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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井底望天

《大国游戏》卷五:说文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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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1 | 显示全部楼层
说文论武之民族主义


宋朝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
一方面是军事上的积弱,导致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征服。另一方面是经济、科技和文化的高度发展,在宋朝几乎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潮,这个时期,被大部分海外的汉学家,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称作为中华文明的黄金时期。
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内藤湖南对宋朝的评价非常高,认为中华文明到了宋朝进入了文明成熟期。内藤把中华文明分成3个阶段(这种3段论看历史,大概是起源于《春秋公羊传》,并成为后世人们的主要分段法):上古、中世和近世。
他认为中华文明像一个水池中的涟漪,从文明中心的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形成,然后这个中原文化像波浪一样,向外扩张,影响周边地区,导致周边的落后民族不断接受先进的中原文化。但这些落后民族在接受中原文化的教化之后,开始自身的觉醒和发展,然后在壮大了之后,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力量,又反过来影响中原文化。这个反馈作用,就像涟漪碰到了岸边,然后反方向移动。
这个反作用力,就使得文化发达过度,出现衰弱现象的中原文明受到年轻文化的刺激而再生活力,不断更新延续、发展壮大和老而不死。而中华文明就是这样一个对外部影响和被外部反影响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文明体系。
在他的划分中,上古就是从夏商周到东汉中期大约公元2世界中叶,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和对外扩张期。这之后,就是第一过渡期,从2世纪后期到4世纪初期,就是东汉中期到西晋,这种扩张基本停滞。
中世就是从4世纪初期的五胡十六国到9世纪初期的唐代中叶,从五胡乱华开始,这一时期的外部异族觉醒,势力侵入中原,反作用于中国内部的时期。第二过渡期,就是9世纪中叶的唐朝末期到10世纪中叶的五代时期,算是外来势力及其盛行的时期。
近世就是从11世纪的宋朝到清朝,算是中国原来文化的文化复兴和进步。这个时期,贵族没落之后,官僚群体出现和君主独裁建立。中国社会出现平民主义倾向,文化回归到老百姓手里。
内藤认为中国历史算是“宋代近世说”,从这里中国文化进入老年期,知识分子心态更趋圆滑,向往返璞归真、崇尚自然、厌弃繁琐、苟且偷生,希望获得宁静和生命延续。整个民族社会生活中政治和军事的重要性减退,知识分子们的建树全是在文化和艺术上面。
与此相应,在内藤眼中,中国在清朝末年经受的鸦片战争、洪杨造反、甲午战败、义和拳乱、八国联军、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而呈现出来的政治腐败、经济赢弱和军事懦弱,其实和宋朝时代远远领先世界N百年的高度发达和辉煌灿烂分不开。
与此对应,内藤提出另外两个理论,一个是文化中心移动说,另一个中日文化同体说。
中日文化同体说,就是日本文化不是一个独立文化,而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原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内藤认为,从文化上来讲,日本就是中国之一个省。中国文化,或者叫中华文化,如果要更让一些人舒服一点,就可以叫做东洋文化,或者东亚文化。
在西方词语里,可以叫做Chinese Civilization 或者说Sinic Civilization。但是后来的西方学者,比较倾向于将派生于中国文明的日本文化,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文明体系,就像是将西方的东正教文明,和拉丁美洲的天主教文明,从西方文明(基督教和欧洲天主教)中分离出来一样。这种分离,在日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一心要脱亚入欧的文化取舍应该是比较合拍。
在内藤的时代,日本学界对日本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认知还是比较明确。而文化中心移动说,就是中国文明本来起源于中原,以洛阳一带为中心,但后来中心西移到了西安的关中地区。在宋朝以后,中国文明的中心北移到了北京,但是这个文明中心主要是政治中心,而文化中心则南移到了南京一带。
在日本崛起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包括内藤在内的一大批人,其主流思想是中国文明中心最后会东移到日本,而由日本来主导实现中国文明的复兴和发展,而这个理想,就是历史赋予日本的国家使命和文化天职。
从内藤的分析看来,日本对中国的反作用影响,可以看做是唐朝第二期的一个新版。他认为中国文明的衰老,是清末中国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而日本的兴盛,和西方文明一样,就是他们是青壮年,相对于一个老人的优势。他在描述中国在三国时期的历史,用的就是年轻的吴国领袖人物周瑜和蜀国领袖人物诸葛亮,打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人魏国领袖人物曹操的故事。
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讲,日本和西方当年的强盛,其实就是和宋朝面临的契丹、女真和蒙古的强盛,或者说明朝面临的满洲的强盛,是一个道理,就是人家都是没有啥子文化的野蛮人。有教养的人讲道理,没文化的人靠蛮力。
这种日本盛行的思维,其实骨子里就为后来日本的侵略中国提供了理论基础。说到底,就是俺们日本人,同你中国人,都是中国文化啊。你现在老了又残了,需要俺们给你输入新鲜血液了,这样在俺们的领导下,中国文化就真正复兴了。
其实这种主张,当年不少冲到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们,还是比较接受的,不然俺们中国也不会在抗日战争中间,出了那么多愿意和日本人合作,来做所谓曲线救国工作的。估计那些曲线救国之人,走的曲线,就是内藤湖南先生等人主张的,由日本文化来主导的中国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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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2 | 显示全部楼层

当然俺们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大概也有几千万吧,就选择了直线救国的方式,那就是“打得日本强盗回老家”的又土又笨的法子。
这个法子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化中,一个从来没有被重视,在历史上没有出现的现象产生了,那就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诞生了。
如果你听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俺们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你听到的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这个民族的存亡变成了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不是中华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很明显,人家日本人说,俺们也是中华文化。
这样的歌儿估计在五胡乱华的时候,是听不到的。那时候,大家听到的更多是“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在金兵破汴梁、蒙古下襄阳和满清屠扬州的时候,这样的歌儿也是听不到的。
在古代的中国,大家信奉的是文化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就是说,汉文化代表的是一个教化的文明,周边的其他民族,不论你是东夷、西戎、南蛮,还是北狄,都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因此种族上和人种上,是没有歧视成分,可是问题是在文化上,因为你落后,和俺不一样,就是没有文化。
因此有文化的中原人对周边的没有文化的各种民族,颇有一些自得和自傲的。这就产生了远古中国人,天下以俺为中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世界观。在这个世界观里,华夷之分是很清楚的。
当年的孔子,对提倡尊王攘夷的管仲,曾经说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也”。孔子的意思,就是没有管仲在齐恒公那里,尊周天子以武林盟主的身份号令诸侯,来抵御蛮夷,那华夏文明当不存在,连自己也不能在束发结冠,无法穿俺的传统华夏之服饰,而要披头散发,穿蛮夷们的袄子了。
当然形式比人强,当年管仲要攘的夷的主角,就是在荆汉之地的楚国,成天价要北上中原。经历过N次的失败和奋斗,人家楚庄王终于变成了武林的盟主。看起来好像是无间道一样,本来要剿灭魔教的正教联盟,最后不得不接受剿灭的对象,成了老大。
楚国这个华夏族的身份认定,是靠军事实力打出来的,因此人家楚庄王在路过周天子的地盘时候,就很用心的问了一下,代表周天子的权柄的鼎,有多重。
这就开启了后来所说的华夏教化论,就是蛮夷居于中国,接受文化,就成了华夏的一分子。而华夏如果仿效蛮夷的生活,那么就退化,从文明人退步为野蛮人了。
这个口子一开,自然就给了想征服中原地区的其他民族一个很好用的理论基础。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走楚国的老路子,那就是俺的祖宗,如何如何就和黄帝扯上了亲戚了。
当然有的亲戚关系还是比较硬,比如说匈奴的刘渊,是历史上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非汉族的国家。从文化上来说,刘渊算是彻底汉化,号称是冒顿单于的后代,但家族的祖庙里拜祭的是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和汉光武帝刘秀。而从血缘关系来说,人家确实是实打实的汉朝皇家的亲戚,比当时的西晋皇室司马家,要更接近汉朝正朔,也比当年俄罗斯大公伊凡四世的侄女婿身份而自称沙皇要合法得多。
从此每个入主中原的外族,都带有明显的汉化特征。在五胡乱华时期,出现在北方的16国,不论是汉族建立的前凉和西凉,还是匈奴族的后汉、前赵、北凉和胡夏,氐族的成汉、前秦和后凉,羯族的后赵,鲜卑族的前燕、后燕、西秦、南凉和南燕,以及羌族的后秦,高句丽族的北燕,其管辖的民众是胡汉都有,采取的制度也是双轨并行的一国两制。
由于民族、种族、文化、法律、典章和风俗都不同,这个时期的民族冲突和融合并存。虽然很多其他民族已经在中原地区扎下了根几代人,不少族群是在三国时期,就定居中原,但这个融合过程中,仍然充满了不少血腥的屠杀和破坏。
这种文化融合的困难,可以称作内部殖民化,因此造成数百年的乱局。这种情形在当今世界也有现实意义,就是在欧洲出现的穆斯林群体,和美国出现的拉美裔群体。这个发展,会不会在美国和欧洲,引发出现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方式,尚且是未定之论。前不久在美国的电视新闻里,已经看到新纳粹党徒和拉丁裔权益活动分子们,在街上大打出手了。
而在中国,这个乱局自然是无法维持下去,于是后来出现了拓跋族在北方的统一,和在北魏孝文帝时代的主动和强制汉化,才解决了社会分裂的问题。
在孔子的时代,穿衣服和梳头发的方式,就是说衣冠,是文化的一个重大象征。可是很快在战国时代,赵武灵王为了和北方游牧民族竞争,而进行了改变服装的胡服骑射,估计会被孔老夫子一顿臭骂成为化华夏为蛮夷。
而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政策就更要极端,在全国禁止说自己的母语和其他的胡人语言,不许穿少数民族的服装,而且大家统统改成汉姓。另外就是胡人不许内部自己通婚,大家必须胡汉通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然这套激进做法,引起了强烈的反弹,结果就是导致了北魏分裂,东部由坚持鲜卑化的北齐,和西部由坚持汉化的北周对垒,以最后北周得胜解决了问题。
这个五胡彻底汉化的过程,大概是用了一百年,其总设计师是元宏的干祖母冯太后。而冯太后本身是一个混有慕容鲜卑血统,而母亲又是平壤的朝鲜人的混血汉人。可以说,没有这位伟大女性强行推行同化的行动,中国再次统一而出现隋唐的情况,也许就不会发生,或者说不会那么快发生。正如欧洲的罗马帝国崩溃后,一直到今天,政治统一的企图仍然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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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2 | 显示全部楼层

当然中国在经历了4百年的分裂之后,重新在隋朝得到统一,冯太后的同化运动是一个主要因素,但就不是唯一的因素。
在中国处于五胡乱华的同时,西方的罗马帝国同时经历了来自北方的蛮族,日耳曼人、匈人、哥特人和斯拉夫人等等的入侵。考虑到整个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的南移,大概是因为地球在那个时期变冷,导致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困难而形成大规模迁移。
因此有许多学者对汉朝和西罗马帝国,在差不多接近的时间,同时崩溃,而中国后来可以再次统一,但是西方则永远陷入分裂,做了不少研究。
汉朝的正式结束,是在公元220年,当魏文帝曹丕废了汉献帝刘协,开创了魏国。但是汉朝的实际终结,应该发生在公元189年,当董卓废掉了汉少帝刘辩。从这一年开始,直到400百年之后的公元589年,隋朝的文帝杨坚灭了南陈,以“玉树后庭花”而名扬千古的陈后主投降,中国重新统一。
其实在这个中间,中国非常短暂的统一了一下,就是在公元265年,西晋的晋武帝司马炎萧规曹随,用曹丕的旧路子抢了曹魏的皇位,然后在公元280年,灭了东吴。这个统一,因为后来西晋的八王之乱,导致了政治次序的紊乱。在长城内定居的匈奴族首先发难,在公元316年,攻破长安,历史上称之为永嘉之乱。因此统一的时间,就是36年,之后的分裂是280年。
而就在中国的匈奴造反的时候,另一只被称作Huns的匈人,出现在顿河流域。虽然一种假设,就是这只匈人其实就是当年东汉窦宪于永元1年-3年(公元89年-91年),所击溃的北匈奴残部,但并没有考古和历史文献可以证实。
出现在欧洲的匈人在公元375年时,征服了东哥特人,并驱赶西哥特人过多瑙河,而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哥特人,其实就是日耳曼蛮族,对罗马帝国造成极大的冲击,并于公元378年的亚德里亚堡之战中,全歼了罗马军队。
西哥特在公元410年的第三次围攻罗马城的时候,不是前两次那样,拿了赎金就退兵,而是洗劫了这个罗马的政治中心。从此后,扶持的傀儡皇帝,就像汉朝的献帝那样成了摆设,日耳曼蛮族的各个部落在罗马旧地不断鲸吞蚕食,建立一系列蛮族的国家。最终在公元476年,年仅6岁的西罗马末代皇帝罗慕洛被废,西罗马帝国寿终正寝。
而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北方正好是北魏兴起,孝文帝在公元471年登基。
因此大家第一个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汉朝和西方的罗马帝国,在崩溃上面有什么相同之处。首先是1788年,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他的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提出,罗马人和中国人的文明导致的纤弱,无法抵挡野蛮人的杀气。
后来的各种研究,更关注于这两个帝国的体制上的缺陷。从经济角度上来看,就是这两个帝国同样出现门阀特权家族对土地的大量兼并,和罗马的奴隶体制和中国的流民,都导致了帝国的财政出现问题。从文化角度上来看,帝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受到了宗教的冲击,在罗马帝国,就是基督教变成国教之后,对罗马皇权的影响。而在中国,就是佛教的兴起,以及试图和外来佛教竞争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盛行,同样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操控力。
在军事上,两个帝国都犯了同样的致命的错误,就是允许了让游牧的各蛮族在自己的帝国境内居住,而且还依赖于招募这些族人来防守自己的边界。当然前面说到的经济上的问题,就使两个帝国的财政状况比较窘迫,因此无法负担积极的防御政策,依赖于外交上的手段和敌人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倒台只是迟早的时间问题,那么一旦内部有自己内乱的因子,就一下子变成覆水难收了。
一旦中央政府消失,西欧和中国同时经历了黑暗年代。两个帝国都是一半在混乱中,令一半试图保持住文明的辉煌。在罗马帝国,西罗马地界自然是蛮族们的乐园,而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则试图传承罗马的文明,直到15世纪中叶,被另一个蛮族奥斯曼突厥灭亡。
而中国,则是靠汉族人的衣冠南渡,以南朝的东晋和后来的宋齐梁陈的方式,来延续文化的传承。
东西方历史的相似性,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中国在大混乱之后,最终又回归了统一。而在这次之后的历史上,唐代之后的分裂没有超过50年,而在清朝灭亡的1911年后的分裂,也是在短短的38年后的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重新统一。
为啥中国做到了,欧洲做不到?不光当年做不到,现在里斯本条约算是欧盟27国全部通过了,但是离一个真正的政治统一的国家,还早着呢。
对中国可以重新统一的原因,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就是中国的体制比罗马帝国要强太多。中国的民族认同和文化统一比罗马帝国要强大,包括中国特有的汉字系统,可以做到既保持书同文的统一性,又照顾到言语不同的地域复杂性。
当然从地缘因素来讲,中国的地形比较清晰,中间没有主要的地理阻隔,比如像欧洲的阿尔卑斯山那样。想象一下,如果中国的中部不是几条容易跨越的江河,而是像喜马拉雅山那样,估计统一国家,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在政治制度上,中国的源于天意(其实就是民意)的王权概念,要求领导人的公正和符合道德的政治理想,以及通过知识分子的官僚系统来管理,都比罗马帝国的私人皇权的公正执法要吸引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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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3 | 显示全部楼层

当然在社会学上,就是俺前面提到的,可以不断的把大量拥入的蛮族汉化,也是实际上最起作用的因素。
当然不是历史上所有的汉人,都会主动的向冯太后那样,推进以汉化为主旋律的民族融合。在汉文帝时代,因为不满被派去作随从的宦官中行说,就影响了匈奴族汉化的过程,并力图保证匈奴文化的独特性。后来在西夏时期,大权在握的西夏皇太后梁氏,本身是汉人,却坚决反对汉化,在西夏推行汉化改革的毅宗去世后,立即废除汉礼,实行吐蕃制度,并开始向北宋发动战争。
而建立在北魏民族融合基础上的隋朝和唐朝的皇族们,本身在血缘上就有不少胡人血统,因此这时候听到的就不是华夷之分的老调子,而是华夷一家的新调门。而在唐朝的整个政治、军事和经济体系中,胡人、突厥人、阿拉伯人、波斯人、日本人、高丽人、犹太人等等,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寻求自己的长安梦,大概就是近期的所谓美国梦,就融化在唐朝的汉族中间。
因此唐朝的大学问家韩愈,就提出了“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样的观点。当胡人安禄山起兵造反,试图通过种族和文化作为一个旗号的时候,大批居住在长安的胡人,主动放弃自己的姓名,选择李姓来表达对唐朝的支持。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知识分子们,自然就很容易地,就为进于中国的蛮夷们提供“则中国之”的全套服务。在唐朝后期后,契丹在东北兴起,唐昭宗天复2年(公元902年)耶律阿保机洗劫了长城以南的晋冀一带,掠夺了不少汉族民众北上,在草原地带筑城,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为了有效管理这些俘获的农人,阿保机还捉住了不少汉族儒生,希望由他们帮助管理掠夺来的汉族人口。而这些儒生则偷偷逃跑,坚决不肯事从和自己长得差不多的契丹夷狄,却投奔来源于西域沙陀族,和自己长得颇不一样的后唐。
当然在契丹逐渐汉化之后,这些汉族知识分子们很快就把这个外来的异族,视为入中国而中国人了。而在后来蒙古铁蹄杀进中原的时候,来自于契丹皇族,汉化了的耶律楚材出任蒙古大汗窝阔台的丞相,试图将蒙古人汉化。而忽必烈也有一大堆著名的汉族儒生,比如说刘秉元等人,为他出谋划策,但在蒙古人的眼里,北方的汉人(包括女真、契丹、渤海和朝鲜等等),也不过是第三等人而已。
契丹的汉化进行比较早,耶律阿保机在公元916年创立了契丹国,很早就开始用汉人儒生,比如康默记、韩延辉和韩知古等人,成为后来南院机制。后来在公元936年,从石敬瑭手上拿到了燕云16州,为了怀柔当地的人民,于公元938年,放弃番味比较浓厚的国名,改用中国传统,以古地名称为辽国,并将年号改成意味深长的会同。辽国实行的是一国两制,在人口多的汉族地区完成采用汉制,和在地域广的游牧地区采用旧制。
而女真的崛起,则比契丹要快。完颜阿骨打在公元1115年统一女真各部,在会宁府(今哈尔滨阿城区)建立金国,花了10年,在公元1125年就把辽国灭了,并于1126年,攻克汴梁,灭了北宋。金国的汉化主要还是在海陵王完颜亮期间,开始大规模实行。
蒙古的崛起也比较快,在铁木真于公元1206年统一蒙古各部,在斡难河(今鄂嫩河)开库里尔台大会,就是各部落的军事同盟大会,出任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用了6年时间,就攻破了金国的中都(今北京),占据了黄河北岸,而迫使金国南迁汴梁。这时成吉思汗开始重用耶律楚材,但直到蒙古占领大部分中国北方之后,才有机会实施不太彻底的汉化。
这一个时期,中国被北方游牧民族征服,应该从契丹占据燕云16州的公元936年,到南宋在崖山之战(今广东江门)失败,丞相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的公元1279年,总共用了373年。可以说辽国是统治汉地面积虽然最小,只是燕云16州,但是时间却是最长。蒙古算是统治了整个中国地区,但是时间却是最短。而中间的金国,统治淮河以北的中国北方,应当是最值得研究的一段时期。
女真族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开始了一种新的政治尝试。就是和以前的拓跋族不同,女真人考虑的是,如何能够接受和改变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体系为其所用,而又不至于自己被同化,免得失去自己的民族身份。
这个问题,对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讲,经历了五胡乱华时代,清晰的明白在中原政治陷入混乱和中原王朝腐败的时候,靠自己的武力优势,是有可能征服中原大地。可是马背上得来的天下,不可能靠马背来治理,如何运用儒家体系来做文治,而又可以保持自己游牧民族的武功,就是如何可以实行一个平衡的游牧和农耕的一国两制,是女真人的一大努力方向。
当年唐朝衰落的时候,在北方的回纥,曾经发生了一个是否要南侵的争论。当时曾几次侵入中原的牟羽可汗,看中原政治纷乱,企图在唐代宗去世后的乱局,逐鹿中原。其中反对南侵的,认为南侵失败的结果,自然是自己的国家灭亡,但是如果南侵成功,那么自己民族极其有可能就会被同化而不复存在。权衡得失,还不如和唐朝和好更符合民族的利益。最后牟羽可汗被杀,而结束了这次争端。
可以看出的是,女真族的这个尝试,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异族入主中原后,采取的主动要汉化的态度,而变成了希望不要汉化,或者尽量缓慢的汉化的过程。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看时间的长短,后来的蒙古人因为在中原呆的时间短,因此避免了汉化。而女真人,和他们的后代满人,虽然主动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还是在漫长时间里完全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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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3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辽国的时代,一国两制已经实行,不过因为辽国的汉族人口和地域不是太大。而金国控制了中国北方,当时的人口大概是4千万-5千万之间,大概减去契丹和渤海等其他民族的5-6百万人口,对只有6百万人口的女真族而言(其中还包括早期征服的女真化的其他各族人口),是一个大的挑战。
很显然,在长城以北,还是要以部落制度为首的游牧民族管理方式,但是在长城以南,黄河北岸的地方就靠利用旧辽国的官僚和北宋降官管理。而对黄河南岸,尤其是接近淮河流域的地方,一些金军将领企图推行女真化的改变民俗的剃头方式,并不许当地汉人穿汉服,受到汉族民众的强烈反弹。因此先是采取了扶持傀儡政府,之前是用北宋丞相张邦昌建立楚国,之后是用北宋济南知府刘豫建立齐国,来作为和南宋的缓冲地带。
当然后来剃头发、留马尾辫、穿马褂的法子,在满清入关后又重新推行,这次是以“留发不留头”的铁血方式,以嘉定和江阴等等大规模屠城,来最终达到了目的。基本上是通过将汉族人的衣冠满清蛮夷化,来确立自己的强势文化地位。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契丹、女真和蒙古,在汉族地区采用的法律体系,都一致放弃比较严厉和苛刻的宋朝律法,而是采取相对宽松的唐朝律法,算是笼络汉人民心的一个法子。
女真人为了解决文治武功的问题,一方面在中原汉地的重要咽喉要道,驻扎满清军队,进行军垦,一方面将中国各类学术著作翻译成女真文,并希望通过这个教育来培养女真族的文官人才。这种军垦的方法,自然被后来的蒙元和满清所继承。比如说俺的老家贵州的黔北,因为地处去云南的要道,在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开始由满洲军驻扎,使满洲成为贵族这个西南边远地区的省份的一个世居民族。这些满族军人后裔,基本上全部汉化,在人民共和国鉴别民族身份时候,全部报之以汉族身份,直到1980年代,才恢复了满族的少数民族身份。
女真族的汉化运动,开始于金太宗去世后的天会13年(公元1135年)。16岁即位的金国的第三任皇帝金熙宗完颜亶,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嫡长孙。因为他的养父阿骨打的庶长子完颜崇干倾慕汉文化,从小请了辽国的进士韩昉教他汉文经典,因此被旧贵族亲戚们蔑称为汉儿。金熙宗即位后,其改革主要是在中央建立三省六部制度,把军权和行政权分开,以及在君臣礼仪上的变化。但是真正的大动作,是在金熙宗的养父完颜宗干的二儿子海陵王完颜亮,通过宫廷政变,谋杀了金熙宗之后展开的。
海陵王因为靠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了皇位,因此诛杀了不少对他有威胁的皇族和宗室子弟共250余人。完颜亮自身也是受汉文教育很深,主张女真汉化。他大量重用汉族大臣,如刘苔、刘萼、张中孚等人,和其他汉化的契丹和渤海大臣。他在军中则取消了猛安谋克的等次,来限制宗室地位并罢免了女真贵族世袭万户职务。
海陵王的最大改革,是将金国的首都从现在哈尔滨的上都,南迁到现在北京的中都。这个迁都行为,和当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是如法炮制。就是通过远离女真人的祖先之地,使女真更加汉化。这个迁都行为,甚至包括把金太祖和金太宗的棺木迁葬,把整个旧都宫殿夷为平地,来杜绝贵族们的留恋之心。
另外一个汉化的标志是对科举制度的进一步恢复,把以前南北各选的方法,改成南北通选,并恢复了殿试。
海陵王在诗文上的造诣也不差。正隆四年(公元1159年),他派遣间谍到了南宋,带回来了临安的全城图。他在上面题诗一首: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
这首诗的第一句,就是谈的是秦始皇帝的天下书同文和车同轨的故事,可以看出完颜亮的汉化程度之深。但是当完颜亮正隆6年(公元1161年),破坏了宋金之间已经维持了20年的绍兴合议,率部南下,却在长江边的采石矶(今安徽省马鞍山市)一战,被南宋的一个文人官员虞允文击败。
可是问题在于海陵王之前渡过淮河的前一天,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留守完颜雍发动政变,下诏废黜了海陵王,改年号为大定,即成为后来的金世宗。而完颜亮则在败军中,因扬州兵变,被乱箭射死。
由于金世宗是在反海陵王的女真贵族的支持下政变成功,因此他的政策自然就是要推翻海陵王的汉化趋势。而且由于在海陵王南侵失败后,南宋宋孝宗排斥了秦桧党人,重新用张浚,企图北伐。这个军事行动后来在符离(今安徽宿州)失败,宋金重新签署隆兴合约,南宋仍然要进贡20万两白银和20万匹绢,但就不再向金国称臣。
但事实上,就是金国的军事实力不再对南宋有压倒优势,其铁浮屠和拐子马的重甲骑兵战斗力已经减弱不少。因此金世宗的女真化改革,首先是减弱汉化的文治,重整女真的武功。他首先规定皇家的年度围猎行动,就相当于俺们今天每年就搞一次军事演习,并鼓励各种军队的练兵活动。
金世宗同时提倡说女真话、穿女真衣的文化运动,并在公元1188年禁止女真人穿着汉服。但是这个本土化行动已经太迟了,当他决定把汉文古籍翻译成女真文的时候,来鼓励女真文化,女真语差不多已经频临死亡。
因此他的后任金章宗完颜璟在公元1189年即位之后,汉化政策又恢复了。在公元1191年,禁止汉族和女真族通婚这条名存实亡,从金国的皇帝到官僚,都屡屡违反的法律,被正式废除了。金国的官员们开始讨论,在五德学说中,应该选择哪一个颜色来表明自己在中国王朝更替中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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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3 | 显示全部楼层

前面谈到了南宋在崖山之战中灭亡,那个时候,南宋的抗元名臣文天祥在元军的战船上,亲眼目睹了整个海战的过程。
文天祥,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不是一个武将,算是一个文弱书生。他在南宋宝祐4年(公元1256年)中了进士,并在集英殿的廷对中,以“法天不息”的核心观念写的《御试策》被宋理宗钦定为该科状元。
文天祥的老师是欧阳守道,而欧阳守道则是宋朝理学大师朱熹的传人,因此文天祥本人算是朱熹的三代传人。而南宋的理宗皇帝又非常推崇程朱理学,因此君臣算是一拍即合,在文天祥的廷对中,贯彻的始终是程朱理学的基本思想。
因此这个算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悲剧,在一个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需要救亡图存的时候,皇帝和最出色的大臣,讨论的不是强兵之策(因为南宋如果不算是富国的话,全世界从古到今,就没有人敢称富国了),而是天道之理,和人道之修。
这个时候,一个民族似乎应该出现的是中国秦国的商鞅,或者是普鲁士的俾斯麦。就算是这样的铁血政治家没有出现,最起码也应该出现苏秦或者张仪那样的战略家。
其实就算是俺说的当北方游牧民族手中有了粮,其军事优势仍然表现在短暂的冲击力上。金国的南下战略基本上是两次,其实都被南宋的军民所挫败。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战事,就是在南宋绍兴10年(公元1140年),金朝大臣完颜宗弼,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金兀术,撕毁合约,南下攻宋,在顺昌(今安徽阜阳)打了一战,企图从这里南渡淮河。
当时防守的南宋将领刘锜实行的是全民抗战的路子,男子备战守,妇女砺刀剑,为了背水一战,制止宋军出名的逃跑习惯,他还学项羽,破釜沉舟,把船只凿沉,断了大家过淮河的后路。
而这次战役的时间是在盛夏,金国的重铁甲骑兵在中午时分,酷热难熬,口干舌燥的时候,附近颍河水里,和城外的野草中间,又被南宋军民撒满毒药,导致金兵人马大批中毒而削弱了战斗了。结果就是刘锜以区区不到2万的军队,以少胜多,和其他的著名抗金将领岳飞、韩世忠等,遏制住了金兵的攻势。
另一次就是前面提到的海陵王南侵,也是以金兵大败而结束。
因此只要宋朝能够积全国的财力和人力,抵挡住金国和后来蒙元的短期凶猛的攻势,坚持打持久战,能够做到全面皆兵的话,应该不至于被外族灭亡。
但是要做到全民皆兵,一个民族必须有坚定的民族主义意识。而从文天祥的情况来看,当时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的理念里,民族主义的意识并不浓厚。
当年文天祥被俘之后,从元太祖忽必烈以降,都非常渴望可以把文天祥劝降。因此押送他去观看南宋灭亡的崖山之战,其实是一种心理战。
看到南宋军的惨败和王朝覆灭,文天祥当然是悲从中来,当时写了一首44句的七言古诗,以表达“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的绝望心情。
这首长诗的开头四句,说道“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欣赵人怨。大风扬沙水不流,为楚者乐为汉愁”。因此可以看到文天祥类比蒙元和南宋之战,似乎不是不同文化,或者不同民族的争战,而是相当于战国的秦赵之战,和楚汉之争。
在后面提到元军的时候,文天祥用的是“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可以看出并没有带有强烈的民族意味在里面。
这里只要简单地将文天祥里面对敌方的描述,和更早一点,没有受到朱熹理学影响的南宋将领岳飞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不同。在岳飞的眼里,金兵可不是北兵,而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蛮夷,其文化上的民族意识,显然要强烈得多。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文天祥的人格完全符合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在南宋大厦将倾的时候,各地的地方势力和知识分子,要么考虑如何在蒙元新朝里谋个一官半职,要么如何考虑自己在地方上的明哲保身,只有文天祥响应了谢太后的勤王诏书,在元军20万大军的锋芒之下,召集了万人的乌合之众,试图抵挡蒙古铁骑。
有朋友劝他,你还是洗洗睡吧,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回答道,“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几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社稷可保也。”
可以看出来,在文天祥的高尚人格中,有传统儒家“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有孔子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责任心,也有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性,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实在是俺们今天的为政者和读书人,应该学习的楷模。
在元世祖忽必烈多次劝降不果的情况下,甚至以中书省宰相的官位为许诺,都没有改变文天祥的信念。最后忽必烈见了文天祥,问他有什么愿望,文天祥回答,一死而已。于是从容就义于北京的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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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3 | 显示全部楼层

当时劝降文天祥的不光是元世祖忽必烈,还包括投降的南宋恭帝赵显和其他南宋大臣来劝降。而当文天祥的弟弟文璧镇守惠州(今广东惠州),因为看到元军锋芒锐不可挡,南宋朝廷回天无力的情况下,为让当地人民逃避刀兵之祸,献城以降。对此文天祥不但没有愤怒,反而非常欣慰,因为古来忠孝不可两全,他选择了尽忠,而他的弟弟就应该尽孝,来保持文家香火的传承。
但是对文天祥来说,他的舍身成仁并没有唤起天下的忠臣义士起兵。就连钓鱼城(今重庆合川)的坚强守军,在得知南宋已经灭亡,而开城投降。当初在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该城的宋军,让一代天骄蒙哥大汗丧命,导致蒙古南侵计划流产,为南宋延续了20多年的寿命。而由于蒙哥之死,导致了蒙古在欧洲和中东的征伐停止,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在这之后的大汗争夺战中,亲近汉文化的忽必烈击败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显然被有意翻译成不尊重自己的哥哥),后来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改变了蒙军滥杀的恶习,使中国南方受到的破坏相对较小。
因此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思维习惯上,不光是缺乏民族主义的概念,甚至连为自己的国家和社稷出点力,都不是太在乎的。可谓是“负心多为读书人”了。
看一下宋朝的结局,再和唐朝一比较,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在唐朝的时代,曾经出过许多少数民族,尤其是来自游牧民族的将军。比如说突厥族的阿史那杜尔、执失思力、哥舒翰,铁勒族的契苾何力,高丽族的黑齿常之,高句丽族的高仙芝,契丹族的李楷固、李光弼,回纥族的仆固怀恩,渤海族的李多祚,敕勒族的李光进,当然还有后来造反的胡人安禄山和史思明。
当然后来唐朝因节度使权力过大,而酿成安史之乱。但唐朝在自己的文治和武功中,充分运用了游牧民族的军事人才,自然增加了自己的实力。相比较于宋朝,不光是无法运用少数民族的军事人才,连自己的军事人才也压抑得厉害,反而向辽国、金国和蒙古输送了不少文治人才。这样一加一减,不处于逆势,那才出奇呢。
而诡异的是,宋朝输送出去的汉族儒生,在其对手的属下,反而比自己朝廷里的大臣要有本事。宋朝在军事防御上的能力弱,不光是军队建设有问题,而且还是国防战略糊里糊涂,显然朝廷无能臣是一大问题。
本来正如俺前文所述,北方游牧民族南侵,只要顶住了上来的三板斧,基本上局面就可以维持。可是每当强敌一出现,宋朝的朝廷里,马上就听到一大片的主和之声,要么主张放弃首都而迁都,要么主张进贡而和谈,每次主张顽强抵抗的人士,总是处于少数的劣势。无论是寇准,还是李纲,都经历过这样的困局。
那么为啥宋朝的大臣,早期你还可以见到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包拯、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等等,不管政治观点是新党,还是旧党,总还是令人佩服。可是到了宋徽宗时代,似乎全朝廷的官吏们,用李纲的话说,都大部分是“寡廉鲜耻”的人?
从唐朝开始,到宋朝,一个很大的社会变革就是贵族和门阀的衰落,和士绅阶层的出现。这些士绅阶层,在科举制度下,获得了做官的途径,但这个途径慢慢就被腐化了,从而官僚队伍的选拔,就成了买官卖官、结党营私和贪污腐化的温床。
宋朝的官员人浮于事也比较厉害。从每十万人口的基数中的官吏人数,东汉是13人,西晋42人,隋朝27人,唐朝35人,元朝27人,明朝31人,而北宋是最高的51人。南宋大家官员又一股脑跑了过去,管的臣民少了,官员却没有少多少,使这个数字更高。
其结果就是机构林立,大家各部门之间互相扯皮,搞官僚主义的低效率。政令出自多门,而前方军情则在部门里慢慢爬梯子,导致整个系统反应迟缓。
这样的臃肿机构里,有才能的、资历浅的、年轻的上不去,资历长的、暮气沉沉、混日子的占据着位置。而官员多,位置少,自然就导致了为了争肥缺,大家一窝蜂的贿赂和贪污,使整个官场的风气败坏。
因为僧多粥少,学子们要出头也越来越难。在宋徽宗年间,全国的学校系统大概超过了20万个学生,而在政府只有2万4千个编制,仅仅可以录用500个进士。因此在考试的成功率上,在宋仁宗刚接位的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每10个参加考试的可以通过5个,就是50%成功率。到了20年后的庆历5年(公元1045年),就跌到了20%,每10个取2个。然后50年后,到宋哲宗元佑8年(公元1093年),变成10%。在南宋的宋高宗绍兴25年(公元1156年),更是到了1%,和宋恭宗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是0.5%。
所以说,有才能的出不了头,而人家辽国、金国和蒙古都在大量招募人才,最后能干事的去了哪里,就不奇怪了。
而看到敌人杀到了城下,这些官员们个个想到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算个屁啊。自然是一片主和声大起。而第一次金兵围攻汴梁,这帮人就想着花钱买平安,最后是京城的一帮大学生,在陈东的领导下,上街**,就是古代版本的129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才导致了主战派李纲的复出,从而赢得了汴京保卫战的胜利。
科举体制出现,也造成了另一个社会变化,那就是产生了以管理国家为专业的公务员队伍。什么是公务员?就是以政府行政管理工作作为专职职业的人,那种“俺会打好这份工”的非政治性官员。
在今天的西方国家,这些公务员是公开招聘的,是不会跟你选举出来的内阁共同进退。在中国古代,就是你皇帝死了,干俺屁事。你宋朝倒了,来的是啥子朝代,什么蛮夷,俺不在乎,只要你提供干粮,有薪水,有好处,俺一定向你提供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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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3 | 显示全部楼层

所以说,要靠这帮人搞救亡图存,而人家的儒家教育中,本来就没有民族主义这一玩意,估计是黄粱一梦了。
这一些人,其实看起来比较像战国时期后来出现的一些谋士们,大家可是不管那国出身,在不同国家走来走去,找工作,求官职,建功名,和得富贵。但是即使在战国时代,大部分的谋士们还是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比较少的例外是,在楚国全家受到迫害的伍子胥,在吴国发展,最后借兵报家仇。或者是卫国出生的吴起,在魏国领军。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发生在秦国,有卫国来的商鞅、韩国来的韩非、和楚国来的李斯等等。
但好歹这些国家,都算是华夏国家,没有听说,谁走到了匈奴那里,帮助人家杀进中原。可是在宋朝形成的这个文官体系和士绅阶层,对国和民族的概念,那可是淡薄得多了。
南宋的最后一任丞相贾似道,在中国的历史书里,是被骂得很厉害的,算是把南宋灭亡的大部分账,算到了他的头上。其中骂贾似道最主要的几点,一个是这老哥喜欢玩蛐蛐,还出了一本专业名著,叫做《促织经》。该书分两卷,对蛐蛐的形状、颜色、分类、疾病、打斗、养育和训练等等,都给予了深刻的研究,算是这门学科的第一本世界专著。
这种玩物丧志的爱好,肯定被当时以崇尚程朱理学,讲求修身和自省的知识界所鄙夷。而贾似道另一个被人骂的,就是当时谣传他想和蒙古偷偷签订秘密合约,以割让长江以北和淮河以南之地,并进贡来换取蒙古不要南侵。这个谣言,并以忽必烈在襄樊的退兵,作为证据。
其实现在的学术界,基本确定当年没有这个密约,而且忽必烈退兵,是因为蒙哥大汗之死,大家要赶回去开武林盟主大会,争当接班人。估计当时贾似道确实是想和蒙古和谈,但以当时蒙古军的势力之强盛,大概人家根本不想买账。
真正让贾似道得到骂名的,其实主要是他的经济政策,就是向大地主阶层加税。在他于宋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出任丞相之前,已经在地方上20年的官职,因此有不少政府管理和财政方面的经验。贾似道在主管财政时,还追过国家的欠税。
贾似道在理宗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干了一件让官僚们很不爽的事情,就是严格立法打击大户人家囤积粮食。本来南宋政府为了防止囤积粮食,采取了“和籴法”,就是由政府收购这些大富的粮食。而因为这些大地主本来就土地兼并得厉害,粮食生产的大量产出在他们手里,一囤积自然就会把粮价标高。当政府公价买他们粮食的时候,人家这些人又是朝廷大官,自然就会定一个好价钱,同时又把其他的小地主或者自耕农的粮食收购,一转手就肥了自己。
但是当时为了买这些囤积的粮食,南宋朝廷只好增加发现纸币,从而有引发了通货膨胀,导致城市里的工商阶层利益大大受损,人家也要上街砸酱油瓶了。因此贾似道的政策,就是希望能够取消这个方法,控制住通货膨胀。
这种公权私用的现象,中国现在一定也少不了。在美国,以前的副总统钱尼通过从国防部拿到手的油水合同,一转手进了自己人的军队服务承包公司,大概是同一种玩法。
贾似道干的就是要把人家这个大腕里的肥肉,给强过来,用现在最时髦的话,就是国进民退。
在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不顾朝廷大臣们的一片反对声音之中,贾似道强行推行“公田制”。这个制度很简单,就是根据大地主的官阶高低,来规定你最高拥有的土地亩数。那么超过这个最高额度的土地,怎么办,是不是全部收归国有?不是,人家贾似道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只是规定超过部分的三分之一,让俺们国家收购成为公田。然后俺政府把这些公田租给佃户,收的田租就拿来做军费,以免抵抗蒙古的再次南侵。
这个均田的国进民退政策,可以说是最后导致南宋灭亡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人家熟读孔孟之道的士绅兼官僚阶层们,对这个在大富豪的大胖子身上割肉,来减轻小屁民的穷瘦子的负担的政策取向,非常不爽。虽然这个政策,使南宋在这之后的12年间,军费是彻底解决了,让南宋成为世界上抵抗蒙古铁骑时间最长的国家。可是得罪了这帮士绅阶层的结果,就是当蒙古军再次南下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们,就敲锣打鼓、手捧鲜花,对着杀过来的蒙古军队,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了。
得罪这帮有钱有势的读书人的后果很严重。贾似道倒台后,这个均田政策立即就被废除了。但是因为这个政策而失去的“民”心,就是士绅之心,已经无法挽回。除了朝廷垮台,贾似道自己被人给打死不说,掌握话语权的读书人,还在元朝时期编撰的《宋史》中,把老贾永远钉在历史的道德耻辱柱子上。
贾似道不光是经济政策让大家不爽,他还试图限制宦官和外戚的权力,设立了一个信访信箱,让对官员们不满的人,可以写信投诉。在军费上,他针对军队将军们在修建防守阵地中间,趁机贪污和中饱私囊的弊习,也严格追查,导致了军事将领们的不满。
于是在蒙元南下过程中,南宋军队纷纷投降。元世祖忽必烈在南宋灭亡之后,曾询问投降的宋朝将领,为啥这帮人投降投得这么容易?结果这些将领回答,那个贾似道权倾一时,每每轻待俺们这帮武人而善待那帮文人,因此俺们早就不愤,那还不赶紧投降。
可是这个重文轻武的政策,是大宋朝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一直没有变动的国策,怎能算在贾似道的头上呢!你对老贾不满,也要拿出点实质的指责出来吧。于是忽必烈回答到,看你们这帮鸟样,贾似道轻看你们,那一点都没有错啊。
当然不是说贾似道是一个能臣,可是在南宋那个时代,大部分的儒生的本事,都是写些空谈,发些清议,一张口就大谈道德修养,可是大捞好处的时候,却毫不手软。贾似道虽然不行,也算是蜀中的廖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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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4 | 显示全部楼层

贾似道自然私德不是太好,但更大的问题,应该是能力还不够。在日本崛起的过程中,出了一个有名的首相,叫做伊藤博文。这位其实真正名字叫做林利助的老兄,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一大功臣,被誉为明治宪法之父。他在任上打赢了甲午战争,签署了《马关条约》,创立了政友会,开创了日本两党政治的先河。
这位仁兄的政绩不管这么评价,都是可圈可点的。可是他的私德不昨地,非常好色,被日本各界戏称“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
在美国前些年,也出了一个私德有问题的总统,那就是比尔克林顿。他的好色也很有名,不光是在外面沾花惹草,还在公家的办公室里,顺手和白宫的大学女实习生,演练“玉人何处不吹箫”的神功。
可是人家克林顿的政绩也是没得盖的。在国内主持了美国高科技的勃发,在欧洲进行了巴尔干战争干涉行为。与他比较起来,个人私德好的多的小布什,8年之内把美国治理得七窍生烟,看来靠私德来评论政治人物,不是一个好的尺度。
宋朝官员对外交政治的幼稚,表现在第一次联合金国攻灭辽国,从而失去了辽国这个缓冲区,不得不自己面临更凶猛的金国的冲击。而不接受教训,后来又联合比金国最凶猛的时候,还要凶猛的蒙古,来灭掉金国,可以说是自己找死。
如果宋朝的官员们有点脑子的话,即使希望收回燕云16州,那么也应该联合辽国抵御金国,等辽国在北方的领土被金国占领,就可以要么扶持一个辽国傀儡政权,要么自己接管燕云16州,来抵御金国。
当蒙古崛起之后,金国自己内部发生了数次黄河大水灾,导致黄河夺淮河出海,经济上面临重大困难。这个时候,正好又是南宋丞相韩佗胄的北伐,导致金国无力面对蒙古对东北的侵吞。
当然不管是南宋在后来联合蒙古灭亡金国是一个极大的战略错误,当年南宋和金国没有尽力支持西夏对抗蒙古,已经是一大失误。西夏之强悍,当初可以令成吉思汗陨落,如果在金国和南宋的支持下,当对蒙古势力的兴起,起到阻碍作用。
不过如果要用这套战略原则,首先你自己的军队起码也要有点战斗力才行。北宋仁宗年间,因为打不过西夏,只好将对辽国的进贡加码,希望由辽国出面来约束西夏。
当年在女真兴起后,占领了辽国的东京(今辽宁辽阳)以及辽东半岛,就和北宋下辖的山东半岛隔海相望。于是北宋的腐儒们开始发黄梁美梦:如果和金国合作,就是所谓远交近攻,对辽国来个南北夹击,然后就把后晋石敬瑭让出去的燕云16州给拿回来。由于当时北宋境内,因为土地兼并严重,已经不少农民起事,如太行山的李勉、淮南的刘五、粤闽的刘花三、山东的宋江和浙江的方腊等等,都要求北宋朝廷,在外战上有所作为,来转移国内的贫富悬殊带来的矛盾,并通过军事威力的展示,来威慑各地骚动的民众。
在宋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春,北宋派出使者马政渡海,商量合作事宜。经过几次商谈,在宣和三年(公元1120年)秋,金国已经攻占了辽国的首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的巴林左旗),整个协定才拍板定案。这个方案,被称为“海上盟约”,由金军攻取辽国长城以北的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的宁城),由宋军攻取长城以南的燕云,双方军队不越过长城。完事后,燕云归于北宋,但北宋则把以前给辽国的岁币送给金国。
可是盟约订了之后,北宋军队忙于在国内救火,到处去扑灭各地的农民造反,无力履行盟约。直到宣和五年(公元1122年),算是把国内的各路造反人马,能剿的给消灭了,能抚的给招安了,又在金国的几次催促下,在5月由童贯和蔡攸,领兵2路北上,不料刚到宋辽界河(今拒马河)南岸,人家辽国驻军就渡河而战,把两路宋军打得大败。
同年10月,宋军卷土重来,这次不光算是打过了边界,还有6千军马过了卢沟河,攻入燕京,但在巷战中又被辽军打败,驻扎在卢沟河南岸的大营惊恐之下,防火烧了自己的营寨,闻风而遁,导致逃兵自相践踏,尸横遍野。
反观金兵,则令辽军望风披靡。人家在按照履约攻下大定之后,对辽军追击而攻下辽国西京(今山西大同),并导致辽国皇帝逃亡阴山西北。于是童贯暗中派人求金军攻燕京,结果在下一年初,金兵过居庸关南下,把关辽军不战而溃退,燕京守军望风而降。
这样一对比,那就让金国朝廷把北宋政治腐败,军队低能的状况看得清清楚楚。想找个机会,好好把富裕的北宋洗劫一下,就成了女真将领们的共识。只不过人家刚刚拿下辽国,还需要时间消化。因此当北宋的昏官们要求收回燕云16州,外加长城东面的三个州:平(今河北卢龙县)、营(今河北昌黎县)、滦(今河北迁安县),就是今天河北的唐山和秦皇岛滦河一带,山海关以西一线。女真人当然要反驳,因为你北宋根本没有履行约定,燕京和大同府都是人家金兵打下来的。
于是几轮讨价还价之后,北宋又交了100万贯铜钱的现金之后,算是要回了燕京和附近6个州,但女真人在交割前,把大部分的金银财宝和壮丁男女人口,都卷走了,留了差不多空城给北宋。
而这个时候的北宋官僚们还不知道大祸降至。
不过要靠朝廷里面的那帮官僚和读书人来解决民族和国家存亡问题,不是很靠谱。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蒙元强权的覆灭,最后不是靠的是文天祥心目中的有个人高尚品格的读书之士,而是被元朝压迫日久的黄河流域的农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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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4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些大字不识的泥腿子们,在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5月份,被黄河在白茅堤(今河南兰考)决口的洪水,给洗了个澡。次年5月天降大雨20来天,黄河水暴涨,平地水深超过2丈,黄河相续多处决口,导致河南和山东的两岸人民,尽作鱼鳖。
洪水之后,就是大旱,大旱之后,就是瘟疫。因为政府财政的收入80%来源于山东地方的盐场,于是在至正11年(公元1351年)丞相脱脱决定修河,让黄河回到故道。
可是各地强征来的15万民工,大部分是这7年给害得家破人亡,而政府的救济不是很到位。被强征为民工之后,待遇很低,在加上监督官吏们中间打斧头,已经是愤怒和怨恨此起彼伏。而当年因为元朝政府靠印钞票来解决问题,发行的至正宝钞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老百姓用宝钞10锭,应该值5万文铜钱,却在大都(今北京)买不到1斗米,害得大家开始用物物交易来做贸易。
这个时候,反正要靠儒家的读书人是没有什么指望,那些民间宗教的组织者们,例如韩山童、刘福通、和彭萤玉等等没有读过太多圣贤书的人们,就唤起红巾千百万了。
当然这些泥腿子们,如果没有真正读明白书的读书人的引导,也很可能会把一腔热血去做事倍功半的蠢事,比如说清朝末期出现的义和团之类。但是当泥腿子们,在清楚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其巨大的能量就贴现出来了。
而这些唤起农民千百万的有识之士,比如说当年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澎湃、阮啸仙、毛泽东等等,唤起的农民,那就成了中国现代革命中民族救亡图存的中流砥柱。后来在朝鲜的美军名帅麦克阿瑟听到中国军队可能会参战的情报,曾经嗤之以鼻,农民军队?结果就是这些泥腿子们打得这位西点名将丢盔卸甲。
其实回顾当年北宋被金兵入侵的历史,俺的感受是基本上是中国在1930-40年代,日本侵华历史的回放。金兵未至,就嚷嚷着要和谈和投降的大多是庙堂之高位的官僚,见了金兵就望风披靡的是北宋的政府正规军,而真正和金兵打个你死我活的,反而是各地的屁民和小老百姓。就是说其实在小民中间的朴素民族主义从来就存在,只不过没有被有效地开发出来而已。
俺个人的观点是,中国近代救亡图存之成功,和民族复兴之初见端倪,主要依赖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民族主义之兴起,和这些具有民族主义气节的知识分子,走了和劳苦大众相结合,对普通人民进行了思想启蒙运动的群众路线,就将这种朴素民族主义引发了出来。
而传统的中国儒家思想,虽然有孟子的民本意识,但在政府管理上,是鼓励和民众脱节的依赖于受教育阶层的精英意识。这个文官体系,在排除了普通屁民对社会政治的参与之后,一方面鄙视和压抑他们认为“钱就是大爷”的商人阶层,另一方面讨厌和不屑他们认为“枪就是大爷”的军人阶层。
当然在具体政治实践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笔杆子和支票本同样少不了。大部分儒家人士,比如说清朝大儒曾国藩,完全不会拒绝运用金钱和暴力,来平定太平军,从而开创了最后北洋军阀四处割据的局面。但是在儒家思想的理想中,他们期望的是一个天意所属的王权出现,可以让他们对这个权力进行政治依附,完全由儒家的文官们解决一切问题。而不是像曾国藩那样,靠自己形成的权力来源,来解决问题。
因此对北宋,在经济、文化、艺术、哲学、社会和科技发展到了中国历史最灿烂的高峰,却也是中国文明被野蛮民族征服的时候,世界上不少的汉学家都试图为此找出答案。
而大部分人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文官管理体系中,并没有一个对武功这个暴力功能,对建立和保卫国家,稳定社会的正常运行的贡献,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传统文化上,中国文明的成熟,表现在对和平的肯定,正如许多西方的学者,对中国明朝永乐年间,所拥有的强大海军力量,没有用来征服和殖民世界,充满了敬意。要是换成人家西方人,早就杀得全世界各地人种灭绝,文明覆灭了。
这种对以暴易暴的反感,确实是一种高尚的文明,可是在人类世界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盲目的以文治作为唯一的答案,而厌恶武攻,简单地以文化主义来淡化民族分别,作为受到教育的民族精英的知识阶层,就在保家卫民的成绩单上,交了一个不及格的答案。
虽然今天俺们可以回过头来看历史,因为中华文明的先进性,在历史上不断的通过汉化附近的周边民族,而达到了中华民族融合和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的结果。俺们也可以看到历史上,当汉化后的契丹族人耶律楚材,对蒙古大汗窝阔台的影响,而挽救了汴梁过百万人口被蒙古大军屠城的结果。
但俺们也要明白,这种中期开始的异族汉化,并不能抹杀在前期,外来征服者对普通民众的大批屠杀。例如在金兵攻宋的初期,除了掳掠河北和河东(今山西)的壮丁充实自己的军力之外,大批的农民被掳夺作为奴隶,被押解到北边,用作女真人和党项人,以及其他游牧民族,交换马匹的货物。有时候,当捉的人太多,又不想花费粮食来喂他们,曾有数千人一次的“人货”被坑杀。这样的屠城故事,在后来的蒙元、满清和日本入侵中,又多次出现。
当然提起这些旧事情,并不是要号召大汉族沙文主义,对今天的少数民族作清算,因为俺们今天的所谓汉人,不少人就是这些汉化的蛮夷的后代。但是了解这些历史,才可以让今天的中国人明白,没有一个健康的民族主义,当然这个民族主义不是大汉族主义,也不是地方民族主义,而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国族主义,是今天中国人必须建立的新文明的基础之一。
在当今的中国知识界上,看到民族主义被不少所谓有志之士,当成洪水猛兽一般攻击,张口闭口世界主义和人类普世价值,却没有想到,不是因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在1949年为俺们屁民抵御了外敌,中国今天不一定会比伊拉克好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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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5 | 显示全部楼层
说文论武之主权在民


前面谈到中国现代的知识界颇有一些人士,对民族主义充满恶意,动不动就把这个东西,等同于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和反世界主义。好像俺们中国人,就要用民族主义去征服世界。可是历史的事实是,反而是俺们中国倒是民族主义比较淡薄,是被人家侵略和掳掠的对象,而没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们,则充当了外部势力的代言人,从事着古代的买办的角色。倒是那些整天炮制中国威胁论的国家,反而是世界历史上,打家劫舍、殖民灭族的货色。
这种无民族意识的买办身份,在历史上因为中国文明的先进性,和以文明为取舍,而不以种族血统为取舍的认知,经历了早期的耻辱和屠杀之后,无论如何,最后还是达到了以汉文化为主体、以其他民族文化为补充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因此在价值体系上,仍然可以得到自圆其说的效果。
可是这种自己意淫出来的文化体系的通润圆滑,到了数千年历史的大变局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就变成了摧毁性的震撼效应。那就是和当年北方游牧蛮族的金戈铁马相比拟的暴力机器,来自西方蛮夷的英国的坚船利炮,一样把中央帝国脆弱的国防系统打得稀里哗啦。但更麻烦的是,中央帝国头一次见到不倾慕中华文明,没有心思要被中华汉化,而且还自己拿出一大堆道道出来,要夷化中国的蛮夷。
而且接受蛮夷教化的屁民们,居然在拜上帝会的领导下,发动了太平天国造反,比历代靠摩尼教和白莲教造反的声势都大得太多,横行大半个中国,差点就把清朝给推翻了。
这个时候的官僚系统和学术界开始思考的问题,大概就是为啥俺们技不如人了。以前在游牧民族铁蹄攻击的时候,倒是没有太多文化上的自卑,而这次连最骁勇的蒙古骑兵,都派上了战场,也不过是给人家洋枪洋炮,多一些靶子而已。
这下子,那可是到了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就是在这种军事积弱和文明衰亡的情况下,真正的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在中国知识阶层里,头一次兴起了。因为在这个几千年未面临的困局之中,那真是连条裤衩都没有了,不靠着最后的这一点民族的信念,那这个民族就非灭亡不可。因此以民族主义的坚强信念,来实现救国反帝的历史任务,就成了中国这一百多年的主要社会脉络。
因此对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学界一直有争论。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主义,与现代民族主义毫无关联,只是在西方的武力打击下,中国人才放弃了文化优越感,由长期保持的文化主义,转化为民族主义。因此中国民族主义是西方文明的舶来品。
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解释,主要源于1960年代的美国学者哈里森(James Harrison),后来得到了另一位美国学者莱文森(Joseph Levenson)的发扬光大,而成为了西方汉学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学说。
这种学说主要是否定了中国人自身作为一个历史民族,企图用前现代和现代划分历史的西方中心论的话语圈子,用西方现代化理论偏见和直线进化历史观来解读中国。这种解读将文化和政治作了一个强硬的切割,将中国文化简单的以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作为一个分水岭,从而确立现代化即是西方化的霸权语境,为中国人的现代化设立一个文化陷阱。
而这种话语陷阱,则在中国人靠着自己近代兴起的民族主义,实现了民族和国家的救亡图存,又开始走入了当年理想中的富国强兵,开始被西方人用来作为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利器。
这个利器,就是通过西方学界自身对起源于西方的所谓现代民族主义的反思,认为这个主义是导致西方当年推行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主要根源。因此在反思之中,作为西方人认定和许多被洗脑了的中国学人全盘接受的假设,就是完全因为西方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主义,自然也是要处于这个反思中的一部分。
因为按照这种推理,中国民族主义因为是西方民族主义的一个拷贝,那么这个民族主义当然就会走入西方曾经走过的老路子,比如说帝国主义扩张啊,到其他大陆,非洲啊去殖民之类。
而这种西方式的民族主义,不光是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源泉,而且俺们西方是靠了自由民主主义才把这个魔鬼给装回了瓶子里面。相对于这种恶魔的民族主义,其实最好的就是普世主义,俺们可以通过普世主义的人权观念,来粉碎民族主义的主权,或者说国权观念,这才是所谓全球化啊,世界大同,同一个世界啊,诸如此类的真正含义。
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1840年开始,尤其是在1900年后,成为中国人的主旋律,在今天似乎变成了中国舆论界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其实背后可以摸出这样一条伏线。
那就是中国这几十年里逐渐摸索出来的一条国家发展道路,已经成了某些人心头里的大患,就是如何按照中国自己的文化传承和国情特点,可以实现和西方化完全割裂的现代化,将会为这个世界的未来发展,造成一个大变局。
而这个大变局,对西方来说,也是一个400年未遇到的头疼问题。中国会不会成为西方无法推翻的最后一张骨牌,就要看中国的文化特质,和其衍生出来的民族主义的文化自豪和民族自尊,可不可以被西方颠覆。
中国人要做的也很简单,就是如何可以不陷入文化自卑和民族虚无的情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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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6 | 显示全部楼层

俺觉得中国的民族主义,或者是爱国主义的内涵,并不复杂。爱你自己,爱你的家庭,爱你的朋友,爱你的邻居,爱你的民族,爱你的国家,爱你的文化,仅此而已。
在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中的西方外来因素被夸大到了极致,而中国的文化则在文化主义的简略归纳中,将原本的民族主义意识给轻轻地抹掉了。这个错误的认知,源于俺前面说过的,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信奉中的儒家文化体系中民族主义意识薄弱,成为了学者们主要的取舍方向。而对普通民众中的朴素民族主义的存在,却被有意和无意的忽略了。
而且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文明的存在,和一个古老民族的产生,其朴素民族主义意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左传》中提到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粗浅的华夷之辩的朴素民族主义思想,也慢慢加入了“入夷狄则夷狄之,入中国则中国之”这样的灵活的标准。
这套标准,采取了文化作为判断,应该是周朝发生的事情。
如何理解周朝,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基础。大部分汉学家都同意,周朝大概可以看成后来中国的很多文化传统的形成期。在这个时期,发生的重要事件就是武王伐纣,从而取代了商朝的统治地位。
虽然说在周朝的来源上,各派学者争论纷纭,有海外学者认为周族是来源于西北游牧的突厥族系,但并没有考古和语言上的证据可以支持。更多人认为周族也是起源于龙山文化的一支,只不过生存的条件和中原的龙山文化的其他族系更恶劣,和其他游牧民族的接触和融合更多,因此表现出了和商朝文化有一定的差异性。
周朝带来的主要政治思想变革,在于推翻了商朝的上帝和祖宗崇拜连带的巫术,作为政权的合法来源。取而代之的是,引进了超自然的天命概念,作为政治权利的合法来源,并提出了道德规范的德的概念,作为统治者天命所归的人为体现。
而周朝的天下为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观,必然牵涉到把自己的文化体系放在超越周边的四夷之上,从而奠定华夷之辩中,以文化和道德的自我标榜,来确实自身的优越地位。这种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划分,在事实上达到两个效果。
一个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侵蚀,是符合天命之所归,因此在道德上是正义的。因此这个论断的现实意义,是要满足于周天子带领华夏族群,就是当时从商朝接管的所有族群,和协同周国造反的其他族群部落,完成对边缘所谓野蛮部落的扩张。
这种俺扁你就是替天行道,你反过来揍俺,就是恶魔行为的逻辑,在远古的中国,和今天的西方世界,都是非常熟悉的调调。所以无论你换个啥子牌子,比如说,不再用文明人和野蛮人之分,而是以民主自由和专制独裁,或者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给对方贴希特勒标签,贴恐怖分子标签,诸如此类,一高兴就去拯救伊拉克人民的谎言,都是新瓶子里装的旧酒而已。
第二个就是你得给人家一个出路。当年周天子对蛮族的征伐,除了战争之外,可以做到的就是屯军和土司两个手法。周天子的军队,带领着一帮商人和教师,来到人家蛮族的地界,然后就是建立了一个军事据点,开始农业和商业。农业是由士兵们兼任,就是屯田,而商业就是要建立起与本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
但因为自己的人数有限,就要和当地的土著结合,给人家土著的领导人一个官做,就是封一个土司。当然还是要看蛮族的势力有多大,在周朝的时候,好歹要封人家一个诸侯吧。于是这个诸侯,就变成了王朝政治管理系统里的一个环节,变成了周天子的当地的代理人,然后也许可以幸运的通过和周天子联姻,从而进入贵族的小圈子里面,而教师的作用,则在于让这个新贵族的家族可以被教化到能够为本土的圈子所接受。
这个过程,就是你给人家留的一条出路。在中国的古代,叫做蛮夷华夏之则为华夏。看一下西班牙人当年在北美洲殖民,过程其实大同小异,就是军队手里的洋枪,建立一个个城镇,比如叫做Mission San Jose之类,然后圈起来的土著精英们就要开始在天主教教堂里,接受洗礼了。
这种因教化而接受你,在基督教里和伊斯兰教里,都同样存在。本拉登在伊斯兰教徒中,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在没有给人家异教徒一个机会皈依之前,就把人家给灰飞烟灭了。
而比这种灵活性要低劣的,就是在西方盛行的种族主义,那就是主要以肤色为标准,进行的划分。以美国为例,原先的人种划分,是区别于来自于德国北部、英国和北欧的人种,和来自于南欧,如意大利等等地方的人种区分。后来这种区分放宽,开始变成为白人和有色人种区分,但所谓白人,是不包括中东、中亚和印度等等成分在内的。
这种区分,包括不允许隔离开的族类通婚,和其他限制你的财产权、土地拥有权等一系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歧视政策。在这种政策下,不光黑人、中国人和白人通婚是非法的,曾经有印度白人,把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其理由就是作为雅利安人的一分子,并没有违反美国的有色人种和白人不允许通婚的法律。
美国真正达到文化意义上的“只要你认同我的文化,你就成为我的一员”的灵活性,大概也就是19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以后,至少在精英阶层上,美国社会接受了有色人种精英为平等的社会一员。而作为其他非白人的黑人、亚裔、拉丁裔和印第安人土著的下层人士,则并没有在实际上,为社会所接受。
比如说最近美国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美国总统都有黑人血统的今天,仍然有一个黑人要娶一个白人老婆,而在政府公证处被人拒绝办理手续的事件。当然至少这种文化上的歧视,已经不被法律和公众舆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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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6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周朝开始的华夏族扩张,就把中国的概念,从商朝的河南一带,推进到了山东、山西、陕西和河北,然后在秦朝、汉朝、唐朝、元朝和清朝几个主要的扩张性王朝那里,慢慢地奠定了今天的这样一个局面。
当然这些扩展,其中包括以汉族和汉胡混血族的对外扩张情况,也包括非汉族征服汉族地区,并带着自己的土地入伙的情况,总而言之,就是扩张中的人民的加入带来的地区性的复杂性。
在周朝开始,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就是如何解决王朝的行政管理制度的统一性,和各个地区人民内部的族群和文化的差异性,在大同和小异之间寻找一个平衡。当然这里所谓的大和小,指的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而不是量化的概念。
解决的方法就是,一个统一的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来保证整体的同一性,和灵活的地区实施弹性空间,来解决地方的多元化和不同差别。
在周朝的时候,这个制度就是周公订立的礼乐制度,通过天子、诸侯和士大夫之间的血缘和婚姻关系联系,来维持天下之一统。而在地方上,则因为贵族特权的继承和派他性,通过贵族和自己土著族群的一致性,来实现这个因地制宜的灵活原则。
从秦朝以后一直到隋朝,这个系统就是由儒家教育的门阀和地方豪强维持同样功能,然后在隋唐以后,有科举产生的儒家官僚和地方士绅,就担当了主要角色。
这样一个角色的分化,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一个就是以天下管理为己任的儒生们,通过科举考试,外放到其他地方为官。因为这些其他地方,通常是不同于自己出生的族群,因此在语言、文化和风俗上,并不能达到和自己管辖地方的人们的良好沟通。这个官员能够做的就是,靠着自己的官话(当然不是人家本地人听不明白的家乡话),和当地懂官话的乡绅沟通。而当地的乡绅们,就会把这个官话沟通的内容,翻译成人家的本地话,和自己的族群进行沟通。
这个官员可能是一个会说官话,来自于广东的人士。而他任职的地方,也许是说吴语的苏州、或者说西北话的西宁,还可能是说藏语的拉萨。而处于社会下层的各个不同族群的人们,因为并没有受到这种精英文化的教育,其文化自然就和这种讲究统一和一致的普世体系不同,而带有更多地域性和族群性的色彩,而这种文化的地域性,自然就是一种党同伐异的朴素族群主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朴素的民族主义。
当然用民族这个词,去描绘中国古代的族群主义,是有些不太准确。其中原因是民族这个词,是沿用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对西方的nation,就是西方意义的国家的翻译。因此nationalism就翻译成了民族主义。
而中国春秋时代的尊王攘夷概念中的华夏族,确实是有将族群和当时周朝的政治体系联系的因素。这种联系本来只是在贵族一个层次联系的,但随着周王室的权威衰落,各个封国的无可选择地走向了内部和本土的身份认同建设,发生在各个封国之间的战争,就不再只是介入诸侯之间的私人事情,而开始带有国和族群的概念。
因此当曹刿听到鲁国有难,就自己站出来为国分忧了。这个时候的国和族群概念,还没有太清晰的形成,因此如何在思想上和文化上,应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和如何有效的管理各自封国的内部事务,就导致了各派思想家,从孔子、老子、墨子、庄子、荀子等等,用不同的理论来面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问题。
当然在这个分崩离析的阶段,政治权力从周天子滑落到诸侯贵族的手上,是春秋时代的主要标志。而这个权力进一步从诸侯中,滑落到卿和士大夫手上,是战国时代的事情。这个变化,就是从血统高贵的权力独占,慢慢到血统一般的分权行为,到了汉朝建立的时候,就落入寻常百姓家了。
但是汉朝初期的政治官僚要么就是战场中的功臣分封的公侯们,比如说萧何、周勃和陈平之类,要么就是功臣之后的周亚夫之类。直到汉武帝上台,用了董仲舒的独尊儒家的理念,而对人才选拔制度的孝廉和贤良制度,算是真正开辟了布衣丞相的先例。虽然这种变化不是很彻底,更多的是靠着地方势力和豪强的参与,但显然国家政治的参与度要高了许多。在察举制度下,对官员本籍任职的限制,对不同地区的名额分配,都使国家认同感大幅度上升。
虽然全面的科举制度是隋唐之后才开始成熟,但这种国家认同感大致是在汉武帝的统治期间完成,导致了族群认同从含糊的华夏族,而一变为清晰而简单的汉族。
当然在汉武帝时期,发展起来的全国性商业和市场网络,和长安开办的太学,在文化上培养的儒生群体,在文化上做的整合工作,包括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开始慢慢开始的各种民间宗教,到东汉形成规模的道教和佛教的传播,都为全民的身份认同起了作用。
这个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形成统一的整合过程,基本上完成了全民族的身份认同。但是因为汉朝伴随着汉族在西域、岭南、东北和朝鲜半岛上的扩张,在族群身份认同上,你必须留下让人家外来者的加入程序,而因为家天下的原因,爱国和忠君成为一体,因此地方性的普通人民的族群意识,和全国范围的儒生精英阶层的族群意识,存在着某种差异。
这种差异表现在地方性的普通人民那里,国家族群的认同,有时候会被地方族群和宗族认同超越,尤其是发生在不同地区族群的经济利益冲突上。但这些冲突通常发生在战乱期间,当人民进行大规模的跨地区移民的情况下发生,新来的“客家“人群,对早先的“主家”人群造成的资源竞争压力。不过这种冲突,在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不同地区的族群的融合,从而使整个民族认同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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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6 | 显示全部楼层

但在儒家知识分子的精英阶层,显然对自身的地区特殊性不会强调,而更会着重这个阶层的一致性和统一性。而且这个阶层的理想政治和文化主张,自然和他们推行的政治和文化实践,有一定的偏差。因此俺虽然同意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里,在民族主义意识上比较缺乏,但不能简单地得出他们的完全信奉文化主义的结论。而且这些知识分子阶层的价值取向,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认知。
而在盛世,也就是政治管理比较良好,过得去的时候,这种由知识分子维系的理论体系,就占比较重要地位。而当政府管理体制崩溃,要么外族入侵和征服,要么内部民变和造反四处并起,这个时候知识分子的道道就不是太重要了,发自草民的想法,就占了主导。这一点,从朱元璋到李自成,都是同样的情况。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开始由知识分子阶层主动倡导民族主义意识,大概起源于明末清初。
当满清入关,逐渐通过血腥屠杀而控制住全国之后,当权的满清贵族非常清晰的认识到,如何吸纳汉族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江南一带这个全国经济重镇的读书人,是统治可否成功的关键。在那个时代,经历过程颐兴起、朱熹集大成的程朱理学,和发展于程颐的哥哥程颢,朱熹的同代朋友陆九渊,集大成于明朝的王守仁的陆王心学,江南的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发展出以自身内省和重视个人修为的独立人格,有点开始不大尿朝廷了。
当然俺前面谈到北宋时代的官僚的腐化,可以说是理学和心学中强调个人操守和修养,以个人道德为政治文化核心的理论产生的一个原因。而这些从宋代以降的所谓新儒家,其先驱可以追溯到唐朝的韩愈和李翱,应该是唐太宗大力支持儒家复兴之后,可是儒家的思想势微,缺乏当年在孟子、荀子和董仲舒时代的生机勃勃,靠着经典书籍和历代儒家学者的注释,无法对社会变化所带来的新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法,也没法唤起大伙儿研究的兴趣,相反盛行的佛教,尤其是禅宗,和道教在社会生活中声势浩大,令儒生们只能望洋兴叹。
不过政府为了遏制这种局面,已经开始了几次灭佛运动。比较著名的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后周世宗和唐武宗的灭佛行动。而在这些灭佛运动中,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朝廷官员当然起了不少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在捍卫王权和经济税收来源上,儒家官员和皇帝是在同一条战壕里。
为了和佛教以及道教争夺人们的思想战线,新儒家的做法,就是把佛教,尤其是禅宗里的玄学的哲学,其中也包括道家的思辨方法论,和道教(有别于道家)的宇宙观,用了吸功大法,来个乾坤挪移,就全部搬进了儒家的思想里,从而弥补了儒家在这方面的短处,为后来明清新儒学抢回独尊地位奠定了基础。
道教的宇宙观,基本上来自于中国传统的阴阳学派,其代表是《易经》和太极。因此北宋的儒家学者们,通过周敦颐、邵雍和张载,就把阴阳学派的超自然的宇宙观,和儒家信奉的人类的道德观,圆满的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强调道德的理论,就穿上了一件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外衣,为儒家人性道德的号召,平添了一份大义凛然的天道之不可抗拒。
佛教谈的是成佛,去西天极乐世界享福,通过涅磐而达到幸福的彼岸。你要通过世世轮回的苦海,要么坐小乘佛教的快艇,要么挤大乘佛教的泰坦尼号,都要经过出世的苦行僧的修炼,那可是够难的了。于是人家禅宗把难度降低,就是你不用再苦苦渐悟的冥想,而是端茶吃饭,砍柴担水,皆为修行的派头。如何成佛,那就要看悟性和缘分了,突然霎那间,明月清风,一叶大江,巧目顾盼,顿然空灵,事就成了。
当然这种洒脱,对贾宝玉算是还行,对人家薛蟠之流,仍然是一大难事,于是有净土宗兴起,成为佛教的第一大门派。这个门派之兴起,主要是修为方法之简单,成为简单易行,老少咸宜的简化太极拳。其实更准确是没有修行,而是你一句咒语“南无阿弥陀佛”,结果佛的万能法力就来了,你就可以不靠修行,只靠信仰,就坐上了阿弥陀佛的UFO,走了捷径。
其实藏传佛教密宗也是同一路子,要你小屁民钻研佛法,甚至读经都是太强人所难了,不如给俺几块钱,给你一个转经轮就得了。当然不要忘了念“唵嘛呢叭咪吽”口诀。
道教谈的是成仙,也是去西天的玉皇大帝那里享清福。不过修为的方子比较多而杂,有靠吃药炼丹的,有靠打坐吐纳的,有靠画符诵经的,当然还有最出名的靠搞女人采阴补阳的。
而儒家讲究的是成圣,和佛家的悟道觉世,道家的藏道度人不同,儒家做的是行道济时。但是和佛家的无心,道家的无为的修行方法,新儒家倡导的是无欲,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
儒家成圣的过程,按照朱熹的说法,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个天之道,自然就是宇宙之理和天地之气,是当年由唐尧、虞舜、夏禹、周文、周武和周公,传至孔子,然后到孟子一死,就失传之大道。因此朱熹亲自订立的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其主旨在于“八条目”,就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
可是这个以道德修炼为基础的成圣方式,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你修身修得再好,并不能保证你有治理国家和平定天下的技术能力。而且你的知识训练,如果是格物和致知,其目的是在政府管理上的经世致用,或者是手工业上的工艺革新,或者是医生的治病断症,或者是农民的改良品种,都是值得鼓励的。
但是如果你的训练,只是强调个人的人格和道德修养,搞到个个官员象海瑞一样清廉,水至清则无鱼,也不一定会提高政府管理水平。
而且样样事情干不成,都是思想认识不高,政治觉悟太低,个人修为不够,要每天背诵《孔主席语录》N次,就可以奇迹般解决问题,那整个舆论界就是清流横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艺腔盛行,实打实的本事和脚踏实地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没有人去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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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6 | 显示全部楼层

因此将道德之功能无限放大,从而忽视读书人在知识获取过程中的专业能力的缺乏,就会培养出一批迂腐的清高之士,开口就是道德文章,闭口就是圣贤榜样,往往把技术和观念的争执,简单化为人品的指责。
当然道德挂在嘴上,是不是自己身体力行,又另当别论,反正结果就是捣乱的多过干事的,折腾的多过务实的,嚷嚷的多过耕耘的。在明朝万历年间,被烦到头疼的明神宗朱翊钧因为立储之争,尤其是朝廷的言官的凶悍,以三十年不上朝的罢工作为抗议手段。而兴起的东林党,和齐楚浙诸党之间的恶斗,都导致了整个文官体系的瘫痪,从而为魏忠贤的阉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在知识界的文艺腔盛行的时候,正好就是中国在科技上,开始被西方赶上并超过的时候。中国在历史上享受了几千年的科技领先地位,在这一段时期开始衰落,以万历朝为例,来自西方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红夷大炮,以及火枪,远洋船只,和这些产品背后代表的科技和工艺能力,已经超过中国。
不光是西方,连明朝的对手后金国也很快在这个技术上超了过去。在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的宁远保卫战中,明朝将领袁崇焕用了红夷大炮之利,大败后金军,并导致了努尔哈赤之死。第二年的宁锦之战中,皇太极也吃了大炮的大亏。这之后,在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后金终于靠著俘虏的明朝工匠,仿制了红夷大炮,并运用了脱蜡法,用了铸钢代替铸铁,并对火炮的不同部位进行复杂的退火和淬火处理,从而一举在制造大炮技术上超越了明朝。
于是在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短短的13年后,曾经被大炮轰得血肉横飞的后金军,开始用大炮对付明朝守军了。在松锦之战中,这些大炮帮助后金军攻陷了塔山和杏山,入关之后,又靠这些大炮轰开了扬州城墙,以便让满清铁骑血洗扬州。
万历年间的明朝经历了两场外患,一场是日本的丰田秀吉入侵明朝的属国朝鲜,明军入朝作战,靠了自己的大炮优势和骑兵,打垮了进攻的日军。但是另一场后金的努尔哈赤却在东北的萨尔浒打败明军,导致明朝在东北陷入守势。
在这种国难当头的份上,看不出整个官僚系统和知识界,对国家的现实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整个控制政治和舆论的精英阶层,主要的关注点是所谓太子谁做的国本之争。通过攻击明神宗不愿立长的妖书案,到后来企图谋杀太子的梃击案,在明神宗死后,终于出头的太子明光宗朱常洛,因为搞女人过度,一个月后暴毙时发生的红丸案,以及围绕着明熹宗这个世界上著名的木匠艺术家朱由校登基的移宫案,都导致朝廷官僚和在野清流这两个知识分子阵地,发生了不可弥补的分裂,和越加残酷党争,因而对真正的社会问题和国防威胁,倒是没有太多精力去关注了。
这种只顾内斗而不理实事的政治文化,在北宋的新党和旧党之争时候已经出现,但是到了明朝才真是集了大成。在万历之前的嘉靖一朝,就因为明世宗朱厚熜如何处理其父亲兴献王的地位问题,而引发了从正德16年(公元1521年)到嘉靖17年(公元1538)长达17年的政治斗争。这个大礼之争的波澜壮阔,从道统这些虚活儿的口头之争,到官僚的派别倾扎这些实际利益搏杀,斗争的高潮之处,是朝廷官员200多号人,在左顺门跪地抗议,直接和皇帝对撼,然后锦衣卫的廷杖大打出手,导致18位官员被打屁股而死。
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看那个时代,有种感觉就是当时的文化人们,就是说俺们民族的精英阶层,颇有一种吃饱了饭,找不到其他太好的事情可以做的感觉。其实那个时候社会上的问题已经层出不穷了。朱元璋时代建立的人口普查结果,就是“黄册”和“鱼鳞册”已经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了,朝廷的财政和税收也面临比较大的困难。
而且当时的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了二元化,就是以中原为主的农业经济,和以东南,从浙江、福建到广东的海洋外贸经济已经形成。虽然明朝在宣德年间开始实施海禁政策,遏制对外贸易而引发的工商业发展,但这个政策,大部分还是远在京城的官僚们意淫一下而已。在东南沿海的各种对外贸余,因为中国的贸易带来的丰厚利益,和欧洲黄金和白银比价与中国的差价,导致各地商人将白银运到中国,换成黄金,回到欧洲兑换白银,谋取暴利。
因为当年在南宋和元代,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征服,导致了大批东南地区移民,迁徙到了东南亚一带。然后在这些地方起家的华侨们,就以向俺们自己汉人皇帝进贡的口号,浩浩荡荡回来做生意了。你不是不让人做生意吗?俺这些华人回来拜见自己的皇帝,进贡一些海外奇珍异宝,你总不能这么不尽人情吧!
于是俺就带来了十条大船的船队,进了广州和泉州港,九条船里面都是用来做生意的香料、白银等等,一条船里就是带上朝廷的贡品,其实就是关系打通费,算是把皇帝、皇后、太子、皇子和公主们,掌权的大臣们,受到宠幸的太监们,一股脑全部给收买了。这样反正地方官员也有份子的那九条船,自然可以平平安安的发财,不会受到朝廷的监督使之流的干扰了。
这套方子当然蛮夷们也会玩,各地方的小王国们个个摩拳擦掌,带着货物,要来北京进贡。那时候明朝的进贡体系,差不多就是今天的WTO了。两个来自日本的武士豪族大内氏和细川氏,在宁波因为进贡的排名先后问题,互相厮杀,并趁机打劫当地,引发了争贡之战。
可是贸易发展的兴起,和东南地区工商业发展迅速,并没有为朝廷带来财政和税收上的好处。而相当于今天中国所发生的东西部经济差距,在明朝时期已经明显出现。新儒家理论中的重农抑商其实也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但是以农业税收为主要税收来源的财政体系,其实是加重了西部和中原的负担。而东南为基地的读书人们,日子过得其实颇为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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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7 | 显示全部楼层

在万历46年(公元1618年)为了对付日渐坐大的努尔哈赤,朝廷开始征收辽饷来支付辽东军费。这个税收的征收,以土地税为主,每亩地加3厘5毫,第二年又加同样税银,第三年再加2厘,总共是9厘,共征收520多万两。因为这些税银以土地税为来源,自然就是分摊到了俺们的农业省份的头上。
以当年的明朝来讲,在明初的时候,湖南和江西一带仍然是森林密布,洞庭湖一带仍然人口稀少,土地宽裕。随着人口的大幅度增长,这些地方被慢慢开发出来,而当地土著少数民族被赶上了山,就是今天俺们见到的在贵州和湖南边界苗疆长城的出现,就是万历43年(公元1615年)建造,来抵御土著居民的袭击。
而贵州当年则因为当地土司播州(今贵州遵义)宣慰使杨应龙带领苗兵造反被平定,需要安抚当地人民,因此没有在辽饷中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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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今天中国的主要耕地分省分布图
虽然俺们没有明朝时期的全国土地的耕地资料,但是看一看今天的耕地面积,可以看出来当年的主要耕地是在四川、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安徽和江苏的江淮地区和陕西的关中地区。而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地区,山多地少,耕地面积不大,当地经济无法靠农业为主。
而南宋时期中国之所以出现大规模城市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兴起,主要原因就是靖康事变中,南迁的中原人民无地可居住,从而导致杭州等大规模城市的兴起。这之前,北宋的城市化出现,也是因为北宋的改朝换代是以兵变的方式进行,没有像以前一样,通过大规模的战乱,从而人口下降没有那么严重,农村土地贫乏,自然导致汴梁等大都市的出现。
其实正如俺在《花开花落》一书中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农业生产和人口增加之间的奇妙关系。以中国的历史来看,战国时代的李俚给农民算的一笔账,是颇为悲观的。而中国的耕地面积基本上在汉朝时代就奠定了基础,大量的耕地增加主要是后来的东北。可是在人口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土地的产量却一直可以养活增加的人口,无论是当年的南宋时期的过亿人口,还是现在的13亿人口,其中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城市化的出现,反而刺激了农业技术和产出的增加。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日本,本来日本农业完全无法满足自己的人口需求,反而是上个世纪大规模城市化之后,反而农业技术发展了,可以供应翻了一番的人口了。
但是北宋到南宋时期,城市化加速的步伐,由于蒙古征服在北方造成的严重人口减少,导致了北方城市化步伐放缓,当然并没有影响到南方。在元末,则因为洪水和饥荒,特别是瘟疫的大规模传播,在加上元末的战争,导致人口大幅减少。以同时流行在欧洲的黑死病为例,大约是2500万人死亡,导致欧洲人消失了三分之一。
因此明朝的城市化在早期显著的放慢,其中有人口减少的原因,再加上明太祖朱元璋在农村进行的保甲制度,这个历史上的人民公社,来稳定基层。而随着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城市化,在明朝中期已经颇具规模,这个可以从反应市民文化的小说的兴起,可见端倪。
而伴随城市化发展起来的工商业,主要是苏州一带的丝绸纺织业、松江一带的棉布袜加工业、嘉兴一带的榨油加工业等等。当然东南地区的其他行业如茶叶等,都是主要支柱产业。
但是很显然,明朝的税收以今天的标准来讲,应该是比较低,而且大部分是压在了土地税上。由于土地兼并慢慢严重,和无地流民的大幅度增加,税收的重头显然落到了自耕农的头上。平时收成不错,当然还可以应付,一旦碰到过天灾的话,大家就只好拔腿走路,去当流民了。
这个问题严重到朝廷的财政差不多要破产,于是才有万历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的张居正改革。张居正的改革,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土地兼并的恶化,增加了3百万顷地,让政府财政有所好转,算是扭转了“私家日富而公家日贫,国匮民穷”的局面。
不过张居正的国进私退政策,虽然用了一条鞭法,用了摊丁入亩,和货币取代实物,而造成明朝货币经济化,但他的政策却没有解决明朝缺乏国家货币的大问题。
而由于纸币发行,在明太祖时期导致通胀,将实际币值贬到了票面价值的70分之一,导致了政府纸币信用的破产。而后来依赖的铜币,则由于使用铸币工艺,而不是印币工艺造成的成本过高,朝廷供应的货币奇缺,引发私自铸币的盛行。而这些非法铸币,又因为成色不足,中间混入铅,同样导致了货币的贬值。
当时由于海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世界白银流入中国,其实是完全有可能实现银本位制。但是明朝从来没有人试图建立自己统一的银币,而是任由碎银和银锭流通,是货币制度异常复杂,增加了交易成本。在这种复杂支付的情况下,靠判断银子成色的金融业大量兴起,成为最为赚钱的行业,反而导致了资金流向这些地方,而减少了流入实体制造。
这种情况可以说,和美国金融业盛行颇有类似之处,就是金融系统过于复杂,利润太过丰厚,反而导致了实体经济受到了损害。
如果俺们现代人,以为当时明朝那些朝廷里混饭吃的人精,就像今天美国国会里面的那帮议员一样,没有看到工商业和贸易上的油水,以为他们只是些大谈道德、清廉、小政府、大市场和看不见的手的傻子,那就是俺们才是真正的傻子了。
其实明朝政府在这方面也看得出来,倒是很想收税来着,不过因为官僚士绅读书人在这方面的利益太多,在朝廷上遭到极大的阻碍。于是官僚靠不住,只好靠太监。结果就是这些油水行业,人家官僚和士绅的好处本来就大,自然不愿意被你国家来伸筷子夹肉,再加上你派来的又是那些不男不女没有卵子的玩意儿,别说这些玩意儿手脚本来就不干净,可是就算你是清正廉洁,俺也看不惯你这些废人,有什么资格骑在大爷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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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7 | 显示全部楼层

于是东南地区,这个中国最富裕的地方,不断发生了抗税的民变。比如说万历29年(公元1601年)苏州出了一起群体事件,跑来收税的朝廷钦命太监孙隆和手下7人,被人家说着吴侬软语、温温柔柔的苏州人,给扔到河里去收龙王的税去了。
当然其他的地方也不是吃素的,比如说湖北武昌、就有几万人包围了税务局,把人家政府的税收官们16人扔到长江里春泳。因为被这些春泳爱好者溅起的水花弄湿了衣裳,怕冷风一吹,感染了风寒,于是顺手就把湖广巡抚衙门拿来生火烤干衣服。
不要以为是因为宦官才引发了大家不交税的怒火,也不要以为如果你收税时候不打斧头,中间吃一笔就会受到大家拥护。在嘉靖26年(公元1547年),皇帝派下来解决倭寇问题,希望打击海上走私行为,维持海禁政策的朱纨,就是响当当的文官,还身兼浙江巡抚和福建提督,就是今天的浙江省委书记,并担任福建军区司令员。
这位仁兄,因为打击走私效果显著,得罪了朝廷里大批好处多多的闽浙官僚,最后结果就是被群起而攻之。朱纨的下场是被罢官和逮捕治罪,最后愤而自尽。
其实今天俺们都知道,所谓明朝的倭寇,其主力是福建、浙江和广东沿海以海上走私贸易为主干的中国海盗。只不过当年日本的政治动荡,不少武士谋生困难,被招募来做雇用兵而已。
而这些海盗的背后,则是当地富裕的士绅和他们家族里产生     朝廷的官僚。后来一位最出名的海盗,就是从荷兰人手里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
其实这些外贸走私犯,就是赖昌星之类的前辈,但是必须武装起来,不光是为了应付北京的朝廷想维护海禁政策的官员,主要是为了应付来自欧洲的国家,对当时中国与日本和东南亚这个非常有利润的国际贸易的控制权之争夺。
当时的国际贸易,还是以从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等为主,和来自东南亚的香料、胡椒等等,以及从美洲来中国的白银。而欧洲的海上贸易国家,如葡萄牙已经在马来半岛立足,占据了郑和下西洋之后,由于明朝停止出海而让出的势力空间。
葡萄牙后来北上,死皮赖脸地在澳门开辟了一个立足点,而后来接踵而来的西班牙,也想插足。当时作为贸易中转站的一个重要地方是吕宋,就是今天的菲律宾。但是要想抢这个地盘的肥缺,你首先得过福建、广东,外加日本的海盗集团这一关。
因此当明朝派出了名将戚继光,终于在嘉靖39年-44年(公元1560年-1565年)之间,把海盗们给干掉之后,算是帮助西班牙清除了大对头。于是西班牙人终于在公元1571年占领了菲律宾,并屠杀了几万华人,以清除中国人的势力。
其实当时中国移民到菲律宾的人数已经不少,而吕宋又是中国的藩属国。如果当年历史可以改写的话,明朝通过政府的力量,可以控制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就像当年郑和的时代,大规模移民在菲律宾而导致这个岛国汉化,从而成为台湾第二,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而当时如果可以做到政府主导的话,不光是那些走私贸易的福建和广东的假倭寇可以被朝廷招安,然后光明正大的做生意,其实连来自日本的真倭寇都可以被朝廷收编。甚至当年跑澳门-里斯本航线和澳门-长崎航线的葡萄牙商人,都可能像唐朝定居广州番禺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一样汉化。
结果就是菲律宾的居民被天主教和西班牙化了,不愿意放弃中华文化的华人就困守在唐人街,而愿意改变的,就通过改名字,和与当地土著豪族通婚,变成了今天菲律宾的精英权势家族。
西班牙掌控了菲律宾之后,就开通了福建月港—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鲁可这条横跨太平洋的国际航线,靠著中国的商品稳定了美洲的殖民过程。当然来自美洲的白银,也帮助明朝满足了经济发展之下货币缺乏的局面。只不过那时候的西班牙人,在美洲谈起菲律宾的时候,还是把它当成中华帝国的一个省份而已。
后来紧紧跟随的荷兰,就抢占了台湾。如果不是郑成功赶走荷兰人,估计台湾也就成了菲律宾第二,而不会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而菲律宾在东方贸易里的重要地位,最后就随着美国国力膨胀,挑起了和西班牙的美西战争,将西班牙的亚洲重镇菲律宾和美洲重镇古巴,全部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当时明朝可以意识到海外贸易的肥水,从而抢夺主导权的话,那么估计靠工商和贸易的税收,可以减轻在农业税上的对自耕农的压力。可惜的是,当时的整个知识界,要么就是东南官僚集团的利益太大,不光在工商贸易税收上不肯让步,在开采矿产和矿产税收方面,同样也是暴力冲突和朝廷对撼。
于是农民成了辽东军费的主要承担者,而由于军费的负担,在陕西、四川等地发生灾荒之后,灾民流离失所,可是政府救援乏力,那不出乱子才怪呢。
政府不光是救援无力,因为朝廷官僚的内斗,这些灾区很多地方,可是连官员都没有,又不能拯救忍饥挨饿的良民,又不能阻吓铤而走险的刁民,于是明朝灭亡的日子,就真的在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陕北饥民的大规模暴动的情况下到来了。
有一个常被人忽略的情况是,那个时期的全球气候明显恶化,导致各类灾害频繁发生,不光是中国,连欧洲也未能幸免。但如果不是因为政府在各派势力的恶斗之下差不多完全瘫痪,也不会导致这么多的流民起来造反。而当时中国经济的二元化,沿海地区在参与着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大循环,西部地区可是在这些发展中间,连个剩下的盘子都没得舔,因此自然就成了国家内乱的起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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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8 | 显示全部楼层

其实看明朝的税收制度,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税赋并不太重。在农业产出上,大概就是10%的税率而已。而其他工商业税率,比农业还要低。
这个低税收政策,造成的结果就是仅能够勉强维持一个薄弱的政府管理体制,但在当时人口和经济都在大幅度扩张的时候,无法让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一个好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中国在近现代的落后,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政府能力的薄弱,尤其是财政能力的欠缺,那就是比较准确的判断。其他方面,当然也是相关因素,比如说宋明新儒学的道德至上和不理实务倾向,都是问题。但要是像西方中心论者一样,不论是黑格尔、韦伯,还是马克思,把中国近现代的落后,归结于东方专制主义,那就是胡说八道了。马克思自然是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不熟悉,而受到了前面几位大佬的影响,而黑格尔之流对中国的有意歪曲,本来就是为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兴起,做一个理论上的准备而已。
要是说中国皇帝的专制,从明朝到清朝,估计只有明太祖朱重八才有资格担当这个名号。其他的皇帝,比如说明朝的永乐、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大概就是和官僚体系斗个半斤八两,不被人踩到毫无还手之力而已。
再看一下北宋和南宋,懦君自然可以找到不少,暴君倒是一个没有。名义上虽然皇权强大,但实际上话事的还是朝廷的官僚大人们。在这些弱势皇帝的名义领导下,侈谈什么君主专制,当然是扯淡了。
皇帝自己干不过文官体系,必然要找帮手,那就是外戚和宦官。而外戚势力在汉朝有霍光、在西晋有王导、在东晋有谢玄等等这样的门阀势力,到了宋朝就难以在朝廷上出头,结果就是明朝的太监登上政治舞台,陆续出现了王振、刘瑾和魏忠贤这样的角色,出来和官僚体系对抗。
而官僚体系如果可以把国家弄好,可以求同存异,在内斗中间不至于导致政府管理瘫痪,应该是不可能让宦官们出得了头的。而其实打破这个皇权(包括宦官和外戚)和官权对抗的怪圈,避免整个国家的管理系统瘫痪,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力量,就是独立于皇权和官权之外的民权。
中国历史上民权的表现形式,要么是被动地由比较有头脑和良心的皇帝和官僚们代为表达,保证这个可以载舟的屁民们,不要干覆舟的勾当。要么就是由民间造反领袖,来用暴力造反的方法来表达了。
在某种情况下,朝中有人好做官,因为对中央政府的某些关键部位的把持,从而为某些行业类、地方类,就是所谓的条条和块块,提供了利益切割的保护伞。但由于中央政府的法理威权仍然存在,加上官员的本籍回避和3年轮换制度,都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制衡地方势力,以免地方官吏侵害本地屁民的利益过度,从而引发群体骚乱。
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代表皇权的中央政府权威消失,导致中央政府的官员组成,和地方政府出现模糊状态。而由于上升到中央的大员,又必须以地方的政绩作为支撑,因此在这之后的中国政府结构里,反而失去了历史上的制衡作用。
从中国传统的皇权天授的政治思想,以及天意表现在民意之上的社会认可,以民权来替代皇权,坚守国家的主权在民,就是一个非常逻辑的推论。但是人民主权如何在政治运作中表现出来,怎样让人民的民主权利,不会通过一些花里胡哨和名不符实的选举制度,而被剥夺,就是中国未来政治改革和政制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面,真正强势的皇帝是非常非常少的。除了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和明太祖,基本上的时间里,都是官僚体系独大。而中国每一个王朝经历的由兴到衰的周期率,基本上就是官僚利益集团腐败和文官管理体系崩溃的结果。在中国今天不再有皇权的制衡之下,如何保证官僚体系不要过于自私自利、贪污腐败、不思进取和侵害民众,以至于将国家再次推向危机,就是如何解决有效的将民权提升,成为制约官僚体系的主角。
中国文官制度的成熟度,在世界上应该是首屈一指,但在如何有效的制约上面,原来奉行的是两条路子。一条是法治的路子,就是法家的方法,靠的是利用法律规范的赏罚分明,做到奖勤罚懒和奖功罚过。另一条是德治的路子,就是儒家的方法,依赖的是对官员道德修养的要求,做到自觉自愿和严格自律。
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在中国因为法律只是社会道德的一个部分,因此常常会出现道德置于法律之上,从而引发有法不依的弊端。而西方社会强调法律至上,形成了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的背道而驰,最后出现的毛病就是利用法律的名义,来摧毁社会道德标准,导致整个社会行为的堕落。这两种极端,都必须得到修正。
而中国当前的情况,则是由于政党的出现,从而以党纪这个党员的道德规范的标准,来作为法律,这个公民行为规范的补充。所以古代儒家的修身平天下的传统,就变成了“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八荣八耻的提法。
为人民服务,作为对文官体制的要求,其实就是孟子的以民为本思想的延续。但是靠焦裕禄精神的榜样作用,是否可以达到提高官僚阶层整体素质,仍然存在着大问号。这种靠道德自律作为唯一的制衡方式,差不多已经被新儒学从南宋开始,直到清朝消亡的历史实践,证明了并不可行。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试图彻底摆脱文官对社会的全面掌控,通过直接从农民和工人中间,提拔陈永贵和郝建秀这样的基层人士,或者通过三结合的干部队伍建设,来解决问题,但无法解决干部队伍的专业化问题,都是失败的尝试。
那么俺们的路子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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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20 | 显示全部楼层

不知道当年在中国民国时期,大力推销美国民主制度的精英们,比如胡适之流,知不知道这些细节呢?
也许有人会抗议说,人家美国历史上虽然不咋地,可是今天也算是真正实行了民主了嘛!听起来,就是过去老是出去做小偷,做了几百年的,现在摇身一变,要给全世界的警察们,制订社会安全条例了。
这话听起来是有道理,不过正如俺在《大国游戏》里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美国这套民主制度,也就是30来年的实践,要看这套制度运行的实效如何,俺们得调查一下,具有全民投票权的美国人民,在投了30来年的票之后,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制度下得到主权在民的好处。如果没有的话,那俺觉得这个民主制度,是不是和俺提倡的主权在民,有些不太对路?
当然现在美国在选举权上,还有一个对付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和拉美裔的招数,那就是犯罪就被剥夺选举权。
这里有牵涉到前面讲的平等问题,就是说不论种族和肤色,你得让人家在法律之下,最起码平等。可是看一看美国蹲大牢的人数,似乎就有些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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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蹲大牢的人数,在2007年底已经到了230万,如果加上缓刑和表现好而假释的罪犯,到了720万。要理解这个数字,就必须知道美国是全世界把人关进牢房里最多的国家。不光是和总人数比的相对比率,美国的绝对数字也是第一。和中国比较一下,整个中国蹲大牢的人数才是150万,而中国的总人口是13亿,比美国的3亿要多4倍。
那么看一下这样几张图,就可以发现问题在哪。以2004年的统计数据,在每十万男性中,蹲大牢的,白人是717人,拉美裔是1717人,黑人是49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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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美国监狱犯人男性种族对比图
或者换一个更细致的角度,就是蹲大牢里面的骨干力量,年纪在25-29岁的年轻男性,就可以看得更清晰了。这些对应的数字,就是白人1666人,拉美裔3606人,和黑人12603人了。就是说在美国,法律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过黑人在蹲大牢而失去选举权上,比白人要“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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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美国监狱里面年轻囚犯种族比较图
当然俺们最完美的民主国家(就是说起码要法律面前人人和族族都要平等)美国是不会现在有不公平的法律系统和种族歧视的。比如说俺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黑人蹲大牢的人数,和当年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那帮混蛋南非白人政府,立马就看出不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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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民主圣地美国和种族主义恶魔前南非比较图
这张图里面看到,被称为种族主义国家的前南非政府,迫害自己国内的黑人,寻找任何鸡毛蒜皮的借口,就把黑人扔到牢房里。只不过南非每十万黑人成年男性,要关人家851人,而民主圣地人人平等,不歧视黑人的美国,要关4919人,是南非的5.8倍。
当然俺们都知道,这么多黑人被判刑,说明了太多黑人犯了法。虽然黑人因为穷,不懂法律,找不到好律师,而被冤枉坐牢的案例大把都是,但黑人犯法的人口比例比较大,也是事实。而俺们也知道,一个社会有钱人和中产阶级虽然有犯法的,所谓“白领犯罪”,但比率比较小,而大部分穷人铤而走险,因为太穷而犯法,就比较多。
而美国的罪犯中,超过半数以上,其实并不是暴力犯罪,而是穷得发慌,搞点小偷小摸,顺手牵羊,或者是从毒贩那里批发点毒品零售一下,发个小财之类的小喽罗,就被这个法律体系圈在了监狱里面。
那么为啥一直都比较穷的黑人,以前犯罪人数也没有大幅度增加,就像在第一张图里面看到的那样,到了1970年之后,就是说有了全面的公民权力,突然在1980年之后,犯罪人数大幅度增长?
当然俺自己认为,在1942年以前,被关在美国南部,当成事实上的奴隶而用的黑人,大概就超过了1百万,是没有显示在这张图上面的。但毕竟从1980年的黑人囚犯大幅度增加,似乎可以联系到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上。就是说,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下,美国人民,尤其是穷人(里面黑人比例比较大),生活得比以前要艰难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一看美国从1979年到2004年,就是说这次经济危机没有开始之前的数字。因为俺们都知道,经济危机发生后,有钱人们比如说高盛等公司在美国政府的救助之下,发的奖金比以前更多了,而美国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则因为失业率过了10%,自然更穷了。
先看一看有钱人的日子。在1980年,就是里根同学上台那年,美国公司CEO的平均薪水和平均的打工仔(不算打工女,因为现在美国还没有做到男女平等的同工同酬,女人干同样的话,只能拿男人工资的七成)相比是42倍。这个数字到了2004年,就变成了431倍。
根据国家税务局的资料,剔除通货膨胀因素,这段25年的时间里面,国家总收入增加了27%,但基本上全部去了最有钱的人群那里。美国人口的60%,就是说一个4口之家,年收入在2004年低于$38761美元,相比较于1979年,收入其实是下降了5%。这之后的20%人口,收入增长了2%,算是原地踏步。最高的5%人群收入增加了53%,而最高的1%人群,收入增加了350%,是总收入增加的三分之一,落了他们的钱袋里。
最倒霉的是在底部的20%美国穷人。这些家庭的收入是每年$11166美元,就是说大概有4800万个大人和1200万个小孩,总共6千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的人民,每人每天的生活费是$7美元。而按照美国2004年的标准,其贫困线是每人每天$27美元,一个三口之家是$42美元。
当然这些数字不包括各种社会福利和救济,比如说食物劵之类,不过在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实行的福利改革制度,和共和党政府最拿手的削减福利政策之下,这些福利都受到了一定影响。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也许看到美国监狱囚犯人数在1980年后,就大幅度上升,就不会觉得太惊奇了。当然如果把这个问题和1970年代后,美国选举制度的改变,扯到一起,似乎就是太牵强。这个问题,似乎应该怪罪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就是盎格鲁-萨克逊制度比较准确一些。
可是诡异的是,当美国实行了所谓的主权在民的民主制度,美国人民理论上可以通过选票来改变国家政策,而美国穷人们又理论上具有投票权,那么为啥这样的分配极度不平均和社会极度不平等的怪现象,却得不到任何改变?
这样的制度还叫做民主制度吗?主权在民真的实现了吗?要知道这个实行了30年的美国民主制度,就是不少知识界人士,向中国老百姓贩卖的模范产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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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20 | 显示全部楼层
说文论武之事实民主


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有一个观点,就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分配,基本上是与你拥有的财产有关,就是说财产越多的人,自然就会在政治上掌控更多的主导权。因此没有财产权力上的平等,就不可能出现政治权力上的平等。
因此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他把社会里的各类人像人自身的身体一样,分成了三个社会功能。一个就是你人的各种内脏器官,比如说腹部里面的那些,是生产者,就是说干活的。第二个就是你胸部的肌肉,是保护你的身体的,是保护者,就是俺们说的国防和军事力量。第三个就是你的大脑,是管理全身,保证你的身体各个部位可以运行,这个就是俺们说的政府了。
因为柏拉图相信,政府管理是一个复杂和困难较大的工作,因此只有少数的智者才可以担当这个责任,这就是所谓的哲人王。当然这个哲人王,和中国的儒家理想中的君主,作为道德模范还是有些不同,讲的是必须有理性和智慧,自然对政府事务可以提出正确和对大家有利的决定。而且柏拉图认为这些可以为王的哲人和智者,是应该靠教育来培养出来的。
今天的西方学者,一提起自己的文化传承,马上就一杆子就推到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去了。其实这些古希腊的先哲们,和现在的西方人根本没有关系,所谓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和古罗马的共和制度,被装潢成后来西方文明的传承。那简直就是一个穷小子,后来一不小心,发了大财,马上就要找个远古时代的大名人,来做自己的祖宗,一下子就好像把自己变成了名门和贵族了。
中国人谈起自己的文化传承,说起老子的《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那可是每一代人都可以看得懂的。但是对西方学者声称的文化传承古希腊文明,大部分西方学者是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才开始听说有一个叫柏拉图的古希腊哲学家的。而西方的读书人是到了16世纪末期,才有机会看到柏拉图的翻译了N次的著作。
那个时候是因为住在君士坦丁堡,就是东罗马帝国首都的人们,因为被奥斯曼突厥人攻陷,而向西边逃难,为西欧的蒙昧国家,带来了先进的东方文化。这些逃难者,带来的新思想在中世纪的西欧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而他们开始办的希腊文学校,也使得欧洲人对希腊文明开始感兴趣,希腊文化逐渐流行起来。
当然这之前,中世纪的学者们因为不懂希腊文,又没有什么途径接触古希腊的著作。只是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这些古希腊先贤的思想,得到了传承。不光这些伟大著作被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人家伊斯兰世界,还产生了不少杰出的思想家,比如说伊本缠那和伊本脠世德等等,都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进行了发扬光大,写了不少评论和解释。因此这些著作,就被人从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翻译成了拉丁文而传回了西欧,马上摇身一变,就成了人家的文化传承了。
其实要说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由天主教的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来的中国思想,尤其是先秦的各种思想。而中国当时的文官制度,就被刚刚开了窍的欧洲思想家们,看成了是对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完美现实典范,而被西方传教士敬仰的中国皇帝,就成了哲学王的现实模板。
当然今天的西方人,没有几个记得他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启蒙运动,其实是来源于中国和阿拉伯两大文明的文化成果。有意识的隐瞒这个历史事实,然后帮自己扯上一个古希腊远祖,就变成了后来兴起,到了今天仍然占西方思想界统治地位的西方中心论的主要障眼法。而这个障眼法,居然还唬住了不少今天的中国知识界人士。
在柏拉图的理想中,一个国家最好的制度,就是精英政治(Aristocracy)。这个词来自于古希腊文,意思就是由最好的人们来执政。这个最好的人,就应该是哲学王和保护国家的勇士(aristocrats).可以说,这个思想和中国的文官制度有相似之处,就是要求这些有头脑、有见识的少数人,可以为大众谋福利。当然柏拉图认为,这个制度只是在理想中,没有可能实现,因此当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看到中国的文官制度,其兴奋心情可想而知。
在这个制度之下,现实世界中可以实现的最好的制度,就是身份政治(Timocracy)。这个词timo,是荣誉的意思,就是国家由有荣誉地位身份的人们来管理。这个身份,就是社会上有头有面的人。那这个头面是如何来的?有的是靠贵族传承,比如说欧洲,还有东亚的日本,每个出来做首相的都是家族里出过首相的。还有的靠的是宗教身份,比如说宗教社会里的教士等等。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也可以考虑是这种身份政治的一种表现。当然理论上来讲,成为士绅和官员阶层,是每个不论出身何处的人们,都可以靠自己努力争取得到。但事实上大概还是有超过一半的有身份的人们,是靠了含着金钥匙的便利,而获得身份的。
这种身份政治最常见的一种形式,比如说美国这样的,就是看你腰包里的钱,来决定你的身份。这种政治又可以叫做财主政治,或者金钱政治,就是在农业社会里,比如说美国早期的地主们掌握政治权力,到后来的工业社会里,现在的资本家们,或者更具体地讲,金融家们,就是华尔街上的那帮货色,控制着美国政治。
然后再下一等的政治制度,叫做寡头政治(Oligarchy)。这个政治制度,也是少数人为大多数人做主,但是就是这些少数人,不是为大家谋福利,而是要为自己找好处。其实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精英们,忘记了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那么就会比较快变成寡头政治。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你是有钱人来执政,还是穷人来执政,一旦执政的目的变成把自己变成巨富或者保持巨富,来就没有区别了。
当然如果这些寡头,又是被事实上的金钱财团所操控,虽然没有财主政治和金钱政治之名,但其实质确是没有多少区别的。
按照柏拉图的意思,比这几个制度还要差的,就是民主政治(Democracy)。这个词的Demo指的是大众和cracy就是权力。
当然柏拉图当时对民主政治的一些批判,还是颇有道理。比如说,为了选举成功,政客们会说很多大家喜欢听的假话,和给些一大推无法兑现的竞选诺言。还有就是为了选举成功,基本上所有的政客们都是只看短期利益,而牺牲大家的中长期利益。
不过最让柏拉图担心的,就是无理性约束和没有控制力的暴民政治,多数人的统治,就是拿少数人开刀。这个预测,倒是在美国和其他欧洲的民主国家不止一次出现过。比如说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的杀戮,和德国历史上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灭族,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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