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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游戏》卷五:说文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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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7 17: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井底望天 于 2013-12-17 17:37 编辑

说文论武之六十甲子


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就是俺们中国人说的一甲子。
对一个人来说,三十而立,六十而耳顺,基本上人生是差不多走完了。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也就是七十来岁,那么就是准备在“从心所欲”的天年到来的时候,难得糊涂,与世无争。
可是对一个国家来说,60年不过是两代人的奋斗时间,是从艰难起步到创业小成的休憩的小站,是下一步能否达到繁荣,或者走向衰落的一个起始点。
俺们人民共和国,10岁时是家有饥荒,营养不良;20岁时是年轻气盛,头脑发热;30岁时是立而不稳,犯险破局;40岁时是偏听而惑,艰难维持;50岁时是方见蹊径,韬光养晦。那么到了60岁时,算是前路渐明,豁然开朗。
60年对大部分国家来讲,都是一个回首过去、审视现在和展望未来的绝佳机会。仔卖爷田不心疼,三代而亡,都是发生在两代人之后的第三代的家庭衰落剧。看一个国家的国运,第三代的志向、抱负和眼界如何,基本上可以看出蛛丝马迹。
回首看历史,俺们的大汉朝60年的时候在做什么呢?
为了理解这段历史,俺就要先从秦朝说起。秦朝在公元前221年灭了六国,天下一统之后,曾经发生了一个著名的体制之争。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多数官员,建议延续周朝的分封制,在燕、齐、楚等旧国,立秦始皇诸子为王,来控制这些地区。而廷尉李斯为代表的少数官员,认为周初分封的同姓诸侯子弟,最后形成了诸侯混战,连周天子都不能控制,因此建议实行郡县制,用税赋来奖励军功和皇子们。
最后秦始皇采取了李斯的建议,并用高压手段对付反对的秦国的官吏们和六国的王孙们,就是后来著名而被夸大的焚书坑儒事件。因为分封制度在人们的脑袋里面如此根深蒂固,是如此的顺乎民意,合乎传统,再加上东周时期的百家争鸣带来的思想的多元化,和因为地域和族群的巨大区别,导致的文化不同。比如说楚文化与中原差别甚大,当年北上逐鹿,是被人家中原国家,用“尊王攘夷”来对付的夷,后来靠的是楚庄王的强大军力,硬是换成了华夏国家一份子的身份的。
秦始皇帝这一开天辟地的大改革,自然引发全社会的反弹,所以当秦始皇驾崩之后,在大泽乡的陈涉揭竿而起,自然就是六国的旧贵族们群起响应,而顺应历史潮流的裂土复国运动,就轰轰烈烈在全国展开。而后人看秦朝,十五年而亡,把不分封作为主要原因。可是在俺今天看来,倒是秦始皇帝的改革过于激进,不顾民情和舆论,强力推进大一统的改革,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用的是休克疗法,想要一步登天。
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修建驰道,就是国家高速公路,一条从关中向东通往齐、燕地区,就是今天的河北、山东和辽宁一带,一条是向东南通往吴、楚,就是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苏和浙江一带,可以说完全改变了原先的经济和贸易格局。
原先各国的内部防御工事被清除,高速公路通了,再加上货币统一成黄金的上币和铜钱的下币,导致了地区之间贸易的大发展,而以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完全取代了原有的西周井田制。在这种新的经济形势下,想彻底复辟回去,也不是那么可能。
结果当大伙儿齐声大喊分封啊!不论是六国贵族的遗子遗孙,还是出生平民的草莽豪杰,大家都想趁着这个天下大乱的好机会,来个天下为公大家拿,把普天之下莫非的王土,扒拉一大块到自己的口袋里。这个时候的天下共主西楚霸王项羽,就审时度势,开始实行郡国并行的双轨制,或者用今天的话,叫做一国两制。当然那时的国,是俺们今天的省,今天的国是那时的天下,更准确的名字,应该叫一天下两制,或者是一朝两制。
项羽的做法就是放弃西周按照血统的分封法,断绝遗老遗少们的梦想,按照军功分工法,将各地独占一方的豪强分封,拉人家入伙。其实这些占山为王之徒,你封不封,人家都吃定了,因此这个双轨制搞的就是分封而不复国,郡县制保留下来,而分封的王们,基本上又也打破以前的六国为主而避免原先的六国坐大。
在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文有萧何、武有韩信、策有张良,于是在垓下打败西楚霸王项羽,建立了汉朝,同时继承了项羽的双轨制度。在随后的60年中,政治上是一波三折,大致可以粗略的分成两段。
前一段是以“非刘氏为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来诛杀异姓王。这段诛杀过程也可以分成二段,第一段是高祖定策,吕后出手,如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记》所述,“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
汉朝建立时候,刘邦为了统一战线,共同抗击项羽,收买各派势力,分封了七个异姓王,分别是楚王韩信、长沙王吴芮、果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和韩王信。楚王韩信被刘邦用陈平之计,云梦泽一游而绑缚于长安,被贬淮阴侯。在刘邦出兵平定阳夏侯陈豨造反时,韩信准备里应外合,在长乐宫被吕后用萧何计所杀;梁王彭越被废为庶人,发配青衣(四川名山),本来可免一死。可是在路上碰到吕后,向她求情,结果就把自己给求死了;淮南王英布兔死狐悲,起来造反,兵败被杀。赵王张敖娶了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为妻,做了驸马,后来部下谋反,虽然被废,但保了条命;燕王臧荼反叛被杀,刘邦让自己的好朋友卢绾做了燕王,可是后来和韩王信一样,都投降了匈奴,最后一个病死,一个战死不得善终;唯一存活的只是长沙王吴芮,势力太小,没有威胁,后来在三代因无后而被取消。





点评

好文笔  发表于 2014-2-17 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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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05 | 显示全部楼层

干掉异姓王的同时,刘邦开始分封刘姓王。以同姓王分封造成的双轨制,暂时没有对整个国家造成危害,其中原因是刘姓王年龄尚幼,羽翼未丰,中央派去的大臣还可以节制。另一个原因就是刘邦死后,吕太后专权,一方面对同姓王,采取了打压手段,弄死了几个刘姓王,其他的都是朝不保夕。另一方面,就是封异姓王,就是吕姓王,公然推翻白马之盟。
因此诛杀异姓王的第二阶段,就是以周勃和陈平为主导的杀吕姓王。其实当年吕太后不是没有想到要消除刘邦朝的旧功臣,只不过这帮老臣子在外面拥有重兵,不敢造次而已。结果就是吕太后死后,周勃发动了宫廷政变,一举而剪除了吕产和吕禄领军的诸吕势力。
这一段历史发生在公元前180年,就是汉朝建国的22年,差不多就是前30年第一代领导人任内发生的故事。整个故事的主脉,就是由功臣形成的地方和中央的势力受到外戚的诛杀,然后是臭名昭著的外戚被功臣官僚阶层反扑,在这一过程中,两个势力团体都受到了一定削弱,而为后面的职业官僚们腾出了空位。
当然外戚力量,不是只是限制在领导人夫人,就是太后或者国母这一脉,后来出现的太监可以算在一路。而在西方其他国家的近卫军,或者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等等,甚至人民共和国前30年里,出现的红卫兵们,都是用来收拾建国功臣产生出来的利益团体,都可以算作是外戚力量。
在大汉朝的第二个30年,出现的就是以汉文帝和汉景帝代表的文景之治这个经济发展局面,和削藩迎来的七国之乱。
本来一国两制,主要是考虑到历史原因,对一些地区的人民所习惯的制度,进行一个短期的安排,是希望在未来国家发展过程中,慢慢缩小差异,最终过度到一个体制。因此在两个制度中,一定要有主次,让大家明白那个制度才是未来国家的抉择,是全国人民的康庄大道。
从汉朝的角度来讲,发展国家大一统的中央为主导的郡县制度,自然是国家主体制度,是未来全国要走入的一体制度,而在原六国的旧地,所进行的分封的封建制度,就应该慢慢走进历史,而不能让人家封建势力,认为可以把你中央的郡县制给变回去了。
想以一个区域的非主体的制度来改变一个国家的主体制度,放在今天的语境环境下,就叫做颜色革命。而想以一个国家的主体的制度来改变一个区域的非主体制度,在过去的语境环境下,就叫做改土归流。
无论是颜色革命,还是改土归流,在于你首先要对自己的那套政治制度,充满信心,才可以去理直气壮的推销自己那套做法。就算是非主体的制度,在整个国家处于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小空间,但只要自己信心够足,嗓门够大,外有强援,再加上你主体制度的捍卫者,自己老觉得自己那套不如人家先进,小腿肚子成天抽筋,站不稳脚步,自然也会被人家以宾夺主,占了上风。
人家小地方的不同制度,要是抢了你先进制度的名号,整天喊着要你接轨,而你自己也心虚口软嘴头里还要承认人家确实先进,只是因为自己本事不济,要在拖拉过100年才可以接人家的轨,当然不要怪人家以小击大,成天要颜色你,让你知道革命的威力。
就算是对自己的主体制度,充满了自信,要在非主体制度的小地方,搞改土归流,在实行过程中,也要温水煮青蛙,治小地同样如烹小鲜,折腾大了,一样也会出一定的乱子。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一些地方改农奴制的土,入社会主义的流,也曾出过一些乱子。
以当时汉朝实行的一国两制,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当然是郡县制的中央政府和封国制的地方政府领导人中间的血缘关系,使大家翻起脸来,还有一个顾忌和需要一个过程,不像异姓王那样,斩杀起来,比较容易落手。另一个问题,就是封国的规模颇大,已经形成了可以和中央抗衡的态势。
汉朝初期全国大约有54个郡,但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只有15个,其他的39个郡,则分封给了诸侯们,因此郡县制只是在中央管理的区域下进行,诸侯国体制占有的比重要大得多。因此制度之争,迟早都会变成大问题。
而当时汉朝各界,因为当年把秦朝推行的各种强行改制的暴力手段,都推到了法家政治哲学的头上,因此汉朝的施政哲学,是采用了黄老之治。在汉文帝领导的中央政府,推行的政府财政政策,自然是节衣缩食,有效控制政府开支。在文帝在位的23年里,没有大兴土木,生活简朴,还要拿钱到匈奴那里进贡,做消气外交。
相比之下,地方上的各派势力,因为中央政府的宽松税收政策,就趁着全国各地的经济恢复,富裕起来。当时皇家后宫里,大家当成宝贝的东西,在这些地方富豪之家,已经变成了平常之物。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和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两次减田税,都是过半,最后是降低了30抽一,就是3%的税率。之后的文帝十三年,还全免之后11年的田税,直到汉景帝时候才恢复。其他的口赋和徭役都减了三分之二,文帝还削减了皇家警卫部队,压缩皇家马匹去支持政府驿站,赦免官奴婢为自由人,以及增加老人福利,赏赐孤寡老人。
在这种形式下,全国经济一片大好,当时比较富裕的封国,就是吴王刘濞在现在苏州附近分封的吴国。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儿,当年在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英布被灭掉后被封,下辖江东53个县。虽然当时江南之地,不是今天这般富裕,但当年鄣郡(现江苏南京和安徽南部)有铜山(现中国铜都,安徽铜陵的铜官山矿)资源,可以拿来铸造钱币,沿海地区盛产盐,控制汉朝的主要民生产品,再加上吴国收降纳叛,各地方犯法的人,都可以逃到那里,吸引了大量的人力来开发矿产和晒盐,而没有影响农业生产,自然经济得到飞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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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05 | 显示全部楼层

另外吴国大量运用航运技术,利用长江、淮河和汉水之便,把自己的产品运往全国,一个大船的运量,人家其他地方要数十辆马车才抵得上,就仿佛今天的集装箱货轮与小皮卡的对阵。
最后的结果,就是吴国富得流油,人家吴大王一高兴,全吴国不收税,而且以前为国家免费服的徭役,在人家吴国,变成了国家给你出工资。这样一比,当然就比出了两个制度的优劣来了。一边是新制度下的穷,一边是旧体制下的富。整个国家应该走哪条道路,是要郡县制度的草(穷汉朝),还是要封建制度的苗(富吴国),最后就变成一个道路和制度之争。
文帝的中央政府在这个竞争中,是占逆势的,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靠的是微薄的赋税。没有国营企业来提高收入,还要把仅有的国家财政,分出一部分向北方的强权匈奴进贡,来维护边境的安宁。而人家吴国,则免除了所有的国民税收,靠的是自己地方国有企业,拥有铸币这个印钞票的能力,把自己的货币发行到了全国。在盐业上,虽然不是垄断,因为其他的封国,在山东和江苏北部的海滨地区也有制盐,但吴国的国有企业,在这个产业体系里确实占了大头,控制了极大的利润。
这个体制冲突,首先就在两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那里爆发了。
当时富甲天下的吴国太子到京都长安去玩儿,就去了皇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刘启那里去应酬。一个是位尊权重,但囊中羞涩的储君,一个是封王之子,腰缠万贯,可以想象冲突之不可避免。到底两位年轻人因为什么而大打出手,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但司马迁的《史记》认为,吴太子的老师是楚人,言下之意文化修养差,蛮子气息太重,因此对吴太子这个学生没有好好施教。结果就是吴太子轻悍和傲慢,骄横跋扈,对皇太子不恭,而导致冲突。
这次打斗的结果,就是皇太子用棋盘把吴太子打死了。汉文帝非常的不好意思,就把吴太子遗体专车装殓,送回家乡。吴王见了爱子的尸体,自然是勃然大怒,骂道:“不是说天下同宗吗?死在京城,就葬在京城算了,送回来干嘛?”汉文帝这个做皇帝的面子也不给,就一车把儿子的遗体原路送回给皇帝处理。
这一句大骂,又引出了双方之前的一个心病。原来,在汉高祖刘邦得天下之后,他封了自己的兄长刘仲做代王,辖地是今天的山西太原,那算是汉朝北方防线的重镇。刘邦的意图,是希望自己老哥好好防住北方强敌匈奴,保住老刘家的江山。
结果是当匈奴铁骑出现时,人家刘老哥不是肝脑涂地,在那里死守城池,而是拔腿就跑。刘邦自然恼火,但碍于兄弟情深,没有按法处斩。但死罪逃过,活罪难免,这个代王就被削了职位,贬成了鸽阳候,与少年的儿子封沛候呆在老家的刘濞,享受同样的厅局级待遇。
后来在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陈豨叛乱被平定后,刘邦封了第四子刘恒,就是后来的汉文帝为代王,算是抢了人家刘濞的位子。在下一年,淮南王英布起兵,当时二十岁的刘濞跟着高祖平叛。当时高祖认为,东南的吴郡和会稽郡地方民风彪悍,必须派得力人士来节制。可是他的堂弟荆王刘贾被英布所杀,没有成年的刘姓王来压阵。而自己的儿子们年纪尚幼,于是就封了刘濞为吴王。
刘邦封了侄儿后,请人来看相,结果人家相士说新科吴王有反叛之相。汉高祖自然非常后悔,不过也无可奈何,木已成舟,只好摸着侄儿的背,告诫说:“俺大汉朝建国50年后,东南方必出大乱子,不会是贤侄你吧?请记住,天下同宗,千万不要造反啊!”
新科吴王自然只有死命对叔叔磕头,连声说:“小侄不敢,小侄不敢。”这一下子,你这个天下同宗,居然把俺的宝贝儿子给打死了。不要怪你不仁,俺不义。结果吴王和汉文帝彻底翻脸,算是老死不相往来,不再进京见皇帝。当然朝廷少不了给吴国使臣some color see see,但鉴于吴王受到民意支持太强,也不敢造次,拿他怎么样。
这在国家的所有明眼人的心里,都知道两个制度的交锋是迟早的事情。
在朝廷里,第一个对这个问题,提出处理意见的是贾谊。老贾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说到底,就是要把大藩削小,用分而治之的方法,来解决藩王势力太大的问题。当时他的建议是以新藩克制旧藩,要求文帝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却克制旧藩王。
当时因为实力不逮,自然文帝不敢大张旗鼓地的削藩,而是用了温水煮青蛙的办法,先是分封了自己的儿子,太子的同母弟刘武为梁王,镇守战略要地雎阳(现河南商丘)。然后在齐国搞了一个分封,将齐悼惠王的儿子们分成了7个国家为济南、济北、胶东、胶西、城阳、淄川和齐。
要了解这个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斗争,就必须对中国的地形有所了解,然后才可以谈地缘政治下诸侯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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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中原地形和地缘政治图
中国古代兵书《司马法》在谈到诸侯一事上,曾言道“以土地形诸侯”,其实就是说诸侯的形成,其实就是远古的城邦国家形成,是和山川地理有很大的关系。
在中华文明早期的形成之中,黄河流域是整个文明的摇篮。如果看黄河的地形图,在北部中条山和南部崤山形成的三门峡,是黄河经历过高山峡谷之后,由小浪底走入平原。而在黄河的下游中,唯一的支流是大汶河经东平湖入黄河,从这里到济南一段为低山丘陵外,其他地方全是平原,靠堤坝来防止洪水泛滥。因此这些由于河水灌溉而成的富沃之地,就成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化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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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06 | 显示全部楼层

黄河流域的文明史,就是一个受黄河水哺育,又被黄河水泛滥的族人奋斗史。黄河水泛滥的原因,除了上游水量根据气候变化而造成的不同,还有一大原因,就是黄河的下游是由西南向东北流,因此北方的河道会因为天气原因,而比南方的河道提前冰封,从而导致河水夺路而走。
当然在大禹治水的年代,当时的各部族就被洪水淹没得厉害。部落联盟尧主席,请了大禹的老爸鲧部长来治水,结果是9年不成,人民仍旧为鱼鳖。后来舜主席上台了,就把老爷子给咔嚓了,让大禹出任水利部长。在各部族的齐心协力下,河道给开通了,各条黄河支流疏通了,农田灌溉渠道挖深了,各种作为调节手段的沼泽地也被派上了用场。
因为大禹治水之功,而因为治水而形成的超大规模组织和管理模式,就孕育出中华文明独一无二讲求集体主义、同心协力,可以有效地应付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政治管理模式。因此在中文中,政治是离不开水利,没有水的治理,就没有中国政治。
不过在那个时代,黄河流域的环境远远好于今天。从大禹以降的夏王朝,到商王朝,到西周王朝,黄河流域仍然是如《孟子》中描述的那样,“草木畅茂,禽兽繁殖”,黄河中下游地区到处都是湖泊和沼泽之地。比如说在山东境内的菏泽,有雷夏泽,在巨野县和梁山县之间,有大野泽。后来在五代后,屡次遭到黄河决口冲击,大野泽不断干涸,只剩下北边的梁山泊。雷夏泽则是在宋代,同样因为黄河决堤的泥沙堆积而消失。
在黄河流域的平原附近,还有中华文明的两个著名盆地。一个就是在今天陕西,在北部黄土高原和南部秦岭形成的关中盆地,一个就是在今天山西,在西部的吕梁山到东部的太行山,以及恒山和五台山等形成的的山西盆地。
山西盆地,更准确地讲,就是从北部的大同盆地,向南的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到最后黄河边的运城盆地,这一系列的盆地,是中原农耕文明防御北方游牧文明入侵的主要前沿地区。这个盆地群的好处在于易守难攻,只要守住了两边,出入蒙古高原,靠的是位于大同西边右玉县的杀虎口(就是著名的西口)。处于黄河边偏关县的偏关、宁武县的宁武关、代县的雁门关所形成的三关,基本上就可以保住中原的安全。
向南边的关口,则是在山西的平陆县,在黄河北岸和河南三门峡市隔河相望。当然在古代的时候,俺们是没有三门峡这个城市,而是在其西边的黄河岸边,有一个陕县。在周王朝的时候,平陆是一个小国,叫做虞,对面的陕县是一个小国,叫做虢。
后来在春秋时代就出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春秋五霸的晋文公的老爸晋献公,其都城是在临汾盆地南部的翼城,在吞并了附近的一批小诸侯国之后,决定出中原争霸当联合国盟主,于是借道虞国去灭了虢国,并回头灭了虞国,造就了“唇亡齿寒”的典故。一旦建基在山西盆地,掌握了这两个要点,就可以出中原如履平地,但是又可以控制中原诸侯国的进攻。
所以当周武王伐商纣后,根据这些原始城邦的分布,进行第一轮分封的时候,他的主要考量,自然包括如何防守住中原地区边境,和如何压制住原来出自于东夷的殷商的势力。而在周武王过世,周成王即位后,管叔和蔡叔,联络商纣王之子武庚,和东方的淮夷,以及其他的东夷邦国,起兵叛乱,被周公平定之后,又分封了第二轮。
首先分封的公爵是6个,两个是武王的同父异母兄弟,一个是虢叔,封在东虢(现河南荥阳市汜水镇);一个是虢仲,封在西虢(陕西宝鸡市东)。在西虢,自然是镇守住周王朝的西部,防住在甘肃和青海一带游牧的西戎,侵犯边境。这个算是周文王的直系亲属。
当年周族之所以可以成事,是依赖于周太王古公亶父,类似于犹太人摩西那样,带领全族人躲过各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在岐山以南的周原(现陕西扶风和岐山一带)安居。然后周太王改全族戎狄习俗,接受殷商文化。但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他属意三儿子季历,于是大儿子泰伯和仲雍离家出走。因此在季历的儿子,就是周文王即位后,西周崛起,在周武王建立王朝之后,找到了泰伯和仲雍之后周章,但人家已经在句吴为王,就顺便封了一个子爵的吴国。但是他的弟弟虞仲,就不知何故授予公爵(大概是正式继承吴泰伯的封号,因为到底吴国是自己开国的),分封在虞国。
另外三个公爵,就更是象征性意味浓厚,一个是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算是继承了商朝传承,武庚在殷造反,他也没有参与,所以被封在了宋(现河南商丘一带)。一个是大禹之后,算是继承了夏朝传承,封在杞(现河南杞县)。最后一个是舜的后人妫满,也是周武王的大女婿,封在了陈(现河南淮阳)。
而其他的分封就比较有实际意义,周公被封在鲁(现山东曲阜),姜太公被封在齐(现山东昌乐,后搬到临淄),武王七弟叔武被封在成(现山东泰安),六弟叔振铎被封在曹(现山东定陶),武王异母弟,文王十四子叔绣被封在滕(现山东滕州)等等,都是在东夷地界,弹压殷商不服的地方势力。
在殷都城,为了看住武庚,则封了武王三弟叔鲜于管(现河南郑州管城一带),和五弟叔度于蔡(现河南上蔡县一带),但两位居住在鄘(现河南新乡)和卫(现河南淇县),可是这两位监督,居然后来带头造反。
在重要的山西盆地,则封了武王的最小儿子叔虞于晋(现山西翼城),封了武王八弟叔处于霍(现山西霍县),但霍叔驻扎在邶(现河南汤阴),监督武庚,后来参与了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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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西周分封诸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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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06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北方的边防上,周武王还封了召公奭于燕(现北京房山),和蓟(现北京广安门),以防守华北平原的北部.
而在中原西部的关中盆地,要比山西盆地的条件还要好。因为其内部腹地比较广,而且连接在一起,在西周和后来秦国的开发之下,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府之国。这个地区,在东边靠的是潼关和函谷关之险要,向东进攻非常容易,但要从东边攻入,却难上加难。后来汉王刘邦,走的是南部的武关,才直捣关中的秦朝都城咸阳。
因此中国早期的几个王朝,都是以关中平原起家,就不足为奇了。从周武王,到秦始皇,到汉高祖,都是以关中为基地起家。在秦国的不断经营下,西边出陇西,南边下巴蜀,北上河套,使这个地区成为中国的主要战略地区。
但是随着周朝的经济发展和开发,关中平原的环境逐渐恶化。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的原因,因为地球气候变化,在关中西部的甘肃地区,每次因为大旱灾,各族游牧部落被逼向东移动。有历史记载的最早一次,是周厉王时代(公元前841年)。在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件著名的事情,就是“国人暴动”,起因是因为周厉王搞了“官山海”,就是把山林湖泽这些自然资源,收归国有,由朝廷控制。
搞土地资源国有化,肯定是有几个前提。一个就是人口增长,导致大家要开垦新的农田,而这个人口增长,显然和来自西部的移民有很大关系。另一个原因,就是周厉王政府缺钱,想从这个资源专卖制度上,增加税收。为啥缺钱?原因比较多,和西边的戎族打仗而阻止他们的东迁,是一大原因。还有就是周王朝的势力开始衰弱,关东的诸侯们已经开始不卖大王的账了,在周厉王的老爸周夷王那一代,就出现“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的情况。最后一点,就是周王朝自己所控制的范围里,贵族势力开始坐大。这些贵族,要么通过和西戎的战争,俘获俘虏为农奴,或者是接受被干旱逼上死路的游牧部落做农奴,都需要掌握开荒造田的权利。
这里俺用了农奴而不是奴隶一词,是因为根据考古结果,中国在殷商时代,就没有奴隶的痕迹,有不少专家都相信,中国在商朝时代,已经进化入西方中世纪时代的农奴制度。
就是说周厉王玩的经济政策,今天就叫做国进民退。当然,这个“民”在今天的2009年,和周厉王施行该政策的公元前844年一样,都不是指俺们这些小民,或者说网络上流行的屁民,而是与官府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豪强,或者时髦的称呼是利益集团。而那时候,这些个民,当然就是周氏家族的卿大夫们了。
然后这个国进民退政策,受到了国人们的反对之后,周厉王用了舆论高压的方法,去打压贵族们,就是他的大臣召穆公批评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最终引发了一场暴动。
这次暴动比较有意思。首先是目标很清楚,大伙儿冲着王宫就去了。暴动的队伍也比较特殊,是有邦人,就是国人,正人,就是工匠,和师氏人,就是军人组成。结果就是周厉王的宫廷卫队袖手旁观打酱油,于是只好逃过黄河,去了山西的彘国(现霍州)。而人家马上就开始实行了贵族共和制度,由贵族们搞民主共和制度,一搞就搞了十四年。因此要大家相信,这次暴动,没有贵族们在幕后的黑手组织,鬼才信呢。说是暴动,其实更像场政变。
不过西戎的东迁的势头在后来上台的周宣王那里被遏制住了。周宣王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方法,封了最强大的西戎一族秦的酋长秦仲为大夫,来抵制住其他西戎的侵袭。周宣王在位的45年(公元前827年到782年),开始用向南和东南方向的扩张,来补偿西边土地的流失。宣王上台后的第二年,就开始对南方的荆蛮(现湖北荆州一带)和东南的淮夷(现安徽淮南一带)发动战争,打了16年算是把这些土地抢了下来,被人称为宣王中兴。
在经济政策上,大概在他上任前的共和14年中,贵族们已经推行了不少弱王权的改革措施,估计就是同俺们今天的私有化差不了太多,就是把国有的东西,扒拉到了贵族们的私人口袋里。周宣王能上台,自然靠的是这些贵族的力量,自然就必须把这些贵族的利益合法化,那就是废除政府的籍田制度。
所谓籍田制度,就是天子的名下的公田,由国人无偿耕种,所得为政府所有。估计这些公田已经被贵族们侵吞得差不多了,于是需要法律上给合法化了。这种对国退民进的公认,常常让俺想起了几年前中国关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立法之争,真是印证了那句“阳光下无新鲜事”的名言。
公有制下的部分土地,基本上就在这个时候,彻底消失了。而作为形式上的“籍田礼”,就是由天子装模作样的耕田,来号召大家努力耕种,到了汉文帝时期,才在贾谊的提倡下,重新实施。汉文帝的皇后,也为了鼓励大家搞生产,亲自参加劳动,种桑养蚕。后来在唐太宗和清康熙帝时候,都重新恢复这个礼节,而康熙还将自己种的地,搞成了农业实验田,实验新的品种,就像今天袁隆平干的那样。
不要以为这些做法只是在中国这样老土国家才有,先进的美国在罗斯福时代,罗斯福夫人在白宫开辟了“胜利菜园(Victory Garden),带动美国主妇们在后院种地,成了美国当时40%的蔬菜供应的来源。而今天奥巴马太太米歇尔也恢复了这个“籍田礼”,号召美国人民共渡时艰。
周厉王改革的失败,就是以“官山海”为代表的国进民退,来增加国家财政力的政策,被日益增强势力的贵族们给干掉了。而周宣王对国退民进的进一步在法律上的认可,就最终导致了西周王朝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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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06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周宣王时期,和西戎的战争并不顺利。在宣王五年,击退西戎而守住了太原(现甘肃镇原)这个要地。但在之后的几次和西戎的征战中,宣王36年(公元前792年),远征条戎和奔戎失败;宣王39年(公元前789年),征伐申戎得胜,但失败于姜戎。这一系列战事,估计对周王朝的军队和财政打击都比较大,等待他的下任者上台时候,基本没有多少嫡系部队可以用了。
周宣王的继承人就是非常著名的周幽王,是大家都知道的爱美人而赔了江山,玩狼来了游戏,搞了一出烽火戏诸侯的游戏的大傻瓜。到底历史上真正的周幽王是怎么回事,俺们已经没法子知道了,但可以知道的是,那时候,陕西和甘肃再次发生了空前的大旱灾,导致了各游牧民族赶着漫山遍野的牛羊群,拥于关中平原。
周幽王之所以要靠烽火来召集诸侯,很简单,就是自己的嫡系部队,西六师战斗力已经不行了,要靠贵族们的私家军队,和各诸侯国的军队勤王才行。
其实俺对《史记》和其他传说中的关于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一直比较存疑。仿佛是一个王朝的衰落,简单地怪罪到一个美女和一个昏君头上,似乎过于戏剧化和简单化。要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关中平原自身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衰落,自然导致中原地区的自主意识的抬头,而出现王令难出函谷关的局面。
周武王伐商,历史书上大部分提到的都是,文王的道德感召力和天命所归。但是比较少的人注意到,周武王在牧野(现河南汲县)大战中,一次就动用了300辆战车这个当时的新式武器,应该是获胜的一大原因。当年的战车,不光起了现在的坦克这样用来冲击敌人阵地的作用,还作为军队的将领快速移动的指挥系统,来协调战场上的战情变化。
周王朝的兴起,除了接管商王朝和其附属国之外,还包括了对周边的所谓野蛮民族的征伐。向北的征战,是把晋(山西)和燕(河北)牢牢地控制住了,但受到了北方蒙古高地上的游牧民族的遏制。向南的征战,则是文化影响进入了蜀(四川盆地),和在荆楚的文化传播和同化,慢慢导致诸侯国楚国的中原化。当然最大的收获是在东部,慢慢将莱夷等东夷(山东半岛)和淮夷(淮河流域)等东南夷同化。
在西边的扩张,则是将势力推进到了甘肃的河西走廊,在第五代周穆王那里达到了高潮。当然后来在西晋墓葬里出土的《穆天子传》中间,有些学者居然把周穆王的足迹,说到了里海,未免有点太远了。从地缘安全的原则来看,周穆王的征伐自然是为了西部的安宁,因此占领和控制甘肃,尤其是宁夏的固原这个萧关所在地,并以此为基地争夺内蒙古河套平原的黄河之南草原,还是比较靠谱的。
这一点从后来传承了西周的秦朝的军事行动可以看得出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消除北方匈奴的威胁,于32年(公元前215年)对匈奴展开的驱逐战争。在战备方面,他采取了移民充边政策,搞边远地区经济大开发,来增加战争所需要的人力和财力。在基础建设方面,他修筑了内地通往边境的一级公路,为兵力输送和运送粮草提供可靠保障。在国防建设上,他连通了以前战国时期的秦、赵和燕的旧长城。
在对匈奴作战方面,他的计划是,夺回陇西的河套平原,将该地区的匈奴赶到贺兰山和狼山(阴山山脉的最西段)以西,和将赵边境地区的匈奴赶到旧长城以北。当时指挥作战的是猛将蒙恬,他指挥的主力是从陕西榆林向西攻击河套北部,然后部分兵力从北部郡(现甘肃庆阳一带)向北攻击河套南部。等到河套占领之后,由五原北渡黄河,攻击狼山一带,同时西渡黄河,攻击贺兰山一带,结果最终彻底解决了边患。
可以理解的是,如果周穆王考虑到地缘安全的话,他的思路应该和秦始皇的想法没有多大差距。但很明显的是,西周王朝的顶峰就是在周穆王之后,开始衰落,而在西方的控制估计是逐渐被西北的游牧民族,就是西戎各部落,慢慢夺了回去。
这一点从对西戎的一支,秦族的分封可见一斑。当酋长秦仲被周宣王封大夫后,在与其他西戎族的战争中丧生。而秦的封地,也慢慢地从甘肃东南部的西垂(西犬丘,大概现甘肃礼县一带,后被西戎的一支占领,因此后来被称为犬戎)、秦邑(现甘肃天水),到陕西的汧邑(现陕西陇县)、平阳(现陕西眉县)和雍城(现陕西凤翔)。可以从这里看出,西北游牧民族因为气候原因的变化,向东边迁徙的势力非常猛烈,导致了作为周王朝的西部主要屏障的秦,不得不向关中腹地退却。而当退却的地方到了西周的兴盛之地凤翔和岐山一带,那么西周王朝的核心地区关中,最终被人家游牧民族占领,恐怕是迟早之事。
作为一个王朝的基本思考,就是要把这个势头给遏制住。因此就不难理解,周宣王的对西戎的用兵。大家都知道,要对外用兵,就必须增加财力,因此俺们就可以理解为啥,周厉王要搞“官山海”的国进民退政策。
不过理解了周宣王靠自己的王师,就是说西六师来应付西戎,并不能解释这段时期,对东南的淮夷的用兵。可以解释的原因,大概是对东南淮夷的用兵,是希望能够获取安徽铜陵附近地区的战略资源铜矿(主要高档消费品青铜器和货币铸造的原材料),和通过将这些土地分封给新的诸侯来增加王朝的向心力,可以调集这些地区的军队入关中参战。当然,也不排除靠这些武功,来给东部的离心力日盛的诸侯们一点威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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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07 | 显示全部楼层

当然后来的南国之师,确实参与了对西戎之战,而且在对姜戎之战中,全军覆没。如果从一个统一国家的观点来看,关中平原的王师难于抵挡外敌的侵入,那么全国各地的诸侯们似乎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参加抗战,搞一个后来管仲出台的“尊王攘夷”的运动。
可是俺没有看到这个运动。俺看到的更多的是如何责骂周宣王穷兵黩武,和周幽王如何荒淫无耻的历史故事。而东边的诸侯是多么的无辜啊,人家是见到王室有难,烽火高点的时候,是一定会来救援的,是你周幽王胡来,拿国防预警系统做儿戏,不能怪俺们没有救你。
其实用脑袋好好想一下,人家西戎各族已经打到了岐山和凤翔一带,你东边的诸侯,要等人家兵临镐京城下,然后到东边的骊山上放一个信号弹,打911报警,你们才会行动?你干嘛不早点集聚队伍,派出联军,一鼓作气向秦始皇那样把西戎们赶出去?
俺个人的看法是在周厉王以后,西周王朝对诸侯们的影响力,其实已经非常弱了。要搞救王图存,只能靠自己的关中平原之力,靠教化秦族这样的戎族部落,为己所用。因此周幽王的改立太子之争,不排除带有笼络西戎中的一些族群为己所用,而这又影响了原有的政治格局,而导致现有利益集团的反弹,为周幽王带来了杀身之祸。
而在经济上,关中平原遭到了一个重大挫折,就是岐山发生的大地震。这个地震带,其实就是最近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同一条地震带。因此岐山大地震在当时造成了损害,应该和汶川的级别差不了太多。
因为同地震发生时候,出现了几年干旱,已经给周朝的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害,而地震的震央又是周朝龙兴之地的岐山,因此关于周朝气数已尽的谣言自然大为广泛传播,自然造成人心惶惶。正如中国汶川地震之后,海外不少所谓的学者,同样妖言惑众,大谈天谴论和垮台论,当时周王朝的贵族们也不少人这样认为,这些都可以解释为啥镐京这么容易就被人家给打下来了。
而当各地的勤王之师等王已经死了之后,才赶到的时候,大家的商议结果,就是这个破地方,要它做甚,不如搬家吧,于是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大转折点的平王东迁,标志了春秋战国250年乱战时期的开始。
从平王东迁之后的周王室的困境,可以看出这之前的诸侯们和贵族们的势力之大,已经不把大王放在眼里了。要是说表面上还摆出一副恭敬的样子,实际上不把你当回事,那么东迁后,平王就必须靠拿自己的儿子和人家郑国交换人质来保持关系,简直就是人走茶凉。这之后发生的周王朝和郑国因为王家的麦子被郑国强割的交恶,就以郑庄公一箭射伤周恒王的肩膀,在繻葛(现河南长葛一带)一战中,郑国打败了天子领军的周、陈、蔡和卫联军,使表面上的尊王荡然无存。
平王东迁后,就分封了秦襄公在关中平原,在法理上给了秦襄公收复失地,自己建国的承诺。后来的关中成为诸戎的逐鹿之地,在秦国的征讨、同化和融合政策下,成为一国。在春秋时期,秦国和晋国争霸败于崤山,只好把精力用在西部和南部。在战国时期,秦国进行了2大重要水利工程建设,一个是关中的郑国渠,一个是蜀郡的都江堰,使秦国以关中、汉中(后来从楚国手里夺得)和成都平原为依托的中国西部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足以和函谷之东相比。
所以当西部中国,包括了关中、河套、蜀和汉中,以及山西的盆地和山地,就和东部中国的平原地区,形成抗衡之势。当西部的力量处于弱势时,守住函谷关,当然是萎缩之态。但在势力平衡时,则可以进而控制豫西山地,包括洛阳地区,而在嵩山下的荥阳一带,达成均衡。
如果要将中国划一条线来分开山地和平原地区,大概就是从河北的石家庄、河南的郑州和湖北的襄樊,就是说沿着太行山、伏牛山、大巴山和武陵山一线。而处于这条线的中心点,河南荧阳一带的鸿沟,成为了当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的楚河汉界,就一点都不出奇了。
从这个地缘特点看战国纷争,处于山西盆地的晋国被韩、赵和魏三家分裂,是造成中国地缘政治变化的一个主要事件。在春秋时代的晋国,西边击退了秦国的东扩,在南边,则在河南鄢陵之战,和后来的三驾三次战役中打败了楚国,并联吴抗楚,而击退了楚国的北上势头。
因此在战国时代来临,晋国被三分之后的力量分散,导致了东部各诸侯国,对商鞅变法之后富裕起来的秦国,只有靠和众人之力的合纵之策,才可以保障集体安全。而对秦国,采取远交近攻,和东部齐国的同盟,就是连横,才可以打破战略均势。
当时各诸侯国中间,秦国因为不断和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战,因此在游牧民族中,开始盛行的轻骑兵,也在秦国的军队中盛行起来。又由于炼铁业的蓬勃发展,弩的大批量应用成为了可能,以这个先进武器为主的步兵队伍,加上过去作为指挥作战的战车,也换了铁器,导致了秦国军队的战斗力非常强。
而在六国合纵中,最为重要的是赵国,因为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的改革,向北方游牧民族学习,建立了强大的轻骑兵部队。因此可不可打败赵国军队,而占据山西盆地,是秦国能不能扫灭六国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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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战国七国形式图
那么回到汉朝文帝时候的局势,就可以看出汉文帝面临的局面,和当年周厉王比较相似。一个是北方和西北的匈奴压力很大,河套平原重新被匈奴占领。一个是东部的诸侯们势力坐大,中央政府的政令不出未央宫。如果这个局面不能得到改变,那么已经不断违背和亲协议,在文帝时,就开始骚扰汉地的匈奴,那么侵占山西盆地,进而杀进关中的机会,当是越来越大。
而新兴的郡县制的中央集权政府,会不会在东部诸侯的坐山观虎斗中,土崩瓦解,是很难担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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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07 | 显示全部楼层

当年淮南王英布造反,汉高祖刘邦向夏侯婴的老朋友薛公问计。这位薛公颇有见解,认为英布有上中下三策可以运用。
上策就是以淮南为基地,东取吴和楚,就是现在的江苏南部和北部,然后北上占领齐鲁(,就是现在的山东,然后外交上争取燕赵,就是现在的北京和河北依附,然后可以占有太行山以东,和汉高祖对抗。
中策就是取了吴楚之后,不是去占领齐鲁,而是占领韩魏,就是河南中部的许昌到山东西部的菏泽一线。这样的话,在荥阳一带布防,可以扼守洛阳门户,威胁函谷关,占据成皋之险和敖仓之粮,就可以抗衡一些,鹿死谁手,未为可知。
下策就是东边取了吴,然后西边占领蔡,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一带,背靠南越和闽越,就是现在的广东和福建,然后自己坐镇长沙。这样的话,汉高祖就可以高枕无忧,很快平息这场叛乱了。
结果就是英布虽然是个战场上的猛将,但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和长远打算,为了保住自己南方的封地,自然就选择了下策。
而要镇住坐大的诸侯国可能的叛乱,切断几个诸侯国的联系,当然是首要的任务,这也可以看出汉文帝封了梁王,扼守商丘的意图,就是打下一个锲子在楚和齐之间。鉴于山东在承上启下的中枢作用,如何削弱齐国,把它给分封掉,自然是削藩的头一步骤。
当然想削弱齐国,这个西汉最大的拥有6个郡,73个县的诸侯,在吕太后时代,就已经想做了。当时作为刘邦的大儿子的齐悼惠王刘肥,差点被太后毒酒毒死,先是靠了太后亲儿子,自己的同父异母弟弟汉惠帝的保护,幸免于难,后来靠把自己的辖地城阳郡(现山东莒县)送给了吕后的女儿,自己的同父异母妹妹鲁元公主,才得以脱身。
在刘肥去世后,儿子刘襄出任齐王。吕后封了哥哥的儿子吕台做吕王,将齐国的济南郡给割了出来。然后8年后,又封了刘邦的远房堂弟刘泽,为琅邪王,就是淄博以南的山东诸城,算是又割了一刀。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端,就是刘襄的弟弟刘章娶了吕后侄儿吕禄的女儿为妻,封了朱虚候,在长安的宫中任职。一次侍奉吕后宴会,刘章要求用军法行酒令被批准。到酒兴之时,刘章要给大家唱一首耕田歌。吕后笑话他出生王子,哪里懂什么种田,结果刘章唱到“深耕密种,留苗稀疏,不是同类,坚决铲锄。”吕后听后默不作声。过了一会,有位吕家人喝醉了,想逃离酒席,被刘章追上,一剑给砍了。这一事件,是大家都对这个小伙子有点惧怕。
后来吕后去世,刘章从老婆那里套到了口风,于是派人联络哥哥齐王发兵,自己在京城内应,以诛杀诸吕,以立哥哥为皇帝。当时吕后派来控制齐王的相国召平得知齐王要反叛,发兵围住了王宫。可是中尉魏勃与齐王通,毛遂自荐要求带兵围困王宫,然后反手就把相府给围了。
为了使反叛更为顺利,齐王派人去骗琅邪王刘泽,说是俺是小孩子,没有见过刀兵,而堂叔公你当年就和高祖爷爷一起打江山,俺愿意把整个封国托付给你照管,和俺一起带兵进京杀吕氏族人。刘泽高兴得马上赶到淄博,马上就被刘襄给扣留了,并把他的兵一起征用了。
刘泽毕竟见过大世面,就哄齐王说,其实你老爸刘肥就是高祖的大儿子,理所当然应该继承皇位,因此你是货真价实的高祖皇帝的嫡长孙,这个皇位非你莫属。可是现在大臣们一定犹豫不定,不知该立哪个皇子或者皇孙,而俺在刘氏宗亲里面,是剩下的年纪和辈份最大的一个。俺呆在这里也是无用,不如派俺进京,帮你活动一下?
结果刘泽是进京了,在诸吕被诛灭之后,大家一商量,这此功劳齐王兄弟确实比较大。弟弟刘章一剑杀了相国吕产,为周勃和陈平开了先锋。而派去镇压刘襄的灌婴守在荥阳,私下告诉齐王等待京城的宫廷政变,于是齐王收兵,转头去收复了自己被划分给你吕王的济南郡。因此大家觉得确实齐王是应该可以继承皇位。
这时候身为齐王的全权游说代表的琅琊王刘泽跳出来说,不好!为啥俺们出现吕太后专权,是因为后戚太厉害。而齐王的舅父驷钧,可是个穷凶极恶的人,好像一只戴帽子的老虎。立了齐王,俺们就要见吕后version 2了。还是代王刘恒比较好,是高祖亲儿子中间最年长的了,他的母家薄家又是忠厚人家,名正言顺,心地善良,俺这个最年长的刘家人都放心啊!
结果大家一致同意,立代王为帝,就是汉文帝。汉文帝上任后,自然要安抚齐王,于是将济南郡、城阳郡和琅琊郡全部还给了齐王。琅琊王算是和齐王翻了老脸,自然没法在山东呆下去了,于是改封了燕王。
到手的皇位就这么飞了,齐王刘襄自然心里郁闷,于是当年就因病去世。刘襄被追封为齐哀王,太子刘则,就是齐文王继承了位置。于是汉文帝,将当年诛吕立下大功的两兄弟东虚候刘章和东牟候刘兴,在侄儿齐王的地盘上,分割了城阳郡给刘章做阳城王,济北郡给刘兴做济北王。
结果刘兴不服,第二年造反被诛杀,其地收回直接归中央政府管理。然后就是汉文帝六年,淮南王刘长,也反叛被诛杀。后来14年后,齐文王过世,无后,整个齐国被中央收回。第二年,汉文帝接受贾谊建议,将齐国分成七个封国,让刘肥的儿子们各据一国,算是削弱了封国的力量。
不过汉文帝的削藩算是到此为止,要等到他的儿子汉景帝刘启,那个一棋盘将吴太子打死的血性皇帝即位之后,削藩的大戏才开始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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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汉代分封形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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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07 | 显示全部楼层

汉景帝削藩的账,后来是被算到了晁错的头上,但事实上,全朝廷都主张削藩,只不过晁错是一个激进派,并因此掉了脑袋。
当时站在晁错的对面的袁盎,就是劝汉景帝杀晁错以安抚七王的那位,其实也是主张削藩的。当年他建议汉文帝削淮南王的地没有被采纳,后来果然就出现了淮南王造反事件。
因此在朝廷政策的争论上,不是该不该削藩,而是如何削,削多快的问题。晁错显然是一个激进派,按照他的主张,反正这些封王最后都会造反,你早点削,他早点反,你晚些削,他晚些反。早反的时候,诸侯的势力可能还没有那么大,反而比较容易处理。等你晚些削的话,人家翅膀硬了,你反而麻烦大了。
汉景帝的削藩策是先从小藩国削起,有人认为这是柿子先捡软的捏。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倒不同,认为还是要放在地缘政治的角度去看。
前面俺说到了中国的地形图,如果东方的诸侯国们要造反,最好的形式,就是从吴楚、齐鲁、到燕赵都连在一起,然后攻占荥阳,进可以占领洛阳,锋芒直逼函谷关。退可以守住成皋,拥有敖仓这个粮库。
因此当汉景帝,就像当年美国的FBI对付黑手党那样,你丫敢在地上吐一口痰,俺就拉你坐大牢,找个茬子抓住你封王的痛脚,俺就削你几块地出来的时候,一定心中对这个地缘大势了然于胸。
当年汉文帝开始的削藩,是先封了汉景帝的弟弟刘武为梁王,坐镇雎阳,就是现在河南的商丘,打了一个锲子,在山东和江苏之间,以防止两地的合流。当然这里也是防止吴楚对荥阳进行攻击的必争之地。
所以在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楚王刘戊被发现了一大罪行,就是汉文帝的母后薄老太后去世,全国都在哀悼,可是人家楚王继续在开派对,饮酒作乐,大行云雨搞男女关系。这个罪状一落实,死罪逃过,活罪难免,就削了楚王一块地。
这一块地,叫做东海郡,都城就是今天在山东南部的郯城县西南附近。东海郡的辖地,就是西边到现在江苏的邳州,东边到海边的连云港。这个郡的西边就是江苏的徐州,当年叫做彭城,是楚王的都城。如果汉文帝控制了这个地方,就是东在东海郡,西在雎阳,两面夹击彭城,算是在楚王的背后插了一刀。
当然控制了这里,也在楚国和吴国,同山东,尤其是胶东的几个封国中间,安装了一个阀门。
赵王刘遂也不知道那根小辫子给捉住了,于是河间郡就给割掉了。这个河间郡,就是今天河北的沧州一带,都城在献县。控制了河间郡,就隔断燕国(北京)和赵国(河北邯郸)及山东诸国的联系,也算是一个大锲子。而且考虑到当时分封在燕国的燕王刘泽家,是和齐王一家有旧仇的。
另外胶西王刘昂在原齐国中的七个封国中势力最大,就被发现原来卖官收钱,就给削掉了6个县。其实胶西郡,本来就不大,大概是在今天的山东高密到潍坊一带,就是人家大概全郡只有9-10个县,这么一削,就去了一大半了。
最后就是要削最强大的吴国了。当时的吴国,下属三个郡,分别是东阳郡(就是后来广陵郡)、鄣郡和吴郡(会稽郡),国都在广陵(现江苏扬州)。于是汉景帝要削掉鄣郡和会稽郡,鄣郡就是出铜的铜官山所在地,要断你的财源。而会稽郡则背靠两个中央政府还没有完全改土归流的化外之地,一个是闽越,大概就是以现在福建的武夷山市为中心,另一个是东瓯,就是现在浙江温州一带。
要抢夺铜矿资源,其实就是中央政府希望占领现在的安徽铜陵这个中国的主要产铜地区,将铸币权重新垄断起来。这个在后来汉武帝上台后,成了新的国进民退政策。
至于削掉会稽郡,则要切断吴国和外援的联系,防止将来吴王造反时候,可以拉这两个越族国家参战。而当七王准备造反的时候,吴王确实联络了这两个国家,但只要东瓯答应参战。在北方的赵王,则是联络塞外的匈奴,联合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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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周亚夫平定七王之乱
于是大家反正双方都把局势看得清清楚楚,那么七王自然,就以削藩为借口,打起了要清汉室君侧,杀晁错的旗号开始起兵。俺们刘氏宗亲会,可不是对老刘家的江山和皇位有什么想法,因为是你官逼王反,王不得不反啊。
可是当汉景帝心生怯意,杀了晁错,自己清了君侧,派了主杀晁错的大臣袁盎,这个曾经做过吴相,和吴王关系不错的特使,去劝吴王修兵,人家回了一句话:不如俺做东帝,来过G2如何?
要做G2,情势比较明朗,就是七王的联军必须把荥阳拿下来。虽然七王的主脑吴王刘濞当年跟随汉高祖刘邦打过仗,但看来这几个王爷和他们的将领们都是饭桶。本来齐王刘将闾参与了造反的谋划,后来又变卦,不玩了。结果就是本来来自于齐国故地的四个叛王济南王刘辟光、胶东王刘雄渠、胶西王刘昂和淄川王刘贤,全力去攻打齐王,而不是联合出兵,和赵王刘遂的军队一起,从北部和东北部攻击荥阳。
虽然山西盆地的代郡仍然被中央政府控制,但因为来自匈奴的压力,自然不敢乱动和驰援。而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的联军,其实可以绕过梁王刘武固守的雎阳,直接渡过淮河,占领淮阳,然后从这里攻击荥阳。
如果七王可以抢占先机,那么东西分治的G2不是没有可能的。
可是吴王这个傻冒,试图派遣少数游击队,就是俺们今天的特种部队,在潼关和渑池一带埋伏,准备突袭带兵出函谷关的周亚夫,而自己则包围梁王刘武,希望把雎阳给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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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08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策略给汉景帝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看一下形势,比较迫在眉睫的是赵王从邯郸南下的危险。而齐国的四个王国攻打齐王,最好就是两败俱伤,打得越是惨烈,对削藩大业越有大利。而梁王刘武,虽然是汉景帝亲弟弟,也要防备将来实力坐大,影响中央政权,因此不妨坐山观虎斗,让交战双方互相损耗之后,王师才出手,坐收渔人之利。
从这里看出,本来齐地的叛王们,其实是可以游说齐王保持中立,和对梁王监视而不进攻,是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拿下荥阳的。但这帮笨蛋的做法,让周亚夫从容由武关出关中,然后绕道入洛阳。从这里,他派出部分兵力,回函谷关一带清扫吴王的特种部队。然后,由大将军窦婴,汉景帝的堂表弟,坚守荥阳,派骊寄一只军队迎战赵王,栾布一只军队驰援齐王,而直接带的大部队则不援救梁国,却绕道到北部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从这里派出游骑兵,南下泗水和淮河相交的洪泽,切断了来自广陵(今江苏扬州)的后勤补给线。
结果梁王不断向皇帝老哥打911求救,皇帝故作姿态,十万火急催周亚夫出兵解围,而周亚夫装聋作哑,玩“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游戏。最后三个月,吴楚联军粮草断绝,求周亚夫主力决战而不得,北上下邑(今安徽砀山)去攻坚又大败,结果只得落荒而逃。
本来七王可以依赖的最强大外援匈奴,在汉景帝刚上台那一年才和了亲,这时还是采取观望姿态,如果看到七王占优势,或者战场成僵持状态,自然会立即出兵,来个火中取栗。可是吴楚联军这么不济,当然匈奴也不愿意踩这趟浑水。
而在西北方向,来自于胡人部落,就是过去义渠的浑邪氏被拉拢做了陇西太守,控制做今天甘肃天水这个战略要地。在汉景帝平定七王之乱后的景帝6年,还提拔成了平曲候,其儿子公孙贺后来成为汉武帝抗击匈奴的一位大将。可以想象,如果汉景帝削藩失败,这些地方被匈奴反水的可能会相当大。
而吴王兵败后,汉景帝马上策动东瓯国反叛,结果就把逃过来的吴王刘濞杀了请功。而齐地的四个叛王更是没用,很快就给灭了,然后栾布军合击邯郸,杀了赵王。
这场战争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非常关键。如果汉景帝打败了,中央权威衰落,那么中国非常可能会重新陷入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的分裂状态。而当时外部威胁颇大,来自匈奴的北方游牧民族自然会南下逐鹿。通过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建立的郡县制,非常可能会彻底被复辟。
那么有人问,这场战事当然对汉朝影响极大,可是如果没有成功,不就是早点重复东汉衰落后,黄巾四起,军阀混战,三国对抗,南北分裂的历史?而游牧民族占据中原,不就是早点重复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衣冠南渡这个四百年的分裂?
其实不然。如果没有这次战争的胜利,以郡县制、币同制、书同文和车同轨而形成的中央集权的文官管理体系,就没有机会,可以通过两百多年的时间在中国生根、发芽和成长。全国各地的人民就没有机会,发展和融合,慢慢形成了今天俺们所说的中华文明,也没有今天俺们自称的汉族。
正是因为汉朝可以延续两百多年,中国在春秋时代开放出来的百家争鸣的思想火花,才可以在这时候融合成一个辉煌的文明。人们对理想生活追求的梦想,不再停留在孔子等圣人们希望回到的西周礼法时代,而变为汉朝的强盛时代。在这个时间段里,中华文明基本成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文明模式,即使在汉朝灭亡后,后来的人们,不管是不是汉朝的传承,就是连外族的匈奴刘渊,也要建立一个汉朝那样的国家。而在五胡入中原,来自北方各地方的蛮族部落,不管是黑眼睛和黄皮肤,还是蓝眼睛和白皮肤,都有一个榜样在他们的心中,那就是如何按照汉朝的方式建立一个国家的模式,和以汉朝人民的生活方式作为最终的生活方式。
正是因为汉朝的持续,才会出现汉人这个强烈的文化认同。这个身份认同,导致了中国人,在之后任何的艰难困苦情况下,都没有磨灭对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的信心。人可死,国可破,可是中华文化和汉民族则永远不会消失。
在秦始皇消灭了六国的时候,很多人心里充满了怨恨,因为这个统一是通过灭人国家,断人宗法来实现的。所以当秦始皇一死,自然天下群雄竞起。而在汉朝统一后,采取了不麻烦你的无为而治政策,又实行了郡国双轨制,实行了低税收的经济政策,因此人民其实是享受到了统一的好处,比如说道路交通被秦始皇时代给基建了,统一的货币和文字,减少了通商的成本,不用在前方打仗,可以少出徭役,都让大家逐渐接受了新制度的好处。
而当时北方匈奴的骚扰,靠的是中央政府的进贡和和亲来解决,反正是你刘氏家族的公主们嫁给野蛮人,又关俺们地方上的权贵和小民们啥事呢!在边境屯边的人民也许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可是秦始皇帝的强行迁徙政策被放弃了,小民们是可以迁移回内地的。而被放逐到这些地方的罪犯,也是可以偷偷地逃回去的。国家边防这样的大事,还是和小民无关,没有现代国家的公民意识和爱国主义,还必须靠强势的皇帝们,才可以解决问题。
在文景之治下的汉朝,统一已经开始逐渐被大家接受,新制度也就成了一种习惯。封国的造反,自然就不再受到大多数人民的相应。于是在建国后的60年,先是在30年中间,第一代领导人时期通过政治倾轧而消灭了大部分强势利益集团,防止了建国功臣这些强人们的豪门兴起,然后在60年左右,中央政权成功削藩,解决了地方坐大而对国家权威的挑战。
但是前面的前景仍然不是很明朗,对新制度的容忍,还没有发展成一个具有全国人民共识的意识形态,外部国家安全形势仍然严峻,强敌匈奴还需要用低声下气的消气外交来维持和平,中央政府缺乏强大的财力来动员全国的力量,第四代皇帝接班人还不知可不可以应付这个挑战,而要么成功地将王朝带入强盛和繁荣,要么失败地导致国家崩溃。
这就是汉朝60年,必须要交出的功课。而那一代领导人的胆略、知识、智慧和眼光,就决定了这个新兴的制度,可不可以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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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08 | 显示全部楼层
说文论武之国进民进


汉朝交出的成绩单是很漂亮的,因为不光是下面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还出了一个满腹经纶的董仲舒。
通过汉武帝刘彻,中国的新体制得以确立,而通过董仲舒对孔孟儒学的改造,一个受到全国人民接受的意识形态也得到了建立。可以说,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开始的新制度建造,到了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后,差不多用了100年的时间才完成整个改制的过程。
可以和这个情况比较,就是在1911年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从秦始皇开始的帝制,而最终走入需要尊重俺们小屁民的人民共和国,其过程之艰辛,自然不会比上一次的制度建立容易。而现在俺们也是正好经过了差不多100年的磨难,使中国开始接近回到当年汉朝,和西方的罗马帝国东西呼应,交相辉映的局面。
因此中国的这一代和下一代的有识之士和领导人物们,可不可以捍卫这60年来,辛辛苦苦,走了不少弯路,犯了不少大错,才摸索清楚的康庄大道,确立这个人类历史上没有的崭新制度,而不是妄自菲薄,自惭形秽,稀里糊涂地被人搞个颜色革命,从而走回当年从帝制崩溃,到人民共和国建立那段时间的状态,听任民不聊生,国破家亡,是未来中国是走向繁荣,还是频临崩溃的关键所在。
这十几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兴起了一片翻案之声,仿佛把1949年前的中国半殖民地下,遭受列强践踏的历史,幻化为所谓的黄金年代。而随着中国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向地方放权让利作为基本特征的松绑路线,在创造经济繁荣和贫富分野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央政府权威在一定程度上的衰弱,伴随着地方以官僚和工商资本集团的某种程度上的合流,而使中国出现新的藩镇坐大的局面。
当然这种地方坐大,和西汉封国还是有所不同,对中央政权并没有逐鹿之意,反而比较类似于民国时期,各省兴起的军阀割据的局面。而由于这60年来,公民教育和民族意识的成功建立,除了少数边远地区之外,对国家整体的认同已经根深蒂固,因此出现民国分裂局面,对入侵的外敌,无法团结一致,协同对敌的情况,不太会出现。
更由于对文官制度的信赖,和对军事力量的国家控制,出现武装割据和占山为匪的局面也不太可能出现。但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地方政府和其关联的工商集团,占据地方政府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系统,形成可以和中央权力相抗衡的实力,从而在中央政府监督能力降低的情况下,在地方上侵犯人民的权益,搞官商勾结、利益输送、黑白一体和鱼肉乡民。为了自己一己的小集团利益,上损害国家利益,下侵占人民权益。
因此中国在六十甲子这个关键时刻,可不可以做到削藩,不是简单地将地方政府权力回收中央,而是在关键权力,比如说应付群体事件的武警弹劾权力,和影响民生的重大经济决策权,收归中央,还要削掉地方政府的部分官权,而回归民权,让普通屁民具有议政、听政和问政的权力。
俺在《花开花落》一书中,提出的三个建议,削强藩、均贫富和严吏治,都是在这方面的考虑。这也是为啥要说清楚,在经济上的所谓“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里面的那个民,其实是与俺们小屁民没有太大关系的。这个所谓穿着“民”的马甲的人群,就是俺们所说的公权官僚和私有资本的双位一体。而这个双头蛇,就是如何在“国退”的时候,进行公器私用,在小屁民的血泪上,来完成他们自己私利的进。
因此那些大声呼喊“国退民进”,代表相关利益集团的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喉舌们,鼓吹的其实是国退民退,就是在国家财产被私有化的过程中,俺们小民并没有利益均沾,而是一下子就把这些财产,拨拉到人家私人的小皮包里去了。
不过俺在这里反对的资本,并不是说反对那些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市场上公平竞争的私人资本。俺反对的是那些官商勾结,公权私用,靠官僚垄断权力而获取暴利,却对普通人民的生活没有丝毫帮助的资本。
还有就是靠海外垄断势力,与中国官权相结合的买办资本,靠的是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福祉,而满足西方的金权集团和帝国掠夺的卖国资本,比如说当年民国时期,国民党四大家族那样的货色。
所以俺在这里鼓吹的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进民进,就是俺们小屁民的利益必须在国进的同时向前进。只有有了国进,才可以遏制国家能力被地方势力肢解,只有有了民进,才可以真正建立起一个公平和谐的现代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地方豪强的势力,自然必须得到遏制,必须退出在政府系统里的寄生状态。如果这些势力,可以转化为利国利民的完全私有资本,靠自己在市场上的本事来竞争,当然就会是民族的大幸事。
这个地方豪强的削藩过程,还要考虑到部分官权,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权力,可以向民权回归,为中国未来发展模式里,地方政府不再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器,做出转变。
在中国未来政制发展中,现在进行的基础建设和技术开发,已经为完成政府功能的公开化、透明化和制度化提供了足够的支持条件。比如说,现在中国兴起的以高速铁路为骨干的城市圈,以互联网的普及发展起来的信息交流和公众舆论,都可以有效地运用在这个转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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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09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政府现在推行的省管县,其实是回归从元朝开始的三级地方制度,到两级制度。
从秦始皇开始,到元世祖忽必烈,中国的地方政府,基本是两级的郡县,或者是州县。行省在元朝的出现,是因为国土规模比较大,而且少数民族政权,必须有强有力的地方军政大员在地方上,具有比较大的施政自由度,才能控制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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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元朝行省区域图
当时元朝是除了吐蕃(今西藏)和畏兀尔(今新疆东部)没有置行省,直接由宣政院和大都护府统领,临近首都大都(今北京)的河北、山西、山东和部分内蒙地区,作为腹里,直接由中书省管辖,其余的中国地区,包括现在中国全境、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区、朝鲜半岛、蒙古国、泰国北部和缅甸北部,划分为11个行省。
其实行省制度是有金朝开始在其末期实行,在元朝初期定制。由于元朝军事行动用了差不多80来年,才一扫海内,因此变金朝的临时行省为定制。
从汉朝的削藩以后,一直到了东汉灭亡,中国境内的各派地方势力一直坐大,直到了隋朝和唐朝,又开始了第二轮的打击地方势力的中央集权行动。这个趋势,在唐朝中期因为各地节度使开始掌控实权,由此带来的安史之乱,导致了另一轮的中央权力衰弱。那之后的宋朝,并没有真正统一全国,而导致了中国境内同时出现几个国家的局面。
而在忽必烈统一中国之后,他的行省政策是唯一一次由中央政权主动增加地方行政权力的行为。在明朝取代元朝之后,明朝建立了南北两个直隶,形成了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就是十五省的形势。明朝的省面积要比元朝小,但是人口却比元朝多。中国人口在汉朝一直到唐朝,大概都是5千万左右。在北宋和南宋人口有所增长,但又因为多年战乱,大概在元朝估计是6-7千万左右, 而在明朝,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比如说灌溉面积增加,有机肥料利用,地球气候变暖导致粮食耕种月份增加,从占城(今越南南部)引入的优良水稻品种,推广了两季稻的栽种,四川盆地的高粱向全国普及,以及最重要的就是玉米、花生和土豆,这些在干旱地方容易生长的品种,作为食物从美洲输入后的大量种植,导致全球人口的增长。中国在明朝的时候,人口就已经过亿了。
因此明朝的省份比元朝多,光是从人口增长因素来看,就不足为奇了。而后来清朝的人口更加增长得要快,大概在乾隆皇帝时期,超过了2个亿,因此在政府结构上多出了一个总督层次,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实从古代以来,除了道路的修建和驿站的维持,在传递政府公文的信息传递技术上比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随着地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而带来的政府管理事务负荷的增大,只能靠多出来的政府层次来解决问题。
而在工业化之后,交通改善了很多,有了飞机、高速火车和高速公路,通信上的电报、电话和移动电话,信息上的互联网,收集情况采取的卫星测量,加上电视等直播工具,都大大加强了中央最高层,和边远地区的联系能力,将地理上的距离缩短了。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具有实际意义的中央政府的集权施政,在技术上成为了可能。
在社会层次出现扁平化趋势,就是说历史上需要通过垂直和等级分工来组织人群的方式,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逐渐被松散和无层次的群体联系来替代。这个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结果,就要求在政府管理组织上面,可以采取压缩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使政府的行政结构,和社会发展相一致,而导致今天中国是有可能进行对政府结构的精简,从而达到官权向民权部分转让的目的。
在俺理想的政治结构中,因为省管县的出现,导致地区一级政府机构的消失。而在基层的乡镇地方,以农民自身组织的农协的方式,就是颇类似于传统社会的保甲那种自治方式,应该可以代替现有的乡镇公所。
因为每个省所管理的县城比较多,最后结果就是独立于省之外,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直辖市的出现,和以主父偃提倡的推恩令类似的省级细分,应该可以达到虚弱地方势力,防止地方政治和经济势力合流的削藩目的。
这就是俺所谓的国进地退,但还要配合的是民进官退。所谓官退,就是依赖现有的高速铁路系统,逐渐形成1小时城市圈和3小时城市带,然后让这些以跨城市,和这些城市所属省份的跨省份而形成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来带动非官方的跨区域社会功能组织出现。比如说,如果你生活在几个省相交的1小时城市圈,那么某个城市居住地的居民,其生活和工作的社区不同,必然会导致最后许多社会功能出现跨城市的组织形态。
俺的这种主张,就是最大可能地扩大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和普通人民在政治上的掌控力,而挤压地方和政府中间层次的力量,使中国的政治结构出现扁平化,和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地方势力集团坐大,导致中央权威衰落,从而虚弱了对这些势力集团对草民的侵害的制约,常常是中国古代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
而中国当前这个削藩所面临的任务,和汉朝的情况比较相似,就是在中央权威衰落的同时,还在舆论界里出现一种对新制度的否定,和要求对旧制度的复辟。在这种思想上,没有进行拨其乱、反其正之前,在全民族没有形成一个制度上的共识的时候,制度混乱带来的国家崩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危险。这也是为啥汉朝的削藩行动,和后来明朝和清朝之间的区别。
明朝和清朝时候的削藩,更多的是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威的挑战和争夺,并没有对当时大家已经认可了上千年的中央集权文官制度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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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09 | 显示全部楼层

明朝在建立起来之后,明太祖朱元璋面临的一大任务,就是怎样清除位高权重的功臣们。和朱元璋一起起兵的淮西功臣们,在官居高位后,不乏有人居功自傲,多有违法乱纪之事,而且在朝廷中结党营私谋求私利,和朱元璋希望加强皇权的意图相违背。
朱元璋一方面在文宣上,连续出版了《铁榜文》、《资世通训》和《臣戒录》,对文武功臣发出警示,另一方面通过一连串大案件,从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将一干功臣清除掉。但因为朱元璋为防止蒙古北元复辟,分封了几个儿子在北方防线。其中第二子秦王朱樉驻扎西安,第三子晋王朱棡驻扎在太原,和第四子燕王朱棣驻扎北京。这三个儿子都是猛将,数次深入蒙古腹地,清扫元朝残部。慢慢的这些儿子们成为了朝廷的麻烦。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三子晋王在太原重修了城池。本来太原,旧称为晋阳,是中国北方防线的重镇。后来隋末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也是在这里起兵,最后建立了大唐王朝。
这之后宋太宗赵匡义扫平最后一个分裂国家北汉,在太原苦战方才攻克,对当地军民的死战非常恼火,一把火把太原旧城池(现山西太原晋源区)烧了,后来又引汾河和晋河之水淹城,算是把一个千年的固若金汤的城池给毁了。
当然最后宋太宗也明白,晋阳的重要性,于是在其西北处的唐明镇,就是现在山西太原市区的西南部分,建立一个新城。不过这个新城建得马马虎虎,只是在明朝的朱三王子手上,真正得到了加固。
朱元璋在世时候,几个如狼似虎的儿子,对文质温和的大哥太子朱标,就很不服气。只不过鉴于老爸在世,而太子的继承,在法理上无可挑剔,因此除了背后动点坏念头之外,不敢有太大动作。和汉高祖刘邦的宽厚比起来,明太祖朱元璋要更彪悍,对功臣、亲属和手下的贪官污吏,那是疾恶如仇,下手毫不留情。
而朱元璋的皇后马氏算是女中豪杰,才可比吕后,德则更甚之,可惜早逝。这又不比汉朝,可以在太后的强势之下维持局面。当时刘邦的儿子们年纪尚小,性情也比较平和,不如朱元璋的儿子们彪悍。
但在太子朱标早逝后,几皇子的位置争夺战,就变得猛烈了。结果就是在朱元璋去世之前,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棡都也去世,只剩下四皇子燕王朱棣势力独大。因此要削掉这个大藩,就成了朱标的儿子,新继位的明惠帝朱允炆的要务之一。
可是明惠帝上任后,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举措失当。很多被平反了的旧臣子,得陇望蜀,希望恢复权力的愿望,没有得到实现。新皇帝没有重用旧臣子,而是任用了一大批少壮年轻的新文官。
考虑到元朝时代,科举制度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因此在明朝初年的时候,整个国家其实是缺乏一个富有经验和政治磨练的成熟文官队伍。早期的政府官员,还是依赖于在反元战争中崛起了谋臣和武将阶层,颇为类似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候的状况。
而朱允炆没有考虑在这个队伍中间,选择有才干的能臣来巩固自己的力量,而是大量重用一批缺乏实际从政经验,但嘴皮子了得,成日家一上疏就是过千条改革建言的书生小子。这种情形,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也出现过两次,一次就是清朝的光绪年间的戊戌变法,长于清谈的维新派,在百日之间,就推出皇帝的改革政策上谕110多件,就是说比一天一个政策还要多。再次出现这个局面是人民共和国的80年代,也是一大批少壮派的智囊们指点江山,各种改革措施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
对新文臣的倚重导致了武将们的失落感和不满,而许多老臣子被靠边站,是官僚体系对新政府的忠诚度可疑。而针对内廷宦官的严厉控制,也导致了这个阶层大部分投靠燕王,其中如郑和等人都对后来的削藩之战起了帮助燕王的作用。
当时朱元璋分封藩王,和汉朝还大不相同。汉朝的分封,是因为全国人民对新的郡县体制,不太接受,尤其是这个体制贴上来秦始皇暴政的标签,所以要搞一国两制,给那些原来的诸侯国一个过渡阶段。
朱元璋的分封,还主要是定边,防止蒙古北元的反扑,因此藩镇的自主权相当之大。这个也就形成了另外一个隐忧,就是朱允炆问他太祖爷爷的一句话: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
其实答案就是官员御之,那么官僚不靖,孰御之?就是外戚和宦官御之。而从明成祖朱棣起的明朝宦官一条线,其实可以从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之后,削丞相,皇帝自己掌管六部有关。官僚体系权力受到了削弱,而皇帝政务负担太重,好像朱元璋那样,每天处理几百个政务,非得是超人才可以。
于是皇帝也要找帮手,这些帮手就是宦官。而中央官僚体系权力弱化,又导致地方官僚体系实权过大,尾大不掉,如何监督这些贪官污吏?结果就是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的大行其事。这些特务机关,对官僚体系的打击是丝毫不留情面的,敢对皇帝提反对意见的,就会当场在朝廷上,被人扒下裤子,让锦衣卫一阵大棒,来个廷仗,打得你皮开肉绽。
这些特权机构,还有一个叫做“种妖言”的手法。就是在当年朝廷禁止妖言惑众的邪教传播时,派人装扮和尚教士,在街市上传播,一旦屁民们围过来看热闹,马上就出来把大伙儿一网打尽。好像现在上海市闵行区的执法先锋们,开始学习了这个经验,发明了新的“倒钩法”,用来对付小老百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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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09 | 显示全部楼层

最后宦官势力的坐大,和官僚体系的清流化,导致了明朝政治的分裂,成为阉党和东林党的对抗。这个内斗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大主要原因,两派官员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在清军入关之后,仍然忙于在南明小朝廷继续斗争,一直到大家都投降满清之后,仍然在朝廷上对垒。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可是在明惠帝的时候,他没有明白如何建立自己稳定的官僚体系,来御不靖的诸王,这个应该是他受到手下那帮靠嘴皮子执政的少壮文官的拖累。
当时在明朝建立的时候,如何清扫元朝残余势力,防止流荡在大漠的北元势力复辟,是政务的着重点。元顺帝北逃之后,经历几代,蒙古各部族内部分裂,大致形成了3大势力,就是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
这三个蒙古部落联盟,兀良哈在东部,大概就是在老哈河和辽河流域之间。瓦刺部在西部,大概就是从新疆的准葛尔盆地到蒙古国的西部一带。鞑靼部在中部,就是蒙古国大部分地区到现在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一带。
为了防止蒙元复辟,朱元璋在北方防线上,布置了9个边防重镇,从东到西,分别为辽东(现辽宁辽阳)、宣府(现河北宣化,在张家口之南)、大同(现山西大同)、延绥(现陕西绥德,后来北移到榆林)这四个,加上后来增加的蓟州(现天津蓟县)、太原(现山西太原)、固原(现宁夏固原)、宁夏(现宁夏银川)和甘肃(现甘肃张掖),算是衔制住了蒙古各部落。
在长城以北地区,朱元璋还建造了三个卫城,就是大宁卫(现内蒙古的宁城)、开平卫(现内蒙古的多伦)和东胜卫(现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东南),和九个边境重镇形成互为犄角,保证了九边的整体防御。
当然这个防线比起以前的秦朝、汉朝和唐朝,就要差一些了。比如说,在西北的防线,本来都是要在黄河以北,乌加河以南,建立五原卫(现内蒙古的五原),以保证控制鄂尔多斯这个养马草场,来保证军马的供应。明朝在银川和榆林的防线,已经在河套草原之南。
另外就是汉朝和唐朝在西北走得很远,至少是把河西走廊,从嘉峪关那里,控制得稳稳的。然后在新疆建立了各个都护府,以保证西北方向的安全。
可是这样的防线,又因为削藩之战而削弱了。燕王朱棣因为得到了兀良哈部的朵颜三卫的蒙古骑兵的助战,得到皇位后,就把大宁卫送给了兀良哈部。因为没有了这个卫城,开平卫和东胜卫没有的**,只好放弃而内迁入长城。而最要命的是,辽东和宣化、大同之间的联系,因为没有了大宁,就被隔断了。
因此明朝的削藩,和汉朝的不同,虽然失败了,只是换了一个皇帝而已。原因就是中央集权制度已经深入民心,不会像汉朝那样,削藩失败就导致新制度的失败。不过因为削藩而导致的北方防线的虚弱,就为后来蒙古势力开始重新坐大,提供了机会。
这也是导致永乐之后,明朝的边防形式从此变得比洪武时期薄弱。后来朱棣利用分而治之,互相牵制,挑动蒙古三部之间的互斗,谁势力强大就干掉谁的做法。在永乐8年(公元1410年),朱棣亲自领军征伐鞑靼,在斡难河(现俄罗斯鄂嫩河)之战,打得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只剩下7骑而逃。在永乐12年(公元1414年)亲自领军征伐瓦刺,又打得瓦刺溃不成军。
但后来在明英宗年间,蒙古瓦刺部开始崛起,在也先可汗对蒙古各部进行部分整合之后,不断冲击明朝北方防线。明朝掌权的宦官王振处理失当,明英宗儿戏一般亲征大同,最后在撤军时,酿成土木堡之变,不光是全军崩溃,连皇帝自己都成了战俘。虽然在于谦的主持下,北京保卫战打退了瓦刺,明朝从此在北方防线上一直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
土木堡事变之后,瓦刺部又开始陷入内乱,但鞑靼部却开始兴起,在占领河套草原之后,开始以这里为基地,攻击明朝西北的陕甘宁地区。在弘治年间,鞑靼部的达延汗统一各部,以十万骑兵不断骚扰西部。后来其孙俺答汗在嘉靖29年(公元1550年)从古北口入侵,在北京郊外大肆抢掠,而明朝北京城的守军不敢出战,作壁上观。
当年俺答可汗在军事实力上,其实已经可以号令蒙古。但在法理继承上,却因为虽然是成吉思汗后人,但不是忽必烈一系,因此无法名正言顺的号召蒙古各部。当时的忽必烈后裔,是林登可汗,虽然名正言顺,却缺乏军事实力。结果就是在XZ的新兴起的黄教首领索南嘉措,和俺答汗形成政治联盟,索南嘉措确信俺答可汗为忽必烈大汗的转世,因此应该可以合法的统领蒙古各部。
作为报答,俺答汗封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开启了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并答应以蒙古各部的军力,帮助黄教对付XZ的其他教派。当然这个转世忽必烈的忽悠,没有搞定蒙古其他的汗王们,因此迫使俺答无法对明朝形成更大的威胁,不得不妥协,而接受了明朝顺义王的封号。倒是俺答的孙子,云丹嘉措成了达赖四世,在蒙古军队的扶持下,杀回XZ。不过这个非藏族的黄教领袖受到藏地其他教派和藩王们的打击,到了下任达赖五世,才靠着蒙古和硕部的力量,在XZ建立了黄教法统。
明朝在国防上的困境,也表现在东南沿海一带,兴盛起来以日本武士、福建海盗和当地官员利益共同体,希望打破明朝政府禁止海外贸易的倭寇之乱。这个南部和北部收受到的挑战,和政府应对的乏力,体现了中央权威衰弱,地方势力各自为政的情况。这个情况,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得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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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0 | 显示全部楼层

其实当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政权时,他在政府体制的传承上,基本上有三个来源。第一个就是他本人和其他反元武装在兴起时,借助的民间宗教势力。在董仲舒汉朝时候,将儒家建立成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儒家思想中那些积极和革命性的主张,比如说孟子关于革命的看法,已经非常弱化,儒家思想更是变成了保守维持的政府工具。在中国后来的多次改朝换代中,民间宗教成为了主要的思想组织手段。
比如说在宋朝出现的钟相、杨幺起事,和方腊起事,都是源于来自于波斯的摩尼教,就是中国的明教。在宋朝和元朝的打压之下,以佛教为外衣,从净土宗源生出的白莲教,供养的是代表光明的阿弥陀佛,就是明王,其实和摩尼教的明王崇拜已经融合。这个教派宣扬的光明战胜黑暗的宇宙真理,人死后上西方净土白莲池过好日子,再加上佛教天台宗的各种戒律,已经慢慢在民间占据重要地位。
另外一只净土宗衍生的弥勒教,就是信奉弥勒佛,其实和白莲教、摩尼教差不多。白莲教在元初时候,就有教徒杜万一用五公符和推背图来号召大家起事。这个其实和后来清朝出现的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太平天国,用的是基督教的拜上帝会,发动的反清斗争,走的是同样路子。其实看一下中国共产党靠的共产主义思想来改变中国,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重建中,如何思考宋明理学的弊病,重新寻找儒家原始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是中国未来文化重建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方面的仔细探讨,俺会在说文论武的文化篇里面展开叙述。
朱元璋的第二个来源,就是源于中国传统儒家的文官体系。在明朝建立政权以来,科举制取士,在南宋灭亡之后,大概已经中断了100年了。 元朝的仁宗在(公元1313年)算是恢复了科举考试,但是得其名而不得其实。因此明朝的建立,在某种情况下,肯定要满足宋朝因为活字印刷术普及之后,带来的教育普及和读书人增多这个出路问题。
在元朝时代,读书人受到压制变成了臭老九,于是大家的精力用到了文化建设,在宋朝开始后中国出现的城市化产生的大城市中间,发展起来小说和元曲之类的市民文化。明朝的建立,就给了大家要求回到政治权力的一个好机会,在1373年恢复了科举制度,重新恢复到政治由文人主导的局面。
朱元璋本人出生贫寒,但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但是他对文臣的厚待,一方面仍然受到敌视屁民的一些文人的抵制,将朱元璋这个红巾军看着红寇。另一方面,又受到了老大粗行伍出身的武将们的反对。朱元璋曾向武将们解释,世乱用武,世治用文,不是俺偏爱读书人。就有武将说,你信得过这些酸臭书生吗?张士诚也厚道文人,你知道这些人怎么玩他吗?张士诚本名张九四,是在漕运码头上,扛盐袋子上船的搬运工出生,真正苦大仇深,大字不识一丁的主儿。后来也参加红巾军**发迹了,于是找文人们给起个名字,叫做士诚。朱元璋回答,这个名字不错啊。嘿嘿,武将们笑道,这个名字来源于《孟子》,叫做“士诚小人也”。你看看,这些文人是啥好东西啊!
中国人起名字比较讲究,认为名字会影响人的一生,因此不光是官宦富裕人家起名字,非常讲究,要在《诗经》、《楚辞》、《左传》、《论语》等等古籍中找典故,就是大字不识的穷人,也要找一下村子里的私塾先生,来取个好名字。但是在元朝的时候,小屁民们是不给起名字的。可是大家总得有个叫法吧,于是一个方法,是按排行,比如朱元璋本来叫朱重八,前面堂兄弟们当然就是重一到重七了。朱重八的老爸叫朱五四,当然就有五一到五三,这三个伯父或者堂伯父。因此张九四的来历,也是差不多。
从这里可以看出,明朝初期读书人势力还是比较弱小,靠的是草莽出生的武将们撑起局面,必须有一个过渡时间来完成这个转折。建文帝的新政,必然牵涉到这样一个权力转换带来的动荡。在这个时候,匆忙削藩,显然时机上不是太合适。
朱元璋的第三个来源,就是继承了元朝的政治传统,尤其是军队建设上的传统。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就在军事上占有优势,如何向游牧民族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战士,从战国的赵武灵王,到汉武帝,到唐太宗,都一直没有松懈过。自从唐朝灭亡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一直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独大的场面,因此对朱元璋来说,如何建立一支可以和蒙古铁骑相似的明朝军队,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通过对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比较,朱元璋在和刘基长期讨论后,最后得出了用卫所制度的结论。征兵制,和现在很多国家实行的义务兵制比较类似,而募兵制则和志愿兵制比较相近。征兵制的好处是,有战争大家来报到,平时就在家务农,平时军费开支小。但坏处就是,如果战争时间长,农业生产就耽误了,而且平时训练,就是所谓后备役的质量得不到保证,临时召集后,又没有太多时间训练,战斗力不行。募兵制的好处是当兵为职业,可以保证长期训练,军队战斗力要好。但不好处就是军费负担太重,国家财政是个大问题。
而实行卫所制度,就是将军人列入军籍,搞职业军人家庭制度,可以说是向游牧民族学习了。这些军人户籍完全不受地方政府管理,而是归入都督府管理。为了降低平时军费的负担,这些卫所平时需要耕种来负担自己的生活。但是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人家平时的生产活动,比如说围猎等等,就是好的军事训练,而农耕生产活动,和军事行动不搭架,只好拿出专门时间来做军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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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0 | 显示全部楼层

因此当初希望靠卫所在财政上自给自足的想法,在现实上是行不通的。大家都要吃饭,而且那些军头们还想发财呢?怎么办?把军田租给人去种植,军队开公司,做生意。谎报数字,因为疾病出现的军户人数短缺,不补充,而是把军田自己分了。或者毕竟边远地区太艰苦,军户后代悄悄回流家乡,诸如此类,就是说俺们在中国1980年代,看到的军队怪象,大概都在明朝的卫所制度发生了。
本来人家边远地区的军队,要花很多时间实战和训练,花在种田上的时间就无法太长,又不是种田高手,因此不光是活得不滋润,连维持的粮食大概都不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颁布了“开中法”,就是说如果你那些商人可以把一定量的粮食,运送到军队需要的边远地区,俺政府就批给你政府专卖的盐,你就可以把这些盐运到全国各地,卖盐赚钱。
由于从江南一带,运送粮食到北方各边防地区,比较远,运费贵,于是有商人自己开农场,在这些地方,经营商田,来降低成本。这都在某种情况下,算是以国家财政补贴,就是以盐的利润,补助了卫所的经济。
这个专利权,在中国改革开放时候,出现过,叫做批文。只要有了批文,你就可以进口某些垄断物质,或者出口某些产品。那么谁才可以拿到这些批文呢?自然是因改革而得益的大改革家们了,当年因改革最出名的赵家,就是批文的一大垄断商。
因此就像当年1980年代,位高权重的大官们掌握了批文之后,在明朝的时代,也是皇亲国戚,宦官贵族,地方豪强等等,把批文给拿去了。其结果就是由批文而获得的盐卖专利利润,和为卫所提供粮食补助毫不相干了,而由于专卖批文有配额,不然的话,国家财政更吃不消了,那些靠提供粮食给军队的商人,反而拿不到批文了。
这些卫所除了要保卫边疆之外,还有镇守地方。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新疆建设兵团,走的就是这条路子。明朝当时卫所的主要来源,是早期和朱元璋起兵的部队、蒙古各部的降兵、其他军阀招安和投降部队,和犯罪充军的队伍,以及按人口比例招的兵。
朱元璋这种建军的思路没有错,但是在执行上因为卫所的费用问题,最后就导致的卫所制度的衰败,军队的数量名不副实,训练水平低下,战斗力衰弱,结果就在土木之变中,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导致了兵制向募兵制过渡,比如说后来的戚家军等等,都是募兵。但这个体制对财政支出的要求,一直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导致了这个制度的衰败。
在军队指挥权的问题上,朱元璋采取的是都督府和兵部的双重领导制度。草原游牧民族军事体制的一个特色,是在于靠的是各部族的军事首领,对单于或者可汗的效忠,因此在治军上,各作战部队的独立性非常强,战斗力很可观。但问题在于这种非体制,依靠个人能力完成的整合,只有在强势领导人的掌控下,才可以完成。不论是匈奴的冒顿单于,还是成吉斯汗铁木真,还是努尔哈赤,都是这个路子。
这种靠大英雄来整合,通常的情况,就是一整合成功,就可以拥有10-20万精锐骑兵,那可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可是等到大英雄一闭眼,这个军事同盟很快就开始分化,很快就失去强盛时候的锐利,可以说是兴也快,衰也快。以满族无坚不摧的八旗兵,到了削三藩的时候,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北方游牧民族在冷兵器时代,在军事能力上的优势,主要在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当时的战争方式比较接近,从而在生产和训练上,比较容易一体化。而农耕民族,其生产方式和战争方式差距太远,必须依靠专门训练的职业军人,来弥补不足。但是用职业军人,就是说募兵制,必须要求国家对国防支出必须足够。
当热兵器出现后,战争模式发生了变化,导致游牧民族的这个生产和训练一体化,类似于农耕民族一样,而失去了内在联系,最后导致了游牧民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衰落。中国虽然是火药的发明地,而且在北宋时期,火药武器已经在军队中运用,但是未能发展成应付北方强敌的武器,让辽、金、西夏和元不断地杀过来。这个过程后来在欧洲人的手上完成了,让俄罗斯占据了游牧民族的大部分故地,而在东方,最后的一支游牧民族冷兵器大军—准葛尔蒙古,也在康熙的火炮之下灰飞烟灭。
当生产方式和战争方式不能一体化,军费开支就是建立强大军队的一个必要条件。以美国为例,国防预算一直都是政府财政的大头,在高科技武器上的开发和应用,只是国防预算中的一个部分。熟悉美国的人都知道,美国民用科技中的许多突破性技术,比如说互联网,卫星定位系统等等高端科技是来自于军队基金,甚至包括很平常民用技术,比如说不含有机挥发物的油漆,都是五角大楼的资金研发出来的。
中国的军费开支在1990年以前,其实是不正常的。因为大力裁减军费,把军队赶出去经商,真是自毁长城的做法。好在这个政策在后来,尤其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之后,算是改变了。
那么明朝的军队建设,因为军费的不足,自然就导致了明朝军队,从朱元璋和朱棣时代,把蒙古各部打得满地找牙的态势,变成了被人家也先和俺答打得满地找牙。军费不足,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政府的税收太低,另外一个就是政府的领导人们,从皇帝到大臣们,都觉得低税收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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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0 | 显示全部楼层

朱元璋由于自身出生贫寒,小时候经常是饿肚子,没有饭吃,自然对劳苦大众的艰辛有亲身体验。他在订立税收方面,土地税就比较低。在洪武26年(公元1393年),朱元璋宣布税收的总额是3278.9万担谷,应该固定不再改变。当然,政府财政除了来自于主要是自耕农的农民的土地税外,还来自于人口税、徭役、各种主要民生产品,比如说盐业、矿业和酿酒等等的专卖制度。
从现在的财政观点来看,明朝政府的税收负担,大概是10%的国民产出,因此是比较低的。考虑到中国各王朝历史上,主要是两大笔财政支出,一个是国防,就是要防守,从东边的北京,到西边的天水这样一条长长的国防线,军费开支要求比较大。另一个就是治理洪水,主要是黄河和淮河的水患,和干旱和洪水带来的经济损失和救灾行动,需要大量赈灾款项。
要保证政府的税收可以落到实处,就是一方面对农民的负担不可以过重,一方面又可以保证政府能收到税,那么在人口普查和土地丈量上,就要下大功夫。可是在现代的卫星测量技术出现之前,这两项工作,不论是在中国的那个朝代,还是在西方的罗马帝国,甚至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都是需要在基层工作的官僚系统去进行。
当事情需要动用从上到下的官僚们来参与的时候,其结果的准确性就比较怀疑。在前几年,即使一个守法的县委书记,为了应付上级的粮食生产任务,也免不了要隐藏几百亩田地,应急的时候才拿出来充数。这还是清廉的官员的作为,要是田亩的真实数字,和自己的私人利益有关,那么这些数字上的折扣,就大有讲究了。
这个世界上放之四海,颠破不灭的真理,就是老百姓们是不愿意交税的。不论是美国的老布什总统的竞选名言“读我的嘴唇,绝不加税(Read my lips,no more taxes)”,还是清朝的康熙皇帝,对人口税的“永不加税”的保证,都是为了迎合大家的这个心理。一方面让大家多留点钱自己花,一方面摆出一副非常亲民的形象,大家私人利益的实实在在,在外表上就摆出了一副非常道德凛然的姿态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共和党人的自由派经济思想,和中国黄老经济思想,其实是一套路子,就是政府低税收,其实是可以带来经济的增长和繁荣的。对以鼓吹退税,实行小政府的自由派经济学家而已,因为退税导致了经济增长,而因为经济增长,导致了税率虽然低,但税收总数,却因为基数变大而增加。这点确实比黄老政治有所进步,因为对黄老政治来说,小政府的无为而治,是在道德上合乎宇宙真理。财政收入不够,那政府就节省一点嘛。那国防费用怎么办,就不是黄老人士们要考虑的了。
当然共和党自由派的经济思想,最后表明是一个胡扯而已。因为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光是靠税率降低而增加的税收,是可以解决政府财政问题的。可是从里根开始的美国政府财政,似乎不是靠减税,而是靠发行国债来解决。
靠发债来解决政府重大支出,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从晚清的左宗棠融资在新疆平叛,一直回到当年汉景帝需要在长安找高利贷者们借钱,来对付七国之乱,走的是同一条路子。
当然政府要借钱,也得有信用,就是说你必须有东西抵押,让大家心里可以安定一些,放心借钱给你。当年清朝的抵押是海关的关税,而汉景帝的抵押,就是打胜了平叛之战,就好好抄家一把,至少吴国的铜矿和盐业是摆在那里的。可是当初还是让人家高利贷的人们心里嘀咕,不敢借钱,因为不能确定你一定可以打赢。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美国,借钱打伊拉克和阿富汗,好像是赔本了。当年美国打伊拉克战争的主导人物之一,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兹,在美国国会给大家算的一笔账,就是伊拉克石油收益里面的三分之一付美国打仗的军费,三分之一付美国公司的伊拉克重建费,于是国会议员们签了字,做这笔打家劫舍的大买卖,结果做赔了。
当年常凯申先生,也发行了海外公债,用来在中国大内战,要消灭共产党,那笔买卖也因为国民政府在大陆跨了,就石沉大海了。
当然除了借债这个途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印钱。在古代,印钱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那时候用的是硬通货,你要发行新货币,就得真正的去开采铜矿,或者向明朝和清朝那样,通过海外贸易,换取来自日本和菲律宾,以至于南美洲的白银。
不过中国在唐朝时候,就开始出现纸币。首先出现的是方便于携带的汇票,解决你远距离经商时候的付款问题。后来在宋朝时候,定期3年的国库券开始出现,后来就有了纸币。而在元朝的时候,纸币运用非常广泛,政府狂发宝钞,引起恶性通胀,是元朝覆灭的一大原因。朱元璋早年也试过发钞解决问题,算是尝过通胀的苦头。
其实除了这两个办法之外,政府解决财政问题的另一个法宝,就是摊派。这个摊派不是摆在明面上的,而是通过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僚一个约定俗成的君子协定。从冠冕堂皇的官方记录上,和正式公布的税收法令上,这些协定是看不见的。
朝廷有困难,大家各地官僚,也会识趣一些,帮忙解决皇帝的问题的。根据特殊情况,摊派一些份子钱,如果地方官员做得好一点,这些钱也许就是从士绅大户那里来,如果差一点,就会从小民那里来。所谓苛捐杂税,指的就是这些。而这些摊派,摊到了谁的头上,就成了王朝是继续兴旺,还是面临崩溃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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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0 | 显示全部楼层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土地税收的基础,是在于大量自耕农的存在。当经济发展导致了土地兼并的贫富差距的时候,具有政府人士关系,或者本身就是政府官员的土地拥有者们,因为对地方政治实际权力的掌握,就可以通过政治影响力,来保证自己的土地税,可以交得少一些。
其实这个路子,和美国民主体制下,富裕阶层通过政治影响力,通过了种种减税法案是一丘之貉。也和美国一样,税收的主要负担,压在低薪和中薪的所谓中产阶级头上,中国古代的土地税收也压在了越来越少的自耕农们的肩膀上。
佃农没有地是无法交土地税的,就像美国的穷人一样,交税是没有份的。因此当贫富差距变大的时候,政府财政状况肯定会恶化。而当名义税率低,实际在中间层次吃油水的地方官僚们坐大而养肥,一方面抽下面屁民的血,一方面断中央政府的奶,就是每一个朝代,到了中期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就是要进行削藩的决策。
在中国历史上,因为话语权是被鼓吹黄老政治的人们掌握,所以一翻开历史书,俺们看到的就是宣王中兴、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当然雍正的加强中央财政的行为,是要开骂的)等等,却看不到对周厉王、汉武帝、王安石和张居正等等政策的支持。而这些企图压缩中间官僚阶层对国家财富的过大占有的革新,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汉武帝死后的桑弘羊的结局,因为改革的成功,其下场反而比改革失败的王安石和张居正要惨得多。
不过回到建文帝的削藩上面,和汉景帝的比起来看,显然是削得太仓促。建文帝的时机,更像是在汉文帝那时候的开削。和汉朝不同的是,军事要地,防止北方匈奴的重镇,比如说守大同的代王和守北京的燕王,都不是问题,反而是其他地方的七王是反叛的主儿。在明朝的削藩,削的是守护北京的燕王朱棣,因此成功不成功,对王朝的国防,都会带来影响。成功了,反而要比不成功糟糕。
如果当初建文帝,没有被手下那帮少壮派文人忽悠,等他个10年,一方面加强中央的官僚政治实力的建设,一方面等自己的四叔父更老一点,也许不会搞出最后的悲惨结局。而且自己的叔父还是打仗的高手,哪里是汉朝的吴王刘濞可以相比。
清朝康熙的削三藩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毕竟平西王吴三桂是员猛将,如果等他死了,换了个公子哥儿的儿子,削起来就顺手得多了。
削藩镇削得最快,也最和平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一顿宴会,就搞定了。不过这个削藩因为削得太快,过早的造成了干强枝弱的局面,导致了宋朝的军事实力削弱,从而成为中国历代最窝囊的王朝。
前面俺谈到过历史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争斗,因为生产方式和战争方式的相似性高,而使游牧民族占有技术上的优势。但是游牧民族,在团结和整合上,能力要低于因为成天要应付天灾,要治理黄河的中原农耕民族,导致游牧民族武装的短期冲击力比较大,但对抗的持续性比较短,就是说打闪电战,是游牧民族占先机,但是打持久战上,形式就转了个头。
这个在现代战争史上,颇有些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苏联的对比。同样是人员和资源缺乏的德国,靠的是军事技术上的先进,对苏联进行突击和闪电战。而土地辽阔和人力资源比较多的俄罗斯人,则靠做拖的办法,把德国人给打败了。
当然战争的胜利,靠的不光是军事技术,还要靠大家的武器装备、后勤和民心。在中国历史上,用于战争的资源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打仗用的战马,算是主要军事物资。另一个就是军队吃的粮食,是打仗不能缺乏的基本供应品。
不打仗的时候,大家干的就是贸易,游牧民族就会赶着马,过来互市,换取农耕民族的余粮。对中原的王朝来说,要强兵,除了军费要增加之外,当然就要有马的来源,而主要的一个马场,就是河套的鄂尔多斯草原。因此当中原王朝掌握了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保证了自己的战略物资,并可以在粮食的互市上,用贸易制裁的方法,来遏制游牧民族的物质供应。
明朝在明宪宗成化7年(公元1471年),由延绥巡抚余子俊开始在西北建立长城。这段长城基本上就把鄂尔多斯给放弃了,导致明朝的北方战略陷入守势。但是由于鞑靼各部族还是需要和明朝交易来获得粮食,最后俺答不得不妥协。
可是在宋朝的时候,局面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那就是在后唐时代,明宗李嗣源死后,其养子李从珂篡位,其女婿石敬瑭不甘心,向辽国称臣,借辽国的军力建立了后晋。作为交换条件,将燕云16州割让给了辽国。
这燕云16州,就是今天的北京的燕州(幽州,今天北京)、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儒州(今北京延庆),天津的蓟州(今天津蓟县),河北北部的瀛洲(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涿州(今河北涿县)、新洲(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武州(今河北宣化)、蔚州(今河北蔚县),和山西北部的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和朔州(今山西朔州)。这个地区,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北京、天津、保定、沧州、张家口、大同和朔州这一块北方的重镇地区。
这个地区被游牧民族掌握,其后果主要有二。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中原的北方门户大开,基本上除了城池之外,无地域之险可以守,方便于骑兵部队的大规模作战。第二个后果就是,当游牧民族掌握了华北这块农业地区之后,自己变成了手上有粮,心中不慌,不再受到农耕民族的要挟。在华北这块地方经营,导致契丹人不光是可以为自己仍然强悍的骑兵部队提供足够的粮食,也为他们进一步汉化,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政府管理体制,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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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来是游牧民族手上有马,可是仓里没有余粮,在辽国的时候,就变成了马粮齐全了。而宋朝在西北受到党项的西夏的威胁,连鄂尔多斯的马场也无法拥有。
当年辽国和宋朝通商的时候,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不许将马匹卖到宋朝。这个规定,大概和今天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实行的武器禁运政策差不多。当然因为那时候,鄂尔多斯和河西走廊都在西夏的控制下,宋朝还是可以用银子、茶叶和丝绸从西北买马。
朱元璋在削功臣武将的时候,还是比较知道时机的掌握,就是在人家蓝玉大将军,在漠北打垮了北元主力,才会出现蓝玉案的。可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位置,不是实打实和各类诸侯中原逐鹿打出来的,而是靠一个兵变起家,因此对各路拥兵自重的军头,就非常忌惮。
可是你就算要把这些军头敲打掉,也应该在收回燕云16州之后,再作计议啊。结果就是后来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赵匡义,在打北汉的时候,还敢和辽国叫板。但是后来在太平兴国4年(公元979年),灭了北汉之后,在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北上征伐的宋军被辽军大败,赵匡义差点做了俘虏。几年过后,准备充分的宋军,在雍熙3年(986年),再次试图拿回燕云16州的时候,又遭到失败,在歧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一带)主力被击溃。从此宋朝开始靠进贡的金钱,来买和平的外交政策。
由于在首都汴梁的北边,没有什么天险防守要地,拥有了游牧和农耕两种经济模式,和在文化上已经半汉化的辽国,迟早都会打下来。在北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的宋辽战争中,辽军20万精兵南下,直接威胁黄河北岸地区。宋军在澶州(今河南濮阳)由赵匡义的儿子宋真宗赵恒,在宰相寇准的支持下,没有接受其他官僚要求迁都金陵的建议,而是御驾亲征,终于遏制住了辽军的入侵。由于担忧辽国会在冬天等黄河结冰而攻击汴梁,宋朝在军事结果有利的情况下,赶紧签了屈辱的“澶渊之盟“,靠进贡来维持和平。
这个时候,宋朝的黄老政治开始逐渐出现各朝各代,都见过的问题。于是在宋真宗的儿子宋仁宗即位之后,新皇帝觉得不改革是不行了。
问题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财政问题。黄老政治,其实搞的就是美国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就是无为而治,要求小政府,就是俺们说的国退私进。名义上的税收很低,但实际上政府的财政需要想办法挖潜力,而地方上的官员,就把这个挖潜,挖到小老百姓的肉上去了。
另一个就是军力问题。那个时候的宋军,连小小的西夏国都打不过,实在是不成体统了。
解决的办法也是很简单,就是在北魏鲜卑人的治下,创造出来的均田制,后来在北齐、北周、隋朝和唐朝都有应用。虽然大家具体的均田方法不同,但其中心思想都是一致,就是遏制官僚体系里的土地拥有者们,利用自己手上的官权优势,不断的进行土地兼并,使国家的税收基础越来越单薄。其实并不是要真正,或者有可能做到均田,主要是希望能够遏制无土地农民的增加。
这些有土地的农民,不光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王朝的兵员。如果他们变成了无立锥之地的流民,那政府不垮台才怪呢。
其实中国今天,这样的土地兼并情况也同样出现。只不过现在的政府税收,在工业化社会中,已经变成了以工业和商业为主,而不再收取农业税。因此土地兼并的形式,就不再是抢夺农民的耕地,然后租出去给佃农耕种,而是变成了强迫拆迁,用来开发房地产。当然现在的名称是变化了,不再是官僚和地主利益团体,而是成了官僚和地产商利益团体了。
第二个解决军队建设的问题,一个就是国家财政要起来,可以投入更多的军费。另一个就是要提高军人待遇,让人们感到做军人,不光有社会地位和荣誉,还有比较切实的经济利益,那么才会吸引更多的人才,发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誓言。
可是这个富国强兵的想法,和宋太祖赵匡胤的国策是有所抵触。因为当年鉴于五代时期,军人跋扈,造成各地藩镇坐大,国家分崩离析,宋朝的政策是恩待士大夫,就是读书人和知识分子,而打压武人。估计俺们民间流行的那句“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就是来自于那个时候。
在北宋一片尊重知识分子,大量开科取士的情况下,一项重大的科技突破,大概就是在那个时代产生了。那就是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的出现,是和科举制度的蓬勃发展相关的。其实在隋朝开始科举制度以来,因为大家要好好学习,考试向上,对书籍印刷的要求就大了。有了市场需求,于是出现了雕版印刷。雕版印刷虽然可以大量印刷书籍来满足学生增多的要求,但是雕刻费工费时,不容易保管,而且一旦出现错别字,一块板就要重雕。
在唐朝时候,虽然科举是做官的一条道路,但是因为唐朝在中亚的用兵,通过军功而成为万户侯,还是一条选择。
宋朝的科举,比起唐朝来,则要更加爽快了。唐朝录取进士每次不过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几人,甚至几人。宋朝却是每次录取,就是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而且光是进士,就分成及第、进士出身和赐同进士三等。唐朝你科举通过了,只不过获得做官的资格,要真的拿到实际官位,还要通过吏部考核。可是宋朝不同,一旦科举过了,马上就任命,而且考试排名在前面的,还可以一下子做高官。
在这样一片朗朗读书声下,对书籍的大量需求,活字印刷的出现就不奇怪了。自然这个伟大科技的发明,又推动了朗朗读书声的响彻云霄,暂时压住了远处游牧骑兵的铁骑和金戈之声,于是在多年之后,大家发现原来用来读经书的脑袋,还可以用来和人家金兵的狼牙棒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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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1 | 显示全部楼层

宋仁宗看到了这个问题,那就是要改变百夫长和读书人的社会地位。而他找来改革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提出来的改革方案,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在吏治上下功夫。
从严吏治作为切入点,确实是一个纲举目张的好方法。这个被称为庆历新政的改革,希望通过精简官僚机构、减少冗员、选拔良才、降低俸禄等方法,来提高行政效率、压抑地方官吏势力和改善政府财政。而减少官僚人数,自然同时要减少科举的录取人数,这下子又影响了抱着书本死读书的士子们。
同时在打击官僚势力的同时,实行均公田、减徭役等等有利于非读书人的农民的政策,当然也损害了官员们和文士们的利益。
所以庆历新政很快就短命了,不足为奇。一个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在削减官员的时候,富弼曾对范仲淹说,你是不是下手太狠,你就是一笔,人家官一没有,一家的饭碗给打碎了,就是一家哭号啊。范仲淹回答说,这样的官员管理一路的地域,那就是一路的百姓民不聊生,一家哭胜过一路哭啊。
在庆历新政出笼之前,宋真宗时代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就是在“澶渊之盟”之后,虽然身份上确定了宋朝是兄,辽国是弟,但是哥哥是每年要送钱给弟弟的。本来如果对这个耻辱不满意,你就应该学习越国的勾践,来一个卧薪尝胆。可是当时宋朝朝廷里面,热爱和平的官员占了主流,宰相寇准给踢到雷州,就是今天广东的雷州半岛,湛江那一带去了,大家对军备的东西非常反感。因此只要有人一提增加军备,马上就要道德分子,出来反对,说是那样会造成“友邦惊诧”,俺们要和平发展,搞啥子军备呢,缩头乌龟做做就没有事了。
不过,虽然在武备和国防上不敢有什么作为,但是因为考虑到契丹这些戎狄,都是老土,敬天地,怕鬼神,如果皇帝可以搞些神神兮兮的道道出来,就会从心理上收复这些蛮夷。
于是在当年主张迁都金陵的大臣王钦若的主持下,宋真宗有一晚上,梦见了老天爷从天上下诏书给他,结果就居然在汴梁上空跌落长2丈多的天书下来(看来宋朝时候的高科技不是盖的)。这之前秦朝的陈胜靠的是吃饭的鱼肚子里,找到张“陈胜王”的天书,这之后元朝的韩山童靠的是黄河工人挖出的“一只眼铜人”,在古代也出现过河图洛书,,都是从地面上挖出来的和水底下冒出来的,不知宋真宗这个天书,是靠什么办法,搞到天上去的。
自然天书一到,善莫大焉。于是皇帝上泰山封禅,诸如此类就搞了一大堆面子工程出来。这中间的面子工程,主要是强调中原本土文化的猛烈,因此源自于中国的道教,就成了热捧的对象。大兴土木的结果,当然令到各级政府的经手官员们,个个赚到眉开眼笑,可是财政的烂摊子就甩给了后来的宋仁宗了。
虽然在友邦惊诧论的反对之下,宋朝坚决不发展军事力量,要和平发展,幸运的是,当年契丹的掌权的萧太后,是一个非常英明神武的领袖,在她去世之后,辽国自己陷入了内斗,也无力来征伐宋朝,算是有了120年的和平。
在王朝建立初期,人口因为上一个朝代的崩溃,导致的战乱、灾荒和疾病而减少,通常土地比较多,使耕者有其田这些保证农业生产和保证税收基础的政策容易实行。而随着初期到中期的休养生息,政府的财政支出,比早期节衣缩食的状况有所改变,名义上的低税收制度,就越来越需要官僚们发挥想象力,来财政创收了。
因此任何政府的政策,都有赖于官僚系统的配合。但是随着官僚们的招亲荐友、拉帮结派、买官卖位、结党营私和得过且过,就开始产生了尾大不掉的毛病。
其实宋朝虽然大力推广科举制度,希望通过建立学校教育系统,通过培养忠于政府机构的文官,来防止出现五代那些以自己利益为上的武将,来成为政府和社会的主导力量,但是在真正的实际运作中,你还是很难防止官僚的腐化,利益自己手上的权力,来谋求自己的子弟在官员中优先被录用的机会。
其中合法的方法,就是“恩荫制”,意思是高级官员,可以指定自己的孩子们成为官员候补。范仲淹的改革中,专门一条是对付这个。
当然改革失败后,出现的情况就是宋朝的科举取士,越来越不重要。在宋仁宗改革期间的庆历6年(公元1046年),全国政府部门中,靠科举考试出任官员的比例是57%,就已经让皇帝不满了。可是到了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45%。
南宋的情况更加恶化,在宋光宗绍熙2年(公元1191年),科举出身下降到31%,而到了宋宁宗嘉定6年(公元1213年),比例是27%。
当然这个比例还是高于唐朝中期的15%,但显然这种变化导致的结果,就是掌握政府权力的官僚系统,开始慢慢出现唐朝以前的门阀化和贵族化趋势。
当然在范仲淹时代的官僚体系,43%的官员是靠裙带关系带出来的,已经给社会造成了很多问题。土地兼并严重,影响到政府收入基础,而北宋人口的大量增长,带来的人均耕地减少和城市人口增加,其实使工业和商业都得到大的发展,而这些新的行业利润,又大部分没有使国家财政得益。
要改变这个局面,国家财政要做的就是开源节流。开源,就是增加新的税收的源泉,当然就会触及现存的利益集团格局。而节流,首先就是要把冗余的官僚体系精简,把人浮于事的局面改变过来。而这个改变,当然要先在吏治上开刀,自然改革的艰难程度不小。官权过大,官商一体,国家的能力自然就被削弱,真正的小屁民就变成了刀俎下的鱼肉。可是掌握舆论话语权的利益集团喉舌们,仍然大喊“国退民进”,强烈反对“国进民退”,这个大概是真正的普世价值,是今天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可以看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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