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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12 21:15 | 显示全部楼层
对傲慢之人谦卑有百害而无一利

我们常常会发现,谦卑不但对你无益,反而有害;特别是这样对待蛮横之人就更加有害,他们因某种原因对你怀恨在心。我们的史学家(指李维)通过解释罗马人与拉丁人战争的原因论证了上述观点。当拉丁人攻打萨姆尼人,萨姆尼人向罗马求救,罗马人不想得罪拉丁人,故没有阻止这场战争。不过避免得罪拉丁人的做法只是增长了他们的信心,使他们更快宣布敌意,其中一位拉丁人甚至在议事会上说“士兵们,你们曾经拒绝过罗马人,这已经考验了罗马人的耐心,而罗马人并没有被激怒而且忍受了痛苦,你们现在谁还怀疑罗马人会被我们激怒?他们听说我们要组织军队攻打他们的盟友萨姆尼人,但他们仍旧没有出城,要不是清楚我们的请打和他们的弱小,他们怎么会有这么惊人的克制力?”这段话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罗马人的耐心使拉丁人的傲慢膨胀了许多。

因此,一个国家在战事问题上不能自愿让步,除非能够或相信自己能够控制局势。如果真的遇到了要求做出让步的战事,那么用武力解决往往比因为害怕诉诸武力而投降更好。如果你因害怕而投降,以此逃避战争,那么你反而避不开它。因为自愿的让步表明了懦弱,而其他国家不会就此满足,会得寸进尺,努力以武力威胁从你那里得到更多的让步,他们甚至已经开始轻视你的国家,甚至不把你放在眼里。

同时,你会发现你的盟国对你也没有原来热情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你的表现太软弱,太懦弱了。而如果只要敌人的意图一显露,你就立刻准备抵抗,哪怕在力量上逊于他,他也会高看你一眼,邻邦的其他君主和共和国领导人会更加看重你,一看到你拿起武器,很多的君主还会乐意帮助你,相反,假如你放弃希望,自暴自弃,他们是绝不会向你伸一根手指头的。

当你仅仅有一个敌人时,上述方法比较适用。但是如果你有几个敌人,尤其在宣战之后,那么精明的策略是贿赂其中的一个敌人,把他从反对你的联盟中争取国家,成为你的朋友。



这一段讲的是外交关系,尤其涉及到重大战事。显然,马基雅维利是站在强国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正所谓弱国无外交,实力如果相差悬殊,上述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反而会招致灾难,甚至亡国。在当今外交现实中,吉尔吉斯斯坦的巴基耶夫就是经典的例子。


而在依然是强国称霸的今天,我们发现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依然在被很多人实践:在以色列连续两次空袭叙利亚之后,俄罗斯迅速做出强硬决策应对,决定向叙利亚出让S-300,以此作为还击,避免以色列人胆子越来越大,从实际效果看很好,让美国在叙利亚暂时落了下风。但叙利亚局势没有终结,美国很可能会在叙利亚加大投入,使俄美对抗加剧;而去年俄罗斯在与土耳其过招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风格,反应迅速强烈,结果是占了上风,但也迫使土耳其倒向美国。

俄罗斯的一些做法有明显的古罗马风格,好处是有实效,不被人轻视,不落下风,但在今天的外交局面下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综合来看,俄罗斯由于在与美国较量中处于弱势,这样的处理方式也许是最佳的处理方式,同时会给俄罗斯赢得朋友的尊重,比如来自中国的尊重,相比之下美国人在俄土关系受损后迅速向土耳其部署爱国者导弹从而获利,但在叙利亚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这是现在叙利亚局势出现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奥巴马确实失分了,难怪多尼隆会离职。


中国近期外交手法也有这样的趋势,在周边外交上,尽管口头低调,实际上中国已经展示了区域霸主的姿态,特别是在对菲律宾和日本的关系处理上,决策十分迅速,颇为复古。而在相对平和礼貌的习奥会之后,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附近迅速出现重大袭击,这明显是在显示强硬和出手力度,给美国颜色看看。


马基雅维利自始至终在贯彻着自己对决策者的基本看法:决策者应该如狮子般勇猛,像狐狸一样狡猾。

中国新领导人就职后已经分别与俄美领导人面对面会晤过,三国演义又进入了主线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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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15 23:09 | 显示全部楼层
人的野心会不断膨胀

重新建立共和国的罗马平民又回到了原来的地位,不仅如此,由于制定了新的法律,他们的权力不仅得到了肯定,而且还得以提高。因此,有理由相信罗马将要过上一段国泰民安的日子了。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罗马时不时地会发生新的暴动和冲突。

至于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李维已经做了明智的回答:“平民和贵族,无论哪一方谦逊,另一方都会变得傲慢”。

个人看,这里作者想说的是假如平民安分守己,年轻的贵族就会伤害他们,如果不能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种伤害就会持续,贵族会越来越傲慢,生出事端,甚至引起平民暴动;事情的另一面是,如果贵族过分谦逊,而平民无论对错都可以占领道德高点,甚至超越法律制度,同样会造成混乱乃至暴动。

由此可见,维护自身自由和权利的欲望促使平民和贵族的一方极力地强大自己,压迫另外一方。这是这类事情的一般性道理,为了极力逃避自己担惊受怕,人们便通过伤害别人而使别人害怕,以此减少自己受到的伤害。要么伤害别人,要么受害,必选其一。

由此,我们需要思考共和国覆灭的模式,以及人们的野心是怎样节节攀升的,凯撒转述萨鲁特斯的一句话一针见血:“一切恶劣的行为都是从好的行为开始的”。我前面已经说过,共和国有野心的公民一开始的时候只求自己不受私人或者君主的伤害,为此,他广交朋友。他或者向他们提供金钱或者保护他们免受权贵的侵害,这些手段从表面上看是正当的。正因为这种行为看起来是值得赞扬的,每个人都会轻易地被欺骗,后来便无药可救。毫无阻碍地施展这些手段,这个人就会在短时间内边的强大,以至于公民开始害怕他,官员也会尊敬地对待他。但是当他在这条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时,他将变得无法收拾,对付他将是最危险的事。

正如前所述,当混乱深深地扎根在一个城市或国家时,治理他就变得十分危险。倘若事情到了这一步,你就必须活着冒着立即覆灭的危险努力清除他,或者采取其他手段,总之,如果对他放任不管,那么除非他死了或者发生类似的事,否则你就会肯定被他奴役。

所以,共和国应该出台这样的条例,使其公民不能披着行善的外衣,巧夺权力去作恶,使他们只能在不伤害自由并有助于维护自由的条件下积累威望。



这是一段比较复杂的论述。

在前半部分,作者强调的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权力平衡,在当今中国主要体现在官民关系上,近年来这种官民的权力平衡和斗争已经非常的显性化,几乎每隔几天就会在媒体上看到类似的争论,几乎什么事都可以被引申到这上面来。虽然,个案各有各的不同,但整体看是源自于贵族与平民的权力斗争和对立。这种斗争永远不会结束,特别是在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而执政者需要做的是维持官民间的权力平衡,任何一方拥有的实际权力脱离了轨道严重影响了社会公平都会造成混乱乃至暴乱。官不受约束,为所欲为会引起民愤,造成暴动;而民的行为如果不受约束,就会不管不顾,是非不分,形成暴民运动。

在后半部分的论述,马基雅维利的论述不是特别清晰,这可能与翻译有关,我个人认为他的意思在于限制单个公民以行善之名获得过高的威望。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能出现权臣,二是不能出现非法党派组织。在当代中国,falun功应该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最后险些发展成为对政权有威胁的政教合一的党派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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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19 19:3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6-19 19:40 编辑

人们经常被看似对自己有利的假象所欺骗而自取灭亡----浅谈民权与政权

当韦伊被罗马占领后,罗马平民萌生了一种想法:让半数罗马人迁往那里定居,对罗马城十分有利。他们认为,韦伊城位于富饶之地,城池坚固,通过迁居的方式可以使一半罗马人富起来。再加上该城与罗马城毗邻,又不影响管理国内事务。但在元老院(执政者)和比较明智的平民来看,这个计划非常草率和错误,他们公开宣布,宁死也不会同意。双方相持不下,平民队元老院恼怒之极,要不是元老院请求一些年长的备受尊重的公民保护他们,平民就会采取暴力,流血冲突就在所难免。幸亏平民对这些年长的公民还算尊重,才没有发生暴力冲突。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一个人如果被虚假的东西所欺骗,往往会导致自取灭亡,如果没有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把这些都说清楚,国家就会面临风险,会受到伤害。假如这样的事真的发生了,国家被某些人或,某些事情欺骗,又没有值得信赖的人,那么国家一定会毁灭。因此,但丁在他的《论君权》中说到,人们经常在国家繁荣时大喊国将亡矣,而在国难当头时却高呼万岁。不信任的产生会让共和国无法采纳良策。

第二,至于什么样的策略人民比较乐于接受,什么样的策略很难说服人民接受,可以这样进行区分:

一,“是什么使人民信服”?根本在于表面看来而不是实质看来有什么得失。

二,从策略的性质上区分,即策略看起来是高尚的还是卑鄙的。

具体地说:提交给人民的建议,只要有获取利益的期望,或者表面上看充满希望精神饱满,尽管隐藏着损失,尽管他们的国家要因为采取这样的策略而灭亡,这样的建议也是很容易被人们接受的。而表面上看来是可耻的或看起来会造成损失的策略,则很难说服人民接受,尽管这样的策略对于国家来说是安全的和有利可图的。

古今中外大量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罗马历史上甚至出现过决策者明知某个策略是错误的,但因为民众都认为这是有利的,而选择明知故犯的事情。原因在于,如果不这样做,民怨就会过重,甚至发生暴力;而这样做虽然会对国家有损害,但可以通过事实让大家看到错误的结果,伤害可以承受,两害相权取其轻。



个人看,这里归根到底还是一个问题,那就是民权与政权之间的权力平衡。在中国有记载的历史来看,直到近现代政权一直处于主宰民权的状况,真正能让一个政权倒下的威胁主要来自政治精英内部的矛盾(地方与中央以及中央政权内部的矛盾)和外敌(如宋朝),特别是在明朝和清朝中央集权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在近现代,政治觉醒以及海外思潮的传播使中国人的民权意识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改变了社会的性质推进了社会公平和资源分配,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互联网和新媒体高度普及的情况下。那么民权是否越大越好甚至无限扩张才好呢?我个人认为这得从两个方面看:

一方面,很显然,如果民众的权力不够,甚至连基本得权利和权益都得不到保护的话,那么统治就接近奴役,这样不但会造成贵族和官员腐败蛮横傲慢造成社会不公乃至混乱,而且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巨大障碍,造成整个社会缺乏活力,进取心,创造力,最终的结果是国弱民穷,自取灭亡。

但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如果民众权力过大,带来的会是混乱,这也是古代中国强调集权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过大的民权会让民意难以把握和引导,执政者事事都会成为民众的尾巴,即使你明知道某项政策或策略是正确的,却因为民众权力过大而无法实施,甚至只能实施表面上看有利可图实际上会给国家带来伤害的屈服于非理性民意的政策和策略。更重要的是,民意会成为工具,权力斗争的工具,特别是媒体将参与到各个阶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中来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这样不但整个国家难以做出表面看有损失实际上有利国家的决策,而且施政将成为一场政治游戏,政权更难以有效地施良政。


在当今的西方社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民权与政权之间的斗争与妥协。在大体上能够正确把握这两种权力平衡的国家里(充满了技巧,因为这些对民众最有效),能够在大多数情况下维持这种权力平衡和控制这两种权力矛盾和冲突的情况下推进正确的政策。而在无法把握和调节这种矛盾的国家,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成为民意的尾巴,政权为了自保而屈服于非理性民意压力选择明知是错误的却表面上受到大众欢迎的政策或策略;要么为了实施正确的策略却无法得到民众足够的尊重和谅解,甚至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个人私下认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民权意识的觉醒有目共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好事,帮助限制了官员的腐败以及其他不良行为,同时让整个社会减少矛盾,保持活力,充满进取心和创造力,这是积极的一面,也客观上反映了政治的进步,正所谓执政为民,人民活得了利益保障了自身合法权利是执政的出发点。

但必须强调,民权也有非理性和世俗的一面,在有关政策和策略上民众所看到的,如上面论述的一样,只是表面而非实质和本质(更不要说一些媒体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一些标题党博眼球等做法),民权过大不但会影响正确决策,而且最终会直接影响政权的存在,而一旦政权倒下,则整个社会的秩序都会随之而去,因为民权无法维护社会秩序,只有政权才能。


不成熟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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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22 21:58 | 显示全部楼层
《论君主》

君主如何善于纳谏的同时不被欺骗和轻视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君主应当审慎地对待,如果做不好,那将犯下重大错误,它就是如何对待献媚者。由于他人的献媚,人往往自鸣得意,并由此蒙蔽自己,这是很难防范的,而如果要防范它,又要冒被人轻视的风险,这是因为要防范他人献媚,就必须允许别人说真话甚至被别人冒犯,而如果人人都敢对君主这样,那么就会削弱君主的权威和敬畏。因此,明智的君主就必须采取另外一种办法,找到有才能(能提出有意义的建议)有涵养(不会轻易冒犯君主)的人,把讲真话的自由只授予他们,并且他们也只限于对君主所询问的事情讲真话,而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行。对于一切事情,君主应当征询他们的意见,并按照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总之,君主应当使这些智囊团觉得,只要是为君主着想越敢于直言越受欢迎。

君主若不这样行事,则难免被献媚者所害,要么因为缺乏主见,朝令夕改而被人轻视。


个人看,这里说的是一个领导者永远要面对的矛盾,即维护权威,掌控局面与避免被献媚和蒙蔽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当有人献媚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领导人是能看得很清楚的,然而又不能做出过激反应,很显然如果那样做了,就有可能会给不明内理的人发出一个错误信号:我不喜欢你们维护我的权威,我不喜欢你们对我的支持。而如果对献媚行为做出表扬和鼓励,则会遭到明白人的轻视甚至误解。

普通的献媚或者示好还比较好处理,毕竟没有直接的重大影响,只要维护好上面提到的平衡就可以了。

最大的问题在于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该如何避开献媚者,这是马基雅维利这段文字所解决的问题,说到这就引出了如何纳谏的问题。


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我个人总结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还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1. 君主应当善于纳谏,但这要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而不是他人的意愿。

2. 君主应当使臣子只对他征询意见的事情发表看法,其他事情一律闭口。

3. 不过,君主还是应当经常尽量广泛征求建议,并对于询问的每一件事,他都要耐心听取他人的真话。

4. 无论什么原因,只要君主征求意见的人不讲真话,他都应该予以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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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26 19:38 | 显示全部楼层
《论处事之道》

强大的共和国和杰出之人都能做到胜不骄败不馁

史学家李维为了说明一个真正杰出伟大的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素质,给予卡米乌斯很高的评价,他借卡米乌斯之口说:“我的勇气不因我是裁决者或是被流放者而改变。”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推断,无论命运如何变迁,杰出的人都保持着相同的气质。尽管命运变幻无常,时而令人欣喜若狂,时而令人沮丧,伟人都能处变不惊,他心如磐石,始终坚持自己的本性,因此,命运女神也奈何不了他。平庸之辈的行为方式就有很大不同,一有成功,他们就心骄气傲,自我陶醉,把他们的幸福归因于自己也不知道的品德,这样他们就变得令周围的人无法容忍,甚至遭到他们的憎恨。然而他们的气质会随着命运而改变,当他们不得不面临逆境时,他们就突然变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变得自卑和懦弱。意志薄弱的君主,当他们面临困难时,首先想到的是逃跑而不是抵抗,因为,他们不知道利用繁荣时的好运,未雨绸缪,提前做好自我保护的准备。

这一段是对个人某一特定品质和气质的分析,与《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说法有接近的地方。胜,喜悦但不能得意忘形,败,气恼却不能消沉更不能让产生更大的消极影响,这是领导人必须应该具备的品质。


上述我们所说的发生在个人身上的优劣表现同样会发生在共和国身上,我们将拿罗马和威尼斯举例进行说明。任何厄运也不能击倒罗马人的精神,我们看看他们在坎尼被打败后的表现就会一清二楚;任何成功也不能使他们得意忘形,他们战胜安提奥库斯后的表现可以证明:坎尼一战是他们遭遇的第三次失败了,尽管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但一点也没有吓住他们。所以他们继续把军队派往前线,拒绝用钱赎买被俘虏的罗马人(这与他们的习惯背道而驰):他们也没有派使者到汉尼拔或迦太基哪里求和。他们不想做卑躬屈膝的事情,他们只想一心作战,士兵被困,他们就把老人和努力武装起来。正如我前面所说,当迦太基人入汉诺得知此事后,警告迦太基元老院不要太看重他们的胜利。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为难时刻,罗马人也没有被打倒,也没有灰心丧气。另一方面,任何繁荣也没有使他们骄傲自大。安提奥库斯在同罗马人开战之前,派使者与西皮阿讲和,西皮阿的条件是让他率军立即撤回叙利亚,把他的其他地盘留给罗马人,安提奥库斯拒绝了西皮阿的条件并同他开战,最后战败。于是又派使者去见西皮阿,表示他们能够接受胜利者的全部条件。但是西皮阿并没有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还是坚持原来的条件,他说:“罗马人胜不骄败不馁。”


看完上一段,再次印证了个人的一个对马基雅维利的主观判断:他是罗马人的粉丝。我甚至有点认为他有点过度强调胜不骄败不馁在这两件历史事件上的作用,不过即便是那样,他所想要强调的这个共和国所应具备的品质依然是没有错的。一个人之所以杰出,是由很多因素和品质造成的;而一个国家之所以强盛,除了一些硬性条件外,他所具备的一些品质是不可或缺的。正是因为太多因素决定了个人的沉浮与国家的兴衰,以至于到今天依然没有人能给出个人成败和国家兴亡的方程式,这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甚至是因时因世制宜的问题。

我想之所以胜不骄败不馁是共和国该具备的品质和气质,是因为情绪具有传染性,人的天性是在得意时容易麻痹大意,而在逆境时容易消沉气馁。而如果共和国及其领导人能够通过胜不骄败不馁给他人以及国家发出正确的信号的话,则这种消极情绪及其产生的负能量就能够被克服,时间一长就会成为一种优秀的品质而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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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6-29 18:53 | 显示全部楼层
《论君主》
君主任何赢得别人尊重

君主要想赢得他人尊重最重要的是建立自己的丰功伟业。在我们这个时代(指马基雅维利所在的时代),阿拉冈国王费迪南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依靠自己的威名和荣耀,从一个弱小国家的国王变成基督教世界中的最高君主,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位成功的新的君主。如果仔细考察他的生平,不难发现,他身上有很多值得一提的伟大事迹,有些甚至是卓越非凡的。他执政后不久就进攻格拉达纳(今西班牙境内城市),为他的王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且他还使卡斯蒂利的贵族们受尽阻挠,而当他们只考虑战争,无暇顾及改革之事时,他赢得了尊重,并取得了对他们的统治权。他靠教会和人民的钱财维持他的军队,并在那场持久的战争中奠定了自己的军事基础,这支军队日后为他带来了无上的荣耀。

此外,他还以宗教为借口完成大事,如洗劫马拉尼人,侵略非洲,进军意大利,后来又向法国进军。他总是这样策划并实施伟大的事业,他的臣民们经常这样满怀疑惑同时又心怀敬仰地关注着这些事情的进展,以至于没有人有充裕的时间从事反对他的活动。

另外,君主若能在统治中以身作则,在人们心中树立高大的形象,正如米兰的贝尔纳博那样,做到赏罚分明并且树立典型被人们广为传颂,就能帮助自己获得非凡的声誉。


这一节是迄今为止最有阴谋论最露骨的一段,也让人初步明白为什么《君主论》被禁300年之久,并且褒贬不一。

此外,当君主作为一个真正的朋友(国家)或者一个真正的敌人时,换句话说,当他明确公开地支持一方而反对另一方时,他也将受到他人的尊重。通常情况下,这种做法比保持中立对自己更有利,如果两个强大的邻国打仗,其中必有一国获胜,不管你是否惧怕战胜国,不敢公开表态并勇于参总是有利的。如果你惧怕强大的一方而不敢公开表态,你必将成为战胜国的战利品,战败国不会同情你反而会幸灾乐祸,而且你还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为自己辩护或寻求庇护。最终,不管是战胜国还是战胜国都不会与你为友。

这一段延续了马基雅维利一直以来的观点,即不甘平庸,要勇于参与,特别是在面对邻国发生战事的时候。我个人同意这个不甘平庸的看法,但这里应该还存在一个时机问题,即在什么时候参与局势才能最大化己方利益,达到目标。

这里存在两种情况:

1. 交战双方有一方很强大,己方忌惮。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不是朋友的一方一定会要求你保持中立,而朋友则要求你拿起武器公开支持他,优柔寡断胆小怕事的君主常常为了避免当前的危险而采取中立的做法,并最终因此而覆灭。如果君主明确支持某一方而这一方最后确实取得了胜利,因为胜利者比较强大,你还是不得不听命于他,但由于你支持了他,并同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如果他对你不义,就落得个忘恩负义的恶名,我想大多数人不会这样做的。你若支持了失败的一方,尽管他失败了,你仍将得到他的友情,以后他会记住你的情义,在你有难的时候尽力帮助你。

2. 如果你对交战双方都不惧怕。你就要更谨慎地决定支持哪一方,因为你可以利用一方消灭另外一方。如果他明智的话,就不会努力去消灭另外一方,因为他知道有你的帮助他一定会取胜,但如果他得胜了,他也会被你征服。

马基雅维利曾经写过两封信大谈《论中立》,由于信的内容完全是针对具体情况的,我个人就一直没写体会。而在这一段里,他实际是在谈不可中立,至于支持哪一方那会是一个具体问题。我个人认为这里当然还存在第三种选择,那就是有条件的中立,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不受他国轻视,赢得尊重。


说到这里,我要强调一点,君主必须小心除非万不得已,千万不要为了进攻他国而同比自己强大的国家结盟。正如上面所说,因为你获胜之后,也将听命于那个强大的国家,君主们应当尽力避免受他国摆布。然而,如果君主如果面临必须同他人结盟的情况,就必须同他人结盟,任何国家都不应当侥幸地认为,总能够选择安全的道路,相反,他应考虑到自己不得不做出坏的决定。因为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人们能够避开一种不利,但却遭遇到另外一种不利。谨慎的选择是指,在认识各种不利的性质的基础上,选择害处最小的道路。

这一节让我想起了萨达姆。根据网络上流传(包括英文维基百科)的泄密情况,萨达姆在攻打科威特之前曾经特别关心美国的态度,后来美国驻伊拉克大使暗示伊拉克不会对伊拉克攻打科威特过于关心,萨达姆随后攻打科威特,给了美国口实打击了伊拉克不但在中东巩固军事存在,立威,并且加强了对整个中东的控制。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是真实的情况,不管美国人是蓄意而为还是临时改变主意,最终的结果都是萨达姆成为了牺牲品,美伊关系持续恶化,直到伊拉克战争终结了萨达姆和伊拉克。

这一节的后半部分说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



君主必须表现得像一个伯乐,爱惜才能,并能识别英才,并且他必须鼓励他的臣民在商业,农业以及各个行业上尽心尽职,必须使人们不会因财产可能被抢走而丧失创造更多财富的积极性,或是因为害怕赋税而不愿开办一新行业。对于愿意以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君主要毫不犹豫地进行奖励。

此外,每年还要设立一定的节日,使人民忙于这些节日和赛会,并从中得到乐趣。此外,由于国家有很多行会和部族集团,君主还应重视这些社会团体,时常会见他们,在他们当中树立彬彬有礼,宽厚待人的形象,同时又不能失去威严,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一节是对一些“其他方面”的阐述,但仍然十分重要,原因很简单,人类是社交的动物,更接近于狮群而不是独行的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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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3 22:17 | 显示全部楼层
看到敌人犯下大错时要谨防上当受骗

(罗马)执政官去罗马参加一个庆典仪式,留下福尔福斯长官罗马在伊特鲁利亚的军队,伊特鲁利亚人想试探一下是否能智取这个新的主帅,他们在罗马军队的军营附近设下埋伏,又派一些前部的士兵伪装成牧羊人,去赶一大群羊来到罗马军队视力所及的地方。这些伪装的士兵来到罗马军营的围墙附近,福尔福斯对出现在他面前的情况非常诧异,简直是胆大包天,于是他没有就范而是另想了一个办法让伊特鲁利亚人的计策败露,使他们的预谋落空。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军队的将领不应轻信敌人看起来显而易见的错误,因为,人们的行动不可能明显缺乏谨慎,通常情况下显而易见的错误背后都隐藏着骗局,特别是在战争中。然而,对胜利的渴望往往冲昏人的头脑,以至于他们只看到事情多的表面。


我个人看这段的根本说的还是人性,即因为贪功和面对成功的诱惑而忽略潜在的风险。实际上,能走到将领或领军人物的人都明白谨慎的道理,之所以冒险或者说忽视了应该注意的风险是因为成功的诱惑太大,否则这种计谋就不会起到作用了,它能存在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人性。

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反例就是著名的空城计(这应该不是历史),这应该是在战争中把人性算到了顶峰。


中间路线对于处理紧要的事情百害而无一例

这是一条贯穿于马基雅维利著作中的一个观点,以前曾经提过他认为当朋友遇袭时不应当慑于强大的敌人,而选择坚定地帮助朋友,这能获得朋友和敌人两方面的尊重。

撒姆尼人曾经用欺诈的计谋把罗马军队包围,撒姆尼人的领袖庞蒂乌斯的父亲对如何处理罗马军队的建议是“要么杀光所有军队,要么无条件释放”。“既不能赢得朋友,又不能消灭敌人”的中间路线是不可取的。对于任何事情来说,欺诈都是可耻的,但是欺诈在战争中是光荣的,庞蒂乌斯应该采纳他父亲的意见,不应该因为在战争中使用了欺诈而觉得不光彩。

我个人认为罗马人不甘中庸的做法是有其逻辑的,在很多情况下能够起到作用,但在确定自己的策略前要分析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亦敌亦友,谁非敌非友。这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是难以摸清,瞬息万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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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6 22:2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7-6 23:05 编辑

惠民政策,精明的君主要把被迫之举表现为自愿的行动

聪明的人在处理各种事务的每一次行动中总是尽力为自己赢得支持,即使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做某些事情时,他们也会表现得非常情愿,进而为自己赢得支持。罗马元老院在决定是否应该为服军役者发工资时把这种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服军役者一直以来都是以个人的财力为军队效力,但 元老院非常清楚,这种做法不能支持长久的战争,既无法围城,也不利于远征。于是他们决定给士兵发放军饷。这是他们的被迫之举,但它却为自己赢得了支持。由于士兵会得到军饷,罗马平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一待遇,整个罗马也大受鼓舞,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好像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护民官竭力大小平民对这一决定欢迎,他尽力解释说此事指挥增加而不会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因为元老院只能靠增加赋税来筹措军饷。然而不管护民官怎么解释,平民都不肯放弃。元老院也利用分摊税额的方式进一步增加了赋税,且增加的这一部分赋税必须先交,他们让贵族承担了最重最多的税赋,不过付给他们的军饷也最多。


这一段让我想起来中国取消农业税的决策,取消农业税无疑是对惠及农民的,而农民恰恰又是相对最贫困的人群,因此在减除农业税后无论是谁都没办法反对,这是我个人记忆中近年来中国少有的无争议一致被称赞的政策,至少没人能提出批评。而之所以免去农业税是为了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稳定农业生产,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当时是一个必要的决策。试想,如果农业税被拿出来说是一种如何如何不合理的赋税,那么即便最后同样免除了农业税也不会被认为是良政,而只是另外一个改错之举。如果每一个政策都是这样去实施的话,那么政府就很难得到支持。

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如果对某项政策不加正反两方面思考而只是重于宣传的话,则会形成一种浮躁的氛围,即做什么都是对的,政策不允许质疑,这就回到了曾经走过的极左的道路上。执政者会被认为好大喜功,宣传部门会被认为溜须拍马,遭人轻视。

我个人的观点是,曾经的极左的不允许被质疑的路是不能走的,危害太大即便是今天仍有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但过于羞涩不讲技巧地对良政不加宣传同样不适应当今社会,因为那同样会让社会浮躁,在整个社会制造出另外一种浮躁的氛围:我们的政府什么都是错的,无能之辈把持着重要职位,他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只能是改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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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10 22:3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7-10 22:50 编辑

如何面对内部弊端和外部威胁---妥协还是对抗

直到罗马共和国名声不断增大,实力不断增强并最终成为一个大帝国,它的邻邦才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起初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歌新崛起的共和国会给它们带来如此大的伤害。为了弥补之前的过错,四十多个部族密谋联合起来共同讨伐罗马。罗马人为此制定了一些应对紧急事态的非常规办法,其中一项就是设立独裁官,把权力授予此人,他不用与其他人商量,不用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就可以自己做出决策,并且在把决策付诸实施时也不用请示任何人。这一临时做法不但在当时起到了作用,帮助罗马人渡过了难关,而且对共和国在转变为伟大帝国过程中遇到的其他困难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个邻国逐渐强大并且威胁到本国的时候(外患),或者当本国出现敌人(内忧,如出现无法处理的权臣,国家生活中的弊端以及恶势力等)的时候,使共和国处于危机关头,人人惶恐自危,最为稳妥的办法是与之达成妥协,而不是用武力去消灭他。因为用武力去消灭他只会使他更加强盛,加速自己的灭亡。


上一段,我个人是加了自己的理解的,可能由于翻译的原因,看完这一段是无法立刻明白作者想要表达的含义的,但作者后面的解释说得更直白和清楚些:


1. 外患:个人看,在历史角度看,马基雅维利上述有关罗马共和国的例子具有普遍性,众多强国在强大起来的过程中都遭到了围追阻截和多方联手遏制,但这种遏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失败了,如秦,二战前的德国的崛起等。这部分原因就是马基雅维利提到的,当一个国家在强大的过程中遭到他国联合遏制,那么就只能让该国越来越团结,而且越来越集权,过度的集权尽管有诸多弊端(这已经被历史所证明),却能让被遏制国更加强大。我们注意,德国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古罗马共和国的例子在德国重演。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与崛起的强国共处,避免让其更加强大,适得其反,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们发现,这恰恰是美国人目前对待中国的做法,在注重现实政治和权力平衡的基础上,与中国斗而不破,至于最终结果如何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以及国运的事情。

然而,如今的日本在中日两国国力逐渐在拉大的基础上选择了与中国对抗到底,安倍晋三在寻求修宪与集权而日本在受美国保护的同时也受美国的制约,比中国人更不希望日本强大的是美国人,因为那将失去自己在亚洲已有的地缘政治利益。


从现有情况看,中日之间的对抗在未来某一点上存在爆发的现实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不高,更可能发生的是“可控的危机”),如果发生,那么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将被彻底改变。

2. 内忧:当内部罪恶初露端倪的时候,是不容易被人们发现的,这是因为当万事万物处于萌芽状态时,往往给人以假象,而当共和国或君主国内部出现成气候的弊端,恶势力的时候,君主和共和国领导人就要考虑是否要清除这些弊端。这个时候决策者有两个选择,一是放任它们,或者尽可能拖延罪恶出现的时间,因为有些东西是可以自生自灭的;还有一个选择是要清除这些弊端,铲除这些恶势力,这时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免得适得其反:要去抓野马的缰绳就要确保把它制服,让它一动不动;浇水要确保把杂草淹死,切不可淹死了禾苗。

因此对于祸端的征兆,一定要了解透彻,如果你认为自己的力量足以对付它,就要果断下手,否则就不能轻举妄动。


个人看,这一段说的是如何处理国家生活中的弊端或恶势力。一般来说,国家生活就像人一样不完美,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弊端甚至恶势力,马基雅维利的态度是区别对待,有些弊端可以让其自生自灭,而另外一些,如在处理重大的可能让国家伤筋动骨的弊端时就必须要三思后行,确保能将其制服前不露任何声色,在将弊端了解透彻后一旦出手就要果断,雷霆般的手段,这类事情不是儿戏,没有彩排,没有如果,尽管决策者处于有利和安全的位置但依然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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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13 23:1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7-13 23:21 编辑

战争时见英雄,和平年代优秀的军事将领不得势

战争时期,才能发现杰出的军事人才,而在太平时期杰出的军事人才往往难以得势。

在和平年代,伟大的将领往往受到冷落,现在是这样,将来也会是这样。在这样的年代,很多人嫉妒这些将领,不想和他们平起平坐。

对此,希腊历史学家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他讲述了雅典共和国在赢得一场著名战争的胜利后,打掉了斯巴达的傲气,让整个希腊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受此鼓舞,它想趁机征服西西里。这个计划在雅典人中引发激烈的争议,一些将军主张立即采取行动,他们想要负责这件事,不是为共和国的利益考虑,而只是希望为自己博取功名。另一方面,尼西亚斯,雅典最受尊敬的人之一,他建议不要这样做,然而他这样的建议对自己是没有好处的,因为一旦开战,尼西亚斯的位置就无法撼动,无人能出其右,而如果不开战,会有无数雅典人想超过他。


从这一段可以看出,在和平年代,由于共和国容易犯一个错误,不尊重有军事价值的将领和军人,会让这些人非常恼怒,进而在相关军事决策上体现个人利益取舍,而非国家利益所在。这些人恼怒,原因有二。其一,他们得不到自己应得到的军衔,有些优秀将领无法参与军事决策;其二,他们看到能力,价值,德行和威望不如自己的人有更高的军衔,或在军队中有更高的地位。这种和平年代的不公平会是很多共和国灭亡的原因,因为那些受到冷遇的将领会把和平归咎为自己受到不公待遇的原因,他们就存在通过挑起战争来结束太平日子的动机,这有时符合共和国的利益,但大多数情况下是为了私利而不是共和国的利益。


个人看,这一段是古训,一些东西已经不适用于如今的时代。比如,在当前情况下,大多数大国的战争决策是无法由职业军人做出的,职业军人甚至在战争决策上没有直接的显著的影响力,他们需要给出的是专业意见,比如能否打赢,怎么打赢,这也就决定了一般情况下将领无法通过挑起战争来达到私利。

然而,这不意味着这条古训完全失去现实意义。我个人粗看下来至少有两点重要意义:

第一,在太平年代,军人没有施展自己军事才能的舞台,积累的不满在特殊情况下容易成为政权的不稳定因素,降低军队的忠诚度。

战争在很多时候就好像竞技体育,无论说得多有理,练得多好看,真正能检验将领军事才能的是战场,而在太平年间恰恰没有这样一个平台,这就决定了无论决策者多么精明,也一定会出现大量的军事才能被压抑的情况,在军中积累不满。而这些不满会成为政权的不稳定因素,我们看到在利比亚,叙利亚,埃及,最终直接影响乃至决定政权归属的还是在军方,而不是媒体乐于报道的“人民”正是利比亚和叙利亚反叛的军队给外来势力创造了机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利比亚灭亡和叙利亚分裂内战的局面。

而造成军队叛逃决定性的原因并不一定是政治局面,我们看到埃及军方的选择未必是正确和对自己有利的,而叙利亚在政府摇摇欲坠的情况下依然有忠于巴沙尔的力量,造成军队叛逃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忠诚度,而和平时期军事才能压抑造成的不满会削弱重要将领的忠诚度。

第二,美国21世纪初的两场战争依然是军事胜利和战略失败的共同体。如果说阿富汗战争还有那么一丁点有情可原有一定的战略意义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则是彻底的战略错误。

那么回头看,伊拉克战争对于美国人来说只是一次单纯的战略误判吗?

个人认为这是一场贪婪的欲望战争,太多的野心和诱惑让布什政府失去了判断,阿富汗战争的初步胜利让美国人傲慢起来,尤其是军方自信心和野心爆棚:胜利是如此简单。

最终决定伊拉克战争发生的说到底是人性,而不是理性的战略判断。



两场失败的战争让美国人重返地球,收回了傲慢,恢复了冷静,在此后的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身上,美国人都展现了足够的克制。就在不久前,即便是在与俄罗斯斗争中处于下风,美国人依然没有选择在叙利亚设立禁飞区以及直接军事参与其中,这让我个人很失望,因为我知道一旦美国做出这样的决策,对中国是十分有利的。


那么如何避免和平年代这种在军队中容易积累的不满和不稳定因素呢?马基雅维利给出了一个不适用于当前时代的答案:时刻备战,并且处于战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没人会把职位交给不称职的人,减少了不公的存在。

如果马基雅维利的提法是正确的,那么美国人无疑是最为成功的实践者,因为他们一直处于战争状态,至少最近十年一直是这样,我们甚至可以说苏联解体后美国人就几乎没有停止过战争,其军队无疑是最经受考验和锻炼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人却在这两场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成本。

纯粹个人读书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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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17 23:00 | 显示全部楼层
平民合则强,分则弱

罗马人在祖国遭到法兰西人的侵略后,许多人违反元老院的制度和法令,纷纷迁至韦伊定居。元老院为了整顿法纪,便出台一项政令,要求每个迁到韦伊的人在限定的期限内必须回到罗马,并对这些人进行处罚。起初,这些外迁的人,并不把元老院这个命令当回事,结果,等到规定的期限到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违抗法令。因此,李维说:“作为一个群体,民众固然不好驯服,但是一旦变成了单个的个体,各有各的打算,各自心怀恐惧,他们也都成了顺民。”

的确,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民众这方面的天性,作为一个整体民众经常把制度和法令当做儿戏,不过,当面临惩罚时,他们就会因为相互不信任而服从法令,前面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由此可以看出,在治理民众的时候不必深究民众的性情是好是坏(即是否理智,教育程度如何,是否守法,是否文明等),只要使用的方法得当,你不但可以维持民众“善”的一面,还不会因为民众“恶”的一面而受到伤害。

因为没有首领而又不听从命令的民众固然可怕,但同时他们又有不堪一击的一面,只要避开最初一击,即便这些民众手持利刃,也可以轻易被降服。当人们的头脑恢复平静,就会意识到自己还有亲人,要保住自己的性命,要回家好好生活,于是他们就会逃跑或者投降。


这一段说的是如何治理民众,这是一条在当今民主环境下说不得的东西,至少不能拿出来说,政治上非常愚蠢,它强调的是民众的从众心理,这是一种既危险而又可以被利用的心理。马基雅维利强调的是不必深究民众的禀赋如何,即是否理智,残暴还是温顺,教育程度如何,是否守法,是否文明等,最重要的在于使用的方法得当。我个人认为他这一节重点是利用民众的一些特点而采用适当的方法,实际上民众的禀赋还是相当重要的。个人经历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剔除文化差异,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我强调是普通民众)在明事理辩是非上胜过国内,在政治光谱中偏向于温和而不偏激和极端,换言之他们的禀赋让国家更容易治理。

至于原因,我个人认为教育是较为重要的原因之一,这里我指的不是专业和职业教育(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如今的中国这方面的教育至少不落后),而是在此之前的应当由学校承担的那部分教育:教人如何正确与他人相处,如何正确看待社会现象,怎样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以及建立相对成熟的心理素质。我私下认为整体来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国内暂时有提高的空间。

另外一个原因是网络。网络上缺乏现实中的法规,在这方面树立更健全可执行的法令法规应该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



这一段最后提到的一点是指当民众发生哗变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有没有首领,如果没有首领,那么即便是最可怕的丧失理智的民众也难以对国家造成重大伤害。我个人看,这也就是为什么群体事件固然需要舒缓和治理,但比群体事件更为值得警惕的是有组织的各种运动或群体行为。我们发现,埃及刚刚发生的导致政权更迭的占领广场事件是有组织的,有专门的所谓领袖在各种社交媒体上组织,一开始只是一些人在社交媒体的签字最终形成了民众一致的,有连续性的行动,而军方和警方又没能在初期加以有效制止,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局面。

最近几个月香港出现了几名相关人士通过社交媒体组织的“占领中环”行动,这实际上已经构成了违法行为,个人认为应该对组织者采取一定的措施,在初期平息掉类似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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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20 14:39 | 显示全部楼层
出生在同一国家或同一民族的人都保持相似的天性

聪明人常说,要预测未来,应该先总结过去。这并不是信口开河,也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人类的任何事情,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将要发生的,在过去都有它们对应的现象。这是因为事情因人而发,而人的性情在任何时代基本都是相同的,自然也会产生相同的影响。

诚然,根据不同地区塑造人们生活方式性质的不同,这些作用发生的效力也不一样,有时在这个地方比较明显,有时在另一个地方比较明显。还有一个根据过去判断将来的方法,那就是观察同一个民族怎样长时间地保持相同的习俗,可以是以某种德行或某种恶习为标志。


与这段相关的是外交关系,因为由于长期相处,一个民族或国家内部人之间相互了解程度较高甚至朝夕相处没有什么秘密,况且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人倾向于有类似的性格和相似的思维与处事方式。而当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时候就会发现民族或国家间的性格差异以及处事方式会有很多不同,这是由长期以来不同地区塑造人们生活方式性质以及发生的效力不同造成的。在当今世界,尽管媒体高度发达,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为国家与民族间相通提供了以往无法具备的条件,地理位置语言上的障碍有所削减,但民族性格与文化上的差异在国家间关系的塑造上依然有自己的作用(当然利益取舍是决定性的)。下面作者继续举例说明:


以法国人为例,每个人都知道佛罗伦萨经常送钱给法国查理八世,以求他归还比萨成要塞,但是查理八世每每收下钱却不归还要塞;更近一点的历史是佛罗伦萨在与米兰战争中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决定请法国国王到意大利,凭借他的力量攻打伦巴底,法国国王答应凭借自己的力量保护佛罗伦萨人,条件是先收10万达科特,等到法国军队到了意大利再收10万。但是法国人在收到了两笔钱后,虽然到了意大利却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就找了个借口回国了。我们想如果佛罗伦萨人仔细研究一下法国人在这方面事情上的历史就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因为法国人历来如此:在古代伊楚利亚人屡次与罗马人交战,屡战屡败,让他们认识到没有帮助将难以立足。于是,他们与高卢人(法国人的前身)达成了协议,支付给高卢人一笔钱,要求他们与自己并肩作战对抗罗马人。但是高卢人拿了钱以后拒绝作战,他们宣称自己不是为了与罗马人作战而拿了钱,而仅仅是不去掠夺伊楚利亚人才拿钱。结果,伊楚利亚人既支付了钱,又没有得到高卢人的并肩作战。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法国人拿钱不办事是有传统的,他们遵循的是相同的伎俩。


这一段引申出的问题是君主该对这样的民族抱有多大信任。个人看,虽然马基雅维利作为意大利人对法国人有政治偏见,但法国人确实有类似性格。当然这里不是指责某一个国家或民族,但即便剔除利益和战略考量,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遇到相同的情况经常会有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法国人收钱不办事有先例,即便在今天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到,比如萨科齐与利比亚因为石油利益曾经亲密无比,却成为了掀翻利比亚政权的急先锋,甚至有媒体报道是法国特工杀死了卡扎菲。而就在不久前,刚刚在北京与中国签订大额贸易订单的法国却在光伏双反问题上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这至少让中国人感到不悦,显然这不符合中国人的处事方式,法国最起码可以投张弃权票。

当然,我个人对法国没有偏见,整体看由于少有地缘政治分歧,法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很可能会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朋友,这是利益决定的。


另外一个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我们看到在安倍晋三的带领下,日本右翼又有牢牢掌握日本国内政权以及走向激进外交路线的现实可能。这么说不只是因为政治性,日本右翼思想在战后从来没有被肃清过,也许是孤岛地理环境造就了日本人一有机会就想“反扑大陆”的性格,日本从来就不是一个安分的民族他的民族性格里有扩张和暴力的因子。

日本右翼思想以及受其影响的政权需要被控制,也许美国人眼下还不担心日本右翼能有多大能量,他更多地认为这是中国的政治措辞,但当让日本要真实修改宪法的时候美国人就会被逼认真思考美日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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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24 23:10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讲和

用不太尊敬的言辞评价敌人,很多时候出于一种傲慢,这种傲慢或者来自于胜利,或者来自于对胜利的错觉,这种错觉使人们在言谈和行动上犯错。人们心中产生了这种错觉之后就容易变得狂妄自大,或者得寸进尺,常常因为希望获得更好的结果(不确定的)而失去获取肯定能获取好处的机会。人们常常因为这种自欺欺人的错觉而损害国家,因此需要考虑这种自欺的限度。在我看来,应该通过具体的例子去说明。在迦太基统帅汉尼拔打败罗马人之后,他派了一名信使回到迦太基去通报胜利的消息并请求援助,迦太基元老院为此事争论不休。元老院有一位年长的明智的叫汉诺的人指出。他建议,应该利用这次胜利的机会与罗马人进行和平谈判会有不错的收益,而不能等到失利后再进行谈判。迦太基人的目的是向罗马人证明他们有能力战胜罗马人,在胜利后不应该为了获得更大的不确定的胜利而丧失讲和的大好机会。但这个建议并未被采纳,而随后战事不利于迦太基之后,元老院才意识到这个建议的高明之处。


这一段说的是,谈判时不应得寸进尺尤其是较弱一方。这是很抽象的一个道理,难以言传,但是我个人深刻体会到这个道理的意义所在,并且犯过错误,以后更要深刻吸取教训无则加勉。

在外交领域,这种事更是屡见不鲜,这里可以轻松举例说明:

在班加西与的黎波里之间发生西方干预的内战之后,战况对于班加西来说并不是一帆风顺,在经历了初期的一系列战役胜利之后,忠于卡扎菲的部队突然奋起反击连拿多个城市和战略要冲,甚至有孤立班加西的态势。在这个时候,法国和美国高级官员都曾公开建议双方停火,而卡扎菲拒绝了停火提议,其根本原因我个人看就在于上面说的这一点,其内部认为可以一鼓作气获得更大的胜利。

然而战局突变,在停火建议被拒绝之后西方升级了军事干预,并且买通了俄罗斯(法国人在此期间与俄罗斯有明目张胆的交易,甚至交割了俄罗斯人一直想要的武器),这虽然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冒险,但在卡扎菲拒绝停火的情况下,西方特别是法国内部也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死磕。不走运的是,卡扎菲的部队兵败如山倒,被一直打回了的黎波里,并且军心涣散,直接导致卡扎菲最后被传说中的法国特工击毙。

我个人一直认为,如果当时卡扎菲选择停火,稳定住局势并且许以重利寻求来自俄罗斯甚至中国的支持,那么结局会截然不同,不要忘记苏丹的例子,毕竟利比亚有中国需要的能源基础建设合同,有俄罗斯需要的欧洲后花园的战略要冲;而由于败得太快,一溃千里,在短时间内首都沦陷,谁又能在这种情况下对其进行任何支持呢?

马基雅维利更是举了亚历山大大帝与提尔共和国之间的战争的例子,由于提尔共和国拒绝了亚历山大的讲和建议而且杀死了亚历山大派去讲和的使者,直接导致亚历山大动怒亲率大军发起猛攻,并最终摧毁了该城邦,城里的人几乎全被处死和沦为奴隶。

当下,日本面临同样的选择,在习奥会之后,中国露出了缓和的姿态(把这个好卖给了美国),然而此后的安倍晋三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不适当的言论,这显然引起了中国方面的不满,甚至可能会有更强硬的手段出手。在日本参议院大选之后,日本人选择派外交次官访华,这应该是一次讲和的机会,但如果日本继续坚持在钓鱼岛问题强硬立场的话,那么中日关系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就会进一步恶化,而香港**船的进一步行动就很可能让安倍晋三十分难堪,局面难以收拾。

对于中国来说,必须要让日本明白如果不答应提出的首脑会谈条件,那么日本就会有更大的痛,长期的中日较量对日本或者说对安倍晋三更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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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27 23:05 | 显示全部楼层
上行下效,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君主

对于所统治的人民犯下的一些或某种罪行,君主不应当抱怨,因为这种罪行都源自他自己的疏忽或类似的过错。看看我们这个时代那些犯下诸如抢劫之类的罪行的人民,我们就会明白,这完全根源于他们的统治者,因为统治者和他们有相似的品质,他们不过是在效仿他罢了:统治罗马格纳的领主们在被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消灭之前,堪称是最邪恶生命的代表,因为在那里,一个很小的原因就能导致严重的抢劫和屠杀,这是因为那里的君主不富有,而又想过富有的生活,就只能经常进行抢劫,从而形成了抢劫之风。

他们还有一些背信弃义的手段,其中之一便是首先制定一些法律禁止某些行为,然后又为人民践踏法律提供口实和借口,开始他们不惩罚违法者,后来他们看到类似的行为大量出现,才着手进行治理。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法律(如果一开始就对违法者进行惩罚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违法了),而是因为贪心,想从罪犯那里敛财,如果没有人犯罪也就没有了敛财的机会。这导致了大量的弊端,而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部分人因为惩罚变得相对贫穷,他们的行为却没有得到矫正,变穷的人就会去掠夺那些势力比他们更小的人。


这一段把几乎一切人民的罪责都无情地推给了君主是非常苛刻的,但作者的本意我个人看是在传达一个道理,即上行下效。这一点不只是局限于君主和共和国领导人,而且涉及到另外一个道理:层层盘剥。其中第一点(上行下效)我个人认为明智的君主或领导人是会意识到的,这对君主的意义在于如果想要施政就必须要从中央政权做起,树立标杆,然后严惩没有按照规定去做的地方,这在中国历史上几次治世中都反复出现过。这样做效果会是长期的,特别是在惩罚了相应地方传达严惩认真的信号之后,效果会立竿见影,层层传递。

第二点,层层盘剥,这在引文里说的是抢劫。显然在当今社会,这种行为已经不可能出现,但是不代表它不以其他形式出现。比如,官场上的层层盘剥,然后转移到官对商的盘剥,商对民的盘剥。其中影响最恶劣的会是买官卖官,试想如果一个省部级干部是买来的(只是举例,省部级干部在当今中国由中央任命是不太可能买来的),那么该官员必定变本加厉地盘剥下一层官员,很可能也是通过卖官,或者通过对商人的盘剥或索贿来实现,这样下一层官员买官花了巨款,上任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收回成本”,继续利用职权盘剥下一层官员,这样就形成了最糟糕的层层盘剥的局面,其影响宽,广,并且极其恶劣,其恶果最终无一不体现在基层。在这里面最让人憎恨的会是司法部门,检察院法院如果出现了类似问题,那么社会不公就会被践踏,后果极其严重。


引文里还提到了一个问题,即官员如果想进行盘剥或索贿,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不去严格执行法律(尤其是在地方层面,各方面监督不足),然后等到“犯罪”的人越来越多时再去敛财。这在地方危害很大,会严重破坏地方风气,而且官员和商人为了寻求保护会寻求结党。

当然,这个世界没有100%绝对的事情,但个人私下认为站在执政者的角度看应该做的是避免地方官员在某地任期过久,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缓或避免之前说到的问题。我们知道在西方,这个问题除了靠两党之间的权力斗争与相互监督进行缓解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任期,由于任何地方官员的任期只有几年,在此之后要看选举结果,这里就形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一旦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更替,则一系列重要官员都会进行更替,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地方的腐败和官商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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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7-31 23:1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7-31 23:31 编辑

革新旧制度至少要保持其古老模式的形式

如果有人想要对城邦的整体制度进行革新,要想使他的政策为人们彻底接受或得到广泛认可,他必须至少维持古老制度的外在形式,即使新的秩序事实上已经同旧制度大相径庭,也要让人们觉得并没有太大变化,除非发生重大改朝换代的现象或者是为了高度集权。

这是因为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弱点:重外表甚于本质。其实,通常能够打动他们的几乎全是表象而非本质的东西,因为人们的感性多于理性。罗马人在创立共和国的时候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任命两个执政官(掌握最高权力)取代国王,又把执政官的是限制在12人以内,以便使其是从不多于国王的侍卫。再者,罗马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之前只有国王亲自莅临,这种祭祀才能举行,如果因为国王的缺席致使活动无法进行,人们就会怀念旧制,罗马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便设立了一个掌管祭祀的官员,并把他称为祭祀王,让他听命于大祭司。这种方式,使人民渐渐对祭祀感到满意,消除了因国王缺席而让其复辟的念头。凡是希望改革城邦的旧制,使其过上一种新生活的人,都应该效仿这一做法。

由于新的事物能够改变人的想法,我们应该在一定程度上想方设法使这种改变保留古老的外表。即便新的官员制度在人数,权力和任期等许多方面不同于旧制,那他们至少也要沿袭之前的称谓。所以我说,一个人若想建立一个共和国和王国必须知晓这一点。


这一段说的是古制(实际上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说的是官员制度)的问题,即当决策者认为有必要改变官员制度的时候要尽量保留古制的外在形式,而在实质上新的秩序已经于古制大相径庭。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人们更容易能够接受,特别是对古制有感情和眷恋的人。

这一点在古今中外都有例子,比如英国到今天在名义上依然是君主立宪制国家,皇室是名义上的最高国家元首尽管首相和议会掌控着最高权力,这几乎让人难以相信,而英国之所以在名义上保留了这一古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英帝国曾经的辉煌让人留恋,当权力从皇室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后新的掌权者为了避免王朝复辟而保留了君主立宪制在名义上的存在。

同样,在一些前英联邦国家至今还存在总督这样一个虚职,比如澳大利亚,总督曾经是英皇室在当地的代表和最高行政长官,当这些国家独立之后依然保留了总督在名义上的位置,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民众过于思念曾经的大英帝国带来的荣耀。

在中国,一国两制里的香港和澳门目前所保留的名义上的制度也是一个经典的例子,给这两个地区带来了稳定,是成功的典范。


古代中国,也曾经出现过一次比较大的高级官员制度调整,这是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取消了存在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其根本原因是集权,而这就成为一条不能改的古制在明朝传了下来,明朝的皇帝后来为了能够找到人辅政不得不发明了内阁。但是内阁成员依然没有宰相那样的来自于皇帝的权力授权,对任何事情几乎没有决策权,这就使得明朝对皇帝的要求突然高了起来。没有宰相,个人认为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明朝皇帝不理朝政后的多年乱政创造了客观条件。

回头看,明朝取消了宰相制度,有利有弊,利在于集权避免了高层的权力冲突,弊在于对皇帝要求大大提高,特别是古代皇帝都是终身制,没有任期限制,对人的体能和智力要求都太高了。就算一个皇帝能一辈子不犯大错,也不能保证连续多个皇帝一辈子不犯大错。当然明朝更加倒霉,居然连续出现多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即便在当今的美国这个问题也依然存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布什执政期间的美国出了多大问题。


清朝沿袭了明朝的制度,只是把内阁变成了军机处,是高度集权的朝代,事实上清朝没有出现过明朝那样的乱政情况,这让清朝皇帝至少都及格了,只是在后期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连续出现皇帝早逝的情况,小皇帝未成年),这直接导致了高层权力斗争,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史。


回到正题,这一段作者想说的是除非发生重大改朝换代的现象或者是为了高度集权,那么当要改变古制特别是重大核心官员制度的时候,至少要
保留古制的外在形式,即手术可以做,但动作不宜过大制造没有必要的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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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3 23:3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8-3 23:55 编辑

将多有害

罗马(共和国时期)任命了四个拥有执政官权力的护民官(最高行政长官),目的是便于应对菲德纳人发动的叛乱这一局面。他们留下其中一名护民官来守卫罗马,派其余三人去攻打菲德纳人,但由于三人之间内部意见不统一,互不团结,最后很丢脸地回到了罗马。为此,罗马任命了独裁官,去终结三人所造成的混乱。由此可知,在不得不守卫的城市中,将领太多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李维曾经说过,“三名拥有执政官权力的护民官证明,领出多门对战争毫无益处,因为每支军队都只听各自执政官的命令,各自为政,这只能是为敌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尽管这个例子足以证明多个将领在战争中所造成的混乱,但我还是想再举一些其他的例子,既有现代的,也有古代的,以便于更进一步阐明我的观点。

1500年(作者生活的年代),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两次攻占米兰后,为了把它归还给佛罗伦萨人,他派军前往比萨。他任命乔万和卢卡两人担任钦差大臣。乔万名气很大,又比较年长,因此卢卡便把一切都交给他管理,他用沉默和对任何事情不管不问的方式来让权,仿佛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但他的职位,权力,身份实际上是与乔万平等的,同为钦差大臣,无主次之分。然而,当乔万因为有事必须返回佛罗伦萨时,只留下卢卡一人,他就表现出了超人的胆识,智谋和勤奋 ---- 但这些在双钦差大臣时都杳无踪影。李维曾经说过:“在主持大事时,把最高的权力赋予一个人是最有益的。”但我们今天的共和国和君主的做法却正好相反,为了更好管理一个地方,他们总是派出多个行政长官,多个首领,这导致了无法估量的混乱局面。如果有人想要深究在我们这个时代意大利和法国军队失败的原因,他就会发现这个原因是首要的。的确,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道理,让一个资质平平的人远征,要优于派两个具有相同权力的俊杰。


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在我个人看来最大的价值在于他本人经历了君主国和共和国两大时期,并且同时在很高的职位为君主和共和国领袖服务,所以他的著作里面对君主和共和国做了区分,对君主处事和共和国领袖处事的共同点和区别做了阐述。

我个人体会,一般来说,对于君主来讲,对他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与贵族的关系,毕竟古代君主国都是以家族为单元进行统治的,而由于大多数民众平日接触不到君主,且君主的位置以及贵族的位置是世袭的,民对于君主来说虽然重要但是次要的;而对于共和国来说,事情发生了改变,由于国家的性质发生了重大改变,从私有变为公有,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伦理,人民对于共和国领导人来说变得更加重要,人民的要求会提高。比如说腐败这个词就是伴随共和国而产生的,在君主国这个词是没有含义的,因为国家是君主所有,就算官员贪污也是对君主不忠,而不是对人民不忠,名义上官员的职位不是公职而是君主赐予的私职。

在当今中国,这一点在变得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在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其体现在两点:1. 如果民众严重不满会造成社会动荡;2.极端情况下反体制情绪存在翻船的可能性(注意这里说的是可能性),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反体制思想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对执政党,对国家共同的最大的意识形态风险,因为它能造成国家的分裂,而这种风险目前在西方几乎不存在(西方曾经面临的危险问题是种族问题但这个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不是一个严重的危险)。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打破意识形态障碍进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到80年代中后期的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涌入,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在21世纪随着网络的普及在真实地面对意识形态的挑战,我个人认为这和腐败的风险至少是一样大的。在很多时候,人们在判断某个事件的时候已经不能把事情本身和事实作为出发点和判断依据,取而代之的是意识形态的偏见(如经济所有制的偏见,政治制度的偏见)以及阶级的对立(官民对立),典型的例子是李天一案,在网络上形成了旗帜鲜明的阶级对立,无论该案件最终的司法审判结果如何,在舆论上的阶级对立已经产生,而实际上李天一的父亲并非官员,只是有军衔,但官民对立已经让民众失去了耐心。



再回到这一段提到的问题。在君主国,在战争中任命更多的将领其原因在于害怕大权旁落,无人对将领进行制约,而由于在战争中主将容易积累很高的权威和与其他将领的相互信任,君主总是对将领心存忌惮,所以可能会派遣多个将领共同领军,甚至出现了文中提到的无主将的情况。在共和国中,这个问题得到了缓解,这主要是因为在大多数共和国中军人不可从政且军人的忠诚名义上不在于君主个人,而是对共和国领导人(即国家权力的代表),谋反反的不再是君主而是整个国家。当然,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我们看到在巴基斯坦和埃及都出现了军人政变的情况,特别是穆沙拉夫的那场政变更是连民怨基础都没有。

文中提到的问题本质是是否以及如何放权。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答案的问题。在当今中国,地方行政长官谋反的可能性几乎已经不存在了,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军权,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意味着应该给地方行政长官足够甚至无限大的权力以让其有发挥空间呢?显然,没有足够的权力或者说几个人共享权力会让地方行政长官难以做出决策,或者像引文中所说的那样可有可无甚至“无为而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但如果给予地方官员足够大的权力,又必然会滋生腐败,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没有升迁机会的市委书记甚至是县委书记会给地方带来巨大的伤害。

我个人认为,在当今中国,腐败是一个导致官民对立的重大问题,甚至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对地方官员权力约束的考量应该多一些,给腐败的空间再小些,让官员对腐败感到忌惮,谨慎行事。在此基础上,官员包括地方官员的待遇问题是需要考虑的,特别是在当前房价普遍高涨的情况下,官员在现实压力面前会想方设法为自己谋利即使那意味着冒险,毕竟反腐败反的是官员的贪婪而约束不了官员为了孩子买奶粉钱的冲动。

而对于敢于做事,有政绩的地方官员特别是中低级别(如不敏感的市级官员)或基层官员(政治性小,没有政治影响的事务官)依然要给予奖励(可以是升迁奖励也可以不是升迁奖励),公开的奖励,给官场和民众都发出信号:我们有好的官员,好的事务官会因为自身政绩而得到奖励,比如某局长升任副市长),实际上数量最多的官员和老百姓接触到的都是基层官员。

至于中央官员,管控的难度要小得多。这主要是因为中央官员离决策者较近,言行容易被发现,甚至受决策者直接管控,而中央官员不是基层官员一般不与老百姓接触又难以直接滋生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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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7 23:3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8-8 00:03 编辑

论中立

中立,很多人好像都赞成的一个选择,我却对他不感兴趣,因为对我所看到的东西,我都不认为中立是很好的东西,我更相信它总是非常有害的。

对我来说,对交战双方保持中立几乎就是在寻求被蔑视和被憎恨。因为总有一方会这样对你,理由很简单,或是你从他身上获得了利益而没有帮助他,或是长时间和你联盟,你要遵从盟友的义务,当你不帮助他时,他就会恨你。另一方讨厌你是因为他觉得你胆小怕事,没有主张,很快你会得到“无用的朋友”“胆小如鼠之军”等称号,因此,无论哪一方获胜了都会对你进行伤害。

李维曾经说过“你的利益是第一位的,没有好处,没有尊严,你就会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

在双方交战的行为中,无数个恨你的理由会显现出来,这是必然的,因为很多时候第三方都会处于这样一种处境:他能采取很多方式帮助或阻止交战中的一方或另一方。所以,在战争开始的那天起,你总是会在短时间里被带到这样一个关口:你不愿公开地做出声明,但又不得不秘密地做出决定。就算你保持中立没有做出干预的决定,交战双方中也不会相信你一定会保持中立,即对你的中立立场保持严重怀疑。如果幸运女神慷慨地眷顾中立者,在战争过程中交战双方都没有任何理由憎恨他,当战争结束时,理由就会显现,因为所有在战争中被中立者伤害的人或者害怕中立者的人都会找胜利者寻求保护,他们会为胜利者提供憎恨你和与你冲突的理由。


马基雅维利曾经两论中立,并且长篇大论,原因是涉及到重大区域战争,多国牵扯其中,而区域诸多君主和领主都面临战争还是中立的决策,最终会直接影响他们以及国家的命运。显然,判断支持某一方或中立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你支持的那一方会不会取胜,没有人想去加入失败者的队伍,这就需要一系列对局势的评估。

在此基础上,中立经常被认为是成本最小,风险最小的选择,经常会得到赞成,而在作者看来,至少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他认为中立总是有害的。

他的理由在引文中说得已经很清楚了,但战争非儿戏,是否中立支持谁是多重考量,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也许历史能给我们一些经验和教训:

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比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更深刻的例子了。美国人轰炸中国大使馆的真实原因永远不会被公开,但我个人认为这种级别的反应说明这是中国在90年底经济稳定发展后在外交事务上的一次大胆的尝试,但美国人的反击显示了当时其一超的地位。

当然,最后这个事件得到了中国可以接受的解决,中美的实力对比也绝非99年可比,但它还是告诉我们认为“中立总是有害”的观点是有前提的,不是永远正确,会是多重的利弊权衡考量,如是否值得,对自己是否足够重要,是否会树敌过多等,归根结底在于引文中所说的自身的利益,否则会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


但即便如此,引文中有关中立的论述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实际上,在外交场上(不一定是战争),大国会经常性地面临支持谁和是否中立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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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10 23:2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8-10 23:40 编辑

堕落的人民即使获得了自由也很难维护这种有秩序的生活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提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人熟知的其他一些人民和城邦。我敢断定,无论如何严重和残暴的变故,都无法让米兰或那不勒斯恢复自由,因为他们的人民已经腐败。这一点可以从维斯康蒂死后所发生的情况可以看出来,尽管米兰希望恢复自由,但它不能也不知道如何维持自由。而在罗马,无数次骚乱非但没有对共和国造成伤害,反而有益于共和国,原因是它没有腐败,人们有美好的目标。

这个问题首先要界定作者所说的“自由”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他所指的使人民生活有秩序,消除腐败。由于作者经历了君主国向共和国的转变以及君主国的复辟,所以他在这件事上有切身体会。他认为建立共和国是维持这种“自由”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总之,可以做出如下结论,如果城邦不腐败,则骚乱和其他丑闻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如果城邦腐败了,再好的法律也毫无意义,除非这些法律由拥有极大权力的人提出,并确保他们得以实施,局势才能得到改善。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是否发生过或可能会发生。我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因腐化而陷入衰落的城邦能够重新崛起,那么他依靠的是在世的某位伟人的德行,而不是依靠保持良好秩序的大众的德行。一旦这个有德行的人死去了,它就恢复了原来的习惯。原因在于没有人有足够长的寿命可以把长期以来养成了坏习惯的城邦变好。一旦民众腐化了,城邦就很难治理好了,因为如果头领腐败,而城邦的躯干(人民)是健康的,那么只要更换首领就很容易过上有秩序的生活。但如果整个躯干(人民)腐化了,就很难有快速的好转,因为你不能替换掉整个躯干。

底比斯就是这样,当埃帕米农达斯还活着的时候,底比斯依靠他还能维护共和国的形式及其帝国,但是当他死后,底比斯就又陷入了它最初的混乱的状态,底比斯并没有足够长的寿命。

即使有这样的人又足够长的寿命,或者两个有德行有能力的人相继掌权,也无法保证城邦能够变好,人民能够从腐化的恶习中改变出来。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些人一死,还是要重蹈覆辙的。


作者在这一段提出了悲观的观点,即一旦民众和城邦腐化,则很难得到彻底的改变。原因在于对于城邦和人民来说,良好的习惯需要长时间的培养,而掌权者的寿命有限,即便有连续两个有德行的人相继掌权也无法保证能将腐化的城邦彻底改变过来,效果往往与掌权者同在,一旦掌权者不在,城邦会很快恢复混乱。

马基雅维利并没有给出他自己的长久的解决方案,显然这是个世界难题无论制度与否:即一旦城邦和人民腐败了,那么想要扭转这种局势,需要的是有德行有能力的掌权者,而且由于人的寿命有限,即便连续出现几个这样的人也没人能保证在他们不在后腐败不会反复。

马基雅维利曾经提到过一种极端的手法可能会有用,但他并没有具体指出,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因为这种极端的手法过于极端而显得不现实,可能会导致国家的瓦解。我个人认为他所想的很可能是彻底消除不平等,因为他认为不平等是腐败的源泉,但这显然是一个需要极端手法来支持的超现实主义方式,类似于文革那样的极端方式。


虽然如此,我私下认为腐败终归是人性的延伸,城邦的腐败是大多数人包括人民都腐化了失去了美好的目标造成的。如果要想治理腐败,建立并且维护不因领导人更替而大幅度改变的制度,经过长期的努力,也许腐化的人民也会发生重大改变,这可能是唯一现实可行却也不能保证千秋万世的办法。

腐败说到底是人性,而且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对于执政者来说也许担当生前事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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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15 13:04 | 显示全部楼层
雍正对付贪官三招

雍正有一个特点,他对官场上的流习和积弊都一清二楚。他知道官员搞贪污主要有三招:靠上司包庇、借钱粮充账、花小费报销。为此,他苦苦思索治理贪官污吏的对策,经过调研与反复思考,他终于想出了治理贪官的策略——先堵退路,后算账。

针对贪官的第一招,雍正的对策是派钦差大臣清理亏空。

雍正知道,如果不派钦差大臣,靠贪污犯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靠贪污犯的上司也同样不可行,因为没有一个贪污犯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贿送礼。

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此严重,贪官如此猖獗,他们居然毫无动作,那就只能是两种情况:要么是昏官,要么是庸官,靠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是不可能成功的。

只有派出钦差大臣才能彻底查清贪官污吏的情况。钦差大臣直属朝廷,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直接归皇帝领导,一定会尽心尽力,何况他们还想靠查除贪官污吏来邀功请赏呢。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雍正还想了一招令人叫绝的办法,他让这些钦差大臣带着一批候补官员去清查,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招妙棋,也是一招狠棋。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弥补,衙门的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不一样了,后来上任的人是来查账的,自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可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

针对借钱粮充账第二招,雍正下令所借钱粮全部充公。

贪官们应对检查的第二招是借钱粮来填补亏空。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的人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因为是官借,不但利息高,还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屡为贪官所用。

贪官们的这些伎俩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钦差大臣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下令,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就是官府的,为国家所有,所借钱粮别想收回去。这一来,谁都再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

针对第三招所花小费报销,雍正成立了“会考府”。

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从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

这样一来,部院长官无法贪污。既然部院长官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上面的亏空全部赖掉,也就不可能了。
贪官们应付检查的三种方法都被雍正堵死,他们也只好认账、认罪。

将贪官们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之后。雍正便开始“关门打狗”了。打的办法也有三种:一罢官,二索赔,三抄家。

罢官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的,即查出亏空后,勒令该官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必然是加紧盘剥百姓。正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结果,国库是充盈了,百姓却大吃苦头。雍正要改革,既要国富,也要民强,因此,他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一个被罢免的官员当然无法再鱼肉百姓了,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填补亏空。


今天闲聊两句,这是之前在别的网站闲逛时候看到的一篇文章,觉得和近日官媒上提到的地方债务稍微有点相似的地方(没记错的话那篇文章说的地方官员应付差事也是三招),拿出来做个引子,

我个人总觉得本朝与前朝有点和康熙与雍正朝有点相似,当然这完全是个人一种非理智的主观感觉,两三百年后的今天的世界和中国早已面目全非,任何新旧对比都只能是一种非理智的感性,所以纯属闲聊,因为马基雅维利的东西我基本已经写完了,资治通鉴大多是历史,看得累,而且司马光是不敢乱写和自由发挥的,这就让资治通鉴的含金量大大降低,更多的价值在于一个”史“字上。不过由于马基雅维利书里能写的东西我基本已经写完,以后还是会把精力放在《资治通鉴》上。


之所以有这种主观感觉是因为康熙开启了一个盛世,而在雍正接班的时候腐败现象丛生,雍正除了杀兄弟,诛年羹尧和隆科多巩固皇权之外,各种反腐手段强行实施,以至于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这如果放在今天将会是一个极高的评价。

显然,治腐败要有非常规的手段,雍正严厉的性格,对官场流习和积弊的了解,都让他与康熙有完全不同的治国风格,而且康熙以仁治国,又赶上一个盛世,为腐败提供了温床,在康熙身边看到仁治带来的副作用的雍正在腐败上下了大工夫,在位十三年,雍正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就是吏制清廉,以至于历史上 少有关于雍正朝在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描述。


我们看到前朝在经济上说应该是实现了连续高速发展,这当然与世界经济发展有关,并且在金融危机后增长速度下滑(即便是有4万亿),但需要承认前朝在经济发展上是一个盛世,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十年里有了飞跃。

本朝初始,经济进入了7.X%的增长时代,这依然是一个较高的增速,但与前朝相比有了一定的下滑,当然这里主要是因为客观因素(如世界经济放缓)和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造成经济放缓拖延到了今天。另外一个问题是财政,前朝财政连续多年高速增长,无论地方还是中央财政都有花不完钱的感觉,年末要突击花掉没有花掉的预算。即便是金融危机来袭,4万亿作为应对,我们依然发现政府的债务依然很低。


本朝初始,财政却成为了一个问题,不但地方债成为了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而且整个国家财政都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永远花不完了。


所有这些都与康熙,雍正两朝有相似之处,但都不及另外一个让人惊呆了的相似点,那就是对腐败的态度。


凡是关注中国时政的人都可以清晰地看出,本朝对腐败的态度是严厉的,多种手段齐发,我个人发现其中就有很多来源于对历史的领悟,比如中央巡视组。应该说,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如果民间还没有接收到这种信号,那么官场上已经明确地收到了本朝对腐败的态度。如果说本朝会把治理腐败和治吏当做一个重点来抓的话,恐怕只有没脑子的官员才会反对。 如果这种治理腐败的方法能够持续下去的话,虽然不敢保证”无官不清“,但吏制应该会有很大的改善。

治理腐败的另外一大福利是会给社会带来公平和稳定,使国家面临的一些风险被消除。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腐败和反体制的意识形态风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房价改变的是生活质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不会导致翻船)。如果腐败得到有效抑制,社会更加公平,那么民风也会改善,民众会更加理智,即便出现骚乱也不会对国家造成较大伤害。


我们看到了本朝对腐败的态度,显然在内政上是要有所作为的,如果能够在经济和外交上有让人满意的答卷,那么十年后我们也许可以说本朝超越了前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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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17 23:4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8-18 00:58 编辑

七国之乱--《资治通鉴》

七国之乱是我个人加的一个抬头,前因后果实在太长,于是就自己结合资治通鉴里的描述和自身理解写了这样一篇。汉朝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一次内乱,是汉景帝治国初期发生的一次全国性的地方联合反叛中央的事件,最终成为了内战,险些改朝换代,从起因,到交互,反复,各方应对和最终结果都反映了人类事件的不完美和不确定,然而在不确定中却有一些因素是确定的。

起因

汉朝在中国历史上是标准的封建社会,分封制是基本的政治制度,而七国之乱的起因在于吴王,被分封的同姓王,即世袭的皇亲同时也是地方长官,只不过这个地方长官在古代且在分封制下拥有兵权。吴王在景帝的父亲汉文帝在位时,还是皇太子的汉景帝刘启在于吴王的儿子吴太子下棋时因为摩擦一怒之下杀死了吴太子,当时两人都是十几岁的人,按照现代人的观点都是未成年人(很可能在上初中)。

死了儿子,吴王当然心疼而且生气,暴怒之下曾经对着送来的儿子的尸体说,天下都是刘氏的天下,死在长安就死在长安,何必送回来安葬呢?随后,吴王逐渐失了藩臣的礼数,不来声称身体有病不来朝拜皇帝。文帝曾经扣留并询问过吴国的使节,这让吴王非常害怕,后来一次吴王的使节告诉文帝吴王其实没有病只是害怕朝廷治罪,希望皇帝能够不追究以前的过失,让他改过自新。汉文帝随后释放了吴国使者,并给了吴王赏赐,念他年事已高不用来朝见。

我们看到汉文帝的这个处理算是仁君的处理,与文帝当时的治国理念(汲取秦国暴政以及刑罚过严的教训)和其本人性格相符,而且起到了效果,吴王谋反之心渐渐消除了。个人认为文帝的这个处理有一点不完美(下一段会提及),但整体看是可以的。而问题在于吴国恰恰具有足够的资历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吴国境内有冶铜,制盐的财源,便不向境内百姓征税;百姓应该为官府服役时,吴王发代役金另外雇人应役;其他郡国的官吏要来吴国抓捕罪犯,吴王公开阻止,不把罪犯交出去。这种情况持续了四十多年,我们注意这要远远早于皇太子杀死吴王之子。

换言之,吴王做的一些事情早就有不对头的地方,儿子死在刘启棋盘下让人汗颜,但这一私怨被带到了公事上,即政治场合。我们注意文帝在这件事上的处理整体看没有太大问题,且起到了实际效果,只是不让吴王来朝见稍微值得商榷(本身是为了建立信任安抚吴王),因为这违背了皇帝与封王之间的礼节。文帝更有问题的错误不在于这件事上,而在于是如何让吴国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即上一段所说的那些事。

贾谊与晁错的建议

个人曾经说过贾谊与晁错是文帝在位时最有才华建议最多的两个人,其中贾谊曾经长篇大论有关分封制容易造成地方王做大反抗中央的问题,这应该是当时王朝面临的最大的风险。贾谊曾经建议文帝削减封王的势力,约束同姓王的势力,但可以封更多更小的王,并派太傅(主要是副职等)约束封王的权力,但文帝出于种种不为人知的考虑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晁错在文帝在位时也曾直接建议文帝削减吴王的封地,但文帝仁厚没有采纳。

晁错建议削封,景帝开始削减封地


景帝成为皇帝后,贾谊早已经死了,晁错则更得景帝信任采取了更加激烈的方式建言,其主要观点为要削减吴楚齐等国的封地,因为这些郡国的封地已经占了全国的一半,过大;直接提出吴王的独立王国正在失去控制,吴王以吴太子之死为嫌隙不来朝见是大不敬。晁错甚至提出,现在的情况是削减吴王的封地他会造反,不削减他也会造反,削减他的封地会让他造反得快,祸害会小些;如果不削减他的封地,他日后有备而来而且势力更大祸害反而更大。

景帝下令公卿,列侯,宗室共同商讨这个问题,期间没人敢于晁错辩驳,唯有窦英(窦太后亲戚,有才华而且德厚,职位很高)坚持反对。

景帝最终采纳了晁错的建议,找了些借口开始削吴楚赵国和胶西王的封地。

景帝听信袁盎之词,为退七国之兵杀死了晁错

景帝与吴王有杀子之仇,但我们看到作为皇帝,景帝在削减封封地这件事上是走足了程序的,公开让几乎所有重要朝臣参与讨论,足见其重视,并且景帝削减了不只一个吴王的封地,这说明在这里景帝没有私心。

在这里存在一个判断,晁错到底有没有为景帝与吴王私怨着想的私心呢?我个人认为很显然晁错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原因很简单削减诸多封王的封地说明景帝没有私心,那么晁错也就没有了私心的起点。

随后吴王决心造反(至此晁错至少对了一半,削减其封地会让吴王更早造反),并且游说其他被削减封地的封王和其他一些封王联合起来以晁错乱政为名造反并发兵。

晁错与吴相袁盎关系不佳,而且曾经查办过袁盎接受吴王贿赂的事,最后袁盎被景帝贬为平民。在吴王造反后,晁错曾经准备严惩袁盎,认为他参与了密谋,但因为有人反对晁错犹豫不决。这件事被人告诉给了袁盎,袁盎非常害怕于是找到窦英(与晁错政见不同的人),求见景帝。见到景帝后,袁盎给景帝献言,认为造成当前七国之乱的祸首在于晁错,只要杀了晁错便可以解七国之危局。景帝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前思后想,相信了袁盎,并授意其他大臣寻找借口腰斩了晁错。

事实证明杀死晁错是大错

时任校尉邓公向景帝分析战争情况,在进见皇帝时,景帝问道:“你从军中二来,听说晁错被杀,吴国和楚国撤兵了没有?”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吴国准备叛乱已有几十年了,晁错只是个借口和起兵的名义,本意不在晁错,而且景帝这样做,士大夫恐怕都不敢进言了:晁错忧虑诸侯国势力过大危害朝廷,所以要求削减封地,这本是好事。计划刚刚实行,本人被杀,这对内堵塞了忠臣的嘴,对外替诸侯王报了仇,壮了威风和士气。

景帝后悔杀了晁错,最终依靠军事力量和杰出的军事人才周亚夫等,景帝才平定了七国之乱。


回头看,七国之乱的根本并不在于吴太子之死铸就的私怨,那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导致七国之乱的根本在于分封制下诸侯国同姓王过于强大尤其是拥有军权,这一风险在当今社会基本消除这一点在前面的文章里提到过。

我们在看,在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文帝和景帝特别是第一当事人景帝犯有决策错误,窦婴至少是判断失误建议错误,袁盎纯粹因为私利(面临自身生死)谏死了晁错,最终文帝留下大的周亚夫在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他最后也死在景帝手上)。

文帝的错误在于没有认清诸侯王做大的危害,并且放任吴王做大自己的独立王国,不朝见天子违反礼制;景帝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难以辨别形势,特别是无法分辨谁是因为私利在讨论公事,谁是在因公忘私(晁错的父亲多次劝晁错不要让建议人家骨肉相残,同姓王毕竟和景帝是亲戚,并且为此自杀),杀死了晁错,最后不但没有起到退兵的作用,反而涨了他人志气险些崩盘。

个人看晁错如果能再活一次肯定会改进两点:

1. 为人过于直率和不小心,有其性格原因,也有依赖景帝信任的原因,如果处理私人恩怨更加成熟,也许能够避免一些问题。

2. 过于专宠。晁错资历深,深得景帝信任,且能力强,是好事,但是过于专宠让他和景帝的关系难以长久,与其他朝臣关系不佳,否则景帝授意多个大臣治晁错的罪,为什么没有人会站出来指出局势所在和一些并不高深的道理呢?最终反而是在外打仗的校尉点名了浅显的道理。我想根本原因在于晁错专宠,没人愿意帮他说话。

事实证明,绚丽的东西都不能长久,很多事情看的是能走多远和走多稳,拼的是耐力而不是爆发力。
纯粹个人读书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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