤道上的星座,形成于公元前2400年左右,而印度的二十八宿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点评)注意,此时欧洲列强还没有开始侵华战争,对待中华文明还是仰视的态度。

1860年,韦柏在《中印两国历学的比较》一文中,提出二十宿起源于印度的说法。其主要理由是:印度二十八宿起源于昴,中国二十八宿起源于角,而昴为春分点的时代比秋分点的时代早1000多年。谌约翰根据对中国岁名、阴阳以及五帝等名称的研究也主张印度起源说。

--(点评)大清对付侵华战争的失败和内战的爆发,不仅在国力上严重削弱,在话语权上也逐渐开始旁落。印度作为殖民地,又是所谓雅利安人的种族主义理论故事初创后的重要实践场所,成为欧洲人统治印度的理论基础,自然把各类文明元素想方设法安装在殖民侵略的目的地上,还要加上欧洲祖先的因子,这便是自古以来的欧洲版。

--(引述)历史著作家过去曾经、现在仍然极轻率地使用“种族”这个名词。大多数关于“种族”和人类起源于西亚的早期学说是由于《创世纪》中的伊甸园、洪水和巴比伦人建通天塔时上帝使人们语言变乱不通的故事,或有意识地受到启发、或无意识地得到补充而来的。再举个例子,蒙森在他的《罗马史》第一章中提出雅利安人的理论,今天看来与早期的建筑通天塔故事的见解差不多一样天真和可笑。从人类可能最初出现在地球上的地质纪以来,水陆分布、气候和动物区分都发生过很多巨大的变化。自然环境的这些变化必然引起了各种迁徙和融合,再加上征服和自然入侵、奴役和杂乱的性关系。这些情况毫不相同的人群混合在一起,产生了道德、风俗习惯和语言上纠缠不清的混乱。但是我们发现,历史学家无视这一切,还在大讲种族,好像我们仍然能够相信马克斯·缪勒关于伊朗旷野与雅利安人散布的娓娓动听的故事。
--(注释)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年--1900年。德裔英国东方学家、宗教学家,梵语研究学者和语言学家,是西方学术领域中印度研究与宗教比较等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也是自然主义语言学派的一个代表。缪勒把西方对宗教的研究扩大到基督教范围以外,被视为19世纪兴起的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和比较神话学的创建人之一。而他所领导翻译多达50册的《东方圣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更是维多利亚时代学术的纪念碑。关于印度与雅利安人理论的问题,后面再引述一点段子。

1891年,荷姆美尔在其著作中主张二十八宿应当起源于巴比伦。在公元前的最后几个世纪中,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数理天文学体系存在于美索不达米亚。已发现的天文学原始文献,绝大部分属于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后的希腊化时代(注:还是十九世纪创造的概念,为殖民侵略东方服务。)的三大继业者之一塞琉古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战国后期至西汉末。这种说法得到历学家金最尔、金史密、爱特金甚至最早主张印度起源说的韦柏的赞同,于是盛行一时。饭岛忠夫在他的研究中,根据冬至点在二十八宿中的牵牛角度,认为二十八宿制定于公元前396年到公元前382年之间,遂断定二十八宿是从西方传入的。这不仅对二十八宿的起源地点,甚至对二十八宿的形成时间也提出了新的疑问。
这些文物证据是什么呢?对已发现的泥版文书中的巴比伦天文学文献,J.N.Strassmaier、J.Epping、F.X.Kugler三位耶稣会神甫曾作了极为艰巨的整理工作,又有O.Neugebauer的综合性研究。然而正如O.Neugebauer所指出的,由于对巴比伦天文学的发展过程资料还很缺乏,“我们尚远远谈不到巴比伦天文学的历史。”相比之下,尽管还存在着大量问题,我们对中国天文学及其历史的认识要令人满意得多。

--(点评)从时间,背景到动机,加上文物证据与“破译方法”,那些泥板文书,密密麻麻歪歪扭扭的记号,埋藏在两河平原的盐碱地土丘中,下雨时候陶器碎片伴着泥水可以滚滚而下的地方,这些泥板的可信度,呵呵。当然,复旦大学江晓原教授在《巴比伦--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几个问题 》文中比较学术地阐述了相关问题,总体上还是值得参考的。下面引述一点。

--(引述)由于早期史料的缺乏.在中国天文学之起源是否与巴比伦有关这一问题上,各种富有想象力的推测始终存在着广阔余地。故各种“泛巴比伦主义”的说法虽然逐渐退潮,但问题始终未能完全解决。李约瑟对这个问题颇多论述,但他的各种说法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游移于巴比伦起源说与双方独立起源说两者之间。例如,他一方面赞成二十八宿系统起源于巴比伦(已见前引文献(4)),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古代对天空的划分与西方迥异是“关于中国天文学独立起源和发展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之一。”(12)由此也可见这一问题之复杂。
就目前已有的史料和研究结果来看,将巴比伦天文学与古代中国天文学视为两个各自独立起源的体系,笔者(注:江教授)以为比较稳妥。
仍有许多证据表明,中国天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很可能受到过巴比伦天文学的影响。西方学者对此论述颇多(可参看(4),P.80--83,又(12),P.467,以及(4)中提到的有关文献)。文献(2)、(3)也对此提供了新的线索:《皇极历》(600 A.D.)的日躔表中出现了与巴比伦星历表相同的结构、差分形式和相似的折线函数,《皇极历》和《大业历》(608 A.D.)的五大行星动态表中对行星运动所作的非匀速运动处理也与巴比伦星历表相似。这些新的现象皆为此前中国天文学中所未有,而在600 A.D.左右同时出现,这使人们有理由设想:一些巴比伦天文学知识很可能在公元6世纪末和稍后传入了中国,并被作为新方法和新发现接纳到中国天文学的传统体系中去了。当然这一设想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证实。

--(点评)俺倒是有点意见,为什么不是欧洲学者借助了公元6世纪的中华天文学资料去伪造所谓2000年前的古文明天文学证据呢?当然,文物是铁证。从所谓的塞琉古时代到更早的苏美尔时代,都缺乏真正的二十八宿星图证据,这与中华的文物证据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下面。

不过,反对二十宿起源于中国的学者也有一系列问题不能自圆其说。所以,到了什雷该尔的《星辰考源》问世以后,学术界又倾向于主张中国起源说。20世纪初叶,得索诸尔的《中国天文学》和新城新藏的巨著《东洋天文学研究》都坚决主张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
中国学者竺可桢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和地点》及其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中对二十八宿作了深入全面的研究,主张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一文,为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说提供了证据。
长沙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公元前168年)、湖北睡地虎竹简《日书》(公元前2世纪中叶)、安徽双古堆圆盘漆器(公元前165年)和湖北曾侯乙漆箱盖(公元前433年)均出现了完整的二十八宿名。陈邦怀、饶宗颐和沈健华在商代金文和甲骨文中考释出12-18个属于二十八宿体系的星宿名。其中,曾侯乙漆箱盖上的二十八宿星图的发现突破了文献考证所得出的二十八宿的形成年代。而与二十八宿相关的四象图在春秋虢国墓里的铜镜上业已出现,再加上濮阳西水坡的堆塑四象图,一系列文物证据为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所以,学者们主张,二十八宿体系在中国的形成,基本形成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证据链。

--(点评)饭岛忠夫的意见是基于文物证据不足的前提下,同样的文献证据,他选择了成书更晚的印度传说故事,断代于公元前396年到公元前382年之间。而曾侯乙墓的断代依据是这样的:曾侯乙编钟共65枚,其中1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称“楚王熊章镈钟”。该钟铸有31字铭文:“隹(惟)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大意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楚惠王在西阳接到了曾侯乙去世的消息后,在西阳遥祭他,并为他铸造了这件镈钟,以供其永享。这段铭文为曾侯乙墓的断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据此,曾侯乙死亡的最可能时间为公元前433年。而对曾侯乙尸骸进行碳-14测定后,也表明其死于公元前433年~公元前400年,死时约42岁~45岁。书写着中国二十八宿的漆箱盖只会比2433年更早,如此成熟的名称与方位表示,其原始形态还要早得多。饭岛的见解自然也就呵呵了。

--(延伸)有兴趣的童子可以参考《二十八宿的形成与演变》,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赵永恒、李勇两位同志。该文的结论是:照天象计算的研究思路,以当前国际天文界使用的最新的岁差模型,来计算二十八宿形成的可能年代,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二十八宿体系的演变。计算结果表明,二十六宿与赤道或黄道符合得最好的年代是公元前5669年。
在二十八宿体系形成的年代,即公元前5670年前后,二十八宿基本上是沿赤道均匀分布的,即各宿的赤经之差是相似的(见原书插图3a)。然而,由于岁差的影响,各宿的赤经随着年代而变化,各宿的宿度(即与下一宿的赤经差)变得广狭不一。
图3d显示的是公元前1000年二十八宿在赤道坐标系中的位置,从中看出斗宿和牛宿、井宿和鬼宿的间距变得很宽。因为建星正好处于箕宿和牛宿之间,故用建星替代斗宿;而因鬼宿离柳宿太近,故用弧替代鬼;用狼替代井也是同样道理。因觜参几乎重叠,故用参替代觜、用伐替代参。这就是产生“二十八舍”的道理。
这里借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研究员郑文光的《二十八宿研究》补充一个概念:午位鹑火。午位就是正南方,所以至今还把天球上从天北极到正南方的大圆,称为子午圈(禾北极以下为子位)。这仍然是以鹑首、鹑火、鹑尾三次横亘南中天而布列的,仍然是依据春天初昏的星象!这恐怕已足够证明,我国古代天文学可以称为“春天的天文学”,即从整个天文学的起源可以看出是为了春耕生产服务的。二十八宿的起源也是为了春耕生产服务的。
没有浑天说的宇宙结构理论,没有赤道坐标系统以及按照这个系统装置的浑仪,是不可能有甘氏、石氏星表的诞生的,也不可能有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比较精确的五星行度表的诞生的。我国早期天文学发展的道路无可辩驳地证明,我国天文学的萌芽,确是源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具体地说,源于预报春耕时刻的需要。通过大量的、多年的天象观测,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在这基础上,概括出天体视运动的规律性,形成在“天球”上群星绕北天极迥环不息运转的思想,导致了浑天说的宇宙结构理论的诞生。理论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天球”和北天极的概念的广延,就形成了赤道坐标系统,并在这系统的基础土产生浑仪。这两者又进一步促进了天象观测的发展。 中国古代对恒星的认识大大超过同时期的西方。那些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传自巴比伦、印度甚至伊朗的人,作何解释?

--(点评)这就是为什么中华的二十八宿记载有等距的概念,但传承中间距宽窄不一演化的道理,恰恰说明中华大地才是产生二十八宿天文学概念体系的原生地。而佛家的等距体系一以贯之,缺乏变化,很可能是因为其仅仅是一个外来的概念,为神学所应用,与实际农业生产无关了,当然,埃及、两河、南亚的热带气候,包括来自于地中海气候下希腊半岛的马其顿,也不会有对复杂天文学体系的太多需求,与春天也没什么关系的。

点评

与春天没有关系的天文学,看来帝靠不住的。  发表于 2018-6-11 10:44
大量证据都无法令人信服孰视无睹的话,只能证明谁动机不纯,立场和心都有问题。  发表于 2018-6-11 10:07
大量挖掘出现的不同时期年代、不同地点、不同社会的生产、技术、生活、环境背景的石质、金属质、纸质、木质等文物有据可循,有证可考。同那些证据寥寥无几但凭嫌疑伪造的材料的,哪个比较真实令人信服?  发表于 2018-6-11 10:05
缺乏伴生证据的孤证,我也怀疑,没有哪个事物的产生是完全孤立的。  发表于 2018-6-11 09:21
happy兄还可以以此推理,凡是和地中海、热带沙漠气候环境相悖的所谓当地原创的天文、历法、农业等,都是值得怀疑的。  发表于 2018-6-10 15:03
所有事物的演化,都是系统的,连续波动的,有丰富的细节依据可以证明的。反之,无系统的,自相矛盾的,缺乏细节的孤证很有可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进行的伪造。  发表于 2018-6-10 12:32
本篇与俺搬砖实践比较远,只是涉及考古证据,顺便推理拓展一下,仅供诸君参考。有兴趣的,可以看相关引述原文。  发表于 2018-6-9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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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11 03: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6-11 03:11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炎黄大战”第28项证据(或理由)

  关于西水坡蚌塑龙虎图的性质或其象征意义,学界认识颇为杂乱:发掘者认为“自古以来,龙虎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都是威武和权力的象征。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主人死后有三人殉葬,而且还在人骨架的左右两侧,用蚌壳精心地摆塑龙虎图案,充分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和权力”,“足见第45号墓主人生前的身份非同一般”(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
       丁清贤、张相梅先生对此作了进一步的申说:“墓主人的左右两侧还精心地摆塑着象征权力和神武的龙虎图案。充分说明了墓主人生前的地位之高,权力之大,具有降龙伏虎,且可驱使龙虎之神威”(丁清贤、张相梅《河南濮阳西水坡第45号墓主人考》,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史前研究辑刊》,1988年)。方酉生先生的认识与此大体一致,他说:“在古代人们的心目中,龙和虎是一种神物。将龙和虎置于M45墓主人的东西两侧,则意味着墓主人生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部落酋长,抑或是一位叱咤风云、勇猛无比的部落军事首领,因为他生前有功有德于民,故受到部落成员的崇敬,因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用蚌壳摆塑出龙虎来显示其威武和通天地鬼神的形象”(方酉生《濮阳西水坡M45蚌壳摆塑龙虎图的发现及重大学术意义》,《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冯时、伊世同、陆思贤、王大有等均从天文学角度对西水坡蚌塑龙虎鹿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其中陆思贤先生认为西水坡三组蚌塑图与表示分至四时有关,第一组为二分图,第二组为冬至图,第三组为夏至图(陆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第一章,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王大有先生认为西水坡三组蚌塑图已堆塑出二十八宿星图(王大有著《中华龙种文化》64—65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李中义、万洪瑞先生认为“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理解这几组蚌图和天象间的真实联系,但它们都和先民这次祭天仪式有关,并且是这一仪式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则是毫无疑问的”、它们“既是天人对话的工具,又是天象变化的真实记录。四组蚌图构成一个完整的祭天场景”(李中义、万洪瑞《西水坡蚌壳龙虎图案及其原始宗教思维》,《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5日)。张光直先生将蚌壳龙虎鹿与古代道教中的龙、虎、鹿三礄联系起来,认为45号墓的主人是个“仰韶文化中的原始道士或是巫师,而用蚌壳摆塑的龙、虎、鹿乃是他能召唤使用的三礄的形象”(张光直《濮阳三礄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文物》1988年第11期)。郝本性先生认为第二组蚌图虎背上的动物是熊而不是鹿,熊为图腾图象,为氏族之祖灵,龙与虎为人所敬畏的原始自然崇拜的精灵。三组蚌图表示“死者灵魂一分为三,一种守在墓内,与遗体合一,即为第一组蚌图;一种归于祖灵,与祖宗神熊图腾欢聚永生,即第二组蚌图;一种飞升到天空中,到远祖生活过的天国去,即为第三组蚌图”(郝本性《濮阳仰韶文化蚌图小议》,《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何星亮先生否定了蚌壳龙虎象征权力地位说、三礄说、东西二宫星象说等等,肯定了45号墓的“人殉”现象。不过他认为不是人殉,而应该是“祭神的人牲”。他引用了国内外的一些民族学资料,认为西水坡45号墓墓主既是巫同时也是神灵的化身,是人神一体的人物,而龙虎是该部落的两个重要神灵,也是墓主生前的神灵的象征,龙是主要神灵,虎是次要神灵,三个人牲表示分别献于墓主和龙、虎,旨在祈求墓主神灵和龙虎神灵回归人间和转世(何星亮《河南濮阳仰韶文化蚌壳龙的象征意义》,《中原文物》1998年第2期)。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蚌塑龙虎鹿是图腾,有些学者视蚌龙与M45墓主的关系为“骑龙升天”,兹不一一具述。

  个人认为,迄今为止以冯时先生对西水坡45号墓全部遗迹的解释和研究依据最为充分,令人信服(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278—30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其他研究就完全没有道理或者是多余的(因为有些研究和认识与冯时从天文学角度的研究并不矛盾而是可能兼容的),也不意味着西水坡45号墓及三组蚌塑图的设计意图、内涵表达就已经得到全部揭示或者这种揭示就完全是合理、正确的。就笔者所见,何星亮先生《河南濮阳仰韶文化蚌壳龙的象征意义》(以下简称《意义》)对西水坡遗迹的天文学内涵作了明确的否定,认为“这种观点难以成立”并从六个方面进行辩驳。这个问题不仅与笔者所论“炎黄大战”有一定关系,更与我们对史前历史文化、科学文化及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真实面貌认识与否有重要关系,所以这里就《意义》一文的辩驳作一些简要的回应和解释、说明,不妥之处亦欢迎专家斧正。

  《意义》的第一个问题是:“天文学专家认为,四宫或四象观念起源较晚,是秦、汉以后的产物。据李学勤先生本人的研究,关于四象的可靠记载是在战国时期的《礼记·曲礼上》和《吴子·治兵》等书。距今仅二千四百多年。而蚌壳龙虎约在六千年前,相距太遥远”。笔者认为,以文献记载与否来判断事物的存在与否以及事物的起源,在很多时候根本不可靠。大量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文献、文字依据只能证明即时的存在,而不能解决事物的起源及发展历程、水平等问题,例如毛笔、织布、骨笛、七声音阶的起源等等(参见《利用文献资料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存在的问题》)。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已经比较充分、收获极大的今天,研究事物的起源、存在与否及发展历程仅仅依据文献不但是一种过时的做法而且很容易出现问题。至于说二千多年与六千年前相比“相距太遥远”也不是理由,《意义》用了大量的现当代土著民族、边缘民族的风俗习惯去解释西水坡遗迹,岂不是相距更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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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11 23:51 | 显示全部楼层
雅利安人理论炮制的八卦

雅利安人理论的概念与疯狂

雅利安种族论的创始人是马克斯·缪勒。马克斯·缪勒认为,雅利安人是印度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创始人,古代印度的梵语、宗教、神话、哲学和法律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也是与欧洲最相近的。多次改动后,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主流雅利安人入侵理论认为,早期的雅利安人来自东欧草原,在公元前2000至1000年间,雅利安部落集团分成三支,一支南下定居印度河上游流域,一支进入波斯境内,另一支向西迁入小亚细亚。
人类早期文明的一切卓越成果(包括古巴比伦、埃及、小亚细亚、罗马、波斯、印度和黄河文明),就都被归于这个优越人种的创造物。西方人称,这个雅利安人种乃是希腊、罗马人和现代欧美人的共同祖先。
19世纪中叶,由于法国人约瑟夫·戈宾诺伯爵(Comte de Gobineau)及其门徒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的鼓吹,西方出现“雅利安主义”即“雅利安人种优越论”,声称“雅利安人种”成员就是讲印欧语言的人,他们是创造了人类一切文明的人,优越于闪米特人、黄种人以及黑种人。雅利安主义的信徒们认为,唯独北欧和日耳曼诸民族是最纯粹的“雅利安种”成员。
19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近年以来,这种雅利安——白种人作为人类文明创始者,居于人类文明中心及领导地位的说法再度兴起,构成后冷战时代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和历史观的核心内容。其最新代表作之一,就是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的《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一书。

--简介一下《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全球通史开山之作,第一次完整讲述人类文明互动的故事;历经四次修订,全球持续畅销近50年,美国、日本近千所知名大学指定教科书;美国空军学院(AFA)指定世界史教材)
--中文出版者对麦克尼尔《世界史》的介绍:“麦克尼尔《世界史》是公认的全球通史开山之作,第一次完整讲述了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互动的故事,中文版首次出版。阿诺德·汤因比、斯塔夫里阿诺斯、杰里·本特利、何炳棣、许倬云、钱乘旦、刘新成等权威推荐。”
该书宣称:“麦锡尼—希腊、雅利安印度后,商朝中国的军事贵族政府几乎同时兴起,他们形成了一种贯穿整个中国大陆的松散的亲族关系。”
该书中的希腊—雅利安文明传播中国地图展示了战车游牧文明征服东方的全景。
书中对古代中华文明称:
一、没有考古证据表明夏朝存在,华夏历史始于商朝。
二、商朝是由战车民族雅利安人建立的国家,迈锡尼希腊、雅利安印度、中国的商是同一个民族建立的。
三、世界上只有三大古老文明(希腊、埃及、印度),中国黄河文明是很晚的文明。
四、世界早期文明产生于季节河的三角洲,黄河三角洲不可能产生早期文明。黄河文明不是诞生在三角洲,而是诞生在黄河中部,所以只能是外来文明。
五、水稻比小麦需要更多的技术与劳动力,产出也更多,所以中国南方才是中国本土文明,北方是外来蛮族的天下。
六、孔子是雅利安人的后裔,他的克己复礼就是要复兴雅利安文明。

--(点评)西方主流史学已不限于伪造希腊罗马史,俺说过,绝不应该低估伪造历史者的无耻与疯狂。在这里,俺就不介绍中华在3500-5000年前的那些庞大的古城,炫丽的玉器,浩大的工程,繁荣的产业了。从俺以前对中华上古史考古成果的介绍,这本书对中华文明的阐述纯属蓄意。
--在波斯,巴列维王朝在英国扶植下建立,直接把国名从波斯改为伊朗(Iran),这个词即为雅利安人之地的意思。而巴列维王朝以雅利安人自居,亲西方而打压伊斯兰教的行动最终导致了1980年的伊斯兰革命。俺曾经扒过其前,接受英国军官训练其军队的恺加王朝伪造所谓古代波斯石雕和建筑的事儿,同样的,巴列维王朝围绕伪史,在伪造所谓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古都波斯波利斯以及其他遗址上也是不遗余力的。

从比较语言学到雅利安人入侵理论

雅利安人入侵理论最有力的“证据”,是语言学家发现了梵语与希腊语的联系。欧洲学者认为,希腊语同梵语都来自于印欧语。也就是说,欧洲语言同梵语同属于讲印欧语的雅利安人。这就使得学者更相信,印度讲梵语的祖先,是来自欧亚大草原。
欧洲学术界在19世纪勇敢地将所谓的原始印欧语的基本的发音和词汇,通过所谓比较语言学的比照法系统地重构——也就是伪造出来,欧洲历史学家不仅断言古印度、古波斯人那些黑发、黑眼睛、褐色皮肤的高加索人以及安纳托里亚的地中海人,与远在北欧的金发、多毛的白色人是亲戚,而且希腊罗马人与蛮族日耳曼被说成一脉相承的直系亲戚。
通过虚构古代印欧语——雅利安语言,雅利安种族不仅被认为是现时欧洲主要语系白种人系统的共同祖先,而且也是那些古老的亚洲文明创作者——小亚细亚人、波斯人、印度人、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原始语言,甚至也是中国早期王朝商朝人的原始语言。也就是说,几乎全部的人类早期文明——特别是青铜文明和铁器文明,都被认为是印欧语系的雅利安民族创造的——也就是欧洲日耳曼民族的祖先所创造的。
请看主流西方史学的描述:
他们是生活在中亚的古代游牧部落,他们驯养马匹,他们驾驶马拉战车向世界各地迁徙,公元前2000年左右,他们中的一支迁徙到小亚细亚,建立了文明古国赫梯,这个国家在世界历史上延续千年,在公元前1400年开始于埃及的第18王朝到20王朝长期对峙,展开对叙利亚的拉锯式争夺,并且,他们被认为是世界历史上发明并最早使用铁器的民族。
公元前1500年,他们的另一支越过白雪覆盖的帕米尔高原进入南亚次大陆,征服了古代印度达罗毗荼人建立的哈拉帕文明,开创了灿烂的古代印度吠陀文明。
几乎与此同时,他们的另一支占领了伊朗高原,称为米底人,波斯人的祖先,是他们终结了文明古国巴布伦,并开创了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意义上强大的帝国,波斯帝国。
比这更早的时代,他们还从小亚细亚进入爱琴海创造了米诺斯-迈锡尼文明,并随后开创了古希腊文明的辉煌时代,并通过罗马帝国达到了最高峰。
他们中相对较晚的一群人,从公元前2世纪左右进入欧洲北部,并最终征服了不列颠……
通过语言学的虚构,本身缺乏文明历史和传统的日耳曼蛮族(欧美白人的祖先),就找到了与西亚、埃及、波斯、印度、中国等繁荣的古代文明的血缘历史关系,既然欧亚大陆的全部古代文明都是雅利安—日耳曼种族所创造,雅利安—日耳曼民族理所当然是世界的主人。日耳曼民族对于其他种族的优越性和对于未来全人类建立统治的合法性,也就找到了合理的历史支点。
此后,这种假想语言理论迅速被欧洲人引入、移植到考古学和历史学中,假设和猜想变成了确信无疑的历史。印欧语的假设,当今已经成为西方主流历史学对世界历史、古代文明起源和西方文明起源的最根本的支柱理论。

--(点评)这里面还有比较具体的关于比较语言学和人种学在雅利安人理论形成过程中的诸多编造,限于篇幅,不提。

雅利安人理论与英国殖民印度

回到马克斯.穆勒,他的最著名理论就是雅利安入侵假说。今天的主流世界历史体系,这个假说还是作为与印度相关部分的正史被载入史册。
这位德裔的英国著名学者是通过他对印度最古老的一部吠陀《梨俱吠陀》的释读得出的。《吠陀》的本意是知识的意思,是古代印度的思想智慧总结,古代印度文明又被称为吠陀文明,文明的精华就是四部《吠陀》,其中最为古老的是《梨俱吠陀》,意思是智慧之诗。
《梨俱吠陀》里面,那些自称雅利亚(Arya)的人,也就是之前的施莱格尔指出的雅利安人,这些自诩高贵的人,在战神因陀罗、火神阿耆尼的帮助下,水淹或者火烧“没鼻子”、黑皮肤的野蛮人“达萨人”、“达休”人的城市,并把它们变成奴隶。
《梨俱吠陀》中,这些高贵的雅利亚人已经懂得使用青铜等金属,驯养牛、绵羊、山羊、马和狗。懂得使用马拉战车。
由此,穆勒提出了著名的雅利安人入侵的假说:
公元前1500年,一支自称雅利安(aryan)的部落越过喜马拉雅山入侵了南亚次大陆,由于他们懂得使用马拉战车,拥有先进的青铜武器,因此他们摧毁了古代印度达萨人建立的文明,给原始蛮荒的印度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开创了灿烂的古代印度吠陀文明,并建立了延续几千年的印度种姓制度,把被征服的达萨人变成贱民达罗毗荼人。
穆勒出生于德国,十八世纪30年代之后在牛津大学担任比较语言学教授。缪勒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帝国在印度统治最为辉煌的时期,但是他本人从未前往印度了解过印度文化。穆勒认为的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是像英国殖民者一样的高贵、先进、优秀的征服者,他们科技先进,有金属武器和马拉战车、他们语言先进,操梵语,人种先进,区别于达萨人的“没鼻子”、“黑皮肤”,雅利安人当然是白皙而鼻梁高挺的了。
他认为,印度人的语言从梵语演变而来,因此印度人与欧洲人的知识水平相当,或者比欧洲人还聪明,他们与欧洲人应当来自同一个种族,因此印度人和欧洲人应该是“雅利安兄弟”。印度知识分子多半属于高级种姓,很痛快地接受了穆勒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将他们置于与他们的统治者至少在智力上平等的地位。这个假说尽管千疮百孔,但是至今在印度仍然不乏支持者,这也是它到现在还能留在世界历史教科书上的原因。穆勒认为他的聪明观点,可以弥合西方世界在梵文祖先问题上的鸿沟,拉拢印度上层的同时,让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合法化,因为早在公元前1500年,高贵的雅利安人就征服了印度,今天只是再度征服而已。

总之,欧洲学者和传教士的主要观点有
1.雅利安人种族、雅利安人文化是印度文明的基础,甚至在今天仍然流行。
2.穆斯林是印度的“外来人”,穆斯林在印度的统治是专制统治。
在这两种观点的指导下,西方学者积极系统地渗透在印度历史写作进程中,主要论见基本上都是崇拜雅利安人、歌颂雅利安人的高贵。19世纪最著名的历史著作是詹姆斯·米勒的《英属印度史》,书中提出印度的文明是落后和停滞的,穆斯林时期略微进步,只有在英国统治之下,印度社会才取得巨大的进步,并且将这个文明法制化。其他著作中,将穆斯林的统治故意说成专制和压迫,以突出只有在英国统治之下才能促进印度社会的进步。

--(点评)作为殖民者,欧洲不仅杀人,还要诛心。通过历史观洗脑,高层与欧洲同血统的拉拢,争取上层土著阶层的协作,共同压迫南亚的民众。
--印度最古老的书《梨俱吠陀》被认为是公元前1000年以前创作的。然而,俺也扒过,这玩意还就是英国佬在19世纪整理出来的民间口头说唱,在口传文学中,一代又一代的真假事件被加入到其中,就如不能用格萨尔王传来建立2000年前的雪域高原历史一样,即使是严谨的考证,也只能推测到900年前的北宋。

殖民地印度人从洗脑到反抗

印度人包括印度学者对“东方学”以及“雅利安人”问题的态度,经历了由几百年的认同到近几十年来的质疑甚至否定的变化。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西方的观点成为印度的主流观点。其一是印度本土历史学家水平有限,并且受西方影响很深,如印度的教科书里都是着西方的观点。其二西方观点被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的接受,他们对西方构建的印度雅利安人理论无比自豪。

印度雅利安人理论是一个漏洞百出的假说,尽管它千疮百孔,但是在修修补补后,仍然高悬在印度历史的首页。因为,一旦这个学说破灭,就不仅仅是印度一个国家历史的改变,对于西方学者300多年建立起来的雅利安迁徙和印欧语言学说是灾难性的毁灭。
另一方面,印度本土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利用最新的考古学证据和对《梨俱吠陀》、《摩诃婆罗多》等文献史诗的解读企图从根本上否定雅利安入侵,这不仅仅可以为几百年屈辱的殖民历史出一口恶气,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印度文明对全世界的影响——如果雅利安人的入侵不存在,那么自然意味着印度语言,梵文和印度精神对世界的输出。印度则当仁不让的是对世界文化贡献最大的文明(印度为什么状况如此却又优越感如此,其内心自信源于这里)。
近几十年,越来越多的印度史学家展开了对“雅利安人入侵论”的批判。他们批判的论点主要有
1.雅利安人入侵是西方学者发明出来用来证明并打击印度文化自信心的理论,是没有考古发掘证据证明的。
2.语言不应该和种族同等起来,雅利安人是一种语言和文化的集体,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种族。梵语和希腊语的联系并不能成为雅利安人入侵的证据。等等
最新的理论认为,并没有什么雅利安人入侵。雅利安人到达印度的时间要早的多,甚至印度河文明时期(哈拉帕文明)印度本土的居民就已经和雅利安人共同生活。
而最新的基因证据也表明,这些所谓的雅利安人和数千年来一直居住在中亚-印度河流域的土著基本上是一家人。

--(点评)这里要补充一点,所谓哈拉帕文明的断代也是俺质疑的。证据见下:

在印度西北与巴基斯坦接壤的拉杰斯坦沙漠,有一条干涸的河流,上世纪末,通过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印度科学家捕捉到了这条河流的全貌,这是一条宽度从3公里到10公里巨大河流。这条干涸的河流被包括马克斯.穆勒在内的众多学者认为是传说中的萨拉斯瓦蒂河(Sarasvati river)。
在前述号称最古老的《梨俱吠陀》中,有60处提到这条萨拉斯瓦蒂河,而仅有一次提到恒河,专门有三首赞美诗是赞颂萨拉斯瓦蒂河,说她治愈过受伤的因陀罗,因陀罗是《梨俱吠陀》的第一大神,甚至有一句颂诗认为是她杀死了因陀罗的死敌弗栗多。可见这条河流的地位如何尊崇。
1974到1977年斯间,印度考古学者组织了一次沿这条干涸的河流进行的大规模发掘调查。考古工作者在这条河两岸发现了174个遗址哈拉帕文明成熟期据称就是公元前2500年和之后的遗址。而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遗址锐减到50个。学者由此推断,哈拉帕文明的衰落原因在于萨拉瓦斯蒂河的干涸,而干涸的年代就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而这个时间段也与摩亨佐达罗的被废弃时间相近。也就是说,这条传说中的“萨拉斯瓦蒂河”的干涸时间最晚也就是摩亨佐达罗的被废弃时间,公元前1900年。
那么,问题来了,请看《梨俱吠陀》对萨拉斯瓦蒂河的一段赞美诗:(Rigvedas 7.95.1-2)
This stream Sarasvati with fostering current comes forth, our sure defence, our fort of iron.
哺育我们的萨拉斯瓦蒂洪流滚滚向前,我们钢铁般坚固的堡垒;
As on a chariot, the flood flows on, surpassing in majesty and might all other waters.
洪流倾泻,犹如驾驶战车,无比壮丽,任何河流望尘莫及!
Pure in her course from mountains to the ocean, alone of streams Sarasvati has listened.
径直越过高山奔向大海,独自纵横,萨拉斯瓦蒂在倾听;
Thinking of wealth and the great world of creatures, she poured for Nahusa her milk and fatness.
为了世间的灵长和他们的财富,她用奶水和油脂哺育了纳胡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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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12 23:29 | 显示全部楼层
顺便提一下青铜文明的一个小小的旁证:

现存最早的青铜箭镞出土于二里头遗址,造型有多种:一种外观为带有尖锋的圆头扁铲状,后部有尖细的铤;一种前锋锐利、中间起脊、两翼扁平后展成倒刺,后部有细长的圆铤;还有一种三角形无铤的。虽然数量略少,但已经是后世商代铜镞的标准形态。这一点,很重要。
到了商代前期就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镞的考古遗存,为世界上其他青铜文化中所罕见。其中,双翼有铤镞是军队的主流箭镞,不少墓葬中都陪葬有成捆的双翼有铤镞。殷墟博物馆里就有一坨一坨的青铜箭镞展示。
例如在著名的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九十一件青铜矛,六件青铜弓柲和三十七件又两束青铜镞。
就在妇好墓东南500米远处,还有一座花园庄东地54号亚长墓,是将军墓,时间稍稍晚于妇好墓,但体制、殉葬和随葬品都与妇好墓相当或略次,上千件青铜器就不提了,单单青铜镞就有881件,人骨箭镞只有43件。青铜钺数量比妇好墓还多好几件。历史学家推测与张姓有关系。
还有1990年的考古十大发现之一--殷墟郭家庄160号商墓,比前两座墓再晚一点,出土青铜器291件,38件铸有铭文。其中青铜礼器40件,28件青铜乐器和生产工具,220件青铜兵器和900多枚铜镞。另外还出土玉器33件,并出土一竹篓。
边防臣属的青铜箭镞也不少。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出土青铜器容器10种48件,乐器仅2种4件。兵器11种232件,手工工具7种92件,农具11种51件。其中青铜镞123件,有长脊宽翼镞(36件)、长脊窄翼镞(41件)、长脊短翼镞(38件)和无翼镞(8件)4种形制。
当然,由于铜镞的消耗量大,往往射出去就难以收回,必须有相当大的生产能力。很难想象,如果商代的青铜业没有相当发达的程度,那就不可能大量生产这些兵器。
也就是说,除了中国,其它的外国,从两河到埃及,何时何地出土了多少青铜镞呢?没有能够大批量消耗的宝贵铜金属应用,也敢号称发达的青铜文明?
对了,所谓古埃及时代的法老专属工匠村里,还是刨出来两根铜凿子的。呵呵。

以上细节均引自相关论文与考古报告。反对俺的质疑的,请拿出论文或考古报告佐证。问题是,有么?

顺便再补充一下,关于商代的战车,也是有一个发展进步的过程的,恰恰符合原创性的概念体系。以后再八卦。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遗址还发现过车辙,辙距为1--1.2米, 虽然短了点,但同期的高加索辛塔什塔文化(Sintashta Culture)不也如此?俺还没折腾后者的断代问题呢。至于什么西来说,仍然是一个个假说。
在这里,对易华先生在相关作品里基本上是照搬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 )这位隐藏的并不深的欧洲中心主义者的史观假说表示一点深深的遗憾。

点评

类似的,还有俺前面提过的,中华铸钱的模范文物证据很多的,铜贝那会儿就有陶范了。海量的钱币代表着发达的商品经济。白皮吹嘘的那些打制钱币的青铜模子,考古出土的可靠文物佐证呢?呵呵。  发表于 2018-6-14 22:40
他们除了贩卖鸦片,还到处贩卖欧洲中心主义者的伪史。但是,西方资本主义没落之时,就是伪史烟消云散之际。我们拭目以待。  发表于 2018-6-13 13:02
最近在写拍摄提纲,忙。铁马兄续帖,俺正好偷懒一下~  发表于 2018-6-13 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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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14 01:3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6-14 01:41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意义》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说四宫、四象早在六千年前便产生,为什么商代甲骨文没有任何蛛丝马迹?为什么《周易》中只字不提?”说甲骨文中“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周易》中只字不提”是不符合实际的:甲骨文中有大量的龙、虎、凤字,头上均加一个“辛”字符号或角形符号,学者释为刑具或有镇服、杀伐之意,对龙、虎可,对凤则不通。凤是一种祥瑞之鸟,对瑞鸟镇服、杀伐讲不通。作为族徽、图腾,头上加“辛”也讲不通,因为大多如此(蔡易安编《龙凤图典》搜集甲、金文相关龙、凤二字数十个,河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所以龙、虎、凤字头上加“辛”应表示“控制”之意(角形符号则与立杆测影有关),即龙、虎、凤字与天象、天文有关,古人以此表达对天文历法进行掌控的愿望。甲骨文中的鸟、隹等字头上则无“辛”字,而突出描写其翅羽和飞翔的形象,与“凤”字形成强烈对比(图见何新著《危机与反思》702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3月第1版),说明作为自然物的鸟与寓意天象的凤是有区别的,可佐证笔者这种认识。
       殷、周铜器龟纹背上多作四个圆点或圆圈纹连线呈方形,后肢铸成火纹“□”形状,应是寓意斗魁四星与心宿三星相拴系之关系,此种 龟纹寓意天象无疑。史前时代古人已在龟背甲上钻凿四孔呈方形表示斗魁四星,冯时著《中国天文考古学》,陆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已有述及,此不赘述。《易经》乾卦六爻描述东宫苍龙星象,自闻一多作此解释以来似已成为常识,而且这种解释似乎还源于孔子(闻一多《璞堂杂识·龙》,《闻一多全集》第二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其实,就是“商代甲骨文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周易》中只字不提”也不奇怪。甲骨文内容因占卜而产生,《周易》乃卜筮之书,虽然涉及面宽,但又不是《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天文学史》一类著作,有什么理由要求它们必然记载四宫星象?

  《意义》的第三个问题是:辽宁查海出土了七、八千年前的石块龙,湖北黄梅出土了五、六千年前的卵石龙,“这两条龙形态均与蚌壳龙相似,年代也相近,如果蚌壳龙是东宫苍龙,那么辽宁石块龙和湖北卵石龙又是什么呢?与辽宁石块龙同时出土的未见虎,也未见有其他动物形象的报道,与湖北卵石龙同时出土的有龟、蛇、蝴蝶等,与蛇共处同一层位的还有羊(鹿)、蝴蝶等图案。遗憾的是没有虎、鸟、龟四象中的其他三种动物。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这两条龙是东宫苍龙”。这个问题离题太远了。照《意义》这种思路和推论,现在全国各地每年都在玩龙,到处都可见龙、虎、鸟、龟图案,谁能证明它们都是东宫苍龙和四宫星象?既无法证明,则春秋战国、秦汉以来的四宫星象图岂不是都该否定,则中国迄今也没有四宫星象的产生和存在。离开具体的文化背景和遗存结构、图象结构去谈龙、虎,应该比离开具体的语言环境去论字、词的意义更为离谱。

  《意义》的第四个问题是:现今世界上的许多原始民族、土著居民,他们均未形成明确的天文意识,只有原始的图腾意识、各种精灵观念和巫术意识。不少原始民族连表示数字的词都很平乏,他们完全不知道十进位,甚至也不知道五进位的计算方法。一个知识渊博的阿兰达人可以数到“五”的数目。爱斯基摩人也一样,数字的名称,仅有从一到五,但都可以变化着数到二十。他们将年划分为月,但却很少注意时间的流逝。由此推测,“四宫二十八宿这样复杂的数字在石器时代的原始人中恐怕不可能存在”。滥用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资料去比对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现象或指导史前文化研究,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其恶果是,我们始终不能认识从蒙昧到文明之间的一段人类历程,特别是其中的精神文化、科学文化部分。
       世界上现存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各是一回事,前者已经甚至一直处于人类发展历程的边缘地带,而后者我们所论的文化对象常常是人类进化、发展历程的主流和核心部分。有些少数民族、土著居民在历史上曾经处于我们所说的“主流和核心”位置,它们可能会保存一些曾经拥有的比较先进的文化,比如我国彝族中的十月太阳历、玛雅人的天文历法,但是没有这种经历的原始民族和土著,我们怎么去要求它拥有同样的科学文化?一个时代、社会的主流、核心部分与边缘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现在:中国的人造卫星上了天、宇宙飞船可以进入太空遨游,但在贵州、甘肃、青海,还有多少人不能解决温饱,跟原始人类的生活有多少区别?这种族群如果不与我们所说的社会的“主流和核心”部分交流,它再发展几千年也造不了卫星和宇宙飞船,甚至电视也造不出来,电也没有发明,甚至它也没有基本的天象知识,它的整个科学文化都会在一个极底的水平上停滞着。就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而言,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资料只有参考价值而不能类推或居于“指导”地位。史家墓地43座墓坑用730具人骨(为阴阳两年的天数)结构的龙虎星象及相关内涵表达远比“四宫二十八宿”这种数关系复杂(参见第26项证据或理由)就是证明。

  《意义》的第五个问题是:经作者查阅有关资料,发现“在本世纪50年代前,在中国50多个少数民族中,大多数都没有与四宫二十八宿类似的较复杂的天文学知识”。这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大体一致:少数民族在其发展历程中如果从来未曾处于我们所说的“主流和核心”位置或者接受其影响,那么它自身产生二十八宿的可能性并不大。二十八宿的产生不仅与专业的天文观测有关,而且与农业民族、农业生产上的需要直接相关。象那些边缘地区的游牧民族、渔业民族,可能就不需要建立二十八宿这种天文学体系,也不需要比较准确的历法,仅根据物候、经验或个别的星象观测就可以满足需要了。但是如果与我们所说的这种人类发展历程的“主流和核心”位置有关的少数民族,则不论人口多少,它都可能存在二十八宿。比如彝族是一个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一般认为其远源是西羌,同时它与夏、商又有一定关系,所以彝族不仅保存了中原文化中已经失传的十月太阳历,而且它也有二十八宿体系(姊妹彝学研究小组《彝族风俗志》97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人口很少的纳西族,它也有二十八宿体系,而且对有些主要授时星象各部位的命名及观测非常细致。据研究,纳西族人口的来源正与夏、商时期从事天文历法工作的族群有关(和土华著《纳西古籍中的星球、历法、黑白大战》,民族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意义》的第六个问题是:“据发掘报告和图片,蚌壳龙在墓主的左边(西),虎在墓主的右边(东),与四宫、四象观念相悖,难于自圆其说”。关于方位问题,冯时先生在1990年发表 的文章《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里不必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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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15 01:5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6-15 01:59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意义》为了立论的需要,在民族学和人类学资料与西水坡遗迹不相吻合时便强行作解,如说“从民族学和人类学资料来看,原始时代的祭祀活动主要是祭礼神灵,而未见祭祀死者的。那么,西水坡墓葬中显示的大型的祭祀活动究竟是祭祀死者,还是祭祀神?从表面现象看,似乎是祭祀死者,但实际是祭祀神”。《意义》所举国内外原始民族以人牲祭神灵除1例以外所祭神灵均是抽象的自然神或动物神如土地神、大地女神、庄稼丰收、春天播种、蛇神、河伯等,但却以此来解释西水坡M45三具少年人骨与墓主之间的关系,这显然是滥用民族学、人类学资料。《意义》最后结论说西水坡M45墓主“是龙神之子,死后龙父把他接回到龙神居住的地方——银河中”,M45中三位年龄较轻的死者“是祭祀神灵的人牲,旨在祈求墓主神灵和龙虎神灵回归人间和转世”,这与西水坡三组蚌塑龙虎图的立意即“扬虎贬龙”也是相违的,不再赘述(参见第26项证据或理由)。

  在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西水坡45号墓及三组蚌塑图的产生和存在,既是一个醒目的文化现象,更是一个例外。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其一,从整体上看,渭水流域、黄河中下游的考古学文化在整个仰韶时代都不存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那种浓重的鬼神和宗教气氛;在龙山时代,中原也没有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良渚文化以及长江流域石家河文化那种浓重的宗教气氛。陶寺遗存宗教气息浓郁,但考古研究表明,它与晚期大汶口文化的西进有关(王守春《尧的政治中心的迁移及其意义》;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西水坡45号墓及三组蚌塑图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显得格外突出和耀眼。
       其二,西水坡遗址与其同时代的半坡和姜寨遗址面积都在5万平方米左右,而且外围都有一条大壕沟,但是半坡遗址约有一半的墓葬都有随葬品,少者1件,多者17件,最多者M152达79件,一般4—5件,姜寨一期墓葬多数都有随葬品,而西水坡遗址“绝大多数墓中没有随葬品,没有葬具,墓坑也比较窄”(丁清贤、张相梅《河南濮阳西水坡第45号墓主人考》)。西水坡遗址与半坡、姜寨相比,贫富相差悬殊,但是西水坡的居民却搞了M45那么隆重和排场的葬仪,半坡、姜寨一期乃至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都没有(史家墓地除外),这使西水坡M45又显得突出和特别。
       其三,李友谋先生在论述豫北冀南地区仰韶文化时说:“豫北、冀南地区的仰韶遗址,文化层一般较厚,有的有不同层次之分,但文化内涵都不丰富,房基和墓葬都发现少,灰坑亦不多,远不及关中和河洛地区的仰韶遗址丰富(李友谋《试论豫北冀南地区的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98年2期)。文化层厚,说明居住时间长;文化内涵不丰富,物质遗存发现少,说明比较贫穷;房基、墓葬、灰坑少,说明居民人数少)。豫北冀南仰韶时代最主要的考古学文化是后岗类型,说明不仅西水坡遗址的居民穷,它所属的后岗类型的居民也穷。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西水坡45号墓的存在同样显得很特别和显著。所以,西水坡M45无疑是一个非常态的文化现象,三组蚌塑图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都是这样,甚至仅从M45的墓穴形制、墓主两侧的蚌塑龙虎来看而不考虑殉人以及另外的两组蚌图也是这样。在一种与文化环境、背景格格不入的情况下,西水坡的先民那么隆重地下葬M45的主人,只能说明那个人特殊又特殊,不仅身份不一般,而且死得也不一般。被肢解的尸体以及这种特殊、特别正应与蚩尤的死亡相契合。

  西水坡遗址和后岗类型的居民为什么那么穷?他们从渭水流域逃到濮阳西水坡,两手空空、完全是白手创业,而且面临陌生环境下与土著居民的斗争、磨合过程,焉能不穷!许顺湛先生在论及半坡和姜寨遗址的大围沟时说:“大围沟是保护居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防卫设施。防卫设施的出现,是社会不安定的突出反映,没有战争,社会比较安定,防卫设施就没有必要。从半坡和姜寨防卫设施来看,一个部落是很难完成的,如果是部落联盟,各部落的居址是分散的,防卫设施营建在某一部落居址周围,别的部落是不能接受的。只有部落联盟发展为酋邦王国,王国才有统一组织、号令的权威。因此。半坡、姜寨当是王国的中心,在它的周围分部的许多同时期居址,当是王国所属的卫星村落“(许顺湛《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西水坡遗址的大围沟最宽处有8米多,并不亚于半坡和姜寨遗址的围沟。显然,西水坡遗址在后岗类型中的地位也应如许顺湛先生所论半坡、姜寨在半坡类型中的地位一样。无疑,西水坡遗址的大围沟和M45及三组蚌塑遗迹都反映了西水坡先民或后岗类型的居民祭祀、纪念蚩尤及捍卫蚩尤葬身之地的决心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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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16 16:1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6-16 16:21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炎黄大战”第29项证据(或理由)

  关于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至少可以划分出三种不同的认识。
  一派学者认为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反映母系氏族社会,这派学者有张忠培、李仰松、吴汝祚、邵望平、李文杰、李绍连、夏之乾等;
       一派学者认为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反映原始共产制发生了裂痕,是出现或进入父系社会的标志,这派学者以苏秉琦、王仁湘、曹桂岑等为代表(参见第11项证据或理由)。但是这两种大体上对立的观点都会面临来自考古材料本身的挑战和障碍。如果多人二次葬是母系氏族社会的反映,则无法解释仰韶文化阎村类型河南汝州洪山庙发现的多人二次葬。洪山庙遗址发现一座大规模的仰韶文化瓮棺葬合葬墓,已清理出136件瓮棺;如果全部清理,估计瓮棺可能达到200件,大约相当于仰韶文化时期一座村落公共墓地的数量(孙广清《河南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阎村类型的绝对年代为前4000─前3500年间,远远晚于半坡类型。原来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为母系社会,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为父系社会,现在有很多学者倾向于一种折衷的说法,认为仰韶文化是从母系向父系过渡时期,其前段为母系社会,后段为父系社会。阎村类型属于后段,因此恐怕也没有学者认为它还是母系社会繁荣时期。事实上,也可以说大多数论及阎村类型的学者都认为当时已进入父系社会,因为洪山庙出土的彩陶上画着一些硕大的男根纹,在史前考古文化中还属仅见。但是,认为多人二次葬与父系社会相伴生,其面临的考古学障碍也不会比前者少: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主要见于泾水以东地区,这是母系、父系都不能给出合理解释的现象;史前时代大规模的多人二次葬主要见于半坡类型及接近半坡类型的下王岗仰韶二期,另外在大汶口文化早期有个别案例,再加阎村类型的洪山庙遗址,这也是母系、父系都不能给出合理解释的现象;
       其三,仰韶文化后段大规模的多人二次葬目前仅见于洪山庙遗址(虽然并不排除以后还可能有发现),这也是母系、父系都不能给出合理解释的现象;其四,多人二次葬在仰韶末期及龙山时代已不存在,这是父系说面临的障碍。在母系、父系互相矛盾的解说之外,对多人二次葬的理解还有第三派观点。

  姜寨一期墓葬主要是单人一次葬,严文明先生认为“姜寨一期文化的居民究竟实行母系还是父系,在证据还很不充分的情况下难以断定;但一些迹象表明属母系的可能性较大”(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评述》,《文物》1990年第12期)。关于整个半坡类型(包含姜寨二期),严文明先生也有一段论述:“这时期的聚落一般是凝聚式和向心式的,内部还没有发生明显的分化,由众多小房子所体现的对偶家庭生活没有自营经济,最多是一种半消费单位。因而这时比较强调集体精神和平等的原则。这种情况在埋葬制度上也能清楚地反映出来。例如这时期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制,半坡类型、后岗类型和大汶口文化前期都有这种葬制,几个人乃至几十个人埋入同一墓穴,仅仅随葬一套或两三套器物。单人墓中随葬器物的差别也微乎其微。可见当时并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当然无所谓贫富分化,更谈不上有任何阶级的对立”(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这段话表明,严先生是倾向于将整个半坡类型(包含史家类型、后岗类型)都视为母系阶段的,一则因为他这段话是针对后岗类型西水坡遗址已是父系社会的观点而言,二则因为“对偶家庭”之说一般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的反映。所以严先生这里大体上是将多人二次葬与母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只是不很明确,而且他对姜寨一期是母系还是父系也没明确)。巩启明先生与严文明先生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在论及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时说:“仰韶文化早期虽说仍是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但已出现夫妻合葬、父子合葬的个别现象,应视为一夫一妻制开始出现、父系氏族制开始萌芽。”他在论及洪山庙的多人二次合葬墓时又说:“这里存在着家庭、氏族、胞族三级社会组织。而且,这里的社会组织可能是父系制的。”他把仰韶文化中期界定在前4000─前3500年,正是阎村类型的年代,他认为这时期的“社会性质应是父系氏族社会,父权制在多数地区已经形成”(巩启明《从考古资料看仰韶文化的社会组织及社会发展阶段》,《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所以这一派学者虽然有些地方比较暧昧,但大体上是与前述两派不一样的,即母系阶段可以有单人一次葬时期,也可以有多人二次葬时期,多人二次葬可以发生在母系阶段,也可以发生在父系阶段。张楷生先生的说法比较明确,可以视为这一派的观点。他说:“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资料表明,实行二次葬的氏族有父系也有母系,不论是母系或父系的氏族部落,进行二次合葬时,收集的尸骨也并不全是有血缘关系的本族人”、“氏族社会二次葬能够从一个方面或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情况,但是,二次葬自身的产生、发展、繁荣,与社会性质的变化似乎并无必然和直接的联系”(张楷生《我国古代氏族社会二次葬》,《中原文物》1999年第1期)。后一段话似乎有点矛盾,或许说明史前时代的多人二次葬确实不好给它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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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6-16 17:2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铁马冰河陆川客 于 2018-6-17 21:48 编辑

以前扒耶经旧约的内容比较多,主要是因为白皮伪史的体系主要是建基于旧约传说故事的整体之上,从框架到细节,甚至从几个名词就可以演绎出一个历史体系,辅之以近代以来伪造和篡改的大堆所谓遗址、文物佐证。那么问题就来了,旧约疑问重重,新约呢?
正好看了一部《使徒保罗》电影,抛开文艺的演绎,翻开故纸堆,顺便扒一扒耶经新约的小段子也是有趣的。

       看过《耶经·新约》的兄弟姊妹们,都应当明白中的《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腓利门书》等为其所撰,被称为保罗书信,构成了《新约》的主要内容,是阐释基督教教义的重要文献。

--(点评)这里借用一下传教者的习惯用语,话说俺还是高中就看了繁体版耶经的,那会儿主要是琢磨旧约里的那些战争史以及战利品的内容了,现在总算琢磨出都是故事的内涵来,不提。

       保罗:Paul(英语);Paulus(拉丁语),(公元3年—公元67年),《耶经》中人物,亦称为使徒保罗,天主教翻译作圣保禄。此人物从迫害基督徒的犹太裔罗马帝国官员蜕变为殉道的传教士的生平不提,单说宗教地位,不是历史地位哦。
       保罗是耶稣基督的同时代人,年龄稍小于耶稣,他是基督教最伟大的传教士。他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比任何一位基督教作家和思想家都要持久和深远。他被基督教史学家公认是对于早期基督教会发展贡献最大的使徒,可称为基督教的第一个神学家,第一代基督徒的领导者之一,基督教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人之一,史上最伟大的宗教领导者之一。
       保罗对基督教发展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以下3个方面:(1)他在传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2)他的书信,构成了《新约》的重要组成部分;(3)他在基督教神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是保罗,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把基督教从一个犹太人的小教派转变而成世界性的宗教。他的那种认为上帝是神、上帝审判世人的观点成为基督教各派普遍接受的教义。许多基督教神学家都曾受到保罗的影响,如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尔文。事实上,保罗对基督教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基督教的创始人应当是保罗,而不是耶稣。这尽管有些偏颇,然而,即使保罗的影响不能与耶稣等同,但却比其他基督教思想家的影响要大得多。
       在《新约》二十七部书中,至少有十四部被认为是保罗所作。即使现代学者认为这些书中有四、五部实际上是其他人写的,也可以看出保罗显然是《新约》最重要的作者。

--(点评)这地位,还有文章的重要性,有的是数百年来连篇累牍的论文和专著加以阐述,包括中华的某些学者们。不过这些文章,是跟随着耶经的出现而出现的,印刷本不提,所谓手抄本的断代俺也是扒过的,不可靠的羊皮书最早也就是千年以前的抄本,按照文献源流的要求,更早的证据才是更加可靠的,这一点,即使是西方的宗教或世俗学者们也明白,没办法,有着中华考据文化的见证,糊弄世人,比较难。

       《罗马书》等在381年的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被列入新约正典,有七封是完全没有争议的保罗作品。这些文章在新约中的地位。如“以赛亚书”在旧约中的地位一样,是涌现救恩的河流,或谓全部圣经为人所带的戒指,罗马书等正如戒指上的宝石,是基督徒的信仰章程,也是福音的根基,让诵读的人不但能使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又能获得更丰盛的救恩,故称之为“世界上最深奥的作品”。
       保罗的《罗马书》等九封书信一并在称为切斯特·贝蒂希腊文纸莎草抄本第2号第46页中被发现。凯尼恩爵士论及这份早期抄本说: “我们在此拥有一部近乎完整的保罗书信的手抄本, 这部抄本看来写成于第三世纪初左右。”相关文献由凯尼恩爵士编辑翻译并出版。

--(点评)凯尼恩爵士Frederic G. Kenyon大名鼎鼎(或是臭名昭著),就是那位1890年代初在伦敦买了一份据说是在埃及某地挖出来辗转倒卖过来的古希腊文莎草书,在短短一周还是两周后就公开发布了号称是古希腊大神仙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的英译版的大英博物馆馆员,后来自然成为大英博物馆馆长,也是论功行赏的最佳范例。亏得俺当年还学习这伏藏来着,19世纪不列颠的政治制度果然是传承自2500年前的古希腊神仙的啊!这就叫,自古以来。

       Chester Beatty Papyri纸草
       1930​年​前后,埃及​又发现​一​批​纸草文献,当中​意义​重大​的​是​纸草​圣经。1931​年,有​人​宣布​买​下​了​这​批​文献。这​批​希腊语​抄本,有​的​鉴定​为​公元​2-4​世纪​的​文献,内容​包含《希伯来语​经卷》8​卷​书​的​部分​内容(创世记、民数记、申命记、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以斯帖记),有​3​份​抄本​包含《希腊语​经卷》15​卷​书​的​部分​经文。这些纸草​圣经,大​部分​被​美国​抄本​收藏家​切斯特·贝蒂​买​下来,现​藏​于​爱尔兰​都柏林。其余​的​抄本​被​密歇根​大学​和​其他​人​收购​了。
  国际​上​标示​纸草​圣经​的​方法​是​在​大写“P”后面​的​右上角​标​上​一​个​小小​的​数字。《切斯特·贝蒂​纸草残片​1​号》(P​45)包含​一​份​抄本​当中​30​页​的​残片,这​份​抄本​原​有​的​纸页​可能​达​220​张。P​45​有​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的​部分​经文。《切斯特·贝蒂​纸草残片3​号》(P​47)是​启示录​的​一​个​残缺​抄本,包含​了​十​页​的​残片。人们​相信,这​两​份​纸草残片​是​公元​3​世纪​的​文献。另外,相当​值得​注意​的​是《切斯特·贝蒂​纸草​残片​2​号》(P​46)。人们​相信,这​份​抄本​写​于​公元​200​年​前后,原​有页​很​可能​达​104​张,现存​其中​86​页​的​残片,但​仍​包含​了​保罗​其中​9​封​受​圣灵​启示​的​书信:罗马书、希伯来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以弗所书、加拉太书、腓立比书、歌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早期​抄本​收录​了​希伯来书。由于​希伯来书​没有​写​明​执笔者​的​名字,所以​常常​有​人​争议​这​封​信​是否​由​保罗​所​写。可是,既然​P​46​收录​了​希伯来书,而P​46​又​显然​只​收录​保罗​的​书信,那​就​表示​在​公元​200​年​前后,早期​基督徒​接纳​希伯来书​是​使徒​保罗​在​上帝​启示​下​写​的。这​份​抄本​收录​了​以弗所书,也​否定​了​以弗所书​不​是​由​保罗​执笔​的​说法。

--(点评)这次可不是1899年开始的俩牛津大学的初生牛犊在各方面资助下,在埃及沙漠的阿拉伯谢赫圆顶墓室周围新鲜出炉的大大小小的露天垃圾堆里刨出来的货色,不是包鱼的,也不是擦屁股的。
--没有买卖,就没有忽悠,有利可图的事儿,呵呵。科技测年,那会儿也没有,只要“人们?相信”、“显然”,那就是神迹了,谁敢反对?
--还有断代晚近一些的抄本,那发现的时间一定是比这次更早的,例如西奈山抄本和梵蒂冈抄本,越是晚发现的,稿本断代越是早,完美符合19世纪末期白皮学者以及中国的高足们“层累”造史观的标准要求。按照中华疑古派的标准,这白皮伪史啊,就连大把的传说都是伪造和篡改的,伟大的古啥啥,说不定就是“一条虫”。这八卦随便一点啊,就要参考十多种资料来源,某些非英文版的还要转译,够累的。哪像某些ID,只会转进栽赃,一点儿文物文献的佐证都拿不出来,空炮倒是山响。待有空再慢慢来八卦。

       目前所知,这批文献最有可能是古董商非法获取的。正因为如此,确切的发现时间、地点等情况尚不清楚。学者的一种解释是,手稿在aphroditopolis古城遗址(今埃及吉萨省的Atfih镇)附近的科普特人墓地发现的一些罐子里被发现。其他的解释提出,应该是Fayum古城遗址而不是Aphroditopolis遗址,或者说是在一个基督教教堂或修道院的位置发现,而不是一处墓地。

--(点评)究竟是哪里来的,俺真不知道。
--注意美国抄本收藏家切斯特·贝蒂,这就是这批文献的命名来源。这家伙是干啥的呢?

       Alfred Chester Beatty爵士(1875年-1968年),是爱尔兰裔美国矿业大亨、慈善家和那一代最成功的商人。他在1933年加入英国籍,在1954年荣获爵士,1957年获得爱尔兰荣誉市民,死后荣膺国葬待遇。他收藏欧洲和中东的手稿,罕见的印刷品和艺术品。他是一个金融家族的成员,经过自身的努力,成为最优秀的采矿工程师,并创立了矿业公司,涵盖了俄罗斯、加纳、赞比亚、刚果等多个区域的矿场,特别是垄断性地控制了铜矿带,被世人称为“King of copper”铜矿之王。作为伟大的收藏家,他不仅收集最好的亚非艺术作品、文献和文物,还与大英博物馆开展了密切友好的合作,有平分账单的买卖,还有慷慨大度的赠送。

--(点评)和欧美白皮列强的思路一致,仓廪足而知礼节,在非洲血腥掠夺的铜矿大王钱多了,就要玩高雅的,例如十年前的那些煤老板们的做派。当年某些小老板也是在俺面前炫耀假货来着,呵呵。
--至于这位爵士与大英博物馆之间如何亲密友好,如何把收藏品卖给其他的富豪们,俺真没有兴趣。
--对了,这好几十捆莎草席子里,绝不会只是耶经章节,要伪造文明,也是需要配套工程的,其中就有Chester Beatty Medical Papyrus所谓的3200年前的古埃及医学莎草席子,主治头痛和肛肠疾病。无他,这医学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那也是高大上的存在,例如放血疗法。呵呵。

--(延伸)顺便提一下和Chester Beatty Papyri年代相近并且略早一点的Bodmer Papyri,发现时间自然再晚一点,据说是1952年在埃及中南部尼罗河大拐弯处的基纳省西部的Dishna迪什纳镇附近的Pabau出现的。这个Bodmer纸草由二十二份纸草卷组成,没说是残片,因为实在是太完整了,墨迹清晰,说这是残片,丢不起那人。
--命名原则自然还是Martin Bodmer,就是从无名氏古董商手里买下这批伏藏的富翁。该富翁是瑞士富豪家族的公子哥儿,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学过德语,不过放弃了,后来学哲学,然后搞收藏。其宣称,这玩意是从埃及的古都Pabau遗址的某座图书馆附近出土,转卖走私到了瑞士,然后被其慧眼识宝,慷慨解囊,买了下来,又是好几十捆席子。不过,其后人已经于2007年将其收藏文献的大部分转卖给梵蒂冈。
--Bodmer纸草的内容自然要包括新旧约耶经,这还是不够的,还要有早期基督教文学,对了,还得有荷马史诗和米南德的喜剧文艺作品。最古老的P六十六残片,特完整特清晰的书页,被认为是公元200年的约翰福音作品。信不信由你。呵呵。

点评

“我认为近代以来我们一直是西方思想的殖民地,被思想殖民,没有自己的思考。” “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西方人解释中国有一个特点——以中国没有的东西来解释中国。从早期孟德斯鸠的‘中国没有贵族’,到后来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8-7-3 00:51
据说碳十四测定,辐照一次材料会老很多,白皮会不会把新材料用去辐照,再搞个碳十四测定,哇噻,真的很老也。  发表于 2018-6-20 18:39
当年新约时质疑比较少,主要是质疑旧约的故事,太多的逻辑思维上的不合理,今天被铁马兄给解疑了。多谢铁马兄的认真精神!!  发表于 2018-6-19 11:23
好在业内专家们早就开始了,俺引述的一些论文与考古报告,已经拉开了质疑的序幕,战斗的号角就是此次文明探源工程对文明的四条标准定义。俺就是个业余爱好者,为中华学派构筑真正的世界史体系鼓掌助威就好。  发表于 2018-6-18 09:42
答老船长,这论坛也就是俺搬砖之余征求意见的地方之一,能够推动更多的有识之士思考白皮伪史问题,足矣。在业内,包括与相关领域的同仁交流中,能够系统性反质疑的,少。  发表于 2018-6-18 09:39
毕竟,在军事论坛,这是一个比较冷僻的领域,别说专家,比较了解的也少之又少。  发表于 2018-6-18 03:02
在刀楼与某个ID一番折腾,本来还琢磨说不定可以遇到一个能够提供可靠的不同意见的对手,结果还是呵呵了。对俺提出的问题连答案都不敢给,俺还准备了好几十篇论文等着呢。  发表于 2018-6-17 21:33
耶经考古学体系庞大,本来是琢磨了几条质疑的提纲的,结果内容太多。还不如俺从建筑石材精细加工这方面入手,可以彻底推翻白皮参与过的那些所谓古代大体量精细加工石材建筑的历史真实性,前者也就只能拿来八卦了。  发表于 2018-6-17 21:28
新约看得比较少,主要是喜欢看旧约的故事,至少是有根据的传说,不像前者和如今的福音传道小册子内容差不多。通过维基可以找到某些官网,进去可以看文物或文献照片的,可惜昨天贴图就宕机,连别的论坛也是。  发表于 2018-6-17 21:25
铁马辛苦  发表于 2018-6-17 10:05
这篇文章花了铁马兄不少时间吧?呵呵~  发表于 2018-6-17 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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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18 02:5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6-18 02:59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第三派学者虽然为理解多人二次葬给出的空间比较宽泛,但大体上还是不离“集体精神”、亲人团聚、血缘关系这种说法,近似于母系说。严文明先生对姜寨二期、史家墓地多人二次葬的解释是这样(严文明《史前聚落考古的重要成果─<姜寨>评述》)。张楷生先生说得更为明确。他分析、列举了史前至历史时期的各种二次葬,又归纳出各种不同的二次葬产生的动机和目的,但他对史前时代半坡类型那种大规模的多人二次葬仍然是采用了传统的说法:“为了达到本氏族或家族的人死后团聚在一起,永远不分离。那些大型二次合葬墓多属此类。因为他们认为‘同一氏族的人,都是一个根子生出来的,有共同的祖先,有着骨肉关系,活着在一起,死了也要在一起。因此,每个氏族的成员,死后必须葬到本氏族的公共墓地’”(张楷生《我国古代氏族社会二次葬》)。
       金则恭先生的说法仍然属于类似观点,但他说明了龙山时代不曾见到多人二次葬的原因。他认为仰韶文化的多人二次合葬是在母系血缘近亲观念支配下产生的,“它的最初出现应不早于母系血缘近亲集团的阶段,因为当一切都是以整个氏族为单位来进行时,血缘近亲的意识还相当微弱,并且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在较早的原始文化中,一般不会出现类似于仰韶文化的多人二次合葬。但是这种多人合葬的产生也不会太晚,因为到父系家庭公社时期,家庭实际上是由许多单个小家庭组成的家庭集体,除了整个大家庭的共同利益之外,单个家庭还有它自己的利益。在这种比较稳固的家庭中,妻子一般不再回到自己原来的氏族中去,女儿出嫁之后也不能继承父亲的财产,这表明,氏族强固有力的血缘纽带关系已经松弛,血缘近亲观念也随之淡漠了。
       此种条件之下,除受早期那种近亲观念的影响,因而可能还残留有一些合葬之外,一般不可能产生出大规模的多人二次合葬,相反,那种反映稳固的单个家庭关系的夫妻一次合葬却开始出现。这是一个转折点,家庭原则逐渐取代了氏族原则,这种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正是龙山文化中不曾见到多人二次合葬的原因”(金则恭《仰韶文化的埋葬制度》,《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但是这种母系、父系均可有多人二次葬(严文明、巩启明、张楷生)以及将整个仰韶时代视为母系血缘近亲集团时期(金则恭)的观点虽然似乎可以容纳整个仰韶时代的多人二次葬(实际上只要将多人二次葬视为与社会发展进程相关或者仅仅这样去看待它们,都是讲不通的,因为多人二次葬无论在石器时代或者是在某一具体考古学文化序列中或者是某一种考古学文化中,都不存在这种规律性,也难以论证这种规律性),但是面对西水坡仰韶文化的埋葬现象,它们还是不能说通。

  西水坡仰韶文化第一阶段的墓葬均为一次葬,其中有单人葬,也有多人合葬的;西水坡仰韶文化第二阶段的墓葬“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有单人葬,也有多人合葬”(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2期)。M45及三组蚌塑图属于第一阶段晚期遗存,西水坡遗址大型壕沟也修建在这一时期。M45的葬仪及三组蚌塑图以及大型壕沟的存在表明,西水坡遗址的居民无疑有着强大的甚至是异乎寻常的凝聚力、向心力(上一节已经述及),无论父系、母系,它都应该是处于考古学家们所说氏族血缘纽带非常强固的时候,理应存在多人二次葬,而且应该是元君庙、横阵、史家、姜寨二期那种大型的包括整个村落或氏族人口的多人二次葬,但是没有,连一个二次合葬墓坑都没有。
       把西水坡仰韶文化第一阶段视为母系氏族时期、血缘纽带强固时期解释不通多人二次葬现象,那么把它视为氏族解体时期,把M45及三组蚌塑图视为氏族或部落权力所导致的结果,而不认为其与血缘纽带强固有关,第一阶段遗存现象便没有不通顺之处了。但是在西水坡仰韶文化第二阶段却又出现了多人二次葬,而且年代还是晚期的:M50葬8人,其中一半为一次葬,一半为二次葬。M50位于T215的西部,“墓口开在第二层下,打破第三层和第四层”。由于“第一层属周代或周代以后翻动的扰土层;第二、三、四、五层均为仰韶时期的堆积。其中三、四、五层的文化面貌比较接近”,第二层和三、四、五层相比差距较大(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3期),所以M50多人二次葬在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存中年代应该是最晚一期的,其与M45相比可能有上百年或数百年的差距。如以血缘纽带、亲族团聚视多人二次葬,则西水坡仰韶文化的发展便出现由血缘关系解体或松弛向血缘纽带强固方向发展,显然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原始社会发展历程和逻辑。故多人二次葬最可能和直接的原因应与战争和暴力死亡有关,它同时也应与原始人类的灵魂和生死观念有关,亲族团聚、血缘关系可能是其中比较次要的因素。

  推测由于战争和暴力死亡、非正常死亡,人体肌肤、皮肉容易受伤、腐烂,而疼痛、恐惧的感觉也让人容易认为它们是来自于人的肉体、软组织或身体内看不见的地方,原始人类可能认为这些东西都与人的骨头无关,为了不让死者带着这些伤痕、疼痛和恐惧生活在另一个世界或者重新投胎转世,便对他们实行了二次葬(据报道,在距今8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中已出现二次葬、贾湖遗址中已出现多人二次葬),而大规模的战争和暴力死亡便会产生半坡类型那种多人二次葬墓地(史前考古文化中有些规模较大的多人二次葬也可能有多种因素影响,拟另行申论)。到新石器时代末期、龙山时代,可能由于人类对人的生理、生殖以及灵魂、生死问题在认识上的进步,二次葬便逐渐自行消亡,多人二次葬当然也不存在了,而中原以外周边地区有些少数民族直到历史时期也还存在二次葬现象,则可能与文化传统、风俗有关了(其源当然应在史前时代)。由于仰韶时代对战争和暴力死亡人口可能大多采取了二次葬方式,而龙山时代则很少或没有采取这种方式,所以考古学家感觉仰韶时代似乎比较太平而龙山时代战争迹象较多。
       西水坡遗址有东周时期的排葬坑,每坑一般葬18具人骨,多者达40余具。由于是一次葬,所以很容易判断出这些人口因战争而死亡,如M175葬18人,其中一人无头,五个头骨与颈骨脱离,还有两个胸部或脊锥上被射入的四棱形箭头仍存(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1988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但如果将这些死者改成只捡骨头的二次葬,直接的战争证据便不存在了。M175合葬的死者均为男性,且年龄在20―25岁之间,这是因为东周时期早已有专门的军队了,而仰韶文化中是不可能存在专门的军队的,所以半坡类型那些多人二次葬墓地、墓坑中是男女老少均有。

  仰韶文化阎村遗址出土彩陶缸上的“鹳鱼石斧图”被严文明先生解释为一场战争的纪实和纪念图画(严文明《<鹳鱼石斧图>跋》,《文物》1981年第12期),颇有望图生义和牵强附会之嫌。但是如果考虑到相距不远的洪山庙遗址大规模的多人二次合葬,严先生的说法可能就不那么穿凿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将继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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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19 01:3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6-19 01:51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炎黄大战”第30项证据(或理由)

  正象对后岗类型的认识一样,学界对传统的仰韶文化大司空类型其性质和来源的认识,同样呈现出一种众说纷纭的复杂局面,甚至大司空类型的性质、面貌、来源显得更加模糊、扑朔迷离。以下将几种主要观点作一介绍:

  一是认为大司空类型与后岗类型有关。丁清贤、杨锡璋、高天麟、李昌韬、张居中、杨亚长等倾向于此说或者对大司空类型在陶器纹饰、生活用具、彩陶纹饰方面与后岗类型的密切关系做了分析(丁清贤《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来龙去脉》,《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杨锡璋《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的相对年代》,《考古》1977年第4期;高天麟《关于磁县下潘王仰韶文化遗存的讨论》,《考古》1979年第1期;李昌韬《试论河南地区的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张居中《仰韶时代文化刍议》,《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杨亚长《略论“郑洛文化区” 》,《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丁清贤先生比较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尤其是在彩陶纹饰方面,“虽然后岗类型的彩陶数量发现的较少,纹饰也比较简单,大司空类型彩陶发现的较多,纹饰比较繁缛,但是两个文化类型的彩陶都是以红彩为主,黑彩较少,不仅如此,后岗类型彩陶中的宽带纹、网纹、同心圆纹和横直斜线组成的几何形图案,在大司空类型的彩绘图案中还都可以找到,说明大司空类型的彩陶纹饰是在后岗类型彩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尤其“重要的是后岗类型的主要炊具是鼎,其次是罐和釜,而大司空类型的主要炊具则是罐,至于鼎和釜在大司空类型的各遗址中却从来没有发现”。他认为“根据目前的发掘材料,我们还不敢断言大司空类型就是后岗类型的子孙。但是可以认为,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当密切的”(丁清贤《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来龙去脉》)。
       杨亚长先生将传统的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视为大河村文化的一个类型,也以“后岗类型”称之。他说,大河村文化后岗类型“晚期遗存通常被称作‘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其年代虽晚于‘后岗类型’(即上述后岗类型早期)。但两者的分布地域则基本相同,而且从文化面貌方面亦可看出一些承前启后的发展线索。因此,可将它们视作同一类型即后岗类型,但属于不同时期即早期和晚期”,同时他也认为后岗类型晚期(即大司空类型)遗存目前发现虽然尚不丰富,“但其年代应与大河村类型晚期以及下王岗类型晚期基本相当,因而在文化面貌方面亦有不少共同特征”(杨亚长《略论“郑洛文化区” 》)。

  二是认为大司空类型主要源于庙底沟类型(钓鱼台类型)。严文明、朱延平、唐云明、孟繁峰、韩建业、曹艳宏、周伟等倾向于这种认识(严文明著《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朱延平《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的若干问题》,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编《史前研究辑刊》,1988年;唐云明、孟繁峰《河北仰韶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韩建业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三章第三节,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曹艳宏、周伟《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与大司空村类型略论》,《中原文物》2001年第5期)。朱延平先生认为“大司空类型晚于后岗类型,二者文化面貌迥然相异。这暗示了它们之间尽管在时间上可能存在着缺环,但从文化系统上讲,大司空类型并非都是从后岗类型发展而来,甚至前者的主要来源未必是后者。从大司空类型独具特色的彩陶风格上看,其主要来源之一,应该是庙底沟类型”、“在庙底沟类型的彩陶中,弧线三角图案是由早到晚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如果说大司空类型中最富特征的彩陶因素是弧线三角和平行线组合图案的话,那么这类因素应是庙底沟类型演变而来的”(朱延平《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的若干问题》)。
       唐云明、孟繁峰先生认为河北境内的大司空类型(即百家村类型)由钓鱼台类型发展而来,其源当然在庙底沟类型(唐云明、孟繁峰《河北仰韶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曹艳宏、周伟先生同意此说。他们对后岗类型、钓鱼台类型、大司空类型的有关文化因素作了比较,认为后岗类型与大司空类型具有鲜明的个性,有自身发展的清晰脉络,两者既无确切的地层叠压关系,器物演变上也很难找到线索,所以它们应当属于不同传统的仰韶文化遗存。他们说:“在钓鱼台类型的纹饰中,弧线三角纹中间夹的平行线数量较少,一般为2条左右,而且作风自然、古朴。大司空村类型的这种图象,中间夹的平行线数量大增,多达十几条,而且柔弱细腻。其他类型的纹饰也大多体现出这种特点。这些十分清楚地表明,大司空村类型的源头应当在钓鱼台类型中去找。至少可以说,钓鱼台类型的仰韶文化应当代表了大司空村类型的较早阶段”,同时他们也认为“至少在后岗类型的晚期,后岗类型的遗存与大司空村类型在豫北、冀南地区同时存在,不断发展。而且,这一并存关系的出现可能会更早”(曹艳宏、周伟《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与大司空村类型略论》)。

  三是认为大司空类型的主源为一种北方文化,从北方发展而来。田昌五先生将下潘王、三关、钓鱼台等相关遗存(田先生皆以“类型”称之)与四十里坡遗存(类型)相区分,认为前者尽管受到后岗一期文化的影响“但却仍属于仰韶文化系统”,但后者“可归入大司空村类型系统”。他说:“北福地遗址第一期甲类遗存既同四十里坡类型有关系,也就提供了大司空类型的来历,它主要是继承从北方来的一种文化发展而来的,而同磁山文化没有承袭关系”、“新乡地区的一些材料还说明,大司空村类型是由北向南发展的,所以到新乡地区已近尾声了。那么,它的源头在哪里呢?北福地甲类遗存可能是四十里坡类型的先行文化。这个四十里坡在蔚县东北,也是属于大司空类型的分布范围之内的”(田昌五先生著《华夏文化的起源》47页、72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严文明先生曾经认为“大司空村类型应是钓鱼台类型发展起来的”,但他已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尤其是不见鼎和小口尖底瓶这两种庙底沟类型的代表性器物。因此韩嘉谷先生说:“山西地区的庙底沟类型遗存进一步演变为西王村类型,然而在河北地区不见,表明庙底沟类型在河北地区立足时间不长,为大司空村类型所取代,但绝不是大司空村类型的源头”。冀中地区的容城午方类型,学术界将其归入大司空村类型。韩嘉谷先生认为“大司空村类型和午方类型接近,午方类型又和小河沿文化接近,这样便出现了一条从辽西经河北到豫北的文化传播索链,午方类型是中间环节,从而透露了有关大司空村类型来源的线索,小河沿文化是重要源头之一”,并且他还认为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南下与“黄帝南伐赤帝”(银崔山《孙子兵法》)有关(韩嘉谷《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变化和传说中的洪水》,《考古》2000年第5期)。田昌五先生认为大司空村类型继承北方来的文化并继续向南发展,他也是将它与炎、黄、蚩之战和黄帝南下联系起来的(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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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20 01:0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6-20 01:06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上述三种关于大司空类型的认识,其差异之大是很明显的:一是主源于豫北冀南的后岗类型,按“后岗一期文化”为东夷文化说,则大司空类型可划归东夷文化系统;二是主源于庙底沟类型、钓鱼台类型,据此大司空类型当划归仰韶文化系统,其老家在晋南、豫西;三是主源于北方,与北福地甲类——四十里坡系统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一系有关。
       事实上,有些学者在论述大司空类型时承认一时还无法明确其渊源和性质。李友谋先生认为豫北的后岗类型与大司空类型的关系,以及冀南的西万年类型与百家村类型的关系,应当是一纵向关系,两者有文化上的承袭和发展,年代上有早晚之别。不过他一方面说“豫北的大司空村类型当是后岗类型的继承者,冀南的百家村类型当是西万年类型的继承者”,一方面又说“但是,这种发展、承袭关系不仅在陶器特征上缺乏比较清楚的演变和延续线索,而且在地层关系上亦未获得确凿的证据”,同时他也承认百家村类型对大司空类型有影响(李友谋《试论豫北冀南地区的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98年第2期)。田昌五先生认为大司空类型不能归属仰韶文化系统,但他也承认“以大司空类型的陶系而论,它除有灰陶、红陶外,还有黑陶和白陶,可说是以灰陶为主,四大陶系兼而有之。加上其他方面的东西,怎能一捶子定音呢?我看在没有清理出文化系统以前,还是以存疑为好”(田昌五著《华夏文明的起源》69页)。与后岗类型一样,如果仅仅依据物质遗存去寻找大司空类型的来源特别是创造大司空类型的主要人群的来源是很困难的,因为它的物质遗存显然有多种来源。
       上面的几种不同的说法,有些也考虑到大司空类型彩陶纹饰的来源问题,但笔者认为尚不够深入、细致,有些判断和认识也有可商榷之处,需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探讨。以下就对大司空类型彩陶纹饰的源头谈一点个人的意见。

  大司空类型彩陶纹饰最近的渊源当然是庙底沟类型,学者大多也是这样认识的,但笔者认为它其实与半坡类型更接近而与典型庙底沟类型相去更远,虽然在年代和地域方面大司空类型都与前者更远而与后者更近。我们先看《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大司空村类型”条目(597页)挑选的三件(类)典型器物之纹饰:
       第一件“彩陶钵”外腹壁上段一周饰几组半坡类型彩陶上习见的平行斜条纹,斜条纹之间由两个底边靠着斜条纹的弧边三角纹一东一西、一上一下(实即阴阳交午图形中间变为一条细线断开后再错开并弧线化)夹出一个露地椭圆在中间,两个露地弧形三角则自然出现在左上角和右下角相对位置。平行斜条纹、中间拉长变成一条线的阴阳交午图形都是半坡彩陶的标志性纹饰(后者见于半坡鱼纹),大司空类型这种彩陶钵纹饰增加的内容只是两个弧边三角纹之间夹出的椭圆形纹饰(对角位置上两个露地弧形三角中各填充一个形如逗号“,”的涡纹,其意应与庙底沟类型彩陶旋纹一致,其源则可见于半坡类型。参见王仁湘《关于史前中国一个认知体系的猜想》,《华夏考古》1999年第4期)。
       第二件“彩陶碗”外壁上段饰一个形如鼻孔的背向双钩纹,又如牛的一对盘角(相同或类似这种双钩或盘角纹饰广泛见于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旁边再加两个弧形三角重叠起来的纹饰。牛羊的盘角状纹饰见于半坡类型,叠小三角的习惯则见于半坡类型的北首岭遗址。第三件为陶盆, 第三件为陶盆,上腹中部饰一周“□ ”,应该是半坡立杆测影羊角柱形象的简省,也与炎帝文化有关(参见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50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大司空类型与半坡类型的年代相差一千年左右,但器物纹饰却好象存在一种遗传关系,这是让人深思的。或者也可以说,大司空类型这些纹饰的祖源可以上溯至半坡类型,而不会是与庙底沟类型或其他文化有关。笔者在《伏羲画卦》一书中正是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挑选的这几件(类)大司空类型代表性器物的纹饰推断大司空类型为炎帝后裔文化,现在看这种冒险的推断可能是正确的。下面我们继续分析大司空村类型的彩陶纹饰。

  大司空类型彩陶纹饰《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描述为:“彩陶风格和纹样较为特殊,在暗褐色地上施黑、红二彩,花纹元素是弧线三角、曲线、波浪等,构成带状图案,其间并缀以叶纹、S纹、同心圆纹、睫毛纹等”(597页)。巩启明先生说大司空类型的“彩绘纹样有弧线三角纹、曲线纹、蝶须纹、梳齿纹、水波纹、叠人字纹、同心圆纹、平行线纹、网纹、睫毛纹、连钩纹、S纹、山字纹等”(巩启明著《仰韶文化》159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虽然大司空类型彩陶纹饰这样丰富,但其最具代表性的纹饰却不多:朱延平先生认为大司空类型“彩陶纹饰中最常见的是对弧线三角与平行丝状线(或平行直线)的组合,这种彩陶图案可分为斜向体和平直体两种”,并且认为“如果说大司空类型中最富特征的彩陶因素是弧线三角和平行线组合图案的话,那么这类因素是由庙底沟类型演变而来的”(朱延平《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的若干问题》)。戴向明先生认为大司空类型“最惹人注目、最富特征的则是大量的折腹盆、折腹钵、敛口钵和饰于其上的独特的彩色花纹……其上大量装饰独树一帜的弧边三角夹平行线纹和蝶须纹等,使它成为一组具有独特风格的器物群,并以此表明了自身的独立性”(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所以认为大司空类型最富特征和有代表性的彩陶纹饰乃是弧线三角与平行线(分斜向体与平直体)的组合恐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仅如此,大司空类型与庙底沟类型、钓鱼台类型彩陶纹饰之间的联系、渊源关系也主要反映在弧线三角与平行线的组合方面:朱延平先生认为大司空类型源于庙底沟类型,在彩陶纹饰方面是从这个角度对比的;曹宏艳、周伟认为大司空类型源于钓鱼台类型、庙底沟类型,在彩陶纹饰方面也是从这个角度对比的。即是说,从彩陶纹饰的角度去看,认为大司空类型源于钓鱼台类型、庙底沟类型主要甚至仅仅是依据二者在弧线三角与平行线的组合上的共性而得出的认识。但是弧线三角与平行线的组合纹饰虽然见于钓鱼台类型,它们却不是典型庙底沟类型的特征性纹饰或基本纹饰。相反,弧线三角与平行线这种纹饰的源头在半坡类型,而且它们是半坡类型的典型纹饰。这意味着,钓鱼台类型、大司空类型与半坡类型可能有比较直接的、紧密的渊源关系,虽然钓鱼台类型被视为典型庙底沟类型的一个亚型或变体。为此,我们有必要继续作一些考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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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6-22 01:5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亚细亚船长 于 2018-6-22 04:00 编辑

       “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续)
       作者  王先胜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对庙底沟类型彩陶纹饰是这样概括的:“主要是以圆点、钩叶、弧边三角及曲线组成的带状纹饰,还有垂幛、豆荚、花瓣、网格等纹样,此外有鸟纹、鱼纹和蛙纹等动物图形,沿袭了史家类型的形态和风格,而与半坡类型彩陶风格迥异” (596页)。苏秉琦先生认为花卉图案彩陶是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他对庙底沟类型的花卉图案做了综合分析,概括出两个主要种类:“第一种,类似由蔷薇科的覆瓦状花冠、蕾、叶、茎蔓结合成图;第二种,类似由菊科的合瓣花冠构成的盘状花序”,其中又以前者最为显著。他甚至以“华山玫瑰”来指代庙底沟类型彩陶图案或庙底沟类型本身(参见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4—16页,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严文明先生对半坡遗址的彩陶纹饰作如此概括:“动物花纹比较发达,鱼纹为主,次为人面纹、山羊纹和鸟纹;图案花纹以宽带纹为主,次为三角纹、斜线纹、菱形纹、梭形纹、辫形纹、细腰纹和折波纹等,基本上是由直线或直边的三角、方块、长条等组成的,很少使用曲线,显得特别规整”;对庙底沟遗址彩陶纹饰概括为:“动物花纹很少,仅见蛙纹和一件似鸟纹者;装饰性图案花纹却相当发达,主要有回旋钩连纹、垂直纹、凸弧纹、豆荚纹、花瓣纹、窄带纹、网格纹等,还有少量羽状纹、三角纹、圆点纹和横χ纹等。构图多用曲线或曲边的三角、新月和圆点等,除用轴对称外,还采用中心对称的方式,一气呵成,显得圆润流畅、生动活泼”(严文明《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考古与文物》创刊号,1980年第1期)。所谓“圆点、钩叶、弧边三角”或蔷薇科的“玫瑰花”图案或“回旋钩连纹”、“曲边的三角、新月和圆点”,据王仁湘先生研究,其地纹均为旋纹,而且这种“旋纹”很可能是庙底沟类型花卉彩陶图案表现的主题(王仁湘《关于史前中国一个认知体系的猜想》)。王仁湘先生还说:“花瓣纹和旋纹是最典型的两种地纹彩陶,流行于庙底沟文化时期,分而范围较广,延续时间也很长,是中国彩陶文化中最精粹的内容之一”(王仁湘《彩陶:反转来看又何妨》,《文物天地》2002年第6期)。
       可以肯定,钓鱼台类型、大司空类型那种弧边三角与平行线组合的彩陶图案(朱延平《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的若干问题》图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597页“大司空村类型的陶器”图1)绝不会是由庙底沟类型那些“圆点、钩叶、弧线三角”、“玫瑰花”、“回旋钩连纹”、“曲边的三角、新月和圆点”(或谓旋纹)演化而来,因为二者完全是不同的组合和风格。虽然庙底沟类型彩陶花卉图案也有弧边三角纹甚至也有两个弧边三角对称、对顶的图式,但它与钓鱼台类型、大司空类型彩陶那种完全成对的弧边三角从构图到立意都有重要区别,前者圆润流畅并不一定成对或对称对顶,而后者却严谨、规整且一定成对和对称、对顶。苏秉琦先生对庙底沟类型彩陶蔷薇科和菊科花卉图案发展、演化的排序(陆思贤著《神话考古》16页图三)可证笔者这种认识。所以我们认为钓鱼台类型、大司空类型那种弧边三角与平行线组合图案的源头在半坡类型,而非庙底沟类型。

  钓鱼台类型多分布于冀中和冀西北一带,冀南则罕见。该类型彩陶纹饰中弧边三角与平行线组合图案的源头既在半坡类型,那么在考古学上有没有线索可供探源呢?有的。一种可能是与后岗类型有关,因为后岗类型的纹饰“与半坡类型略同”,比如它也有“平行斜线组成的正倒相间三角形纹”(《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597页)。但更大的可能则是与分布于晋北——冀西北一带的马家小村类型有关。
       关于马家小村类型和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晋中小区的白泥窑子类型,晋南的东庄类型,韩建业先生有一段论述:它们虽然“都有对当地仰韶一期遗存继承的一面,但毕竟是次要的。在它们身上表现得更明显的则是受半坡类型影响所形成的新因素。但对于白泥窑子类型和马家小村类型来说,可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它们究竟是半坡类型先影响到晋南形成东庄类型后,东庄类型再北上影响的结果呢,还是半坡类型同时影响到晋南和北方地区,同时引起这一广大范围的文化变异?绝对一些来讲,很可能是晋南的文化面貌先发生变异,因为北橄一期确存在与早期遗存明显的嬗递关系。但可能差不多在晋南向北影响的同时,西部区也向北方地区施加影响。由于这些变化的原动力都来自西部,晋南和北方地区又一直就存在密切关系,所以这种文化变异也可以理解成大概是同时发生的。从东庄类型和白泥窑子类型早晚段各自对应、同步发展的现象也能看到这一点。而不管是来自南方,还是西部的影响,在到达晋北和冀西北所在的桑干河流域后,都融进了不少当地文化因素,并受到较多后岗类型的影响,从而形成别具特色的马家小村类型”,而且弧线三角纹彩陶也是马家小村类型的主要器物之一(韩建业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三章第二节,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我们注意到,韩先生提及白泥窑子类型与东庄类型同步发展,而并不言马家小村类型与东庄类型同步发展;同时我们也知道,晋南北橄一期、东庄类型的发展方向正是典型的庙底沟类型遗存,而钓鱼台类型与这种典型的庙底沟类型是有较大差异的,特别是在彩陶纹饰方面,已如上述。所以很可能马家小村类型中的半坡因素并非来自东庄类型的影响,而是可能直接与半坡类型有关,这一点也正与我们推测半坡类型可能发生过大逃亡相吻合。当晋南东庄类型转为庙底沟类型、渭水流域出现泉护类型、伊洛流域产生阎村类型之际,北方地区一方面在当地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又保持着与周围地区,尤其是与晋南豫西地区的交流,所以还可以使用白泥窑子类型的名称,作为晚期阶段”,而“马家小村类型的一些特点,除黑红彩兼施等有所保留外,其余基本消失”(韩建业著《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第三章第二节)。这意味着马家小村类型在晚期可能有一个变动,而这个“变动”与钓鱼台类型在年代上刚好能够衔接,在彩陶纹饰上也有可衔接之处,或许其间存在着人群的重组与流动?

  距今5000多年前,辽西地区红山文化中出现了女神庙、祭坛、积石冢大墓、金字塔式巨型建筑,学者认为这是仰韶文化北上与红山文化发生“花与龙”的碰撞的结果,但是有人认为红山文化女神庙遗迹当属炎帝族文化(傅朗云《牛河梁“女神庙”族属考》,《北方文物》1993年第1期),笔者也认为红山文化寓含“天圆地方”观念的祭坛、积石冢也与半坡类型及西水坡45号墓穴形制所示文化内涵有内在的联系,而与庙底沟类型尚不能直接挂钩。我们推测,红山文化中与半坡类型这种关联因素可能与半坡人的逃亡、远徙辽西有关。现在,从钓鱼台类型的角度去看,红山文化有关现象更能得到一合理解说:钓鱼台类型彩陶纹饰存在明显的半坡因素,说明这一族群可能是以半坡类型炎帝族裔为主体,或者它至少应是炎、黄两族后裔的联合体,从年代和地域两方面看,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存的产生都是与仰韶文化钓鱼台类型相衔接,而不会是其他类型,所以红山文化坛、庙、冢的产生得到一种合理的解释。
       说到这里,笔者想对大司空类型、钓鱼台类型那种弧边三角与平行线相组合的彩陶纹饰的内涵表达作一解说:弧边三角成对出现且为一种对称、对顶关系正是立杆测影所得阴阳交午图形的变式,大量见于半坡类型各种纹饰、器型,而成组的斜条纹、竖线纹也正应该是象征立杆测影之立杆、是对立杆测影的崇拜所致,红山文化中祭坛、积石冢方圆相配表示“天圆地方”也正源于立杆测影(参见第25项证据或理由),几者在内涵表达上完全吻合。所以我们推断,创造大司空类型的人群主要是炎帝后裔,其远源在渭水流域的半坡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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