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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略——“调整”中的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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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7 22: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调整”中的2008——之一
公元2007年已经过去了,如果要为这一年加一个关键词的话,那我的意见,应该是“改变”——也许无法做出技术性的解释,但绝大多数人在这一年中都仍可以十分明显的感受到周围的很多东西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上一次有如此的感受,恐怕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即冷战结束前后。这种感觉一部分来自各种媒体的介绍,而另一部分则就来源于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圈子。当然,事实上这些变化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但是它的速度仍然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吃惊,仅仅在几年、最多不过十年前,那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包括思维方式,在现在都已经变得不那么“理所应当”了。我们同样还可以清楚的预感到:这一切并不会到此为止……

2007年中,中国外交领域中的变化可以说彻底“颠覆”了我们的一些习惯性的认识:首先是中德关系的急转直下。科尔及施罗德时期相对融洽的中德关系,使得很多中国人在潜意识里已经将德国视作是一个潜在的“盟友”,至少,那时国人还不会将德国看作是一个“敌人”。然而在07年9月,德国总理默克尔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在总理府会见了达赖喇嘛,这一举动加上默克尔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在极短的时间里“成功扭转”了德国在中国人眼中的形象,而与之对应的,中方的反应则让大家明白,不仅仅是民间,中国官方同样会“愤怒”,而且不仅仅表现于外交言辞上——包括“中德战略对话”在内一系列两国间的政治乃至经贸交往被中方叫停,《明镜》周刊刊登诋毁中国的文章,它在上海的展览会随即被不留一丝情面的取消。可以说这就是一场外交战争,这种情形完全可以让我们联想起小泉时代的中日关系。
而恰恰是07年的中日关系,则从另一面同样也“颠覆”了我们业已形成的认识,小泉时代的中日关系,围绕着历史问题、东海问题、台湾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从“政热经热”退化为“政冷经冷”并最终跌至“政冷经冷”,已然接近“绝对零度”。而2007年,伴随着中国海军舰艇访日和年末福田康夫首相访华,中日关系从“严冬”一下子似乎回到了“早春二月”……

从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政治结构说起

上面那个标题读着肯定有点拗口,而且看不出和这里我们要说的问题有什么联系。但是不要着急,传统的东方式思维模式通常是“由宏入微”式的,即先确定一个大方向,再一步一步得将其中的各个层次逐一的具体化……。在这部分中,笔者所要作的就是先来梳理这个“大方向”。
人类的经济活动,说到底就是将自然资源转化成某种产品,然后把它消费掉并进入下一轮转化。一个现代经济体系,从生产这方面说需要三部分才能运转起来——资源、制造业、金融业。前两者构成了基本的物质基础,而金融业则是从社会、政治层面保障了实物生产的可持续性——通俗点说:金融产品的价值依附于信用而不是看得见的实物之上。在古代,要想做大生意,就必须先设法积累很大的本钱才可以,通常情况下除了有限的借贷外,只能通过自己的积攒才能完成,而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形象地说,那时的经济就像是在推地上的一支木箱。而现代人则可以通过银行来贷款创业及维持运营,通过一套成熟的金融体系,人们所需自有资金并不用太多就可以很快滚动起来做出很大的生意,这就好比给那支木箱装上了轮子(由此说,现代经济体系和农耕时代经济体系相比,区别不单是科学技术,还在于是否拥有一套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系统。)。
放到世界范围来看,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在短短的几百年里,全世界逐步的都被纳入到了同一个经济体系中来,这便是所谓的“全球化”。人类能在这几百年中创造出超过过去数千年总合的财富,除了技术和生产关系的因素外,还得益于这种大范围的资源流动——这使得所有的资源都尽可能的流向效率最高的地方,去最大限度的产生价值,随着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人类创造财富的效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
而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国家在这个庞大的经济体系中的分工必然要趋向于“专业化”,而这又将决定其在国际政治结构中的位置。由此,国际政治结构中大致存在三种角色:资源国家、制造业国家、贸易金融国家。通常意义上的“第三世界国家”大多可以归入资源国家,西欧国家、日本属于制造业国家,中国则经过20余年的打拼,大约在05年前后从资源国家行列挤进了制造业国家行列(详见《大国之路(续篇)》),美国则是到目前为止全球经济体系下唯一的贸易金融国家。(详见《大国之路——闲谈大国复兴(上)》)
在这一体系下,美国拥有金融上的垄断地位(需要注意,这里的“垄断”、“霸权”之类的词都是中性的,并无褒贬之意),可以制定全球贸易和金融秩序,而其他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只有相互依赖关系,但无法单独在资源或制造业环节形成高度垄断。所以,经济制裁只是美国独家手段,尽管美国社会对进口产品依赖程度很高,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反过来对美国实施经济制裁;而对作为资源国家的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扮演着制造业国家和金融国家角色的发达国家,只是将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源纳入到了这个世界范围的经济体系,而将其人民排除在了体系之外(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低端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可视作是将其人力资源纳入到这一体系中,但由于低工资这一特性,所以并不能说发展中国家人民也被纳入到了这一体系,当然,这的确是资源国家向制造业国家转变的一个机会,但最终可以乘势崛起的仅是极少数——幸运的是中国是其中的一个,也是最出色的一个)这便是世界范围内贫富严重分化现象的根源。
从中国与几个主要国家所处的位置来说:中国在中、低端制造业上正在逐步形成垄断,这种垄断就使得中美之间必然要建立其某种合作关系。同时,未来中国必将进入制造业高端领域,并且,还将会在一定区域内扮演部分贸易金融国家的角色,但在世界范围内,中国远还没有发展到可以成为贸易金融国的程度,因此也就和美国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故笔者在以前的几篇文章中始终在强调中美战略接近;于广大资源国家而言,一方面可以从中国得到相对以往更为廉价的工业品,另一方面“中国制造”旺盛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又成为了原材料及初级产品价格上升的一个原因,“剪刀差”无形之中被减小了,同时中国利用自身的低成本工业体系向这些国家整体输出初级的工业体系,这些都使得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得以真正的从这套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得到一部分利益,而不仅仅是得到附加种种政治条件的“人道援助”(即使不考虑道德范畴的因素,单从技术角度说,中国相比之前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仍然要更容易为发展中国家所认同);于西欧各国、日本等传统制造业国家而言,包括中国在内几个制造业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竞争者——争夺资源、争夺制造业环节的垄断地位以及争夺“升级”为贸易金融国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存在合作的理由——通过合作来共同主导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制造业环节。

悄然变化中的东亚板块

以上我们所说的,主要还是一些理论层面的东西,现实中,具体的情况要比这复杂一些。众所周知,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中国的国际环境曾经历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像“台海危机”、大使馆被炸以及中美“撞机”事件,这些都是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而当时的压力,主要来自美国,之后日本又加了进来。前面笔者所说的我们的“习惯性认识”,很大一部分就是形成于这段时期。
中美交恶,现在看来主要源于当时美方在冷战结束后,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产生了混乱。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期,美、日等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转暖直至进入到一个“蜜月期”,主要还是基于地缘安全方面的问题来考虑,从经济上说,虽然中国在1979年就逐步开始经济上的改革,但在西方国家眼中当时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并不是十分重要,论资源,各类资源的储量不算少,但对比其他资源国家也并没太多“特殊之处”——进入工业化阶段后,资源反倒成了现在中国经济的一个“短板”;论市场,10亿人口确实庞大,但在当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购买力都是十分有限的。故当时中国和西方各国的战略接近主要还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对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的既有结构并未形成多大的冲击。一方面,这使得在当时双方基于彼此关系需要处理的问题都比较简单——较少存在经济利益上的利害冲突;另一方面,这也使得这种合作由于缺乏经济上的根基而无法得到根本上的稳固,可以说是靠“天”吃饭——1989年苏东剧变,“变天”之后,这种合作就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中国与包括美、日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蜜月期”随即宣告结束。
而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则又引发了“公交车效应”——在面对新兴崛起的国家时,任何传统大国都会存在这种心态,即:自己已经上了“车”,“车”很挤,所以就不希望再有人上来——美国是目前唯一的超级大国,他的利益范围差不多涵盖了整个世界,任何新兴国家的崛起自然首先都会触动到他的“神经”。
随着近20多年来中国制造业持续、稳步的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逐步的得到了稳固,中国人最终还是逐步的进入到了这个体系中来,而美国人也开始渐渐意识到之前的遏制政策并不能逆转这一过程。同时,如上文所言,两国的利益交集正在不断的扩大,中美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经济上的共生关系,这就使得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考虑最终压倒了“公交车效应”心理,而随着经济上的遏制政策被放弃,美国在政治和军事的对华遏制政策也变得难以为继——国际关系中,“政冷经热”只能是过渡,“政”“经”之间终归要相互影响,故而,这无法成为两国关系中的常态。最终,以中美“战略对话”对话为标志,中美政策上的“战略接近”于06年年末全面铺开。
相比较而言,中日交恶则要复杂一些,地缘因素与两国间的历史恩怨使得这个原本就充满危机感的国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不情愿看到一个强大中国。而问题还不仅限于此,按照上面对国际政治结构的描述,工业化之前的中国,对日本而言意味着市场和资源,而中国的崛起使得这个资源国家逐步的蜕变为一个庞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制造”从低端产业到中端产业一级、一级的“吃”上去,“胃口”超好——每一项产业只要能够涉足并站稳脚跟,之后总能形成压倒性的竞争力,而且还看不到停下来的势头。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传统上的制造业国家,日本所感受到的现实压力实际要比作为贸易金融国家的美国所承受的要大很多。从这一点说,对比美国,日本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回旋余地要小很多(有意思的是,类似的问题上世纪在日本制造业崛起时同样出现过——“日本制造”当时在欧美也同样是一路“攻城略地”,从纺织品,到家电,到汽车,再到芯片可以说是步步紧逼……。而与中国相比当时的情形的不同之处在于,那时美国这个头号霸主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除了扮演贸易金融国家的角色外,同样也还是一个制造业国家,当时制造业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远比现在要明显,换句话说,现在中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利益冲突对比当时日美之间要小得多。)不只是争市场,还要争资源、争在地区事务中的发言权——2002年,在中国数字电视出口美国势头良好的时候,导演美国企业狙击中国企业对“中国制造”进行反倾销起诉最终迫使中国电视退出美国数字电视市场的是松下公司;05、06年来使中国屡屡在铁矿石谈判中受挫的巴西淡水河谷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新日铁公司;06年让中国受挫不小的国际铜期货市场,掌握话语权的是日本驻友公司。安大线之争以及东海油气田争端日本官方则是直接走到了前台,而在中国-东盟峰会之后,日本则又企图建立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与东盟的对话机制,同时日本政府还为企业投资东南亚设立了专项的补贴……。归根到底,中日之争的实质是争东亚地区的经济主导权以及由此引出的政治主导权——尽管从明治维新时代开始,日本就有“脱亚”和“入亚”的争论,但其想成为亚洲领袖的野心从来就没有泯灭过。
现在回过头去看,小泉时代日本对中国的种种挑衅行为,或许可以看作是日本基于以上那种心理对中国重新崛起的最后一次“抗争”:自二战结束后,战败使得日本民族有了反醒的机会,然而似乎日本只是“反醒”了一半——在对待西方的“蓝眼大君”时总是显得毕恭毕敬,而与此同时却又仍对东亚各国保持着某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而从现实情况而言,中国真正开始涉足到全球经济体系,实际不过是1993年到1994年之间的事情,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如果借助某些大的变故——例如由台海战争导致中美之间大规模军事冲突,那的确有望把中国“打回原形”,即使若干年后中国还能重新站起来,届时日本仍还可以狠狠的压中国一头。而上世纪90年代末,中美交恶又使得日本在这个问题上获得了很大的操作空间,日本愿意一再的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到了2000年前后,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形成已经成为无法逆转的现实,中美间的战略关系逐步被理顺,对抗逐渐的开始让位于合作。对日本而言,这意味着东亚地区原本有利于己的大环境即将不复存在。小泉上任之后,日本对中国变本加厉挑衅将中日关系推到了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围绕东海甚至台湾问题,中日关系的前景,在当时看来即使是军事冲突看上去也不是一个不可以预期的问。而究其原因,这恐怕首先还是由于中美之间对抗的烈度迅速下降,迫使日本不得不自己站出来,以更为直接的方式来遏制中国;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日方是打算通过激化某一地区冲突——例如台湾,将美国重新拉回到与中国对抗的“第一线”,从而改变东亚政治结构的走向(从珍珠港事件看,日本人一直都习惯于这种以局部改变全部的路数,在战略问题上通常“小动作”不少,但却缺乏大智慧),亦或是由于这个原因,中方在面对日本的种种挑衅时,往往在延续着那种“说多做少”的作风,原因则是:在当时,“时间”已经站到了中国这边,此时诉诸武力恰恰是在成全对手。
最终,以小泉首相卸任为时间标志,日本对中国的“最后抗争”基本上可以认定是以失败告终。或许是历史的机缘,中国的经济发展使得美日的对华敌视政策无形间被各个击破——制造业由低到高逐层向中国集中,而东南亚和俄罗斯的经济危机乃至后来的伊拉克战争,都在无意间推动了这一进程,并最终造就了中美间的经济共生关系,进而“迫使”中美开始战略接近,中美之间的潜在冲突因此而存在着一个“上限”——同时这也为中日冲突设置了一个“上限”,这使得日本在对华围堵中越来越显得“孤立无援”,而反过来讲,这种越发变得单薄的“围堵”对中国发展的阻碍更加显得无力。小泉激怒了中国,但这没有给日本带来什么好处。在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之后,刻意与中国为敌的做法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而且危及日本的民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关系“触底反弹”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2006年,借助朝核问题,安倍首相上任后不久便首先访问中国,由此开始,日方开始主动的去修复中日关系,这其中既有现实利益考虑,也是大势所趋。而在说过“大势”之后,我们还需要再看一看中日关系转暖背后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
07年的中国经济一直面临着过热问题,与此同时,日本对外贸易顺差节节攀升,07年超过16万亿日元,创22年来最高记录,而与之对应的,消费引导型的日本国内经济,则面临高通涨、高油价与消费萎缩的局面。而纠其根源,这些问题都源自于世界范围内的美元流动性过剩,中日两国仅仅通过局限于国内范围的宏观调控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想尽可能多的控制这种流动性过剩,就必须要尽量的扩大施力的范围,即建立区域性的货币政策协调机制,这一块上,中日之间的利益是趋同的。而这应该是近期中日合作中一个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议题——2007年9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于在东京与日本银行总裁福井俊彦续签了中日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11月20日,中、日、韩第八次领导人会议所达成的“八项共识”中,第六项是“推进金融合作,提高危机预警和防范能力,维护地区货币稳定”;12月1日,中日首次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
而从制造业角度看,中国制造业在高端挤压日本还不是一个需要在现在讨论的话题,就目前而言,两国经济活动的依赖度仍然在深化,日本的高技术与中国的生产力之间仍还存在互补关系。中国正在进行产业升级,对高端技术和设备有需求,同时,对于日本而言重新夺回在高端制造业的市场份额是摆脱未来几年日本本土消费市场日益萎缩所可能带来的经济衰退威胁的最好途径,而在杀回欧美市场的同时,如果这个时候能搭上中国的“经济快车”那无疑等于是为日本经济买了双份保险。除此之外,当年东南亚金融风暴中日本由于无所作为使得其在日后的东南亚经济整合过程上最终不敌中国,因此,未来日本和东南亚的经济交往必然无法绕开中国,而如论是在非洲还是东南亚,实际中国基于全局的考虑也并没有“吃独食”的趋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日合作也存在一定的操作空间。
就地缘稳定问题来讲,首先,朝鲜半岛问题无论如何都绕不开中国。同时,由于“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以及中国军事投送能力特别是海军力量的增强,日本在能源通道安全方面需要中方的配合——军事力量作为筹码,其在政治博弈中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对抗上,在两国合作中一定的军事力量同样是必需的本钱,如果中国海军在海洋上无所作为,那自然不会有人有求于你,合作也就无从谈起,因而即使是基于合作考虑,军事力量仍旧是决定一个联盟内部话语权分配的重要因素,当然,这些是题外话。而从中国的角度看,其近期在地缘安全问题上的着眼点可能首先要放在台湾——对中国而言,在两岸统一进入到实质阶段之前,其利益主要体现于,在台湾海峡始终保持一个“动态稳定”的状态,而08年必然是台独势力极不安份的一年。2007年12月1日,日本外相高村正彦在中日外长会谈中重申“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坚持日中三个政治文件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这也正是此轮中日合作在台湾问题上的体现。所谓“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提法,就维护08年台海“动态稳定”这个目标而言,应该说已经“够用”了。再进一步,我们似乎可以预见,关于台湾和东南亚的议题将取代前些年的东海问题及历史问题,成为2008年中日关系中的焦点议题之一。
关于东海问题,虽然2007年11月14日开始的中日第十一轮东海问题磋商最终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进展,但依笔者的角度看,在08年东海问题也许做不到“共同开发”,但非常可能会实现“搁置争议”。笔者在06年的《大国之略》一文中曾提到过这样一个问题,即东海油气资源中,“气”多于“油”,仅这一条就使得其价值就要打个折扣。对中方而言,其价值主要就是作为燃料供上海和宁波一带民用。对日本情况也差不多。而在整个西湖构造中,每个构造实际都不大,且互不联系,因而开采的经济性也非常底。中日东海之争,实质上已超越了资源争端,更多的是作为中日角力的一个平台。而随着08年两国对抗烈度下降,合作加深,东海问题逐渐降温也将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而在历史问题上,福田康夫首相明确表示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同时在访华前夕声称“日本将谦虚地看待过去的历史”,虽然这种有些不伦不类的说法并未得到中国民间多少认同,但对比之前日本官方在历史问题上的种种恶劣言行,这一次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此前,日本在包括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中国,这是中日历史问题长期无法得到解决的根本原因。其动机可能有两个:其一,与东海问题类似,这已经超越了问题本身,而成为中日对抗的又一个平台;其二,则是出于日本国内得政治需要。一直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二战战死官兵遗属之间存在一种强烈的对立感情,这些遗属将失去亲人归咎于其政府,而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由于亚洲邻国的反对,反倒使得日本政府成功地获得了战死者遗属的支持——靖国神社供奉有这些人的亲属,成为了他们的“代言人和保护者”,双方因此站到了一条战线。在当时中日交恶的大环境下,日本政客也不会在乎再在这个问题上多得罪中国人一回。而这也就顺带解释了为何日方不愿接受将甲级战犯灵位迁出神社这个折中方案——如果迁出,那之前,参拜神社—国际反对—政府获得遗属支持,这样的“良性互动”就无法维持,参拜也就失去了价值。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遗属纷纷过世,而日本年轻一辈与靖国神社中被供奉者的关系渐渐疏远,感情也不再那样浓厚,以参拜获得民众选票这种做法的效率越来越低,在“中日交恶”这一大环境消失之后,这种做法显然已经变得得不偿失,福田可以表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很大程度上便是缘于这个原因。而随着日方不再在这一问题上寻衅,08年的中日关系中,历史问题被提及的频率也许会逐渐的下降。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中日关系回暖的同时,中国与韩国的关系可能也会发生一系列相反改变,而这并不仅仅是由于近期韩国民间乃至官方所表现出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
从中国的角度看,中日关系和中韩关系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一种“互为备份”的关系。回顾中韩关系升温的背景:大致是在1999年前后,中韩交往开始加深,当时中国正在遭受着一轮外交低潮,而日本正在奉行对美国“一边倒”的战略而与中国渐行渐远。中国为制衡美日,而开始开展多元外交;而当时韩国刚刚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需要借助中国的市场和低人力成本,另一方面韩国企业对日本企业在各方面又有不错的继承性,因而比其他国家更适于作为日资企业的替代。
在当时,中方借助韩国制衡了在国内几乎一支独大的日资企业,避免了中国沦为日本的一个低端产品制造中心,同时也使得低端制造完成了向中国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韩国借助中国经济的腾飞并依托中国这个低成本制造中心不断转移自己的低端产业,提升本土的产业链工序。这使得韩国在中、高端产业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而随着中美实现战略靠近,中日关系开始转暖,现在的国际环境对比中韩关系升温时已经发生了太多的改变,中国在对外交往方面的选择余地远比上世纪末要大得多,韩国的作用已不再是不可替代的,07年韩国对华贸易顺差为173.37亿美元,四年以来首次低于200亿美元,比06年同期下降了9.5%。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升级,中韩两国在经济体系中的位置逐渐的在重合,两国之间在中端制造业上的竞争开始日趋激烈,对比日本,中国对日本高端产业的挤压还是一个预期中的问题,而与韩国的竞争则就在眼前。高涨的民族主义使得韩国将中等强国的标定为自己的战略目标,而其基于此的对外战略则是选择对中、日两国全面出击,而同时,为在东亚地区制衡中、日两国的影响,韩国对美政策开始趋向于更加靠近。而其单独提出和俄罗斯合作开发西伯利亚地区,可能也是基于类似的心理。
当然,可以确信未来中韩关系会有所降温,而另一方面,对中国而言韩日间的相互制衡仍将长期存在,同时中国对朝鲜半岛始终拥有不小的影响力,这些都预示着中韩关系的“降温”幅度终归是有限的。笔者更愿意将其视作是两国在外部环境改变后所形成的新的“平衡状态”。



话说中德交恶



最初,西欧各国与中国的交往,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派生产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欧各国的对外战略重心开始不再限于美国一家,安全问题淡化使得西欧国家在对外交往上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而此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正在不断的提升,加强和亚洲国家的交往对西欧各国而言都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举措。1993年9月,德国政府制定了新“亚洲战略计划”,将日本、中国、韩国、东盟和印度列为其在亚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充分利用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加强同亚洲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在对华经济交往中,原本法国是德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之前法国和中国政府之间传统上的良好关系使得法国在对华出口中较之德国要占得先机。而在1991年至1993年之间,法国对台军售事件将原本势头良好的中法关系一下子被推到了“冰点”状态,这一短视的做法使得法国在对华经贸交往中遭受了始料未及的重创——1993年,中方先后宣布:撤销部分拟议中与法方的大型合作专案,如广州地铁、大亚湾核电站二期工程、购买法国小麦等;不再与法国商谈新的重大经贸合作专案;严格控制两国副部长级以上人员的往来;立即关闭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在长打半年的时间里,双方政经交流完全处于冻结状态。
而当时德国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得以大举进军中国市场,1993年科尔访华,随行的除了政府官员还有大批的德国企业家。按照德国《世界报》的说法,“1990年代初受法国对台军售影响,中法关系一度降至冰点,中国趁机拥抱德国”。而在1999年前后,随着欧元的问世,欧美之间,更确切点是“法德轴心”与美国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处于制衡美国力量的考虑,德国开始进一步得提升与中国以及与俄罗斯的交往层次。
仅从现在中德各自在全球经济结构中的位置来看,两国间并不应该存在太多的对抗因素:德国的大宗出口贸易主要是化工、机械这样的高端产业,中国制造业到目前为止尚不可能在这个层次对德国造成挤压,相反这样的两个国家在产业结构上应存在很多互补之处。而中德关系的现状却显然和这相去甚远。
显然,我们不能将中德关系的急转直下归结到默克尔个人身上——任何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无论它的政权组织是以何种形式来实现,其中在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都必然是一个精英群体,仅凭某一个领导人个人的理念而使得国家的大政方针出现改变,即使是在一个君主制国家中都是无法想象。而同时,任何一个这样精英团体都不会如民间那样仅仅基于“意气”而做出某种决策。因此,答案还是得从现实利益上来找。
就笔者看来,中德关系恶化,其根源有两条:其一,欧元升值。早在2003年,欧元总体趋势便开始走高,2002年至2003年曾升值近40%,而这主要仍是缘于全球性的美元的流通性过剩。从德国的经济特性来看,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的经济体系,一直以来缺少的是矿产、能源类的资源类产品,大宗出口的则是化工机械等高附加值工业品——在不少高端领域,德国企业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当欧元开始温和上涨时,最初这其实是降低了进口工业原料所需绝对成本,进而等于提高了其出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所以最初德国人对汇率上涨不但不敏感,反而因此还增加了收入。默克尔上台后,德国经济在产业升级和产业效率均为有明显进步的情况下得以一路走高,很大程度上正是拜欧元升值所赐。而另一方面,来自中国的低价消费品,使得德国国民在收入维持小幅增长的情况下,可以消费更多的进口初级工业品,而且由于“中国制造”的存在,使得过去若干年德国等发达工业国的通货膨胀总体上可以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这样就进一步增加了国民的幸福感。基于这个原因,德国政府在欧元汇率问题上和法、意等其他欧元区国家曾一度分歧严重(向比较于德国而言,法国、意大利等国经济更依赖于第三产业,故其对欧元升值更加敏感),德法关于欧元汇率的口水战几乎贯串了整个2007年。
而随着中国、印度等国经济持续发展,其对资源类产品需求的稳步提升,逐渐导致工业原料的国际市场价格开始水涨船高,不过由于这些产品目前仍多以美元计价的,所以对德国而言,欧元继续升值似乎仍旧可以抵消掉进口资源类产品价格的部分涨幅,最多只是没有以前那么廉价了,但仍旧可以倚靠这些发展中国家对高端工业品需求增长拉动出口增长来进行消化,因而仍还可以使经济维持总体平衡并略有增长。(如果考虑当时与中国正维持相对良好的政治关系,因而挤占如日本等其它发达工业国家的出口市场,则其出口增加可能更多)。
然而,随着05年以来,美元流通性过剩问题日益明显,大量投资资本投入到了原材料期货市场进行炒作,资源类产品价格膨胀的幅度仅倚靠欧元升值已难以抵消。同时随着中国稳步推进的产业升级和政经扩张(在东南亚和非洲),便宜的中国产品涌入了许多原先由西方传统制造业国家长期独占的国际市场领域,不但逼迫他们让出了部分中低端产品的市场,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提高了竞争度,其出口工业品的利润率也随之降低。而欧元持续上升的汇率不但使得同级别产品与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差距拉大,甚至还可能导致中高端产品出口市场的萎缩。
而一直以来,德国等欧洲国家内部始终被高福利和社会竞争力之间的矛盾所困扰(相比较而言,法国在这方面的问题比德国还要严重一些,以量化的观点来看:在德国市场对经济的调控大概能占到1/3左右,而法国只有20%),此外还有种族矛盾、劳资矛盾等等,一旦国民实际收入增速下降甚至开始减少,那这些问题迟早要爆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德国需要转嫁危机,而他又无力阻止美元持续贬值,那就只有把矛头指向中国,逼迫人民币升值,打压“中国制造”。
而问题的另一个根源,则是欧盟东扩。如多数人所知,德法两国现在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两个“火车头”,而具体就德法两个而言,他们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具体战略诉求仍是有很大差别的,就欧盟扩张方向而言,基于扩大自身地缘影响力,进而在欧盟内获得更大发言权的考虑,法国所主张的扩张方向是地中海区域以及北非,而德国则主张向中、东欧方向扩张。上世纪末,德国违背和英法等国的事先约定,擅自支持前南分裂,正是基于这一利益诉求的考虑。而美国所支持的北约东扩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欧盟东扩,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德国的利益,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能最终瓦解“法德联盟”,一个重要的施力点便在于此。
而从德国的角度看,德国80%的对外投资集中于欧盟,尤其德国的低端制造业的对外转移基本都集中在东欧与中欧的新欧盟国家,除了地理和文化方面的便利之外,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其战略布局考虑。然而,欧盟东扩的速度现在看来有些过快——入盟后的中、东欧国家在工资预期上向西欧国家看齐,而其基础设施升级进度则明显滞后。伴随着欧元的升值,很多原本欧洲对美国与东亚的出口制造业分流到了中国,尤其是对美国的出口分散至中国对德国的立足东欧与中欧的布局十分不利,而这又进一步加剧了中德之间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的短期冲突。
有意思的是,比照1993年,现在的德、法之于中国,与当时的情况恰好调了个个儿——中德关系跌至谷底,而法国总统萨科奇则高调来华,并拿下了包括160架“空客”在内的大比订单。究其原因:法国的制造业对比德国已经步入“夕阳”状态,因此在人民币升值等问题上和中国的冲突反倒小于德国,因此,中国对于德法两国,无意间同样达成了“各个击破”的效果——这意味着在很多冲突上中国面对的仅是“德国”,而不是“欧盟”。而送到法国人手里的订单也并非是“贿赂”那么简单,仅就160架“空客”而言,其中150架尚属于框架性协议,因而可以认为这是将两国的利益进行了“绑定”。
再回到中德关系的话题上来,事实上德国此次对中国高调发难恰恰使我们看到,德国在中德博弈中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对中国而言,中德关系的价值主要在于德国对中国而言,是一个技术先进国家,但德国的这个位置并非是无可替代的,否则也就不会存在1993年及2007年德国和法国相互“乘人之危”的两幕。换句话说,德国在此轮角力中并没有太多的施力点可供选择,所以只能反复拿“达赖”以及“人权”问题做文章。而另一方面,默克尔拒绝陈水扁的“访问”也使得我们对此轮中德交恶的“底线”有了一个大概的掌握——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远比前述“问题”敏感,而在08年这段特殊时期,这一问题将越发不存在“弹性”;而中方对德国的回击,事实上也还在德国工商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这方面讲,未来中德关系回暖仍旧是可以预期的,因此,2008年我们不排除中国政府会给德国企业某种优惠以促进两国关系结冻的可能。
而对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真正需要我们更加认真的去思考的问题也许并非存在于眼前。未来对美国而言,主要的问题在于手中的霸权会不断被稀释,这不是靠和中国对抗所能解决的,相反很多地方需要中美去配合;中日之间有地缘因素,除非能中国永远保持晚清时那种虚弱状态,否则日本就必须考虑如何和中国和平共处下去,这种状态才应该是两国关系的常态。
西洲国家则有所不同,西欧各国经济一个明显的“短板”在于资源短缺。而对中国而言,到2020年,预计45种关键矿产资源可以靠国内生产完全满足需要的最多不会超过5种(相对的,美国在这方面的压力要比中、欧小得多)。从这一点说,未来中、欧之间,乃至东亚与西欧两个经济“板块”之间,在资源问题上的矛盾会长期存在下去。如何来协调这个矛盾,必将是一个考验几国决策层大智慧的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2-6-7 22:59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国之略--调整中的2008(二)

多数情况下,某一转变其实都是在悄无声息中开始的,只不过,要让多数人感觉到它的存在,往往还需要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清早起身,猛然察觉:这世道在一夜之间,已经与从前大不相同了……

经济领域——“得人心者得天下”

        与此前这个系列中其它的文章一样,我们的话题仍旧将主要围绕着经济话题来展开——如果让我用最简短的话,来概括自己对08年中国经济形式的感觉,那应该是:存在问题,但大势未变。

       实事求是的讲,07年末到08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形式确实给人们带来种种不安的感觉,通胀、股市的乱象……连温总理在两会期间都提到了“很困难”这个词——当然,那时我们谁也不会想到,后面还会有一连串的“天灾”、“人祸”将要发生。

        但是,如果把目光再放宽一点,放到世界范围内看,会发现伴随着次贷危机和粮食危机,08年整个地球其实都不安宁,与之相比中国的情况似乎还不算太糟糕:横向对比的话,德法等国在拉萨暴力事件以及之后奥运火炬传递中的恶劣行径,使得民间掀起了对这些国家企业以及商品的抵制活动,某些人批评说这是“愤青”行为,但必须看到,这些举动的确使得那些国家的政府紧张了起来,不要忘了,在19年前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动辄把经济制裁挂在嘴边的恰恰就是这些西方国家。再回忆一下,再高呼“人权”、“民主”的同时,这些国家这几年又有谁敢向中国叫嚷“贸易自由化”?——显然,这“世道”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而在5.12地震之后,多数国家对中国的援助——包括物质上的和政治上的——都是非常慷慨的,有的是在第一时间就到位了,有的反应慢些,但后期追加的援助,数额也不小。中国不是那种“边缘化”的不发达国家,不会指望国际援助来过日子,很多国家的物质、资金援助,绝对数额听着确实不少,但放到此次救灾中,和中国政府自行调配的各种资源相比,其实就是热汤中的一把胡椒面——也就是有个滋味罢了,所以归结起来,这些援助仍旧是象征性的,主要还是一个政治态度的表示。而能叫别国在这种“面子工程”上舍得下大本钱,本身就表明,这些国家没有“看空”中国,假使中国经济真的行将崩溃的话,那如此行事就是不合逻辑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具体的个人,道义往往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再讲得直白一点,就是:只可能有人“锦上添花”,绝不会有人“雪中送炭”,“趁火打劫”倒是有可能。

大 势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其实已经提到过,但为了方便后面内容的表述,这里还需进行一点概略性的回顾。

       自上世纪80年代起,以经济的视角看,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三节:整个80年代,在选择何种经济模式的问题上我们都还处于一个摸索、争论的阶段——从“量”的角度说,分歧的核心在于——“市场”与“计划”两种成分在中国经济中的比例,分别应该是多少;从“质”的角度说,则是选择用“计划”来完善市场经济,还是以“市场”来补充计划经济的问题。事实上高层所谓的“分歧”也就到此为止了,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曾出现过一些反复,但如海外某些人,把这描述成中共高层“改革派”和“保守派”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则是非常不着边际的。

       到了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为这一阶段的结束标志,最终敲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即:走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道路,由此,中共高层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思路开始逐渐的清晰起来了,思想统一性的问题至此已经解决,而且是建国以来解决的最好的一次。所谓的“中国特色”,在此间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市场化”是在某一层级展开的,而且每一个步骤都是在小心翼翼中进行,任何异样都会引起高层一连串的会议讨论。而在此之上的层面,国家并没有放弃政令式的控制方式。中国经济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对政府而言,经济发展始终都是高度可控的——便由此而来。

       与之对应的,在差不多同一时期,前苏联也在搞他们的“有俄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俄国人的步子显然要比我们“大得多”,由叶利钦炮制出了一个“跑步进入市场经济”的“500天计划”,60%的国有资产都被以“股份”的形式平均分配到每个公民手中,而在当时的恐慌情绪之下,大多数老百姓自然是不会考虑如何经营这份“产业”的,他们需要的是尽快把手中的资产券变现,去兑换成外币、黄金,甚至是面包,而这种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恐慌,很快,那些国有资产集中到了少数“寡头”手中,前苏联四万多家国企,除了利润丰厚的能源、传媒等产业外,其他悉数倒闭……后面历史的发展,显然已经完全可以证明中国领导人是明智的。

        这之后,在93、94两年,以解决当时经济过热为诱因,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贬值和出口退税等一系列政策,把过剩的生产力引入到了国际市场(最早在1992年,吴敬琏就曾向当时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朱镕基提出了以出口布局应对经济过热的建议)。由此,中国经济正式开始融入到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来。此后,通过多年的打拼,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抓住了众多机遇,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逐步的建立起来一个“以战养战”的正循环:获利——基础建设投入增加——促进产业升级——更大的获利——再次增加基建投入……。整个九十年代,出口和基础建设构成了中国GDP的“大头”。到了九十年代末,又由政府牵头建立起了另一个正循环,就是房地产业。

        由这两个正循环带动,政府手中的钱开始迅速的充裕了起来,经济发展所需的激活资金至此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解决——上世纪八十年代期间,各种“新政策”其实都还是属于小步伐、小范围内的摸索和试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主要还是得益于过去“超高积累、极低消费”的准战时经济模式的改变(这确实应验了互联网上一派的说法,建国前三十年的确是有所积累的,但另一方面,再要求政府不放弃任何一个大项目就是非常“不讲理”的要求了,毕竟钱是有限的),国家手中其实并没多少钱,因此这种依靠“吃老本”的提高是有限度的,如果没有经济架构上的改变将是不可延续的。

        围绕着出口和房地产,有许许多多的直接或间接行业都有了相应的需求,换句话说,出口和房地产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最主要两项的“最终需求”。在竞争性领域,通过“抓大放小”等一系列措施,引入了市场经济模式,其中有些经济理论客观的讲甚至都带有很重的“原教旨主义”色彩,具体环节的得失这里不做细究,总之在全局上,经过一番“汰弱留强”之后,这确实解决了“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在煤、电、油、运、通信等基础领域则全部由央企系统和各级政府主导,你说这是“垄断”也可以,但必须看到的是,正是在这种体系下,基础建设才始终可以进行细致的全局规划,某些难度高或短期见不到效益的项目才可以用“大会战”的模式强力推行,而这则保障了其他领域的顺利运行。关于这两方面,之前各种负面的评价不少,其中有不少也的确说的在理,我在这里所提的,都只是其中合理的那一面——很多事情就是这样:都是由许多“面”所构成,一旦其中合理的一面暂时居于主流,那么无论你看它多不顺眼,但它的存在都将是合理。

        就制造业而言,中国制造已经逐步的在从单一的优势产业(都是如纺织之类较低级别的产业)拓展为一套低成本的工业体系,理论上讲,只要解决了技术问题,任何一项产业“中国制造”都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形成优势。而又一次的转变,由此也随之悄然而至——

        2005年,贸易总顺差首次超过千亿,达1019亿美元,而04年时则还为319.8亿(另一说为321亿)。贸易总顺差包含两块: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90年代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领导想法设法引进外资,引进来的主要都投入到了加工贸易中,因为这一块投入成本低,无需自己建立销售渠道而且见效快。由加工贸易带来的顺差很大但实际利润很小,只是在庞大的总量之下,这个问题才显得并不是太扎眼。

        长期以来外资占大头的加工贸易一直是贸易总顺差的主要来源(2000年到2004年比例分别是89.1%、91.6%、88.2%、99.3%和98.6%),从02年开始到05年加工贸易顺差分别是577亿、788亿、1065亿、1426亿美元,基本上每年递增35%上下,增幅非常平稳。而05年的贸易总顺差跃上了千亿美元——这就表明以中资主导的一般贸易至此已经结束了大额逆差,出口增速变大,进口增速减少。就装备制造行业而言,金属加工机床05年进口增幅降到了9.8%,06年开始负增长……

       由此不难看出,以中国自身的工业力量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05年之后已经基本可以独立的完成“出口换汇——购买原材料和技术设备——再扩大出口”这一循环过程,中资开始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意义终于有了一个质的下降。

       同在2005年,国家外汇储备总额以美元计算为8189亿美元,全年外汇储备增加2089亿美元,外储额至此超过了日本,已居世界首位,之后就达到了现在的1.3万亿。国家手中的外汇已经从不足变成了过剩。同时全年各项税收总额达30866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至此,“钱”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已经不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同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边际效应正在迅速的减弱。从产业升级角度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过去以轻工业主导走到现在已经逐步过度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虚拟经济”的兴起并不表示诸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会轻易的让那些重要的高端产业向海外转移,在冷战后新的经济模式下,发达国家对技术专利的态度远比过去要认真,高端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甚至居于其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现在发达国家GDP能够和发展中国家拉开几个数量级,所依靠的无外乎是“两手”:一是金融工具,二便是这些“高技术”——造一架大飞机就可以抵你两亿件衬衫。如此一来,现在中国对美国的进口贸易中,除了农产品和波音飞机外,中国值得买又能买得到的东西开始变得少之又少,对西欧国家的情况能好一些,但总体上也差不多。这种情形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由此而来的超额的外汇储备就无法继续为国家谋取更多的利益,相反贸易顺差成为了一种净损失甚至是国家经济的负担。在5.12地震之前,央视每晚的新闻联播一直在围绕自主创新做系列的报道,其间对“市场换技术”在现阶段的价值,最终是给予了一个否定的评价的,这可以说是对以上论述的一种证实,同时由此也可以看出国家对此的态度。

       而从公众心理,抑或说从“民心”的角度说,有一些问题也并非是靠经济增长可以解决的:实事求是的说,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中国社会的公众心理一直处在一种反复之中,由于多种无法回避的因素,92年以来,在经济工作中这一点始终未作为一个重要“参数”,纳入到规划之中,而以单纯的经济学视角,对道义上的是非善恶又是无法判断的,这便带来的一个问题——从物质上讲,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对比十几年前甚至几年前,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老百姓在心理上并未获得太多的安全感,在这种情形下,人性中不好的那一面就比较容易表现出来,而翻过来,这就又进一步使人缺乏安全感……由此,在群众中便产生了一股怨气。加之在这十几年里,由于各种失误,“官”与“民”之间确实沉淀下了不少矛盾,一旦出现一些问题,其影响很容易就在人的心理上被放大。由此,就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外界普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另一方面国内对此反倒存在不少悲观情绪。当然,在很多问题上,老百姓也确实是有理由去愤怒的(如今,在国内的BBS上甚至某些报刊上总能看到一些很“邪门”的“政治观点”,仅就其支持者而言,多数其实并非是基于多么理智的“思考”或是抱有什么政治目的,这就是对自己这种怨气的发泄,对于这种现象要重视,但对多数人具体的言辞没必要过分苛责,更不该过分放大,自己“唱衰”自己。对此的根本性的解决之道,也不在于和某些人搞一场又一场的“论战”,而是要去“釜底抽薪”,从经济布局上改变过去大环境层面不合理的地方)。

       即便还是仅仅从“纯经济”角度考虑,这也仍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换个技术色彩强一点的说法,那么前面我们提到的就是一个心理预期的问题。以目前被讨论的最热金融问题来说:现代金融的核心,就是要让人们去预支未来,以此带动经济的循环。而如果多数人都无法建立起乐观的心理预期,那金融操作就无法正常运行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去牺牲环境、牺牲社会公德、压缩消费(到2006年国内消费总额占GDP不到38%)来发展经济已经就是很不合算也不合理的,这就需要政府去“还富于民”:拉动国内消费、改善社会福利、以“幸福指数”来替代GDP……总之,要使老百姓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心理预期。

       再放到全球化大生产这个更大的环境里来看:单从“中美经济共生体”(参见《大国之路》及《大国之路【续篇】》)的角度讲,假如硬是忽略掉前面提及的问题,继续照着以前的路子走下去,两国实际上也还是可以再走很远的。理论上中国还可以继续拼命的造东西,换美元储备起来,产业层次还可以继续往上吃;而相应的,美国也还可以继续拼命的印钞票换实物产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依然是有利可图的——中美之间的利益流动并非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面向全球开放的(事实上中美之间已经签署的某些协议的确是可以让美国从中国获利的,但这不等于说对中国而言就是遭受损失,中国同样会因为与美国在这些具体问题上协调一致而获利,因为两国的经济利益并不是零和关系,那些协议的实质,是解决中美在共同获取利益之后的二次分配问题)。

        而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业会不断的向中国集中,原材料价格由于美元流动性过剩而会不断的攀升,我们的“对手”将因此一个接一个的被挤垮——某种程度说,“中美邪恶轴心”并非是一句虚言,但这并非是我们所追求的。而在“中美经济共生体”之外,现有的美元本位制货币体系,由于美国无节制的滥发货币,也已经越来越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这是谁都没办法控制的,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已经难以避免。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进行经济转轨,以内需继续拉动经济,也是现在大气候下的客观要求。

       而早在2005年,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转变的第二次转轨已经浮出了水面。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则是这一战略性转型开始的标志点。当时会议的焦点是“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一个更接近于道德范畴的提法。如果从经济角度去分析,就是要将经济模式从积累型转变消费型,将经济发展策略转变为内需导向型。

       围绕这一战略调整,在06、07、08年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相继出台,农民工权益开始受到重视,外企开始增税,中企减税,对出口加工贸易开始实施极为严格的限制政策,重新修订劳动法……。据国务院提请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一份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消费、投资和出口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5、4.4和2.5个百分点。

       从外资企业的角度看,以上这些并不是什么好消息,汶川地震之后,对比中资企业以及外国政府,在华外资对捐款的热情始终不高,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一事实的一种反映——具体捐赠数额我们没必要过多纠缠,但在观察其他某些问题时,这倒确实可以作为一个风向标来用 从“双防”到“新双防”
       在前一节文中,耗费了不少笔墨,最终想说明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目前所处的位置,应该是一个介于两种稳定状态之间的一个过渡状态。在看待近期所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时候,以及在思考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应该首先考虑到这一点。

      所谓“过渡状态”,即不是常态,面对其间所出现的问题,就不能继续沿用常态之下形成的习惯性思维。再进一步地说,“过渡状态”最后的终点,应该是另一个更高层次的稳定状态,如何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则是在“过渡状态”下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准则。

       把这个说法套到前一节的经济话题上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围绕着出口、房地产两大最终需求,我们的经济曾一度保持着一种相对较为稳定的运行状态,但是,这一状态不可能无限制的循环下去——从外因说,随着全球性经济衰退的到来,维系这种运行的外部环境必然要发生改变;从内因说,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一个最重要的矛盾就是“南北矛盾”,即,发达国家追求的仅是把世界上的资源纳入到全球化的大生产中,而要把其他国家的人民排除在外(参见《大国之略——调整中的2008》),如果中国仅仅满足于通过低端制造业赚取顺差的话,那纳入到那个体系中的就仅仅是我们的土地、矿产以及人力等资源,而中国人实质上则是被排斥在体系之外的,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因此,中国不能一直做资源型国家,必须要在世界产业分工中谋求更高的位置,中国的人力成本也不应该永远都是廉价的。

        中国经济在经过现在这样一个“过渡状态”之后,最后的终点,抑或说是目前处理经济问题的基本着眼点,到此便清晰了——保证产业升级,建立起一套以国内消费为最终需求的新的经济循环模式。由此我们就可以继续去思考一个更加具体的问题——07年下半年以来的通胀问题……

       一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有经验、无理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所面对的问题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现成的理论,而幸运的是高层也没有出现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理论家”,给中国“造”一套理论出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不断的“试验——修正——再试验——再修正……”中搞起来的,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在关于中国经济的新闻报道中,“试点”、“经验推广”之类的词汇我们是绝不会感到陌生的。前面提到,政府对经济运行有着很强的控制力,在这个过程中这一点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个局部,封闭式的推行某一政策,搞好了就推广,搞不好则立刻可以叫停、重来,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想象的。这样一来,好的效果很快就出来,没有“理论”,也就没有定式思维的舒服,政府敢想敢干,也能干,即使出了什么问题,凭借政府的强行动力,也可以把负面影响限制在极小的一个范围内。具体的、现成的经济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其实就是“解释”(很多时候,连“解释”其实也是把一些名词硬套上去的),而非“指导”。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稳定运行的经济循环逐步的建立了起来,而在这个过程中,高层对经济的调控也越来越显得“专业化”,或者说是“科学化”,政府决策中“试”的成分开始减少了,在具体操作中,理论性的东西开始在决策中起到指导性的作用。而决策的核心,则从摸索发展道路过渡为维持既有体系的正常运行。这一转变,保证了近几年来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但也同时产生了一个问题:当面对常态之外的情况时,人们往往会陷入习惯性的思维定式之中……

       自07年开始,对中国人而言,最热门的一个经济词汇便是“通胀”,与之对应的,另一个热门词汇是“双防”——2007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宏观经济工作提出了“双防”目标,即“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这一提法的实质,是以压制通货膨胀,作为经济决策的基本着眼点。
      “双防”的提出,给笔者的感觉是:这更像是一种基于常态思维而做出的决策。在教科书中,经济调整就是围绕着“均衡”来做文章。西方经济学发展了几百年,对应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这几百年中经过几次大的质变,已经处于一种稳定运行的状态了。简单的讲,现代宏观经济调控就是通过调节银行利率、汇率、政府开支等手段,实现低通胀、高就业、高经济增长的目标,这其中量化操作的指标有上百个,其实质,就是维系经济循环的稳定性。基于此,长久以来,西方经济学界,一直把通货膨胀当国家经济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而这也是国内多数专业学者的共识——从书本理论上说这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必须注意到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这种书本理论在大前提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将抑制通胀作为经济调控的核心目标,其前提是经济总体上处于稳定运行之中,而现在的中国则是处于两个稳定状态之间的过渡阶段,整个世界事实上也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过渡状态,因此直接拿书本理论往上套是不合适的——有这样一种观点:在宏观领域对经济的研究还不能冠之以一个“学”字,可以说解决宏观经济问题,但还不能说已经发展成一套普遍适用的理论。

       当然,我们绝不敢说把“双防”作为工作核心是错误的,很多问题除非站在操作者的角度上,否则很难看清楚事情的全貌,如果是作为短期决策,避免几个问题在同一时间段集中爆发,那这是无可厚非的。这里我们只是说,仅从方向上看,一味简单的压制通胀,和大方向是不一致的。

        打个比方:对国民经济而言,货币的作用就类似于血液,而金融体系就相当于身体的循环系统。一个人,从婴儿到成年,随着身体的不断长大,血液量也是在不断增加的。同样的道理,一国经济从低端产业升级到高端产业的过程中,货币量自然是要增加的,现在的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阶段都出现过这种性质的通胀,我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价格上涨也属于这个原因(按照海外的报道,当时年通胀在10%以上,而老百姓的收入由三位数跃升至四位数恰恰也是在那段时期)。以压制通胀为目标,限制货币量,根本上说是本末倒置。

       而且,再现实一点,从大环境上说,依照货币经济学的理论来消除通胀,最终也是无法实现的。这里所说的大环境,是指以美元为主导的国家货币体系,关于这个问题,在以前的文章这已经有所涉及(参见《大国之路》),这里我们再简单的梳理一下:

       战后,美元拥有了绝对的国际储备和国际交易地位,而由于资本的逐利性,美国并不会主动地约束自己,因此其贸易赤字和预算赤字一路持续下去;

       美元不断滥发导致国际美元的泛滥,过剩的美元首先使得资产市场,即股市、楼市不断抬高价格。全球性通胀便由此开始;

       资产市场的杠杆作用过于巨大,导致市值远远超过实际存在的货币总量。当一些先知先觉的投资者开始兑现的时候,将引发兑现危机,就是在资产市场货币发生相对短缺,导致投资者竞相压价争取兑现,然后逃离市场;

        资产市场的兑现危机导致金融市场的紊乱,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次级按揭危机的爆发,这导致金融市场交易的快速萎缩;金融市场的快速萎缩导致金融业互相拆借的停滞——借用前面的比喻,就是“血液流动”不再进行了,这就使得作为“肌体”的实体经济缺少由融资带来的交易,由此实体经济也开始萎缩;

       由于实体经济的萎缩和金融市场的停滞(表现为流动性骤减),迫使美联储在最近一段时期多次采取减息和注资等手段来救市,这就又进一步加剧了美元的泛滥(因此之前放出的所谓“危机已经过去”的说法,更多的是一种导向性的言论,说到底,美联储所走的就是“空间换时间”的路数,仅是延后了危机而已);

        与此同时,国际泛滥的资金在资产市场的兑现危机中采取规避策略,转而到其他领域牟利,其中最主要的是非资产市场的期货和现货,于是大量资金把一些基本商品的价格大肆抬高……

      07年下半年以来国内通货膨胀的源头正在于此,即本轮通胀的实质是“输入性通胀”,在国内市场紧缩货币流通量,压缩贷款并不能限制美元的滥发,相反这会给国内的企业制造出困难;而人民币升值,理论上可以和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形成对冲,但现实中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目前原材料市场最大的买家之一,就是中国,你这边升值,卖方完全可以跟着提价,而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反倒刺激了国际游资(“热钱”)进一步涌入,进行套利。人民币05年7月份以来升值达20%,而国内通胀压力并未缓解,原因便在于此;更直接的价格管制同样没有效果,伴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不断攀升,国家补贴石化等企业,维持市场价格,在目前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形态下,最终等于是补贴了外国人,而这种管制在时间上显然是不能无限延长的,这就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而由此而来的囤积等投机行为反倒进一步扰乱了经济运行。

        由此不难看出,一味的按照货币经济学原理来压制通胀是无法实现的,相反,由此使得经济增长放缓,而导致产业升级延后,与我们前边提到的那个“基本准则”是相悖的。客观上,这会使得目前的“过渡阶段”延长——愈是紧缩、愈是推迟“稳定状态”的到来,而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就会因此而增加。

      在今年4月份,国务院印发的《2008年工作要点》中提出,“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方面,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大的起落”,这就是所谓的“新双防”,这是官方首次对“双防”目标的修正,其实质是,决策的基本着眼点开始从新定位于“增长”。此外,中国人民银行6月13号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08)》中,同样强调了要“防止经济结构不合理产生的风险”,“推动产业升级仍是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这些,可以作为对我们上面论述的验证。

       前面我们明确了作为过渡阶段,在08年的根本目标,即推导产业升级,提升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最为直接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从我的角度看,应该是看“控制力”——08年的战略调整,说到底是顺势而为(主要从内因说),或者说是应势而为(主要从外因说),对各项指标、指数,不在于压制,而在于保证其发展、变化始终是可控的,以此保障各方面变化的节奏彼此符合。

       具体到通胀问题上,前边已经说到,在中国产业升级的大环境下,货币量加大,短期出现通胀是必然的情况,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应该是顺势而为。而从现实来说,目前通胀的根源在于输入型流通性过剩,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通胀缺乏控制力——外国人用美元买中国产品,美元涌入,然后我们被动的去印人民币,导致国内市场流动性过剩……。通胀的源头在国外,所以无法控制节奏。所以,最终还是需要国家转变思路,主动的向市场增加货币投放,这样通胀的节奏将掌握在政府手里,其他方面就容易配合,再次套用前面的那个比喻,就是让“肌体”的生长和“血量”的增加保持基本一致,即,在保证通胀可控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国民收入同步增长,老百姓生活因通胀所受到影响会比现在要小很多。

       而事实上,目前国家的调整方向,也已经显示出了类似的考虑——今年四月银行放贷就用掉了二季度的计划额度的一段,增量与往年比并无太多差别,这就说明对“货币从紧”政策在当时国家就已经有了新的考虑。之后,对原材料价格也已放出消息,讲结束价格管制……

       从产业升级角度说,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理应更“值钱”,但注意,这不等于说人民币就一定应该更“值钱”。从最终效果上说,通胀和升值的效果是一样的,都是提高了出口产品的价格——也就是使得中国人的劳动力更值钱了。

       而相比人民币升值,通胀更具有可控性:因为通货膨胀有结构性问题,比如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收入就跟着提高,购买力就增加,就扩大了内需,同时生活成本提高,又会导致工资提高……。因此,由出口所带来的利益会在产业链上得到更均衡的分配。 调整思路——输出通胀

       以“双防”为终极目标来看待去年以来的中国经济,给人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前景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在收紧流动性,另一方面CPI却始终下不来,之前过分明确提出的“4.8%”的控制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剧了人们的心里的不安。而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压缩通胀数据,跳出来以后,会发现原本不明晰的局面豁然变得简单、明了起来。

       首先,中国经济的基本面非常不错:超额外汇储备(1.52万亿美元)加大额顺差(2622亿美元),外债中短期债务所占比例又不高(2007年中国外债偿债率为1.98%,债务率为27.84%,负债率为11.52%,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的比为14.40%,均在国际标准安全线之内),再加上外汇严管(地下通道肯定存在,但绝达不到来去自如的程度,否则也就没必要要求中国金融开放了),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皮糙肉厚”,因此国际支付不会出现问题,原材料价格上涨的确很难受,但也仅仅是难受而已,而与此同时其他国家的制造业所面临的则是要伤筋动骨;政府仍旧是强势政府,07年财政收入高达5.13万亿人民币(02年则为1.89万亿),行动力不存在任何问题,想干的事情基本都干的成(从本系列以前的文章中不难看到,政府的行动力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股市下挫达六成,的确引人瞩目,但是资本市场在中国终归就是个摸索阶段,确实有甜头,但并不是特别重要,真要是做坏了,日子也照样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其实不大——前期决策层全力压制通胀,牺牲股市也不在乎,对错不去深究,但的确说明了这一点。同期,印度股市下跌30%,但它和中国股市绝不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以印度的经济结构(参见《大国之路》),如果资本市场完了,试想她还能剩下什么?;粮食基本可以自给,在粮食危机席卷全球的今天,凭这条至少就可以做的独善其身;而关于社会稳定性问题,海外多年以来一直在“唱衰”,认为矛盾积累使得“中共的统治摇摇欲坠”,经历了火炬传递、5.12震灾之后,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就是一个笑话,相反一系列的天灾人祸增强了中国的内部凝聚力……

       基本面良好,就表明后面的游戏中国就还有的玩,只这一条就将使中国在08年与不少国家拉开距离。当然,问题依旧存在——不把压制通胀作为基本着眼点,不等于说无视“通胀”的存在。但正因为中国还“有的玩”,所以我们才有资格思考这些问题。

       前面我们明确了作为过渡阶段,在08年的根本目标,即推导产业升级,提升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最为直接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从我的角度看,应该是看“控制力”——08年的战略调整,说到底是顺势而为(主要从内因说),或者说是应势而为(主要从外因说),对各项指标、指数,不在于压制,而在于保证其发展、变化始终是可控的,以此保障各方面变化的节奏彼此符合。

       同时,增加货币量,在出口过程中将把通胀向外输出,从而加速世界经济的衰退,而这个过程对中国政府而言,同样是可控的。以产业升级的角度上讲,这种衰退将带来一系列的好处——企业的运作,在景气时期应该尽可能的赚钱,而在衰退阶段,只要自身不出问题,就应该实施扩张。国家同样如此,美国的崛起便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参见《再续大国之略》)。

       从现实角度说,衰退将使得一些制造业技术先进但总体经济实力不是很强的国家——例如西欧国家,降低技术转让的门槛;衰退还将使得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加速溶入到中国所主导的区域经济圈里来……

得人心者,得天下
       上边这个题目和经济似乎扯不上什么关系,然而,这的确是一条最原始、最基本的经济原理——早在1949年以及这之后,中国就曾验多次证过它:

       必须承认,在对现代经济、金融的理解上,当时的国民党绝对强过“从山沟里走出来的”***人,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小接受西式教育,连政府公文都必须要翻译成英文给他看(够洋气吧),对发端于西方的现代经济的概念自然不会陌生,蒋介石本人,年青时在上海炒股票小发了一笔,后来军阀内战中他的常用惯技就是重金收买对方要员,江浙财团对其帮助不小,总和有钱人打交道,对经济、金融相关的事务自然也不会陌生……

       而就是这么一群对经济极为“精通”的人,把一党、一人之私凌驾于人民之上,把现代经济、金融在中国的首次实践,最终变成了狂印金圆券,用来打内战,制造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了金融体系崩溃的过程,变成了一个巧取豪夺毁灭财富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创造财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群人被人民干净利落的踢到了台湾岛上去。由此说,中国***能在短短28年内由弱到强直至夺取全国政权,既是奇迹,又不是奇迹。

       中国两千年积累的巨额白银财富被帝国主义抢光了,日本再在中国烧杀十几年,最后国民党蒋介石又将所剩的黄金、美钞悉数卷走逃跑,说“一穷二白”一点不夸张。从现代金融的角度来看,1949年***的新中国等于要从农业社会从头开始做无本生意。

       然而后面历史的发展完完全全跳出了一般的经济学原理。首先是人民币的发行。纸币发行的关键,就是民众的信心。而在那个时代,民众对钞票最初的信心,则来源于发行机构对“本金”兑换权利的保证。这个“本金”是指金银。把钞票发出去,如果没有“本金”,即使有足够的物资,理论上也是不行的——这不是什么通货膨胀之类的问题,而是货币会崩溃。如果民众没有信心,纸币是很容易垮台的。而49年结果时,前面已经说了,“一穷二白”,哪里来的“本金”啊,可是人民币就是顺利发行了,没办法,老百姓就是相信党中央,就是相信毛主席,民众对货币信心的建立完全跳出了一般的“经济原理”;之后,海外华人纷纷抛弃舒适的生活,回国参加建设。用我们前面的话讲,就是“看多”中国,而其基础同样和经济原理没有什么关系,而是由于新中国的政治清明,由于一场朝鲜战争打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

        这里并非是要鼓吹“精神万能”,而是要说,公众心理的确是现代经济中一个极为重要又非常特殊的因素。笔者的感觉是,现代经济,很多时候就是在“玩”心理。正如前面提到的货币发行中的“本金”,其作用就在于让人获得某种心理安全感;股市中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股市最大的价值在于给企业一个高效率的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的平台,而对单独的股民来所,在其中所获得的其实主要是心理上的财富上满足感——毕竟,真正把股票变现的每天都只是极少数人;而人对财富的认识,同样有这层含义,财富感和使用价值没有直接的关系,现代很多富裕起来的人愿意额外多买几套房子,不一定是为了炒房,从使用价值上说也不是必须的,主要就是为了获得一种财富上的满足感,本质上这和过去牧区的牧民把羊皮当作财富象征收藏起来并没有什么区别;此外,更不要说在金融界那句“一件事情,如果很多人相信它会发生,那它就一定会发生”。

        而心理因素也并非像其他因素那样,可以通过经济调控手段去实施“精确”的控制,它的改变,诱因不一定会是经济范畴内的变化,前面那段的历史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08年年初以来,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但同时,从雪灾到火炬传递受阻再到汶川地震,中国人的凝聚力一步步被送向高峰,那种久违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又出现了,在这种环境下,人性中好的那一面就容易表现出来,老百姓关注灾区,向灾区捐款,自发在天安门广场为四川加油,这些都是不掺杂任何虚假的。

         而从经济调整的角度来说,做个不恰当的比喻:现在的中国经济就像一只正在蜕壳的螃蟹——伴随着身体的长大,螃蟹会蜕掉旧壳,重新长出新壳,而这中间的时间,软壳蟹是最易遭受到危险的。中国经济在调整中,同样也会把自己柔弱的一面暴露出来,这一面就是我们在其面“大势”一节中提到的老百姓的“怨气”,正是由于有这股怨气的存在,国家对通胀必须小心对待——通胀本身的影响实际是有限的,但有此引发的公众心理上的不安、恐慌会把危害程度成倍的放大。

        而在5.12地震后,政府上佳的表现却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契机。一国总理,能在震后几小时内便赶赴灾区,垂范躬亲;政府对救灾全力以赴,对灾情和救灾工作能高度透明,这些都使得老百姓对国家的心理预期重新提高了。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经济学理论什么事,但是这种心理预期的改善却又的确将对08年的经济调整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国家必须抓住的一个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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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7 23:02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国之略  调整中的2008(第三部)  

除了合作开发东海油气资源意外,此轮中日合作中一个影响也许更为深远的领域在于节能环保方面的合作,对中方而言,东海问题上“予”的味道更大一些,在环保领域,所体现的则是“得”。
一直以来,节能、环保都是中国产业调整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年以来,国内低技术水平、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已经使得我们的环境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近年来,关于各类环境事故的报道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而谁也无法否认,“蓝天白云、碧水青山”同样是老百姓利益的一部分;再退一步说,即使按照“纯经济”的观点来看,也许呼吸两口新鲜空气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必须看到,从“节能、环保”会引申出的另两个词——“能源、原材料”。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经提到过,07年至今国内的通胀问题,说到底是“输入性通胀”,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国际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更需考虑的是,长远来看,资源问题不同于其他经济问题,它是实实在在的,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只能是越来越严峻。在“开源”之外,“节流”是必不可少的应对之法;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面对制造业不断的向中国集中,欧美国家其实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制造业发展进行压制,毕竟,中国制造的崛起最终将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国际经济架构。除了在所谓“ 血汗工厂”等问题上的炒作之外,西方国家手中一张极重要的牌就是“国际标准”,这其中就包括环保标准,最近几年西方国家在所谓二氧化碳排放等问题上大做文章,说白了其实就是冲第三世界国家去的,就是凭借他们的市场以及技术优势来压制你,这次针对北京奥运,他们在北京环境问题上的炒作,其目的同样是“不单纯 ”的,这就是明明白白的“阴谋”。但是,在短期内我们还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被动局面,这是由整体实力决定的。那么,除了利用各种场合据理力争之外,最终还是要踏踏实实的产业技术升级。
问题很迫切,而仅仅依靠国内的力量,在短期内解决,实事求是的说是不现实的。节能环保涉及到从资源开采到产品最终消费的每一个环节,其间包括技术、装备、维护、管理等多个方面,今年来每年中国政府都会在这一领域投入大量资源,而最终产出始终不尽如人意——在采取了“关、停、限产”这样的极端手段之后,06、07年既定的“节能、减排”目标都仍未能实现。
日本在这一领域恰恰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单位 GDP能耗中日之间相差9倍(另一数据是7.2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环保领域中国的主要合作伙伴则是技术上稍逊一筹的西欧国家,其中很大一部分项目来自德国(中德单位GDP能耗相差5.62倍),除了商业推销技能上的差距之外,这很大程度上也许仍是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中日交恶期间,恰恰是中国与德、法两国的一段“蜜月期”(详见《大国之略——调整中的2008》)。当年施罗德的经济改革计划中,就包括以中国市场为依托,带动环保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从而为德国制造业带来“又一个春天”,以此超脱出在传统产业上与新兴制造业国家的竞争(如今日本有机会接手,那么以上这些好处自然也就是日方所得)。而自默克尔上台后,由于中德交恶,这一计划也就随之成为泡影。由此说来,某些传统制造业的利益团体,或许也是此次中德交恶的幕后推手之一,而这一举动,是极其短视和愚蠢的。这些是题外话。
中日在环保领域的合作,正是伴随着两国关系的回暖而展开的。06年10月的8、9两日,当时的日本首相安培以朝核危机为契机访问中国,由此正式开始了中日两国外交上的破冰之旅。而正是当年5月,在时任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的积极推动下,第一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在东京举办。中国国家发改委与日本经济产业省签署了《关于推进中日两国在节能领域合作的意向书》,同意加强双方在节能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重点是建立节能政策对话机制,开展节能人才培训。同年12月16日,中印日韩美五国能源部长会议期间,中国国家发改委与日本经济产业省又协商同意开展中日节能环保商务示范项目合作。
07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日期间,中日双方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联合声明》,阐明了双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并就具体的合作领域表示了加强对话与合作的意愿。9月,双方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届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08年5月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旅”中,就东海问题给予了口头承诺,对应的,我们从日方得到的承诺是:日本将在节能、环保领域更加积极地帮助中国……
东海问题已经在6月间达成了原则性共识,那么,未来中日在节能、环保领域的全面合作,应该会成为中日之间的一个重要看点。

(五)

而中日之间的合作空间尚不止于此,且影响也不仅仅限于两国之间。如之前的几篇文章中所言,现在世界经济中的种种异像,最根本的原因再于:基于货币流动的“虚拟经济”的规模扩张速度大大的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而它的表象,就是美元无节制的滥发。中国和日本分别拥有规模第一和第二大的外汇储备,两国在这个问题上自然有众多的利益交集,同时,两国也都可以在这一问题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面对全球范围内的美元流动过剩,中日两国仅仅通过局限于国内范围的宏观调控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想尽可能多的控制这种流动性过剩,就必须要尽量的扩大施力的范围,即建立起某种区域性的货币政策协调机制。进一步的说,也许我们还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一种由中、美、日三国所构成的协调、磋商机制——从效率上考虑,三国之外不应该再添加更多的参与者。未来美国经济如果要想实现软着陆,那么必然需要大规模对外发行债券,而最大的购买者,必然要包括中、日两国,这亦是中、日的利益使然——如过去几篇文章所言,这是因为中美、日美之间都存在这一种经济上的共生关系。而这其中必然要涉及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美方发行的是政府债券还是主权债券?如果是主权债券,那么以人民币结算的占多少?以日元结算的占多少?利率又各是多少?……这些问题都和债主国的利益损益息息相关。
如此,中国需要和日本在这一问题做到某种程度上统一,以此在对美谈判中获得更多的主动权,确保我方实现利益相对最大化;而对日本而言,这种机制也许更为重要,除了增大主动权外,考虑到一直以来美国对日本在政治上非同一般的影响,如果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机制来对此加以平衡,那自然更一件好事。
还需要看到,日本最近一段时期的外交政策,某种程度上说,是在“追踪”中国,中国“进军”东南亚,日本立马跟进,“进军”非洲,日本同样是跟进,而且同样是在没有政治附加条件的前提下搞经济援助和交流。在小泉卸任之后,这种做法到不一定就是为了给中国人“搅局”——前文说到过:中日在世界经济架构中的位置实际上非常接近。而且,日本决策层一直缺乏战略上的预见能力,这种做法到也不失为一种弥补方式。
从东南亚国家及非洲国家的角度说,多一个竞争者就意味着自己多一分要价的资本,自然乐得看到日本的加入。那翻过来说,对中国而言,如果和日本在这些地区展开一场无序的“恶性竞争”的话,那么也许日本的介入不会造成颠覆行的局面,但绝对可以大幅提高中方的成本。而日本的介入又是始终无法回避的,那么,通过合作使得双方保持“步调一致”,就是同时保障两国利益的最佳方式。
这并非没有先例,类似的合作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已经开始展开。早在06年1月,中印正式了签订有关加强石油天然气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决定有选择地联手竞购石油类资产以避免发生竞购战,在当年年底,双方联手出资5.78亿美元,成功收购了加拿大石油公司在叙利亚38%的油气资产……

(六)

既然有如此之多的利益交集,那么,是否就可以说,中日关系在未来就将一帆风顺了呢?答案恐怕并不能令我们十分满意,应该说,变数依旧存在。这不单是指日本政治缺乏独立性,同时,一个很大的变数还在于日方决策层的政治智慧。从近现代历史中看,日方在这一点上并不能让任何人放心——百余年来一直如此,没有丝毫长进。比较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汶川地震时期,原本由于日本的各界大力援助以及日方救援人员在灾区的表现,日本的国家形象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开始有了极大的改善,中国方面在宣传上也给予了相当的配合。可就在这样一个时候,日方却突然提出要用空自的飞机运送救灾物资到中国,日本人这一愚蠢的举动差一点将双方之前的努力挥霍一空……。短视、以自我中心、缺乏与人平等相处的意识、在利益面前只知得寸进尺而不知适可而止,这些心理特征构成了这个海岛民族在对外交往上的巨大缺陷,而这些恰恰是未来中日合作中所最忌讳的心态。
当然,如果日方真的出现某种不智的举动,中国所面对的也不过是“麻烦”,而谈不上“受伤害”,从大势而言,上世纪末的那种外交困局绝不可能因为日方的某些单方面举动而再次出现:从大局上说,中国在国际经济架构中的位置已经日益明确且难以动摇,这是根本;中美之间的经济共生态势业已明确,而小泉时期中日交恶,某种程度上说其实可以看作是中美对抗的一部分,这个大环境也不存在了;中日之间的利益交集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因为一些政客的愚蠢,而长期被忽略而不对日本造成损伤。《读卖新闻》经济版曾有文章,预测日本今年四季度会出现经济下滑,而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经济发展趋缓所带来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说,近期福田首相辞职,源于其任内日本经济发展不见起色,政局不稳根源在于经济不稳,那么无论继任者是谁,要想稳定政局,必然要在经济上有所作为,那么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绕开中国。
当然,这只是从理论上来说,前提是对方必须是“理智”的政治家,而如果是一个走选举路线的政客的话,那么至少在短期内,他是不会按照“理智”行事的,虽然这样最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
日本文化的特点是等级森严,所谓平等则通常双方没有利益关系,有利害关系总要分出一个你高还是我高来,在任何问题上都难以摆脱这个思维。他们只可以接受上位者的善意而且对此感恩戴德,比如对待麦克阿瑟——在其被迫卸任时会有一大堆日本人在其官邸前长跪不起。其实,对待为了日方可能出现的不智举动某种程度上说并不难,一个原则应该是:软硬两手皆要有所准备,当软时则软,但如果对方不智,那就应该坚决回击,让他明白他的不智只能由他自己埋单,以此使其保持于一条正确的路线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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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7 23:08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国之略——调整中的2008(第四部)

                                       天道为大


    随着08年的结束,本篇将是《调整中的2008》系列的最后一篇,自07年年末至今,我们经历了、见证了非常多的事件,或许一时还无法系统的清晰的来描述这些事情,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所有的人,正在创造着历史。

    而正如该系列第一篇在题头所述那样:历史——说到底是由许许多多的,局部得、短时期得“偶然”,所组成的全局性得、长久得“必然”……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连串令人应接不暇的变化,2008年的关键词,最“当之无愧”的恐怕应该是——金融危机。笔者曾经说过,至少在宏观层面,对经济的研究活动目前仍担不起一个“学”字,更确切的说,在我看来,比照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经济的研究现在恐怕尚处在“炼金术时代”。因此,要看清现在所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对历史脉络的把握以及清晰的逻辑思维,可能会比那些书本理论更有价值。我们的话题,便由此开始。



贪婪的心






     

    这次金融危机,或者称之为“金融海啸”中,最具有标志性意味的,便是在08年半年之内,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五去其三——3月16日,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rn)被摩根史坦利(JP.Morgan)以2.36亿美元收购;9月15日,第三大投行,美林债券被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宣布以500亿美元总价、约合每股29美元收购;同是在9月15日,第四大投行,拥有158年历史的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这是继德崇证券商品公司(Drexel Burnham Lambert   DBL )1990年破产之后美国金融界最大的一宗破产案。而之后高盛和摩根斯坦利申请成为银行控股公司,这实质就等于是最终宣告传统的投行经营模式已经彻底结束了。

    先来简单的说说“投资银行”这个概念,投行与传统的商业银行的不同之处在于:从运作上说,“投行就是个资本市场,集中了资本和需要投资者,投行在其中穿针引线,帮助投资人寻找投资机会,也帮助需要融资者寻找合适的资金来源”。再直白一些说,投行做的实质就是空手套白狼的生意,用投资人的资金来进行套利。

    从融资方式上看,传统商业银行主要依靠吸收存款,而投行则主要通过短期拆借。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通常总会低于贷款利率,一进一出就有获利,当然,实际情况肯定不会如此简单;而投行的融资取决于短期拆借利率以及自身的信贷息差(credit spread)。这种融资方式的实质其实就是借新帐还旧账,风险远要大于商业银行。一旦投行自身的交易头寸(position,简单的说,在这里是指投资组合里持有的证券或者商品的数量)出现问题,市场对其偿还能力的预期降低,那么信贷息差将被调高,通过短期拆借进行融资就会出现问题。而一旦融资出现问题,那么投行的交易就会进一步受到影响,市场甚至会拒绝与其进行交易,回过头这又会加剧融资的困难程度……,如此往复循环,投行也就做不下去了。
更具体一点说,此轮金融危机的发端是次贷危机,所谓次贷,说白了就是银行把钱借给了原本不符合贷款条件的客户,最终形成了坏账,这听上去似乎不是什么特别可怕的事情,很难想象这几家常年活动于风口浪尖的投行会被之类问题放倒。问题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在各大金融机构的各种金融衍生物的杠杆作用下,这些坏账被以几何数量级放大了——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曾将金融的作用比作是推动重物时的轮子,而在多数场合,人们更习惯用另一种东西来做比喻——杠杆。举个例子:假定你手里有100万的资金用来投资办公司,一年以后你赚了20%,你的总资产就变成了120万。而如果你以5%的年利息向银行借100万,总资产就变成了200万,一年后你赚20%,总资产变成240万,再还掉银行的借款加利息共105万,你还剩135万,跟零负债的方法相比,你多赚了15万,也就是说,在贷款这个杠杆的撬动下,你的收益被放大了15万。

    但是,不要高兴的太早了,反过来说,如果一年后你的公司没有赚钱,反而亏损10%,那么零负债的时候你还能剩90万;如果你有100万的贷款,那么在亏损10%的情况下,你的200万资产就还剩180万,在归还银行的贷款本金加利息105万以后你只剩了75万,跟不用杠杆的时候比,你多亏了15万。这就是后面话题的关键所在——金融杠杆对收益和风险的放大作用是相同,杠杆的“效率”越高,也就意味着你对市场波动的承受范围越窄;一旦出问题,蒙受的损失越大。
金融机构手中的杠杆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借贷,原理和上面的例子差不多,因为篇幅的问题,这里不加赘述了。另一种,便是这一节的“主角”——金融衍生品。继续举例子:你看中一只股票,每股100块,手里有10000块做投资,股价从100涨到150,你的回报是50%。如果你投资于执行价格100的看涨期权(call option),假定期权的价格是25块,你可以买400个合同,到期日如果这只股票果真涨到150,你执行期权后可以得到400x(150-100)=20000块,你的回报是200%;同样反过来说,如果到期日那只股票跌到90块的话你的期权将一文不值,你一分钱都拿不回来。如果你投资的是股票而非期权的话,你至少还可以收回9000块。call option便是一种简单的金融衍生品,现实操作同样远要比这个例子要复杂的多。
金融衍生品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一切根据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变化来产生定价的金融工具都算是衍生产品,比如期货,期权,远期合约(Forward Contract),掉期(Swap),还有就是所谓的证券化产品。

    证券化产品同样是五花八门。概略的说,凡是资产或者可以预期的收入均可以作为证券化的对象。此轮危机中经常提及的房贷抵押债券只是众多的证券化衍生品中的一种。常见的有以下几种:ABS(Asset-backed security),资产抵押债券,用来被抵押的通常有Home Equity Loan(房屋净值贷款——不同于房贷,指的是贷款人以自己拥有的住房为抵押的贷款),信用卡贷款,学生贷款,车贷等等。ABS的概念其实相当宽泛,后面讲到的几种债券也都属于ABS的范畴,只是市场上的ABS通常指的是前面提到的几种资产;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债务抵押债券,其抵押的资产一般是企业债券,ABS债券,或者房贷债券;CLO(Collateralized loan obligations),贷款抵押债券,抵押资产是大中型的商业贷款;MBS(Mortgage-backed security),房贷抵押债券,根据房贷的种类不同,MBS又可分为住房房贷抵押债券(RMBS)和商用不动产贷款抵押债券(CMBS)。

    事实上,在以虚拟经济为主的发达国家里任何可以产生预期收入的活动都可以被证券化,比如企业的预期收入、好莱坞拍一场电影、商业中的租赁甚至某个明星接拍广告。简单的说,只要你支付给投行一笔佣金,就可以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预期收入一次性变现,而投行在佣金到手之后,则无需承担你的信用风险,承担风险的是最后一个接盘的投资人。当然,投行还会从保险公司(AIG)买一份你出现违约的保险,在违约情况发生的时候支付投行代言合约里剩余的部分,如此投资人也可以没有损失。证券化产品分散了风险,同时也让投行大赚特转,一切看上去都很完美,完全是一种多赢局面。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清醒一点,就会看清这实质上就是所谓的预支未来,而当非常多的人都无节制的投入到这场游戏中之后,那么,预支就必然会进一步的演变成“透支”……

     毫无疑问,上世纪最重要的金融工具发明,当属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贷违约掉期,或者称作信贷违约交换,即通过定期交付预定的息费,在违约事件发生的时候,投资者将手中的债券移交给CDS的卖家,第一时间换取债券的面值(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企业真正的清盘偿付过程是漫长的,作为债权人即使完全收回本金,也要等待很长的时间),从而在根本上消除了违约风险。从实质上看,CDS应该接近保险的概念】、CDO,1995年,由效力于摩根史坦利的Blythe Masters——一位年轻的女士,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数学天才,所发明。正是这一发明,让Blythe Masters一度成为华尔街最炙手可热的女银行家。而事实上,更准确的说,CDS、CDO并非是Blythe Masters百分之百的“原创”,其雏形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被另一家投行所创造了出来,并最终在1990年酿成了这家投行的破产,它就是我们在上文提到过的DBL,一切都绝非偶然。

     我们简单来梳理一下这次危机。如前文对债券化的描述,抵押转手债券把手里房贷的还款风险转到了债券的投资人身上,而吉利美和两房作为债券的发行者,债券发行所回收的资金可以用于下一笔房贷的发放,从而盘活了资金,如此周而复始下去,只要债券市场有人来投资,这个雪球就可以永远滚下去……
房贷抵押证券(MBS)的出现对其后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大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彻底解决了房贷单纯依靠银行存款的问题,极大的增加了市场上闲散资金的使用情况,也就是说,极大的提高了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当时的一笔放贷,其资金最终可能来自于一家投资机构,或是一个身处欧洲、日本或者中国的投资人。

     但MBS也存在问题,就是如果所抵押的房贷信用级别不够高的话,那么就只能引起对冲基金或是某些投行的兴趣,而美国最大的机构投资人则是共同基金和社保、养老金,这些投资人只会选择回报相对稳定的固定收益产品——例如美国国债。为了吸引这些投资者,担保房贷抵押债券(CMO,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s)被发明了出来。

    美国拥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S& P,Moody's和Fitch,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债券的风险进行评级。以S& P为例:证券由高到低被划分为AAA、AA、A、BBB、BB、B、CCC、CC、C、D,级别越高,就意味着违约的可能性越小,投资风险也就越小。在这一划分中,BBB以上的称作投资评级,而以下的就是垃圾债券了。CMO的基本的原理,就是把一个具有一定信用风险的房贷资产池打包,再将其分成不同信用级别的债券出售。

    如图,被抵押的房贷资产(Pool of Mortgage Loans)被结构化(structure)成了信用等级从AAA到B,一直到不评级的不同债券,风险逐次升高,当然,获益也就逐次升高。这样,一组原本有风险的房贷抵押,被分成了不同的风险等级,占多数的AAA级债券被社保等机构投资者买下,其余高风险债券被对冲基金吃下,大伙各取所需,一旦房贷里有违约的情况出现,高风险投资者将首当其冲承担损失。相应的,AAA债券的投资者将最后承担损失,上面的那个问题似乎是解决了——但是,问题在于:在这个结构化的过程中,位于起点的房贷的风险其实并没有丝毫的改变,风险高低仅仅是“看起来像”而已,那些所谓的AAA债券其实是让原本风险级别较高的债券“衍生”出来的。

     投行往往还会卖给高风险债券的投资人保险(也就是CDS)以保护他们的投资,当然,在房市整体处于上升阶段是,这种保险一般都不会有赔付的时候。而评级高的结构化债券又被很多机构用来作为抵押向别的金融机构贷款融资,最初的房贷资产于是又衍生出了另一层资产,也就是前面提到的CDO(准确说属于Cash Flow CDO——现金型CDO),再一次结构化,不只是MBS,如ABS、CLO都可以被打包、结构化,具体流程如下图所示:


    高潮就此开始了,盖房子也好,做企业也好,都是需要时间的,而每一个投资者都希望自己的债券可以再一夜之间变现,于是,每一层的Class A债券又会被进行一次打包、结构化,由此不断进行下去……,理论上说,最初的那笔房贷可以演化出无数层CDO金融资产,这就意味着今后原本应该发生在几十乃至上百年内的预期收入在极短时间内统统变现了!

    但是别急,一切到此还没有结束,前面我们提及了CDS,它同样会被打包成一个资产池并结构化,这也就Synthetic CDO——合成型CDO,如下图所示:



    其中的Sponsor通常是投行,而作为CDO债券发现机构SPV很多时期就是这些投行的附属机构,目的在于将要打包出售的债务资产从母公司剥离。SPV与投行写一系列的CDS,这种情况下SPV就可以不需要获得任何的贷款资产而发行各级的结构化债券,债券的融资用于购买象国债这样的没有风险的产品(图中的Eligible Investments),获得的利息,连同从CDS获取的保费将用来支付各级结构化产品的利息。从现金流上来讲,这种合成型CDO比之现金型CDO,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发行不需要再依赖银行贷款和债券的发行的,结构化的流程被大大的加速了,简单的说,变现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了。同时,传统企业贷款如CLO,一般企业出于商业保密并不会同一将自己的贷款打包上市,或不许债券出售到境外,合成型CDO正好绕开了这个问题,因为CDO的打包上市等于是投行和SPV之间的交易,企业仅仅是向投行贷款而已,与债券发行并无瓜葛。而且,CDS是场外交易OTC的产品,没有任何监管,做CDS交易的双方并不需要拥有任何CDS的对象有关的资产,八杆子打不着的CDS协议,都可以衍生出合成CDO;同时,CDS的保费是按保费和赔付的净现值总和为零来定价的,是所谓的off-balance-sheet产品。也就是说,在按市场计价以前,CDS的交易不会出现在投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换句话说,单看投行的资产负债表,你不可能知道有多少CDS的交易以及伴随的潜在风险。

    而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很多人而言,风险和收益被剥离开来了。房市疯狂上升的时候,销售代理们为了自己的佣金,可以提供零首付的贷款,提供前几年没有任何利息的贷款,可以帮助贷款人伪造收入来源。而那些次贷的购房者也往往被销售们描述的美好前景冲昏了头,——本来,对于穷人那种片瓦遮头的喜悦,我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非议的,但是,实际情况是多数购房者都是原本拥有住宅但不具备贷款条件的人,他们所购买是投资房,说到底也是在透支未来。

而房市是无法永远保持上扬态势的,在出现拐点之后,在资产池中经过包装的垃圾贷款最终还是要露出原形的,一系列问题随之开始暴露出来。最初的贷款违约将引起下一级的结构化产品损失和相应的CDS赔付,而这些结构化产品的损失会引起再下级的结构化产品损失和更多的CDS赔付,而CDS赔付则会引起合成CDO的损失,并一级一级往下延伸……。对这一过程的最贴切的描述,恐怕就是用下面这幅图了:





                                                                                          




    没错,就是裂变,从成因上来说,与其将这次金融危机比作是“金融海啸”,倒不如“金融原子弹”来得更加贴切——是人祸,而非天灾。而引爆这颗“原子弹”的起爆装置,并非是Blythe Masters,也不是格林斯潘或者其他什么人。事实上,之前创造出的那些金融产品都有其合理的一面【题外话,西方发达的金融体制是有其合理性的,而这正是我国所滞后的一块,正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合理的投资产品,而股市又一度无法给投资者以必要的信心,最终使得发达地区的大量民间资本流入房地产市场进行炒作,这也就是所谓的“温州炒房团”】。CDS、CDO的初衷在于分散投资风险,真正的问题源自资本无休止的逐利性,或者可以称之为——贪婪。

    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最优秀的理工类人才都奔向了曼哈顿,技术研发工作统统抛给了海外移民,而这里吸引海外技术人员的,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的经济繁荣……如果看过本系列之前的文章,我们就会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同时,金融集团对美国国家决策的影响力,在此也表露无遗。笔者听过这样一种说法,美国的政治生态中,是总统主外,美联储主席主内,细想的话,到确实贴切。十余年来,美国官方对金融业的监管,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松直至几乎不管的过程。1999年,国会取消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界限,投行进入房地产市场就是由此开始的;2001年至2003年,美联储为了减轻互联网泡沫破灭对经济的影响而大幅降息,随后的加息步伐则异常缓慢。低利率刺激了抵押贷款和过度消费,造成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以此同时,美联储监管对金融业的监管近乎达到放任自留的地步,正是美联储降低了抵押贷款的标准,才导致信用状况不佳的贷款人可以以极低的成本通过贷款得以购买房屋。

    而这其中,还有很多让人感觉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财长鲍尔森原本就效力于高盛,当时年薪高达2000万(对应的,鲍尔森在政府部门的年薪为18万),这且不论;自两房危机暴露后,美国政府已经表示为两房提供几乎无限制的贷款。投资者对两房的信心已经有所恢复。两房的股票也稳定在一个低数值上,波动不大。然而在此情况下,政府毫无征兆的突然接管两房,由此在投资者心理上造成了两房已经不行了的印象,随后股票暴跌,连锁反应则导致雷曼的破产和美林的合并,更进一步引起 AIG 的垮台。

    之后的一个表象是:美国政府处处被动,不得不对采取添油战术,对救市方案层层加码,最终宣布“美国政府将接手所有的坏账”。而客观结果是:首先“美国政府将接手所有的坏账”的确是其国家利益所要求的,而这一决策的姗姗来迟使得五大投行已去其三,客观上说,一部分人因此发了大财,而其对手也受到了重创,而倒下去的,又多是民主党的金主……

    当然,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内在联系,我们也许永远都无法知晓。我不是阴谋了者,但我相信,这个世界的确是由许许多多的秘密所组成的……

从本源说起






      上面的一章读着也许会“累人”,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相对具体一些的“技术性话题”,之所以要费如此多的笔墨,是为了使得我们后面提到的东西更具一些说服力。从这里开始,我们要把话题转移到一个相对宽泛的层面来说——


      人类活动的很大一部分在于生产某种产品,然后消费掉它们,或是投入到更精密的下一级生产中,而在生产——消费——再生产……之间,将其连接起来的,就是金融。对现代金融体系我在之前的文章中也曾做过一个比喻:货币就好比血液,各级金融机构则构成了循环系统,现代金融保证了商品的流通顺畅,就像血液循环系统保证了人体内部的物质输送一样。所不同的是,货币这种“血液”某种程度上说,不是既有的,而是“无中生有”,是被创造出来的。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其核心并非在于生产,否则也不可能出现所谓的“虚拟资本主义”,它的真正核心在于“信贷”。你生产一件产品出来,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不会因此而增加——“钱”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创造”出来的“关系”,是借贷关系,负责创造这种关系或者说创造货币的,就是现代银行体系。


       具体的说:央行负责印制钞票,然后向各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然后,企业和个人围绕着商业银行,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借贷关系。前面说生产一件产品不会增加市面的货币流通量,而你在生产前向银行贷款用于购置原材料和设备,这是要增加货币流通量的,换句话说,你和银行间的借贷创造出了货币。这样做的价值在哪呢?还是要说到前面提到的那个比喻——金融的作用好比是推动重物时的轮子,如果不通过借贷,那么你要生产一件产品,那就得先用一段时间来积攒本钱,别人要买走它,同样需要时间来攒钱,那么整个社会的商品流通速度就会异常缓慢,资本主义比之封建主义,在财富增长速度上的巨大差异,主要因该是源于这种借贷关系而不止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反,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对财富增长的期望值的急剧提高,刺激了科技的高速跃进。


       除了这些借贷的企业和个人之外,最大的债务人就是政府,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中,政府的作用就是消费。通过发国债,来吸收来自市场的货币,然后再花出去,而政府借债的多少(赤字的高低),就成了短期内调节市场货币流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


    如此,借与欠就构成了电极的两端,一正一负,电极之间就构成了电场,而在这里,则构成了货币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生产不断发展,社会财富不断的增加。


    而借贷的基础,则是信心,最初,在经济启动阶段这个信心一般是依托于黄金等贵金属或其他硬通货之上(当然,也不一定,人民币的发行就是个例外,人民币的信心是来自于老百姓对新政权、对共产党毛主席的信任),之后,则是发行方在经济上的硬实力【题外话:因此,也就没有理由认为黄金储备越多,国家金融就安全了。假设现有的全球金融体系崩溃了,让你在印度的卢比和人民币之间选择,你选哪一种?至少我会选人民币,印度的黄金储备多余中国,但其制造业远落后于中国,也就是说,我拿着卢比也买不到什么我需要的东西】。

一旦信心,这个基础被动摇了,那么借贷也就无法继续发生了,而是要倒过来,要进行清欠,这样的话,一个严重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房产、股票这些东西的正常的使用价值肯定还在,房子能住人,股权能决定公司运作,但是,它们的增值部分就不一定了,在虚拟经济盛行的今天,增值部分通常对应的就是一个数字,也就是泡沫,理论上,只要大家都有信心,都相信这个游戏可以一直玩下去,那么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个泡沫部分总是会被实实在在的财富填补上的,而泡沫也会不断增长,来维持人们的对财富的拥有感,这说到底就是一个欠新债还旧债不断滚动借账的过程。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泡沫”膨胀的速度远远大于实体财富的增长速度,实体经济非但没跟着增长,反而在几十年里严重的萎缩。原本,发达国家靠着技术优势和对国际贸易、金融话语权的把持,还可以对发展中国家搞经济全球化——也就是将消费品制造业转移到这些国家,以此来降低成本,说白了,还是玩“剪刀差”游戏,只是以前仅仅是将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纳入到发达国家所主导的经济体系,现在则是连人力资源也纳了进来,可是,享受财富,则没有这些人民什么事情(详见《调整中的2008(第一部)》)。而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持经济体系的运转,就离不开外汇和高端产品,对此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要求“被剥削的尽量公平一些”。前面我们一直都在说预支财富,其实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金融游戏不是时光隧道,所谓财富的预支,实质是财富的转移,在此,则是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是发达国家资本家和人民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剥削。如此,资本家们还可以以较低的成本来还旧债,当然也就会继续肆无忌惮的借新债。


    而问题在于:第一,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实质上已经遇到了发展瓶颈——几次“技术革命”,使得发达国家始终保持这制造业上的不对称优势。最近一次,即美国克林顿时代的经济繁荣,是由信息技术拉动的。IT也对人们的生活确实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但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拉动效果也基本已经到头了,后面会是什么“革命”?至少在目前还看不清,各项新技术,炒作的成分都远大于其实际效果。第二,中国制造出人意料的在短时期内异军突起。中国政府在一些人眼中绝对是一个糟糕的典型,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去搞西式民主制度,没搞个体之上的自由化,而是闷着头一门心思搞经济。结果就是,中国制造业的飞速发展,不断升级,使得发达国家手中的“不对称优势”不断的被压缩——发达国家制造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平均约为30%,因此我们和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上的差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国际贸易中工业品价格被拉低,资源类产品的价格被拉高,所受益的不只是中国,而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详见此前的《大国之路》及《大国之路(续篇)》)。原本由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之间的这条血管,就这样由于中国从斜刺里杀出,虽然还没有被掐断,“流量”也大大降低了,财富开始在发展中国家手里部分被“截留”了。


        由于某种原因,一些经济体——公司或者个人——需要兑现,于是开始清欠,于是引发了更多的清欠……政府欠的国债、央行借出去的钱没有强制清欠机制。但是对公司与个人就不会客气了,个人付不出房贷,房子就被拍卖,公司资金断流,就要抛售股票债券……发达国家公司和家庭的财富,大部分都是靠借贷支撑起来的,大规模的清欠,会让很多人资不抵债。“清欠”这个趋势是始终存在的,而对应的,央行会不断的往外借钱,政府不断得花钱。社会上的钱是会越来越多,以此增加公司与个人的财富拥有感。政府发现的国债,也会增加这种财富拥有感。在国家层面来说,一国政府向海外发行国债,向另一国借钱,花到社会上去,也将起到这个效果。这些举动,和“清欠”正好形成对冲。而放到美国身上,对应的就是如今美联储不断增发美元,政府增发国债扩大赤字,美国政府向其他国家出售国债。这种对冲作用是无法无限期维持下去的,而由于上面提到的两个原因,这个问题暴露的时间又提前了,人们意识到对发达国家而言,前面借的债其实是还不上了。第一章中对金融危机的叙述中,有一些问题是具有偶然性的,而这里我们所说的,则是有其必然性的。



    我们说这次金融危机,美国的大投行五去其三,其实麻烦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由于大规模的清欠,人民的信心无法维持了,借贷无法继续发生了。套用前面的比喻,就是血液循环停滞了,这不是靠注资多少多少亿就可以解决的。就好比一个人心脏停跳,单靠体外设备来维持血液循环的话,这人最终还是活不了,必须要恢复心脏机能,才能最终救这人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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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7 23:08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国之略 【第五部】(完)
先将昨晚和某人的谈话内容做一整理,权且算作部分提纲

改革的精神主旨在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顺势而为,因时而变,这看似很好回答,可在实际生活中,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很多人,尤其是从建国前三十年走来的一代人,在思想上的确会不自觉的把一些经济概念贴上政治标签,很多学者便是如此,从一个方向上的思想禁锢,变成了另一个方向的思想禁锢,这绝谈不上什么进步。计划经济之于市场经济,私有制之于公有制、集体所有制,都首先是一个经济范畴的东西,是可以量化,可以并存的,要非此即彼,把某个经济概念看成是邪恶的,那这和过去“社会主义的草,资本主义的苗”是一样荒唐的。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凭心而论,中央近期的宏调确实是有问题的,忽左忽右,还都是急行猛拐,这样的做法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很明显,不过还不至于很大,大国的好处就在这里——冗余度大,但是,对地方心目中中央宏调的威信而言,是一个不小的损失。温总并非搞经济出身,而其手下的智囊团,对比朱总理时期,至少我的感觉是“洋”气多了,可“土”性少了——过去没有理论,都是在试,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则是脑子里有了完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偏偏经济是一门软到不能再软的“软科学”,现有的理论顶天了也就是过去自然科学中炼金术时代的水平,在某一具体的环境下有指导意义,可现在我们所处的恰恰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后面怎么搞?我感觉还在于一个“试”字,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制度优势就在这里,现在大伙都是两眼一抹黑,都需要“试”,可能搞起来的,只有我们这家。这个时候再回头扎进书本堆里,是非常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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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7 23:1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旅海1672002 于 2012-6-8 12:42 编辑

网络不好,重复了,对不住兄弟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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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7 23:1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旅海1672002 于 2012-6-8 13:00 编辑

重复了重复了,自删自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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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7 23:1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旅海1672002 于 2012-6-8 13:05 编辑

对不住兄弟们了,网络不好,一直重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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