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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井底望天

《大国游戏》卷三:梦幻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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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49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八篇

竞争驱动布局

哀彼土兮多历难,举镐犁兮谋驰张。
苦乏陈兮书卷意,未尽言兮舌已伤。


七十一
林树森用他那老练的眼光一看,立即看出了破解之道。而当时在争夺人物流的交通控制权,在各省市之间几近白热化,邻近的湖南已经开通了渝怀线,使成都,重庆的人和货,可以过湖南下广州。但是湖南人抢了先机后,却缺乏收官手段,还是以怀化走株洲的老路,而不是一条捷径从广东连江下广州,或者接湖南郴州,从而留下了败局。
林老兄的办法就是兵行奇招,绕过广西的桂北和桂南的内战,不牵扯进柳州的错综复杂的博弈,直接通过桂林和贺州,入广东肇庆。这段路全程858公里,在贵州段经过少数民族地区黔南和黔东南,长301公里,广西段过柳州北部的国家级贫困线三江,融水和广西区里的贫困县融安,然后过桂林,贺州,长348公里,广东段过粤西北的穷区肇庆的怀集,广宁,四会,进佛山三水入广州,长207公里。如果按照设计的250公里时速的话,从广州到贵阳只要4个多钟头。将来可以跑到300公里的话,就把贵阳包括到广州的三小时经济圈里了。
这一招一出,南宁的老爷们傻眼了。林树森在老上级张德江的支持下,广东出资了220亿,贵州也把吃奶的力用上,出了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的100多亿元。而广西只是出了10亿元征地,想再玩拖字诀,不光是桂林和贺州老百姓发飙,还给人落下个不支持扶贫的口实。而广东王张德江更上了一层楼去做副总理,都让广西区里的老倌们少了推脱之词。结果就是讨价还价要下了一条南广路,即南宁到广州高速铁路,算是摆平了心中的不氛。
林树森这一局赢得漂亮,短短两年时间,从游说,规划到上马,势如破竹。
这个动作,一下就扭转的整个局势。贵州人的胃口一下变得很大,不光是要吃上广东和香港这两个财主亲戚,还要把整个大西南的交通,全部从贵阳为中心,四面铺开,把整个贵州的交通问题全盘解决。
从下面这张显然是广西人的作战地图上,可以看出今天的桂军里,有的是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头脑,却没有李和白两位的干才。贵州人在贵广线成了定案之后,马上就舞起了三把板斧。
第一把是渝贵高速铁路,接通重庆,过黔北名城遵义到贵阳。这条线全程350公里,设计是250公里每小时,低于两小时,那么从重庆到广州就是6小时左右,自然就抢了客货运输的先机。
第二把是计划中的蓉贵线,接通成都,通过乐山,宜宾,过贵州毕节,到贵阳。这一条长度是540公里,就将成都算进了3小时经济圈,而且为黔西北开通了交通通道。
第三把是将昆贵线中,从昆明到贵阳这里,建立二线,从盘县,到普安,六枝,不再绕过六盘水市区,可以将现有线路省100公里。本来,现有的线路从昆明,贵阳,到广州,是1459公里,比广西的线路,从昆明,南宁,到广州的1388公里要长70公里,但由于贵广线多出了260公里的高速路,大概是14个小时,对比广西线的16个小时。而新线路一减,那么云南的人物流也同样被贵州抢了下来。考虑到将来昆明为周转中心的东南亚大发展,除了成都到昆明的成昆线,贵州估计会吃掉所有的过境人和物流通。
从西北兰州下来的兰渝线,东部湖南来的湘黔线,和南部广东来的贵广线,都会过贵阳而入云南。在这种强势竞争下,其他的地方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广西的柳州发觉自己在这轮竞争中失利,当然大声咒骂南宁的官老爷们,却不会放弃对柳肇线的争取。他们的理由很充分,当贵州成了整个大西南的交通枢纽,自然其铁路饱和量很快就不能应付。而桂林为主要风景名胜的贵广线,估计会是客流的主要线路(广州到桂林会在2小时之内),那么柳州就会争取成为主要的客流线,成为贵州煤炭入广东的主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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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西南交通大博弈的黔桂之战的广西战略图

七十二
这一战役下来,贵州就变成了大西南交通枢纽,建立起6条铁路线(三条高速铁路),把昆明,成都,重庆,长沙,广州,和南宁全部连在了一起。而贵广线则成了恐怕是全世界沿路风光最美丽的铁路,可惜的是车速太快,这些美景在车上大概是没法欣赏了。
这条高速铁路线,把肇庆的七星岩,桂林阳朔的漓江仙境,安顺的黄果树飞瀑连在了一起,大概会成为世界最著名的风景旅游线。而介于其中的粤西风光,贺州景色,柳州风情,黔东南幽境,没有一处不是人间极品,虽然名气稍微小些,但大饱眼福的美景比比皆是,没有一处不是货真价实。
好消息传来,广东粤西北广宁,怀集的150万人民走上街头,欢呼雀跃。而黔东南少数民族更是载歌载舞,欢迎铁路部门的建设员工。这条路一通,几个地方的贫困少数民族的脱贫,基本上只是一个时间的长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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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5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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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谁敢破坏俺们的铁路? 黔东南少数民族的“护路军”(朱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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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苗族美女载歌载舞,欢迎铁路建设者(朱明摄)

柳州的动作,很快就得到了湖南的相应,就是大家哥俩出钱,将焦柳线(河南焦作到广西柳州)速度提上去,这样一来,就为这个风景旅游线增加了两个世界级景点,湘西的凤凰城和张家界,来了一个众人拾材火焰高,通过各省市之间的积极竞争,结果是整个区域的发展被带动了起来。
在这个博弈中,贵州自然是最大的赢家。贵州的资源在西南各省中,名列首位,苦于交通不发达,真是守着金山没饭吃。当把最重要的交通发展起来后,如何扩大贵阳市的规模,如何开发黔东南和黔南的少数民族旅游和文化资源,都成为一个个比较容易做的事了。而以这条铁路为依托,将一些广东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转移过来,就是一个可以做到的事情。
而广东也是赢家。在这个计划中,广东多出了2条高速铁路,为开发自己落后的粤西创造了条件。通过贵州的煤炭输送,广东可以替代从北方的内蒙古和山西,经河北秦皇岛海运的煤炭入省,省下了一大笔成本。
对广西而言,表面上看是输了一仗,但是任何明眼人都会认为,广西把自己的地位定义为和广东竞争出海口,似乎是一个不智的想法。因为香港,深圳那样的大港,可不是北海几年可以赶上来的。现在的做法倒是解决了桂北的发展问题,如果广西可以把铁路从贵港连到北海,然后从防城,北海,通到广东湛江,和湛江的南北干线连上,也不失一个好的发展规划。
在这场各省诸侯博弈的过程中,各省人民也是手心捏汗,紧张观看。连旁观的江西老俵也用这个龙虎斗,来督促本省的官员。江西在引进外来企业时,由于交通基础差,赣州输给了湖南的郴州,引发了大伙儿对南昌的老爷们的口诛笔伐。而广西的老板们,也被家乡父老骂了个狗血喷头。相对于贵州的林树森,湖南的周强,还有云南的那个仇和,没有一个是盏省油的灯,这也逼得其他临近省份的诸侯们不得不打起十分精神,争取拿出点政绩出来,真是不怕不识官,就怕官比官了。而正是这些各路诸侯的积极进取,中国的今天才会发生如此突飞猛进的变化。如果这些大佬们,任何一个到了印度这样的国家,为当地人民做事的话,估计在就被印度教徒们供为某某神祗的转世肉身拜了起来。
大家可能平时习惯了大骂贪官污吏,通常低估了俺们中华几千年的官僚文官体系,那可不是盖的。套用网上一位俺佩服的高才的一句话,共产党里的一位没良心的贪官为人民做的事,恐怕比很多印度之流的民主国家的民选官员们多到海里去了。
俺其实对政府官员的要求不是那么高,并不是个个都是清廉如海瑞,吃苦如焦裕禄,那是不现实的。本来从古到今,从中到外,官员这个职位,大权在手,都是有很多油水的,不然这么多有本事的人,就不会被吸收进官僚系统了。但是盗亦有道,只要这些官员们在提高了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之后,让老百姓都有肥肉可吃,自己再顺便吃块鲍鱼,俺也不认为是什么大事。中国将来的一个官僚体制改革,就是如何将官员的应得以一个合理和合法的方法,定出过规矩来,然后让那些对治下草民没有建树的官员,快快执包裹,鲍鱼的没有,鱿鱼的可以大大地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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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51 | 显示全部楼层
七十三
在这一次博弈中,很显然来自广东汕头的贵州省长林树森,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这里就不得不对潮汕人多说几句。潮汕人,从狭义上讲是广东潮州,汕头,揭阳,和梅州的丰顺县的河洛人,以及河洛化了的客家人。而在广义上,更包括汕尾的海陆丰等河洛系人民。
潮汕人四处流浪,以客地为家,民风彪悍,刻苦耐劳,所以在世界各地,包括东南亚,美国,和欧洲,潮汕人的生意做得非常出色,被称为东方之犹太人(泰国国王的发明),从而在东南亚屡被当地人仇恨,被当作暴民的发泄目标,在泰国,越南,和柬埔寨都吃过苦头。和中国另一个出名的流浪民系客家人不同,客家人在到了新地方以后,多以客居自称,所以在全球各地,都以客家自居。而河洛人到了那里都以当地地域为名,比如说在潮汕称潮汕人,到台湾称台湾人,等等。
河洛人另一个特别的特殊性,是内斗得厉害。虽然内斗是各民族都有的特性,但河洛人特别猛烈。看一下台湾的民进党的打斗作风,就非常形象的说明问题。而潮汕人则是通常和自己同河洛系的雷州人开打,打跑了雷州人后,汕头帮又和汕尾帮开打,之后又是汕头帮的潮州,汕头,和揭阳内斗。这样的话,就变成了大家的竞争力非常强,在内斗中养成了极高的革命斗争的战略和战术能力,一旦放出去对付外人,自然是如虎落羊群,很快就杀出条血路。
潮汕人的生意头脑非常厉害,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三大商帮团体。潮州帮,山西帮,和徽州帮,都是商业上的龙虎之师。在潮州帮里,香港的华人首富李嘉诚,泰国前总理他信(丰顺的河洛化的客家人),和一大批富翁,都是对今日潮汕商帮鼎盛的一个注脚。
当然贵州的地理环境也比较清晰,就是以贵阳为中心,向四处辐射。而广西的地理就稍微复杂,首先是南宁和柳州之争,然后就是北部湾这个心结。其实好好想一下,北海和防城固然都是好港口,但是显然无法和世界级大港香港相比。如果广西想做西南的龙头,你也要想一下你有什么可以运出去。香港和深圳的港口,得益于珠江三角区的世界工厂,宁波和上海的港口,得益于江苏和浙江的出口贸易,同样河北的秦皇岛,是因为对山西煤炭海运的需求。要想把北海和防城发展起来,必须想清楚有什么商品可以输出去。
而本省不同城市之间的竞争,在河北也出现同样的问题,那就是石家庄和保定的铁路之争。在北方,大家都知道“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的俗话,算是对三大城市北京城,天津卫,保定府的地位界定。可是当北京作为全中国的首都,天津也上升到了直辖市,保定府连一个河北省的省会都没有捞到,而输给了一直到1900年以后,仍然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的石家庄,真是有苦没得诉。
本来保定一直是河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而石家庄据清朝光绪年间的“获鹿县志”的说法,是“石家庄,县东南三十五里,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在1900年初,石家庄是200户,600来人。但是当法国和比利时投资的京汉铁路于1902年修到了这里的时候,因为名气太小,怕大家不知到在哪,就以附件的“大”地方振头镇命名为振头站。在1903年,当正太铁路(石家庄市区东北正定县到山西太原市)开始修建,为了节省费用,避免在滹沱河上搭桥,就把起点移到了石家庄,变成了后来的石太铁路。这个南北东西两条干线的兴起,就改变的河北地区的整个态势。
令保定人耿耿于怀的倒不光是地位的失落,而是相似于广西柳州那样的地位。保定人最梦想的就是有一条从保定到河北霸州的铁路,可以接上天津市。这条路非常短,总长是86公里,但自从1998年立项之后,10年来没有丝毫进展,不知这次可不可以借4万亿的东风,最后一圆保定腿子们的心愿,把40年的噩梦最终变成一个美梦。

七十四
为啥这条路对保定人这么重要?首先是从保定去天津,不过155公里,但就必须先去北京,绕过圈子过去。而一旦保霸线上马,对接上津霸线,可以比绕京浦线(北京到江苏南京浦口)省下110公里,绕石德线(石家庄到山东德州)少90公里,和绕京九线(北京到香港九龙)少70公里。其次就是这条线横向把京广线(北京到广东广州),京九线,和京沪线(北京到上海)三条中国的大动脉连起来,一举改变保定的地位而成为河北的交通枢纽。最后这个变局可以解决河北的东部和中部的联系,因为被北京和天津阻断,缺乏地区整合,使石家庄和唐山的联系可以直接,不需要绕道而行。这样不光是在交通上更加便利,而且令地区经济分工和整合带来格局优化的结果。
那么为啥这条路定下来了10年都上不了马?其实和柳肇线同样的问题,就是河北省会石家庄的老爷们在玩太极手。
这里就牵涉到河北和天津的博弈。对天津来说,现在的北方地区性的交通网都是以北京为中心,向四面辐射,使得北京的铁路流量有70%都是过境物流,成为一个瓶颈。一旦保霸线开通,天津就会成为一大分流中心,使东北地区入关的货物,直接从天津南下和西行,将京九,京沪和京广,变成实际上的津九,津沪和津广,从而改变天津在交通上被北京压一头的老二地位,可以和北京平起平坐,出一口恶气。
而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俺们北方佬们现在还是出息的不够,不像广东,江浙一带,可以靠自己的制造工业来来带动发展。现在大家在北方交通线路之争,都是看着山西和内蒙古的煤炭,想着怎样从秦皇岛港口虎口拔牙,把那里运力不足的机会抢下了,成为渤海湾上的第二大港,抢夺北煤南运的大肥肉,和西煤东来的高速铁路货运线。
在这个抢肉之争里,除了天津港之外,另外在渤海湾里,就是天津港南部120公里的黄骅港。当然还有天津和秦皇岛之间的河北唐山的曹妃甸,也蠢蠢欲动。而非渤海湾,面临黄海的青岛,也想通过青岛到济南的高铁,希望分一杯羹。如果俺们的北方兄弟内讧,就是为了往南方输煤,不知贵广线开通有会变成什么新局。
当河北石家庄的老爷们在1990年代,学习沿海各省大搞对外经济,发现自己还有一块海岸线可以发展沿海战略,就是开发沧州东部的沿海城市黄骅。当初对这个小地方开发港口,被人看死成为一个死港,可是没有料到在2003年投产后,伴随做朔黄铁路(其实起于山西的神池县,经朔州,到黄骅)的建成,由这条西煤东运的第二干线的支持,变成了从山西,陕西,和内蒙西部,到渤海的最快通道,使黄骅港在3年后,以8500多万吨煤炭下水,击败天津,而成为秦皇岛之后的第二大港。
天津当然看得两眼冒火,可是没有保霸线,天津缺乏一个腹地和大流量通道。有了保霸线,短期可以用石太线(石家庄到山西太原)转运,长期可以开辟新线天保大线(天津过保定到山西大新),抛开石家庄直接通往山西,陕西,宁夏和内蒙,保证天津的通路,可以做到下压黄骅,上挑北京,自然就是重要性大增。而天津因此对地区经济的整合,将覆盖到河北的廊坊,保定,一方面把保定扶持起来,另一方面把石家庄的地盘搞得只剩下南面的几座城池。
当然石家庄的太极手,不光让天津冒火,更让保定吐血,却令北京在背后偷着乐。不过现在局势又有了一定变化,因为各大诸侯对北京市样样事情都要争当老大,而不是只满足做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一直都不满。大家对中南海里的抱怨之声算是有了回应,而天津争取成为渤海圈金融和交通中心的蓝图得到了首肯,而石家庄则因为三鹿奶粉添加砒霜一事而受到打击,在4万亿的一哄而上的风潮中,天津不是没有翻盘的机会。
虽然说现在大打出手的各方,看到的还只是煤炭,但非常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大家的各路方案都会上马,最终形成一个多条线路的高铁网,而在未来的发展中,每个区域都会受益,而因为各地政府的努力,和各种软环境的提高,也许依靠市场的调配,可以形成一个合理的分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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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51 | 显示全部楼层
七十五
中国的省份,大致可以分成三种。一是省会独尊,整个省里除了省会之外,其他城市都差得太远。这样的省份和城市,包括贵州的贵阳,云南的昆明,四川的成都(重庆分家之后),湖南的长沙,安徽的合肥,湖北的武汉等等。二是全省有数个相当的城市,但就是距离比较近,没法独霸一方以割据。这样的省份和城市,包括浙江的杭州和宁波,河南的郑州,洛阳,开封,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广东的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等。三是全省有数个相当的城市,但就是距离比较远,各霸一方,各依其势。这样的省份和城市,包括辽宁的沈阳和大连,河北的石家庄和唐山,广西的南宁和柳州,福建的福州和厦门,四川没有分家前的成都和重庆,山东的青岛,烟台和济南等等。
这三种不同的情况,需要的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对第一种来说,以中心城市为发展的主体,建立一个大的经济辐射区,以带动附近地区的整体发展。比如说武汉实行的1+8城市圈,就是以武汉为中心,加入附近8个在100公里以内的城市,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和潜江,如果可以接通城市高铁,这些城市间的时间都可以控制在30分钟之内。这就要求武汉城市的发展,在科技,教育和人才储备上,都必须有比较强势的发展,才可以带动附近的中小城市的发展。
但是这种模式也有个坏处,就是在中心城市外的地区,必须想办法自己发展。比如说湖北的十堰,襄樊,荆州,荆门,宜昌和恩施,都必须有自己的发展计划,而在湖北即大武汉的政策倾斜下,这些城市会不会成了没有娘的孤儿,无人庝爱,确实是一个问题。当然一个办法,就好象美国的纽约州一样,有个大城市纽约,做纽约市长的风头,远远压过做纽约州长,但其州府则是在奥尔巴尼,另起一个炉灶。那么湖北的办法就是将省会迁出武汉,以荆门为新省会,来带动附近地区的发展。
第二种模式则是最理想的模式,比如说从南京到上海之间的所有江苏的城市,无论是在江北,还是在江南,都发展的不错,可以形成一个发达的城市圈(或者说城市线更确切一点)。
第三种模式则是利用每个大都市自身的优势,带动附近的地区发展,而形成数个不同的发展中心。比如说山东的青岛,烟台和济南,都可以带动一块地方。
当然俺上面说的几种发展,都是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不管是在广西和贵州这样的省级之争,还是在保定和石家庄这样的市级之争,都是主要围绕着政府行为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但是这种政府主导,在交通基础建设,产业分工布局等等方面,自然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不过一旦在经济平台搭建出来后,政府部门就应该退居二线,让企业作为主要的角色,来完成城市圈之间的经济活动分布。各个政府需要做的是,减少地区间的经营壁垒,使政府行为标准化,简单化,一体化,依靠专业监管部门的集中,从而把地方政府的经济功能慢慢转化到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也许需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省会必须是全省第一经济和工商业大城市。这种观念是因为中国从古到今的传统使然,并造成了政府力量对各种社会活动的介入太多。而当中国开始走向城市化这个跨历史意义的过程中,也许城市的非政府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如何让政府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扮演一个小政府的角色,而如何让各种社会组织,慢慢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经验值得俺们现代人好好的传承。
  
七十六
上面谈到的博弈,还是基本以地区之间,以块与块方面为主。而中国各种主要工业的整合问题,则牵连着条与条之间的关系。其中由于改革开放期间,为了鼓励地方的积极性,出现了原先以中央部委为主体的条条行业地区化的趋势,并导致了许多行业在各地蜂拥而起,如雨后春笋的局面。这些各地起来的企业,在规模上和产业分工上,无法带来因为企业规模扩大化的集团效应,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极为不利。
比如说中国的钢铁工业,因为集团化程度不足,导致了在进口铁矿石谈判上,与外国商家高度垄断的公司谈判时,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变成被人任宰任劏的板上鱼肉。多年来年在中央和行业内部的一致共识下,总算是发生了一系列重大重组活动,使行业的规模化有了比较好的发展。比如说中国钢铁的龙头老大上海宝山的宝钢集团在2007年整合了新疆的八一钢铁,并于今年整合了广州的广钢股份和广东韶关的韶关松山,而辽宁以鞍山的鞍钢和本溪的本钢合并的鞍本集团整合的本省凌源的凌钢。这样的跨省和本省之间的整合,不光是条和条之间的关系,而且加入块与块的博弈。如何令产业整合而提高整体竞争力,不光是钢铁企业,还包括其他的对国民经济影响深厚的行业。
除了这些博弈外,还有一个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账问题。自从中国在1980年代,对“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大锅饭改革以后,向地方下放财权,采取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这个改变明确划分了各自收支的范围,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同时中国对国有企业进行了两步走的“利改税”,按照税种和企业的隶属关系,来确定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自留地,然后通过其他区域的收入分账。在整个80年代,从农村土地大包干的概念运用到了城市和工业,所以有了国有企业的大包干,和中央与收入大户的17个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进行了五花八门,眼花撩乱的地方财政大包干,简直把包干形式推到了鼎盛时期,把俺们全国上下的政府官员们变成了工地的包工头。
这个从统收统支,到各展其能的变化,事实上带有中央向地方分权和让利,而希望地方的各路英雄下夕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全国这张大饼做大。这个方法确实刺激了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力,支持了10多年的经济发展。但由于当时的包干合同是建立在历史上的财政上缴基数,由于政策松动的不同,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利益分配的不平衡。其中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广东省本来经济底子差于上海市,所以财政包干的国家财政上缴额度要低。结果在包干体制下,因为经济的迅猛发展,广东地方留利的肥肉越来越大,引起了为国家贡献大的上海的不满。另外就是各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官员的能力有差异,结果就是本来在同样起跑线的地区,开始出现了差异,而发展越快的地区,留利越大,而因为钱多,投资就越大,结果就是富者越富。
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个以利地方为主的改革,最后导致了中央财政在快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部分肥肉被地方吃了,变得收入比例在国民收入的比重降低,削弱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而且地方也开始越来越不甩中央了。更由于在中央和地方各自夹走了按合同属于自己的那些肥肉外,对共同分赃的火锅里剩下的肉,地方开始有了不同的打算。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弱化征收和管理,任意减免等办法,“留富于民”,使火锅里的清汤可以给中央当镜子用,照一照自己日渐消瘦的芳容。而地方政府就反过来,向留了富的当地人民,以地方各级政府的名义,从省,市,到县,以摊派,赞助,捐款,这些因为俺地方政府留富于民,太受到人民爱戴了,想拒绝都没办法的方式,在各级政府开设自己的私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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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51 | 显示全部楼层
七十七
在这样的情况下,变成了中央财政的收入基本上在一签合同就固定了,当然如果地方上的有钱大爷们,象广东省,看着中央的穷样子,也会主动的借些不需要还的钱给中央过日子。只不过以后中央有广东不“中意”(粤语,喜欢之意)的政策的话,那些借据就会被拿出来在手上重复点几次。因为经济发展的好处,让地方吃到了实处,各地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异常高涨,一方面让中国的官员成为全世界最有进取心的官员,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令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发展奇迹。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上升,助长了区域性经济壁垒和地方的盲目发展,影响的中国内部市场的发展(一个原因为啥企业更愿意做外贸),并造成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规模效益差的小厂子到处兴起,布点胡来的问题。各个区域间还爆发烟叶大战,棉花大战,蚕丝大战和羊毛大战等乱局。而在西北各省大打出手的羊毛大战,以中央放开国外羊毛进口而平息。但战争的结果,令青海等多民族省区的经济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也成为该区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的一个隐患。
为了改变这种中央变穷的局面,在1994年中国推出了分税制,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一定的划分方法,将不同的税种的归属权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并在组织上成立的各自经营的中央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来各自管理自己的税收。中央在自己可以决定征免的税种上包括中央所得税,海关关税,投资方向调节税,工商调节税等等。地方在自己可以决定征免的税种上包括地方所得税,物产税,房产税,土地使用税,车船牌照税等等。而大家分享的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等。
这个改革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央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变成了强中央,弱地方的局面。中国的事情就是经常是一个方向性的移动,当中央政策以注水为主,钱就一路往低处流。而一旦中央把地方的一些钱扒到了自己碗里,来个吸水政策,省就以同样的方向,去吸市,而市如法炮制,去吸县,结果就是中央,省,市家家有余粮,但是基层的县和乡财政就无米下锅,一度搞到很多省份,如湖北,湖南,和河南,变成了乡乡背债,村村欠钱。为了应付这个局面,一系列的比如说省管县,县管乡的跳级管理方法,加上转移支付来解决这个困境。
中央和地方的博弈,表现在对每一个税项的分成争吵,而争吵的焦点在于如何做到财权和事权的相匹配。财权就是你拿多少钱,事权就是你干多少事。以2006年为一个例子,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大概是52%比48%,大家基本分赃均匀,但是大家的各自支出却是25%比75%,导致地方支出缺口28%。这个钱哪里来?当然必须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在分税制度上的改革,基本上是两条路子,一条就是中央拿少一些,地方留多一些,来解决这个缺口。另一条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基本合理,但就是要把中央财政对地方的支付统一化,制度化和透明化。现在的中央转移支付基本上是通过财力性支付,即是给地方钱,但由地方自己决定如何用,或者是专项资金支付。
在具体讨论到税种改革方向,一个就是将税收大头增值税,全部交给中央,然后就在企业所得税上中央向地方让税。另一个就是将企业所得税给中央,然后中央在增值税上让税。现在的增值税分配上,大概是中央拿75%,地方拿25%。而企业所得税上,大概是中央拿60%,地方拿40%。
赞成把企业所得税归中央的观点,在于地方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的主要出发点是因为要增加增值税,而且地方财政里这个也是大头。把这个给了中央,地方的经济驱动力就会减弱很多。而企业所得税的管理比较头疼,征收不是那么容易,各地方为此扯皮吵架甚至打架都习以为常,反而交给中央比较省事。但另一派观点认为,由于增值税和地方财政关系太大,更容易形成大家恶性竞争,盲目发展工业,增加地区保护等等发展恶果。

七十八
其实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地方财政支出的缺口,由中央包下来,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标准,无地区差别(考虑地区物价因素调整)的公共服务系统,避免现在由于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政府钱包的鼓胀程度不同,而带来的公共服务质量的不平衡。
在增值税上的另一个不牵涉中央和地方利益的改革,是由生产型增值计算法,改变成消费型增值计算法,经过了近2年在中南6省的实验,会在2009年全面展开,并和国家的退税政策相联系,应该对企业来说,有好处应付现在的经济紧缩局面。
另一个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博弈,就是在资源税的增收方面。中国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自然资源,都在西部这些中国最贫穷的省份,但目前以按量计税的方法,显然不利于西部的财政收入,也不利于中国对自然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和对环境的保护。在资源税的改革方向,显然以计价方式,在目前国际能源价格下跌的情况下,对相关产业的影响比较小,在现在经济不振的时候,比较容易推出。在资源税的改革方面,另一个方向就是对西部省份的留成增加,和生态保护税的增收,来保证西部的自然资源不要被过度开发而造成环境破坏。
由于生态环境恶劣和其他历史因素,西部在发展上还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倾斜政策,尤其是在软环境的发展上,比如增加教育投资,提高整体人民文化素质方面,和改善政府行政能力和私人投资环境方面,在改造技术陈旧,能耗大的旧重工业体系方面,都有很大的空间。国家在产业布局上,寻找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龙头行业,比如说整条产业链的能源石油化工,航天工业,和军工工业等等,都是发展的方向。
在中国的各种政府之间的博弈里,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将大家的事权和财权进行明确的定义并法律化,以减少社会成本。分税制的确立,在加上各种不同的税种的修改,慢慢就会形成一个中央和地方权和利,清晰和透明的地步。
从地方政府的财政方向来看,中国大多数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前一段是借鉴并发扬光大了以前殖民地香港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把殖民者用来收刮劳苦大众的刮地皮政策,变成了中国地方政府的主权国家的城市发展财政政策。这个政策的主要线路就是以城市改造为契机,将旧地区撤迁,以较小的成本(成本的绝对数大小,还要看官老爷和地产商的心黑到什么程度)解决原居民的居住问题,要么搬到其他地区,要么给点补偿,然后就把土地高价批给开发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政策的支持就把房地产变成支柱产业,一方面肥的地方财政,一方面增加了GDP的发展。这个政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从属于集体所有的农民手上,强制以仅占2-3%的土地转让收入的低成本抢地,然后以市场价格倒出去,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群体事件。
香港的土地政策首先是因为英国殖民政府,对大部分的香港土地并没有所有权,而是通过强行从清政府手里租赁去,其租期为99年。如何把租来,但不属于自己的土地身上好好搜刮,中饱自己私囊,就是当年英国佬的主要设计。
英国人的做法就是以基本的年限(75年和99年)把土地使用权批租出去,由政府决定土地批租的时间,地点和价格,以土地出让金额最大化为原则,通过操纵地价来制造房地产泡沫。在这个过程中,香港就变成了世界少有的天价房地产城市,但是人均居住的面积却是小的可怜,比其他天价地产城市如纽约,伦敦和东京都要差。
这种土地政策的最大受害者自然就是香港的老百姓,最大的受益者是英国人。英国人的受益主要在于港英政府的财政支出,以“高薪养廉”的方式,让主管政府和法院的英国人高官以高工资的方式抢钱。然后就是以政府工程的投资,转移到英国人主导的银行,工程,开发和承包公司手上。而通过替代税收的方法,这些的得利者又享受着自由贸易和免税港的好处,而对以华人为主体的打工一族最需要的社会福利则是一概不理,对低下阶层最需要的公共房屋计划一直是摆摆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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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51 | 显示全部楼层
七十九
当中国的内地城市,比如说上海,学来了香港这套殖民地的刮钱方法,把地产猛炒一把炒上去的时候,就面临着一个问题,谁来支撑这个高昂的地产?这些高价地产的用途,自然是两个方向,一个是高租价的商业办公室和消费场所,如酒店,餐馆,咖啡馆,夜总会等等。另一个就是在上海生活需要租房子的专业人士。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要支持高昂的租金,你从事的行业和专业人员的收入,必须是以暴利计。说白了,就是前几年拽到发癫,牛皮哄哄,现在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金融业。所以不难理解,上海想成为至少是亚洲的金融中心,而且是伦敦,香港,和新加坡那种离岸的国际金融中心,可以从事不受中国的中央银行管理的外币离岸业务。这种业务其实就是给予世界金融资本一个平台,让被币值国家监管太严而无法实行的新产品创新,比如说美元和欧元,拿到上海来玩一把。这也是为啥西方金融危机把纽约和伦敦打得体无完肤的时候,俺们上海的话事人,要到这些地方招兵买马,招降纳叛,把80万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金融江洋大盗,立个新瓦岗寨,好好的重整旗鼓。
那么这些穿西装的山寨大王们,通常会干嘛呢?这里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俺们现在的国际金融离岸中心香港的一个做法。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一个引入注目的产品叫做债务担保证券(CDO Collateralized Debts Obligations),将各种债券化的贷款,比如说次贷,打包之后,以不同的信用等级,向投资机构销售。在美国和欧洲,曾有人提议扩大市场对象,将这些产品向私人投资者推销。但这种企图受到了监管人员和有些良心的学者的抵制,因为这个产品的构成复杂,风险难以评估,只适合向有专业知识的投资机构推销(虽然还是有不少投资机构,如美国的地方政府等等这次被雷曼兄弟一锅煮熟),而不应该向私人投资者销售。而俺们的香港金管局就对此打开绿灯,允许各大黑心银行,如汇丰,渣打,也包括俺们天朝的中国银行,利用欺骗,糊弄,误导等等销售手法,以退休人士,街坊熟人等等金融白痴为对象,号称迷你债券(由金管局改名用来容易点行骗)为另一种定期存款,一口气就拐走了香港平民的159亿港币的血汗钱。而香港金管局主席任志刚居然厚颜无耻的出来辩护,说是香港政府的监管无失误,就是连美国和英国的金融界,都不肯拿出来斩杀自己私人投资者的利剑,香港金融主管机构大开绿灯,令香港人民尸横遍野,民不聊生。
有时想一想,香港这个地方,养了一帮所谓的金融大佬和行业精英,对内不能提高香港普通市民的生活水平,不能帮助自己的国家发展经济,却成天想吃寄生饭。对外则是以买办自居,为西方金融大鳄和西方国家利益服务。一边用西方金融界都不愿用的垃圾产品来搜刮自己的市民,另一边又给中央误导信息,想骗大陆的钱,以QDII和投资直通车的方式,在香港股市泡沫高点入市,好为推波助澜的英美资金金蝉脱壳。对自己的人民没有责任心,对自己的国家没有忠诚心,只是希望上蒙下骗,看来在没有进行换血之前,为香港的金融业建造一支可靠的自己的队伍之前,中国政府不应该支持香港成为中国以及国际的金融中心。不然的话,这帮吸血鬼就会胡作非为,中饱私囊,搞出问题后,又威胁中央政府出手援助。相比较于新加坡政府的雷曼兄弟迷你诈骗的处理方法,任志刚,还有香港证监会行政总监韦奕礼,都应该引咎辞职,以谢香港市民。
而俺们上海,想要走的就是这条路。所以说为了房地产的发展,最后向金融业挺进,几乎就是一个不二法门了。

八十
不过好在至少将来监管上海金融中心的机构在北京的机会比较大,就提供了一种地域上的平衡。而要发展高端捞钱行业的城市,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靠谁来提供低端的社会服务。
以纽约为例子,在华尔街位于曼哈顿上的金融业自然大家赚钱无数,但你出来吃餐饭,就不愿意被人斩杀几千美元,所以还得依赖于工资比较低的人们为你提供社会服务,然后你那几千美金一小时的金融界工资,才可以真正显示出魅力出来。不然的话,就像当年911袭击之后,一个瓶装水需要200美金,那就失去了从事这个行业的优势了。
在地租极其高的曼哈顿,自然有纽约中央公园附近的公园街上那些价值高过数千万美元一个单位的公寓楼(俺曾去过某些大款的家里参加派对,怎么都不觉得这些单位有这么好),也有住长岛的舒适有钱人,但就必须有极其贫穷的纽约平民区布鲁克林和贫民窟布朗克斯,来为这些有钱人提供低廉的商业服务。
香港的情况也是一样,需要靠没有医疗保险,没有社会福利,和有限的公屋来保证穷人们提供低廉的各种服务(大家不知道听没有听过笼民)。在美国加州的硅谷,曾经因为高科技泡沫造成大量有钱人,导致一些城市的房地产过高,从而出现城市的小市长和警察叔叔们,因为不能负担高昂的房子而搬出这些地区,变成了有钱人没有枪来保护了。
而上海要走这条高地价道路,要造成的后果就是所谓富人区和穷人区之分。以上海现在的情况,如果你要保持市区的地价继续高涨,就必须在上海外围地区,比如说闵行,松江,江桥,南翔,宝山等地方,形成到陆家嘴金融区打工的穷人们可以负担的居住地区,而且还要有可以让穷人们在一个钟头以内,比较便宜的车费每天到金融区上班。当然这种穷人区,在香港就是九龙和新界那些地区,和公屋居住区,比如说天水围之类的地方,以美国的标准而言,应该算是中产阶级中的工薪阶层。
当然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当的话,当一个政府更有兴趣去推进高地价,非常可能的结果是产生大城市的贫民窟,正如旧上海时代的杨浦区的棚户区。一边是十里洋场的灯红酒绿,一边是万户窝棚的食不果腹。和香港的笼民居住在以上下床中的一个床铺相似,上海穷人的滚地龙也是睡觉时往里一钻,就是以桶为房了。那时贫民窟可是在杨浦、闸北、普陀、长宁、徐汇、南市、静安以及浦东沿江地区的普遍现象。
现在好像中国越来越多号称只为富人盖房子的地产商,也越来越多为大城市应该有贫民窟而呐喊的文化人。甚至有些所谓的垃圾学者用旧上海贫民窟的历史经验论证,这是个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也是现代化的必须的基础。而且还以比中国穷的印度,和中国差不多的巴西,比中国富的法国和美国,都有贫民窟来证明,中国也应该让贫民窟发展起来。在这些人渣地产商和垃圾学者的眼里,当那些专门为富人造的房子卖不掉,开始跌价的时候,上海这些地方政府就应该用退税等等措施来保住他们了。而当下层的贫民居住有问题时,不是考虑政府应该怎么样通过财政,税收和其他手段,提供足够的廉价可负担屋来解决问题,而是采取放任和让人自生自灭的方法,让穷人们再玩棚户区的把戏。
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就是1949年前的国民党精英们玩着金融行业的游戏,无视大量城市贫民的居住条件,后来就被共产党领导的穷人革了命。如果今天有些人要做新国民党人,玩历史上曾经玩过的游戏,就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就会有新共产党人兴起,再次来革这些金融和地产大亨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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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52 | 显示全部楼层
第九篇
中国之马歇尔

愿绵薄兮入他耳,替贱民兮大声扬。
难隐忍兮铜之臭,洗铅华兮着素裳。
  
八十一
可惜的是,中国大城市里现在的房地产和全球一样,开始跳水而不是做俯卧撑,就将很多地方政府走香港之路的美梦给打破了。虽说是各地纷纷出台各种救市措施,可是这个全球通货紧缩的大势,岂是你一个小小芝麻市长可以扭转过来的?考虑到很多地方,靠刮地皮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其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那么这些政府如果应对这个财政挑战呢?
下一招估计是要求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公债,作为地方政府的财政主要来源。
本来所谓地方债券,不论是以省政府的名义发行普通债券,还是省政府下面的一个部门,例如铁路局发现铁路建设的专门债券,以及市和县政府发现的债券,和国家发行的主权债券其实是一样的。其基本的表现就是要么以增加税收逐年还债,或者是债滚债,以新增债还旧债。
美国的地方政府都是发债的高手,所以在今天这个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几乎个个政府,如号称世界经济第六的加州政府,都在破产边缘,需要联邦政府的注资(即印钱)。中国的地方政府由于在利改税之后的财权和事权不对应,需要支出的项目(包括建设项目多),却缺乏足够的财力,所以不得不绞尽脑汁,来想方法。
当然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和诸侯们的经济博弈,因为每个诸侯都觉得其地区应该大力发展,而中央又成天想调控,就是个必须解决的矛盾。在以前统收统支的年代,计划经济的博弈,就是所有省里的诸侯,拿着自己的宏伟经济发展计划(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要以最快最好的速度发展自己的经济,没人说俺们山东省人民自愿今年经济不发展),到中央计委开会。然后等各个省长的计划加在一起,就是5万亿。下面就是总理向大家讨论一番国家的总体经济情况,哭一哭穷,也不是俺不想俺们山东乡亲父老可以每年来个20%,赶紧奔小康的好日子去,真的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烟贵哪!不信,俺让财政部长把所有的储钱猪端过来,让大家打烂了,算一算。
结果诸侯们当然要体谅总理和国家的难处,不发展20%了,俺就发展12%吧。于是所有的宏图大略,都是见人一刀,从膝盖开斩。而俺们的诸侯们,没一个是省油的灯,自然早就想那些踩高跷的人一样,早已经在头顶上戴了一顶向金茂大厦那样高的高帽,所谓是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三刀。
自然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央的侩子手们的衙门改了个匾额,叫发改委了,不再砍工程预算(以前对付的方法就是尾巴工程,投资到一半,预算完了,看你丫加不加),而是砍整个工程。那么地方政府的对策,就是多报一些工程,砍来砍去,最后还是会留一个下来。而被砍的工程,暂时放在柜子底,下次一有机会,就再次递进去。
可不?这个好机会就来了。中央刺激计划说是要上4万亿,大家把抽屉里的旧货色一拎出来,就变成了20万亿。现在是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就是赤字财政)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就是银根放松),如果中央的投资和银行的贷款不到位,那么发行地方债券不失一个好的方法。
不过如果发行地方债券,应该有哪些限制,如何确定偿债能力风险,让地方政府在能力允许范围(不过如果能力强,还发债干嘛)不要过度发债,以免陷入偿债危机(当然中央政府肯定会来擦屁股,因为社会稳定问题)。另外这个聚宝盆到手,会不会出现盲目发展,不计后果的投资过度冲动和膨胀(当然对官员来说,改善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多了钱,自己有了政绩,可能私下里还收了好处,不能不为之)。还有就是你钱越多,人家银行就越愿意借钱给你,那么发地方债券也是一样,富裕的地方自然举债能力强,贫困的地方可能高利息,都难以借钱,就会使贫富地区发展的两极分化越演越烈。

八十二
不过无论如何,用地方债券的方法来支持地方财政和支出,比用香港式的刮土地方法要好得多。有时俺真要感谢上苍,一个金融危机就逼得中国的城市政府们不得不转向,让俺们的败家子们想做坏人的机会都没有,想在城市里搞高地价下的两极分化,发展贫民窟的梦想破灭。
俺自己认为地方债券如果在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的情况下,即要么中央财政让更多利给地方财政(或者是财政支付更多),要么中央财政支付地方的非商业公共支出(如全民统一的国家医疗保健系统等等),这个方法是一个比较好的可行方法。
在限制地方过度发债的情况下,可以用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和年度债务占财政总预算的比重这两个数字来限制。这个方法其实和国债是一样的,就是令地方政府(没有发钞权的非主权政府)可以负责任的运用这个财政融资方法。
在解决地方的不平衡问题,有一个新颖的方法就是有富裕地方向落后地方借债,比如说上海政府担保的为甘肃政府的专项债券,可以享受免税的收入优惠。
俺在前面的文章中,谈到了三个词汇。一个是罗斯福新政,其实就是今天中国政府施行的宽松财政和积极货币政策,通过民生和基础设施的货币投入,以推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俺是20年前,在中国对外开放,搞沿海国际经济大循环时代,少有的喊出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拉大隐患的人,而今天在全球经济危机里逼出来的新政,恐怕是改革这么多年里,让俺最为开心的一刻。
中国今天的特点,在经济中国有企业的影响力,政府功能的完善,和制造业的强大,都可以和罗斯福时代的美国相比,因此比今天的美国更有机会实行这个新政。俺可以预料的是,通过大规模的新交通,新能源和新农村的建设,以及医疗,教育和廉价房的投入,中国的普通民众应该可以真正的开始享受30年改革的经济成果,和谐社会的理想才开始真正施行。
第二个词汇,就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何为马歇尔计划?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一片废墟,需要重建,而美国生产能力强大,大把的钱,但由于战争结束了,庞大的产能靠国内需求无法消化,工厂要停产和关门,工人要失业。当时的美国政府决定对欧洲国家进行贷款(开始还想着还的,后来就变成了无偿援助),让欧洲人买美国生产的货物,使美国的经济继续发展。
那么这个计划对中国今天有什么启发呢?
先看一下现在广东的情况。广东,就和当年的美国政府一样,很有钱(当然表现在中央银行那里的很多美元储备是广东的工业赚回来的),生产力庞大,你下多少订单,俺就交多少货到你手上。现在的情况同样是西方国家的需求少了,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虽然很多开厂的是俺们香港和台湾同胞,干活的是湖南和四川同胞),经济有困境了。
可是,是不是之前的需求就是真正的需求呢?不是。因为美国来广东买产品的钱,不是美国人的钱,而是广东人(以中国中央银行买美国债券的名义)借给美国的。用自己的钱,借给消费者,再来买自己的东西,好像很傻,其实不然,正如俺的小老弟久公子所言,货币就是在流通中,方起作用,不流通放在地毯底下,是不会增值的,也不会带动经济发展。
广东人的慷慨,使一个扩张型的经济活动产生了。结果是所有参与了这个经济活动的人们,广东的香港和台湾老板,广东的湖南和四川工人,广东的地主和俺们官员,美国的消费者们都获得了这个经济增长的好处。那么如果俺们现在把最后这句话里的“美国”,改成“贵州”,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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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52 | 显示全部楼层
八十三
立即有读者抗议说,为啥只是贵州,不如把美国改成“川陕云贵蒙疆藏”,其实没有问题,还可以加进去“甘宁滇桂湘青赣”。不过为了把问题说得清楚一些,就让俺这个万分拥护中华天朝统一的死硬分子,把中土分裂半个钟头,讲解完毕后,像始皇帝一样,重新统一。
话说这个南越国很有钱,生产能力极高,被人称为世界工厂。但是大多数的产品都是生产给海外的花旗,欧罗巴等地的红毛外蕃用。有一日,花旗红毛说,俺们囊中羞涩,不如借给俺点钱,然后拿来买你的东西。你借给俺的钱,马上就回流到你的手里,俺这边还给你付利息呢!岂不是两赚!于是南越国手上的闲钱就转起来了,货如轮转,钱出钱进,花旗人买的货也是愈来愈多,自然那欠的债也是愈来愈高了。可是终于有一天,花旗红毛们不敢再借钱,因为债务高到自己把自己吓出心肌梗死来了。这一下可坏了,南越国的外部需求没了,世界工厂要歇火了,公司关门打烊,工人被炒鱿鱼,老板做了范跑跑,大家的收入全部炖了冬菇,要开始喝白果粥了。
这时原来发现在西边千里之遥,有一个黔中国,原来南越国的一位移民居然做了国王,也算是兄弟之邦。大家临机一动,何不借钱给黔中的蛮子,把花旗红毛的勾当再玩一把?当然最容易的做法,就是南越政府借一笔外债给黔中政府,大家一股脑拿着钱就回南越买东西。不过,黔中国里有明白人摇晃脑袋,不好不好。山里的蛮子不如海边的蛮子,手脚勤快,台风一来,你不跑快就兜进南海龙宫了。山里的蛮子,爬山倒是伶俐,但是不够勤快,一白吃白拿就养得更懒了。反正山里缺路,交通不便,不如用这些借来的钱,僱他们修路,然后然他们拿了工资去南越进货,这样的话,南越的工厂兴旺了,黔中的交通也发达了,可以让南越的产品顺畅的进来了。
不过南越国的大臣们心里却起了疙瘩。人家红毛外蕃虽然囊中羞涩,但好歹还是大款,借钱的信用还是不错。可是这黔中国却是亚非拉第三世界,不知钱借出去会不会泥牛入海,一去不回。另一个问题就是黔中国穷,自然基础设施和软体建设都太差,南越国企业出货过去,还不知可不可以收钱回来。
于是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发现原来黔中国里有大量的煤炭可以开发,作为抵押,就解决了头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先例,原来南越国为了得到生产的原材料,已经和遥远的阿非利加的众酋长们签定了借钱建设,以矿产抵押的合同,于是转身就在黔中国这里用了。而当初向西洋红毛出口时,也是担忧收不到钱,需要双方政府签订合同,成立进出口银行来保证双方厂家不会陷入三角连环债,通过政府银行结算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下真是皆大欢喜,南越国的生产机器又开起来了,大家都有钱赚了,多出来的货币流转得很快,就变成了利滚利。而黔中国的交通也发达了,山里的蛮子们有鞋子穿,有“不拿是马”大电视看了。后来蛮子们也变得勤快了,可以生产鞋子了,南越的企业主们一高兴,就把鞋子厂搬过去了。
好了,胡扯完了,现在咱们又重新统一中国。突然发觉在一个国家里面,反而糊涂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俺提到的解决方法,就是用中国向美国贷款的方法,向自己的西部地区贷款,和用中国开发非洲的方法,来开发西部的地区。
于是有人要问,为啥不用国家的拨款方式?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国家财政的余钱并不太多,印刷更多钞票,还不是最好办法。如何让所有社会上的余钱,包括地方政府和民间的货币,都可以流动起来,应当是一个好办法。
可不可以让人们用消费的办法,来带动内需呢?当然可以,但是问题在于货币财富的分配并不均匀。穷的草民们没有余钱可以花,而富的大款们却钱太多花不掉。当然最为理想的方法,就是让花不掉的人,把钱给没有钱花的人,就可以促进消费了。

八十四
于是有人会说俺在鼓吹劫富济贫,要把富人的钱抢了,去给穷人,打土豪,分浮财,做现代的罗宾汉。当然任何一个社会,贫富差距过大都是一个问题,看了网上的一个资料,谈到美国近三十余年来,扣除通胀因素,全民的平均工资从1970年代的时薪18美元,降低到现在的10美元。而中间企业高管和普通员工的差距则从40比1飞涨到350比1,导致普通工人的工资其实更低。这样的社会经济不陷入危机,社会不产生乱局,那才叫奇怪呢。
而中国面临的不光是贫富差距的增大,还包括先富起来的那些大款们,其财富的来源大多是灰得灰,黑得黑,不是太好拿到阳光下来晒晒。一个数据说是在身家过亿的大财主中,三分之二的恐怕都是朝中有官好发财。这些社会发展中的不公平,恐怕不是像某些要求政治改革的势力希望的那样,轻易的可以放过。这些势力希望中国彻底实行私有制和美国式自由经济制度,通过立法来合法化这些灰金黑银,大喊几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轻而易举,像前苏联和东欧诸国一样,通过一个私有化,就把国家的好东西,妙手空空到自己的兜里。或者是大喊和国际接轨,开放市场,就把国有的值钱货,比如说大银行的股份送出去了,让外国财团们可以一亿投资,很快就变成了十亿。
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在国家有限干预的市场运作下,让所有人可以发挥其才干,先是谈生产效率。然后再通过国家的递进税收政策,实现多赚钱,多交税,少赚钱,少交税来做到分配公平。最后通过对弱势团体的福利,来做到社会关怀。中国不能走欧洲式的福利国家之路,搞得全民好吃懒做,缺乏生产效率,在世界经济竞赛场中没有足够竞争力。也不能学美国的分配不公,对冲基金的索罗斯们年入10亿,税率是15%,而年入几万的水管工乔伊们,却要交28%的税。更不能学印度和巴西,穷人们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倒毙在路边都没有人收尸。
中国的新富豪们确实有太多不干净的东东,可是要是说,俺们把那些灰色地带发财的人,也通过法律关到笼子里,把他们的不义之财给分了,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一个国家要发展,还是要有些头脑灵光,胆大敢闯的人,而且将来要出去和外敌对抗,你也不能靠遵纪守法,循规蹈矩的绵羊出去迎战,还是要靠一些豺狼虎豹才行。不是说很多企业家有原罪吗?那么咱们也不要你接受法律惩罚,根据你的原罪的大小,开张赎罪券买了。俺们就拿作你赎罪的钱,该干什么社会关怀都可以,帮你积一些阴德。然后希望你继续搞你的企业,在自己国家里不要再犯法,但出去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斗争的时候,该耍流氓就耍流氓,一定要心狠手辣,不要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砍自己家人是猛龙过江,见外面虎狼是死蛇翻肚。
那么如何将遵纪守法的有钱人用不掉的钱,均贫富的平均给没钱的穷人,来提高内需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发行国家担保,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余钱在沿海一带省份,如广东和浙江,消费不了。那么大家还是希望钱生钱,有个好的收益。俺们就可以发行一个5%收益的贵广高速铁路的30年债券(当然人民银行先得把存款利率降到3%,不过人家美国已经差不多是0了)。然后通过高速铁路的营运模式,通过对铁路沿线的商业专卖权(车站里的商业租金和地方政府分成),客运票价,和货运收费,可以保证债券的利率支付。在铁路开始运行后,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允许这些债券买卖,和高铁公司上市后的券换股选择权,或者在30年后债券到期后,通过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来支付,或者是国家购买,由国家来享受每年的红利。
这个方法是有效的把有钱人的余钱从无法消费从而无法流通的死结中,用可以赚钱的方法拿出来,下一步就是通过在贵州当地雇用劳动工的方式,把这些钱交到了没有钱消费的穷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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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52 | 显示全部楼层
八十五
在考虑促进消费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不愿意消费。大家都觉得,如果用雇工的方式,让人民可以获得工资收入,要比直接把现金交到他们手上要好,因为怕把人给养懒了。
还有人就担心,如果中国的内需方案只是着重于基本建设,岂不是令那些所有回乡的农民工,都改行变成了建筑工人,并非人尽其用。其实只要一部分资金在基建中用起来,而这些建筑工人的工资比较合理的话,那么他们对各种产品的需求,就把其他行业带动起来了。原本在广东生产鞋子,帽子和衣服的工人,就可以重操旧业了。
如果不明白人们的心里状态,就算政府把钱递给大家,可能对经济刺激没有什么真正的效用。人们现在不肯消费,一个是因为后顾之忧,没有工作的人自然不敢乱花钱,有工作的人又担心会失业,个个准备储粮过冬。另外一个就是即使手上有余钱可以花,但因为对未来有通缩的预期,觉得将来东西会更便宜。在这种心理预期下,即使你有房地产商雇佣的伪经济学家出来大喊,买房子就是爱国,老百姓也不会吃你这一套。
因此退税刺激经济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不会有效果。发钱给大家,大伙儿要么用来还债,减轻债务负担,要么存起来,应付不时之需。欧元之父蒙代尔提议中国政府发购物券给人民,是一个方法,但不是最好。因为人们担心的是医疗费用而不敢花钱,其实可以用发医疗劵的方法,来解决人们的担忧,使其可以用现钱消费。购物券和医疗劵的不同在于前者是肯定用出去的钱,后者是不一定会用出去的钱,但可以促进同样的消费,而使政府手上可以储备更多的弹药,为进一步刺激经济留下空间。
现在实行的电器下乡,是一个好的尝试。政府补贴的13%,恰恰就是外贸的出口退税额,使政府没有增加任何多余的支出。如果可以把这个退税额向所有的消费产品扩大,就事实上把出口的商品转为了内销,把政府退税的那部分,补贴了消费者,应该对内需有促进作用。
在通货紧缩预期下,人们自然不敢花钱。在新闻舆论上,应该警惕某些利益集团掌控的媒体枪手,以“唱衰”和夸大经济困境的方法,一方面恐吓政府,另一方面企图挑起基层人们的不满,从而导致中国的社会不稳定。中国政府应该把真实的经济情况向全体人民通报,尤其是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大量的进行低利率的货币投入,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排除全球性的物质通货恶性膨胀。如果中国不趁着现在全球物质价格低廉的好机会,赶紧吸纳和储存,而中国人民不趁机花钱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错过了这个机会,恐怕以后同样的存款买到的东西就会缩水,要为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交费。
上次俺已经对中央政府关于4万亿的刺激计划,表示其实应该可以更多一点,不妨在8万亿和12万亿之间选择一个数字(比如说10万亿)。中央政府的 原来想法,就是想在煮酱油鸡的时候,自己只是出1万亿的酱油,而让各地方政府和部门出3万亿的鸡。这个想法在其他经济状况下,不失一个好的方法,但在这次全球经济面临崩溃的超大危机时候,就不是太管用了。
中国的中央银行在这次危机之前和之后的举动,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无能。在美联储的基本利率已经降至0的时候,中国的一年期贷款利率还是在5.31%,真的是怕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负担能力太强,死得不够快。
以美国为例,从今年初开始,美联储总共降息5次,分别是75点,50点,75点,50点,和100点,共350点到现在的0%利率。自从中国人民银行在去年12月份最后一次上调,一年期贷款利率到了7.47%(当时很多小企业拿不到贷款,流动资金奇缺,民间非法贷款暴涨到了40%),和美国的3.5%相差了几乎397个基本点。而今年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下调的4次利率,分别是27点,27点,108点,和最近的一次27点,共189点,使一年期贷款降到了5.31%,和美国相差531基本点。所以说在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今天,中国的货币政策相对于美国,比爆发之前还要紧。
当然美国是全年在降,中国是下半年才开始降,下降的幅度其实差不多。可是问题是,两个关联如何紧密的经济体,为啥货币政策差距这么大?

八十六
在看一下,欧洲中央银行的利率,在2%,和美国的差距就是200点。而日本已经是多年的低利率,现在的利率也是0.1%。难道是中国的经济现在还在过热吗?这里就要好好的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思考一下了。
首先俺们要看一下,国际货币基金会在货币政策上,从来都是建议发展中国家采取负责任的紧缩货币政策。可是反过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1980年以来,自己采取的政策却是货币宽松政策。当然这些“砖”家们有很多理论可以劈下来,说得你哑口无言。可是以俺们最简单的脑袋,和最无知的思想来看,却是非常清楚。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开始发展,自然其经济增长速度会比发达国家成熟的经济体要快一些,而这个国家自然需要大量的资金。当一个国家自己采取货币紧缩政策,而国家发展百业待兴,需要大量资金,怎么办?当然就是吸收外资了。这些外资哪里来?自然就是那些采取货币宽松政策的西方国家了。而发展中国家,虽然有比较高的储蓄率,但由于其政府采取紧缩政策,自然出现资金不足,很多项目无法上马。各个地方官员不得不绞尽脑汁,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吸收外资,不惜在各种政策和资源优惠上做出让步。俺本人在20年前,因为认识几个外商,居然就有俺们的一省诸侯,希望俺帮他的省牵线引资。当时俺的感受是非常的难过,以俺们的诸侯之尊贵,不得不靠外资来发展当地经济。
而相对于这些“资金”缺乏的发展中国家,储蓄率极低的发达国家,却可以毫不犹豫的以宽松的货币政策,让企业以低息贷款,让这些企业可以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和扫货,来享受这些国家较高速度的好处。当然不是所有这些投资都是获利的,在东亚,东南亚和中国的投资可以说成功的,但是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当年就不是太理想。
不过俺们可以看到掌握经济理论主导权可以给发达国家带来的经济好处。当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明明是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储蓄率仍然很高,应该采取政府干预的政策,管制资本流出和汇率变化来稳定金融,并进行政府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可是在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威胁下(因为这些国家缺美元,不得不就范),这些国家的政府不能对经济进行干预,只有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经济建设成果毁于一旦,真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可是当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些发达国家马上进行政府干预,财政刺激和货币更宽松,甚至是0利率。这些措施都是当年东南亚国家想干,而国际货币基金会坚决反对。所以当年亲临其境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最近写文章,对西方政府和国家货币基金会口诛笔伐,算是出了口恶气。
因此中国政府虽然不应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壑的不负责的货币政策,但是中国不应该采取过于强硬的货币紧缩,保持和西方国家的利率一个合适的水平。以现在美联储的0利率,中国的利率水平似乎还是太高。比如说Libor一年期的利率预测,大概是2%,因此中国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似乎应该降低到3-4%之间。
当然中国人民银行的想法可能是留一个后手,以免在2009年情况更加恶化的时候,可以在调。这种看法其实是很愚蠢的,一个是明年三月到年中的日子可能是最难熬,现在调整可以正好在那个时候起作用。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现在银行体系还没有受到大损害,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还存在,你的利率调整,准备金额缩小,和贷款额增大,还有运作的空间。等你在拖几个月,把企业拖垮了,把小老百姓吓怕了,那时候,你就是来个0利率,恐怕也没有人敢借钱来消费和生产了,美国现在的例子就是一个教训。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给俺的一个感觉是乱了章法,该断不断,必会自乱。非常时当用非常之策,俺的建议是将贷款利率调低到3.5%,中央政府加大经济刺激的力度,不是宣布了4万亿吗?就直接从中央出4万亿,然后不在乎地方应该怎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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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52 | 显示全部楼层
八十七
也许有人会批评俺的计划,太过激进,如果中央直接出4万亿,那么地方一起上,可不是要超过10万亿?会不会通货膨胀?这种看法的人,有很多是因为完全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教条,完全不明白,一个像中国这样生产力和产品制造力超强的国家,如果外来的能源和原材料,不成为价格的瓶颈的话,可以生产足够的产品,供应整个欧盟,美国和日本,其总和估计和中国全部人口差不多了吧。而这些国家的总人口的商品需求量,估计比中国人的总和要高吧。中国既然可以满足这个量的需求,就不会出现生产力缺位的问题,而生产力不缺位,那里会有什么通胀危险?
那么中国会不会受到今年年中那种,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疯涨的局面?俺的看法是,现在的西方国家因为银行系统瘫痪,虽然各国政府扔进了巨额的初始货币,例如美国已经扔了差不多8万亿美元,但是由于银行的问题,货币再生功能无法恢复,暂时会对世界原材料和能源市场,造成价格飞跌的下挫压力。中国要是能够抓住这个大好机会,赶紧把今后数年的原材料和能源锁定,在西方经济堰塞湖大坝跨掉之前,布好局。
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财政政策的保守是中国这次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穿了大棉袄过冬。但是在这个西方世界五百年未见的大变局下,非常时期行非常政策。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考虑,在每个国家已经被忽略,所有的政府都介入经济活动,注资给银行和各行行业,以求保住就业率。因此财政上的收支平衡思维也需要改变,不能再以平时的规则来处理危机下的局面。
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专门成立专项的经济救援和转型基金,把这次经济危机需要花的钱,和平时运作的财政预算区分开来。首先是考虑一下,在中国的1.2亿农民工中,如果有一半的人,必须回乡,那就是6千万人可能会失业。大概有人会抗议俺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现在的失业率估计是7-8%,即是8-9百万左右。俺的看法是,最好把情况考虑的坏一点,以最坏的情形做准备,就希望最好的局面会出现。
如果以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每月人民币1千元作为一个基本衡量(在内地的家乡就业,估计要低于沿海),一个农民工一年就需要1万二千元。那么6千万人,就需要一年7千2百亿。在加上今年的6百万大学毕业生,如果以每个月3千的工资收入计算,一年就是3万6千元,那总共是2160亿。所以看来1万亿是可以保证这个就业的,当然这是以最坏的打算来考虑明年的事情。
中国经济的困境,基本上的问题在于出口企业导向有三个特点:一是外来资金,二是本地工人的低工资,三是海外市场。而中国经济的转型,也是在这三个方面。一是以内部的资金,代替海外的投资。这个想法就是经济学家廖子化老爷子的主张,即不是以财政支出,而是以主权信用(Sovereign Credit),即是国债的方式,来替代海外投资,支持以就业为主要目的的企业。
第二就是用自己的内需市场来替代(最起码是部分替代)海外的需求市场。第三条,也是这个计划的关键,就是以本地工人的工资增长,来支持内部的需求增长。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只是让工人以现在或者更低的工资水平来维持局面,增加内需恐怕只是空谈了。
那么这些投入的国债又如何还呢?如果经济发展起来,通过增加的税收,就可以解决了。一个更迫切的问题,倒是如何让工人的工资增加起来。如果你还是让这些工人做同样的低技术活,恐怕加他们的工资,也不可能加多少。
这里就牵连上另外一个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要转型,光靠投资和市场都不行,还必须有一支技术水准高的队伍,没有这样一支队伍,中国的经济转型,只有一个字,难!

八十八
前一阵子,好像有个海归回来的清华大学教授,大放厥词,说是中国的大学生太多,就业市场无法消化,其实中国最需要的是农民工。这位仁兄,简直就是胡言乱语,口不择言。中国的大学生确实大幅度增多了,但问题不是在数量,而是专业分布。中国的农民工也不是最需要的,教育水平低和缺乏专业技术,是导致他们不得不集中在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力密集行业,而中国现在最缺乏的是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工。
培养技术工人的学校,就是以前的中专和技校,和以培养技术员为主的大专(大学培养的过去叫工程师),这两种专业学校,随着中国的改革,估计是大部分的大专变成了本科,而中专估计慢慢就势微了。那么现在这个技工的缺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据今年7月的数据,在中国技术水平比较高的长三角地区,技工非常短缺,在16个城市中,高级技工缺口占总需求的70%以上。以江苏无锡市为例,数控机床,热处理,机械检查等专业高级技师以上的岗位,求职人数只是岗位需求的3成。
由于今年以来,广州等南方城市的制造企业内迁或者外迁,导致了许多技术工人流动到了长三角,部分缓解了技工荒,但是上海等地由于技工,尤其是高级技工的极度缺乏,已经为产业的升级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现在一些企业对高级技工求贤若渴,如果你可以把模具拿来,看得懂图纸,又懂操作,而且有几年经验,那么工资真是随便你开个价。在上海的模具制造业,技术年薪20万不是什么大事。而且这些职位的工资,比那些白领职位,如外语翻译等等,高得多。
以全国来看,总数7千多万的技术工人中,高级人才只是4%多一点,中级工是36%,初级工是60%,和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大国相比,人家可是学徒和初级工大概是15%,中级达到50%,高级是35%,甚至达到40%。而领先于全国的上海,高级工大概是19%,而学徒和初级工是46%,离世界水平差一截子。
没有这个弱点的克服,中国的制造业水平,恐怕就会卡在工艺水平上不去这个关口,要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估计很难。这种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呢?很简单,看一看上海就知道。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上海有技术学校500多所。改革25年后的2003年,上海只剩下了83所。不光是学校少了,而且学生少,师资流失严重,以前是一个老师教7个学生,后来变成了一个带30个。
这些问题的出现,是2000年的中国政府对教育的盲动改革,大幅度改革大学招生制度,导致大学生招生人数快速增长,从而抢夺了原来大专,中专和技校的生源。而由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改革后对白领工作地位的吹捧,都导致的原来希望进入这个领域的学生,削尖了脑袋,钻进了大学的校门。
这个空出来的空档,没有被更低一级的农村人口所补充,结果就造成了农民工停留在低水平的中学毕业的劳动密集型工作上,而增加出来的大学生们,又面临僧多粥少,大家打破头去抢未能跟上发展的白领工,而制造业却是工作机会大把,找不到人才。
解决这个情况,自然是首先发动一部分愿意做高级技工的非名牌工科大学毕业生,向这个职业流动,另外就是开始对农民工里的部分人才,进行职业培训,将这部分人的技能升级。虽然说很多城市看到了技工短缺的现象,这一两年也有动作,比如说上海开展了和企业的定向招生和专门培训计划,希望能够在2010年,把高级技工的比例提升到25%。而且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在全国举行的数控技术大赛,也是为了激发工人们的积极性,来填补这方面的职位需求,比如说60万个操作机床的职位短缺。
中国政府可以做到的就是,不光在发展和建设基础环境的硬件工程,还要在增加技校和专科这种软件基础工程上,花钱投资。一个好办法就是在各类工科院校里,开设短期的技校,为职位需要补充的企业量身定做,尽快建立起一个好的技工队伍,会下一步中国经济的转型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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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53 | 显示全部楼层
八十九
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对所有的国家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哪个国家撑不住,自己乱了阵脚,比如说希腊的例子,就会先倒下去。而能够撑下来的国家,并不仅仅在于其经济层面比其他国家好多少,而是在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有没有决心,在困难的时候,可以同舟共济,咬紧牙关,用一个“挺”字诀,硬顶过去。
中国在这个挺字上,还是比其他国家占有一些优势,就是经过了2008年的洗礼,中国的基层民众算是明白了很多道理,不会被内部和外部趁火打劫的势力,忽悠出来当枪使。如果中国的各阶层人士不明白这个问题,在危机四伏的2009年,不以大局为重,响应海内外的各种忽悠,把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次序搞乱,那么就算有2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甚至是20万亿美金,都对中国度过这个难关毫无用处。
对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来说,任何数字上的游戏,比如说明年的GDP到不到得了9%,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俺个人一直认为,美国今天的处境的最根本原因,既不是华尔街的贪婪,也不是华盛顿的腐败,而是美国制度已经不再为普通的民众的根本利益服务,从1980年以来的近30年里,基层民众的收入一直呈下降趋势,不得不靠金融创新这些新骗人把戏来维持生活水平。因此对中国来说,只要中国政府的施政重点,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切实把基层民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放在首位,从全民医保和社会安全网作为突破点,发挥政府的税收,金融,财政和货币政策,集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民间的力量,集中在保障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和对暂时失业的人士提供适当的社会保障,度过这个百年一遇的难关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在考虑就业问题上,6百万新毕业的大学生应该是一个着重点。除了温总理提到的增加留校学生做研究和教学助理的同时,俺之前提到的增加国家货币注入口的研究所也是一个出路。这个做法的好处就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来减轻国有企业和国内的民营企业在科研和技术开发上的负担,利用国家的科研力,为整个国家在行业上的国际竞争力协同合作,以争夺在国际上的科技优势和领先地位。
这种以政府主导和协同行业的做法,是当年日本产经联的玩法。对这种玩法,俺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自然是大力反对的,因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市场换技术”的原则,虽然俺要是坚持问一下,到底中国有没有市场换到成功技术的产业,没有人可以给一个肯定的答案。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中国的企业要想搞自己的技术革新,可谓是难上加难。本来中国新兴的企业,在和全球已经称霸几十年的大公司竞争时,在财力和技术能力上都占劣势,再加上中国很多行业对外开放度过高,到处都是外资和合资的影子,外国资本加上他们的中国买办代理,伙同利益攸关的政府官员,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些企图创新的中国公司给干掉。
另外一个问题是,基本科研和技术的研发,没有赚钱的。你要是以利润要求来考虑这些机构,那就是赔钱,如果你靠一个以利润和市场为主导的思维来考虑,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技术研发,会把一个企业拖垮。
但是日本的经济学家,至少是1980年以前,没有被新自由主义思想洗脑之前,是不会对这些问题太在乎的。因为产经联代表的是一个工业国家的最核心竞争力,是一个餐馆里的大厨。没有这个大厨在那里顶着,一个国家就没有真正的实力。依靠外来的技术,变成一个世界工厂和装配车间,只不过是把人家大厨炒出来的菜,最快速和最便宜地端给客人享受,和最快速和最便宜地把客人吃完的盘子,洗刷干净。一旦人家大厨,往东南亚一走,去找一些更便宜的端盘子的和洗盘子的,你那个餐馆就只好关门大吉了。
明白不了这个道理,中国这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恐怕就是会停留在端盘子和洗盘子的成就,靠外资投一下,或者靠房价涨一下,搞上来的泡沫GDP,没有自己脚踏实地的工业基础,和美国靠律师打亿万官司,和靠金融衍生品花出来的GDP,其实只不过是50步笑百步而已。

九十
其实产经联的玩法并不复杂,就是由三大块来建构一个国家的工业科技基础。一块就是政府,通过退税,投资,政府采购专门产品等等的方式,帮助基础工业板块的行业来做到收支平衡,账面不赔。美国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军用品采购,正是美国政府采购的大方,才会从军队的实验室里,搞出来互联网这样的新科技。政府的这个行为,其实和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是一条路子,通过长期战略和国家发展的思考,具体体现在对科技发展的大战略,而不受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及时利益追求所支配。
第二块就是工业基础的产业,为其他产业提供主要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这一方面要考虑的就是如何通过专利保护,为自己国家的中下游产业提供先进但价格低廉的商品和技术,保证这些企业可以在国际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在对这些商品和技术的运用上,必须做到内外有别,比如通过不平等的对内和对外价格来保证自己国家的企业具有优势,或者是通过各种技术出口管制,比如说美国多如牛毛的国家安全出口限制等等,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第三块就是由政府和各个行业组织支持的研究院。这些研究院应该不同于现在大学的研究所,以学术上的研究为主,而更接近中国过去各工业部下属的研究院,专门为定点行业提供针对性强的攻关项目。
这第三块,在当前的形式下,应该是作为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主要出路之一。就是通过各个基础行业里,由国家大量成立研究所,在纳米技术,新工业和建筑材料,新能源电池,太阳能等等领域,投资研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对中国所有需要进口解决的各项中间产品,列出一个清单,搞一个100个顶级产品“进口替代”的项目,让这些研究所成立专门课题组,解决如何绕过外国专利和技术上的问题,不断解决中国的自主研发能力。
不要以为这些研究都是赔钱的,在这些技术的支持下,中国的中下游产业全球赚回来的利润,通过国家的税收,就补回到这些投资上去了。以美国为例,由国防购买带动的高新技术发展,和对美国工业的贡献,可不是那点投资可以衡量的。
最近美国的14家电池和新兴材料公司组建了国家交通先进电池制造联盟,希望以美国政府和行业协同的方式,来抢夺新交通工具—电动汽车里的锂离子电池的技术领先地位。这14家公司,分别是3M, ActaCell, All Cell Technologies, Altair Nanotechnologies, Dontech Global, EaglePicher Corporation, EnerSys,Envia Systems, FMC, MicroSun Technologies, Mobius Power, SiLyte, Superior Graphite, and Townsend Advanced Energy。这个联盟的宗旨是成立大家行业共享的研发和模型中心,开发出来的技术和产品大家一起享用。该计划决定在以后的5年内,会投资10-20亿美金,而大部分的资金将来源于联邦政府。
这个计划,非常类似于美国在1987年建立的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SEMATECH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当时美国半导体制造业已经被日本超过,需要政府和行业的合力,来夺回武林盟主的宝座。美国政府通过国防部在5年内投资了5亿美金,和14个美国大公司,包括英特尔(Intel),惠普(HP),国际商用(IBM)等等,建立了伙伴关系,终于为美国半导体工业抢回了竞争优势。这个关系一直延续到了1996年,算是为美国在这之后的高科技革命创造了硬件上的基础。
从这个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企业,比如说比亚迪等公司,要想在竞争中单打独斗,来应付人家国家和整个行业之力,前景真是堪忧。不过比亚迪的电动车方向,从来就没有受到中国政府专管新能源汽车项目的科技部的支持,是靠了美国大亨巴菲特的资金才有机会出来玩一大把。从这个方向走下去,看来最后还是被美国公司买掉的机会比较大,不然的话,中国缺乏整合的行业,互相内斗一下,然后科技部的专家们再以门户,意气,和利益的分歧,打压一下,恐怕再撑下去,就会比较难了。不过不要怕,等美国人抢回了新电池的国际霸权,俺们的专家们又可以喊“市场换技术”,继续为外商和外资们洗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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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53 |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篇
大中华经济圈

留三分兮浩然气,敢逐月兮非海量。
聚同袍兮持吴戈,筑桃源兮变沧桑。

九十一
在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还可以考虑的就是如何用比较优惠的条件,吸引他们走向中部和西部,走向中小城市,来改变人才过度向沿海的大城市集中的现状。俺在以前的文章里,曾谈到过如何把大学毕业生和回乡农民结合起来,在中部和西部,建立起面向内需和本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另外一个考虑的方向,就是大量吸引大学生进入军队,为军队的高科技化提供人才的保证。而对退伍的军人,中国似乎应该考虑一下,以黑水公司的模式,运用俺们祖宗屯田的经验,为中国在海外的公司,提供安全服务。
对回乡的农民,应该理解很多新一代年轻的农民工,已经习惯于城市的生活,比较难以回到乡下,去重操农活。因此如何加快对内地省区的中小城市建设,让这些劳动力可以在原地的城市里工作和生活,来避免大量的寻找工作的人潮,在各大城市里晃来晃去,对社会稳定和城市治安造成压力。
当中国政府利用这次国际经济大危机的机会,将经济发展的注意力集中到民生上来,努力发展国内的内需市场,缩小改革30年来造成的贫富分化,以提高中下层民众的收入水平作为主要政策,改变看病贵,上学贵,和住房贵的现象,把中国之马歇尔计划做下去,就可以为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从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把这个马歇尔计划推广到边界之外,搞一个亚非拉大建设,建立起一个以中国市场为基础,以东北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为外延,以四条发展线为触角,建立在人民币结算上的贸易体系,然后再以这个体系和世界三大经济体接口,形成一个广义的大中华世界经济圈。
中国自身的亚经济圈,在北方,应该是以环渤海的京津唐,辽东和胶东,山西,内蒙,以及外蒙,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辽宁,吉林,黑龙江,和俄罗斯,朝鲜,韩国以边贸为主的东北亚经济区。在中部,则是上海为中心的泛长江三角区,联接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湖北,到重庆和四川。在西北,则是连接甘肃,新疆,中亚的阿富汗,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在西南,则是连接新疆,XZ,青海,四川,和南亚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不丹和尼泊尔。在南部,则是以泛珠江三角洲,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中心,联系福建,台湾,江西,湖南,广西,海南,贵州,重庆和四川,然后以云南,广西为主的与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边境贸易,然后以广东为主,和马来西亚,印尼和新加波的经贸关系。
这些地区的经贸联系对中国的下一步发展非常重要。俺在以前的文章里已经预测过,全球化贸易出现问题,WTO功能逐渐失效,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欧盟的地区保护主义抬头,都会导致全球化贸易向地区性和双边性贸易转化。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人民币为主体,以中国的政治地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经济地位(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不远的将来的世界最大经济体),军事地位(世界五大核武器国家)来为这个整合的市场保驾护航,运用中国海外华人的经济力量,在整个经济体中形成合理的分工布局,形成在每个地区和行业里的人民,不分国界,都可以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形成一个平等互利的实际效果。
当这个基础形成后,可以看情况,具体考虑和俄罗斯,印度的经贸和市场关系。然后以四条线建立起这个经济体的对外连接。第一条线,是中东的能源线,可以通过长途海运过马六甲,或者从巴基斯坦,缅甸的短途海运,或者通过土库曼和哈萨克,接上伊朗。第二线是非洲的能源和原材料线,以苏丹港为主要出海口,需要在也门的亚丁湾,以及亚非跨海大桥方面加强经营。第三条是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已经一系列的太平洋岛屿国家的原材料线。第四条是跨太平洋,北部的加拿大,南部的拉丁美洲,例如墨西哥,委内瑞拉,古巴,秘鲁,巴西等地的能源和原材料线。后面这两条线,都需要美国的支持,才可以保证航路的安全。

九十二
然后就是与世界其他发达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接口。中国在自己的技术发展上,必须走自主创发和适当吸收两条腿的路子,一方面利用目前的有利形势,大量从对中国没有恶意的国家,如北欧的斯堪地纳地区的挪威,瑞典,丹麦,以及荷兰等地,引进可以发扬光大的技术,一方面以大规模开办研究所的方式,开展自己的科技研发。
从经济架构来看,前一个区域和中东之外的三条线,都可以发展成为人民币的贸易圈,而在中东,可以考虑以人民币或者是海湾统一货币的形式,进行贸易结算。在这种安排下,中国可以通过与主要以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为实体,建立起一个外延的内循环系统,就会使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从发达国家的危险金融业里,抽出身来,建立一个大中华为核心,亚非拉一体的实体经济,在这个实体经济上,以香港,上海和天津为主要城市,服务于这个大实体的金融服务业。
这个金融服务业,必须禁止出现美国和英国的金融泡沫化趋势,成为一个为大中华亚非拉经济圈的主要服务力量,而不是如美国和英国,变成一个对经济实力的摧毁力量,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事。看一看这次的危机,尤其是在香港,以两次金融危机的表现,应该是得了不及格的分数。在雷曼兄弟迷你债券的表现上,监管部门和金融企业之间的沆瀣一气,蛇鼠一窝,罔顾香港投资人的福利和金融服务业的信用和声誉,使俺对其担当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角色,产生一些担忧。中央政府如何未雨绸缪,对香港金融业的监管进行整顿和改革,是能不能成功的重要保证。
从法理上来说,中央政府,向香港金融监管局派遣以财政部中央银行为身份的监管人员,并不违反基本法上的港人治港和“一国两制”的方针。因为当香港的金融业从事美元为主的各种衍生品交易时,必须受到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监管,而当香港金融业开始进行人民币的各种投资和融资活动,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监管,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俺曾就如何改革香港金融业的监管机构一事上,和久公子进行的深入的讨论。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关键问题,就是关于金融企业和从业员的社会责任感问题。以雷曼事件为例,为啥一个连美国和欧洲的金融界,都不愿意做的事,到了亚洲,在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都流行起来?是不是亚洲的,尤其是华人为主体经营者的金融家们,比他们的欧美,甚至日本的同行,更要卑鄙无耻,极端下流,人格低劣?温老爷说过,三鹿奶粉及其同盟业主,是黑了良心,那么俺们怎样保证中国最发达的香港,同样出现黑了良心的高级无赖,给俺们制造金融三鹿产品系列,从而把人民币国际化,一巴掌打死,而危害到中国发展的核心利益?
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政府该如何相信这些以“非中国化”为荣的西化华人,在中国和西方发生经济利益博弈和冲突的时候,不是胳膊肘向外?把中国经济的复兴里的重要一环,绑在梁锦松,或者胡祖六这样的买办身上,是不是将来俺们的人民币信用,跳起水来,比梁太太更要好看?
现在中国已经开始了港澳地区,与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人民币结算业务,估计将来的人民币衍生品业务,也会上马很快。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所以俺和久公子的讨论,主要是在为啥亚洲的这些混蛋们,比美国和欧洲的还要混。而美国和欧洲又是试图用什么方法来制约和监督这帮混球。当然最近爆出了前纳斯达克主席梅多夫的世界大老鼠会案件,表明了美国的监管也是水上打漂而已。而且好像现在的全球金融监管的改进工作,正是由香港证监会行政总监韦奕礼领军。真是一声叹息,美国的金融救火队长,原来就是放火队的大哥,全球关于解决世界各地米仓被老鼠偷吃的方案,也是由老鼠们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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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53 | 显示全部楼层
九十三
其实回顾世界金融历史,各个国家的银行家们,就是没有一个好鸟,算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只不过你的黑底上是白花,俺的黑底上是黄花而已。看一下当年美国建立证监会的时候,那时的银行家们和今天香港的混混们并无本质区别。
如果看得更远一点,从整个资本家的逐利的贪婪本性,东西方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当资本家们身上披上了一层不同的马甲,就会使他们逐利的行为,受到文化,道德和宗教的约束,而不会那么自我放任,让贪欲完全支配自己,最终导致自我和社会的毁灭。
首先第一个要区分的实业资本家,或者产业集团领袖,或者国家发展银行家,这类的资本家,和金融家的不同。这些以实业为主体的人,包括像美国的盖茨,乔布斯,日本的松下幸之助,法国的皮埃尔,台湾的王永庆,大陆的任正非等等,在事业上充满了雄心,以建立企业,推出产品,服务顾客,拓展市场,最终发展出一个行业,和独特的企业文化。他们的快乐建立在实业按照其雄心和梦想的实现,是和金融银行业人士,大不相同的。
在金融行业资本家里,非贪欲因素,主要是自身的上层贵族阶级的自我荣誉感带来的行为约束,和客观的体制安排,比如说各种政府的监管机构,以及社会舆论,来自大众的文化和价值取舍带来的制约。
以欧美的金融历史来看,过去也是没有来自下层的约束。18世纪是欧洲股市和其他期货投机市场的天翻地覆,地震海啸,和美国从建国到1929年大萧条时的金融过山车和神仙跳,都是今天的香港市场望尘莫及的。而欧美由过去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贵族自我约束的社会责任感,也常常在投机狂潮失去心智和理性,变成了不负责任的狂欢派对。大浪淘沙之后,自然有人羞愧自尽,就像这次梅多夫老鼠会破灭一样,几位亿万富翁那样;或者就是社会上一阵口诛笔伐,开文革批斗大会,好像这次的雷曼老板,二房总裁,三大掌柜等等。或者就是自己捶胸顿足,闭门思过,洗心革面,忏悔完了,等下一波的世纪圣餐的时候,在开怀畅饮,狂吃四方。
美国则是在大萧条后,建立了一整套的法规和证监会,来对付像前纽约交易所主席理查德-惠特尼,这种出身于美国豪门,但仍然到处坑蒙拐骗的人渣。当然这些制度上的约束,又随着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风行,慢慢在取消管制,自由至上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彻底放弃了对金融业的监管。而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号称的依靠CEO们对自己的企业和股东的自我关注,都导致了后面这两条约束方式的失灵,从而送给了全球人民一个经济大危机。
而香港以及新加坡这些地方的金融业,就要更加糟糕。第一个原因是这些地方的支柱产业是金融业,或者如香港这样依赖金融的地产业,其结构是一种离岸性质,资金流进来,走出去,都是大进大出,没有什么自己国家的腹地来依存和服务,本地只不过是个交易的地盘,而当地人只是扮演个中介的经纪。这样的经济体,因为缺乏实体企业和实业资本家,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和行为取向,就是短期和浮躁,样样以快钱为宗旨,缺乏长远和非利的其他社会目标。
其实不是所有的小地方或者小国家,就一定要走这条离岸金融中心的死路。一个例子就是欧洲的荷兰,产业以贸易和物流为主,强盛的制造业又有传统和新高科技,又有大公司和小作坊,国际名牌也不少,金融旅游,材料通讯,渔业农业,都很不错。香港过去不是没有想过搞科技港,中药港等等,可惜最后都变成了地产工程项目。
香港经济的下一步发展,不光是对香港人民自己的生活的保证,还是作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龙头,成为带动整个经济的下一轮发展,和建立大中华经济圈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九十四
现在中央关于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新政策出笼,可以说是给了香港一条康庄大道。通过深圳和香港,广州和佛山,珠海和澳门,这样的同城化,然后再利用高速铁路,把整个小珠江三角洲联系成一个1小时城市圈,调整内部的资金流,服务流,人才流,物资流,打破诸侯经济的束缚,不光是把门窗撤了,还要把墙壁和篱笆推倒,形成一个统一和一体的行政区域,使香港的经济可以真正融入内地,不再靠离岸这条拐杖来苟延残喘。
俺在大国游戏里提到过,香港应该在开发高档消费品上下功夫。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自己的国家有热爱之心,对自己的文化有自豪之感,对自己的岭南风格有欣赏之意。现在的香港消费文化,还是对西方的法国意大利过于崇拜,并开始对东方的日本,有亦步亦趋之势(当然比起台湾的闻倭屁而大叹其香的媚态还远远不及)。殊不知这些所谓文化产品的高档只不过是商业炒作的资金砸出来的,如果香港政府,企业和团体,不知道自己这方面的优势,不好好在商业运作上下功夫,利用自己的中西交融的文化优势,发展些高档消费品出来,来就怪不得自己没有饭吃了。
而这个问题,就是和上面提到了香港本地金融业里,缺乏贵族自我约束性,是同一个问题。如果那些有文化传统的欧美金融家,都会在金钱游戏里迷失,那么香港这些没有文化传统的人们,结果自然就是好不到哪里去。现在香港的精英阶层,基本上可是算是所谓西化华人,就是所谓华裔的世界公民,即所谓Global Citizen。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和中国人作为一个族群,其利益和俺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俺是所谓的“世界人”。这个世界,或者说Global的含义,恰恰和经济上的离岸金融业,以及其依赖的自由流动的全球资本,是暗合一体的,可以看作是这些自由流动,全球扩张,唯利是图,无情无义的金融投机资本的人格化,在这些精英身上的人格自我定位打下的胎记。
这个所谓全球化,体现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全球化的战士最听钱的话,哪里有血哪里去,哪里有利哪安家。这个和过去的封建贵族有什么区别?过去的贵族,如俺们周人的古公亶父,犹太人的摩西,都要有责任心,对自己的属地和属民起保护的责任。就算是一个小商人的弦高也要牺牲自己的牛肉,来保护自己的同胞。这种对自己人民的自豪和荣誉感,是不可能在全球化的新贵族身上看到的。这些新贵族的荣誉和自豪,,不是建立在这种责任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和其他人的收入差距,可不可以开一辆比别人的房子还要贵N倍的欧洲跑车,和所谓巴黎最新限量版,全香港只有一个的手提袋,去追逐刚刚出炉的二流港姐。
那么最后的一条体制上的监管,在香港也有问题。在美国虽然从业者中老鼠遍布,犹太人在政府里渗透厉害,常常是占据了财政部的高位,但整个国会还是没有完全被金融业控制,还是可以有一点点自主性。例如关于送钱给银行过冬的计划,虽然最后通过,还是被人杯葛一阵。而香港从港英时代到回归之后,还基本上是一个商人政府,在很多经济领域上,是被金融和房地产里的利益集团控制。而在社会的文化取向上,无论是亲政府的商界,还是反政府的反对派,都是以西方思维和英文作为社会地位高人一等的象征,对西方的来客,常常持逢迎态度。在法制上,自然是帮过来西方的治理法典,然后有问题,就马上向西方的老板们,比如说基金和大银行的掌门人们,洋大爷需要俺们如何做?哦,这条不好,要改要松?好好好,俺们马上改。
而这种逢迎态度,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做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你珠三角要增强国际竞争力?不就是把农民工工资要到全球都有国际竞争力,把环保要求送到全球都有国际竞争力。那么香港的国际竞争力,自然就是把监管制度松成妓女的裤腰带。所以香港的股票市场,一天好几轮坐山车,操作手法上,如市场对冲基金的操盘,或者是无良大股东李泽楷之流在电讯盈科上的动作,可是和山西的黑砖窑差不多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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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53 | 显示全部楼层
九十五
那么香港的小股民们呢?这些可怜的人们又带有俺们广东人好赌的特性,个个似乎是嘴里含着炒勺出世的,见了任何队都要排,碰见任何股都要炒,就为这个大赌场提供了外围的最后一层炮灰。结果就是股市运作黑幕重重,因为“怕”损害股市参与者的积极性,会损害效率,因此技术上可以做到的信息公开,有意不做,导致香港股市成为世界上波动最大的股市之一。
中国政府要想将自己的人民币走向世界,把其作为建构中国经济和大中华经济圈的基石,就不能把这些“自利至上之无民族无国界之资本公民”当成自己的依靠力量,而把冤家当亲家。印度和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区别,就是因为印度的政府和商业精英里,差不多全是这种人,其特点是以外来的文化作为自己自豪和荣誉的来源,对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尤其是贫穷的族人和国人没有责任感。而中国的政府和商业精英里,还是有儒家的传统因素在里面。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必须由中央派出与香港本地利益集团没有利益瓜葛的独立人士,加上香港本地代表小股民的人士,参与监督,以保证人民币金融的稳定。
在如何建构这个大中华经济圈上,现在有种模式叫做PRC(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PRC,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文名叫作“生产者和资源供应者循环(Producer & Resource-Supplier Cycle)。顾名思义,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生产国,和其他亚非拉的资源国(当然可以加进澳洲和加拿大),建立一个互动循环系统,依靠大家自己的经济结构,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经济圈。
这种思维方法,其实就是对西方经济依赖的信用扩张,带动负债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判死刑。由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这10来年的过度消费带来的巨大债务负担,这种模式频临崩溃,从而导致了美国经济作为世界火车头,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时代结束,并成为美国世纪完结的先声。
由于这个原因,西方发达经济体未来将出现长期的停滞(如果没有负增长的话),即使有些增长,也会是非常的缓慢。在过去,中国可以依赖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市场,来出口产品,消化产能,解决就业,赚取美元。然后就转手用美元去买资源,从而把货币转到资源型的国家手里。现在当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开始长期的萎缩,中国以人民币为基础,就可以通过由中国的发展,来取代美国的火车头功用。
本来中国经济发展有两个要解决的问题,一个是资源不足,一个是产能过剩。当中国集中发展自己的内需,由于西方经济的衰退,就会解决部分的资源不足的问题,而中国内需的发展,又可以消化部分的产能过剩。
如果中国可以成功的通过双边的贸易关系,比如像秘鲁这样的亚非拉国家,或者通过地区性的合作,比如参加美洲开发银行,就可以通过40-50个国家的经贸关系,来解决西方发达经济体,由于经济萧条和保护主义上升而失去的市场份额。
中国可以和这些资源国在矿业和能源行业上合作,避免走欧洲殖民主义的老路,只是将原材料和原油拿走,而是应该合作在这些国家,发展初级到中级的产业链,就像中国在苏丹的投资,为该国带来了从原油的勘探,开采,到炼油和化工,到成品油的整个产业链,使苏丹本国不光可以自己消费汽油,还可以向周边国家出口。
然后这些初级到中级资源产品,可以提供给中国超强的制造业,可以生产最终消费品,供应中国和这些资源国家的市场。同时,中国可以在港口,公路,铁路,电信,交通,电力,城市供水,污水处理等等,基础建设上,利用中国企业的成熟技术和丰富经验,以及合理的价格比,帮助这些落后的资源国发展民生。

九十六
另外可以合作的是,新高技术的农业。由于中国的耕地面积太少,人口压力过大,而拉美和非洲很多地方耕地多,农业技术低,并由于历史的原因,出现白人农场主和黑人农民的利益之争,导致农业落后。引进中国的农业技术,和输出中国的农民顾问,都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农业上的自给自足,并可以把多余的粮食向中国出口。
在具体的产业操作上,虽然中国的国家级领导人,如胡老爷和温老爷,都非常清楚的明白这个方向,也不断的在政治和外交上,频繁出击,不断的攻城拔寨。而现在的世界形势,对中国及其有利,正如尼日利亚总统所说,中国是未来的世界领头羊,党往哪里指,俺们就往哪里走。如果中国要上月球,这些国家就会一声不吭的跟着上月球。但是由于缺乏俺所说的经济“军机处“,中国经济的各个部门,各大国企,和各类私人企业,还是各自乱战,缺乏协调。看来中国的智囊机构有必要研究一下当年大英帝国运作的历史,看一看在协调上,有哪些东西可以学习。
这里俺们可以看一下中兴通讯对埃塞俄比亚出口电信设备的一个操作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称为"资源抵押买方融资"业务,算是推动外汇储备利用进行生产(扩张性境外经济圈)循环 和 最后人民币圈建立的一个重要例子。
有意思的是,这种操作是在无意中实现的,并没有成为中国的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这个贸易的程序是这样的:埃塞俄比亚想从中国进口电信设备,但是暂时无能力进行支付,要求中兴通讯进行贷款。
那么接下来就是由官方的中国进出口银行向埃塞俄比亚进行贷款,这笔款项(可以是人民币可以是美元)就直接从进出口银行在国内银行的帐户,直接打到中兴通讯在国内银行的帐户。
而中国进出口银行目前没有存款业务,所以为了这笔贷款,就进行了融资而是发行债券,并得到现金后在其他银行上存款。
这笔贷款往往绑定埃塞俄比亚的一个资源可开发项目(埃塞俄比亚是金矿资源),然后国内一家矿业公司来购买这个债权,再以债转股的形式称为该公司拥有的中埃合资项目公司的股份。
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第一,从实际效果上看,在客观上完成是一个金矿合作项目的部分股权换电信工程的效果。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但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创造。因为实际经济中经营是一个一个公司去完成的,中兴通讯不可能兼顾金矿,而矿业公司不可能兼顾电信,所以让他们自己去做肯定做不到这种"物物交换"(金矿采矿权对于中兴通讯没有用)。但是经过进出口银行的周转以后,却可以融通了,做成生意了。而且更重要的是 很多时候这是相辅相成的。比如你建设了电信,又随即开采了金矿,那么电信其实就有了用武之地,而金矿业因为电信设备的存在而更加方便开采(把上面的电信 换成 公路交通会更明显)。这实际上是完成了"发展"过程中的"大推进"问题,克服了发展过程中"蛋生鸡,鸡生蛋"的困难。
第二,进出口银行这种贷款利息极低,其实每年贷款利息是1-2%左右。进出口银行这种模式不自觉中其实起到了新增货币管道的功能,特别适合扩大增长的经济圈的货币匹配建设。
如果要把这种模式扩大,不光是要有俺说的军机处,还要对中国进出口银行的功能重新界定。现在的中央银行的金融口的改革方向有很大偏差,盲目的受到市场化的思维的干扰,连进出口银行和开发行这类政策性国家金融工具,都要搞什么商业化,简直就是脑袋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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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54 | 显示全部楼层
九十七
中国进出口银行目前的具体做法是,每年向国务院报告亏损,由财政部补贴"贴息"。目前这种办法虽然客观上起到了这种作用,但仍然有不足。一 是用国债基础货币制度去对付扩大型经济,即将进出口银行的货币"净流出"表现出来的财务亏损用更多的国债存量换出更多的新币来弥补。二 是每年是被动增加,进出口银行的规模也不容易扩大(因为每年贴息补贴后仅仅是"恢复"年初的规模)。且由于深受西方经济学熏陶,央行的人根本不明白货币在宏观上是如何扩大规模的,所以天天找进出口银行的茬,今天你这里违规明天你这里不准放贷。
目前的进出口银行是 非公司,非政府,非事业单位的特殊法人实体地位,且无存款业务。 因此建议进出口银行可开设国内特殊存款业务(对公司、外国公司、政府的美元和人民币)。今后对埃塞俄比亚等的贷款就让收款人(如埃塞俄比亚电信)存在进出口银行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分行里。并对于进出口银行进行每年的人民币资本金的人为修改(数字天天往上升),人民币现金则随时提供(这就需要打破央行的控制,北京印钞厂直供进出口银行)。贷款如果是人民币的,可以在对方国普通流动使用或存在进出口银行分行(有利于扩大人民币经济圈的确立),如果是美元的,则限制存在进出口银行供支取(有利于掌控)。
在人民币国际化上,必须明确区分两种人民币国际化。俺们要的不是让香港,上海和天津变成离岸金融中心,人民币变成资本账户可自由兑换的那种国际化,而是要服务于 人民币经济圈建设的国际化。 估计这一个目标,显然不符合中国金融界的业者们的梦想,甚至连中央银行,财政部,国务院,和发改委,都没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中国在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上,直接打击比较小,就是因为坚持了实体经济这条正路。现在要发展新兴的人民币来代替日落的美元,要依赖的也还是这条全球实体经济圈的道路,而不是简单的从美国和欧洲受到打击的金融衍生品行业里,抢饭吃。其实没有中国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支持,西方的金融业。别说是盖空中的摩天大楼,恐怕是两层楼都盖不下去。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对国开行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国家开发银行按道理应该继续保持其政策性开发银行(类似于法国、日本、韩国、台湾工业化经济起飞时期的那些开发银行development bank一样),配合参与到对外经济圈的建设中去。其实国开行和华为的"创新型合作",可以加以修改成为构造人民币经济圈的一个途径,例如华为赊销-国开行收购华为应收帐款债权,然后国家用国债与国开行的非洲应收帐款债权互换,到国家对非洲国家免除债务。
国开行也是雄心勃勃,试图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开设常设代表处或常设分行。但目前存在两个困难,一个是国开行已经正式改制为商业银行,等于要全面遵守由新的央行制定的向西方银行管理理论条例看齐的管理办法,所以像国开行和华为等的合作,很可能被定义为违规,不准继续进行。这是不利的。对于国开行等银行应当另开规定,而不是卷入西方主流看齐的金融改革大潮中。可惜的是目前仍然按这个方向继续发展。
二是国开行自身的追求目标其实是很矛盾的,多向的,只能用"创新",追求新颖来勉强概括。可以说是世界新潮的和发现可以开发的,它都做。所以国开行有各种创新支持性融资项目,又有学习华尔街新奇衍生品的倾向。中信泰富的13家对手家里,其实12家是外资银行或投行,但有1家本土银行,就是国开行,只不过国内媒体多数没有披露。如何强化国开行产业基金和支持性金融的角色,弱化其师法华尔街的倾向,是一个要想清楚的课题。其实国开行被国内民间扣的盆子也多和这个倾向有关,例如2007年夏天购买的巴克莱斯银行股权巨亏,以及试图收购花旗等等,都和发展政策不搭界。

九十八
谈到建立一个外围延伸的大中华经济圈,还要谈到中央政府本身的偏差。拿一个内政的例子来说,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察里,常常有一条是要求你可以拉多少外资进来,作为一个品比标准,就是典型的愚蠢。这种对外资的盲目照顾,结果不仅是让外资过来占便宜,而且还令许多民营内资,也有动力跑出去换个马甲,变成假外资。最后就是一些老实巴交的内资,国资,无法享受到好处,在竞争中挤垮,导致整个国家的人心涣散。
在对外关系上,也是如此。因为盲目强调“不要出头”这个本来很正确的外交大政方针,结果就是造成了大方针的微观化,导致驻外使馆无所作为,除了胡主席和温总理出访的时候,忙得不亦乐乎,平时对自己的侨民不管不问,碰到问题也是摆一下官腔,拉一副冷面孔,只是出了大事,俺的侨民被人绑架了或者屠杀了,引起了中央关注,这帮外交官们才开始打一巴掌,就挪一寸屁股。
现在的外交体系里,也充满了脸色难看,事情难办,把自己本国的国民赶出门的官僚衙门机构的陋习。整个一副只为官家服务,不为草民烦心的姿态,大部分在国外生活过的中国公民,不论是企业家,劳工,还是出来旅游的,没有不深受其害。这种从思想上看不起自己的国民,认为他们没有资格(不是俺外交官这么火)出国。在组织架构上没有为民服务的理念,都造成了海外奋斗的民营资本家,出来务工的工人,和务农的农民,必须付出很多的代价才可以自保。
曾有一位在外蒙做生意的小商贩,整车货物被蒙古的小警察无理没收,找中国大使馆求助,人家外交官头一句,就是“干嘛来蒙古做生意?国内做有什么不好,是不是在国内混不下去?”,至于侨民需要的帮助,就没有下文。这种外交机构的不作为,就导致了中国人群体在蒙古特别的窝囊,于是在蒙古城市的大街上,就公然贴着“你不可以杀人,但杀中国人例外”的嚣张口号。
这种对外机构没有作为,上面缺乏统一的部署,下面缺乏官民的协作,导致的结果就是到外国去谋生的民间小贩们,缺乏教育和培训,素质上是良莠不齐,行为上是一盘散沙,没有组织。结果就是小贩们得不到中国政府的强力后援撑腰,就依赖于大量向本地的贪官行贿,转过手来,堤外损失堤内补,就通过残酷压榨当地劳工来弥补利润。而因为不团结,又造成内讧和中国人之间的恶性竞争,从而引发依靠低劣质量的产品来骗人,给中国人的形象大笔抹黑。
以非洲为例,中国商人的这种既贪婪,又软弱的现象,差不多把毛泽东时代在非洲建立的老本快给折腾光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不考虑劳工的权益,不光是对本地的黑人,而且对中国自己派出的劳工,都是不注重施工安全,没有劳动约束,通常是西方用来攻击中国在非洲投资的主要口实和火力点。为此中国政府必须尽快通过中国海外投资劳工保护法,和将中国向西方市场出口的产品质量法,推广到其他地区,不然中国产品的前途是非常短的。
另外一个要打击的就是黑社会组织的海外卖淫活动,不能让这帮人把一个大国的脸丢到天涯海角。
而中国的外交机构,开始染上了世袭的通病,玩血统论那套东东,导致了大批外交界元老的纨绔子弟们在这里混饭吃。这些二世和三世的公子姐儿们,从小又被崇尚西方绅士贵族风尚的父母,送到正中下怀的英国和美国贵族学校里去栽培,如果这些人早上睡觉没有全醒的时候,也许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呢。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次奥运会火炬的闹剧,因为触犯到了中国人的底线,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侨胞,甚至是很多代的落叶生根的华裔人士,全部自发的站出来,为中国的利益,为公义而抗争,俺们很多的外交官反而还是一副很同情西方人士看法的嘴脸,还想阻止留学生出来。这也难怪中国官方在宣传战中败得这么难看,还是靠着草民的力量,最后打得西方媒体满地找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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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54 | 显示全部楼层
九十九
当然随着中国一些比较出色的大公司,比如说中兴,华为和中铁等等,到外面来投资,也在产品质量,企业行为,劳工待遇上有所提高,受到了当地国家的称赞。而这些公司的后台比较硬,开始带动的中国驻外使馆对自己国家企业的关心。前文俺说到了大英帝国的经验,其实今天的日本和韩国在对走出去的企业,同样给了很多关注。俺在大国游戏里,提到日本的石原慎太郎建议由日本进取精神十足的企业家,代替没有屁用的外交家,来应付对外工作,似乎对今天中国的情况也很适用。
中国人的海外经营,需要改变目前这种国强民弱的局面,使外面开拓的子民们日子好过一点。而中国作为国家的强大,也没有表现在外交系统上面,倒是俺们的人民子弟兵开始明确提出,不光要保护国家的实际边界,还要突破领土,领空和领海的限制,保护俺们国家的利益边界,包括在太空,公海和其他地区的国家利益。解放军的大嗓门不是盖的,马上就有了实际的亚丁湾护航,不需要俺们的海员们用啤酒瓶子燃烧弹,来对付海盗的火箭筒了。
在有些国家里,比如说中亚这类前苏联国家,外国企业受到当地权贵的骚扰,非常常见。俺就亲自看到过一位美国商人在哈萨克得罪了其总统的女婿,就被扔进了监狱的事情。而中国商人受到的气,还不是这些大人物,通常是一名不文的小警察。要改变这个局面,需要政府的统一出面,建立起各地的侨民组织,由政府的专门机构来协调管理。
这些民间的华人社团,可以由大企业如中兴,华为等领头,一方面提高自己本身的素质,减少恶性竞争,另一方面不要搞成自我封闭系统,要和当地的群众融合,形成良性的互动。而外交部门要改变现在的无所作为,积极地为当地的中国影响力耕耘。中国的民间团体,还可以在国家的支持下,配备自己的由退伍军人组成的美国黑水公司那样的保安机构,为自己的侨民提供保护。
前一阵俺看到了一个关于"保定村"的故事。保定村是中国国内民间或半官方报刊多次报道的一个"事迹",说得是一帮河北的农民,走到了非洲,靠自己的农业技术,帮助了非洲国家发展了农业,自己也赚了大钱。这个故事掀起了很多质疑,现在看来也许是个民间骗子的忽悠,而且还是一个在国外闯荡的中国农村骗子。
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恰恰是因为中国政府机构和民间严重缺乏互动的结果。这个人能够把声势搞得这么大,包括乌干达什么自由贸易区也让他做副会长,肯定是个有能力的牛人,至少善于推销自己,组织能力肯定不差,要给个条件没准成为一代商业精英或中国的开路先锋都可以。之所以会被人骂骗子,无非是其背后没有资源,而个人在异国他乡一盘散沙,没有组织资源支持是不可能成事的。中国应该收编这种奇才,正式假戏真做,弄假成真,堂堂正正的搞保定村。
中国政府应该每年从中资机构长期驻外人员中,选拔聘任有多年经验,富有热情的企业、产业、科技等人士作为专职的中国驻某地的"开发联络人"。每个地方组织这样一批人作为本地中国项目、中国利益的代表人,从而不仅仅限于像过去使馆那样被动的在中国公民出事或发生纠纷的时候才应答,而是主动的牵线搭桥,组织活动,这算"引民入官",好比当年英国商人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关系,将商变成官的触角。
现成的资源,就是在华为,中兴等典型企业的驻外经验人员里面,有着大量的此类人才。这些人正一肚子热情,又经常能组织团队独当一面,是极好的候选人。这样,需要的人才,就不需要通过学生进入外交系统这样熬多少年慢慢等待,而且还很可能等不出人才。
另一方面,又可以"引官入民",即在各地中国协会搭好后,派一人常驻本地中国协会办事处,作为长期联系。

一零零
当然这些人都需要高报酬以报答,不能受制于公务员的各种条条框框规定,体制人事安排上可能都需要另设一行。而且也要进行专门培训,使其了解整个大的图景的意义性。
最近中国政府的一项人才培养计划,引起了俺的注意,这个计划就是在大学生里招募农村的村官。这个计划大概是俺看到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一个人才培训计划。通过把经过了现代化知识教育过的大学毕业生,投放到中国的最底层,让他们可以学习和实践他们的所学,积累基层工作经验,然后从中间录用公务员,并为未来的中国官僚系统提供一个比较庞大和优良的后备队伍。
这个计划既包含中国历史上从唐朝以降的科举制度的生员选拔机制,又含有汉朝时,通过对实际工作的能力考察形成的举孝廉制度,远远强于现在的以组织工作为主的共青团后备制度,将带来中国基层管理人才素质的普遍提高,从而带动政府行政效率。
现在要做的就是配套机制,如何用各种建立在互联网上的村官联谊会,由各方面的专家们向这些年轻人提供各种专业方面的意见,和有经验的官员们对他们传帮带,都应该是考虑的重点。
在这些人才的培养方面,要注意到的就是不光是局部观的具体事务能力,还有培养他们开阔的大局观和全球观。没有这样一支人才队伍的建立,无论胡老爷和温老爷有什么样的雄才大略和发展计划,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匹配的人才可以执行,而变成空中楼阁而已。
在大中华经济圈的建立上,一个关键而不可缺乏的环节,就是文化价值的输出。而这是中国目前最缺乏的,也是俺每次在收尾处都要一再提到了关键。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世界前茅,不是太难的一件事,因为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就是名列世界第一的经济体,只是最近的150年衰落了。中国的军事发展,也不是一个问题。俺们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做为后盾,有一大批科研和制造力量保证,还有上千万舍我其谁,不取千金财,不惜千金躯,为这个民族敢于牺牲的仁人志士在军队里。可是在文化建设上,确实没有太大的建树,以至于全盘西化派,换了个普世价值的马甲,继续对中国的文化传承进行攻击。
中国现在到处建立的孔子学院是一个好的载体,可是就变成了只是学习中国语言,或者部分历史和文化的场所,而不是一个宣传中国有别于西方的新思维的地方。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做很多事,比如说将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比较,写成一个通俗的教材。将中国政府自身的民主施政的实践,民主集中制的运作,中国的各种少数民族政策,还有就是中国如何在兼顾市场和政府干预的平衡,导致中国在全球自由化思潮下的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中的独善其身的经验也搞出来。还可以找到马来西亚的前总理马哈蒂尔一起合作,总结经验。或者把大中华经济圈这个实体经济合作的运作思考,都变成材料,翻译成各种文字,向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推销。
当然这些都有赖于整个中国文化的重建,而俺们的文化现状确是一个自我摧残和阉割的侏儒。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国文化代表的乌托邦理想,曾是西方启蒙时代的主要思想源泉。由儒家思想和科举制度的官僚精英政治,代表着从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延伸出来的哲人王思想。而东方文化的实践,也是西方现代文明崛起的主要因素。只不过从黑格尔开始的西方中心主义,开始不顾历史事实,全面歪曲和否定中国文化,并把中国文明断定为不能现代化的失败文明,中国人只有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化,脱亚入欧,才可以实现现代化。
而今天的中国,所谓全面西化派(或者是胡适那种充分西化派)的自由知识分子仍然控制做主要媒体和话语权,仍然试图在制度上和文化上彻底摧毁中国的传承,以维持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一统天下。而中国人的责任就是如何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做好自己的文化建设,不光是在器物上,还要在制度上,和思想上完成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后俺就以公羊春秋中的一句话,做为结束语,重建中华文化,“拨其乱,反其正”,吾辈有其责,当仁不需让。


全文完

点评

井大 村官已经变味了 因为地方上往往把坑留给自己人 所以我认为还是要从技术手段上下功夫 才能让制度不被钻空子 让真正有才干的人有机会发展 而不是被二流子排挤  发表于 2014-1-18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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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19:5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井底望天 于 2013-12-15 19:57 编辑


井底望天政经杂谈(实时更新)
http://bbs.meyet.com/forum.php?m ... &fromuid=154251
日后我的新帖子,都在上面这个链接里更新,欢迎收藏,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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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5 22:29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国游戏》卷四:四面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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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篇缺六;美国社会十字路缺二;印度洋之大博弈缺六。  发表于 2015-5-22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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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20 22:3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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