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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扬在天涯的专辑——大国之路写作过程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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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25 17: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gbl123 于 2012-7-30 18:1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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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道,奉有余,而抑不足;
  天之道,奉不足,而抑有余。
  天道为大。
  仅仅从军事的角度,在这里很难说明绝大部分的问题,因此,在这里我们索性把话题放开。涉及到国际秩序,或者说是世界利益分配的框架问题,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霸权的现实存在——要注意的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将“霸权”视作是不含褒、贬之意的一个中性词。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霸权,都会拥有一个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地域的经济形态作为依托,同时,这一经济形态也就成为了讨论国际间所有框架的立论基础。
  历史上的霸权,以此大致可以划分为几种形态,一种是陆上霸权。陆上霸权主要依托农耕、游牧,也就是“物产经济”,它的霸权基本方式是占领,因为只有靠占领土地才能获得物产,它完成这种占领的主要是帝国的步兵和骑兵,水军或者还包括海上军事力量的使用都要围绕着陆上作战进行——比如亚历山大东征时对舰艇的运用;马路、驿道是那时帝国的神经和血脉,中央权利扩张的幅度必须受到步兵、骑兵的行动方式和速度的限制,而这种扩张的成本非常高,控制的效能则会随着距离的延伸而以很快的速度衰减,蒙古人曾征服过大半个欧亚大陆,但这个帝国的面积显的过于巨大,已经超越了当时控制手段所能触及到的极限,这可能也是其无法长久存在的一个原因。经典的陆上帝国——罗马帝国、中华帝国以及玛雅帝国都只能控制欧亚大陆或美洲大陆的某个局部,都算不上是全球性的帝国。这种陆上霸权大概维持了一、两千年左右的时间。
  第二种就是海洋霸权,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使得物产经济开始向“物流经济”转变,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最终推动产生了帝国主义,这种霸权主要依托商业和贸易,其基础和获利方式都是依靠物流经济,从葡萄牙王国、西班牙王国、荷兰,一直到英帝国,以及美国的早期,都属于海洋霸权,它的暴力特性或说是军事力量使用的着眼点在于控制物流通道,从全球角度看,在克服大的地理障碍方面海军比陆军强,它依托于海洋这一均匀的介质,可以得到更快的反应速度,而且在马汉“海权理论”出现之后,是通过只控制航道要点来控制海洋,再控制物流,因而这种帝国的成本要比陆上帝国更低,所以,在那时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的“日不落帝国”。而在这之间,殖民地作为物产经济向物流经济过渡不均衡的产物,一度成为国际霸权依附于其海洋霸权而存在的另一个特征,而战后由于各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觉醒,也就是那个“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殖民地的维持成本变得异乎寻常的高,而海洋霸权由于它昂贵的成本因此还掌握在帝国主义国家手中,而新的世界商业体系业已形成,毛虽不存,皮之仍在,在斗争心理上,殖民国政府与殖民地人民严重的不平衡,这则直接导致了各帝国主义国家自上世纪中叶起,不得不放弃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又或者,可以把这看作是力量与利益间的一个新的平衡……
  目前,世界经济的主导模式正在由物流经济向“货币经济”转换,那么现在出现的这个霸权,就应该是“货币霸权”,如果从霸权的暴力特性,这个霸权可以不用去占领,甚至连过去已经控制的要点也可以放弃——由于性价比不合算,美国于是很利索的就丢掉了南越、丢掉了苏比克湾,但她必须要掌握资本的流向,控制“资本流”才是“货币霸权”的基础特征。
  先简单的说说“货币经济”,透过现在欧洲国家街头一轮又一轮的反战浪潮往前看,其实从历史上说,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各个民族在心底实际是非常具有攻击性的,这片被人为的割裂开来的大陆上,孕育出了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制度,而对商业利润的追逐又将“统一欧洲大陆”在欧洲人心中推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拿破仑、德皇威廉、希特勒……,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都将统一的梦想化作了遮蔽这片大陆的滚滚狼烟,而最终的结果则完全不如他们所愿,英、法间的反复斗争为新生于北美的阿美利加提供了足够的外部空间;一战之后,“门罗主义”下的美国因战争获得了财富,同时也正式进到了世界框架的核心区域,世界的核心从欧洲变成了“欧美”,而在二战结束之后,前面的那个词已经需要颠倒一下顺序,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成了“美欧”,至此,英帝国的王冠如人所愿的滑落了下来,但是,最终则戴在了美国人的头上。
  在遮天蔽日的B-29的地毯式轰炸下,欧洲和日本几代人积蓄起来的城市和工业体系连同轴心国的法西斯政权一同化为乌有,在战后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欧洲人、日本人发现,几乎所有的工业品都表明“Made in USA”——远离战火的北美大陆又一次成了财富的最佳避难所,美国194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100多亿美元,国民的现金储蓄达1290亿美元,此消彼涨之间,到了 1948年,美国在西方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更进一步增加到了56.4%,英国则只占到11.7%,而日本仅仅占1.5%;同期,美国对外贸易额占西方世界出口贸易的32.5%,而英、法和日三国加起来还占不到15%;除此之外,美国的黄金储备占到西方世界总储备的66%以上……套用赫鲁晓夫访美归来对毛泽东的原话,“他们太他妈的富了!”。
  要想恢复元气,恢复已经化为瓦砾的产业体系,那只有从美国进口设备和原材料,那么,你的手中就必须有足够多的美元来完成国际贸易的结算。于是由美国的财长助理怀特出面提出了一个货币计划,1944年的8月,45个“同盟国”财长或其代表聚集到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村,就前面提到的货币计划签署了最终协定,随后于1945年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世界银行”。布雷顿森林协定概括起来,即美元与黄金挂钩,每三十五美元等于并可兑换一盎司的黄金,其他各国的货币根据其黄金储备量和货币发行量确定其与美元的汇率,即所谓的与美元和黄金“双挂钩”。对于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波动,各国政府只有在百分之一的范围内进行调整的权利,否则IMF有权进行干预;哪怕是本国确实发生了经济危机,这个调整的范围如超过百分之十时也必须经过IMF的同意,否则IMF有权停止其获得美元贷款的权利。而在当时一个西方国家一旦被IMF停止借款,就意味着失去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实际上已经禁止了黄金的输出输入,所谓“双挂钩”事实上就是跟美元挂钩,然后再由美元与黄金挂钩兑换,各国只能靠储备美元来保证其货币的信用,美元实际就是等同于黄金的一般等价物,美元体系就此确立,在那时,称美元为“美金”并不过分。而在这份协定中,我们还能看到的是这份协定实际上非常的缺乏弹性,这正好说明了当时美国对于自己经济的绝对自信,而后面所发生的历史,证明这份自信是超越现实的,也许是不长的历史和牛仔习气构成了美国并不深厚的文化积淀,这让这个民族在此后总是会时不时地产生类似这一次的自信……
  这之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大量的美元通过贷款的形式到达了欧洲人的手中,美国的货币霸权至此成形。而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通过大量印制美钞,向欧洲和日本定购军品装备,事实上就是借助货币霸权来向别国进行战争融资,让别国为美国人的战争买单,而同时也使得欧洲人和日本人手里被塞进了更多的美元。朝鲜战争第一次让美国的政客们如此直接的以金融手段实现了对国际框架的影响,但是,这次体验所留下的回忆却异常的糟糕,原因吗?因为那一次她的对手叫“中国”,在苏联没有直接的出兵的情况下,在动用了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1/2并纠集16个仆从国的情况下,在平均每月消耗北约一年半物资的情况下。最终18国组成的“联合国军”仍然被钉死在了“三八线”上,克拉克仍然作了“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军”。
  一场朝鲜战争,打掉了中华民族百年的耻辱,打出了共和国的尊严和延续至今的和平环境,也叫全世界都明白了历史是不会只由一个国家来书写的。再往后,则是另一段我们所熟知的历史——1965~1973年的越南战争,一道北纬17度线牢牢束缚住了美军的手脚,而纠其缘由,正是朝鲜战争中中国人给美国所留下的刻骨铭心的记忆,这最终使得东南半岛上的这个小国成了一个吞噬美国国运的可怕的“黑洞”(联想到时下关于朝鲜战争的种种奇谈怪论,块垒于胸,所以这里才有了这样的“添足”之笔,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中华儿女在三千里江山上所洒下的每一滴鲜血,都是无比神圣的)。
  言归正题,在越南战争中,为了应对战争巨大的开支,美国同样采取了增印美元的融资手段。但是,与朝鲜战争时代不同,美元在上世纪60年末至70年代初期,已经由短缺变为过剩,整个60年代美国的短期流动负债都超过了其黄金贮备额,这就使得美元的国际信用发生了动摇,而且美国的负债额逐年增加,只是美元在当时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所以,美国在那种情况下仍敢开足马力印钞票,然后再通过美元贬值将问题转嫁给她的“盟友”们。美元过剩的后果最终导致了与黄金固定汇率无法继续维系,“布雷顿森林协定”缺乏弹性的问题此时显现了出来,伦敦金融市场上由法国带头,出现了大量抛售美元套购美联储黄金的狂潮,仅1968年年初,美联储就损失黄金9300顿(2005年美联储的黄金储备据称总共才8135顿),这直接终结了约翰逊总统的政治生命,到了1971年,头6个月内就有220亿美元的资产逃离美国,帝国大厦随之开始动摇了,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不得不蛮横的宣布“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核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同时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等同于黄金的美元一下子变成了美国给别人开出的永远不可能兑现的“白条”,这与赖账没有任何区别,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被美国人彻底毁灭了。
  但是,要注意的是“越战”仅仅是一个“引子”,站在历史的高度看这场战争只是将历史发展引入一条必然轨道的一个偶然因素,事实是,世界资本主义曾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历史阶段,但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还是以生产物质产品为主,金融则只是一种衍生品,因此那时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问题,都还是围绕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产生的。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70年代中期,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一旦进入到这一时代,利润的增长空间实际就已经到头了,出于对利润近乎本能的追逐,资本便开始具有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的趋势。“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美元脱离黄金,也就意味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到浮动汇率主导的时代,也就是开始进入到了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约束的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并最终成为了现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例如,1970年,在美国的货币交易中与物质生产和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还占到80%,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仅5年,就演变成“倒二八”,即与生产流通有关的交易比重只剩下20%,根据有关资料,到1997年已经只剩下0.7%。1985年~2000年,美国的物质生产只增加了50%,但是货币却增长了3倍,也就是说,货币增长率是物质生产增长率的6倍……
  用“外行话”来解释,就是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中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因为这之前各国都大量的持有它,而且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经济体拥有如美国那样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因此也就不具有可以支持起一种世界货币所需的国家信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美国掌握了国际贸易中的铸币权,只要印制美元,就可以从别国换得实物商品,而美国支付的则是由美联储印制的平均成本4美分一张的绿纸片,只要美元宣布贬值,那么美元持有者的一部分财富立时便会消失,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铸币税”。而美国庞大的金融市场,和国家安全保障,使得卖主把手中得来的美元又放到美国玩“钱生钱”的游戏性价比最高,这就使得花出去的美元又回流到了美国,用于下一轮贸易的结算……。物流经济时代,帝国主义国家剥削的对象先是殖民地,后是第三世界国家,而货币经济时代,利用货币霸权,包括欧洲、日本在内的工业国事实上都是美国的剥削对象。
  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今只要炒作钞票就可以赚钱,谁还会再去造实物商品?于是,大量的资金都被投入到了证券和房地产市场,截至到1999年,一半的美国人都把自己的钱投入到了股市,去作“钱生钱”的营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其下属的金融子公司原本的业务内容是进行汽车贷款业务,但就是这么个资本和人员只占全公司3%的小单位,由于参与了证券市场业务,所创造的利润居然能占到通用公司的30%,以致公司的许多高层领导都在琢磨“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造汽车”?而安然公司,一家原本规模庞大且经营不错的国际能源公司,在这种“钱生钱”游戏迅速膨胀的形势下经不起诱惑而“怦然心动”,大量进行场外能源衍生产品交易,为此不惜造假——也就是那场非常“著名”的腐败丑闻,到了2000年安然公司的营业额中与能源物质生产有关的部分居然只占3%,也难怪有人说“安然已经变成了一家投资银行”。
  由物流经济向货币经济的变化,也许政府可以进行微调,但总体趋势是无法逆转,不要忘记,正是因为欧洲的国王和贵族们阻碍了资本家去追逐利润,才酿成了资产阶级大革命,使得“国王们”遭到了货真价实的“斩首行动”。正是这样,美国在上世纪整个90年代GDP总值增加了4万多亿美元,其中制造业所占的比重还不到10%,制造业在全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从90年代初期的24%掉到目前的18%,美国目前的商品进口已相当于国内制造业产出的40%。2000年美国股市的资产泡沫开始破灭,但是,对不起,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并没有变,因此美国物质生产部门的困境不仅没有改善,还在经济衰退中变本加厉的被打击。2001年美国的制造业是35%的负增长,到2002年又下降了0.6%。根据美国商务部2003年1月份新公布的数字,在2002年12月美国新增101万失业人口,其中65万都是制造业工人。到2002年第四季度,美国的企业投资竟连续下降了七个季度,如此不顾本国物质产业生产部门的死活,国会山与白宫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是谁足够显而易见了吧?
  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中,很快,连微调也变得难以完成了,按格林斯潘的话说,出现了一种“非理性的繁荣”,而这,要从上世纪的1995年前后说起。
  两次浩劫,使得欧洲人对战争的态度趋于理性,但这不等于说降低了他们对欧洲统一市场的渴望,靠着一天几个土豆的报酬,西欧人在短短数年间重新建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同时也再一次燃起了以和平方式完成统一的希望——从“煤铁协议”到“欧共体”再到“欧盟”,到了1993年,欧洲一体化开始了一项实质性的举动——统一货币。93、94、95近3年来,各国为了达到统一货币的基本要求,财政紧缩的力度不断加大,这引起总需求下降,进口减少和失业率上升。到1997年,欧盟国家财政赤字在GDP中的平均比重,已从1993年的6.4%降到2.4%。稍有经济学常识人都知道,一国经济如果处于紧缩中本币应趋于坚挺,但实际上自1995年以来除了游离于统一货币之外的英镑外,欧洲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比值却是一路下跌,1997年末与1995年末相比,马克下跌了27%,并曾一度超过30%,法郎下跌了25%,有些欧盟国家本币贬值的幅度更大。由于“欧洲汇率机制”是大部分欧盟国家的货币都与马克挂钩,马克对美元贬值,就意味着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货币都对美元贬值。
  纠其原因,主要还是欧元区各国投资者对启动欧元后其币值的走向难以把握。首批进入统一货币的11个国家经济发展层次拉开的太大,而直到1995年许小心伪中医骗子员国包括德、法在内,与启动欧元所规定的4条标准都仍有很大差距,出于对各国在启动欧元时难以同时达标的考虑,1995年5月欧盟执委会公布了统一货币的“绿皮书”,允许成员国以“多速度”进入统一货币,实际上等于放松了统一的标准,而1995年12月在马德里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欧盟各国不仅一致赞同“绿皮书”方案,还再次宣布了按时启动欧元的决心。这种前后矛盾、一波三折再加上德、法两国关于欧元领导权的扯皮就使许多人对欧元的前景心存疑虑,为了躲避统一货币的风险,于是大量的欧洲货币被兑换成美元以及大量购买美元资产,由此引起了欧洲货币在1995年以后对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巨大的货币环流从欧洲向美国的流动。到底有多少欧洲金融财富转换成美元这里没有准确的统计,但是可以粗略估算一下。那时欧洲的金融财富有28万亿美元,如果按欧洲货币对美元的平均贬值幅度大于25%计算,估计大约有7~8万亿美元左右的欧洲财富流向美国。欧洲国家货币贬值的程度并不比后来亚洲国家在金融风暴中贬值的幅度相差很多,之所以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主要是因为贬值的过程隐藏在欧洲国家主动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后面,靠政府硬撑着——欧洲国家的经济实力和金融体制完善程度是东南亚国家所无法相比的——而没有引起股市与楼价的大幅度下跌和恐慌情绪。
  这最终引起了至少两起“链式反应”,其一是使得和美元挂钩的亚洲各国货币变相的升值,这颗定时炸弹最终酿成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其二,大量货币财富突然涌入美国。后者是创造那时美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有人将这归结为美国高科技发展的结果,在其制造业日渐萎缩的时代这就是句笑话,所谓的高技术,对美国经济的最大贡献,体现在通过炒作新概念来让公司的股票升值),这使得克林顿总统在1995年可以在黑板上骄傲的大大得画一个零出来(那一年联邦财政赤字为零,这是数十年来的第一次)。而也正是这些天上掉下来的财富,一股脑的都扎进了美国的证券市场,美元因此严重背离了其实际价值,美国经济的通胀率虽然很低,但资产价值的膨胀率却超过了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这种情况极类似于日本在80年代中期“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情形。而且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的情况与亚洲金融风暴中受到打击的5个危机国家相似,美元的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背离的程度越来越严重。1997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达到1660亿美元。
  再拿“外行话”来解释一下,所谓泡沫,就是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间的不相符,严格的讲,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没有泡沫的,在物流经济时代,通过经济规律和宏观调控,可以使之控制在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而一旦失控,突然间的变化就会爆发经济危机。而货币经济已经失去了实物商品为依托,其中产生的纯粹就是泡沫,其运作的风险自然不言而喻,一旦国家信用破产,丧失货币霸权,那么物质生产正在萎缩的美国立时三刻便会被“打回原形”。到此,美国的金融市场似乎和其国民经济的长远利益开始分道扬镳了,而从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发展规律看这又是不可逆转的……
  只识刀兵者,不可知天下,亦不可知刀兵
  来自欧洲的资产使得美国“钱生钱”的泡沫被吹得过于庞大,股市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持续注入,经济链条就要断掉,而如此庞大的泡沫,所要吸纳的资金是巨大的,而另一方面,以往通过调整汇率,调整金融政策这些慢变量方式开始变得越来越不敷使用,国际证券交易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投资人的耐心最多不会超过两周”,想叫它实现“软着陆”几乎就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而就在这个时候,确切的说是在1999年的1月,欧元在欧洲资本大量外逃的情况下出乎美国人意料的顺利发行了,欧元区整合了一个4亿多人口的比美国更为庞大的消费市场,一种准世界货币出现了,很快,中东产油国表示出了以欧元进行贸易结算的意象,铸币权开始向欧洲人手上滑去,一旦货币霸权破灭,美国人瞬间就会成为“第二世界人民”,欧元区经济规模实际与美国相当,而就制造业规模讲,我们中国事实上上也已经达到了她的40%,美国现在的超额财富是建立在一个大得异乎寻常的泡沫的基础上的,现在军事爱好者所津津乐道的2亿美元一架的隐身战斗机,30多亿美元一艘的航空母舰……还有由这些所武装起来的那支横扫塔里班游击队、多次攻占乌木盖茨尔的“无敌军团”,这些都是建立在美国虚高的财富之上的,一旦资本流入量不足,美国的国家信用破产,丧失铸币权,那么她的军事霸权很快也会成为一个笑话,也许其速度会比后来萨达姆的失败来的还要快。
  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战争,只有通过战争打击欧元信用才能把这个危机化解掉,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这就是“转嫁危机”。很快机会来了,东欧据变使得南联盟由于意识形态问题而成为了欧洲的一个“破碎的边缘”,在急欲整合东欧各国市场,正在进行欧盟东扩的西欧国家眼里,这里显然成了一颗必须拔出的“钉子”,而此时欧洲的军事力量与这种急迫的心情还不是很相称,既然欧洲人只盯着南联盟这只“蝉”,于是美国的“无敌军团”有机会作为“黄雀”开进了巴尔干半岛,同年的3月27日开始,北约对前南实施轰炸,效果十分的显著——投资者的疑虑被欧洲腹地再次出现的战火以及贫铀炸弹的后遗症又一次加重,新一轮的资本外逃开始了,到次年的3月份,超过1万亿美元的欧洲财富赶鸭子般进入到了美国的金融市场,欧元对美元开始大幅贬值。当时的新闻中您也许还记得,法、德连续几次要投入地面进攻,原因无他,就是想尽快结束战争,美国您老好赶快走人,而最终欧盟显然未能如愿,轰炸不紧不慢的持续了78天,当时记得事后不少人士点评说什么:在目标选取上没有贯彻经典的“五环”理论,精确制导武器效果不理想……云云。实际这么看来具体炸什么并不重要,什么都炸不到也没关系,反正只要炸弹投下去,欧元就绝对跑不了。
  就这样,欧盟的铸币权生生的被美国TNT炸没了,汲取了教训的欧盟开始忙不迭的加快军事力量的整合,就是为了在军事上至少不再有求于美国。2006的朝鲜核危机与此倒是有几分相似,朝鲜在东亚经济整合中同样处于一个边缘位置,正是布什政府不怀好意的对朝政策,几乎点燃了这个东亚的火药桶,把半岛局势推向险境,东北亚地区整合经济圈的努力面临付之东流的危险。前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通过舒缓的方式帮助朝鲜逐步的、稳定的融入到东亚经济圈中才是上策。国内曾有一种声音,要“联美制朝”“消除中国身边的核威胁”,显然,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没有读懂“科索沃战争”。一个错误,第一个人犯了叫“短视”,第二个人再犯就只能叫“愚蠢”。
  很显然,欧洲人并不愚蠢,随后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法、德联合俄罗斯对美国采取了非常“不配合”的政策。欧盟已经意识到了:随着苏联的解体,基于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已经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主要问题,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在二战后再一次显现出来了,而这次,不再是争夺市场或资源,而是争依托于货币经济的货币霸权,争谁发行的货币更能在国际结算中被认可,美国目前最主要的对手就是欧元区国家。科索沃战争,实质就是美欧战争——美国与欧洲开战也许听着像是笑话,但战争确确实实已经在欧元的外围区域爆发了多次。与4年前的情形一样,欧元区经济的复苏又一次使美国的货币霸权被逼到了悬崖边上,于是这一届的布什政府又一次祭出了战争这个“杀手锏”用以应急。
  和前南一样,中东也是欧元区的一个“外围”,美国对中东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而她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却比别国要小的多,换句话说,美国“抢”那里的石油并不主要是为了拿来自己烧的,虚拟货币经济下,美国十余年间财富膨胀了数倍,而能耗增加了30%还不到。但是欧洲现在仍还处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的阶段,能耗和经济增长仍然成正比关系,而出于对俄国人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不信任,中东又是其石油的主要来源,中东的战火和巴尔干的战火一样,最终还是会打压欧元,还是会把国际资本赶到纽约证交所去,只是这次所选的对手换成伊拉克这只已经死了一多半的病猫,比轰炸前南更容易掌握力道。
  话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美国的货币霸权和其二战结束以来几场战争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靠美国的货币霸权为战争进行融资,而其直接目的则在于地缘,在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而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仍然是靠货币霸权下的虚高财富来支撑,但目的却简化到只是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在于维系货币霸权。这便是所谓的“币缘战争”,战争的打击对象和真正的目标未必就一定重合,总是说现在美国打仗是专捡“软柿子”捏,战场上的对手如何还可以挑挑拣拣呢?奥秘就在这里。而离现在更近的发生在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那场从军事角度分析不清的冲突同样具备这个特征,什么时候见过这边兵凶战险,那边还不急不慢的在国会慢慢商量下一步推进到哪?这在本质上还是要归结为美、欧之间在外围区域所进行的“币缘战争”。
  物极必反。
  满则损,兼则益。
  伊拉克战争已然过去3年了,再过若干年,世界史教科书上肯定要把这作为一个重点来告诉那时的学生们。为什么会是伊拉克?显然不单是为了推翻那个曾被“美国之音”吹捧为“自由、民主的捍卫者”萨达姆——将伊拉克战争称为“倒萨战争”是很不负责任的,这会使得战争的本质在很多人眼中被掩盖掉。
  这里,我们不妨先对中东的历次战火梳理一遍。石油,现代工业体系和军事体系都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任何关于经济的乐观估计,都必然是建立在石油供应不出问题的假设之上。然而和其他化石燃料相比,它的生成对地质条件的要求却异常的苛刻,因而它在这颗星球上的分布非常的不均匀。连接亚非两块大陆的那片中间区域恰恰近乎完美的具备了生成石油的一切地质条件,不光储量丰富——拥有全球原油探明储量的2/3,仅是面积与北京市差不多的科威特,石油探明储量就和全中国相当;而且开采成本极低——在俄罗斯冻土区域同样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其开采成本约为每桶20美元,而中东沙漠地区只要5-7美元,近海地区也不过25-30美元。公元630年前后就生活在这里的阿拉伯民族和历史更为久远的波斯民族因为上面的这两条而得到了财富,代价则是失去平和与安宁。
  依旧从二战之后说起。与美国一样,苏联同样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但后者显然没有前者那么走运,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不是财富,而是满目疮痍和2700万条冤魂,他所谓的强大不过是一部只能消耗资源的战争机器而已。想要恢复元气,除了尽快拿到德国1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就得依靠苏联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依靠和西方国家做能源生意来获得生产设备和原材料。当然,美国人并没有给苏联这个机会,而是拉起了所谓的“铁幕”,一来是出于意识形态,二来美国也需要给西方世界“制造”一个敌人,一个可以迫使西欧和日本必须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敌人,美国的目的在于全球扩张,解决苏联终归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就如同后来要解决欧元一样,而在这之后所炮制的“中国威胁论”,也与此如出一辙,这些都是后话。总之,当时苏联的确为此作了具体的部署:1945年,为了获得达达尼尔海峡控制权,以打通到达西欧的海上油路,苏联政府照会土耳其,要求废除1925年苏、土两国的中立及互不侵犯条约,重新分割海峡的控制权;1946年,苏联拒绝按时从伊朗撤军,其目的则在于获得与阿塞拜疆接壤的伊北部石油开采权。
  这两件事情最早给了美国了直接插手中东的机会,在此之前,美国只能与英国——这个中东实际的控制者——名下所属的石油公司进行合资,才能获取有限的利益,而现在,由于国力枯竭,原先控制中东的英帝国此时已经无力再继续援助和苏联对峙的希腊、土耳其两国,到了1947年的3月,美国开始代替英国向希、土两国提供援助,也就等于从英国人手里“接收”了这一地区的控制权;而在更早的1946年1月,本已经被废黜的伊朗礼萨王室在美国的支持下将苏联拒绝撤兵伊朗的问题提交到了联合国,最终迫使苏联无法染指伊北部的石油资源。紧接着,礼萨•巴列维国王在1949年、1953年接连发动两场“保守主义政变”,重新了攫取了伊朗的军政权力,这之后,包括美金和F-14战斗机在内的各式“美援”便随之滚滚而来,这其中的深意,就无需细说了吧?
  美利坚在中东至此算是完成了“登陆”,后续的扩张随之展开。历史教科书上是这样记载的:1947年11月29日,联大通过决议终止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对这一地区进行划分,分别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次日,阿拉伯联盟军队向以色列发起进攻,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所谓的“终止英国托管”,就是结束了英国对此处的控制,而由于手里握着美元贷款,1947年的联合国在西方内部事务上几乎就是美国的私人领地——在核心利益面前,美国人干净利落的把他“亲密的欧洲盟友”一脚踢出了中东。颠沛流离了2000多年的犹太人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偏偏就被美国建立在这个地方,而占巴勒斯坦地区总人口不过11%的以色列人却又分得了这里59%的土地!这就注定了以色列自建国伊始,就肯定是美国先天而生的“盟友”——综观第一次中东战争初期的形势,当时阿拉伯国家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以色列军队节节败退。现在被奉为神话的以军的将领在那时惊呼“以色列军队无法抵挡阿拉伯国家军队的进攻,全军已处于崩溃边缘”。为扭转战局,以色列总理急电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埃班说:“以色列急需几周的时间来重新组织和装备军队”,“以色列需要立即停火”。5月17日,开战的第三天,以色列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美国代表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了议案,建议安理会命令战争双方在36小时内停火。而尚对和西方合作存有一丝希望的苏联,也要求安理会立即表决,并指责阿拉伯国家发动进攻,要求它们停止行动。不甘心失去中东的英国最初则极力反对美国的建议,并声称继续给予阿拉伯国家援助。但不久,英国又同意了美国的建议,并撤走了阿拉伯军团的英国军官,停止向埃及、伊拉克、外约旦提供武器。其中的奥秘,恐怕还是在“美金”上——对于“百废待兴”的英国,这才是最紧要的问题。
  最终,阿拉伯国家被迫同意停火4周。这期间,以色列被美国重新的武装了起来,得以“起死回生”。最终,这四周时间使阿拉伯人转胜为败,战争以一种令美国人和以色列人都满意的方式结束了——除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外,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 4/5的土地,共计2万多平方公里,比联合国分治决议规定的面积多了6700多平方公里。代价则是96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沦为难民,联合国所规定的阿拉伯国家始终未能建立。同时,由于英国态度的被迫转变,这次战争激化了阿拉伯国家和英国的矛盾——换句话说:英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被美国人给终结了。这以后,巴、以和平问题便被成功的制造了出来,冲突-和谈-再冲突-再和谈……在一届又一届美国政府的反复张驰之下一直延续至今,各种协议、路线图不断的在翻新花样,唯一不变的是,中东石油的控制权始终握在美国手里。
  实在谈不上根据地,说打游击到是差不多军事类刊物一般是在《世界军事》和《舰载武器》两家来回转悠,用的名字是 王伟 ,偶尔也会在《兵工科技》客串一下,至于“博扬”这个名字,实际是某家夫人晚上作梦梦到的,于是她老人家就让我拿这个做了网上的ID 。另外,面对众位XDJM,老大 这个称呼博扬实在是不敢当的
  您绝对有作主编的天份,关于台湾的币缘话题正是这次约稿的一部分,应该就在这次的中东话题之后。台湾问题的实质有两个,一是美国维护货币霸权,二是日本和中国争夺未来东亚货币圈主导权,在这里面,货币是目的,也是手段,实际前面在“台海随笔”的帖子里也提到过,虽然里面是在戏谑,不过道理大致就是那样。
  现在的货币战争或者说币缘战争,主角是欧元和美元,中国的策略,短期我感觉还是要在两者之间打平衡牌,这点后面会说道,远期,则是要建立其人民币为主导的区域经济圈,实现币缘上的三分天下。
  而对于欧洲人,为了实现欧洲的复兴,重返中东的打算始终未被放弃过。他们的第一次“反攻”应该是发动于1956年。当年的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这一行为出的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10月29日,英、法两国以此为借口,联合以色列军事入侵埃及,挑起第二次中东战争。而纠其根源,英、法的最终目的恐怕还在于部分恢复其在中东的影响。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当时的苏联也同样强调“将在解决中近东问题上起积极作用”。英、法参与军事入侵之后,苏联立刻发出最后通牒,表示如果英、法不立即撤军,苏联将“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支援埃及”。有意思的,当时作为盟友的美国也对英法的军事行动提出抗议,显然,美国人并不欢迎欧洲人回到这里,而要命的是她还掌握着美元,因此,最终在11月6日,入侵者不得不宣布停火。同年的12月份,英、法军队便早早的撤出了埃及——以军撤出西奈是在次年的3月。这标志着英国人已经彻底的失去了中东,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中东,英、法所能做的也只有面对着那些躺在伦敦、巴黎博物馆里的法老文物,去聊以自慰了。而精明的英国人在被欧洲国家日益边缘化的情况下,最终也只能选择将自己彻底的和美国绑在了一起——如果没法战胜他,那就加入他。
  前两场中东战争,战火烧在中东,而真正心痛的,首先应该是欧洲人,这或许也是后来西欧愿意接纳“巴解”组织的一个深层原因。这之后先后爆发三次中东战争,则同样是发生在美苏全球对抗及美欧局部对抗背景之下,其最终的标的物仍然是中东石油的控制权——石油对阿拉伯人究竟算是恩赐还是灾星,真的不好定论。但是,美国在那一次次的战火中牢牢的控制了中东,并以此来影响全世界的资本流动,这一点还是显而易见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因为失去了黄金的信用支撑,开始急速的贬值,从1971年到1980年,金价从35美元一盎司疯长到850美元,翻了24倍!整个西方世界都陷入到了经济动荡。此时的美元,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一个新的信用支撑。那是什么呢?答案还是石油。1974年,那位为中国人所熟知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开始了一连串的对中东国家的访问,其目标,就是要迫使欧佩克组织接收以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结算的唯一货币,而在1973年的10月25日,以色列在美国的插手下刚刚打赢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很快,美国从和其关系密切的沙特王室——其绝大部分资产都在美国——身上打开了缺口,沙特政府同意采用美元作为唯一结算货币,并将获得的美元以投资的形式再次回流到美国,之后,还是由沙特政府出面说服了欧佩克其他成员如此行事。
  所有国家都不可能离开石油,而这个星球上有2/3的石油如果要购买的话就必须以美元来结算,美元就成了所有国家都必须储备的货币——虽然它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直到现在,国际贸易中的70%都在以美元进行结算。中东的石油美元和美国的货币霸权至此绑定在了一起,任何可能动摇“石油美元”的举动,自然都是美国所难以容忍的。
  1979年2月11日,在美国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伊朗爆发了由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亦称作“二月革命”),长达2500年的王权统治宣告结束,4月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美国在中东的一个着力点就这样丢掉了,同时她也是中东主要的产油国之一,更严重的是伊朗企图向中东地区“输出革命”。这里有一点常识要说明:所谓的输出伊斯兰革命,是向阿拉伯世界推行“什叶派”教义——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波斯文明,在被伊斯兰文明征服后仍倔强的选择了占少数的什叶派——从世俗的角度考虑,这也是伊朗要成为中东大国的一种手段。这一行为就直接威胁到了在中东形成不久的石油美元。
  就像是一种巧合,1979年7月,在与伊朗相邻且同样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伊拉克,时任总统的贝克尔“因病”辞职,早已得到美国支持的实力派人物萨达姆(1960年,还在埃及开罗大学读法学时,萨达姆就开始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接触。当时美国担心伊拉克政府与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于是向复兴党及其他反政府势力提供援助)顺利登上总统宝座,同时他还担任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总理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机构总书记的职务,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更为“巧合”的是,萨达姆上台执政一年后,两伊战争便爆发了。
  这个题目可够大的啊,我这里也只能妄言几句,您多担待:政府这些年来始终想建立一个完善的股票交易市场,但是这期间忽视了基础的税法、会计和审计制度建设,这就恐怕有点舍本求末,故而股票交易始终不如人意。不过这也急不得,一起上,不行,一样一样来也不行,只能是逐步的渐进磨合,这次两会之后,金融改革应该是一个契机,或者说是转折点。这期间,国外的经验,我的看法是战术层次肯定有相同的地方,但总体上现在中国的很多事情在国外、在历史上都绝对不具有有可重复性,甚至几十年后中国的货币体系的结构,也会和那是的“经典”有很多的不同。
  书接上文:
  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借口伊朗参与对伊拉克外长阿齐兹的刺杀行动,向伊朗发起进攻。战争起因的公开说法是:由于伊拉克试图完全控制位于波斯湾西北部的“Shattal-Arab”水道,该水道是两个国家重要的石油出口通道。而在这背后,美国为萨达姆提供武装并支持其发动战争,是试图以此遏制刚刚通过革命上台并强烈反美的伊朗政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75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支持巴列维国王对当时在伊拉克控制下的这条水道发动进攻。这里有人可能会反驳:战争期间美国并没有向双方出口过武器啊。但是,不要忘记,当时军火贸易中的中间商的国籍是哪里?萨达姆的战争贷款又是来自何处?
  两伊战争历时8年,两个中东富国被打成了穷光蛋,战争同时制造了数以百万记的冤魂以及更多的残缺的身躯以及家庭。在上述代谢产物之上,是欧佩克各成员国由于对自身安全的忧虑和石油出口受到的影响,不得不进一步向美国靠拢,而伊朗由于战争,其影响最终没有走出国境线。
  而在此期间,对中东石油的控制权又帮助美国在全球扩张中走出了一步极为重要的棋——1990年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1991年12月25-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确认了联盟解体的事实,并表决通过停止联盟国家权力机关职权的事宜。关于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已经无数次的被讨论过了,但是,你知道那根“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哪吗?是沙特,正是常年低于35美元/桶的原油价格,连续打击着前苏联的石油出口——由于工业体系不均衡,而军工受政治影响,一直以来苏联真正在国际市场拿的出手的只有能源产品(其实到了现在,仍是靠着石油出口贸易,使得俄罗斯恢复了部分元气),只有通过能源出口换得轻工业品和农产品,才能抵消苏联产业结构不均衡的缺陷,由于能源出口受挫,苏联不得不用黄金来进行进口贸易的支付结算。终于,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这种打击直接导致了卢布信用加速崩溃,并最终打掉了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斧头旗帜”,使得美国人打赢了冷战中的最后一个战役。而对于现在的我们,这其中的一条启示是:在同一时代,经济规律的影响是不会因为你的信仰而有所区别的。   [继续挖坑中]
  把西西河的黑话给带出来了就是“待续”的意思
  在此同时,帮助美国抓牢了中东石油的伊拉克,由于两伊战争,仅欠科威特的债务就已经高达140亿美元,为了化解巨大的财政危机,同时也是在“泛阿拉伯主义”野心的驱使下,科威特时间1990 年 8 月 2 日凌晨 1 时,在空军、海军、两栖作战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的密切支援和配合下,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三个师越过伊科边境,占领了科威特全境。一时间,萨达姆几乎把自己放到了全世界的对立面上,昔日的美国盟友的反应出乎意料之外,“解放伊朗独裁统治的英雄”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人类的“公敌”。美国携多国部队69万(美军45万)陈兵波斯湾,1991年1月15日,“沙漠风暴”正式吹向了伊拉克。
  在8年的消耗战之后,那部久经战阵的战争机器成了萨达姆唯一的本钱,而海湾战争中,这唯一的脊梁也被美国人打断了——伊军崩溃的速度简直叫人匪夷所思,而在这种情况下,1991年2月28日晨8时多国部队却在巴格达前停止了前进。从战争爆发都结束,这之间我们无需说什么,至少从战略上看,一个意图整合中东的伊拉克和一个怀有同样想法的伊朗一样,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萨达姆的军事入侵以及后面被打而不死,使得沙特、科威特等国感到了恐惧,这则帮助美国得以直接在中东驻军——那时苏联已经行将就木,美国这么做完全可以没有顾忌。同时,美式装备在战争期间得以好好的“秀”了一把,倍感压力的中东国家向美国抛出了大笔的军火订单,除了让美国军火商狠赚了一笔之外,无形中也把自己战争机器纳入到了美国的军事体系之下。
  而另一方面,由于压在美欧矛盾之上的冷战阴云正在散去,欧洲人此时已经开始独自谋划他们的未来,或者说,在美国看来,已经可以明显的感到盟友们“离心离德”,要离开美元体系,但是,他们还离不开中东的原油……,总之,帮助美国打“坏蛋萨达姆”的欧洲人、日本人(海湾战争的费用是由日本政府买单的)似乎又被什么人给耍了。
  回到开始的话题上来,任何一场战争都会使得多方产生利益损益,而在美国政府眼中,关于伊拉克战争他们首先看到的,还应该是铸币权。中东半个世纪的战火,恐怕很难和美元脱离关系,而随着上世纪70年代货币经济体系开始占主导,以及石油美元的出现,战争和美元之间的联系在中东已经越来越直接,当然,在其他区域亦是如此。
  从1913年12月23日美联储建立,截至到2001年,美国的国债总额达6万亿美元(美联储事实上为私有银行,美国的货币发行是由政府向银行借债,银行再更具国债数额来发行美元),正是在这一年,随着9.11后美国股市泡沫的崩溃,美联储将利率由6%降至1%,这导致美元信贷额暴涨,大量的美元被投资者投入到了房地产(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房地产业替代股市成为美国吸纳资金的主要场所)、贵金属、和原油等产品上(这也是世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症结所在,国外某些人将这笔帐记到了中国头上,完全是无耻的谎言),美元迅速的被从各国储备中挪到了市场上,流通数量激增——2001年之后,美国国债平均每一秒钟增加2万美元,原有的强势美元政策已经没有办法维持美国的偿债能力,国际资本开始流出美国。按照以往的办法,此时只要宣布美元贬值就可以让那些无法清偿的债务灰飞烟灭,但此时已没这么简单,因为在美元的身旁是正在走向强势的欧元,美元肆无忌惮的贬值将使得在国际市场上人们不得不拒收美元而代之以欧元。因此,必须用什么办法去保障美国的货币霸权,保证美元不被拒收。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显然用此前所谓的“文明冲突”来解释中东战火的起因相比之下很难以令人所信服,在笔者看来,如果认同这种提法,那么等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站到美国的一边,那就得为美国的“反恐战争”买单,而由于地理因素,欧洲国家因此而遭受恐怖袭击的机率要远大于美国本土,恐慌最终将会使投资人再一次把欧元兑换成美元,欧洲的资本将再一次流到华尔街,如果所谓的“文明冲突”真的爆发了,其中的利益损益足够显而易见了吧?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德、法等国坚决不去认同那个“文明冲突”。
  今天就先到这里啦,休息一下
  (我们知道,1987年美国把日本这只肥羊的羊毛剪掉给自己取暖,让日本冷的发抖;1997年又把东南亚诸多肥羊的血抽光来卖的钱归自己所有,这感觉有十年一次的说。
  中国呢,1949年 ... )
  您说的当然有道理,不过美国的币缘战争周期现在绝没有那么长,从前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去年的伊朗核问题,这个周期大概是3年,道理在帖子里已经说过一些,就是美国现在对货币霸权的维系开始动摇,所以战争频率加快。
  这里顺便说一些我的想法,我们判断西方国家的时候,往往将其视作是一个整体,但事实是作为国家背后的几个大的金融利益集团,他们的利益和其国家利益并非是永远一致的,而他们才是包括美国在内这些国家真正的控制者,不要去相信什么西方民主,那东西只是最大压制了封建集权,说反腐败那是笑话,对金钱它根本没有什么抵抗能力,拿现在来说,美国金融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开始分道扬镖,现在的货币政策实际实在损害其国民经济,今后这种损害很可能是不可修复的,伊拉克战争就是一宗最大的腐败,光切尼名下的保安公司就赚到了1.5亿美元。您前面提到的中国大使馆被炸,其中一个背景是当时欧洲出逃的资本中有部分流如到了香港,而大使馆被炸使得这笔钱(一般称为“燕子资本”)由于恐慌而流入到美国股市,说克林顿不知情我信,因为总统只是金融集团的代理人而已,但说误炸那这未免太巧了吧?这件事同样有害于美国整体,但金融集团获利了以现在的趋势,这种利益分离会越来越严重。可以说,因资本而生,亦因资本而死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最终的素命。现在有人借着几次战争把美国塑造成天神和天使,这不是无知就是无耻,历史上一个高峰时期的帝国无论如何不可能这么频繁的用兵,只有是在行将崩溃之时才会作这种饮鸩止渴的事情。
  关于印度的金融市场,的确非常危险,我的看法是:印度和中国的情况类似,都还处于物流经济阶段,在国际市场上还处于由提供原料向提供加工的过渡阶段,这期间过分的进行金融抄做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说粗俗点就像是吃春药,日子久了,必然会有问题。中国总体上比较成功,按照“比较经济学”的方子,从裤子、袜子到精密加工,一层一层吃上去,吃到了就决不松口,这样的发展比印度要健康的多,自然问题要少不少,看国外对中国的报道,政治方面的不要看——和它们比起来让网友不感冒的中宣部比圣徒都纯洁,看经济方面的就好,在商言商,这方面的可信度还是让人信任的,上面关于中国的报道8成以上都是正面的。
  前些年房地产的抄做过热,这是个危险的信号,今年起我们对中国金融的看点,一是是否能给房地产降温,二是看中央的金融改革能否抓牢对中国货币体系的主导权。
  老实说,如果单纯从对抗角度说,能打击美元的方式并不少,但我们并不是“金融恐怖分子”,我们的目的是要自己过得更好,对抗仅仅是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所以我们现在打的是太极拳,而不是七伤拳。
  我的看法是,美国的货币霸权终结是迟早的事情,中东很可能就是埋葬美元霸权的地方,这不是中国一家的问题,欧盟、俄罗斯都在其中其着作用。美国现在的货币手段即将不足以平衡他的巨额外债,而强势欧元的存在又限制了美元贬值的空间,时间拖的越久越危险,现在的中国就是一个砝码,无论放在天平的哪一端,都要引起倾斜,而我们要做的,则是尽量的在这其中保持平衡,从己方同时拿到我们需要的东西,也为产业升级和完善金融体系赢得时间,在东南亚、中亚、非洲和东北亚初步建立以人民币为结算工具的区域经济圈和配套的安全圈。具体的,在后续的帖子中会谈到。
  目前欧元区贸易额的2/3来自于欧盟内部贸易,而在科索沃战争之后,欧洲已经不再存在这样的空子给美国钻了,那么只有中东的战火可以使欧洲的投资者感到不安了——争夺铸币权的手段无非两种:一种是“我比你好”,在美欧经济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这不太容易做到,时间上也不容许;第二种则是“你比我更差”,显然美国人更青睐这一种,原因就在前一句中。而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早已被打断了脊梁,又被连续的制裁、核查折腾的奄奄一息,是一颗软的不能再软的“柿子”。“更可恨的是”,自2000年起,由于欧元对美元升值,为了获得更高的受益,伊拉克开始以欧元进行石油贸易的结算,而这又引起了多个产油国的注意,直接触及到了石油美元——战后的伊拉克新政府第一个动作就是在石油贸易中以美元取代欧元。对萨达姆政权的军事打击和政权颠覆,对其他中东国家必然具有威慑的意味,这会进一步迫使欧佩克继续以美元进行石油贸易结算,虽然这样将意味着替美国承担起日益严重的金融风险。总之,那是在华盛顿政府看来,也许没有比伊拉克更合适的减压阀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布什政府所预计的那样简单,传统的阿拉伯社会中,对教派、对部族的认同感远要强于对世俗的国家概念,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因此产生了一连串没有预料到的反应:在没有强势代理人的情况下,这种打击实际是破而不立,过去强有力的统治机器不存在了——这就是为什么巴格达博物馆以及其他设施会被哄抢一空,伊拉克的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情绪,失去了一个强力的政权等于让这种对立失去约束,美国在扶植伊拉克新政府的时候让过去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占了便宜,这似乎是想“借鉴”过去英国殖民者“拉一个压一个”的做法,但在没有强势代理人的情况下这反倒把美国大兵拉入到了直接的冲突中。此外,伊拉克人缺少国家概念但不等于缺少仇恨的基因,对大多数伊拉克民众而言,美国人给了他们每人一张选票,然后毁掉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切。而与此同时呢,巴格达被“解放”了,共和国卫队“蒸发”了,萨达姆“落网”了,冲进来的美军也失去目标了,美国大兵倒是成了伊武装分子的目标,原来打共和国卫队如刀切豆腐一般的先进战争机器对此同样无能为力——21世纪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所干的活和上世纪60年代越战时期的装备比毫无区别,而除了价格也再没什么高过那时的古董。在上述对立情况无法消除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是不可能避免的,美国大兵在挨打,却没有具体的目标,战争也没有终点,这种情况下的伤亡和在硫黄岛、在冲绳那时完全不一样,后者虽然惨重但前面有着一个实实在在的终点,而现在士兵却什么也看不到。在这种威胁方向极不确定的情况下,误伤平民时有发生,这就又进一步的加剧了美军的窘境。很快,这使得这场战争的投入/产出比开始下降,原本保卫货币霸权的战争却反过来开始有可能威胁到美元。正是如此,在最初蛮横的踢开联合国单干之后,美国不得不回过头来要求“盟友”们以及联合国出面,以缓解自己的压力,而后者的介入,使得原本已经几乎彻底失去中东影响力的法、德、俄罗斯等国的面前又出现了希望。
  抛去近期的具体事件,从根源说这是美国追求绝对霸权的必然结果,货币经济下,利益早已超越了地缘,各国的利益结构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靠军事打击解决核心以外的问题,稍有不慎就会打成“七伤拳”,所谓“不可马上制天下”的古训到现在仍然成立。对资本主义而言,对绝对利益的追求是必然的,但这最终会损害到其根本利益。
  到了这个地步,要么美国开始逐步的收缩货币圈——美元瞬时崩溃对世界也是一个不小的麻烦,所以欧洲和东亚地区也不会眼看着这种事情发生,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配合美国的收缩;要么,则再发动新的战争,重新让战争机器开动起来,通过打击外围继续消灭欧元。如今,一面伊朗、叙利亚甚至沙特都战云密布,一面美国则还有要求撤军伊拉克的声音,伊朗核问题还在政治、外交层面进行着博奕,这些说到底,都是前面那种矛盾的体现。
  正是基于后一种选择,“伊朗核问题”正式登场了。于中华文明相似,波斯文明的历史同样需要以千年为记数单位,数千年“与人斗”的历史让他在政治上具备了比其他中东国家更深的底蕴。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之后,萨达姆在全球的瞩目下由盛转败直至身死,而伊朗却毫发无损。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作为产油大国的伊朗同样建立了以欧元为结算货币的石油交易所。不同的是,在此同时伊朗与俄罗斯达成了建立某种石油价格协调机构的意向,这相当于第二个“欧佩克”,对于同样是产油国又曾在油价上吃过苦头的俄罗斯,这是求之不得的,而对于曾被踢出中东的欧洲国家,无论是从币缘还是地缘说这同样是一件好事,对亚洲的中国乃至日本同样如此——所谓的伊朗利益,并不是买点石油、卖些军火那么简单。
  而那位经常“语出惊人”的内贾德总统由此看来,远没有常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伊朗的政治架构是中东国家中最接近西方模式的,能从德黑兰市长一跃成为总统光靠“语出惊人”是绝对不可能的。
  由此,围绕美元霸权的又一场“币缘战争”,在伊朗上演了。俄罗斯和欧盟拜伊朗所赐——更确切的说是拜美国自己所赐,得以重返中东,而此时美国已经很难再像从前那样把他们“赶出去”。而这支力量的进入,则也最大限度的维护了伊朗的国家安全。
  而对中国而言,在中国能源安全受到威胁的表相之下,发生在中东的“币缘战争”同样蕴含着丰富的红利。最显而易见的,美国军事重心的西移使得亚太区域减少了干扰因素,为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经济圈的整合赢得了空间。
  更深层次下,现在美、欧的“币缘战争”使中国首次得到了中东地区的话语权。在一些人眼中,还在为西方生产鞋子、衬衫的中国目前还处于世界产业链的较低层面,人民币更不还没有作为世界货币的资格,但是,同时还要看到的是,中国仍是现有美元体系中除美国外最大的受益者,无论民族主义者们是否喜欢,低廉的成本的确使得制造业在向中国集中,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其级别越来越高,但在升级过程中中国并未像其他国家那样放弃低层次的产业,因此,大量的美元被中国所持有,也许用不了多久,中国就可以看到她第二个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美元本身早已不具备价值,但它们可以在下一轮的国际结算中为中国换来所需的矿物资源、技术和设备。
  原本,亚太地区国家货币都挂靠在美元上,而现在,巨大的贸易顺差使得其他国家在调整货币汇率时除了盯住美元还要观察人民币的动向,这就相当于又变相的进一步的放大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影响力度。这种近乎垄断的“世界工厂”意味着什么,美国自然清楚,于是美国开始软硬兼施的压迫人民币升值,目的,则在于控制中国金融体系,遏制产业体系向中国整合的势头,消灭出现区域性人民币经济圈的可能。而现在,这种压力至少短时期内,被化解掉了。
  美国现在同样是这笔外汇储备的受益者,大量的美元在中国国库中沉淀下来,避免了市面美元流通量的进一步激增,也就保住了美国的国家信用,维持了美国的货币霸权。这样一来,在欧元与美元的币缘战争天平上,中国就成了决定性因素。而自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老一辈政治家为中国争取的绝对的独立自主,今天又一次使得现在的我们受益,中国外汇储备和外贸结算中多少份额属于美元,多少属于欧元,这完全由中国人说了算,爆发在中东的币缘战争必须要请中国出来,而这里有我们所需要的能源安全,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东事务的话语权将放大我们在世界其他的发言权。
  再具体的说,中国是现在美元霸权的受益者,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利益在这样的体系下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并不大,而且,追逐绝对利益使美国一步一步的将自己推入到了险境,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这种状态下把核心利益与其捆绑在一起,中国自然也不例外。美元独霸,不符合中国的远期利益,从周边地缘情况看,和近期利益同样冲突。但是,无论是美国的迅速崩溃,还是欧洲取代美国掌握中东,也同样不是理想的结局。只有东方智慧下的兼、合之道,才是中东地区最理想的状态,对我们,与当年中、美、苏的关系类似,这将实现中国利益的最大化,而对我们的博奕对手——欧盟、美国,以及中东地区各国,这同样未尝不是一个共赢的结局。
  在这一框架之下,过去一段时间以及现在发生中东区域的种种事件都不难找到一个靠近实际的解释,事实上在中国凭借“币缘优势”取得了中东话语权之后,在伊朗外交向中国靠近,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导人纷至到达北京之后,在战略上中国就已经赢了第一步,而无论是巴以局势还是伊朗今后的命运,对此都产生不了颠覆性的影响,只要美、欧币缘战争还在继续——也肯定会继续,只要中国的“币缘优势”可以保持,在中东中国就存有活动空间,同样,在其他方向也就存有活动空间。而我们所要做的,核心则是要在这段时期完成中国在国际产业链条地位上的提升,完成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完成对东北亚、东南亚、中亚以及非洲地区4个区域经济圈的整合。
  完了?恩,完了(刹那间但见飞砂走石,众壮汉手持板砖而来 ---;)。这可能会让诸位失望,因为这里最终也没有预测或建议什么,毕竟博扬不在其位不敢妄加断言,但是,一个对手,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也无论他的武器有多先进,当你可以一眼将其看到底的时候,你就至少已经占了先手。至此,仅就战略问题而言,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总而言之的是: 军事斗争对战争而言,仅仅是一个子集,很多问题,仅仅靠F-22和航空母舰是解释和解决不了的。
  中东话题暂且白活到这里,修订后的正文不日会刊在《舰载武器》上,同时也是为了保持天地的“含金量”,故还请坛子里的XD暂时不要转贴。
  顺便预告:第二部之《“金”略台海》即将开拍
  (中国现在是一层一层吃上去,吃到了就决不松口,但吃到最上层就不得不与M国加上欧洲面对面的竞争,现在M国与欧洲基本上放去了低端产业,在他们垂死挣扎的时候,有可能与中国决斗,这是以后的事情了。
  还 ... )
  关于未来,我的猜想是:中、欧、俄进而美退,最终形成一个能够保持平衡的币缘板块分布,并保持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期间,美国和欧盟的经济圈业已成形,中国的大中华经济圈还在整合,以后一段期间,决斗还不是时候,只会出现三家之中,两家联合打另一家的局面,就像现在在伊朗所发生的一样。
  您所提到的“底进高出”应该还属于金融制度上的漏洞,说到底还是技术性问题,真正难解决的是这背后的非技术性问题,这绝对急不得,但也远没到无药可救的程度——我个人属于乐观派,或者是某些人口中的“歌德”派,对于中国,在不考虑中国足球的情况下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武功也就是耗子抗枪——窝里横,出去了照样让人爆扁不好,要跑题!赶紧打住
  海洋战略与海洋力量
  4月份还有一个心理咨询师3级资格认证要对付,后面填坑的速度可能要对不起各位了,为了少挨两块板砖,这里先拿一篇05年的旧文来给诸位垫个底,算是后面《“金”略台海》在地缘方面的一个铺垫。
  海洋战略与海洋力量
  在本文开篇,笔者需要先明确“战略”这一概念——《辞海》中“战略”一词有三种含义:首先是根据敌对双方在政治、经济、自然和军事上的客观实际引出的对战争的筹划和指导,其次是各种战争策略或使用战争策略的事例,第三是指国家、政党和企业集团等在一定时期决定全局的谋略。这里我们所谈及的“海洋战略”属于第三种,即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关于拓展和经营海上战略空间的全局性谋略。
  海洋战略包含两个层次的意思,一是运用政治及军事手段(但并不一定是战争)实现对关系国家利益的海域的地缘优势,取得对该区域的事实控制权;更重要的,是对该海域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担负该海域维持秩序、援助遇险船只等责任。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陆权大国,但历朝历代对海洋一直都涉足未深,因此,中国的海洋战略处于第一层次,其核心在于海上战略空间的开拓。
  前面反复提到了“战略空间”这个词,笔者对于它的理解是:可以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提供所需资源或者是在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中为其提供战略纵深或战略支持点的区域,并且,这一区域必须处于该国的影响之下。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其战略空间绝不可能仅局限于其陆上国土范围之内,而对于一个依靠支配世界来攫取超额利益的超级大国,其战略空间甚至可以遍及全球。一个国家要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就必须获得与之相称的战略空间,否则则意味着国运的衰败。二战结束之后英国海外殖民地的接连丧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对其战略空间的压缩,而其结果就是一个昔日的“日不落帝国”沦为了现在事实上的二流国家。
  中国现在正处于重新崛起的阶段,经济发展对资源不断加大的需求要求我国必须将国家利益拓展到国土范围以外的区域。而海洋战略,说到底就是要实现国家战略空间在海上的拓展,使我国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对海洋资源和海运通道加以开发和利用。在陆上资源日渐枯竭的情况下,海洋战略作为我国整体大战略的一部分,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而海洋权益的实现,除了近期对资源的占有,更重要的,是为民族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对于在此之前已经支配世界数百年并通过这种支配得到了超额利益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在二战后开始左右世界资源分配的美国而言,中国的重新崛起,将意味着全球资源重新以更为公平的方式进行分配,其遍及全球的战略空间将由此而缩小,这是美国及其盟国所不愿看到的。(题外话——在我们为欧盟对华军售即将解禁而高兴的同时,以上这一点也是不能忽视的,军售解禁中的一波三折,除了来自美、日的压力以外,同时在某种程度也反映了西欧国家对待中国崛起的矛盾心理)。此外,从国际正当性层面来说,中国的复兴同样令美国有所忌惮。中国现代化建设既没有通过野蛮的殖民剥削以获得原始积累,也没有借制定经济、金融游戏规则来进行“文明的掠夺”,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远比此前的西方发达国家具有国际上的正当性。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以及政治改革的深化,这必然会成为许多国家认同的发展模式。美国一直以来依仗其硬国力与软国力交相为用来支配他国,在动辄以经济制裁及武力打压恫吓的同时,另一方面则借助“民主”——这一“普世价值观”来煽惑他国民众。中国的成功将会展现一条完全不同的经济与民主现代化发展道路,美国软国力的煽惑效用将大幅度的降低,其对全球的支配能力会因此遭到削弱。而这可能是近年来美国极为忌刻中国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
  自上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美国就一直对我国采取围堵政策,即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为应对前苏联的挑战,美国对我国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的那一时期,这一政策也未有大的改变。所不同的是,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在早期是出于“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的目的,是冷战战略的一部分。而在八十年代之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苏联的衰弱直至解体,美国意识到中国正在成为其肆意支配全球的障碍,于是遏制中国的再次崛起便成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这一政策的制定,更多的基于国家的现实利益而非意识形态。随之而来的,则是一条旨在压缩中国战略空间,遍布我国东西两线的“链条”的逐步成型,关于这一链条的具体构成,在笔者之前所写的《“打而不登”遏制“台独”的新思路》一文里已经提到,且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在此不在多加赘述。
  这条由美国及我国周边的某些国家以及“台独”等分裂势力所组成的遏制“链条”,大致可分为东西两线。东线即我们通常所讲的“岛链”——北起朝鲜半岛的韩国,南至马六甲海峡,涵盖了除图们江外我国进入大洋的所有通道。目前,“岛链”对中国的影响更多的在于“势”,虽然在和平时期我们的商船可以畅通无阻的往来于大洋之上,但是一旦爆发某种危机,我们的对手就可以立刻通过在“岛链”上所部署的军事力量截断中国的海上运输,摧毁我国的海上钻井平台,甚至对我东部发达地区进行军事打击,而我们的海军在“岛链”封锁下将难以进入大洋保护我海上运输船队,即使侥幸突围,也极为可能成为“有去无回”的旅程。换句话说,虽然我们的国家利益正在不断地向着海洋拓展,但由于“岛链”的存在,使得我国的海洋权益始终没有可靠的保障。正是因为这种可能的存在,一方面是陆上国土范围内资源的日益紧张,另一方面我国却始终不能让国家的发展更多地依托于海洋,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面临着在未来无资源可用而停滞的危险。要拓展海上战略空间,就必须冲破“岛链”。
  西线的“遏制链条”在时间上要晚于东线形成,但目前也已基本成型——由北至中亚地区,南至印度,由西部的中东地区向东延伸直至于中国的西藏、新疆接壤。相应地,在我国国力尚不十分强大的情况下,拓展我国的战略空间就需要从东西两个方向选其一作为重点首先予以突破。两个战略方向相比较,笔者认为在近期首先由西部陆上打破美国对华的围堵更为现实,而在海上,则应维持中美战略相持的局面,为海军积蓄远洋力量争取到足够的时间,这一战略概括起来是四个字——“西进东御”.
  美国目前的对华策略,很大程度上存在声东击西的味道。在东线,今天炒作出“台湾问题”,明天又冒出“东海问题”、“斯普拉特力群岛问题”(即我国南沙群岛),总之要把中国拖入无休止的“问题魔方”之中。而事实上,目前美中在东部地区应该说是处于一种战略相持状态,而且短期内双方谁也无法打破这一局面,就美国而言,对华封锁“岛链”已经基本形成,但也无法再进一步压缩中国在这一线的战略空间,否则就有可能导致中美之间的全面战争,而这是不符合美国的整体大战略的(详见《现代舰船》6A中《“打而不登”遏制“台独”的新思路》一文)。之所以反复在这一地区大张旗鼓的对中国发难,一方面美国可以从打“平衡牌”的把戏中渔利,而更关键的则是可以吸引中国的注意力,使其无暇西顾。而在西线,美国的对华战略要低调的多,但恰恰是在这里美国正处于“攻势”。先是长期扶植西藏和新疆的分裂势力,再借“反恐”兵进阿富汗,继而拉拢印度,推翻萨达姆政权,驻军伊拉克,兵临伊朗,通过“颜/色/革/命”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扶植亲美政权……可以说是步步为营,现在驻扎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马纳斯国际机场的美军距离我国新疆只有500公里,在阿富汗的美军“反恐”基地干脆修在离喀布尔十万八千里的中阿边界附近。
  西线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利益而言,近期主要在于能源。目前我国经济对石油的依赖正在增强,而预计到2020年,我国石油年消耗中的一半将依赖于进口,而处于西线的中东、中亚及南亚地区则是我国石油进口最主要来源和通道。如果这一地区被美国所控制,则我国势必要面对西方大国集团对能源的垄断,中国的经济发展就随时有可能由于石油进口受阻而遭受重创,与东线“岛链”所带来的威胁相比,这一威胁更为现实。美国可以一而再地阻挠我国的武器进口,那在未来一旦掌握了对全球能源的垄断,也同样可以限制中国的能源进口,而且这样所冒的风险和所付出的代价远比在东部与中国爆发武装要小的多。因此,如果美国在西线取得如同东线“岛链”地区那样的支配地位,则必然会形成对中国能源输入的长期限制,届时,我国就不得不由于能源而在方方面面都受制于美国,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将陷于被动。从这一点看,近期内解除美国在我国西部的威胁,远要比在突破岛链具有紧迫性。
  另一方面,处于西线的中亚、南亚地区从历史上讲与我国的渊源比较深,在这里虽然也存在很多不利于我国的因素,但与东部不同,在东部对我国不利的因素几乎全部有利于我们的对手——这也是中美之间在东部形成目前这种战略相持态势的根本原因所在。而在西部地区对我方不利的因素同样也对美国不利,甚至更加不利。美国在该地区的根基与东部相比尚浅,以阿富汗为例:这是一个西式民主与原始部族并行的社会,其国民对部族的认同感要远远强于对国家的认同感,美国在阿富汗仅仅简单的建立一个“民主”政权,而对其经济结构和社会基础不作任何改造,自然无法真正实现阿国内的稳定;中亚地区各个国家国力都比较弱,美国很难在这里找到如日本那样的在战时可充分配合美军的盟友,且我国与中亚国家不存在激烈的利益冲突,即便在该地区爆发军事冲突,基本上也将是只面对美国的单线作战,因而基本不存在东部所面临的那种多线作战的可能(详见笔者《打而不登-遏制台独的新思路》一文);从地缘上讲,处于阿富汗以西的伊朗长期与美国处于对峙状态,对美军在西线的军事部署起到极大的牵制作用。同样,伊拉克虽然被美军所控制,但除了其北部库尔德人聚居地外,伊其它地区都存在大量的反美武装,伊拉克短期内不但不可能对美有多大战略价值,反而也会对美军产生一定的牵制;从战术层面上来讲,西线大部分都地处内陆,对于传统上以陆军为主的中国军队而言,如果在近期爆发战争,在西线内陆地区打一场较为传统的陆战远(对待中国这样的对手,美国会比对付伊拉克等国谨慎的多,绝不会随便把什么新战术或新装备投入到战场作试验)比在东部进行一场以海空战为核心的战争的取胜把握要大。总之,近期在西线我国与美国的实力对比,绝不会像在东部那样处于绝对不对称的劣势。
  “西进”战略,就是要借助在局部能对美军形成均势甚至优势的军事力量为保障,以新疆、西藏为战略支撑点,通过以石油为主贸易往来,并利用我国与该地区的文化上的历史渊源,逐步增强我国在中亚、南亚的影响力,并最终建立由我国陆上石油输送管线和与该地区各国之间的陆上贸易通道所组成的“新丝绸之路”。
  “西进”战略将为我国提供数条贯通中国内陆、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陆上石油运输线,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我国海外能源基地安全。前面已经提到,在该地区美军对我方的优势并不明显,因而只要能维持我国西部边疆的稳定,并与中南亚保持良好的关系(当然,这是有我国在该地区的实力为保证的),就可以保障这些陆上油线的畅通无阻。陆上石油运输通道的开通,可以使我国的石油运输避开被美国、印度等国控制的美日经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西入印度洋,北进阿拉伯海,终达波斯湾的海上油路。美日在二战期间旷古未有的海上血战,东盟国家现在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这一条海上石油运输线,上述地区的种种国际纷争,很多也都源于此。摆脱了这条运输线,就可以使我国超脱于这些矛盾之外,使我们的海军不致过早的在这一区域与其他力量发生冲突。
  另一方面,“西进”的战略态势还将对美、日在中东的石油利益构成潜在的“威胁”,当然,我国绝对不会出兵中东地区,但这一“威胁”在客观上又是的确存在的,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在其他战略方向想有所动作就必须先顾忌到这一点,这就可以减轻东线“岛链”所带给我们的压力。
  “西进东御”战略从实质上来讲,是先保障“陆权”,后争取“海权”,是中国海洋战略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必须服从的整体大战略。一方面,这是由于西线紧迫的安全形式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中国的远洋海军力量正处于建设阶段,过早的卷入与海上周边势力的冲突当中,必然会导致我国海军在建设当中带有过强的目的性而缺乏长远的规划,这反倒会减缓我国拓展海上战略空间的步伐。
  中国所面对的“岛链”可以看作是由东北、东南两部分所构成。东北部分包括韩国及日本列岛(含琉球群岛),这一段“岛链”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包含如下几部分:朝鲜半岛上对我国的地缘安全问题,与日本在东海的主权争端,以及未来台海一旦爆发冲突时来自美、日的军事干涉。这里是美军在亚太地区的主要驻扎地,美第7舰队便驻扎于此,而且在这一地区还要考虑实力居世界前三甲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就实力对比而言,在东北部我国近期内不占有优势。东南部“岛链”由台湾、中南半岛部分国家以及菲律宾等国构成,其形成主要源自西方大国插手我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在南沙的主权争端以及对台独势力的支持。
  要打破“岛链”的围堵,因先从东南部入手。而突破东南部“岛链”,则应该先从南海地区入手。南海周边国家与我国之间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九段线”海域的主权问题,而矛盾的激化则源于美、日等国对该地区事务的不断插手。南海地区的油气储量估计可达200亿吨,每天经由此地的商船在400艘以上,为了压缩我国的战略发展空间,也为了垄断该地区的油气资源并控制这一关键的国际海运节点,美国借“反恐”和救灾的名义,不断地通过经济援助和建立军事同盟来对该地区进行渗透,对我国而言,南海地区总体上处在一种相持状态。但南海的局面与朝鲜半岛至台湾一线的情况有所不同,后者正处于中国与美日的战略相持阶段,而前者更多的则是一种多头竞争的局面,除了我国与美国之外,日本、印度以及俄罗斯都在向这一地区伸手,在短期局部条件下这几方出于各自利益需要可能会结成某种形式的对华同盟,但这只能是“露水夫妻”而已,因为这些势力之间本身也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因此单就中美对比而言,美国还无法做到对南海地区的“有效控制”,而其他几方力量,在这一地区同样也不占有优势。而相对于上述国家,我国在南海地区竞争当中已经在经贸和文化领域占得了先机。虽然存在着主权争端,但是我国在传统上与南海周边国家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这是前述国家所不具备的先天优势;在经济领域,截至到2001年,我国与东盟的年贸易额已达416.2亿美元,我国成为其第五大贸易伙伴。随着环东南亚天然汽管道工程、泛亚铁路工程、中国――东南亚通讯电缆等一系列工程的启动,以及《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我国与该地区的各个国家正逐步的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国在南海地区的最终战略目标,是要在近期内实现对这一区域内中国领海的控制,进而以南海为战略支撑点,打破东南部的“岛链”围堵,为中国海军进入大洋打开通道。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在这一区域保持长期的军事存在作为保障。目前这种多国侵占我国南沙岛屿,各大国纷纷染指南海地区的状况,均是源于之前我国在这一地区长期的军事存在缺失所造成的既定事实。以目前的实力而言,我人民海军完全可以收复南沙被占岛屿,之所以仍然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一方面是出于与邻为善的考虑,同时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在收复后难以长期控制这些岛屿——南海诸岛远离中国大陆,对于东南亚各国而言却近在咫尺。这一切的症结所在,是我国远海持续作战能力的不足。因此,建立一只可长期巡弋于南海海域的海上力量,是能否实现“南进”战略的关键所在。笔者的设想,是在海军南海舰队的远海作战能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以海南岛作为战略支撑点,逐步确立在南海海域的军事存在,但不主动对南沙被占岛屿进行收复作战,而是通过对南海海域的有效控制,在此实现“以海制岛”,同时辅之以对少数死硬的反华国家实施有限的武力威慑。在此基础上,再通过与周边国家的政治对话来恢复我国在南海的主权,最终实现对南海地区的有效控制。
  众所周知,中国能否冲破“岛链”,取得海权,台湾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详见笔者《打而不登-遏制台独的新思路》一文),要挺进大洋,就必须粉碎“台独”,收复台湾。这就必须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是“武统”还是“和统”,如果是“武统”,就必须面对两岸骨血的相互杀戮,就必须面对中华民族的内耗,更需要面对美、日的军事干涉……。然而如果中国得以稳固在南海的主权,则台海将出现一种新的局面——在面对大陆自北、自西而来的军事高压的同时,届时“台独”势力还将发现的台湾已经“沦为”大陆东南海域的“后院”,台湾将面对大陆南北两个方向的围堵。这与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岛链”困局是相似的,所不同的是对于台湾这个面积有限的岛屿而言,这种围堵更加致命。而同时,美、日也将在这里面对前文所说的与在西部同样的问题——中国对南海的有效控制在客观上对其海上生命线将构成潜在的“威胁”,这将极大的牵制美、日等国对台湾问题的干涉。这就将进一步加剧台湾的“困局”。在这种环境下,中国大陆便可通过各种手段将“台独”分子从岛内大多数民众当中分化出来,进而实现两岸的政治谈判,以最小的代价,逐步实现两岸的统一。目前,人大通过《反分裂法》,台湾国、亲两党“登陆”等实际上可以说就是在实现这一策略。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看到两岸的联合舰队共同巡弋于大洋,两岸的战机一同劲舞南沙。
  而与此同时,在东北部沿海地区,我国海军需要与美、日的海上力量保持一定的均势,以维持与对手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相持状态。简单的讲,近期的这一海洋战略可以概括为“北宁南进”。
  就海军力量而言,目前我国在东北部地区的北海及东海舰队的整体势力要逊于该地区的美第七舰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但就地利而言,处于此处的黄海及东海海域,均靠近中国大陆,属于近海。一旦爆发军事冲突,我海军部队将得到岸基力量特别是航空兵及二炮部队的有力支援,这将极大的抵消掉美、日在此处的海军优势。因此,在经过一定的加强之后,东海及北海舰队完全有可能在东北部与美、日形成力量均势。
  东北部战略均势,将使我国在这一海域的得到维护,同时,将牵制美、日在此处的海军力量,使其与东南部的台湾及南海地区从地缘上隔离,为我国的“南进”战略创造有利的条件。
  世界各国的海军,按照对海权理解的不同可分为两类——海上突击力量与海洋控制力量。前者建军思想的出发点是在战时有效打击来自海上的敌军,而后者则更加强调平时在远海的威慑作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中国海军可归为第一类。当时我军的战略制定主要是基于来自北方陆上的巨大威胁,海军更多的被看作是陆军在海上的力量延伸,其建军目的是增加我国沿海地区的防御纵深。那时的中国海军便是一支立足与海防的典型的海上突击力量,其力量构成侧重于水下的潜艇部队以及轻型水面舰艇;在战略部署上,采取与陆军军区相类似的分区部署,目前我海军“三海舰队”的构成便是基于此。这样的一支海上力量在战时可以对来于自北部海上的入侵形成有效的打击力量,但在和平时期却难以有效的对大面积海域特别是远海进行有效的控制。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北宁南进”将是我国海洋战略的核心,中国海军“三海舰队”的基本构成仍将被沿用,但其战略内涵与此前将完全不同。未来的中国海军将在东北、东南两个战略方向以不同的建军思想来分别加以建设。
  未来海军南海舰队的核心任务,是逐步实现对南海海域的实际控制,并在此之后,由东南部突破“岛链”,进一步实现在远洋的军事存在,为我国的海洋权益提供安全保障。这就要求南海舰队成为一支可在远海遂行任务的海洋控制力量,有意思的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与世界各海军强国“由海相岸”的发展思路恰好相反,因此,就建军思想上,其对我国的参考价值不是很大,反倒是其冷战时期的思路更加值得我军去借鉴。
  作为一支海洋控制力量,未来的南海舰队必然应是一支基于远洋作战的“均衡海军”。海权在空间上所涉及到的,不止是海洋本身,凡是关系到一国海上战略空间的领域,无论是对海洋本身还是岛屿、天空甚至是内陆的控制,都因在空间意义上包含在该国的海权之中。相应的,一只海洋控制力量也应该是由水面、水下、陆上、空中乃至于外层空间、电磁空间和网络空间等多维力量所综合构成,仅仅突出这其中的某一部分,是无法建立起一只真正意义上的海上控制力量的。戈尔什科夫的“均衡海军论”所表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要想建立起一只能够挺进大洋的海洋控制力量,就必须进行长时间的全面建设。
  具体的说,今后的南海舰队应是由一支或多支航母战斗集群所构成。未来南海舰队的任务区域,是远离大陆的远海。如果只是在南海海域,虽然距大陆较远,但此处仍然处于我军重型战斗机作战半径之内,且南海舰队已经开始装备国产大型防空驱逐舰,因此来自空中的威胁尚不是很严重。但如果我海军进入更加远离大陆的太平洋海域,脱离了岸基航空兵的掩护,则只有依靠航母的舰载机,才可以为我方编队提供可靠的控制掩护。从战术进攻的角度讲,航母战斗群的打击范围要远大于由同样数量舰船所组成的非航母编队,其所能控制的海域面积远非驱护舰和潜艇所能比拟,作为海洋控制力量,航母战斗群在远海地区是最为经济的手段。航母战斗群的打造,如论是物质上还是在经验上都需要长时间的积淀,因此,中国建造航母宜早不宜迟,海军航母战斗群的形成必须早于“岛链”的突破。未来我军航母战斗群的主要任务,是在大洋实现军事存在,因此,在组建中不需要由明确的假想敌和赶超对象,首先解决有无的问题。
  而地处东北部的我海军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的战略任务主要是在这一方向上与美、日海上力量保持战略上的相持态势,避免其进一步对中国发难,同时保持对“台独”势力的军事高压,并将台湾与美日在东北部的军事力量隔绝开来。在这一战略下,未来的东海及北海舰队今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将继续作为海上突击力量,与这一地区的美、日海军力量形成均势。
  未来我国东北部的海上力量构成仍将是以战略核潜艇、攻击型核潜艇为主,水面舰只和常规动力潜艇为辅。假想敌主要是该地区的美、日海空力量。在战术上,则应强调战时在陆基航空兵的支援下,以水下攻击力量为主力,由水面舰艇加以配合,对敌方海上及部分陆上目标发动突击,力求在有限的几次突击下可以重创对手,从而使对方不敢轻易在这一地区挑此军事冲突。
  从时间上来说,南海舰队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而东海及北海舰队由于面对的是目前实力上处于优势对手,要想实现东北部的均势,就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充实我海军在这一地区的实力。因此,东海舰队和北海舰队的建设在目标更为明确的同时,在时间要求上较南海舰队也更为紧迫。反映到装备的配置上,东北部海洋力量的建设首先需要强调装备在技术上的成熟与可靠性,是否特别先进则在其次。由此,就不难理解我国为什么会大量购进技术层次不是很高的“现代”级驱逐舰、“基洛”级潜艇等俄制装备并将其部署在东北部方向。
  以上,就是笔者对我国海洋战略和海军建设的一些个人看法。最后想说的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以龙作为图腾的民族,龙,是要东归大海的。
  金略中东外一篇
  水无定势,唯东归大海;
  兵如水势,唯“利”字当头。
  毫无疑问,随着1998年印度、巴基斯坦先后进行了各自的核试验,所谓的核俱乐部的框架被敲碎了,而事实上印度的第一个核装置至少在1978年就已经完成,98年的那一次,只是正式的宣告了一下那个成形于冷战时期的国际核军备控制框架已经崩溃了,当然,现在还没有多少声音明确的去说明这些。所谓核军备,就是指一个国家发展核武器武装自己。控制核军备,实际上是原有的5个核国家以所谓的核俱乐部协议来维持不扩散核武器并且阻止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的一个约定。
  最初的核军控框架主要是美苏两家之间的协定。中国发展核武器就是打破美苏两个阵营格局的举措,可以说,从“两个阵营”到“三个世界”的国际关系变化,中国的原子弹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那之后,中国也加入了诸如《防止核扩散条约》这样的条约之中,实际上也就是参加到美苏核军控框架中去。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没有意愿也没有必要去突破核军控框架,搞核扩散。中国甚至自缚手脚,承诺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些举动一方面赢得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信任,同时也巧妙的避免了把中国置于国际斗争的高危地带,最终则促成我们与苏、美两大阵营构成了一种微妙的“三角形结构”。
  核武器的发明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次仅仅因为一个单项的发明而使战争产生了代差,在此之后,一直到现在都再也没有什么单件的武器可以毫无争议的拿到新一代战争的“冠名权”。核武器让战场上的火力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士兵的需求,甚至完全抹煞了战斗单位机动力、防御力和信息力的存在价值。1945年发生在广岛和长崎仅有的两次核打击震撼了全世界,仅仅过了四年,美国的核垄断就被苏联在西伯利亚荒漠上的那声巨响给打破了,这之后,则是英国、法国,接着是中国,或者,我们可以将这视为是首轮“核扩散”。而非常有意思的是,按那时美国政客们的论断,俄国人既落后又缺乏资金和技术,再过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一定是间谍“盗窃”了美国的核机密!在麦卡锡主义疯狂氛围中,美国国内开始歇斯底里地追查“共产党间谍”,“洛斯阿拉莫斯”(美国核研究中心的代号)的科技人员便成为首要追查对象,被称为“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成为了嫌疑犯而受到迫害,埃塞尔•罗森堡夫妇则在1953年6月19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以所谓“原子间谍”的罪名送上电椅处决……
  美国核垄断的破灭,使得核武器逐步的脱离出了简单的兵器的范畴,更多的时候,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符号,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是如此。
  但是,核武器终究还是武器,仅仅凭借它就想来改变这个世界在笔者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技术终归是人类之子——很重要,有时候还关乎生死,但并非是要拿去顶礼膜拜的神灵,一句“原子弹是纸老虎”,其中除了自信,更多的成分是智慧:一般认为,是所谓的“恐怖平衡”最终阻止了冷战演变为热战,而事实是,从物流经济的角度说,美国拥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充足的资源来源,在那段时期,并没有因为消费不足或资源短缺爆发过一场足以彻底断绝西方经济链条的危机——这里要说明的是,就笔者看来,冷战中以北约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大部分时间掌握着战略上的“攻势”,而反过来说,也正是对潜在战争的畏惧心理,使得西欧和日本的资本源源不断的流入到了美国,从而支持起了她庞大的经济体。总之,正是因为不存在这样一场必须依靠全面战争才能解决的经济危机,最终使得“热战”失去了爆发的理由,而在这其中,核武器作为一个强力的政治符号,它的作用在于——促使决策者尽可能的回归理智,而以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来对当时层出不穷的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加以判断。
  简单的来形容一下:所谓核框架,它只是冷战中两极争霸这个基本框架下的众多亚结构中的一个,核利益距离国家的最核心利益尚还存在一段距离。随着华约集团的崩溃,冷战结束,原来东西两大阵营基于意识形态的对抗不复存在了,以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几个标志点,到现在,持续了半个世纪的雅尔塔体系、乃至奠定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都已经在事实上彻彻底底的坍塌了。这样一个基本框架的消失,使得置于其中的各个“亚结构”都顿时都成了无本之木,所以,我们自然需要在新的环境下对所有的这些重新进行定位、修改和取舍。
  东方华约阵营的崩溃,使得许多国家失去了核保护伞,其中一部分选择了进入新的“庇护所”,例如众多的东欧国家选择了加入北约。而另一些国家则不得不处于国际关系中的边缘区域,对于他们,则只能发展自身的核武器来保障基本的安全。新崛起的地区性大国同样需要这个强力的政治符号,例如印度。而苏联解体造成的又一个后果则是核原料和核技术在那段时期失去了控制,这又给新一轮的核扩散提供了必要物质保障。
  另一方面,虽然从已有的5个核国家的立场来说,都存在一种所谓的“挤公交车心理”,即:自己上了车,车很挤,就不希望再有人上来。但具体到实际中,特定的新的核国家对于各个国家来说,其战略影响却很不一样。这种不平衡性,就决定了各个核国家对于新的核国家态度大不一样。
  现实中,那种不平衡性远远大于“公交车效应”,换句话说,这种战略不平衡使得一些国家从新兴核国家的诞生中实际上反倒有利可图,这就使得原“核俱乐部”中的某些国家在对待生新的核国家时带有选择性。在自身利益的趋势下,美国便首先默许了以色列在核武器方面的种种动作;有意思的是,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巴列维治下的伊朗同样也展开了自己的核计划,联想到当时的国际关系,现在弄得全世界沸沸扬扬的“伊核问题”,如果去追查最初的始作俑者,似乎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为了插足南亚,美国同样取消了对印度的制裁,承认了印度的核国家身份,甚至给予了技术上的支持;为了渗透中亚,后来对巴基斯坦也曾一度“网开一面”……只要牵涉核心利益,核不扩散原则无不是“靠边站”。正是这种选择性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原有核框架的崩溃。
  从更加长远的非政治的角度看,核框架的崩溃同样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化石燃料资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炭都在逐渐枯竭,即使是伊朗这样的产油国,预计在25年之后也将面临能源不足,总有一天人类要开发新的替代能源,当然也包括核能,这是全人类的事情,而在技术上,军用和民用是难以完全割裂开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时代终结,旧有的框架业已崩溃的时候,再继续去死守过去的条约、协议,必然会脱离本国的核心利益最终反受其害。冷战终结之后,国际格局进入到了一个显得有些混乱的过渡阶段,这就需要我们本着国家核心利益压倒一切的原则,以务实的态度来进行国际间的政治博弈,其中也包括近期所谓的“朝(鲜)核”与“伊(朗)核”问题,我们所要作的,根本在于因势利导,实现中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
  这种态度,将需要我们——当然其他的国家同样也会——保持很长一段时期,即:在保证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的限制核扩散。唯一的例外在于台湾,历史上台湾当局曾试图开发核武器,只是后来未能得逞。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的一部分,所以,在台湾出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中国政府所不能容忍,NBC(核、生、化)应该成为现阶段中央政府对台态度的一条“红线”,一旦越过,则必须加以永久性的根除。
  您谬赞了,现在手边杂事太多,没办法对您的问题一一回应,这里先赔个罪。
  关于货币战争4年一轮的说法我也听过,是在宏观经济学会的王建老师那里,不知和您提到的是不是一个人。
  首先,“泡沫”实际是一个为了方便普通受众而作的比喻,被您理解成泡沫经济,看来是在下实在有失严谨我重来不否认虚拟经济的价值——农耕时代要想作生意,得先用很长时间积攒银子,到现在,可以通过贷款在短期完成这个过程,这就像是原来我是在地上推一支箱子,现在呢,这只箱子被安上了轮子,当然推起来就要省力气,效率就更高。
  问题的关键在于“度”,我们的生活最终是要落实到实物上的,美国的情况是虚拟经济在侵蚀实物经济,都是利益集团,但是从效果上看,金融集团对美国政府的影响力度还是强一些的。
  现在美国大概40%的实物产品是要进口,通过出售金融商品来换取其他国家,具体点也就是亚洲地区的实物产品,现在玩的就是亚洲国家的净储蓄,和欧元争夺的也是这块。美元兼有国际货币和国内货币的两种属性,从资本逐利性上说这个地位不被滥用是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正是这一点在使得美国的国家信用贬值了,现在有效维持的手段在逐步减少,除了军事手段也没什么了,所以我说美国的经济存在危机。
  简单些说,损害美国的不是虚拟经济本身,而是金融资本家无止境的逐利行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预言,在以后可以预见到的某一天肯定是要出现的,只是老爷子那时不知道具体的诱因来自金融资本。也正是基于这点,所以我始终认为中国未来应该要走一条不同于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路,而现在的状态看,这条路也能走的通——所以我说不考虑中国足球的话,我对这个国家非常有信心。
  正在和《金略台海》搏斗中——逼死人不偿命啊!,顺便进来说一句,关于利益集团,在美国和在中国不是一码事,中国现在有利益集团,电信、医疗、教育、房地产等等一堆,它们是在围着政府吃,的确捞到不少,但大头还在政府手里。美国的利益集团远比前者成气候,人家事实是在撑着政府,联美联储都是几个大集团控股——宋先生的《货币战争》由于我接触的资料有限,不好评价,但其中关于美联储有私人控制,这点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资本对政权没有是否忠诚的问题,您如果是学经济的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纯粹的经济学对是非善恶都不存在判断,大的跨国财团的利益根本不会受一个国家的利益的太大影响,对它们来讲国家就是一个壳子,还不是唯一的一个壳子,利益一致,或者说是远期利益一致时什么都好说,但是真到了利益相左的时候,把这个壳子踢掉也无妨,现在美国金融集团对美国国民经济,给我的感觉是已经有点杀鸡取卵的意思了。
  前面有个网友问到了关于何时转贴的问题,今天才注意到,这里对那位朋友表示一下歉意,因为“金略”系列是平面媒体约稿,所以并不是属于博扬一个人,从为合作伙伴负责的角度,博扬希望在4、5月前先不要转贴。实际就博扬看来,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质量的角度的讲,相对于全文转载,我更主张给出连接就好。
  本来想多幽闲两天,不想梦想还是在万恶的编辑的电话加短信中破灭了(怎么没有大哭的表情)。应杂志社方面的要求,在台海之前关于中东的话题还需在加写一篇,正好之前的《“金”略中东》由于时间仓促,线条过于粗放,这里算是对前文缺陷的弥补(表砸我啊)。即日起《再说中东》开始破土动工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克劳塞维茨
  那政治之后呢?自然是经济,言经济时未必涉及军事,但讨论战争问题最终必定会回到经济问题上来。在某些情形下,以一种更偏向于政治经济的、宏观的视角来观察问题可以使我们更为直接的了解到围绕在某场军事冲突周围的各个元素间的内在联系,而无需过多的与那些微观的、技术性的问题纠缠。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虚拟资本主义”
  伴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最早在英国逐步成形了现代意义上的货币金融体系,这个时间大致在19世纪,1816年,英国率先指定了《金本位制度法案》。金融产品的价值依附于信用而不是伸手可触的实物之上。与农耕时代不同的是,现代人可以在这一体系下从银行贷款创业及维持运营,并且现在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规则,所需自有资金并不用太多就可以滚动起来做出很大的生意。而古人要做这样的事很不容易,没有银行,做大生意先得设法积累很大的本钱才可以推得动。形象地说,现代金融体系为经济事务装上了轮子,而在其之前,经济的发展则像是直接在地面上拖动一件东西。
  现代金融体系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后来由央行发行纸币,以国家政权作为信用保障。这从根本上解决了货币的载体问题,相对金银,纸币的印制几乎是无成本的,理论上说,经济发展不再会因货币量不足而存在上限。央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统计以及通过数学建模进行预期,这些也都因纸币的发行而具备了可操作性或是过程被大大的简化。当然,在当时这一转变过程未必是建立在人们的主观意愿之上的。
  传统上的金本位制是金铸币本位制,即:以黄金规定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每一枚金币都有法定的含金量,不同国家的货币以含金量决定比价;金币可以自由铸造,任何人都可以把手头的金子交给国家货币铸造厂按法定含金量铸成金币;金币具有无限制的支付权利,在国际贸易间可以自由流通。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期,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陆续都实行了金币本位制。当时的经济规模对货币的需求量还远没有超出贵金属货币的供给量,而由于金币可以自由的铸造和熔解,使得货币的供应量可以自发的满足的流通的需求,而自由兑换和自由流通则保证了币制稳定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统一性。金币本位制货币体制所带来的稳定,在当时极大的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实物生产和国际贸易发展,
  而在1924年至1928年之间,由于第一次世界严重的透支了国力,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的黄金已无力再继续之前的金币本位制度,为防止黄金流失,黄金在贸易中的流通事实上已经被禁止,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转而实行金块本位制度,以黄金储备为信用保障,在流通中以纸币取代金币;而在战后经济实力更为贫弱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30余个国家则开始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在国内流通中同样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以金本位制国家为依附对象,将本国货币与该国货币保持固定比价以此作为信用保障,并在该国金融中心储备黄金及外汇,作为外汇基金用于国际支付。
  无论是金块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在当时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货币制度:黄金退出流通领域,使得它无法再起到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对此市场在那时很难适应。而这两种货币制度都限定了纸币兑换黄金的最低数额,或是需要先兑换外币方可间接兑换黄金,这进一步的削弱了货币的稳定性,而金汇兑制国家将本国货币依附于美元、英镑或法国法郎之上,这就使得发生在几个金本位制国家的任何一点危机都会迅速的扩散开来。
  正是由于两种货币制度的不稳定,在1929年经济危机袭来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体系很快便完全崩溃:1929年10月,纽约证交所发生危机,由于股价暴跌,导致原材料价格暴跌,以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南美国家及澳大利亚等国遭受重创,最终不得不宣布放弃金本位制;31年初,金融危机使奥地利信用银行倒闭,进而影响到德国,至31年7月,德、奥两国的金融危机波及至英国,由法国带头各国纷纷向英国兑换黄金,至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块本位制,依附于英镑的各国也相继放弃金汇兑本位制,33年3月,受伦敦影响美国再次出现货币信用危机,黄金大量外流,在一战中未受波及的美国此时也不得不放弃金币本位制改以美元纸币进行流通……截至到1936年,资本主义国家全部放弃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国家货币体系就此完全崩溃。而这,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的超级浩劫的爆发提供了最为基础的背景和理由。
  熬夜可不是什么好差事不管如何总算挖了第一锹土,您且少安毋燥,某家得先去——
  第一个坑作了一些修改,另外,《金略中东》的修订版在换了个马甲之后现在已经刊在了《舰载武器》05期上
  在反法西斯战争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可以视作是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洗牌过程,正如一战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由欧洲转变成了由欧、美共同构成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各国力量的消长最终奠定了“美国重,欧、日轻”的新的国际经济格局,而对此,以美、欧斗争(更确切的说是美、英)斗争的视角要比传统的同盟国、轴心国斗争的角度更易于反映出事情的本来面目。
  一般认为,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而早在1943年至1944年,美、英两国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方案的敲定,则已经大致绘制出了战后的金融版图,而日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划分,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此。在战事正酣的1943年,美、英两国的斗争也已经全面展开,其标的物是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的支配权。当年3月,英国率先提出了“国际清算同盟方案”,由于这一方案由英国财政顾问、经济学家凯恩斯制定,故又称之为“凯恩斯计划”,其主要内容包含3方面:(1) 建立一个世界性的中央银行——国际清算同盟,以清算制为基础,各国间的债权、债务通过联盟账户进行转账结算;(2) 由联盟发行国际货币“班柯”(Bancor),作为清算单位,“班柯”等同黄金,可由黄金兑换但不得以“班柯”兑换黄金;(3) 联盟会员国在同盟承担的份额以战前贸易平均额的75%确定,不需要以黄金或外汇储备缴纳份额,而只是开设往来账户,通过转账清算官方债务债权,国际贸易中顺差国需盈余存入账户,而逆差国则可申请透支,各国透支总额度为300亿美元。
  而在一个月之后,即1943年的4月,美国提出了由财长助理怀特制定的“国际稳定基金方案”,简称“怀特计划”,这其中的内容大致可归纳为4个方面:(1)设立国际货币稳定基金,以基金制为基础,由各会员国以黄金、本国货币及政府债券缴纳,认购份额取决于各国的黄金、外汇储备及国民经济收入大小;(2)由基金发行命为“尤尼它”(Unita)的国际货币,各国货币与“尤尼它”之间的比价不得任意调整;(3)基金帮助会员国平衡国际收支,方式是由会员国向基金申请购买所需的外汇,而其数额不得超过它所缴纳的份额;(4)会员国在基金组织中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同缴纳份额成正比。
  两份计划背后所包含的信息是:英国在国力衰退的情况下,企图通过一种国际多边清算体系稀释美国由于大量资本流入而形成的经济优势,在国际金融领域与美国分享权力,最大限度的维持战前美欧双核心的局面。而美国则自恃有巨大的黄金储备,打算建立一个完全有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美英之间激烈的争吵从1943年9月一直持续到1944年4月,最终,问题在谈判桌之外,以一种原始而又直接的方式解决了——美军在战场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关系到西欧各国的生存问题,而在美军的背后,则是美国庞大的工业规模和经济实力,这最终迫使英国放弃了“凯恩斯计划”而接收美国的方案。同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尔州布雷顿森林村召开了有44国参加的“联合与联盟国家货币金融会议”,正式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协定规定:建立永久性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确立“美元-黄金”本位制,美元与黄金挂钩,每三十五美元等于并可兑换一盎司的黄金,其他各国的货币根据其黄金储备量和货币发行量确定其与美元的汇率,即所谓的与美元和黄金“双挂钩”。对于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波动,各国政府只有在百分之一的范围内进行调整的权利,否则IMF有权进行干预;哪怕是本国确实发生了经济危机,这个调整的范围如超过百分之十时也必须经过IMF的同意,否则IMF有权停止其获得美元贷款的权利。而在当时一个西方国家一旦被IMF停止借款,就意味着失去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实际上已经禁止了黄金的输出输入,所谓“双挂钩”事实上就是跟美元挂钩,然后再由美元与黄金挂钩兑换,各国只能靠储备美元来保证其货币的信用,美元实际就是等同于黄金的一般等价物,美元特权体系就此确立。
  大国之路
  ——闲谈大国复兴
  笔者向来自认:自己属于那种“不太现实”的人。何解?“太不现实”了,成天眼望九宵之外,如果天上不掉馅饼就得活活饿死;“太现实”了,容易只见到眼前,让这一生变得索然无味——故而取其中者。修身如此,自然在看待比这更大一些的事物时我也习惯抱以同样的态度……
  引 子
  原本,笔者打算在标题中也写进“大国崛起”、“和平崛起”之类的词,但又想起现在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崛起”本身就是一个“非和平”的过程,为了不使他人生疑,应该说“和平发展”。可是,我们似乎忘了“崛起”与“发展”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混淆的两个概念——两者都需基于对比,但后者是纵向去比,是和自己的过去比,而前者是横向的去比,是要和别人比,比的是国家地位的升降。索性,这里我们绕开这个文字游戏,这里我们所说的是“复兴”——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商王朝的元首帝辛为博取美人欢心,仿夏桀设酒池肉林还搞出了北里之舞、靡靡之音,并因此最终在周人的军队到来之前在鹿台自焚。而与此同时,哥伦布的直系祖先正在阿尔塔米拉岩洞里画野牛,偶尔还抡着简陋的大棒子去狂扁他们的尼德安人表兄。
  毫无疑问,农耕时代的中华帝国曾一度把同一时代的其他民族远远的甩在了后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担当得起“深不可测”这个词,正是中华文化以及建立在它之上的超稳定的社会资源组织体系,成就了古代中国的富强,使我们的文明可以延续至今。而也同样是由于这一超稳定的体系,使得近代的中国曾一度积重难返,败了个一塌糊涂。
  文化、社会体制对国势的推动作用与国势本事,这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中学物理中加速度与速度的关系来加以类比,而这个“加速度”在中国何时由正变负,在这里笔者不敢妄言,这自有史学家去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16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往后——也就是在中国的明清时代,这个“加速度”应当已经是负数了。到17世纪时,阉祸、党争、内乱、外敌正大口得吞噬着大明王朝的国运;在同一时间段的欧洲,地理大发现已经在一百多年里初步造就了全球范围流动的物流经济模式,同时在这百余年里,资产阶级正在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作为“实验室”,展开一系列向现代化转型的试验——当然,其中也包括砍下查理一世的脑袋——试图为这个庞大的物质流动链创造一个与之匹配的同样复杂的社会组织模式。中国就这样懵懵懂懂、不知不觉的撞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至近代,不但“加速度”,连“速度”也开始变成负数,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一次比一次败的惨,到了1937年已经走到行将亡国灭种的地步——那时全世界恐怕也没几个人会想到,仅仅在16年之后的,这个贫弱的亚洲国家会把世界头号强国从鸭绿江一直哄到“三八线”,并最终迫使对方与自己在板门店平起平坐签订停战协定。
  迄今为止,现代国际政治格局最大的一次“洗牌”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击败拿破仑之后,以英国为主导的殖民地体系经济已经在结构上趋于稳定——至19世纪中后期,地球上80%的土地被作为殖民地在既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业已完成了分配,而德国、奥匈帝国恰在此时崛起,他们在经济体系或者说是前面提到的与物流相匹配的社会组织体系上并未有创新,仍是延续了英国的殖民地模式,这就注定这些新兴国家与旧有国际架构的正面碰撞是无法避免的,最终,这种冲突在1914年演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像教科书里所写的那样,最终,在1918年,德、奥、意对既有国际架构的那次挑战以失败告终——新兴国家的崛起往往要仰仗其对体系的创新而非追赶。但是,一战确实使旧的体系发生了“垮塌”,而当时欧洲列强并未从那场浩劫中汲取教训,巴黎和会在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二次世界大战自那时起,就几乎注定要发生。
  二战最终彻底地击碎了旧有的国际格局,随之终结的还有旧的国际经济模式——殖民地,在战后不长的时间里,随着世界各处尘埃落定,一个新的国际大格局被最终确立了起来。
  从这个角度去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国家的事实上的胜败不能仅仅去看它分属哪个阵营:德、意、日轴心国在战场上彻底失败了,他们的国家工业体系也遭到彻底的破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战后受到了新的国际关系结构的约束,本土有战胜国驻军,而像德国,连国土也被一分为二,国家的政治、外交、国防、经济都受限制,说他们失败是很好理解的。而英、法两国,在战争中最终没有被德国所吞并,国家主权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但是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原来以欧洲为中心,围绕殖民地的利益分配体系被美国、苏联所各自主导的新的格局所取代,而无论是靠向美国的西欧国家还是靠向苏联的东欧国家,在新的格局中都仅仅是居于从属位置,过去由英、法所控制的中东、印支等地区全部成为了美、苏的势力范围,从这层考虑来说,说英、法是战胜国是比较勉强的,至少,没法把它们和美、苏这样的战胜国归在一类。
  以此来推而广之,按道理说中国也绝不可能是“战胜国”,而且要比英、法两国更惨,可能会更接近当时东南亚国家的处境——依照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国防和国际政治上对美国的倚赖,拿中国海关来说,“中国”二字不过是表示一个地理意义而已,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美国手中——那时的中国基本可以视作是的美国势力范围了;而东北地区当时由苏军占领。德国战败后,最初苏联政府借故迟迟按兵不动,而在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日军行将崩溃时,苏联政府又在与国民政府尚未最后敲定政治协议的情况下匆匆出兵东北,其中深意无需多言——出于苏联一贯的“环俄罗斯防御地带”的构想,以及对旅顺、大连不冻港的需求,中国东北地区很有可能会被划入苏联的影响范围,中国的领土主权则可能面临像德国及朝鲜那样出现被人为割裂的困局,也就是说,在新的国际格局中,中国的地位和1937年之前相比不会有太多的改善,仅仅是解决了起码的民族生存问题。
  然而最终的结果则出乎美、苏意料之外,中国共产党竟只依靠“小米加步枪”迅速地取得了全国政权。这便消除了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影响,之后新中国又从苏联手中接管了旅顺、大连等地的全部主权(后来苏联支持北朝鲜武力统一半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胜则可以借此在朝鲜半岛重新获得新得不冻港口,败则有借口恢复在东北的军事存在),解放了西藏和新疆地区——中国大陆地区至此完全成为了中国人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这一层来说,笔者的理解是:正是解放战争,真正确立了中国在二战后新格局中的战胜国地位,8年抗战加4年内战,中国的胜利果实不是战争期间赢得了多少财富,相反,十几年的战争极大的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付出了以千万记的生命。中国最大的胜利在于赢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这就为日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而这之后,从1949年到1979年30年间,历史赋予新中国的核心任务同样是维护这个独立自主的地位,这期间出现了许多波折,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个最核心的任务完成了,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肯定的说,评价这30年的历史,主要是功绩,而且是彪炳千载的功绩。
  (原帖由 刀口 于 2007-6-1 02:15 PM 发表
  博扬兄:
  能不能简单的谈谈自911后美国几场战争包括军事上陷入泥潭的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经济、金融的影响?)
  911之后的“反恐战争”最初是按照美国人的意愿来得,您拿张地图看一下,从阿富汗开始,然后往中亚的几个“斯坦”扩散,接着拿下伊拉克,最有意思的是对阿富汗、伊拉克的作战计划,911前几个月就被曝光过一些,要不说人家美国人厉害呢,能为自己几个月以后才挂了的同胞提前准备复仇计划,这效率……,这基本就是围着伊朗在布点,政治、外交上,那阵子一直叫嚣大中东民主计划,那时如果完全按着美国人的计划来,温水煮青蛙最后拿下伊朗,欧元没准真的就彻底爬下了,当时美国已经向欧洲提过一个“大西洋元”的计划,就是美元换个马甲,给欧洲让利之后接着玩。
  现在有人在拿油价说事,实际油价高了,对美是利大弊小,真的受损的欧洲还有亚洲国家(中国不算),为什么这么说呢,美国GDP中占大头的是消费,油价高了反倒促进了对美元的需求,还有可能把亚洲美元储备的一部分分流到中东,转为国债的形式从那里在回流到美国,唯一让美国佬不爽的是俄罗斯、委内瑞拉和伊朗借着只阵风也发了。
  接着说:美国现在的困局,伊拉克本身实际是个微操作不当的问题,从彻底打碎伊拉克的国家机器可以看得出。棋局的改变则在于伊核问题,萨达姆被灭,有人说伊朗高兴那纯粹是政治白痴,看着这个地缘包围伊朗决策层除非集体脑瘫,否则乐不起来,内贾得连着“语出惊人”,接着扬言搞原子弹,和什么宗教极端实际扯不上关系,实际就是为了摆脱被温水煮青蛙的困境,台风中哪最安全?台风眼最安全,现在伊朗就是把自己放到了台风眼里,看着危险,可所有的力量都被扯进来了,美国在没准备的情况下提前到了摊牌的位置,所以现在进退维谷,而这反过来有可能影响国内的信心。
  这些说到底是棋局的改变,我的看法,对近年美国经济最大的改变来自中国,这是棋手的改变,这才是最厉害的,后续的文章,主要要说的就是这个问题,简单的说,现在世界局势和烧开的稀粥一样……(不好意思,我一饿了,就会影响自己的思维),总之,不关像什么,现在全世界肯定都处于一个大的拐点,美国已经不由自主的和中国绑在了一起,如果过程走得好,那现有的美元本位制决定的经济状态就还得维持一段时间,美国在中-美体系中有利可图,不过我们也不吃亏,因为美国的利益是来自这个体系之外,中国同样也有利,如果这样,至少在中国完成工业化之前,这个体系不会改变。
  如果美国选择和我们对抗,非要帮阿扁包围台湾,那美国现在的好日子就得提前到站,世界经济也得陪着一起玩自由落体,现在中国有和谐社会的提法,归结起来就是为了扩大内需,其中可能的也有为第二种情况的出现做准备的意思。
  中国的外汇储备一直是超额的,现在已经1.3兆了,而且还在涨,所以虽然多花了,但问题不大,不过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也就是中国制造的竞争对手们,由于储备不足,成本提高这次受的冲击很大,一片一片的往下倒,所以反倒更促进了中国的产业升级。这也是为什么人家说“中-美邪恶轴心”
  台海会放到这里来说,所以这次的坑到底多大我心里也没数
  扩大内需绝对是好事情,经济发展中内需是最实在的,扩大内需,就是得叫人敢消费也能消费,最终是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我在其他帖子里说过分饼的问题,其实也是在说这个。
  再往后,让中国人民过现在鬼佬那样的奢侈日子不太可能,除非你再弄个地球出来,不过,谁又能说以后不会有一天别人会和我们一起改变生活方式能?这就说的太远了
  对,现在的高储备,中美关系中在合作来说,那就是钱,中美一起得利,在对抗来说,那美元就是我们手里的刀子,是让它变成钱,还是刀子,则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过去不行,但现在确实到了调整工资的时候,按照通胀原理说一下,通胀有一个传导的过程。最初发生在石油和有色金属期货,在到实物交易、粮食价格,再到一般的副食——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肉蛋都贵了,最后一步,则是在工资。当然,这不是关键,涨工资靠政策指令是不行的,从宏观说,那样只是多印了票子而已,苏联以前就是怎么干的。要增收只能从结构上动手,从农业、农民开始,这同样是一个传导过程,政府一方面要去主动调整这个结构,一方面就是在相应法规上把关——老实说,不讲理只讲利,我对那些开血汗工厂的黑心老板也挺瞧不起,就没听说谁靠低工资把同行击垮的,这点本事也就是周扒皮土财主的水准。
  些观点确实和宋先生是比较接近的,但我更倾向于这些事情是宏观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不是几个人在幕后导演出来的,这倒是和王建老师更接近一些。
  升值如果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以合理的速度升,那是有好处,不光对宏观经济,对老百姓也是件好事,例如说房价。
  这次对话和上次的如世谈判一样,输在战术,赢在战略,如果不厚道的揣测一下,这次在金融领域的让步是早就定下来的,搞这个对话,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堵住美国国会那些政治挂帅的议员的嘴巴。
  加入WTO,价值在于我们加入到了全球经济的体系,这一次,价值可能在于中美在构建一个新的体系,套用英国人的说法,这次战略对话出现了G2的雏形——现在按照GDP算,美、中分别是第一、第二,两国加一起就占了全球的35%。新体系的建立过程,不在乎你在其中赚了多少,而在你处于什么位置,二战时苏联打的很惨,但人家就比你英法有资格叫战胜国,道理就在这。
  从现在说,出现所谓的G2不是因为中美彼此看对方多顺眼,这是经济规律使然,现在美方看来已经逐步看清楚了,以前中美合作是被规律推着走,现在看来是准备主动顺着规律走。
  当然,也不能说中美之间至此相安无事了,与狼共舞,肯定累,你一走神它就会咬你一口,日本和德国就属于没“舞”好的典型,不过截至到目前看,中国做的比他们强
  最起码,这种状态在中国完成工业化之前,是值得维护的,再往后吗,美国的衰退不是靠G2就能从根子上解决的,但这会让它在后来的新体系中谋个好位置,真到了那一天,秦失其鹿,而天下逐之,谁作陈胜、吴广,谁作项羽这个咱不管,咱只去作汉刘邦。
  东西方文明在对待消费的态度上是不太一样的,西方人和东方人比原本就没有没多少储蓄传统,自古如此,雅典时期,宴会上人们经常是吃不进去了,出去吐完了接着吃,现在呢,这种消费主义被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点,异化成了一个不断吞噬的黑洞,而最终,是黑洞就有塌陷的那一天。
  中华文明是什么样的呢,谦卑、内敛不纵欲(最后一条曾被朱熹给扭曲异化成了灭人欲,这绝不可取),在未来,只有这种精神才能托盘,所以,起码从文化上说,中国在未来更适合成为主导世界的大国,但是,我们不会再去作美国、英国那样的霸权国家
  挖坑间隙到坛子里偷个懒5.30之后原本对网上的一片骂声不感到意外——老百姓赔了,不管赔得是本还是利,不过骂几句泄愤也没什么,就当变相的心理疏导了,没必要较真。 不过今天上几个网站看了一下感觉有点不对劲了,似乎有什么人在有意的引导什么,大致疏理一下,大致就是两条线,一是从那个所谓的“诚信”问题上入手,说政府如何不堪,跟这中共走如何黑暗。另外一条线呢,某些人似乎是在有意把公众引向这样一个结论:金融政策彻底失败,中国经济马上就要作自由落体了。
  这第二条挺有意思,那天这里暴跌,紧接着美国和东京股市就大幅上扬,能说明什么呢?“热钱”,大量的热钱被从中国股市挤了出去。一般来说,那些大号爬行动物们应该还会有一场反击战要打,怎么打呢,就是要炒一下印花税调整后中国股市的悲惨状况,然后得出中国经济即将over。就向当初在泰国时一样——当初就是索洛斯唱衰泰铢,引起了泰铢的疯狂抛售引发了多米诺效应,直接导致了泰国经济崩溃的开始。金融市场上,一些事不管之前是否合理,但如果许多人相信它能发生,那它就一定会发生。
  再往后我就不需多说了,大伙擦亮眼睛就好,某些为民请命的豪侠可不是那么简单啊。
  大国之路
  ——闲谈大国复兴
  笔者向来自认:自己属于那种“不太现实”的人。何解?“太不现实”了,成天眼望九宵之外,如果天上不掉馅饼就得活活饿死;“太现实”了,容易只见到眼前,让这一生变得索然无味——故而取其中者。修身如此,自然在看待比这更大一些的事物时我也习惯抱以同样的态度……
  引 子
  原本,笔者打算在标题中也写进“大国崛起”、“和平崛起”之类的词,但又想起现在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崛起”本身就是一个“非和平”的过程,为了不使他人生疑,应该说“和平发展”。可是,我们似乎忘了“崛起”与“发展”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混淆的两个概念——两者都需基于对比,但后者是纵向去比,是和自己的过去比,而前者是横向的去比,是要和别人比,比的是国家地位的升降。索性,这里我们绕开这个文字游戏,这里我们所说的是“复兴”——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商王朝的元首帝辛为博取美人欢心,仿夏桀设酒池肉林还搞出了北里之舞、靡靡之音,并因此最终在周人的军队到来之前在鹿台自焚。而与此同时,哥伦布的直系祖先正在阿尔塔米拉岩洞里画野牛,偶尔还抡着简陋的大棒子去狂扁他们的尼德安人表兄。
  毫无疑问,农耕时代的中华帝国曾一度把同一时代的其他民族远远的甩在了后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担当得起“深不可测”这个词,正是中华文化以及建立在它之上的超稳定的社会资源组织体系,成就了古代中国的富强,使我们的文明可以延续至今。而也同样是由于这一超稳定的体系,使得近代的中国曾一度积重难返,败了个一塌糊涂。
  文化、社会体制对国势的推动作用与国势本事,这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中学物理中加速度与速度的关系来加以类比,而这个“加速度”在中国何时由正变负,在这里笔者不敢妄言,这自有史学家去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16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往后——也就是在中国的明清时代,这个“加速度”应当已经是负数了。到17世纪时,阉祸、党争、内乱、外敌正大口得吞噬着大明王朝的国运;在同一时间段的欧洲,地理大发现已经在一百多年里初步造就了全球范围流动的物流经济模式,同时在这百余年里,资产阶级正在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作为“实验室”,展开一系列向现代化转型的试验——当然,其中也包括砍下查理一世的脑袋——试图为这个庞大的物质流动链创造一个与之匹配的同样复杂的社会组织模式。中国就这样懵懵懂懂、不知不觉的撞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至近代,不但“加速度”,连“速度”也开始变成负数,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一次比一次败的惨,到了1937年已经走到行将亡国灭种的地步——那时全世界恐怕也没几个人会想到,仅仅在16年之后的,这个贫弱的亚洲国家会把世界头号强国从鸭绿江一直哄到“三八线”,并最终迫使对方与自己在板门店平起平坐签订停战协定。
  迄今为止,现代国际政治格局最大的一次“洗牌”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击败拿破仑之后,以英国为主导的殖民地体系经济已经在结构上趋于稳定——至19世纪中后期,地球上80%的土地被作为殖民地在既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业已完成了分配,而德国、奥匈帝国恰在此时崛起,他们在经济体系或者说是前面提到的与物流相匹配的社会组织体系上并未有创新,仍是延续了英国的殖民地模式,这就注定这些新兴国家与旧有国际架构的正面碰撞是无法避免的,最终,这种冲突在1914年演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像教科书里所写的那样,最终,在1918年,德、奥、意对既有国际架构的那次挑战以失败告终——新兴国家的崛起往往要仰仗其对体系的创新而非追赶。但是,一战确实使旧的体系发生了“垮塌”,而当时欧洲列强并未从那场浩劫中汲取教训,巴黎和会在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二次世界大战自那时起,就几乎注定要发生。
  二战最终彻底地击碎了旧有的国际格局,随之终结的还有旧的国际经济模式——殖民地,在战后不长的时间里,随着世界各处尘埃落定,一个新的国际大格局被最终确立了起来。
  从这个角度去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国家的事实上的胜败不能仅仅去看它分属哪个阵营:德、意、日轴心国在战场上彻底失败了,他们的国家工业体系也遭到彻底的破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战后受到了新的国际关系结构的约束,本土有战胜国驻军,而像德国,连国土也被一分为二,国家的政治、外交、国防、经济都受限制,说他们失败是很好理解的。而英、法两国,在战争中最终没有被德国所吞并,国家主权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但是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原来以欧洲为中心,围绕殖民地的利益分配体系被美国、苏联所各自主导的新的格局所取代,而无论是靠向美国的西欧国家还是靠向苏联的东欧国家,在新的格局中都仅仅是居于从属位置,过去由英、法所控制的中东、印支等地区全部成为了美、苏的势力范围,从这层考虑来说,说英、法是战胜国是比较勉强的,至少,没法把它们和美、苏这样的战胜国归在一类。
  以此来推而广之,按道理说中国也绝不可能是“战胜国”,而且要比英、法两国更惨,可能会更接近当时东南亚国家的处境——依照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国防和国际政治上对美国的倚赖,拿中国海关来说,“中国”二字不过是表示一个地理意义而已,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美国手中——那时的中国基本可以视作是的美国势力范围了;而东北地区当时由苏军占领。德国战败后,最初苏联政府借故迟迟按兵不动,而在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日军行将崩溃时,苏联政府又在与国民政府尚未最后敲定政治协议的情况下匆匆出兵东北,其中深意无需多言——出于苏联一贯的“环俄罗斯防御地带”的构想,以及对旅顺、大连不冻港的需求,中国东北地区很有可能会被划入苏联的影响范围,中国的领土主权则可能面临像德国及朝鲜那样出现被人为割裂的困局,也就是说,在新的国际格局中,中国的地位和1937年之前相比不会有太多的改善,仅仅是解决了起码的民族生存问题。
  然而最终的结果则出乎美、苏意料之外,中国共产党竟只依靠“小米加步枪”迅速地取得了全国政权。这便消除了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的影响,之后新中国又从苏联手中接管了旅顺、大连等地的全部主权(后来苏联支持北朝鲜武力统一半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胜则可以借此在朝鲜半岛重新获得新得不冻港口,败则有借口恢复在东北的军事存在),解放了西藏和新疆地区——中国大陆地区至此完全成为了中国人自己的“势力范围”。从这一层来说,笔者的理解是:正是解放战争,真正确立了中国在二战后新格局中的战胜国地位,8年抗战加4年内战,中国的胜利果实不是战争期间赢得了多少财富,相反,十几年的战争极大的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付出了以千万记的生命。中国最大的胜利在于赢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这就为日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而这之后,从1949年到1979年30年间,历史赋予新中国的核心任务同样是维护这个独立自主的地位,这期间出现了许多波折,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个最核心的任务完成了,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肯定的说,评价这30年的历史,主要是功绩,而且是彪炳千载的功绩。
  浅话中美棋局
  至今,美国仍然还居于这个世界的霸主地位,相应的,就对外关系而言,中、美关系始终对中国外部环境起到一个主导性的作用,而当我们可以对这一关系进行比较清晰的描述的时候,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与外部环境有关联的大部分就都可以疏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可以说,认清中、美关系对明确中国对外战略起着“提纲携领”性的作用——纲举而目张。再进一步的说,现在美、中两国GDP在世界上分别居于第一、第二位,二者相加约占世界总量的35%,而两国政府又都有足够的行动力把手头的资源最大限度的转化为对现实的影响力,因此,同样可以认为,中、美关系对世界同样起着“提纲些领”似的影响。
  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而言,在对国家走向的影响力方面,均是内政重于外交,其内部的政治、经济走向对其国家行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在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又是这其中最原始的驱动力。因此,这里我们所首先要作的,是此处要入手,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美国:金融霸权与双赤字经济
  金融产品的价值依附于信用而不是伸手可触的实物之上。与农耕时代不同,现代人可以在这一体系下从银行贷款创业及维持运营,并且现在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规则,所需自有资金并不用太多就可以滚动起来做出很大的生意。而古人要做这样的事很不容易,没有银行,做大生意先得设法积累很大的本钱才可以推得动。形象地说,现代金融体系为经济事务装上了轮子,而在其之前,经济的发展则像是直接在地面上拖动一件东西,而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说,一国对金融体系的运作可以成倍的放大或缩小他对实物资源的掌控能力——从现代经济的角度说,一个国家的霸主地位的确立,主要取决于他的市场容量和他所掌握的金融资源,而后者的核心则在于对国际贸易中铸币权的掌握。
  有这么一种说法:英国最初是靠殖民立国的,而美国则是考爱迪生、莱特兄弟这样的发明家立国的。对此,这里笔者不加评述,然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美国制造业超越英国是在20世纪初期,而此时距离他取代英国霸主地位尚有约40年的时间,当时的英国金融网络遍布世界,借助英镑,英国正掌握着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权——无论他是处于卖方还是买方。
  在一战期间,凭借强大的制造业,欧洲各国的黄金开始向美国聚集,而黄金起码在当时还是一国金融体系的信用支点。至一战之后,确切的说是1924年至1928年之间,由于战争严重的透支了国力,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的黄金已无力再继续之前的金币本位制度,为防止黄金流失,黄金在贸易中的流通事实上已经被禁止,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转而实行金块本位制度,以黄金储备为信用保障,在流通中以纸币取代金币;而在战后经济实力更为贫弱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30余个国家则开始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在国内流通中同样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以金本位制国家为依附对象,将本国货币与该国货币保持固定比价以此作为信用保障,并在该国金融中心储备黄金及外汇,作为外汇基金用于国际支付。
  无论是金块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在当时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货币制度:黄金退出流通领域,使得它无法再起到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对此市场在那时很难适应。而这两种货币制度都限定了纸币兑换黄金的最低数额,或是需要先兑换外币方可间接兑换黄金,这进一步的削弱了货币的稳定性,而金汇兑制国家将本国货币依附于美元、英镑或是法国法郎之上,这就使得发生在几个金本位制国家的任何一点危机都会迅速的扩散开来。换句话说,当时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对金融体系的掌控能力下降了,而当时美国仍然在流通领域使用金币,至此,美欧之间在金融力量上出现了第一轮此消彼涨,并且最终这一消长通过巴黎和会在国际政治上得以体现。
  欧洲金融力量的下降很快反映到了实物经济上,正是由于金块本位制度与金汇兑本位制两种货币制度的不稳定,在1929年经济危机袭来之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体系很快便完全崩溃:1929年10月,纽约证交所发生危机,由于股价暴跌,导致原材料价格暴跌,以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南美国家及澳大利亚等国遭受重创,最终不得不宣布放弃金本位制;31年初,金融危机使奥地利信用银行倒闭,进而影响到德国,至31年7月,德、奥两国的金融危机波及至英国,由法国带头各国纷纷向英国兑换黄金,至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块本位制,依附于英镑的各国也相继放弃金汇兑本位制,33年3月起,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百日新政”下,开始走出阴影,至1939年彻底摆脱了经济危机。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除了纳粹党集权下的德国之外,从肌肉到大脑都已僵化的西欧各国都仍还处于一片萧瑟之中——而这,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史上的超级浩劫的爆发提供了最为基础的背景和理由。
  战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建立在《再续大国之略》已有说明,这里笔者不再赘述。从金融霸权的角度看,两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铸币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的过程,这则最终成就了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政治、经济、军事的核心地位。
  从金融霸权的角度看,两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铸币权从英国逐步向美国转移的过程,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完全接手了铸币权,美元成为各国主要储备资产,这则最终成就了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政治、经济、军事的核心地位。而隐患也随之埋下——美元具有了国际货币和国内货币的双重身份,而且在国际上不受任何约束,从资本主义的逐性上讲这个地位最终不被滥用是不可能;其次各国货币都钉住美元,保持固定比价,美国金融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迅速波及到其它各国;而在1943年至1944年美英两国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的谈判中,为了尽早终结英国在世界近日体系中的地位,美方对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的浮动汇率作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以次来放大英国在金融上的不利因素,这一点在日后使各国无法通过汇率调整来调节国际收支,这就降低了这些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冗余度。
  而上世纪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则使得上述缺陷最终演化成了实实在在的危机:为了“限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自1950起美国就开始插手中南半岛事务,1950年至1954年的越法战争中,美国负担了法军战争开支的3/4,共计25亿美元,法军战败之后,1954年9月美国又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七国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将南越、老挝与柬埔寨纳入到条约保护国。同时,美国自1950年起便开始扶持南越的吴庭艳,1955年之后先是通过南越政权打所谓的代理人战争,1961年5月后美军开始小范围的直接介入到对北越的军事行动中,1964年8月,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开始对北越进行轰炸美军开始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
  有些时候,当我们为了一件事情逐次投入越来越大的成本而又不见收益时,一些人很可能就会非理性的继续追加投入,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再坚持一下一切就会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去发展,而此时他们往往会互视“性价比”的问题。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或许正是基于如此的一种心理状态,美军在越南投入的兵力在1969年曾一度高达54万,外加其他仆从国7万余人,其陆军力量的70%,战术空军的60%,海军的40%都被部署到了这块弹丸之地。战争期间各项开支共计3500亿美元,人员伤亡30余万。
  如前文所述,美元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各国都必须储备美元,美国凭借这一条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单纯依靠印制美元来获取实物贸易之外的额外利益,而一旦这一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那么就意味美国的国家信用被透支,其结果便是金融危机——早在1960年,由于之前朝鲜战争中美国超额印制美元,使得西欧各国手中的美元从“不足”变成了“泛滥”,削弱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最终在10月份,中东原有加个暴涨引爆了美元信用危机使之演变成了伦敦交易所中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狂潮,直至1962年,美国通过联合英、法、意、荷、比、日、西德与瑞士建立“黄金总库”才初步恢复了美元的信心。而为了应对在东南亚的庞大开支,美国又一再的超额发行美元,而这一次要比1960年严重的多,当时美国短期债务为210亿美元,黄金储备为178亿美元,而到1971年美国短期债务高达510亿美元,而黄金储备则降至102亿美元,加之第一次美元危机在人们心中的阴影,1968年与1971年先后出现两次规模更大的美元抛售的狂潮。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蛮横的宣布“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核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同时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而一旦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则意味着美国国家信用支点的垮塌。
  除此之外,美国地缘战略的中心本来应该在欧洲以及富产石油的中东, 60-70年代美国却将军事重心置于东南亚,大量的战略资源被牵制在了这里,而美国金融状况恶化使得这个问题变得越发的严重,反映到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之下,这就最终促成了当时美国的战略收缩及苏联的全球扩张,同时也让中东的欧佩克组织得以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这就进一步的抬高了油价,反过来加剧了美元的困境,使得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在这一恶性循环的连续打击下,整个美国的国民心态都处在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失落之中。
  更准确一些应该是实行次金本位制,靠外汇、贵金属和石油等共同构成国家的信用支点,比起回到单纯的金本位制,这个要现实一些。
  这一恶性循环最终于1981年开始走向终结,新上台的里根政府开始实施新的财政政策——大幅提高银行利率和国债利率,同时降低商业活动中的税负。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流入美国去购买美国资产和国债;而与此同时,美苏冷战在经历了一段僵持之后,以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为标志,美国在战略上开始了从收缩进入反击,一时间全球战云密布,而美国相对安全的地缘环境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又一次成为吸引海外资本的本钱。一里一外两层驱动力使得美国自1983年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那段时期每年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都有数千亿到万亿美元。
  以大量国外资金为保障,美国开始引导国民超前消费,美国国民人均消费额达到其储蓄额的1.5倍,储蓄率从战后占GDP40%降至1%不到;同时美国政府自己也开始大量地“制造”赤字,在军事科研和军工生产中投入大笔的资金,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财政、贸易双赤字经济,说白了就是政府、民间一块借债消费。一个拥有两亿人口和旺盛消费能力的庞大市场就此形成¬——以消费能力论,它相当于两个半日本或近四个西德。
  而各国对美元如同毒品一般的依赖就此形成:上世纪80年代往后,西欧国家和日本等国由于人口少,国内市场与其制造业规模相比显得非常狭小,在各国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他们的国内市场饱和线很容易的就达到了,美国市场旺盛的需求就成为了拉动各个制造业国家经济最重要的发动机,各国通过贸易顺差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而为了保障这台发动机的正常运行,为了让美国人有钱继续消费,就得不断把储备的美元再投回到美国购买美国债券。
  中国:世界工厂与奇异的中美经济共生体
  如前文所说,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新中国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那个最核心的任务——维护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具体的说:首先是抗美援朝赢得朝鲜战争,在地缘上保障了东北地区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在此后从心理上断绝了超级大国与中国大规模交战的决心,同时恢复了当时海外华人对祖国的信心,许多华人能在物质条件反差巨大的情况下回到中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自信心;第二件事是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国防工业体系,为在封闭的国际环境下保持国家独立自足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三件事则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从1971年4月乒乓外交到9月尼克松访华再到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中美之间逐步的完成了一次战略接近,使得中国在国际政治上最大限度的获得了活动空间。
  需要注意到的是,这30年间,中国政府的主要操作都集中于政治和国防层面,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一点则是。政治仅仅是建立在经济这一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政治层面的安定最终有赖于经济层面,这一点是不能长期违背的。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的这段时期,从金融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由四大家族所把持的金融体系通过滥发法币,对社会财富进行掠夺——即使拿“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说也说不通,一是这种行为已经超过了当时所属时代的正义性所能接收的低限,二是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并非用于生产,而是用来单纯的消费,仅仅是发展了欧美国家的生产而已。从这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消亡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不亡那是没有天理——历史是最为民主的,人民或是通过手(靠投票)或是通过脚(在斗争中加入一个阵营)总能“选举”出可以主导那个时代的力量。
  再回到新中国的头三十年中来看,坦率的说,无论从“市场”说还是从“计划”说,我的经济建设都很难说是成功。就“独立自主”而言,长远讲它的基础或者说支持点都只能是经济基础,而且“独立自如”如前所言是为国家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而要把这个空间转化为看得见、摸的到的利益,归根到底也还要落实到经济上来。自1979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客观需求而言,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了。
  话到这里,之前一些读者向我问到的一个问题在此处也可以有个答案:站在历史的高度去俯视,历史总会向特定的时期赋予特定的使命,每一个历史的参与者都有起特定的角色或说是位置,这一“角色”演的好与不好是判断其是非功过的唯一标准,脱离这一标准去论谁、谁的好与不好,不客气的说都无异于刻舟求剑一般。
  这个不是靠行政指令能解决的问题,甚至连所谓的“买办”也不是核心问题,加工贸易产业链短、利润率低这谁都清楚,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令”,只能靠“利”,在商言商,只要有利可图自然一切就都好办了。所以问题的关键在自主创新,在我们科研体制的改革,一要能把东西研制出来,二是能把研制出来的东西迅速的转化成银子。这个改革必须要搞,国家初期可以赔着钱补贴,但没法补贴一辈子,更没法补贴所有的行业,关键还在于让科研机制活起来。当然,适当的时候取消对加工贸易的优惠也是必须的,但不是因为你看它不爽——王不可以怒而兴师,取消了是为了降低它的受益,逼着企业去搞自主创新,说句不中听的,有时候国人的确得被逼着才能发挥出潜能来。这个就的看时机和力道的把握了,要是真的全给逼死了那就适得其反了
  说到自主创新忍不住提前说一点:从效益上说,自主创新除了产业链长之外,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能自己创造市场——现在和上两个世纪不同了,科学的发展让我们一时自己也想不出该添置什么了,很多时候实际是厂家在替消费者想,手机上彩屏、合旋、MP3、MP4、GPS……电视从背投到液晶、等离子后面还有激光的,很多很多,这种市场理论上几乎是无限的,前提就是你有没有能力去创造需求,如果有,那你在竞争中就是以无限对有限,最后怎么也肯定都是你赢。
  (关于限制加工贸易,我主要是从节能减排和减少贸易顺差这两个方面考虑的.
  加工贸易对一般贸易还有挤压效应. )
  这个也对,不过你说的更该归为效果,现在中央决策层最基本的着眼点还在于发展——要不干吗说中国改革不好搞呢?你这辆车不能停、不能返厂、有时开慢了都不行,你还得给他换零件,更可气的是竟然连张图纸也不给
  (借风起帆,顺势而为,不过最近风紧,但是,咬紧牙关,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支持(可没有花可献)。骂、发牢骚最容易,但最没效果;不管不顾打一仗相比说难一点,但也不用动太多脑子,当然,某些人的投降主义连脑子带力气都用不到,那就更容易了;最难的,还是琢磨如何与狼共舞、如何把车彪到180迈照样换零件,问题天数就在这,咱们就得琢磨着最难的,这是难题,但难题背后往往就是暴利这里不妨顺势加一句“勇者不怒”
  好处远不止这点钱,铸币权在手,你就有了贸易中的定价权,更厉害的在于金融优势还会外溢,从整个经济领域一直扩展到政治、外交……就拿南海说,人民币如果能成为东南亚的主要储备货币之一(有这“之一”就很了不得了),那就大可以让菲律宾人和越南人去采油,中国印人民币把油买回来,成本还比我们自己采要低,手法上这要比靠武力把南海抢回来要高明的多。当然,这个也需要你的金融体系涉外法律体系都得比较完善,你的武装力量投送也得能赶得上币缘圈的扩展速度,而且铸币权万万滥用不得——再过若干年,美国就是榜样,一个很糟糕的榜样。
  书归正题,再回到新中国的头三十年中来看,坦率的说,无论从“市场”说还是从“计划”说,我们的经济建设都很难说是成功的。就“独立自主”而言,长远讲它的基础或者说支撑点都只能是经济,而且“独立自如”如前所言是为国家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而要把这个空间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的到的利益,归根到底也还是还要落实到经济上来。自1979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客观需求而言,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了,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成为了全国的一个共识。
  最初,中国与外界的联系,由于历史背景的限制,绝大多数时间都集中与官方的政治、外交层次,更差一些的时候则是在战场上,经济层面的、民间的联系实际是非常有限的,否则当时也不会有“不准围观外宾”这种现在想想都觉得邪门的规定。经济、民间的对外联系大幅增多是1979年之后的事情。从那时至今,从对外联系角度说,中国经济粗略的说已经走完了三个阶段——1979年到大约1993年、1994年:这一阶段的引进外资和进出口贸易量上基本上一直是在大幅增长的,但总体上那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是以内需拉动为主。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供应在一些领域第一次由不足变成了过剩,1992年中国经济开始“过热”,中国政府第一次面临正经八百的“潜在经济危机”的考验,而作为应对策略,当时的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举措,首先是人民币大幅贬值,对美元官方汇率从最初的2:1一路贬到8.7:1——不过当时海外媒体对中国的兴趣更多的是集中在“民主”“人权”这些话题上,屈指可数的关于这一汇率变化的报道也是基于意识形态认为这预示着“红色中国政权的统治危机”即将到来(很多时候,在这些问题上脑子转不过弯来的恰恰是那些居于“开放过度”的人们而非我们中国人);其次是出口退税等政策。这一系列的措施把国内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引入到了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开始转向出口导向型。而从时间上说,前文中已经交代过,自上实际8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恰恰正在经历战后的又一轮全球化浪潮,“虚拟经济”逐步开始取代实物经济,物质生产开始向成本更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
  把中国放到“第三世界国家堆”里,很多优点立刻就会显现出来:中国人勤劳、刻苦的传统文化观念在经济领域和非洲、拉美、南亚及东南亚相比要更为积极向上(这也是其他东亚国家在文化上的优势,例如日、韩);中国国内环境,以及周边环境都处在非常稳定的状态——这其中在南疆自卫还击战消除了一个最大的、“显性”(相对“潜在”而言)的干扰因素,对安定外部环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79年时中国经济的起点固然很低,但同时之前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状态不经意间也使得后面中国的发展避免了像其他国家那样,因债务问题而受国内外多方各种势力的掣肘。
  正是凭借这些优势,自93、94年起中国的出口额开始大幅增长,除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缘故仅增长0.7%,最近几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额都在20%、30%,这其中,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大体上各占一半。从世界上看,各类产业开始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次的,迅速向中国集中。
  而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迅速壮大,中国政府手中可支配的资源也开始多了起来。对这里的读者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中国国防建设“进喷”似的发展,从“神盾”到歼-10令人目不暇接——要知道,90年代初某市造一座立交桥就花光了3年的财政预算。而具体到产业体系上,则是中国基础建设的进一步完善:03、04、05三年农村道路投资相当于建国后53年的综合,过去一个三峡工程曾牵动全国,而现在每年都会有多个三峡级别的大型工程上马……,这些最初是缓解经济过热拉动内需的措施,而现在这又为制造业向中国集中提供了又一个优势,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是印度、东南亚国家所无法比拟,这所带来的综合成本的优势是仅靠人力成本所没办法抵消的,某些低级别的产业,比如服装、玩具可以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去,但再复杂的层次就很难转移了,否则综合成本就要。
  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2001年11月10日,也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如何评价呢?给笔者的感觉这件事可以用战后格局的形成来加以类比:二战中苏联军民伤亡3500多万,多年建设的城市、工厂都化作了一片瓦砾,直至苏联解体前夕,战争对人口比例所造成的影响仍然存在,但苏联是当之无愧的战胜国,胜在他可以把英、法等国挤到一遍,单独和美国划分势力范围,胜在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取得了第一层次的位置。中国加入WTO同样是胜在体系,中国至此完全融到了世界贸易的体系中来,有这一条,战略上就是胜利了,战术上的问题相比就不是特别重要。由于前面所说的优势,当中国的出口贸易障碍大大减少后,世界制造业由低到高逐层次向中国聚集在理论上就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了。
  中国:世界工厂与奇异的中美经济共生体(修改版)
  如前文所说,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新中国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那个最核心的任务——维护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具体的说:首先是抗美援朝赢得朝鲜战争,在地缘上保障了东北地区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在此后从心理上断绝了超级大国与中国大规模交战的决心,同时恢复了当时海外华人对祖国的信心,许多华人能在物质条件反差巨大的情况下回到中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自信心;第二件事是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国防工业体系,为在封闭的国际环境下保持国家独立自足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三件事则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从1971年4月乒乓外交到9月尼克松访华再到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中美之间逐步的完成了一次微妙的战略接近,这使得中国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活动空间。
  需要注意到的是,这30年间,中国政府的操作主要还都集中于政治和国防层面,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一点则是:政治仅仅是建立在经济这一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政治层面的安定最终有赖于经济层面,这一点恰恰是不能长期违背的。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的这段时期,从金融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由四大家族所把持的金融体系通过滥发法币,对社会财富进行掠夺——即使拿“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来解释也说不通,一是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所属时代的正义性所能接收的低限,二是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并非用于生产,而是用来单纯的消费,仅仅是发展了欧美国家的生产而已。仅从这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消亡就已经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不亡那是没有天理——历史是最为民主的,人民或是通过手(靠投票)或是通过脚(在斗争中加入一个阵营)总能“选举”出可以胜任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力量。话到这里,之前一些读者曾向我问到的一个问题在此处也可以有个答案了:站在历史的高度去俯视,历史总会向特定的时期赋予特定的使命,每一个历史的参与者都有其特定的角色或说是位置,这一“角色”演的好与不好是居于现在的我们判断其非功过的唯一标准,今后对我们的后人而言也依然如此,脱离这一标准去争论谁、谁的好与不好,不客气的说都无异于刻舟求剑一般。
  书归正题,再回到新中国的头三十年中来看,坦率的说,无论从“市场”说还是从“计划”说,我们的经济建设都很难说是成功的。就“独立自主”而言,长远讲它的基础或者说支撑点都只能是经济,而且“独立自如”如前所言是为国家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而要把这个空间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的到的利益,归根到底也还是还要落实到经济上来。自1979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客观需求而言,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了,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成为了全国的一个共识。
  最初,中国与外界的联系,由于历史背景的限制,绝大多数时间都集中与官方的政治、外交层次,更差一些的时候则是在战场上,经济层面的、民间的联系实际是非常有限的,否则当时也不会有“不准围观外宾”这种现在想想都觉得邪门的规定。经济、民间的对外联系大幅增多是1979年之后的事情。从那时至今,从对外联系角度说,中国经济粗略的说已经走完了三个阶段——1979年到大约1993年、1994年:这一阶段的引进外资和进出口贸易量上基本上一直是在大幅增长的,但总体上那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是以内需拉动为主。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供应在一些领域第一次由不足变成了过剩,1992年中国经济开始“过热”,中国政府第一次面临正经八百的“潜在经济危机”的考验,而作为应对策略,当时的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举措,首先是人民币大幅贬值,对美元官方汇率从最初的2:1一路贬到8.7:1——不过当时海外媒体对中国的兴趣更多的是集中在“民主”“人权”这些话题上,屈指可数的关于这一汇率变化的报道也是基于意识形态认为这预示着“红色中国政权的统治危机”即将到来(很多时候,在这些问题上脑子转不过弯来的恰恰是那些居于“开放国度”的人们而非我们中国人);其次是出口退税等政策。这一系列的措施把国内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引入到了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开始转向出口导向型。而从时间上说,前文中已经交代过,自上实际8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恰恰正在经历战后的又一轮全球化浪潮,“虚拟经济”逐步开始取代实物经济,物质生产开始向成本更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
  把中国放到“第三世界国家堆”里,很多优点立刻就会显现出来:其一,中国人勤劳、刻苦的传统文化观念在经济领域和非洲、拉美、南亚及东南亚相比要更为积极向上(这也是其他东亚国家在文化上的优势,例如日、韩),而且人口总体素质要高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1991年印度开始经济改革时全国一半的国民既不能读也不会写);其二,中国国内环境,以及周边环境都处在非常稳定的状态——这其中在南疆自卫还击战消除了一个最大的、“显性”(相对“潜在”而言)的干扰因素,对安定外部环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三,1979年时中国经济的起点固然很低,但同时之前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状态不经意间也使得后面中国的发展避免了像其他国家那样,因债务问题而受国内外多方各种势力的掣肘。
  正是凭借这些优势,自93、94年起中国的出口额开始大幅增长,除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缘故仅增长0.7%,最近几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额都在20%、30%,这其中,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大体上各占一半。从世界范围上看,就是各类产业开始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次的,迅速向中国集中。
  而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迅速壮大,中国政府手中可支配的资源也开始多了起来。对这里的读者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中国国防建设“进喷”似的发展,从“神盾”到歼-10令人目不暇接——要知道,90年代初某市造一座立交桥就花光了3年的财政预算。而具体到产业体系上,则是中国基础建设的进一步完善:03、04、05三年农村道路投资相当于建国后53年的综合,过去一个三峡工程曾牵动全国,而现在每年都会有多个三峡级别的大型工程上马……,这些最初是缓解经济过热拉动内需的措施,而现在这又为制造业向中国集中提供了又一个优势,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是印度、东南亚国家所无法比拟,这所带来的综合成本的优势是仅靠人力成本所没办法抵消的——现在,某些低级别的产业,比如服装,比如玩具已经开始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地去了,但也仅仅能到这一步,再复杂的层次就很难转移了,否则综合成本就要提高。那段时期某些海外媒体曾经借此以“资金外逃”又预言了一次“中国崩溃”,纠其心态,实际还是和93、94年时一样,与其说是“预测”还不如说是他们基于意识形态的一种“愿望”。
  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2001年11月,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如何评价呢?给笔者的感觉这件事可以用战后格局的形成来加以类比:二战中苏联军民牺牲3500多万,多年建设的城市、工厂都化作了一片瓦砾,直至苏联解体前夕,战争对人口比例所造成的影响仍然存在,但苏联是当之无愧的战胜国,胜在他可以把英、法等国挤到一边,单独和美国划分势力范围,胜在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取得了第一层次的位置。中国加入了WTO同样是胜在体系,中国至此完全融到了世界贸易的体系中来,有这一条,战略上就是胜利了,战术上的问题相比就不是特别重要。由于前面所说的优势,当中国的出口贸易障碍大大减少后,世界制造业由低到高逐层次向中国聚集在理论上就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了。
  由此开始,中美关系也开始发生了质的改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凭借美元本位制的世界货币体系和国内市场的旺盛消费能力,始于里根政府的双赤字经济迅速的作大,1981年之后,美国贸易经常项就再也没出现过顺差,国内资本大多投入到了各类金融“产品”之中——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果仅仅炒作钞票就可以获取利润,那么实物制造这道费时费力的“工序”自然是应该被省略掉的。于是,大量的资金都被投入到了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等金融衍生品的炒作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其下属的金融子公司原本的业务内容是进行汽车贷款业务,但就是这么个资本和人员只占全公司3%的小单位,由于参与了证券市场业务,所创造的利润居然能占到通用公司的30%,以致公司的许多高层领导都在琢磨“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造汽车”?而安然公司,一家原本规模庞大且经营不错的国际能源公司,在这种“钱生钱”游戏迅速膨胀的形势下经不起诱惑而“怦然心动”,大量进行场外能源衍生产品交易,为此不惜造假——也就是那场非常“著名”的腐败丑闻,到了2000年安然公司的营业额中与能源物质生产有关的部分居然只占3%,也难怪有人说“安然已经变成了一家投资银行”。相应的,这就必然造成美国国内制造业长期处于萎缩状态,工薪阶层20多年来没有过加薪,大量“夕阳”产业从业者失业(所以,反对全球化的很多就来自这部分人),美国政府和国会现在动不动就在所谓“倾销”和知识产权问题上指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除了增加利益博弈中的筹码,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为了应对和转移这一群体的不满情绪,而同时,也正是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维持了美国国民的生活水平。
  总之,美国经济已经走到了“生产”金融产品与发展中国家交换实物商品的“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而此时由于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聚集,中国就成了美国最大的利益直接来源国——美国超市货架上80%的商品表明“Made in China”,当然,西欧和日本的情况同样如此。就这样,从2001年之后到现在,基本上可以说中、美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体”,这并非出于什么人的主观意愿——事实是两国中都有很多人更愿意向相反的方向去发展——而是一条无法逆转的历史轨道。
  从“中美战略对话”说中美战略性接近
  以1949年建国为起始,中美关系已经经历了3个阶段。最初就是纯粹的对抗,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就是这个阶段最明显的标志;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昔日的“老大哥”在中国的北方陈兵百万,而与此同时,如前文所说西方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正在被美国人自己所瓦解,冷战格局恰处于“苏进美退”的态势,中美首次在国家利益上出现了“交集”,而在1971年,深深陷进越战泥滩的尼克松政府正面临着美元的第三次抛售狂潮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毛泽东非常敏锐的抓住了这个最佳的时机,使得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一个未建交的国家进行了那次近乎于“朝拜”的访问,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美之间理论上所存在的共同利益逐渐的成为了现实,中、美政府之间开始接近,美国得以“体面”的撤离越南,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开始大幅的改善,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得以恢复,和西方阵营的大多数国家开始恢复外交关系……。
  到1979年元月中美正式建交,这一战略转变算是基本完成,中国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稳定、共赢的阶段。这个稳定状态维持了大约十年的时间,至1989年开始走向终结。这并非因为谁作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是随着苏东剧变,作为当时中美形成战略上的默契的基础不复存在了。至此,中美关系开始进入到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这主要是美方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的混乱不清,在苏联行将就木的1989年,美国就主动扬弃了对华的战略默契的外交政策,转而将中国作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要一鼓作气将其“拿下”,由此除了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之外,从这之后的历史发展看,其对华政策还是比较短视的。
  由此开始,克林顿时期提出过“战略伙伴”说,后来布什就任伊始又提出了“竞争对手”说……但就总的趋势来讲,那段时期中美关系是在向恶化的方向走,而其责任则主要在美方——宣扬中国威胁论、支持中国分裂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科索沃战争期间轰炸中国使馆……到了布什政府上台初期,当时的种种事件表明美国正在沿着冷战时期的惯性思维为西方世界构建一个潜在的战略敌人,中美关系到此时已经走到了“谷底”。
  中美关系的“触底反弹”按照通常的说法是在911事件之后,但就笔者看来这只能作为一个时间上的标志点而已,事实上中、美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并没有太多的利益“交集”,相反,美国对我国新疆分裂势力的袒护将中美之间仅有的一点潜在的利益“交集”也压缩掉了同时还对中国西部的地缘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显然,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在地缘,当然更不可能来自于意识形态,那么答案就只能从经济领域来找。中美关系回暖并不是因为什么“反恐战争”,但其引子的确是911事件,正是在911之后,美国股市的庞大泡沫破裂,国内市场面临通货膨胀,此时只有大批进口廉价消费品才能应对通胀——这就是为什么中美“入世”谈判完成于2001年的原因。
  只要你不掌握金融优势,定价权肯定就不是你的,这个一点办法也没有。入世谈判从公开的情况说,唯一能挑毛病的地方在于线条太粗,微观上能回旋的余地没把握住,但战略上说胜利这是毋庸质疑的,如果还有没公开的情况,那当时的让步就可能另有隐情也说不定。
  加入WTO你是加入体系,不是构建体系,当时中国手里的战略资源就这么多,现在的战略对话才是真正的在构建体系。中、美博弈,至少现在还不要想着“零伤亡”、无代价,付出是必然,未必是在战场上,但肯定是要鲜血淋淋,谁叫你是大国,谁又叫咱们的祖宗给咱们留下了的是这么一个摊子?朝鲜战争伤亡几十万我们在心理上挺下来了,过来之后就是中国重归大国的行列,现在,这些付出我们同样也要挺,这才哪到哪啊,今后的问题多着呢,万亿储备赔光了也未尝不可能,但挺过来了,你就会发现一切都已经变得不一样了。
  现在的中国之于美国,可以类比一战前美国之于英国——别看现在哥两穿一条裤子,当时在军事上美军把英军视作潜在敌人,尤其是美国陆军。如果美国取代英国霸主地位这段历史弄明白了,现在中美关系也就可以看清三分了。
  显然,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在地缘,当然更不可能来自于意识形态,那么答案就只能从经济领域来找。中美关系回暖并不是因为什么“反恐战争”,但其引子的确是911事件: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认识最初还是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而1981年之后,美国GDP中的大部分就开始主要来自于消费,制造业产品出口并不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经济上说,按照这个思路看中美还真找不到什么必须合作的理由,当时中、美交恶,和大程度便来自于美方的这种判断。在那种情况下,中国93、94年的汇率以及出口政策调整都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则是从那时起,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到上世纪末,中国已经初步有了制造业大国的气象,而在那段时期,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让美国从东南亚国家掠走了其数十年积攒的财富,同时也把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杀了个七零八落,中国当时同样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当年经济增长为7.8%,大大低于其他年份,但从长远看这反倒巩固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变相的提高了日后“中国制造”的出口竞争力,再早些时候,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济在“休克疗法”和美国所主导的低油价的内外夹击下崩溃,中国因而获得了大量的廉价人才以及原材料,这同样也是在巩固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911事件之后,美国股市的庞大泡沫破裂,国内市场面临大幅通货膨胀的压力,此时只有大批进口廉价消费品才能抵消通胀,前面所提到的中、美经济共生体便应运而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中美“入世”谈判会完成于2001年的原因。
  “入世”成功之后,中国基本算是完全进入到了世界贸易体系,之所以加一个“基本”。是因为不少发达对我们的贸易壁垒还存在,原因在上一小节已经提到过——主要不在经济利益冲突,而是因为其产业向外转移导致国内制造业从业者利益受损,西方国家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多半是为了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是政治性的问题。不过,这对大的趋势并没有太多影响,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就此形成。而由此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也日渐开始清晰,表现就是两国的接触开始增多,冲突开始减少,冲突的烈度开始下降。
  今年开始的中美战略对话,可以视作是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战略“拐点”的标志,同样这也标志的世界格局在冷战结束之后将迎来又一个战略“拐点”。两次战略对话,给人的初步印象是中美开始了又一轮的战略接近,起初,两国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强制作用”下结合成了经济共生体,而从现在开始,两国则开始主动去完成这一结合——面对历史规律,对抗只能是失败,然而被动地让规律“推着”走和主动“顺着”规律走,其结果同样是有很大区别的。
  冷战后对世界体系变化影响最深远的是什么?是伊拉克战争?还是现在的伊朗核危机?它们的“份量”似乎都不够,这些更像是历史改变的“标志”,而非“动因”。在笔者看来,真正的变化应该始于欧元的诞生和“中国制造”的崛起,这不只是一时的棋局变化,而是棋手的改变。
  美国霸主地位的支撑来自其庞大的消费市场已经美元本位质的国际货币体系,欧元区所带来的正是一个同样庞大的市场和一种可能取代美元的新的货币。欧元区国家与美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缘,有着近乎一致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以及经济制度,但是,而如果将世界经济体系比作一条食物链的话,欧元区与美国恰恰也是最接近的——因为有相同的政治、经济体制,所以欧元区国家经济如美国那样向“虚拟资本主义”也就同样是无可避免的,十年来,欧盟对话贸易逆差从最初为美国的30%到现在已经猛增到60%。
  西方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其利益来源是用金融产品换取发展中国家所出口的实物产品,本质上则是这些国家的净储蓄,而现在的美国经济已经吸纳了全球净储蓄额的70%,因此,欧美之间围绕世界净储蓄的矛盾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绕开的,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高度一致”在这一条冲突面前都变得毫无意义——就如同两次世界大战时一样,今天美国货币霸权所面临的最现实的威胁恰恰就来自于其昔日的盟友所发行的欧元,而这一冲突到目前为止已经导致了科索沃、伊拉克、黎巴嫩“两场半”战争以及现在的伊朗核危机。
  美、欧货币霸权争夺,最终的标的物是世界净储蓄,而世界净储蓄的主要产生地只有一个,就是东亚——世界产业布局经过一系列变化之后,制造业主要都集中于东亚地区,而且,这一地区也具有储蓄的传统。
  原本在上世纪90年代,东亚各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呈现比较均匀的分布,93、94年之后,中国凭借其先天固有的优势、强大的工业能力(重化工业规模中国比巴西、墨西哥、俄罗斯高5~6倍,比印度高10倍),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开始对东亚经济形成整合,而亚洲金融风暴又在客观上加速了这个过程,近十几年来,日、韩、东南亚诸国及港、台地区的贸易顺差从主要来自欧美变成主要来自中国,东亚内部贸易率从90年代初不到30%提高到了60%。中国“入世”之后,东亚经济格局从先前的均匀分布演变到现在成为中国对欧美统合进行贸易。
  正是这个“出人意料”的变化最终彻底打乱了西方国家最初设想的理想世界:原本,无论货币霸权如何分配,贸易顺差都分散在各个发展中国家、地区,这些国家对此都不具备发言权,只能被动的接收欧美争霸的最终结果,而其它发展更加滞后的国家将无可避免的居于“食物链”的底层。
  中国经济的崛起将贸易顺差高度地集中了起来,美国贸易逆差2/3来自东亚,其中中国一家所占份额超过了一半,一个延伸出来的效果是:由于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对其他国家保持着优势,使得这些国家不敢随意的调整本币的汇率,必须紧盯人民币汇率,这就使得中国逐渐可以主导东亚各货币的汇率变动,从而建立了一套新的区域货币关系。就这样,原先西方国家想定的国际新格局因为突然间硬生生的加进了中国这个新棋手而被彻底颠覆了——整合了东亚经济的中国主导着世界2/3净储蓄额的流向,而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对净储蓄的来源地则没得选择。
  最初,东亚经济出现整合的征兆时美国就有所察觉,其最初的反应是设法重新打散东亚经济布局,具体的说,就是激化朝鲜半岛局势,激化中日矛盾,激化南海主权矛盾,支持台独势利,希望借此打断东亚经济的整合过程。显然,现在的事实证明这些手段都没有奏效,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制造业强大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国政府在面对周边潜在冲突时超乎寻常的定力。
  中美棋局
  至今,美国仍然还居于这个世界的霸主地位,相应的,就对外关系而言,中、美关系始终对中国外部环境起到一个主导性的作用,而当我们可以对这一关系进行比较清晰的描述的时候,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与外部环境有关联的大部分问题就都可以疏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可以说,认清中、美关系对明确中国对外战略起着“提纲携领”性的作用——纲举而目张。再进一步的说,现在美、中两国GDP在世界上分别居于第一、第二位,二者相加约占世界总量的35%,而两国政府又都有足够的行动力把手头的资源最大限度的转化为对现实的影响力,因此,同样可以认为,中、美关系对世界同样起着“提纲携领”似的影响。
  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而言,在对国家走向的影响力方面,均是内政重于外交,其内部的政治、经济走向对其国家行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在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又是这其中最原始的驱动力。因此,这里我们所首先要作的,是此处要入手,对两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美国:金融霸权与双赤字经济
  金融产品的价值依附于信用而不是伸手可触的实物之上。与农耕时代不同,现代人可以在这一体系下从银行贷款创业及维持运营,并且现在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规则,所需自有资金并不用太多就可以滚动起来做出很大的生意。而古人要做这样的事很不容易,没有银行,做大生意先得设法积累很大的本钱才可以推得动。形象地说,现代金融体系为经济事务装上了轮子,而在其之前,经济的发展则像是直接在地面上拖动一件东西,而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说,一国对金融体系的运作可以成倍的放大或缩小他对实物资源的掌控能力——从现代经济的角度说,一个国家的霸主地位的确立,主要取决于他的市场容量和他所掌握的金融资源,而后者的核心则在于对国际贸易中铸币权的掌握。
  有这么一种说法:英国最初是靠殖民立国的,而美国则是考爱迪生、莱特兄弟这样的发明家立国的。对此,这里笔者不加评述,然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美国制造业超越英国是在20世纪初期,而此时距离他取代英国霸主地位尚有约40年左右的时间,当时的英国金融网络遍布世界,借助英镑,英国正掌握着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权——无论他是处于卖方还是买方。
  在一战期间,凭借强大的制造业,欧洲各国的黄金开始向美国聚集,而黄金起码在当时还是一国金融体系的信用支点。至一战之后,确切的说是1924年至1928年之间,由于战争严重的透支了国力,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的黄金已无力再继续之前的金币本位制度,为防止黄金流失,黄金在贸易中的流通事实上已经被禁止,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转而实行金块本位制度,以黄金储备为信用保障,在流通中以纸币取代金币;而在战后经济实力更为贫弱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30余个国家则开始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在国内流通中同样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以金本位制国家为依附对象,将本国货币与该国货币保持固定比价以此作为信用保障,并在该国金融中心储备黄金及外汇,作为外汇基金用于国际支付。
  无论是金块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在当时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货币制度:黄金退出流通领域,使得它无法再起到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对此市场在那时很难适应。而这两种货币制度都限定了纸币兑换黄金的最低数额,或是需要先兑换外币方可间接兑换黄金,这进一步的削弱了货币的稳定性,而金汇兑制国家将本国货币依附于美元、英镑或是法国法郎之上,这就使得发生在几个金本位制国家的任何一点危机都会迅速的扩散开来。换句话说,当时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对金融体系的掌控能力下降了,而当时美国仍然在流通领域使用金币,至此,美欧之间在金融力量上出现了第一轮此消彼涨,并且最终这一消涨通过巴黎和会在国际政治上得以体现。
  欧洲金融力量的下降很快反映到了实物经济上,正是由于金块本位制度与金汇兑本位制两种货币制度的不稳定,在1929年经济危机袭来之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体系很快便完全崩溃:1929年10月,纽约证交所发生危机,由于股价暴跌,导致原材料价格暴跌,以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南美国家及澳大利亚等国遭受重创,最终不得不宣布放弃金本位制;31年初,金融危机使奥地利信用银行倒闭,进而影响到德国,至31年7月,德、奥两国的金融危机波及至英国,由法国带头各国纷纷向英国兑换黄金,至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块本位制,依附于英镑的各国也被迫相继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33年3月起,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百日新政”下,通过政府的强力干预,以大量的货币供给和投放来“创造”有效需求,开始走出阴影,至1939年彻底摆脱了经济危机;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除了纳粹党集权下的德国之外,从肌肉到大脑都已僵化的西欧各国都仍还处于一片萧瑟之中——而这,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史上的超级浩劫的爆发提供了最为基础的背景以及理由。而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金融角度说则意味者欧美之间力量的又一次“此消彼涨”,最后质变的标志性产物,就是战后由美国人主导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至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建立及其所意味着什么,在《再续大国之略》中已经提过,这里就不再加赘述。
  从金融霸权的角度看,两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铸币权从英国逐步向美国转移的过程,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完全接手了铸币权,美元成为各国主要储备资产,这则最终成就了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政治、经济、军事的核心地位。而隐患也随之埋下——美元具有了国际货币和国内货币的双重身份,而且在国际上不受任何约束,从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上讲这个地位最终不被滥用是不可能;其次各国货币都钉住美元,保持固定比价,美国金融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迅速波及到其它各国;而在1943年至1944年美英两国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的谈判中,为了尽早终结英国在世界近日体系中的地位,美方对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的浮动汇率作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以次来放大英国在金融上的不利因素,这一点在日后使各国无法通过汇率调整来调节国际收支,这就降低了这些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冗余度。
  而上世纪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则使得上述缺陷最终演化成了实实在在的危机:为了“限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自1950起美国就开始插手中南半岛事务,1950年至1954年的越法战争中,美国负担了法军战争开支的3/4,共计25亿美元,法军战败之后,1954年9月美国又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七国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将南越、老挝与柬埔寨纳入到条约保护国。同时,美国自1950年起便开始扶持南越的吴庭艳,1955年之后先是通过南越政权打所谓的代理人战争,1961年5月后美军开始小范围的直接介入到对北越的军事行动中,1964年8月,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开始对北越进行轰炸美军开始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
  有些时候,当我们为了一件事情逐次投入越来越大的成本而又不见收益时,一些人很可能就会非理性的继续追加投入,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再坚持一下一切就会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去发展,而此时他们往往会互视“性价比”的问题。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或许正是基于如此的一种心理状态,美军在越南投入的兵力在1969年曾一度高达54万,外加其他仆从国7万余人,其陆军力量的70%,战术空军的60%,海军的40%都被部署到了这块弹丸之地。战争期间各项开支共计3500亿美元,人员伤亡30余万。
  如前文所述,美元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各国都必须储备美元,美国凭借这一条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单纯依靠印制平均成本4.7美分一张的美元来获取实物贸易之外的额外利益,而一旦这一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那么就意味美国的国家信用被过度透支,其结果便是金融危机——早在1960年,由于之前朝鲜战争中美国超额印制美元,使得西欧各国手中的美元从“不足”变成了“泛滥”,削弱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最终在10月份,中东原油价格暴涨引爆了美元信用危机使之演变成了伦敦交易所中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狂潮,直至1962年,美国通过联合英、法、意、荷、比、日、西德与瑞士(美元是美国的,但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问题是所有国家的问题)建立“黄金总库”才初步恢复了美元的信心。而为了应对在东南亚的庞大开支,美国又一再的超额发行美元,而这一次要比1960年严重的多,当时美国短期债务为210亿美元,黄金储备为178亿美元,而到1971年美国短期债务高达510亿美元,而黄金储备则降至102亿美元,加之第一次美元危机在人们心中的阴影,1968年与1971年先后出现两次规模更大的美元抛售的狂潮。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蛮横的宣布“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核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同时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而一旦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则意味着美国国家信用支点的垮塌。而1972年6月与1973年2月又连续出现两次抛售美元的狂潮,只是抢购的对象变成了德国马克和日元,西方各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事实上已经完全崩溃,各国储备货币开始多样化,美国独占的铸币权开始向德、日等国分散。
  除此之外,美国地缘战略的重心本来应该在欧洲以及富产石油的中东, 60-70年代美国却将军事重心置于东南亚,大量的战略资源被牵制在了这里,而美国金融状况恶化使得这个问题变得越发的严重,反映到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之下,这就最终促成了当时美国的战略收缩及苏联的全球扩张,同时也让中东的欧佩克组织得以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这就进一步的抬高了油价,反过来加剧了美元的困境,使得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在这一恶性循环(或者用教科书里的叫法——经济滞涨)的连续打击下,整个美国的国民心态都处在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失落之中。
  这一恶性循环最终于1981年开始走向终结,新上台的里根政府开始实施新的财政政策——大幅提高银行利率和国债利率,同时降低商业活动中的税负。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流入美国去购买美国资产和国债;而与此同时,美苏冷战在经历了一段僵持之后,以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为标志,美国在战略上开始了从收缩进入反击,一时间全球战云密布,而美国相对安全的地缘环境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又一次成为吸引海外资本的本钱。一里一外两层驱动力使得美国自1983年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那段时期每年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都有数千亿到万亿美元。
  以大量国外资金为保障,美国开始引导国民超前消费,美国国民人均消费额达到其储蓄额的1.5倍,储蓄率从战后占GDP40%降至1%不到;同时美国政府自己也开始大量地“制造”赤字,在军事科研和军工生产中投入大笔的资金,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财政、贸易双赤字经济,说白了就是政府、民间一块借债消费。一个拥有两亿人口和旺盛消费能力的庞大市场就此形成¬——以消费能力论,它相当于两个半日本或近四个西德。
  而各国对美元如同毒品一般的依赖就此形成:上世纪80年代往后,西欧国家和日本等国由于人口少,国内市场与其制造业规模相比显得非常狭小,在各国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他们的国内市场饱和线很容易的就达到了,美国市场旺盛的需求就成为了拉动各个制造业国家经济最重要的发动机,各国通过贸易顺差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而为了保障这台“发动机”的正常运行,为了让美国人有钱继续消费,就得不断把储备的美元再投回到美国购买美国债券。这就形成了现在的一个按常理看来非常奇特的现象:一面是,在制造业领域一败再败、早已“债台高筑”的美国还在通过贸易逆差肆无忌惮的借债,时不时还通过汇率、利率的变化来赖掉部分债务,而另一面,作为“债主”的各制造业大国却无比依赖美国,小心翼翼地观望着美国的汇市和股市——美国经济一感冒, 全球就得跟着打喷嚏。而至此,在电视上的美国政府为何能在各种外交场合趾高气昂、牛气冲天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世界工厂与奇异的中美经济共生体
  如前文所说,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新中国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那个最核心的任务——维护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具体的说:首先是抗美援朝赢得朝鲜战争,在地缘上保障了东北地区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在此后从心理上断绝了超级大国与中国大规模交战的决心,同时恢复了当时海外华人对祖国的信心,许多华人能在物质条件反差巨大的情况下回到中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自信心;第二件事是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国防工业体系,为在封闭的国际环境下保持国家独立自足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三件事则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从1971年4月乒乓外交到9月尼克松访华再到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中美之间逐步的完成了一次微妙的战略接近,这使得中国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活动空间。
  需要注意到的是,这30年间,中国政府的操作主要还都集中于政治和国防层面,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一点则是:政治仅仅是建立在经济这一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政治层面的安定最终有赖于经济层面,这一点恰恰是不能长期违背的。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的这段时期,从金融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由四大家族所把持的金融体系通过滥发法币,对社会财富进行疯狂掠夺——即使拿“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来解释也说不通,一是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所属时代的正义性所能接收的底限,二是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并非用于“更大规模的生产”,而是单纯的用来支付少数人的消费——最多是发展了欧美国家的生产而已。仅从这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消亡就已经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不亡那是没有天理——历史是最为民主的,人民或是通过手(靠投票)或是通过脚(在斗争中加入一个阵营)总能“选举”出可以胜任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力量。话到这里,之前一些读者曾向我问到的一个问题在此处也可以有个答案了:站在历史的高度去俯视,历史总会向特定的时期赋予特定的使命,每一个历史的参与者都有其特定的角色或说是位置,这一“角色”演的好与不好是居于现在的我们判断其非功过的唯一标准——今后对我们的后人而言评价今天的我们也依然如此,脱离这个标准去争论谁、谁的好与不好,不客气的说都无异于刻舟求剑一般。
  书归正题,再回到新中国的头三十年中来看,坦率的说,无论从“市场”说还是从“计划”说,我们的经济建设都很难说是成功的。就“独立自主”而言,长远讲它的基础或者说支撑点都只能是经济,而且“独立自如”如前所言是为国家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而要把这个空间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的到的利益,归根到底也还是还要落实到经济上来。自1979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客观需求而言,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了,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成为了全国的一个共识。
  最初,中国与外界的联系,由于历史背景的限制,绝大多数时间都集中与官方的政治、外交层次,更差一些的时候则是在战场上,经济层面的、民间的联系实际是非常有限的,否则当时也不会有“不准围观外宾”这种现在想想都觉得邪门的规定。经济、民间的对外联系大幅增多是1979年之后的事情。从那时至今,从对外联系角度说,中国经济粗略的说已经走完了三个阶段——1979年到大约1993年、1994年:这一阶段的引进外资和进出口贸易量上基本上一直是在大幅增长的,但总体上那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是以内需拉动为主。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供应在一些领域第一次由不足变成了过剩,1992年中国经济开始“过热”,中国政府第一次面临正经八百的“潜在经济危机”的考验,而作为实现经济“软着陆”的策略,当时的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举措:首先是人民币大幅贬值,对美元官方汇率从最初的2:1一路贬到8.7:1——不过当时海外媒体对中国的兴趣更多的是集中在“民主”“人权”这些话题上,屈指可数的关于这一汇率变化的报道也是基于意识形态认为这预示着“红色中国政权的统治危机”即将到来(很多时候,在这些问题上脑子转不过弯来的恰恰是那些居于“开放国度”的人们而非我们中国人);其次是出台出口退税等政策。这一系列的措施把国内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引入到了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开始转向出口导向型。而从时间上说,前文中已经交代过,自上实际8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恰恰正在经历战后的又一轮全球化浪潮,“虚拟经济”逐步开始取代实物经济,物质生产开始向成本更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
  把中国放到“第三世界国家堆”里,很多优点立刻就会显现出来:其一,中国人勤劳、刻苦的传统文化观念在经济领域和非洲、拉美、南亚及东南亚相比要更为积极向上(这也是其他东亚国家在文化上的优势,例如日、韩),而且人口总体素质要高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1991年印度开始经济改革时全国一半的国民既不能读也不会写);其二,中国国内环境,以及周边环境都处在非常稳定的状态——这其中在南疆自卫还击战消除了一个最大的、“显性”(相对“潜在”而言)的干扰因素,对安定外部环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三,1979年时中国经济的起点固然很低,但同时之前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状态不经意间也使得后面中国的发展避免了像其他国家那样,因债务问题而受国内外多方各种势力的掣肘。
  正是凭借这些优势,自93、94年起中国的出口额开始大幅增长,除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缘故仅增长0.7%,最近几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额都在20%、30%,这其中,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大体上各占一半。从世界范围上看,就是各类产业开始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次的,迅速向中国集中。
  而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迅速壮大,中国政府手中可支配的资源也开始多了起来。对这里的读者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中国国防建设“井喷”似的发展,从“神盾”到歼-10令人目不暇接——要知道,90年代初某市造一座立交桥就花光了3年的财政预算。而具体到产业体系上,则是中国基础建设的进一步完善:03、04、05三年农村道路投资相当于建国后53年的总合,上世纪末一个三峡工程就曾牵动全国,而现在每年都会有多个三峡级别的大型工程上马……。这些最初是缓解经济过热拉动内需的措施,而现在这又为制造业向中国集中提供了又一个优势,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是印度、东南亚国家所无法比拟,这所带来的综合成本的优势是仅靠人力成本所没办法抵消的——现在,某些低级别的产业,比如服装,比如玩具已经开始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地去了,但也仅仅能到这一步,再复杂的层次就很难转移了,否则综合成本就要提高。那段时期某些海外媒体曾经借此以“资金外逃”又预言了一次“中国崩溃”,纠其心态,实际还是和93、94年时一样,与其说是“预测”还不如说是他们基于意识形态的一种“愿望”。
  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2001年11月,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如何评价呢?给笔者的感觉这件事可以用战后格局的形成来加以类比:二战中苏联军民牺牲3500多万,多年建设的城市、工厂都化作了一片瓦砾,直至苏联解体前夕,战争对人口比例所造成的影响仍然存在,但苏联是当之无愧的战胜国,胜在他可以把英、法等国挤到一边,单独和美国划分势力范围,胜在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取得了第一层次的位置。中国加入了WTO同样是胜在体系,中国至此完全融到了世界贸易的体系中来,有这一条,战略上就是胜利了,战术上的问题相比就不是特别重要。由于前面所说的优势,当中国的出口贸易障碍大大减少后,世界制造业由低到高逐层次向中国聚集在理论上就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了。
  由此开始,中美关系也开始发生了质的改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凭借美元本位制的世界货币体系和国内市场的旺盛消费能力,始于里根政府的双赤字经济迅速的作大,1981年之后,美国贸易经常项就再也没出现过顺差,国内资本大多投入到了各类金融“产品”之中——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果仅仅炒作钞票就可以获取利润,那么实物制造这道费时费力的“工序”自然是应该被省略掉的。于是,大量的资金都被投入到了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等金融衍生品的炒作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其下属的金融子公司原本的业务内容是进行汽车贷款业务,但就是这么个资本和人员只占全公司3%的小单位,由于参与了证券市场业务,所创造的利润居然能占到通用公司的30%,以致公司的许多高层领导都在琢磨“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造汽车”?而安然公司,一家原本规模庞大且经营不错的国际能源公司,在这种“钱生钱”游戏迅速膨胀的形势下经不起诱惑而“怦然心动”,大量进行场外能源衍生产品交易,为此不惜造假——也就是那场非常“著名”的腐败丑闻,到了2000年安然公司的营业额中与能源物质生产有关的部分居然只占3%,也难怪有人说“安然已经变成了一家投资银行”。相应的,这就必然造成美国国内制造业长期处于萎缩状态,工薪阶层20多年来没有过加薪,大量“夕阳”产业从业者失业(所以,反对全球化的很多就来自这部分人),美国政府和国会现在动不动就在所谓“倾销”和知识产权问题上指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除了增加利益博弈中的筹码,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为了应对和转移这一群体的不满情绪,而同时,也正是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维持了美国国民的生活水平。
  总之,美国经济已经走到了“生产”金融产品与发展中国家交换实物商品的“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而此时由于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聚集,中国就成了美国最大的利益直接来源国——美国超市货架上80%的商品标明“Made in China”,当然,西欧和日本的情况同样如此。就这样,从2001年之后到现在,基本上可以说中、美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体”,这并非出于什么人的主观意愿(事实反倒是两国中都有很多人更愿意向相反的方向去发展)而是一条无法逆转的历史轨道。
  从“中美战略对话”说中美战略性接近
  以1949年建国为起始,中美关系已经经历了3个阶段。最初就是纯粹的对抗,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就是这个阶段最明显的标志;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昔日的“老大哥”在中国的北方陈兵百万,而与此同时,如前文所说西方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正在被美国人自己所瓦解,冷战格局恰处于“苏进美退”的态势,中美首次在国家利益上出现了“交集”,而在1971年,深深陷进越战泥潭的尼克松政府正面临着美元的第三次抛售狂潮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毛泽东非常敏锐的抓住了这个最佳的时机,使得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一个未建交的国家进行了那次近乎于“朝拜”的访问,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美之间理论上所存在的共同利益逐渐的成为了现实,中、美政府之间开始接近,美国得以“体面”的撤离越南,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开始大幅的改善,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得以恢复,和西方阵营的大多数国家开始恢复外交关系……。
  到1979年元月中美正式建交,这一战略转变算是基本完成,中国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稳定、共赢的阶段,从共同利益的角度说,这个阶段的利益交集主要在于地缘安全,就经济而言西方国家当时主要还是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除此之外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和研究。这种稳定状态维持了大约十年的时间,至1989年开始走向终结——这并非因为谁作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是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作为当时中美形成战略上的默契的基础不复存在了。至此,中美关系开始进入到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这主要是美方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的混乱不清,在苏联行将就木的1989年,美国就主动扬弃了对华的战略默契的外交政策,转而将中国作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要一鼓作气将其“拿下”,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
  由此开始,克林顿时期提出过“战略伙伴”说,后来布什就任伊始又提出了“竞争对手”说……但就总的趋势来讲,那段时期中美关系是在向恶化的方向走,中国的外部环境要比1989年之前差很多,而其责任主要在美方——宣扬中国威胁论、支持中国分裂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科索沃战争期间轰炸中国使馆……到了布什政府上台初期,当时的种种事件表明美国正在沿着冷战时期的惯性思维为西方世界构建一个潜在的战略敌人,中美关系到此时已经走到了“谷底”。
  中美关系的“触底反弹”按照通常的说法是在911事件之后,但就笔者看来这只能作为一个时间上的标志点而已,事实上中、美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并没有太多的利益“交集”,相反,美国对我国新疆分裂势力的袒护将中美之间仅有的一点潜在的利益“交集”也压缩掉了,同时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渗透还对中国西部的地缘安全和能源安全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显然,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在地缘,当然更不可能来自于意识形态,那么答案就只能从经济领域来找。中美关系回暖并不是因为什么“反恐战争”,但其引子的确是911事件: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认识最初还是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而1981年之后,美国GDP中的大部分就开始主要来自于消费,制造业产品出口并不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经济上说,按照这个思路看中美还真找不到什么必须合作的理由,当时中、美交恶,和大程度便来自于美方的这种判断。在那种情况下,中国93、94年的汇率以及出口政策调整都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则是从那时起,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到上世纪末,中国已经初步有了制造业大国的气象,而在那段时期,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让美国的“金融大鳄”们从东南亚国家掠走了数十年积攒的财富,同时也把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杀了个七零八落,中国当时同样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当年经济增长为7.8%,大大低于其他年份,但从长远看这反倒巩固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变相的提高了日后“中国制造”的出口竞争力,再早些时候,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济在“休克疗法”和美国所主导的低油价的内外夹击下崩溃,中国因而获得了大量的廉价人才以及原材料,这同样也是在巩固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911事件之后,美国股市的庞大泡沫破裂,国内市场面临大幅通货膨胀的压力,此时只有大批进口廉价消费品才能抵消通胀,前面所提到的中、美经济共生体便应运而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中美“入世”谈判会完成于2001年的原因。
  “入世”成功之后,中国基本算是完全进入到了世界贸易体系,之所以加一个“基本”。是因为不少发达国家对我们的贸易壁垒还存在着,原因在上一小节已经提到过——主要不在经济利益冲突,而是因为其产业向外转移导致国内制造业从业者利益受损,西方国家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多半是为了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是政治性的问题。不过,这对大的趋势并没有太多影响,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就此形成。而由此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也日渐开始清晰,表现就是两国的接触开始增多,冲突开始减少,冲突的烈度开始下降。
  今年开始的中美战略对话,可以视作是中美关系进入到一个战略“拐点”的标志,同样这也标志的世界格局在冷战结束之后将迎来又一个战略“拐点”。06年、07年的两次中美战略对话,给人的初步印象是中美开始了自1971年以来的又一轮的战略接近,这之前,两国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强制作用”下结合成了经济共生体,而从现在开始,两国则可能开始主动去完成这一结合——面对历史规律,对抗只能是失败,然而被动地让规律“推着”走和主动“顺着”规律走,其结果同样是有很大区别的。
  冷战后对世界体系变化影响最深远的是什么?是伊拉克战争?还是现在的伊朗核危机?它们的“份量”似乎都不够,这些更像是历史改变的“标志”,而非“动因”。在笔者看来,真正的变化应该始于欧元的诞生和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不只是一时的棋局变化,而是棋手的改变——
  美国霸主地位的支撑来自其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美元本位质的国际货币体系,欧元区所带来的正是一个同样庞大的市场和一种可能取代美元的新的货币。欧元区国家与美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缘,有着近乎一致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以及经济制度,但是,如果将世界经济体系比作一条食物链的话,欧元区国家与美国恰恰也是最接近的——在美国之后欧盟成员国经济也先后进入到了“工业化后”时代,而因为有相同的政治、经济体制,所以欧元区国家经济如美国那样向“虚拟资本主义”也就同样是无可避免的——十年来,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从最初为美国的30%到现在已经猛增到60%。
  西方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其利益来源是用金融产品换取发展中国家所出口的实物产品,本质上则是这些国家的净储蓄,而现在的美国经济已经吸纳了全球净储蓄额的70%,因此,欧美之间围绕世界净储蓄的矛盾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绕开的,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高度一致”在这一条冲突面前都变得毫无意义——就如两次世界大战前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直接的关系一样。今天,美国货币霸权所面临的最现实的威胁恰恰就来自于其昔日的盟友所发行的欧元,而这一冲突到目前为止已经导致了发生在科索沃、伊拉克、黎巴嫩的“两场半”战争以及现在的伊朗核危机。
  美、欧货币霸权争夺,最终的标的物是世界净储蓄,而世界净储蓄的主要产生地只有一个,就是东亚——世界产业布局经过一系列变化之后,制造业主要都集中于东亚地区,而且,这一地区具有深厚地储蓄的传统,目前世界2/3的净储蓄额来自这里。
  原本在上世纪90年代,东亚各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呈现比较均匀的分布,93、94年之后,中国凭借其先天固有的优势、强大的工业能力(重化工业规模中国比巴西、墨西哥、俄罗斯高5~6倍,比印度高10倍),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开始对东亚经济形成整合,而亚洲金融风暴又在客观上加速了这个过程,近十几年来,日、韩、东南亚诸国及港、台地区的贸易顺差从主要来自欧美变成主要来自中国,东亚内部贸易率从90年代初不到30%提高到了60%。中国“入世”之后,东亚经济格局从先前的均匀分布演变到现在成为中国对欧美统合进行贸易。
  正是这个“出人意料”的变化最终彻底打乱了西方国家最初设想的理想世界:原本,无论货币霸权如何分配,贸易顺差都分散在各个发展中国家、地区,这些国家中无论任何一个对此都不具备发言权,而彼此之间对欧美贸易顺差份额的争夺也使这些国家很难结成严密的同盟,只能被动的接收欧美争霸的最终结果,而其它发展更加滞后的国家将无可避免的居于“食物链”的最底层。
  最初,东亚经济出现整合的征兆时美国也许就有所察觉——激化朝鲜半岛局势,激化中日矛盾,激化南海主权矛盾,支持台独势利,也可以理解为美国对东亚经济出现整合趋势后的最初,就是设法重新打散东亚经济布局,打断东亚经济的整合过程。显然,现在的事实证明这些手段都没有奏效,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制造业强大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国政府在面对周边潜在冲突时超乎寻常的定力。
  世界上未必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但中国这20多年来的付出的确是有回报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要面对着周边潜在的地缘威胁和国内民族主义的一片骂声,而在这两重压力之下却还依然故我的维持着可以说有些笨拙得隐忍政策,而其回报则是: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将东亚地区的贸易顺差高度地集中了起来,美国贸易逆差2/3来自东亚,其中中国一家所占份额超过了一半,一个延伸出来的效果是:由于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对其他国家保持着优势,使得这些国家不敢随意的调整本币的汇率,必须紧盯人民币汇率,这就使得中国逐渐可以间接主导东亚各货币的汇率变动,从而建立了一套新的区域货币关系。就这样,原先西方国家想定的国际新格局因为突然间硬生生的加进了中国这个新棋手而被彻底颠覆了——整合了东亚经济的中国主导着世界2/3净储蓄额的流向,而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对净储蓄的来源地则没得选择。
  至此,对比1971年,虽然环境和主题都已改变,但当时的那种感觉却又回来了:对美国而言,所谓的双赤字政策到现在已经积累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而且其双赤字现在正在以平均每秒两万美元的速度增长,而双赤字的扩大使得大笔的美元无法回流到美国,于是便造成了国际范围的美元过剩,在这之后,则非常可能是一场世界范围的大通涨——现在从石油到食品一连串的价格上涨便是先兆,一旦发生则意味美元以及美国的国家信用都将迎来末日;欧元崛起之后已经成为了欧盟内部贸易的主要流通货币,一部分铸币权已经从美国手中滑落到欧元区国家,而且欧元的强势已经在此之前抵消了美联储数次加息的努力。
  再来看中国的手中有什么,如前所说,以中国为核心的新东亚产业布局已在成型之中,而围绕人民币的新的货币关系则使得我们拥有了“有中国特色”的“币缘”优势,离开中国无论美国还是欧盟都根本不可能完成与东亚的经济对话;与之相对的是,如果美元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崩溃,那么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肯定不能避免,但这并代表中国就过不下去了——中国13亿人的国内市场消费能力还远没开发出来(有人说中国经济上会步日本后尘,恰恰是没有看到中国的这一潜在优势,美国在对日谈判上能压制日方其根本在于日本国内消费早已饱和,日本在出口问题上没有退路)。由此不难看出的是,这轮中美战略接近中,主导权依然在中方手中。
  上一轮中美接近,中国所解决的是地缘安全问题,而这一次,我们的利益首先来自经济:从产业布局上说,目前中国所整合的还只是消费类产品,在发达国家产业体系中,这块所占比重仅仅是1/3~1/4,真正的“大头”在于重化工业,以机床的数控化说,目前中国刚过30%,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60%,美、日为70%,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还远没走完,同样,发达国家的重化工业重新布局也才刚刚开始,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出口经济,其核心就在于靠“外需”与内需一同拉动工业化进程。从这一点看,相对于欧盟,美国的优势在于:他早已进入“虚拟经济”阶段,拥有“先发”的优势;中国对外贸易80%靠美元结算,和美元完全割裂,在一夜之间仅仅去依赖剩下的20%是不现实的;美国建立在货币霸权上的军事霸权翻过来是美元最有力的支撑,而从这点上看,美元的稳定性会高于欧元。当然,这些并不能抵消前面所说中国在这场博弈中的“非对称优势”,后者是根本性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优势会愈发明显的显现出来。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自始至终笔者在文中都使用的是“接近”而非“结盟”,同盟是排他性的,是可以长期、稳定存在的,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当我们处于国家架构重新“洗牌”的时期,在国家关系中任何对“长久”、“稳定”的追求都是不切实际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美国与美元的前景至今仍不明朗,同时美国近期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使得他的国际形象变得非常的糟糕,这些使得任何国家都难以找到把自己和美国完全捆绑在一起的理由。
  第一部分算是完成,后面在这个纲之下写南亚、东南亚和台海的地缘安全
  再往后,打算务虚一回,说说所谓的“盛世”与“治世”
  全球通涨早就开始了,只是什么时候发展成美元的末日是个问题,所以美国人才跟我们谈,谈好了,那我们就要帮他软着陆,谈不好,全球性的大萧条就指日可待,咱们的现代化进程肯定也要受影响,不过也没必要被吓死,以前败是因为人进我退,现在是大家一起跳悬崖,凭着国内市场,没准跳完了中国还能露个头
  台湾不是问题,怎么着都有机会,就算是软着陆,有中美轴心这层关系在,我们对东亚经济的进一步整合就是中美的利益交集,为了什么台湾的“民主”把东亚净储蓄打没了,那美国纯属是跟自己过不去,所以现在台湾当局成天猴急猴急的,阿辉伯跑日本去挨饮料瓶,就是有点想找下家的意思——另外一点挺有意思,台独内部细分的化也有亲美派和亲日派之分,现在这么玩下去,搞不好这两帮人以后也得分家。
  历朝历代一直到现在,中国的事情都是内政大于外交,外患无不是始于内忧,国家内部建设搞好了,上下稳定了,那说不上赢,起码已经利于不败之地,所以,说崛起也好,复兴也好,其根本在于建设而非破坏。实际美国取代英国也是如此,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角色都在于利用,而非发动。
  说台湾不是问题可能不准确,但肯定不是大问题,一是台湾现在基本影响不到内政,二是顺着现在的路数走下去,台湾和美国的战略割裂是避免不了的,美国经济要软着陆,则没有理由保台湾,要硬着陆,则没有力量去保台湾。所以说台湾问题现在不大了,当然,打一下还是必要的,有了前面的那一条,那战争最多把日本扩大进去,我愿意打是因为打可以打出一个“高性价比”的统一,不会像香港现在冒出一堆给你填堵的二毛子出来。
  说危机才是际遇那有点缺乏自信,有没有那场经济危机中国都是际遇,唯独是走的路子不同而已。
  文化这种软件上你的观点我同意,解放前是一头短,到现在是两头短:一是缺乏大国心态,缺自信、缺自尊、缺进取;二是缺内敛,缺谦卑和节俭。前一条,随着后面环境好了,应该会有所好转,毕竟像葛红兵、焦国标这样天生是三孙子的主不是那么多,但第二条长远来讲反倒不好把持。
  这些不是一场战争才能解决的,尤其是第二条。建国之后中国国民的那种积极进取维持那么久也没滋生一丝一毫像现在韩国人那样的民粹主义,毛主席可不是光靠打仗,打仗是懒办法。这东西要想长久还在潜移默化之间,最起码的,需要咱们现在少搞点盛世华章,少搞点超女超男,电视剧里少点大辫子……
  是否和某某必有一战我不好评论,毕竟我只是在分析,既没有内部消息也不会占卜之术,对战争,我能说的也只有一句: 不忘战、不畏战、不好战。
  形式是个问题,如果把金融战这类超限战也纳入到战争范围的话,那说不免一战还真说不出什么,当年德国和法国为了从美国人手里分走部分铸币权,就曾经刻意的在金融领域大幅增加美元的进出次数,以此来增加单位时间内美元的流通量,60到70年代的美元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么来得。一样的道理,只要中美经济共生关系还存在,这种斗争会长期存在——美国佬手中的东西,不斗一下他不可能撒手,但很可能是斗而不破。
  要是从地缘安全讲,那不妨量化一下,在中亚、中东一线,我们和美国斗争和合作大概得X四开,或者七三开,在东亚这块大概得反过来,起码会四六开。不过,现在倒是需要多关注一下日本,长远说,面对中国的复兴,美国有退路有余地——就像当年英国一样,日本则没有退路,不打一下的话,中日未来的关系还真不容易理顺。
  台海现在处在大的变革时期。从中美关系说,现在的变化让美国人未来对台独既没有力量去支持,也没有理由去支持,对岸也看出来了,最近通过了军购案,但又砍掉一大块,这里面既有献媚的意思,又想给老美甩个脸子,另外一层意思是,台美战略上的割裂已经开始了,所以对美国这个国家的贿赂也就显得没必要了,与其花几个亿买美国军火,还不如花几千万找游说公司贿赂几个政治挂帅的美国议员。
  再看台湾的小环境,一个字“乱”,从马英九的表现看台湾现在已经不存在政治家这个概念了,为了选票这帮人可以不管不顾,老百姓也是如此,现在看台湾岛就处于39度高烧的状态,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台湾当局中倾向于日本的和靠着美国的着两伙也要分裂,到时会更热闹。
  我的看法嘛,现在无论大环境还是小环境,时间都在我们的这边,所以不妨先放放,让各种因素都再发酵一段时期,这之前岛内喊什么关系不大(反正中央也被骂了那么久了,不在乎多这几天),没必要让这帮人牵着鼻子走。至于放多久,那是大环境决定的,不过相信不会太长。
  和统和武统之间,我更倾向于打一仗,为得是打掉岛内政客日后的政治资本,提高统一的含金量。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香港给我的映象,现在的那些“民主派”不光是年年游行朝拜国会山让人恶心,原本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港币间接让人民币成为东南亚储备货币,加速扩展对东南亚的影响,香港本身也能成为东南亚国家人民币的交易中心那样他就获得了第二次腾飞的机会。就是这样一个双赢的前景,被那帮“民主派”给搅黄了(可笑的是因为一场“保钓秀”现在这帮杂碎还成了一些人眼里的英雄)
  现在的大环境下台湾往后走只会更乱,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战略差距也会越来越大,所以才要先放放,让他发酵,现在要吃这颗桃子也可以,但为什么不让它在熟一点呢?台海的稳定也是东亚的稳定,我们也需要,稳定了,才能继续整合这一地区的经济产业,而这才是中国对美国最厉害的筹码,抓住这点,才能逼着他坐下来。中美战略靠近现在大概相当于1971年乒乓外交的阶段,还没有作实,过早的打乱这里,反倒可能搅局。
  香港的问题有些复杂,后面写到南海问题始会详细说到,大略的意思,这和当年发生在朝鲜半岛和台湾的事情一样,都是美国最初企图打乱东亚经济整合的手段,从这说,称这些“民主派”为国贼也不为过
  台湾现在的政治环境下,国民党08年的胜算不大,退一步说,就算是马英九赢了,那又能怎么样?小环境再变化,中美棋局这个大环境不会因此改变。对国民党来说,现在马走的路数是饮鸩止渴,为了和民进党争一时人气牺牲的是台湾中产阶级的长期支持率。台湾的政治气氛下,马要像赢就得变得比较像陈水扁,如果那样的话,另一个“阿扁”上台又有什么不同呢。现在是台湾的政治气氛决定政客的言行,而不是政客决定台湾的政治气氛。
  中美关系是决定台湾的大环境,这个前面提到了
  人心是问题,不过从大局出发,放一放还是合算的,试问现在的台湾又有几个人心向着大陆,拖几年,情况好不了但再坏也坏不到哪了。华人圈中“去中国化”只有一家真正搞成过,就是李光耀,现在台独这点手段都是这厮以前玩剩下的,但当时有个客观环境,就是中国大陆在物质上确实和新加坡差的很远,而且政治环境比较乱,现在这条不存在了,所以阿扁再玩“去中国化”就不那么灵了,剩下的招数就剩下愚民蒙敝视听了。
  人心这东西看在哪,像巴勒斯坦那种地方不好办,在台湾却不一定,当年日本人和老蒋虽说手段让人不齿,不过他们的确都做到了,发明方便面的那个安藤百福就是台湾人,人家就把自个当日本人。现在台湾比较乱,但还不够,再继续乱下去,乱到人心思定的时候,到不失为收复民心的一个良好契机。
  人民内部矛盾,大家都心平气和一些嘛
  台湾的情况后面会具体说,主要是前期贴出来的文章总要修改,所以重复的部分太多,现在打算把更新周期拉长一点,让每部分都比较完整一点。
  关于formymonkey 的问题实际前面也说过,这里在简要说一下,台海问题,如果说外部环境,近一两年内缓和一点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有了这个环境,对东亚经济的整合才能深化下去,甚至人民币的地位也能提高,做到这点,我们对美国,对日本才有足够的砝码,这后两者才是台湾问题的根子所在。再往远看,说句不恰当的话,这世上最好找的东西就是借口,实在没有造一个出来都没问题。中央不会被台湾当局牵着鼻子走,这既是指不会因为他的言行决定打,也是指不会因为他们的言行决定不打。
  就岛内说,我说过,国民党上台的前提是它得变得像民进党才行——现在是岛内大环境变质了,现在和文革时候差不多,更遭的是还没有一个政治强人能压制引导这股乱流,不是一人、一党能扭转的,更何况现在国民党上台的可能实际不大,这点如果你身边有台湾来的朋友,不妨看看他们的想法。
  以前我们的说解放有三种模式,绥远模式、北平模式和天津模式,台岛的前景,统一是必然的,应用哪一种模式,一是看当局的表现,二则是看台湾各个政治力量的实力,如果有那么一股力量可能在统一之后架空中央在台的权威,那么就必须打,打到未来的统一能名实兼备为止。
  内政重于外交,未来嘛,首先是要在一定程度上还利于民,现在社会财富的80%实际的确是掌握在国家手中,随着经济的增长,还利于民、扩大内需是势在必行。
  现在暴露出了不少问题,像山西的黑砖窑,但不应因此丧失对国家的信心,现在不论左也好右也罢,总是想借此把公众舆论引向“唱衰”,把怨气引向现在的政治制度,居心不好说但其行当诛。在愤怒完了之后,实际值得我们庆幸的是现在问题能被爆出来,出来之后中央能让媒体跟踪报道,没有去捂盖子,这就是希望所在。
  未来的中国首先需要的是一个“治世”,就是老百姓首先能保持对国家的信心,首先这在于政府的,其次,也需要我们所有人去参与,从股市的5.30开始,给我的感觉是现在总有那么一批人,在刻意的引导民众的怨气,他们已经不是所谓的一般愤怒所能解释的了。
  自有百家争鸣,儒、道、法、墨、兵几家就一直在彼此融会,至汉,已经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相对的而言。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反作用,一个问题出在后世对儒家思想的异化,其中又以朱熹礼教为甚,再考虑这位老兄豢养妓女,为家产逼兄嫂改嫁等等光辉“业绩”,还的确是“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币缘”新战略下的地缘安全
  “虚拟经济”的产生、壮大对国际政治而言,其影响在于:大国间的博弈会同时在地缘与“币缘”两张棋盘上进行,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从上世纪的科索沃到现在的伊朗,无论是战争还是核危机,其中的目的与手段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地缘因素。
  始于1979年的经济改革最终使得中国获得了在国际“币缘”战略中作为棋手的资格,而从利益诉求上讲,中国不同于其他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发达国家之处在于,除了“币缘”利益问题,中国周边此前还遗留有一系列地缘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198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一系列不友好的举动,使得我们中的一些观点,总会将中国崛起和中美军事冲突联系在一起,类似的声音同样还来自中国之外的地方:中国可能将在21世纪取代美国成为头号大国(许多人都将此描述成一个对美国而言非常恐怖的场景),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那么在此之前美国就必须用尽一切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再往后则中、美将不免发生一场大战……最后对结局的预言各有不同,但无论哪一种都分明在告诉我们中国没有可能去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笔者并非占卜术士,对这种预言自然无法做出评论,但至少我们前面的分析无法支持起这样的一种结论,仅仅从动机看,很难给美国找到一个必须与中国一战的理由:目前的中国还正处于物流经济阶段,而美国现在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货币霸权受到挑战,挑战者主要是欧元——欧元区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也已走上了“虚拟经济”道路,而美国已经吸纳了全球净储蓄额的80%,自冷战结束地缘安全消除之后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继续长期掩盖这一矛盾了,而欧美所争夺的净储蓄额中有2/3受中国影响,中国则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使用手中的“币缘”优势。
  而从更长远来看,美国货币霸权的终结也并非是靠消灭谁便可以避免,其症结在于其双赤字经济本身,在于资本主义逐利性对铸币权无节制的滥用:长期超额的发行美元,使得美元在国际市场过剩这是无法逆转的,而这种过剩是不可能无限制的延续下去的,由此所导致的世界范围的通涨,最终必然会消磨掉世人对美元的最后一丝信心,随之而来的,美国的战略性收缩也将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对此,美国没有更多选择,他所能选择的是收缩的具体形式:是“自由落体”?还是更为舒缓的“软着陆”?而经济的“软着陆”同样有赖于低价消费品来平抑国内通涨,这还是绕不开中国。不难看出,无论是近期还是远期,对于中国,美方的利益都只能通过合作而非对抗才能得以实现,中国掌握着此轮中美战略接近的主导权,而对中国而言,这其中所蕴藏的战略红利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中方完全有必要也可以将利益延伸到地缘战略问题上。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近一、两年里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鲜”的现象——仅从军事领域看,中美两军开始进行联合军事演练了,美国军方先是在今年4月邀请中国加入“千舰海军”计划,之后美国太平洋区司令基廷在来华访问中出人意料的表示“美国乐意帮助中国研发航空母舰”。如果局限于“就事论事”的范畴,那么美方的这些说法——尤其是航母的话题,都没用多大实际意义,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真正的含义在于:在此轮战略接近中,美方已经开始认可了中国在地缘战略方面的利益速求。基于“币缘”战略的利益,美国必然在地缘安全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较之以往更为合作的态度,除了因为中国把握着主导权之外,“币缘”与地缘因素所存在的相互影响也决定了中美在具体的地缘战略问题上,会因为“币缘”因素而出现利益交集,中美战略接近基于“币缘”,但必定会延伸到“币缘”战略之外的领域,一个基于“币缘”的新战略格局将在中美之间出现,并最终改变世界的战略格局。
  一些不好放到正文中的话:中美走到这一步,美国确实不会再把搞垮中国作为目标,但是,显然他会很希望有人不去提什么币缘不对称优势,一味的去和自己“友好”,而不是“博奕”。而在国内,现在的确存在这种人,不论居心何在,这种现象是我们所必须正视的。
  上面有朋友提到了自信心的问题,我之所以反感唱衰,从这里说,就是因为这会使得我们对握在手中的优势视而不见,这样一来最终受损的不单是面子,还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欧洲已经开始了自己的虚拟资本主义,而此前美国已经吸纳了大部分的净储蓄额,所以欧洲人和美国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除非美国人把已经吃进去的份额再吐出来,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欧美币缘矛盾是无法掩盖的。
  简单点说,就是美国人印美元,来换其他国家的实物产品,当然,金融产品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商品,实质上卖的是国家的信用保障,只不过现在美元的信用正在减弱。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数据文中已经给了,我们占了东亚出口额的一半以上,而另一半分散在其他国家手中,这就像某个行业出现一个垄断性的大企业,那么整个行业就必须随着他转,因为人家的竞争力最强,其他小企业不跟着他作相应的调整,就可能被挤垮,一样的道理放到这也同样管用,现在东亚对美元和欧元的取舍首先决定于中国,而东亚净储蓄又占全球的2/3,所以东亚的主流货币政策又会影响到世界,所以现在无论欧盟还是美国,在货币霸权的争夺中都需要中国站出来。
  书接上文
  由这一宏观环境变化所导致的一个问题,现在已经开始浮出水面,那就是美台之间出现战略割裂。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被视作是中美之间的首要问题,上个世纪末,或许是出于对华战略定位的模糊、混乱,抑或是作为打乱东亚经济整合步骤的一种手段,美国对台独势力一直采取一种纵容甚至是支持的态度。而入前所述,自2001年之后,中国主导东亚净储蓄流向已经是一个无法逆转的事实,伴随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加深,中美开始主动进行战略接近。到此时,原先美国支持台独势力的利益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当然,如果以美方观点看,维持所谓的“台海现状”,在和中国政府具体的利益博弈中,操作台海局势仍然可以作为一种战术级别的手段——但是,也仅仅是一种战术手段而已。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则涉及中国战略利益,如果中美战略性接近——这同样涉及美国的战略利益——要进一步深化,那么就没有理由不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对此美国没有更多的选择,因为中国的未来“币缘”战略有多种选择。在这一大环境下,台湾以及台独势力对美国的“战术价值”只能是一路贬值下去。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今年美日“2+2”会谈的联合声明中明确删除了有关“台海问题”的内容——所谓“2+2”会谈就是美日双方的外长和国防部长的年度会谈。而所谓“台海问题”则是上一届“2+2”会谈的一个主要内容,那时中国曾表示了强烈反对。当时美日把“台海问题”列入双方共同战略,其战略背景已经在前文提到过,就是美国要通过政治甚至军事手段来打散东亚的经济整合步骤,这一举动实际上就是一个准备联合干预台湾问题的政治姿态——美国是否真的军事干预,日本是否真的参加,并不是由一个会谈能决定的,但是这种政治表态无疑是一个军事威胁。而时过境迁之后,原来的战略环境已经变了,无论具体情况如何,单就删除“台海问题”这一事件本身而言,则是大势所趋,其中变数无非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而相应的,岛内台独势力也开始以各种方式加紧对中央政府进行挑衅,原因不外乎是对有利的外部生存环境即将不复存在,从这说现在的种种行为都颇有“做最后一搏”的味道。另一个原因则在台湾当局领导人身上——面对以贪渎案为引子的政治斗争,陈水扁必然要设法自保。陈要自保,就必须要给台湾制造一个非常时期的局面,不仅要民进党当政,更要形成一个非常时期,才可以趁乱自保。可以预计在后面的时间里,陈个人也必将不断推波助澜,推升台独的要价。但是岛内的这些问题始终不会对台海局势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所谓的“红线”最终是由大陆来划定,中央政府不会被台湾当局牵着鼻子走,不会单单因为他们的狂言而决定对台用兵,当然,也不会只因为他们的言论而否决。
  与之相比,更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前端时间的李登辉访日事件(相比较而言,对陈水扁来说台独更像是政治手段,而对李登辉来说台独则是目标)。“币缘”新战略格局下的中日格局同样在发生着改变——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迅速从一片瓦砾中崛起,从一个战败国转而成功地跃升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1952年日本的GDP仅占英、法的1/3,十年后的1962其GNP 就超过了法国,1967年和1968年又先后超过了英国和德国,从此长期稳坐资本主义世界二号经济强权的位置,这一方面得益于东亚文化在经济领域先天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冷战环境下日本对西方阵营的地缘战略价值。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咄咄逼人地在全世界发起扩张,“日本天下第一”,“亿万国民皆为中产阶级”,“日本经济殖民美国”这样的口号在当时的日本非常普遍,西方媒体也随之惊呼 “日本人来了!”,日本国内上下的信心都空前的膨胀。至1985年,当时的美国制造业受到日本的严重威胁——相对现在当时制造业对美国经济的主要性还是很重要的,同时由于大量的贸易顺差日本还是美国的头号债权国,在这一背景下,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西德5国财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协议,这就是有名的“广场协议”,日本之所以要屈从于美国,一方面是由于在国家主权上美国对日本非同寻常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日本国内市场狭小,而美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因此从经济上说日本也并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9月前,美元兑日元在1∶250上下波动,而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下跌至1∶200,跌幅达20%,此后,日元升值趋势大体持续了10年之久。
  由此,美国掌握在日本人手中的债务大大的缩水,日本制造业竞争力萎缩加之日元过度升值,其国内资本开始流向股市和房地产领域去抄做,制造出了一个庞大的泡沫,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泡沫经济”,最终在1991年这个泡沫彻底破灭,日本出现了自战前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至此一蹶不振。这段历史我们都比较熟悉,在此之后,为了应对经济困境,1992年当时的宫泽喜一内阁首次实施10万亿日元规模的经济对策,通过补贴大的财阀企业来拉动出口,而这样的代价就是大量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其后历任内阁纷纷效仿一直延续至今,积极财政政策俨然是日本内阁对付经济顽症的“祖传秘方”。但是,这1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花光了日本政府的所有积蓄。同时,日元在国际金融中有稳定美元的任务,这就注定了日元的走势要时刻盯紧美圆,日本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日元在一定程度上的贬值,有利于日本政府的收支改善。但是,为保障美元坚挺,美国是不会容忍日元进行贬值,争夺出口市场的。除此之外,日本财政还要面对高昂的养老金,面对财阀企业由于国外的竞争而利润减少,同时国内人力成本提高,通货膨胀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日本财政的困境。现在日本的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和大致为日本GDP的130%,而现在新的经济计划里债务依旧有扩大的趋势,从桥本到小泉4任首相6个振兴计划,走到现在,传统经济政策手段,日本已经做到了极至,到现在已经开始动用日本邮政银行——世界上最庞大的金融机构,也是日本最后的家底,日本政府必须要在邮政银行消耗完之前为日本找到新的经济发展之路……
  简单点说,我们整合了对欧美的贸易,所以我们的外汇储备最大,现在已经超过1.3兆美元,把FDI和非法的热钱抛除,我国能真正支配的约超过1兆,如果中国减持美元,使得短期内市场美元量激增,那么美元就要面临急剧贬值的问题,这时其他国家为了减少损失势必就会跟着抛美元买进欧元,而这返回来又会进一步加剧美元的信用危机……如此恶性循环,后果可想而知。
  由此不难看出,与欧美不同,日本仅从经济上看,他与中国之间并不存在太多的利益交集,相反,两国间的竞争关系则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币缘”优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对东亚经济整合的主导地位,日本经济未来的出路同样在于主导东亚经济整合,随着后面中国工业化程度的逐步加深,这个问题将越来越明显,也将愈加对日本不利,而仅仅限于经济领域的话,日本并没有太多的手段来扳回局面,如此,中日之间的经济矛盾就必然要延伸至政治层面。无论是参拜靖国神社,还是东海主权划分,这些争端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历史或领土,其实质都在于中日对东亚经济整合主导权的争夺。日本在这场竞争中通过改善自身,以内功提高竞争力的余地并不大,时间上看更是遥遥无期,而如果自己无法做的更好,那就只能让对手变得更差——这就使得在中日交往中,很多时候日本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极具破坏性的,其目标就是要在政治层面给中国制造混乱和障碍,以期让政治问题再反作用于中国经济。
  日本政府现在的很多作为,都正是基于如此的一种心态——早些时候的中俄石油管线问题,日本便是一个“纯粹”的破坏者,整个过程中日本完全是损人不利己,但以日本人的观点看,在现在这种大环境下,迟滞中国发展才是夺取东亚主导权的关键,在具体事件上是否“利己”反倒可以放到第二位去考虑;在历史等问题上日方屡屡“失言”,同样就是要反复刺激、激怒中国民众,借此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
  在现在的东亚经济整合的问题上,日本和英国在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抵制态度很相似,正是因为目前英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不占主导地位,故而常常扮演破坏者的角色。面对有利于中国的东亚前景,日本同样是经济整合过程中的破坏者,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后,日本在整合东南亚各国经济的过程中最终不敌中国,这以后这个特点表现的越发的明显。2001年之前,中美关系尚不明朗,当时美国针对朝鲜半岛和台湾的种种举动都得到了日本的积极配合,例如前面提到的日、美“2+2”会谈中的涉华问题,当时日本在遏制中国发展的问题上与美国有着同样的利益诉求,日本一面可以借此提升自己的区域乃至全球政治投送能力,另一面可以借助美国迟滞中国经济发展,打乱中国整合东亚经济的进程。2001年之后,中、美基于“币缘”的战略性接近的趋向逐渐开始变得明显起来,同时欧洲国家一面对中国施以激烈的言辞,一面也却也在悄悄加深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但是日本的利益诉求并未发生多少变化,在六方会谈中日本仍旧几次“不合时宜”的提出了人质绑架问题。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开始表现的甚至比美国还要“热衷”,也就有了前面所提及的容许李登辉访日。
  典型的日本人的思维:刻板有余,灵活不足,思维十分僵化,而同时又常执著于局部细节,往往却又忽略全局。或许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日本政府对东亚战略格局变化的反应似乎显得有点迟钝——日本之前的举动并未真正阻止中国掌握“币缘”优势,而由此对东亚地缘政治的影响已经使得中日争端开始向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实力在增强,未来中、美、日三国关系中的变数也越来越大,此时将中日之争与中国的统一问题绑在一起,对日本而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
  最近一期《世界军事》中有篇关于东亚三国演义的文章,是编辑部自己搞得,如果是奉旨所谓,其中的意思倒是耐人寻味。原本没打算说日本,现在看既然那边提了,所以就加了这么一块。
  胡总先在台海造势,还未作实又碰东海问题,或许是想做大生意(想说“下一盘很大的棋”来着,不过怕诸位拍我)
  下面打算说说印度,主要是因为这里除了军事问题,大家说得不多,所以专门写一下,权是为了好玩。
  南亚变局
  自2007年初,中印领土问题又一次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中国政府表现出了罕见的强硬态度。这里,我们同样有必要对印度进行仔细的观察。
  话题仍旧从印度经济说起,自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独立以来,印度的国家财政体系使得地方各邦对中央政府构成了极度的依赖关系,由于历史原因,印度中央-地方体系非常松散,这种财政体系正好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同时,苏联政府从地缘战略角度考虑,一直和印度保持战略靠近。最终,印度选择了参照苏联模式的混合经济模式,而苏联在印度经济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苏联是印度当时最大的国际援助来源国,也是印度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当时仅仅用牛仔裤就可以换到苏联的米格飞机,进出口始终都是逆差局面,而填补贸易逆差所带来的外汇缺口,除侨民汇款和资本账目顺差,印度的主要来源渠道是国际援助。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使得印度失去了最大的国际援助来源以及出口市场,经济理所当然的受到严重的冲击,由于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最终导致印度爆发经济危机,这就是1991年印度经济改革的背景。
  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早于印度,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世界来讲是非常特殊的,从未来看也是不可复制的,但我们仍可以将其归于“东亚模式”,即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增长-再投资,更具体的描述,则是:巨额基础设施投资—吸引外资(主要是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扩大进出口-扩大就业-拉动内需-全面经济发展。1991年之后的印度经济发展则完全是另一套模式,91年印度改革之初,他所面对的是其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东亚国家,超过50%的人口属于文盲。而同时,印度的精英阶层从英国人手中继承了纯熟的英语思维以及金融传统。
  基于这种状况,印度经济最终选择以服务业而非制造业作为突破口,改革前期的重点则主要放在了软件业,之后利用其比较深厚的金融传统,印度建立起了,十分完善的金融市场。相比较于中国,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作这样的描述:重点发展服务业-利用金融市场的发达刺激国际资本进入本过资本市场-刺激消费-拉动制造业-拉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全面发展。
  对比之下不难看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在于进出口贸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汇率问题如此看着的原因。而对印度而言,最重要的则是要保证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国内,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类似,只是印度是发展中国家,他保证资金流的方式主要是竭力使世人相信投入印度的资金将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从这个角度说,印度人的夸夸其谈和其民族性格未必有什么联系,这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他们生活中很合理的一部分。
  自本世纪初,印度的进出口贸易逆差开始迅速增大,2004年印度贸易逆差是200亿美元,到2006年为480亿美元,预计2007年将突破700亿美元。增额主要来自石油,这一方面源于印度国内石油消耗增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东乱局所导致的国际油价上涨,也正是这个原因,促使印度政府开始频频插手中亚事务。
  从上面的对比说,相对于中国,印度经济模式的实质就是一种跳越式的发展模式——印度人试图从传统农业经济直接跨过制造业阶段进入以服务业尤其是以金融业为经济主干的服务业主导型经济,也就是“虚拟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型经济。如此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了从过去所继承的金融传统,同时这也是为了回避印度基础建设薄弱的问题。
  然而,任何跳越形式的行为都必然会在稳定性上有所欠缺,印度经济也不会例外。近年来连续高速增长的贸易逆差则进一步放大了印度经济的不稳定性。同时,制造业发展始终是无法回避的,而印度现有的250多个经济开发区中,除了服务业就是IT和金融行业,受益者仅限于占社会少数的精英阶层,要改善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要创造就业机会就必须发展制造业。所以印度政府期待一次危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危机来使印度获得完成向制造业转型的必要资金,仅从经济角度说,这样巨额的资金并没有必须流入印度的理由——和日本人的看法类似,在印度看来这种机会已经超过经济学所可以影响的范畴,与日本人一样,印度也同样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中印问题同样也已不再限于领土争端——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对华问题上,印度会和日本有着那么多的“共同语言”;而印度选择在今年试射“烈火”导弹,并在介绍里特地强调北京在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同样不是简单的炫耀……
  但是,对于这种危机,印度只能企盼但绝不能把自身卷进去,缺少制造业这一根基的经济模式在高逆差之下很难经得起任何波动——即使是像爆发登革热这样的问题都是很危险的。91年的改革,改的不仅是经济模式,过去地方对中央高度依赖的财政体系同样也不复存在了,对平均每月爆发一次民族冲突的印度而言这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也正因此,印度才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和巴基斯坦缓和关系——当年费尔南德思在“非典”期间访问中国,而也正是在差不多同一时间,美国开始兵进伊拉克,国际油价应声而起……显然,我们很难把这简单的理解为印度人热爱和平。
  这回还真不是人家阿三主动惹事,他们爱忽悠不假,但可并不蠢,实际上面我也说到了,印度希望台湾出问题,希望中国崩溃,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任何有关于印度的风吹草动都够印度经济一呛,真到那时他东南部和西南部的稳定都要成问题,现在锡克族的税中央政府就已经很难收上来了。07年对印度而言或许是个战略拐点,而这个时候,在中印领土问题上印度就必须要给中国一个明确的说法。
  当然,我不是说那9万多平方公里就能囫囵个的归中国,但我们所得的也不能单拿土地来看。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南海问题也没太张样,但中国的政治影响回到了东南亚,那的华人地位提高了,东盟经济整合我们打败了日本,逼着鬼子现在除了捣乱没有一点建设性的对策。如今对印度也是这个道理,我们不是光盯着那点地,后面是要有大买卖的。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如此而已,这个问题和陈兄还是求同存异得好
  这就看怎么想了,实际今后看我们恐怕很难再去玩零和博弈,再去吃独食,否则就的挨着个的和周边国家打一圈,就算你都能全打赢,那我们在别人眼里和如见的美国、以色列会有多大的区别,如果没区别,那别人又为什么要接受中国?就为了了走只虎来条狼?而且,恐怕我们谁也不希望有人也成天琢磨着劫飞机去撞东方明珠。既然不是零和博奕,那么就有个问题——我们要取什么?要舍什么?这必须要看清全局,看清今后上百年的走势才能去作决定,是真正考量中国人的大智慧的大题目。
  印度当然有筹码,藏南稳定是筹码,未来中印经济整合也是筹码,中国选这个时候拿他一把,就是看准现在印度受不了任何波动,手中筹码不是很足,如果早几年的话,提这个问题反倒可能吃亏。
  我只是按着已有的表相来分析,国家决策者的真实想法嘛,可能除了胡总,还真没谁能清清楚楚地知道
  这里简单说说对香港的看法:以前香港经济的繁荣,主要是得益于内地的转口贸易,实际就是因为我们那时还不太开放,之后随着开发层次提高,香港的窗口效应就显得不那么明显了,这也是香港经济低弥的主要原因,有人把这和回归扯到一起,非得拿”专制“、“民主”来说事。借忠言兄的话,那真是在扯蛋。甚至说居心叵测也不为过。
  现在香港经济的出路在于,作为中国金融产品的转口中心,作东亚的金融中心——香港的资本市场比较完善,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这里可以通过这里间接输出人民币,使提升人民币的地位。现在的问题主要在于:香港“民主派”今天搞7.1游行,明天去国会山朝拜,甚至和台独都有往来,明里暗里和中央对抗,所以这条路始终走得不顺畅,当然,老百姓就得跟着继续倒霉。所以,因为一场保钓秀(实际正是保钓秀打乱了中央政府在东海的布置)就把这帮人吹成英雄,那除了无知,就是无耻。
  印度的模式在正文中说过,是跳越式的,国际油价上涨降低了这种模式的稳定性,今年粮价又上涨,所以这根弦已经绷紧了,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一大堆问题,而印度东南、西南原本已经作大,一旦出现经济危机,那么印度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关系就将充满变数,分裂也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摆他一道。
  《大国之路》至此算是交稿,下个坑怎么挖还在琢磨之中另外,这一路下来似乎都是某家一人再说,都快成单口相声了。光抛砖了,也需要大家抛几块玉出来才好
  印度的事情事情有些宿命论的味道,当年甘地的和平独立方式决定了印度国内不会存在一支绝对强势的政治力量,现在的印度政体就是这一基础的产物,他们的背后是几个大的家族财团,所以印度经济在“软件”上有个大问题,就是政府行动力弱,以前靠一级依靠一级的财政体系还可以约束地方势力,91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央政府迫于压力把这种财政体系“改革”掉了,或者说,这本身就是借经济危机地方向中央分权的问题,对于没有大一统传统的印度,这始终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如果再出现经济危机,那么自然还要分权,问题是再分会是什么样呢?原本一个弱政府,手中的权利像切香肠一样,就算每刀切的再薄,又能够切几刀呢?,现在,中国就是要抓着印度这个软肋使劲的踹
  印度的运气确实很好,每次面临问题的时候,总会有大国为了遏制中国来给他续命,不过几次运气印度利用的非常不好,只是缓解了问题,一直没有做出结构上的调整,这还是因为他的弱政府,所谓民主,最起码的一条是要为民作主,要为人民负责,但一个弱政府往往会把负责异化成献媚,人民创造了历史,但不等于说每一个“人民”都能看清历史,相反,实际绝大多数人对政治问题都是短视和感性的,一味的去屈从民意势必要断送百年长远大计。
  对比印度,实际我们的运气也不错,亚洲金融风暴、俄罗斯经济崩溃到伊拉克战争,都有馅饼砸到中国头上。而且每砸一次,都能砸出个不错的新局面。现在的中印问题早已超越了领土争端,藏南领土现在更多的是政治上的一个施力点,实际在这张谈判桌上谈的远不止领土问题。
  关于第三世界领袖的提法,在邓公之后我们就不再提了,我们一直都在重申“绝不当头”,今后也会如此,这一轮全球化,使得世界的主要矛盾变成了各个“虚拟资本主义”国家间对铸币权对全球净储蓄的争夺,中国的崛起没必要卷到其中,这也是我们和平崛起的理论基础所在,这种背景下,以泛政治的手段聚拢第三世界国家,未必有多少人会买账,相反可能给自己引火烧身,我们的工作核心因该放在经济整合上去,现在对东南亚,对非洲,实际都是以这个作为基础。将世界贸易模式转化为中国统和进行与发达国家的贸易顺差,中国再对第三世界国家形成贸易逆差,通过源头来控制世界净储蓄流向,这才是真正抓住了资本家的命门,而这也算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因为原本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高额盘剥将不复存在,中国会在这套体系中完成国家产业的现代化升级,会走向崛起,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能较之以往获得更多的实利,就现阶段而言,建立在这一利益公赢基础上的团结,才是最坚固的。
  关键在合作基础,必须要让对方有实利可图,我们的利益才能稳固。所以,我一直在说,我们恐怕不再会有零和博奕了。
  而且现在是历史的重新洗牌阶段,客观上也不太可能出现像过去北约、华约那么严密而且具有排他性的组织。
  我们也有上合嘛,关键在于因势利导,又不受其束缚
  而且大家似乎都忽略了一个话语权的问题。金融方面,如果一件事很多人都相信会发生的话,那么它就一定会发生,老美的话语霸权主要的价值不光在于能给自己的行为立牌坊,他的媒体宣传还有引导投资的作用,这是相当厉害的。所以,中国要打金融战,要强化自己的金融实力,媒体建设这块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也不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话,钻石的数量太过稀少,难以分割,而且不同成色个体的价值差异很大,再说也不如黄金性质稳定——如果放把火的话……,所以到现在也没有炒钻石的
  第三世界的领袖,至少现在中央是不会提的——高筑城,广积粮,缓称王嘛
  《大国之路》应编辑的要求还要再续一篇,一些问题会在那说清楚。
  尾 声
  最终,我们的话题还是要回到中国。先对前面提到的东西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从经济角度说,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一个困难阶段,随之而来的,我们的周边地缘环境正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而作为这一改变的直接驱动力,则是“币缘”格局改变,而纠其根本则是中国制造业经济的崛起以及“虚拟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
  然而,危机并未离我们远去,中国与外界力量在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的“暗战”一刻也未曾停息过。最起码,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媒体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言”并未停止——金融领域,往往一件事情如果很多人认为它会发生,那么它就一定会发生,无论之前的实际情形是什么样子。如此,显然这种“唱衰”就不能简单理解为一种“酸葡萄”心理。
  伴随着中美战略对话后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公众对这种经济“暗战”的也越来越多的存在着一种担心,这很好理解,西方国家的金融传统远比我们深厚,对方拥有着更为完备的金融体制、法规以及雄厚的人才资源。但是,当话题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时,这一问题就不再会局限于单纯的金融操作:所谓“虚拟经济”,只有当其游戏规则被所有参与者所认同,并一直进行下去,那些变化的数字才会最终转化为实际的利益,否则,这些数字的变化将不存在任何意义。上世纪60至70年代,在既定规则之下,西欧国家刻意提高了国际市场中美元的流通数量,从而加剧了美元危机,进而开始动摇美国的国本——货币霸权,而美国政府的应对手段最终并没有局限于规则之下,而是在1971年和1973年分两步彻底摧毁了这一“规则”——“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就像一个人在面对黑客攻击时,并没有在电脑上与对方斗法,而是一把扯掉了电源插头。
  伴随着最新一轮的全全球化发展,现在的大多数国家实际上都已是“虚拟经济”的参与者,但是,并非每个参与者都有资格去作这种“拔插头”的选择,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东南亚国家就只能眼看着多年积累的财富随着一连串的数字变化而消失掉。究其原因,不外乎这样几点:首先,东南亚国家的政府都缺乏足够的行动力,是典型的“弱政府”——连日常政令下达都无法做到如臂使指,在面对金融危机时自然难以做出果断的反应,特别是这些措施将使特定群体的利益暂时受损的情况下;其次,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体系一旦与国际市场割裂,将很难维系;此外,从主观上说,危机不会单单因为金融游戏的停止而消失,它只是转移,而其目的地则往往就是战场,一旦美国大兵压境要对东南亚国家“强制执行”,那以这些国家的军力同样无力抵挡。
  前文中说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币缘”战略格局中棋手的变化,中国之所以能够有资格做“棋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可以做出超越一般的金融规则的选择:中国政府具有足够的行动力,无论是亚洲金融风暴还是非典时期,政府的表现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如前文所说,中国在“币缘”问题上对欧美具有“不对称”的优势,我们就有13亿人的国内消费市场,在国际“币缘”问题上具有多种选择,而我们的对手则恰恰没得可选。而除去消费市场之外,另一个问题在于能源,从这一点看,近些时候中国政府连续宣布发现大型油气资源、可燃冰,同时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这一切得背后,恐怕都有深远得考虑;我们同样还要看到,地缘安全环境的改善并不意味着可以就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相反,我们不寻求美国式的货币霸权,但在中国本土与外资所进行的金融博弈中,需要军事力量作为最后一道“战略威慑”,由此而言,未来中国的军事力量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都不能再仅仅局限于考虑周边的地缘安全问题,“币缘”因素同样需要被考虑。
  今晚过得比较郁闷,为了给一哥们救急,下面这劳什子东西必须在一夜之间完成(您到早点说啊),字数、内容都卡在那,给人的感觉就想象在浆糊里游泳。之所以还贴出来,主要是为了给大伙看看当时俄罗斯激进民主派的表现,也算是面镜子。
  相对来说,极左的危害现在实际不算大,他们的那套理论离开网络现在基本没什么市场。倒是泛自由的“民主派”更威险一些,毕竟,那套“民主、自由、人权”放到现在还是满能唬人的。
  对了,还是老规矩,暂时对需要转贴的兄弟们说对不起——实际这篇也没什么东西。
  车臣问题的回顾与展望
  2004年,莫斯科时间9月1日10时,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恐怖分子进攻并占领了位于俄罗斯南部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将参加开学典礼的约1200名师生、家长扣为人质。9月3日13时,由于绑匪在安装炸药时意外爆炸,导致一场混战,最终致使338名人质丧生、700多名人质受伤,死者中包括150多名小学生……这便是继9.11之后最严重的恐怖事件——“别斯兰事件”。
  而在此前一天,也就是8月31日,莫斯科里加地铁车站发生自杀性爆炸事件,造成10人死亡,更早些的8月24日,两架俄罗斯民航客机几乎同时在空中爆炸,100多名乘客与机组人员全部遇难。2004年的那个夏末秋初留给俄罗斯人的,绝对是一段充满恐惧与愤怒的记忆,而其直接的制造者,则是俄罗斯车臣分裂势力。至今,这一系列恐怖事件已经过去了近3年时间,但是,我们仍有必要去再一次审视这段历史——这不仅仅是为了悼念异国的死难者……
  200年的积怨
  现在的俄罗斯车臣共和国是俄联邦的八十九个联邦主体之一,位于俄罗斯北高加索捷列克河沿岸,北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为邻,南与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壤,东靠达吉斯坦共和国,西部是北奥塞梯共和国,面积1.5万平方公里。
  车臣民族祖居高加索山区, 15~16世纪金帐汗国解体之后,开始向平原地区迁徙,并开始信奉伊斯兰教,属逊尼派。车臣民族与俄罗斯的渊源始于18世纪初,俄国正在彼得大帝的统治之下。俄国的崛起与扩张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当时的俄国以东正教保护人自居,宣称自己“有义务保护东正教国家免遭穆斯林的入侵”。具体来讲,这包括两条战线:向西,以帮助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挣脱奥斯曼土耳其奴役的名义,进入巴尔干半岛;向南,则借帮助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反抗波斯人的入侵的机会进入高加索地区——1795年,波斯人攻陷第比利斯,沙俄军队要援助格鲁吉亚人,就必须穿越车臣人的领地。
  在这一背景下,沙俄进入车臣地区,1785年,车臣宗教领袖乌苏尔马率领车臣人、卡巴尔达人和卡尔梅克人与俄军展开激战,最后以失败告终。而在19世纪初至50年代,沙俄又与车臣人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高加索战争”,直至1859年,当地宗教领袖沙米尔被俄军生擒,车臣才并入沙俄版图。19世纪70年代,沙俄与奥斯曼土耳其再次开战,车臣人也闻风而动起义,又一次遭到镇压。
  而在苏维埃时代,车臣民族与俄罗斯之间的积怨并未消减,相反却进一步的加深,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苏共高层一系列错误的民族政策: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开始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加速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在全国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并划分“富农”。在俄罗斯,一般的贫苦农民是养不起马的,而车臣族由于从事游牧业,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马匹。而由俄罗斯族工人组成的工作队,往往把有马的车臣人统统划作“富农”——不但没收财产,还要消灭。这种荒唐的做法激起了车臣人的普遍反抗,据统计,从1929~1935年,车臣共爆发了286次反抗建立集体农庄的事件。
  在随后30年代肃反运动中,车臣民族的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同样受到迫害,这就又进一步加深了车臣人对苏共和俄罗斯人的民族仇恨。二战期间,车臣人的这种民族情绪被德军所利用,纳粹许诺给予车臣人充分的自治权利,从而得到了一些车臣部族的支持,部分车臣人成立了一个“高加索兄弟特别党”,与德国人合作。
  部分车臣人在德国占领期间的表现,激怒了苏共高层特别是斯大林本人,使之最终迁怒于整个车臣民族。1944年2月苏联政府强行将车臣人全部迁往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伯利亚,这一迁徙过程,导致了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的车臣人死亡。在流放地,车臣人与当地居民隔离居住,每月要到内务部门登记,出远门要请示汇报,不允许开办用车臣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实际等于被剥夺了公民权利。斯大林去世之后,直到1957年,苏联政府才宣布为车臣—印古什民族恢复名誉,恢复其自治共和国的建制,并允许车臣人返回故乡,为了给予车臣人补偿,又把捷列克河以北的非车臣人聚居区划归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但是之前的错误举动,仍然严重地伤害了车臣人的民族感情,民族间的积怨进一步的加深了。
  车臣民族矛盾的另一面则源于其民族特性:车臣人民风骠悍,不事生产,至今甚至仍保留有“血亲复仇”的传统。在并入沙俄之前,车臣民族仍然是原始的游牧民族,其社会构成还处在原始的氏族(泰普)阶段,政治演进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家庭、氏族(泰普)或部落基础上,四分五裂、凭实力火并是政治常态。而不当的民族政策又使得车臣人对国家缺乏认同感,使之始终没有融入到真正的现代社会,反过来,这种民族特制有加深了其与俄罗斯人的隔壑,一个死循环就此产生。
  两次车臣战争
  20世纪70年代以后,苏联经济逐步进入停滞时期,发展步伐越来越慢,至80年代初,危机进一步加深。如前述,车臣人存在不事生产的民族特性、原始的社会结构以及过高的出生率的,同时车臣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车臣人平均受教育程度都比较低,这似的车臣失业现象特别严重,其中维持生活的90%收入来源要依靠政府的预算拨款,至1991年,车臣人口失业率达30%——同时期全苏失业率还仅是个位数,这就使得车臣人容易受到极端分子的煽动铤而走险,而苏共中央对此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联盟的解体,最终引爆了这颗“不定时炸弹”。一般认为,就内因而言,苏联解体是激进“民主派”和极端民族主义两只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一点,在车臣问题上充分的体现了出来。车臣分裂始于1990年,在“8.19”事件之后,民族分裂势力开始公然冲击苏共政权机构,而苏联的激进“民主派”们此时对于反共已经达到了一直歇斯底里的地步,当时叶利钦曾赞许杜达耶夫是“山区里的叶利钦”,而为了避免被扣上“压制民主”的罪名,苏联各强力部门事实上都只是在袖手旁观,原本可以在初期压制下去的分裂活动至此开始演变为一场灾难。
  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车臣总统”民主选举,将所有的非车臣族裔全部排除在外,而即使在武装分子的监视之下,杜达耶夫的得票率也仅仅是12%,但仍顺利当选。
  车臣虽然只是处于里海与黑海之间的弹丸之地,但却是进出高加索的咽喉要道。它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从中亚向欧洲输送石油的管道同样也必须经过这里,长期以来,能源产品是俄罗斯除军火外在国际市场唯一拿的出手的商品,能源贸易一旦阻塞,俄罗斯的损失将是灾难性的。因此,长期以来,牢牢控制住车臣始终是俄罗斯的重要国策。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激进“民主派”们正在忙于架空联盟中央,通过《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1990年8月,刚刚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来到俄罗斯联邦的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视察。在那里,他发表演说,鼓励鞑靼斯坦“尽可能地争取独立”。这实际上是想通过地方领导人的手暗中破坏戈尔巴乔夫为缔结新的联盟条约所做出的努力。叶利钦还曾经公开煽动说:“地方能吃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时的俄联邦虽然仍坚持维护车臣主权的原则,但其具体实施则是非常软弱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抱薪救火。在与分裂势力的谈判中,联邦政府一味的妥协:承认了杜达耶夫的总统地位;对车臣银行的账户解除冻结,以便拨去退休金;车臣还得到了给自己的公民颁发护照的权利;在1992年5月格拉桥夫甚至命令将被高加索军区一半(实际则是95%)的武器移交给了车臣武装,其中甚至包括最先进的T-80坦克。1992年5月25日,杜达耶夫与俄联邦代表斯特罗戈夫中将签署了《关于撤军和车臣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分配财产条约》,据此,联邦一切行政机构全部撤出车臣。俄罗斯除了在名义上没有认可,实际上已经完全承认了车臣独立。而车臣,也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国家性质。
  但是,由于车臣民族原始的社会体系,这里并未真正建立起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体系,更遑论“现代民主国家”,宗教和民族极端主义的统治使这里看上去更像是塔立班制下的阿富汗,种族清洗迫使多数非车臣族裔选择出逃。比北京市面积还小的土地上竟然是军阀割据、派别林立。而由于车臣民族不事生产又崇尚武力,其对周边地区的犯罪活动始终未停止过:伪造汇款单、以半官方性质造假币、盗窃石油产品、抢劫过往列车以及劫持人质,勒索赎金,这些竟是车臣资金的主要来源。或者说,车臣事实上的独立并未使俄罗斯的利益不再遭受损失。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内政局在92年后逐渐趋于稳定,同时,为了恢复国家经济,石油出口问题变得异常重要,而车臣既是石油产区又是通道,同时车臣分裂势力还威胁着整个高加索地区的能源战略布局。在这种背景下,1994年12月,俄军兵分三路开进车臣境内,当时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曾自信的说:“只需一个空降营,几天就可拿下格罗兹尼。”
  这种自信最终被证明是毫无更具的,数年的动荡极大的折损了俄军的战斗力,从高层到基层一系列的战术错误导致俄军损失惨重,12个月内数千官兵以及2万多平民在战火中丧生。
  而另一方面,车臣问题始终笼罩在西方国家的阴影之下——美国出去巩固全球霸权考虑,而西欧则在历史传统上对俄国就一直心存忌惮。具体来说,除了暗中资助车臣非法武装、在外交场合向俄政府施压外,由美国主导的始于冷战时期的低油价政策也仍然在继续,从前正是长期的低油价,破坏了苏联的国际收支平衡,加剧了其国内市场的通货膨胀,最终使得联盟走向解体。同样,本已被“休克疗法”折腾的奄奄一息的俄罗斯经济,在低油价的打压下开始走向崩溃,而车臣战争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影响——造血机能正在枯竭,那么让一个伤口持续流血显然是不能接受的。最终,虽然车臣非法武装遭到重创,杜达耶夫本人也被炸死,但是俄军仍在苦战一年之后无功而返。
  而第二次车臣战争,从宏观角度看仍然决定与能源这一因素:一是俄罗斯围绕石油生产、出口的安全诉求没有改变;二则是由于上世纪末美国,为打击欧元开始频频插手中东、中亚事务,导致上述地区动荡,国家油价迅速上涨,在这个背景下,以能源为主要出口商品的俄罗斯得以恢复元气,而自科索沃战争后,美欧之间逐渐出现裂痕,同时中东的动荡局势似的西欧在能源问题上开始有求于俄国人,俄罗斯的外交活动空间开始增大。在这一大环境下,1999年8月,俄罗斯抓住车臣叛军入侵临近的达吉斯坦共和国这根导火索,发动了第二次车臣战争。2000年2月初,俄军最终以阵亡官兵1173人的代价,击毙叛军约一万人,恢复了对车臣地区的控制,取得了战争的全面胜利。但是,残余的车臣叛军化整为零,逃进山高林密的高加索山区,仍然可以从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国外势力那里获得援助,而多年战争在车臣人心中所造成的创伤短期内很难抚平,前面提到的那个“死循环”仍然存在,2004年一系列的恐怖袭击,其根源便在此处。
  未来展望
  从现在看,车臣地区的这种“动态稳定”还将维持一段时间,之前两次战争的胜与败,归结起来都和石油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仅从国际油价持续上涨来考虑,进一步稳定车臣局势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油价红利不是无止境的,能否在这一红利吃完之前为俄经济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将最终决定车臣局势的走向。
  而要使车臣民族和俄罗斯走出“死循环”,同样还必须有赖于俄民族政策的改善,未来势必需要通过移民、教育以及经济手段,才能最终使车臣人真正融入进俄罗斯。
  (顶到博扬兄回来!
  我国对加工贸易政策进行重大调整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7-07/23/content_6419716.htm
  这则消息可不得了,牵涉到方方面面。博扬兄怎么看? )
  我说最近怎么老打喷嚏,原来是这老几位念叨的新闻大致看了一下,我的想法是:这首先应该是现在中国能源战略部署调整的一个步骤,再深入一些,应该是出于“币缘”战略调整的考虑。前段时间,最早先是在油气田勘探方面大量的造势,弄得好像这些资源是一夜之间冒出来得一样,这应该是“开源”,总理着简装号召节能、立法空调温度不高于26度着是“节流”,总的说这两步都立足于“势”,是亮牌,但还没打出去。不考虑金融领域,对实际生产层面应该不存在太多影响。现在走得这一步,应该算是把牌打出去了,这可能是决策层觉得给对方的压力还不够大。我们的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比例大致是一半对一半,但主要贡献则来自一般贸易,所以中国限制加工贸易还是有底气的;另一层含义前边和fenrir的讨论中也说到过——对于大多数非核心的企业而言,要他们发起加工贸易,搞自主创新,把这部分生产能力的性价比提上去,有时是要靠逼着才行的。
  从再长远一点的方面来说,低端产业从中国手里向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实施二次转移是必然的,一方面这有利于降低能耗、减少污染、提高生产力的性价比,一方面也是让利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而人民币走出国门,建立我们自己的币缘圈应该就是伴随着这个二次转移来实现。
  总的说,减少加工贸易特别是低端产品的加工贸易是大势所趋,或早或晚肯定是要搞,现在提出来,一是条件已经成熟,不怕这部分生产能力没事情作;二则是可能有比较现实的考虑,或许是要向某些人进一步的施压。
  人的确是问题,朝鲜得一步一步引导他融入中国主导的市场经济,政治上的因素太多,维持稳定还可以,产业转移一时半会指望不上。现在主要还得在东南亚打主意,不是说这里的劳动力素质多好,主要是这里是最“不差”的,对东南亚,我到觉得在拉拢的大环境下,需要在必要的时候单拉出一两个敲打一下,越南应该就是这其中的一个选项。
  原来我还想到过非洲,不过接触了几个那边过来的黑哥之后……好在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慢慢培养吧……
  (问题就在于怎么解决就业问题啊!毕竟我们人多,需要大量的密集型产品来提供就业机会。)
  现在敢限制加工贸易,就说明对这部分劳动力的转移上面还是有底的,要不然也不能有这么大的动作,所以不用太担心。
  如果从长远看,解决就业也不能光盯着国内制造业,最起码这样干环境和资源上的压力我们就受不了,增加就业机会还可以在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上下功夫,再则可以考虑让一部分劳动力走出国门,搞劳务输出,或者在国外设厂的话咱连设备带一部分工人一起弄过去,反正当地人的素质也做不来。当然,这还有赖于中国政府影响力在世界的延伸,否则咱中国人出去难免要受那些懒汉的气真到那天的话,由老刀牵头大家搞个“白水”公司倒是满有钱途的
  您都过30的人了,这个“兄”字博扬是绝对当不起的准确的说,不是“已经”而是“正在”,我们现在所整合的主要还是消费品,在一个发达国家的产业体系中这块的份额一般是1/3——1/4,但是大的趋势就在那摆着,不可能说一切成为现实了大家再坐下来谈,而且就是这1/3就已经可以左右世界经济了。
  美国应该算是基本进入到了“虚拟经济”阶段,当然,那种只炒作钞票而不带一点实物经济的“理想”状态不太可能会出现。至于欧洲,在虚拟经济方面较之美国要慢一拍,一是欧洲工业化完成就晚于美国,而且市场整合也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另一方面美国对欧元的压制也滞后了他的虚拟经济步伐。
  中国对物流经济的影响我们不能看国内,而是要从世界范围看,中国制造业占了东亚总合的一半,关键在于这个量实在太大了。就外资而言,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制造业外移主要是一个成本的问题,除了人力成本外,最终要看的是综合成本,这里有基建的因素,有劳动力素质的因素还有社会稳定的因素,中国的低成本体系现在在别处是无法复制的,他东南亚国家再血汗工厂,在综合成本方面还是比不上我们,整合到了这一步,基本就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除了服装之类最低级的产业,外资现在想走也不好走,那就得习惯看我们的脸色。所以现在中央敢逐步的取消对外资的部分优惠政策,只是我们的地方政府现在还转不过弯来。
  还要明白的是,最终的一个重要的施力点在于中国的外汇储备调整上,中国1.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和外资有关的FDI连带非法进入证券市场的国际热钱仅仅占了那个“0.3”而已,一万亿这个大头在中国政府手里。
  产业升级后面还要继续,主要就在于升级我们的重化工业,你提到的问题,是近两、三年内才开始作为经济工作重点的。
  信息技术这块的内容后面确实打算着重说说,这里先简单的谈两点。
  最近几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在发达国家来说,重点在于他的金融资本,在于经济虚拟化,互联网最大的价值,在于为这种全球范围的资本运作提供了一个物质平台,做到了跨区域同时运作——隔着几个时区,敲两下键盘就可以完成交易,没有这个基础现在的这种金融炒作是没法想象的。
  而且IT产业本身也是金融炒作的一个对象,他的前景固然很好,但对此的宣传明显还是有很大炒的成分在里面,弄得当时国内大学各种专业都想方设法往“信息”上靠,家长一听这两字就争着抢着把孩子往里送。
  911之前,言股市必说纳斯达克,特别是欧洲启动统一货币以及科索沃战争之后,从欧洲逃离的资本主要都投入到了这块,当时美国的IT公司就是拿着这笔钱在挥霍,各种软硬件的试验可劲的来,911之后,泡沫破了,不过一算帐美国国内银行实际没多少坏帐,买单的主要还是外国人,但那轮疯狂之中搞起来的软硬件设施和人才都实实在在的留在了美国,所以现在我的看法是当时美国人实际就是在圈钱。这以后一直到现在,全球股市一直都处在一个恢复阶段,高盛现在先是弄出个BRICs,后来又抄做N20,实际还是想弄出个看点来大伙接着炒,不过效果不怎么明显。
  简单说呢,西方世界的信息产业获利的途径实际主要是鼠标+货币,印度的情况也比较类似,实质都还是虚拟经济。中国这里不太一样,我们的信息产业现在还是鼠标+水泥、鼠标+钢铁,所以很多东西可以参考,但不见得能完全比照着别人的样子来作。
  确实有人提过,如果IT技术早十到二十年问世,苏联就可能不会解体。有了这个物质基础,市场真实信息的及时反馈确实就具备了可操作性。我的看法是,反正现在国家手里的钱已经非常充足了,不妨像以前在深圳那样,选一两个地方作新型计划经济的试点,为以后进一步改革作“技术储备”——实际不光是物质研发,经济这种软件也是可以试验,作技术验证的,只是在一般的所谓民主国家里搞不起来,目前也只有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具备这个条件,既然现在有这个经济条件,那不搞白不搞嘛
  本来就是一个假设嘛,就是想说明信息技术可能会让计划经济模式变得更有可操作性,能抵消掉过去“旧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当然,就像我上面说的,这需要几个“新型计划经济特区”作试点。
  我的看法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影响,最起码,今后的经济体制中“计划”和“市场”的成分比例会有比较大的变化,而无论从资源还是效率的角度说,这种变化都应该是良性的。
  一两年内肯定作不到,但往下数五十年、一百年呢?战略问题本来就要谋万世的。唐初李世民都可以硬挺着精简官吏,放到今天,我们为什么就一定作不到呢?随着这几年经济再次转轨,等未来消费型经济建立起来了,贫富差距逐步减小和,中低层的公务员还能像现在这样是吸引人吗?这个时候要改造权利架构会不会比现在要容易呢?
  况且提高政府效率中央也一直在都在说,至少中央机构近几年从绝对的量上看已经精简很多了。至于地方,确实是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不是光体制改革就能摆平的。
  我也只是提出一个大致的方向而已,具体的实施必然是要建立在试验和这之后的大量的数据计算之上的如果只是凭我的个人感觉而言,新计划经济体制最起码在中国应该是以国家为定价主体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任何经济体制的建立都是尤其历史渊源的,以前的旧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到现在,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中国家的色彩或者说是“官办”的色彩都非常浓厚,其实不光我们,东亚地区中日韩外加新加坡,这些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国家掌控的部分都在六成以上(不少人可能不相信,很多日本人都一直认为他们走得是计划经济)。从这个历史渊源考虑,我感觉未来的定价主体仍然还是要有国家来担当,进一步的说,现在的强势政府必须一直维持下去,所谓的“大市场,小政府”那纯粹是邯郸学步的想法。
  至于具体步骤,我的想法是效仿当年深圳的做法先搞一两的“特区”——这个也只有现有的中国政体办的到,真要“民主”了,想这么试门都没有——逐步的调整“市场”与“计划”因素”的比例,现在都在倡导科学,实际这种试验远比一帮人在议会里扯皮更具有科学精神。
  如果我前面关于新计划经济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西方发达国家很不好说,从历史传统说,他们就很难做到国家为主体,套当年评论苏联的话,就是他们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积重难返”了,除非爆发某种形式革命。
  现在的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更难说,经济滞后是一个问题,政府执政能力太弱,整个就是个大号的维持会,不用考虑那么远,照现在这样玩下去,今后没准就会出现一批脱离文明进程的“边缘国家”
  其实和老牌资本主义们比,中国的那些个利益集团真算不了什么,所以如果想解决,在方式上中国还可以叫改革,换他们恐怕就要叫革命了。
  农业问题我的看法是不能完全归咎于所谓的“体制问题”,这其中应该还有一个决策上的问题:自建国始我们实际上就是在企图走一条以农业养工业然后工业再反哺农业的路子,这个和“体制”不“体制”的没多少实质联系,城乡间确实是长期存在“剪刀差”,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农民在改革之后的生活水平会出现升了又降的问题根源。
  而现实情况是靠农业给工业实施积累实际上效率很低,在现代社会这招其实并不好用,所以在牺牲了几代农民的利益之后工业仍未实现对农业的“反哺”,所以这条路子确实应该算做是一项失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一决策仍旧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我这有点事后诸葛亮了,毕竟世上没谁是全能的先知,所以也只能说这是一种遗憾),中国工业的积累实际是通过93、94年开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政策才最终完成,现在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经济基础实际也是这样来得。
  这是自然,财富积累的任务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建立了起来,所以下一步就应该去扩大内需,提高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所以我相信现在社会上的不满情绪会随着这个过程而逐渐缓解,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不过对外资的引入还不会立即停下来,虽然现在已经不缺资金了,但还有技术方面的需求,毕竟我们的重化工业产业升级还没有完成。
  从对外角度说,一个旺盛的国内市场也是中国和各种力量博弈的本钱。
  (呵呵,也只有我们有本钱把经济转到消费增长方面,更早的亚洲四小龙,甚至是更为发达的日本都无法做到这一点。)
  他们的国内市场饱和线太低,这是个结构性的问题。不过必须要正视的是日本的金融实力以及对国家金融的影响力依然是非常强的。
  大学物理里对光的特性的描述是具有“波、粒二象性”——从单一的光子到作为整体的光波,这两种特性是统一的,实际类似的现象在人文科学中同样存在。
  当历史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人的身上时,如果那是一段相对平和的时期的话,我的看法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拿起武器保家卫国,去见义勇为,去成为英雄。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够以一种认真而又积极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生活和自己周围的人和事,具体点,就是:孝、勤、廉、义、信,这就是对自己和对全局最大的负责。而多数人都能以这种状态生活时,对一国而言,那就是“治世”
  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如果我们能以一种乐观的、向上的态度去开始一天的生活,这远比在网上去砸砖,去谩骂,要有用的多。
  另外,这段时间有不少网友就个人投资的问题向博扬询问,我也向这些朋友说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不过感觉有必要向告诉大家的是,博扬所关注的多是一些宏观或者说线条很粗的东西,对于具体的特别是短期的个人投资而言,这些东西并没有太多的价值,所以对于理财而言,特别是今年这样的“多事之秋”,大家还需要慎重的去考量才好。
  还有位朋友通过电子邮件说希望博扬写一篇关于中医之争的东西出来,(这和这的主题不符,还情版主鉴谅)这个实难从命,在下除了读过本《黄帝内经素要》之外,对此实是知之寥寥,所以绝无资格去谈论这个问题。
  关于对此的态度,我能说的是,我所熟识的朋友中,恰好中、西医都有,至少就这些位而言,他们的态度反倒是不怎么关心,而涉及到某种专业问题的争论,如果“全民”参加却独没有相关从业者参加的话,那除了个别人的炒作实在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当然对博扬而言也就自然不存在正方还是反方的问题了如果您执意要问博扬的意见的话,我的想法是,中医并非是昨天才出去的,以春秋时期著《黄帝内经》起算,3000多年来我们的祖先恐怕不会一直是傻子吧呵呵,那句话估计某家不是第一次说了:世上有两种问题,解决得了的和解决不了的,解决得了的,自然不用烦心,解决不了的,烦心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的中国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条大肉虫子,虫子越长越大,自然会有人看着碍眼,不过虫子再长下去可是要变蝴蝶的呦
  实际就是一个双重标准的问题,后面我会提到这个话题。实际亚洲金融风暴的起因,除了东南亚国家自身金融制度、政策存在漏洞之外,当时世行所扮演的角色也是极不光彩的,说到底大鳄的背后还是欧美的国家力量。
  07、08年,我的看法这应该是一个“槛”,或者叫战略拐点,美国、日本现在都面临的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就是退休人口激增。他的社会福利体系即将面临一个难以维系甚至崩溃的问题,而这必然要对其国内政治造成一个很大的麻烦。所以现在美、日都急需要一大笔“快钱”,所以就需要以杀鸡取卵的方式再制造一场金融风暴,好把钱洗出来——先前“半把剪刀”网友曾说过美国由于制衡中国的考虑不可能拿印度开刀,实际在这种情况下老美恐怕考虑不了这么远。
  如果最终这一刀落在中国头上,那等待我们的可能就是90年代俄罗斯经济崩溃时的那种局面,甚至可能更糟,有人批评在中美战略对话中以金融开发换人民币半年不升值是得不偿失,而事实是至少到目前位止,进出口贸易还是维持中国经济体系的基石,这块不垮,我们就不会伤筋动骨,半年之后一切都好说。
  如果刀子落在别人头上,比如说印度,那么随着这个国家的倒下大伙必然会一拥而上分而食之(如果倒的是中国结果也一样,只是中国倒的可能很小),亦或者谁也宰不到美国回头打日本的主意那也不一定,之后嘛,还会如我前面所说,中、美战略性接近继续进行。
  而如果这一刀最终没有落下去,那可能就会迎来美国的新一轮经济衰退,紧随其后的则是军事、地缘政治的收缩,而世界经济也会受影响,届时大伙一起跳悬崖,倒也没什么可怕的了,中国现在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动作中,也包含为挨摔所作的准备,就是要我们比别人摔的轻,爬起来得快。
  而围绕这三种可能得结果,自然各台大戏都要开场了,总得说,对中国还应该保持乐观,中央的部署看着算是稳建,赌的成分不多。
  靠战争转移危机的话,和中国打就文不对题了,两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么干美国得不到任何好处,更何况还是和一个核大国打。当然,军事实力我们必须大力发展,一是万一金融上有闪失这是赖账的资本,二嘛,等美国出现全球收缩,需要我们去在周边维持一个对中国有利的安定环境。
  真要靠战争解决问题,那只有在中东豪赌一把,把欧元打的永世不得翻身,不过这么干能有几成把握呢?
  应该说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都会存在,关键在于因势利导。现在衰退的话至少不存在18、19世纪时期人进我退那样的问题,所以外部威胁实际不算大。就国内经济而言,如果全球经济衰退,那么发展速度降低、进程滞后恐怕是不可避免,维持社会稳定算是一个问题,现在倡导和谐社会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届时可能还会由国家出面,像1998年时那样,去强行“创造”内需出来。
  你别说,这种可能性确实不小,日本和印度他们自身现在也都面临着结构性的问题,尤其是印度,靠其自身短期内很难有多少根本性的解决途径,所以日、印两国在这场游戏中赌的味道比中国要浓重,自然风险也大。
  如果还有一丝可能,肯定还是首先考虑挑一两个宰了,太小的没有什么油水,只能捡个大的来,先把这段混过去再说。
  不过越往后,这种机会越少,所以远期讲美国的收缩是无法避免的,这是他的经济结构造成的,老美的军事霸权再强,到这块上也帮不上多少忙。所以呢,认为美国凭着F-22加美式民主就可以独步天下、作世界之爹,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非常土鳖的想法
  怎么说呢,建议davyleopard兄 最好多研究一下美国的一些具体情况,任何一个国家我们都不能想当然的去将其人格化,没必要像某些无良之辈那样去把美国吹嘘成一个天使,不过也同样没必要把他想象成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害人”的格格巫式的坏蛋,这个国家自立国之初上下就都奉行的是一种浓厚的实用主义。
  前面的《大国之路》中我说过这么几句,中美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收缩之间并不构成结构上的冲突,即使中国陷入内乱、分裂了、灭亡了,也改变不了美国虚拟经济的内在问题,也改变不了美元末日的来临,美国照样还要收缩,这是他自身的问题。更早一点,美国与英国之间也是如此,美国的崛起和英帝国的衰落是结构性的冲突嘛?不是,英国人的那一套在一战之后就已经到头了,否则,美国为什么不站在德国人那边呢,历史证明美国人和各种独裁政府都可以合作的不错。
  如果这一前提没错,那么就不难对中美对抗的烈度作一个评估,合作和斗争会长期并存,但至少像冷战那种级别的对抗是没必要的。
  还要纠正的一个错误认识是,美国的经济结构重心在于消费,所以美国在华投资并非美国在中国的主要利益,美国的主要利益应该在于中国以及由中国所影响的东亚地区净储蓄,这种利益在美国经济作出结构性调整前是无法替代的。
  对日本,我的想法是如果操作的比较成功的话,通过台湾、钓鱼岛甚至琉球,美国在中日之间还是可以打进去楔子的,这个问题就得看中日决策层的政治智慧了。
  大国之路(续)/《再续大国之略》刊登以接近3个月,为了方便一些网友,故将完整版贴出。
  大国之略(续)
  ——站在战争之外
  在写下这个题目之后,笔者曾着实的为难过一阵子——我一再的告诉自己:这肯定不是一份研究报告——我并非什么业内人士,要说能接触到什么机密的东西,连我自己都不会信。这里作的不过是让读者们明白我个人的几个不一定正确但至少可以拓展人们思路的看法,仅此而已,只是尚算不得是废话。这既谈不上严谨也谈不上严肃。于是,最终决定索性想到那写到那,拿这种很不正规的、散记的形式来完成这篇文章……
  核框架崩溃之后
  水无定势,唯东归大海;
  兵如水势,唯“利”字当头。
  毫无疑问,随着1998年印度、巴基斯坦先后进行了各自的核试验,所谓的核俱乐部的框架被敲碎了,而事实上印度的第一个核装置至少在1978年就已经完成,98年的那一次,只是正式的宣告了一下那个成形于冷战时期的国际核军备控制框架已经崩溃了,当然,现在还没有多少声音明确的去说明这些。所谓核军备,就是指一个国家发展核武器武装自己。控制核军备,实际上是原有的5个核国家以所谓的核俱乐部协议来维持不扩散核武器并且阻止其他国家发展核武器的一个约定。
  最初的核军控框架主要是美苏两家之间的协定。中国发展核武器就是打破美苏两个阵营格局的举措,可以说,从“两个阵营”到“三个世界”的国际关系变化,中国的原子弹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在那之后,中国也加入了诸如《防止核扩散条约》这样的条约之中,实际上也就是参加到美苏核军控框架中去。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中国没有意愿也没有必要去突破核军控框架,搞核扩散。中国甚至自缚手脚,承诺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向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这些举动一方面赢得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信任,同时也巧妙的避免了把中国置于国际斗争的高危地带,最终则促成我们与苏、美两大阵营构成了一种微妙的“三角形结构”。
  核武器的发明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次仅仅因为一个单项的发明而使战争产生了代差,在此之后,一直到现在都再也没有什么单件的武器可以毫无争议的拿到新一代战争的“冠名权”。核武器让战场上的火力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士兵的需求,甚至完全抹煞了战斗单位机动力、防御力和信息力的存在价值。1945年发生在广岛和长崎仅有的两次核打击震撼了全世界,仅仅过了四年,美国的核垄断就被苏联在西伯利亚荒漠上的那声巨响给打破了,这之后,则是英国、法国,接着是中国,或者,我们可以将这视为是首轮“核扩散”。而非常有意思的是,按那时美国政客们的论断,俄国人既落后又缺乏资金和技术,再过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一定是间谍“盗窃”了美国的核机密!在麦卡锡主义疯狂氛围中,美国国内开始歇斯底里地追查“共产党间谍”,“洛斯阿拉莫斯”(美国核研究中心的代号)的科技人员便成为首要追查对象,被称为“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成为了嫌疑犯而受到迫害,埃塞尔•罗森堡夫妇则在1953年6月19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被以所谓“原子间谍”的罪名送上电椅处决……
  美国核垄断的破灭,使得核武器逐步的脱离出了简单的兵器的范畴,更多的时候,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符号,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是如此。
  但是,核武器终究还是武器,仅仅凭借它就想来改变这个世界在笔者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技术终归是人类之子——很重要,有时候还关乎生死,但并非是要拿去顶礼膜拜的神灵,一句“原子弹是纸老虎”,其中除了自信,更多的成分是智慧:一般认为,是所谓的“恐怖平衡”最终阻止了冷战演变为热战,而事实是,从物流经济的角度说,美国拥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充足的资源来源,在那段时期,并没有因为消费不足或资源短缺爆发过一场足以彻底断绝西方经济链条的危机——这里要说明的是,就笔者看来,冷战中以北约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大部分时间掌握着战略上的“攻势”,而反过来说,也正是对潜在战争的畏惧心理,使得西欧和日本的资本源源不断的流入到了美国,从而支持起了她庞大的经济体。总之,正是因为不存在这样一场必须依靠全面战争才能解决的经济危机,最终使得“热战”失去了爆发的理由,而在这其中,核武器作为一个强力的政治符号,它的作用在于——促使决策者尽可能的回归理智,而以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来对当时层出不穷的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加以判断。
  简单的来形容一下:所谓核框架,它只是冷战中两极争霸这个基本框架下的众多亚结构中的一个,核利益距离国家的最核心利益尚还存在一段距离。随着华约集团的崩溃,冷战结束,原来东西两大阵营基于意识形态的对抗不复存在了,以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几个标志点,到现在,持续了半个世纪的雅尔塔体系、乃至奠定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都已经在事实上彻彻底底的坍塌了。这样一个基本框架的消失,使得置于其中的各个“亚结构”都顿时都成了无本之木,所以,我们自然需要在新的环境下对所有的这些重新进行定位、修改和取舍。
  东方华约阵营的崩溃,使得许多国家失去了核保护伞,其中一部分选择了进入新的“庇护所”,例如众多的东欧国家选择了加入北约。而另一些国家则不得不处于国际关系中的边缘区域,对于他们,则只能发展自身的核武器来保障基本的安全。新崛起的地区性大国同样需要这个强力的政治符号,例如印度。而苏联解体造成的又一个后果则是核原料和核技术在那段时期失去了控制,这又给新一轮的核扩散提供了必要物质保障。
  另一方面,虽然从已有的5个核国家的立场来说,都存在一种所谓的“挤公交车心理”,即:自己上了车,车很挤,就不希望再有人上来。但具体到实际中,特定的新的核国家对于各个国家来说,其战略影响却很不一样。这种不平衡性,就决定了各个核国家对于新的核国家态度大不一样。
  现实中,那种不平衡性远远大于“公交车效应”,换句话说,这种战略不平衡使得一些国家从新兴核国家的诞生中实际上反倒有利可图,这就使得原“核俱乐部”中的某些国家在对待生新的核国家时带有选择性。在自身利益的趋势下,美国便首先默许了以色列在核武器方面的种种动作;有意思的是,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巴列维治下的伊朗同样也展开了自己的核计划,联想到当时的国际关系,现在弄得全世界沸沸扬扬的“伊核问题”,如果去追查最初的始作俑者,似乎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为了插足南亚,美国同样取消了对印度的制裁,承认了印度的核国家身份,甚至给予了技术上的支持;为了渗透中亚,后来对巴基斯坦也曾一度“网开一面”……只要牵涉核心利益,核不扩散原则无不是“靠边站”。正是这种选择性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原有核框架的崩溃。
  从更加长远的非政治的角度看,核框架的崩溃同样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化石燃料资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炭都在逐渐枯竭,即使是伊朗这样的产油国,预计在25年之后也将面临能源不足,总有一天人类要开发新的替代能源,当然也包括核能,这是全人类的事情,而在技术上,军用和民用是难以完全割裂开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时代终结,旧有的框架业已崩溃的时候,再继续去死守过去的条约、协议,必然会脱离本国的核心利益最终反受其害。冷战终结之后,国际格局进入到了一个显得有些混乱的过渡阶段,这就需要我们本着国家核心利益压倒一切的原则,以务实的态度来进行国际间的政治博弈,其中也包括近期所谓的“朝(鲜)核”与“伊(朗)核”问题,我们所要作的,根本在于因势利导,实现中国战略利益的最大化。
  这种态度,将需要我们——当然其他的国家同样也会——保持很长一段时期,即:在保证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尽量的限制核扩散。唯一的例外在于台湾,历史上台湾当局曾试图开发核武器,只是后来未能得逞。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的一部分,所以,在台湾出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中国政府所不能容忍,NBC(核、生、化)应该成为现阶段中央政府对台态度的一条“红线”,一旦越过,则必须加以永久性的根除。
  人之道,奉有余,而抑不足;
  天之道,奉不足,而抑有余。
  天道为大。
  仅仅从军事的角度,在这里很难说明绝大部分的问题,因此,在这里我们索性把话题放开。涉及到国际秩序,或者说是世界利益分配的框架问题,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霸权的现实存在——要注意的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将“霸权”视作是不含褒、贬之意的一个中性词。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霸权,都会拥有一个属于那个时代、那个地域的经济形态作为依托,同时,这一经济形态也就成为了讨论国际间所有框架的立论基础。
  历史上的霸权,以此大致可以划分为几种形态,一种是陆上霸权。陆上霸权主要依托农耕、游牧,也就是“物产经济”,它的霸权基本方式是占领,因为只有靠占领土地才能获得物产,它完成这种占领的主要是帝国的步兵和骑兵,水军或者还包括海上军事力量的使用都要围绕着陆上作战进行——比如亚历山大东征时对舰艇的运用;马路、驿道是那时帝国的神经和血脉,中央权利扩张的幅度必须受到步兵、骑兵的行动方式和速度的限制,而这种扩张的成本非常高,控制的效能则会随着距离的延伸而以很快的速度衰减,蒙古人曾征服过大半个欧亚大陆,但这个帝国的面积显的过于巨大,已经超越了当时控制手段所能触及到的极限,这可能也是其无法长久存在的一个原因。经典的陆上帝国——罗马帝国、中华帝国以及玛雅帝国都只能控制欧亚大陆或美洲大陆的某个局部,都算不上是全球性的帝国。这种陆上霸权大概维持了一、两千年左右的时间。
  第二种就是海洋霸权,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使得物产经济开始向“物流经济”转变,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最终推动产生了帝国主义,这种霸权主要依托商业和贸易,其基础和获利方式都是依靠物流经济,从葡萄牙王国、西班牙王国、荷兰,一直到英帝国,以及美国的早期,都属于海洋霸权,它的暴力特性或说是军事力量使用的着眼点在于控制物流通道,从全球角度看,在克服大的地理障碍方面海军比陆军强,它依托于海洋这一均匀的介质,可以得到更快的反应速度,而且在马汉“海权理论”出现之后,是通过只控制航道要点来控制海洋,再控制物流,因而这种帝国的成本要比陆上帝国更低,所以,在那时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的“日不落帝国”。而在这之间,殖民地作为物产经济向物流经济过渡不均衡的产物,一度成为国际霸权依附于其海洋霸权而存在的另一个特征,而战后由于各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觉醒,也就是那个“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殖民地的维持成本变得异乎寻常的高,而海洋霸权由于它昂贵的成本因此还掌握在帝国主义国家手中,而新的世界商业体系业已形成,毛虽不存,皮之仍在,在斗争心理上,殖民国政府与殖民地人民严重的不平衡,这则直接导致了各帝国主义国家自上世纪中叶起,不得不放弃一个又一个殖民地,又或者,可以把这看作是力量与利益间的一个新的平衡……
  目前,世界经济的主导模式正在由物流经济向“货币经济”转换,那么现在出现的这个霸权,就应该是“货币霸权”,如果从霸权的暴力特性,这个霸权可以不用去占领,甚至连过去已经控制的要点也可以放弃——由于性价比不合算,美国于是很利索的就丢掉了南越、丢掉了苏比克湾,但她必须要掌握资本的流向,控制“资本流”才是“货币霸权”的基础特征。
  先简单的说说“货币经济”,透过现在欧洲国家街头一轮又一轮的反战浪潮往前看,其实从历史上说,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各个民族在心底实际是非常具有攻击性的,这片被人为的割裂开来的大陆上,孕育出了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制度,而对商业利润的追逐又将“统一欧洲大陆”在欧洲人心中推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拿破仑、德皇威廉、希特勒……,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都将统一的梦想化作了遮蔽这片大陆的滚滚狼烟,而最终的结果则完全不如他们所愿,英、法间的反复斗争为新生于北美的阿美利加提供了足够的外部空间;一战之后,“门罗主义”下的美国因战争获得了财富,同时也正式进到了世界框架的核心区域,世界的核心从欧洲变成了“欧美”,而在二战结束之后,前面的那个词已经需要颠倒一下顺序,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成了“美欧”,至此,英帝国的王冠如人所愿的滑落了下来,但是,最终则戴在了美国人的头上。
  在遮天蔽日的B-29的地毯式轰炸下,欧洲和日本几代人积蓄起来的城市和工业体系连同轴心国的法西斯政权一同化为乌有,在战后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欧洲人、日本人发现,几乎所有的工业品都表明“Made in USA”——远离战火的北美大陆又一次成了财富的最佳避难所,美国194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100多亿美元,国民的现金储蓄达1290亿美元,此消彼涨之间,到了 1948年,美国在西方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更进一步增加到了56.4%,英国则只占到11.7%,而日本仅仅占1.5%;同期,美国对外贸易额占西方世界出口贸易的32.5%,而英、法和日三国加起来还占不到15%;除此之外,美国的黄金储备占到西方世界总储备的66%以上……套用赫鲁晓夫访美归来对毛泽东的原话,“他们太他妈的富了!”。
  要想恢复元气,恢复已经化为瓦砾的产业体系,那只有从美国进口设备和原材料,那么,你的手中就必须有足够多的美元来完成国际贸易的结算。于是由美国的财长助理怀特出面提出了一个货币计划,1944年的8月,45个“同盟国”财长或其代表聚集到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村,就前面提到的货币计划签署了最终协定,随后于1945年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世界银行”。布雷顿森林协定概括起来,即美元与黄金挂钩,每三十五美元等于并可兑换一盎司的黄金,其他各国的货币根据其黄金储备量和货币发行量确定其与美元的汇率,即所谓的与美元和黄金“双挂钩”。对于本国货币与美元的汇率波动,各国政府只有在百分之一的范围内进行调整的权利,否则IMF有权进行干预;哪怕是本国确实发生了经济危机,这个调整的范围如超过百分之十时也必须经过IMF的同意,否则IMF有权停止其获得美元贷款的权利。而在当时一个西方国家一旦被IMF停止借款,就意味着失去参与国际贸易的机会。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实际上已经禁止了黄金的输出输入,所谓“双挂钩”事实上就是跟美元挂钩,然后再由美元与黄金挂钩兑换,各国只能靠储备美元来保证其货币的信用,美元实际就是等同于黄金的一般等价物,美元体系就此确立,在那时,称美元为“美金”并不过分。而在这份协定中,我们还能看到的是这份协定实际上非常的缺乏弹性,这正好说明了当时美国对于自己经济的绝对自信,而后面所发生的历史,证明这份自信是超越现实的,也许是不长的历史和牛仔习气构成了美国并不深厚的文化积淀,这让这个民族在此后总是会时不时地产生类似这一次的自信……
  这之后,通过“马歇尔计划”,大量的美元通过贷款的形式到达了欧洲人的手中,美国的货币霸权至此成形。而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通过大量印制美钞,向欧洲和日本定购军品装备,事实上就是借助货币霸权来向别国进行战争融资,让别国为美国人的战争买单,而同时也使得欧洲人和日本人手里被塞进了更多的美元。朝鲜战争第一次让美国的政客们如此直接的以金融手段实现了对国际框架的影响,但是,这次体验所留下的回忆却异常的糟糕,原因吗?因为那一次她的对手叫“中国”,在苏联没有直接的出兵的情况下,在动用了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1/2并纠集16个仆从国的情况下,在平均每月消耗北约一年半物资的情况下。最终18国组成的“联合国军”仍然被钉死在了“三八线”上,克拉克仍然作了“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将军”。
  一场朝鲜战争,打掉了中华民族百年的耻辱,打出了共和国的尊严和延续至今的和平环境,也叫全世界都明白了历史是不会只由一个国家来书写的。再往后,则是另一段我们所熟知的历史——1965~1973年的越南战争,一道北纬17度线牢牢束缚住了美军的手脚,而纠其缘由,正是朝鲜战争中中国人给美国所留下的刻骨铭心的记忆,这最终使得东南半岛上的这个小国成了一个吞噬美国国运的可怕的“黑洞”(联想到时下关于朝鲜战争的种种奇谈怪论,块垒于胸,所以这里才有了这样的“添足”之笔,对于每一个中国人而言,中华儿女在三千里江山上所洒下的每一滴鲜血,都是无比神圣的)。
  言归正题,在越南战争中,为了应对战争巨大的开支,美国同样采取了增印美元的融资手段。但是,与朝鲜战争时代不同,美元在上世纪60年末至70年代初期,已经由短缺变为过剩,整个60年代美国的短期流动负债都超过了其黄金贮备额,这就使得美元的国际信用发生了动摇,而且美国的负债额逐年增加,只是美元在当时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所以,美国在那种情况下仍敢开足马力印钞票,然后再通过美元贬值将问题转嫁给她的“盟友”们。美元过剩的后果最终导致了与黄金固定汇率无法继续维系,“布雷顿森林协定”缺乏弹性的问题此时显现了出来,伦敦金融市场上由法国带头,出现了大量抛售美元套购美联储黄金的狂潮,仅1968年年初,美联储就损失黄金9300顿(2005年美联储的黄金储备据称总共才8135顿),这直接终结了约翰逊总统的政治生命,到了1971年,头6个月内就有220亿美元的资产逃离美国,帝国大厦随之开始动摇了,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不得不蛮横的宣布“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核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同时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等同于黄金的美元一下子变成了美国给别人开出的永远不可能兑现的“白条”,这与赖账没有任何区别,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被美国人彻底毁灭了。
  但是,要注意的是“越战”仅仅是一个“引子”,站在历史的高度看这场战争只是将历史发展引入一条必然轨道的一个偶然因素,事实是,世界资本主义曾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两个历史阶段,但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还是以生产物质产品为主,金融则只是一种衍生品,因此那时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问题,都还是围绕物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产生的。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70年代中期,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一旦进入到这一时代,利润的增长空间实际就已经到头了,出于对利润近乎本能的追逐,资本便开始具有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的趋势。“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美元脱离黄金,也就意味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到浮动汇率主导的时代,也就是开始进入到了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约束的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并最终成为了现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例如,1970年,在美国的货币交易中与物质生产和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还占到80%,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仅5年,就演变成“倒二八”,即与生产流通有关的交易比重只剩下20%,根据有关资料,到1997年已经只剩下0.7%。1985年~2000年,美国的物质生产只增加了50%,但是货币却增长了3倍,也就是说,货币增长率是物质生产增长率的6倍……
  用“外行话”来解释,就是美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中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因为这之前各国都大量的持有它,而且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经济体拥有如美国那样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因此也就不具有可以支持起一种世界货币所需的国家信用。这种情况下,就等于美国掌握了国际贸易中的铸币权,只要印制美元,就可以从别国换得实物商品,而美国支付的则是由美联储印制的平均成本4美分一张的绿纸片,只要美元宣布贬值,那么美元持有者的一部分财富立时便会消失,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铸币税”。而美国庞大的金融市场,和国家安全保障,使得卖主把手中得来的美元又放到美国玩“钱生钱”的游戏性价比最高,这就使得花出去的美元又回流到了美国,用于下一轮贸易的结算……。物流经济时代,帝国主义国家剥削的对象先是殖民地,后是第三世界国家,而货币经济时代,利用货币霸权,包括欧洲、日本在内的工业国事实上都是美国的剥削对象。
  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今只要炒作钞票就可以赚钱,谁还会再去造实物商品?于是,大量的资金都被投入到了证券和房地产市场,截至到1999年,一半的美国人都把自己的钱投入到了股市,去作“钱生钱”的营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其下属的金融子公司原本的业务内容是进行汽车贷款业务,但就是这么个资本和人员只占全公司3%的小单位,由于参与了证券市场业务,所创造的利润居然能占到通用公司的30%,以致公司的许多高层领导都在琢磨“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造汽车”?而安然公司,一家原本规模庞大且经营不错的国际能源公司,在这种“钱生钱”游戏迅速膨胀的形势下经不起诱惑而“怦然心动”,大量进行场外能源衍生产品交易,为此不惜造假——也就是那场非常“著名”的腐败丑闻,到了2000年安然公司的营业额中与能源物质生产有关的部分居然只占3%,也难怪有人说“安然已经变成了一家投资银行”。
  由物流经济向货币经济的变化,也许政府可以进行微调,但总体趋势是无法逆转,不要忘记,正是因为欧洲的国王和贵族们阻碍了资本家去追逐利润,才酿成了资产阶级大革命,使得“国王们”遭到了货真价实的“斩首行动”。正是这样,美国在上世纪整个90年代GDP总值增加了4万多亿美元,其中制造业所占的比重还不到10%,制造业在全部GDP中所占的比重也从90年代初期的24%掉到目前的18%,美国目前的商品进口已相当于国内制造业产出的40%。2000年美国股市的资产泡沫开始破灭,但是,对不起,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并没有变,因此美国物质生产部门的困境不仅没有改善,还在经济衰退中变本加厉的被打击。2001年美国的制造业是35%的负增长,到2002年又下降了0.6%。根据美国商务部2003年1月份新公布的数字,在2002年12月美国新增101万失业人口,其中65万都是制造业工人。到2002年第四季度,美国的企业投资竟连续下降了七个季度,如此不顾本国物质产业生产部门的死活,国会山与白宫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是谁足够显而易见了吧?
  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中,很快,连微调也变得难以完成了,按格林斯潘的话说,出现了一种“非理性的繁荣”,而这,要从上世纪的1995年前后说起。
  两次浩劫,使得欧洲人对战争的态度趋于理性,但这不等于说降低了他们对欧洲统一市场的渴望,靠着一天几个土豆的报酬,西欧人在短短数年间重新建起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同时也再一次燃起了以和平方式完成统一的希望——从“煤铁协议”到“欧共体”再到“欧盟”,到了1993年,欧洲一体化开始了一项实质性的举动——统一货币。93、94、95近3年来,各国为了达到统一货币的基本要求,财政紧缩的力度不断加大,这引起总需求下降,进口减少和失业率上升。到1997年,欧盟国家财政赤字在GDP中的平均比重,已从1993年的6.4%降到2.4%。稍有经济学常识人都知道,一国经济如果处于紧缩中本币应趋于坚挺,但实际上自1995年以来除了游离于统一货币之外的英镑外,欧洲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比值却是一路下跌,1997年末与1995年末相比,马克下跌了27%,并曾一度超过30%,法郎下跌了25%,有些欧盟国家本币贬值的幅度更大。由于“欧洲汇率机制”是大部分欧盟国家的货币都与马克挂钩,马克对美元贬值,就意味着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货币都对美元贬值。
  纠其原因,主要还是欧元区各国投资者对启动欧元后其币值的走向难以把握。首批进入统一货币的11个国家经济发展层次拉开的太大,而直到1995年许小心伪中医骗子员国包括德、法在内,与启动欧元所规定的4条标准都仍有很大差距,出于对各国在启动欧元时难以同时达标的考虑,1995年5月欧盟执委会公布了统一货币的“绿皮书”,允许成员国以“多速度”进入统一货币,实际上等于放松了统一的标准,而1995年12月在马德里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欧盟各国不仅一致赞同“绿皮书”方案,还再次宣布了按时启动欧元的决心。这种前后矛盾、一波三折再加上德、法两国关于欧元领导权的扯皮就使许多人对欧元的前景心存疑虑,为了躲避统一货币的风险,于是大量的欧洲货币被兑换成美元以及大量购买美元资产,由此引起了欧洲货币在1995年以后对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巨大的货币环流从欧洲向美国的流动。到底有多少欧洲金融财富转换成美元这里没有准确的统计,但是可以粗略估算一下。那时欧洲的金融财富有28万亿美元,如果按欧洲货币对美元的平均贬值幅度大于25%计算,估计大约有7~8万亿美元左右的欧洲财富流向美国。欧洲国家货币贬值的程度并不比后来亚洲国家在金融风暴中贬值的幅度相差很多,之所以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主要是因为贬值的过程隐藏在欧洲国家主动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后面,靠政府硬撑着——欧洲国家的经济实力和金融体制完善程度是东南亚国家所无法相比的——而没有引起股市与楼价的大幅度下跌和恐慌情绪。
  这最终引起了至少两起“链式反应”,其一是使得和美元挂钩的亚洲各国货币变相的升值,这颗定时炸弹最终酿成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其二,大量货币财富突然涌入美国。后者是创造那时美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有人将这归结为美国高科技发展的结果,在其制造业日渐萎缩的时代这就是句笑话,所谓的高技术,对美国经济的最大贡献,体现在通过炒作新概念来让公司的股票升值),这使得克林顿总统在1995年可以在黑板上骄傲的大大得画一个零出来(那一年联邦财政赤字为零,这是数十年来的第一次)。而也正是这些天上掉下来的财富,一股脑的都扎进了美国的证券市场,美元因此严重背离了其实际价值,美国经济的通胀率虽然很低,但资产价值的膨胀率却超过了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这种情况极类似于日本在80年代中期“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情形。而且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的情况与亚洲金融风暴中受到打击的5个危机国家相似,美元的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背离的程度越来越严重。1997年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达到1660亿美元。
  再拿“外行话”来解释一下,所谓泡沫,就是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间的不相符,严格的讲,市场经济是不可能没有泡沫的,在物流经济时代,通过经济规律和宏观调控,可以使之控制在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而一旦失控,突然间的变化就会爆发经济危机。而货币经济已经失去了实物商品为依托,其中产生的纯粹就是泡沫,其运作的风险自然不言而喻,一旦国家信用破产,丧失货币霸权,那么物质生产正在萎缩的美国立时三刻便会被“打回原形”。到此,美国的金融市场似乎和其国民经济的长远利益开始分道扬镳了,而从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发展规律看这又是不可逆转的……
  只识刀兵者,不可知天下,
  亦不可知刀兵。
  来自欧洲的资产使得美国“钱生钱”的泡沫被吹得过于庞大,股市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持续注入,经济链条就要断掉,而如此庞大的泡沫,所要吸纳的资金是巨大的,而另一方面,以往通过调整汇率,调整金融政策这些慢变量方式开始变得越来越不敷使用,国际证券交易中有这样一种说法“投资人的耐心最多不会超过两周”,想叫它实现“软着陆”几乎就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而就在这个时候,确切的说是在1999年的1月,欧元在欧洲资本大量外逃的情况下出乎美国人意料的顺利发行了,欧元区整合了一个4亿多人口的比美国更为庞大的消费市场,一种准世界货币出现了,很快,中东产油国表示出了以欧元进行贸易结算的意象,铸币权开始向欧洲人手上滑去,一旦货币霸权破灭,美国人瞬间就会成为“第二世界人民”,欧元区经济规模实际与美国相当,而就制造业规模讲,我们中国事实上上也已经达到了她的40%,美国现在的超额财富是建立在一个大得异乎寻常的泡沫的基础上的,现在军事爱好者所津津乐道的2亿美元一架的隐身战斗机,30多亿美元一艘的航空母舰……还有由这些所武装起来的那支横扫塔里班游击队、多次攻占乌木盖茨尔的“无敌军团”,这些都是建立在美国虚高的财富之上的,一旦资本流入量不足,美国的国家信用破产,丧失铸币权,那么她的军事霸权很快也会成为一个笑话,也许其速度会比后来萨达姆的失败来的还要快。
  对此,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战争,只有通过战争打击欧元信用才能把这个危机化解掉,按照教科书上的说法,这就是“转嫁危机”。很快机会来了,东欧据变使得南联盟由于意识形态问题而成为了欧洲的一个“破碎的边缘”,在急欲整合东欧各国市场,正在进行欧盟东扩的西欧国家眼里,这里显然成了一颗必须拔出的“钉子”,而此时欧洲的军事力量与这种急迫的心情还不是很相称,既然欧洲人只盯着南联盟这只“蝉”,于是美国的“无敌军团”有机会作为“黄雀”开进了巴尔干半岛,同年的3月27日开始,北约对前南实施轰炸,效果十分的显著——投资者的疑虑被欧洲腹地再次出现的战火以及贫铀炸弹的后遗症又一次加重,新一轮的资本外逃开始了,到次年的3月份,超过1万亿美元的欧洲财富赶鸭子般进入到了美国的金融市场,欧元对美元开始大幅贬值。当时的新闻中您也许还记得,法、德连续几次要投入地面进攻,原因无他,就是想尽快结束战争,美国您老好赶快走人,而最终欧盟显然未能如愿,轰炸不紧不慢的持续了78天,当时记得事后不少人士点评说什么:在目标选取上没有贯彻经典的“五环”理论,精确制导武器效果不理想……云云。实际这么看来具体炸什么并不重要,什么都炸不到也没关系,反正只要炸弹投下去,欧元就绝对跑不了。
  就这样,欧盟的铸币权生生的被美国TNT炸没了,汲取了教训的欧盟开始忙不迭的加快军事力量的整合,就是为了在军事上至少不再有求于美国。2006的朝鲜核危机与此倒是有几分相似,朝鲜在东亚经济整合中同样处于一个边缘位置,正是布什政府不怀好意的对朝政策,几乎点燃了这个东亚的火药桶,把半岛局势推向险境,东北亚地区整合经济圈的努力面临付之东流的危险。前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通过舒缓的方式帮助朝鲜逐步的、稳定的融入到东亚经济圈中才是上策。国内曾有一种声音,要“联美制朝”“消除中国身边的核威胁”,显然,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没有读懂“科索沃战争”。一个错误,第一个人犯了叫“短视”,第二个人再犯就只能叫“愚蠢”。
  很显然,欧洲人并不愚蠢,随后在伊拉克战争的问题上,法、德联合俄罗斯对美国采取了非常“不配合”的政策。欧盟已经意识到了:随着苏联的解体,基于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已经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主要问题,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在二战后再一次显现出来了,而这次,不再是争夺市场或资源,而是争依托于货币经济的货币霸权,争谁发行的货币更能在国际结算中被认可,美国目前最主要的对手就是欧元区国家。科索沃战争,实质就是美欧战争——美国与欧洲开战也许听着像是笑话,但战争确确实实已经在欧元的外围区域爆发了多次。与4年前的情形一样,欧元区经济的复苏又一次使美国的货币霸权被逼到了悬崖边上,于是这一届的布什政府又一次祭出了战争这个“杀手锏”用以应急。
  和前南一样,中东也是欧元区的一个“外围”,美国对中东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而她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却比别国要小的多,换句话说,美国“抢”那里的石油并不主要是为了拿来自己烧的,虚拟货币经济下,美国十余年间财富膨胀了数倍,而能耗增加了30%还不到。但是欧洲现在仍还处于实物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的阶段,能耗和经济增长仍然成正比关系,而出于对俄国人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不信任,中东又是其石油的主要来源,中东的战火和巴尔干的战火一样,最终还是会打压欧元,还是会把国际资本赶到纽约证交所去,只是这次所选的对手换成伊拉克这只已经死了一多半的病猫,比轰炸前南更容易掌握力道。
  话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美国的货币霸权和其二战结束以来几场战争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靠美国的货币霸权为战争进行融资,而其直接目的则在于地缘,在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而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仍然是靠货币霸权下的虚高财富来支撑,但目的却简化到只是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在于维系货币霸权。这便是所谓的“币缘战争”,战争的打击对象和真正的目标未必就一定重合,总是说现在美国打仗是专捡“软柿子”捏,战场上的对手如何还可以挑挑拣拣呢?奥秘就在这里。而离现在更近的发生在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那场从军事角度分析不清的冲突同样具备这个特征,什么时候见过这边兵凶战险,那边还不急不慢的在国会慢慢商量下一步推进到哪?这在本质上还是要归结为美、欧之间在外围区域所进行的“币缘战争”。
  经略中东
  物极必反。
  满则损,兼则益。
  伊拉克战争已然过去3年了,再过若干年,世界史教科书上肯定要把这作为一个重点来告诉那时的学生们。为什么会是伊拉克?显然不单是为了推翻那个曾被“美国之音”吹捧为“自由、民主的捍卫者”萨达姆——将伊拉克战争称为“倒萨战争”是很不负责任的,这会使得战争的本质在很多人眼中被掩盖掉。
  这里,我们不妨先对中东的历次战火梳理一遍。石油,现代工业体系和军事体系都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任何关于经济的乐观估计,都必然是建立在石油供应不出问题的假设之上。然而和其他化石燃料相比,它的生成对地质条件的要求却异常的苛刻,因而它在这颗星球上的分布非常的不均匀。连接亚非两块大陆的那片中间区域恰恰近乎完美的具备了生成石油的一切地质条件,不光储量丰富——拥有全球原油探明储量的2/3,仅是面积与北京市差不多的科威特,石油探明储量就和全中国相当;而且开采成本极低——在俄罗斯冻土区域同样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其开采成本约为每桶20美元,而中东沙漠地区只要5-7美元,近海地区也不过25-30美元。公元630年前后就生活在这里的阿拉伯民族和历史更为久远的波斯民族因为上面的这两条而得到了财富,代价则是失去平和与安宁。
  依旧从二战之后说起。与美国一样,苏联同样是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但后者显然没有前者那么走运,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不是财富,而是满目疮痍和2700万条冤魂,他所谓的强大不过是一部只能消耗资源的战争机器而已。想要恢复元气,除了尽快拿到德国1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就得依靠苏联储量丰富的油气资源,依靠和西方国家做能源生意来获得生产设备和原材料。当然,美国人并没有给苏联这个机会,而是拉起了所谓的“铁幕”,一来是出于意识形态,二来美国也需要给西方世界“制造”一个敌人,一个可以迫使西欧和日本必须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敌人,美国的目的在于全球扩张,解决苏联终归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就如同后来要解决欧元一样,而在这之后所炮制的“中国威胁论”,也与此如出一辙,这些都是后话。总之,当时苏联的确为此作了具体的部署:1945年,为了获得达达尼尔海峡控制权,以打通到达西欧的海上油路,苏联政府照会土耳其,要求废除1925年苏、土两国的中立及互不侵犯条约,重新分割海峡的控制权;1946年,苏联拒绝按时从伊朗撤军,其目的则在于获得与阿塞拜疆接壤的伊北部石油开采权。
  这两件事情最早给了美国了直接插手中东的机会,在此之前,美国只能与英国——这个中东实际的控制者——名下所属的石油公司进行合资,才能获取有限的利益,而现在,由于国力枯竭,原先控制中东的英帝国此时已经无力再继续援助和苏联对峙的希腊、土耳其两国,到了1947年的3月,美国开始代替英国向希、土两国提供援助,也就等于从英国人手里“接收”了这一地区的控制权;而在更早的1946年1月,本已经被废黜的伊朗礼萨王室在美国的支持下将苏联拒绝撤兵伊朗的问题提交到了联合国,最终迫使苏联无法染指伊北部的石油资源。紧接着,礼萨•巴列维国王在1949年、1953年接连发动两场“保守主义政变”,重新了攫取了伊朗的军政权力,这之后,包括美金和F-14战斗机在内的各式“美援”便随之滚滚而来,这其中的深意,就无需细说了吧?
  美利坚在中东至此算是完成了“登陆”,后续的扩张随之展开。历史教科书上是这样记载的:1947年11月29日,联大通过决议终止英国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对这一地区进行划分,分别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次日,阿拉伯联盟军队向以色列发起进攻,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所谓的“终止英国托管”,就是结束了英国对此处的控制,而由于手里握着美元贷款,1947年的联合国在西方内部事务上几乎就是美国的私人领地——在核心利益面前,美国人干净利落的把他“亲密的欧洲盟友”一脚踢出了中东。颠沛流离了2000多年的犹太人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偏偏就被美国建立在这个地方,而占巴勒斯坦地区总人口不过11%的以色列人却又分得了这里59%的土地!这就注定了以色列自建国伊始,就肯定是美国先天而生的“盟友”——综观第一次中东战争初期的形势,当时阿拉伯国家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以色列军队节节败退。现在被奉为神话的以军的将领在那时惊呼“以色列军队无法抵挡阿拉伯国家军队的进攻,全军已处于崩溃边缘”。为扭转战局,以色列总理急电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埃班说:“以色列急需几周的时间来重新组织和装备军队”,“以色列需要立即停火”。5月17日,开战的第三天,以色列的要求得到了满足,美国代表向联合国安理会递交了议案,建议安理会命令战争双方在36小时内停火。而尚对和西方合作存有一丝希望的苏联,也要求安理会立即表决,并指责阿拉伯国家发动进攻,要求它们停止行动。不甘心失去中东的英国最初则极力反对美国的建议,并声称继续给予阿拉伯国家援助。但不久,英国又同意了美国的建议,并撤走了阿拉伯军团的英国军官,停止向埃及、伊拉克、外约旦提供武器。其中的奥秘,恐怕还是在“美金”上——对于“百废待兴”的英国,这才是最紧要的问题。
  最终,阿拉伯国家被迫同意停火4周。这期间,以色列被美国重新的武装了起来,得以“起死回生”。最终,这四周时间使阿拉伯人转胜为败,战争以一种令美国人和以色列人都满意的方式结束了——除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外,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 4/5的土地,共计2万多平方公里,比联合国分治决议规定的面积多了6700多平方公里。代价则是96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沦为难民,联合国所规定的阿拉伯国家始终未能建立。同时,由于英国态度的被迫转变,这次战争激化了阿拉伯国家和英国的矛盾——换句话说:英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被美国人给终结了。这以后,巴、以和平问题便被成功的制造了出来,冲突-和谈-再冲突-再和谈……在一届又一届美国政府的反复张驰之下一直延续至今,各种协议、路线图不断的在翻新花样,唯一不变的是,中东石油的控制权始终握在美国手里。
  而对于欧洲人,为了实现欧洲的复兴,重返中东的打算始终未被放弃过。他们的第一次“反攻”应该是发动于1956年。当年的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这一行为触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10月29日,英、法两国以此为借口,联合以色列军事入侵埃及,挑起第二次中东战争。而纠其根源,英、法的最终目的恐怕还在于部分恢复其在中东的影响。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当时的苏联也同样强调“将在解决中近东问题上起积极作用”。英、法参与军事入侵之后,苏联立刻发出最后通牒,表示如果英、法不立即撤军,苏联将“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支援埃及”。有意思的,当时作为盟友的美国也对英法的军事行动提出抗议,显然,美国人并不欢迎欧洲人回到这里,而要命的是她还掌握着美元,因此,最终在11月6日,入侵者不得不宣布停火。同年的12月份,英、法军队便早早的撤出了埃及——以军撤出西奈是在次年的3月。这标志着英国人已经彻底的失去了中东,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中东,英、法所能做的也只有面对着那些躺在伦敦、巴黎博物馆里的法老文物,去聊以自慰了。而精明的英国人在被欧洲国家日益边缘化的情况下,最终也只能选择将自己彻底的和美国绑在了一起——如果没法战胜他,那就加入他。
  前两场中东战争,战火烧在中东,而真正心痛的,首先应该是欧洲人,这或许也是后来西欧愿意接纳“巴解”组织的一个深层原因。这之后先后爆发三次中东战争,则同样是发生在美苏全球对抗及美欧局部对抗背景之下,其最终的标的物仍然是中东石油的控制权——石油对阿拉伯人究竟算是恩赐还是灾星,真的不好定论。但是,美国在那一次次的战火中牢牢的控制了中东,并以此来影响全世界的资本流动,这一点还是显而易见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因为失去了黄金的信用支撑,开始急速的贬值,从1971年到1980年,金价从35美元一盎司疯长到850美元,翻了24倍!整个西方世界都陷入到了经济动荡。此时的美元,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一个新的信用支撑。那是什么呢?答案还是石油。1974年,那位为中国人所熟知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开始了一连串的对中东国家的访问,其目标,就是要迫使欧佩克组织接收以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结算的唯一货币,而在1973年的10月25日,以色列在美国的插手下刚刚打赢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很快,美国从和其关系密切的沙特王室——其绝大部分资产都在美国——身上打开了缺口,沙特政府同意采用美元作为唯一结算货币,并将获得的美元以投资的形式再次回流到美国,之后,还是由沙特政府出面说服了欧佩克其他成员如此行事。
  所有国家都不可能离开石油,而这个星球上有2/3的石油如果要购买的话就必须以美元来结算,美元就成了所有国家都必须储备的货币——虽然它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直到现在,国际贸易中的70%都在以美元进行结算。中东的石油美元和美国的货币霸权至此绑定在了一起,任何可能动摇“石油美元”的举动,自然都是美国所难以容忍的。
  1979年2月11日,在美国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伊朗爆发了由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亦称作“二月革命”),长达2500年的王权统治宣告结束,4月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美国在中东的一个着力点就这样丢掉了,同时她也是中东主要的产油国之一,更严重的是伊朗企图向中东地区“输出革命”。这里有一点常识要说明:所谓的输出伊斯兰革命,是向阿拉伯世界推行“什叶派”教义——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波斯文明,在被伊斯兰文明征服后仍倔强的选择了占少数的什叶派——从世俗的角度考虑,这也是伊朗要成为中东大国的一种手段。这一行为就直接威胁到了在中东形成不久的石油美元。
  就像是一种巧合,1979年7月,在与伊朗相邻且同样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伊拉克,时任总统的贝克尔“因病”辞职,早已得到美国支持的实力派人物萨达姆(1960年,还在埃及开罗大学读法学时,萨达姆就开始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接触。当时美国担心伊拉克政府与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于是向复兴党及其他反政府势力提供援助)顺利登上总统宝座,同时他还担任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总理和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机构总书记的职务,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更为“巧合”的是,萨达姆上台执政一年后,两伊战争便爆发了。
  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借口伊朗参与对伊拉克外长阿齐兹的刺杀行动,向伊朗发起进攻。战争起因的公开说法是:由于伊拉克试图完全控制位于波斯湾西北部的“Shattal-Arab”水道,该水道是两个国家重要的石油出口通道。而在这背后,美国为萨达姆提供武装并支持其发动战争,是试图以此遏制刚刚通过革命上台并强烈反美的伊朗政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75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支持巴列维国王对当时在伊拉克控制下的这条水道发动进攻。这里有人可能会反驳:战争期间美国并没有向双方出口过武器啊。但是,不要忘记,当时军火贸易中的中间商的国籍是哪里?萨达姆的战争贷款又是来自何处?
  两伊战争历时8年,两个中东富国被打成了穷光蛋,战争同时制造了数以百万记的冤魂以及更多的残缺的身躯以及家庭。在上述代谢产物之上,是欧佩克各成员国由于对自身安全的忧虑和石油出口受到的影响,不得不进一步向美国靠拢,而伊朗由于战争,其影响最终没有走出国境线。
  而在此期间,对中东石油的控制权又帮助美国在全球扩张中走出了一步极为重要的棋——1990年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1991年12月25-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确认了联盟解体的事实,并表决通过停止联盟国家权力机关职权的事宜。关于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已经无数次的被讨论过了,但是,你知道那根“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哪吗?是沙特,正是常年低于35美元/桶的原油价格,连续打击着前苏联的石油出口——由于工业体系不均衡,而军工受政治影响,一直以来苏联真正在国际市场拿的出手的只有能源产品(其实到了现在,仍是靠着石油出口贸易,使得俄罗斯恢复了部分元气),只有通过能源出口换得轻工业品和农产品,才能抵消苏联产业结构不均衡的缺陷,由于能源出口受挫,苏联不得不用黄金来进行进口贸易的支付结算。终于,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末这种打击直接导致了卢布信用加速崩溃,并最终打掉了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斧头旗帜”,使得美国人打赢了冷战中的最后一个战役。而对于现在的我们,这其中的一条启示是:在同一时代,经济规律的影响是不会因为你的信仰而有所区别的。
  在此同时,帮助美国抓牢了中东石油的伊拉克,由于两伊战争,仅欠科威特的债务就已经高达140亿美元,为了化解巨大的财政危机,同时也是在“泛阿拉伯主义”野心的驱使下,科威特时间1990 年 8 月 2 日凌晨 1 时,在空军、海军、两栖作战部队和特种作战部队的密切支援和配合下,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三个师越过伊科边境,占领了科威特全境。一时间,萨达姆几乎把自己放到了全世界的对立面上,昔日的美国盟友的反应出乎意料之外,“解放伊朗独裁统治的英雄”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成了人类的“公敌”。美国携多国部队69万(美军45万)陈兵波斯湾,1991年1月15日,“沙漠风暴”正式吹向了伊拉克。
  在8年的消耗战之后,那部久经战阵的战争机器成了萨达姆唯一的本钱,而海湾战争中,这唯一的脊梁也被美国人打断了——伊军崩溃的速度简直叫人匪夷所思,而在这种情况下,1991年2月28日晨8时多国部队却在巴格达前停止了前进。从战争爆发到结束,这之间我们无需说什么,至少从战略上看,一个意图整合中东的伊拉克和一个怀有同样想法的伊朗一样,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萨达姆的军事入侵以及后面被打而不死,使得沙特、科威特等国感到了恐惧,这则帮助美国得以直接在中东驻军——那时苏联已经行将就木,美国这么做完全可以没有顾忌。同时,美式装备在战争期间得以好好的“秀”了一把,倍感压力的中东国家向美国抛出了大笔的军火订单,除了让美国军火商狠赚了一笔之外,无形中也把自己战争机器纳入到了美国的军事体系之下。
  而另一方面,由于压在美欧矛盾之上的冷战阴云正在散去,欧洲人此时已经开始独自谋划他们的未来,或者说,在美国看来,已经可以明显的感到盟友们“离心离德”,要离开美元体系,但是,他们还离不开中东的原油……,总之,帮助美国打“坏蛋萨达姆”的欧洲人、日本人(海湾战争的费用是由日本政府买单的)似乎又被什么人给耍了。
  回到开始的话题上来,任何一场战争都会使得多方产生利益损益,而在美国政府眼中,关于伊拉克战争他们首先看到的,还应该是铸币权。中东半个世纪的战火,恐怕很难和美元脱离关系,而随着上世纪70年代货币经济体系开始占主导,以及石油美元的出现,战争和美元之间的联系在中东已经越来越直接,当然,在其他区域亦是如此。
  从1913年12月23日美联储建立,截至到2001年,美国的国债总额达6万亿美元(美联储事实上为私有银行,美国的货币发行是由政府向银行借债,银行再更具国债数额来发行美元),正是在这一年,随着9.11后美国股市泡沫的崩溃,美联储将利率由6%降至1%,这导致美元信贷额暴涨,大量的美元被投资者投入到了房地产(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房地产业替代股市成为美国吸纳资金的主要场所)、贵金属、和原油等产品上(这也是世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症结所在,国外某些人将这笔帐记到了中国头上,完全是无耻的谎言),美元迅速的被从各国储备中挪到了市场上,流通数量激增——2001年之后,美国国债平均每一秒钟增加2万美元,原有的强势美元政策已经没有办法维持美国的偿债能力,国际资本开始流出美国。按照以往的办法,此时只要宣布美元贬值就可以让那些无法清偿的债务灰飞烟灭,但此时已没这么简单,因为在美元的身旁是正在走向强势的欧元,美元肆无忌惮的贬值将使得在国际市场上人们不得不拒收美元而代之以欧元。因此,必须用什么办法去保障美国的货币霸权,保证美元不被拒收。
  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显然用此前所谓的“文明冲突”来解释中东战火的起因相比之下很难以令人所信服,在笔者看来,如果认同这种提法,那么等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站到美国的一边,那就得为美国的“反恐战争”买单,而由于地理因素,欧洲国家因此而遭受恐怖袭击的机率要远大于美国本土,恐慌最终将会使投资人再一次把欧元兑换成美元,欧洲的资本将再一次流到华尔街,如果所谓的“文明冲突”真的爆发了,其中的利益损益足够显而易见了吧?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德、法等国坚决不去认同那个“文明冲突”。
  目前欧元区贸易额的2/3来自于欧盟内部贸易,而在科索沃战争之后,欧洲已经不再存在这样的空子给美国钻了,那么只有中东的战火可以使欧洲的投资者感到不安了——争夺铸币权的手段无非两种:一种是“我比你好”,在美欧经济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这不太容易做到,时间上也不容许;第二种则是“你比我更差”,显然美国人更青睐这一种,原因就在前一句中。而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早已被打断了脊梁,又被连续的制裁、核查折腾的奄奄一息,是一颗软的不能再软的“柿子”。“更可恨的是”,自2000年起,由于欧元对美元升值,为了获得更高的受益,伊拉克开始以欧元进行石油贸易的结算,而这又引起了多个产油国的注意,直接触及到了石油美元——战后的伊拉克新政府第一个动作就是在石油贸易中以美元取代欧元。对萨达姆政权的军事打击和政权颠覆,对其他中东国家必然具有威慑的意味,这会进一步迫使欧佩克继续以美元进行石油贸易结算,虽然这样将意味着替美国承担起日益严重的金融风险。总之,那是在华盛顿政府看来,也许没有比伊拉克更合适的减压阀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布什政府所预计的那样简单,传统的阿拉伯社会中,对教派、对部族的认同感远要强于对世俗的国家概念,美国对伊拉克的打击因此产生了一连串没有预料到的反应:在没有强势代理人的情况下,这种打击实际是破而不立,过去强有力的统治机器不存在了——这就是为什么巴格达博物馆以及其他设施会被哄抢一空,伊拉克的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着严重的对立情绪,失去了一个强力的政权等于让这种对立失去约束,美国在扶植伊拉克新政府的时候让过去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占了便宜,这似乎是想“借鉴”过去英国殖民者“拉一个压一个”的做法,但在没有强势代理人的情况下这反倒把美国大兵拉入到了直接的冲突中。此外,伊拉克人缺少国家概念但不等于缺少仇恨的基因,对大多数伊拉克民众而言,美国人给了他们每人一张选票,然后毁掉了他们生活中的一切。而与此同时呢,巴格达被“解放”了,共和国卫队“蒸发”了,萨达姆“落网”了,冲进来的美军也失去目标了,美国大兵倒是成了伊武装分子的目标,原来打共和国卫队如刀切豆腐一般的先进战争机器对此同样无能为力——21世纪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所干的活和上世纪60年代越战时期的装备比毫无区别,而除了价格也再没什么高过那时的古董。在上述对立情况无法消除的情况下这些问题是不可能避免的,美国大兵在挨打,却没有具体的目标,战争也没有终点,这种情况下的伤亡和在硫黄岛、在冲绳那时完全不一样,后者虽然惨重但前面有着一个实实在在的终点,而现在士兵却什么也看不到。在这种威胁方向极不确定的情况下,误伤平民时有发生,这就又进一步的加剧了美军的窘境。很快,这使得这场战争的投入/产出比开始下降,原本保卫货币霸权的战争却反过来开始有可能威胁到美元。正是如此,在最初蛮横的踢开联合国单干之后,美国不得不回过头来要求“盟友”们以及联合国出面,以缓解自己的压力,而后者的介入,使得原本已经几乎彻底失去中东影响力的法、德、俄罗斯等国的面前又出现了希望。
  抛去近期的具体事件,从根源说这是美国追求绝对霸权的必然结果,货币经济下,利益早已超越了地缘,各国的利益结构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靠军事打击解决核心以外的问题,稍有不慎就会打成“七伤拳”,所谓“不可马上制天下”的古训到现在仍然成立。对资本主义而言,对绝对利益的追求是必然的,但这最终会损害到其根本利益。
  到了这个地步,要么美国开始逐步的收缩货币圈——美元瞬时崩溃对世界也是一个不小的麻烦,所以欧洲和东亚地区也不会眼看着这种事情发生,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配合美国的收缩;要么,则再发动新的战争,重新让战争机器开动起来,通过打击外围继续消灭欧元。如今,一面伊朗、叙利亚甚至沙特都战云密布,一面美国则还有要求撤军伊拉克的声音,伊朗核问题还在政治、外交层面进行着博奕,这些说到底,都是前面那种矛盾的体现。
  正是基于后一种选择,“伊朗核问题”正式登场了。于中华文明相似,波斯文明的历史同样需要以千年为记数单位,数千年“与人斗”的历史让他在政治上具备了比其他中东国家更深的底蕴。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之后,萨达姆在全球的瞩目下由盛转败直至身死,而伊朗却毫发无损。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作为产油大国的伊朗同样建立了以欧元为结算货币的石油交易所。不同的是,在此同时伊朗与俄罗斯达成了建立某种石油价格协调机构的意向,这相当于第二个“欧佩克”,对于同样是产油国又曾在油价上吃过苦头的俄罗斯,这是求之不得的,而对于曾被踢出中东的欧洲国家,无论是从币缘还是地缘说这同样是一件好事,对亚洲的中国乃至日本同样如此——所谓的伊朗利益,并不是买点石油、卖些军火那么简单。
  而那位经常“语出惊人”的内贾德总统由此看来,远没有常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伊朗的政治架构是中东国家中最接近西方模式的,能从德黑兰市长一跃成为总统光靠“语出惊人”是绝对不可能的。
  由此,围绕美元霸权的又一场“币缘战争”,在伊朗上演了。俄罗斯和欧盟拜伊朗所赐——更确切的说是拜美国自己所赐,得以重返中东,而此时美国已经很难再像从前那样把他们“赶出去”。而这支力量的进入,则也最大限度的维护了伊朗的国家安全。
  而对中国而言,在中国能源安全受到威胁的表相之下,发生在中东的“币缘战争”同样蕴含着丰富的红利。最显而易见的,美国军事重心的西移使得亚太区域减少了干扰因素,为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经济圈的整合赢得了空间。
  更深层次下,现在美、欧的“币缘战争”使中国首次得到了中东地区的话语权。在一些人眼中,还在为西方生产鞋子、衬衫的中国目前还处于世界产业链的较低层面,人民币更不还没有作为世界货币的资格,但是,同时还要看到的是,中国仍是现有美元体系中除美国外最大的受益者,无论民族主义者们是否喜欢,低廉的成本的确使得制造业在向中国集中,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其级别越来越高,但在升级过程中中国并未像其他国家那样放弃低层次的产业,因此,大量的美元被中国所持有,也许用不了多久,中国就可以看到她第二个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美元本身早已不具备价值,但它们可以在下一轮的国际结算中为中国换来所需的矿物资源、技术和设备。
  原本,亚太地区国家货币都挂靠在美元上,而现在,巨大的贸易顺差使得其他国家在调整货币汇率时除了盯住美元还要观察人民币的动向,这就相当于又变相的进一步的放大了中国外汇储备的影响力度。这种近乎垄断的“世界工厂”意味着什么,美国自然清楚,于是美国开始软硬兼施的压迫人民币升值,目的,则在于控制中国金融体系,遏制产业体系向中国整合的势头,消灭出现区域性人民币经济圈的可能。而现在,这种压力至少短时期内,被化解掉了。
  美国现在同样是这笔外汇储备的受益者,大量的美元在中国国库中沉淀下来,避免了市面美元流通量的进一步激增,也就保住了美国的国家信用,维持了美国的货币霸权。这样一来,在欧元与美元的币缘战争天平上,中国就成了决定性因素。而自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老一辈政治家为中国争取的绝对的独立自主,今天又一次使得现在的我们受益,中国外汇储备和外贸结算中多少份额属于美元,多少属于欧元,这完全由中国人说了算,爆发在中东的币缘战争必须要请中国出来,而这里有我们所需要的能源安全,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东事务的话语权将放大我们在世界其他的发言权。
  再具体的说,中国是现在美元霸权的受益者,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国家利益在这样的体系下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并不大,而且,追逐绝对利益使美国一步一步的将自己推入到了险境,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这种状态下把核心利益与其捆绑在一起,中国自然也不例外。美元独霸,不符合中国的远期利益,从周边地缘情况看,和近期利益同样冲突。但是,无论是美国的迅速崩溃,还是欧洲取代美国掌握中东,也同样不是理想的结局。只有东方智慧下的兼、合之道,才是中东地区最理想的状态,对我们,与当年中、美、苏的关系类似,这将实现中国利益的最大化,而对我们的博奕对手——欧盟、美国,以及中东地区各国,这同样未尝不是一个共赢的结局。
  在这一框架之下,过去一段时间以及现在发生中东区域的种种事件都不难找到一个靠近实际的解释,事实上在中国凭借“币缘优势”取得了中东话语权之后,在伊朗外交向中国靠近,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导人纷至到达北京之后,在战略上中国就已经赢了第一步,而无论是巴以局势还是伊朗今后的命运,对此都产生不了颠覆性的影响,只要美、欧币缘战争还在继续——也肯定会继续,只要中国的“币缘优势”可以保持,在中东中国就存有活动空间,同样,在其他方向也就存有活动空间。而我们所要做的,核心则是要在这段时期完成中国在国际产业链条地位上的提升,完成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完成对东北亚、东南亚、中亚以及非洲地区4个区域经济圈的整合。
  再具体呢?那就已经超越了“略”的范畴。这可能会让一些读者失望,因为这里最终也没有预测或建议什么,毕竟笔者不在其位不敢妄加断言,但是,一个对手,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也无论他的武器有多先进,当你可以一眼将其看到底的时候,你就至少已经占了先手。至此,仅就“大国之略”而言,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总而言之,军事斗争对战争而言,仅仅是一个子集,很多问题,仅仅靠F-22和航空母舰是解释和解决不了的。
  这个就看怎么看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走到现在,我的一个看法是中共决策层在很多问题上实际都是“战术不足战略补”,具体到刀版说的问题,如果就国家在金融方面的具体操盘手段而言,老实说我的信心也不足,不过国家总体的战略走势又是好的,我的乐观也主要来自这里,具体到战术层面上,好在通过这些年的积累,精明说不上,但说皮糙肉厚绝对没问题,摔跟头赔钱不怕,只要这套体系不崩溃,挺过这段了怎么失得还可以怎么再赚回来。现在的底线是产业体系不能崩溃,除此之外,外汇储备赔了,甚至楼市、股市崩了,听着好像大事不妙了,但都还不至于伤筋动骨,这就是为什么吴仪副总理在中美谈判中宁可开放金融,也要钉死汇率问题。
  实际和打仗一个道理,不是比谁让对方流得血多,胜负的标准就是看既定的战略目标达没达到,除此之外一切都是虚的。
  经济运转必然是带有周期性,发自美国的流通性过剩必然会引发一个从波峰到波谷的收缩,这个收缩始于经济,还会波及到地缘政治已经军事,会给我们提供一个际遇。但是说美国会崩溃就太过分了,这句话放的实在太早点。
  从纯技术上说美国的金融手段是非常厉害的,在现在这个大环境下,美国经济还能这么不老实,前两年美元总体贬值的趋势下还能弄出两个中、短期的走高,让作空美元的人亏死,这不是谁都能做到,现在说美国金融体系脆弱还有些为时尚早,未来美国经济很可能会有一个软着陆,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得到很多实惠,在美国战略收缩结束之后,中美实力差距对比90年代初会缩小不少,而未来世界的多极化,也许就是在霸主的这种收缩——膨胀的往复中逐步实现的,而假如美国国内不出现某种颠覆性的变动,真到了那一天,虽然不再是霸主,但凭着美洲大陆的资源他仍然有本钱作头号强国。
  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着世界;
  我们自身还在继续改变;
  世界将因我们而改变——
  大国之路(续篇)
  在一本军事类刊物上谈一个更接近经济问题的话题是否合适呢?军事是政治的延伸,经济是政治的基础,那么军事就也应该时经济的“延伸”的延伸,想来也说得通。再多自信那么一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对多数人而言应该已经听得很滥了,但是在面对某些具体问题时我们却又往往互视了它:一条新闻出来后,那种比较飞机大炮数量的就事论事的分析、评论总是让人听得不得要领,偶尔把几件事情联系起来,一不留神又会弄个“阴谋论”出来。而如果静下心先把经济这个底层驱动力的情况疏理清楚,那么对于很多问题,至少我们可以先给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背景……
  从中国经济的二次转轨谈起
  1976年,在经历了十年政治磨难之后,将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点很快的成为了当时中国官方及民间的共识,许多问题随之摆到了中国政府的面前,这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简单的讲就是没钱,国内建设缺乏资金,对外贸易缺乏外汇储备。70年代末,由于技术、设备引进的摊子铺得过大,78年、79年、80年出现3年贸易逆差,分别为11亿、20亿、13亿美元,80年外汇储备就成了负数,-12.96亿美元(1978年时为1.67亿美元);上世纪80年代“国防为经济建设让路”的做法在今天受到不少诟病,然而必须看到的两点是:首先,在当时来说,恐怕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会想到,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会发生苏东剧变,中国的外部环境会因此而出现恶化。此外,根本原因还在于“缺钱”,1980年中国GDP为3332亿美元,至1990年也仅为3638亿美元,当年外汇储备不过110.93亿美元——实际直到本世纪最初几年,如何“赚钱”和如何“省钱”都还一直是中国政府考虑经济问题的首要出发点。从历史角度而言,长久以来中国的问题都始终是内政大于外交,外患无不是始于内忧,对于一个业已敞开国门的国家而言,国内的稳定只能是建立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之上(当时有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和平演变),对于当时具体的国防项目的取舍,笔者自知没有发言权,但从大局而言,做出“国防为经济建设让路”的选择在当时的确是无法避免的。
  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解决工业化问题,和所有的经济体一样,这就必须经过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从历史上看,一个常规的模式就是由农业为工业作积累,再由工业“反哺”农业,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工业化算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同样,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也一直在走这个路子,然而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这种积累模式的效率是非常底下的,在中国这套“积累——反哺”的反馈过程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相反,给农村工作制造出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当然,这里笔者所作的也只是个“事后诸葛亮”而已。
  题外话:80年代国防建设的压缩在博扬看来确实是一件很无奈但又必须去做的事情,就和怀孕的动物一旦面临饥荒会本能的流产一个道理,但是,在一些具体环节中“切子宫”的做法,现在看,确实是不应该的。
  如果全看完的话,实际会发现亚洲经济实际还是有所涉及的。
  文明冲突的提法,学术上是一回事,但从政治上说官方现在是绝对不会提的。
  老实说,东方文明中内敛节俭的成分确实会更适合未来的经济发展。
  当时如果搞劳务输出的话确实是可以的,不过历史毕竟没有那么多“如果”。
  工业的“反哺”,一进一出都得看到,问题得关键在于工农业剪刀差在那段时期始终存在,而且这个效应要大于工业产品对农业效率的提高。
  不知道这个“灭掉”是指什么?军事角度说,把中国炸平了恐怕谁也不会动这个心思,一是存在恐怖平衡,那么干他也好不了,二是没有这方面的利益诉求,真这么把中国“灭掉”,那等于把东亚净储蓄给炸没了,这样美国最大的利益也就没了,至多就是得到一个原料基地,含金量还不高,现在已经不是殖民经济时代了,这么干没什么油水。所以,两方面的因素一综合,中美大规模热战的可能不大。
  如果这个“灭掉”是指和平演变,那很有可能,最起码确实存在这么干的动机,现有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边际效应也越来越小,所以这里我要写经济二次转轨,这个问题上美国确实想动手脚,不过现实操作的空间不大,热战不行,经济上搞现在很难抵消中国的战略优势,所以需要提防所谓的和平演变,当然,我的看法是1989年之前确实是个好的时机,这之后,再想和平演变,实际上已经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然,预防仍是必须的。
  落实到现实,所谓的极左,现在问题不大,出了网络现实中没几个人会信他们这套,反倒是某些民主、自由、人权不离口的家伙需要注意,尤其是在现在社会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的情况下,这些义正辞严的“正义人士”中,确实有一些很不简单。
  (是的,但是您似乎忽略了金融战,金融战与和平演变的结合是最可怕的
  而现在美国正在同时对我们发动金融战和和平演变 )
  没有忽略,而是现在中国战略层面的优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掉战术劣势,所谓的结合就是金融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和和平演变的并发症
  现在中国经济中抄起来的成分实际不大,拿股市说,通过股市融资,欧美的比例是8成,我们则2成都不到,真有一天股市崩了退到重来也不是不可以,现在的关键在汇率问题,人民币骤升会让现有的产业体系伤筋动骨,到时候大量人员失业,那才是最可怕的。
  未来肯定要在一定程度上向消费型经济转,要扩大内需,要改善社会福利体系,只有老百姓得实惠了,那才是真得发展了。
  关于正文再说明一点,所谓的货币政策调整和现在的货币政策紧缩实际是两码事,当时经济过热的一个因素在于银行由所在地政府领导,所以出现了乱印钞票乱贷款的问题,后来朱鎔基同志的解决方式是通过行政手段——他本人出任央行行长,同时把银行从地方政府手中剥离出来。这个问题实在不好写出来,没办法就想了这么一个有点不伦不类的说法。
  http://bbs.cjdby.net/viewthread.php?tid=402265&extra=page%3D1——刚刚在超大看到有人在驳上一篇东西,本着对网友负责的态度,把连接给大伙转过来,毕竟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因为条件的限制,所以博扬手头的数据确实有不少并非第一手的,坛子里应该有科班出来的朋友,如果有错误还请指出。
  哪有那个功夫啊,现在装修房子、拍照、置办一干日用之物……最后还得在这填坑,都要脚打后脑勺了再说我对“第22条军规”又没兴趣
  不过由于几个数据的确不是第一手资料,所以如果真有问题,还是希望诸位指正。
  我比较奇怪的两点是:分析美国经济政策紧缩,怎么传到人家耳朵里就成了唱衰美国了呢?我的表述能力真的这么差吗几个二手的数据当时为了保险,差不多都是来自于王建老师——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的文章,不过有时间确实需要复查一下,毕竟咱功力有限。
  不过也说不上什么辩论,也许人家真的是高人呢?——西西河的陈经老大在这位仁兄口中不照样是“不懂经济”是“YY”(还好他没看到新华声,也就是子玉,那哥们的招牌菜可就是“美元末日理论”)
  起码要感谢人家的提醒,即使是最不重要的数据,也得保证来源可靠
  完了,估计今晚又有人琢磨吃熊掌了那个,忠言同志啊,其实牛蹄筋要是炖的时间久点也差不多能冒充熊掌,考虑咱这就这一头熊,要不您先将就一下
  http://www.mzcy.cn/bbs/html/2006-5-23/2248476615.html[url]http://xinhuasheng.spaces.live.com/default.aspx[/url]
  刚才和熊兄聊到了新华声(子玉)的”美元末日理论“,这里转个连接过来,大伙不妨看看。
  今天文章总是贴不上来,稍后再试试看能不能更新。
  中国工业化现在已经走到了重、化工业主导的阶段,我的感觉是,1993年开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走到现在对产业升级所能起到的边缘效应差不多也快到头了,而且资本原始积累也够了,确实到了政府往里砸钱的时候了,赔一些也没什么,空客到现在还在拿着政府的巨额补贴,A-380的毛利据说只有1.5%,今后一段时期,我们也要作不少这类的“赔钱买卖”。
  所以呢,翻过来说之前作裤子、袜子,搞比较经济确实是条正道,产业级别越高,技术风险越高,获利的周期越长,没有低层次产业撑着,我们想赔都没得可赔,所以呢,作裤子和造大飞机实际是统一而非对立的
  外资进入中国的渠道其实还是相当有限,能独资的领域很少,比如银行到现在才有有限的几家容许外资中获得15%的额度。外资银行经营的口岸受限,进入资本二级别市场受限,经营人民币业务受限制。中国属于外汇严格管制国家,而且人民币是非自由兑换货币,外资进出中国都是要受到严格监管的。现在进来的,主要还是为了通过炒高中国资产和利用人民币升值的利差来套利。
  而且对于外资,老兄得弄清楚一点,中国和欧美的界定标准是不一样的,西方国家说的外资是看母公司的注册所在地,而在中国,只看公司注册地不看母公司,就算是一家中国公司,只要他在境外注册,如果回过头和国内企业合作那我们也把他算作外资。
  稍安勿躁啊教育和医疗确实是个败笔,98年因为亚洲金融风暴中国外贸受到严重影响,当时中央想方设法的去“拉动内需”,教改、医改就是朱老病急乱投医的产物,老百姓平白无故多背了两座大山,国家从中也没得着什么好处,就是白白养出了这么两个利益集团。到现在为止,医疗体系看来是要修复了,教育这块现在还看不出什么。
  国内的话,人员流动比产业转移要更合算一些吧
  前面说到CD那边在开博扬的批斗大会,给某家扣了顶唱衰美国的帽子,考虑毕竟这东西再贱也是要算稿费的,让网友掉坑可以,但坑钱是绝对不能干的不是,所以昨晚主动和舰武的小编老编们分别通了电话,考虑到对读者负责,所以博扬暂时停了笔,对一些要用的数据来源作了下核实,同时修改了一些内容——毕竟熊兄看着也有点像“唱衰”,这么着就耽搁了。今晚争取重新开始填坑
  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着世界;
  我们自身还在继续改变;
  世界将因我们而改变——
  大国之路(续篇)
  在一本军事类刊物上谈一个更接近经济问题的话题是否合适呢?军事是政治的延伸,经济是政治的基础,那么军事就也应该时经济的“延伸”的延伸,想来也说得通。再多自信那么一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对多数人而言应该已经听得很滥了,但是在面对某些具体问题时我们却又往往互视了它:一条新闻出来后,那种比较飞机大炮数量的就事论事的分析、评论总是让人听得不得要领,偶尔把几件事情联系起来,一不留神又会弄个“阴谋论”出来。而如果静下心来先把经济这个底层驱动力的情况疏理清楚,那么对于很多问题,至少我们可以先给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背景……
  从中国经济的两次转轨谈起
  1976年,在经历了十年政治磨难之后,将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点很快的成为了当时中国官方及民间的共识,许多问题随之摆到了中国政府的面前,这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简单的讲就是没钱,国内建设缺乏资金,对外贸易缺乏外汇储备。70年代末,由于技术、设备引进的摊子铺得过大,78年、79年、80年出现3年贸易逆差,分别为11亿、20亿、13亿美元,80年外汇储备就成了负数,-12.96亿美元(1978年时为1.67亿美元);上世纪80年代“国防为经济建设让路”的做法在今天受到不少诟病,然而必须看到的两点是:首先,在当时来说,恐怕全世界也没有几个人会想到,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会发生苏东剧变,中国的外部环境会因此而出现恶化。此外,根本原因还在于“缺钱”,1980年中国GDP为3332亿美元,至1990年也仅为3638亿美元,当年外汇储备不过110.93亿美元——实际直到本世纪最初几年,如何“赚钱”和如何“省钱”都还一直是中国政府考虑经济问题的首要出发点。从历史角度而言,长久以来中国的问题都始终是内政大于外交,外患无不是始于内忧,对于一个业已敞开国门的国家而言,国内的稳定只能是建立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之上(当时有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和平演变),对于当时具体的国防项目的取舍,笔者自知没有发言权,但从大局而言,做出“国防为经济建设让路”的选择在当时的确是无法避免的。
  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解决工业化问题,和所有的经济体一样,这就必须经过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从历史上看,一个常规的模式就是由农业为工业作积累,再由工业“反哺”农业,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工业化算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同样,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也一直在走这个路子,然而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这种积累模式的效率是非常底下的,在中国这套“积累——反哺”的反馈过程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相反给农村工作制造出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当然,这里笔者所作的也只是个“事后诸葛亮”而已。
  从现在的情形看,这个原始积累在中国最终是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来解决的。1992年,随着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进一步放开,中国出现了一次经济过热的局面——不单是产品过剩,还是产能过剩,当时的中国经济面临着硬着陆的危险,作为应对措施,1993年、1994年两年,在收紧银行贷款政策的同时,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贬值和制定鼓励出口的政策,开始将过剩的产能转向了国外。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正好赶上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简单讲就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和本国的资源进行产业升级。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集中资金与技术的优势,生产高端产品。按照萨缪尔森的比喻,这种世界分工就是“最好的律师同时也是打字最快的人,却不亲自打字”。
  单纯从个人感情讲,笔者对这种国际分工并没什么好感,说白了发达国家就是冲着低成本去的,而所谓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人力成本(在服装之类的简单产业中尤其明显)——实际就是发展中国家贱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对此发展中国家确实没有什么选择,市场经济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值差距是由潜在生产力供需关系决定,简单的讲,发达国家既能生产飞机也能生产袜子,而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袜子但又需要飞机,自然定价权就在发达国家手里。这样的利润分配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国家内部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社会福利,转移支付来锉平高收入阶层,弥补低收入阶层。但世界范围内显然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国际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对此并没有太多的选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就说过:“我们准备好被剥削了,只是希望剥削得比较公平。”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投入到了这轮全球化浪潮之中,而对中国而言,现在看来当时确实是抓住了一个机遇——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口素质较高,就发展经济而言传统东方文化的特性更为积极(相对而言印度和东南亚人民就有些过于安贫乐道了,从经济发展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除了中国,日韩实际也是正面的例子,以至于有“儒家资本主义”这种提法;中国国内环境,以及周边环境都处在非常稳定,不想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宗教冲突不断,各种“游击队”成天把政府军打得焦头烂额;此外,中国政府属于“强政府”,具备极强的行动力,无论别人如何评价,但必须承认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他搞经济的效率是非常惊人的。(就笔者所认同的一种看法,西方国家社会体系的实质应该是由各个社会功能模块所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可以在少有国家干预的前提下自我管理运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其社会体系更接近于一种“中心驱动”模式,这是由传承几千年的历史所决定的,东西方两种模式只能说是各有所长,而不能比孰优孰劣,拿所谓的“专制”、“民主”来套则更为荒唐,事实上就主要几个东亚经济体来看,除香港受英国影响外,日本的经济活动中政府的调控占到了50%,社会力量仅20%,其余由市场调节;韩国的国家因素所占比例略低,但也有40%,社会力量占30%;而在新加坡社会力量调控仅占10%,政府比例高达50%……这三个国家都不符合“小政府,大市场”的要求,而他们的经济成果则是有目共睹的)。
  1993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少就客观的现象而言,可以拿“比较经济学”来解释。所谓比较经济学,直接的表达就是:各个国家在各自国家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强投入并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换获得彼此的利益最大化。军事领域的一句名言这里同样也能拿来套用——“乞丐不和龙王比宝”,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拥有竞争力上的优势,掌握技术也好,自主创新也好,只能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现在暂时还考虑不到。中国最早在国际市场形成竞争力优势的是纺织业这个低级别产业,除了人力成本外,主要优势就是前面提到的三条,再就是政府的出口退税政策。
  有了优势产业,获得了稳定的资金来源之后,这些钱又进一步的投入到了基础建设和产业升级之中,到90年代后期在更高一层次的机电行业,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形成了竞争力优势,至2004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已经占外贸出口总额的54.5% ,再将中国制造与鞋子、裤子联系在一起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以战养战”的良性循环至此迈出了第一步。
  之后在这种良性循环下中国的产业升级一步一步的作了上来:2004年中国造船业接单量达到世界第三,次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2005年12月13日,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称,中国在200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其他信息及通讯产品的出口国。2004年中国在ICT(信息及通讯技术)产品上的出口额达到了180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只有1490亿美元。2005年,贸易顺差超过千亿,达1019亿美元(一说为1020亿,此前04年为319.8亿另一说法为321亿)。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基础建设也形成了良性循环:获利——基础建设投入增加——处境进一步产业升级——再次增加基础建设投入……
  现在看来,中国已经逐步的形成了一套低成本工业体系,与发达国家比中国低在人力成本,与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则拥有更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问题在于,对于中国这样级别的国家,真到了经济命脉即将崩溃的时候,他完全可能作出超越一般金融游戏规则的事,05年俄罗斯就来过这么一次,更早些时候,1971年美国也干过,虽然方法粗糙了点,但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手段。这点投机者不会不考虑的。
  实际不少经济上的数据会有几种标准不一计算方法,而结果会因此而有很大的不同,这或许是个原因,因为是二手数据,所以在没有原始来源的时候确实是个问题。这篇中的数字出特别说明的一般我都直接参采用国内公开的官方报道中给出的数字。前一篇的数据以后我会把我所参照的出处给大伙列出,当然如果发现确实是错误的话会给大伙纠正
  PS:我之前说过,大国崛起来自于创新与发展,而非破坏,所以这次想多说一些国内
  这么说也有道理,当时的想法是,简单的把中国归入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说不同,说是发达国家,拿人均肯定说不通(这点其实出了中国也是有疑问的,说发展中国家,那和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实际地位也不相f符,所以中国得拿出来单算一块,这个后面会具体说到。
  呵呵。所以才会有这三句感慨吗:
  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着世界;
  我们自身还在继续改变;
  世界将因我们而改变
  我们自己一直在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这个特殊性反倒被很多人有意无意的给忽略掉了,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一些人在唱衰中国,吹中国是美国的经济奴隶。这里呢,我只是想为中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说两句好话,毕竟站在技术甚至道德高度为美国“歌德”的已经很多了,也不差咱这一个半个的。我确实承认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发展确实是要搭美国这趟车,但是,完全没有必要搭的那么低三下四,这一点我们还是有本钱的,而且从长远来说,这趟车也不可能一直搭下去,人家拉不拉你就是个问题,而且就算拉的话拉到什么地方也是个问题。
  (很佩服老大你的看法!
  我说几点我的看法,看到你的这句话,我觉得你才涉及到了实质的问题。
  我记得传言胡总训斥军种将领,“不要盯着地球仪,就作出了中国的大战略!”
  我看的很多人,都作战略方面的探讨,对 ... )
  呵呵,您说的东西让我想起来以前我的老师和我说的一句话: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伟大的——但是(此处拉长音)人民群众又的的确确是不讲“理”的
  您提的几个问题正够大的,这里我胡抡两句,就现在的医疗体系而言,我的看法今后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向“计划”这一边回归——其实现在很多改革措施说到根上,就是在不断的调整“计划”与“市场”之间的比例。
  农民工问题其实和我上面提到的全球化条件下的贫富分化是一个道理,就是在潜在生产力上存在差距,除了相关的法律以及政策外,还有就是要扩大社会福利的覆盖范围,而根本的解决途径则是要扩大我们的第三产业,扩大服务业,这个主要取决于中国的产业升级,必须一级一级老老实实干上去,印度搞跳跃式发展,但他的服务业提供不了太多的就业机会,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第二产业,除了少数精英阶层外多数人用不起,自然服务业的就业面也不会太大,两头这么一挤,弄得人力成本超低,比我们说的血汗工厂还“血汗”,这应该算作是一个反例吧。
  中国的户籍政策是有历史渊源的,实际东亚就我了解在日本也还存在户籍政策,到了建国之后又多了一重背景——我前面说过,我们曾走过很长一段“以农养工”的路子,客观上确实是在以农民兄弟的利益来换工业话(结果还没换来,后来是靠出口贸易的积累才有本钱还农村的帐),而户籍政策的一个作用则在于在这个理念下通过限制人口流动降低城市压力,保障工业化(其实拉美的经济确实是被农村流动人口拖累了)。
  随着“以农养工”事实上被放弃,以及我前面提到的经济转轨的实现,人口流动限制肯定是要逐步取消的。
  所谓拉美化其实这些国家自身也有责任,甚至可以说拉美国家自身要负的责任还要大些,这个今后会讲到。
  在写完两次经济转轨后,后面会提到中国与亚非拉的经济合作。
  开工之前回复一下dajiadouou 朋友,首先,对在下您实在是谬赞了。其次,关于建国后头30年对后来经济的影响,我的看法是,首先的一个价值是给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预先搭建起了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段时期保证了中国的独立自主,保证了地缘安全,保证了中国大陆地区政治和民心的统一性,所以对这段历史,我的总体评价还是要以功绩作为主流。具体的当时的经济上,首先两弹一星的开发不应该讨论,它的价值不能拿简单的经济思维来想,应该放到我说的头一条中去讨论。
  就一般的经济建设而言,当初的“难”难在一穷二白搞建设,什么都缺,但另一方面,最初的工业化也就是所谓的工业化轻松阶段要搞出成绩确实也是比较容易,很多社会层面的软件问题不会出现多少矛盾,要说难易,这两点都需要考虑。
  但是坦率的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背景,当初的计划经济确实没有搞好,原因在于受外界因素干扰计划总是进行不下去,所以虽然在计划得以进行的时候确实搞的很好,但因为这个问题,一路加加减减之后,确实没积累太多的财富,至少说,当时完全可以干的更好一点。当然,那时留下的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底子,这的确是在当时把中国从其他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分了出来。
  76年之后一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之前,这段时期实际算是现有经济模式的摸索阶段,理论上说如果不摸索直接过去肯定是好,但这是不可能的,中国的改革从来就没什么教科书,所以这个阶段只能说是不可避免的,和现在作比较没有意义。
  总之呢,历史对于我们的价值,借鉴要大于评判,毕竟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1993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少就客观的现象而言,可以拿“比较经济学”来解释。所谓比较经济学,直接的表达就是:各个国家在各自国家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强投入并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换获得彼此的利益最大化。军事领域的一句名言这里同样也能拿来套用——“乞丐不和龙王比宝”,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拥有竞争力上的优势,掌握技术也好,自主创新也好,只能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现在暂时还考虑不到。中国最早在国际市场形成竞争力优势的是纺织业这个低级别产业,除了人力成本外,主要优势就是前面提到的三条,再就是政府的出口退税政策。
  谁都明白,技术含量越高的产业利润也越高,而产业所处层次越高,对经济的拉动空加也越大,但是高端产业的高利润伴随的是高风险和更长利润回报期限,这些都是需要几个既有的经济基础来支撑的。而有了纺织业这个优势产业,获得了稳定的资金来源之后,这些钱又进一步的投入到了基础建设和产业升级之中,到90年代后期在更高一层次的机电行业,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形成了竞争力优势,至2004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已经占外贸出口总额的54.5% ,此时再将中国制造与鞋子、裤子联系在一起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以战养战”的良性循环至此迈出了第一步。
  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基本融入了国际大市场,在这种良性循环体系下中国的产业升级一步一步的作了上来:2004年中国造船业接单量达到世界第三,次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2005年12月13日,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称,中国在200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其他信息及通讯产品的出口国。2004年中国在ICT(信息及通讯技术)产品上的出口额达到了180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只有1490亿美元。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基础建设也形成了良性循环:获利——基础建设投入增加——处境进一步产业升级——再次增加基础建设投入……
  现在看来,中国已经逐步的在从单一的优势产业(都是较低级别的产业)发展为形成了一套低成本工业体系,与发达国家比中国低在人力成本,与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则拥有更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前面的几组数据都截至在04、05年,原因在于下面我们会发现这两年年应该可以算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性拐点——2005年,贸易总顺差超过千亿,达1019亿美元而04年时则还为319.8亿(另一说为321亿)。贸易总顺差包含两块: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90年代中国各个地方的政府领导都想法设法引进外资,引进来的主要都投入到了加工贸易中,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加工贸易顺差中外资企业企业所占的比重通常在7成上下(2000年到2005年6年分别为:63.6%、67.9%、70.1%、74.1%、77.8%、81%),前面我们说“向发达国家贱卖劳动力”,主要就是指这一块,当然,要说明的是:中国认定外资的标准和西方有很大不同,其中一条就是中方认定的外资方以公司注册地为准而不以公司母公司注册地点为准,也就是说中国公司在国外注册分公司再回来和中国注册公司合资的也是被算做外资公司(所以对于中国外贸数据的统计国内国外有时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某些“钱全被外国人赚去了”的说法也是不太准确的。
  长期以来外资占大头的加工贸易一直是贸易总顺差的主要来源(2000年到2004年比例分别是89.1%、91.6%、88.2%、99.3%和98.6%),从02年开始到05年加工贸易顺差分别是577亿、788亿、1065亿、1426亿美元,基本上每年增长35%上下,非常平稳。而05年的贸易总顺差跃上了千亿美元,以中资主导的一般贸易至此结束了大额逆差,出口增速变大,进口增速减少,其中前面提到的机电行业于04年有逆差转为顺差,进而在06年成为顺差主力,装备制造行业中,金属加工机床05年进口增幅降到了9.8%,06年开始负增长……
  在罗列出的这堆数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中国自身的工业力量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05年之后已经基本可以独立“出口换汇——购买原材料和技术设备”这一循环过程,中资开始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意义终于实现了一个质的下降。
  同在2005年,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全年外汇储备增加2089亿美元,外储额超过了日本,已居世界首位,之后就达到了现在的1.3万亿。至此,可以说中国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财富积累的原始积累阶段基本已经走完。如果在互连网上查阅过去几年中,每一年对下一年关于上述数据的预测,会发现每次都是低估——这一积累阶段的完成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
  而至此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边际效应同样也开始迅速的减弱。从产业升级角度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过去以轻工业主导走到现在已经逐步过度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更高端产业的所需的设备与技术已经很难像之前那样从发达国家那里购得,过去总说日本“以十多亿美元购买到了需要数千亿美元开发的技术”,这种情况在现在已经根本无法再现了,且不说冷战的背景已经不复存在,在西方新的经济模式下,对技术专利的态度远比过去要认真,高端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甚至居于其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如此一来,现在中国对美国的进口贸易中,除了农产品和波音飞机外,中国值得买又买得到的东西开始变得少之又少。这种情况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由此而来的超额外汇储备就无法继续为国家谋利益,相反成为了一种净损失甚至是国家经济的负担。
  刚刚发现又能下西西河了,这里有葡萄的一篇文字,真好是上面一位朋友提到的问题,观点我也比较认同
  即使没有文革,中国经济也不会提前进入第二世界
  有人认为,没有文革中国可以进入第二世界,这个在经济学观点来看欠考虑.发达国家的经济分工第一波次是制造业转移至日本,然后是日本向四小龙转移,再然后日本和四小龙向东南亚转移.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资本积累,恰好是在上世纪60与70年代的完成积累与腾飞的.即使大陆在60与70年代不搞文革,想象后来80年代那样吸引外国资本尤其是以华人为主要力量的资本家来大陆投资,即使那些华人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量.也就是说,80年代改革后来自华人世界占中国吸收外资额一度达70%以上的华人资本在80年代前还只是小树苗.另一方面,中国走向全面改革是在邓公南巡之后,邓公南巡前后是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在基于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与矛盾的基本分析后做出的国策调整.之前中国的经济是适度利用外资,均衡国内国外企业发展,外汇储备保持适度规模.之后,经济以出口导向为中心,经济成绩以获得多少外汇为考核,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很多人今天不满的各种情况.
  实际,那在当时是一种无奈与必须.因为,在按照当时的经济模式发展,10年之中无论是各种矿石资源还是各种能源需求,国内资源供应都已经难以维持(更不要说这样规模的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环境恶化问题).而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供应中国10年规划的发展需要(当时有一本非常红的书<山坳上的中国>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翻翻,说的就是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崩溃论,也就是那时候在国内和国外悄然开始流行的),所以中国需要提早应对,以获得外汇储备为经济核心任务是中国当时的选择,也是造就今天经济格局的选择.
  最后再回到点政治,中国经济迎接全面国际化全球分工合作还有一个大前提:冷战结束.没有冷战的结束,就没有如今如日中升的资本全球化扩张,也就没有中国迎接全面经济改革的基本格局.简单的说,冷战一日不结束,中美仅仅是军事同盟,中国已经要在北方与苏联庞大的军事力量相抗衡,而这样的抗衡结果对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负担一个词可以解释的.
  实际不管有没有文革,中国和美国都不会在70年代之前就和解.冷战也不会在90年代之前就结束.同样,即使抛开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矛盾在80年代之前华人资本积累完成之前他们不会在大陆进行广泛的投资与经济合作(实际那是在90年代才真正开始).同样,现在这样的全球资本再分工,没有冷战结束这个大前提条件,可以判断那是不会形成在今天的中国有这样深度与广度的程度的.(多提一句印度,冷战不结束今天的印度依旧是苏联坚实的盟友,也不会有西方基金投资下蓬勃活跃的印度股票与地产市场以及印度的高速经济发展)
  最后,参照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对于能源与资源的的需求已经达到煤炭开始纯进口(2007年开始),石油进口破记录(2007年中国石油进口近亿吨),各种矿物资源大量从海外补偿(铁矿石铜矿石以及各种有色金属矿石中国进口量都居世界第一),这些都是站在发达国家全球分工这个价值食物链上的.且不说,在完成产业专业与分工之前,中国是否可以独立形成这样的规模经济.但是必须要确认,仅仅依靠中国的经济资源和当时中国军事力量的海外投送能力,在中美建交之前,在冷战结束之前,中国很难维持如此庞大的规模资源进口与补给,更不要说是在西方国家控制的前殖民地国家或者说在冷战争霸下战火纷飞的国家获得庞大的资源与能源供应需求了.(今天中国在安哥拉获得的石油供应已经超过俄罗斯对中国的石油供应,2006年安哥拉石油占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20%).因此,文革对中国经济影响无论怎么负面,中国都不会在1980年甚至1990年时候使自己的经济进入第二世界.甚至在中国有了庞大外汇储备获得充足进口需求之前的任何时候,中国都不会真正进入在西方霸权主导下世界经济的第二世界。
  而同在2005年,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全年外汇储备增加2089亿美元,外储额超过了日本,已居世界首位,之后就达到了现在的1.3万亿。国家手中的外汇已经从不足变成了过剩。同时全年各项税收总额达30866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赚钱”和“攒钱”已经不再是国家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了,至此可以说中国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财富积累的原始积累阶段基本已经走完。如果在互连网上查阅过去几年中,每一年对下一年关于上述数据的预测,会发现每次都是低估——这一积累阶段的完成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
  而与此同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边际效应同样也开始迅速的减弱。从产业升级角度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过去以轻工业主导走到现在已经逐步过度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更高端产业的所需的设备与技术已经很难像之前那样从发达国家那里购得,“虚拟经济”的兴起并不表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会轻易的让某些重要的战略产业向海外转移;除此之外,过去总在说日本“以十多亿美元购买到了需要数千亿美元开发的技术”,这种情况在现在已经根本无法再现了,且不说冷战的背景已经不复存在,在西方新的经济模式下,发达国家对技术专利的态度远比过去要认真,高端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甚至居于其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如此一来,现在中国对美国的进口贸易中,除了农产品和波音飞机外,中国值得买又能买得到的东西开始变得少之又少。这种情况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由此而来的超额的外汇储备就无法继续为国家谋利益,相反成为了一种净损失甚至是国家经济的负担——早在2002年,这个观点其实就已经在中国经济学界被提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去牺牲环境、压缩消费(到2006年国内消费总额占GDP不到38%)来发展经济已经是很不合算也不合理的,拉动国内消费,改善社会福利以“幸福指数”来替代GDP……这些都已是势在必行。笔者听过这样一种说法:“人民群众是伟大的,但有时人民群众也是不讲理的”,其中这个“理”不是说觉悟而是指“理论”——长远的看,发展要得到认同只能是通过老百姓实际能感受到的利益,反过来说,那种一味要求人民“讲理”的“理论”也肯定不会是完善的理论。
  在2005年,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转变的第二次转型已经浮出了水面。而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则是这一战略性转型开始的标志。当时会议的焦点是“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一个更接近于道德范畴的提法。如果从经济角度去分析,就是要将经济模式从积累型转变消费型,将经济发展策略转变为内需导向型。
  围绕这一战略调整,在06、07年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相继出台,农民工权益开始收到重视,外企开始增税,中企减税……到了今年7月,商务部、海关总署在23日联合发布2007年第44号公告,开始对加工贸易实施极为严格的限制政策。
  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的所出现的变化远不止于这些,作为“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的战略方向也都随即发生了改变。
  添加一些不打算放到正文里的素材
  这些东西估计些了也会在正式刊发时编辑掉,所以单列出来。
  1-朝鲜核试验可以视作是中国对外战略完全回归现实主义的标志,现在的立足点主要在于利益,道义的因素变少了,但从利益上讲,依然需要保持半岛的稳定(那种成天占着道德制高点批什么家天下的纯粹是吃饱了撑着的表现)。
  2-前几年的北朝鲜人闯馆事件,背后的策划者是韩国基督教会的右翼派别,他们同时也是韩国对朝阳光政策最坚决的反对者之一。闯馆事件同时激怒了中、朝、日、韩四家政府,这些教会完全就是东亚的麻烦制造者,之后我们曾对韩国在华的这些NGO实施过一会”严打“。
  PS1995年后基督教成为了南韩最大的宗教,韩国还是除美国之外向外传教规模最大的国家,全国平均每4000来个韩国人就能分一个教会,有意思的是韩国人的传教活动西方基督教并不怎么认同,因为基督教到了韩国后被异化的很严重(这让我想的了”拜上帝教“,不知道有没有这么离谱)某些教派甚至被韩国政府打到了邪教的行列3-看待穆斯林地区国家必须认清,所谓的政教合一,其高层的核心仍然是”政“,一提到政教合一就把对方想象成疯子那是一种非常、及其……的土鳖的念头,恰恰相反,对方也在布局,不比那些民主人士傻。
  4-查维斯把委内瑞拉的内政搞的其实是很不错的,那些高调言论甚至得到了美国国内的一些反战人士的支持(中国国内网络上倒是有一些声音确极其痛恨老查,想不明白这么这么多正义之士),但其通过全民公决废除总统任期时限这手并不高明——您弄个顾问委员会不照样能掌权吗?
  中国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一直处于一个“重中之重”的位置。在经历了一段定位混乱的时期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逐步趋于清晰:随着金融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壮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将层次较低的传统产业向成本比较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由此掀起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支配性地位,而中国在1993年以来凭借众多先天或后天形成的优势使得转移出来的这部分制造业最终聚拢在了中国,中美最终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经济共生”关系。
  最初,在众多搞出口导向经济的国家中,中国的实力并没有多少优势,比之一些东南亚国家都还存在差距,中美交往中对中国而言应该说被动的成分还要大一些。911事件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就中国而言,经过几年的打拼,先天优势逐渐的转化成了现实实力,同一时期,俄罗斯经济在“休克疗法”中崩溃使得中国得到的大量的廉价原材料和技术人才,之后金融风暴横扫东南亚,客观上减少了中国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凭借这股优势与际遇所形成的合力,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内而言建立起了“出口换汇-产业升级、基础建设-更高效的出口换汇”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多数一起搞出口导向经济的第三世界都没走到这步,要么已经垮了,要么还在继续贱卖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对外则凭借大量价格低廉的商品成为平抑全球通涨的主力。
  而另一方面,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在低通涨可以得以保证之后,格林斯潘把美联储的利率降到了1%的超低水平,大量的美元被印制了出来,全球经济一路走高,年增长5%。至2005年,被低通涨掩盖了四年的美元流通量过剩问题最终还是浮了上来,大量过剩的美元被用于炒作,4年来期货市场平均价格被炒高了一倍——期货市场的作用原本是稳定商品价格,现在则成了价格波动的源头……。从这个角度说,现在美元贬值,石油、铜等物资的价格上涨,笔者并不赞成把这归结成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掠夺中国财富”的又一个阴谋(相反这四年中国发展的很好)。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美国向国家市场扔进了太多的美元,再深入一点则是为了弥补由于“双赤”经济使国内财政出现的巨大空缺。
  这种游戏显然是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美国之外,欧盟、日本等几个大的经济体一直以来都跃跃欲试,企图从美国手里再次分得铸币权——上世纪60、70年代美元危机世界经济衰退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铸币权的部分流失,美元一味的贬值最终必然要断送掉美国的货币霸权,靠高油价以及美元贬值赖掉部分债务,这些短期收益根本不能弥补这个损失。以上内容在上两期的《大国之路》以及《再需大国之略》中均有涉及,所以这里不再过多赘述。以美国的国力论,现在就说美国会“崩溃”显然是言过其实,但在这种情况下,从中长期讲,美国的确会也需要出现一次周期性的收缩,依次使美元恢复强势,以确保货币霸权。这个大环境对中国的意义在于:这为中国的发展送来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美国经济周期性的衰退将为中国提供一次缩小与发达国家间力量差距的机会;同时中美之间从动机上说,也有了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比如在近一段时期台湾当局搞出的“公投”事件中,中美同时对台独势力进行打压,其中的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使得可能发生的台海军事冲突的影响将会被放大到全球范围——对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忧虑将使得投资者不得不抛售手里的美元,这又会进一步加剧美元流通量过剩的问题,而这于美国实现“软着陆”这个长期利益是向背的,那么为了保持投资者对美元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选择在世人眼中和台独势力“划清界线”。
  2003年之后,中美关系在基本上开始趋于稳定,到今天,大的框架应该算是成型了,无论是所谓的“胡、布会”还是后来的中美战略对话,虽然媒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这些会晤多还是属于事务性、常规性的——相比较而言,两国上一届政府时期的领导人互访则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我们这里说中美关系框架成型有两层含义:首先,从中国的综合实力增强以及美国自身利于速求两方面说,美国都不太可能选择和中国进行高烈度的对抗,一旦这个框架被突破对双方而言只能是双输的局面,两国间的战略博弈会相对理性。第二层含义是,中国在中美关系中获益的上限也已经明确了,在中国工业化走到重化工业主导阶段后,面对美国对高端产业技术的封锁和控制,像航空、电子、信息、制药这类领域中国很难从美国(当然也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再获得更多的技术或设备。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对外战略也开始了新的一轮调整。
  这个问题主要是相对于一些“主流”声音讲的
  这个问题码,我以前和davyleopard 提到过一点,就是现在唱的不是楚汉争霸,是三国演义,除了中美两家,欧盟、俄罗斯甚至日本都是棋手,这么多家来一起玩,情况就不可能再是简单的合作或是对抗,合作和对抗在双边关系中只是各自所占的“量”的问题,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而且这个比例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之中。
  现在看,这个变化总体上正在趋于激烈,国与国中、短期的关系走向变数很多,从长期看,假如是币缘的角度:那一个可能是,美国现在这种“颠覆”式的发展模式会再一次把欧洲和日本甩开,中国因为是后发者,软硬件的羁绊都不多,不存在积重难返的问题所以反倒能跟上美国的步子,这样的话,未来就可能出现中美之间相互对抗,但对日欧态度又会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一致性。
  从地缘说的话,美国现在有一个远期的目标,就是北美经济整合,目标包括墨西哥、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说明他也有缩会去作地头蛇的心里准备,而他缩要抗衡的,则是亚欧大陆这个经济圈,这方面我看过社科院的一些论文,我们的远期规划中也有提到亚欧大陆经济圈的概念。不过和美国的北美圈不一样,我的看法是因为这里的强势国家太多,所以亚欧圈虽然庞大,但应该不会像北美圈那么紧密,在结构上应该是多层次的,东亚、西欧、俄罗斯组成第一层,其中东亚又会由中、日、韩来组成第二层……,这样的话,每一个层次内部都避免会存在对抗、合作两种因素,而其对外又会比较一致。所以,中美从长期看也不是简单的和或战能说明白的,不只我们变,整个世界都在变。
  近期看,代理人战争现在还没有出现的动机,而贸易战在合作的这个大框架下也不可能太过火,真的他想琢磨我们的话,我们逼急了还有“拔插头”这一手,所以美国能下口的地方不多,自然也就不会乱来,比较美国人也不傻。
  台湾问题的解决,我更倾向于在其他战略方向以及金融等领域给美国人做劫,而不是直接在东部沿海和他硬碰,把东边的问题放到西边解决,把军事层面的问题放到经济上来解决——我始终认为无论是武统还是文统,有一点必须要做,就是先把台湾装到一个大陆主导的经济圈里,把台湾变穷,让台湾从政治、军事到经济都变成美国的一个大包袱。
  这个不矛盾的嘛,文火炖的是美台关系,因为这块确实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所以降低收服台湾时中美对抗的烈度,这个功课是必须要做的。至于台湾本身,那最后肯定是要狠狠的来一下子,不然很多政治上的问题不好理顺(题外话,这之前如果台湾的内斗能彻底打散国民党那最好不过,否则由中共动手的话到时候难免会有人抓着做文章)
  最理想的解决模式:通过币缘和西部的地缘布局,最大限度的让美国,至少是美军不介入;让民进党干掉国民党;我们再通过强力手段干掉民进党。
  2003年之后,中美关系在基本上开始趋于稳定,到今天,大的框架应该算是成型了,无论是所谓的“胡、布会”还是后来的中美战略对话,虽然媒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这些会晤多还是属于事务性、常规性的——相比较而言,两国上一届政府时期的领导人互访则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我们这里说中美关系框架成型有两层含义:首先,从中国的综合实力增强以及美国自身利于速求两方面说,在这段时期美国都不太可能选择和中国进行高烈度的对抗,一旦这个框架被突破对双方而言只能是双输的局面,两国间的战略博弈会相对理性。第二层含义是,中国在中美关系中获益的上限也已经明确了,在中国工业化走到重化工业主导阶段后,面对美国对高端产业技术的封锁和控制,像航空、电子、信息、制药这类领域中国很难从美国(当然也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再获得更多的技术或设备。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对外战略也开始了新的一轮调整。
  首先在2001年之后,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的是,中国的在处理某些外部问题上,已经不再表现的那么低调了,在“韬光养晦”之外,“有所作为”的成分逐步的高了。对此,除了可以用国力增长解释外,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既然中美关系框架业已确定,那么从国家利益上说,什么利益是可以在这个框架内部取得的,什么利益居于框架边缘的,也就有了明确的答案,而后者的取得必然需要我们去主动进取。而框架的成型也就意味着两国对话、协调机制的完善,斗争中的不确定性降低,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很多问题反倒可以放开手脚——西方国家间自冷战时期就存在这样一套内部协调机制,这使得在具体的利益矛盾中他们之间会有很激烈的斗争,但这种斗争又始终不会超越理性,能做到斗而不破,最终能实现比较平衡的双赢,在这一点第三世界国家间则存在非常大的差距。
  除此之外,在中、美关系逐步进入一个稳定期的同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合作又一次成为了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2006年中国-东盟纪念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的高调召开以及“和谐世界”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这一战略转变已经走到了前台,而事实上早在上世纪末,中国和第三世界的战略合作就已经逐步展开。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同时,也标志着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以美国主导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最终取代了以西欧国家主导的殖民经济模式,世界政治格局随之重新洗牌,上世纪4、50年代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就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下。然而,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之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以及人民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改善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前文中我们曾提到了,东西方国家在经济运行上曾在两套各有优劣的组织形式,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在于由于社会发展的滞后其社会力量并不足以形成一套可以自行正常运转的经济体制,而他们的政府也不具备很强的行动能力,某些国家的政府连日常政令的下达实施都做不到如臂使指,因此无论从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选择了怎样的政治体制,单从经济活动的组织体制而言,都是“破而不立”,而由于缺乏经济基础的保障,又使得上述国家的国内局势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而这又会反过来恶化其国内的民生状况,由此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难看的“死循环”。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又不得不把过去被赶走的“殖民者”重新请回来,以出售原材料来维持经济的最低标准运行,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西方国家对其前殖民地国家在政治、外交方面都还具有非常的影响力的原因。对于发达国家之于发展中国家,这里我们并不想过多的从道德角度来评判,笔者甚至愿意相信发达国家对贫穷国家减免债务提供粮食和卫生援助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的,至少这也应是其动机的一部分——毕竟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较高的文明阶段。但是,仅从经济角度分析,西方发达国家高成本的工业体系意味着其于出售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剪刀差”仍旧是必然会存在的,除非发达国家人民愿意大幅的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凭借发达国家高效律的农业,通过粮食援助马马虎虎的保障某些“边缘国家”民众的生存问题还是可以的,而现实也确是如此。
  中国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
  (完整版)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一直处于一个“重中之重”的位置。在经历了一段定位混乱的时期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逐步趋于清晰:随着金融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壮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将层次较低的传统产业向运行成本比较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由此掀起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支配性地位,而中国在1993年以来凭借众多先天或后天形成的优势使得转移出来的这部分制造业最终聚拢在了中国,中美最终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经济共生”关系。
  最初,在众多搞出口导向经济的国家中,中国的实力并没有多少优势,比之一些东南亚国家都还存在差距,中美交往中对中国而言应该说被动的成分还要大一些。911事件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就中国而言,经过几年的打拼,先天优势逐渐的转化成了现实实力,同一时期,俄罗斯经济在“休克疗法”中崩溃使得中国得到的大量的廉价原材料和技术人才,之后金融风暴横扫东南亚,客观上减少了中国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凭借这股优势与际遇所形成的合力,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内而言建立起了“出口换汇-产业升级、基础建设-更高效的出口换汇”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多数一起搞出口导向经济的第三世界都没走到这步,要么已经垮了,要么还在继续贱卖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对外则凭借大量价格低廉的商品成为平抑全球通涨的主力。
  而另一方面,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由此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一场“通缩冲击”,格林斯潘顺势把美联储的利率降到了1%的超低水平,大量的美元被印制了出来,全球经济一路走高,年增长达5%。至2005年,被低通涨掩盖了四年的美元流通量过剩问题最终还是浮了上来,大量过剩的美元被用于炒作,4年来期货市场平均价格被炒高了一倍——期货市场的作用原本是稳定商品价格,现在则成了价格波动的源头……。从这个角度说,现在美元贬值,石油、铜等物资的价格上涨,笔者并不赞成把这归结成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掠夺中国财富”的又一个阴谋(相反这四年中国发展的很好)。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美国向国家市场扔进了太多的美元,再深入一点则是为了弥补由于“双赤”经济使国内财政出现的巨大亏空。截止到2007年4月25日,美国联储总资产 8834.61亿,其中美国政府债务为7871.49亿,即美国中央银行资产近90%是政府债务。联储总债务为8508.07亿,少于总资产,流动性过剩326.54亿。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世界货币体系的实质就是美元本位质体系,这一货币霸权就是美国霸权的基础所在。一直以来,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都是基于两个完全相反的考虑方向来制定的:其一是直接获利,就是要尽量的去增发美元,走弱势美元的路子,甚至不息制造金融危机;其二则是维持美元本位质体系,这需要美国负责任的增强实力,保持美元强势,维持全球金融稳定。而各个时期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正是在这两者间摇摆、平衡之后的产物,时而通过扩张获利,时而通过收缩来培本固原……总体看,这60余年的操作是很成功的。
  由此显而易见,现在的这种游戏是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的,欧盟、日本等几个大的经济体一直以来都跃跃欲试,企图从美国手里再次分得铸币权——上世纪60、70年代美元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之后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铸币权的部分流失。美元一味的贬值最终必然要断送掉美国的货币霸权,这丧失掉的不是眼前利益还是获利的体系,靠高油价以及美元贬值赖掉部分债务,这些短期收益根本不能弥补这个损失。就笔者的观点,以美国的综合国力论,现在就说美国即将“崩溃”显然是言过其实,但在这种情况下,从中长期讲,美国的确会也需要出现一次周期性的收缩,依此使美元恢复强势,以确保货币霸权的延续。这个大环境对中国的意义在于:这为中国的发展送来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美国经济周期性的衰退将为中国提供一次缩小与发达国家间力量差距的机会;同时中美之间从动机上说,也有了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比如在近一段时期台湾当局搞出的“公投”事件中,中美同时对台独势力进行打压,其中的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使得可能发生的台海军事冲突的影响将会被放大到全球范围——亚洲地区有3万亿的美元储备,其中光中国手中就有1万多亿,对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忧虑将使得投资者不得不抛售手里的美元,这又会进一步加剧美元流通量过剩的问题,而这于美国实现“软着陆”这个长期利益是向背的,那么为了打消投资者的这种忧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然的选择就是:至少在世人眼中要和台独势力“划清界线”。
  2003年之后,中美关系在基本上开始趋于稳定,到今天,大的框架应该算是成型了,无论是“胡、布会”还是后来的中美战略对话,虽然媒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这些会晤主要还是属于事务性、常规性的——相比较而言,两国上一届政府时期的领导人互访则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我们这里说中美关系框架成型有两层含义:首先,从中国的综合实力增强以及美国自身利于速求两方面说,在这段时期美国都不太可能选择和中国进行高烈度的对抗,一旦这个框架被突破对双方而言只能是双输的局面,两国间的战略博弈会相对理性。第二层含义是,中国在中美关系中获益的上限也已经明确了,在中国工业化走到重化工业主导阶段后,面对美国对高端产业技术的封锁和控制,像航空、电子、信息、制药这类领域中国很难从美国(当然也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再获得更多的技术或设备。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对外战略也开始了新的一轮调整。
  首先在2001年之后,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的是,中国的在处理某些外部问题上,已经不再表现的那么低调了,在“韬光养晦”之外,“有所作为”的成分逐步的高了。对此,除了可以用国力增长解释外,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既然中美关系框架业已确定,那么从国家利益上说,什么利益是可以在这个框架内部取得的,什么利益居于框架边缘的,也就有了明确的答案,而后者的取得必然需要我们去主动进取。框架的成型也就意味着两国对话、协调机制的完善,斗争中的不确定性降低,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很多问题反倒可以放开手脚——西方国家间自冷战时期就存在这样一套内部协调机制,这使得在具体的利益矛盾中他们之间会有很激烈的斗争,但这种斗争又始终不会超越理性,能做到斗而不破,最终能实现比较平衡的双赢,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之间确实比第三世界国家做得要好的多。
  在中、美关系逐步进入一个稳定期的同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合作又一次成为了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2006年中国-东盟纪念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的高调召开以及“和谐世界”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这一战略转变已经走到了前台,而事实上早在上世纪末,中国和第三世界的战略合作就已经逐步展开。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同时,也标志着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以美国主导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最终取代了以西欧国家主导的殖民经济模式,世界政治格局随之重新洗牌,上世纪4、50年代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就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下。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之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以及人民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改善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前文中我们曾提到了,东西方国家在经济运行上曾在两套各有优劣的组织形式,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在于由于社会发展的滞后其社会力量并不足以形成一套可以自行正常运转的经济体制,而他们的政府也不具备很强的行动能力,某些国家的政府连日常政令的下达实施都做不到如臂使指,因此无论从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选择了怎样的政治体制,单从经济活动的组织体制而言,都是“破而不立”,而由于缺乏经济基础的保障,又使得上述国家的国内局势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而这又会反过来恶化其国内的民生状况,由此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难看的“死循环”。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又不得不把过去被赶走的“殖民者”重新请回来,以出售原材料来维持经济的最低标准运行,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西方国家对其前殖民地国家在政治、外交方面都还具有非常的影响力的原因。对于发达国家之于发展中国家,这里我们并不想过多的从道德角度来评判,笔者甚至愿意相信发达国家对贫穷国家减免债务提供粮食和卫生援助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的,至少这也应是其动机的一部分——毕竟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较高的文明阶段。但是,仅从经济角度分析,西方发达国家高成本的工业体系意味着其于出售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剪刀差”是必然会存在的,除非发达国家人民愿意大幅的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凭借发达国家高效律的农业,通过粮食援助马马虎虎的保障“边缘国家”民众的生存问题还是可以做到的,而现实也确是如此。
  而还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其内部最初同样也没建立起有效的组织体系来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但是发达国家仍旧愿意帮助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使之形成了一定的体系而不是孤立的“点”,产业链远比卖资源要长,情况自然比前面说的那种“死循环”状态要强的多。抛开大国地缘政治不考虑,能有这种机会的国家必然要有丰厚的资源做基础才行,原因仍旧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成本工业体系——由于成本高,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基础工业设施,除非有特别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回报,否则支付上就要无法完成。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曾将国际贷款投入到基建上,而这种投入的回报往往是远期,期间的维护费用由于发达国家的高成本工业体系也是非常高的,一段国际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发生波动,这些工程往往就得半路下马,发展中国家会被逼到经济破产,最后发达国家还得减免债务。因此,和发达国家“合作愉快”的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现在对外战略的转向,对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各项经济指标、国际政治影响力、综合国力来说,把中国归入通常意义的发展中国家其实并不合适,而算人均经济指标肯定也不能算发达国家,所以某种意义上中国应该和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都区分看,单独算做一块,而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不是简单的“南-南合作”或是“南-北合作”可以比照的。
  2001年至今世界范围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大大的改善了出卖资源的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制造业向中国的聚集使得中国成为了这些国家最主要的顺差来源国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二次转轨以及产业升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又一高潮已经开始,中国对原材料的引进会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在为欧美国家大量低价提供消费品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从中国得到了质优价廉的机电产品。这样的一“低”一“高”,使得“剪刀差”因为中国制造而大幅的缩小了,这就使得中国对外战略在发展中国家方向获得了突破口。以这个角度说,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这一轮战略合作的基础相对而言更多的是立足于“利”而非“义”,在笔者看来这其中的的确确缺失了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然而必须承认,这轮合作的基础是非常可靠和牢固的——“义”的对象往往是对于某一特定的领导人或政党,而“利”则是面向一个国家,而对内部稳定性不好的国家而言这点尤其重要。
  而同时,中国与各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中,仍然在道义层面做了很多工作。在南海主权争端仍未明确的情况下,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政府坚守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而中国的政治影响重返东南亚,正是依此为契机实现的,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地位,在此之后也有了大幅的提升,这以后,在印尼海啸后中国政府与民间对印尼的援助,同样也是道义层面的工作。而在同一时期,日本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非常短视的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政策,宣布日元大幅贬值。中日两国当时截然不同表现,则为日后中国在整合东盟经济问题上胜于日本埋下了伏笔。
  从现在看,中国与亚、非、拉美国家的战略合作体系还处于一个积累阶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两方最初的合作都是基于原材料贸易之上的,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永久、稳定存在的平台——原材料价格必然会有波动,中国的工业品价格迟早也会提升。从发展中国家角度讲,这种贸易虽然改善了收支状况,但其内部机制上的“死循环”仍旧存在。
  而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的合作现在也已经展开,中国领导人外事访问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建立“总体经贸合作”,中国已经开始向这些国家整体输出初级的工业体系——如,以80亿美元承包了印尼全国的电力设施改造工程,在巴基斯坦援建港口……等等。和过去的无偿援建项目不同,这些工程的实际意义远要大于象征意义。中国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有能力去承建这些项目,同时上文中也提到过——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低成本的工业体系,那么前面提及的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中国这里就可能不再是问题,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把发展中国家比作是矿石,对其进行工业体系输出的国家则是冶炼厂,那么对比发达国家,中国这座“冶炼厂”对“矿石”的品相要求要低得多——这就使得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和中国的合作完善自身的基础设施,乃至建立自己的初级工业体系都具备了可操作性,可以说中国在这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合作看见是非常大的。而以此延长产业链,扩大经济发展中的受益人群,则是这些国家走出“死循环”的根本途径。
  从中国的角度讲,拥有一个稳定的具备一定实力的合作者要比与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合作更为有利也更容易操作,而现在我们所做的这种工作,则就是在“授人以渔”,是在向“双赢”的方向去努力。从长远来讲,由于环境和资源的压力,未来中国的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有向外转移的一天,就业问题的应该随着工业化的深化,转而由第三产业、由服务业来解决。而现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基础设施,使他们走出“死循环”,这些则是为未来低端产业的转移提前铺路。此外,在未来中国应该以贷款为突破口,使人民币能在中国的控制之下逐步的成为这些区域流通货币——通涨对债务人有利,通缩对债主有利,当中国同时具备这两种身份是,至少,当中国外储货币汇率发生波动时,中国的利益损益可以平衡,起到稳定金融体系的作用。而日本对华贷款,也正是采取了以日元结算的方式,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再回到现实中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已经开始让中国在原材料特别是能源领域开始受益。之前中国原有进口中约九成是通过市场购买,目前中国海外石油开采量已达1900万吨,其中份额油约占900万吨。中石油项目分布在四大洲的12个国家,业务范围包括油气勘探开发、生产销售、炼油化工及成品油销售等领域,而预计到2010年,中国与非洲的能源合作将使中国每年得到5000万顿的份额油——所谓“份额油”:即中国在当地的石油建设项目中参股或投资,每年从该项目的石油产量中分取一定的份额。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凤起于今年7月27日在沪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专访时透露,“目前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确定将主要以份额油为主”,而这将强化中国对原油期货炒作产生的价格波动的抵御能力。
  变则通
  从历史角度说,现在中国所扮演的是一名“追赶者”的角色,而在上世纪的后五十余年中,与中国同处东亚的日本也曾扮演这个角色,而其发展历程中的很多历史片断又和我们存在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很有必要认真的去审视那段历史。历史没有“如果”,但未来有。
  二战刚结束时日本所留下的是一片狼藉,尽管不像现在某些论调所说的那样“已经一穷二白”,但当时的日本的确是持续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经济萧条,自甲午战争开始形成的殖民地经济体系中,日本原材料与农产品等供应的来源地随着战败也已经被剥离,日本的经济体系实际已经崩溃。美国当时曾有把日本改造成一个农业国的计划,果真如此的话,今天的日本经济模式或许会更接近于新西兰或澳大利亚。但是,历史往往不会随着我们的愿望而转变——冷战开始了。
  从道奇路线出发,由朝鲜战争诱导的日本经济复苏使得日本很快摆脱了战后初期的萧条,到1956年“神武景气”开始正式启动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脚步。从1956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日本以年均9.8%的速度连续19年高速增长。1955年日本GDP为美国的6%,西德56%,到1966年日本超过了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超过德国——从那时至今日本一直居于世界第二大经济国家的位置。不仅仅是经济总量在增长,在劳动生产率上,1951到1979法国与西德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是4.5%,美国是3.2%,而日本高达8.9%。由于上世纪6、70年代美元危机最终导致了美国的一轮战略收缩,依此为契机,日本实现了对美国的贸易平衡,进而在80年代彻底在美国本土击跨美国的家电业,正式对美国建立起了出口优势。到1986年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前,日本在家电、汽车和半导体生产领域都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有利地位,当时日本的GDP占世界总额的15.3%,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超过了欧洲第一、第二经济大国——德国与法国的总和。至1983年,日本在当时决定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159项技术领域中同时领先于美国和欧洲的有39项,与美国相当有38项,而同时落后于美国与西欧的技术仅为19项。由于进入日本市场的非关税壁垒高,日本在80年代之前仅用15亿美圆就获得了如果自行重头研究需要花费1500-1800亿美元的技术。对内,日本建立了被称为发展“三神器”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与企业工会制度(不少日本人因此认为日本所搞的实际是计划经济);对外,日本借助自身在冷战格局下的地缘价值,在美国默许下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著名的“大雁序列”产业阵列,依此实现本国产业升级后的低端产业分工、转移。1986年前后,日本开始利用日元升值的机会大举向海外扩张,在之后的短短数年时间中就成为了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和世界海外资产第一大国(至今,日本海外资产额仍超过了美、英、德、法四国海外资产的总和)。
  90年代初,日本财团与跨国公司,靠着不可一世的日本制造横扫世界。一些资料显示,世界十大银行中八家是日本银行(前三位均为日本银行),世界五百强企业中日本占了244家,比如住友、三菱、丰田、松下、索尼、全日空、新日铁、新干线都是世人皆知。从尖端的特种钢、特种材料、半导体、大型电子计算机到传统的汽车、轮船、钢铁、电子产品、精密化工产品,到处都是日本制造的天下。超越美国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确实是一个可望亦可及的目标,这也难怪石原慎太郎会写出一本《日本可以说不》。
  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舆论一片哗然时,他们把日本再崛起看作是“第二次珍珠港”——美国国会议员开始鼓吹民族主义(那段事情西方的影视作品中日本人的形象并不是很好),称日本是“可耻的剽窃者”(有意思的狄更斯也曾这样称呼美国人,后来韩国和台湾地区也曾得到这个称号,现在它则属于我们),提倡“爱美国就要买美国货”,甚至还当着电视新闻记者面当众砸毁日本汽车以示决心(对此今天的我们可能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日、美贸易争端达到白热化的时候,作为当时日、美谈判代表的日本大藏相宫泽喜一对美国谈判代表说,“日本也想买美国的产品,但是美国工人太懒惰生产不了日本需要的产品”。在此之后的最终产物则是我们所熟悉的《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可以看作是日本经济对美国由胜转败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将《广场协议》以及这背后美国对日本非正常的政治影响视作是唯一的原因,那我们在这里将很难完整、准确的看清那段历史,最终归结出来的只能是美国人的一个“阴谋”或是“阳谋”,而事实真的如此简单吗?
  美国人的反击恐怕需要追述到1986年前后。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IBM与AT&T的分拆与限制垄断措施出人意料的出台,美国IT领域一下子就进入了群雄争霸的格局,在激烈的竞争中,苹果率先在个人电脑领域打破了IBM在PC领域的独霸地位,到1981年苹果电脑就已经占领了美国个人 PC75%的份额。1981年Intel推出了面向IBM的80286芯片,到了1986年Intel独立向市场推出了386芯片,芯片时代开始了。而此同时,同为遏止苹果为IBM扶持的微软公司逐步与Intel结成了著名的Wintel体制。随着克林顿展开“信息高速公路”以及“新技术革命”,新经济时代到来了。而日本人对此的反映则显得非常迟钝——直到1991年世界范围PC保有量开始爆发性增长,日本还没有可以彼此兼容的电脑系统,日本公司还在以大型机为主导方向……当日本开始追赶时,围绕着信息产业美国已经建立了全球分工体系,亚太地区四小龙成为了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二传手”与其实现了全球范围的产业分工作合作,而不再是仅仅依赖日本技术与市场的“小雁”,这样的影响进而逐步扩散到了东南亚与中国大陆地区,最终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制造的外援基础。历史有时的确存在这相似之处,日本经历了“第二次珍珠港”,而1986年至1991年则是他的“第二次中途岛”,而起根源仍旧在于日本人对新变化缺乏敏感性。假如当时日本紧紧的跟上了美国的步伐,那么后来日元升值会随之产业升级反倒会进一步强化日本的竞争力,如果那样,后来的东亚格局将是什么样则未尝可知……,但历史终究没有“如果”。
  美国新经济模式不是传统产业的量变,也不是靠某种技术或某个领域的一个优势来确立的,这是以一系列颠覆性或者是推倒重来的方式来构筑一个新的高端平台,再以这个平台来实现全球产业的分工。这样的颠覆性,对于以“三神器”制度为组织基础的日本制造的致命性在于,当超越一种旧有模式的时候这样的模式也许已经落后,甚至在刚开始超越的时候,被超越的楷模就已经在被淘汰。就是这样,日本在新技术领域特别是消费电子领域,先后被美国、台湾地区与韩国超越,而日本公司并不是去适应潮流而是试图以自己曾经的优势去改变市场与世界,结果可想而知。三星赶超了索尼,台湾的内存超越了日本。软件领域有印度,而硬件领域中国也紧紧的逼了上来……
  大国的崛起基于建设而非破坏,即使第二天清早起来我们发现美国真的崩溃了,那么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中国仍旧无法建立其稳定的世界架构,那样的话乱局对我们而言反倒会成为一种威胁。而所谓“建设”,不单指经济,而是包含一个国家软、硬件的所有方面,对于一个成功的追赶者而言,这必然包括两个方面:在传统领域的追赶以及在新兴领域的突破与创新——“凡战者,以奇胜,以正合”,兵家如此,其他领域其实也莫不如此。事实上在很多领域中国现在走的都是“以奇胜,以正和”的路数:国防领域,一方面在追赶式的发展航母、核潜艇、四代战斗机,另一方面在开发弹道导弹对海打击体系,搞反卫星武器;产业升级方面,2006年国务院确定了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具体包括: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技术,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大型飞机,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从项目构成来看同样可以分作传统领域追赶以及在新兴领域的突破、创新两块,而显然后者所占比例还要更大一些。
  而我们把目光再次转移到美国身上时,会发现近期,美国关于生物燃料、新能源的报道不断高调出现,笔者开始怀疑这是否会是美国又一轮颠覆旧模式的“新经济浪潮”的开始?石油是成熟的现代工业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而不断攀升的油价以及环保的压力都确实使得拆毁这一旧模式有了充分的“理由”,面对新一轮“推倒重来”的经济或者说能源“革命”,美国对比欧盟国家和日本在实力上保持着优势,而后者正在进入到后工业时代,面对成熟的工业体系,积重难返之下也许会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被美国远远的甩在后面。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假设,毕竟这个世界上预测明天要发生什么远要难于预测一千年后要发生什么,那么假如确实发生了,国际大环境必然随之发生前面不曾预料的变化,那是否就是说中国的崛起会随之存在遍数呢?不会,中国再次崛起的关键只能在于自身建设,在于同时把握正、奇之道:如果按照前面的方向发展,那么美国的优势在于实力,而中国的优势在于成本——我们的工业化刚算完成初级阶段,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积重难返”的问题……
  总之,中国的大国之路走到今天,还没有可能像作火车卧铺那样——躺下来睡一觉醒来就能到站,每一步都还需要认真塌实的去走,但是,只要不往回走,只要不半途而废,只要每一步的决策都不出严重错误,那么这条路就必然是可以走通的。
  后一个坑开始筹划中,这篇东西写得确实很累人,其一主要是说国内,其二则是因为都最近的事情,故而写的有些战战兢兢,唯恐出力不套好
  PS:昨晚被一雌性蚊子袭扰多时,挨咬多处,怒,将其驱至一茶杯中活擒之,一同置微波炉内,脆烤两分钟
  (博扬老大喜欢早上写东西啊)
  我是从昨晚熬夜熬到早上的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如果审核没问题,应该会在最近的几期《舰载武器》上。
  前面说过,美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实质就是在取鸡蛋和养母鸡之间左右摇摆实现平衡,现在的问题其实是在“取鸡蛋”这块走得太远了,所以会有一个周期性的收缩,和几个大国间的实力差距因此会被缩小(如果没被甩开的话)),但这种影响绝对谈不上是颠覆性的。
  而对于那个“新经济浪潮”,我也是在看了最近美国关于生物能源的报道后才有了这种想法,现在不怎么看新闻联播了,不过我想最近关于中国生物能源的宣传报道应该也会有不少,而且肯定是正面的。这里说的实际就是我的一个比较模糊的感觉,毕竟预测明天是非常困难的,或许今后的2-3年内会见分晓吧。
  现在还得再看看,不过生物能源不一定就得是粮食,甘薯之类的作物在制酒精方面我记得好像比粮食作物的效率还要高一些,像秸秆这些也都是可以的,前几天新闻联播中还报过中国用生物废弃物(比较文明的说法)制燃料的,总之前景应该是很好的。相比较而言太阳能和风能应用的局限性太强,核能发电也不可能覆盖所有的领域。
  新能源的厉害在于这可能让现有的工业体系基础推倒重来,西欧和日本已经成型,又没多少实力实现彻底改造,所以可能要被美国甩开。其实现在传统工业体系的压力已经很明显了,是否是什么人刻意而为我不好说,因为没证据,但客观上的反映确实是这样的,美元流动过剩,再加上战乱把油价打上去了,再加上环境的压力,温室气体排放限量,传统工业体系的运行成本越来越高,这可能就要让这轮新经济革命提前到来。
  这个我也在考虑,所以前面我一直都在说“假设”,至于原因:现在我想也许是因为欧洲国家的产业升级现在介于美国和一般发展中国家之间,本国的制造业需要得到保护,所以要拿环保在某些领域来压制进口货,而现有的工业水平使得他们在这块上拥有不少的操作空间,能在追赶美国和压制发展中国家之间实现某种平衡。毕竟正文中我说过,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失败是起于两点,其一是高端被美国甩开,其二是低端被赶上来的四小龙抄了后路,因此欧洲在环保指标上提高标准也许就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后方”吧。欧美的差距在实力,而不在成本,可能在欧洲看来,提高环保指标对赶上美国的阻碍不大,但可以增加追赶者的成本,所以还是合算的。
  很多问题,如果放到国家的高度,那么他的实质差不多就是“在几个鸡蛋上跳舞”的问题,一个举动后面包含两个完全矛盾的方向是正常的,问题的关键往往在于对几个方向的取向上“量”的变化。
  关于转载的问题还得再次向网友说明一下,因为是平面媒体约稿,所以出于对合作刊物的负责,还肯请朋友们在正式刊发2个月内先不要转贴,这里向您说声对不起,还望总兄弟理解
  《大国之路(续)》现暂定刊于近期的《舰载武器》增刊
  围绕中国的题材到此也差不多要告一段落,再继续写下去的话,所涉及到的东西由于一些原因会很难再展开,而且其中的“军”味会越来越淡,所以后面打算把类似题材的东西刊发到一些非军事类刊物上,到时会知会朋友们。
  后面的坑,某家打算还是写一些过去的东西,历史也是一面镜子嘛
  这里重点说说你提到的第一点,这一块应该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你说到“压制”这个词,这个在中短期内是适用的,那中、长期而言呢?我觉得还应该是“平衡”,“三国演义”现在大伙都在唱,而这出戏的精妙之处,便在这“平衡”二字上。
  我的看法是,现在法、德的种种动作,有一种“回归”的意味,过去施罗德、希拉克所搞的外交政策,站在他们的角度说还是有些毛病的,什么呢?就是有些“理想主义”含量超标——欧美之间出现战略割裂是大势所趋,我们说现在“施罗德、希拉克的时代”过去了,而冷战时代则是早就过去了。他们的问题在于步子过大,毕竟欧洲民意上的亲美情节自二战中便建立了起来,毕竟很多欧洲小国对欧洲一体化还心存芥蒂,毕竟德国在道义上还没有完全卸掉历史包袱……这些问题根本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我说法德过去搞的对美政策有不少理想主义的成分,这个甚至和当年中国无偿援助亚非拉闹革命时有某种神似之处,上面的正文中我提到过,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间现在的交往是“利多于义”,同样的道理,法德必然也要有这样的一次向现实主义的“回归”,所以我更愿意说:是由于外交政策需要转变,因而需要这样一批(看上去)比较“亲美”的人上去。
  但是,正如中国仍然在低调的表相下成为第三世界事实上的领头者一样,欧美中俄的关系同样会按着前面所说的大趋势去发展,这不是靠几个人(假如他们的“亲美”是发自内心的)就可以改变的,施罗德、希拉克时代的外交政策现在看不是常态,可遇而不可求,所以如今的这种变化也没什么值得惋惜的,更谈不上“愤怒”(这个词本来也不属于政治)。
  至于我说的“硬扛”,自然是指短期策略,而就中、长期而言,“王者归来”所说的反向颜/色/革/命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呢,兵法有云:“凡战者,以正和,以奇胜”
  正、奇之道,万不可偏废其一,而抓紧时间,完成我们的布局,这里方可谓之“正”
  一家之言,恐贻笑众方家了
  您过奖了,这里简单的回复一下上面您所提的这6点。
  关于前两个问题,可以和在一起说。你提到的“敌人”的问题,我的看法是:第一,需要动态的去看,一般我们所说的“敌人”“朋友”都只是要放到特定的某一阶段才有意义;第二,要辩正的去看,合作中存在矛盾,反之在斗争中同样会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就现在而言,中美经济的共生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利益交集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合作自然也是必须,至少现在如此,而且这种合作是有范围,有限度的,具体到某个问题,合作和对抗,三七、四六……都有可能。
  至于未来,我们说美国的霸权确实是中国崛起的障碍,但中国的崛起不是美国衰落的根源,美国最终的战略性收缩必然是以内因为根源的,91年苏联解体也一样,同样的,中国的崛起首先也基于内在的建设而非对外的破坏,所以前面说美国的霸权是障碍,但不是最大的障碍,打败谁只能是崛起过程中的一个可能的过程,但构不成崛起的充要条件。
  现在的中美关系如果从历史上找参照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比较像英国称雄期间的美英关系,不会像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前者是新老霸权交替的关系,后者则是两个同时处在上升阶段的国家。新老霸权的交替,一升一降之间,只要具有足够的耐心,是可以避免和传统霸权发生高烈度冲突,做到双赢的,这或许也是韬光养晦政策的一种解释,之前美国人的幸运在于,两次世界大战大大的缩短了这个过程。当然,当这个交替过程即将结束,旧霸权行将就木之时,发动战争来最终解决的确是可能的,但这之前不行,否则即使是胜也最多是惨胜,结果只能是为他人作嫁衣,就如二战中的日、德一样。
  至于第三个问题,中国现阶段和欧盟的经济结构是有差别的,中美之间的利益,是无法通过战争来从对方身上超额获得的,这点我在前面说到过,如果中国被灭了,那等于说净储蓄也没了,剩下的最多就是一个含金量不高的原料基地。
  第四点,前面已经涉及到一部分了,总之,对抗和合作都不是绝对的。
  而第五点,中国帮助美国实现软着陆不是学雷锋作好事,这必然是需要对方开出足够高的价码,此外还有一个考虑,中国的布局,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还没有完成,实力也还不够独撑大局,此时美国经济硬着陆,这个乱局对中国未必有利,相反,俄、欧、日等势力都有可能利用这个力量真空来拓展势力,特别是在中东、中亚这一块,日后这同样对我们不利,这就像华容道上捉放曹一个道理。中国的对外政策说到底,就是要在几方势力间不断的找平衡,通过这种动态平衡,来为中国提供一个发展空加。
  第六点嘛,当年巴黎和会时期欧洲政治家们是极度愚蠢的,正是这种愚蠢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最终,欧洲人还是清醒了,所以有了后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
  俺是被她追到的,什么?不信啊?!还要找她求证?! -#%%※@^!……先容我躲躲,那谁,借你家水缸用用,敢情“潜水”是这么来的
  说正经的,这种事其实还是一切随缘为好,切忌急功近利
  上面应该是节选自刘涛先生的《中国崛起策》,现在已经有实体书卖了
  战非罪,罪在过度。
  我听人说过:读史读到一定程度,就会不分善恶、好坏,为什么?实在不好分。武帝晚年喜好边功,的确有些穷兵黩武,民生因此受损,国家经济险些被拖垮,这才有了后来的罪己诏。不过于后世而言,中国的疆域,汉民族的生存又都得益于此……
  非要说个好坏的话,恐怕只能是:过于当世,功在千秋。
  为方便诸位,新贴暂放在在下面更新
  不知道您是否是在看了《货币战争》之后才会有这个问题,如果是的话,坦率的说,虽然我一直没机会把书通读一遍,但至少我所看到的书中关于黄金的说法,我是难以认同宋先生,或许是我见识有限的缘故吧。当然,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候,出现这样一本书,无论内容对错与否,都是有意义的。
  从金本位到现在的债务货币,在我看来应该是金融历史上的进步,金本位并非像书中所描述的那么美好,关于金币/金块本位质时期的西方经济前文中实际已经说到过一些。黄金作为现在金融操作的一种手段仍是很有力的,但我们没有必要也没可能回到金本位质。只要你所发行的货币能提供比美元更好的信用,那么理论上就可以威胁到美元的地位,比如欧元。
  所谓“三神器”,是指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与企业工会制度,就是在企业内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体制,这一点和早年中国国营企业所面临的问题有点像,就是不能迅速的对经济模式的变化作出反应,而如果这种变化的频率又很高的话,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下月要和LD出去旅游,故提前和众位告假一月
  这次顺便还要拜访青岛、西安、北京的的一些编辑朋友,诸位XD如不弃,也不妨一叙
  这个需要我们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就东欧几国或者说是所谓的新欧洲而言,他们是乐得借着TMD/NMD把美国的军事存在引入本国的,从动机来讲,这其中有他们对俄罗斯的恐惧心理,但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和美国之间存在着许多现实的经济利益,这些利益至少在短期内是“老欧洲”所不能满足的。
  而对美国而言,首先,这种部署可以视作是针对俄罗斯所做的一个“劫材”——不光是地缘方面的考虑,这点显而易见;其次,这应该是美国“打散”欧盟的一个举措,新欧洲对NMD的态度,应该说是违背了以法德为首(默克尔可以玩她的意识形态,但国家的战略诉求,国际格局的走向不会因此而逆转)老欧洲的意志。
  这样以来,西欧国家对这个问题的种种措施就必然会来自于两个方向相反的出发点,一是不希望东欧国家像之前那样玩下去,二则还要顾忌欧盟内部的团结,对波兰等国该拉时还是要拉一把。
  俄罗斯目前在军事的高调举措,应该还是一种战术手段——虽然这看起来很热闹,他所针对的只是美国人给他作的这个“劫材”,实际是一种“以攻为守”的手段,这和冷战时期的那种情况是两回事,而且事实上俄罗斯现在也没有过去的那种实力来威胁西欧。所以,出于维系欧盟内部的团结,西欧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必然会给东欧国家提供一定的帮助,同时也会和美国在这一问题上达成某种默契,但是,仅凭这件事情还不足以让老欧洲们在防务问题上重新倒向美国。而且总得来说,这个问题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应该说是非常有限的。
  简单的归结一下,其实就是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局势的改变和格局的改变是两回事。
  已经进入12月份,按照之前和网友们的约定,现将《大国之路》完整版贴出
  大国之路
  ——闲谈大国崛起
  我向来自认:自己属于那种“不太现实”的人。什么意思呢?“太不现实”了,成天眼望九宵之外,如果天上不掉馅饼就得活活饿死;“太现实”了,容易只见到眼前,让这一生变得索然无味——故而取其中者。修身如此,自然在看待其他事物时也总免不了会习惯抱以同样的态度……
  引 子
  公元前十一世纪中期,商王朝的元首帝辛为博取美人欢心,仿夏桀设酒池肉林还搞出了北里之舞、靡靡之音,并因此最终在周人的军队到来之前在鹿台自焚。而与此同时,哥伦布的祖先们正在阿尔塔米拉岩洞里画野牛,偶尔还抡着简陋的大棒子去狂扁他们的尼德安人表兄——
  毫无疑问,农耕时代的中华帝国曾一度把现存于世的其他文明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完全担当得起“深不可测”这个词,正是中华文化以及建立在它之上的超稳定的社会资源组织体系,成就了古代中国的富强,使我们的文明可以延续至今。而也同样是由于这一超稳定的体系,使得近代的中国曾一度积重难返,败了个一塌糊涂。
  文化、社会体制对国势的推动作用与国势本事,这两者的关系可以用中学物理中加速度与速度的关系来加以类比,而这个“加速度”在中国何时由正变负,在这里笔者不敢妄言,这自有史学家去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16世纪欧洲地理大发现往后——也就是在中国的明清时代,这个“加速度”应当已经是负数了。到17世纪时,阉祸、党争、内乱、外敌正大口得吞噬着大明王朝的国运;在同一时间段的欧洲,地理大发现已经在一百多年里初步造就了全球范围流动的物流经济模式,同时在这百余年里,资产阶级正在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国作为“实验室”,展开一系列向现代化转型的试验——当然,其中也包括砍下查理一世的脑袋——试图为这个庞大的物质流动链创造一个与之匹配的同样复杂的社会组织模式。中国就这样懵懵懂懂、不知不觉的撞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至近代,不但“加速度”,连“速度”也开始变成负数,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中国一次比一次败的惨,到了1937年已经走到行将亡国灭种的地步——那时全世界恐怕也没几个人会想到,仅仅在16年之后的,这个贫弱的亚洲国家会把世界头号强国从鸭绿江一直哄到“三八线”,并最终迫使对方与自己在板门店平起平坐签订停战协定。
  迄今为止,现代国际政治格局最大的一次“洗牌”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在击败拿破仑之后,以英国为主导的殖民地体系经济已经在结构上趋于稳定——至19世纪中后期,地球上80%的土地被作为殖民地在既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业已完成了分配,而德国、奥匈帝国恰在此时崛起,他们在经济体系或者说是前面提到的与物流相匹配的社会组织体系上并未有创新,仍是延续了英国的殖民地模式,这就注定这些新兴国家与旧有国际架构的正面碰撞是无法避免的,最终,这种冲突在1914年演变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像教科书里所写的那样,最终,在1918年,德、奥、意对既有国际架构的那次挑战以失败告终——新兴国家的崛起往往要仰仗其对体系的创新而非追赶。但是,一战确实使旧的体系发生了“垮塌”,而当时欧洲列强并未从那场浩劫中汲取教训,1919年的巴黎和会在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场闹剧——中国捧着标有“战胜国”的空碗,再一次遭到列强的盘剥和羞辱。西欧国家对世界的看法对比上一世纪没有丝毫的进步,从那时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几乎注定要发生。
  也正是在二战中,旧有的国际格局被彻底的击碎,随之终结的还有旧的国际经济模式——殖民地,在战后不长的时间里,随着世界各处尘埃落定,一个新的国际大格局被最终确立了起来。
  从这个角度去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国家的事实上的胜败不能仅仅去看它分属哪个阵营:德、意、日轴心国在战场上彻底失败了,他们的国家工业体系也遭到彻底的破坏,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战后受到了新的国际关系结构的约束,本土有战胜国驻军,而像德国,连国土也被一分为二,国家的政治、外交、国防、经济都受限制,说他们失败是很好理解的。而英、法两国,在战争中最终没有被德国所吞并,国家主权得到了基本的保障,但是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原来以欧洲为中心,围绕殖民地的利益分配体系被美国、苏联所各自主导的新的格局所取代,而无论是靠向美国的西欧国家还是靠向苏联的东欧国家,在新的格局中都仅仅是居于从属位置,过去由英、法所控制的中东、印支等地区全部成为了美、苏的势力范围,从这层考虑来说,说英、法是战胜国是比较勉强的,至少,没法把它们和美、苏这样的战胜国归在一类。
  以此来推而广之,按道理说中国也绝不可能是“战胜国”,而且要比英、法两国更惨,可能还会面临1919年时的处境——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在经济、国防和国际政治上都倚赖于美国,以中国海关来说,“中国”二字不过是表示一个地理意义而已,实际控制权掌握在美国人手中——那时中国地区基本可以视作是的美国势力范围了;而东北地区当时则由苏军占领。德国战败后,最初苏联政府借故迟迟按兵不动,而在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日军行将崩溃时,苏联政府又在与国民政府尚未最后敲定政治协议的情况下匆匆出兵东北,其中深意无需多言——出于苏联一贯的“环俄罗斯防御地带”的构想,以及对旅顺、大连不冻港的需求,中国东北地区甚至新疆地区都很有可能会被划入苏联的影响范围,中国的领土主权则可能面临像德国及朝鲜那样出现被人为割裂的困局,也就是说,在新的国际格局中,中国的地位和1937年之前相比不会有太多的改善,仅仅是解决了起码的民族生存问题。
  然而最终的结果则出乎美、苏意料之外,中国共产党竟只依靠“小米加步枪”迅速地取得了全国政权,美苏既定的战略部属都因为一个新棋手的加入而被打乱。美国的影响力退出了中国大陆地区,之后新中国又从苏联手中接管了旅顺、大连等地的全部主权(后来苏联支持北朝鲜武力统一半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胜则可以借此在朝鲜半岛重新获得新得不冻港口,败则有借口恢复在东北的军事存在),进而解放了西藏和新疆地区——中国大陆地区至此完全成为了中国人自己的“势力范围”(由此而论,我的理解是:正是解放战争,真正确立了中国在二战后新格局中的战胜国地位。8年抗战加3年解放战争,中国的胜利果实不是战争期间赢得了多少财富——相反,十几年的战争极大的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付出了以千万记的生命。中国最大的胜利在于赢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这就为日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我们的话题,便由此开始。
  中美棋局
  至今,美国仍然还居于这个世界的霸主地位,相应的,就对外关系而言,中、美关系始终对中国外部环境起到一个主导性的作用,而当我们可以对这一关系进行比较清晰的描述的时候,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与外部环境有关联的大部分问题就都可以疏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可以说,认清中、美关系对明确中国对外战略起着“提纲携领”性的作用——纲举而目张。再进一步的说,现在美、中两国GDP在世界上分别居于第一、第二位,二者相加约占世界总量的35%,而两国政府又都有足够的行动力把手头的资源最大限度的转化为对现实的影响力,因此,同样可以认为,中、美关系对世界同样起着“提纲携领”性的影响。
  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而言,在对国家走向的影响力方面,均是内政重于外交,其内部的政治、经济走向对其国家行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在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又是这其中最原始的驱动力。因此,这里我们首先要作的是,对两国近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美国:金融霸权与双赤字经济
  金融产品的价值依附于信用而不是伸手可触的实物之上。与农耕时代不同,现代人可以在这一体系下从银行贷款创业及维持运营,并且现在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规则,所需自有资金并不用太多就可以滚动起来做出很大的生意。而古人要做这样的事很不容易,没有银行,做大生意先得设法积累很大的本钱才可以。形象地说,现代金融体系就是为经济事务装上了轮子,而在其之前,经济的发展则像是直接在地面上拖动一件东西。而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来说,一国对金融体系的运作可以成倍的放大或缩小他对实物资源的掌控能力——从现代经济的角度说,一个国家的霸主地位的确立,主要取决于他的市场容量和他所掌握的金融资源,而后者的核心则在于对国际贸易中铸币权的掌握。
  有这么一种说法:英国最初是靠殖民立国的,而美国则是考爱迪生、莱特兄弟这样的发明家立国的。然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美国制造业超越英国是在20世纪初期,而此时距离他取代英国霸主地位尚有约40年左右的时间,当时的英国金融网络遍布世界,借助英镑,英国正掌握着国际贸易中的定价权——无论他是处于卖方还是买方,以此轻松享受着世界各地的产品。
  在一战期间,凭借强大的制造业,欧洲各国的黄金通过贸易顺差迅速的向美国聚集,而黄金起码在当时还是一国金融体系的信用支点。至一战之后——确切的说是1924年至1928年之间,由于战争严重的透支了国力,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手中剩余的黄金已无力再继续之前的金币本位制度,为防止黄金流失,黄金在贸易中的流通事实上已经被禁止,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转而实行金块本位制度,以黄金储备为信用保障,在流通中以纸币取代金币;而在战后经济实力更为贫弱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30余个国家则开始实行金汇兑本位制,在国内流通中同样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以金本位制国家为依附对象,将本国货币与该国货币保持固定比价以此作为信用保障,并在该国金融中心储备黄金及外汇,作为外汇基金用于国际支付。
  无论是金块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在当时都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货币制度:黄金退出流通领域,使得它无法再起到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对此市场在那时很难适应。而这两种货币制度都限定了纸币兑换黄金的最低数额,或是需要先兑换外币方可间接兑换黄金,这进一步的削弱了货币的稳定性,而金汇兑制国家将本国货币依附于美元、英镑或是法国法郎之上,这就使得发生在几个金本位制国家的任何一点危机都会迅速的扩散开来。换句话说,当时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对金融体系的掌控能力下降了,而当时美国仍然在流通领域使用金币,至此,美欧之间在金融力量上出现了第一轮此消彼涨,并且最终这一消涨通过巴黎和会在国际政治上得以体现。
  欧洲金融力量的下降很快反映到了实物经济上,正是由于金块本位制度与金汇兑本位制两种货币制度的不稳定,在1929年经济危机袭来之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体系很快便完全崩溃:1929年10月,纽约证交所发生危机,由于股价暴跌,导致原材料价格暴跌,以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南美国家及澳大利亚等国遭受重创,最终不得不宣布放弃金本位制;31年初,金融危机使奥地利信用银行倒闭,进而影响到德国,至31年7月,德、奥两国的金融危机波及至英国,由法国带头各国纷纷向英国兑换黄金,至9月英国被迫放弃金块本位制,依附于英镑的各国也被迫相继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33年3月起,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百日新政”下,通过政府的强力干预,以大量的货币供给和投放来“创造”有效需求,开始走出阴影,至1939年彻底摆脱了经济危机;差不多在同一时期,除了纳粹党集权下的德国之外,从肌肉到大脑都已僵化的西欧各国都仍还处于一片萧瑟之中——而这,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史上的超级浩劫的爆发提供了最为基础的背景以及理由。而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金融角度说则意味者欧美之间力量的又一次“此消彼涨”,最后质变的标志性产物,就是战后由美国人主导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至于“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建立及其所意味着什么,在《再续大国之略》中已经提过,这里就不再加赘述。
  从金融霸权的角度看,两次世界大战,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一个铸币权从英国逐步向美国转移的过程,至“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完全接手了国际贸易的铸币权,美元成为各国主要储备资产,这则最终成就了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阵营中政治、经济、军事的核心地位。而隐患也随之埋下——美元具有了国际货币和国内货币的双重身份,而且在国际上不受任何约束,从资本主义的逐利性上讲这个地位最终不被滥用是不可能;其次各国货币都钉住美元,保持固定比价,美国金融出现的任何问题都会迅速波及到其它各国;此外,在1943年至1944年美英两国关于战后货币体系的谈判中,为了尽早终结英国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美方对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的浮动汇率作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以次来放大英国在金融上的不利因素,这一点在日后使各国无法通过汇率调整来调节国际收支,这就降低了这些国家抵御金融风险的冗余度。
  而上世纪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则使得上述缺陷最终演化成了实实在在的危机:为了“限制共产主义的扩张”,自1950起美国就开始插手中南半岛事务,1950年至1954年的越法战争中,美国负担了法军战争开支的3/4,共计25亿美元,法军战败之后,1954年9月美国又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七国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将南越、老挝与柬埔寨纳入到条约保护国。同时,美国自1950年起便开始扶持南越的吴庭艳,1955年之后先是通过南越政权打所谓的代理人战争,1961年5月后美军开始小范围的直接介入到对北越的军事行动中,1964年8月,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开始对北越进行轰炸美军开始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
  有些时候,当我们为了一件事情逐次投入越来越大的成本而又不见收益时,一些人很可能就会非理性的继续追加投入,因为他们认为只要再坚持一下一切就会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去发展,而此时他们往往会互视“性价比”的问题。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中或许正是基于如此的一种心理状态,美军在越南投入的兵力在1969年曾一度高达54万,外加其他仆从国7万余人,其陆军力量的70%,战术空军的60%,海军的40%都被部署到了这块弹丸之地。战争期间各项开支共计3500亿美元,人员伤亡30余万。
  如前文所述,美元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各国都必须储备美元,美国凭借这一条可以在国际贸易中单纯依靠印制平均成本4.7美分一张的美元来获取实物贸易之外的额外利益,而一旦这一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那么就意味美国的国家信用被过度透支,其结果便是金融危机——早在1960年,由于之前朝鲜战争中美国超额印制美元,使得西欧各国手中的美元从“不足”变成了“泛滥”,削弱了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最终在10月份,中东原油价格暴涨引爆了美元信用危机使之演变成了伦敦交易所中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狂潮,直至1962年,美国通过联合英、法、意、荷、比、日、西德与瑞士(美元是美国的,但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问题是所有国家的问题)建立“黄金总库”才初步恢复了美元的信心。而为了应对在东南亚的庞大开支,美国又一再的超额发行美元,而这一次要比1960年严重的多,当时美国短期债务为210亿美元,黄金储备为178亿美元,而到1971年美国短期债务高达510亿美元,而黄金储备则降至102亿美元,加之第一次美元危机在人们心中的阴影,1968年与1971年先后出现两次规模更大的美元抛售的狂潮。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蛮横的宣布“暂时中止美元与黄金或其他储备资产之兑换,除非要求兑换的数量核条件符合货币稳定和美国的最高利益”,同时宣布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而一旦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则意味着美国国家信用支点的垮塌。而1972年6月与1973年2月又连续出现两次抛售美元的狂潮,只是抢购的对象变成了德国马克和日元,西方各国被迫放弃固定汇率,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事实上已经完全崩溃,各国储备货币开始多样化,美国独占的铸币权开始向德、日等国分散。
  除此之外,美国地缘战略的重心本来应该在欧洲以及富产石油的中东, 60-70年代美国却将军事重心置于东南亚,大量的战略资源被牵制在了这里,而美国金融状况恶化使得这个问题变得越发的严重,反映到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之下,这就最终促成了当时美国的战略收缩及苏联的全球扩张,同时也让中东的欧佩克组织得以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这就进一步的抬高了油价,反过来加剧了美元的困境,使得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在这一恶性循环(或者用教科书里的叫法——经济滞涨)的连续打击下,整个美国的国民心态都处在前所未有的迷茫与失落之中。
  这一恶性循环最终于1981年开始走向终结,新上台的里根政府开始实施新的财政政策——大幅提高银行利率和国债利率,同时降低商业活动中的税负。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流入美国去购买美国资产和国债;而与此同时,美苏冷战在经历了一段僵持之后,以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为标志,美国在战略上开始了从收缩进入反击,一时间全球战云密布,而美国相对安全的地缘环境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样,又一次成为吸引海外资本的本钱。一里一外两层驱动力使得美国自1983年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资本流入国,那段时期每年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都有数千亿到万亿美元。
  以大量国外资金为保障,美国开始引导国民超前消费,美国国民人均消费额达到其储蓄额的1.5倍,储蓄率从战后占GDP40%降至1%不到;同时美国政府自己也开始大量地“制造”赤字,在军事科研和军工生产中投入大笔的资金,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财政、贸易双赤字经济,说白了就是政府、民间一块借债消费。一个拥有两亿人口和旺盛消费能力的庞大市场就此形成&not;——以消费能力论,它相当于两个半日本或近四个西德。
  而各国对美元如同毒品一般的依赖就此形成:上世纪80年代往后,西欧国家和日本等国由于人口少,国内市场与其制造业规模相比显得非常狭小,在各国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他们的国内市场饱和线很容易的就达到了,美国市场旺盛的需求就成为了拉动各个制造业国家经济最重要的发动机,各国通过贸易顺差都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而为了保障这台“发动机”的正常运行,为了让美国人有钱继续消费,就得不断把储备的美元再投回到美国购买美国债券。这就形成了现在的一个按常理看来非常奇特的现象:一面是,在制造业领域一败再败、早已“债台高筑”的美国还在通过贸易逆差肆无忌惮的借债,时不时还通过汇率、利率的变化来赖掉部分债务,而另一面,作为“债主”的各制造业大国却无比依赖美国,小心翼翼地观望着美国的汇市和股市——美国经济一感冒, 全球就得跟着打喷嚏。而至此,在电视上的美国政府为何能在各种外交场合趾高气昂、牛气冲天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世界工厂与奇异的中美经济共生体
  1949年至1979年,共和国建立的头30年间,历史赋予新中国政府和人民最核心的任务只有一个——维护中国刚刚得来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无论这期间出现了多少问题,犯了多少错误,但这一核心任务始终都被很好的完成了。因此,这30年的历史首先需要记住的,是可以彪炳千载的功绩。
  具体的说:首先是抗美援朝,赢得朝鲜战争在地缘上保障了东北地区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在此后从心理上断绝了超级大国与中国之间交战的决心,同时恢复了当时海外华人对祖国的信心——许多华人能在物质条件反差巨大的情况下回到中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自信心;第二件事是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国防工业体系,为在封闭的国际环境下保持国家独立自足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三件事则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从1971年4月乒乓外交到9月尼克松访华再到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中美之间逐步的完成了一次微妙的战略接近,这使得中国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活动空间。
  需要注意到的是,这30年间,中国政府的操作主要还都集中于政治和国防层面,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一点则是:政治仅仅是建立在经济这一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政治层面的安定最终有赖于经济层面,这一点恰恰是不能长期违背的。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的这段时期,从金融角度看,南京国民政府由四大家族所把持的金融体系通过滥发法币,对社会财富进行疯狂掠夺——即使拿“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来解释也说不通,一是这种行为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所属时代的正义性所能接收的底限,二是这些“集中”起来的财富并非用于“更大规模的生产”,而是单纯的用来支付少数人的消费——最多是发展了欧美国家的生产而已。仅从这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消亡就已经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不亡那是没有天理——历史是最为民主的,人民或是通过手(靠投票)或是通过脚(在斗争中加入一个阵营)总能“选举”出可以胜任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力量(话到这里,之前一些读者曾向我问到的一个问题在此处也可以有个答案了:站在历史的高度去俯视,历史总会向特定的时期赋予特定的使命,每一个历史的参与者都有其特定的角色或说是位置,这一“角色”演的好与不好是居于现在的我们判断其是非功过的唯一标准——今后对我们的后人而言评价今天的我们也依然如此,脱离这个标准去争论谁、谁的好与不好,不客气的说都无异于刻舟求剑一般)。
  书归正题,再回到新中国的头三十年中来看,坦率的说,无论从“市场”说还是从“计划”说,我们的经济建设都很难说是成功的。就“独立自主”而言,长远讲它的基础或者说支撑点都只能是经济,而且“独立自如”如前所言是为国家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而要把这个空间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的到的利益,归根到底也还是还要落实到经济上来。自1979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客观需求而言,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了,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成为了全国的一个共识。
  最初,中国与外界的联系,由于历史背景的限制,绝大多数时间都集中与官方的政治、外交层次,更差一些的时候则是在战场上,经济层面的、民间的联系实际是非常有限的,否则当时也不会有“不准围观外宾”这种现在想想都觉得邪门的规定。经济、民间的对外联系大幅增多是1979年之后的事情。从那时至今,从对外联系角度说,中国经济粗略的说已经走完了三个阶段——1979年到大约1993年、1994年:这一阶段的引进外资和进出口贸易量上基本上一直是在大幅增长的,但总体上那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是以内需拉动为主。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供应在一些领域第一次由不足变成了过剩,1992年中国经济开始“过热”,中国政府第一次面临正经八百的“潜在经济危机”的考验,而作为实现经济“软着陆”的策略,当时的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举措:首先是人民币大幅贬值,对美元官方汇率从最初的2:1一路贬到8.7:1——不过当时海外媒体对中国的兴趣更多的是集中在“民主”“人权”这些话题上,屈指可数的关于这一汇率变化的报道也是基于意识形态认为这预示着“红色中国政权的统治危机”即将到来(很多时候,在这些问题上脑子转不过弯来的恰恰是那些居于“开放国度”的人们而非我们中国人);其次是出台出口退税等政策。这一系列的措施把国内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引入到了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开始转向出口导向型。而从时间上说,前文中已经交代过,自上实际8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恰恰正在经历战后的又一轮全球化浪潮,“虚拟经济”逐步开始取代实物经济,物质生产开始向成本更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
  把中国放到“第三世界国家堆”里,很多优点立刻就会显现出来:其一,中国人勤奋、刻苦的传统文化观念在经济领域和非洲、拉美、南亚及东南亚相比要更为积极向上(这也是其他东亚国家在文化上的优势,例如日、韩),而且人口总体素质要高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1991年印度开始经济改革时全国一半的国民既不能读也不会写);其二,中国国内环境,以及周边环境都处在非常稳定的状态——这其中在南疆自卫还击战消除了一个最大的“显性”(相对“潜在”而言)的干扰因素,对安定外部环境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其三,1979年时中国经济的起点固然很低,但同时之前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状态不经意间也使得后面中国的发展避免了像其他国家那样,因债务问题而受国内外多方各种势力的掣肘。
  正是凭借这些优势,自93、94年起中国的出口额开始大幅增长,除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缘故仅增长0.7%,最近几年中国的出口增长额都在20%、30%,这其中,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大体上各占一半。从世界范围上看,就是各类产业开始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逐次的,迅速向中国集中。
  而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迅速壮大,中国政府手中可支配的资源也开始多了起来。对这里的读者而言,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中国国防建设“井喷”似的发展,从“神盾”到歼-10令人目不暇接——要知道,90年代初某市造一座立交桥就花光了3年的财政预算。而从产业体系上看,则是中国基础建设得到了进一步完善:03、04、05三年农村道路投资相当于建国后53年的总合,上世纪末一个三峡工程就曾牵动全国,而现在每年都会有多个三峡级别的大型工程上马……。这些最初是缓解经济过热拉动内需的措施,而现在这又为制造业向中国集中提供了又一个优势,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是印度、东南亚国家所无法比拟,这所带来的综合成本的优势是仅靠人力成本所没办法抵消的——现在,某些低级别的产业,比如服装,比如玩具已经开始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的越南等地去了,但也仅仅能到这一步,再复杂的层次就很难转移了,否则综合成本就要提高。那段时期某些海外媒体曾经借此以“资金外逃”又预言了一次“中国崩溃”,纠其心态,实际还是和93、94年时一样,与其说是“预测”还不如说是他们基于意识形态的一种“愿望”。
  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发生在2001年11月,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如何评价呢?给笔者的感觉这件事可以用战后格局的形成来加以类比:二战中苏联损失人口2700多万,多年建设的城市、工厂都化作了一片瓦砾,直至苏联解体前夕,战争对人口比例所造成的影响仍然存在,但苏联是当之无愧的战胜国,胜在他可以把英、法等国挤到一边,单独和美国划分势力范围,胜在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取得了第一层次的位置。中国加入了WTO同样是胜在体系,中国至此完全融到了世界贸易的体系中来,有这一条,战略上就是胜利了,战术上的问题相比就不是特别重要。由于前面所说的优势,当中国的出口贸易障碍大大减少后,世界制造业由低到高逐层次向中国聚集在理论上就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了。
  由此开始,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开始发生了质的改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凭借美元本位制的世界货币体系和国内市场的旺盛消费能力,始于里根政府的双赤字经济迅速的作大,1981年之后,美国贸易经常项就再也没出现过顺差,国内资本大多投入到了各类金融“产品”之中——资本家的目标在于利润而不是生产本身,如果仅仅炒作钞票就可以获取利润,那么实物制造这道费时费力的“工序”自然是应该被省略掉的。于是,大量的资金都被投入到了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等金融衍生品的炒作中——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其下属的金融子公司原本的业务内容是进行汽车贷款业务,但就是这么个资本和人员只占全公司3%的小单位,由于参与了证券市场业务,所创造的利润居然能占到通用公司的30%,以致公司的许多高层领导都在琢磨“我们是否还应该继续造汽车”?
  “虚拟经济”的发展使得财富集中到了少数金融利益集团手中,而相应的,必然要造成美国国内制造业长期处于萎缩状态——工薪阶层20多年来没有过加薪,大量制造业领域从业者失业(所以,发达国家中反对全球化的群体主要就来自这部分人),美国政府和国会现在动不动就在所谓“倾销”和知识产权问题上指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除了增加利益博弈中的筹码,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为了应对和转移这一群体的不满情绪——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才维持了美国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
  总之,美国经济已经走到了“生产”金融产品与发展中国家交换实物商品的“虚拟资本主义”阶段,而此时由于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聚集,中国就成了美国最大的利益直接来源国——美国超市货架上80%的商品标明“Made in China”,西欧和日本的情况同样如此。就这样,从2001年之后到现在,基本上可以说中、美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体”,这并非出于什么人的主观意愿(事实反倒是两国中都有很多人更愿意向相反的方向去发展)而是一条无法逆转的历史轨道。
  从“中美战略对话”说中美战略性接近
  以1949年建国为起始,中美关系已经经历了3个阶段。最初就是纯粹的对抗,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就是这个阶段最明显的标志;而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昔日的“老大哥”在中国的北方陈兵百万,而与此同时,如前文所说西方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正在被美国人自己所瓦解,冷战格局恰处于“苏进美退”的态势,中美首次在国家利益上出现了“交集”,而在1971年,深深陷进越战泥潭的尼克松政府正面临着美元的第三次抛售狂潮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毛泽东非常敏锐的抓住了这个最佳的时机,使得美国总统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一个未建交的国家进行了那次近乎于“朝拜”的访问,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美之间理论上所存在的共同利益逐渐的反映到了现实政治中来,中、美政府之间开始接近,美国得以“体面”的撤离越南,中国的国际环境也开始大幅的改善,和西方阵营的关系开始缓和。
  到1979年元月中美正式建交,这一战略转变算是基本完成,中国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进入到了一个稳定、共赢的阶段,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说,这个阶段的共同利益主要在于地缘安全,就经济而言西方国家当时主要还是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除此之外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和研究。这种稳定状态维持了大约十年的时间,至1989年开始走向终结——这并非因为谁作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是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作为当时中美形成战略上的默契的基础不复存在了。至此,中美关系开始进入到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这主要是美方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的混乱不清,美国主动扬弃了对华的保持战略默契的外交政策,转而将中国作为“共产主义的最后堡垒”要一鼓作气将其“拿下”——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
  这之后,克林顿时期提出过“战略伙伴”说,后来布什就任伊始又提出了“战略竞争对手”说……但就总的趋势来讲,那段时期中美关系是在向恶化的方向走,中国的外部环境要比1989年之前差很多,而其责任主要在美方——宣扬中国威胁论、支持中国分裂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科索沃战争期间轰炸中国使馆……到了布什政府上台初期,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谷底”。
  中美关系的“触底反弹”按照通常的说法是始于911事件之后,但就笔者看来911事件只能作为一个时间上的标志点而已,事实上中、美在所谓的“反恐战争”中并没有太多的利益“交集”,相反,美国对我国新疆分裂势力的袒护将中美之间仅有的一点潜在的利益“交集”也压缩掉了,同时美国对中亚地区的渗透还对中国西部的地缘安全和能源安全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显然,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在地缘,当然更不可能来自于意识形态,那么答案就只能从经济领域来找。中美关系回暖并不是因为什么“反恐战争”,但其引子的确是911事件:上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经济的认识最初还是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只是一个潜在的消费市场。而1981年之后,美国GDP中的大部分来自于消费,实物产品出口并不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经济上说,按照这个思路看中美还真找不到什么必须合作的理由,当时中、美交恶,很大程度便来自于美方的这种判断。在那种情况下,中国93、94年的汇率以及出口政策调整都没有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而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则正是从那时起,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到上世纪末,中国已经初步有了制造业大国的气象,而在那段时期,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让美国的“金融大鳄”们从东南亚国家掠走了数十年积攒的财富,同时也把东南亚乃至日、韩等国的制造业杀得是哀魂遍野。中国当时同样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当年经济增长为7.8%,大大低于其他年份,但中国所损失的只是一段时期的贸易顺差,并未因此而伤筋动骨,从长远看由于大批竞争对手倒下,这反倒进一步把中国推上了“世界工厂”的位置,变相的提高了日后“中国制造”的出口竞争力;另一方面,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以一时的小利换得中国政治影响重返东南亚,这便为日后中国战胜日本,取得东南亚经济整合主导权埋下了伏笔。在更早些时候,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经济在“休克疗法”和由美国所主导的低油价的内外夹击下崩溃,中国因而获得了大量的廉价人才以及原材料,这同样也是在强化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到911事件之后,由于美国股市的庞大泡沫破裂,国内市场面临大幅通货膨胀的压力,此时只有大批进口廉价消费品才能抵消通胀,前面所提到的中、美经济共生体便应运而生——这也就是为什么中美“入世”谈判会完成于2001年的原因。
  “入世”成功之后,中国基本算是完全进入到了世界贸易体系,之所以加一个“基本”。是因为不少发达国家对我们的贸易壁垒还存在着,原因在上一小节已经提到过——主要不在经济利益冲突,而是因为其产业向外转移导致国内制造业从业者利益受损,西方国家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多半是为了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是政治性的问题。不过,这对大的趋势并没有太多影响,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就此形成。而由此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也日渐开始清晰,表现就是两国的接触开始增多,冲突开始减少,冲突的烈度开始下降。
  现在的中美战略对话,可以视作是中美关系进入到又一个战略“拐点”的标志,同样这也标志的世界格局在冷战结束之后将迎来又一个战略“拐点”。始于06年年末的中美战略对话机制,初步给我们的印象是中美已经开始了自1971年以来的又一轮的战略性接近,这之前,两国在客观经济规律的“强制作用”下已经结合成了经济共生体,而从现在开始,两国则可能开始主动去继续完成这一结合——面对历史规律,对抗只能是失败,然而被动地让规律“推着”走和主动“顺着”规律走,其结果同样是有很大区别的。
  冷战后对世界体系变化影响最深远的是什么?是伊拉克战争?还是现在的伊朗核危机?它们的“份量”似乎都不够,这些更像是历史改变的“标志”,而非“动因”。在我看来,真正的变化应该始于欧元的诞生和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不只是一时的棋局变化,而是棋手的改变——
  美国霸主地位的支撑来自其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美元本位质的国际货币体系,欧元区所带来的正是一个同样庞大的市场和一种可能取代美元的新的货币。欧元区国家与美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缘,有着近乎一致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以及经济制度,但是,如果将世界经济体系比作一条食物链的话,欧元区国家与美国恰恰也是最接近的——在美国之后欧盟成员国经济也先后进入到了“工业化后”时代,而因为有相同的政治、经济体制,所以欧元区国家经济如美国那样向“虚拟资本主义”也就同样是无可避免的——十年来,欧盟对华贸易逆差从最初为美国的30%到现在已经猛增到60%。
  西方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其利益来源是用金融产品换取发展中国家所出口的实物产品,本质上则是这些国家的净储蓄,而现在的美国经济已经吸纳了全球净储蓄额的70%,因此,欧美之间围绕世界净储蓄的矛盾是无论如何都无法绕开的,前面所提到的那些“高度一致”在这一条冲突面前都变得毫无意义——就如两次世界大战前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直接的关系一样。今天,美国货币霸权所面临的最现实的威胁恰恰就来自于其昔日的盟友所发行的欧元,而这一冲突到目前为止已经导致了发生在科索沃、伊拉克、黎巴嫩的“两场半”战争以及现在的伊朗核危机。
  美、欧货币霸权争夺,最终的标的物是世界净储蓄,而世界净储蓄的主要产生地只有一个,就是东亚——世界产业布局经过一系列变化之后,制造业主要都集中于东亚地区,而且,这一地区具有深厚地储蓄的传统,目前世界2/3的净储蓄额来自这里。
  原本在上世纪90年代,东亚各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呈现比较均匀的分布,93、94年之后,中国凭借其先天固有的优势、强大的工业能力(重化工业规模中国比巴西、墨西哥、俄罗斯高5~6倍,比印度高10倍),以及庞大的国内市场,开始对东亚经济形成整合,而亚洲金融风暴又在客观上加速了这个过程,近十几年来,日、韩、东南亚诸国及港、台地区的贸易顺差从主要来自欧美变成主要来自中国,东亚内部贸易率从90年代初不到30%提高到了60%。中国“入世”之后,东亚经济格局从先前的均匀分布演变到现在成为中国对欧美统合进行贸易。
  正是这个“出人意料”的变化最终彻底打乱了西方国家最初设想的理想世界:原本,无论货币霸权如何分配,贸易顺差都分散在各个发展中国家、地区,这些国家中无论任何一个对此都不具备发言权,而彼此之间对欧美贸易顺差份额的争夺也使这些国家很难结成严密的同盟,只能被动的接收欧美争霸的最终结果,而其它发展更加滞后的国家将无可避免的被排除出“食物链”。而现在,由于中国的加入,以上的这种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了。
  最初,东亚经济出现整合的征兆时美国也许就有所察觉——上世纪末激化朝鲜半岛局势,激化中日矛盾,激化南海主权矛盾,支持台独势力,也都可以理解为美国对东亚经济出现整合趋势后的最初的对策,就是要设法重新打散东亚经济布局,打断东亚经济的整合过程。显然,现在的事实证明这些手段都没怎么奏效,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制造业强大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国政府在面对周边潜在冲突时超乎寻常的定力。
  世界上未必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但中国这20多年来的付出的确是有回报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要面对着周边潜在的地缘威胁和国内民族主义的一片骂声,而在这两重压力之下却还依然故我的维持着可以说有些笨拙得隐忍政策,而其回报则是: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将东亚地区的贸易顺差高度地集中了起来,美国贸易逆差2/3来自东亚,其中中国一家所占份额超过了一半,一个延伸出来的效果是:由于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对其他国家保持着优势,使得这些国家不敢随意的调整本币的汇率,必须紧盯人民币汇率,这就使得中国逐渐可以间接主导东亚各货币的汇率变动,从而建立了一套新的区域货币关系。就这样,原先西方国家想定的国际新格局因为突然间硬生生的加进了中国这个新棋手而被彻底颠覆了——整合了东亚经济的中国主导着世界2/3净储蓄额的流向,而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对净储蓄的来源地则没得选择。
  至此,对比1971年,虽然环境和主题都已改变,但当时的那种感觉却又回来了:对美国而言,所谓的双赤字政策到现在已经积累了数万亿美元的债务,而且其双赤字现在正在以平均每秒两万美元的速度增长,而双赤字的扩大使得大笔的美元无法回流到美国,于是便造成了国际范围的美元过剩,在这之后,则非常可能是一场世界范围的大通涨——现在从石油到食品一连串的价格上涨便是先兆,一旦发生则意味美元以及美国的国家信用都将迎来末日;欧元崛起之后已经成为了欧盟内部贸易的主要流通货币,一部分铸币权已经从美国手中滑落到欧元区国家,而且欧元的强势已经在此之前抵消了美联储数次加息的努力。
  而对中国而言,如前所说——以中国为核心的新东亚产业布局已在成型之中,而围绕人民币的新的货币关系则使得我们拥有了“有中国特色”的“币缘”优势,离开中国无论美国还是欧盟都根本不可能完成与东亚的经济对话;与之相对的是,如果美元本位制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崩溃,那么世界范围的经济衰退肯定不能避免,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就过不下去了,中国13亿人的国内市场消费能力还远没开发出来——有人说中国经济上会步日本后尘,恰恰是没有看到中国的这一潜在优势,美国在对日谈判上能压制日方其根本在于日本国内消费早已饱和,日本在出口问题上没有退路,而中国并不存在这个问题。由此不难看出的是,这轮中美战略接近中,主导权同样在中方手中。
  上一轮中美接近,中国所解决的是地缘安全问题,而这一次,中国的利益首先着眼于“币缘”:从产业布局上说,目前中国所整合的制造业主要还只是居民消费类产品,在发达国家产业体系中,这块所占比重仅仅是1/3~1/4,真正的“大头”在于重化工业,以机床的数控化说,目前中国刚过30%,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60%,美、日为70%,换句话说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还远没走完,同样,发达国家的重化工业重新布局也才刚刚开始,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出口经济,其核心任务已经不是再去赚更多的外汇,而是在于靠“外需”与内需一同拉动工业化进程;同时,目前人民币的地位与中国经济规模是很不相称的,未来需要使人民币成为东亚地区区域储备货币之一。而从满足这两点诉求上说,中国可以有三套方案供选择:1.与美国协调美元政策,保持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不被打破,以现有的经济秩序完成中国的工业化;2.主动与欧盟协调,增加持有欧元的数量,使得外汇储备多元化,而其后果是美元大幅贬值,全球经济“硬着陆”,中国则在危机中利用储备积累获得利益;3.保持对欧美的中立政策,在后续经济波动中左右逢源,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而相对于欧盟,美国的优势或者说是第一选项的优势在于:美国早已进入“虚拟经济”阶段,拥有“先发”的优势;中国对外贸易80%靠美元结算,和美元完全割裂,在一夜之间仅仅去依赖剩下的20%的贸易额是不现实的,而且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客观上会推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美国建立在货币霸权上的军事霸权翻过来是美元最有力的支撑,而从这点上看,美元的稳定性会高于欧元。当然,这些并不能抵消前面所说中国在这场博弈中的“非对称优势”,这一优势是根本性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发明显的显现出来——中国对美国而言是唯一的选项,而对中国而言,前述的另两个选项则并非是不能接收的。
  这里还需注意的是,自始至终笔者在文中都使用的是“接近”而非“结盟”。同盟是排他性的,是可以长期、稳定存在的。历史告诉我们,当我们处于国际架构重新“洗牌”的时期,在国家关系中任何对“长久”、“稳定”的追求都是不切实际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美国与美元的前景至今至少可以说仍不明朗,同时美国近期在国际事务中的表现使得他的国际形象变得非常的糟糕,这些使得任何国家都难以找到把自己和美国完全捆绑在一起的理由,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中美战略性接近”这个总的“纲领”对中国与欧盟国家、与俄罗斯等国的关系而言,所意味的是改变,但并不是疏远。而从历史来看,我们不能忘记:在二战最终战局尚未敲定的1943年,美英两国基于未来货币体系主导权的政治斗争就已经展开;而在冷战中的60和70年代,为分得部分铸币权西欧国家同样曾刻意增加美元在金融市场的流通次数以加大同一时间内美元的流通量以此引爆了美元危机……同样,中美战略性靠近不等于说中美棋局中对抗的成分从此就烟消云散了,合作与对抗必然将同时存在,中国在国家基本利益问题上,哪怕是一分一毫也仍然需要通过主动进取才能得以解决。
  新战略格局下的东亚地缘
  “虚拟经济”的产生、壮大对国际政治而言,其影响在于:大国间的博弈会同时在地缘与“币缘”两张棋盘上进行,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从上世纪的科索沃到现在的伊朗,无论是战争还是核危机,其中的目的与手段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地缘因素。
  始于1979年的经济改革最终使得中国获得了在国际“币缘”战略棋局中作为棋手的资格,而从利益诉求上讲,中国不同于其他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发达国家之处在于,除了“币缘”利益问题,中国周边此前还遗留有一系列地缘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198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种种恶劣举动,使得我们中的一些观点,总会将中国崛起和中美军事冲突联系在一起,类似的声音同样还来自中国之外的地方:中国将在21世纪最终取代美国成为头号大国(许多人都将此描述成一个对美国而言非常恐怖的场景),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那么在此之前美国就必须用尽一切手段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再往后则中、美将不免发生一场大战……最后对结局的预言各有不同,但无论哪一种都分明在告诉我们——中国没有可能去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我并非占卜术士,对这种预言自然无法做出评论,但至少我们前面的分析无法支持起这样的一种结论,仅仅从动机看,很难给美国找到一个必须与中国一战的理由:目前的中国还正处于物流经济阶段,而美国现在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是货币霸权受到挑战,挑战者主要是欧元——欧元区国家在完成工业化之后也已走上了“虚拟经济”道路,而美国已经吸纳了全球净储蓄额的80%,自冷战结束地缘安全影响消除之后已经再没有什么可以继续长期掩盖这一矛盾了,而欧美所争夺的净储蓄额中有2/3受中国影响,中国则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使用手中的“币缘”优势。
  而从更长远来看,美国货币霸权的终结也并非是靠消灭谁便可以避免,其症结在于其双赤字经济本身,在于资本主义逐利性对铸币权无节制的滥用:长期超额的发行美元,使得美元在国际市场过剩这是无法逆转的,而这种过剩是不可能无限制的延续下去的,由此所导致的世界范围的通涨,最终必然会消磨掉世人对美元的最后一丝信心,随之而来的,美国的战略性收缩也将是在所难免的事情。对此,美国没有更多选择,他所能选择的是收缩的具体形式:是“自由落体”?还是更为舒缓的“软着陆”?而经济的“软着陆”同样有赖于低价消费品来平抑国内通涨,这还是绕不开中国。不难看出,无论是近期还是远期,对于中国,美方的利益都只能通过合作而非对抗才能得以实现,中国掌握着此轮中美战略接近的主导权,而对中国而言,这其中所蕴藏的战略红利不只局限于经济领域,中方完全有必要也可以将利益延伸到地缘战略问题上。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近一、两年里中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新鲜”的现象——仅从军事领域看,中美两军开始进行联合军事演练了,美国军方先是在今年4月邀请中国加入“千舰海军”计划,之后美国太平洋区司令基廷在来华访问中出人意料的表示“美国乐意帮助中国研发航空母舰”。如果局限于“就事论事”的范畴,那么美方的这些说法——尤其是航母的话题,都没用太多的实际意义,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真正的含义在于,美方主动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美国开始认可了中国在地缘战略方面的利益速求。基于“币缘”战略的利益,美国必然要在地缘安全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较之以往更为积极的态度,除了因为中国把握着东亚净储蓄流动的主导权之外,“币缘”与地缘因素所存在的相互影响也决定了中美在具体的地缘战略问题上,会因为“币缘”因素而出现利益交集——中美战略接近基于“币缘”因素,但必定会延伸到“币缘”战略之外的领域,一个基于“币缘”的新战略格局正在中美之间成形,并最终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战略格局。
  由这一宏观环境变化所导致的一个问题,现在已经开始浮出水面,那就是美台之间出现战略割裂。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被视作是中美之间的首要问题,上个世纪末,或许是出于对华战略定位的模糊、混乱,抑或是作为打乱东亚经济整合步骤的一种手段,美国对台独势力一直采取一种纵容甚至是支持的态度。而入前所述,自2001年之后,中国主导东亚净储蓄流向已经是一个无法逆转的事实,伴随中美经济共生关系的加深,中美开始主动进行战略接近。到此时,原先美国支持台独势力的利益基础已经不存在了。
  当然,如果以美方观点看,维持所谓的“台海现状”,在和中国政府具体的利益博弈中,操作台海局势仍然可以作为一种战术级别的手段——但是,也仅仅是一种战术手段而已。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则涉及中国战略利益,如果中美战略性接近——这同样涉及美国的战略利益——要进一步深化,那么就没有理由不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对此美国没有更多的选择,因为中国的未来“币缘”战略有多种选择。在这一大环境下,台湾以及台独势力对美国的“战术价值”只能是一路贬值下去。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今年美日“2+2”会谈的联合声明中明确删除了有关“台海问题”的内容——所谓“2+2”会谈就是美日双方的外长和国防部长的年度会谈。而所谓“台海问题”则是上一届“2+2”会谈的一个主要内容,那时中国曾表示了强烈反对。当时美日把“台海问题”列入双方共同战略,其战略背景已经在前文提到过,就是美国要通过政治甚至军事手段来打散东亚的经济整合步骤,这一举动实际上就是一个准备联合干预台湾问题的政治姿态——美国是否真的军事干预,日本是否真的参加,并不是由一个会谈能决定的,但是这种政治表态无疑是一个军事威胁。而时过境迁之后,原来的战略环境已经变了,无论具体情况如何,单就“删除台海问题”这一举动本身而言,则是大势所趋,其中变数无非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而相应的,岛内台独势力也开始以各种方式加紧对中央政府进行挑衅,原因不外乎是对有利的外部生存环境即将不复存在,从这说现在的种种行为都颇有“做最后一搏”的味道。另一个原因则在台湾当局领导人身上——面对以贪渎案为引子的政治斗争,陈水扁必然要设法自保。陈要自保,就必须要给台湾制造一个非常时期的局面,不仅要民进党当政,更要形成一个非常时期,才可以趁乱自保。可以预计在后面的时间里,陈个人也必将不断推波助澜,推升台独的要价。但是岛内的这些问题始终不会对台海局势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所谓的“红线”最终是由大陆来划定,中央政府不会被台湾当局牵着鼻子走,不会单单因为他们的狂言而决定对台用兵,当然,也不会只因为他们的言论而否决。日后台海局势的走向,一个重要因素在于中国政府对东亚经济整合问题的判断——东亚战略格局正在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促成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中国对东亚经济的整合,一场危机无法扭转这一趋势,但不可避免的会暂时打断这个过程,在合时付出这一代价“性价比”最高,将是中国政府决定对台采取何种措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判断依据。
  与之相比,更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前段时间的李登辉访日事件(相比较而言,对陈水扁来说台独更像是政治手段,而对李登辉来说台独则是目标),“币缘”新战略格局下的中日格局同样在发生着改变——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迅速从一片瓦砾中崛起,从一个战败国转而成功地跃升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1952年日本的GDP仅占英、法的1/3,十年后的1962其GNP 就超过了法国,1967年和1968年又先后超过了英国和德国,从此长期稳坐资本主义世界二号经济强权的位置,这一方面得益于东亚文化在经济领域先天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冷战环境下日本对西方阵营的地缘战略价值。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咄咄逼人地向全世界发起扩张,“日本天下第一”、“亿万国民皆为中产阶级”、“日本经济殖民美国”这样的口号在当时的日本非常普遍,国内上下信心空前膨胀;西方国家媒体也随着惊呼 “日本人来了!”、“联合舰队没做到的,由株式会社做到了”。至1985年,当时的美国制造业受到日本的严重威胁——相对现在制造业对当时美国经济仍还是很重要的,同时由于大量的贸易顺差日本还是美国的头号债权国,在这一背景下,1985年9月,在美国的策划下,美、日、英、法、西德5国财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的协议,这就是有名的“广场协议”。日本之所以要屈从于美国,一方面是由于在国家主权上美国对日本非同寻常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日本国内市场狭小,而美国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因此从经济上说日本也并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余地。9月前,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在1∶250上下波动,而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下跌至1∶200,跌幅达20%,此后,日元升值趋势大体持续了10年之久。
  由此,日本人手中的美国债券由于美元大幅贬值而大大的缩水,日本制造业竞争力萎缩加之日元过度升值,其国内资本开始流向股市和房地产领域去炒做,金融市场价值出现严重虚高,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著名的“泡沫经济”,最终在1991年,由于日本经济软着陆失败这个泡沫彻底破灭,日本出现了自战前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经济至此一蹶不振。这段历史我们都比较熟悉,在此之后,为了应对经济困境,1992年当时的宫泽喜一内阁首次实施10万亿日元规模的经济对策,通过补贴大的财阀企业来拉动出口,而这样的代价就是大量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其后历任内阁纷纷效仿一直延续至今,积极财政政策俨然是日本内阁对付经济顽症的“祖传秘方”。但是,这1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花光了日本政府的所有积蓄。而问题远不限于此,日元在国际金融中有稳定美元的任务,这就注定了日元的走势要时刻盯紧美圆,日本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日元在一定程度上的贬值,有利于日本政府的收支改善。但是,为保障美元坚挺,美国绝不会容忍日元进行贬值。除此之外,日本财政还要面对高昂的养老金,面对财阀企业由于国外的竞争而利润减少,同时要面对国内人力成本提高、通货膨胀等等问题,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日本财政的困境。现在日本的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债务总和大致为日本GDP的130%,而现在新的经济计划里债务依旧有扩大的趋势,从桥本到小泉4任首相6个振兴计划,走到现在,在日本经济走出低谷的表相之下:是传统的积极财政政策手段,日本已经做到了极至,到现在已经开始动用日本邮政银行——世界上最庞大的金融机构,也是日本最后的家底,日本政府必须要在邮政银行消耗完之前为日本找到新的经济发展之路……
  由此不难看出,与欧美不同,日本仅从经济上看,他与中国之间并不存在太多的利益交集,相反,两国间的竞争关系则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币缘”优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对东亚经济整合的主导地位,日本经济未来的出路同样在于主导东亚经济整合,随着后面中国工业化程度的逐步加深,这个问题将越来越明显,也将愈加对日本不利,而仅仅限于经济领域的话,日本并没有太多的手段来扳回局面,如此,中日之间的经济矛盾就必然要延伸至政治层面。无论是参拜靖国神社,还是东海主权划分,这些争端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历史或领土,其实质都在于中日对东亚经济整合主导权的争夺。日本在这场竞争中通过改善自身,以内功提高竞争力的余地并不大,时间上看更是遥遥无期,而如果自己无法做的更好,那就只能让对手变得更差——这就使得在中日交往中,很多时候日本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极具破坏性的,其目标就是要在政治层面给中国制造混乱和障碍,以期让政治问题再反作用于中国经济。
  日本政府现在的很多作为,都正是基于如此的一种心态——早些时候的中俄石油管线问题,日本便是一个“纯粹”的破坏者,整个过程中日本完全是损人不利己,但以日本人的观点看,在现在这种大环境下,迟滞中国发展才是夺取东亚主导权的关键,在具体事件上是否“利己”反倒可以放到第二位去考虑;在历史等问题上日方屡屡“失言”,同样就是要反复刺激、激怒中国民众,借此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
  在现在的东亚经济整合的问题上,日本和英国在对待欧洲一体化的抵制态度很相似,正是因为目前英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不占主导地位,故而常常扮演破坏者的角色。面对有利于中国的东亚前景,日本同样经常是经济整合过程中的破坏者,特别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后,日本在整合东南亚各国经济的过程中最终不敌中国,这以后这个特点表现的越发的明显。2001年之前,中美关系尚不明朗,当时美国针对朝鲜半岛和台湾的种种举动都得到了日本的积极配合,例如前面提到的日、美“2+2”会谈中的涉华问题,当时日本在遏制中国发展的问题上与美国有着同样的利益诉求,日本一面可以借此提升自己的区域乃至全球政治投送能力,另一面可以借助美国迟滞中国经济发展,打乱中国整合东亚经济的进程。2001年之后,中、美基于“币缘”的战略性接近的趋向逐渐开始变得明显起来,同时欧洲国家一面对中国施以激烈的言辞,一面也却也在悄悄加深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但是日本的利益诉求并未发生多少变化,在六方会谈中日本仍旧几次“不合时宜”的提出了人质绑架问题。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开始表现的甚至比美国还要“热衷”,也就有了前面所提及的容许李登辉访日。
  典型的日本人的思维:刻板有余,灵活不足,思维十分僵化,而同时又常执著于局部细节,往往却又忽略全局。或许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日本政府对东亚战略格局变化的反应似乎显得有点迟钝——日本政府之前的种种劣行并未真正阻止中国掌握“币缘”优势,但的确又使自己成了未来中国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障碍,而由此对东亚地缘政治的影响已经使得中日争端开始向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实力在增强,未来中、美、日三国关系中的变数也越来越大,此时将中日之争与中国的统一问题绑在一起,对日本而言无疑是十分危险的。
  而这种危险至少理论上本是可以避免的,前提是中日双方都放弃零和博弈的思路,以共赢为基础来协调两国的经济政策,共同完成对东亚经济的整合。当然,这个前景至今仍很不明朗——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种观点: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关系存在这太多非(经济)利益的因素,其中一点便是,中、日(中、韩)之间,双方的国民在心底都存在着一种自卑心理,对中国人而言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之后国人所看到的双方物质上的巨大差异,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种自卑心理已经很快的在被淡化;而对日本人(韩国人)而言,其自卑则是源自上千年来中华文化的优越性,随着经济上被“打回原形”,这一“心结”越发的左右了日本的对华态度。如果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中日之间未来是否能走向共赢,更多的决定于日本而非中国,只有日本主动去超越自身,才能为自己谋得一个最好的结果,别人帮不了他什么(联想到各种所谓的“对日新思维”,对此最善意的评价也只能说是缘木求鱼而已)。
  南亚变局
  自2007年初,中印领土问题又一次频繁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中国政府表现出了罕见的强硬态度。这里,我们同样有必要对印度进行仔细的观察。
  话题仍旧从印度经济说起,自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独立以来,印度的国家财政体系使得地方各邦对中央政府构成了极度的依赖关系,由于历史原因,印度中央-地方体系非常松散,这种财政体系正好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同时,苏联政府从地缘战略角度考虑,一直和印度保持战略靠近。最终,印度选择了参照苏联模式的混合经济模式,而苏联在印度经济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苏联是印度当时最大的国际援助来源国,也是印度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当时仅仅用牛仔裤就可以换到苏联的米格飞机,进出口始终都是逆差局面,而填补贸易逆差所带来的外汇缺口,除侨民汇款和资本账目顺差,印度的主要来源渠道是国际援助。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使得印度失去了最大的国际援助来源以及出口市场,经济理所当然的受到严重的冲击,由于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最终导致印度爆发经济危机,这就是1991年印度经济改革的背景。
  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早于印度,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世界来讲是非常特殊的,从未来看也是不可复制的,但我们仍可以将其归于“东亚模式”,即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增长-再投资,更具体的描述,则是:巨额基础设施投资—吸引外资(主要是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扩大进出口-扩大就业-拉动内需-全面经济发展。1991年之后的印度经济发展则完全是另一套模式,91年印度改革之初,他所面对的是其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东亚国家,超过50%的人口属于文盲。而同时,印度的精英阶层从英国人手中继承了纯熟的英语思维以及金融传统。
  基于这种状况,印度经济最终选择以服务业而非制造业作为突破口,改革前期的重点则主要放在了软件业,之后利用其比较深厚的金融传统,印度建立起了,十分完善的金融市场。相比较于中国,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作这样的描述:重点发展服务业-利用金融市场的发达刺激国际资本进入本过资本市场-刺激消费-拉动制造业-拉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全面发展。
  对比之下不难看出,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在于进出口贸易,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对汇率问题如此看重的原因。而对印度而言,最重要的则是要保证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流入国内,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类似,只是印度是发展中国家,他保证资金流的方式主要是竭力使世人相信投入印度的资金将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从这个角度说,印度人的夸夸其谈和其民族性格未必有什么联系,这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他们生活中很合理的一部分。
  自本世纪初,印度的进出口贸易逆差开始迅速增大,2004年印度贸易逆差是200亿美元,到2006年为480亿美元,预计2007年将突破700亿美元。增额主要来自石油,这一方面源于印度国内石油消耗增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东乱局所导致的国际油价上涨,也正是这个原因,促使印度政府开始频频插手中亚事务。
  从上面的对比说,相对于中国,印度经济模式的实质就是一种跳越式的发展模式——印度人试图从传统农业经济直接跨过制造业阶段进入以服务业尤其是以金融业为经济主干的服务业主导型经济,也就是“虚拟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型经济。如此可以最大限度的利用了从过去所继承的金融传统,同时这也是为了回避印度基础建设薄弱的问题。
  然而,任何跳越形式的行为都必然会在稳定性上有所欠缺,印度经济也不会例外。近年来连续高速增长的贸易逆差则进一步放大了印度经济的不稳定性。同时,制造业发展始终是无法回避的,而印度现有的250多个经济开发区中,除了服务业就是IT和金融行业,受益者仅限于占社会少数的精英阶层,要改善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要创造就业机会就必须发展制造业。所以印度政府期待一次危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危机来使印度获得完成向制造业转型的必要资金,仅从经济角度说,这样巨额的资金并没有必须流入印度的理由——和日本人的看法类似,在印度看来这种机会已经超过经济学所可以影响的范畴,与日本人一样,印度也同样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中印之间的问题同样也早已不再限于领土争端——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对华问题上,印度会和日本有着那么多的“共同语言”;而印度选择在今年试射“烈火”导弹,并在介绍里特地强调北京在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这同样不是简单的炫耀……
  但是,对于这种危机,印度只能企盼但绝不能把自身卷进去,缺少制造业这一根基的经济模式在高贸易逆差之下很难经得起任何波动——即使是像爆发登革热这样的问题都是很危险的。91年的改革,改的不仅是经济模式,过去地方对中央高度依赖的财政体系同样也不复存在了,而从历史上说印度在文化上也缺乏如中国那样的“大一统”传统,对平均每月爆发一次民族冲突的印度而言这无疑是相当一个危险的信号。也正因此,印度才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缓和关系——当年费尔南德思在“非典”期间访问中国,而也恰好正是在差不多同一时间,美国开始兵进伊拉克,国际油价应声而起……显然,我们很难把这些举动简单的理解为印度人热爱和平。
  尾 声
  最终,我们的话题还是要回到中国。先对前面提到的东西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从经济角度说,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一个困难阶段,随之而来的,我们的周边地缘环境正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而作为这一改变的直接驱动力,则是“币缘”格局改变,而纠其根本则是中国制造业经济的崛起以及“虚拟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
  然而,危机并未离我们远去,中国与外界力量在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的“暗战”一刻也未曾停息过。最起码,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媒体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言”并未停止——金融领域,往往一件事情如果很多人认为它会发生,那么它就一定会发生,无论之前的实际情形是什么样子。如此,显然这种“唱衰”就不能简单理解为一种“酸葡萄”心理。
  伴随着中美战略对话后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公众对这种经济“暗战”的也越来越多的存在着一种担心,这很好理解,西方国家的金融传统远比我们深厚,对方拥有着更为完备的金融体制、法规以及雄厚的人才资源。但是,当话题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时,这一问题就不再会局限于单纯的金融操作:所谓“虚拟经济”,只有当其游戏规则被所有参与者所认同,并一直进行下去,那些变化的数字才会最终转化为实际的利益,否则,这些数字的变化将不存在任何意义。上世纪60至70年代,在既定规则之下,西欧国家刻意提高了国际市场中美元的流通数量,从而加剧了美元危机,进而开始动摇美国的国本——货币霸权,而美国政府的应对手段最终并没有局限于规则之下,而是在1971年和1973年分两步彻底摧毁了这一“规则”——“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就像一个人在面对黑客攻击时,并没有在电脑上与对方斗法,而是一把扯掉了电源插头。
  伴随着最新一轮的全全球化发展,现在的大多数国家实际上都已是“虚拟经济”的参与者,但是,并非每个参与者都有资格去作这种“拔插头”的选择,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东南亚国家就只能眼看着多年积累的财富随着一连串的数字变化而消失掉。究其原因,不外乎这样几点:首先,东南亚国家的政府都缺乏足够的行动力,是典型的“弱政府”——连日常政令下达都无法做到如臂使指,在面对金融危机时自然难以做出果断的反应,特别是这些措施将使特定群体的利益暂时受损的情况下;其次,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体系一旦与国际市场割裂,将很难维系;此外,从主观上说,危机不会单单因为金融游戏的停止而消失,它只是转移,而其目的地则往往就是战场,一旦美国大兵压境要对东南亚国家“强制执行”,那以这些国家的军力同样无力抵挡。
  前文中说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币缘”战略格局中棋手的变化,中国之所以能够有资格做“棋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可以做出超越一般的金融规则的选择:中国政府具有足够的行动力,无论是亚洲金融风暴还是非典时期,政府的表现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如前文所说,中国在“币缘”问题上对欧美具有“不对称”的优势,我们就有13亿人的国内消费市场,在国际“币缘”问题上具有多种选择,而我们的对手则恰恰没得可选。而除去消费市场之外,另一个问题在于能源,从这一点看,近些时候中国政府连续宣布发现大型油气资源、可燃冰,同时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这一切得背后,恐怕都有深远得考虑;我们同样还要看到,地缘安全环境的改善并不意味着可以就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相反,我们不寻求美国式的货币霸权,但在中国本土与外资所进行的金融博弈中,需要军事力量作为最后一道“战略威慑”,由此而言,未来中国的军事力量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都不能再仅仅局限于考虑周边的地缘安全问题,“币缘”因素同样需要被考虑。
  (原帖由 三十大惑 于 2007-12-4 10:20 PM 发表
  中日关系的迅速回暖的速度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难道日本已经下定决心,要加入中国主导下的东亚(包括东南亚)经济一体化么? )
  才看到老哥的问题,您多担待
  日本的决策层如何考虑,这个现在我不敢下定论,不过从现实利益上说,中日之间的确走到了“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状态。首先,两国都是高外汇储备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说,必然需要协调两国的货币政策;其次,日本手中的很多高技术,和中国的底成本工业体系可以构成互补;第三,能源问题上,确切的说是能源通道问题上,日本需要中方的配合。
  上面说的应该算是最底层的利益驱动,还有一个可能的外因,就是现在美国在很多问题上,特别是在伊拉克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一种颓势——一直以来,日本国内关于国家最终应该脱亚还是入亚始终存在争论,现在美国的状况很可能是促成日本现在对华政策回暖的一剂催化剂。
  再往远看的话,仅仅就目前看来,想让中、日共同主导建立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联盟估计是指望不上,这其中有很多非经济层面的因素是绕不过去,但组建一个事务型的、相对较松散的联盟来主导东亚,甚至更大范围的经济整合,这一点是可以去争取的,也是符合两国利益的。
  至少,现在的一系列变化会使得日本在未来不会“过分主动”的去参与对中国的围堵、遏制。
  台海冲突中,日本人介入的可能性,和介入的程度必然和中国统一的顺利程度成反比——我们走的越顺(注意,这不仅仅指战况,主要是指大陆在台海的布局,更大范围则是未来大陆经济的走势),日本人越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添乱,中、日关系则越容易理顺。
  再添一点:)进一步的说,这(日本人介入的可能性,和介入的程度必然和中国统一的顺利程度成反比)也是我不支持过早武统台岛的一个理由,夹生饭不是不能吃,60万对80万的夹生饭当初解放军也吃下去了,但是,这会使得日本——当然也包括美国,乃至欧洲和俄罗斯以及岛内未来我们可能加以利用的政治力量都会由此产生一种对中国统一顺利与否的”预期“,那样的话,日本、美国干涉以至于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必然就要提高,欧盟国家及俄罗斯在和中国的外交谈判中的要价就要提高,而这些都会提高中国统一的成本,所以这顿夹生饭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应该去动,应该等着把它彻底闷熟。
  如果中央决意进入统一的实质性阶段,那么我想很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标志:大陆一方主动在海峡制造一些问题,再很自如的平息掉它,就是要玩一种“猫戏鼠”的游戏,以次来向各方显示,大陆对台海局势的掌控达到了收放自如的程度,各方要对大陆”有信心“,由此来消除各方势力在前面提到的那种“心理预期”。
  (原帖由 三十大惑 于 2007-12-10 04:56 PM 发表
  再次提问:
  1、美国为解决次贷危机给出药方:受次级贷款影响的200万户美国居民的银行贷款利率,保持稳定不变。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将要进行加息?
  2、中国央行再次提高准备金率,由于cpi处于高位,预期中的加息仍然 ... )
  关于第一个问题,考虑到股市,暂时看还不可能加息。
  至于第二个问题,不加息应该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否则中美之间的息差进一步拉大会进一步刺激热钱的涌入。
  关于国内的通涨问题,我简单说两句自己的初步感觉。第一,这一轮通涨,我的看法是,根源在于输入性流动过剩——直白的说就是因为美国人印了太多的票子,这一点首先需要我们弄明白。
  第二,我们今年宏观调控的目标不应该是简单的去抑制通涨,这一点和大禹治水是一个道理,随着经济的又一次转型,如果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增加,通涨是必然要发生的,现在的这种底物价环境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政府现在需要作的归结起来是两点,1:消除至少是缓解民众对通涨的恐惧心理,事实上这种恐惧比通涨本身的破坏要严重的多,真的因为日用消费品涨价活不下去的我想不会是多数,这一方面需要我们把CPI的增长始终控制在某个幅度内,同时也需要在宣传上予以配合——官方不要随便放话说物价能降多少多少,如果到时实现不了(几乎肯定实现不了)只能加剧公众的恐惧,同时也需要其他一些人士管住自个的嘴巴,最近不断有人在政府公信力问题上纠缠,鬼知道在某一时刻会不会有人把问题引到经济决策上来(不过地方政府自己也得争气才行)。
  2:关键在于政府必须在此轮通涨中夺回主动权,前面说这属于输入型流动过剩,就是说由于大量美元跑进来,为了维系汇率我们必须相应的多印人民币——这是一个被动的过程,那么多印出来的钞票的分配也就不归国家控制,主要得利的是某些利益集团,有种没得到证实的说法,这些集团的获利占到了此轮通涨的8成。多印钞票是大势所趋,但不应该是像现在这样被动的去印,而是要把主动权拿回来,这样国家才能主导多印出的货币的分配问题,才能维持通涨的可控性。
  第三,就措施而言,对待现在的经济过热,开出的药方只能是复方,不可能单方成药,那种“要想解决通涨只要怎样、怎样……”的说法多数我是不会看的,说这种“一指定江山”的话的不是傻子就绝对是骗子。要解决问题,我估计最终还是要走中庸路线,或者也可以称之为“组合拳”。
  按照我前面说的那套,那么现在无论是提高准备金率还是加息,这些收紧流通性的措施和大的战略方向都是相反的,当然,作为战术手段是没错的,但指望用这就能摆平经济过热那恐怕会让人非常失望。
  后面的举措,我估计各种手段都会来一些,关键看度的拿捏,汇率会再放开一些;房地产不要指望降价(那会进一步加剧通涨),但必然要限炒——我更倾向于通过政策性的手段而不是通过货币政策这种绕好个弯的路子;发行记帐式国债收回流动性;再则是通过国家财政补贴,提高社保、底保、医保,保障底收入者的生计问题,农村的话,还可以通过兴修水利等路子,扩大底收入人群的就业面;更大的范围,则是要实施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要建立区域性的货币联盟——也就是最近我们的领导人前往新加坡、日本的主要目的,如此种种……
  总得说,疏胜于堵,多种手段都会用到,那种惹人瞩目的大决战基本不会出现。
  (不过,美国不加息的话,它自身经济的弱点,也就是双赤字,该怎么克服呢?)
  可以看一下这条新闻:http://finance.qq.com/a/20071128/001006.htm
  所谓次贷危机,纠其根本是由于美元回流数量不足导致国内的资金链难以维济,所以才会采取无限注资的法子。我的看法是,这种方法不可能治本,它仅仅是将危机的爆发延后,属于”空间换时间“的路数,关键要看他的后手是否有效。
  (原帖由 三十大惑 于 2007-12-11 04:12 PM 发表
  财政部11日开始发行7500亿元特别国债,期限15年,利率为4.45%。
  呵呵,佩服佩服,果然跟博扬设想的一样。不知道国家会不会注意你阿,在这里有些浪费了。
  不过不加息,老百姓存在银行的钱就不断缩水 ... )
  我只是偶尔蒙的比较准而已至于博扬自个嘛,只能说,有很多事情客观上不是单由我们个人的意愿就能左右的,尤其是对一个普通人,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胡乱说说中德交恶
  由于不是正式的坑,所以这里博扬想到哪就白话到哪,列位就凑合得一听最近默克尔在国内被大家好一顿骂,如果上升到国家关系层面的话,中德之间正在经历的就是一场“外交战争”,现在的情形和当年小泉时代的中日关系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德国对华政策急转直下,这里肯定不能排除默克尔个人的因素,想来老太太以及大多数前东德人当年也确实可怜——战后初期,苏联从德国苏占区一下子拆迁了1900多家工厂的设备,其中绝大多数是整厂搬走,同时就地“改造接收”了两百多家大企业,对苏占区的设备,人员一律无偿征用,连德境内的复线铁路也都拆了半边去(这一拆就拆了135000多公里),整个就是一“红色三光政策”。这只后,东德当局对内自始至终始终奉行的是斯大林主义式的高压政策,即使是赫秃子开始批判斯大林时,东德这边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正因为这样的一段历史,以默克尔为代表的东德人对和”共产主义“占边的东西一般都不不要指望他们能抱有什么好感。
  但是,现在的这种局面绝不可能简单的归结到这一层,任何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的决策层都不可能以一个人的好恶来决定政策走向。现在的中、德交恶,我们还是能在经济层面找到一些问题。其一,现在的中德经济关系有点类似当年的中日关系,随着中国的发展,两国间的互补关系开始逐渐蜕变为竞争关系,这是我们提到最多的一个问题。
  其二则牵涉到德国在东欧的战略布局,当年苏东剧变后,西欧国家中德国人最早开始了他的东向战略,像当年的南斯拉夫问题,最早支持南分裂的,一个是奥地利,另一个就是德国(结果好处没捞多少,还结结实实得被老美摆了一道)。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的低端产业转移主要是转到东欧国家,比如捷克,他的外资中德国一家就独占了1/4,这一方面是有地理和文化之便,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加速整合东欧的政治考虑。而随着制造业向中国的不断集中,东欧国家的制造业势必要受到极大的冲击——当然,东欧本身也有很多内在问题,所以客观上中国确实触动了德国人的一部分战略利益。
  再抽象点说,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公交车效应“——世界利益的分配方案因为中国人的加入势必要重来一遍,初期已经”上车“的人肯定不乐意,但当你发现不可能把后来者挤下去时,那你就只能通过调整自己来适应——要知道连美国人最终也没把中国轰下车,德国人又凭甚么能做到呢?现在中日关系可以回暖,如果连日本人都可以想通的话,未来德国人没有理由想不通。
  再具体些……再具体就不能说了,要不俺的坑可就不好挖了
  对刘军洛先生我只是有所耳闻,比如他的“次金本位”理论,文章我还没有读过多少,所以确实不好说什么。
  不过,至少从我的角度看,中国还不至于“没得救”吧?:-)当然,这或许和我性格比较乐观有关,不过道理前面还是讲过一些的。道路的确是曲折的,但前途也是光明的
  (原帖由 三十大惑 于 2007-12-25 10:36 AM 发表
  博扬对于经济周期理论有研究么,根据那个理论2009年将我国经济将进入下降通道,要到2018年才重新上扬。
  此外,人民币加息,股市就上涨,为什么在我国调控政策与效果是相反的呢?)
  这个不是很了解,我更倾向于把经济作为一种经验性的东西来看待,不过,现在的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经济即将进入又一轮衰退,那么随着国外市场购买力的衰退,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中国经济势必要跟着走低,而重新上扬的时间则取决于中国内部经济调整的成效,这个现在还无法作精确的预测。
  刚刚看到的一条“旧闻”——农村购买家电将获得国家补贴
  这个或许可以看作是本轮调整的一项尝试。
  股市方面,一个可能的原因我已经在前面说到过,就是由于加息导致国内外息差拉大,进一步的刺激了热钱的流入。另一方面,由于楼市的种种限炒政策的出台,也可能会导致一部分资金转向股市。
  昨天的一件事倒是提醒了我:LD回来时拿回来一个苹果——就一个,包装特精致(结果打开一看,就是一国光,还有点打蘖)。这怎么回事?“这个啊?学生送的啊,就2块4算不上受贿吧?”。“2块4一个打蘖的国光!?”“今天不是平安夜嘛,这个是“平安果”啊,因为是24号,所以2块4啊”。这个!#◎%…×?……当初也没听说Apple和耶稣有什么联系啊!?就知道咱们结婚办喜事时弄些苹果、花生讨口彩的。
  之所以唠叨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想说,我们对于圣诞节的担心,多少有些过了。就像结婚,现在也兴穿婚纱(不过赤橙黄绿什么色都有,绝不像鬼佬就是一水的白色),买戒指,问题是您听说过几对往教堂里跑的?说到底,中国文化的吸收很同化能力仍然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现在年轻一辈过的那个圣诞节其实就像我们那些五颜六色的婚纱一样,与其说是外来文化的入侵,到不如说是现在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保持清醒是对的,但自信同样是需要的
  PS:昨天博扬出去买本杂志的功夫,就被一个老大娘拉住,要给俺传播“福音”(我住的地方也邪门,方圆两、三公里的范围,寺院、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清真寺都齐了,估计帝哥出门就能和菩萨打招呼,还好是在中国),无奈中急中生智,作无比虔诚状说“不好意思,我信佛的”“什么佛?”“这个啊,斗战胜佛啊:)”乘老太太没反应过来,溜之
  (原帖由 ggshuishou 于 2007-12-25 09:14 PM 发表
  方圆两、三公里的范围,寺院、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清真寺都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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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街道办应该多组织他们搞搞联欢)
  当《古兰经》、《金刚经》和《圣经》在同时、同地被诵读……其实这种布局,也只有在中国才能出现,换个地方的话,恐怕出门买菜都得加着三分小心。这也算是中国文化同化能力的一个实证吧,当然,那些地下教会就是另一回事了。
  忙里偷闲,在西西河里看到这个评论电影《300》的帖子,实在太有意思了,不敢独享,把连接给出来——http://www.talkcc.net/thread/998958/2#C1024543 建议把第二页后的回复也看完。
  当初在《兵器知识》上吹捧300内裤男的那个作者先生看完之后准能吐血
  远期来讲,我感觉我们和未来欧洲国家的矛盾可能还要大一些,怎么讲呢?对美国而言,他的问题在于手中的霸权不断在被稀释,这不是靠灭掉中国能解决的,相反很多地方他需要我们配合,而中国现在也确实在配合;中日之间有地缘因素,除非能中国永远保持晚清时那种虚弱状态,否则日本就必须考虑如何和中国和平共处下去,这种状态才应该是两国关系的常态,现在看样子日本人差不多想通了,情况类似的印度人早晚也会想通。
  而欧洲国家则不存在这两种问题,相反,他们和我们都面临着资源短缺。欧洲自不必说,两次世界大战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点破事弄的,而对中国而言,到2020年,45种关键矿产资源靠国内能完全解决的最多不会超过5种,倒是美国在这方面的压力要比中、欧小得多。从这块说,未来中、欧之间,在资源问题上会存在长期的矛盾,另一方面,欧元和美元的矛盾也很难调和。所以未来东亚、西欧、美国(美洲)三个版块间的关系,可能会和现在所看到的表相相差很多。
  (原帖由 三十大惑 于 2008-1-8 08:56 AM 发表
  请博扬评论下最近人民币升值步伐明显加快,我国出口企业职工及农民承受巨大的压力,未来前景如何?或者说08年你判断会升值多少?)
  中国经济走到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是过去那种皆大欢喜的局面了,至少近几年内不会,08年说白了,就是在闯关。但可以放心,这轮升值不可能导致“第二个广场协定”,除了中美之间不存在日美间的那种主仆关系(真逼到那个份上,咱可以“拔插头”)之外,现在中美在经济结构上的关系和日美间也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这点其实在下面的那个帖子里谈到过,后面,我打算在年后再详细的写些东西出来。
  能升多少,量化现在不好说,只能说人民币肯定还有不小的升值空间,但出口企业受损主要还将是集中在中、小企业,这块现在看主要还得靠社保来消化,再就是对农业要加大补贴力度。
  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着世界;
  我们自身还在继续改变;
  世界将因我们而改变——
  大国之路【续篇】
  在一本军事类刊物上谈一个更接近经济问题的话题是否合适呢?军事是政治的延伸,经济是政治的基础,那么军事就也应该是经济的“延伸”的延伸,想来也说得通。再多自信那么一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对多数人而言应该已经听得很滥了,但是在面对某些具体问题时我们却又往往互视了它:一条新闻出来后,那种比较飞机大炮数量的就事论事的分析、评论总是让人听得不得要领,偶尔把几件事情联系起来,一不留神又会弄个“阴谋论”出来。而如果静下心来先把经济这个底层驱动力的情况疏理清楚,那么对于很多问题,至少我们可以先给出一个清晰的历史背景……
  从中国经济的两次转型谈起
  1976年之后,经历了十年政治磨难,将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点最终成为了当时中国官方及民间的共识,许多问题随之摆到了中国政府的面前,这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简单的讲就是没钱,国内建设缺乏资金,对外贸易缺乏外汇储备——70年代末,由于技术、设备引进的摊子铺得大了些,78年、79年、80年出现3年贸易逆差,分别为11亿、20亿、13亿美元,80年外汇储备就成了负数,-12.96亿美元(1978年时为1.67亿美元)。上世纪80年代“国防为经济建设让路”的决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做出的,到今天受到了不少诟病,然而必须看到的两点是:首先,这之前的经济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准战时经济体制,是立足于战备,这并非是经济建设的常态,要将立足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政策修改就是必然的。其次,在当时来说,恐怕全世界也不会有几个人想到,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会发生苏东剧变,中国的外部环境会因此而出现恶化。而之所以那时国防建设的收缩幅度会那么大,最根本原因还在于“缺钱”:1980年中国GDP为3332亿美元,至1990年也仅为3638亿美元,当年外汇储备不过110.93亿美元——实际直到本世纪最初几年,如何“赚钱”和如何“省钱”都还一直是中国政府考虑经济问题的首要出发点。即便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说,回顾几千年的历史,一直以来中国的问题都始终是内政大于外交——外患无不是始于内忧。对于一个业已敞开国门的国家而言,国内的稳定最终只能是建立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之上(当时有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和平演变)。从这两方面讲,对于当时具体的国防项目的取舍,笔者自知没有发言权,但从总体大局而言,做出“国防为经济建设让路”的选择在当时的确是无法避免的。
  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解决工业化问题,和所有的经济体一样,这就必须经过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从历史上看,一个常规的模式就是由农业为工业作积累,再由工业“反哺”农业,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工业化算是“以农养工”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同样,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也一直在走这个路子,然而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这种积累模式的效率是非常底下的,在中国这套“积累——反哺”的反馈过程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相反给农村工作制造出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当然,这里笔者所作的也只是个“事后诸葛亮”而已——正是近几十年发展中国家发展历程,才证明现代经济中“以农养工”搞工业化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
  从现在的情形看,这个原始积累在中国最终是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来解决的。1992年,随着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进一步放开,中国出现了经济过热的局面——不单是产品过剩,还是产能过剩,当时的中国经济面临着硬着陆的危险,作为应对措施,1993年、1994年两年,在收紧银行贷款政策的同时,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贬值和制定鼓励出口的政策,开始将过剩的产能转向了国外。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正好赶上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简单讲就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本,和本国的资源进行产业升级。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集中资金与技术的优势,生产高端产品。按照萨缪尔森的比喻,这种世界分工就是“最好的律师同时也是打字最快的人,却不亲自打字”。
  单纯从个人感情讲,笔者对这种国际分工并没什么好感,说白了发达国家就是冲着低成本去的,而所谓的低成本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人力成本(在服装之类的简单产业中尤其明显)——实际就是发展中国家贱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对此发展中国家确实没有什么选择,市场经济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价值差距是由潜在生产力供需关系决定,简单的讲,发达国家既能生产飞机也能生产袜子,而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袜子但又需要飞机,自然定价权就在发达国家手里。这样的利润分配带来的一个远期后果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国家内部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社会福利,转移支付来锉平高收入阶层,弥补低收入阶层。但世界范围内显然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际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而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对此又并没有太多的选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就说过:“我们准备好被剥削了,只是希望剥削得比较公平。”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投入到了这轮全球化浪潮之中,而对中国而言,现在看来当时确实是抓住了一个机遇——对比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口素质较高,就发展经济而言传统东方文化的特性更为积极(相对而言印度和东南亚人民就有些过于安贫乐道了,从经济发展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除了中国,日、韩也是正面的例子,以至于有“儒家资本主义”这种提法;中国国内环境,以及周边环境都非常稳定,不像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宗教冲突不断,各种“游击队”成天把政府军打得焦头烂额;此外,中国政府属于“强政府”,具备极强的行动力,无论别人如何评价,但必须承认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他搞经济的效率是非常惊人的。(就笔者所认同的一种看法:西方国家社会体系的实质应该是由各个社会功能模块所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可以在少有国家干预的前提下自我管理运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其社会体系更接近于一种“中心驱动”模式,这是由传承几千年的历史所决定的,东西方两种模式只能说是各有所长,而不能比孰优孰劣,拿所谓的“专制”、“民主”来套则更为荒唐,事实上就主要几个东亚经济体来看,除香港受英国影响外,日本的经济活动中政府的调控占到了50%,社会力量仅20%,其余由市场调节;韩国的国家因素所占比例略低,但也有40%,社会力量占30%;而在新加坡社会力量调控仅占10%,政府比例高达50%……这三个国家都不符合“小政府,大市场”的要求,而他们的经济成果则是有目共睹的,所谓“市场经济”,界定的关键不在于组织形式而在于运作方式)。
  1993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少就客观的现象而言,可以拿“比较经济学”来解释。所谓比较经济学,直接的表达就是:各个国家在各自国家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强投入并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换获得彼此的利益最大化。军事领域的一句名言这里同样也能拿来套用——“乞丐不和龙王比宝”,中国首先要解决的拥有竞争力上的优势,掌握技术也好,自主创新也好,只能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现在暂时还考虑不到。中国最早在国际市场形成竞争力优势的是纺织业这个低级别产业,除了人力成本外,主要优势就是前面提到的三条,再就是政府的出口退税政策。
  谁都明白,技术含量越高的产业利润也越高,而产业所处层次越高,对经济的拉动空加也越大,但是高端产业的高利润伴随的是高风险和更长的利润回报期限,除非是像核工业、航天业这类事关国家安全不能拿一般经济标准衡量的产业,否则这些都是需要一个既有的经济基础来支撑才有可能发展。而有了纺织业这个优势产业,获得了稳定的资金来源之后,这些钱又进一步的投入到了基础建设和产业升级之中,到90年代后期在更高一层次的机电行业,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形成了竞争力优势,至2004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已经占外贸出口总额的54.5% ,由逆差转为顺差,进而在06年成为顺差主力。此时再将中国制造与鞋子、裤子联系在一起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以战养战”的良性循环至此迈出了第一步。
  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基本融入了国际大市场,在这种良性循环体系下中国的产业升级一步一步的作了上来:2004年中国造船业接单量达到世界第三,次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2005年12月13日,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OECD)称,中国在2004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其他信息及通讯产品的出口国。2004年中国在ICT(信息及通讯技术)产品上的出口额达到了180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只有1490亿美元。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基础建设也形成了良性循环:获利——基础建设投入增加——处境进一步产业升级——再次增加基础建设投入……
  现在看来,中国制造已经逐步的在从单一的优势产业(都是较低级别的产业)拓展为一套低成本的工业体系,与发达国家比中国低在人力成本,与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则拥有更完整的工业体系、更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前面的几组数据都截至在04、05年——在下面我们会发现这两年应该可以算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性拐点:2005年,贸易总顺差超过千亿,达1019亿美元而04年时则还为319.8亿(另一说为321亿)。贸易总顺差包含两块: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90年代中国各个地方的政府领导都想法设法引进外资,引进来的主要都投入到了加工贸易中,主要是因为这一块投入成本低,无需自己建立销售渠道而且见效快。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加工贸易顺差中外资企业企业所占的比重通常都要在7成上下(2000年到2005年6年分别为:63.6%、67.9%、70.1%、74.1%、77.8%、81%),前面我们说“向发达国家贱卖劳动力”,主要就是指这一块,顺差很大但实际利润很小。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认定外资的标准和西方有很大不同,其中一条就是中方认定的外资方以公司注册地为准而不以公司母公司注册地点为准,也就是说中国公司在国外注册分公司再回来和中国注册的公司合资也是被算做外资公司(所以对于中国外贸数据的统计国内国外有时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那种“钱全被外国人赚去了”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长期以来外资占大头的加工贸易一直是贸易总顺差的主要来源(2000年到2004年比例分别是89.1%、91.6%、88.2%、99.3%和98.6%),从02年开始到05年加工贸易顺差分别是577亿、788亿、1065亿、1426亿美元,基本上每年增长35%上下,非常平稳。而05年的贸易总顺差跃上了千亿美元,这就表明以中资主导的一般贸易至此已经结束了大额逆差,出口增速变大,进口增速减少,就装备制造行业而言,金属加工机床05年进口增幅降到了9.8%,06年开始负增长……
  在罗列出的这堆数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中国自身的工业力量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05年之后已经基本可以独立的完成“出口换汇——购买原材料和技术设备——再扩大出口”这一循环过程,中资开始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意义终于实现了一个质的下降。
  而同在2005年,国家外汇储备总额以美元计算为8189亿美元,全年外汇储备增加2089亿美元,外储额至此超过了日本,已居世界首位,之后就达到了现在的1.3万亿。国家手中的外汇已经从不足变成了过剩。同时全年各项税收总额达30866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赚钱”和“攒钱”已经不再是国家需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了,至此可以说中国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财富积累的原始积累阶段基本已经走完。如果在互连网上查阅过去几年中,每一年对下一年关于上述数据的预测,会发现每次都是低估——这一积累阶段的完成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计。
  而与此同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边际效应同样也开始迅速的减弱。从产业升级角度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过去以轻工业主导走到现在已经逐步过度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虚拟经济”的兴起并不表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会轻易的让那些重要的战略产业向海外转移,过去总在说日本“以十多亿美元购买到了需要数千亿美元开发的技术”,这种情况在现在已经根本无法再现了,且不说冷战的背景已经不复存在,在西方新的经济模式下,发达国家对技术专利的态度远比过去要认真,高端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甚至居于其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如此一来,现在中国对美国的进口贸易中,除了农产品和波音飞机外,中国值得买又能买得到的东西开始变得少之又少。这种情况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由此而来的超额的外汇储备就无法继续为国家谋取更多的利益,相反贸易顺差成为了一种净损失甚至是国家经济的负担——早在2002年,这个观点其实就已经在中国经济学界被提出了。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去牺牲环境、压缩消费(到2006年国内消费总额占GDP不到38%)来发展经济已经是很不合算也不合理的,拉动国内消费,改善社会福利以“幸福指数”来替代GDP……这些都已是势在必行。笔者听过这样一种说法:“人民群众是伟大的,但有时人民群众也是不讲理的”,其中这个“理”不是说觉悟而是指“理论”——长远的看,发展要得到认同只能是通过老百姓实际能感受到的利益,反过来说,那种一味要求人民“讲理”的“理论”也肯定不会是完善的理论。
  在2005年,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转变的第二次转型已经浮出了水面。而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则是这一战略性转型开始的标志。当时会议的焦点是“构建和谐社会”,这是一个更接近于道德范畴的提法。如果从经济角度去分析,就是要将经济模式从积累型转变消费型,将经济发展策略转变为内需导向型。
  围绕这一战略调整,在06、07年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相继出台,农民工权益开始受到重视,外企开始增税,中企减税……到了今年的7月,商务部、海关总署在23日联合发布2007年第44号公告,开始对加工贸易实施极为严格的限制政策。
  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的所出现的变化远不止于这些,作为“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的战略方向也都随即发生了改变。
  中国对外战略重心的转移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中美关系在中国对外战略中一直处于一个“重中之重”的位置。在经历了一段定位混乱的时期之后,美国对中国的定位逐步趋于清晰:随着金融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壮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将层次较低的传统产业向运行成本比较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由此掀起了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美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支配性地位,而中国在1993年以来凭借众多先天或后天形成的优势使得转移出来的这部分制造业最终聚拢在了中国,中美最终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经济共生”关系。
  最初,在众多搞出口导向经济的国家中,中国的实力并没有多少优势,比之一些东南亚国家都还存在差距,中美交往中对中国而言应该说被动的成分还要大一些。911事件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就中国而言,经过几年的打拼,先天优势逐渐的转化成了现实实力,同一时期,俄罗斯经济在“休克疗法”中崩溃使得中国得到的大量的廉价原材料和技术人才,之后金融风暴横扫东南亚,客观上减少了中国所面临的竞争对手。凭借这股优势与际遇所形成的合力,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内而言建立起了“出口换汇-产业升级、基础建设-更高效的出口换汇”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多数一起搞出口导向经济的第三世界都没走到这步,要么已经垮了,要么还在继续贱卖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对外则凭借大量价格低廉的商品成为平抑全球通涨的主力。
  而另一方面,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由此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一场“通缩冲击”,格林斯潘顺势把美联储的利率降到了1%的超低水平,大量的美元被印制了出来,全球经济一路走高,年增长达5%。至2005年,被低通涨掩盖了四年的美元流通量过剩问题最终还是浮了上来,大量过剩的美元被用于炒作,4年来期货市场平均价格被炒高了一倍——期货市场的作用原本是稳定商品价格,现在则成了价格波动的源头……。从这个角度说,现在美元贬值,石油、铜等物资的价格上涨,笔者并不赞成把这归结成美国“遏制中国发展掠夺中国财富”的又一个阴谋(相反这四年中国发展的很好)。问题的真正根源在于美国向国家市场扔进了太多的美元,再深入一点则是为了弥补由于“双赤”经济使国内财政出现的巨大亏空。截止到2007年4月25日,美国联储总资产 8834.61亿,其中美国政府债务为7871.49亿,即美国中央银行资产近90%是政府债务。联储总债务为8508.07亿,少于总资产,流动性过剩326.54亿。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世界货币体系的实质就是美元本位质体系,这一货币霸权就是美国霸权的基础所在。一直以来,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都是基于两个完全相反的考虑方向来制定的:其一是直接获利,就是要尽量的去增发美元,走弱势美元的路子,甚至不息制造金融危机;其二则是维持美元本位质体系,这需要美国负责任的增强实力,保持美元强势,维持全球金融稳定。而各个时期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正是在这两者间摇摆、平衡之后的产物,时而通过扩张获利,时而通过收缩来培本固原……总体看,这60余年的操作是很成功的。
  由此显而易见,现在的这种游戏是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的,欧盟、日本等几个大的经济体一直以来都跃跃欲试,企图从美国手里再次分得铸币权——上世纪60、70年代美元危机所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之后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国铸币权的部分流失。美元一味的贬值最终必然要断送掉美国的货币霸权,这丧失掉的不是眼前利益而是获利的体系,靠高油价以及美元贬值赖掉部分债务,这些短期收益根本不能弥补这个损失。就笔者的观点,以美国的综合国力论,现在就说美国即将“崩溃”显然是言过其实,但在这种情况下,从中长期讲,美国的确会也需要出现一次周期性的收缩,依此使美元恢复强势,以确保货币霸权的延续。这个大环境对中国的意义在于:这为中国的发展送来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美国经济周期性的衰退将为中国提供一次缩小与发达国家间力量差距的机会;同时中美之间从动机上说,也有了进行战略合作的基础——比如在近一段时期台湾当局搞出的“公投”事件中,中美同时对台独势力进行打压,其中的根源在于:经济全球化使得可能发生的台海军事冲突的影响将会被放大到全球范围——亚洲地区有3万亿的美元储备,其中光中国手中就有1万多亿,对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忧虑将使得投资者不得不抛售手里的美元,这又会进一步加剧美元流通量过剩的问题,而这于美国实现“软着陆”这个长期利益是向背的,那么为了打消投资者的这种忧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然的选择就是:至少在世人眼中要和台独势力“划清界线”。
  2003年之后,中美关系在基本上开始趋于稳定,到今天,大的框架应该算是成型了,无论是“胡、布会”还是后来的中美战略对话,虽然媒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这些会晤主要还是属于事务性、常规性的——相比较而言,两国上一届政府时期的领导人互访则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我们这里说中美关系框架成型有两层含义:首先,从中国的综合实力增强以及美国自身利于速求两方面说,在这段时期美国都不太可能选择和中国进行高烈度的对抗,一旦这个框架被突破对双方而言只能是双输的局面,两国间的战略博弈会相对理性。第二层含义是,中国在中美关系中获益的上限也已经明确了,在中国工业化走到重化工业主导阶段后,面对美国对高端产业技术的封锁和控制,像航空、电子、信息、制药这类领域中国很难从美国(当然也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再获得更多的技术或设备。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对外战略也开始了新的一轮调整。
  首先在2001年之后,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的是,中国的在处理某些外部问题上,已经不再表现的那么低调了,在“韬光养晦”之外,“有所作为”的成分逐步的高了。对此,除了可以用国力增长解释外,另一个原因还在于:既然中美关系框架业已确定,那么从国家利益上说,什么利益是可以在这个框架内部取得的,什么利益居于框架边缘的,也就有了明确的答案,而后者的取得必然需要我们去主动进取。框架的成型也就意味着两国对话、协调机制的完善,斗争中的不确定性降低,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很多问题反倒可以放开手脚——西方国家间自冷战时期就存在这样一套内部协调机制,这使得在具体的利益矛盾中他们之间会有很激烈的斗争,但这种斗争又始终不会超越理性,能做到斗而不破,最终能实现比较平衡的双赢,在这一点上西方国家之间确实比第三世界国家做得要好的多。
  在中、美关系逐步进入一个稳定期的同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战略合作又一次成为了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2006年中国-东盟纪念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的高调召开以及“和谐世界”概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这一战略转变已经走到了前台,而事实上早在上世纪末,中国和第三世界的战略合作就已经逐步展开。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同时,也标志着以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以美国主导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最终取代了以西欧国家主导的殖民经济模式,世界政治格局随之重新洗牌,上世纪4、50年代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就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下。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之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以及人民生活状况并未得到改善甚至出现倒退现象——前文中我们曾提到了,东西方国家在经济运行上曾在两套各有优劣的组织形式,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在于由于社会发展的滞后其社会力量并不足以形成一套可以自行正常运转的经济体制,而他们的政府也不具备很强的行动能力,某些国家的政府连日常政令的下达实施都做不到如臂使指,因此无论从表面上看这些国家选择了怎样的政治体制,单从经济活动的组织体制而言,都是“破而不立”,而由于缺乏经济基础的保障,又使得上述国家的国内局势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而这又会反过来恶化其国内的民生状况,由此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难看的“死循环”。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又不得不把过去被赶走的“殖民者”重新请回来,以出售原材料来维持经济的最低标准运行,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西方国家对其前殖民地国家在政治、外交方面都还具有非常的影响力的原因。对于发达国家之于发展中国家,这里我们并不想过多的从道德角度来评判,笔者甚至愿意相信发达国家对贫穷国家减免债务提供粮食和卫生援助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的,至少这也应是其动机的一部分——毕竟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较高的文明阶段。但是,仅从经济角度分析,西方发达国家高成本的工业体系意味着其于出售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剪刀差”是必然会存在的,除非发达国家人民愿意大幅的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然,凭借发达国家高效律的农业,通过粮食援助马马虎虎的保障“边缘国家”民众的生存问题还是可以做到的,而现实也确是如此。
  而还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其内部最初同样也没建立起有效的组织体系来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转,但是发达国家仍旧愿意帮助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使之形成了一定的体系而不是孤立的“点”,产业链远比卖资源要长,情况自然比前面说的那种“死循环”状态要强的多。抛开大国地缘政治不考虑,能有这种机会的国家必然要有丰厚的资源做基础才行,原因仍旧来自发达国家的高成本工业体系——由于成本高,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建立基础工业设施,除非有特别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回报,否则支付上就要无法完成。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曾将国际贷款投入到基建上,而这种投入的回报往往是远期,期间的维护费用由于发达国家的高成本工业体系也是非常高的,一段国际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发生波动,这些工程往往就得半路下马,发展中国家会被逼到经济破产,最后发达国家还得减免债务。因此,和发达国家“合作愉快”的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现在对外战略的转向,对众多第三世界国家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各项经济指标、国际政治影响力、综合国力来说,把中国归入通常意义的发展中国家其实并不合适,而算人均经济指标肯定也不能算发达国家,所以某种意义上中国应该和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都区分看,单独算做一块,而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也不是简单的“南-南合作”或是“南-北合作”可以比照的。
  2001年至今世界范围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大大的改善了出卖资源的国家的经济状况,而制造业向中国的聚集使得中国成为了这些国家最主要的顺差来源国家,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二次转轨以及产业升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又一高潮已经开始,中国对原材料的引进会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在为欧美国家大量低价提供消费品的同时,发展中国家也从中国得到了质优价廉的机电产品。这样的一“低”一“高”,使得“剪刀差”因为中国制造而大幅的缩小了,这就使得中国对外战略在发展中国家方向获得了突破口。以这个角度说,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这一轮战略合作的基础相对而言更多的是立足于“利”而非“义”,在笔者看来这其中的的确确缺失了一种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然而必须承认,这轮合作的基础是非常可靠和牢固的——“义”的对象往往是对于某一特定的领导人或政党,而“利”则是面向一个国家,而对内部稳定性不好的国家而言这点尤其重要。
  而同时,中国与各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中,仍然在道义层面做了很多工作。在南海主权争端仍未明确的情况下,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政府坚守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而中国的政治影响重返东南亚,正是依此为契机实现的,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地位,在此之后也有了大幅的提升,这以后,在印尼海啸后中国政府与民间对印尼的援助,同样也是道义层面的工作。而在同一时期,日本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非常短视的采取了以邻为壑的政策,宣布日元大幅贬值。中日两国当时截然不同表现,则为日后中国在整合东盟经济问题上胜于日本埋下了伏笔。
  从现在看,中国与亚、非、拉美国家的战略合作体系还处于一个积累阶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两方最初的合作都是基于原材料贸易之上的,这并不是一个可以永久、稳定存在的平台——原材料价格必然会有波动,中国的工业品价格迟早也会提升。从发展中国家角度讲,这种贸易虽然改善了收支状况,但其内部机制上的“死循环”仍旧存在。
  而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的合作现在也已经展开,中国领导人外事访问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建立“总体经贸合作”,中国已经开始向这些国家整体输出初级的工业体系——如,以80亿美元承包了印尼全国的电力设施改造工程,在巴基斯坦援建港口……等等。和过去的无偿援建项目不同,这些工程的实际意义远要大于象征意义。中国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有能力去承建这些项目,同时上文中也提到过——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低成本的工业体系,那么前面提及的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中国这里就可能不再是问题,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把发展中国家比作是矿石,对其进行工业体系输出的国家则是冶炼厂,那么对比发达国家,中国这座“冶炼厂”对“矿石”的品相要求要低得多——这就使得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和中国的合作完善自身的基础设施,乃至建立自己的初级工业体系都具备了可操作性,可以说中国在这一方面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合作看见是非常大的。而以此延长产业链,扩大经济发展中的受益人群,则是这些国家走出“死循环”的根本途径。
  从中国的角度讲,拥有一个稳定的具备一定实力的合作者要比与处于崩溃边缘的国家合作更为有利也更容易操作,而现在我们所做的这种工作,则就是在“授人以渔”,是在向“双赢”的方向去努力。从长远来讲,由于环境和资源的压力,未来中国的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有向外转移的一天,就业问题的应该随着工业化的深化,转而由第三产业、由服务业来解决。而现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基础设施,使他们走出“死循环”,这些则是为未来低端产业的转移提前铺路。此外,在未来中国应该以贷款为突破口,使人民币能在中国的控制之下逐步的成为这些区域流通货币——通涨对债务人有利,通缩对债主有利,当中国同时具备这两种身份是,至少,当中国外储货币汇率发生波动时,中国的利益损益可以平衡,起到稳定金融体系的作用。而日本对华贷款,也正是采取了以日元结算的方式,客观上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再回到现实中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已经开始让中国在原材料特别是能源领域开始受益。之前中国原有进口中约九成是通过市场购买,目前中国海外石油开采量已达1900万吨,其中份额油约占900万吨。中石油项目分布在四大洲的12个国家,业务范围包括油气勘探开发、生产销售、炼油化工及成品油销售等领域,而预计到2010年,中国与非洲的能源合作将使中国每年得到5000万顿的份额油——所谓“份额油”:即中国在当地的石油建设项目中参股或投资,每年从该项目的石油产量中分取一定的份额,其价格通常不过每桶十几美元(美国的原有进口中份额油占40%,价格仅为个位数)。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凤起于今年7月27日在沪接受上海东方早报记者专访时透露,“目前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已确定将主要以份额油为主”,而这将强化中国对原油期货炒作产生的价格波动的抵御能力。
  变则通
  从历史角度说,现在中国所扮演的实际是一名“追赶者”的角色,而在上世纪的后五十余年中,与中国同处东亚的日本也曾扮演这个角色,而其发展历程中的很多历史片断又和我们存在着太多的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很有必要认真的去回顾、审视那段历史——历史没有“如果”,但未来有。
  二战刚结束时日本所留下的是一片狼藉,尽管不像现在某些论调所说的那样“已经一穷二白”,但当时的日本的确是持续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经济萧条,自甲午战争开始形成的殖民地经济体系中,原材料与农产品等供应的来源地随着战败已经被剥离,日本的经济体系实际已经崩溃。美国当时曾有把日本改造成一个农业国的计划,果真如此的话,今天的日本经济模式或许会更接近于新西兰或澳大利亚。但是,历史往往不会随着我们的愿望而转变——冷战开始了。
  从道奇路线出发,由朝鲜战争诱导的日本经济复苏使得日本很快摆脱了战后初期的萧条,到1956年,“神武景气”开始正式启动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脚步。从1956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日本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连续19年高速增长。1955年日本GDP为美国的6%,西德56%,到1966年日本超过了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超过德国——从那时至今日本一直稳居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位置。不仅仅是经济总量在增长,在劳动生产率上,1951到1979法国与西德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是4.5%,美国是3.2%,而日本高达8.9%。由于上世纪6、70年代美元危机最终导致了美国的一轮战略收缩,依此为契机,日本实现了对美国的贸易平衡,进而在80年代彻底在美国本土击跨美国的家电业,正式对美国建立起了出口优势。到1986年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前,日本在家电、汽车和半导体生产领域都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有利地位,当时日本的GDP占世界总额的15.3%,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超过了欧洲第一、第二经济大国——德国与法国的总和。至1983年,日本在当时决定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159项技术领域中同时领先于美国和欧洲的有39项,与美国相当有38项,而同时落后于美国与西欧的技术仅为19项。由于进入日本市场的非关税壁垒高,日本在80年代之前仅用15亿美圆就获得了如果自行重头研究需要花费1500-1800亿美元的技术。对内,日本建立了被称为发展“三神器”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与企业工会制度(不少日本人因此认为日本所搞的实际是计划经济);对外,日本借助自身在冷战格局下的地缘价值,在美国默许下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著名的“大雁序列”产业阵列,依此实现本国产业升级后的低端产业分工、转移。1986年前后,日本开始利用日元升值的机会大举向海外扩张,在之后的短短数年时间中就成为了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和世界海外资产第一大国(至今,
  日本海外资产额仍超过了美、英、德、法四国海外资产的总和)。
  90年代初,日本财团与跨国公司,靠着不可一世的日本制造横扫世界。一些资料显示,世界十大银行中八家是日本银行(前三位均为日本银行),世界五百强企业中日本占了244家,比如住友、三菱、丰田、松下、索尼、全日空、新日铁、新干线都是世人皆知。从尖端的特种钢、特种材料、半导体、大型电子计算机到传统的汽车、轮船、钢铁、电子产品、精密化工产品,到处都是日本制造的天下。超越美国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确实是一个可望亦可及的目标,这也难怪石原慎太郎会写出一本《日本可以说不》。
  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舆论一片哗然时,他们把日本再崛起看作是“第二次珍珠港”——美国国会议员被日本人逼得开始鼓吹民族主义(那段事情西方的影视作品中日本人的形象并不是很好),称日本是“可耻的剽窃者”(有意思的狄更斯也曾这样称呼美国人,后来韩国和台湾地区也曾得到过这个称号,现在它则属于中国),提倡“爱美国就要买美国货”,甚至还当着电视新闻记者面当众砸毁日本汽车以示决心(对此今天的我们可能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日、美贸易争端一度达到白热化,而在此之后的最终产物则是我们所熟悉的《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可以看作是日本经济对美国由胜转败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但是如果将《广场协议》以及这背后美国对日本非正常的政治影响视作是唯一的原因,那最终归结出来的只能是美国人的一个“阴谋”或是“阳谋”,而事实果真的如此简单吗?
  美国人的反击恐怕需要追述到1986年前后。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IBM与AT&T的分拆与限制垄断措施出人意料的出台,美国IT领域一下子就进入了群雄争霸的格局,在激烈的竞争中,苹果率先在个人电脑领域打破了IBM在PC领域的独霸地位,到1981年苹果电脑就已经占领了美国个人 PC75%的份额。1981年Intel推出了面向IBM的80286芯片,到了1986年Intel独立向市场推出了386芯片,芯片时代开始了。而此同时,同为遏止苹果为IBM扶持的微软公司逐步与Intel结成了著名的Wintel体制……。随着克林顿展开“信息高速公路”以及“新技术革命”,新经济时代到来了。而日本人对此的反映则显得非常迟钝——直到1991年世界范围PC保有量开始爆发性增长,日本还没有可以彼此兼容的电脑系统,日本公司还在以大型机为主导方向……当日本开始追赶时,围绕着信息产业美国已经建立了全球分工体系,亚太地区四小龙成为了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二传手”与其实现了全球范围的产业分工作合作,而不再是仅仅依赖日本技术与市场的“小雁”,这样的影响进而逐步扩散到了东南亚与中国大陆地区,最终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制造的外援基础。历史有时的确存在这相似之处,日本经历了“第二次珍珠港”,而1986年至1991年则是他的“第二次中途岛”,而其失败根源仍旧在于:日本人对于新变化缺乏敏感性。假如当时日本紧紧的跟上了美国的步伐,那么后来日元升值反倒会随着产业升级进一步强化日本的竞争力,如果那样,后来的东亚格局将是什么样则未尝可知……。
  一直以来,日本已经西欧在产业体系上赶超美国的一个“诀窍”在于:将绝大多数资源投入到可以立竿见影的应用型技术的开发上。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忽视了源发型技术的发展,而“新技术革命”恰恰基于后者——美国新经济模式不是传统产业的量变,也不是靠某种技术或某个领域的一个优势来确立的,这是以一系列颠覆性或者是推倒重来的方式来构筑一个新的高端平台,再以这个平台来实现全球产业的分工。不光是硬件问题,从“软件”上说,这样的颠覆性,对于以“三神器”制度为组织基础的日本制造的致命性在于,当超越一种旧有模式的时候这样的模式也许已经落后,甚至在刚开始超越的时候,被超越的楷模就已经在被淘汰。就是这样,日本在新技术领域特别是消费电子领域,先后被美国、台湾地区与韩国超越,而日本公司并不是去适应潮流而是试图以自己曾经的优势去改变市场与世界,结果可想而知。三星赶超了索尼,台湾的内存超越了日本。软件领域有印度,而硬件领域中国也紧紧的逼了上来……
  大国的崛起基于建设而非破坏,即使第二天清早起来我们发现美国真的崩溃了,那么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中国仍旧无法建立其稳定的世界架构,那样的话,混乱对我们而言反倒会成为一种威胁。而所谓“建设”,不单指经济,而是包含一个国家软、硬件的所有方面,对于一个成功的追赶者而言,这必然包括两个方面:在传统领域的追赶以及在新兴领域主动的突破与创新——“凡战者,以奇胜,以正合”,兵家如此,其他领域其实也莫不如此。历史上,德国工业赶超英国是在化工领域,而并非研制出了更好的蒸汽机,美国赶超德国则是基于内燃机的发展,至于精细工业方面至今德国的地位仍是无法憾动的。
  事实上,在很多领域中国现在走的也都是“以奇胜,以正和”的路数:国防领域,一方面在追赶式的发展航母、核潜艇、四代战斗机,另一方面在开发弹道导弹对海打击体系,搞反卫星武器;扩大到产业升级方面,2006年国务院确定了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具体包括: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技术,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大型飞机,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从项目构成分布来看同样可以分作传统领域追赶以及在新兴领域的突破、创新两部分,而显然后者所占比例还要更大一些。
  而我们把目光再次转移到美国身上时,会发现近一段时期,美国关于生物燃料、新能源的报道不断高调出现,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否会是美国又一轮颠覆旧模式的“新经济浪潮”的开始?石油是成熟的现代工业体系正常运转的基础,而不断攀升的油价以及环保的压力都确实使得拆毁这一旧模式有了充分的“理由”,面对新一轮“推倒重来”的经济或者说能源“革命”,美国对比欧盟国家和日本在实力上保持着优势,而后者正在进入到后工业时代,面对成熟的工业体系,积重难返之下也许会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被美国远远的甩在后面——面对这种“颠覆”式的变局,曾经的优势也许反倒会变成包袱。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假设,毕竟这个世界上预测明天要发生什么远要难于预测一千年后要发生什么,那么假如确实发生了,国际大环境必然随之发生前面不曾预料的变化,那是否就是说中国的崛起会随之存在遍数呢?不会,中国再次崛起的关键只能在于自身建设,在于同时把握正、奇之道:如果按照前面的方向发展,那么美国的优势在于实力,而中国的优势在于成本——我们的工业化刚算完成初级阶段,因而也就不存在所谓“积重难返”的问题……
  再进一步的说,历史上几次成功的大国崛起,都是建立于制度或者说是经济运行体系的创新之上的,荷兰人最先创造了股份公司,而英国则进一步的在政治上建立了议会制度;法国的理想主义——即“自由、平等、博爱”——随着拿破仑的失败最终没有在欧洲大陆立足,而后来崛起的美国,在政治制度上则可看作是英法两种模式的综合产物……任何一个国家的特性都是不可复制的,此外,一个大国要想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就必然要提出一个较之以往更能为他人所接收的理念,那么,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在建立架构的过程中任何“简单的照搬”行为,其结果都可能是灾难性。
  总之,中国的“大国之路”走到今天,还远远没有可能像作火车卧铺那样——躺下来睡一觉醒来就能到站,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经济的这种高速发展态势很多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都曾或长或短的出现过,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盲目乐观的理由。今后的每一步都还需要认真塌实的去走,但是,只要不往回走,只要不半途而废,只要每一步的决策都不出严重失误,那么这条路就是必然可以走通的。
  (原帖由 lyv 于 2008-3-13 12:03 PM 发表
  播扬老大,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中美两国的战略关系正在走向缓和,不会发生总体性的摊牌,只是还处在不断的讨价还价中?前几年的“非典”和这两年的“禽流感”老大怎么看?)
  可以这么说吧,应该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总体摊牌,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所谓“和平崛起”,我的理解,至少作为含义之一,这是相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中,德、日这样的新兴国家对旧霸权的挑战而言。中国的再次崛起,归根到底不是要于谁为敌、要消灭谁,而是在于顺势而为。
  至于“非典”和“禽流感”这些疾病,我确实不比大家多知道些什么,不过,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待公共卫生安全,这是必须而为之的。
  (原帖由 严颜 于 2008-4-15 07:22 PM 发表
  请教博扬: 美国基本成功离间了中、欧、饿,下一步欧洲会如何走?)
  欧洲现在的举动,完全说是美国在背后离间也是不准确的,主要问题还是处在老欧洲自己身上,英国在经济体系上,和欧洲大陆的联系相对美国不是特别紧密,这也是英国人这次“表现相对较好”的原因,再则英国人在谋略传统上也远比德法要深厚。德法经济一路走低,所以,这就逼着这些国家不得不打点“民意”牌。一句话,既有现实利益的矛盾,也是他们认识上的问题(很显然,对方并不聪明)。
  从现实利益上说,无论对他们还是我们,“三国演义”未来肯定还要唱下去的,特别是欧洲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这时放弃平衡牌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还以颜色,让这帮中世纪僵尸们清醒、清醒,换换脑子。大势上,几股势力彼此交错,相互平衡这点恐怕还不会有大的变化,剩下的,就看他们的智慧了。
  应该说,鬼佬们现在是最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那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有时候,愚蠢也是一种罪恶,我们要做的,就是设法保证这种罪恶只由他们自己埋单。
  有不少网友主张要撕毁那150架空客的合同,暂时看,我认为还不会这么干,当初这一揽子购买协议,其实就是要把法国和中国在利益上实施绑定的,既然平衡牌还在打,自然不可能去彻底从利益上和法国割裂开来。
  更功利一些的说,现在撕毁和空客的合同,只能提高波音那边的要价,毕竟航空运输的需求还在那摆着呢,这是不足取的,经济帐必须要算的。
  当然,既然法国人做了出头鸟,那就必须要他们付出相应的代价,我们完全可以暂停针对A380的机场设施改造……更重要的是在国际政治中可以不再买他的帐,让他看看欧洲人单枪匹马在几个热点还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从这点说,群众自发组织去抵制某些法国品牌,在我看来是件好事。国际政治上,在游戏规则中,某些时间不去遵守某些规则其实本身也是一种“潜规则”,就如同赛场上可以把把犯规作为一种战术是一个道理,这点在这几天欧洲人已经给我们演示了很多遍了。
  当然,这一切都必须是要在一个限度之内的,这个“限度”,就是国家的法律、法规的尊严,社会的基本公德,前面说的那套“潜规则”不应该被拿到普通人的具体生活中来,否则就要天下大乱的:换一家超市去买东西,这是我们的自由,谁也无权去干涉,从宏观角度说也不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什么副作用,同时这可以明白无误的向西方表明中国老百姓的态度;故意把冷冻商品乱扔出去,甚至更过分的行为,这不在我们的支持范围之内,因为这所伤害到的,已经是中国自身的社会公德,甚至是法律的尊严。一句话:有理、有力、有节。
  (原帖由 vsxxf 于 2008-4-17 11:14 AM 发表
  个人认为如果要降低通胀,则要降低房价,这样老百姓就会降低房价预期,就才有钱消费,从而启动内需.....好像跟老大的判断完全相反... )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吧,最近几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稳步走低的房市和一个稳步走高的股市,要让我们的优质资产在国内上市,以此来带动国内的产业升级。而骤升骤降都是十分危险,如果房价出现下降过快,会导致大笔资金从房市涌出又无处消化,这样,自然会加剧通涨的压力。
  总体趋势是一回事,但具体到局部可能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我一直不主张那前文中的东西来作为个人投资的依据。如果是做长线的话,下半年应该可以见分晓。
  (原帖由 stering 于 2008-4-17 12:31 PM 发表
  博洋斑斑,最近欧洲美国闹得厉害,可是小日本好像挺安静,能不能分析一下小日本的想法)
  http://www.xhclub.net/forum/view ... &extra=page%3D1
  其实在《调整中的2008》里已经提到过,现阶段中日的利益交集是很大的,所以两国关系正在升温,这个时候,日本自然不会多加造次。当然,依照日本人的性格,如果这段时间中国面临某种困难,那他们可能还会有趁火打劫的举动,依此来提高后面的要价,所以,这个时候,对于西欧国家的挑衅绝不可以在态度上有所软化,必须抓住几只出头鸟狠狠的揍,否则,后面的麻烦就会一股脑的冒出来。
  首先必须承认,我们的经济路线自05年以来已经开始在实施转轨了,消费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一直是在增长的。但是,任何体制都是会有其惯性的,现在不过是08年,很多事情才刚刚开始,大幅的转变,这还需要时间。
  这就是一个需要定量考虑的问题了,我的理解,国家的手段,归结起来对房市前期还是在于限炒,就是不要再把这个雪球继续滚大,目前来看,还不至于出现崩盘。
  其实问题也挺简单,狐狸需要考虑狐狸的问题,所以不需要狮子的思维方式。
  在伊拉克驻军,除了美英之外,其他国家就是一个象征性,就是表明在政治上对美国的一种支持,前期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存在一个合法性的问题,所以比较看重这个问题。到了现在,恐怕没谁还会在这个问题上较真了,所以你就算撤兵,对美国也没太多实际损失,还能落个顺应民意的评价,所以做这个决定其实不用下很大的决心。
  马上台之后对台海的影响,应该有这么几方面:最显而易见的,两岸之间的对峙局面将趋于缓和,交往将进一步加深,比如说“三通”,现在已经是一件可以预期的事情。
  我们要看的,是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陈水扁执政的这8年里,台湾经济完全可以用非常糟糕来形容,马要坐稳他的椅子,就得从这方面着手。此前台湾经济的衰退,并不完全是民进党一党的责任,他的毛病是结构性的,唯一的解决途径,就是把自己纳入到由中国大陆所主导的经济圈里来。现在在台湾社会中居于中坚力量的中产阶级对“中国”二字确实有认同感,但是,这个认同首先不是国家认同,也绝少是文化和血缘的认同,占大多数的是“经济认同”,马英九所代表的,就是这些人。
  从缓和紧张态势来说,马上台是件好事(其实即使是民进党继续掌权,他们也必须往这个方向来考虑),未来的8年时间里,我们可以集中精力搞内部的产业升级,抹平贫富差距,促进民生改善……一句话,台海由于某些偶然因素而在我们计划以外爆发事端的可能性降低了,中国大陆可以不受干扰的把核心事务办好。
  从两岸统一来说,既然是交往,那必须是双向,因此,我们就有了一个至少在文化层面培养台湾民众认同感的平台。但是,这个平台不是马英九给的,而是要大陆自己想办法来实现的。现在台北方面所谓“搁置争议,实现双赢”,实现的,都是对台有利对大陆无利的,搁置的都是有利于大陆的。换句话说,马英九其实就是冲这大陆口袋里的钱去的 ,对于其他的东西,他并不想谈,在这一点上,未来八年我们和国民党之间依旧是斗争关系。
  甚至,岛内民进党以及一些原教旨主义的台独势力,会被马英九作为和大陆谈判的筹码——你不给我什么什么,就是不对我们台湾“释放善意”,那民进党就要闹。所以,至少在理论上,国民党和民进党唱双簧是可能的,而我们对待国民党对待马英九,就要考虑一个胡萝卜加大棒的问题,不能叫马牵着鼻子走。
  总的说,和平统一在理论上又一次打开了大门,走不走,这要看岛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能量。不过这扇门也是最后一次打开了,而且在不远的将来会永远的关上,如果过去了,有人搞分裂我们要消灭他,有人为了一党之私阻碍统一我们同样要消灭他。
  这个嘛……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接着来说,这次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大肆攻击,使我强化了一个想法,就是未来中国所需要的国家架构是什么样的,在《大国之路(续篇)》里其实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参加到这个传统上以西方国家的游戏规则、价值观念为主流的“国际社会”中来,这是由现实所决定的,而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也正是建立在,加入到初期以美欧所主导的全球化,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最初申办奥运会,就是为了进一步加深中国溶入这个“国际社会”的程度,某种程度上说,最初所设想的奥运就是一个超大型的公关活动。而如今呢,由于中国的加入,这个体系都出现了一系列的深远的变化,这些变化迫使一些人不得不放弃原先他们所鼓吹的“游戏规则”——现在欧美国家还有几个再喊贸易自由化?很简单,现在的中国并非他们最初想要的那个“中国”,3.14以及火炬传递时西方社会所表现出的林林种种的恶行,就是这样一个心态的集中表现,区别仅仅不过是这一次法国人比别人蠢了一点。08奥运的意义,因此有了些变化,它提醒了我们一些事情。
  时移、事异,到了这个阶段,某些矛盾是没必要再像以往那样,由我们来替人家掩饰(从这个方面说,我到愿意把一些人的言论看做是一种过去思维的惯性所致,而不一定是立场问题),该以斗争求团结的时候就要坚决的去和他干。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开始注意到,另一个由中国所营造的面向亚非拉国家的“国际社会”,正在悄悄的形成之中,我们进军非洲、东南亚乃至拉美,并不是欧美国家的翻版,从经济上说,中国是在整体输出初级工业体系,再深远一些,我们还要输出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一套比现在西方游戏规则要更文明、更公平的国际架构。对比现在我们所加入的这套体系,另一套的形成可能是一件相对比较远的事情,但是,在前者之中中国的利益空间最终是有限的,后者才真正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决定着中国能否最终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所以,在对外交往中,一些国人必须去试着放弃掉那种功利心态。从这一方面说,中非论坛、以及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其意义要大于当初的奥运会。
  接上,我们就拿大飞机来举个例子,大飞机的开发,最大的难点在哪呢?不在资金,不在技术,在国际标准,这一体系把持在美欧两家手里,中国自然是要硬着头皮往里挤得,但不能仅仅凭借这一条路,技术优势在人家那里,这么搞绝对会死的非常难看。
  一个可行的出路,就是面向亚非拉自搞一套标准体系出来,以此为中国大飞机在第三世界开路,那出口说,我们只要没有鬼佬那么黑心,在第三世界绝对有市场——现在无论是波音还是空客,在其责任认定中有一条就是飞机上所有部件必须都得是他们所制定的牌子,即使是自作主张换了一个马桶盖,那么飞机摔了他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
  在第三世界国家一旦形成由中国主导的民用航空标准,那就等于有了可以依托的筹码,再和西方国家进行博弈,就将是另一番光景。
  刚开张,就见一把飞刀迎面飞来
  片花、片花而已,要是一个劲继续,就改“剧透”了
  我得保证后面正式大坑的上座率
  (原帖由 过人 于 2008-4-25 10:44 PM 发表
  有个想法,请博版指正.
  对于欧洲,我们是不是也该适当的考虑一下法德之外的国家,
  象西班牙,一大利都对法德主导地位不满,但实力有限
  我们是不是该考虑帮一下,象法国的那些奢侈品一大利也有,而且知名度不比法国的差 ... )
  其实,一直以来,欧洲国家我们都是普遍接触的。之所以法德在中欧关系中分量比较中,是源于这两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实力和政治影响力,这些是其他欧洲国家所无法替代的。关于奢侈品,其实我们无需多加关注,德法对中国的吸引,主要在于在制造业上他们到目前为止还属于技术先进国家,这块像意大利之类的国家是没办法比拟的。德国和中国现阶段确实存在一定的结构性矛盾,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为什么法国态度开始迅速软化而德国未见动静。
  从纯粹的利益角度说,法国目前没有理由和中国交恶,一直以来旨在维系法国在欧洲政治地位的“戴高乐路线”,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与美英保持距离,同时与德、俄(苏)接触,现在这一均势依然打破,德国迅速滑向美国,俄罗斯的力量对比苏联事情大大削弱,要想重新恢复至少是部分恢复均势,就必须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现在的局面,完全是由一个脑残到极点(如果这玩意有极限的话)社会党加上一个缺乏政治智慧、首鼠两端的萨科奇造成的,怎么玩,最后玩死的都只能是法国人自己。从另一方面说呢,这次事件并非源于大的格局的变化,我们对欧洲的外交布局也不太可能发生太大的改变。也正是因为没有结构性的矛盾,所以在未来中法关系还是要恢复的,当然,前提是法方要付出足够的代价为自己的愚蠢埋单。
  至于瑞典,应该还是源于金融方面的利益。
  这次事件对国内一个深远的影响是,强化了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和西方国家之间,还是应该立足于利,而非义,在商言商嘛,对于这些国家的民意,应该争取他们民众的了解和理解,但从他们的心态上看,不应该把这看的过重。中国价值观输出的突破口,在第三世界。
  24日中国税务部门宣布大范围取消现行出口税收政策,原材料和消费品出口将进一步受到限制,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开始输出通胀了,不出意外的话,欧盟应该坐不住了。
  再出一个片花
  关于中央政府准备和达赖接触的问题,我们的一些网友先不要急着骂娘嘛。08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所以我们不要拿一个静态的眼光来看问题。自年初到现在,中国政府其实走的非常不错,本身运气也不坏。只要08年顺利过关,这个毒、那个毒他们存在的基础将发生很大的变化,这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即使真的开始谈了,由于外部环境变了,所以谈的结果也不会如我们最初预料的那般。再乌鸦嘴一下,假使中国在这一年栽了,那失去的,恐怕也就不止大伙所担心的那些了吧?那样的话,现在提接触同样没什么可值得指责的(有点诡辩论的感觉)。
  其实这次西方国家对ZD、乃至台独势力,都有一种把他们当一次性消耗品的味道,这是有原因的。
  昨晚的新闻联播已经播报了:《人民日报评论:“西藏问题”不是民族问题》。其实等于进一步说明:如果达赖愿意谈,那么谈的内容,应该仅限于他个人的前途的问题。
  西藏的政教分离,最终靠的是经济——你要说是那金钱腐蚀也可以,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其次就是辅之一些手段,多立山头,多参沙子。即使老喇嘛回来了,也扭转不了什么,何必要去怕这么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呢,况且他总有“转世”的一天,如果老喇嘛在国内的话,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会更容易。所谓“围而比阙”,正是因为所有华人的努力,所以这次才把ZD逼到了墙角,这个时候和达赖接触,最容易取得实际成果。我们要得不是玩死一个老朽,而是为了藏区的长治久安。
  也不用担心什么“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这些人能闹是因为他们背后的势力,08年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和这些国家之间的牌局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届时如果变化有利于中国,那根基都没了,还会有谁去哭呢?所以不必担心;而如果变化不利于中国,那需要担心的也就不止一个西藏,有没有“给糖吃”同样没有太大的区别,所以还是不用担心。
  当然,这个时间的选择,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到“士气”,但我想,真正的爱国者也不是这么容易就会改变立场的吧?
  至于为何偏要选这么一个“很不适当”的时间,大伙不妨可以作为后面的一个讨论话题。
  其实,要重振“士气”也不难,一个法子就是:尽快宣布藏青会为恐怖组织,既然是恐怖组织,为了奥运的安全,即使在奥运开幕之前动手都是合情合理的。我们既然已经表示愿意和达赖个人谈,在做这件事在国际上已经没有什么障碍。“硬得更硬”,人心自然就会收拢了起来。
  (原帖由 threepole 于 2008-4-27 02:59 PM 发表
  请斑竹谈谈:粮食危机和通货膨胀会不会导致现在非洲亲华国家的内乱。毕竟友谊不能当饭吃 )
  影响也许会有一些,但不会出现过去那种情况——某一政府一倒台,对华关系也跟着彻底终结。前面提到过,我们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既是基于“义”,也是基于“利”,我们一直在搞的是对这些国家整体输出低端产业体系,是立足于这些国家的造血机能;过去也有援助,但要么是输血式的,要么是援助一两个点,也就是象征性的,所以常常造成联盟的根基不稳。现在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并不是依托于特定的政权,而是一步一步的把他们纳入到一个经济体系中来,所以只要国际格局不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基本框架就不可能变,那么不管谁上台,都必须要维系和中国的关系。
  中央这段时间的举动,应该还是“求稳”居多,招式其实还是保守的。其一,大趋势现在有利于中国,所以没必要搞太多“奇谋妙算”出来,只要能做到四平八稳就可以了;其二,08年的关键,还在经济这盘棋,西藏问题吸引了众多的关注,但实话实说,从这里能获得的只是一个边际效应,所以不在这里耗费太多精力也是正确的,反正只要大势一定,以后解决的机会多的是。
  PS:最近和花猫大哥算是同病相怜,也在一碗一碗的灌汤药
  关于伊朗的问题牵涉比较复杂,一时不敢贸然作答,所以还需容我在考虑一下。
  关于韩国,在《调整中的2008》(http://www.xhclub.net/forum/view ... 3Ddigest&page=4)中,曾经提到过一些,中韩关系走低,其实也确实是利益因素使然,随着中国经济开始转型,原有的政治架构必然会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中德、中法以及中韩关系莫不是如此。
  至于李明博,我的感觉他近期的某些举动可能更多的是体现一个团体而非一个国家的利益。
  如果站在韩国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一个处于中、日、俄、美众多势力中间的国家,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极为小心的去打平衡牌,这轮中韩经济关系变化,确实增加了两国竞争的成分,但从合作上讲,现在中国有求于韩国的地方极少,而韩国至少在半岛问题上离不开中国。现在韩国的所作所为,其实未必有多深的意思,走到这一步,他自己主动去打破“平衡”,最好的解释恐怕就是他们自己出了问题,再直白一点,这只是韩国决策层缺乏政治智慧的结果。
  韩国现在的这些举动,能起到的作用只是:加快韩资撤出中国的速度,这是我们所求之不得的,随着经济转轨,现有的韩资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将变的越来越少,某种程度上说是负数也不为过,相反韩资还占据着中国国内大量的资源,比如土地、资金相应的公共设施,仅仅靠税收和相关政策来压缩韩资,有一个时间问题,现在既然韩国人主动要求跳出一般规则来玩,我们当然无比欢迎了。作为边际效应,几十万在华韩国人一同撤走我们同样欢迎——他们不是当年的苏联专家——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特殊之处,这将节省出大量的公共资源,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令人厌恶的地下传教问题;其次呢,在韩留学生中朝鲜族人占了很大的比例,一直以来,韩国对中国境内朝鲜族的渗透始终没有断过,而这一次,韩国官方和民间歇斯底里的举动,也给我们的朝鲜族同胞们生动的上了一课。就凭这两点,我们就应该给李明博的脖子上挂一个半吨重的大奖章。换句话说,对于韩国人,现在是需要我们有些脾气的时候。
  当然,西欧国家特别是法国人也该好好的谢谢韩国人——在火炬境外传递即将结束的时候,终于等到解套的来了。
  这块我确是没有研究过,我的感觉李明博的对美态度,可能体现党派利益更明显一些。这一轮变革中,印度可能是最危险的。
  之前多印出了那么多美元,如今不趴下一两个,后面还怎么收场啊
  现在大伙都在硬挺着,谁先倒了,其他人就能松口气,接着大家一起BBQ
  站在中国的角度,到确实不希望印度“太”倒霉,如果她碰到的是麻烦,那对中国而言是有好处的,运气好的话,如果印度遭受重创后和东南亚国家一样“想通了”,那效果也许会类似于亚洲金融风暴,结果自然对中国是有利的;但如果是一场重大危机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在中国成为真正的NO.1之前,周边的任何混乱局面,最终最大的受益者都不可能是我们,现阶段中国对于周边的利益诉求,很大程度上在于一个“稳”字,一旦南亚次大陆天下大乱了,那后面的事情就会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中国的核心事务在于国内,这个时候如果出现这么一个状况,那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更不要说印度还是一个核国家(有核武器的好处这就体现出来了,就是谁也不敢轻易把你逼到绝路上来)。
  应该还不会,矛盾的两大基本面:超量货币和资源,都还没有根本性的解决。所以还不能说,美国已经从根本上渡过了危机,现在放这话,恐怕“引导”的味道很浓,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作用又能维持多久还未可知。
  这次大地震破坏严重,但万幸的是,这种性质的灾害主要集中于一地,而且地处西南地区,所以对08年宏观经济走势尚还不会产生过大的影响。真正的威胁,是某些惊慌失措的人、别有用心的人散布悲观、恐慌情绪,挑拨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一旦真的形成恐慌,使群众对政府产生不信任的情绪,其影响将是全局性的。
  政府这次高度透明,对灾情和救灾进展一直在实时报道,在整个救灾的过程中倾力以赴,应该说已经无可挑剔了。剩下的,就要靠大家自觉的去抵制、批判这些言论,主动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需要帮助的人施以援手。
  从雪灾开始,我们已经打赢了好几仗,这一次,也一样会赢。2008年,天佑中华……
  我啊?不过一介布衣白身而已,只是日子过的比较闲散
  PS:预告:《调整中的2008》第四部即将开工
  论坛邮箱不知怎么打不开了,所以有一些短信看不到了
  请给我发信的朋友暂时把信发到俺邮箱里:weili86@hotmail.com

————本来放到了博扬专栏里面了不知道为何看不到,链接可以;在龙门阵再发一次,正常了就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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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25 17:4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gbl123 于 2012-7-30 18:14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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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谢谢龙斑竹,我想保留一份,如方便发在Ajw6855@163•com 谢谢!  发表于 2012-7-29 17:11
有表情符号的更形象,可惜都给“自动去掉了”,有想看的留下邮箱,我发文档或自己到网天看去。  发表于 2012-7-27 20:28
按顺序复制的,就有了多个版本。  发表于 2012-7-25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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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7 12:26 | 显示全部楼层
好文,就是太长,应该分成几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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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7 12:2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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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7 15:4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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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7 15:5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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