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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井底望天

《大国游戏》卷三:梦幻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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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32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十七
在二战结束之前,美国由于没有收到战争破坏,和供应大家军火的原因,所以生产能力是全世界几乎唯一硕果仅存的地方。而通过黄金换军火的缘故,就拥有了全世界40亿黄金里的26亿,占总量的65%。大量的黄金储备,和超强的制造业能力,就成了美国主导战后国际金融的主要原因。
当时从美国的眼里看世界,世界经济要解决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在国际贸易中,因为1929年的大萧条,各国政府对外汇兑换进行了严格控制,并筑起关税壁垒,以邻为壑,竞相贬值,增加自己的出口竞争力来减少国际支付赤字。大家猛烈竞争的结果,就导致了各国经济的长期严重的通货紧缩,带来了政府收支下跌,商品需求萎缩,人民大量失业,和国际贸易减少的恶果。
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不公平竞争导致了世界贸易的萎缩,尤其是纳粹德国和其他国家订立的双边贸易和外汇协定,以及大英帝国在其全球殖民地实现的英镑区政策,把其他国家,尤其是生产竞争力强大的美国,排除在贸易和投资之外。而正是这些贸易壁垒和纠纷,造成了世界大战。
对当时的美国来说,如何建立起一个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保证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消除贸易壁垒,和开放所有国家的市场给美国,可以为美国在二战中发展起来的强大军工集团提供广阔的赚钱机会。如果没有这些国家,尤其是欧洲的市场,美国的工业不得不进行减产,从而影响国内的就业水平。在1944年,已经开始有些工业出现工人罢工,抗议失业的现象。
虽然说英帝国和法帝国在二战之前,已经尽量通过各种行政和经济手段,来抗拒美国的竞争,但是在两个国家的生产能力被战争摧毁后,面临的物质短缺和资金缺乏的情况下,就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以接受美援为条件,放开了大门,让美国产品长驱直入。
在这个美国独霸的经济体系下,所有的货币与美元挂钩,而美元则以$35的价钱,与黄金挂钩。这个系统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在经济扩张中,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不光是在国际贸易中交易,而且还在一些小国家里,作为硬通货而流通。这就要求大量的美元进入世界各国,导致美元的增长和黄金的增长(本来就受到自然的限制)脱节,而导致美国联储局和世界各中央银行的兑换价格,和公开市场价格出现差异。因此任何一个中央银行都可以拿做自己手上的美元,和美国联储局兑换,然后拿到公开市场上卖而大赚一笔。
第二个问题就是当美元变成了国际货币,为了保证美元的流通性,美国必须在国际收支平衡上,保持负数。不然的话,美国一出口,就把美元全部转回来了,其他地方就没有美元可以应付流通性。所以在当初欧洲极度缺乏美元,美国工业强大,出口顺差很大的情况下,美国就采取了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投放大量美元援助,并将顺差的盈余留在欧洲投资产业,加上美国在欧洲的大量驻军,都使欧洲人手上的美元逐渐增长。这样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麻烦,当美国保持国际收支赤字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美元开始带来针对黄金的贬值压力,导致布雷顿系统的维持越来越难。
当时在美国国内,以战争形成的军工企业的庞大生产能力牵头,美国的汽车业,电子业,航空业飞速发展,从战场上回来的退伍军人上大学,然后买房子刺激了经济发展。同时汽车的普及,高速公路的兴建,导致了郊区独门独户房屋的兴起,形成了美国社会居住的主要形式。为适应这个变化,超级购物中心兴起,从战前的几个变成了3千多个,然后人们开始大量生育,即形成了战后的婴儿潮,也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三十八
这个从1945-1960年美国的黄金年代,看到的是经济的快速扩张,从1940年GDP的2千亿,到1950年的3千亿,到1960年的5千亿。企业的利润非常好,工人的工资基本上是长期合约,年年增加,并有不少福利。年轻人,尤其是男性,开始不再去大学读书,而是高中毕业后,找一份蓝领工作,娶高中的甜心,很快生儿育女。以当时一个年轻的蓝领工人工资,基本上可以买房子,买车,老婆不用工作,而且可以养活两个子女。
虽然大部分的美国人都在这一个阶段享受到了经济成果,但就不是所有的阶层,尤其是住在开始衰落的大城市穷人区的少数民族,经济收入与白人的差距非常大。这恐怕是60年代后,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开始兴起的一大原因,也是美国政府自肯尼迪当政时开始思考,而在约翰逊治下实行的大社会计划,希望复兴城市,支持教育,防治疾病,开始公共医疗等等,一系列帮助贫穷弱势阶层的政策出台的原因。
在国际上发生的另一个变化,就是美国企业开始变得巨大无比,比如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居然买下了喜来登联锁酒店,大陆银行,哈特富保险公司,艾维斯汽车出租公司,和其他一大串和本来业务没有关联的公司。而美国的工人也在高工资和福利的工会保护下,开始变得懒懒散散了,这时其他西方国家里,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开始兴起,竞争力增强,出现了对美国进口的替代能力,并在其他的欧洲市场上,开始威胁美国出口。
在1960年后,出现的另外两件事,一是美国和苏联展开的以氢弹为主的核子军备竞赛,和上太空登月球为主的太空军备竞赛,并使美国和苏联的冲突以古巴导弹危机达到高潮。另一件事就是美国开始介入越南战争为核心的印度支那冲突。
在1963年,肯尼迪政府就开始提出刺激出口,增加竞争能力的政策,但随着美国在越战的介入而花费大量的军费(和对南越的军援)以及后来约翰逊实行的大社会,美国政府的财政刺激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开始,导致美元受到的压力增大。
大部分的经济学家,把问题归结在约翰逊不肯用税收的方法,来付清越战的费用和大社会的开支,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其实这种看法的偏颇之处是看到了美国政府财政赤字的高涨,但当时的通货膨胀,以笔者的看法,并不是由高财政政策带来的。
比如在小布什任期,美国政府同样不肯用税收的方法,而是靠财政借债来打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并没有造成美国经济的通货膨胀。在看前一点,当罗斯福新政在二战期间,政府支出超过了GDP,达到109%,也没有为美国经济带来任何不良的后果。
笔者的看法是,造成约翰逊时代美国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积极的货币政策,即由政府财政支出,大量创造出来的货币总量,因为美国工业生产力已经到了顶,而没法对其进行消化。而在罗斯福时代,美国的工业能力仍然有潜力,在二战后的几年,不仅可以满足整个美国社会的消费需求,还可以帮助欧洲重建。而小布什时代,美国的工业能力虽然不足,但是通过高额的外贸赤字,通过中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的工业能力,填补了美国的缺乏。
搞清楚了这个大部分经济学家,都不明白的道理,就可以看到今天中国居然会有工厂因为外部需求的不足,而出现倒闭,而中国政府居然有点束手无策,就有点可笑了。出了这个可笑的事情,是因为俺们的领导人,就像经济学大师凯恩斯说过,“政治的领袖人物,往往就会成为无能经济学家们的奴隶”,无法从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得到明确的提醒。这个在俺之后的章节里会很深入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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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32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十九
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布雷顿体系受到两股力量的冲击,一是由于美国经济影响力衰弱,导致对黄金价格的不可维持,二是西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两极分化,开始了德国,日本以及荷兰的生产力兴起,导致其货币强硬,同时英国,意大利等国的衰落,导致币值疲软。
起先美国试图在伦敦建立一个大金池,用来稳定公开市场上的黄金价格,但是没有成功。而随着国际贸易的增加,许多大银行开始形成跨国的辛迪加,开始用对冲和投机的方法来炒卖可能会进行的各国货币的调整。结果在1967年弱势货币英镑被世界投机家冲击,并带动了对美元的压力,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会,结果提出来一个“特别提取权(SDR Special Drawing Right)”的概念,其实就是纸黄金,来应付对美元和黄金钩的冲击。这个纸黄金的概念就是,其他各国的中央银行不再要求用赚来的美元,来美国兑换黄金,而是兑换这种和美元兑换率,一比一的纸黄金。因为这个纸没有什么价值,大家就会继续持有美元,还可以享受利息。
只不过在越战后的美国,通货膨胀越发严重,美元贬值压力越发迫切,人们干嘛要保持大量美元?美国的回答是,其实美国用其军队保护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国际贸易体系,这个功能从来没有用价格来定义。所以说当西方各国,忍受持有美元的损失,其实就是在“购买”美国的国防政策。说白了,就是俺黑社会老大收的保护费。当然如果这个“保护费”是交在购买防止苏联西进的保护的话,还说得过去。但当年在西方反越战在美国本土和欧洲如火如荼之际,大家对这个保护费花的值不值,就有些疑问了。
不过在俺们美国大兵仍然耀武扬威的地方,比如西德,很快就同意不会用美元去兑换黄金,而会忠实地在美军坦克在家里成天演习的时候,好好保存自己的美金。但成天和美国闹别扭的法国,却是一大威胁。当时在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跌到了世界总金量的22%,如果法国带一帮喽罗一发难,那美国就够喝一壶的了。
于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没有和西方盟友商量之下,甚至没有通知美国国务院,突然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而这一行为,就最终导致了美元同黄金脱钩,后来各国货币和美元脱钩的情况。而美国在1971年后,除了1973和1975两年,开始了愈来愈厉害的外贸赤字,导致了在外国的美元越来越多。加上美国开始了长达15年久的通货膨胀,期间经历了1973-1974年的中东石油禁运,和1979年的伊朗革命两次能源危机,使美国的通胀率高达14%。这种情况下的美元外逃,加上后来来自于欧洲,亚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外贸竞争,于是造成在美国境外,不受美国政府和联储局监管的美元,大量流通。这些美元,因为先是在欧洲开始,被称为欧罗美元(Eurodollar),但其实包括所有美国的境外美元,如在加勒比海的逃税天堂,加拿大,日本,香港,和新加坡等地方,都在银行系统里流通,储存和借贷,是美元成为了主要的储存货币。
虽然这些美元不受美国政府控制,但美国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会带来其价值变动,尤其是这些钱大概是所有流通美元的四分之三,变成了大家对美国缴纳的军事保护费。有意思的是,这些交保护费的国家,不光有美国自己的西方盟友,还包括被美国打击的中国和俄罗斯,而那些拼命想缴费的国家,如朝鲜,伊朗等等,还是因为美国人的制裁,不许他们缴费,才没有办法作罢,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四十
而之所以出现的这样的现象,就是美国经济是建立在金元帝国的基础之上,就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上拥有了发钞权。从理论上来讲,拥有发钞权的国家,在财政上和贸易上可以保持高赤字而不用担忧,因为你是基本货币的来源,你需要货币,就增加发行货币就行了。而其他的国家,则必须靠辛辛苦苦的工作,提供真正的产品和服务,来换取美国发行的货币。如果这些国家,想玩财政和贸易双赤字,估计很快就会破产。
用中国人熟悉的一句话,美元就是美国政府发出来的白条子,或者说绿条子更贴切。用这个绿条子,你可以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所以美国政府是不需要花任何工作,就可以吃香喝辣,就像一个人自己家里藏了部印钞机,想印多少就印多少。
所以说一旦控制了印钞机,美国是不会破产的,任何资金的短缺,都可以用印钞机解决。而美国现在的问题,正如笔者在第一篇里提到的,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支出不是靠自己的印钞,而是靠发行国库券进行的。用这种方法,其好处就是美国政府的赤字是靠借贷进行的,而不是靠自己增加货币量,所以理论上讲不会造成通货膨胀。但事实上,如果这些债券的购买者是来自美国银行系统外的欧罗美元,其实对美国的货币量还是有增长的。
这种国债发行的方法,其坏处就是要支付利息,而美国政府财政的最大头痛问题,就是积累的利息支付,已经是每年总预算的8.2%,而这一部分的支出越来越大,就造成了每年财政的困难,和发行新债进行债滚债,即以新债的收入,来支付旧债的利息这个过程越来越难,因为举债的数量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节衣缩食,和增加税收来减少财政负担,不是一个政治上可行的选择的话,没有货币发行权的国家,如以前发生的拉丁美洲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拒绝支付到期的利息,和要求债务重组以及减免,就是一个唯一选择。而具有发钞权的美国,可以选择的就是直接由政府印钞机开动来支付,欠你1万亿,好,俺马上发行1万亿美元给你,问题立即就解决了。当然手持美国债券的外国政府和个人,同美国国内的债券持有人一样,就要面临通货膨胀,来冲销手上多余的货币。
以美国政府和人民毫无节制和不负责任的作为,这个时候的来临,可能就是未来几年。现在利用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的破坏,全球形成的共识,就是必须改变当前这个局面。现在改革的方向,基本上就是三个方向。一是如果美元要继续成为事实上的国际货币,那么美国政府的发钞行为,就必须受到国际组织的监督。比如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重,或者发钞量的增长限制等等。这些属于一个国家主权的问题,估计很难可以达成共识。其二是以一个更有信用的货币和组织,比如说欧元,和比美国联储局信用要好的欧盟中央银行,来替代美元。这个方向就是欧元区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希望推销的改革。但是这个改革方向,还是没有改变西方经济体系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的不合理布局,只不过把美元独霸的地位,换成欧元独霸,或者说是美国和欧盟妥协中双币共主,来维持当前体系。
当然第三条道路,就是国际货币结算的多样化,建立起国际多货币体系,增加日元,人民币,和卢布等新货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逐渐将美元结算的国际贸易,例如国际能源和原材料等转化为多货币体系,比如说海湾货币在中东石油的结算等等,就会真正的导致美国政府改变不负责任的财政预算,和美国人只想享受,不愿付出的消费方式,而导致依靠金元来建筑的帝国,不再在这个世界具有生存的机会。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态度和政策选择,是一个最关键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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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3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五篇
两强力量消长

追前贤兮夜不寐,起舞剑兮伴晨光。
笑浊世兮人自困,泛渔舟兮看夕阳。

四十一
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里,一个首先的考量就是取消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会里,可以否决的权利,并增加新兴经济体在这个组织里的发言权和决定权。而在如何结束美元作为实际国际货币上,一种做法是创立一个虚拟的国际货币单位,比如说像从前欧洲实行的一篮子货币篮,或者是市场上使用的美元指数之类的方法,根据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规模,以百分比的方法,与各主要货币挂钩,然后就将世界主要大宗商品和能源的定价和结算,用这个虚拟国际货币进行。
当然如果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国家,愿意将其2010年计划实行的海湾统一货币提前出台,那么就可以由海湾货币自身根据其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外贸关系,形成一个篮子,然后用这个海湾货币作为石油定价和结算货币。
其他的国家可以选择由这个国际货币交易,或者就是自己的货币交易。这个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形成,估计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由几大强权讨价还价的过程,其结果如何,有赖于这几年各个经济体的发展情况,和各大国的博弈结果。
而中国可以考虑的方法就是,首先增加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以中国经济的现状来看,未来的发展方向,当以投资,内需消费,和对外贸易作为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建立起一个以人民币本币(自己有发钞权控制)的外生经济循环系统,当是金融发展的首要考量。
中国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外来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会很大,而且是发展的主要瓶颈。如何解决这个软肋,建立可靠和安全的原材料和能源供应,需要中国政府三管齐下。
第一是利用现有的庞大美元储备,在原材料和能源价格走低的时候,大量入货,建立起战略石油和原材料的储备。
第二是要形成人民币交换体系,把这些能源和原材料的来源,容纳入中国自身的本币系统内,将其变成中国经济内循环的一部分。在2006年,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已经宣布,将其外汇储备的大部分,除了少数的美元零钱外,一半变成了欧元,一半变成了人民币。在伊朗向日本提供的石油里,已经是只接受日元购买,可以想象接受人民币购买简直是水到渠成。而中国的周边国家,如可以向中国提供原材料和能源的蒙古,哈萨克斯坦,缅甸和柬埔寨等等,人民币的流通已经是个事实。再加上现在和俄罗斯定的双边贸易以双方货币交换的协定,那么以人民币作为中国能源和原材料进口的货币,已经可以占中国外来能源和资源的主要部分。如果在加上苏丹,并和沙特阿拉伯和安哥拉协商能源,和澳洲商量原材料,就可以完全做到不需要美元,来解决中国的上游产品供应问题。
第三是要提高中国对原材料和能源利用的效率。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其消费市场和生产能力的潜力很大,主要的瓶颈在于上游产品供应。如果可以提高原材料利用效率,可以做到附加值提高,以有限的原材料供应量,创出很多的商品价值。在能源方面也是这样,如果能源效率提高,可以增加最后产出品的价值。当然如果中国可以发展出可再生能源,比如说风力,地热,水力,太阳能等等,和可替代,可循环的原材料,比如说以容易生长的竹材料,替代难生长的木材料,作为各种家具的主要材料等等,在材料力学和纳米技术上有所创新,就可以彻底解决中国经济的瓶颈问题,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展可以空间广阔。

四十二
而在对岸的美国,面临的是对美国命运影响极大的一次总统大选。代表美国民主党和中小阶层利益的奥巴马,可不可以顺利胜出,摆脱皮肤颜色的政治禁忌,扭转目前美国的经济困境和社会危机,是一个重要的美国历史分水岭。
如果民主党这次可以入主白宫,其经济政策应该在某些方面同笔者开给中国政府的处方有一些相似之处。
奥巴马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找到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动机。类似于克林顿执政时发现的高科技,奥巴马的新阿波罗计划,大概应该是以新能源的发展为主。这个政策,在理论上受到民主党大佬,世界温室效应的主要推销员,和平炸药奖的获奖人,美国前副总统高尔,为其主要领军人物。并受到加州新一代大亨,如谷歌的老板斯密特,及其创始人佩吉和贝林,以及加州的共和党州长阿诺的支持。
对奥巴马有影响的思想家人物,主要有两位。一位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是新能源的主要支持者。弗里德曼甚至说到,他希望美国政府突然在一天变成了中国政府,利益集团的阻碍在那一天消失,然后美国政府就可以立即通过所有有利于新能源的法案通过。不然的话,他警告说,美国将来就要到中国来看一个国家应该怎样建设。
在这个新能源风潮中,以加州硅谷为基地的太阳能能源,以美国西部9个州为主的热能电力计划,和以美国中部从北到南的风能带,以及两党都支持的清洁煤,应该是主要的方向。不过这些投资是否可以创造出克林顿时代高科技工业带来的大量工作机会,还是一个未知之数。而对共和党的传统势力,民主党不得不在美国两个海岸线上的石油开采做出让步,来得到共和党的支持。当然如果麦凯恩胜出,就变成共和党对民主党在新能源上的让步,来继续旧能源的运作。
一个最可能出现的局面就是,美国变成一个能源工业的双轨制。由民主党控制的西海岸,和东北部海岸,走新能源道路。而由共和党控制的南部海岸,和中部,则继续走旧能源道路。而因为全球石油价格的狂跌,就会增加旧能源的使用惯性,使美国人出现在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的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旧病复发,但就增加向新能源转换上的成本压力。
在新交通的考虑上,估计奥巴马政府的推动力应该不大。在加州的选举法案中,第一个议案是由加州发行99亿5千万美元的债券,再加上联邦政府和私人的投资,总值为450亿美元的电力高速铁路,连接加州的两大主要城市,北部的旧金山和南部的洛杉矶。这条铁路的运行速度是超过200英里,需要2个半小时。这样就把加州的两大都市,放入了笔者提到过了3小时经济圈里。
当然美国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程序麻烦,工程进度缓慢。这条高铁的前期评估已经花了12年和6千万美元,加上资金来源筹集在目前是个困难,牵涉三方的参与,恐怕不知猴年马月才可以完成,而且这次可不可以通过选民这一关,还是未定之数。
其实以笔者的看法,加州更应该先发展城际高速铁路,比如说旧金山湾区的旧金山—圣荷西—奥克兰环路,奥克兰—斯达克顿,和斯达克顿—萨克拉门托,和洛杉矶地区的洛杉矶—尔温,洛杉矶—河滨,和河滨—圣地亚哥,这些1小时经济圈的城市铁路。在这个基础之上,以后连接这两个地区,无能从经济效应和成本考虑上,都要有效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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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3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井底望天 于 2013-12-15 19:39 编辑

井底望天政经杂谈(实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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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36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十三
其实美国的东海岸,与中国的沿海东部地区比较相似,就是人口多,地方小,尤其是东北部,很多州之间,交通并不是很发达。那里的铁路速度比较慢,高速公路上时不时要停车,向收款站扔钱。如果在这些地方,比如说波士顿,到纽约,到费城,到华盛顿等等大城市之间,修建高速电力铁路,对美国的经济发展将带来很大的助力。
令人感叹的是,美国的高速铁路发展计划,其实可以回溯到1930年代。这种高速铁路的构想,起源于更久远的时代,当不同的运输公司在英国的伦敦和苏格兰之间的竞争,和在欧洲大陆的法国和德国的同时代发展。
但是因为几个原因,这些高铁计划被搁置了。其中之一是1940年代罗斯福政府对车速的79英里限速,和1950年代航空客运的普及。而在美国高铁计划衰落的同时,在欧洲和日本,同样的想法得到大力支持,从而使美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大大落后。
当然高速公路和汽车的发展也是一个因素,但在美国人的信念中,代表着政府运作的高速铁路,自然没有代表私人企业和个人主义的汽车那样深入人心。这也导致了美国其他公共交通在交通基本建设的优先上,让位于高速公路。
不过近年来因为飞机燃油价格高涨,机场和高速公路异常拥挤,机场严厉的保安措施等等都造成乘客的很多不便,对高速铁路的兴趣有回升之趋势。从下面这张美国交通部出版的高速铁路规划图上就可以看到整个愿望。
2.jpg
图一   美国交通部的高速铁路“梦想”
在这张计划图上,唯一已经运行的路线是东北走廊,北起麻州的波士顿,经过罗德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康州的新伦敦,新天堂和斯坦福三市,到纽约,然后转车到新泽西州的钮沃克(美国的犯罪率最高的城市之一)和荃登(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就在附近),过宾州的费城,德拉瓦州的威灵顿,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然后到首都华盛顿。笔者本人曾坐过这条线,从华盛顿到纽约,和纽约到波士顿,在2000年12月,进行了提速改造,使其行车速度达到了75英里(120公里)至 150英里(241公里)之间。纽约到波士顿段大概是以高速进行,但其南段就以低速进行,因此完全无法和英国的高速1号线,日本的新干线,法国的TGV,意大利的ETR500,德国的ICE,西班牙的AVE,和中国的CRH相比。
比如说,从华盛顿,到波士顿,总路程是450英里(720公里),停靠站是15个,需要6小时36分钟。去掉15分钟在纽约的换车时间,平均时速是68英里(109公里)。和中国即将在2010年营运的京沪高铁比较,其距离是1318公里,时速是350公里,用时是5个小时,停靠站21个,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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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美国唯一的“高速”铁路

四十四
从美国交通部的“梦想”图中,可以看到其希望在全美国研究一下,争取可以发展8条干线。
第一条是“中西部铁路开发”计划里的芝加哥中心高铁网,以伊利诺州的芝加哥这个大城市为中心枢纽作为转运中心,通过5爪的方式,把大湖区的几个重工业基地,和中西部的其他主要城市联系起来。这条铁路网的西北线沿大湖北上,经威斯康星州的密尔瓦克到千湖之州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其西南线到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西行至堪萨斯;其东北线沿大湖去密歇根州的底特律(美国汽车城);其东线至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南;其东南线到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然后一条分至俄亥俄州的路易斯维尔,另一条到辛辛那提,最后由辛辛那提东北过哥伦布接上克利夫南。
第二条是南部的佛罗里达干线。这条比较简单,从南部的迈阿密,北上到奥兰多,然后西行到坦帕湾。
第三条是东南高速干线。这条是从现存的东北干线的南端,首都华盛顿开始,南下到北卡州首府罗利。从这里西线到北卡最大城市夏洛特,进南卡州的格林威尔,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举办城市),到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到密西西比州的莫里典,最后南下路易斯安娜州的新奥尔良。东南高速干线的东线,则从罗利,南下南卡州首府哥伦比亚,然后沙瓦纳,到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从这里西北向上,过乔治亚州的马孔,接上亚特兰大。
第四条是海湾干线,从西边德州的休斯顿,东行到新奥尔良,然后东边过密西西比,到乔治亚州的摩比维尔。
第五条是南部中央干线,从德州的圣安托尼奥,北上奥斯汀,达拉斯,然后北线上奥克拉荷马州,经奥克拉荷马市,到图尔萨。东北线从达拉斯去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老巢)。
第六条是东北干线的4条延长线。北新英格兰线从波士顿,沿海北上到缅因州的奥布恩,另一条是西北上新罕布郡州和维蒙特州,进加拿大到蒙特利尔。帝国线从纽约市北上纽约州的奥本尼,西去大湖区的水牛城(著名尼亚加拉大瀑布)。顶石线从费城西行到匹兹堡。
第七条是太平洋西北干线,从南部俄勒冈州的尤金,北上首府波特兰,然后到华盛顿州首府西雅图,最后到达加拿大的温哥华。
第八条是加州高速铁路,笔者已经在前文谈到。
除了加州干线即将由加州选民表决之外,佛罗里达干线曾在2000年公投通过,但又在2004年公投取消,基本上属于死亡。纽约州是民主党除了加州之外的另一个重镇,世界金融中心纽约市的人口,占了美国3分之2的总乘火车人口。但是作为振兴纽约上州的主要工具的连接北部和西部的高速铁路,一直进展缓慢。而其他的各条线路,除了顶石线在2006年,有两段从费城到哈里斯堡提速到每小时110英里,基本上都是属于研究再研究的状况。
奥巴马的基础建设计划,可能更会是增加美国联邦政府的高速公路基金,用于维修高速公路和桥梁的工程,希望以政府财政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但这种着重高速公路,忽略高速铁路的做法,其实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大部分的高速铁路在各州受困,其实主要是一个原因,这些州的民众不愿意发行要以税收支付的债券来见高速铁路。如果联邦政府把准备增加建造高速公路的资金拿来建设高速铁路,不需要各州政府自己出钱,估计会受到各州的欢迎。
笔者在大国游戏曾提到,如果美国开始大规模基建计划,和中国在非洲争夺原材料就会发生,看来这个过程,比笔者预计得要早一些。最近非洲刚果的骚动,以及在苏丹发生的杀害中国工人实际,也许都不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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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40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十五
在争夺非洲的原材料资源上,奥巴马可以用的就是私人本钱,“俺是非洲人民的好儿子”和非洲人民拉近乎。当然“俺有个印尼继父”也可以拿来和穆斯林世界套磁。不过美国希望建立的美军非洲司令部可能还是门都没有。
奥巴马的第三个政策重点,除了新能源和基建计划,可能是部分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向美国回潮。本来在前一阵石油价格高涨的时候,一些消费品的生产开始在美国中部几个州兴起。最近有些美国州长们讨论,在美国中部州建立“深圳经济特区”,用同样的税收和其他优惠,争取吸引珠江三角洲的外贸加工业到美国落户。这些企业主具有运作这些工厂的经验,而美国中部的土地非常便宜。如果能够发现廉价的劳动力的话,以美国市场为主,不是没有可能的。
那么哪里去找廉价劳动力呢?对了,还是要在美国的1千万非法拉美移民中想办法。如果民主党掌控的白宫和国会两院可以达成一致,推行温和的移民改革法,使这些非法移民可以变成廉价劳力,而让美国的中下层的白人和黑人们,出任各种管理,销售,工头等白领职位,估计在中下层,尤其是拉美裔的基础会大幅增强,对民主党未来的继续掌权有帮助。
当然这里还要面临的就是,美国自己生产的产品是否可以和亚洲(中国,以及越南,印度等)的产品在价格上竞争,就需要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在贸易保护上,增加关税壁垒,继续施压迫使人民币升值,和对其他海外竞争国家进行倾销指控,以保证自己的产品市场。
另外一招就是诉诸于爱国主义消费运动,美国人买美国货的舆论攻势,在美国都比较容易操作。如果美国可以形成部分的制造业回潮,对向海外转移工作机会的企业进行税收罚款,对搬工厂回来的企业进行退税奖励,也许可以部分带动大湖地区的重工业的复兴。
这种可能的变局,对中国人中仍然企图靠剥削廉价劳工,和出口换汇为主导带有幻想的人士,大概会是当头棒喝。也许港商和台商中,想继续从事玩具和成衣制造的业主们,来美国投资不是一个坏的选择,但在美国想要依赖在中国以前,和在东南亚和印度现在那种不顾工人死活的路子,就比较难走了。
奥巴马的经济顾问估计有这样几个人:第一位是今年经济炸药奖得主,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前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鲁宾,大投资家巴菲特,和前联储局主席沃克尔。克鲁格曼和鲁宾的想法比较一致,就是不计财政后果,以创造工作机会作为第一要务。而巴菲特估计对宏观经济应该不是太懂,可以做到的就是“众人皆恐我独贪,众人皆贪我独恐”的反潮流动作。虽然在如何搞好经济上没有什么道道,但也许可以靠老爷子的金字招牌,带动不怕死的投资者们。巴大爷的行为估计在股市很有影响力(2005年老爷子想在外汇市场牛一把,差点把裤子都赔掉),但对实体经济就没有什么作为。
而被人流传可能出任奥巴马财政部长的沃尔克(其实笔者认为应该留用鲍尔森,虽然鲍老哥这次应付金融危机,连续出了两招臭棋),则在1980年代用了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政策,一举控制住了美国高企15年的通货膨胀,为后来的经济平稳发展打下了基础。
但是沃老爷子当年面临的是银行系统疯狂借贷,消费者看不到明天的疯狂花钱,投机分子借钱在刀尖上狂炒,他用强烈的货币紧缩政策把所有大大小小的泡沫全部挤爆。老爷子的一句名言是,但大家的狂欢派对就要进高潮的时候,联储局就应该把酒坛子抱走了。今天听起来,不像是美国联储局的口头禅,好像更像是中国国务院的坐右铭。

四十六
不过今天面临的局面大大不同,是银行系统再生币机能的失效,使美国差不多进入了一个零利率美元时代。
伯南克执掌的联储局已经把联邦基准利率降低到了1%。但是通常这只是联储局的利率目标,在具体操作中,实际的利率是会浮动,需要联储局在公开市场的操作来维持目标利率。因为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现在基本上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再加上接近年关,要留点余粮过年,所以还是没有太多同业拆借的情况发生,导致了近两个星期的利率其实是低于1%,比如说现在的LIBOR过夜利率大概是0.37%左右。当这个利率过高,就象前一阵子的时候,是因为银行不敢借出钱给别的银行,而现在的利率过低,是因为银行不愿意向其他银行借入钱。这种原因有可能是来自银行顾客的需求大幅降低,因此没有必要以借养贷。还有可能就是大家可能会等著美国政府注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经济远景实在太糟糕,不排除很快美国联储局会把利率,降低到零利率。
在看利率的时候,当通货膨胀高涨,比如说象美国在1970年代达到过14%,你在银行的存款必须高于这个利率,才可以赚到利息。如果你的存款率是16%,减去通货膨胀率,那么你的实际利率才是2%。估计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在相反情况下,大部分人不明白的是,当通货紧缩时,你的实际利率就要加上通货紧缩率。比如说,现在联储局的利率是1%,而如果通货紧缩率是3%,那么你的实际利率是2%,就是你的借贷成本还是高企,不利于刺激经济。那么联储局可以再降利率,把利率降到零就没办法再玩下去了。和通货膨胀情况不同,你可以总是将利率提得比通胀率高,但是在通货紧缩下,你不可能搞个负利率的花花出来,你利用利率来宏观调控的招数就被废了武功。
从2001年到2006年那5年时间,日本中央银行就出现过这样的零利率。当时日本面临的就是持续的通货紧缩,消费者物价指数一降再降,不管日本政府出什么招数,经济增长都刺激不起来。美国目前的情景和日本比较类似,由于银行系统的账面一团糟,大家毫无办法知道严重的程度有多大。当年日本也是花了很多年才把银行的账目摸清楚,而相对日本银行的简单运作,美国的金融衍生工具要复杂的太多,不知猴年马月才可以把这些帐目理清。
就算是银行喝了联储局的几千亿雄黄酒,壮了熊人胆,敢向外借钱了,可是被吓破了胆的美国公司和个人消费者敢不敢借钱,还是一个未知之数。美国人民出现了二十年来头一次的信用萎缩行动,而最近由美国金融服务圆桌会和美国消费者协会这两个从来都是对狠的组织,联合提议免除40%接近破产边缘的美国人民的信用卡债务,可见问题之严重。这个提议建议美国政府改变会计规定,不将信用卡公司的免除以损失入账,而这些负债人可以用5年时间付完信用卡的原额,不需付高达20%的利息。信用卡公司会先在5万人中作试点,然后就推广到几十万负债人中。这样的话,信用卡公司可以收回一些债务,负债人不会破产,美国经济可以少受到又一轮的金融风暴。
据行内的出版物“尼尔森报告”估计,以下5年里,美国信用卡公司收不回来的债务会增长47%到3400亿美金。所有的明白人都会猜到在信用卡债务,汽车贷款,房屋净值抵押贷款,和商业房屋贷款之外,美国面临的还有各级州,郡和市政府破产的财务危机,需要联储局出手。
在联储局的利率武功被废掉之后,剩下的办法,就是“放松货币总量”,即普通人说的印钞票了。最可能施行的方法就是,联储局买回长期债券,将二级市场上的长期债券价格炒上去,即把其收益率压下来,这样的话,比如通过10年期债券的操作,把长期利率打下来,同时增加银行的初生币持有量。如果这一招还是无效的话,就会用笔者早就开出的药方,自己购买企业的债券,把联储局当成商业银行用,直接向企业提供现金。
理论上来说,多了货币总量的投入,应该带动新一轮的通胀和资产泡沫。可是日本的经验表明不一定会这样。日本一直没有看到这样一个通胀刺激,来带动日本走出长期通缩。在终于花了几年,好不容易将利率提高2次到0.5%后,日本看来有面向减息的压力。问题出在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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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40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十七
本来应该接着讨论,零利率下美国的经济如何解困,但在小二黑奥巴马大胜,出任美国第44任总统之后,俺只好把后面的章节重新调整一下,把奥巴马下任政府可能采取的主要外交政策先做一个交代,然后再回到经济议题上面。
笔者是完全认定了奥巴马会胜出,只不过没有料到会胜得这么快,以为麦肯至少可以多挺两个钟头,结果是在美国西部8点钟选票站还没有关门是,在美国东部,奥巴马已经获胜,引发了全美国的欢庆。大家庆祝的心情,有点像中国的1949年那种情形。
奥巴马的胜利,说明了一个情形是美国至少接近半数的白人民众,已经可以从种族主义的狭隘心胸里走出来,开始接受一个多种族共生的美国。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预示着未来美国这个西方世界的领军人物,终于可以放下白人至上的种族偏见,也许将来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非白人种族,可以有一个比较平等和和谐的关系。
另一个情形也是美国人民对当前美国处于的困境非常失望,希望以一个革命性方式的大变更,来打破目前的困局。当然奥巴马确实是带给大家很多希望,只不过他接下来的政策和领导班子,是否可以做到竞选的承诺,而不会像南韩的李明博和台湾的马英九那样,只是个银样镴枪头,现在下结论还是为时太早(俺可是在李明博和马英九上台那天就看死的这哥俩),还是要用孔老先生的听其言,观其言来对待。
俺提到对奥巴马影响比较大的两位思想界人物,一位是写“地球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另一位是印度裔的新闻周刊专栏评论家法耶德-扎卡里(Fareed Zakaria)。扎老兄前一阵子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是奥巴马每晚上必读之书。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一个后美国时代已经来临,在这个新的时代,美国的独霸强权在世界次序的影响力相当削弱,但是美国并非变得无足轻重。由于“其余世界的崛起(Rise of the Rest)”在经济发展,外交影响,和文化辐射方面,都对美国形成了重大挑战。
虽然美国仍然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由于全球化运动带来的资本,劳力,发明,思想和信息的广泛传播,会持续的降低美国在世界事务上的影响力。但是美国真正需要担忧的并不是他国的兴起和自身影响力的减弱,而是这十来年,国内政治的政党化和政府功能的停滞。美国政府系统完全过时,导致被现有的利益集团绑架,从而扼杀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现实世界的灵活应变和适应能力,而这种能力曾是带来美国无先例的发展的主要动力。
因此扎卡里相信,如果美国可以改革自己的政治系统,在世界上多和新兴国家合作,以其国家综合实力,仍然可以在一个多极的世界扮演领袖角色。在扎老兄建议的合作对象里,当然因为其私人身份,夹带了私货,对印度非常推崇。但他对中国的看法一直非常正面,和佛老兄一样。他曾在新闻周刊的专栏里多次批评美国左翼和右翼,对中国的偏见,并对美国人那种肤浅和自大的思维方式大加鞭挞。他指出,当美国人看到一个国家实行和美国不一样的制度,就理所当然的认为,那个国家的人民一定会反感自己的政府,而希望拥有一个像美国一样的政府。因此从道德责任上来说,美国人民就应该支持这些国家的人民,去反抗这些国家的政府。扎老兄讥笑道,当有些幼稚的新左派和别有用心的新右派,觉得自己帮助中国人民去攻击中国政府的时候,完全不明白中国政府在中国人民中受到的高支持度,自然首先得罪的就是他们声称在同一战壕里的中国民众,受到强烈反击是理所当然。这一观点,也使他得罪了一些极端脑残人士,甚至有人咒骂他是“独裁专制侩子手的发言人和道歉家”,骂他“印度猪,滚回旁遮普去!”
奥巴马受他的影响(和佛老兄对中国的大力推崇),在加上小奥的自己亲戚里就有两个老中(而且在美国亚裔和华人社区为三哥拉票,在亚裔中三分之二支持小奥的结果里,不是没有汗马功劳),继承美国现实的对华政策,几乎就是必然之事,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应该是没有太大影响。

四十八
奥巴马的对俄罗斯外交思考,则在于新上任的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是否可以摆脱前冷战苏联专家们,如赖斯等的超控。而在奥巴马当选的瞬间,普京宣布在波兰边境部署导弹,开始试验奥巴马的危机处理能力,并将美国逼回全球武器控制和导弹防御系统的谈判台上。
国际战略和外交专长,是民主党的弱项,除了卡特任内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是个重头之外,奥巴马所能依赖的大概是克林顿时代的一些半吊子。这里俺就简单地给大家点一次花名册。
在国家安全顾问这一块,大概是以下几位:
麦克多劳(Denis McDonough),美国发展中心资深学者,前民主党参议院领袖达歇尔(Tom Daschle)的外交政策顾问。他主要是关注防止全球暖化,清洁能源和环境保护的全球合作。他同时主张快速从伊拉克撤军。
丹兹格(Richard Danzig),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学者,在克林顿政府出任过美国海军部长,他同时是美国国防部反生化恐怖战的顾问。他认为美国的国防战略不该沉醉在打决定性大仗的设计中,而应该以如何保护美国公民和同盟在现存的国际冲突中受到伤害的问题。丹兹格也是可能的国防部长人选之一。
格拉行(Jonathan Scott Gration),退休的美国空军少将,成任美国在德国的欧洲战区司令部的战略政策主任。他参与过1991海外战争,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里出任西部行动部队司令。他支持从伊拉克撤军,但就赞成增兵阿富汗和对巴基斯坦采取强硬态度。他并号召美国和其他世界核大国一起,削减核武器数量。
沙瓦尔女士(Sarah Sewall),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任教,曾任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副助理,负责维持和平和人道援助。她和在伊拉克治军的新星将军,刚刚出任美国中央战区司令的彼特雷乌斯合作重编了美军的反游击战术手册,作为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在伊拉克战场上的通用教材。
在外交政策上,奥巴马的顾问团大概是以下几位:
克莱格(Gregory Craig),克林顿的白宫助手,出任过克林顿的国务卿阿尔布莱特的政策规划主任。他之前还出任过民主党大佬参议员肯尼迪的国防,外交和安全顾问。他大力抨击了布什政府在美国后院拉丁美洲的无能外交。
莱克(Anthony Lake),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现任乔治城大学教授。他在克林顿手下处理了几个国际危机事务,包括波斯尼亚,索马里等等。他建议美国在苏丹的达尔富尔进行军事干预,并以科索沃战争未受到联合国授权作为先例。
赖斯女士(Susan Rice,非共和党国务卿赖斯),布鲁克林研究所的资深学者,出任过克林顿手下国务院的非洲事务助理。她和莱克是美国军事干预达尔富尔的主要鼓吹者。
当然这些人中,大多数只是智囊,更本不可能独挡一面,出任重要职务。而最有可能出任美国国务卿的人当中,大概是民主党的两位重量级人物理查尔森(Bill Richardson, 西裔的新墨西哥州参议员,参加了今年的总统初选),凯里(John Kerry,麻州参议员,上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和共和党的鲁格尔(Richard Lugar, 印第安纳州参议员)。
而重要的国防部长这个位置,共和党人建议奥巴马留任现任国防部长盖茨。而有可能替代的人选,可能包括共和党的海格尔(Chuck Hagel, 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在国防和安全领域受到两党的普遍尊重),和上面提到的丹兹格,以及前国防部副部长哈姆雷(John Hamre)。其实,如果俺给奥巴马推荐,其实共和党老将鲍威尔是个不错的选择,只是不知这位黑将军,肯不肯再出山而已。
奥巴马政府另外可以网罗的人物包括,任命高尔为气候变化的美国特别大使,和世界各国商谈如何合作应对这个全人类面临的大问题。和任命加州州长阿诺作为能源部长,推动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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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41 | 显示全部楼层
四十九
奥巴马需要考虑的另外几个大问题,就是伊拉克撤军,伊朗和谈和阿富汗反恐问题。
在伊拉克撤军,自然预示了美国在全球战略上的撤退,和以放弃中东的军事占领,来保证对战略物资石油和天然气的全球供应,进行控制。这个外交政策变化,自然就和国内发展再生新能源,减少对海外能源的依赖,相辅相成。而伊拉克撤军,也标志了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手段将被拿出桌上,使和谈成为一个唯一的选择。
这个政策变化,要应对的就是美国犹太人集团和以色列的挑战。
在美国选举前,以色列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其不能在大选前动武,免得背上干扰美国大选结果的骂名,而导致美国的反犹太势力乘机发难。本来,美国国会在金融危机的紧要关头,不是开会,而是放假几天(犹太新年)已经让美国人非常不满(加上金融界里大量的犹太大亨们正是罪魁祸首),以色列如果私自动武,把民主党等了8年的最佳翻盘时机,给耽搁了,估计够以色列和犹太人喝一壶。
当然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动作,丝毫没有引发美国人的关注,也给了以色列一个两难的抉择。奥巴马上台,表明和伊朗妥协的势力上升,使以色列可以借助军事行动来解决伊朗威胁的窗口,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可是,如果以色列动手,受到伊朗报复,而美国袖手旁观,就像当年美国中情局发起的颠覆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猪湾行动一样,是用那个行动,借机让美军卷入。但是当年的肯尼迪总统,坚持不跟进,就把当年参与的人们全部晾在那了。
以色列的动作,也不排除奥巴马不买账,让以色列自己收拾残局,那么局面就很难看了。当然美国军界和舆论界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对以色列的企图,进行恐吓。曾出任美国中央战区司令,贝鲁特出生,黎巴嫩裔的将军阿比扎伊德,就公开声明,以色列完全没有军事实力可以独自解决伊朗问题。而一向对美国外交政策嗅觉非常“灵敏”的“新闻周刊”则最近(10月25号)撰文说,伊朗的核设施在地下太深,以色列根本没有能力摧毁。
“新闻周刊”引用了消息人士指出,要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必须轰炸4个地点。但由于这些地点隐藏在地下,上面有60英尺厚重的钢筋混凝土保护层,以色列根本没有这样的武器,可以对伊朗进行外科手术打击。对这些设施,你必须将数个美国特制的地室爆破弹,全部精确的打在一个地方,才有可能打穿起防护层。以色列唯一的选择就是扔核武器,而这一招很难下手。
笔者的看法是,这两个动作,都似乎是在警告以色列不要轻举妄动。以美国犹太选民对奥巴马的不满,比如说其他非黑人少数族裔对奥巴马的支持度大概是百分之60多,而犹太人则是超过70%支持麦凯因。
而“新闻周刊”另一篇关于苏丹达尔富尔的文章,也引起了俺的注意。根据这篇文章,美国的以反对中国,抹黑北京奥运会的达尔富尔运动,之所以搞得风风火火,影响极大,其主要原因是美国的犹太人团体在背后的操纵。美国犹太人组织牵头的主要是“大屠杀纪念馆(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和“美国犹太人世界服务(American Jewish World Service)”这两个组织。
按照“新闻周刊”的说法,没有这些犹太组织在背后的推手,这个运动根本就不可能达到目前的影响力。而这些组织随后成功的“说服”了美国政府高官不断表态,和“邀请”的好莱坞的各路明星出马效力,后面的那只大手,看来不可等闲视之。也许将来中国政府在和美国金融界的犹太大亨打交道的时候,也该多长一只眼,可谓防人之心不可无。

五十
奥巴马需要注意的是,当心陷入自己的阿富汗陷阱。
当初当奥巴马和民主党齐力攻击布什的伊拉克战争时,被共和党反过来攻击民主党不爱国,是向恐怖分子投降。所以奥巴马等人的策略,就是攻击布什的反恐战争反错了地方,如果他们搞反恐的话,就不会在错误的国家伊拉克去搞,而是应该到“正确”的国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去搞。
当然俺们这些明言人,正如在大国游戏的长篇大论里已经说得烦了,知道阿富汗战争的真实含义是什么。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浜子”(这里引用奥巴马的日语发音来娱乐一下,日本城市小浜读起来就是奥巴马),不知阿富汗的水深浅,就想插条腿进来,最后可能会掉入自己设计的陷阱里去。
阿富汗美军的局面,比在伊拉克还要麻烦。伊拉克可以说是城市游击战,阿富汗则是农村游击战。美国为首的盟军,通常是占领了城市,建立自己的碉堡式的军事基地,拉起了铁丝网,然后就是躲在军营里,尽量少出去。万不得已,就是出去扫荡一下,把整个广大的农村,全部让给了塔利班游击队。这个局面和当年的苏军占领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当后来美国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肩扛对空导弹后,苏军的直升机被大量击落,战局就不可避免的逆转了。
而现在因为俄罗斯还没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加上塔利班还在继续提高军事作战能力,美国盟军还抗得住。等到塔利班的作战水平,不断升高,在有一些国家有意扶持一下,美国和其盟军就会发现局面越来越糟。上次,法国已经吃了些苦头。
估计俺的读者已经知道,美军在阿富汗的一大战略任务,就是打通连接南部坎大哈到北部赫拉特的石油通道,把雪佛龙在哈萨克斯坦的石油生产运出来,并希望可以同时染指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前几个月,美军在赫拉特扔了一堆炸弹,把当地无辜老百姓里的妇女儿童炸得血肉纷飞,就是为了赶走当地居民,炸开一个无人区出来。当时美国的舆论谈到了这个攻打塔利班时,发生的“意外”,简直令人恶心异常。因为所有的明白人都知道,这种西方的公正舆论只是用来忽悠自己受蒙蔽的人民。因为赫拉特的居民是以塔吉克人为主(和一些乌兹别克人),与普什图人不是很和睦,当然不会是普什图人的组织塔利班。这些塔吉克人和俺们中国的塔吉克族一样,是说波斯语系的民族,是当年和塔利班对抗的北方军阀的群众来源,自然今天就和西边的伊朗走得很近。
而受到奥巴马支持的杀入巴基斯坦的方案也不是很顺利。在9月3号第一次小试牛刀,冲进巴基斯坦杀人20(包括3个妇女和4个儿童)之后,在3天后,巴基斯坦军队宣布,由于“安全”原因,美国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港口上岸,北上白沙瓦,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后勤补给线(大约是北约盟军70%的总补给量,另外30%应该从俄罗斯境内过去)在开布尔山口,禁止通过。这之后,巴基斯坦军队接到命令,如果美军再次越境,巴基斯坦士兵会开火。结果在9月26号,在美国第二次准备越境时,就受到了巴基斯坦军队的阻击。双方枪口抬高了一寸,以警告方式交战了5分钟,子弹在两边士兵的头上飞过。
而巴基斯坦的现政府在“10%回扣先生”扎尔达里的领导下,因为过于亲美,甚至事事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阿富汗裔的哈利勒扎德商量,有时连美国国务院都蒙在鼓里,导致美国副国务卿尼格罗庞提和南亚助理国务卿鲍希尔的不满。回扣先生试图以美国的圣旨来改造巴基斯坦军情局也被人为抵制。在巴基斯坦面临的经济危机下,其两个最好的朋友中国和沙特,表现的没有老扎希望的热心,只好再次向国际货币基金会求救。这个政府可以维持多长时间,仍是一个未知之数。而巴基斯坦国内的各派势力已经大力攻击扎尔达里政府忽视中国,将会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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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41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六篇
中国经济前瞻

果落案兮花正谢,冬飞雪兮夏送凉。
煮新茗兮寒衣成,饪佳肴兮小碟香。

五十一
其实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已经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日本负责计划中的10万北约大军在阿富汗的费用。现在北约的盟军在阿富汗大约是5万人,计划是美军从伊拉克转一些军队,加上北约各国增兵,到10-11万左右。美国的想法是,如果日本不愿出兵,那么就出钱好了。这笔钱号称是用来发展阿富汗军队,至少是170亿美元。虽然美国名义上是向所有没有出兵的盟国收费,但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可以出得起钱的大概只有日本一家了。
日本倒底有没有答应,还不知道,但就由日本媒体对美国不照顾日本人的感受,没有考虑朝鲜在解决日本被绑架的公民一事解决之前,就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上除名,大吵大闹。当然当时日本还是要等到美国的新总统上任,才可以在很多方面进行讨价还价。
而在接下来的G20峰会上,估计大家碰到一起,除了各自表明立场之外,美国要全世界一起努力解决问题,日本要支持维护当前体系,欧盟要进行大规模改革,中国就会老调重弹,搞好自己就是帮了大家,而其他的小喽罗们,就鼓噪一阵,看看反向,在会议期间,连续见风使舵,看看自己能够捞到几根稻草,同时又不得罪任何一位大佬。其结果就是差不多和上次的G8+5会议一样,还是美国人和欧洲人说话,但媒体就想听听胡老板出声。
奥巴马的新内阁里的财政部长一职,共和党人同时建议留任鲍尔森。而可能替代的人选,除了上次说的联储局老主席之外,克林顿政府的第二任财长,后出任过哈佛大学校长的萨缪尔斯也是一个选择。而和奥巴马同岁,年轻的联储局纽约分局主席盖斯洛也是一个可能的人选。
这里就顺便介绍一下犹太人在美国金融界的影响了,美国过去的三任联储局主席,沃克尔,格林斯潘,和伯南克,都是犹太人。虽然沃克尔是属于犹太人的另类,即不是那么爱钱如命。而在克林顿政府的两位财政部长,鲁宾和萨缪尔斯也是犹太人。虽然盖斯洛本人不是犹太人,但在出道以来,先是在基辛格的公司任职,然后进了主要由犹太人控制的美国思想库外交关系协会,然后在鲁宾和萨缪尔斯手下任亚洲司的副手。这位仁兄在亚洲的大部分地方生活过,据说会一些中文和日文,这次也是美国金融危机领导小组的三人帮成员(和鲍尔森,伯南克)。如果这次是他上台,作为一个中国通,和中国金融接轨派关系融洽,估计继续忽悠中国的政策应该保持不变。
要想明白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一个指标就是美国“浮华世界(Vanity Fair)”杂志每年列出来的100位美国社会各界的精英人物。在5年前,犹太人占据了30位,而在2007年,犹太人已经占了51位,即超过了半数。要成为美国社会公认的有影响了的精英,不是那么容易。你必须在资金,组织和同业里得到很多的支持,在加上大众媒体树立你这个“雷锋”榜样,才可以杀出条路来。犹太人在这5年里的影响力大增,自然和其在金融界背后的巨大财力扶持,休戚相关。
看了这次选举,俺的另一个感受就是民主制度的缺陷。谁是美国最优秀的管理者?帕里塔(Leon Panetta),曾出任过克林顿的幕僚长,是克林顿时期美国政府预算达到平衡,甚至有盈余的主要功臣,也算是里根后美国政府里难得的政绩了。这位老兄,用中国人的话说是,具有总理之才,可以举重若轻。当年克林顿老兄的政绩主要归功于他。这样的大才,如果在中国,一定是出任国家主席,或是总理的职位,可是在玩嘴皮子的美国选举政治下,当他回到加州的时候,居然没有人会知道俺们有一位诸葛孔明就在家赋闲。
之所以他不可能在选举政治中锥处囊中,脱颖而出,因为美国的民主政治比的是基督教会的牧师的精彩演讲,法院公堂上律师的机智答辩,和好莱坞娱乐文化的华丽包装。至于是不是真的有治国的大才,倒不是那么紧要了。所以象波老兄这样的经世治国之才,只能做个大内总管(或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置。即使是奥巴马再次将他请出来,担任临时过渡政府总理(他现在是奥巴马的政府交接班子主席),真是可惜了一位人才。

五十二
这里俺们再转回去谈论经济问题,从前面讲到日本中央银行零利率时,并没有造成物价的上涨,而带动日本走出通缩,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日本投放出来的多余货币量,被日本人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赚钱,没有被用来刺激国内的生产,投资和消费,反而被以著名的日本师奶太太炒汇团为代表的日本各阶层民众,拿着跑到外国做套利交易去了。
这个局面的出现在于对国际间资金流动的开放,和货币的自由兑换。当日本人以零利率的方式,借到日元在手,他们不是将其用来支持日本国内的生产和消费,从而带动经济发展,而是将其换成美元,欧元,英镑,澳洲元和新西兰元,到这些高利率的国家里,去稳稳当当的赚利息。这种赚钱方式就是,向日本银行接钱,然后付一个利息,比如说1%,然后换成澳洲元,去赚6%利率,就净赚5%。当大部分的日本人,不论是私人还是公司,都这么干的话,这些高利率的货币对日元就越涨越高,伴随做大量资金的流入,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于是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得不进行干预,不断的调高利率,来遏制经济过热。可是利率越高,对这些套利交易的利润就是越高,变成了大家借更多的日元投过来,结果就是早期投入的日元,不光每天可以赚利息(比如说2005年时,用1000美元价值的日元做本金,可以借倒价值10万美元的日元资金,换成英镑,一天的利息差不多是30美元左右),还享受着汇率变化带来的好处。
当然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不是没有考虑到币值过高的坏处,曾经想过对市场进行干预。只不过,像澳洲,新西兰和加拿大这样的小国家,中央银行出来和日本太太团对抗,估计不到一个钟头,就会弹尽粮绝,全军覆没。
而这些靠食利的日本国民,当然一方面导致了日本币值的下跌,增加了日本出口工业的竞争力,但是由于日本高端产品现在是靠的品质和名牌的竞争力,而不是价格低廉的竞争力,可同时就带来了日本入口货的价格高企,导致日本国内的消费一直没有起色。虽然各国中央银行开始降息,使这些套利交易利润收缩。更可怕的是,投资风险一增加,这些套利者立即作鸟雀散,导致日元的猛涨,跑得太慢的人,可能会因为利率变动过大,把几年套来的利润通通还回去。
这种利用自由货币汇率和自由资金流动的规则,虽然为日本人民找到了一个发财方法,但就未能发展出自己内部的经济发动机。而这个套利交易能够实现,还在于其他地区的世界经济蓬勃发展,一旦这些地区的经济出现低迷,大家全部撤杆,热钱逃回国内,就导致日元汇率大幅上涨,经济发展却没有起色,日本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实效,大家又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下一步的通俗危机了。
这就是为啥笔者反对外汇自由兑换的一大原因,因为这种国际货币的自由流动,导致了各个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失灵,是想刺激经济的国家刺激不了,而想为经济降温的国家降不下来。结果就是缩者越缩,涨者越涨。
这里就顺便谈一下笔者对外汇市场的理解和看法。虽然俺对很多方面都发表了不少谬论,但从来不敢自称专家,只是在外汇上面,敢自己自夸一句,算是比较懂行。现在的外汇市场大概是所有金融市场中风险最大的市场,俺一位朋友玩了20股票和商品期货,10年指数和期权,但在玩了一个月的外汇以后,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的说法是,外汇市场上一天的变动,把股市里一个月的波动做完了。
在2005年的时候,两位投资界的大佬,一位是巴菲特,一位是索罗斯,大炒美元跌,就在欧盟宪法被法国和荷兰否决之后,被外汇市场里的群狼们一轮轮搏杀,输到连裤子都没有了,并成了市场行家们的笑料。那之后老巴就退出了外汇市场,老老实实回到他的强项,实业投资里。而这一轮的美元大涨,估计炒美元跌的索罗斯和罗杰斯都讨不了多少好。
因此当中信泰富的荣小妹妹想到外汇市场里搏杀一下,这个小雏鸡,被人拔毛剥皮,杀得体无完肤,就毫不令人意外。本来如果中信泰富需要一定量的澳洲币,可以做货币掉期(Currency Swap),或者做货币远期(Currency Forward),但荣小妹的选择是玩叫做“积累(Accumulator)”的两年合同,以美元兑换利率0.87计(在0.95高位)。合同是每日和每月结算,所以是澳洲元跌多少,中信泰富就赔多少。其实本来这个合同也不可怕,买个澳洲元下跌的期权,就把风险保住了。不过既然这种香港人谐音叫做“I kill you later”(改日斩你)的基金,都会买,中信泰富的投资智商就不值得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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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41 | 显示全部楼层
五十三
当然荣毅仁老爷子那可是一代豪杰,第二代的荣智健也算是猛龙过江,到了第三代就让人无语问苍天了。中国古话的“富不过三代”就是对这种家族式企业经营的最佳写照。
不过这次的失手在外汇市场,表明了中国公司在这方面的知识还是比较缺乏,对现代国际金融的了解还是太少,所以这里俺试图以浅薄的一些知识,和大家分享一下。
货币的自由兑换是在1971年布雷顿协定破产之后,在之前因为货币管制,比如说你到另一个国家度假,你只可以按每日规定的金额兑换外汇。那时到外国投资的成本很高,所以很多的投资基金,尤其是西方最大额的退休基金,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国内投资。
而一旦货币开始自由兑换,进出口企业,因为其成本和利润通常是两种不同货币,比如中国的出口企业成本是人民币计,但利润是以美元结算,就面临一个要对冲货币兑换率的风险。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人民币对美元上涨的趋势,你如果是以现在的价格和你的对家签订下一年的合同,那么人民币涨上去,你的那些合同可能就全是赔本的了。这大概就是今年中国很多出口企业面临的一个问题。
当然对中国企业还是比较容易做前瞻性规划,因为这几年人民币对美元一直是明显的上升。而对许多其他国家的企业,货币的运作方向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币值向对你有益的方向变化,你当然什么都不用做。另一种就是币值向对你不利的方向变化,你就需要买一个保险,来保证自己的利益。
举一个例子,你从澳洲出口铁矿石,在澳洲元对美元0.70的价位上出了货。比如说你的总额是70万美元,那么如果按现有的货币兑换率,你的利润是100万澳洲元。如果你的信用是3个月,而在这三个月中,币值变了。如果澳洲元跌到了0.60,你的利润变成了116万了。如果澳洲元涨了,变成0.80,你的利润就变成了87万了,亏了13万。
第一种可能你就不需要做任何事,第二种可能你就需要买一个保险,来保证你可以从保险赔偿上,保证自己的利润。那么怎么做呢?通常就是由专业的外汇投资公司帮你计算,你可以买一个澳洲元兑美元涨的期权,保证你在澳洲元涨到0.80的时候,就可以赚到不见了的13万。
当时就是这个原因,一个叫梅拉迈德(Leo Melamed)的芝加哥律师在芝加哥商品市场上开创了货币期货交易。这是一个在现代国际金融中划时代的事件,本来期货只是在大宗商品中使用,来保证主要是农产品的交易,使农民可以不受到“多收了三五斗”的价格伤害。
但梅老兄看中了这种以金融产品进行期货交易的前景,是后来越来越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产品,全部由这里发展而成,可以说是现代金融的起始。当时这件事情在芝加哥发生,并不是偶然,而是因为以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犹太裔的佛里得曼领军的芝加哥学派,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成气候。
佛老爷子当年对美国1970年经济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一直施行的凯恩斯主义过于着重政府干预,而忽视了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在资本的配置上,要远远强于政府官员的决定。他并批评了美国联储局在通货膨胀中的无所作为,提议放弃对基本利率的控制,而是限制初生货币的发行总量,比如说以3%的年增加速度,就让市场自己去决定最后的利率应该是多少。他的这个主张,最后终于被美国联储局主席沃克尔接受,成为最终控制住美国恶性长期通货膨胀的法宝。

五十四
佛老爷子的大道理,虽然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但就吸引了两个重要的听众,一个是美国的里根总统,一个是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在这两位的推动下,经济自由化的步伐在美国和英国就彻底迈开大步,后来并在1985-1990年影响了日本和欧洲,使日本成了头一个倒下的受害者。
其实笔者作为一个毛头小子,曾经当面聆听和向佛大师讨教过。以当时中国深受计划经济之害,听到老爷子的自由市场教诲,自然是如听仙乐。如果不是有点自知之明,几乎就递了投名状,拜进了老爷子的山门。要是当年阴差阳错,以俺的三寸不烂之舌,估计也许扛作佛大师的金字招牌,会成为国际接轨派的一员大将,上面忽悠国家领导人,下面忽悠后辈年轻学子,祸国殃民就大有成绩了。再不济,也可以混个国际金融大鳄的在华买办,大谈特谈中国金融应该如何转型,估计和章台街的当红名妓商量自己的贞洁牌坊上的字体,该用柳公权还是颜真卿,是同样的货色吧。
美国和英国发起的金融自由化,在欧洲就引起了担忧,导致欧洲成立了欧洲货币体系,来应对热钱的大量流动带来的对经济的冲击。在英美的第一步改革中,首先是造成了退休基金和保险公司可以跨境投资,从而带来了对金融体系一个结构性的变革。
本来在金融体系中,帮人投资和买卖股票的证券公司,和帮人做市的公司分得很清楚,这种严格管制的分工造成一方面证券公司的佣金过高,和做市公司的基金太少,无法应付开放后的大基金的要求。这就迫使美国在1975年和英国在1986年,放开管制,允许竞争,导致了这两类公司的合并,既代理买卖,又自己做市。而开放竞争的结果又导致了为了吸引顾客,代理买卖的佣金减低。虽然是暂时通过贸易量的增加来弥补收入的减少,但长期发展的趋势导致了这部分收入不可能维持公司的营运。在高科技发展起来,互联网商业化普及后,网上电子交易兴起,又导致佣金的再一轮削减。那么这些公司怎么应对损失的收入呢?那就是在一开放之后,大家就不得不以自己的资金去股市中搏杀。就像一个赌场,你自己要坐庄,又要帮来玩的顾客下注,还必须自己也亲手玩,其中的乱局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个造成的变化,就是原本靠为顾客提供投资服务的投资行,在激烈竞争下,光靠一张嘴向别人卖咨询也难以生活。他们的应对方式就是要么向市场上发股募集资金,要么加入商业银行获得存储资金。这个变化终于导致在1999年,由大萧条时代开始的严格界定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经营的格拉斯-史提高法案(Glass-Steagall Act),放开了双方的经营空间给对方。商业银行自然因为企业贷款竞争激烈,零售存储生意利润低,还要运作庞大的分行和营业所,理所当然利用自己资金雄厚的优势,杀进投资银行本来独霸的帮企业上市的包销生意。而投资银行面对这个挑战,只能是兼并和购买,最后就形成了五大巨无霸的投资大行,和商业大行竞争。
当这些金融公司变得很大,经营的范围过于广泛,面对的技术性问题越加复杂,就需要得到学术界的支持,来对各类不同的风险进行贸易。本来银行和金融系统有一个不可逃脱的宿命,就是以储蓄(后来加上资金市场)作为基础,向企业进行贷款的经营模式,其收益是长期的,但债务是短期的。为啥这样说呢?因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企业刚刚相反,你在银行的储蓄是算作银行的负债,而银行带出去的贷款,是算作资产。银行贷出去的贷款是按照年期的,但是存款却是随时可以被人提走。为了应付这个问题,各种类型的风险产品就必须被推出来,以方便风险管理。
芝加哥在这方面又做出了另一大贡献(有点为纽约华尔街被人吐口水抱不平了),以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学者布莱克(Fischer Black)和斯高尔斯(Myron Scholes)建立了期权的定价理论,从而导致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开张。这个定价理论主要解决了期权定价,所依赖的原始商品(可以是实际商品和金融商品)的波动幅度。而在电脑普及之后,这个计算的速度是可以瞬间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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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41 | 显示全部楼层
五十五
在发展期权之后,下面兴起的风险管理产品就是对掉合同。这个也是货币自由兑换后的产物。本来一个国家的投资者,只可以在自己的国家投资,那么现在可以到外国投资了。而同样的企业也可以从自己国家融资,变成去外国融资。这就产生了从一种货币发行债券,然后就对掉成另一种货币来减轻利息。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货币对掉,和利率对掉,然后就是原子弹信用违约对掉。
从资金风险的角度来讲,期货,期权,和对掉都是为了更好的管理风险,试图以一个小的投资,来保证一个较大的风险。但这些方法的大量运用,却将一个个体的减低风险的功能,通过了杠杆效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另外由于在沃克尔成功控制住了通胀以后,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20来年的温和增长阶段,导致了资产,包括房地产,股票,债券等等的持续增长。其中的简短衰退很快就度过,为这一次的大爆破积累的很大的泡沫。
以美国的金融体系破产来看待中国的未来前景,就要为这之前中国的金融国际接轨派的改革蓝图进行分析,看一看那些是死路一条。
首先是金融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里,应该占有的比重是什么。大概读者都知道,笔者仍然主张金融业只是对实体经济的一个服务行业,不应该发展成以侵害实体经济发展,将自身变成一个脱离实体经济的巨大虚拟经济。以美国为例子,在1980年金融业只占美国股票市场总值的5.2%,在2007年变成了23.5%,几近四分之一。在GDP的比重也是差不多这个上下。另一个数据就是股票市场总量占GDP的比例。在美国股市大跌前的2007年8月,美国股市总额是179230亿美元,按照Wilshire指数两个月前,总额差不多是153900亿美元,到10月底,跌到了115400亿美元,和美国GDP的13万亿美元比起来,似乎比重太高了。
相比于德国,在同样高点的情况下,是19760亿美元,相比于其GDP的33200亿,只不过是过半。而与德国经济规模差不多的中国(当然以购买力计算可能是德国的两倍),就已经股市总值差不多21万亿(30590亿美元),几近GDP水平。如果加上俺们的小香港的21800亿,中国股市的规模是52390亿美元,超过了日本的46150亿美元。虽然没有放美国那么大的超级大卫星,也是当仁不让的浮夸天下第二。
所以说以去年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来说,显然不是金融改革的方向。股票总值占GDP的比例,以中国现在的发展水平来说,仿佛应该在20-30%这个水平,而金融业则应该在整个股市和国民经济总量的5%之内。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发展,2020年步入小康社会,股票市场的比重才可以向40-50%靠拢。只有当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以人均计算)达到今天的德国或者日本的程度,也许可以在50-70%之间。而任何超过这个比例放的大卫星,就是找死,今天的美国金融界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第二个考虑的问题,就是需不需要建立一个美国式的资金市场。考虑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中国基础建设突飞猛进的一大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利用的高储蓄率和低利息率,加上农民工的廉价劳力,以较低的资金成本实现了较高的投资收益,任何在资本市场的创新和改革,都不能打乱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

五十六
目前中国的企业还是主要靠银行贷款,而且现有的国有银行,还存在财政操作方式的政策贷款。中小企业有融资困难,导致非法的企业集资盛行。而民间资金无路可去,又不愿意在现有的低利率银行储蓄和高风险股票交易中投资,确实有建立资金市场和企业商业票据市场的必要。
但对这些市场的利率,不应该直接用完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而应该由中央银行给予一个利率指导,建立在央行基本利率之上的一个浮动幅度。如果采取美国式的完全市场化的方法,就会导致央行利用银行准备金来控制货币总量的手法失灵,并迫使央行变成美国联储局的处理方法,以调整基本利率,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国债劵,从而导致在特别情况下,对银行系统的调控失灵。这样的例子发生在今天美国银行体系对联储局的利率运作没有反应,同样发生在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时期。
大家必须打破的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市场一定会带来资源的最佳配置。如果俺们看一看今年的石油期货市场,和当年的美国加州电力市场的例子,就明白这种观点在现实的市场操作中,站不住脚。一个放开的资金市场不排除,会由于投机基金的操作,而导致利率大幅波动,不一定会总是带来理想的结果。
第三个要考虑的是大宗商品的期货市场和国际期货市场的关系问题。在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商品,而中国又不具备国际定价权,和没有大量存货,不掌握货源的情况下,要求单独的企业,甚至一个行业来应付风险,似乎是强人所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力量还是起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国家存货,隔断国际市场的大幅变动,比如说今年的石油,原材料和米的价格的疯狂涨势,不会导致中国企业的大规模亏损或者倒闭。
而非商品类的期货和期权的推出,必须小心慎重,要有严格的监督和限制,以免导致金融体系风险性过高。
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个罪魁祸首,贷款消费的债券化,不论是房屋贷款,还是其他消费贷款,应该要坚决制止。反而造成问题的信用违约对掉,倒是可以开发,但必须建立起一个中央交换和结算中心,而且严格限定,只有拥有信用合同的持有人,才可以从事这种合同买卖,制止将这个风险管理工具变成投机行为。
最后一点就是在资金市场开放上,还是要放慢步伐,不可重蹈世界各国,如日本,俄罗斯等等的覆辙。在人民币汇率政策上,可以仍然以逐步扩大交易的波动幅度为方向,但就逐渐改变规定中间价位,而变成由市场操作的方式,实现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目标要求。
中国的中央银行不能走美国的道路,就是由私人银行拥有,挂政府的牌子,但又独立于政府施政之外的独立地位。无论任何形式的金融改革,中国的中央银行,必须实行国有制,并完全接受国务院的领导,作为服务中国经济的一个政府部门,而不是变相的从政府独立出去,在国际标准和全球化的旗帜下,全世界金融资本家团结起来,成立所谓的世界金融俱乐部,然后就由这帮大金融家们,叼着雪茄,绑架各个国家的政府,实行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政策。
现在中国金融改革的基点,不是要达到什么什么国际组织的要求,要和哪个什么先进国家比,而是要做到服务中国在中西部仍然未完成的基本建设,和在国际贸易中支持人民币贸易圈的形成。在目前中国金融状况局面不错,而西方金融体系濒临崩溃的时候,任何改革可以慢就应该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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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42 | 显示全部楼层
五十七
前面俺曾经就中国的外贸困境和内需转型提出了意见,并且对俺们中国政府调侃了几句。结果在俺娓娓道来,还没有登出中国转型的看法之前,中央政府已经出了重拳,推出了2年4万亿人民币(即5860亿美元)的对实体经济刺激方案,不由得不大声叫好,对胡老板掌舵的党中央,和温老爷牵头的国务院,行动果断,判断正确,头脑清晰,发出由衷的赞叹。当然,各级省市政府可不可以行动快捷,就要看接下来的诸侯群英会,可不可以做到号令一下,军马齐出。不过对中国体制做大事情的高效率,俺从来就没有怀疑过。
首先看到的是,外面世界的各大媒体在齐声叫好的同时,不免有又有些嫉妒。毕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玩得出中国现在这个财政大手笔。今天看到高盛的经济学家哈祖斯(Jan Hatzius)谈到美国的金融危机,说到美国金融系统至少要爆掉1万4千亿美元的资产,而现在才清理掉8000亿,还需要清理掉6000亿。看来俺笑话那些三菱之类的蠢货在半山腰时,喊抄底,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国务院的土鳖在国际救市一事,要比中国金融界的海龟有眼光多了。
在谈到奥巴马提出的1750亿的救市方案,哈学者说,不够。至少要3000亿到5000亿。看到中国的5860亿,大家只得叹息加上红眼。AIG又快撑不住了,很多其他的保险公司,开始递救济申请表。DHL这个大传递公司一刀子,就砍掉9千个职位,而底特律的美国三大车厂已经在国会山庄,挨门挨户乞讨,如果这三个叫花子拿不到救济,可能会造成6百万人失业。而美国7000亿的救市资金已经花掉了一半在华尔街的银行里面了。
在俺谈到中国这个刺激经济计划之前,先通俗的对出口外需和自销内需的运作给读者一个交代。
话说俺们南国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上,开了一家外向型经济工厂,专门为国际大名牌耐克生产运动鞋。一日,有美国客商订货,购买价值1千万美元的鞋子。这家工厂高兴的交了货,拿到1千万美元,然后到央行去兑换成人民币。于是央行“印”了6825万人民币,给了这家工厂,就把那1千万美元给了中投。而中投一投,就打了水漂了。俺声明与中投没有个人恩怨,只是拿他们开涮而已。在这个例子里,美元投不投资,赚了还是赔了,都没有关系。
那么这个美国客商是谁,把鞋子买了之后,是放到沃尔玛去买,还是用来填海造田,都没有关系。反正最后结果是中国的一个厂家赚了6825万人民币。而央行的账户没有变化。
假设这个美国客人就是世界首富和首席慈善家老盖,他因为看了一集关于广西山区的穷孩子没有鞋子穿,立即慈悲心打发,买了鞋子送给这些孩子。结果就是孩子们穿上鞋子,大声说,感谢盖大爷!感谢盖氏基金会!
那么换一个角色。美国政府援助基金,看到了同样的影片,决定向中国给予无息贷款,来帮助这些穷孩子。结果是厂家赚了6825万人民币,央行多了1千万美元,过了若干个月,还了贷款,所以帐号上,也没有任何变化。唯一变的是孩子们穿上鞋子的口号成了“感谢美国政府!感谢美国人民!”
那么在变化一下。中国政府的扶贫基金,决定帮助这些穷孩子。结果是厂家赚了6825万人民币,央行没有任何变化,因为这是个内贸合同。唯一变得是孩子们穿上鞋子的口号,就要改成“感谢党中央!感谢人民政府!”
这个例子说明的是,其实把外贸转为内需,并不是向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如果中国政府,善于运用其积聚几年的强大财政能力,推出中国特色的罗斯福新政,成功导致中国经济转型,那么这以后的十年到二十年时间,就是中国复兴的大好日子。


五十八
当然现在中国政府对出口企业的退税和信贷支持,是希望众多企业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寒冷冬天来临时,可以多一件寒衣,可以顶住,免得带来大面积的企业倒闭,数百万民工失业而引发社会问题。但在促使沿海企业转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搬迁上,现在倒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首先是对中国内部需求的商品缺口,进行一个大致的估计,然后选择合适的行业进行向中西部转移。至于回乡的农民工,要快速追踪他们的返乡地,然后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作的形式,将破产倒闭的企业的生产设备和原材料,一火车拉到农民工回乡的地方。如果农民工会四川,就拉到四川,会安徽或者河南,就拉倒这些地方。然后以这些农民工的技术训练,成立工人合股的公司。然后从今年毕业的大学生中,招募行政和管理人才,以政府财政采购和扶贫(即上面谈到的感谢政府,感谢党的例子),对这些企业帮一程。俺不止一次提出,希望这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在河南,和湖北,湖南,江西一线进行。
当然要使这个过程成功,建立一个运行顺畅的农村销售网,是一个必须考虑的过程。但是以中国人民的智慧,这样的销售网估计很快就会建立起来。
许多人都可能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次中央的经济刺激方案,为啥会得出4万亿人民币(5860亿美元)这个数字?笔者其实一早就对这个堤外(外贸)损失堤内(内需)补的政策做过考量。如果按照贸易盈余2600亿美元来算的话,以人民币对美元兑换率6.8的粗率计算,就是1.8万亿人民币。因此以这个数来计算以下两年的情况(今年会用4000亿),是打定了外贸盈余为零的最坏打算。
在内需不可能一下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法当年的罗斯福新政,就是一个必要的选择。当然以这样大的财政支出,进行民生和基建,是否一定会保住8-9%,还是个未知之数。但是如果可以在这两年内,在低收入房屋,全民保健,农村基建,高速铁路,绿色能源等等,对十三亿人民的民生大大改进的话,就算明后两年只有6-7%,为今后十年的发展打下一个好的基础,也是大有所值了。
这样的经济刺激,可能有人会担心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其实不必担忧。中国现在的国债大概是5万亿,只占总GDP24万亿的21%左右。即使连续两年的刺激方案,也可以将其控制在30%一下,离欧盟列出的警戒线60%还差得远,更不要说美国的接近90%和日本的190%。而中国政府的财政一直有盈余,以安全的3%GDP的财政赤字来计算,中国可以有7千亿的赤字空间可以利用。
另外在通货膨胀考虑下,笔者在前文已经谈到过,主要在于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制造能力来消化,积极财政政策投入的大量货币。只要一个国家可以保证外来资源和能源不成为发展的瓶颈,比如说现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回落的情况,又具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和充足的消费市场,这种积极政策就非常容易成功。而中国今天的环境,和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非常相似。
美国当年的情行就是,美国政府罗斯福新政下的积极财政政策,甚至达到了GDP的119%的高度。但美国在二战是形成的强大军工能力,具有巨大的潜力。当参加二战的士兵复员回来,导致了对民生产品的强大需求,只是在1947年,因为军工品生产的军工企业,需要向民用品转变,造成了短暂的供应不能满足需求的供求失衡,而导致通货膨胀飙上14%的情形。而很快的几个月内,制造业转型成功,带来了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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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42 | 显示全部楼层
五十九
那个时代有一点和今天相像,就是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比较合理。在当前西方银行体系货币再生系统暂时失灵的情况下,尽管各国政府在大力注资,由于对经济前景的黯淡,和实体经济的资金缺位,都会是通货紧缩成为这两年的主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由于外汇储备的庞大,在国际市场上一枝独秀,而其他国家又没有资格跟进,就会导致原材料和能源的买方市场。中国如果抓住机会,用长期合同的方法为那些资源国家提供救命稻草,就会为自己的积极财政政策创造条件。
而且中国近年来的通胀压力,和上游产品的大幅涨价很有关系。在这样一个低价的有利环境里,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才可以施行。不然的话,等到西方的银行系统恢复机能,各国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如此宽松,下一轮的恶性通货膨胀,会不会爆发,都令人难以预料(因为最终还是在于消费者肯不肯贷款消费)。
以美国历史作为一个借鉴,总共发生过5次高通胀,分别发生在独立战争后,1812战争后,美国内战后,二战后的1947年,和1965年。前几次容易理解,战争支持,除了林肯直接印5亿白条之外,其他都是发国债解决。因为战争大家过得很苦,而且前几次的独立战争,对英国作战,和南北战争,都把美国打得稀巴烂,所以一和平,重建当然不能再加税,自然短期内会有通胀。1947年那次,美国没有受到太大损害,但军工转民用需要一定时间,所以转轨时通胀了一下。
另一个情况就是通胀后基本上会有一个萧条。所以二战后,大家因为1929年的大萧条吓怕了,政府不敢不实行积极政策。加上和苏联军备竞赛,所以是战争准备机器并没有慢下来,大炮黄油一起上。虽然政府每年投入的财政刺激总额在不断增加,但是由于美国生产潜力可以消化的原因,GDP的增长很快,从1945年的2万亿美元,涨到1960的5万亿美元。虽然在1945年,国债是119%,但当经济发展比国债发展快了之后,1960年回到了58%,1969年到了40%, 1974年是35%。这之后是里根经济学的国债无所谓论,在1984年,回升到了45%,然后就是今天这个接近100%的局面(没有救市大概是65%左右)。
从这个角度讲,用财政的政策去刺激经济增长,就像你把政府看作是一个大对冲基金,不管你是用国债去支持战争去抢(比如说英国帝国在全球扩张时,和现在小布什在伊拉克动武),刺激经济发展,你最后的结果还是要从你的GDP增长里,拿回来。如果你的GDP跑得比你的国债发行增长率要快,你的总额在增加,但是占GDP的百分比却降低了,说明你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成功的,做到了以小杆大。反之,你的GDP百分比越来越高,说明你的国债效应越低,说明你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失败的,是在以大杆小。当然如果用国债去打仗,抢不到更有价值的战争财回来,就像小布什的所为,这个买卖当然是赔钱的。而如果你发了国债,不光是GDP增长不够,你平衡帐目都不够,就是通过各种税收吸回来的收入,不够你支付国债的利息,你就是玩负增长了。
很多经济学家对这个关系不是想的很清楚,而是一听到财政赤字和债务,就开始担忧通货膨胀了。尤其是那些彻底崇拜金本位的金龟子们(Goldbugs),认为只有具有一定的黄金作为后盾,才可以进行相应的财政政策。
这种看法是很荒谬的。比如说,突然俺们在中南海的后花园里找到了一张藏宝图,结果就是到藏有宝藏的鹿鼎山,把大清王朝祖宗留下的几千万两黄金给搬回来了。是不是按照金本位的说法,俺们就可以立马发行和这些黄金市价等值的几万亿货币呢?

六十
这个不是同样会引起通货膨胀吗?就如当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洲,抢了大量黄金回来,因为没有制造业可以消化,同样造成通货膨胀。当然如果俺们只是一点一点的发行多些货币,来保证发展的生产能力可以和其匹配,自然就不会造成这样的恶果。那么只要一个政府可以负责任的保证不要破坏这个适可而止的规矩,后面有没有黄金支撑或者限制并不重要。而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指标,就是你的国债占GDP的比率是不是过高,而且其趋势是不是在降低。只有做到了这两点,积极财政政策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政策。
当然以这个标准来判别美国和日本的财政政策,都是属于失败的例子。美国是国债占GDP比重不断增高,而且绝对比例太高。而日本不光是绝对比例太高,其经济几乎就是零增长,想降低比例,简直就是门都没有。
那么是不是中国也要采取高比例的财政赤字政策呢?不是,笔者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相信到了35%的水平,就应该自我收敛了,而到了40%就应该碰到警戒线了。如果中国政府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财政扩张的指南,那么中国政府就可以在经济环境差的时候,靠积极财政政策,在经济条件好的时候,回到收支平衡而且略有盈余,中国就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的不败之地了。
而且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中,不光是中部和西部的基础设施差强人意,而且各地农村的民生建设,比如天然气供气,热水,电力,医疗设施,图书馆等等,可以改善人民生活实际水平的设施,都还是比较落后和缺乏。效法美国1950-1960年的政策,开展一个中西部大开发和农村大建设,不光是中国政府摆脱经济困境的手段,还应该成为建立均富社会的施政目标。
中国的13亿人口,可以说是负担,也可以说是财富,更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潜力最大的市场。这13亿的智力,发明创造力,在解决了教育问题之后,都是可以带来巨大经济增长动力的资源。而当中国人如何考虑应付自己的生存挑战时,正是这个资源为世界文明带来了4大发明。
最近俺看到了一则消息,是关于浙江绍兴农民在房顶上种粮食的故事。而笔者曾经在这方面有过探讨,即在如何解决现在的土地和人口的不均衡问题,可以考虑用现代的大型停车场的方式,开展多层种植的专业化农业问题。这些方面的技术革新,正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一样,是俺们最需要花钱研究的。
如果这次的内需刺激计划,可以带来在新材料应用,循环再生材料利用,可再生能源上,有所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就一帆风顺了。
除了俺一直鼓吹的新能源(再生清洁能源),新交通(高速铁路连接所有中国50万人口以上城市),新土改(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取消城乡二元化),和经济转型外(外贸导向,到内需和外贸平衡),建立一个全民医疗系统(放弃美国式的私人健保系统,吸收学习英国和加拿大式的政府主导系统),发展中国特有的中医药优势,形成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医疗体系。争取能做到以防治为主的方法,以中医治慢性病,西医治急性病的方法,合理分配资源,以降低医疗保健成本,而导致一个可以负担的全民医保计划。在医疗系统和医院的分布上,以俺倡导的3小时城市中心为主轴,建立起地区性分工的专业医院分布体系,让任何边远乡村的农民,都可以做到1.5小时的问诊距离。而交通更远的地方,则争取做到互联网支持的远距离诊断,是特别边远地区的人民,可以享受一流大城市的医疗服务。当看病难和治病贵的后顾之忧解决了,中国普通人民才可以放心花钱,增加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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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4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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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农民的创造能力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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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中国农民令人不敢小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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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4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七篇
地区发展博弈

果落案兮花正谢,冬飞雪兮夏送凉。
煮新茗兮寒衣成,饪佳肴兮小碟香。

六十一
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大家整天谈论的就是如何将中国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到中西部人口密集的地区,如四川,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等省,并讨论如何在沿海地区,将产业升级换代,从简单的代工(OEM),走进设计加工(ODM),并进一步走进品牌加工(OBM),变成高附加值的品牌生产。
而所有为这方面所作的努力,都不是成效太大。西部和中部的省份,派出了各种招工团,希望将自己输出的劳工里的家乡父老,尤其是做了技术领工,和从事比较高技术的人才挖回来时,这些人才又因为前一阵的劳工缺位,到处成为香饽饽,而不肯回乡。而沿海地区,虽然大谈特谈腾笼换鸟,大家在认知上一致,可是在具体处理方法上,估计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来了新凤凰,才想着怎么踢走老母鸡。
现在好了,金融危机带来了严峻的国外市场环境,中小企业或者经营不善的企业开始倒闭了。大量的农民工开始凤回巢了,整个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大家希望发生的转型,现在被强制的经济规律,逼上了台面,看来不改就是一个死字。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做到成功转型,重新整合外贸加工业,并在国际市场上抢夺品牌,就需要一个国家级的机构来进行运作。
在20年前,当中国兴起了从广东沿海地区,进行三来一补,以国际贸易为目的外向型经济时,笔者就很鲜明的提出了要注意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当然笔者当时是赞成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但是相信中西部经济的发展不平衡,不是外贸经济可以解决的,而且只有把外贸经济当成一个过渡时期的工具,才可以保证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政治统一。
而中国改革到了今天,自然取得了经济的长足发展,但是也创造出了一个依赖于继续维持这个经济发展模式的强大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的主要诉求就是以维持这个发展模式,继续在不利于中国整体利益的情况下,满足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中的现有利益。如果中国继续被这些利益集团挟持,中国走下去的道路,就是拉美化。
这个集团在政治上,要打的旗号就是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搬出来,修修补补,作为己用。光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不谈之后在邓小平理想中的“共同富裕”和“小康社会”。其主要要求是继续外贸企业的出口换汇,利用中国的低廉劳工,满足于在世界体系中垂直分工的低端地位。在这种思考方式下,自然就是反对新劳动法对工人工资的提高,赞成国家出口退税,贷款优惠的倾斜政策。
在舆论上就是夸大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难度,用不准确的流言和报道,来干扰中央政府的决策,以大规模企业倒闭,经济发展跳水而不是周期变化的俯卧撑,来吓唬政府和人民。而一些对真实情况比较了解的报告,只可以在网上流传,而无法上该上的媒体,终于惹恼了俺们的广东汪洋大佬,出来大声说,广东的情况基本面良好,对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倒闭企业,就是要让他们倒,不要救。
其实汪洋大佬的底气足,是有原因的。因为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出口企业转型,使中国产品中的机器设备和运输产品大幅增加,而低附加值的玩具和鞋类占中国总出口量低于5%。不是因为中国这几年,增加自己的技术研发投资,和有意识对产业扶持,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做到了。在现在这个大好的大浪淘沙的情况下,对外贸企业的退税和扶持,要区别对待和适可而止,不要又救了一些需要被淘汰的不良企业。

六十二
在中国开放的政策中,一定要明白,开放的目的是要对中国有利,而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尤其是对中国未来在世界的定位问题上,不要被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其实就是上面讲的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枪手,继续号召以“市场换技术”,把各种国家的重要和利润丰厚的行业向外资开放,并以所谓国际接轨和国际市场分工的口号,扼杀中国企业自主研发创新技术的生存空间,而迫使中国的工业只能停留在技术的最底层,成为国际工业分工的廉价人力,土地和环境资源。
在中国改革的政策上,则以新土地改革为幌子,希望中国放弃以保护农民权益为基本考虑的农业集体化和农民协会这些在欧洲,日本,南韩和台湾都有一定成效的做法,号召土地私有化,和以美国式的农业生产化道路,希望为靠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利益集团主控的城市资本,到农村圈地,企图为农村的大规模土地兼并,而迫使农民流浪进城市,而为他们的外贸型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工。
在这些利益集团的眼里,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应该让中西部人民和农村的农民多穷几十年,这样才可以对中国的整体发展更有利。不信的话,你可以查一查那些反对新劳动法的经济学家们的“宏论”,看看俺有没有说错。
因此在新土地改革的看法上,与俺这类希望确实保护农民利益,希望他们可以通过土地升值而快速致富的人不一样,这些人希望看到的是中国向拉美化的方向前进。比如说菲律宾农村改革的例子,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一样,就是创造出庞大的城市贫民窟,来保证源源不断的低价劳工。而中国政府的城市发展的底线,就是不允许创造出这样一批的城市流民。而中国居然就有所谓的学者,跳出来要求中国建立城市贫民窟。
好在中国有很多为了农民利益而思考的学者,不论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如陈锡文,李昌平,温铁军,曹锦清等人,都会令中国土地改革,不会被利益集团分子绑架。而且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传递的快捷,也为农民们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被城市土地资本集团侵袭,增加了一定的保护力。这些学者对三农问题的研究,算是直追前辈晏阳初和梁漱溟等大师,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很好的政策选择空间。
而利益集团在金融上的主张,就是当时对美国金融危机救市的鼓吹。因为美国人实在没有钱了,中国就必须借钱给美国,买美国国债,这样美国人又可以大手花钱,然后这些外贸工业的得益者,有可以继续玩下去了。那么中国自己那些穷人,是不是应该借给他们呢?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看法是,可以。但这些穷的中国人,必须先搬到美国,才可以借到这些钱。
不过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现在是美国人民给吓怕了。你把钱借给他们,他们也不敢借了。美国联储局的目标利率是1%,但实际交易的利率,大概是0.25%。美国人前几年的乱花钱,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通货膨胀不太高的时候,几乎是各种实物在家里堆得如山,时不时要捐给救世军去帮穷人。所以美国人民是只要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就算是被你赶出住房,已经有人民开始在户外的公共土地上,开始建设临时帐篷城市了。这样的话,两年都节衣缩食,看你中国的那些外贸商人们,还可不可以靠血汗工厂吸血。而就算中国政府里有人想走拉美道路,这下都没有机会可以走了,真是中国人民和国家的大好事情。
而在这个被逼出来的经济转型,就需要沿海和内地省市的配合,来把这个关系中国人民的未来福祉的大事情做好,下面俺就会为这个转变的几个步骤,提出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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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43 | 显示全部楼层
六十三
首先在应对当前这个形势的时候,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以为只是这个年关难过,如果政府各种救援措施得当的话,比如说新劳动法不要搞了,取消最低工资制度,调高出口退税,放水银行信贷等等,顶过去就行了。更有甚者,连将人民币再度贬值的口号都喊出来了。这些办法,也许可以救急,但不能救穷,可以就一时,不可能救长久。
为啥这么说呢?因为真的经济衰退还没有开始。笔者上次说过,因为中国的产品相对于德国和日本,还是在低端和常用品市场,要比这两个国家的高端产品市场,受到全球需求萎缩的打击要迟到一些,大概是6个月吧。而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速度急速下滑,并不是因为受到了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而是俺们中央银行的重手调控措施在经过一系列的增准备金,提高利率,再加上原材料价格暴跌,导致产品最后价格的急剧下降,而使很多中游企业经营困难。
现在欧洲,尤其是全球主要出口国德国,和亚洲的主要出口国日本,都已经步入了衰退,而中国的出口主要的标志之一,沃尔玛商场的销售情况还不错,可以说保住了一个底盘。但随着美国和欧洲开始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熬过这个西方世界的圣诞节假日销售季节后,零售业就开始大量裁员。从明年初,那时中国出口商的困难日子将会正式开始。如果这些出口商可以注意一下国内的内需市场,那么中国的春节也许可以帮助一下过难关。那么在3-4月间,就是中国外贸加工业的衰退开始。
美国在那个时候,应该有一个退税刺激经济计划。但是以俺的估计,按照“债务通缩”的推断,这些退税刺激,估计会大部分用于减低美国家庭的所欠债务,不会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有太大的帮助。
基本上,不论中国想不想转型,可能都没有选择。因为中国政府的犹犹豫豫,不能料敌之先,在新劳动法和环境保护法上拖拖拉拉,已经错过了转型最好的时机,使现在转型的社会风险和经济代价要高很多。不过人类的一个通病就是得过且过,不被逼急了,就不会屁股挪个窝,不被打痛了,就不会主动变革。在要么转型,要么死亡的两难选择下,大概还是会走转型之路的。只不过现在越转得快,将来的问题越小些,再用救各种企业的方法,左拖一下,右拉一下,半年后这些企业一样生存不下去,还是一样要面对为新失业的工人创造就业机会的问题。
现在与其如浪费财政资源,还不如尽快安排企业的内迁。最好的办法是,成立一个国务院转型办公室领导和协调这个工作。在沿海的广东和浙江等地,首先看紧问题企业,防止有不良企业主卷款外逃。根据各行业的企业运作情况,有计划的实行关停并转的工作,可以在剩下来的整合后的企业中,进行各种金融扶持的帮助政策,协助这些企业度过难关。而在主要民工回潮的省份,可以安排以现有的技能为首选,在这些地方的农村兴办工厂,以国家扶助的方式,实行补贴政策,让这些新企业可以做到盈亏平衡。然后由国家帮助,在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寻找销路,或者是以扶贫的方式,将这些生活必须品发放到扶贫的地区,或者以中国外援的形式,将这些消费品,运到非洲和拉丁美洲去帮助穷人。比如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无息贷款,都可以考虑以部分用中国货的方法计算。
在企业的内迁方面,如何把倒闭的中小企业的工人,根据其回流的省份,整合成大型企业,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课题。通过整合,建立起一个产业链,才可以真正完成中国的这个产业转型,使内地省市,成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心。

六十四
而在广东和浙江沿海的企业,就可以用来保住萎缩的海外市场,并争取开拓中东的新市场。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留意美国和欧洲的消费品国际品牌,一旦当这些品牌出现困难时候,趁机以低价吃尽来,然后将其设备和设计人才争取全部搬回来。因为广东和江浙一带,生活水平素质比较高,又有两个国际大都市香港和上海,可以为这些人才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然后以这些设计人才作为技术领导,带上一帮江浙和南粤本地的心灵手巧,脑袋灵光的设计人才,尽快把这些软的实力建立起来,为将来占领消费品的全球高端市场打下基础。
而一旦将品牌的设计和营销中心建立起来之后,沿海地区就没有必要继续进行实际的生产,可以将下属的工厂搬到中西部去,利用中国这几年发展起来的地区高速铁路来解决运货问题。
这种方法对沿海和内地双方的好处都很大。当沿海地区成功的建立起高收入的品牌设计和行销中心后,由于创造的工作职位是属于附加值及其高的高端职业,就会自然而然的带动起整个地区的地租价格,从而带动整个地区的土地价格。而内地的制造产业的兴起,同样会带来当地的土地价值的增长。一个例子就是北京的首钢搬出首都的石景山区,到唐山的曹妃甸,对前者来讲,原工业园用地将变成价值更高的城市商业和办公用地,造成地价大涨。而对后者来讲,新工业园区则将原来的荒岛沙土地变成了更高价值的工业用地,也造成地价的是上涨。因此将产业分布的合理化,应该是对中国的整体,以及内部的各个地区都是皆赢的结果。
以广东的情况为例,现在开始建设的贵阳--广州高速铁路和南宁—广州高速铁路,再通过南宁—昆明高速铁路,贵阳—六盘水—昆明高速铁路,贵阳—重庆高速铁路,和贵阳—成都高速铁路,就把整个大西南和华南联系在一起,通过珠江三角洲的龙头作用,可以把一盘棋完全走活。通过整个产业链的分工,尽量让劳动密集型的部分,靠近密集劳动力的地区,而让对市场观念,国际贸易,世界风潮都比较了解的沿海地区,与世界各国争夺高科技发展,新产业开发,和高消费品品牌等软活,使中国自己内部的产业分工,趋于合理化。
其实很多人不明白,中国的沿海地区相对于内地地区的富裕,和美国的东西海岸相对于中部的内陆地区的富裕,原因是差不多。除了地理优势之外,这些地方的人民思想比较开放,见识比较多,行为比较敏捷,是其中一个决定的因素。如何利用这个现实存在的地区差异,加强中国产业的整体竞争力,让各地区可以吃到应得的那份蛋糕,并在未来发展中,如何缩小地区的差距,需要在这次的经济大调整中,有可全面的思考。中央的政策,不能过于短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被眼前的困境吓破了胆,搞得政策的出台,毫无章法,惊慌失措,是无法有效的解决未来的发展问题。
笔者本来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中国的GDP的产生方法不甚了解,就流于和大部分的专家一样,常常用西方GDP的算法,试图来解析中国经济的发展。后来经过这方面的一些专才的解释,才算明白的以前的一些看法,是错把冯京当马凉,而分析出来的结果自然是鸡同鸭讲,隔靴搔痒。
这里俺不想在具体的计算方法上,比如说美国用的支出法,中国用的生产法和收入法的异同方面,把这些专家的说法照抄过来,只是想说世界上任何的国家GDP其实都有忽悠的成分在里面。而中国和美国不同的是,美国是往大的方向忽悠了,中国是往小的方向忽悠了。
当然GDP的具体数字是不是准确到不重要,而是看这些数字的变化,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对整体经济形势的把握。比如说,一个大家似乎都可以接受的看法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至少在8%的水平,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平,中国就不能创造出足够的工作机会,而中国政府就会面临社会不稳定。而这个对经济的基本判断本身似乎就不是很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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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43 | 显示全部楼层
六十五
听起来很明白,那么这个8%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其实这个数字是在1990年代中期弄出来的,而且原先的数字是7%。好像有一阵子,俺们听到的是9%,还常常听到要保10%,现在才开始听到保8%。当时提出这个数字的时候,中国要解决三大部分的就业问题:首先是大规模下岗的国营企业职工,然后就是每年城镇里新增的适龄劳动力,再就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
其实把农村跑到沿海地区打工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叫法。这些劳动力背井离乡,路途遥远的跑出去打工,并不是家里没有农活,而是农产品收购价格国家补贴太低,导致务农收入太少。再加上中国的农村投资太少,基础建设中的水利,电力和交通太过落后,导致农村的金融投放量极度贫乏,使农村的各种轻工业,商业和服务业,极度滞后。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免除农业税收方面的政策是值得称赞,但还是要加大更多的资金投入来发展农村的这些产业。可是从GDP的角度来讲,大部分这些产业都没有计入,很显然中国今天要为农村人口在沿海创造就业机会的压力,要比十年前低得多。
第二个就是中国今天是否面临着十年前大量国有企业员工下岗问题,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第三个就是今天开始走进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大约是计划生育实行后,出生在1988年后(如果用20岁来划界)。那么这个就业新增人口压力,是不是比人口高峰期出生的前10年,要小一些呢?
如果这些答案都是对的话,也许中国基本就业的GDP增长率并不需要这么高。而根据中国的现有经济情况,在没有任何政府财政刺激的情况下,仍然增长良好的消费,投资和外贸,估计会形成GDP增长5-6%,和1998-99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比较相似。
那么是不是中国就不需要这个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呢?当然不是,在全球面临萧条的时候,中国需要的不仅是要加快国家建设,快速提高中西部人民生活水平,还要趁着自己手上拿了一大把美元,在全球原材料,能源,技术,设备,和人才等等都比较便宜的时候,赶紧大购买,在美元还没有变废纸之前,大量储货。搞石油战略储备,进行保证中国所有地方现代化所需要的原材料储存,解决所有对柴米油盐等民生性物质生产的短缺软肋,比如说硫磺原料,和任何中国稀缺的化肥原料等等,买了存起来,可以不再受到国际市场未来的波动影响,好比今年和去年的情况。
在美国现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不要去买更多的美国国债(好像又买了600多亿)来增加自己的未来废纸储备,而是买一些对中国有好处的技术(可以向美国施压)。比如说高端医疗器材技术和公司,然后搬回中国消化和制造,将生产成本降下来,然后用这些低成本生产,但技术又是高端的医疗设备,建立起涵盖全国城市乡村的基础医疗设施,降低中国全民医疗保健的开支。
在就是买断美国或者德国的煤炭开采技术和设备,以及清洁煤等技术,将中国煤矿开采业变成一个清洁和安全的绿色工业。通过国家控制的大型国有企业购买,然后以低价的方法收取一点技术使用费,或者免费让中国的其他企业使用。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政府要用一个国家的战略眼光看问题,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为利润而思维的企业。让中国的煤矿工业少出事故,让煤矿工人不死于非命,让山西等地方可以有个干净的天空,让中国医疗系统不用花费大钱去治疗肺癌,比在美国的国债上赚几个利息,要实在得多,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眼睛里,只盯着几个铜板的守财奴。
在农村建设上,现在一个误区好像就是如果农民不去沿海地区打工,那么他们就不算有一个职业。那么中国的8亿农民可不是一大半都在失业?问题的实质是,只要政府的农业政策对头,农产品价格收购合理,其他综合性的产业产业发展起来,农民的实际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好了,是不是一定要在工厂里打工,并不重要。

六十六
中国农村发展的误区,就是本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太重。本来对农业经营的模式,分干有分干的利弊,集体有集体的优劣,应该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比如说,南方的水稻田的插秧工作,不管你是当年的人民公社,还是今天的包产到户,都是需要村里的人们互相协作,才可以完成。而当年毛泽东治下的人民公社似乎忽略了私人利润对劳动积极性的刺激,但是在邓小平治下进行的包干到户,似乎走了另一个极端,开始忽略集体协作对农村公共工程的重要性。今天农村的生产能力得到释放,和当年集体模式下,对农田水利等等的基础工作是分不开,而这些工程的潜力似乎有被用光的情况。可是今天一谈到这一点,马上就有要拔邓小平红旗的嫌疑,使农业发展的思路,被自己的意识形态限制住了。
说了这一大堆,意思就是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不应该以保住GDP增长为基点,似乎某个数字没有达到,大家就是一脸的花容失色,面如土灰。本来GDP(曾有高人在网上把其翻译成“鸡的屁”,真是话粗理不粗)那个数字,就是大家用自己拿手的功夫像按摩一样,搓出来的。中国的就是气功推拿,欧洲的是瑞典按摩,美国的是牛仔撒野,不要那么当真。如果你像津巴布韦那样,本币计算GDP增长百分之几千,人民不是一样双脚齐跳。如果中国的经济刺激,为全体人民提供低价高质的医疗保险,让大家接受教育的费用低廉,开辟了许多第三产业中,现在没有计算在GDP里的工作机会,就算你明年GDP增长是零,大家还不是一样一笑了之,毫无抱怨的过日子。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那么建立廉价房,让全国人民,尤其是低收入的家庭,可以做到居者有其屋,就是一个好的刺激政策。如果这个刺激可以带动其他如钢材,水泥等等中游产业,增加了GDP,当然很好,但不能让其喧宾夺主。如果为了GDP增长,而保住现在已经高得惊人的某些大城市的私人房屋价格,继续鼓励没有出息的各地方政府,学习香港殖民地时期政府,以短视和收刮普通人民的土地出让政策,来完成GDP增长的2个百分点,就是坏的经济刺激政策。
在这4万亿的建设上,不是一定要建设这么少。如果有可能的话,那么投资8万亿,甚至是12万亿都不为过。关键是要明白,笔者一直试图说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扩张,需要的是生产能力和货币投放的一个同步过程。而前几年的货币投放,似乎还是建立在一种美元迷信的自卑心态,仿佛只有美元是钱,而人民币就是一张纸。其实这两种货币(所有的货币)都是一张条子而已,美元是绿条子,人民币是红条子。倒底谁是真的硬通货,谁是一张破纸,在于是否有人接受其作为一个易物的符号。今天似乎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民对人民币的爱好和信心要高于美元,当然除了中国那帮糊涂蛋经济学家,被糊涂蛋忽悠的政府官员,和心怀叵测的利益集团之外。
俺在大国游戏中说过,如果沙特的老王爷,决定停止以美元作为唯一的买油货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就会崩溃,美国就会变成一个破产的国家,今天尤其如此。中国要做的是,停止通过依赖出口贸易顺差换取绿条美元,来作为中国自身货币扩张的工具,而直接进行人民币扩张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多于平时兑换需要的美元,都是废纸一张。美元的背后不仅没有黄金,可是连什么支持的没有。而人民币的背后,却是庞大的生产能力,可以为其他国家换来任何生活必需品,换来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建设,换来港口,医院和大学。
当然那帮所谓的金融界的经济忽悠们,马上就会搬出韩国啊,印尼啊,那说明美元的硬通货的硬度,就忘记了世界人民不接受韩币和印尼币这些小国货币,并不是不接受人民币这样的大国硬货。在美国这次千疮百孔的经济泰坦尼克号在向下沉的时候,不是鼓励糊里糊涂的中国政府,赶紧和美国经济切割,而是要中国再绑多几条铁链,将中国经济这个大船,一起拖到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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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43 | 显示全部楼层
六十七
相对于中国对美国国债的增持,在中国买进660亿美元国债的同时,日本减持了128亿美元,从而把美国国债第一债券人的大帽子,拱手转让给了中国。同时,美国的各位大佬们,从索罗斯,罗杰斯,到巴菲特等等,都早将手中美元脱手。事实上,在美国2004年开始发行的平均每年4千亿美元的国债中,94%的买家是外国投资人(中央银行和私人投资者)。
根据日本人的估计,除去美国金融救市的7千亿美金之外,美国政府必须再增发1万亿美元的国债,才可以勉强过日子。而整个市场对美元汇率的期待是,当美国的投资从世界新兴市场回流而带来的货币猛涨完成后,美元的跌势就会开始,通过跌美元来减轻债务负担,就是美国政府的唯一法宝。
在针对日元今年已经在对美元猛涨15%的情况下(对欧元33%和对英镑53%),日本在事实上已经在开始为西方经济付账。日本政府估计不得不在日元90点的价位上,进行干预,但是估计日元涨到85的可能还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会不断的减持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其中一个方法是,为了“帮助”美国应付欧盟在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挑战,日本已经借了1千亿美金出去,使手上的活钱很少了。所以日本的经济学家们建议,如果美国需要向日本借钱,可以参照美国卡特政府在1978年发行了以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为币值的“卡特债劵”,明年发行以日元计价的“奥巴马债劵”。这样日本就可以不管你美国如何贬美元,俺都可以高枕无忧了。
当然日本的难处在于美国要借,不敢不借。但是日本手上的美元已经快光了,那么借日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不过日本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俺们中国政府手上的美元大把的是,而且大家对美元国债的利率那几厘,看得心的跳出喉咙里了,哪管人家信用违约市场上,美国国债已经是40多点,已经比垃圾债券好不到那里去了。
中国人在经济上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对美元的过度迷信。以为只有拿货真价实的商品,去换人家鬼画符的绿条子,赚的钱才可以支持自己国内的经济扩张,而不明白一个世界经济大国,是可以用自己的本币来支持经济扩张。
如果俺们回到金本位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因为不能在大自然里,开采出足够的黄金,当一个经济体规模过大,就会发现货币投放量不足,无法支持整个经济的运作,更不要谈经济的扩张。因此为了支持经济发展,大自然就要不断的向人类社会贡献黄金,以满足经济规模的需要。如果俺们把大自然看着是一个经济实体的话,那么它的账户里,就必须不断的增加赤字,才可以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如果老天爷开始玩收支平衡,就是全球金矿挖完了,那么经济规模就扩张不下去了。要是老天爷开始玩账户盈余,那就是一船装满黄金的货轮,比如说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潜艇给挂了,这些黄金全部沉到大洋底,没得捞,“还给”了大自然,那么世界的货币量就少了,经济规模就得降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纸币的出现(包括通用的现钞,支票,银行汇票等等),后来到今天的塑料币(信用卡,银行卡,现金卡,礼物卡等等),以及银行中的电子币(银行账户中的电脑记录等等),之所以可以不断的增加,来推动经济实体规模的扩大,你所有货币的来源,中央银行就必须象老天爷一样,保持一个赤字的资金账户,不然的话,你经济规模的扩大,就成了大问题了。
之所以在布雷顿森林协定后,美国的国债会上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必须保持一个国际收支的赤字状态,才可以保证全球经济的扩张。当然还是那句老话,就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可以和你的货币投放量匹配,不然就是通货膨胀。不过在这个安排下,除非全世界只有美元一种货币,不然持续的国际收支赤字,比如导致美元和其他货币的币值相对贬值。

六十八
在中国决定放弃靠美元储备来推动自己的经济扩张,而采取用自身货币的时候,就必须考虑用何种方法,才可以最有效的进行货币投放,而又不影响经济活动的逐利机制。
经济的机制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因为钱来得不易,大家就要努力工作挣钱。你赚了钱,就可以去买商品消费,而你有的钱,才可以去作生产投资,创造出更多的商品。所以从逻辑优先来说,钱是先于商品存在,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增发的货币总量,就不可能有增大的经济规模。
那么这个货币总量的增加,俺以前也谈过,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的基本币,和银行系统借贷活动的再生币来完成的。而俺们也知道,中央银行调节最后的货币总量,可以通过调节准备金来变化货币乘数,也可以靠利率调节,来影响消费者的借贷行为,还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买国债,从而把手中的货币发给银行。
但是无论是美国私人拥有的联储局把资金注入私人拥有的商业银行,还是中国国家拥有的人民银行把资金注入国家拥有的商业银行,作为货币创造最终端的央行,其行为就和黄金本位的老天爷一样,必须有一个不断增加的赤字账户,才可以推动经济规模的扩张。佛里德曼老爷子曾根据美国历史上的货币发行量,得出一个3%的货币增长投放量,认为只要把联储局收归国家所有后(不知道为啥中国的那些号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反而主张中国央行从政府独立),就控制基本币的发行量就行了,然后让自由市场去接受调整的利率。这个做法的结果当然就是导致市场利率的大幅波动,引起经济的过度震荡,而后来被美国联储局放弃。
而现在基本上表现这个赤字账户,就是靠的是国债来实现的。你可以把国债理解成类似于你存在商业银行里的储蓄,就是把钱存到了最终极的货币发行机构,然后你就每年拿你的利息。而作为政府,其支付你的利息这部分钱,也是一种新的货币投放,并通过未来的收益(就像商业银行放贷一样)来解决支付问题。就像一个商业银行,如果运行不良的话,所有的存款人就会去挤提,而导致这个银行出现资金链断裂,不得不倒闭。一个国家的国债以必须运用得当,可以通过不断借新债,或者是税收收入来支付每年的利息,而不会导致大家来“挤提”你的国债(当然表现在你的新国债没人买),和政府的破产。
一个国家怎样才可以把这个用国债来达到货币投放的尺度把握好?俺提出的就是两条,一是以小杠大,国债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结果是国债占GDP比重下降;二是最好保守一点,保持总债务不要超过40%。如果以中国的GDP总值在后两年会达到30万亿的话,那么40%就是12万亿。可以说中国政府的4万亿计划,虽然让人们大吃一惊,其实还是相当的保守了。
那么在中国靠人民币本币的货币投放,来支持中国的经济扩张,还要考虑一下货币投放的接入口问题。和几个专家的讨论中,大家的想法基本上有这两条:
一个是中国高速铁路的建设口。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的高速铁路对整个经济的推动最大,带来效益最高,应该成为一个主要的切入口。但是中国现行的运作,是过度把铁路建设企业化,试图依赖企业自身融资,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以及私人投资的合作,事实上是把建设高速铁路的时间拖慢了。比如说青藏铁路的建设,对国家的发展意义非常重大,为青海和XZ两个省区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效益不是可以简单的用这条铁路是否可以收回成本,自负盈亏这样的企业眼光来看待。如果这样的工程,也要用简单的商业投资来看,就会走日本新干线的老路,使一个对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发展的基础项目成为负债经营,这种做法是非常短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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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44 | 显示全部楼层
六十九
另一个货币投放口,就是以国家的名义成立各种研究所,接受各种企业的要求,进行科技创新。创新出来的科技,由中国国家所有,但让所有的国内企业来挑选,并附一定低廉的使用费。这个办法就是在中国现有的企业还无法大量投入科研开发费用,和国外的大公司进行竞争的时候,以国家力量,对关键性行业进行支持,减少企业的运营费用,是整体的行业可以和外面竞争。
这两种投放货币的方法,都是既做到了增加社会的货币投放量以驱动经济扩张,又使其切入口对整个社会的总体综合效益最大,还没有破坏微观经济的唯利是图的规律,这个方法值得中国政府认真思考。在高速铁路建设上,除了比较富裕的省份,比如说京沪高铁中间的各省市,如北京,上海,江苏,和山东,都是中国的大富翁,而河北和安徽,还是相对比较穷,就没有必要刮他们一个份子了。中央政府可以用国家贷款的名义,把资金注入铁道部,然后就不需要还款。而铁路运行的收费,就可以考虑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可以满足铁路的维修,护理,运作,以及铁道部门的员工收入。再赚多的部分,则可以用来补贴有困难的铁路,比如说青藏铁路等等。
最近看到了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应该怎样做的评论,俺的看法是西方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观点,和中国经济不平衡的基本事实是完全不符合的。把美国GDP消费的70%,拿出来反证中国消费的30%太低,从而要求中国扩大内需,是连基本的经济可比性都没有搞清楚。
中国是应该扩大内需,但不是以西方模式,通过高昂的教育支出,沉重的房屋压力,和不堪支付的医疗费用,象美国那样增加上去。中国的扩大内需,必须着力在如何提高中国中西部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在电力系统(太阳能,风能),水利系统,取暖系统(城市的天然气,热能,农村的沼气等等)上,在农村和城镇之间的公路建设上,在推广节能和实效的电力单车和摩托车上,在各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间,保证电力动力的高速铁路上,在信息高速公路和电信建设上,把整个中西部的基础做好。然后在这个之上,发展四通八达的物流网,人流网(通过各种客,货运交通设施),资金流网(通过各种银行,信用社的建立),和信息流(电信,移动电话,和互联网),把各个孤立的中西部地区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以中西部的大中城市为中心,将产业分工合理分布。
其他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带动内需的包括医院,卫生所,心理辅导诊所,老人看护中心,托儿所,各种技术培训中心,等等,都可以带动经济发展。
最忌讳的推动内需方法,就是以美国式的借贷方式,鼓励人们去追逐高企的房屋,或者是毫无止境的信用推动,依靠城市里的小部分中产阶级,去消费高端奢侈品。前些年,包括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试图把房地产业,汽车工业,和金融业,作为未来的中国支柱产业的想法,不是太明智的。中国还有很大的商业空间,尤其是中西部,去发展价廉物美的“山寨版”的基本生活用品。争取可以在住房,看病和教育上,不要把价格抬到普罗大众高不可企的水平上,把基本民生的水,电,暖气,和食品都保障了,人民才可以有余钱去花了。
中国政府的这个4万亿,至少从表面和大局来看,算是用对了地方。如果可以完成8%的GDP拉动,解决上千万的就业问题,减轻外贸工业所受的打击,当然中央政府会很高兴。而各大企业部门,各省市之间,为这块大肥肉而下筷子,再加上地方的投资蜂拥而上,自然是各个官员容光焕发,利益均沾。对普通的贫民百姓来讲,多了就业机会,钱包里可以鼓一点,自然不会反对。一旦经济发展继续下去,就是皆大欢喜。如果中央政府可以在这时候,再加强吏治,把派出来的六路按察使四处监督一下,让前些年赚得脑满肠肥的利益集团们,这次发挥一定共产主义的先人后己精神,让前些年没有拿到好处,或者拿得少的弱势阶层们,也放开肚子,吃上一次饱饭,那么和谐社会的路子,就算是有个开头了。

七十
考虑中国经济的地区性发展,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地区之间的博弈。通常人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动不动就说什么大一统,集权政治,一刀切等等之类的空话,而不明白中国之大,每个地区的情况不同,经济发展有差异,就像世界各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一样,在中国的各地区之间,比如华南的香港,华东的上海,华北的天津,争相成为世界级金融中心之争,和地区之间的各省之争,以及同一个省中间的各城市之争。
这些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造成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充满生机的一个最主要原因。由于大家希望在经济发展和地区整合上占据重要地位,导致各个地区政府官员蛇有蛇道,鼠有鼠道,上面向中央施加压力,下面向基层凝聚合力,中间在各级政府组织中,拉关系,走后门,居然就个个不甘人后,将当地的经济发展的起来。这也是今天中国繁荣图景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对地方发展的研究上,增加了很多精彩的内容。
这里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就大作点胆子,把俺家乡里一段事拿出来和各位分享一下。
话说俺的家乡是中国西南的贵州,算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了。那里九山一水,风景如画,可惜是耕作艰难,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称号。当然这种地方也有好处,比如说俺们山里人,肺活量大,行山路如履平地,急步如风。在城市里那几十级地铁的出口,当人们还站在移动电梯山,俺这山人也就是一路小跑,口里哼着小调,面不红气不喘,就冲上去了。而缺乏日晒的结果,就是皮肤居然比所有的白人同事还要白,就落下了一个“白佬(White Man)”的外号。穷地方出来的人,另一个好处,就是不论以后做什么工作,生活都提高了,就少了那一份贪财之心。
贵州还有另外一个“三不”, 就是“不沾海,不沾江,不沾边”。和邻近的其他各省相比,四川和重庆,人家有条长江可以“轻舟已过万重山”,云南人家有一大堆外国可以搞边贸,广西人家还有一个北部湾海岸线。贵州虽然是骑在中国两大水系的长江系和珠江系上,具有各种天然资源,却苦于交通落后。贵州人也不是全是蠢如黔驴,好歹以前清朝也出过张之洞,今天还有位戴秉国仁兄在朝为官,一眼就看出贵州人的出路是傍上个大款。转眼四处一看,这个大款就是中国的华南大省广东。如果可以解决贵州到广东的交通,就可以把大都市香港,广州,深圳和澳门,都和贵州扯上亲戚关系了。
可以谈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贵阳到广州,要绕两条线,一条是往东的湘黔线,经湖南株洲,然后转京广线,南下广州,全长1566公里,要跑21个小时。另一条是向南的黔桂线,经广西柳州,然后在广西绕来绕去,从广东茂名去广州,全长1430公里,却要走上27个小时。
贵州土老冒们看到了问题,解决方法就是求也是穷人,但就是五十步穷的广西老哥,是否大家可以来一个贵阳—柳州线提速建设,然后开一条柳肇线,从柳州到肇庆,就把贵阳给接到广州。其实要求也不过分,而且柳肇线还在2004年上了国家的中期规划,由国家投资建立。
可是广西南宁的官老爷们心中打着自己的一个小算盘,就是不想让大西南的人物流跑到广东那里去,而是希望搞自己为龙头的北部湾大开发,以湘桂线,黔桂线,和滇桂线,全部转向北海出海。因此对贵州小老弟采取了阳奉阴违,能拖就拖的方法。
这一下搞得贵州老倌们除了双脚跳,是毫无办法,只能干瞪眼。这一切到了2006年7月突然有了转机,就是一位眼光敏锐,行事老辣的广东蛮子,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林树森老哥,来到了贵州出任省长,一下子就把整个满盘皆输的棋局扭转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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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4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井底望天 于 2013-12-15 19:4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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