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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6 23:4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10-17 10:27 编辑

唐高宗(1)

唐太宗的立储选择,逻辑以及评价

说唐高宗李治,首先要从他即位的过程说起,而唐高宗即位主要是由唐太宗做出的决策。选择接班人,顺利实现权力的和平交接并且尽量料理好身后事为接班人铺平道路是是古代帝王最后的一个重大职责,这个职责履行的好坏会直接影响接下来的政局,甚至有时候会决定王朝的兴衰,乃至极端情况下的迅速灭亡。

唐太宗这个选择是在怎样环境下做出的,逻辑何在?资质平平的李治为什么被唐太宗选为接班人?结合唐高宗在位的历史,唐太宗的选择该如何评价?这里简单说下个人看法。

1)唐太宗为什么早立储君

在中国古代,立储有两个主要目的。

一是早立储君可以避免太多人觊觎皇权,滋生过多的权力争夺,不利于政治稳定。汉朝时窦婴就曾经对汉景帝讨论过有关于早立储君的问题,下面一段对话把道理讲得非常浅显易懂:

景帝:早立太子?那你认为,这是当务之急的大事?

  窦婴:是!野地里钻出一只兔子,引来了许多人追抢。而市场上要卖的兔子,有很多很多,却无一人乱取。何以?

  那是因为野地里的兔子,是没有名份的,人人皆以为可得。

  而市场上的兔子,是有名份的,故,无人乱取。

二是巩固皇权。立储君可以巩固皇权特别是皇权与其他权力发生冲突的时候,比较典型的例子出现在清朝,康熙早立储君(当然后来两次废掉)是因为他刚刚在与顾命大臣们的权力斗争中获胜,而康熙执政初期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其皇权发生冲突,早立储君是康熙巩固皇权削弱议政王大臣权力的诸多措施之一,其他措施包括设立南书房等,逐渐边缘化议政王大臣,突出皇权。

唐太宗早立储君主要是出于避免过多围绕继承权展开权力争夺方面的考虑,这一是因为他本身就经历了几乎是最极端的权力交接过程,不想让历史重演,二是因为唐太宗权力稳固,没有康熙面对的那样的情况。

2)清朝立储的演变

后来康熙发现过早立储容易让储君处于漩涡之中,处处担责任受攻击,于是不再公开立储,这又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几个儿子争得头破血流直到最后一分钟。雍正吸取康熙的两个教训,发明了秘密立储,其实秘密立储等于不公开建储但通过实际行动“立储”,即到后期几乎所有人都明白是谁,而皇帝却一直保留着修改人选的最终权力,避免出现一旦出现不满需要重新废立,造成混乱的情况发生,同时不让储君担负过多的名义上的政治责任而成为受攻击的中心,这实际也是一种保护。


3)太子与魏王之争

开始选择李承乾为储君,既是因为唐太宗年轻时(相对年轻)将对李承乾母亲的好感和思念寄托在了李承乾身上,也因为李承乾是嫡长子,立其为皇太子符合封建王朝的祖制。

皇太子虽然没有突出和过人的资质,偶尔会犯错误(甚至说一旦即位就要当突厥人的荒唐话),但唐太宗当时正处盛年,在其庇护下太子也没出现重大过失。

但是问题出现了,时间久了,唐太宗看出李承乾资质平平难堪重任(且有脚病),而另外一个儿子李泰则多才多艺且编有《括地志》,深受太宗喜爱。虽然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太宗的想法,但考虑到唐太宗的英明,他对李泰的宠爱不会是没有考虑的(尽管太宗有过公开否认)。我个人认为,太宗至少是在考虑废立太子的事情了,只不过是在观察事情的发展。

李承乾地位不稳,经常几个月不去朝见,最后终于谋划造反,也就是这里出现了经典的储君与亲王之间的权力斗争,进而演变为储君与皇帝之间的权力冲突。

史书记载李承乾谋反根本没有进行到实施阶就被告发了,但我个人认为唐太宗应该不会在轻太子托魏王以至于太子多月不朝见的情况下不对太子进行布控,李承乾的失败是必然的,李承乾随后被废并且被幽禁直到病死。

4)唐太宗最终的选择

在废掉李承乾之后,我们至少可以说客观上唐太宗少了一个烦恼,唐太宗甚至对李泰承诺会让他当太子。但是唐太宗非常担心李泰即位后会杀死李承乾以及长孙皇后的其他几个儿子,包括李治,甚至(我个人看)会波及长孙家族,因为李泰和李承乾后来已经水火不容,出现李承乾暗杀李泰的情况。

唐太宗是仁义的人,不愿意看到骨肉相残的事情发生,李泰为了打消他的担忧,曾说自己即位后会杀死自己的儿子传位给兄弟,但这句话明显是假话,被褚遂良识破,在太宗面前指了出来。最终唐太宗没有选择才智更佳的李泰而是选择了当时年龄尚幼但是长孙皇后所生的李治。

唐太宗在权力上并不受长孙皇后(已死)与长孙无忌的制约,而是与这两人感情很深,不想自己死后出现惨剧,况且李治年幼,也许未来能够显露出超过李泰的能力。

但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李治逐渐成年后,被唐太宗发现资质一般且性格软弱,而另外一个儿子吴王李恪则文武双全,非常像自己,于是就和长孙无忌提起此事,长孙无忌有私心当然极力反对,这件事从此没有再被提起过。

个人看,唐太宗是在试探长孙无忌的反应,长孙无忌反应很激动,说明他难与李恪相处或者说他与李治关系非常好,李治又仁孝,与唐太宗父子关系好,唐太宗最终就没有再次兴师动众再次废太子。要知道,废太子意味着唐太宗需要将极力反对的长孙无忌,甚至长孙家族都要打压下去。

在多方权衡下,李治成了唐高宗。

5)错误的选择?重大的失误?

首先,唐太宗极力想避免的手足相残还是发生了,李治上台后出现了李元景串通谋反的事情,长孙无忌借此事件不但杀死了李元景,高阳公主,房遗爱(房玄龄之子)等一批人,而且利用这个机会把没有谋反的李恪也拉了进来,并且赐死。以至于李恪大骂长孙无忌,咒其灭族。长孙无忌与李恪有私仇,但这里个人看主要原因还是为李治除去一个可能的威胁,因为吴王各方面超过高宗,且威望很高,如果不杀他,难保未来不会出现第二个秦王。

换言之,唐太宗把位置传给李治的最大目的----防止骨肉相残大臣被杀---没有达到,只是死的是另外一拨人罢了,实际上长孙无忌后来也死在了权力冲突之中。

其次,高宗上台后,围绕着武则天发生了激烈的权力冲突,高宗上台的前十年左右,基本都是权力斗争死了大量的臣子,皇后和妃嫔,废了太子,废了皇孙,直到长孙无忌上吊而亡才告一段落。而此后,高宗把朝政更是交给了武则天,以至于出现了后来的女主武王,李氏王朝改朝换代(当然,武则天后来还政给了李家),这对唐太宗来说应该是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回过头来看,人们有理由质疑唐太宗最后的选择是错误的,因为无论是李泰还是李恪在唐太宗看来都强于李治,尤其在李治长大成人之后,优劣是很明显的,他很清楚这一点,但依然做了一个平衡多方利益的选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通过选择李治,不但唐太宗最想避免发生的手足相残的情况还是出现了,而且出现了政治不稳,甚至经过多年权力斗争发生了改朝换代的情况。
康熙同样有类似的烦恼,但最终他的选择没有出现失误雍正被证明是一个有为的皇帝,而且直接培养了另外一个盛世的缔造者乾隆,从这一点看,唐太宗输给了康熙,康熙无愧于千古一帝的称号。

乾隆选择了被后世评价为平庸天子的嘉庆(有传言选择嘉庆是为了多当几年太上皇),从此清朝由盛转衰,但嘉庆毕竟没有失了江山,还算是强过唐太宗。

单纯个人读书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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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19 23:4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10-19 23:56 编辑

唐高宗(2)

唐高宗并不是一个容易让人提的起兴趣的君主,虽然在其主政期间唐朝经济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但在这段时期内唐朝政治十分不稳定,甚至可以说是昏暗,尤其是在其与武则天“双圣临朝”之前唐朝宫廷上的政治斗争此起彼伏,几无朝纲可言。贞观年间留下的良好政治传统被持久的政治斗争所取代,清明的政治荡然无存,朝堂之事已接近无是非对错可言,只有政治站队。

以至于(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在褚遂良被处理后二十年,竟几乎无人敢劝谏,高宗曾经问过左右,为什么长时间没有人上表劝谏和提出一些哪怕是提议,身边宰相居然说是因为皇帝英明没有什么可劝谏的。这种话可以说是骗傻子的话,宰相敢说这样的话基本是对高宗不抱希望了,也可想而知高宗这个皇帝已经当到了什么地步。这种话在贞观年间是没人敢说的,必然会受到唐太宗的斥责。

高宗执政期间并没有一无是处,虽然顶层政治斗争此起彼伏,大臣被杀了一波又一波,高宗每天把心思放在立后和除掉碍事的大臣们身上少有治国理政之举,但唐朝在这段时间经济还是在继续增长,人口不断增加。

高宗执政期间最大的功绩应该是平定了高丽(朝鲜半岛),这是其父亲没有完成的事情,唐高宗执政期间唐朝的版图是最大的。

但这一切都掩盖不了他在政治上的重大失误,直到最后将政权拱手让给武则天,在现在看来这一切几乎都有些不可思议,他与唐太宗形成巨大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1)一切皆起自武则天 --- 男女之情造就了高宗在立后问题上的重大政治失误

在唐太宗那里接了一个政通人和的班,唐高宗上台的时候位置是非常稳固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当了多年的太子且与唐太宗父子关系非常好(曾经为征讨高丽回来的唐太宗吸毒疮)使他的根基和权力基础很扎实,另一方面唐太宗在去世之前为唐高宗做了很多事情,这就包括选择顾命大臣,最重要的顾命大臣当然是高宗的亲舅舅长孙无忌。长孙无忌与高宗关系甚密,长孙无忌也可以说是高宗当上皇帝的第二重要的人物,没有长孙无忌在太宗提出立吴王为太子时的极力反对,李治很可能会被废掉。

褚遂良是另外一个顾命大臣,对高宗来说他同样是一个功臣,他直接指出李泰的真意所在,使太宗放弃了立李泰的念头,即使如此,唐太宗也怀疑褚遂良不会像长孙无忌那样对高宗忠诚,试探褚遂良甚至曾经起了杀心,但褚遂良通过了试探得以辅佐高宗。

这些顾命大臣在高宗上台之前已经与高宗共事多年,能留他们做顾明大臣说明高宗能够与这些人相处,实际上,在高宗执政之初,与顾命大臣相处得算得上和谐。虽然长孙无忌在借高阳公主等谋反案拉进很多无辜的人并全部处死(包括吴王李恪)这件事上做得很独,但终归还是为了高宗稳固权力,这件事也没有让君臣关系发生重大改变。

但武则天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有关武则天被立为皇后的这段历史已经被人们所熟知,个人想说的是,这里面主要的错误在于高宗。他执意想废后立武的根据是不充分的在政治上是十分愚蠢的,褚遂良拼命进谏的几点理由是非常充分的,这在褚遂良是彻底地尽忠而且是冒险地尽忠。几乎所有朝臣都反对不是因为高宗无权和皇帝当得窝囊,而在于这件事确实不应该实施,这本身不是一个权力问题(至少主要不是),但由于无法推行不该推行的事情,高宗最终把它当成了权力问题。在私人感情上高宗被武则天这个大自己几岁的“姐姐”所驾驭,最终让高宗下了决心要立她为皇后。

而在废掉王皇后和立武则天的过程中,高宗与朝臣们特别是与长孙无忌为首的几个顾命大臣的关系无法维系(除了看透了高宗的李世勣)。唐高宗随后默许武则天以及李义府和许敬宗等人或制造事件或编造谋反案逐渐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一系列重臣及站队站错的朝臣清除,杀死王皇后和萧淑妃。

回头看,政治上看高宗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用武则天换掉了一波与自己共事多年的较为忠诚的重臣罢了,当然私人感情上看他所得到的还有武则天的欢心,终于可以立自己喜欢的人为皇后了。



2)“让”权武则天 -- 一些不同的个人看法

直到长孙无忌死后,高宗都认为武则天与自己是一条战壕的战友,你的人就是我的人,除掉了重臣之后皇权更加稳固。

但由于高宗有病影响眼睛,武则天聪明能干,就逐渐帮其处理政务,直到有一天高宗感觉自己的权力受到了来自武则天的威胁,便与上官仪商议,上官仪下了记猛药:废后。

这里真是佩服上官仪的忠诚和刚直,这记猛药对高宗来说是最需要的也是最佳策略,但遗憾的是高宗不是太宗。虽然历史上记载高宗拟旨在准备发出的时候被武则天拦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他改变了主意,但我个人认为这个时候高宗已经不再掌控局面,原因是他的身边已经充满着武则天的间谍,在高宗与上官仪商议之后,武则天第一时间通过间谍们知道了这件事。一个皇后可以在皇帝那里布置间谍,偷听皇帝与重臣之间的私密对话,是性质极其严重和恶劣的事件,这意味着高宗身边的人更首先忠诚于皇后其次忠诚于高宗,

而这些人敢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都不是傻子,他们看来武则天在获取最大的权力,而不是眼前的皇帝李治。

换言之,我个人认为,并不是武则天所谓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李治回心转意放弃了废后的念头,而是在这个时候武则天已经控制宫廷卫队以及情报系统,而这些事是永远不会被写进历史的,高宗这一拟旨废后发现旁边的人都已经成了武则天的人,他流的是无奈的泪,而不是感动的泪。

当然,这只是一个个人观点,这段历史也没有深究的必要,重要的是,高宗自以为是地默认武则天去清理长孙无忌等政敌,却没有限制武则天,而由于其能力远不如武则天,在这个过程中使得周边的人倒向了武则天,在处理长孙无忌等人的过程中高宗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权力。


紧接着武则天就使用历史上没有记载的不为人知的手段使高宗允许其一起临朝听政,并且将大量朝政交给武则天处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圣临朝”时期。随后,武则天又借助种种宣传手段增加自己的威望,自此,高宗与武则天皇后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几乎已经对等,高宗已经失去了“废后”的权力。

在高宗死后,在其遗诏里居然写进了让唐中宗一切政务要问武则天的内容。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份遗诏恐怕是武则天帮他写的。刚刚上台的唐中宗由于要任命自己人做侍中(实为夺取掌控天下之大权)迅速被武则天武力夺权将其废掉,武则天在杀死自己女儿,从丈夫手中夺权之后,又再次从自己亲儿子手里夺过了权力。
从此,中国进入了女主武王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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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3 21:3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10-23 21:37 编辑

唐高宗(3)

唐高宗中后期武则天巩固权力的过程(上) ---- “二圣临朝”(及天皇天后)时期以及如何辩证地看这段历史


唐高宗在位34年(公元649-683年),个人看以659年和664年是两个分水岭,而期间这段时间则是唐高宗较为惬意的一段时间,特别是659年-661年这两年。

659年是长孙无忌以谋反罪被除掉的一年,从此之后唐高宗终于除掉了在废王立武的过程中与其关系决裂的长孙无忌,至此唐高宗已经执政10年有余,顶层政治斗争终于告一段落。

但是唐高宗的好日子并没有多长时间,在公元661年的冬天唐高宗开始因风邪而头重脚轻,两眼难以视物,于是有时让武则天决定政务,武则天聪明能干,广泛阅读文史书籍,处理事情符合高宗心意,从此高宗就把国家政事委托给了武则天,“她的权势与皇帝等同了”(《资治通鉴》记公元661年)。

前面提到过,上官仪曾建议唐高宗废武则天,那是发生在三年后的664年,而661年则是武则天在长孙无忌死后决策国家政务的开始,在这三年里其实际扮演的是一个代理皇帝的角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高宗委托给武则天政务除了有对武则天能力和忠诚有信任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不想大权旁落给太子和宰相而让自己成为太上皇,武则天毕竟只是皇后,高宗认为较为安全。这里汉朝的皇帝肯定要持有不同意见了,因为他们眼前的教训是吕后专政,对后宫干政极为敏感,而隋唐两朝在高宗之前没有出现后宫以及外戚专权的情况。

但是很快,曾经对唐高宗十分顺从的武则天开始变得专权,高宗想有所作为却常为她所牵制,高宗非常愤怒(《资治通鉴》记公元664年),于是通过道士“厌胜”(即邪术)案“秘召”上官仪商议,这里史书记载为太监举报,其实应该是高宗授意,否则哪个太监会举报皇后呢。于是这就出现了上次提到过的高宗欲废武则天的事件,但结果是高宗最后时刻改变主意。

高宗不但改变了废后的主意,而且当着武则天的面把责任全部推给了上官仪,之后杀死了上官仪,处理了上官仪的亲属以及连带做掉了武则天觉得碍眼的宰相。

此后,唐高宗每逢临朝治事,武后都在后边垂帘听政,政事无论大小,她都要参与。天下大权,全归于武后,官员升降生杀,取决于她一句话,皇帝只是拱拱手而已,朝廷内外称他们为“二圣”。


二圣临朝是高宗政治上难以想象不可原谅的重大失误:它正式确立了武则天合法地参政议政乃至决策的权力,而由于高宗长期有病,能力又不如武则天,武则天从此之后实际上是在把持着朝政。而对上官仪的处理给所有朝臣都发出了足够强的信号:高宗是一个在自己发起废后动议,大臣建议废后被采纳,已经拟旨的情况下改变主意,杀死建议大臣的皇帝,从此无人再敢提废后的事情。

然而个人看二圣临朝的出现对于高宗来说恐怕也有其逻辑:即被疾病折磨的高宗不想放弃权力。高宗的病情长期地,实质性地影响了他处理政务的能力甚至是意愿。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将政务逐渐交给太子和宰相处理,名正言顺合情合理,但高宗之所以选择交由武后处理政务恐怕是害怕大权旁落被挤为太上皇或被大臣重新夺走权力,而武后帮他协助处理政务较为安全,女人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夺权可能性较低,而且还是与自己有感情的信任的皇后。

但辩证地看二圣临朝也有其重大积极作用:在高宗患病严重影响其治国理政的情况下,武则天的权力巩固后,不但形成了较为稳固的顶层权力架构(此后的20年唐朝政治要比之前稳定得多),而且填补了高宗在执政能力上的不足:武则天提出了很多施政的动议并且有效实施,中央政权十分稳固,使得这段时间内唐朝不但没有出现内乱,而且在经济上稳定发展,贞观以来唐朝经济和人口不断发展的态势得到了延续,虽然在与吐蕃突厥的外战中开始出现了重大失败,但唐朝的国力总体看是在不断增长,我们当然不能以唐太宗的标准来比较这段历史,但整体看二圣临朝以及后来的天皇天后时期(20年左右)是合格的。


二圣临朝对武后来说是巩固权力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步,从此与她发生重大权力冲突的不再是后宫,宰相和顾命大臣们,而是自己的儿子们,即连续的几个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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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6 22:02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10-26 22:23 编辑

唐高宗(4)

唐高宗中后期武则天巩固权力的过程(下)



从二圣临朝开始,唐高宗执政的后二十年从实际意义上说已不在高宗掌控之中,武则天主导了这段时间内除外战之外的几乎全部重大政治议程。这包括,除去武则天不喜欢的皇亲,决定包括宰相在内的高官的任命,裁决太子的废立,主导重大的政治仪式(包括改称天皇天后,利用种种方式提高女性以及武氏一门的地位,封禅大典的举行),在这段历史中,外国使臣以及文武百官需要专门单独朝拜武则天。


正所谓人事即政治,武则天在这二十年里的重大人事问题上扮演了皇帝的角色,这集中体现在宰相的任命以及太子的废立上。如果说长孙无忌之死还是皇权与相权之争的结果,那么上官仪之死就完全是皇后与宰相权力冲突的结果,显然从此以后皇后不但在政治地位上高于宰相,而且在实权和影响力上也远高于宰相,与天后有良好的关系是任职宰相的前提,这也是二圣临朝时期权力的行驶不来自皇帝的直接后果。

1)废太子李贤

这二十年里,武则天最担心的实际还是另外一个对她权力最大的威胁,那就是未来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太子。唐高宗身体不好且几乎被架空,而史书几乎没有过有关武则天患病的任何记录,宰相被制服,能够威胁武则天权力的是太子,特别是当高宗死后,太子登基不太可能会继续做高宗那样的皇帝,二圣临朝将成为历史。

所以武则天在太子这里颇用了些脑筋。


第一个太子李忠在废王立武后随之被废,此后第二位太子李弘是武则天的长子,年轻时就患有严重肺病(肺结核类似的病),长期有病使其难成威胁,即便在后来有些问题与武则天有过分歧(萧淑妃女儿的婚嫁问题挑战了武则天),但武则天终于容忍了他。太子最终病死,虽然有人怀疑是武则天毒死,但一般认为武则天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李弘还是病死的。

但李弘的死反而制造了一个问题:李弘有顽疾,武则天总体看不视其为威胁,这是一个相对容易控制的角色,但继任的太子李贤在太子的位置上逐渐展现了让人满意的政治才能,唐高宗更是对其非常喜爱。公元680年(即高宗后期死前3年),宫中私下议论李贤不是天后所生而是韩国夫人所生,这实际是在说李贤非天后嫡出,进而威胁其太子地位的合法性,李贤开始疑惑畏惧。随后武则天北门学士给李贤送《少阳正范》和《孝子传》,意为其要学会怎么做太子和做儿子,这是在明示李贤要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但李贤在疑惑恐惧与不忿中派人杀死了与武则天交好在高宗面前建议废太子立李哲(即后来的中宗李显)的靠迷信法术获宠的明崇俨,这使天后与太子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随后,天后指使人告发太子与家奴赵道生关系过密(实为同性恋男友),在这件案子的审理中发现是他杀死了明崇俨,并且在东宫发现了数百件不允许的甲胄。高宗喜爱李贤,不想废太子,但私存甲胄是重罪,武则天最终强势地主宰了高宗的意志,达到了自身的目的。


我们看到,李贤在过程中表现的政治成熟度显然与武则天不可同日而语,其处境复杂,年轻的李贤没有类似经历和历练,沉稳不足,走入了历史的坟墓中(由于他很可能不是武则天亲生,后来被武则天杀死)。


2)高宗死后留下脆弱的“皇帝-皇太后-顾命大臣”的三角权力结构

李贤被贬后,李哲被立为太子,但三年后683年高宗李治在东都洛阳去世(被武则天认为传统李唐势力较弱的地方),临死之前下诏令太子监国,像诸多皇帝一样,高宗也留下了一个顾命大臣--裴炎,留有的遗诏中指出“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的,兼请天后处置。”(《资治通鉴》公元683年)。

从这一系列的布置看,高宗的真实想法是传位太子,以裴炎等顾命大臣与天后相互牵制,以巩固皇权,从其遗招中可以看出它赋予天后在军国大事上的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没有把大权交给武则天。但高宗显然到死都没有搞清楚政局,没有对权力和人性有清醒的认识。

高宗留下的顾命大臣与皇后相互牵制的构想,与咸丰死前留下的政治格局十分类似,最终的结局都是皇太后夺权,武则天和慈禧都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长时间处于权力顶峰的女人。

随后的事实证明,高宗的想法是非常天真的,这个权力三角结构是非常脆弱和不稳定的。

3)权力三角结构迅速被打破--皇太后武则天彻底独掌天下大权
裴炎作为顾命大臣在唐高宗刚死的时候就面对严峻的政治局面:与皇帝结盟还是与天后结盟,因为天后毫无疑问是不可能放权的,自己想做忠臣恐怕也不太可能。他首先选择了讨好天后,以太子尚未即位(需要皇帝死后七天即位)为名,不允许皇帝直接发布诏令,而是希望天后发布诏令,由中书省,门下省实施。这个做法实质是暂时不允许皇帝掌权,而是由天后与中书省,门下省共同掌权,也就是皇后与顾命大臣裴炎共同掌权。皇帝即位后,尊武则天为皇太后,政事全取决于她,老道的皇太后投桃报李,任命裴炎为中书令,并且把宰相议事的政事堂从门下省迁到了中书省,即裴炎作为中书令主事的地方,使裴炎掌控了宰相们,至此皇太后与裴炎共同架空了高宗名正言顺传位的中宗。

不到三十岁的中宗沉稳不足,在第二年立韦氏为皇后(即后来有名的想效仿武则天的韦皇后),随后找裴炎要求任命皇后的父亲韦玄贞为门下省侍中,实际是想在门下省给自己找个位置,本质是在分裴炎作为顾命大臣所掌控的宰相们的部分权力,裴炎不同意,中宗大怒。

到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本来中宗在即位时就与裴炎关系不佳,这一次更是发生了直接的很严重的言语冲突,裴炎显然认为已经与中宗决裂感到害怕,马上找到皇太后商议,皇太后就坡下驴,以中宗一怒之下提到的“将天下交给韦玄贞有什么不可以!”的话为由发动政变,废中宗为庐陵王并幽禁,并立自己的第四个儿子李旦为皇帝。


我们看到,李哲没有正确判断眼前的政治局势,在高宗留下的“皇帝,皇太后,顾命大臣”这个顶级三角权力结构中犯了低级错误,引爆了与裴炎之间的矛盾,使裴炎彻底倒向皇太后,顷刻之间被废。再一次,武则天显示了自己的政治才能,竟然兵不血刃,利用裴炎废掉了皇帝,并且“收服”了裴炎为首的宰相们,节省了大量麻烦,甚至没有背负什么政治负担,因为裴炎作为百官之首甘愿冲锋陷阵。

至此,武则天除掉了高宗留下的最后一个障碍,在高宗死后彻底掌握天下大权,中国历史彻底进入武则天时代,离其最后称帝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从武则天成为昭仪后一系列的表现来看,虽然高宗的无能成就了她,但其个人政治素养极高,执政能力强,成为她能够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最终走到权力顶峰的重要原因。

4)顾命大臣---前朝皇帝美丽空想的产物

顾命大臣,在我个人看,是一个几乎注定的悲剧角色,回顾历史少有善始善终者,其根本原因在于非名正言顺的掌握权力。特别是在类似高宗留下的权力三角结构中,其处境极其微妙,虽握有大权却不知为谁服务,因为有其名者无实权(如中宗),有实权者名不正(如皇太后),顾命大臣在这三人中是最危险的。(实际上在后来的扬州政变中裴炎错走一步逼武则天退位,却反被武则天所诛杀也证实了这一点)

但顾命大臣一旦悲剧地诞生,其对政局又有极大的影响,在有些时候其选择甚至会决定性地改变顶级权力归属。

可以说,顾命大臣本身是一个怪胎,它本身是政治体制不完美的产物,它本不应该产生,但现实的不完美(如汉武帝死时新皇帝年幼)和执政者错误的选择(如唐高宗的错误)又会催生这样的怪胎,实质性地影响权力交接甚至是决定着历史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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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30 23:1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10-30 23:13 编辑

则天皇后(1)

唐高宗死是在公元683年,七年后,也就是公元690年武则天在酝酿已久之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终极目标--称帝,改唐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15年后的705年,武则天病入膏肓,宫廷发生了一场小规模政变,太子李显重新登基,武则天做了几个月的太上皇之后死去,唐中宗在二十一年之后重新回到帝位。

在此之前,武则天重新立李显为太子,其还政李唐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所以即便在其执政最后一年出现了政变,一般认为还是武则天还政李唐。

武则天死后的遗诏里去掉了自己的皇帝称号,称为则天大圣皇后,这也是为什么武则天执政的这段历史在《资治通鉴》里被称为“则天皇后”的原因。

武则天终年八十二岁,她死后的无字墓碑也说明了这个在权力顶峰叱诧40多年之久的女人极强的个性,“功过后人评”也成为千古佳话。

武则天执政在当时的政治伦理和政治环境中是不合法的,这一点她受到政治道德的谴责,但是今天的我们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更重视的在于她怎样执政,政绩如何,下面也一点点地说一说武则天执政的得与失,功与过。

废中宗后进一步清除异己巩固权力

唐高宗死后第二年(684年),武则天与裴炎发动政变迅速废掉中宗,立其四子李旦为睿宗(基本处于被软禁状态)。

中宗被废到武则天称帝有大约6年的时间,这6年武则天是在皇太后的位置上行驶皇帝的权力,而在中宗被废之后,武则天的做法就已经显示了她最终要称帝的意愿。

中宗刚刚被废,有羽林军在饮酒的时候抱怨没有什么功劳赏赐,早知如此不如伺候被废的皇帝现在的庐陵王,其中有一位羽林军去北门告发了这件事。结果,告发的人被授予五品官,说话的人被斩首,其他人因为知反不告被执行绞刑。告密之风从此兴起,到了十分夸张的程度,只要是告他人密谋谋反的,武则天都给与嘉奖,对谋反者严加打击毫不手软。

因为一句酒后抱怨的话就招致杀身之祸,即便是按照当时的标准,武则天的处理方式也是非常极端的,这在唐太宗时期更是无法想象的。武则天这个做法延续了她在政治上打击异己的凶狠手段,我个人认为除了风格之外,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武则天执政的非法性。由于武则天执政的不合法,她必须用高压和恐惧进行统治维护自己的地位,特别是在合法的皇帝中宗被废的情况下,武则天到了近乎疯狂的地步,正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随后,武则天又想起了自己最早废掉的太子李贤,李贤由于很可能不是她的儿子,而且能力卓越是武则天非常大的一块心病,在发动政变废掉中宗后,武则天害怕有人拥立李贤起事,便暗示丘神勣去幽禁李贤的巴州逼死了李贤,虽然太后在李贤死后归罪于丘神勣,但很快就调他回京任左金吾大将军,这也印证了实际是武则天杀死了李贤。

除去心头大患李贤,软禁睿宗李旦,最合法的皇位继承人都被控制住,武则天的地位安全多了。


建立武氏祖庙,称帝之心彰显

也许是中宗李哲(即李显)被废过程中让武则天认识到自己只有走上帝位才能解决最终的合法性问题,相对名正言顺地执政,不用整天生活在对自己地位的忧虑中,武则天追封自己的先祖为王,而且建立武氏祖庙,而这是帝王的待遇。武则天在这个时候起已经显露了要称帝的意图。而在这个问题上,前面说过的顾命大臣武则天的老战友裴炎表示了反对,并且指出吕后的悲惨下场以示警戒,但武则天意在称帝,反而降罪裴炎。

建立祖庙是武则天一系列称帝前奏曲的一步,裴炎反对反遭降罪足见武则天的决心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下了,但看出这一点的还有李唐宗室,他们明白武则天的最终目的是称帝,那么自己作为李唐宗亲必将成为武则天最大的阻力和绊脚石,甚至可能会被彻底肃清,于是人人自危。

这就有了后来的两次发起于地方的非常不成功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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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 23:18 | 显示全部楼层
则天皇后(2)

扬州叛乱--武则天的强势果断应对

公元684年武则天废掉中宗后,决定建立武氏祖庙,最后建了五代的祖庙,即武庙,按照礼制,天子七庙,诸侯武庙,所以在这个时候武则天还没有给武氏行天子礼。(上次说的天子礼有误)

但正如前面所说,其在废掉中宗后不但重用武氏一族,给与核心职位,而且以诸侯礼行之于武家,也足以让李唐宗室人人自危,原因是其动作过大过猛,步伐迈得太快。

这就直接导致了一场叛乱,即扬州叛乱。

扬州叛乱是一场官场失意人为组织核心人物,以恢复庐陵王(被废的中宗)帝位为借口的,在扬州起事的一场叛乱,目标直指太后。其领袖为李敬业(被降职为柳州刺史),魏思温为参谋,骆宾王(唐初四杰之一),唐之奇,杜求仁为其他两位核心人物。

该集团用计控制了扬州和扬州兵马,李敬业使用中宗年号,自封扬州大都督和匡复府上将,并给其他核心人物以重职,伴着骆宾王随后一篇洋洋洒洒气吞山河让武则天看了都交口称赞并怪宰相用人失职的檄文,很快就在扬州聚集了十万余人。

应该说,这是一次对武则天统治的一次重大考验,如果这场火不迅速扑灭,都在观望的李唐宗室完全有可能趁机加入,推翻武则天。

太后命令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平息叛乱讨伐李敬业,但随后裴炎在太后向他询问对策的时候犯了大错,他想借这个机会“劝”(实为逼宫)武则天还政于皇帝“若太后将政权交还皇帝,则不用讨伐就会自然平定”。武则天大怒,由两名监察御史状告裴炎图谋不轨,将裴炎下狱。裴炎义正言辞,不肯屈服,有人劝他用恭顺的词语求免罪,裴炎说“宰相下狱,哪有能保全的道理!”

随后,武则天奖赏了在裴炎问题上站在自己一边的大臣,将为裴炎说情的大臣都下狱,不久,裴炎被斩首于洛阳都亭,唐高宗的顾命大臣,武则天的老战友在混乱的局势中做了错误的选择,不但没有扭转朝局,反而成了武则天立威的对象。

就这样,武则天在扬州叛乱的情况下,坚持不还政于睿宗,而是以杀裴炎而立威向所有朝臣发出强烈信号,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首先选择了稳住军心,手段十分凶狠,但作用明显,朝臣和李唐宗室都受武则天行事果断毫不留情的风格所震慑,武则天通过杀裴炎维护了权威,保持了都城洛阳的稳定。

此后,李孝逸经过一番周折还是在年内大破徐敬业(被武则天削去李姓,还为本姓徐),徐敬业的部下见势不妙,砍下了徐敬业和骆宾王的脑袋向官军投降,其他余党也一同被捕,砍下脑袋送往神都洛阳,叛乱被平定。

武则天后来不放心,又杀死了另外一员自己曾经的同盟政变中宗的大将程务挺,程务挺当时镇守边境阻挡突厥,他死后突厥人设宴相庆,还为他设祠堂,每次出征都祭告祈求保佑。


扬州叛乱是武则天政变废中宗后的一次重大事件,反叛人数重多,曾涉及扬,润,楚三州,而期间朝廷重臣起了二心并且逼宫,这对武则天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武则天是终究是有经验的政治家,他在顶级政治舞台已经历练多年,习惯了替软弱的高宗做决策,在这样的情况下果断斩杀裴炎,震慑大臣和李唐宗室,稳定了洛阳,这是能够在战局上占优并一鼓作气获胜的前提。

扬州叛乱没有起到以点带面,一呼百应的作用,这是因为武则天最大的反对者李唐宗室们不敢受武则天威慑不但不敢行动甚至不敢发声,使李敬业被孤立。这一点在其起兵的时候就有体现,楚州司马响应李敬业的时候,手下刘行举占据县城竟然不肯从命,顽固抵抗,武则天立刻下诏任命其为游记将军,树立了一个典型。李敬业的叔父李思文在李敬业起事前洞悉其阴谋就已经派遣使者向朝廷告发,他镇守润州被李敬业进攻的时候拒收很长时间被攻陷,而李敬业竟然没有采纳魏思温的意见杀死李思文,犯下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也显示了两边决策者的差距。


即便如此,客观地说,扬州叛乱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武则天在废掉中宗后想要称帝的步伐过快,使李唐宗室人人自危,制造了舆论,而失意人聚在一起借舆论发动了叛乱。


这之后武则天明显吸取了教训,放慢了称帝的脚步,甚至做出了一些安抚李唐宗室的动作,转为打击异己,巩固权力,步步为营的方针,直到6年后的690年才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改唐为周,最终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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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6 20:1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11-6 20:13 编辑

则天皇后(3)

扬州叛乱后的过渡期

扬州叛乱之后,武后的称帝步伐明显放缓,她肯定是反思了自己的策略。我们从后来她一系列的为称帝做铺垫的动作来看,她认为初废皇帝之后,自己的位置并不稳固,而李唐的旗号还在,更何况李唐宗室众多,虽然中央要职都已在武氏手中,但地方还有很多李唐宗室在做官。

在扬州叛乱被平定后,武则天希望能有一段过渡期,进一步稳固自身权力(这段时间还有与突厥和吐蕃的冲突),不希望再出现类似的事件,尤其不能出现一呼百应的情况,于是唐朝暂时进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过渡期。

首先,在第二年也就是公元685年,武承嗣在被任职为凤阁鸾台三品(同之前的中书门下省,实为宰相)之后很快被罢职。虽然《资治通鉴》没有提供任何理由,但武承嗣代表着武氏的政治势力,在武则天为合法性做斗争的情况下,武承嗣的被免职是武则天稳住李唐宗室的一步棋,避免在出现扬州叛乱那样的事情。武承嗣本身就是一个打手,他最大的作用就是帮助武则天打击异己,不得人心,所以给他撤职也是在缓和政权中的矛盾,这从后来武承嗣在几年之后武则天再次准备称帝后又恢复了职位可以看出。

其次,在同一年(685年),武后下诏,祭祀天地时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都陪从受祭,这是采纳了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元万顷等人的建议。

这一点同样是在安抚李唐宗室,在显示其政治上的包容性,避免再次生乱。



在武则天掌权后,公元685年几乎是最安静的一年,政治上没有任何血腥,没有李唐宗室的人被抓,只有外事上的一些战争,但这时候的唐朝已经与唐初不能相提并论,虽然吐蕃成为了一个新的威胁,但无论是吐蕃还是突厥都不具备汉初和唐初那样威胁到唐朝政权存亡的能力。

第三,在公元686年正月,太后下诏将朝政交还给皇帝(睿宗),睿宗知道太后并非诚心,上表坚决辞让;太后又临朝行驶皇帝的权力,随后大赦天下。

这又是武则天政治上的做出的一个姿态,其目的在于合法性,有了这样一个过程,太后临朝行驶皇帝的权力就有了皇帝明确的授权,自身执政的合法性增强了,同时这也延续了685年缓和矛盾的思路。


在这些动作和平稳地渡过685年之后,武则天的权力得到了巩固,天下人心比一年前相比稳定了,于是武则天在686年之后又重新开始实施自己称帝的计划,这主要是从清除李唐宗室和建立自身权威增强自身合法性(如建明堂,获“宝图”“天授圣图”)两方面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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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9 21:18 | 显示全部楼层
则天皇后(4)

过渡期后渐露狰容


在渡过了缓和矛盾,安抚李唐宗室的685年之后,686年武则天又逐渐开始实施自己登上帝位的计划。

686年,除了在年初下诏假意还政于睿宗(睿宗坚决辞让)之外,武则天主要做了两件事。

一,降职右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施州刺史

李孝逸是平定扬州叛乱的主将,头号功臣,官至右卫大将军,有很高的实权和地位,但他同时也是李唐宗室,如果武则天要称帝,就必须清除李唐宗室,要清除李唐宗室,咋必须打击李孝逸这样一个标志性人物。

李孝逸在684年帮助平定了扬州叛乱,武则天在随后的685年大方针是缓和矛盾,所以李孝逸安稳地做了一年右卫大将军,但随着武则天称帝计划的推进,李孝逸又成为了第一个障碍。借武承嗣之口,武则天将李孝逸降职为施州刺史,彻底剥夺其兵权并被贬职到偏远的施州。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个事件意味着武则天在扬州叛乱后的一年多过渡期结束了,换言之武则天的蛰伏期结束了。

但通过贬官李孝逸,武则天也在计划与李唐宗室的矛盾。

二,以奸制吏,以奸制反

扬州叛乱给武则天的触动我个人认为是很大的,它不但让武则天暂缓了称帝的步伐进入了一年多的蛰伏期,而且此后到其称帝之前,武则天无时不刻不在担心自己执政地位的合法性问题,她深知李唐宗室对自己非常不满,其与李唐宗室是不可两立的,甚至很多大臣不服武则天在太后的位置上把持朝政,也心存不满。在称帝之前,武则天选择了用强压和极端的方式大加诛杀以威慑李唐宗室和不满的大臣们。

武则天威慑他们采取的最极端的方式就是以奸制忠,以奸制反。

公元686年,武则天给告他人谋反的人大开渠道,而且臣下不得过问,“提供驿站的马屁,供应五品官标准的伙食,送往太后的住地”。

武则天提拔告他人谋反的人,其中典型为素元礼,周兴和来俊臣,这些人连续升职,专门从事诬陷和告密活动,他们的唯一职责就是抓谋反的人和他们认为谋反的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并非谋反(谋反是重罪,哪会有那么多人谋反?)而是为了以此威慑任何威胁武则天的人,武则天通过以奸制忠,以奸制反来保证李唐宗室和大臣不敢私通谋反,来维护称帝前这段过渡期的自身位置。

鳞台正字陈子昂上疏长篇陈述,劝谏太后不要用这样的方法和严重的刑罚,武则天不听从他的意见。

个人看,陈子昂的上疏劝谏在正常情况下道理是对的,因为这些人绝大多数甚至是99%是被冤枉的,但武则天意在称帝,不想还政皇帝,这个战略目标决定了武则天不会退让,而是会以强压的方式给自己上保险,当然她采取的方式非常得极端,这与其自身性格和气质有极大的关系,但根本还在于其非法执政的位置。


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开始,随着武则天称帝计划的进一步实施,她开始彻底清洗李唐宗室,杀人如麻,其惨烈程度实为中国历史所罕见,为自己的称帝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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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13 22:4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11-13 23:21 编辑

则天皇后(4)

外战主导的687年

在渡过了685年的沉寂和686年的有所作为之后,687年本应该成为武则天进一步实施称帝计划的年份,但687年的唐朝政治却被与突厥的战争所主导。

这一年的二月开始,突厥就侵扰昌平,唐朝不得不应对,直到八月份才在黄花堆取得大捷,将突厥人赶到了沙漠以北。虽然冬季有武将为了立功跨出边塞两千余里战败,但黄花堆一战还是让唐朝稳固了边境,显示了依然强劲的将军事力量,武则天也因此在过程中积累了更多的政治资本和权威,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位置,并且为接下来进一步实施称帝计划积蓄了力量。

这一年另外一个政治事件是武则天处死了凤阁侍郎(中书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同中书门下三品)刘炜之,这是一个重要的宰相。起因是和凤阁舍人(中书舍人)贾大隐提起太后不如归政于皇帝,以安定天下人心,武则天不高兴,因为这是自己一手提拔的官员。随后,刘炜之在被查时又公然违抗太后敕令,说“不经过凤阁鸾台,怎么能称为敕令?”。太后大怒,认为这是违抗君主的指令,令他在家中自尽。睿宗为其求情,刘炜之知道后却说这是加速我的死期,最后不但刘炜之自尽,而且欣赏他写的文章的两个官吏也被降职。

韦方质接替了刘炜之死后留下的凤阁侍郎的宰相职位。


688年大刀阔斧地实施称帝计划

688年,武则天的称帝计划被重新拾起,她开始大刀阔斧地实施称帝计划。

首先,在春季,武则天再次命令有关部门讨论用来祭祀武氏祖先的崇先庙的事情。司礼博士请设七室,并将李唐太庙减为五室,但春官侍郎偷偷上奏,说这不符合礼制,因为自古天子七庙,诸侯五庙,不应更改崇先庙的室数,最终武则天在权衡之后,没有设崇先庙为七室。

从这一点看,武则天虽然有改祖庙的心思,但最终还是没有让武氏祖庙凌驾于李唐祖庙,原因是时机并不成熟带来的政治包袱过大激起没有必要的反对声音,实际上武则天最后在称帝后才改武氏祖庙为七庙,名正言顺地享受了帝王待遇。


第二,武则天任命和尚怀义为建造名堂使者,役使数万人,开始建造太宗高宗在位时多次准备建立的明堂。

对于武则天来说这是不只是一项面子和形象工程,更不是汉武帝扩建的甘泉宫那样纯粹的供帝王享乐的奢侈品,因为明堂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武则天后来正是在名堂接受朝贺,施行政教,这实际是武则天称帝计划中的一步。

第三,“宝图”的出现。武承嗣指使人在白石上凿上文字:“圣母临人,水昌帝业”,然后指使雍州人唐同泰上表献石,太后高兴,命名为“宝石”,提拔唐同泰为游击将军,并且下诏,亲自祭拜洛水,接受“宝图”,祭典结束后,驾临明堂,接受群臣朝拜,命令地方官吏,皇族,外戚在神都洛阳会集,并且给太后加尊号圣母神皇。

随后,唐朝制作了神皇的三个印玺,并且大赦天下将“宝图”改名为“天授圣图”。


个人看,在通过建立七室的武氏祖庙作罢之后,实际上武则天通过这一些列事件另辟蹊径,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建立了自己皇帝的名义和象征性身份,尤其是当武则天给自己加了“圣母神皇”的尊号之后,她已经给自己建立了较为合法的皇帝身份,大大地解决了合法性问题,并给所有朝臣,皇亲和世人传达了自己称帝的清晰的信号,称帝几乎只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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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16 22:0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11-16 22:14 编辑

则天皇后(5)

“处理”李唐宗室与李贞们无力的叛乱

在一系列以称帝为目标的行动付诸实施之后,从公元688年秋季开始,武则天认为时机成熟,终于开始清除李唐皇族。

个人看,这是武则天称帝的最大障碍,李唐宗室人数众多,他们永远也不会支持武则天称帝,但武则天的目的是改朝换代,如何处理这些人是非常敏感的一件事。

当时有人数众多的李唐宗室在地方任职,多为刺史,其中一些人在皇族中享有美名,如果武则天不处理这些人而直接称帝,那么就将给天下人制造口实,这些人很容易集体造反,这个风险非常得大,武则天当时已经60多岁,从14岁入宫算起已经在顶级政坛摸爬滚打50年有余,她是不可能去做这样的事的。

换言之,武则天如果要称帝,必须要清除李唐宗室,使他们不能阻挠武则天的称帝计划,不能成为阻力,更不能成为一股带动力量掀翻武则天。

即问题不是清除不清除的问题,而是怎么清除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已经被武则天驱逐到地方的李唐宗室“内心不安”,自己开始组织政变推翻武则天。《资治通鉴》并没有具体记载“李元嘉等”为什么开始感到内心不安,进而暗通书信主动组织政变的,但我个人认为武则天在一系列动作后要清除李唐宗室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只是《资治通鉴》没有记载她是否已经重启了对李唐宗室的“清除”或敲打活动,想必“李元嘉等”反叛也是认识到太后对他们的不满。

到了八月,李冲已经命令下属招募兵卒,同时告之各王以及部分地方官吏,让他们各自起兵,共同向神都进发。太后得知后,任命丘神勣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讨伐他们。

至此,扬州叛乱4年后,新一轮的叛乱开始了,这一次是李唐宗室在地方任职的官员直接发起的,但这一次的叛乱已经远远无法与扬州叛乱相提并论,很快以失败告终。所有串通反叛的李唐宗室要么自杀要么被处死。这一场非常失败的政变被武则天轻而易举地化解了,不只如此,借助李唐宗室的这场政变,武则天大量清理残余的李唐宗室力量,经过大概一年的清理,到690年下半年武则天称帝之前,唐朝皇族已经“差不多被清除净尽了,年幼还活着的也都流放岭南,又处死他们的亲党数百家”。


武则天称帝最大的障碍被清除了,但我们注意武则天开始新一轮对李唐宗室的清除运动之前做足了工作,在李冲李贞们谋反的时候武则天的位置已经很难被撼动,中央政权非常稳固,并且李唐宗室在地方的官员一般只是官至刺史,不能掌管一方,所能调动的资源和兵力十分有限,起兵人数只能以千记,最终的叛乱实际上颇有些有螳臂挡车自不量力的味道,反而给武则天足够的理由去进一步清除李唐宗室。


水到渠成,武则天黄袍加身正式称帝

公元690年是武则天称帝的一年:

第一步,武则天祭万象神宫,大赦天下,开始使用周历。凤阁侍郎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个字进献,朝廷下令推行,改“诏”为“制”,我们可以清除地看出武则天已经准备在这一年称帝了,这也是给群臣和百姓的一个清晰信号。

然后,司刑少卿周兴奏请废除唐朝皇室亲属的家族名册,这是给李唐宗室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让别人连想法都不能有。

随后,武承嗣在春季被任命为文昌左相。我们知道武承嗣在5年前被罢去宰相职务,部分是为了安抚李唐宗室,而如今武则天再次给与其相位,其意图十分明显,就是树立武家的地位。(当然,武承嗣想当太子与武则天意见相左,最终结果不佳,忧郁而死)

到了九月,侍御史傅游艺率领关中百姓九百余人到皇宫前上奏表,请求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没有允许,但提升他任给事中。这一下子就等于告诉百官该怎么做了,于是百官和帝室同宗亲属,远近百姓,酋长,和尚,道士共计六万余人,都上表提出一样的请求,甚至连皇帝睿宗也上表自己请求赐姓武室。

连唐朝的皇帝都请求赐姓武氏,武则天称帝实际上只差最后一步,于是,群臣进言“有凤凰从名堂飞入上阳宫,又飞回停在左台的梧桐树上,过了很久,才向东南飞去;还有赤雀数万只飞集朝堂。”

武则天在这个时候大大方方地同意皇帝及群臣的请求,上则天门城楼,宣布大赦天下,改唐为周,更改年后,上尊号称圣神皇帝,以皇帝为皇位继承人,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


在经历了五年的辗转,经历了蛰伏,过渡,外事,谋划后,武则天终于在67岁的时候实现了称帝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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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0 22:0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11-20 22:05 编辑

则天皇后(6)

称帝后较为平静的690年

武则天在690年秋称帝后,第一件事就是在神都洛阳立武氏七庙,这是武则天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但因为怕违反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的礼制而一直没有做成。

在她称帝后的第二天,武则天就迫不及待地建立武氏七庙,行天子之礼,足以说明为这一天她等了多久。

随后,武则天论功行赏,重新调配中央一些主要的人事,其中私下劝武则天改朝换代的宗秦客任内史,傅游艺更是一年之间穿遍了青,绿,朱,紫四种颜色的官服,即由九品官做到三品官,当时人称之为四季作官。

然而,这些人很多乃至大多数都在后来被贬的被贬,被杀的被杀,宗秦客在不到一个月后就因为贪赃获罪,降职遵化县尉,其弟也因非法获取财物而流放岭外。

此外,在690年,武则天欣赏徐有功的才能,任用了之前被贬官的徐有功为侍御史(监察执法的官员),徐有功认为在武则天治下这个位置不会有善终所以流泪推辞,但武则天还是任命了他。

武则天还少见地纳谏,停止了一次选拔优秀射手的射箭比赛。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武则天在称帝后,权力大大地巩固,以至于有政治空间可以纳谏和任用贤能了,这和此前以奸治忠的做法相比有了改变。

请君入瓮

公元691年:
但武则天称帝前为了威慑李唐宗室和群臣所采取的高压政策依然还有后果:告发他人谋反的依然层出不穷,其中绝大多数都不实,甚至出现相互诱使官吏的奴婢告发主人的现象。

其中位高权重的大将军邱神勣被处死,随后有人告发酷吏周兴与邱神勣一同谋反,太后令来俊臣(另外一个历史上有名的酷吏)查办此事,来俊臣问周兴“罪犯不认罪,应该使用什么办法?”,周兴说:“这很容易,取一个大瓮,四周用炭火烤,让囚犯进入其中,还有什么事不会承认的。”来俊臣便找来一个大瓮,四周生满炭火,告诉周兴有人告发他,让他进入瓮中。周兴惶恐,随即认罪,太后原谅其死罪,流放岭南,途中被仇人杀死。

这就是有名的请君入瓮的典故。

个人看,在这个时候,武则天已经不再保护周兴这样的曾经对自己十分有价值的酷吏打手了,我们知道此前周兴,来俊臣,索元礼是武则天提拔的典型,就是任用这些奸人制服不顺从的百官,避免他们谋反,冤假错案数以千记,这三个人心狠手辣,滥用酷刑,每人手下都有大量的灭门案(来俊臣灭门一千多家,周兴,索元礼都了杀数千人)。这种高压政策起到了效果,他们执行的是武则天的意思。

但在称帝后,武则天已经不存在执政合法性问题,权力十分稳固,正所谓狡兔死走狗烹,这些人对武则天的价值大大降低,而他们所做的事本就为人所不耻,武则天开始处理他们是在抚慰对他们不满的人们的怨恨情绪。

周兴死后不久,另外一个酷吏索元礼也被太后处死,只有来俊臣被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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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3 22: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11-23 22:11 编辑

则天皇后(7)

武承嗣太子之争失败决定了武则天最终会还政李唐

武承嗣在经历了被贬官又被任职为文昌左相兼同凤阁鸾台三品(实为第一宰相)之后,成为了武则天的左右手,而且被封魏王,地位很高,由于他还是武则天的侄子,所以他想取代睿宗(时称皇嗣)成为皇太子。

691年,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武则天为了巩固权力早就把唐朝的官职名都改了,让它们具有很强的女性色彩,凤阁即中书省,鸾台即门下省)张嘉福指使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奏表,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

很明显,武承嗣是宰相,凤阁鸾台同三品,凤阁舍人是由武承嗣授意做事,武承嗣是很想当太子的,因为他无论在亲缘关系,政治地位,实权上都已经走到了可以当太子的一步。

武则天开始征求他人的意见,其中文昌右丞,同凤阁鸾台三品岑长倩认为皇嗣在东宫(即睿宗),不应该有这样的建议,所以上奏请求严词谴责上书的人,通知他们散去。武则天随后又询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接近宰相的职位)格辅元的意见,他也坚持说不可以。这些人大大违反了武氏掌权者的意愿,于是这些人开始遭到排斥,最终被来俊臣以谋反罪处死,这期中还包括司礼卿兼判纳言事欧阳通。

从这一段中,个人看,武则天一开始并没有表态只是在征询各个大臣的意见,但是反对声音很强烈,特别是两位宰相更是严词反对。但后来来俊臣网罗罪状,杀掉这几个重臣,其中包括与武承嗣地位实权近乎等同的岑长倩就有其他意味了:武则天虽然没有表态,但来俊臣敢杀这几个重臣可不是武承嗣可以办到的,那需要武则天的首肯,而武则天应该很清楚这几个人为什么要死。

换言之,武则天在这个时候的做法透露出对立武承嗣为太子的想法动心的意图。

然而,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资治通鉴》在没有任何其他情况说明的情况下记载,武则天突然对拼死请求废除皇嗣的王庆之非常不满,当面问王庆之为什么要废黜“我的儿子”皇嗣,并且指示左右将他遣送出去。然而,武则天又给了他一纸凭证,允许他靠这个凭证来见自己。但最终武则天对王庆之总来求见很不满,让凤阁侍郎李昭德杖刑杀死了他,直到他死了,他的党羽才散去。

我们发现,虽然武则天依旧没有直接对立武承嗣为太子表态,但她的想法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不是武则天给出明确旨意,区区凤阁侍郎又怎敢杖刑杀死王庆之,并且公开宣称“这个坏蛋想废黜我朝皇嗣,立武承嗣为太子”。而武则天想法的改变是渐进的,她一开始实际上是在认真考虑立武承嗣为太子的,慢慢地她的想法发生了转变,而这个转变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任何关于武则天态度发生转变的分析最多都只能是臆测,但这个转变的确是发生了。

李昭德在杖杀王庆之之后向武则天进言,从儿子和侄子的角度反对废黜睿宗,武则天同意了这个看法,立武承嗣为太子的动议被否决了。


随后,在来年692年,李昭德进一步进言,说魏王武承嗣权太重,而且毕竟只是武则天的侄儿,不如儿子亲近,现在他既是宰相,又是亲王,还是武则天的侄子,权势与君主等同,恐怕会威胁到武则天的天子之位。武则天震惊,随后罢去武承嗣的相职,改任特进,地位虽高,但实权已经不在。


至此,不但武承嗣想当太子的提议被彻底否决,而且失去实权,后来郁郁而终,武则天作为女人终归还是对自己的几个亲生儿子有感情,实际上除了很可能不是她亲生的前太子李贤被她杀死之外,其余的两个儿子她都给与相对的善待。


武承嗣没有成为太子对唐朝的政局有很大的影响,它决定了武则天最终还政李唐给中宗李显(即李哲),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否则中国历史就要多一个周朝了,那么一切都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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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7 23:14 | 显示全部楼层
则天皇后(8)

来俊臣们--武则天执政过失的镜子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是唐太宗给魏征的极高评价,魏征穷其一生,大胆进谏,睿智而且刚直不阿,唐太宗成就了魏征,魏征也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唐太宗。

来俊臣,是在武则天称帝前启用的查案的最有代表性的官员,我个人认为他是映射武则天执政期间最大过失的镜子。遗憾的是,武则天几乎从来没有去仔细地看这面镜子。其实,如果武则天花些时间仔细思考,以来俊臣见得失,那么她的主要过失就会减少大半。

一般认为,如果论过失的话,那么康熙执政过宽,雍正执政过严,乾隆执政初期吸取了爷爷和父亲在执政风格上的弊端,宽严相济,取得了成功。

我个人认为,在谈论武则天最大的过失时问题不在于严和宽,而在于没有能力把持朝纲,在其执政期间政治充满邪气,可以用昏暗来形容。因谋反罪而被冤死的人不计其数,来俊臣作为武则天执政期间查办案件的代表人物更是滥用职权,不但替武则天强压群臣,而且以权谋私,公报私仇。作为实际持有刑罚大权的人,来俊臣没有任何原则,也几乎是没有官德的,他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弄权。

如果说在唐高宗死后到武则天称帝前这七年,武则天使用来俊臣们是为了达到稳固政权的目的,还多少可以让人理解:来俊臣们滥杀无辜成千上万,但武则天放纵他们终究是为了达到一个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目的,我们可以从道德上和方式上批评武则天的做法,但这终归还不算是无能,因为武则天当时面临的政治和舆论环境比较恶劣,她需要生存空间。从这一点看,武则天是强过一些失去政权的君主的,至少强过他的丈夫李治。

但是,在武则天称帝之后,其执政合法性得到大大地加强,权力非常稳固,其执政的重点必然应该转向施政,实际上作为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君主在这个时候很自然地都是想有所作为的。武则天也是这么做的(至少她想这么做),他任用了一些贤能,包括狄仁杰这样的传世贤臣,以及听取了一些重要意见和建议,甚至开创了试用制度,赏罚分明,得到了一些赞扬。

可是,来俊臣作为宠臣弄臣依然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诬陷无时不刻地存在,先斩后奏,先杀人后制造“证据”,勒索不成就以案件报复的情况比比皆是,以至于这成为了朝廷办案的一种常态,毫无纲纪可言。武则天在这方面是有重大失误的,实际上,武则天在后来自己也在反省,认识到之前很多案件都是来俊臣办的冤案,严重地影响了朝纲。


武则天曾经贬过来俊臣,但来俊臣后来告发一件谋反案又被重新提拔,重操旧业,直到公元697年来俊臣与武氏诸王和太平公主发生冲突,想诬告皇嗣等一起谋反的时候才触动了武则天,在经过前思后想之后武则天处死了来俊臣。来俊臣死后,仇家争相来吃他的肉,而一同被处死的李昭德反而被人痛惜。

即便在来俊臣被贬和死后,武则天还是使用了类似的武懿宗。



来俊臣作为一面镜子,反映了武则天执政能力上的一个重大不足:不能平衡运用办案官员。我们知道唐太宗在使用权万纪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问题(当然权万纪没有诬陷杀人,只是做了些弄权的事),但魏征大胆谏言,唐太宗最后静悄悄地审慎地平衡地处理了有些弄权行为的权万纪暗中约束了侍御史们,既达到了约束百官整体看不触犯纲纪的目的,也没有让权万纪们的弄权风起,很好地维持了朝纲。

武则天在这方面做得极差,即便放在中国历史上看也是少见的,她做得过于差以至于带来了昏暗的政治,冤案是武则天一朝最大的特点。如果说武则天特殊是因为她是中国历史唯一一位女皇帝的话,那么来俊臣就是武则天执政的商标。


应该说,查办案件对于君主来说只要不涉及重大朝纲和制度上的东西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甚至排不到前几位重要的事,但如果做得过差走向极端也会带来灾难性影响。武则天认为来俊臣们只要执行自己的意志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忠于自己就可以了,所以放纵了来俊臣,而来俊臣又是没有原则的小人,才导致严重后果,这在根本上说还是反映了武则天的执政气质。


以上纯粹个人读书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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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30 22:23 | 显示全部楼层
则天皇后(9)

惬意和志得意满的五年

武则天在公元690年称帝,从691年开始到696年的营州之乱之前这段时间对武则天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惬意的。

一方面,政权稳固,一直萦绕在她头脑里和宫廷之中朝堂之上的合法性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反对武则天的声音降低到了最低乃至可忽略不计,武则天终于可以在帝位上稳稳当当地运筹帷幄指点江山了。

另一方面,在内部稳定的同时,这段时间在外事上武周王朝不断地收获胜利,武则天在与吐蕃和突厥的交战和对抗中都占了上风,获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总而言之,武则天在这段时间没有太让她心烦的大事。也正因为如此,在这段时间其治国理政方面也有所加强,开始有人敢提出有效宝贵和切中时弊的意见,武则天在很多时候还予以采纳。


这里先简单说一说这段时期的外事情况。

从唐高宗以来,吐蕃的崛起一直是让朝廷感到很忧虑的事,期间战事不断,互有胜负,唐朝实际上在西部方向多了一个劲敌。

在692年夏天,吐蕃内部政治出现了问题,其别部酋长率领八千余人归附唐朝,张玄遇把他们安置在莱川州后,就撤军了。

同年冬,曾经被俘的王孝节得以返回周朝,连续升官至右鹰扬卫将军,他了解吐蕃的情况,领兵进攻吐蕃,结果大败吐蕃,又攻下四镇,朝廷设置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境内的皮朗古城,汉朝和唐初时都属匈奴),派兵戎守。这实际是实现了开疆拓土,威震四方,是武则天执政期间的一大功绩,王孝节一战成名,家喻户晓,武则天用人得当大胆出击用事实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强势君主,并且不只局限在内政上。

693年外事上相对平静,到了694年,二月,威武道总管王孝节在冷泉及大岭大败吐蕃和突厥等各三万人,碎叶镇守使韩思忠打败敌人一万余人。这又是武周外事上的一个重大胜利,同时在多个地点与两个主要外敌吐蕃和突厥交战并都获得了大胜。武则天称帝以来,在外事上接连奏凯,再携称帝之余威,达到了执政的一个高峰甚至是顶峰。

同年六月,西南蛮族首领率领部落二十余万户归附唐朝,兵不血刃,武则天再一次扩大了影响力并取得外事成功。

直到695年秋,吐蕃才敢再次侵扰周朝疆土,武则天再次派王孝节讨伐吐蕃,但这一次也是武则天在吐蕃方向受到了挫折,那是696年的事情了,随后出现的严重的有名的营州之乱也与这次外事失败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没有外事上的失利,营州之乱也不会旷日持久成为武则天心头大患。

同年冬季,突厥请降,武则天非常高兴,封突厥首领为左卫大将军,归国公。



从这段时期的外事和外战活动上看,武则天无疑取得了重大成功,凭借一直在增长的强于吐蕃和突厥的国力和军力,武则天展现了咄咄逼人的架势,主动进攻,开疆拓土,让突厥俯首称臣,延续了唐朝自唐太宗以来外事上的强势,武周王朝在这个时候无疑是区域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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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4 21:4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12-4 21:47 编辑

则天皇后(10)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李昭德与娄师德的鲜明对比

营州之乱发生在696年,上次说武则天称帝后到696年这几年是武则天内政上惬意外交上志得意满的五年,下面说说这段时期内政的一些变化。

“任用李昭德,我才睡得安稳”

李昭德在691年的职位是凤阁侍郎(在当时权位已经降低),在武则天第一次考虑是否立武承嗣的问题上李昭德站在了武承嗣的对立面。武则天当时犹豫不决,是李昭德奉武则天的旨意打死了带人请求武则天立武承嗣为太子的王庆之,他的党羽这才散去。

这一次是李昭德和武承嗣的第一次结怨,其实这一次李昭德很冤,因为武则天的犹豫是王庆之被杖刑的原因,李昭德只是为了免除后患遭王庆之记恨而杖死了他,他不过是个执行者,却被卷入了这场储位之争。

这一次过后,无论李昭德之前是怎么想的,都已经被卷入了这场漩涡之中无路可退,他随后就向武则天进言,应当传位给自己的儿子(皇嗣李旦)而不是侄子武承嗣,侄子作天子怎么会为姑母立庙呢?武则天同意这个看法。

第二年692年,李昭德和武承嗣的矛盾已经进一步激化,互相在武则天面前以各种事情为由说对对方不利的话,而由于武则天倾向于立自己的儿子为继承人,她削了武承嗣的权势,而在武承嗣诋毁李昭德的时候,武则天就说了那句有名的“任用李昭德我才睡得安稳”。

李昭德随后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用成为内史,两年后的694年,依仗武则天信任的李昭德独揽大权,意气用事,受到人们憎恨。其中前鲁王府功曹参军上述抨击他,主要是参他专权,并且警告武则天权力一旦让出要收回就极难。同时又有其他官员著《石论》数千言,叙述李昭德专权的事实。武则天因此憎恶李昭德,降职为南宾县尉,后来又把他流放。

也因为李昭德这件事,武则天用一支梨花给宰相们看,宰相都以为是吉兆,只有杜景简说“现在草木凋落,而梨树却开花,这是阴阳错乱,过失在我们这些人”他因此下跪谢罪,武则天说“你是真正的宰相”。武则天借梨花的事教育宰相要遵循“善事归于君主,过失自己承担”的君臣之道,而李昭德正是被参违反这个君臣关系才遭到武则天憎恶的,武则天因此认为应该让宰相们清楚这一点。

李昭德的事还没有完,来年(695年)初受司刑少卿等官员弹劾,与李昭德往来密切有结党嫌疑的几位朝廷重臣都被贬为刺史。

697年,武则天在处死来俊臣的时候一同处死了李昭德,至此,李昭德曾深受武则天信任和重用,却终于死在了政治漩涡中。

娄师德--唾脸而不擦

娄师德是在武则天治下一个善始善终的重臣,不但在内为相,而且还对外出征,在死后得到了较高的评价。娄师德为人宽厚,清廉谨慎,冒犯他也不计较。与李昭德一同入朝,因为肥胖被李昭德嘲笑“乡下佬”也不在意,说我不做乡下佬谁做乡下佬。后来娄师德的弟弟授任代州刺史,快要赴任的时候,娄师德对他说“我任宰相,你又为州刺史,得到的恩宠太盛,是别人所妒忌的,将如何自己避祸?”他弟弟跪下说:“今后就是有人唾我脸上,我只擦拭而已,希望不要让哥哥担忧”。

正常情况下,这已经做得非常过了,没想到,娄师德神色忧虑地说:“这正是我担忧的!人家唾你脸,是因为恨你......唾液,不擦拭它会自己干,应当笑而承受”。

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因为害怕权势太盛而谨慎行事做到极限的人了,从效果来看他很成功,不像李昭德,娄师德善始善终,他深刻明白武则天一朝的风险所在,采取了正确的策略。



李昭德与娄师德一同入朝,同为有才华的重臣宰相,结局却天壤之别,一方面有二人为官和为人上的差异,但个人看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武则天,武则天能力虽然强于唐高宗无法与唐太宗等明君相比,无法维持超纲是武则天能力上的缺陷。娄师德作为重臣,近臣和宰相有“唾脸而不擦”的言论,是这一朝局真实的写照。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是唐太宗的千古名句,没有深刻经历,足够智慧和德行的人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其蕴含的道理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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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7 22:53 | 显示全部楼层
则天皇后(11)

公元695年是武则天执政的高峰,在外事上更是达到了顶峰,对突厥和吐蕃在此前几年连续获得胜利,在695年底,突厥更是派来使者请降。

在同一年,吐蕃再次侵扰边境,武则天任命此前对吐蕃作战立有大功富有传奇色彩的王孝节为肃边道行军大总管讨伐。

但这一次谁也没想到,兵锋正盛的武周军队面临一场大败,这次大败终结了武则天称帝后在战事上的连胜,改变了外战局面,更重要的是它被普遍认为给营州之变制造了条件。营州之变本来只是地方的一次小小的叛乱,对于强大的当时的区域霸主武周来说本来不应是什么大事,但这次叛乱发生在武则天外事失利的时候,并且在初始凭借自身韧性打败了武周的平叛部队,武则天甚至面对先应对吐蕃和突厥还是先安内的局面。

素罗汉山大败

武则天在696年春又任命娄师德为行军副总管辅佐和监督王孝节一起进攻吐蕃,在三月,王娄二人在素罗汉山与吐蕃论钦陵赞婆交战,结果大败,王孝节因此被免官为平民,娄师德被降职为原州员外司马。娄师德在一次签署文书的时吃惊地说“官爵全都没有了!”接着又说:“也好也好。”

从这次处罚可以看出武则天对这次失利有多么不满和震惊,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人还有用完全有可能会被处死,这次大败对武周的打击很大,武周多年来的威名在这一战被一扫而光,辛辛苦苦一朝回到了解放前,武则天失去了短期内报仇的实力,进而进入休整期,而这一次失利过于惨烈以至于为营州之变创造了条件,

营州之变的爆发,起因与发展

营州政变的起因在于地方官吏和守将内部失和,营州都督在营州发生饥荒的时候不赈济,看待他们的首领如同奴仆,造成了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和归诚州刺史孙万荣联合起兵反叛,攻陷营州,杀死营州都督,武则天立刻派兵讨伐。

李尽忠不久自称无上可汗,占据营州,夺取地盘所想无敌,十天之内拥兵数万,进兵包围檀州,被张九节击退。

营州之乱起因于内部治理不善,地方官吏对下属过于严苛造成不满是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是引起了民愤,尤其当契丹发生饥荒而地方官员不去赈济,正所谓民以食为天,这给李尽忠和孙万荣创造了条件,而武周新败外事局面发生改变也给李孙二人和追随者壮了胆。

我们看到,李孙二人十天内就拥兵数万,这充分说明了当地百姓对这次叛乱的支持,一定程度上甚至赋予了其正义性,这是武则天治理国家上的失误。


到这个时候,营州之乱终究还只是偏远地区的一次小型叛乱,虽然李孙二人占领了些城池,而且有了几万部队,但扩张的势头被张九节挡了下来,暂时得到了遏制。另一方面,武则天反应迅速,以最快速度派出了讨伐部队。与武周的军事实力比起来,契丹应该是不足为虑,难以形成气候。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曹仁师等作为武周讨伐大军的主将中了契丹人的计谋,错信契丹人有意放出的情报,立功心切冲进契丹人的埋伏圈,大败,死尸布满山谷,几乎没有人逃脱。随后契丹人伪造文书并让被生擒了的主将之一张玄遇签名,逼燕匪石等立刻到营州,燕匪石等信以为真昼夜兼程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就冲到了营州,人困马乏,结果被契丹人埋伏截击,全军覆没。

至此,朝廷派去的浩浩荡荡的平叛部队被全歼了,武则天这次想处罚责任人都没人罚,不是被杀就是被生擒。

无论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一次军事上的严重失误和溃败,也因为这一次的失败,营州之变进一步影响了武周的外事局面,本来不对契丹抱有希望的突厥和吐蕃都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进而改变了区域格局和武周王朝的外交政策,甚至有人怀疑对武则天立储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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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1 20:2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12-11 20:32 编辑

则天皇后(12)

营州之乱对武周外交关系的初步影响与让郭元振名动一时的建议


在696年八月武周军队讨伐契丹遭遇全军覆没之后,九月武则天便下令官府用钱赎出天下的囚犯和官民的家奴,发往前线进攻契丹。同时,朝廷开始命令崤山以东靠近边地各州设置武骑团兵,任命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为清边道行军大宗关,讨伐契丹。

从这个布置看,武则天在第一次剿叛遭遇惊天重创之后非常重视契丹,已经制定了可进可退为各种局势做准备的计划,她已经意识到契丹可能不是一个立刻可以剿灭的叛乱,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当然武则天的这个决定也遭到部分朝臣的反对,武攸宜军府的参谋陈子昂就上疏反对,认为赎买囚犯和家奴的办法没有多大作用反而有损朝廷体面,“契丹是小小的祸乱,发个命令就可以诛灭。”

这个进谏没有被采纳,很显然武则天对局势的判断更加谨慎,她不敢再轻敌了。

紧接着,一直在观察局势发展的突厥开始行动,突袭凉州,虏走凉州都尉许钦明,他的哥哥许钦明(龙山军讨击副使)也在崇州被突厥擒获并杀死。

至此,营州之乱已经影响了武周的周边外交关系,要知道就在短短一年前突厥首领阿史那默啜迫于武周连胜的兵锋还派使者请降,并被封为归国公,而营州之乱给了突厥蠢蠢欲动的机会,终于将想法付诸于行动,并且取得了初步成功。


与突厥不同的是,之前大败武周军队的吐蕃反而采取了另外一种策略,就是与武周和好,他们提出了一个让朝廷难以定夺的条件:请求周朝撤去安西四镇的守军,并请求分给他们十姓突厥的土地。

个人看,吐蕃由于之前和武周交恶很深,成了武则天重点部署和打击的敌人,在突厥侵扰凉州契丹反叛未平的情况下,吐蕃想通过讲和而获一些对他来说一些有意义的实利,这不能说是趁火打劫,但也是想趁机在武则天身上炸些油水。

面对这个情况,朝廷上下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时候郭元振(高级军队参谋)站了出来,对局势做了彻底并且令人信服的分析:

是否答应他的要求,朝廷拿不定主意,郭元振上疏认为:“论钦陵要求罢兵割地,这是利害的关键,确实不应轻易作出决定。现在如果直截了当地拒绝他的善意,结果将招致很深的边患。四镇的利益远,甘州、凉州的受害近,不可不深入考虑。应当用计策拖延时间,使他和好的希望未断绝就好了。那四镇、十姓,吐蕃是很想得到的,而青海、吐谷浑,也是我们的要地。现在回答他应该说:‘四镇、十姓之地,本来对唐朝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派兵戍守,是想安定抚慰西域,分散吐蕃的军力,使吐蕃不能全力东侵。现在如果吐蕃无东侵的打算,就应当归还我吐谷浑各部及青海故地,而西突厥五俟斤部也应当归还吐蕃。这样便足以堵住论钦陵的嘴,而且也未与他断绝关系。如果论钦陵略有违背,则是他没有道理。而且四镇、十姓诚恳归附已久,现在还未发现他们有反叛的情况,做有害于我们的事情,因为遥远而抛弃他们,恐怕要使各国伤心,不是控制四夷的良策。”太后听从他的意见。


个人看,这一段分析是相当地全面入理,字字切中武则天所想和所虑,他提出的应对办法的核心在于以吐蕃不可能答应的条件实质拒绝吐蕃提出的部分领土要求,即要求吐蕃归还武周的部分故地作为交换条件。而实际上吐蕃不可能归还这些土地,所以武周也就谈不上把四镇和十姓突厥的土地给吐蕃了。

更重要的是,这个办法给吐蕃与武周之间带来了一时的和平,使武则天可以腾出手来去处理契丹和突厥之间的关系。

武则天听从了他的意见,随后:

郭元振又向太后进言:“吐蕃百姓为徭役和兵役所苦,早就愿意与我们和好;只有论钦陵图统兵专制的私利,不想归附。如果我们每年都派去表示和好的使者,而论钦陵常不从命,则吐蕃百姓对论钦陵的怨恨就会日益加深,盼望得到国家的恩惠就会日甚一日,他要想大规模发动他的百姓,肯定就困难了。这也是逐渐离间的办法,可以使他们上下猜疑,祸乱从内部产生。”太后深表赞同。郭元振名震,元振是他的字,人们习惯称呼他的字。


郭元振的这个建议是离间吐蕃百姓与吐蕃政权关系的一招,击中吐蕃内部的问题,假意派员表示和好,把战争和两国关系不好的责任推给吐蕃政权,让吐蕃难寻借口发动百姓与武周作战,进而使他们上下猜疑,甚至祸乱从内部产生。

武则天这一次深表赞同。

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郭元振的建议起到了重要效果,在这段武则天内忧外患的日子里,吐蕃与武周没有发生冲突,没有让武则天三面受敌,可以专心对付突厥和契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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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4 20:51 | 显示全部楼层
突厥的伺机行动与武周实际分裂局面的形成

在郭元振的建议被采纳后,武周与吐蕃的关系被稳定了下来,双方达成了实际上的互不侵扰条约。个人看,这样一个和平条约能够达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当时都有忧虑,不愿意在这个时候继续在打下去,造成两败俱伤的结局。在武则天的角度看,营州之乱已成心腹大患,牵扯了大量的精力,物力和财力,原本之需要与吐蕃和突厥对抗,现在却形成了三面受敌的局面,况且契丹叛乱后兵锋所指,战无不胜,相比于吐蕃和突厥,契丹这个内忧更令武则天着急,所以她愿意在这个时候和吐蕃讲和;从吐蕃的角度看,在武则天称帝后多年征战一直处于劣势,武周采取的是攻势,虽然在最近一次交手中大获全胜,但面对的依旧是一个敌强我弱的局面,自己本来就已经是武周的重点打击对象,内部又存在不稳定因素(出现过叛降的情况),这个时候的吐蕃在可能的情况下也愿意与武则天讲和。

再经过一系列外交较量和努力,吐蕃与武周讲和。

在稳定了与吐蕃的关系后,接下来对武则天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内平契丹,外御突厥。突厥的阿史那默啜显然是想利用这个武周内乱的机会而获利,之前已经开始重新侵扰边境,在武周与吐蕃关系稳定后,突厥开始虚虚实实真真假假。

首先,突厥做出姿态,请求做太后的儿子,并为自己的女儿向武周求婚,并归还河西的降户,率领突厥部众攻打契丹。武则天也投桃报李,册封降了反反了降的阿史那默啜为左卫大将军。

突厥这个做法是不想在吐蕃与武周讲和的情况下成为武周的主要敌对目标,想以攻打契丹为由观看局势的发展,伺机行事。

随后,在696年的冬季,契丹首领李尽忠去世,与他一起反叛的孙万荣接替了他的位置率领部众。这个时候,看到局势有变的突厥趁机袭击松漠,俘虏了李尽忠和孙万荣的妻子儿女后撤走。武则天因此给阿史那默啜升职,封为立功报国可汗。这应该是突厥与武周关系最好的一段时间,其原因在于李尽忠的死给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

然而,孙万荣收集余众,军势再次兴盛,攻陷冀州,杀州刺史,屠杀官吏和百姓数千人,以此立威,又进攻瀛洲,黄河以北地区震动。

至此,形势急转直下,契丹势力再次兴起,这也直接影响了突厥接下来的做法。



到了公元697年初,之前打击契丹的突厥侵扰了武周的灵州,标志着其外交政策的转变,但在接下来阿史那默啜进攻胜州的时候,被武周军队挫败,暂时阻止了突厥的进攻态势。

这个时候武周的主要打击对象还是契丹,王孝节和苏宏晖领兵十七万与契丹孙万荣决战,结果周军大败,王孝节战死,苏宏晖逃跑,后立功免去死罪。接应的武攸宜进军至渔阳,听说前军全军覆没,军中震惊,不敢前进。契丹乘胜追击,功陷幽州,武攸宜与之交战,但没能取胜。


至此,整个战局发生了重大转变,契丹盛极一时,武周政权面临着重大的挑战,曾经被认为仅仅是小小祸端的契丹已经到了可以与武周,突厥分庭抗礼的势力,彻底成为一个区域玩家,武周实际分裂的局面已经形成。


从营州之乱的发展来看,武则天的应对没有太大的失误,不但反应迅速而且布置周密,并且没有轻敌把安内当做了头等重要的大事,并不惜在外交上适当示弱,但最终的结果却出人意料,甚至连突厥也难以想到契丹竟然能走到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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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8 20:56 | 显示全部楼层
突厥获利与营州之乱的平定

公元697年,在王孝节在东硖石谷惨败给契丹本人战死之后,武则天面对糟糕的战局迅速展开了重要外交磋商,突厥因为地理位置和较强的军事力量成为了她首要的谈判对象。

武则天派阎知徽和田归道一同出使突厥,突厥在武周新败的当口提出了奢侈的条件:

当初,咸亨年间,突厥人有投降的,唐朝都安置他们在丰、胜、灵、夏、朔、代六州,这时候阿史那默啜便要求这六州的降户和单于都护府所辖的地方,以及谷种、丝帛、农具、铁,太后不答应。阿史那默啜大怒,言词违逆傲慢。姚、杨再思因契丹尚未平定,请求满足他的各项要求。麟台少监、知凤阁侍郎赞皇人李峤说:“戎狄贪婪而不讲信用,答应他的要求就是所谓‘借给敌寇兵员、资助盗贼粮食’,不如加强军备以防备他。”姚、杨再思坚持请求满足他,于是全部送还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给谷种四万斛,各种丝织品五万段,农具三千件,铁四万斤,答应他女儿的求婚。阿史那默啜从此日益强大。

阿史那默啜提出的条件是六州的降户和单于都护府管辖的地方,以及大量的物资,简单说就是人,物和地,而他提出这样要求的资本就是武则天最大的顾虑契丹。如果不答应这样的条件,阿史那默啜完全有可能与契丹结成联盟,共御武周。虽然武周依然是区域霸主,但契丹终究是一个心腹大患,并且这个时候战事吃紧,一旦突厥与契丹联盟,这里就有可能会出现长期对峙乃至长期分裂的局面,极端情况下,连续大捷的契丹甚至有可能会再次扩大地盘。

但阿史那默啜提出的条件又十分苛刻,让朝廷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而最终武则天决定了满足阿史那默啜的条件,这是一个相当艰难和重要的决策,因为没人知道突厥会不会遵守契约,阿史那默啜到底会对局势有怎样的判断都是拿不准的。

个人看,武则天最终的决定说明她并不认为突厥是最大的祸乱,她的心腹大患还是契丹,在她的眼中阿史那默啜不是那么可怕,反倒是契丹如果不除必成心腹大患,日后一旦继续扩大地盘反而会让突厥更加不安分起来。

随后的事实证明,武则天的决策是正确的,但这个决定同样让突厥强盛起来。


在与阿史那默啜达成契约之后,武则天再次集结大军,派武嗣宗和娄师德等人领兵二十余万进攻契丹,武嗣宗第一仗没敢打,退守相州,直接造成契丹在赵州城屠城**。

而在这个时候,突厥与契丹之间的互补信任导致阿史那默啜决定进攻契丹在柳州西北四百里的地方依险筑成的新城,这个新城算是契丹准备进一步进攻武周的后方。阿史那默啜杀死了被突厥俘虏的前武周凉州都督许钦明并且包围新城,三天后攻陷,俘虏所有契丹人,并且派人迅速报告正率兵攻打幽州与周兵对峙的孙万荣。

得到了消息后,孙万荣部队大惊,内部出现叛乱,孙万荣被叛军和周军夹击,走投无路的时候被家奴杀死。

至此,契丹被平定。


营州之乱新起之时只是小小的叛乱,其兵力,财力,物力都无法与强大的武周相比,武则天对其也是极其重视,反应迅速强烈,但军事上的几次失误使它成为了武则天的心腹大患。营州之乱历时近两年才被平定,这对于当时的区域霸主来说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它使武则天在突厥和吐蕃两个方向上付出了较高的外交成本,才最终剿灭了契丹。


考虑到契丹曾经在军事上盛极一时,在主要战场和大会战中全都完胜周军,从结局来看,武则天还是满意的,没有了契丹的祸乱,武周依然还是那个区域霸主,吐蕃和突厥无法对其构成重大威胁。




武则天在对吐蕃和突厥的外交谈判从最终结果来看是成功的,突厥只是想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阿史那默啜在根本上还是认为武则天不会败给孙万荣,获利且不与武周结大怨是他的主要思路,武则天很好地把握住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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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1 20:4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不确定的世界 于 2013-12-21 23:14 编辑

突厥崛起后再次成为周朝的主要敌人

突厥早在唐初的时候就是唐朝一个主要的外敌,在唐太宗李世民刚刚登基的时候,突厥甚至在玄武门之变造成唐朝内部不稳定的时候攻到了长安。唐太宗执政期间多次大胜突厥,大大地限制了突厥的活动范围,使他不能对唐朝构成足够的威胁,再加内政上的问题,突厥俨然已成无法与唐朝对抗的区域小国。

但到了武则天和李治执政期间,随着区域局势的不断变化,各国实力的此消彼长,突厥逐渐开始又有了侵袭唐朝边境的能力,特别是营州之乱让突厥大大获利重新崛起,拥重兵,甚至有轻视周朝的意思。

营州之乱,突厥不但在武则天这里通过谈判获得利益,并且拿下了契丹的一些城池(如新城),拓展了自己的地盘,在人财物三个方面都增加了自身实力。

不到一年之后的698年,阿史那默啜寻找借口,以辅助李氏子孙登上帝位为由侵扰周朝边境各州,突厥与周朝在营州之乱时期达成的短暂的和平条约被正式打破,两国再次处于战争状态。随后,阿史那默啜再次罗列五个理由,宣称为此而起兵,要夺取黄河以北的土地。

从突厥的这个公开的战略目标来看,当时的阿史那默啜在几年之后对周朝和突厥的实力对比已经有了重新的评估,要夺取黄河以北的土地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目标。

武则天随后征重兵出征,四十五万大军讨伐突厥,又在几个月后任命太子李显为河北道元帅讨伐突厥,而这个时候周朝内部对局势的评价还是相对乐观的,薛仁贵的儿子薛讷甚至进言说只要立太子的命令不改变,那么突厥完全可以平定。

但大规模的战争并没有爆发,突厥在杀死了赵州和定州的一万余人之后退兵,返回漠北,拥兵四十万,占据土地一万里,西北各族都归附他,很有轻视中国的意思。从此,突厥与武周乃至后来的唐朝开始了长期的对峙,边境时有小规模战争爆发。


个人看,这可以被认为是营州之乱造成的外交成本,它改变了区域格局。在契丹叛乱之前,武则天完全压制了突厥,但营州之乱不但大大消耗了周朝的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而且让突厥大大获利,充实了国力,特别是军力,已经成长为能与武周分庭抗礼的一股力量。


重立李显为太子

契丹被平定是在公元697年,这一年武则天73岁,这在中国古代已经是高龄了。虽然武则天一直很健康且养身有术,60多岁的时候仍然不见衰老,但到了697年73岁的武则天必须严肃地考虑立太子的事情了。之前武则天内忧外患,外有突厥之忧,内有契丹之乱,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来俊臣与武氏诸王的冲突并且处死了来俊臣,李昭德等大臣,武则天无暇考虑立储君的事。

而当契丹被平定之后,73岁的武则天把立储君踢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之前提到过,武则天曾经采纳了李昭德的建议否决了立武承嗣为太子的动议,削弱了武承嗣的权位,那一次几乎决定了武则天会最终还政李唐,但营州之乱显然对武则天立储起到了延误的作用。

在697年,武则天再次罢黜了武承嗣和武三思的相职,对于武承嗣来说至少已经是第二次了。到了来年698年,武承嗣和武三思再次谋求当太子,多次指使人劝太后立他们为太子,其理由是“自古以来的天子没有以外姓人为继承人的”,这是一个很合理且有说服力的理由,武则天再次拿不定主意。这一次扮演李昭德角色的是狄仁杰和吉顼,狄仁杰同样从儿子与侄子的角度分析该立谁为储君,并且第一次直接主张召回之前被武则天夺权的中宗现庐陵王李哲(李显)。经过反复思考,武则天打消了立武承嗣武三思的念头。

随后吉顼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劝说武则天下了最后的决心:

孙万荣包围幽州,传送檄文给朝廷说:“为何不送回我们的庐陵王?”吉顼与张易之、张昌宗都任控鹤监供奉,张易之兄弟与吉顼亲近。吉顼不慌不忙地劝他二人说:“您们兄弟如此贵显得宠,但并不是靠品德功业取得的,天下对你们怒目而视、咬牙切齿的人很多。没有大功劳于天下,用什么保全自己?我为你们担忧!”二人畏惧,流着泪询问计策。吉顼说:“天下官民还未忘记唐朝的恩德,都还思念着庐陵王。皇上年事已高,皇帝的大业需有所付托;武氏诸王不是她注意的对象,您何不从容地劝皇上立庐陵王以维系百姓的期望!这样,不但可以免祸,也可以长期保持富贵了。”二人认为对,趁机一再劝说太后。太后知道这个主意出自吉顼,就召他询问,吉顼又为太后备陈利害,太后的主意才最后定下来。


公元698年三月,朝廷假托庐陵王有病,派遣职方员外召庐陵王和他的妃(日后的韦皇后)和儿子到太后驻地治病,庐陵王随后到达神都洛阳。

同年八月十一日,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怨恨自己不能当太子,心里不高兴,郁郁而终。

到了九月十五日,皇嗣(李显的弟弟后来的睿宗李旦)请求让位于庐陵王,太后同意,立庐陵王李哲为皇太子,恢复原来的名字李显,大赦天下。两天之后,朝廷任命太子为河北道元帅以讨伐突厥。

至此,武则天在74岁时终于确立了储君,储位之争正式终结,武则天心里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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