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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10 23:2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8-10 23:40 编辑

堕落的人民即使获得了自由也很难维护这种有秩序的生活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提一下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人熟知的其他一些人民和城邦。我敢断定,无论如何严重和残暴的变故,都无法让米兰或那不勒斯恢复自由,因为他们的人民已经腐败。这一点可以从维斯康蒂死后所发生的情况可以看出来,尽管米兰希望恢复自由,但它不能也不知道如何维持自由。而在罗马,无数次骚乱非但没有对共和国造成伤害,反而有益于共和国,原因是它没有腐败,人们有美好的目标。

这个问题首先要界定作者所说的“自由”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他所指的使人民生活有秩序,消除腐败。由于作者经历了君主国向共和国的转变以及君主国的复辟,所以他在这件事上有切身体会。他认为建立共和国是维持这种“自由”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总之,可以做出如下结论,如果城邦不腐败,则骚乱和其他丑闻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如果城邦腐败了,再好的法律也毫无意义,除非这些法律由拥有极大权力的人提出,并确保他们得以实施,局势才能得到改善。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是否发生过或可能会发生。我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因腐化而陷入衰落的城邦能够重新崛起,那么他依靠的是在世的某位伟人的德行,而不是依靠保持良好秩序的大众的德行。一旦这个有德行的人死去了,它就恢复了原来的习惯。原因在于没有人有足够长的寿命可以把长期以来养成了坏习惯的城邦变好。一旦民众腐化了,城邦就很难治理好了,因为如果头领腐败,而城邦的躯干(人民)是健康的,那么只要更换首领就很容易过上有秩序的生活。但如果整个躯干(人民)腐化了,就很难有快速的好转,因为你不能替换掉整个躯干。

底比斯就是这样,当埃帕米农达斯还活着的时候,底比斯依靠他还能维护共和国的形式及其帝国,但是当他死后,底比斯就又陷入了它最初的混乱的状态,底比斯并没有足够长的寿命。

即使有这样的人又足够长的寿命,或者两个有德行有能力的人相继掌权,也无法保证城邦能够变好,人民能够从腐化的恶习中改变出来。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些人一死,还是要重蹈覆辙的。


作者在这一段提出了悲观的观点,即一旦民众和城邦腐化,则很难得到彻底的改变。原因在于对于城邦和人民来说,良好的习惯需要长时间的培养,而掌权者的寿命有限,即便有连续两个有德行的人相继掌权也无法保证能将腐化的城邦彻底改变过来,效果往往与掌权者同在,一旦掌权者不在,城邦会很快恢复混乱。

马基雅维利并没有给出他自己的长久的解决方案,显然这是个世界难题无论制度与否:即一旦城邦和人民腐败了,那么想要扭转这种局势,需要的是有德行有能力的掌权者,而且由于人的寿命有限,即便连续出现几个这样的人也没人能保证在他们不在后腐败不会反复。

马基雅维利曾经提到过一种极端的手法可能会有用,但他并没有具体指出,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因为这种极端的手法过于极端而显得不现实,可能会导致国家的瓦解。我个人认为他所想的很可能是彻底消除不平等,因为他认为不平等是腐败的源泉,但这显然是一个需要极端手法来支持的超现实主义方式,类似于文革那样的极端方式。


虽然如此,我私下认为腐败终归是人性的延伸,城邦的腐败是大多数人包括人民都腐化了失去了美好的目标造成的。如果要想治理腐败,建立并且维护不因领导人更替而大幅度改变的制度,经过长期的努力,也许腐化的人民也会发生重大改变,这可能是唯一现实可行却也不能保证千秋万世的办法。

腐败说到底是人性,而且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对于执政者来说也许担当生前事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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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15 13:04 | 显示全部楼层
雍正对付贪官三招

雍正有一个特点,他对官场上的流习和积弊都一清二楚。他知道官员搞贪污主要有三招:靠上司包庇、借钱粮充账、花小费报销。为此,他苦苦思索治理贪官污吏的对策,经过调研与反复思考,他终于想出了治理贪官的策略——先堵退路,后算账。

针对贪官的第一招,雍正的对策是派钦差大臣清理亏空。

雍正知道,如果不派钦差大臣,靠贪污犯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靠贪污犯的上司也同样不可行,因为没有一个贪污犯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贿送礼。

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此严重,贪官如此猖獗,他们居然毫无动作,那就只能是两种情况:要么是昏官,要么是庸官,靠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是不可能成功的。

只有派出钦差大臣才能彻底查清贪官污吏的情况。钦差大臣直属朝廷,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直接归皇帝领导,一定会尽心尽力,何况他们还想靠查除贪官污吏来邀功请赏呢。

在具体实施的时候,雍正还想了一招令人叫绝的办法,他让这些钦差大臣带着一批候补官员去清查,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招妙棋,也是一招狠棋。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弥补,衙门的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不一样了,后来上任的人是来查账的,自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可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

针对借钱粮充账第二招,雍正下令所借钱粮全部充公。

贪官们应对检查的第二招是借钱粮来填补亏空。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的人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因为是官借,不但利息高,还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屡为贪官所用。

贪官们的这些伎俩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钦差大臣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下令,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就是官府的,为国家所有,所借钱粮别想收回去。这一来,谁都再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

针对第三招所花小费报销,雍正成立了“会考府”。

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从此,各地方上缴税银或报销开支,各部院动用钱粮和报销经费,都要通过会考府会考(稽查核实),谁也做不了手脚。

这样一来,部院长官无法贪污。既然部院长官无法贪污,地方官员想通过花一点好处费,就把自己上面的亏空全部赖掉,也就不可能了。
贪官们应付检查的三种方法都被雍正堵死,他们也只好认账、认罪。

将贪官们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之后。雍正便开始“关门打狗”了。打的办法也有三种:一罢官,二索赔,三抄家。

罢官是针对所谓“留任补亏”的,即查出亏空后,勒令该官员在限期内补齐。但是,有哪个贪官会从自己身上挖肉下来填补亏空呢?必然是加紧盘剥百姓。正所谓“不取于民,将从何出?”结果,国库是充盈了,百姓却大吃苦头。雍正要改革,既要国富,也要民强,因此,他的对策是先罢官,后索赔。一个被罢免的官员当然无法再鱼肉百姓了,他们只能自己掏腰包填补亏空。


今天闲聊两句,这是之前在别的网站闲逛时候看到的一篇文章,觉得和近日官媒上提到的地方债务稍微有点相似的地方(没记错的话那篇文章说的地方官员应付差事也是三招),拿出来做个引子,

我个人总觉得本朝与前朝有点和康熙与雍正朝有点相似,当然这完全是个人一种非理智的主观感觉,两三百年后的今天的世界和中国早已面目全非,任何新旧对比都只能是一种非理智的感性,所以纯属闲聊,因为马基雅维利的东西我基本已经写完了,资治通鉴大多是历史,看得累,而且司马光是不敢乱写和自由发挥的,这就让资治通鉴的含金量大大降低,更多的价值在于一个”史“字上。不过由于马基雅维利书里能写的东西我基本已经写完,以后还是会把精力放在《资治通鉴》上。


之所以有这种主观感觉是因为康熙开启了一个盛世,而在雍正接班的时候腐败现象丛生,雍正除了杀兄弟,诛年羹尧和隆科多巩固皇权之外,各种反腐手段强行实施,以至于有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这如果放在今天将会是一个极高的评价。

显然,治腐败要有非常规的手段,雍正严厉的性格,对官场流习和积弊的了解,都让他与康熙有完全不同的治国风格,而且康熙以仁治国,又赶上一个盛世,为腐败提供了温床,在康熙身边看到仁治带来的副作用的雍正在腐败上下了大工夫,在位十三年,雍正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就是吏制清廉,以至于历史上 少有关于雍正朝在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描述。


我们看到前朝在经济上说应该是实现了连续高速发展,这当然与世界经济发展有关,并且在金融危机后增长速度下滑(即便是有4万亿),但需要承认前朝在经济发展上是一个盛世,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十年里有了飞跃。

本朝初始,经济进入了7.X%的增长时代,这依然是一个较高的增速,但与前朝相比有了一定的下滑,当然这里主要是因为客观因素(如世界经济放缓)和金融危机期间财政支出造成经济放缓拖延到了今天。另外一个问题是财政,前朝财政连续多年高速增长,无论地方还是中央财政都有花不完钱的感觉,年末要突击花掉没有花掉的预算。即便是金融危机来袭,4万亿作为应对,我们依然发现政府的债务依然很低。


本朝初始,财政却成为了一个问题,不但地方债成为了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而且整个国家财政都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永远花不完了。


所有这些都与康熙,雍正两朝有相似之处,但都不及另外一个让人惊呆了的相似点,那就是对腐败的态度。


凡是关注中国时政的人都可以清晰地看出,本朝对腐败的态度是严厉的,多种手段齐发,我个人发现其中就有很多来源于对历史的领悟,比如中央巡视组。应该说,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如果民间还没有接收到这种信号,那么官场上已经明确地收到了本朝对腐败的态度。如果说本朝会把治理腐败和治吏当做一个重点来抓的话,恐怕只有没脑子的官员才会反对。 如果这种治理腐败的方法能够持续下去的话,虽然不敢保证”无官不清“,但吏制应该会有很大的改善。

治理腐败的另外一大福利是会给社会带来公平和稳定,使国家面临的一些风险被消除。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腐败和反体制的意识形态风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房价改变的是生活质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不会导致翻船)。如果腐败得到有效抑制,社会更加公平,那么民风也会改善,民众会更加理智,即便出现骚乱也不会对国家造成较大伤害。


我们看到了本朝对腐败的态度,显然在内政上是要有所作为的,如果能够在经济和外交上有让人满意的答卷,那么十年后我们也许可以说本朝超越了前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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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17 23:4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8-18 00:58 编辑

七国之乱--《资治通鉴》

七国之乱是我个人加的一个抬头,前因后果实在太长,于是就自己结合资治通鉴里的描述和自身理解写了这样一篇。汉朝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一次内乱,是汉景帝治国初期发生的一次全国性的地方联合反叛中央的事件,最终成为了内战,险些改朝换代,从起因,到交互,反复,各方应对和最终结果都反映了人类事件的不完美和不确定,然而在不确定中却有一些因素是确定的。

起因

汉朝在中国历史上是标准的封建社会,分封制是基本的政治制度,而七国之乱的起因在于吴王,被分封的同姓王,即世袭的皇亲同时也是地方长官,只不过这个地方长官在古代且在分封制下拥有兵权。吴王在景帝的父亲汉文帝在位时,还是皇太子的汉景帝刘启在于吴王的儿子吴太子下棋时因为摩擦一怒之下杀死了吴太子,当时两人都是十几岁的人,按照现代人的观点都是未成年人(很可能在上初中)。

死了儿子,吴王当然心疼而且生气,暴怒之下曾经对着送来的儿子的尸体说,天下都是刘氏的天下,死在长安就死在长安,何必送回来安葬呢?随后,吴王逐渐失了藩臣的礼数,不来声称身体有病不来朝拜皇帝。文帝曾经扣留并询问过吴国的使节,这让吴王非常害怕,后来一次吴王的使节告诉文帝吴王其实没有病只是害怕朝廷治罪,希望皇帝能够不追究以前的过失,让他改过自新。汉文帝随后释放了吴国使者,并给了吴王赏赐,念他年事已高不用来朝见。

我们看到汉文帝的这个处理算是仁君的处理,与文帝当时的治国理念(汲取秦国暴政以及刑罚过严的教训)和其本人性格相符,而且起到了效果,吴王谋反之心渐渐消除了。个人认为文帝的这个处理有一点不完美(下一段会提及),但整体看是可以的。而问题在于吴国恰恰具有足够的资历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吴国境内有冶铜,制盐的财源,便不向境内百姓征税;百姓应该为官府服役时,吴王发代役金另外雇人应役;其他郡国的官吏要来吴国抓捕罪犯,吴王公开阻止,不把罪犯交出去。这种情况持续了四十多年,我们注意这要远远早于皇太子杀死吴王之子。

换言之,吴王做的一些事情早就有不对头的地方,儿子死在刘启棋盘下让人汗颜,但这一私怨被带到了公事上,即政治场合。我们注意文帝在这件事上的处理整体看没有太大问题,且起到了实际效果,只是不让吴王来朝见稍微值得商榷(本身是为了建立信任安抚吴王),因为这违背了皇帝与封王之间的礼节。文帝更有问题的错误不在于这件事上,而在于是如何让吴国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即上一段所说的那些事。

贾谊与晁错的建议

个人曾经说过贾谊与晁错是文帝在位时最有才华建议最多的两个人,其中贾谊曾经长篇大论有关分封制容易造成地方王做大反抗中央的问题,这应该是当时王朝面临的最大的风险。贾谊曾经建议文帝削减封王的势力,约束同姓王的势力,但可以封更多更小的王,并派太傅(主要是副职等)约束封王的权力,但文帝出于种种不为人知的考虑没有采纳这一建议。

晁错在文帝在位时也曾直接建议文帝削减吴王的封地,但文帝仁厚没有采纳。

晁错建议削封,景帝开始削减封地


景帝成为皇帝后,贾谊早已经死了,晁错则更得景帝信任采取了更加激烈的方式建言,其主要观点为要削减吴楚齐等国的封地,因为这些郡国的封地已经占了全国的一半,过大;直接提出吴王的独立王国正在失去控制,吴王以吴太子之死为嫌隙不来朝见是大不敬。晁错甚至提出,现在的情况是削减吴王的封地他会造反,不削减他也会造反,削减他的封地会让他造反得快,祸害会小些;如果不削减他的封地,他日后有备而来而且势力更大祸害反而更大。

景帝下令公卿,列侯,宗室共同商讨这个问题,期间没人敢于晁错辩驳,唯有窦英(窦太后亲戚,有才华而且德厚,职位很高)坚持反对。

景帝最终采纳了晁错的建议,找了些借口开始削吴楚赵国和胶西王的封地。

景帝听信袁盎之词,为退七国之兵杀死了晁错

景帝与吴王有杀子之仇,但我们看到作为皇帝,景帝在削减封封地这件事上是走足了程序的,公开让几乎所有重要朝臣参与讨论,足见其重视,并且景帝削减了不只一个吴王的封地,这说明在这里景帝没有私心。

在这里存在一个判断,晁错到底有没有为景帝与吴王私怨着想的私心呢?我个人认为很显然晁错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原因很简单削减诸多封王的封地说明景帝没有私心,那么晁错也就没有了私心的起点。

随后吴王决心造反(至此晁错至少对了一半,削减其封地会让吴王更早造反),并且游说其他被削减封地的封王和其他一些封王联合起来以晁错乱政为名造反并发兵。

晁错与吴相袁盎关系不佳,而且曾经查办过袁盎接受吴王贿赂的事,最后袁盎被景帝贬为平民。在吴王造反后,晁错曾经准备严惩袁盎,认为他参与了密谋,但因为有人反对晁错犹豫不决。这件事被人告诉给了袁盎,袁盎非常害怕于是找到窦英(与晁错政见不同的人),求见景帝。见到景帝后,袁盎给景帝献言,认为造成当前七国之乱的祸首在于晁错,只要杀了晁错便可以解七国之危局。景帝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前思后想,相信了袁盎,并授意其他大臣寻找借口腰斩了晁错。

事实证明杀死晁错是大错

时任校尉邓公向景帝分析战争情况,在进见皇帝时,景帝问道:“你从军中二来,听说晁错被杀,吴国和楚国撤兵了没有?”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吴国准备叛乱已有几十年了,晁错只是个借口和起兵的名义,本意不在晁错,而且景帝这样做,士大夫恐怕都不敢进言了:晁错忧虑诸侯国势力过大危害朝廷,所以要求削减封地,这本是好事。计划刚刚实行,本人被杀,这对内堵塞了忠臣的嘴,对外替诸侯王报了仇,壮了威风和士气。

景帝后悔杀了晁错,最终依靠军事力量和杰出的军事人才周亚夫等,景帝才平定了七国之乱。


回头看,七国之乱的根本并不在于吴太子之死铸就的私怨,那是一个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导致七国之乱的根本在于分封制下诸侯国同姓王过于强大尤其是拥有军权,这一风险在当今社会基本消除这一点在前面的文章里提到过。

我们在看,在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文帝和景帝特别是第一当事人景帝犯有决策错误,窦婴至少是判断失误建议错误,袁盎纯粹因为私利(面临自身生死)谏死了晁错,最终文帝留下大的周亚夫在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他最后也死在景帝手上)。

文帝的错误在于没有认清诸侯王做大的危害,并且放任吴王做大自己的独立王国,不朝见天子违反礼制;景帝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难以辨别形势,特别是无法分辨谁是因为私利在讨论公事,谁是在因公忘私(晁错的父亲多次劝晁错不要让建议人家骨肉相残,同姓王毕竟和景帝是亲戚,并且为此自杀),杀死了晁错,最后不但没有起到退兵的作用,反而涨了他人志气险些崩盘。

个人看晁错如果能再活一次肯定会改进两点:

1. 为人过于直率和不小心,有其性格原因,也有依赖景帝信任的原因,如果处理私人恩怨更加成熟,也许能够避免一些问题。

2. 过于专宠。晁错资历深,深得景帝信任,且能力强,是好事,但是过于专宠让他和景帝的关系难以长久,与其他朝臣关系不佳,否则景帝授意多个大臣治晁错的罪,为什么没有人会站出来指出局势所在和一些并不高深的道理呢?最终反而是在外打仗的校尉点名了浅显的道理。我想根本原因在于晁错专宠,没人愿意帮他说话。

事实证明,绚丽的东西都不能长久,很多事情看的是能走多远和走多稳,拼的是耐力而不是爆发力。
纯粹个人读书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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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21 23:2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8-22 00:06 编辑

文景之治?物极必反或是治国之方针

汉朝建国,承接的是秦末营造繁多而财力匮乏的疲困社会,纵是天子都不能配备四匹同样毛色的马匹拉车,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平民百姓没有积蓄。天下平定之后,高祖就命令商人不许穿丝织的衣服、不许坐车,并且加重征收他们的租税,用这些办法来控制和羞辱商人。孝惠帝和高后在位时,因为天下刚刚平定,又放松了限制商人的律令,但是商人的子孙,仍然不允许做官为吏。朝廷计算官吏俸禄和官府各项费用的总额,据此向百姓征收赋税。而自天子到封君的汤沐邑,都把山川、园池、市井商业税收作为各自费用的来源,而不向朝廷领取经费。经由陆路、水路运输到京师,供给各官府使用的来自于崤山以东地区的粮食,每年不超过数十万石。接着是孝文帝、孝景帝先后治理国家,清静廉正,谨慎俭朴,安养天下百姓,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无事,如果不发生旱涝灾害,百姓就可以人人自给,家家足用。城乡的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府库中贮存了剩余的物资;京城国库中的钱累积万万,串钱的绳子都已朽烂,无法清点数目;京城粮仓中的陈旧粟米一层盖一层,装满太仓而流出仓外,只好在外面堆积着,以至于腐烂而不能食用。百姓居住的大街小巷都可看见马,在田野间的马匹更是成群结队,骑母马的人要受到排斥而不能与人聚会。把守里巷大门的人吃的是白米好肉;做官的人长期任职,可在任期内把子孙抚养成人,有的人则把官名做为自己的姓。所以人人自爱而不愿触犯法律,以行义为先而避免羞辱。在这个时期,法肉稀疏,百姓富足,有人依凭钱财骄横不法,以至于兼并土地;那些豪强之辈,在乡间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享有封地的宗室 贵族、公、卿、大夫及以下官员,互相比赛谁更奢侈,房屋、车辆、衣服都不顾地位名分地僭越于上,没有限度。事物发展到鼎盛就会走向衰败,这本是变化的规律。从此之后,孝武帝对内穷奢极侈,对外攻打夷狄各族,天下萧条,财富全都耗费完了!


史学家对汉武帝的评价是很低的,有关文景和汉武帝的评价《资治通鉴》虽然对《史记》和《汉书》做了修正,但整体看延续了司马迁和班固对汉武帝的看法,但众所周知汉武帝与司马迁有非常重的私人恩怨,很难说有关汉武帝的记载是否没有私货在里面,这也是史的又一局限性所在。

上一段主要是资治通鉴有关文景之治的评价,整体来看,司马光与司马迁班固们的观点一致,对文景之治评价很高。

文景两朝的共同特点是四个字:休养生息。在文帝期间,整个国家一穷二白,需要的是发展,文帝是按照这个大方针来进行治国的,这体现在治国的方方面面。

文景两帝都重视农业发展,这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农业是经济之本和最重要的方面,抓农业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抓经济,为了农业的发展文景两帝甚至有抑制商业的举措,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为了把有限的生产要素更多地分配到对经济最重要的农业上。

我们还知道,早在文帝期间,封王的问题就被贾谊多次提及并制定了详细的削藩政策,但文帝都没有去实施,我想根本原因在于休养生息的大方针。对于外患匈奴,明明白白的强盗,文景两帝都主要采取了隐忍的政策,采用和亲来缓和关系。

个人看,这就是文景两帝的治国基本政策和逻辑所在,其个人色彩的东西会体现在其他风格上,但整体看不会影响大政方针,这是国情决定的。当然,文景之治相对前朝来说的确是治世,这是不争的事实,史学家给予其较高评价也无可厚非,但如何评价某一朝代不是本文所关心的。


经过文帝多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景帝时期,局势发生了变化:藩王越做越大,其壮大速度甚至超过了朝廷。尤其是吴国富甲一方,并且吴王已经公然建立起了独立王国。这个时候景帝以及晁错的判断是不削藩不行了,僵持下去对朝廷不利,这就是景帝做出削藩决策的根本所在,因为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不管过程怎样,景帝期间扫除了封王这个严重的内患,大大强化了王朝的实力,如果非要评价的话,景帝的成就高于文帝。在其他方面,景帝整体看沿袭了文帝期间的对内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匈奴依然是以忍为主,不爆发正面冲突。


到了汉武帝期间,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正如引文中所描述的那样,到了武帝逐渐成年后汉朝国力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汉武帝改变了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匈奴的政策,出现了连续的战争,虽然史学家对汉武帝评价很低,司马光的一句“从此之后,孝武帝对内穷奢极侈,对外攻打夷狄各族,天下萧条,财富全都耗费完了! ”已经算是比较客气的了,但如果制定和实施政策的角度看,这显然是非常不严谨的。因为汉武帝期间对匈奴的强硬政策,匈奴衰败了下去,在很长时间内扫除了这样一个如芒在背的外患和强盗,是有功绩的,当然,打仗有很大的代价,汉武帝晚年国家财富被耗费自己,也在其他方面犯了错误曾下罪己诏,老百姓生活也受到了影响,但一味地贬低是不客观不全面的,更何况汉武帝并不是汉朝衰败的开始。


实际上,汉武帝时期在外交,内政上的作为是远远超过文景二帝的,本文意不在评价,这里就不多表了。

总结一下这段历史,我部分同意司马光有关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鼎盛就会走向衰败的规律。王朝有兴衰,再强大的王朝也会有衰败的时候,中国历史上有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世界上有曾经的日不落帝国,鼎盛的苏联和90年代和21世纪初一超的美国,无不见证着王朝的兴衰。

但冥冥之中有很多事情又是人所能及的,王朝的兴衰终究由客观因素和人的种种决策导致的。也许尽人事是一种态度,听天命是一个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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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24 23:5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8-25 00:53 编辑

汉武帝时期外交政策的改变(上)

汉武帝即位执政初期,其外交政策逐渐开始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一. 汉武帝建元三年南部的闽越王攻打东瓯,东瓯向天子求援,汉武帝征调军队去援助,在汉军到达之前,闽越王军队就撤离了。东瓯王申请全国人内迁中原,得到朝廷批准,被安置在长江和淮河之间。这一次有关是否出征,史书记载汉武帝内部讨论是较为简短的,田蚡(汉武帝的舅舅武安侯)的意见越人相互攻击是常有的事,从秦朝时就被中原摒弃,不值得去援助。庄助的意见是需要出征以显示朝廷的恩德和威严,给其他邻国,藩属国和封国起到一个标杆的作用。汉武帝采纳了庄助的意见。

从这个决策来看,汉武帝在初步改变文景二帝以来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休养生息而对外不出头的方针,越不属于汉朝的管辖范围,越人之间相互攻击自秦朝以来是常有的事,朝廷都没有介入。在这件事来看,庄助很明显认为经过多年的国力增长汉朝已经有能力增加自己在周边的影响力,故而建言出征敢于邻国之间的战争,汉武帝采纳了他的意见,也说明了他对整个国家内政外交大政方针的初步定调,并且未损一兵一卒便获得了成功,将东瓯人纳入汉朝。

实际上,这个定调只是一个汉朝一系列外交政策调整的开始。


二. 汉武帝建元六年,又是闽越王攻打南越王,南越王求援。有了上一次的经历,汉武帝再次决定出兵,而且这一次是征调大军兴师动众出兵。这一次出现了严重的反对意见,淮南王刘安在朝廷决定出兵以后进言劝阻,长篇大论,从宏观战略到微观战术,从出兵成本到收益对比,从汉朝近年来的状况分析道南越和闽越的具体情况解读,淮南王的意见是很有技术含量的,尤其是其有关派一个使节就可圆满地解决此事,不需用十万大军的建议平心而论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最终开弓没有回头箭,汉军没有停步。

事实证明,这一次汉武帝又赢了:面对来势汹汹的汉军,闽越内部产生了严重政见不一,闽越王的弟弟与丞相,宗族贵族私下商议认为局势不利,出于恐惧和私人政治利益,他们联合起来杀死了闽越王,并且把人头交给了大行王恢(汉军出征的主将),王恢随机应变答应了闽越的求和提议,并且派人把人头交给汉武帝请其定夺。汉武帝认可了王恢的处理,并且下诏封没有参与这次谋划的闽越王的孙子以及杀死闽越王的弟弟为王并存。
回头看,闽越和南越是名义上汉朝的藩属国,实际上造就游离于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内,是不进贡的。闽越王攻打南越实际上并不受汉朝的制约,法理上基本不存在问题,这对汉来说是一个外交问题。汉武帝这一次的决策是不惜出重兵,实际上从淮南王的进谏来看,这一仗实际上是没有必胜把握的(闽越王的弟弟在谋反时也认为这一仗胜败都有可能),特别是战争成本会很高。

换言之,这一次的处理除了汉朝国力增加外,更多的是汉武帝个人风格主宰了决策过程。而实际上,这一次汉武帝又大获全胜,闽越内部因为外部压力发起了内部政变,白送了汉武帝一个大礼。本来需要一场成本很高的战争解决的问题又是几乎未损一兵一卒获得了预期的外交政策效果。

前两阵,汉武帝完胜,不可能有比这更完美的开局了,汉武帝以及中原王朝的声威初步奠定。

三. 匈奴和亲提议

同样是在建元六年,匈奴前来请求和亲交好。史书记载,当汉武帝让群臣议论的时候,只有了解匈奴情况的大行王恢主张拒绝和亲,出兵攻打匈奴,而大多数朝臣统一韩安国的意见,即同意和亲,原因是匈奴是游牧民族,难以彻底清除,大军深入是很危险的。
在这次和亲提议的处理上,没有太多的争议,汉武帝决定允许和亲。

我们看,与匈奴的关系应该是当时汉朝最重要的外交关系,而这一次当匈奴前来提出和亲的时候,汉朝内部已经有重要意见要拒绝,并且出兵攻打匈奴,这说明了当时汉朝国力的提升以及汉武帝外交政策的定调。

最终的决策说明在汉武帝眼里,对匈奴的战争是没有把握的,对这一最主要的外交关系处理很慎重,但身为大行的王恢居然主张攻打匈奴,可见汉朝当时具备了一定的与匈奴撕破脸通过战争解决问题的国力基础以及政治意愿。

四. 王恢献计:主动诱匈奴进入包围圈,一举歼灭
与匈奴和亲两年后即汉武帝元光二年(汉武帝执政后八年左右),雁门郡马邑县”豪强之士“聂壹通过大行王恢向汉武帝献计:利用刚刚与匈奴和亲建立起的边境吏民同匈奴的信任,用财利诱他们进攻边境,将其诱如汉军提前设下的埋伏,一举歼灭。

对这个来自一线的计谋,汉武帝动心了,召集群臣讨论。史书记载,这里产生了激烈的辩论,毕竟这牵扯到一次汉朝的重大外交政策调整。要么不动,要动就一定要成功,至少有较高的成功率。韩安国与王恢你来我往,激辩好几个回合,汉武帝最后采纳了王恢的主张,决定出兵伏击匈奴。

汉军暗地派聂壹当间谍,叛逃到匈奴那里,以马邑以及其他县的财物诱惑单于出兵,单于果然听信了聂壹的计划。聂壹杀死囚犯,假冒县令,县丞,并把人头挂在马邑城头给单于的使者看。单于大喜,率骑兵十万,越过边塞,进入武州塞。

汉军几乎倾巢而出,三十万大军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就等一战定乾坤。然而,单于十分谨慎,在距马邑一百里的地方发现牲畜遍野却没有一个放牧的人,感到奇怪,便攻打遂亭,俘虏了雁门郡的尉史,从他口中得知汉军的计划,于是撤离边塞,汉军计划落空。

而王恢按计划是负责在主力与单于交战时袭击后勤补给部队的,但由于单于撤军,王恢也就没有实施该计划。汉武帝以此为由要治王恢的罪。

实际上,这只是个借口,汉武帝是需要为这次重大战略调整没有成功寻找一个退路和台阶,而王恢由于是这次计划的主要提出者与实施者,被汉武帝处死以”向天下人谢罪“,最终王恢自杀。


这一次虽是诱敌出击,但终究是一次主动出击,汉武帝的意图显露无疑,和亲之好从此终结。匈奴从此多次袭击边塞,数不胜数,但两国贸易依旧,汉朝也不关闭边境贸易市场,两国还存在互利的贸易往来。


这次诱敌出击的计划是缜密的,经过精心设计有成功率的,最终没能成功有一定偶然性,是汉武帝外交场合一次重大尝试,但最终一失败告终,虽然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但改变了汉朝与匈奴双边关系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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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时  发表于 2013-8-30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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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28 23:5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8-29 01:18 编辑

汉武帝时期的外交政策(下)

汉武帝在位时间长达53年,《资治通鉴》里记载他的部分长达120多页,几乎等于汉朝前几个皇帝(包括开国皇帝)的总和。

内政方面:

在权谋之术上,由于汉武帝聪慧胜过爷爷和父亲,而其性格又与景帝相似且强于景帝,所以他的权谋之术甚于文景二帝,利用权谋之术汉武帝清除了所有对他威胁包括可能的威胁,无疑汉武帝是一个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帝王。

在用人上,启用并成就了卫青和霍去病,两人都是名将,其中霍去病更是传奇将领,屡次深入匈奴腹地立奇功。汉武帝几次公开招贤纳士,其中早期的招贤纳士有明显的政治原因,为了建立自己的班底,摆脱大臣以及后宫(太皇太后)的制约,并且在第一批招贤所使用的人当中还是颇用了些有真才实学的能臣,例如董仲舒等。中后期一来因为名臣被杀了很多,二来汉武帝执政时间长很多大臣都老了,竟然出现暂时性缺人的情况,所以又展开了一次公开的招贤纳士,补充了一些新鲜血液。尽管在这些人中存在滥竽充数的现象,但司马光在后来对汉武帝的最终评价里(刚看完这部分)在用人上给汉武帝的评价是高分。

在维护法律制度上,汉武帝是非常严格的,而由于那个时候刑罚十分严苛,即便是汉朝在秦朝的基础上有所改善但按照现在的标准看依然残酷,这就意味着很多人会因为小错而死或者致残,其中包括《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被施以宫刑因此而结怨,原因是他替投敌的将领说话,显然汉武帝认为这样的言论对军队会有极其负面的影响而采取了行动。

然而,汉武帝最让人记住的是他的对外政策,在其在位期间,大幅度提升了汉朝的国际地位,成为区域霸主(他甚至开创了一个民族:汉族):

1. 彻底改变了对匈奴弱势的局面,从向匈奴进贡成为了匈奴向汉朝进贡,匈奴被赶到了漠北的荒凉地区,匈奴对汉朝的威胁大大降低已无法威胁到其重要中心区域;

2. 汉朝开疆拓土,在匈奴曾经占有的地区设立郡县(如酒泉,敦煌等,保留至今)迁入住户,打通了与西域各国的交通要道,张骞出使西域逐渐造就了丝绸之路;

3. 继续用武力征服南越,闽越,滇国等南方藩属小国,并设立郡县直接纳入汉朝开疆拓土;

4. 东北方向征服了现在的朝鲜,奠定了朝鲜为中国藩属国的地位。




在汉武帝主动诱匈奴进包围圈企图全歼匈奴主力的那次计划失败之后,汉匈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和亲曾经带来的边境相对安全成为历史,汉匈边境冲突不断。由于国力提升,汉武帝采取了攻势,在重用卫青和霍去病之后逐渐占据了对匈奴作战的主动,特别是霍去病经常率骑兵深入敌后,长距离作战几乎从未败过,并且履立战功和奇功。

其中两次重要的标志性事件让匈奴彻底沦为区域二流强国:

一是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执政二十年左右)浑邪王归降率部众四万余人,大大地削弱了匈奴的实力,从此金成河西岸,傍南山直到盐泽一带就没有匈奴人了,只有少数匈奴的探马偶尔会来。

二是两年后的公元前119年,汉朝主动出击,卫青出赛一千多里,击败匈奴主力,险些杀死单于;霍去病更是出赛两千多里,擒获匈奴王宫贵族大臣八十多人,俘虏匈奴七万多人。这一役消灭匈奴八九万人,汉军死亡数万人。从此,匈奴迁到很远的地方,沙漠以南再没有匈奴的王庭了。汉军渡过黄河,开渠垦田,逐渐蚕食到匈奴旧地以北。


应该说这个时候是汉朝强盛的顶峰,其影响力直接达到西域各国(现在的中亚西亚),南及大夏国。


个人看,与匈奴的战争是必要的也是合时宜的,不但解除了一个如芒在背的外患,而且开疆拓土,增加了战略纵深和生存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原王朝的强盛和强国地位始于汉武帝,汉武帝正确地评估了两国国力以及军事实力对比,并且用人得当造就了多个传世名将(卫青,霍去病,李广),达到了外交政策目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后来,汉朝与大宛国(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或土库曼斯坦附近)发生矛盾和冲突,汉武帝派大军远征,诠释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威名,但这一战的战略意义和实际意义远低于与匈奴的战争,并且由于路途太远大大消耗了军事力量和国力,个人认为对当时的汉朝来说已经严重力不从心,劳民伤财。换句话说,这一仗是汉朝在自己国力和实力的边缘作战,对汉朝来说是十分危险的,更多的是一场面子战争。

在汉武帝执政后期,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再轻易动兵,在战争多年后重新回到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上。



班固对汉武帝的评价很高,认为如果以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能够保持文景二帝简朴的风格,那么就可以与古代圣王相比了。

司马光认为,汉武帝穷奢极欲,对内横征暴敛,对外用强,刑罚严苛,与秦朝时没有太大的分别,但之所以没有像秦朝一样灭亡,是因为遵循了先王的治国之道,善于用人,接纳刚直之人的谏言(汲暗这样的刚直之人活到了最后),赏罚分明,到晚年可以改正错误(指回归到休养生息的政策上),并且把继承人托付给合适的大臣(指托孤给霍光)。

我个人私下认为,说汉武帝奢侈不节俭较为符合事实,说对内横征暴敛有些夸大,此外司马光跳过汉武帝主要方面的功绩先谈及他的缺点原因在于他这本书是写给宋朝皇帝看的,而宋众所周知面临北患,司马光不想让宋朝皇帝难堪,其他方面的评价相对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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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秦始皇的宏愿——土地和人的统一  发表于 2013-8-30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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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8-31 23:4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9-1 00:22 编辑

地方与中央 赏功与罚错 执政者的取与舍 --- 永恒的矛盾

《资治通鉴》看到汉武帝,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位整体看较为成功的执政者,这一点在前面已经有过分析,其治国治吏有很多经验和教训,结合古今情况的异同个人简单总结一下。

前面在说七国之乱的时候曾经提到过汉朝实施分封制,而分封制往往会带来封王做大威胁朝廷的情况,汉武帝后来逐渐分解封王(这其实是贾谊最早的想法)让单个封王实力过大乃至出现独立王国与朝廷对抗的情况不复存在,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任命地方官员,即归朝廷直管,基本上解决了封王与朝廷权力斗争的问题。

但是地方与中央的问题显然不会如此简单,因为地方与中央不是简单的只有权争一层关系,中央希望地方官员能够管理好当地,发展好当地,即存在委托和授权关系。

在封王为主要地方官的时候,由于封王的土地归封王私有,封王对地方管理有全权并且直接对自己负责,这就使封王们治理和发展地方的积极性极高,朝廷基本不用担心封王不尽心治理地方,封王治理地方贯彻的是自己的执政理念,也不需要对朝廷负责,好坏都由自己担着,都是自家的事。


随着朝廷的实力越做越大,汉武帝越来越多地任命中央直管的地方行政长官如太守(这后来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封王争霸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一直延续到当代中国),但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地方行政长官(按照现在的情况说基本是省级行政长官)不再像封王那样对所管辖区域具有所有权(非其私有),且接受朝廷的任免对朝廷负责(不再是世袭爵位和封地),而且要贯彻朝廷的治理方针,其管理地方的积极性,自主性,收益都无法与封王期间相比,而且如何评判地方官员取决于朝廷。

由于这个转变,省级行政官员(如汉朝的刺史,太守以及后来清朝的总督等)的行为方式大大改变,如何行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皇帝)想要贯彻怎样的方针,有怎样的风格以及最主要的赏与罚。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当今的情形基本延续了这一状况:

当中央的大政方针是经济发展为主其他方面趋松的时候,地方官员是以GDP为纲,正所谓发展是硬道理,但会滋生其他问题,如为了发展牺牲环境,滋生腐败,地方债务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因为地方官员会明白中央的重点在于赏功而不在于罚错。

而当中央的大政方针趋紧,对地方行政长官管理趋严的时候,就会出现地方官员缩手缩脚无功即过甚至因为畏罪而瞒报的情况,因为他们会认为中央的重点在于罚错而不在于赏功,从而滋生出避险的动力高于出成绩的动力。

这恐怕就是那句似是而非的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所在,它实际讲的是赏与罚以及其对人们行为方式乃至事物发展的影响。


在汉武帝时期治吏是十分严格的,但也出现过很多意外情况,其中之一是由于当时盗贼横行,汉武帝直接追究两千石以上官员的责任,这就造成低级别官员和小吏变得无所谓,吸取教训后汉武帝决定惩罚所有高低级涉事官员,结果官员畏罪就开始勾结到一起而进行瞒报,以至于一时之间盗贼横行。

虽然上面只是一个片面的例子说的是老虎与苍蝇的问题,但说明了治吏的复杂性。


结合时事,我们发现这一届中央明显在给各级官吏以及国企发出一个信号:腐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件可能危及政权存亡的事,腐败无疑会是这一届中央的执政重点。

实际上,这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腐败不是一个简单的执政错误问题,而是一个底线问题,法律制度问题。但我个人认为,在从严治党从严治国的同时,要给地方官员发出正确的信号,即反腐败不意味着赏与罚的天平在严重倾向于罚,发展方式的改变对环境等的重视不意味着经济增长不再是功绩,赏与罚的天平依然是平衡的。


在现实里,我个人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缺陷的世界,事情往往不是那么简单和非黑即白。从严治吏必然会给官员带来更多的避险情绪,因为这在改变他们的成本收益风险对比以及对赏罚的心理预期,如何使用赏罚利器取决于决策者施政的取舍,而没有什么东西比取舍对于施政者更加重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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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4 23:58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9-5 00:35 编辑

功过霍光 -- 权臣与君主的那些事

后世的班固在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这么说的:霍光身受辅佐幼主的重托,掌握着汉朝的安危存亡,匡扶国家,安定社稷,维护汉昭帝,拥立汉宣帝,即使是周公、伊尹,又怎能超过!然而,霍光不学无术,不明大理,隐瞒妻子的邪恶逆谋,立自己的女儿为皇后,沉溺于过多的欲望,使覆亡的灾祸加剧,身死才三年,宗族就遭诛灭,实在令人悲哀!

司马光的评价是:“霍光辅佐汉朝,可以说是忠心耿耿,然而却终究未能庇护他的宗族,是什么原因呢?威严权柄,只有君王才能享有,如果由臣下享有,长期不归还君王,则很少能逃脱灭亡的命运。以汉昭帝的贤明,十四岁就能洞察上官桀的奸诈行为,原来可以亲理朝政了,更何况汉宣帝十九岁即皇位,聪明刚毅,了解民间疾苦,而霍光却依然长期专擅大权,不知引退,反在朝中广植私党,致使君王积蓄怨愤于上,官、民积蓄不满于下,咬牙切齿,侧目而视,都在等待时机发动。霍光自己能够免祸,已然是侥幸了,何况子孙更加骄横奢侈呢!尽管如此,假如当初汉宣帝专用官阶和俸禄赏赐霍光的子孙,使他们富有,让他们享用大县的收入,定期前来朝见皇帝,也就足以报答霍光的盛德了;而汉宣帝仍然让他们主持朝政,授以兵权,等到事态严重,这才对他们加以裁夺,以至他们恐惧怨恨,生出反叛朝廷的阴谋。这难道只是霍氏一家自己招致的灾祸吗?这也是汉宣帝酝酿而成的。

上面两段分别是班固和司马光对霍光辅政到霍光死后三年其后人两次密谋政变被发现最终被诛灭全族这段历史的评价。

《资治通鉴》里之所以有这么一段很长的评价,是因为霍光在被汉武帝托孤辅佐幼主之后,辅佐昭帝宣帝两位皇帝期间一直掌握着最高权力,他是这段历史的实际君主,对这段历史负责。

从这两段评价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班固与司马光分析问题角度的不同,司马光这一次一如既往地主要是从古代政治道德角度来分析霍光的,原因还是那个原因,就是司马光是给宋朝皇帝写的东西首先要遵从君臣之礼,这不是说《资治通鉴》在历史上不客观,而是他的“臣光曰”部分必须考虑到他这部书的政治性。

我个人看,对于霍光的评价要从汉武帝晚期开始说起。

霍光是汉武帝一手启用并缔造的汉朝名将霍去病的弟弟,霍去病是卫青(另外一个汉武帝一手提拔的功勋之臣)的外甥,卫青是皇后卫子夫的弟弟,霍去病在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中,霍去病每次都立有奇功,年纪轻轻就与卫青并列为大司马大将军,这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军委副主席。

霍去病二十四岁早逝,汉武帝虽为强势帝王执法相当严格,但毕竟是人,他对霍去病的死耿耿于怀,这从他让霍去病葬在自己陵墓旁边可以看出来。正因为如此,霍光在汉武帝执政中后期获得了重用成为了近臣。在汉武帝临死前,将文帝托孤给霍光,成为汉昭帝刘弗陵的辅命大臣,与车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共同辅佐朝政。

这是一个汉武帝为幼主汉昭帝精心布置的既能辅政,又能相互制约的权力平衡状态,汉武帝深刻地汲取了汉朝后宫干政的教训,狠下心来在自己死前杀死了汉昭帝年轻的生母和自己的宠妃,为小皇帝扫除了一大执政障碍。

霍光之所以能够在四位辅政大臣中脱颖而出成为辅命大臣,权力更加突出,个人看,根本原因在于汉武帝认为霍光循规蹈矩,中规中矩,遵守政治道德,又长时间在汉武帝身边有辅政经验,而托孤首先要的是一个忠字。

事实证明,汉武帝的眼光没错(霍光辅佐两位皇帝始终没有反意而且与两位皇帝关系都很好),布局也没有错,但他所布置的这个权力平衡很快被打破了,首先匈奴人金日磾在汉武帝死后第二年就病重死去了,而此后几年之内,上官父子与后宫的关系越来越亲密,通过与汉昭帝的姐姐长公主结盟把上官桀的孙女介绍入宫成为婕妤后封为皇后,上官父子的地位日益尊贵。其实之前霍光虽是辅命大臣把持朝政,但与上官桀的关系很好,他休假的时候就让上官桀代替自己办公(他完全可以不这么做),可见霍光是想维护朝廷的稳定,并没有大摇大摆地排挤上官桀,并且按照汉武帝的遗愿给自己和上官桀都封了侯。

但是由于上官安成为了国丈,汉武帝临终留下的权力平衡状态已经被打破,上官父子联合长公主皇后开始与霍光争权,首先他们设计陷害霍光,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十四岁的汉昭帝竟然识破了(这就是司马光所说的“以汉昭帝的贤明,十四岁就能洞察上官桀的奸诈行为”),但这件事最终没有暴露到上官父子那个层级没有波及到他们。

随后上官父子又进一步,联合燕王刘旦(汉昭帝的哥哥),长公主,与皇后设局谋反,但这件事被辗转暴露,上官父子以及其他谋反的重臣(包括另外一个辅政大臣御史大夫桑弘羊)都被杀死。

从此之后,霍光的权力无人牵制,汉武帝留下的权力制衡框架彻底不复存在,而皇帝年幼,霍光权倾朝野。实际上,历史上这种皇帝托孤成功的例子并不多,大多数都失败了,特别是在清朝,康熙与鳌拜关系无法维系以康熙获胜告终,咸丰死后留下的双皇后相互牵制并且与顾命大臣相互制约的权力平衡状态也以失败告终,最终造成慈禧在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位置上执政多年。


但这个时候说霍光专权是不客观的,因为汉昭帝只有十四岁,即使天资聪明也不可能从霍光手里接过权力执政,但汉昭帝身体一直不好群臣都知道这件事,在他21岁死时已经病了很多年了,在这种情况下霍光不把权力交给汉昭帝情有可原。随后,霍光立汉宣帝,汉宣帝是民间皇帝,即位三年后霍光就病重死去,这三年里霍光虽然依然掌握大权,但也在慢慢地交权,汉宣帝对霍光非常礼让,霍光也在逐渐地把权力交给汉宣帝,霍光死后汉宣帝掌握了最高权力完成了和平交接政权并且对霍光评价很高。

可以确定地说,汉武帝的眼光没有错,霍光按照古代政治道德来看是以一个忠臣的形象死去的,完成了政权交接的使命,这段时间内汉朝内外政策中规中矩,没有出现大的过失。

但是霍光的后人并没有像霍光那样,这就出现了司马光和班固在引文中提到的悲剧,霍氏在霍光死后被灭族。


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来看,权臣与君主的关系是很难维持的,这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是司马光提到的“威严权柄,只有君王才能享有,如果由臣下享有,长期不归还君王,则很少能逃脱灭亡的命运。”,这是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二是君主与权臣的信任问题,互不信任互相猜忌相互都没有安全感最终的结局往往非常糟糕,像汉文帝汉宣帝这样能与霍光保持良好关系实现政权交接的情况在历史上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不是权臣另立新君或者自己独掌大权(如慈禧,吕后,曹操)就是君主诛杀权臣(如康熙杀鳌拜),最高权力斗争如果没有法律界定和保护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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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7 23:5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9-8 00:28 编辑

汉宣帝二三事

史学家较为公认的汉宣帝之前的三位突出的无人能及的名臣是贾谊,晁错和董仲舒,这三个人能系统地阐述治国之道,其中贾谊的《治安策》更是上乘之作,形象地描绘了治国的一些重要原则和道理。

这三个人地位很高,但都没有直接处理过一般性政务,特别是像地方官那样处理政务。

在汉宣帝执政期间,少有像汉武帝期间那样的大事,一些一般性的君臣事件就成为了主要历史:

1. 赵广汉违法而死
京兆尹赵广汉喜欢任用那些世代为吏者的子孙中刚开始在官府任职的年轻人,专门锻炼他们的强猛和锐气。他们办事雷厉风行,无所回避,大多有胆识,不知犹豫为难,但最终却因此而败亡。赵广汉出于私人的怨恨,将一名叫作荣畜的男子判处死刑。有人上书朝廷告发此事,汉宣帝命丞相、御史负责审查。赵广汉怀疑丞相魏相的夫人曾杀死婢女,便打算用此事来威胁丞相,但丞相却加紧了审查。于是,赵广汉亲自率领官吏、兵卒进入丞相府,召丞相夫人前来,跪在院中接受盘问,并抓走了相府奴婢十余人。丞相魏相上书汉宣帝为自己辩白,汉宣帝命廷尉负责处理。经调查证明,是丞相自己因一名婢女犯有过失,加以责打,送到外宅后才死去,并非像赵广汉说的那样。汉宣帝厌恶赵广汉的行为,下令将赵广汉逮捕,关押在廷尉狱中。官吏和百姓听说赵广汉被捕,纷纷守在皇宫门前号哭,达数万人之多。有人说:“我活着对皇上并无益处,情愿代崐替赵京兆去死,让他留下来照管小民!”然而赵广汉终于被腰斩。赵广汉身为京兆尹,廉洁明察,以威严抑制豪强,使小民各得其所,受到百姓的思念和歌颂。


赵广汉在历史上是被记载为一个有能力的地方官吏,而京兆尹又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官,一般来说皇帝会任命政务娴熟办事能力强的人任职。有人举报赵广汉因为私怨而判处别人死刑,于是就出现了京兆尹与丞相之争,最终发现赵广汉是诬陷,汉宣帝决定依律办理这件事。

但赵广汉是干吏,在百姓中有很好的口碑,百姓纷纷为他求情,最终汉宣帝还是决定严格执法,腰斩了赵广汉,此后多年,继任的京兆尹都没有达到赵广汉的水平。

个人看,类似赵广汉这样的事情是君主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之一,极难处理,严格执法就是死罪,不执法则难以严肃法纪。这应该是古代政治的一个悲剧,过大的权力往往会带来难以挽回的错误。赵广汉作为干吏却因私怨杀人,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我个人相信他在报私怨的时候认为这样的事自己可以挡下来,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一场悲剧。

这件事,汉宣帝处理没有错,试想如果天子眼皮底下的地方官可以犯这样的错误而不被究,那么其他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又会怎样。

京兆尹是一个对能力要求高而又高危的位子。

2. 尹翁归注重官德

东海太守河东人尹翁归,因治理郡务成绩优等,被调入京担任右扶风一职。尹翁归为人公正、廉洁、明察,对郡中官吏和普通百姓的好坏及奸邪之徒的罪状无不尽知。他对治下每个县的情况都有专门记载,亲自处理各县的政务。凡遇下属处理事务过于苛急,他便命其稍加平缓;如属下官吏办事稍有懈怠,他则亲自查阅有关记载督促。尹翁归逮捕罪犯,都在秋冬考核官吏大会中,或出巡各县之际,而不在平日无事时进行。他逮捕罪犯,目的在于以一警百。官吏和百姓全都敬服,心怀恐惧,改过自新。尹翁归出任右扶风,选用清廉公正、疾恶如仇的官员担任高级职务;待人接物注重礼节,无论自己喜欢还是厌恶,都同样对待;但对违抗命令者,也必加处罚。然而尹翁归为人温和谦虚,从不依恃自己的才能看不起别人,因此在朝中尤其受人赞誉。


尹翁归以及以往的诸多事例说明,在中国官德和官品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至今未变。职位到达一定程度,一般都有过人之处,至少有较为突出的优点,少有无能之辈,到了这个阶段官德和官品的作用越来越大,会赢得他人尊重,积累威望。

3. 张安世收敛自家权势

张安世自认为父子都被封侯,权位太盛,便向汉宣帝请求辞去俸禄。汉宣帝大司农所属都内衙门单独为张安世收藏这笔无名钱,达到数百万。张安世谨慎周密,每次与皇帝商议大事,决定后,他总是称病退出。等听到皇帝颁布诏令后,再假装大吃一惊,派人到丞相府去询问。所以即使是朝廷大臣,无人知道他曾参与此事的决策。张安世曾向朝廷举荐过一个人,此人前来道谢,张安世非常生气,认为:“为国家举荐贤能,难道可以私相酬谢吗!”从此与此人绝交。有一位郎官功劳很大,却没有调升,自己去求张安世为他说话。张安世对他说道:“你的功劳很大,皇上是知道的,作人臣子的,怎么能自说长短处!”坚决不答应他。不久这位郎官果然升官了。张安世见自己父子地位尊显,内心深感不安,便为儿子张延寿请求出任地方官。汉宣帝任命张延寿为北地太守。一年多后,汉宣帝怜恤张安世年老,又将张延寿调回朝廷,担任左曹、太仆。

张安世是汉武帝时期名臣张汤的儿子,张汤被人陷害而死,汉武帝后悔恨,而且对其子还是不错的。张安世后来在汉宣帝上位时有功而当上了大司马而掌兵权,张安世的儿子也被封侯出现了一门三侯的情况。史书记载张安世与张汤一样性格十分谨慎,他自认为自己权位太盛,而又眼见霍光后裔因权力过大谋划造反而惨遭灭族,就在自己的言行上处处小心谨慎(这与卫青很相似),最终张安世一家的结局是很好的。

个人看,张安世的担忧不是过于谨慎,而是必要的,因为他家族的权位确实过盛有可能会威胁君主,在这种情况下如不极度小心谨慎自行控制自家权位,那么迟早会引起汉宣帝的警觉,从而考虑削弱张家父子的权位,那就有可能会有血光之灾,而张安世主动削位,打消汉宣帝的顾虑,汉宣帝自然也照顾了张安世。


上面三件事分别说的是权,法,德对于一个官员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高级官员。如果认为能力强而膨胀,那么久容易在权和法上出问题,只有小心谨慎,注重官德和官品才能驾驭自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能力越强反而可能会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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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11 20: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9-11 20:11 编辑

武汉帝二三事

1. 汲黯

汲黯为人,性情倨傲,缺少礼数,当面使人难勘,不能容忍别人的过失。当时武帝正招揽文学之士和儒家学者,武帝说:“我想要怎样怎样。”汲黯应声回答说:“陛下心中藏着许多欲望,而表面上却做出施行仁义的样子,怎么可能效法唐尧虞舜那样的治绩呢!”武帝沉默不语,接着勃然大怒,脸色很难看地宣布结束朝会,公卿大臣都替汲黯担忧。武帝退朝回到内宫,对左右侍从说:“汲黯的愚笨刚直也太过分了!”群臣中有人批评汲黯。汲黯说:“天子设立公卿等辅佐大臣,难道是让他们阿谀奉承,使君主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吗?况且,我既然已经处在公卿的位置上,如果只想顾全自身性命,那就会使朝廷蒙受耻辱,那怎么得了!”汲黯身体多病,病假将要接近三个月的限期了,武帝多次特许延长他休病假的时间,还是没有痊愈。最后病重时,庄助替他请假。武帝说:“汲黯这个人怎么样呢?”庄助说:“让汲黯任职当官,没有什么超越常人的才能;但要说到让他辅佐年幼的君主,会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先基业,有人以利禄引诱他,他不会前去投靠,君主严辞苛责地驱赶他,他*也不会离去,即使有人认为像孟贲、夏育那样勇猛无敌,也无法改变他的耿耿忠心!”武帝说:“说得对。古时有所谓的社稷之臣,说到汲黯,就很接近了!”


这据说是一个让皇帝碰到都只能沉默的人,为人正直,且极度耿直,当面给人难堪,从来只是就事论事甚至不顾及最基本的人情。

汉武帝几次对他曾经大怒,但最终汲黯不但没有被处罚,反而长时间在朝任职到老,风格和脾气一点没改,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说这种人不让人觉得讨厌是不可能的,恐怕家人都难和他相处,但正直+耿直让他愿意说别人不愿意说的话,正因为这一点他一直留在了汉武帝旁边,恨的时候恨死,劲过了还觉得这人不错。

汲黯没有魏征的才能,却起到了类似魏征的作用,是一面镜子。

2. 太子谋反

 臣司马光曰:作为君主,每一动静、措施都不能不慎重,内心想的事,外表必然会显露出来,天下人都会知道。那时,皇后、太子全部安然健在,汉武帝却下令将钩弋宫门称为尧母门,在名义上是不妥当的。正因为如此,才使奸猾之徒揣摩皇上的心意,认为他非常宠爱幼子,想立幼子为皇位继承人,于是产生出危害皇后、太子之心,终于酿成巫蛊祸难,可悲啊!

汉武帝晚期,太子谋反,最后被诛杀,起于巫蛊之祸且内情复杂,但司马光却在最开始的时候把原因归结到了这里。他认为这是汉武帝的错误,做了名义上不妥的事,给了奸猾之徒揣测的机会,最终产生出危害皇后太子之心。

实际上,汉武帝在权力交接这一关上并没有做好,太子死后传位给年幼的汉昭帝应该是汉武帝的失误,最终托孤给霍光,制造了不稳定的局面。

3. 人才

臣司马光曰:天下果然并非没有人才。汉武帝先是喜欢征服四周蛮夷建功立业,便有许多武勇猛不怕死的人充满朝廷,使其开疆拓土,无不如愿。到后来修养百姓,重视农业生产,又有赵过等人教导百姓耕耘,使百姓们获得很大的利益。同一位君王,前后的兴趣爱好迥然不同,而总有人才相应。假如汉武帝兼有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器度,来复兴商、周时期的太平盛世,难道会没有夏、商、周三代的辅佐之臣吗!

汉武帝的人才观是国家是不缺乏人才的,重要的在于如何发现人才,这个基本观点贯穿于汉武帝整个执政期的言行当中。汲黯曾经与汉武帝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认为他不珍惜人才杀得太多,但没有结果。

从司马光这段较为客观的评论来看,汉武帝执政期间是不缺人才的,无论汉武帝实施怎样的对内对外政策,总有足够的人才帮助汉武帝去实施,而且效果相当理想。这说明汉武帝善于发现人才和驱使使用人才,虽然杀了不少非常可惜,但正如司马光所说,客观事实是这个世界人才确实很多,需要的是锐利的眼睛和如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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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14 23:5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9-15 00:00 编辑

唐高祖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

最近因为搬家书又很沉没法带走全部的《资治通鉴》,就挑选了一本第四卷随身携带(汉朝最精髓的部分应该是已经看完了),而这一本主要是讲的唐史,从今天开始就研究一下唐史。

司马光说:将嫡长子立为太子,是礼制的正常法则。然而,高祖之所以拥有天下,完全是由于李世民的功劳。隐太子李建成平庸低劣,却位居李世民之上,所处的地位易生嫌猜,所拥有的权力相互威胁,兄弟二人必然不能相容。假如高祖有周文王的明智,隐太子李建成有泰伯的贤达,太宗有子臧的节操,(周文王姬昌舍弃伯邑考而立周武王姬发为继承人;吴泰伯让位于三弟季历;子臧将国王的让给他人而离国的节操)变乱又会从哪里产生出来呢!既然不能如此,太宗这才打算等待李建成首先发难,然后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样说来,太宗也是出于不得已,尚且算是做得较好的了。接着,李世民被各位下属施加压力,于是导致宫廷门前发生了流血事件(如淳说:杀人流血以至于像河水一般,称为喋血;效法古代的说:蹀就是用脚踩在地上;),对自己的同胞兄弟白刃相加,为后世讥评讽刺,真是太可惜了!一般说来,创立基业传给后世的君主,是子孙后代学习的典范(夫音同扶),后来中宗、玄宗、肃宗、代宗的帝位传承,能不是在对太宗的指顾与效法中找到借口的吗!



这是司马光对宣武门政变的一段评价和理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段保持了司马光一直以来的风格,是从礼制和政治道德来分析的。

李建成是嫡长子,立其为太子符合礼制,但李建成平庸低劣无法与文成武德的李世民相比,而且李世民战功卓著,甚至可以说高祖之所以拥有天下完全是李世民的功劳,秦王声望非常高,受众人景仰。

在这种情况下,唐高祖陷入了两难境地,无法做出选择,期间甚至有过让两兄弟各据一方并立为王的想法。

尽管如此,造成宣武门政变的最大责任人依然是高祖(宣武门政变的最终结果还好,没有造成国家分裂和更严重事件),而他的错误恰恰就在于没有做出选择,而是客观上造成事态一直发展下去,而且在过程中让朝臣和后宫都参与到了这场权力交接的权争中去,朝廷内外,军队后宫都结成了两党,甚至忠诚度超过了高祖。

这就造成了国家的不稳定,而最终两派无法并存,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地步,造成了惨剧。



司马光认为李世民的政变尽管也是被逼无奈,但这段政变的历史给唐朝后来的一些混乱开创了先例和制造了借口。


正如前面所说的,唐高祖最大的错误在于没有做出选择,一方面保留李建成的太子位置,另一方面不削弱秦王的势力,他实际上是在不作为。与司马光的观点不同,个人认为高祖有些过于拘泥于嫡长子这个礼制,尽管立嫡长子符合礼制,但在唐朝之前的历史上,不是嫡长子继位的例子比比皆是,多位明君均不是嫡长子,而立嫡长子的这个非绝对必要的礼制让高祖不舍得换掉李建成,而另一方面又不忍削弱战功卓著文成武德的秦王的势力。

如果高祖能够审时度势,在二人之间做出选择,就不会制造隐太子与秦王分庭抗礼你死我活的局面。


个人同意司马光有关秦王通过政变上位会给后世留下不良影响制造了不稳定因素,一个创造了盛世的皇帝是靠政变上位的这个事实开创了一个不好的先例:政变上台依然可以是明君。唐朝后来出现的一些列政治不稳定因素与这次政变是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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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18 23:5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9-19 00:12 编辑

唐太宗(1)

唐太宗和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有名的皇帝,汉武帝的主要功绩在于外交上,对内一般认为并不突出这与其性格有关也与他执政期间与匈奴的大规模作战有关,而唐太宗继承的是一个比汉武帝接手时要更强大的国家,尽管有来自匈奴的严重威胁甚至打到了长安脚下,但有隋朝的根基唐太宗拥有比汉武帝更多的资本,更大的回旋余地和更大的外交运作空间。

《资治通鉴》里的唐太宗执政史看了不多,初步感觉是如果说在外交上汉武帝与唐太宗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功勋帝王的话,那么在内政上两人则风格迥异,完全缔造了两个不同的王朝,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文化,民族发展轨迹甚至民族性格。

汉朝皇帝执政的特点之一是执法严格(非政治原因),即便是仁君文帝按照唐朝的标准看也算是个狠角色,我想这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汉唐两朝法律严格程度不同,汉朝的刑罚还是相当严苛甚至是残酷的,作为皇帝看到臣子有违法现象不能不罚以正朝纲,但稍微一较真就是个死刑;二是汉朝祖制要求严格执法,这被认为是汉朝能够强盛的基础之一,换言之,两个王朝的最基本执政纲领有所不同,用现在的话说党章和国法不一样。

除去这些大方向上的原因,一些细节也凸显唐太宗有着与汉武帝完全不同的执政理念,处事方式和迥异的风格,唐太宗很多的处理方式甚至让我个人感到无法言语的吃惊。


唐太宗还与一般的非开国皇帝有两点不同,

1. 虽然不是开国家帝,却在建国前从小就南征北战,有足够的军事经验和领军才能,甚至史学家评价唐高祖能打下天下完全依仗李世民,其在军中威望很高。

2. 通过政变上台,这决定了他上台后不能再立威了而是要安抚来平衡通过血腥政变上台后的政治形象。

下面说说唐太宗初期的几件事,

1. 和平削封王

起初,高祖想以加强皇室宗族的力量来威镇天下,所以与皇帝同曾祖、同高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即使童孺幼子均封为王,达数十人。  为此,太宗语气和缓地征求群臣的意见:“遍封皇族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利吗?”封德彝回答道:“前世只有皇帝的儿子及兄弟才封为王,其他宗亲如果不是有大功勋,便没有封王的。太上皇亲善厚待皇亲国戚,大肆分封宗室,自东西汉以来都没有如此之多。封给的爵位既高,又多赐给劳力仆役,这恐怕不能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吧!”太宗说:“有道理。朕做天子,就是为了养护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族呢!”十一月,庚寅(初五),将宗室郡王降格为县公,只有功勋卓著的几位不降。

这个问题让人感到非常熟悉,又是个封王的问题。这事的处理结果和汉景帝时期没有区别,那就是坚决削封王,封王对自己形成威胁是任何一个皇帝都接受不了的,结果几乎是注定的。李世民一个强势帝王,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只是他找了个借口,说自己做天子就是为了养护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族呢,而真正的原因是这时的唐朝在打下天下坐稳江山之后已经不需要通过加强皇室宗族的力量来威镇天下了,相反这个时候的封王反而容易造成对唐太宗的威胁,特别是唐太宗是政变上台的,他特别要注意这些可能再次政变的皇室宗亲尤其是封王们。

但即便是在与群臣这帮明白人议事的时候,唐太宗还是在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这与汉朝时的情况是不同的,这个不能说是好是坏,是优是劣,但是从这里可以感受到唐太宗是另外一个风格。
2. 君明则臣直

太宗担心官吏中多有接受贿赂的,便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试探他们。有一个刑部的司门令史收受绢帛一匹,太宗得悉后想要杀掉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道:“当官的接受贿赂,罪的确应当处死;但是陛下派人送上门去让其接受,这是有意引人触犯法律,恐怕不符合孔子所谓‘用道德加以诱导,以礼教来整齐民心’的古训。”太宗听了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对他们说:“裴矩能够做到在位敢于力争,并不一味地顺从我,假如每件事情都能这样做,国家怎么能治理不好呢!”


臣司马光曰:古人说过:君主贤明则臣下敢于直言。裴矩在隋朝是位佞臣而在唐则是忠臣,不是他的品性有变化。君主讨厌听人揭短,则大臣的忠诚便转化为谄谀;君主乐意听到直言劝谏,则谄谀又会转化成忠诚。由此可知君主如同测影的表,大臣便似影子,表一动则影子随之而动。

我们看到唐太宗和诸多皇帝一样也是个现实主义者,甚至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试探官员是否会接受贿赂,这可以算是不择手段了。民部尚书直言劝谏,这风险不小,特别是这是一位靠政变杀人上台的皇帝。没想到唐太宗不但纳谏,反而把这件事当做典型宣传给五品以上的官员。

我个人理解,这是发生在贞观元年的事,在政治上李世民还需要软化自己通过政变上台的形象,他想让更多的人敢说话,而民部尚书裴矩的建议又是合理的,就拿来当典型宣传了。但不要忘记了,在宣传这件事的同时,李世民也让五品以上官员都知道了自己的厉害,这是一个会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贿赂官员的皇帝,做事自然会谨慎。换言之,在宣传裴矩敢于直言的同时,李世民也低调地宣传了自己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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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21 21:48 | 显示全部楼层
心乱如麻,心力憔悴,身心俱疲,请原谅我今天实在是写不下去了,以后如果有机会再写吧。

点评

老大坚持啊,以你的大智慧,一切都不是问题,我们非常喜欢看你的时评及读书心得,每天都悄悄的刷新,希望能及时看到你的文章.  发表于 2013-9-22 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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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21 23:3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9-21 23:49 编辑

千古一帝 唐太宗(2)


这几天身心俱疲,只看了部分唐太宗的《资治通鉴》,今天也就无所忌讳,说说自己真实感受。


虽然之前一直对汉武帝评价较高,但主要是从其外交功绩来评论的,汉武帝有雄才大略,获得了极大的外交上的成功,但与唐太宗相比,优劣立见,尤其在内政上是不具备可比性的。汉武帝杀人如麻,难与他人相处,不喜欢纳谏,所以他无法任用大才,使用的更多的是听话的奴才。在汉武帝治下,是不可能出现贾谊,晁错这样的其祖父和父亲能任用的人才的。这可以从汉武帝的人才观中看出,汉武帝经常精心挑选一些人才来使用,但这些人一旦犯错便立刻按律诛杀,汲黯曾劝谏,说陛下招揽人才不易,但因为小错就随便诛杀不妥,天下人才有限是无法供应您无限的诛杀的。汉武帝哈哈大笑,说这世界上人才有的是,重要的是去发现,杀死人才可以再找,最终汲黯与汉武帝谁也无法说服谁。


唐太宗文成武德,有着极高的智慧,伟大的人格,他经常使用中性的手段解决问题。看了《资治通鉴》就能明白,这是一个让人不得不佩服的皇帝,正所谓千古一帝,要多少偶然凑在一起才能有这样一个人出现,让人不得不感慨。

起初,我个人认为唐太宗的一些内政上的做法是有意安抚,软化其政变上台的血腥形象,但长期看下去发现一个皇帝的性格,气质毫无疑问会影响其决策方式和风格。

唐太宗之所以内政上获得巨大成功,盛唐之所以为无法复制的盛唐绝不是偶然。

1. 不使用权谋小计

有人上书请求除去奸佞之人,太宗问:“谁是奸佞之人?”回答道:“臣我身居草野,不能确知谁是奸佞之人,希望陛下对群臣明言,或者假装恼怒加以试探,那些坚持己见、不屈服于压力的,便是耿直的忠臣;畏惧皇威顺从旨意的,便是奸佞之人。”太宗说:“君主,是水的源头;群臣,是水的支流。混浊了源头而去希冀支流的清澈,是不可能的事。君主自己做假使诈,又如何能要求臣下耿直呢!朕正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看见前代帝王喜好用权谋小计来对待臣下,常常觉得可鄙。你的建议虽好,朕不采用。”

前面说过,太宗曾经秘密派人贿赂官员以查看官员是否守节,后经民部尚书劝谏而改变主意并且向五品以上官员公开宣传。

但从上面这一段可以看出,太宗的执政观念发生了改变,走上了正道和大道,不适用权谋小计。太宗给的理由非常有说服力,从根本上说是以正气来维持朝纲,不因小利而损害朝纲。

但太宗能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德行,功绩和能力可以驾驭这样的事,否则很可能会遭人轻视。

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严厉和仁慈是两种风格,有利有弊,但能否很好的驾驭取决于个人品质和德行。

2. 长孙顺德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送的绢帛,事情暴露,太宗说:“长孙顺德如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他共享府库的资财,他何至于如此贪婪呢!”太宗仍爱惜他有功于大唐,不予惩罚,反而在宫殿上赐给他数十匹绢帛。大理寺少卿胡演说:“长孙顺德贪赃枉法,犯下的罪不可饶恕,为什么又要赐他绢帛呢?”太宗说:“如果他有人性的话,得到朕赐给绢帛的羞辱,远甚于受到刑罚;如果不知道羞耻,不过是禽兽而已,杀他又有何用呢?”

长孙顺德犯了贪污罪,大理寺认为罪不可恕,然而唐太宗却做了一个让人感到吃惊的决定,不究。

按理说,这类事件即便严肃处理也无可厚非,可以树立典型严肃朝纲,正所谓功不能抵过。

但太宗念其功绩没有杀他,反而赐他绢帛,这一招下来,长孙顺德只要稍有羞耻心必然感恩戴德,从此不接受贿赂。

问题是,这样的处理会给群臣发出怎样的信号?他们会认为太宗软弱,包庇,不严明法纪吗?真实的心理难以核实,但太宗这一招也算特事特办(正常情况下其执法严明),正如马基雅维利所描述的那样,唐太宗自身的品质和德行使他做出这样的决定后没有出现糟糕的局面。

3. 轮流接见在京五品以上官员

贞观元年三月,太宗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朕年少时喜好弓箭,自认为尽得其妙。近日得到良弓十数把,拿给弓工看。弓工却说:'这些都不是好弓'。朕问其中缘由,弓工回答说:'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发箭不直,所以说不是良弓'。”朕才有所领悟,朕以弓箭平定四方,用的弓多得去了,而仍然不得其理。况且朕有天下日子很短,懂得理政的道理,当然比不上弓箭之理,弓箭之理我尚且有很大的失误,更不用说理政的道理了啊!”于是下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夜班,太宗多次接见他们,询问民间百姓疾苦和政治得失。

千古一帝果然名不虚传。从简单的弓箭上见自身得失,并及时加以修正,竟然令所有在京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值夜班,并多次接见,询问百姓疾苦和政治得失。

这一招有几利:

1).与平日自己不能接触到的相对较低级别的官员接触,能够知道一些真实的情况和政治得失,广开了言路。

2).不耻下问,礼贤下士,拉近了与群臣之间的距离。

3)越级会见下属本来是需要避讳的,但太宗见了所有在京五品官员,没有亲疏远近之分,没有人能说出话来,也无所谓政治敏感性。

4)团聚了人心,读书人的心真的很容易得到,一丝丝温暖,一点点尊重就能换来群臣和百官对太宗的爱戴,也就减少了官员们腐败受贿的动机。


个人看法,作为一国之决策者,政务是非常繁杂的,历史一次次证明,新皇帝永不了多久就会发现无论自己能力再强都有力所不及之处。即便是严苛勤政出名的雍正,到了后期也是心力憔悴,力有不逮,甚至晚年好色,这有弥补之前损失的意味。
唐太宗三十岁左右明白了这个道理,要想图强,必须依靠群臣,发挥这些人的主观能动性,上面这个做法是非常大的恩典。表面上看,皇帝花了大量时间与官员们相处,这些时间可以用来其他用,但这里的每一秒都是值得的,因为这些时间暖了官员的心。

唐太宗屈尊与值夜班的群臣相处,了解政事民情是小,温暖官员的心是大,回报必定是大大的。



虽然最近有很多事,但这个读书体会还会继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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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25 23:4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9-26 00:03 编辑

唐太宗(3)

贞观元年实际是唐太宗即位的第二年,因为武德九年玄武门政变是在年初,整个武德九年都是唐太宗在执政,这一年突厥的颉利可汗趁唐朝内乱兵临长安,唐太宗智勇双全恩威并施,与突厥签了和平协议。

转过年来的贞观元年,《资治通鉴》竟然写了10页(文白对照版),这也算是很长的一年了,算上武德九年,太宗在前两年里的政策选择和一系列君臣事迹基本让人看到了他的执政理念和风格。

善于纳谏

纳谏对于君主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那意味着接受他人的批评或规劝,对于一个君主来说如果别人一批评就改变主意,那么就很容易遭他人轻视,更有甚者被认为没有主见。

但人无完人,一个人有优点必然会有缺点,不可能没有思虑不周额时候,凭借一个人的力量治国更是不可能的,能明辨是非善于纳谏的君主不但不会遭人轻视反而会赢得更高的权威以及群臣的爱戴。纳谏还可以提高大臣的积极性,从侧面维护政治稳定。

唐太宗在这两年里曾多次纳谏,但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一个没有主见和无能的皇帝,原因之一在于他在纳谏的同时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主张。在纳谏的同时,唐太宗也曾多次与大臣们辩论并且以理服人,让大臣们心服口服。

我想,纳谏与否是一个重要的风格问题。这在《君主论》里也有提到,有的君主不喜欢与大臣们讨论国家政事,大臣们存在的意义更多的是去执行,有的君主无论自己是否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和主张都愿意和群臣商议,马基雅维利强烈推荐后者,理由应该和上面提到的道理是一致的。

在这个问题上,张玄素在与唐太宗讨论为政之道的时候曾经说过:“隋朝皇帝好独揽各种政务,而不委任给群臣;群臣内心恐惧,只知道禀承旨意加以执行,没有人敢违命不遵。然而以一个人的智力决断天下事务,即使得失参半,乖谬失误之处已属不少,加上臣下谄谀皇上受蒙蔽,国家不灭亡更待何时!陛下如能慎择群臣而让他们各司其事,自己高拱安坐、清和静穆,考察臣下的成败得失据以实施刑罚赏赐,国家还能治理不好!而且,我观察隋末大动乱,其中想要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人而已,其余大部分都想保全乡里和妻子儿女,等待有道之君而归附。由此可知百姓很少有好作乱的,只是君主不能使他们安定罢了。”太宗欣赏他的言论,提拔他为侍御史。”

张玄素所说的道理基本和上面讨论过的相一致,他推荐的为君之道是“慎择群臣而让他们各司其事,自己高拱安坐、清和静穆,考察臣下的成败得失据以实施刑罚赏赐”。

这是一个有道理的论述,深得太宗欣赏,但我个人相信太宗没有照单全收。原因在于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事情,万事讲究平衡,事必躬亲固然不是为君之道,但所有事情都让大臣去做而自己不去理会也是不可能的,事必躬亲的另外一个极端不理政务显然更加危险。

况且,这里还存在一个放权的问题,过度放权是有政治风险的。


我想这里最重要的是励人之道,发挥下属的积极性,征求下属的意见,并且给予他们相应的执行职责,让他们感觉他们的意见被参考,至于决策那当然是永远也不能放的。


赏罚分明,大公无私,使天下人心服

唐太宗是一个赏罚分明,总体印象大公无私的皇帝。

1. 在赏上,做到有功即赏:以任何标准衡量唐太宗都是一个善于施恩的君主;但不无功嘉奖:施恩都施在了正事上,即便是在提拔《大宝箴》进献者张蕴古的时候也是因为该书提到的治国之道让太宗欣赏。

2. 在罚上,做到既不包庇,也不过度惩罚。

3. 在涉及到类似比较重大的赏罚问题时会与当事人或者大臣们一起公议,尽量做到让大臣们心服,大公无私。

己酉,(二十四日),太宗与群臣当面议定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田邑,命陈叔达在宫殿下唱名公布,太宗说:“朕分等级排列你们的功劳赏赐,如有不当之处,可以各自申明。”于是各位将领纷纷争功,议论不休,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我感到难以心服。”太宗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这也是自谋摆脱灾祸。等到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余部,叔父丢兵弃甲,望风脱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论功行赏,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叔父您是皇族至亲,朕对您确实毫不吝惜,但不可循私情滥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众位将领于是相互议论道:“陛下如此公正,即使对皇叔淮安王也不循私情,我们这些人怎么敢不安本分呢。”大家都心悦诚服。房玄龄曾说:“秦王府的旧僚属未能升官的,皆满腹怨言道:‘我等跟随侍奉陛下身边,也有许多年了,现今拜官,反而都在前太子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后面。’”太宗说:“君主大公无私,因此能使天下人心服。朕与你们平日的衣食,都取自百姓。因此设官吏定职守都是为了百姓,理应选择贤才加以任用,怎么能以新人旧人来做为选拔人才的先后顺序呢?如果新人贤能,故旧不才,怎么可以放弃新人而只取故旧呢!现在你们不论其是否贤能而只是怨声不断,这岂是为政之道?”

这一段是讲唐太宗与群臣面议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问题,因为长孙无忌与太宗是布衣之交,且与皇后为兄妹,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太宗是否徇私的问题。一般来说,皇帝没有义务把这件事拿出来与群臣面议。

太宗之所以把这件事拿出来公议,是为了让群臣心服,即自己把握的是论功行赏的原则。其实这里显然也有关系远近和与长孙无忌信任的问题,但太宗给长孙无忌加官进爵确实有其足够的依据,并且当着群臣的面说服了淮安王李神通等不服的皇亲。

因为长孙无忌等人所涉及的官职和爵位非常高,尽管在公议之前太宗早就做了决策,但还是把这件事拿出来公议,为的是让群臣明白自己对待秦王府的人(自己人)和其他人都是论功行赏,凝聚人心,匡正朝纲。


维护法律,不惜“失信”于天下

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耿直,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令他们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被发觉的,太宗要践行诺言杀掉他。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太宗大怒道:“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的假冒,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再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如此执法,朕还有何忧虑!”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国内没有冤案。

这一段说的是太宗被自己提拔的大理寺少卿戴胄阻拦执法。唐太宗对于戴胄“按律应当流放”的上奏非常恼怒,但戴胄的谏言不但有理(维护法律)而且得体(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太宗在盛怒之下依然纳谏。

这种事情在当时社会非常是少见的,戴胄维护了法律也就是维护了唐太宗最大的信用,从而赢得唐太宗的信任。

而唐太宗任用戴胄并且多次接受有冒犯性的劝谏实际上就是对法律最大的维护,这也使君主执法(执法对象一般都是官吏)的随意性大大降低,给群臣传达了清晰的“法制”信号。

《大宝箴》

前幽州记室参军、直中书省张蕴古,呈给太宗一篇《大宝箴》。大略写道:“圣人上承天命,拯黎民于水火,救时世之危难。所以以一个人来治理天下,而不以天下专奉一人。”又写道:“内廷重屋叠室、宽大无比,而帝王所居住的不过一片狭小之地;他们却昏庸无知,大肆修筑瑶台琼室。席前堆着山珍海味,而帝王所吃的不过合口味的几样;他们却忽发狂想,堆糟成丘、以酒为池。”又写道:“不要无声无息、糊里糊涂,也不要苛察小事,自以为精明,应该虽有冕前的垂旒遮住双眼却能看清事物的未成形状态,虽有纩挡住耳朵却能听到尚未发出的声音。”太宗深为嘉许,赏赐给束帛,任命他为大理丞。

个人理解,用现在话说这里面说了几个道理,

1.治理天下在于一人(即决策在于一人),但不是以天下专奉一人(即决策过程不是一人);

2.君主需要节俭,控制自己的欲望;

3. 要察,否则是无声无息稀里糊涂;但不能至察和苛察,自以为精明。最佳的状态是“虽有冕前的垂旒遮住双眼却能看清事物的未成形状态,虽有纩挡住耳朵却能听到尚未发出的声音”,个人理解还是全都得察,只是有的事要究,有的事不究,有的事看似小事实则如果形成趋势反而是大事,有的事则可以任其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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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9-28 20:5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9-29 01:26 编辑

唐太宗(4)

唐太宗即位后,虽然当年就面临颉利兵临城下的威胁,但是那主要是针对唐朝政变而采取的尝试性进攻策略,并不是两国国力差距造成的。在那之后,匈奴就不再是唐朝的现实的威胁,这主要是两国国力差距过大造成的。

唐太宗即位后的当年也并没有面临政变上台一般所面临的叫多的反对声音和反叛现象,更多地采取了安抚政策,所以唐太宗几乎从当年开始就把工作重心放在了治国上。

贞观元年也就是唐太宗执政第二年,唐朝部出现过一两次叛乱但都微不足道很快被处理掉了,与外部没有发生战事,唯一的一次面临是否用兵的时候唐太宗选择了听取魏征的意见,用外交手段避免了战争。

这一节接着上一节说一说唐太宗在贞观元年的一些事迹。


派遣使节安定岭南

岭南部落首领冯盎、谈殿等人互相争斗,很久没有入朝。各地方州府前后十几次奏称冯盎谋反,太宗命令将军蔺等人征发江、岭数十州兵马大举讨伐。魏徵劝谏说:“中原刚刚平定,岭南路途遥远、地势险恶,有瘴气瘟疫,不可以驻扎大部队。而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不宜兴师动众。”太宗说:“上告冯盎谋反者络绎不绝,怎么能说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呢?”魏徵答道:“冯盎如果反叛,必然分兵几路占据险要之地,攻掠邻近州县。现在告发他谋反已有几年了,而冯氏兵马还没出境,这明显没有反叛的迹象。各州府既然怀疑冯氏谋反,陛下又不派使臣前去安抚,冯氏怕死,所以不敢来朝廷。如果陛下派使臣向他示以诚意,冯氏欣喜能免于祸患,这样可以不必劳动军队而使他顺从。”太宗于是下令收兵。冬季,十月,乙酉(初六),派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旌节往岭南慰问冯盎,冯盎则让他的儿子冯智戴随着使臣返回朝廷。太宗说:“魏徵让我派遣一个使者,岭南就得以安定,胜过十万大军的作用,不能不加赏。”赐给魏徵绢帛五百匹。

这段又让人感到很熟悉,在汉武帝即位初期同样面对来自南越诸国的“反叛”(实际是外交政策),当时汉武帝选择动武,淮南王曾经长篇大论劝谏,他的意见是派遣使节就可以平乱,不需要大军。说淮南王当时有其他方面的私心我个人不太相信,淮南王初衷还是为汉武帝出谋划策,进而维护与新皇帝的关系。

但是汉武帝刚刚即位,且其性格刚烈,选择了出大兵,但敌人内部出现政变,让汉武帝不战自胜,从结果看汉武帝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既达到了完胜又巩固了皇权,是一个典范。

这也开启了汉武帝在外交上无往而不胜的大幕。

面对相似的情况,和来自魏征的与淮南王类似的劝谏,唐太宗做出了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派遣使节。这也让我颇感到不解,当时唐朝的家底比汉武帝时期要好得多,也是经历改朝换代不久(大乱刚刚结束),出兵平乱的风险大大低于当时汉武帝出兵时的风险(汉武帝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南越诸国一战能否赢是未知数),这个时候出兵平乱可以巩固太宗的皇权,获得外交上的成功,就算唐太宗出兵也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低风险高收益的举动,很可能会被历史所传诵。

但唐太宗听取了魏征的意见,选择了派遣使节,问题同样得到了解决,而且在获得成功后唐太宗大赏魏征,肯定他的建议。

这里我只能用执政理念和性格来解释这一决策,其实这一风格完全符合唐太宗的处事方式,即不在没有必要的事情上纠缠,浪费资源。

这段历史也说明在面对同样的情况不同的决策者会有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结果难以预料,有可能是不同的选择都成功了即殊途同归(如汉武帝与唐太宗的情况),也有可能造成了成功和失败的区别。

这真是个有趣的世界。

我们回头看,汉武帝的处理获得了更大的外交成功,给汉朝增加了威严,使其在外交上树立了大国的声威,唐太宗的做法同样达到了目的,节约了资源修养了生意。


良臣与忠臣

有人告发右丞魏征偏袒他的亲属,太宗派御吏大夫温彦博查问,结果查无实据。此次事件中,魏征向唐太宗灌输了君臣一体论,要求之间应彼此竭诚相待。魏征说,很荣幸能为陛下做事,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问:“忠、良有什么区别吗?”魏征回答道:“后稷、契、皋陶,君臣齐心合力,共享荣耀,这就是所说的良臣。龙逄、比干犯颜直谏,身死国亡,这就是所说的忠臣。”太宗听后十分高兴,赐给绢五百匹。

这在《资治通鉴》里记载是贞观元年的事,应该是比较权威,在后来传诵的各种版本中被改成了贞观二年和六年的都有,上面这段是个传诵的版本,但大意基本一样。

在调查结果出现后(查无实据),太宗依然对魏征进行了责罚,魏征随即抛出君臣一体化彼此竭诚相待的理论,太宗说自己后悔了,魏征一看见好就收赶快给太宗台阶下,抛出良臣和忠臣论,这么大一个台阶下得舒服。比干进谏被处死是忠臣,后稷、契、皋陶,君臣齐心合力,共享荣耀,是良臣,怎么都是皇帝愿意看到的。

最终这个结果拉近了君臣距离,它确实起到了“君臣一体”的作用,对其他大臣也有示范作用。


追究劝谏

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太宗问他有何才能,杜淹答道:“隋炀帝将要驾临江都,召集百官询问去留之计,怀道当时官居吏部主事,只有他一人坚持认为不可去江都。这是我亲眼所见。”太宗说:“你称赞邸怀道做得对,你自己为什么不正言劝谏?”杜淹答道:“我当时地位卑微,不任要职,又知道劝谏也不会听从,徒然一死毫无益处。”太宗说:“你知道炀帝不可进谏,为什么要在朝为官,即然在朝为官,又怎么能不进谏?你供职于隋朝,姑且可以说位卑言轻,后来供职于王世充,地位尊显,为什么也不进谏?”杜淹答道:“我对王世充不是不进谏,只是他听不进去。”太宗说:“王世充如果贤明又能讷谏,便不应亡国;假若残暴而又拒谏,你怎么能够免于灾祸呢?”杜淹答不上来。太宗说:“现在你的地位称得上尊贵了,可以进谏吗?”杜淹回答:“甘愿冒死强谏。”太宗笑了。

太宗这几句追问是够挺让人冒冷汗的,杜淹推荐个人自己差点“东窗事发”被连续追问,最终太宗达到了目的,给杜淹传达了我不是傻子的信号,杜淹也明白了太宗对自己的看重要敢于劝谏。


问得人直冒冷汗,最后笑一笑(太宗外表庄严,怕吓到大臣就经常以笑来软化自身形象)。




从贞观元年太宗的风格来看,唐太宗和汉武帝智力品德都属历代帝王杰出之典范,在处世之道上唐太宗明显强于汉武帝。汉武帝雄才大略,但他的处世方式决定了他会是个寂寞的人,因为他不会演戏,这唐太宗可是个能拿奥斯卡大奖的高级演员,满朝文武让他连哄带吓天天围着他转,这应该是中华文化中比较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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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 23:5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10-3 00:13 编辑

唐太宗(4)

兼听则明,听得进批评(贞观二年)

太宗问魏徵:“君主如何做称为明,如何做称为暗?”魏徵答道:“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是明,偏听偏信,就是暗。从前尧帝体恤下情,详细询问民间疾苦,所以能够知道有苗的恶行;舜帝目明能远视四方,耳聪能远听四方,所以共工、鲧、兜不能掩匿罪过。秦二世偏信赵高,造成望夷宫的灾祸;梁武帝偏信朱异,招来台城的羞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彭城阁的变故。所以君主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则亲贵大臣就无法阻塞言路,下情也就得以上达。”太宗说:“非常对!”


这段概括起来说的是兼听则明,这个道理听起来简单但未必那么简单。兼听的要点在于:在权力稳固的基础上,无论是谁,只要他说的有道理就应该“听”,而不能以亲疏远近,职位高低为区别,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将政治性挤压出去,否则可能会造成言路阻塞。赵高是一个典型,秦二世因为赵高功高偏信赵高过于极端,这就使得没人敢提出与赵高不同的意见,最终造成言路阻塞。

君主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允许各方面提出意见,哪怕某些意见相左相悖,都应该就事论事,只要不出格都不应该对提出意见者施加惩罚即因言获罪(当然如果采纳了相关意见而产生了不良后果则另当别论)。这样才有人敢说话,从各种角度提出各种意见,在碰到事的时候下面有主意,主意多是件好事,总比没有主意要强得多。

司马迁被汉武帝施以宫刑是因言获罪,且不论其中个人情仇和得失,这个做法会严重的打击群臣进谏的积极性和胆量。我们注意,在汉武帝执政长达53年,就只有一个才智平平性格耿直的汲黯敢于对汉武帝的过失进言,而汉武帝还经常嘲笑汲黯。这就使得汉武帝旁边几乎没有人敢提他的过失,这与唐太宗差异巨大。正所谓人无完人,有优点必然会有缺点,如果君主不能听取他人的正确合理的批评,甚至因言而对提出批评的人进行处罚那么结果是很严重的。

唐太宗执政期间没有大的过失,错误少,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不但听取他人批评(当然也得是合理的)拿出来当典型,而且经常鼓励他人匡正其过失,魏征也成了一个半专业的提批评的人,这与他本人性格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唐太宗的引导。

杀卢祖尚

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因贪污犯罪。太宗认为瀛州刺史卢祖尚文武全才,廉洁奉公,便征召他入朝,命令道:“交趾郡很久没有得力人选,需要你前去镇抚。”卢祖尚拜谢出朝,不久又后悔,以旧病复发相辞。太宗让杜如晦对他传旨道:“一般的人尚能够重然诺守信用,你为什么已答允了朕而又后悔呢!”卢祖尚执意辞退。戊子(二十五日),太宗再次召见他,晓以道理,卢祖尚仍固执己见,拒不从命。太宗大怒道:“我不能对人发号施令,又如何治理国家呢?”下令将卢祖尚斩于朝堂之上,不久又后悔。过了几日,与大臣议论“齐文宣帝是怎么样一个人?”,答道:“齐文宣帝狷狂暴躁,然而人与他争论时,遇到理屈词穷时能够听从对方的意见。当时前青州长史魏恺出使梁朝还朝,拜为光州长史,不肯赴任,丞相杨遵彦奏与文宣帝。文宣帝大怒,召入宫中大加责备。魏恺说:‘我先前任大州的长史,出使归来,有功劳没有过失,反而改任小州的长史,所以我不愿意成行。’齐文宣帝回头对杨遵彦说:‘他讲得有道理,你就宽赦他吧。’这是齐文宣帝的长处。”太宗说:“有道理。先前卢祖尚虽然缺少做大臣的道义,朕杀了他也过于粗暴,如此说来,还不如齐文宣帝!”下令恢复卢祖尚子孙的门荫。

这里卢祖尚是有错在先,他首先答应了要去交趾郡镇抚,然后又反悔了,太宗再次召见他晓以道理,但卢祖尚仍固执己见,拒不从命,而且没有给出理由(史书没有记载)。太宗大怒,认为政令不通,在朝堂上杀了卢祖尚。后来太宗后悔,过了几天,魏征给太宗说了齐文宣帝对类似事件的处理,太宗认为有理,恢复了卢祖尚子孙的门荫。

这类决策一般都有两面性,即有利有弊。严肃处理卢祖尚维护了权威,这是利;弊在于卢祖尚不愿意履职肯定有自己的想法,其中可能有自私的想法,也可能有类似于魏恺那样合情合理的考虑。太宗在当堂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重点在于维护权威,维持政令畅通,然而过了几天,权威已经维护了即这方面的顾虑消失了,自然会想到这个决策的弊端,即处罚过重,即便卢祖尚有问题也不至死罪,可贵的是太宗做了补偿,即有小错就改正,就不至于积累为大的过失。

这与汉武帝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汉武帝有过很多过失,且没有人敢提及他的过失,致使他的过失不断加重。以司马迁为例,司马迁因言获罪终身残疾其实汉武帝早就有悔意,却不能加以改正。

直到汉武帝执政晚期,才对自己执政的诸多过失深有悔意,并下罪己诏,这让汉武帝强过其他很多历史上的帝王,但如果能够像唐太宗一样,又怎会积累诸多过失而无人敢言到了要下罪己诏的地步呢。

教育宰相们要大公无私

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处理政务没有比大公无私更重要的了。以前诸葛亮流放廖立李严南夷之地,诸葛亮死的时候,廖立悲痛万分,李严哀伤而死,如果不是大公无私能这样吗?再如高为隋朝丞相,公正无私,颇识治国之本,隋朝的兴亡,与高休戚相关。朕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你们也不可不效法前代的贤相啊!”

这是太宗引经据典在给宰相们上思想政治课,明确传达自己的执政理念。正所谓言传身教,太宗在教育下属的时候,各种招基本都用上了。

大公无私对宰相来说是最重要的甚至比皇帝来说还要重要,只要也只有做到公正的宰相才能赢得他人尊重,宰相必须德才兼备。


纯粹个人读书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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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5 23:47 | 显示全部楼层
唐太宗(5)

治理地方官员

太宗说:“为朕养护百姓的,唯有都督、刺史,朕常常将他们的名字书写在屏风上,坐卧都留心观看,得知在任内的善恶事迹,均注于他们的名下,以备升迁和降职时参考。县令尤其与百姓亲近,不可不慎加选择。”于是下令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荐举能胜任县令职位的人,呈报他们的姓名。

这段是太宗管理地方的一段,动静比较大,对官员说自己每天在屏风上观看都督刺史(省市级)的善恶事迹,供备升迁和降职时参考,并且公开要求五品以上官员推荐能任县令的人。

地方官与百姓直接接触,特别是市县一级别的官员,太宗竟然说把这些官员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坐卧都留心观看,不管是真是假,反正中央非常重视地方的信号是被传达清楚了。

另外要求五品以上官员推荐县令,是为了让这些官员发挥作用,对任命低级别官员负起责来。这些官员推荐的人选一旦被选中,实际上会构成中央空降官员,但名义上却是五品官员推荐的,而且多少要负一定责任。

这个做法在政治上说是中央在跳过省市级直接任命县官,这些县官派到地方少了很多地方官本来有的复杂考虑,能负起责来,这应该是太宗所期望看到的。

至于效果怎么样,史书没有记载。

恃才气而盛气凌人则下情无法上达,自取灭亡

乙酉(十九日),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论语》说:‘有能力的人向无能力的人请教,知识丰富的人向知识匮乏的人请教;有学问像没学问一样,满腹知识象空无所有一样。’如何解释?”孔颖达完满地解释其本义,且说:“非独一般人如此,帝王也当如此。帝王内心蕴含如神之明,但外表却当沉静无为,所以《易经》说‘以久表蒙昧来修养贞正之德,用藏智于内的办法来治理民众。’假如身居至高无上的地位,炫耀自己的聪明,依恃才气盛气凌人,掩饰错误,拒绝纳谏,那么就造成下情无法上达,这是自取灭亡之道。”太宗十分赞许他的话。

这又是一段有关纳谏的,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论语里解释出来的。它实际说的是身处高位之人在需要的时候纵然有如神之明外表也要沉静无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下情可以上达,会自取灭亡。

能走上高位的人大多聪明有才华,这类人不傲慢已属不易,再不允许有点清高似乎也不太合乎常理,但恃才傲物,炫耀自己的聪明则是大忌,特别是居至高无上地位的人更需严守,正所谓不耻下问,其目的是为了了解情况,征求意见,发挥他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只要决策做得正确,能够讲出道理来就是最大的聪明和才华,让人信服。

这讲的是德,守拙和藏智于内,这本身也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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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9 20:4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10-9 20:46 编辑

唐太宗(6)

权万纪的作用与对此类角色的平衡使用

1. 权万纪们的职能与作用

   房玄龄、王珪执掌朝廷内外官吏的考核,治书侍御史、万年人权万纪上奏称有不公平之处,太宗命侯君集重加推勘。魏徵劝谏道:“房玄龄、王均是朝中老臣,素以忠诚正直为陛下所信任,所考核的官员过多,中间能没有一二个人考核失当?体察其实情,绝不是有偏私。假如找到失当之处,那就不可信,怎么能重新担当重任呢!而且权万纪近来一直在考堂叙职,并没有任何驳正,等到自己没得到好的考核结果,才开始陈述意见。这正是想激怒陛下,并非竭诚为国。假如推问后得到考核失当的实情,于朝廷也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本来便虚妄,徒失陛下委任大臣的一片心意。我真正关心的是国家政体,不敢袒护房、王二人。”太宗于是放下此事不再过问。

权万纪上奏说房玄龄,王珪考核官员不公平,唐太宗知道后命令侯君集重加勘察,这说明权万纪的上奏有说服力。而考核官员非常重要,不公平的考核官员着实让太宗动怒。

而在这个时候,魏征出来劝谏,指出权万纪实有徇私之嫌(但个人看这一点并没有说服力,我们可以从太宗只是放下此事不过问没有责罚权万纪可以看出来),但他说的“假如推问后得到考核失当的实情,于朝廷也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本来便虚妄,徒失陛下委任大臣的一片心意。”“房玄龄、王均是朝中老臣,素以忠诚正直为陛下所信任,所考核的官员过多,中间能没有一二个人考核失当?”是两条不得不让太宗深思的理由。

最终太宗不再追究此事,这实际相信的不是事而是人,信任了房王二人作为老臣的正直和魏征的判断与忠诚。

权万纪的职位是治书侍御史,这个职位我查了下在汉朝时是帮助皇帝断疑难杂案的,需要懂法律,在唐朝的时候是御史大夫的副职,其主要职责恐怕也是与汉朝功能类似。

权万纪的职位决定了他在很多时候会给出具体疑难杂案的判决建议,而这则必然会涉及到对具体责任人的处理。

但是有关权万纪的事情还没有完:

2. 此类角色的平衡运用

河内人李好德患有心病,胡言乱语,语涉诬妄,太宗下诏按察其事。大理丞张蕴古奏道:“好德受疾病折磨而有证验,依法不当治罪。”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弹劾道:“张蕴古籍贯在相州,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为相州刺史,为讨人情而纵容阿附,蕴古按察结果与事实不符。”太宗大怒,下令将张蕴古在集市中处斩,过后又后悔,因而下诏说:“今后有死刑犯人,即使下令立即处决,仍须三次复议才得执行。”

权万纪与侍御史李仁发,均因告发别人而得到太宗宠幸,从此诸位大臣多次被迁怒。魏徵劝谏道:“权万纪等小人,不识治国大体,以告发别人当做直言,以进谗言当做忠诚。陛下并非不知道他们使人无法忍受,只是取其讲话无所忌讳,想以此警策众大臣,然而权万纪等人挟皇恩依仗权势,使其阴谋得逞,凡所弹劾,均非真有罪。陛下既然不能标举善行以激励风俗,怎么能亲奸邪以损害自己的威信呢!”太宗默不作声,赐给魏徵绢五百匹。很久以后,权万纪等人的奸状自行暴露,均获惩罚。

之前权万纪曾经参过房玄龄和王珪一本,这一次大理丞张蕴古也被太宗一怒之下处死,但太宗随后后悔了。实际上,权万纪给出的理由是非常不充分和经不起推敲的,至少依此一怒之下立即处决是欠妥的。从怒气中回过神来的唐太宗定了条规矩:及时下令立即处决也要三次复议才行,减少了误杀的随意性。

但权万纪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也没有说过头的话,一怒之下杀人的毕竟是唐太宗自己。

魏征后来的劝谏说出了太宗的心事“陛下并非不知道他们使人无法忍受,只是取其讲话无所忌讳,想以此警策众大臣”,即太宗在用权万纪等人的说话无所顾忌给大臣们敲响警钟谨慎做事,避免大臣们无所顾忌,徇私或作奸犯科。而魏征认为权万纪等人做的过了“挟皇恩依仗权势,使其阴谋得逞,凡所弹劾,均非真有罪”,更指出“陛下既然不能标举善行以激励风俗,怎么能亲奸邪以损害自己的威信呢”,这句非常有杀伤力,因为它告诉唐太宗自己正在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有以奸治忠的嫌疑,损害自己的威信。

唐太宗没有说话,却赏赐魏征,其心所想已经很清楚了,很久以后,权万纪等人受到了惩罚。

但从这个处理看,唐太宗是在把握运用这类角色治理超纲的平衡:一方面这类角色有存在的意义和理由,甚至存在的理由很充分,即他们对大臣们有警策的作用,在政治上可以巩固皇权,所以这些人说话需要大胆需要无所顾忌才能尽职尽责;而另一方面,如果这类角色过于放纵,就可能不顾国之大体而弄权,这种事在几十年后的武则天时期就出过典型。

太宗最终对这件事的处理看出来他是在维护这种平衡,他并没有公开表扬魏征却私下赏赐魏征,没有立刻处理权万纪却在日后惩罚,这些已经明白地表明了他的意图和逻辑所在。

3. 这类角色的善始善终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言事:“宣州、饶州有大量白银可以开采,每年可得数百万缗。”太宗说:“朕贵为天子,所缺乏的并非是金银财物,只是遗憾没有得到嘉言懿行可以利于百姓。与其多得数百万缗,还不如得到一个贤才!你未曾推荐一个贤才,退掉一个庸才,而专门上言税银之利。从前尧、舜将玉璧丢入深山,珠宝投入深谷,汉代桓、灵二帝聚敛钱财以为己有,你让我做桓、灵二帝吗?”这一天,罢免权万纪官职,让他回家赋闲。

这里可以很容易看出来,太宗是找了个借口罢了权万纪的官,让他赋闲回家。这已经是在魏征劝谏五年之后了(魏征劝谏为631年,权万纪赋闲636年),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离职与魏征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唐太宗选择让其以一种不是非常体面地方式回家的原因是什么呢?个人看,这类角色如果尽职尽责没有私心,忠诚正直,在唐太宗治下是会善始善终的,唐太宗寻找借口让其离职无非是两个原因:一方面,为了维护该职位的权威继续警策大臣,即权万纪不是因为敢说话得罪了大臣而离职的;另一方面,权万纪在工作中有魏征提到的那些问题,让其以不体面方式离职是在给群臣一个交代:奸恶功过我都看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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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2 20:33 | 显示全部楼层
唐太宗(7)

治理国家如同治病 - 居安思危

今天终于看完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四年历史(武德九年-贞观二十三年),这二十四年是唐朝国力迅速增长的二十四年,唐太宗见证了唐朝从隋朝时的天下大乱国力锐减,唐初时的政治不稳定(太子与秦王之争),到后来的政治稳定,君臣一心,国家富庶,邻国朝拜的贞观之治,不夸张地说唐太宗一手缔造了唐朝的强盛。

纵观《资治通鉴》记载的这二十四年历史,唐太宗没有重大过失,其最大的特点是纳谏。唐太宗是个很有主见,文武全才的君主,难能可贵地是他总是鼓励大臣们提出合理的意见,哪怕有时是劝谏。究其原因,是唐太宗总与隋朝两个皇帝特别是亡国之君隋炀帝做比较。隋朝曾经强盛一时,却只历经两世就灭亡了。与汉朝的皇帝们反思秦朝衰败的原因一样,唐太宗在不断地和群臣反思隋朝两位皇帝的得失。

在唐太宗和其周边的核心班子看来隋朝皇帝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权力不稳,而是认为自己身处盛世,没有能够看到潜在的危险,骄奢无度,而造成隋朝皇帝不能看到危险的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不能纳谏,进而没有大臣敢说话,没有大臣愿意把看到的危险提出来,最终形成下情不能上达,无法对症下药。

这一点在唐太宗执政的二十四年中被频频提起,唐太宗甚至多次在于群臣议事的时候拿自己与隋朝皇帝对比,引导群臣合理劝谏大胆说话,用了一大帮子直臣。

魏征更是被唐太宗认为是自己最为倚重的守成重臣(太宗认为房玄龄是自己上台起到最大作用的人,魏征是执政后最重要的大臣),《资治通鉴》中魏征活着的十七年里唐太宗几乎任何重要事情都与魏征商议,魏征屡次直言劝谏,而且正确率极高。

太宗曾对亲近大臣说:“治理国家如同治病,病虽好了,仍需调养一段,倘若立即放纵自己,病会复发,那就不可救治了。如今中原幸得安定,四方顺服,实在是自古以来所少有,然而朕每日谨慎行事,惟恐不能持久,所以想多次听到你们的谏诤。”魏徵说:“国家内外俱得安定,我并不觉得高兴,只是高兴陛下能够居安思危。”


唐太宗本身文武双全,才智过人(以至于唐高祖甚至想要废太子,立秦王为储君),还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在治理国家,居安思危的思想是最大的动力所在。


唐太宗基本写完了,有很多具体的历史事件其史料本身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即使写了体会也是重复。

以后会继续写唐史和一些清史方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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