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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井底望天

《大国游戏》卷五:说文论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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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7 | 显示全部楼层

于是东南地区,这个中国最富裕的地方,不断发生了抗税的民变。比如说万历29年(公元1601年)苏州出了一起群体事件,跑来收税的朝廷钦命太监孙隆和手下7人,被人家说着吴侬软语、温温柔柔的苏州人,给扔到河里去收龙王的税去了。
当然其他的地方也不是吃素的,比如说湖北武昌、就有几万人包围了税务局,把人家政府的税收官们16人扔到长江里春泳。因为被这些春泳爱好者溅起的水花弄湿了衣裳,怕冷风一吹,感染了风寒,于是顺手就把湖广巡抚衙门拿来生火烤干衣服。
不要以为是因为宦官才引发了大家不交税的怒火,也不要以为如果你收税时候不打斧头,中间吃一笔就会受到大家拥护。在嘉靖26年(公元1547年),皇帝派下来解决倭寇问题,希望打击海上走私行为,维持海禁政策的朱纨,就是响当当的文官,还身兼浙江巡抚和福建提督,就是今天的浙江省委书记,并担任福建军区司令员。
这位仁兄,因为打击走私效果显著,得罪了朝廷里大批好处多多的闽浙官僚,最后结果就是被群起而攻之。朱纨的下场是被罢官和逮捕治罪,最后愤而自尽。
其实今天俺们都知道,所谓明朝的倭寇,其主力是福建、浙江和广东沿海以海上走私贸易为主干的中国海盗。只不过当年日本的政治动荡,不少武士谋生困难,被招募来做雇用兵而已。
而这些海盗的背后,则是当地富裕的士绅和他们家族里产生     朝廷的官僚。后来一位最出名的海盗,就是从荷兰人手里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
其实这些外贸走私犯,就是赖昌星之类的前辈,但是必须武装起来,不光是为了应付北京的朝廷想维护海禁政策的官员,主要是为了应付来自欧洲的国家,对当时中国与日本和东南亚这个非常有利润的国际贸易的控制权之争夺。
当时的国际贸易,还是以从中国出产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等为主,和来自东南亚的香料、胡椒等等,以及从美洲来中国的白银。而欧洲的海上贸易国家,如葡萄牙已经在马来半岛立足,占据了郑和下西洋之后,由于明朝停止出海而让出的势力空间。
葡萄牙后来北上,死皮赖脸地在澳门开辟了一个立足点,而后来接踵而来的西班牙,也想插足。当时作为贸易中转站的一个重要地方是吕宋,就是今天的菲律宾。但是要想抢这个地盘的肥缺,你首先得过福建、广东,外加日本的海盗集团这一关。
因此当明朝派出了名将戚继光,终于在嘉靖39年-44年(公元1560年-1565年)之间,把海盗们给干掉之后,算是帮助西班牙清除了大对头。于是西班牙人终于在公元1571年占领了菲律宾,并屠杀了几万华人,以清除中国人的势力。
其实当时中国移民到菲律宾的人数已经不少,而吕宋又是中国的藩属国。如果当年历史可以改写的话,明朝通过政府的力量,可以控制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就像当年郑和的时代,大规模移民在菲律宾而导致这个岛国汉化,从而成为台湾第二,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而当时如果可以做到政府主导的话,不光是那些走私贸易的福建和广东的假倭寇可以被朝廷招安,然后光明正大的做生意,其实连来自日本的真倭寇都可以被朝廷收编。甚至当年跑澳门-里斯本航线和澳门-长崎航线的葡萄牙商人,都可能像唐朝定居广州番禺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一样汉化。
结果就是菲律宾的居民被天主教和西班牙化了,不愿意放弃中华文化的华人就困守在唐人街,而愿意改变的,就通过改名字,和与当地土著豪族通婚,变成了今天菲律宾的精英权势家族。
西班牙掌控了菲律宾之后,就开通了福建月港—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鲁可这条横跨太平洋的国际航线,靠著中国的商品稳定了美洲的殖民过程。当然来自美洲的白银,也帮助明朝满足了经济发展之下货币缺乏的局面。只不过那时候的西班牙人,在美洲谈起菲律宾的时候,还是把它当成中华帝国的一个省份而已。
后来紧紧跟随的荷兰,就抢占了台湾。如果不是郑成功赶走荷兰人,估计台湾也就成了菲律宾第二,而不会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而菲律宾在东方贸易里的重要地位,最后就随着美国国力膨胀,挑起了和西班牙的美西战争,将西班牙的亚洲重镇菲律宾和美洲重镇古巴,全部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
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当时明朝可以意识到海外贸易的肥水,从而抢夺主导权的话,那么估计靠工商和贸易的税收,可以减轻在农业税上的对自耕农的压力。可惜的是,当时的整个知识界,要么就是东南官僚集团的利益太大,不光在工商贸易税收上不肯让步,在开采矿产和矿产税收方面,同样也是暴力冲突和朝廷对撼。
于是农民成了辽东军费的主要承担者,而由于军费的负担,在陕西、四川等地发生灾荒之后,灾民流离失所,可是政府救援乏力,那不出乱子才怪呢。
政府不光是救援无力,因为朝廷官僚的内斗,这些灾区很多地方,可是连官员都没有,又不能拯救忍饥挨饿的良民,又不能阻吓铤而走险的刁民,于是明朝灭亡的日子,就真的在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陕北饥民的大规模暴动的情况下到来了。
有一个常被人忽略的情况是,那个时期的全球气候明显恶化,导致各类灾害频繁发生,不光是中国,连欧洲也未能幸免。但如果不是因为政府在各派势力的恶斗之下差不多完全瘫痪,也不会导致这么多的流民起来造反。而当时中国经济的二元化,沿海地区在参与着国际贸易和经济的大循环,西部地区可是在这些发展中间,连个剩下的盘子都没得舔,因此自然就成了国家内乱的起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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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18 | 显示全部楼层

其实看明朝的税收制度,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税赋并不太重。在农业产出上,大概就是10%的税率而已。而其他工商业税率,比农业还要低。
这个低税收政策,造成的结果就是仅能够勉强维持一个薄弱的政府管理体制,但在当时人口和经济都在大幅度扩张的时候,无法让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一个好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中国在近现代的落后,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政府能力的薄弱,尤其是财政能力的欠缺,那就是比较准确的判断。其他方面,当然也是相关因素,比如说宋明新儒学的道德至上和不理实务倾向,都是问题。但要是像西方中心论者一样,不论是黑格尔、韦伯,还是马克思,把中国近现代的落后,归结于东方专制主义,那就是胡说八道了。马克思自然是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不熟悉,而受到了前面几位大佬的影响,而黑格尔之流对中国的有意歪曲,本来就是为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兴起,做一个理论上的准备而已。
要是说中国皇帝的专制,从明朝到清朝,估计只有明太祖朱重八才有资格担当这个名号。其他的皇帝,比如说明朝的永乐、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大概就是和官僚体系斗个半斤八两,不被人踩到毫无还手之力而已。
再看一下北宋和南宋,懦君自然可以找到不少,暴君倒是一个没有。名义上虽然皇权强大,但实际上话事的还是朝廷的官僚大人们。在这些弱势皇帝的名义领导下,侈谈什么君主专制,当然是扯淡了。
皇帝自己干不过文官体系,必然要找帮手,那就是外戚和宦官。而外戚势力在汉朝有霍光、在西晋有王导、在东晋有谢玄等等这样的门阀势力,到了宋朝就难以在朝廷上出头,结果就是明朝的太监登上政治舞台,陆续出现了王振、刘瑾和魏忠贤这样的角色,出来和官僚体系对抗。
而官僚体系如果可以把国家弄好,可以求同存异,在内斗中间不至于导致政府管理瘫痪,应该是不可能让宦官们出得了头的。而其实打破这个皇权(包括宦官和外戚)和官权对抗的怪圈,避免整个国家的管理系统瘫痪,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力量,就是独立于皇权和官权之外的民权。
中国历史上民权的表现形式,要么是被动地由比较有头脑和良心的皇帝和官僚们代为表达,保证这个可以载舟的屁民们,不要干覆舟的勾当。要么就是由民间造反领袖,来用暴力造反的方法来表达了。
在某种情况下,朝中有人好做官,因为对中央政府的某些关键部位的把持,从而为某些行业类、地方类,就是所谓的条条和块块,提供了利益切割的保护伞。但由于中央政府的法理威权仍然存在,加上官员的本籍回避和3年轮换制度,都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制衡地方势力,以免地方官吏侵害本地屁民的利益过度,从而引发群体骚乱。
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代表皇权的中央政府权威消失,导致中央政府的官员组成,和地方政府出现模糊状态。而由于上升到中央的大员,又必须以地方的政绩作为支撑,因此在这之后的中国政府结构里,反而失去了历史上的制衡作用。
从中国传统的皇权天授的政治思想,以及天意表现在民意之上的社会认可,以民权来替代皇权,坚守国家的主权在民,就是一个非常逻辑的推论。但是人民主权如何在政治运作中表现出来,怎样让人民的民主权利,不会通过一些花里胡哨和名不符实的选举制度,而被剥夺,就是中国未来政治改革和政制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面,真正强势的皇帝是非常非常少的。除了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和明太祖,基本上的时间里,都是官僚体系独大。而中国每一个王朝经历的由兴到衰的周期率,基本上就是官僚利益集团腐败和文官管理体系崩溃的结果。在中国今天不再有皇权的制衡之下,如何保证官僚体系不要过于自私自利、贪污腐败、不思进取和侵害民众,以至于将国家再次推向危机,就是如何解决有效的将民权提升,成为制约官僚体系的主角。
中国文官制度的成熟度,在世界上应该是首屈一指,但在如何有效的制约上面,原来奉行的是两条路子。一条是法治的路子,就是法家的方法,靠的是利用法律规范的赏罚分明,做到奖勤罚懒和奖功罚过。另一条是德治的路子,就是儒家的方法,依赖的是对官员道德修养的要求,做到自觉自愿和严格自律。
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在中国因为法律只是社会道德的一个部分,因此常常会出现道德置于法律之上,从而引发有法不依的弊端。而西方社会强调法律至上,形成了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的背道而驰,最后出现的毛病就是利用法律的名义,来摧毁社会道德标准,导致整个社会行为的堕落。这两种极端,都必须得到修正。
而中国当前的情况,则是由于政党的出现,从而以党纪这个党员的道德规范的标准,来作为法律,这个公民行为规范的补充。所以古代儒家的修身平天下的传统,就变成了“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八荣八耻的提法。
为人民服务,作为对文官体制的要求,其实就是孟子的以民为本思想的延续。但是靠焦裕禄精神的榜样作用,是否可以达到提高官僚阶层整体素质,仍然存在着大问号。这种靠道德自律作为唯一的制衡方式,差不多已经被新儒学从南宋开始,直到清朝消亡的历史实践,证明了并不可行。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试图彻底摆脱文官对社会的全面掌控,通过直接从农民和工人中间,提拔陈永贵和郝建秀这样的基层人士,或者通过三结合的干部队伍建设,来解决问题,但无法解决干部队伍的专业化问题,都是失败的尝试。
那么俺们的路子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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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20 | 显示全部楼层

不知道当年在中国民国时期,大力推销美国民主制度的精英们,比如胡适之流,知不知道这些细节呢?
也许有人会抗议说,人家美国历史上虽然不咋地,可是今天也算是真正实行了民主了嘛!听起来,就是过去老是出去做小偷,做了几百年的,现在摇身一变,要给全世界的警察们,制订社会安全条例了。
这话听起来是有道理,不过正如俺在《大国游戏》里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美国这套民主制度,也就是30来年的实践,要看这套制度运行的实效如何,俺们得调查一下,具有全民投票权的美国人民,在投了30来年的票之后,大家有没有在这个制度下得到主权在民的好处。如果没有的话,那俺觉得这个民主制度,是不是和俺提倡的主权在民,有些不太对路?
当然现在美国在选举权上,还有一个对付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和拉美裔的招数,那就是犯罪就被剥夺选举权。
这里有牵涉到前面讲的平等问题,就是说不论种族和肤色,你得让人家在法律之下,最起码平等。可是看一看美国蹲大牢的人数,似乎就有些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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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蹲大牢的人数,在2007年底已经到了230万,如果加上缓刑和表现好而假释的罪犯,到了720万。要理解这个数字,就必须知道美国是全世界把人关进牢房里最多的国家。不光是和总人数比的相对比率,美国的绝对数字也是第一。和中国比较一下,整个中国蹲大牢的人数才是150万,而中国的总人口是13亿,比美国的3亿要多4倍。
那么看一下这样几张图,就可以发现问题在哪。以2004年的统计数据,在每十万男性中,蹲大牢的,白人是717人,拉美裔是1717人,黑人是49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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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美国监狱犯人男性种族对比图
或者换一个更细致的角度,就是蹲大牢里面的骨干力量,年纪在25-29岁的年轻男性,就可以看得更清晰了。这些对应的数字,就是白人1666人,拉美裔3606人,和黑人12603人了。就是说在美国,法律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过黑人在蹲大牢而失去选举权上,比白人要“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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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美国监狱里面年轻囚犯种族比较图
当然俺们最完美的民主国家(就是说起码要法律面前人人和族族都要平等)美国是不会现在有不公平的法律系统和种族歧视的。比如说俺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黑人蹲大牢的人数,和当年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那帮混蛋南非白人政府,立马就看出不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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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民主圣地美国和种族主义恶魔前南非比较图
这张图里面看到,被称为种族主义国家的前南非政府,迫害自己国内的黑人,寻找任何鸡毛蒜皮的借口,就把黑人扔到牢房里。只不过南非每十万黑人成年男性,要关人家851人,而民主圣地人人平等,不歧视黑人的美国,要关4919人,是南非的5.8倍。
当然俺们都知道,这么多黑人被判刑,说明了太多黑人犯了法。虽然黑人因为穷,不懂法律,找不到好律师,而被冤枉坐牢的案例大把都是,但黑人犯法的人口比例比较大,也是事实。而俺们也知道,一个社会有钱人和中产阶级虽然有犯法的,所谓“白领犯罪”,但比率比较小,而大部分穷人铤而走险,因为太穷而犯法,就比较多。
而美国的罪犯中,超过半数以上,其实并不是暴力犯罪,而是穷得发慌,搞点小偷小摸,顺手牵羊,或者是从毒贩那里批发点毒品零售一下,发个小财之类的小喽罗,就被这个法律体系圈在了监狱里面。
那么为啥一直都比较穷的黑人,以前犯罪人数也没有大幅度增加,就像在第一张图里面看到的那样,到了1970年之后,就是说有了全面的公民权力,突然在1980年之后,犯罪人数大幅度增长?
当然俺自己认为,在1942年以前,被关在美国南部,当成事实上的奴隶而用的黑人,大概就超过了1百万,是没有显示在这张图上面的。但毕竟从1980年的黑人囚犯大幅度增加,似乎可以联系到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上。就是说,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下,美国人民,尤其是穷人(里面黑人比例比较大),生活得比以前要艰难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一看美国从1979年到2004年,就是说这次经济危机没有开始之前的数字。因为俺们都知道,经济危机发生后,有钱人们比如说高盛等公司在美国政府的救助之下,发的奖金比以前更多了,而美国中产阶级和下层人民,则因为失业率过了10%,自然更穷了。
先看一看有钱人的日子。在1980年,就是里根同学上台那年,美国公司CEO的平均薪水和平均的打工仔(不算打工女,因为现在美国还没有做到男女平等的同工同酬,女人干同样的话,只能拿男人工资的七成)相比是42倍。这个数字到了2004年,就变成了431倍。
根据国家税务局的资料,剔除通货膨胀因素,这段25年的时间里面,国家总收入增加了27%,但基本上全部去了最有钱的人群那里。美国人口的60%,就是说一个4口之家,年收入在2004年低于$38761美元,相比较于1979年,收入其实是下降了5%。这之后的20%人口,收入增长了2%,算是原地踏步。最高的5%人群收入增加了53%,而最高的1%人群,收入增加了350%,是总收入增加的三分之一,落了他们的钱袋里。
最倒霉的是在底部的20%美国穷人。这些家庭的收入是每年$11166美元,就是说大概有4800万个大人和1200万个小孩,总共6千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的人民,每人每天的生活费是$7美元。而按照美国2004年的标准,其贫困线是每人每天$27美元,一个三口之家是$42美元。
当然这些数字不包括各种社会福利和救济,比如说食物劵之类,不过在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实行的福利改革制度,和共和党政府最拿手的削减福利政策之下,这些福利都受到了一定影响。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也许看到美国监狱囚犯人数在1980年后,就大幅度上升,就不会觉得太惊奇了。当然如果把这个问题和1970年代后,美国选举制度的改变,扯到一起,似乎就是太牵强。这个问题,似乎应该怪罪于新自由主义政策,就是盎格鲁-萨克逊制度比较准确一些。
可是诡异的是,当美国实行了所谓的主权在民的民主制度,美国人民理论上可以通过选票来改变国家政策,而美国穷人们又理论上具有投票权,那么为啥这样的分配极度不平均和社会极度不平等的怪现象,却得不到任何改变?
这样的制度还叫做民主制度吗?主权在民真的实现了吗?要知道这个实行了30年的美国民主制度,就是不少知识界人士,向中国老百姓贩卖的模范产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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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20 | 显示全部楼层
说文论武之事实民主


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有一个观点,就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分配,基本上是与你拥有的财产有关,就是说财产越多的人,自然就会在政治上掌控更多的主导权。因此没有财产权力上的平等,就不可能出现政治权力上的平等。
因此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他把社会里的各类人像人自身的身体一样,分成了三个社会功能。一个就是你人的各种内脏器官,比如说腹部里面的那些,是生产者,就是说干活的。第二个就是你胸部的肌肉,是保护你的身体的,是保护者,就是俺们说的国防和军事力量。第三个就是你的大脑,是管理全身,保证你的身体各个部位可以运行,这个就是俺们说的政府了。
因为柏拉图相信,政府管理是一个复杂和困难较大的工作,因此只有少数的智者才可以担当这个责任,这就是所谓的哲人王。当然这个哲人王,和中国的儒家理想中的君主,作为道德模范还是有些不同,讲的是必须有理性和智慧,自然对政府事务可以提出正确和对大家有利的决定。而且柏拉图认为这些可以为王的哲人和智者,是应该靠教育来培养出来的。
今天的西方学者,一提起自己的文化传承,马上就一杆子就推到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去了。其实这些古希腊的先哲们,和现在的西方人根本没有关系,所谓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和古罗马的共和制度,被装潢成后来西方文明的传承。那简直就是一个穷小子,后来一不小心,发了大财,马上就要找个远古时代的大名人,来做自己的祖宗,一下子就好像把自己变成了名门和贵族了。
中国人谈起自己的文化传承,说起老子的《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那可是每一代人都可以看得懂的。但是对西方学者声称的文化传承古希腊文明,大部分西方学者是到了文艺复兴时代,才开始听说有一个叫柏拉图的古希腊哲学家的。而西方的读书人是到了16世纪末期,才有机会看到柏拉图的翻译了N次的著作。
那个时候是因为住在君士坦丁堡,就是东罗马帝国首都的人们,因为被奥斯曼突厥人攻陷,而向西边逃难,为西欧的蒙昧国家,带来了先进的东方文化。这些逃难者,带来的新思想在中世纪的西欧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而他们开始办的希腊文学校,也使得欧洲人对希腊文明开始感兴趣,希腊文化逐渐流行起来。
当然这之前,中世纪的学者们因为不懂希腊文,又没有什么途径接触古希腊的著作。只是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这些古希腊先贤的思想,得到了传承。不光这些伟大著作被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人家伊斯兰世界,还产生了不少杰出的思想家,比如说伊本缠那和伊本脠世德等等,都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进行了发扬光大,写了不少评论和解释。因此这些著作,就被人从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翻译成了拉丁文而传回了西欧,马上摇身一变,就成了人家的文化传承了。
其实要说对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个主要来源是由天主教的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来的中国思想,尤其是先秦的各种思想。而中国当时的文官制度,就被刚刚开了窍的欧洲思想家们,看成了是对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完美现实典范,而被西方传教士敬仰的中国皇帝,就成了哲学王的现实模板。
当然今天的西方人,没有几个记得他们最引以为自豪的启蒙运动,其实是来源于中国和阿拉伯两大文明的文化成果。有意识的隐瞒这个历史事实,然后帮自己扯上一个古希腊远祖,就变成了后来兴起,到了今天仍然占西方思想界统治地位的西方中心论的主要障眼法。而这个障眼法,居然还唬住了不少今天的中国知识界人士。
在柏拉图的理想中,一个国家最好的制度,就是精英政治(Aristocracy)。这个词来自于古希腊文,意思就是由最好的人们来执政。这个最好的人,就应该是哲学王和保护国家的勇士(aristocrats).可以说,这个思想和中国的文官制度有相似之处,就是要求这些有头脑、有见识的少数人,可以为大众谋福利。当然柏拉图认为,这个制度只是在理想中,没有可能实现,因此当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看到中国的文官制度,其兴奋心情可想而知。
在这个制度之下,现实世界中可以实现的最好的制度,就是身份政治(Timocracy)。这个词timo,是荣誉的意思,就是国家由有荣誉地位身份的人们来管理。这个身份,就是社会上有头有面的人。那这个头面是如何来的?有的是靠贵族传承,比如说欧洲,还有东亚的日本,每个出来做首相的都是家族里出过首相的。还有的靠的是宗教身份,比如说宗教社会里的教士等等。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也可以考虑是这种身份政治的一种表现。当然理论上来讲,成为士绅和官员阶层,是每个不论出身何处的人们,都可以靠自己努力争取得到。但事实上大概还是有超过一半的有身份的人们,是靠了含着金钥匙的便利,而获得身份的。
这种身份政治最常见的一种形式,比如说美国这样的,就是看你腰包里的钱,来决定你的身份。这种政治又可以叫做财主政治,或者金钱政治,就是在农业社会里,比如说美国早期的地主们掌握政治权力,到后来的工业社会里,现在的资本家们,或者更具体地讲,金融家们,就是华尔街上的那帮货色,控制着美国政治。
然后再下一等的政治制度,叫做寡头政治(Oligarchy)。这个政治制度,也是少数人为大多数人做主,但是就是这些少数人,不是为大家谋福利,而是要为自己找好处。其实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精英们,忘记了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那么就会比较快变成寡头政治。在这种情况下,不论你是有钱人来执政,还是穷人来执政,一旦执政的目的变成把自己变成巨富或者保持巨富,来就没有区别了。
当然如果这些寡头,又是被事实上的金钱财团所操控,虽然没有财主政治和金钱政治之名,但其实质确是没有多少区别的。
按照柏拉图的意思,比这几个制度还要差的,就是民主政治(Democracy)。这个词的Demo指的是大众和cracy就是权力。
当然柏拉图当时对民主政治的一些批判,还是颇有道理。比如说,为了选举成功,政客们会说很多大家喜欢听的假话,和给些一大推无法兑现的竞选诺言。还有就是为了选举成功,基本上所有的政客们都是只看短期利益,而牺牲大家的中长期利益。
不过最让柏拉图担心的,就是无理性约束和没有控制力的暴民政治,多数人的统治,就是拿少数人开刀。这个预测,倒是在美国和其他欧洲的民主国家不止一次出现过。比如说美国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的杀戮,和德国历史上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灭族,都是在民主政治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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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21 | 显示全部楼层

当然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下,在保护少数人上面,有了一些改进的措施。比如说在美国今天,是比较难以看到“排华法案”这样的针对少数族群的歧视,但某些隐形的东西,比如说“爱国法案”倒是可以让不少中东穆斯林后裔的美国人如坐针毡。
而柏拉图认为比民主政治,还要差的,就是最坏的政治形式独裁政治(Tyranny)。这种独裁政治,就是一个大独裁者说了算。自然就没有什么好处可言了。
之所以把柏拉图的思想拿出来,因为所谓的现代西方思想,基本上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对柏拉图的思想,进行加注和解释而已。
在美国建国初期,最先起主导作用的是由美国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创立的联邦党。联邦党人对民主不是太感兴趣,而是比较喜欢英国的王室制度,在他们的眼里,贱民参与政治,那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当时代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工业利益集团的联邦党人,主张强势中央政府,要求建立国家银行,并提高关税对工业补贴来发展美国的制造工业。这种以工业发展为主来增强国力的重商主义主张,是和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和法国的科尔伯特经济政策一脉相承。
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可以说是美国版的富国强兵。那时的联邦党人认为,如果美国不能通过发展工业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吸引欧洲的年轻人移民到美国,为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建立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那么美国未来被英国翻盘的机会还是很大。
但这些主张遭到了杰弗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的强烈反对。杰佛逊的民主共和党更多的是代表的南部地方上的农场主利益集团,比较希望美国可以保持一个农业为主的社会。
虽然这两个党都对真正的民主没有什么兴趣,而且当时的情况是,谁要想在有选举权的白人财主圈子里面赢得权力的话,就得看你手上有多少政府职位可以送给人做。当时汉密尔顿管理财政部,财大气粗,手上有2000个岗位等着人上岗。而身为国务卿的杰弗逊就很惨,只有一个半工。
那时的美国,可不是今天这样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到处去干涉人家内政,而是一个新成立的弱小国家,时常被欧洲强权英国和法国干涉内政。美国自己内部的党争,就和欧洲的国际形势密不可分。而在1789年,欧洲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就是法国大革命,暴民们起来推翻了王室,把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
造成这次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法国和其他欧洲地区当时出现的饥荒现象,引发了食物短缺和通货膨胀,并造成法国贫民的营养不良和饥饿而死。而大批贫民的饿死,又导致了疾病的传播,国王和贵族们对贱民们的死活又不理不问,存心想把人家饿死,当然不造反也没有其他出路了。
现在的学者则对饥荒的产生,有了新的解释。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1783年,在冰岛的洛基火山爆发而引发的圣婴现象,而当时整个地球也是处于小冰川时期,造成粮食产出的减少。当时法国因为没有将土豆作为主要的农作物来耕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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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2000年来世界温度异常图
从这一张世界过去2千年的温度异常分布图,可以看出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是世界处于这个小冰川期中间。另一个原因,就是在路易十五任上,法国参与了全欧洲的大乱战,所谓七年之战,以法国、奥地利、俄罗斯、瑞典和撒克逊王国为一方,和以普鲁士、英国和一大堆日耳曼小王国为一方的欧洲大厮杀。在路易十六任上,则是和英国在北美的战争,和支持美国和英国对抗的美国独立战争。这一系列的战争差不多把法国的财政给打破产了。
但是被法国屁民斩了头的路易十六,却因为对美国的关键支持而导致美国独立战争成功,因此在美国,尤其是联邦党人那里,得到了很大的爱戴和支持。和国王一起被杀头的还有不少亲美国的贵族,能逃过一劫的也被流放。比如说,被杀头的法国将军孔泰德斯坦(Comte d'Estaing),当年在美国独立战争时候,率领法国海军,在约克镇战役中,和华盛顿并肩作战,打垮了英国军队。另一个华盛顿的战友,法国将军拉法叶特(Lafayette)则亡命天涯。
可想而知,在法国大革命后,英国因为试图帮助法国王室复辟而引发的英法战争中,美国掌权的联邦党人,本身对民主政治就比较不感冒,自然对法国革命党人反感,而不希望卷入与英国的冲突中去。
但杰弗逊的民主共和党自然就站在了对立面,可谓是凡是敌人反对的,俺们一定要坚决支持。因此杰弗逊的伙伴们强烈支持法国大革命,指控汉密尔顿、亚当斯,甚至华盛顿(虽然自称独立派,但比较倾向联邦党人)为英国走狗,是一帮秘密的皇民,是共和体制的敌人。
美国当时的两派之争,基本上就是后来的南北之争的最早体现。在北方新英格兰的工商资本家们,比较赞成联邦党人的强大中央政府,国家统一市场,强大的军队等等政策。他们比较讨厌民主体制,认为政府应该由精英控制。而因为经济上,新英格兰地区气候寒冷,不是耕种的好地方,主要的经济活动是靠资本主义工商业带动的城市化、现代化和贸易为主。当时的贸易对象自然是海上的世界霸权大英帝国,使得在经济上和思想上,这帮人士比较亲英。
相对于上面谈到的这帮城市工商业人士,民主共和党的基础是美国南部地区乡下的农场主人士。这帮人就正好相反,对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感兴趣,只是守着自己的农田,逼着黑人奴隶拼命干活。他们同时反对强大的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占主导地位。这些人因为知识水平低,当然比较反对精英政治,赞同自己这帮红脖子大土包子话事的民主政治。
在对外关系上,当然南部势力反对英国佬,因为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人家英国军队打着正义之师的旗号,把美国南方农场主的黑奴们给解放了不少。这派势力自然强烈支持法国大革命,要求美国在英法战争中参战,和法国一起,打垮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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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21 | 显示全部楼层

其实很难讲,当时美国的两党之争是因为对外关系上的亲英还是亲法,所以引发了内部恶斗,还是因为自己内部的利益之争,就扯上了外部大国斗争作为幌子来趁机内斗。
但是弱国自己不团结,引发超级大国们伸手,来火中取栗,倒是从古至今没有太大改变。想当年,中国在1940年代的内战,关于亲美和亲苏的争论,自然也少不了人家超级大国的黑色乱伸。
而美国当时显然也是南北两种经济模式的不同运作,造成了国家发展道路和小集团利益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北方的工商业和南方种植业之间对撼,其实与中国明朝时代的中原农耕经济和南方贸易经济的冲突,颇有类似之处。
从这个角度来讲,明朝的阉党,以北方的宦官和齐楚势力,相对于南方的东林党,似乎有这样两种经济模式和两个利益集团的分野在内。那么就和美国的一国两模式有一比了。
这样的情况下,外部势力插手自然比较容易。法国派到美国的大使吉勒(Edmond-Charles Genêt)就直接在美国的南卡罗来那州招募美国人,组织舰队挂上法国旗,向英国人开战。他的私人招募军队,还向法国的敌人,英国的盟友西班牙在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娜的殖民地开战。
本来华盛顿在汉密尔顿的影响下,已经宣布了在英法战争中保持中立,这样搞法,非常容易把美国拖入欧洲的战争之中。因此连强烈支持法国人的杰弗逊,都觉得这样是不是太过了。好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政局动荡厉害,新上任的雅各宾党发了一份逮捕令,要求吉勒回法国受审。知道回到巴黎的结果,就是上断头台,这位法国驻美国大使,于是决定向华盛顿寻求政治庇护。有趣的是,是他的死对头亲英的汉密尔顿说服了华盛顿,批准了他这个要求。
当时汉密尔顿希望和英国和谈,解决美国独立战争之后遗留下的几个问题:其中新英格兰的工商界的贸易船只,在公海上被英国海军没收了不少,希望能够得到补偿;而英国在大湖区一带的美国领土还占有几个堡垒需要撤退;另外美国和英国的加拿大殖民地之间的边界需要拟定;另外就是英国在加拿大操作的印第安部落游击队的训练基地,一直在支持印第安人军队,突袭美国白人在俄亥俄州等西部的殖民居住点;最后就是南部的奴隶主们被英国人解放的奴隶,要求赔偿。
当然英国人也需要在关系正常化上面寻求自己的利益。英国人的主要目标,是避免美国完全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参加进入英法之间的战争;还有在美国独立革命之前,美国人欠了英国工商业公司的债务,要谈一个赔偿方案出来;而且美国南部用奴隶种出来的棉花,对英国殖民地的种植业造成打击,要限制一下出口。
于是美国和英国之间在于1794年签订了一个合约,基本上就大部分问题作出了双方有利的妥协,但是南部奴隶主的赔偿奴隶要求,就没有得到满足,导致了大批南方农庄主和联邦党人翻脸。
这个由于两种经济模式和国家发展道路之争,一直贯穿着美国早期的历史。在1790年的时候,美国的南北两大政治经济势力,达成了妥协,就是由南方主导的南部各地方势力,将支持北方主导的联邦。但是作为交换条件,美国的首都必须从费城搬到波多马克河畔,就是今天的首都华盛顿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是在当时的奴隶州马里兰和维吉尼亚之间,代表了美国联邦政府对南方各州的奴隶制的认可。
在外交上和法国,还是英国走到一起,其实就是这个国内斗争向外部的延续。在位置上的美国第三任总统联邦党人亚当斯(华盛顿做了前两任),代表着新英格兰资本家利益,当然就要和法国交恶,这个导致了美国和法国之间的影子战争。在1798-1800之间,法国和美国的军舰在公海上互相攻击了一阵子。为了避免公开的战争,亚当斯决定和法国和谈,而导致了他和汉密尔顿的公开分裂,削弱了联邦党人的统治地位,为反对派杰弗逊上台奠定了基础。
联邦党人为了建立强大的国家,同样也为了保障自己的工商业资本家利益,在解决独立战争的债务问题,和建立海军和陆军的军费开支上,打的注意是要收人家房屋税、土地税和奴隶人头税,自然引发了南方的农场主们的不愤。
杰弗逊代表的是南部的小农经济利益集团,因此那种田园生活的农村乌托邦理想,在这些人中非常具有吸引力。而且当欧洲人到了北美大陆后,真正地看到了他们在欧洲只是从远古的神话里面听过,但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过的自由生活,在美国原居民印第安人那里,算是开了眼界。对这些人来说,当然不喜欢大政府,也不乐意汉密尔顿的强化税收和政府能力,建立强大的海军和陆军的政治主张。对杰弗逊的弱政府和不烦你的思路,自然双手鼓掌。
而且在1794年,美国联邦政府因为收旧税,就引发了一场民间的暴动。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莫农加希拉谷底(Monongahela Valley)的农庄主们,因为种植的玉米,由于交通的不方便,就酿造成威士忌运到东北部赚钱。结果为了平息这个叛乱,华盛顿宣布了国家紧急法,调动了相当于整个独立战争时期的军队总数13000士兵,杀过去把这帮乌合之众给打散了。这个军事行动算是头一次,奠定了美国联邦政府用武力,而不是选票来维护权威。
但是美国国内的矛盾,已经不是靠着民主选举制度和党派之间的协商,就可以解决了。现在的学者谈到美国当年政体确立的时候,其实没有意识到美国的联邦制度,以及里面所包含的多元协商,就是小圈子的精英民主意识并不是来源于什么欧洲文化传承之类的胡扯。
当时美国的国父们所学习的联邦制度,其实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美国本土印第安部落中间的易洛魁(Iroquois)联邦。这个印第安人联邦,也称为五国集团(Five  Nations),由五个印第安人的部落组成。他们的政治上的联邦结构,和政务上通过各部落头人的协商方式,因为美国国父中间的杰弗逊和富兰克林等人,都和易洛魁联邦有各种生意来往,而影响了美国宪法的制定。
就像所有国家在历史上的行为一样,当你国内自己的派系矛盾无法解决,一个缓解矛盾的出路,就是向外扩张,找外部势力去干一架,来提高自身的民族主义和内部团结。而且通过和外部的厮杀,有可能会带来新的经济利益,就是所谓战利品这种战争红利,可以解决自己内部的分赃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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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23 | 显示全部楼层

在杰弗逊的任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极好的机会,那就是在欧洲打仗打得太累的法国,对在北美继续经营有点疲劳感了。在亚当斯当总统的时候,美国和法国关系是到了很恶化的地步。当时亚当斯通过了《外侨和煽动叛乱法案》(Alien and Sedition Acts),大概就是那个时代的爱国者法案。
这个法案其实是4个法案。其中的外侨部分,就是《外侨朋友法》(Alien Friends Act)和《外侨敌人法》(Alien Enemies Act),给予了总统战争期间,可以将外国侨民(这里主要是指和英国对头的法国和爱尔兰移民)关集中营和驱逐出境。而其中的煽动叛乱部分,就是《煽动叛乱法》(Sedition Act),主要是针对民主共和党人在控制的舆论上,对政府的攻击,就抓你去蹲牢房。关于公民资格部分,就是《公民法》(Naturalization Act),将移民获得美国公民的时间从5年,变成14年,来限制自己不想见到的移民。和这个针锋相对,就是民主共和党人在南部各州通过的州法,给予了各州宣布联邦法律无效的权力。
打破这个马上要发生的内战的危机,在于法国皇帝拿破仑,决定用1500万美元的价格,将法国在北美洲从西班牙手里抢过来的殖民地路易斯安娜,卖给美国。拿破仑的做法,一方面是要解决自己在欧洲战争中的财政问题,另一面就是借力打力,希望借助美国的崛起,为英国人创造出一个对头,来最终打垮英国。
拿破仑的这一招,使美国在北美的土地翻了一番,奠定了美国在北美大陆的大国地位。拿破仑扶持美国来对付英国的企图,很快就起了作用,那就是在1812年,因为英国海军在公海上,拉美国船员当壮丁,而引发了美英战争。
但真正地美国崛起,从而结束了大英帝国的世界统治地位,那就是一百年多后的事情了。
因为对路易斯安娜购买,引发了美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兴起,暂时内部关于税收的纷争被缓和了。对密西西比河出口新奥尔良的控制,解决了向密西西比河以西土地扩张的交通问题。当然对这个购买,联邦党人拼命反对,因为怕更多的西部土地的兼并,会导致更多的奴隶庄园主出现,而削弱北方的工商业资本家的影响力。而且当时西班牙把这个地方割让给法国的条约还是保密的,因此他们还以为路易斯安娜还是在西班牙手里,担忧这个购买会导致和西班牙的战争,进而引发和英国的战争。
在国会的对抗中,杰弗逊以2票之差,59对57赢得了胜利。这个结果导致了联邦党人中的一部分,决定成立自己的北方联邦,从美国联邦分裂出去。其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是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布尔,如果他可以说服纽约州,加入新英格兰各州一起独立的话,他就会出任这个新联邦的总统。
这个分裂运动后来受到了汉密尔顿的反对而夭折,导致本来就个人关系恶化的布尔和汉密尔顿进行了私人决斗,使汉密尔顿在这场决斗中丧生。这个事件对美国历史的发展非常重大,因为在这之前的5年,华盛顿已经去世,汉密尔顿的丧生,导致了联邦党人失去了强有力的领袖,而最终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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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汉密尔顿在决斗中丧生导致美国联邦党人的衰落
汉密尔顿在美国的历史上,地位非常重要,基本上是他一手建立了整个国家的财政体制,可以算是创立了美国的根基。因此在美国发行的钱币上,他的头像印在了10元纸币上,排在了美国三个总统之后—华盛顿1元、杰弗逊2元和林肯5元,但排在了总统杰克逊20元、总统格兰特50元和著名外交家和发明家富兰克林100元之前。
无论如何,从1789年开始,美国人的天命所归(Manifest Destiny)思想开始盛行。这个思想,简单起来就是一句话,整个美洲大陆都是俺们美国人的。因此任何领土扩张的行动,不光是道德的,还是符合上帝的意愿的。
这个思想,其主要来源,一个是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的优越性,另一个是当初移民到美国的宗教组织,对自身被上帝拣选的信念。其思想体系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美德(virtue),就是说美国人和美国体制具有道德的至高无上地位,是全世界最完美的族群和国家;第二个层次就是使命(mission),就是说美国人有把这个最道德至上的美国体制推广到全世界的任务,为到达这个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第三个层次就是命定(destine),就是说美国人的这个做法,是得到上帝认可的,是上帝事先安排的结果。美国一统天下,一定会实现。
在1812年,美国先和英国人干了一仗。打仗的原因,除了英国海军抓人家美国壮丁之外,英国人还利用海上优势,阻挡美国和法国之间的贸易,而且由于英国正确地看出了拿破仑的意图,也明白美国崛起对英国这个世界霸主的威胁,所以在北美大陆的西部,到处组织和训练印第安部落游击队,骚扰美国人向西部的扩张。
在这一次战争中,英国佬打进了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放了一把火给大家取暖。在新英格兰的利益集团,因为被人家英国海军封锁了贸易路线,日子过得比较痛苦,因此决定和英国人和谈解决问题。而英国人也因为战争消耗太大,也知道这场战斗,打下去也是一个死局,因此双方决定和谈解决问题。但是在新奥尔良,美国将军杰克逊和他的英国对手,都不知道和谈消息,结果打了一场攻防战,以杰克逊的大胜为结果,极大地鼓舞了美国人的斗志。
这场战争没有牵涉到任何国土变化,但在精神上,被美国人称为了第二次独立战争。在战争中,美国国歌《星条旗永不落》应运而生,美国人的民族主义上升到了沸点,被认为投降派和美奸的联邦党人在一片臭骂声中,终于垮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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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美国向西部的大扩张
在这个战争中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英国人对印第安部落的支持停止了,使美国可以集中精力向西部和南部扩张。因为战争英雄上台的杰克逊,首先干的就是通过了《驱赶印第安人法案》(Indian Removal Act),开始对密西西比河东岸的印第安部落,和西班牙控制的佛罗里达地区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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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24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对印第安人进行了杀戮和驱逐之后,美国的下一步,就是开展了和墨西哥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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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美军攻占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
美国在1845年,吞并了得克萨斯州,然后在1846年向墨西哥宣战,在1848年打败了墨西哥,抢夺了现在美国西部海岸各州,大概相当于墨西哥全境三分之一的土地,然后加上与英国签约获得的奥勒岗地区,基本上完成了美国本土的扩张。
在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发表了门罗主义宣言,就是说整个美洲,不管是北美洲,还是南美洲,都是俺们美国的势力范围,就是前院和后院,你们欧洲殖民帝国必须退出这里。
美国在1849年,算是完成了60年的大陆扩张。但是在这个时候,美国的南北方对立又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最后终于导致了在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以北方彻底打垮了南方作为结束。这个应该是美国历史上,自从独立战争之后最大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北方工商业利益集团,打垮了南方种植业利益集团,美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向全面的工业化发展,得以奠定了基础。
在联邦党人垮台之后,美国进入了由民主共和党这个南方利益政党一党执政的局面。但是党内的各派势力开始分裂,形成了由杰克逊领导的派系形成的民主党。民主党代表的基本上是南部和西部的农场奴隶主,一直不断通过对联邦政府的控制,和同北方利益集团的妥协,来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是虽然新英格兰势力在政治上受到了打击,由于在英国和其他北欧地区兴起的工业革命,自然不可避免地传到了美国。而这些新的技术,大部分都是在新英格兰扎根了。当时为了保护自己的新技术,英国严格禁止技术工人移民美国,但是仍然挡不住一帮有技术的人才偷偷跑到美国,希望在这片新大陆可以发大财。因此除了以前的造船等等工业,新的棉纺工业等等也在新英格兰发展起来。
那时候,每年到美国的新移民大概是30万人,大部分留在了东部的城市。这就造成了北方工业集团势力的重新恢复。而在1854年的时候,代表北方势力的共和党成立,并在1860年,产生了第一位共和党总统林肯。
在林肯的时代,美国社会的城市人口,大概只有16%,制造业创造的收入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这个时候对美国是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如果美国不能在欧洲的工业革命的后面跟上步伐,继续由民主党的农场主们掌控美国政府,而保持美国为一个农业社会,那不光是美国的前途没有希望,这些工商业资本家的赚钱路子,也会被人堵死了。
从欧洲涌来美国的穷人,大部分是因为欧洲的战乱和工业化的圈地运动制造出来的。这些人到了美国,可以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留在他们到达的港口,如波士顿等等地方,而成为这里的工人和城市居民。另一条出路,就是迁移到南部,或者是西部,占很大的一块地,可以重新过梦想中的自耕农的日子。
当时美国南部的黑人奴隶已经达到了4百万人,如果这些白人继续加入农场奴隶主的行业,那么将来北方资本家们的日子,就会更难过了。因此不论是从自己的钱包出发,还是从自己的良知考虑,这个奴隶制度是非要废除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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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美国南部农场耕种的黑人奴隶
34当你想睡觉,马上有人送个枕头过来。美国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当北方的工商业资本家只能捐些钱出来,资助美国国内的废除奴隶组织们去骚扰南部的奴隶主们,发些传单,开些控诉会,勇敢的就偷偷地拐带几个奴隶逃跑的时候,南方的奴隶主们沉不住气了,决定自己11个州,搞独立,就逼得北方不得不摊派。
美国内战是决定美国未来是不是可以成为北美洲主导国家的一场决定性战略。看一下美国的地形就知道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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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美国地形图
美国地形非常清晰,大概是四大块。从东边开始,就是大西洋沿海的平原地带,一路从北部的新英格兰,直到南部的佛罗里达的热带雨林。这个平原地带,完全连接美国南部的墨西哥湾海岸平原一直向东到墨西哥边境。
在东部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脉,叫做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s)。这个山脉,从加拿大境内一路向南延伸到阿拉巴马州中部,基本上隔断了大西洋沿岸和密西西比盆地和大湖区的联系。这也是为什么当年英国支持的印第安人游击队,可以顺利操作,而美国的西部扩张,是靠拥有了新奥尔良才变得顺利的主要原因。
在密西西比盆地的西边,则是密西西比河以西,直到洛基山脉之间的中西部平原。然后就是洛基山脉,和零零碎碎的太平洋沿岸谷底。
当时参与南方独立运动的共有11个州,分别是林肯就职前宣布独立的南卡罗莱纳州、密西西比州、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路易斯安娜州和得克萨斯州,和开战后宣布独立的维吉尼亚州、阿堪萨斯州、田纳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
如果这些州独立成功,基本上就把美国的地理割裂开来,可以想象,将来的美国大陆地方,就不会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可能分成四到五个国家,那么美国变成欧洲,而不是中国的成数就比较大,自然就不可能主导北美大陆,更没有足够的力量称霸全球。
因此美国这场南北战争的重要性,差不多可以和汉景帝的7王之乱相比,决定了下面百年的历史发展。而因为南北战争,以北方的胜利,就是说新英格兰地区的工商业资本家集团的成功,终于把汉密尔顿被耽搁了60-70年的工业化计划提上了美国的日程。
结果这接下去的25年,不光令美国开始享受英国兴起的工业革命之利,比如说蒸汽推动的磨坊替代了水力和马力,还加上美国自己产生的伟大发明家,比如爱迪生等人,令美国在铁路、交通、电报、电话、电灯、汽车等等第二代工业革命中,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美国的工业基础也在这个时期建成,煤炭、石油、铁矿等等资源大量开采,使美国的经济一下子达到了接近英国的水平,成了可以和英国平起平坐的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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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25 | 显示全部楼层

在这一个被称为镀金时代的发展阶段,当然整个美国政治是以资本家为主轴,是没有什么民主在里面的。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就是各种产业大亨,包括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汽车大亨福特、铁路大亨古尔德、金融大亨摩根和钢铁大亨卡耐基等等。
这之后一直到1920年,被称为进步时代,主要是中产阶级的政治觉醒,在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的支持下,开始要求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从极少数的财阀手中,向中产阶层和劳工阶层延伸。这个时期也是工会开始形成的时代。而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就是这个时候,从历史上的放逐政策,变成开始强行改土归流,分割部落的土地,将印第安人传统群居生活切割,强迫让其融入主流社会,以彻底摧毁印第安人的文化传承。当然这个分地的过程中,部落的土地,又被美国政府切下来一半,给了白人定居者消除白人穷人的怨气。拒绝改土归流的少数印第安人,则被困在居留地里,像自然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一样,给圈养了起来。
但是就像美国西部大扩张之前的情形一样,当内部的分配开始引发冲突的时候,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外面扩张,增加一些外来的横财,来满足国内的中产阶层的利益要求,同时又不需要在富豪阶层那里割肉。
于是经济上已经是世界前两位,但是军事力量还有待发展的美国,先捡了一个软柿子去捏,那就是欧洲已经没落的强权西班牙。在1898年,美国挑起了美西战争,打败了西班牙,占领了西班牙原来的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
以菲律宾为基地的美国,自然要介入亚洲事务。于是美国国会在1900年通过法案,为中国制定外交政策,名为门户开放政策。就是说任何一个西方强权通过军事行动在中国割下来的好处,俺们个个强盗,人人有一份。
这个时候的美国已经成了世界上的强国之一,结果就是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北美独大的地位,当欧洲列强为争夺霸权,打了两次世界大战,所有其他的工业国家基本上被摧毁之后,美国成为世界强权的地位,自然就建立了。
美国成功的历史,你是看不到民主政治的踪影在里面。可以看到了的,反而是柏拉图所说的身份政治和寡头政治的现实。美国成功的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勇于杀戮的尚武精神,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自己的暴力能力,而且绝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现在美国总统一句最流行的话就是,当任何危机发生在任何世界角落的时候,美国总统首先会问:俺们最近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哪里?为了保持这个暴力能力,美国在国防上的财政支出比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军费支出的总和还要多,而且达到了美国自己政府预算的一半以上。
以2009年财政年度为例,美国国防部的基本预算是5183亿美金,加上其他的紧急酌情预算和辅助预算,比如说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费用,总额是6530亿美金。而其他国防相关,但不在国防部预算表的,大概是在2740亿到4930亿美金之间,使美国总的国防预算高达9250亿和11400万亿之间。

QQ截图20131214225901.png
图二 真实的美国军费占政府预算比重
这个分析图,大概和美国政府拿出来的图不一样。在美国政府的预算图里面,是把联邦政府通过税收得到的联邦基金和其他专项基金,比如说社保基金混在了一起,从而使美国政府的军费比重看起来要小于民用比重。这种做法,起源于越战期间,因为美国人民反战情绪高涨,所以不能让大家知道原来国家的钱主要是花在了军费上面。
这个图里面的36%现在军费,指的是上面说的国防部的6530亿美元、其他部门的1500亿美元,和1620亿各种附加预算。里面的18%过去军费,指的是退伍军人费用,和美国政府因为发行债券而要付的利息的80%。当然在利息里面,多少钱是因为军费支出而借的,大家有不同意见,但连保守人士的估计,都是在60-70%。
在这个剔除了社保基金等非联邦所得税的计算里面,美国政府联邦基金支出是26500亿美元,用于军费是14490亿美元,占总支出的54%,民用支出是12100亿美元,占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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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美国军费在经济危机情况下大幅增长
不光是美国自己花在军队上的钱,比中国军费要多9倍多,而且美国的铁哥们加在一起的军费占了世界总军费的三分之二。即使在经济危机的2008年和2009年,美国军费支出比2007年都要高出差不多12%,比2006年要高出26%。
当然你可以说美国善于杀戮,可是当年也很善于杀戮的英国人和德国人,今天已经显出怯意。只有美国,当年在殖民地时期,杀戮印第安人;在独立战争中,敢于杀戮自己的同宗,当时比自己还善于杀戮的英国人;在西部大扩张中,杀戮墨西哥人;在内战中,同胞对杀;在大棒政策时期,杀戮西班牙人和每一个加勒比海国家的人。
然后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之后在朝鲜、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开杀。等到全世界大家都在宣扬和平的时候,俺们美国人还是杀进了巴拿马和格林纳达,当然后来又在索马里和前南斯拉夫开杀,现在还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开杀。
谈到要学习美国,不了解美国富国强兵的历史,只是听信美国之音的宣传,那是要不得的。美国人之所以杀人不厌,砍人不倦,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天命所归的信念中,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愫,那种俺们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是世界道德至上的族群,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堪称人类最优秀的模式,而且为了推广至全世界,俺们一定不会手软,见谁灭谁。
如果你学不到这个美国文化的精髓,光学些表皮上的形式,那就是学我者死了。有两个国家的国民和知识界,对美国是异常崇拜的,一个就是日本,一个就是德国,算是学美国学成了傻子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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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25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很简单,当你崇尚美国文化的时候,就是完全接受美国舆论界的忽悠,认可所有美国的价值体系的时候,是需要挥刀自宫的。这个过程的先决条件,就是你必须对自身的文化进行一个彻底的否定,先走进民族自卑和文化虚无的怪圈子里去。
可是当你走进了这个圈子里,你就会发现,美国体制里提倡的东东,和其倡导这些东东的机构,是需要极度自信和勇于杀戮的精气神,才可以挥洒自如的。你要学习美国制度,如果学不会美国人民的这种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光拿个光鲜的花架子出来,是没有用的。
其实你看一下美国的历史,可以看到其血腥之处,远远超过很多旧世界的国家。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的美国人对历史上任何事情,都做道德上的判断,但并不会因为这种道德的否定,而带来对产生这些不道德历史行为的制度性的批判。你看到的只是这些制度,是多么的伟大光荣正确。
这个同样的制度,产生了黑奴经济,产生了排华法案,产生了印第安屠杀,产生了日裔集中营,产生了伊拉克战争,然后大家得出的结论,就是没问题,俺们这个制度还是完美无缺和道德崇高,因此俺们又可以庆祝这个伟大的制度带来的奥巴马革命了。
因此在这样的心理认定下,你是可以实现新闻和言论自由的。要知道你看到的媒体都是被少数利益集团所控制,所以这些媒体都会是自然维护这个现存体制的。当然就像当年,杰佛逊控制的媒体,会大骂华盛顿是皇民遗老和英国走狗,今天的民主党媒体,例如CNN、MSNBC、CBS和纽约时报,就和共和党媒体,例如FOX News、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一样,也会互相对骂,攻击对手。前一阵奥巴马的白宫和FOX News的对骂,就是一个例子。但要记住,这些媒体全部认为俺们美国的制度,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要是一个国家的媒体,每天宣传的都是,推翻这个现存制度和政府,这样的言论自由那可是会要命的。
但要是以为屁民的利益,会在这些媒体的关注之下,那就是笑话了。这些媒体只不过是党争的工具而已,如何通过炒作新闻和控制信息,达到有利于自己利益集团的舆情,从而理所当然的推行有利于自己利益集团的政府政策,才是这个笔杆子的关键之处。
当然民主选举也可以顺理成章的实行了。控制选举的主要关键,已经在俺前面所说的初选这一轮解决了。就像当年美国南方民主党的手法一样,在民主党初选时候,排除他们不想看到的非白人的参与,那么之后的大选其实意义不是太大。
因为这个大选,基本上就是美国当年的北方势力和南方势力的对决,而演化成今天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对决。在这个对决过程中,首先是大家会合力排除第三势力的生存空间,然后在自己内部的筛选中,保证任何不能满足主要利益集团的要求的候选人,根本没有机会出头。因此到了最后大选的时候,你选哪一个的重要性并不是特别大,反正人家谁上台了,当年用来忽悠你屁民的竞选承诺都是不太会兑现的。倒是后面出钱的利益集团的要求,那倒是一定不会被遗忘的。
控制这个候选人的关键之处,就是在于庞大的竞选基金。没有1500万美元的基本金,大概没有任何选举人可以通过头一轮。而没有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垄断集团的背书,你想去选举可是连门都没有。
而且美国的选举制度,并不是人人一票的直选制度,而是建基于各个州的选举人团制度。这个制度的特点就是,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不是由大多数决定的,而是有少数关键州的人决定的。比如说在1876年、1888年,还有最有名的2000年选举中,获得多数人投票的总统获选人,其实并没有赢得选举。以2000年为例,民主党的戈尔其实赢得了大部分美国人的投票,但是因为在关键州佛罗里达,输了537票,就输了这场选举。
在这个选举人团制度下,美国总统不是由大家选出来的,而是由各个州派出来的选举人选出来的。从理论上讲,这些由党派选出来的选举人,是不需要按照各个州的屁民们的投票结果做的。只是到了1952年,美国最高法院案例支持各个州在法律上要求选举人必须按照州里面的投票结果来投票,但在2000年,比如说,来自华盛顿特区的选举人西蒙斯,就没有按照要求投票给戈尔,而是弃权。当然这种行为,并没有改变选举结果。
真正的问题,是在这种选举人制度下,俺们比较开化,教育程度高的加州居民,要60多万人才可以有一张选举人票,而人家内陆的那些小州,教育程度基本没有,就10多万人拿了一票。因此俺们和他们并不平等,说是人人一票,但人家那一票,要顶俺手里的6票。
这个制度的问题,在于你候选人真正需要关心的,是可不可以赢得那些关键州,比如说佛罗里达那样的州。这也是为啥,迈阿密住的几十万原古巴流亡者的后裔,就可以完全掌握美国跟不上形势的古巴外交政策,因为这几十万人的票,可以决定民主党和共和党,谁可以入主白宫,因此两党没有人敢摸老虎的屁股。
而只有这些州的选民出来投票的人数多少,才对选举有影响。其他的各州,其实多少人出来,并不重要。对参选的政党来说,鼓励更多的选民出来投票,并不会因此带来好处给自己,反而如果可以阻止更多的人投票,倒是对自己有利。
阻止不希望看到的人去投票,方法有很多,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就是俺前文谈到过的抓你蹲大牢的方法。这个方法其实在南部各州黑人获得选举权之后,就已经大量运用了。有读者觉得美国在牢房里的、缓刑的和假释的人数,也不是太多,就是区区七百万而已,如何影响整个选举大局呢?
在选举人团制度下,就要看你这些人在哪里蹲牢房了。比如说佛罗里达州,和其他的关键州,就不是小数字了。在2000年,佛罗里达州因为过去犯罪记录而失去投票权的,有1百零八万八千六百六十七人,蹲大牢的有29万3396人。如果这些人,不是被严格的法律剥夺了选举权的话,人家民主党的戈尔,可以说服穷人们来多投6万张票给他的话,整个美国的选举结果,就不同了。
当然人家佛罗里达州的州长,也叫做布什,是总统候选人小布什的亲弟弟。如果州长大赦可以出不同结果,那就决定应不应该大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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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25 | 显示全部楼层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只是影响不同政党的问题,或者说黑人等少数族裔的问题,而是当初的整个选举人团制度的设计,就是要达到这个歧视穷人和少数族裔的目的。
因为当年在美国成立的时候,讨论选举制度的时候,代表北方势力的费城代表,是提议要搞直选的,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北方靠人数而赢得选举。南方势力当然反对这个方法,因为人家南方人口也不少,只不过当时超过50万的人口是黑人奴隶,是没有资格具有选举权的。
因此选举人团制度,就是要在人口和地域的双重考虑之下来解决这个虽然俺们有这么多人,但无法有这么多票这个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用了选举人团,来补偿南方白人五分之三的奴隶票数。所以说这个选举制度,从设计到今天,都不是民主的,靠大多数选票来决定的。而是如何具有民主选举的名义,但保护高等人种的权利的实际。
在这种设计下,多少黑人,或者说多少女人在你的州里居住,对你在全国选举中的影响比较重要。而这些算上人头的人,是不是真正出来投票,并不重要,因为这样的变化,不会出来改变你的影响力。比如说加州,具有美国最多的选举人票55张,那么加州自己居民出来多少人投票,到反而无所谓,最好就是你们这帮穷人和少数族裔都不来投,让俺们白人中的有钱佬投票就最爽了。
相反如果美国采取的是全民直选的方式,那么虽然加州的人数多,如果俺们出来选的人数不能最大化,那么影响力就会小于总人数比俺们少,但是出来投票的人数比俺们多的其他州。因此这种方法,是会鼓励更多的人出来投票。
考虑到有钱的人通常在投票上,比穷人要热心得多,非常显然这种体制其实是明显地歧视穷人,只不过是一种穿了件全民民主政治的外套而已。这大概就是俺说的,为啥这个体制,号称在1970年以后,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却并不能改变下层民众民生越来越困难的局面。
除了这个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的不同之外,另外一个值得明白的就是代议制度。什么是代议制度?就是你选出一帮人,代表你去行使政治权力。这个在美国和其他选举国家,就是所谓的国会议员。大概国家议员都是靠分区选举制度选出来,比如说美国的众议院,就是分成了435个选区,从中间每个选区选一个国会众议员出来。
在美国、英国、加拿大等等国家,采取的是简单多数胜选制度。就是说一大堆候选人中间,谁拿的票数最多,谁就当选。在这个制度下,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合力的好处与分力的坏处是特别明显。这个用一个台湾选举的例子说明,就是当初民进党的陈水扁,在第一次竞选的时候,其支持率其实是低于当政的国民党。但当时的国民党主席李登辉为了保证陈水扁当选,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方法,导致国民党推出了连战、分出去的宋楚瑜,外加陈履安的三分,从而达到了陈水扁简单多数的胜选。
而美国当年戈尔输给了小布什,也是因为被左派的纳达尔分了票,老布什输给了克林顿,也有被帕洛分了右派的票。
所以在这种选举制度下,通常最后的结果就是产生两个大党,而封锁了其他小党存在的空间。比如说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等等。当然两大党一个左,一个右,仿佛是中国人的阴阳平衡,确实是可以带来政治的稳定性。但这种平衡也可以走入极端,就是因为大家的基本群众里,都是最活跃的人群精力最大、嗓门最高和影响力最强,而这些人又都是自己的原教旨派,因此左派党里的极左,和右派党里的极右,都具有很大影响力。
以美国的例子,民主党里面的极左就是国会议长佩罗西,而共和党里面的极右就是前副总统钱尼克,现在被人要抬出来竞选下一任总统,都对各自的政党影响颇大。这种极端势力主导党派政策,形成的结果就是党争剧烈,加上新闻媒体的枪手们的推波助澜,导致国家的整体政治环境恶化。
当然在选举那一瞬间,还是要靠偏中央的温和派竞选人出来争取中间和无党派选民,但一旦定局,政治运作的党派斗争立马回潮。再加上选举的日子又比较频繁,总统4年一换届,国会众议院2年一换届,参议院6年换届,但每2年换三分之一,还有就是夹在中间的各州州长选举等等,搞得国家选举不停,那么只顾短期利益,不顾长期利益的政党人士们,自然会把每个国家的政策,都用做党争的工具,来为自己的下一个即将到来的选举造势。
而且两党独大的局面,可能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基本上任何政策上,都可以形成一个五五局,使任何政策施行变得颇为困难。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第三党也可能出现,就像加拿大除了保守党和工党外,因为特殊的地理文化因素,法语地区的魁北克党,这个以地区独立为诉求的党,就可以生存。这种由于地域、文化和种族的原因,出现的非两大党,在印度就不是第三党的出现,而是第三百党的出现。而这些以地区和种姓为基础的党,同样导致印度政治的不稳定,和行政的瘫痪现象出现。
在这种简单多数获胜的选举制度下,你作为一个投票人,就无法选择自己喜欢的候选人。比如说大观园选美比赛,你喜欢的是黛玉,讨厌的是宝钗,可是如果你要是投票给黛玉,知道她赢不了选举,只会帮了宝钗的忙。因为有机会击败宝钗的可能是湘云,你如果投票给湘云,其实就会令宝钗选不上,而你要投给自己的心好黛玉,其实是帮助宝钗胜选。
所以在没有投票之前,你就要紧跟预测,看大家的排名先后如何,才决定你的选票。那么谁会提供这些信息给你呢?那就是俺们的媒体大爷们了。谁知道这些媒体不是在胡扯呢?可是问题不是俺信不信这些媒体,就算俺不信,而且这些媒体确实是在胡扯,但是他们的这种预测,如果其他人相信,也会因此而去投票。
这就造成选举制度下的媒体,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引导而制造出选举结果。对大多数愚昧的屁民来说,往往就是那些电视上出镜多的,正面广告吹捧自己、负面广告抹黑对手(比如说swiftboat)做的频繁的,就会赢得选票。而这些方法,归根结底一个字,就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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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26 | 显示全部楼层

就是说,老子用钱在电视上砸死你,就是民主政治选举的真谛。至于钱从哪里来,钱来了之后的回报是什么,那就是当事者清,酱油者迷了。
这种选举制度之下,出现的结果就是废票率高。怎么说呢?如果俺选举赢了45%,而第二名得到的票数是25%,那就是说真正起作用的选票是26%。俺多出来的选票(当然不能投给第二位来超过俺)和投给输家们的选票,其实在这次选举中,没有起作用,都是废票。
因此如何操纵选区的构成,来增加俺们自己党派的当选席位,和减少人家对手党的席位,那么在选区的划界上面,就大大有文章可以做了。
基本操作方法,有两种手法。第一个手法,叫做聚而歼之。好比说,你有一帮支持者分散在四个选区,如果选起来,你可能会赢得2-4个席位。但是如果俺有办法,可以将你的支持者的大部聚集在一个选区,这样保证你在这个选区,可以用90%的高票当选,那么俺就浪费掉你79%的资源,因为你不需要那么多票可以赢得选举。这样俺就拿下另外三个选区的席位。
第二个方法,正好相反运作,叫做分而灭之。就是说,你本来聚集在一起,可以赢得一个席位,俺偏偏让你三家分晋,分散到三个选区,就一个都赢不了。
当然更多的法子,就是把一些在地理上和行政上,完全不关联的地方,划在一个选区,以保证党派的当选。
这里俺就给大家举几个好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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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加州俺家附近的州国会第11选区
这个加州第11选区,算是在俺家附近。如果用自然地区来划分,这个选区是在4个郡圣塔克拉拉、阿拉美达、康达科士达和圣华金里面各自挖了几块肉,凑成一个选区,以保证当任的共和党议员可以保住位子。这个图俺称为海马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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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加州洛杉矶附近的第23选区
这个在加州洛杉矶附近的国会第23选区,俺给起的名字叫一字长蛇阵。
QQ截图20131214225901.png
图二 伊利诺州芝加哥附近的国会第4选区
这一张图是伊利诺州芝加哥附近的国会第四选区图,俺称为二龙戏水阵。
这样的划来划去,就是看那个党派在国会里占了主导,然后就动手开疆辟土,寻求自己的一党私利,而俺们小屁民们还没有搞清楚啥回事呢,就糊里糊涂地被人代表了,或者换代表了。
还有一招就是监狱充数阵。这大概是第三次俺提到了蹲大牢的事情了,大概大家都知道监狱囚犯是没有投票权的。不过不要紧,监狱的囚犯虽然没有投票权,但是囚犯的人数却是可以记数字,用来划分选区的。比如说如果加州的一个选区要60万人口,俺这个地区只有40万,想成为一个选区,那么如果建立一大堆监狱,关上个20万人,那就是爽了。这20万犯人可以帮俺们凑数,但就由俺们替他们戴表,多好啊。
在美国加州,民主党和共和党在2000年的人口普查之后,达成了一个划区的共识,就是保持现有的政治格局不变。因此这之后的选区划界的唯一目的,就是保证当时在位置上的议员们可以继续坐下去。
这种保持在每个选区里,由一党独大的局面,在2004年的选举中马上表现了出来。其实如果那个选举被称为竞选的话,真的有点对不起这个“竞”字。如果俺们以55%作为一个划界,就是说,如果在最后选举结果中,胜选者和败选者的得票结果,是在55%对45%,或者更小差距的话,那么就可以说这个选举存在着一定的竞争性。如果差距是比这个大,那么就说明,败选的那个党派的候选人,其实只是出来陪太子读书。
到不是说你这个竞选人没有能力,或者你的主张不吸引人,而是这个选区的划分,已经把你给划出了局。其实选不选都是个过场而已,只要你的选区是本党选区,自己党内定下来,就解决了。
结果就是加州2004年的走过场,在加州众议院的80个选区内,只有5个在55%这条线下。在加州参议院的20个选区内,是2个。美国众议院的选区,更是离谱,就是在53个选区内,只有3个选区的结果,是在60%以下。
在2006年的美国国会选举中,整个加州的53个选区,大多数都是盖个公章,原来的国会议员们继续给俺们戴表,让俺们屁民继续糊涂,他们就继续发财。唯一变化的就是俺前面提到的海马阵图,加州国会第11选区,共和党议员因为贪污受贿而东窗事发,虽然选区划得稀奇古怪,东边割肉,西边斩骨,南边抽筋,北边揩油,总算是帮他搞了一个铁杆瓦岗寨,结果自己太没出息,还是被人翻了牌。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政治肥肉基本划分完毕。因此每个选出来的议员,都没有什么新意可言。对他们来说,自己的那个票可是铁饭碗,一劳永逸。因为在自己的选区里,人为划界造成的优势太强大了,因此只要在任何政策上,守住自己党派的底线,那么这张饭票就永远不会到期。至于要靠和对方议员在政治议题上妥协而寻求一个折中的方案,嘿嘿,俺自己有啥子好处呢?
和对手妥协,就算是讨好了对手的基本群众,可是那些小不点在俺自己的选区份量太小,对俺的位子没有影响。可是要是得罪了俺自己党派里的激进派,人家说俺和对方妥协,就是向敌人投降。结果引起党内看俺这份美差看得眼馋,想取俺而代之的野心家出来斗争,那才是极大的麻烦。
因此在加州的议员中间,大家怕的不是外敌,而是内患。共和党议员怕的是比自己好要右的极右派,民主党议员怕的是比自己还要左的极左派。那么采取的对策,就是俺也不是吃素的。每次在任何政策辩论上,俺只有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战斗到底,绝不妥协。
这种两党坚决不合作的态度,造成的政治瘫痪和政府效率的低下,可想而知。而因为俺们屁民平时也没有心思,去管这帮老爷的闲事,也不记得他们发表过什么竞选诺言,所以难以知道是不是人家戴着俺们的表,有没有正儿八经地戴。其实说真的,俺自己也投过不少次票,平时大家都不是太热心,只是总统选举这种大事情,你才跑去投票,然后就附带选一大帮州里的和本地的人。好多连名字都没有听过,这个时候就基本上,看自己的党派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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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27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时候选的人,平心而论,自己都不知道是何方神圣,有何才德,可以吃上俺神圣一瓢子。有时候就是看到,咦,这个不是华人姓氏?好,投这个姐们!后来才发现,人家是个老白,只不过嫁了个老中而已。
是不是这种代议制有问题,那么俺们实现直接民主制度,就是大家自己直接决定,就解决问题了?
直接民主在世界上实行的不算太多,比如说欧洲的瑞士就是一个例子。美国有一些州也用了这个法子,俺们加州算是走得比较靠前的一个。
直接民主,在加州大概是三种方式。
第一个是强制公投,就是由州议会通过,州长签字的州宪法修正案,必须让全州选民公投,超过50%才可以实行。第二个是选择公投,就是议会通过对法律,被人摆上选票,由大家投票否决。这个动议必须上次州长选举总投票人数的5%的选民签字才有效。
第三个就是大家自己提的动议,拿出来给全州人民来投票。要提动议,如果是州宪法,需要8%的人签字,要是一般法,就是5%。但是如果这个提案是和钱有关系的,就不是简单的50%通过,而要求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才行。换句话说,就是三分之一的少数,就可以保证你什么预算案,都不会通过。
而这些动议可以被放上选票,自然不是一帮吃饱了饭没事干的小屁民们可以搞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商界和政界有关的利益集团团体,后面有丰富的油水,才会有这样的动员、组织和资金能力。当然有的议题是纯粹意识形态的,比如说同性恋结婚、反移民等等,但是大多数和资金有关系的议案,后面的水都是比较深的。
结果就是当俺们这些屁民,看到选票的时候,平心而论,俺觉得自己还是挺有脑袋,可以分析的,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这个议案,到底要干嘛。
通常一个议案,有支持和反对的双方,就像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好派和屁派。
第一段说明,就是好派关于这个议案“就是好”的观点。第二段说明,就是屁派反驳“就是好”的观点,简单归纳,就是这个议案“好个屁”。然后第三段说明,就是屁派关于这个议案“就是差”的观点。第四段说明,就是好派反驳这个“就是差”的观点。
而俺们这些毫不相干的选民,看看好派的观点,似乎很有道理,然后再看看屁派对观点,也蛮有说服力。然后人家选举材料上,还加一句,以上的双方观点用来论证的事实,不一定代表真正的事实,而是论述方的个人意见。
那你说俺们应该相信谁好呢?当然最好就是拿整个议案的全本来读。可是你怎么可以指望俺们这些勉强可以读懂英文的人,去看那些不是用英文写的,通篇都是法律名词,看了也不知道说啥的长篇大作吧?
在美国,可以看到一个趋势,就是政治运作的东西,搞得越来越复杂,法律用词越来越高深莫测,就像银行给你的一个合同一样,最重要的东西,用最小的字体印刷,还藏在不知道哪里。比如上次美国国会通过的拯救金融界的法案,人家过千页的条文里,被人塞进去一条,说是这些金融企业有权力把政府救济金,当成花红发下去。事情闹大了之后,国会议员们推卸责任说,俺们没有看清楚这一条啊!这么大一本书。。。
结果就是全民公投,也是糊里糊涂投票。还是要看一下电视台里咋说,于是又转回了原来那个拐点。
现在加州政府的玩法,就是根本没办法有效的运作下去。而要改变这个局面,就要依靠重写一个加州宪法。可是要重新推倒炉灶再来,首先就是你各地派到首都去改写宪法的民众代表们要真正的代表屁民们才行。俺们这些懒懒的打酱油的,没有去,结果让人家利益集团操纵的宪法活跃分子们云集京城,修改出来的宪法,恐怕不会比现在这个好到哪里去。
这种民主选举制度的演变,最后就成为少数利益团体操纵的寡头政治,基本是很确定的。而寡头政治出现后,整个社会基本上会有两种趋势:一个就是贫富差距的分野,另一个就是社会阶层的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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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80年代后美国收入差距扩大
寡头出现,自然会运用政治资源来增加自己的福利。而这种权力的贵族化和世袭化,会造成事实上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减弱。比如以美国这30年为例,社会流动性显然变得很小。
向上流动,意味着你即使在自己这一代人,没有将生活变得更好,但是通过你的努力工作,让你的后代可以过上更好的日子,是美国梦的一个中心核心。但是这个核心在近30年受到了挑战,美国社会的流动能力,明显低于1950-19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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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社会流动性变得困难
大家都知道,导致社会流动性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公平的教育水平,就是说你穷人家庭的孩子们要获得和富人家庭孩子们同样的教育机会,和同样的教育质量。那么即使你富人,有钱可以请人来补课,而俺穷人却靠着比你富家子弟更能吃苦耐劳的苦学,大家最起码可以打个平手。
俺们也知道,有不少富人,是靠自己白手起家的,比如说比尔盖茨这样的。但是一个社会的公平,就是在于这些白手起家的富人,在把他们的遗产传递个子女们的时候,他们的孩子所得到的财富,就不是靠自身能力获得的,而是靠血统,就是出生来解决的。一个公平的社会,自然就是要对这些遗产征收高额的税收,来减少出生得到的财富,而鼓励国民们以努力来创造财富。
而一个社会制度,也应该避免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防止这些不劳而获的富二代和三代们,靠做对政治权力的操控,来继续增长自己的垄断财富。这样其实对整个社会才可以起到正面的作用,而不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吃老本的社会。
可是如果你的教育系统,搞一个商业化,就像美国这样,出现一个公立系统和私立系统。然后通过国家对公立教育投入的缩减,和私人学校的高昂学费,其实就把穷人和富人给分成两个国家了。因为私人学校的高学费,当然工资就付得高,好的老师就按照市场规律给吸收过去了。而穷孩子自然也上不起这些学校(除了自己饿死,也要让孩子上好学校的华人父母们),那么得到的教育就比较差,自然影响了将来的事业发展。
于是结果就是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越来越差,美国梦不再延续,贵族们维持贵族的显赫,而穷人们就只能在贫民区混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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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29 | 显示全部楼层

其实可以理解的就是,在托克维尔眼中的美国,在对财富的贪婪追求的过程中,财富在少数人中的集中,并没有带来对贫困人口的财富的掠夺,因此资本主义精神和自由市场的信念得到了推广,整个美国人口,总的来说,是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政治上的平等。
而因为美国这个新大陆,没有旧世界的包袱,因此其民主的出现,虽然是以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血泪作为代价,但这些只不过是白人眼中的垃圾,所以没有出现在欧洲那样,对贵族专政的暴力革命。所以鼓吹民主运动的学者,必须依靠美国的例子,来减轻欧洲人,尤其是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们对民主的恐惧。
当然对托克维尔本人还是要佩服的。因为他本人是贵族出身,家里一大帮人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推上了断头台,尤其是他的曾祖父毅然决然出来为路易十六辩护,而以身殉职,被欧洲贵族们尊崇为典范。他自己的父母本来在等死,因为雅各宾党倒台而逃过一劫,可是他的母亲却因为惊恐而精神失常。在这样的家恨之下,他自己却对法国大革命持支持态度,认为在大时代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比党派和个人的悲欢荣辱要重要得多。
这样的历史观和荣辱感,是值得尊敬的。反观一些现在中国舆论界出现的一股民国翻案风,出现龙应台之流的企图以个人悲欢,来虚无民族和国家的进步,倒是一个很值得人感叹的现象。
当然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就是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的1831年,美国人口大概是在1300万左右,其中黑人奴隶大概是2百万。因此生存空间的广阔,使得白人们的自由和平等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因此大部分白人家庭,都可以杀一帮印第安人,圈一大块西部的土地,然后买几个黑奴,就俨然成了有产阶级,在心理上不存在你谁和谁,就是比俺要牛的想法。
在欧洲需要展现一下自己的贵族身份,和从祖上那里传下来的百顷良田农庄的富裕,在美国这里就变成骑几匹马,端几条枪,出去抢这样的简单工作。谁又比谁高贵多少呢。
那个时候的托克维尔的老家法国,大概人口是2千多万,其人口密度,基本上可以和今天美国3亿人口之下的人口密度,就是大概每平方公里30几个人相比。
因此在美国不成为问题的财富分配,尤其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高度发展之前的农业经济,土地的拥有权,在人口密度高的法国,当然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当然在城市化之后,这个土地财富就转化成了房地产财富,但由于人们居住条件的拥挤,自然对社区,就是说集体的要求,将会是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对集体利益的重视,通常会比个人利益要优先。
其实在美国早期,由于白人的殖民点经常受到印第安人游击队的袭击,要求大家必须抱团以求生存,因此不太常见托克维尔看到的那种个人自由。而且后来出现的以宗教异端教派为主的集体公社,比如说从德国搬到美国的“和谐社会(Harmony Society)”等等,都是这种群居的宗教社团。
只是在美国西部扩张中,彻底打垮了印第安人的抵抗,算是解决了集体安全问题,那种独立农庄的经营方式,才得以大规模发展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欧洲后来发展起来的民主体制,就没有走孟德斯鸠提倡的三权分立的路子。本来孟德斯鸠糊里糊涂地以为英国的体制,是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以达到权力之间的互相平衡。但其实真正进行三权分立的倒不是在欧洲,而是在美国。欧洲采取的议会主权制度,其实政府的行政权和立法权,并没有分离,而是采取了权力集中的方式。
这种集中权力的方式,非常显然就是俺这里提到的人口密度原因,需要政府更多地考虑到集体的利益,而采取牺牲个人利益的客观要求。
而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地方,财富不平均的扩大,自然会导致对国家里的穷苦和弱势阶层的利益损害。这一点是当时人口密度低的美国,短期内看不到的。这种环境的不同,当然使美国个人的自由要比欧洲人相对要大,对政府的干预比较持负面态度,因此欧洲人对社会主义的政策之赞同,自然和美国人的反感,形成鲜明的对照。
如果你坐着直升飞机从美国、中国、和欧洲的天空上慢慢地飞过去,就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景象。那就是在大概2公里的距离之内,美国的中西部平原,看到的是一家挨着一家的农庄,在欧洲中部的平原,看到的是几十家一个小镇,而在中国的华北平原,就是几百家紧挨着的村庄。
当你这个同样的地理空间,放的是一个人或者一个4口之家,相对于这个自然环境,发展起来的当然是重视个人发展和家庭价值的社会形态。而你把几十家放在同一个空间,发展出来的文化,自然就是家庭关爱之上的社会关系和财富分配。到了中国这种几百家的地步,那么集体利益的优先考虑,是无法用自由主义如何如何来否定的。
其实美国今天已经进入了这个人口成熟期,就是任何富有阶层的财富积累,已经不可能在不影响贫穷阶层的生存条件下进行。从门罗主义后,到老罗斯福开始的对外掠夺,在小布什手上,开始走入坟墓。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烂尾地盘,变得得不偿失。在这种内部空间变得狭小,外部掠夺路子走不通的情况下,内部的分配问题就变得迫在眉睫。
因此美国以后面临的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就会在税收、社会福利、医疗保险等等上面,逐渐表露出来。靠从前提倡的美国梦、个人主义和政府不干预的自由市场这三个板斧,已经无法解决新的形势下面临的严峻挑战。靠着政府为私人的金融家们抗责任铁牛的方式,把金融危机换一个马甲成了财政危机,将会给美国现在实行的自由民主政治造成极大的内部和外部挑战,这个系统如何可以勇敢地进行改革,而不是在目前的低效率之下继续干耗,是体制可不可延续下去的关键。
除了财政危机之外,美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个内部分裂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前面俺提到的教育双股制度的出现,和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和拉丁裔人口的增长,导致他们在政治权利上的影响增大,会慢慢出现一个国家公务员系统,比如说各个州的那些中低层政府部门的打杂的,会逐渐被这些族群中,不求锐意进取,只想通过人多势众从而享受容易的政府优惠的人群占据。那么结果就是,你会看到一个以白人为主体的私人工商业集团,和以少数族裔为主体的政府职员集团,在传统的美国政府和私人之争下面,加入种族割裂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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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部分缺一、三。另外,说文论武之主权在民,缺九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5-5-23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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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30 | 显示全部楼层

要严吏治,靠的是两条腿。一条腿,叫做法律。就是说通过对官员行为的严格规范,对官员一个地方任期的限制,对官员籍贯的本地回避和外放制度等等,都要明确地规范。
而要实现普通群众的监督权,如何任命官员,倒不是最为重要。选举也罢,推荐也罢,公开招聘也罢,都可以作为选择。其实以中国现在乡镇进行的,有8亿人民参与过的选举,已经出现不少俺们在西方选举制度下看到的弊端,例如当地豪族掌握选举结果等等。
在中国的城市一级领导官员,采取排除本省人士的全国性公开招聘,由当地民众、专家学者和中央政府三和一,各占三分之一成立评委会,选择能力和经验都不错的人才,出任这些职位,未尝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只要这个过程保证公开化和程序化,让当地的群众具有围观的权力,其实不用投票,也没有关系。但是要保证的就是在任期内,比如说中期的时候,让老百姓给一个期中考试,考试不合格的,立即解除合同。做得好的,就有高额合理的花红分配。
最重要的就是要实行政府官员的财产公开制度,和亲属经商回避制度。如果做得到这两条,其他的制度安排,就比较容易实行了。
之所以提到在市这一级,主要是考虑到治大国如烹小鲜,先把基础打好,将来在省这一级就比较好推广下去。而且直接关系普通群众生活的,是以基层干部为主。如果把基层的官员的清廉问题解决了,你上层官员,本来就是这些里面的佼佼者,才走到省一级,然后又从省一级的拔尖的,走到中央最高层的圆桌会议上,自然清廉问题更容易解决。
而且当前中国体制里面,政治局9常委的圆桌会议,比较类似于中国古代传统的部落联盟会议,或者说西方天主教里的红衣大主教大会。在执政的能力上,和政策考量上,比美国式民主选出一个小布什的寡头方式,似乎效果要更好一些。
至于省一级的官员,中国的传统是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担当地方各派势力博弈和角逐的裁判者,并代表一个平衡各省地方利益和兼顾全国整体利益的调节器。如果这个位子,完全有地方推举,变成完全的地方利益代理人,会不会因此而导致各省之间的斗争恶化,和中国统一的内部裂痕,还需要好好地考量。
尤其是现在中国的省级单位,规模太大。一些大省人口过了亿,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代表中央利益的省级官员,无法面对当地太过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而且这些集团往往还有背后的靠山在做京官。为了不得罪地方势力,反正自己也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位置上耗几年,就挪个窝,自然也无力和无心和地方势力对抗。
而要是这些官员同地方势力同流合污,造成的结果,则是因为省级规模太大,而成为强藩。因此如何走汉朝主父偃的推恩策,扩大省级单位的数量,同时压缩省级官员的权力,才可以走下一步如何建构一个中央和地方,官员和民主的权力平衡问题。
严吏治的另一条腿,就是道德监督。光靠法律来治理一个国家,而忽视道德舆论的作用,一个国家很快就会走入玩法律游戏,养出一大堆律师大状的诉讼文化之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陷入金钱控制法律的局面,通过将法律的不断细分化和繁杂化,拿出一大堆小民听了也不懂是什么的法律名词,然后就让掌握权力的官员们,给你来一个“虽然这个行为是不道德的,但是是完全合法的”忽悠。
这次在美国的经济危机,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勾结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合法地在把国家搞得鸡飞狗跳的时候,在拿巨量奖金。在国家拿钱帮他们救火时候,还是拿巨量奖金。然后在金融机构站稳脚跟,但是实体经济仍然艰难的时候,更是在拿巨量奖金。
虽然这些行为不合理、不道德、很无耻和很肮脏,可是人家说,俺们完全合法呀。法律至上,就是说比道德和理性更重要。因此俺们只要用足够的钱,通过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就可以胡作非为而不用惧怕了。
因此中国要防止的就是,坚持以法律至上的名义,来摧毁社会的道德要求。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设计,还是要走法律和道德同时进行的两条腿走路。如果法律上限制不了的事情,俺们小民就要用人肉搜索、用网路谩骂、用围观和起哄的方法,把这些不道德的官员们给骂个狗血喷头。
当然如果执政党能够真正地做到内部的监督,处理一大批和黑社会有关联的黑官,将全家移民只剩下自己随时跑路的裸官,一大帮三姑六姨都在挂名做生意的商官等等,都好好地清理一下,也不失为多重监督机制的一个方法。
当然对官员队伍建设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要把官僚系统建成一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使这个队伍的人员组成,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不断把旧血里的癌细胞给杀灭,然后不断让新生血液补充进来。
中国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法,就是叫个人财产封顶制度。就是说对私人财产,进行一个最高限额,比如说一个人名下只可以有多少房地产和多少财产等等。对多出来的实行高额的财产附加税,以限制巨富家庭的出现。
在北欧实行的某些措施,比如说瑞典的开快车罚单,就是根据个人财产决定。一个普通人大概一张罚单是2百多美元,但是瑞典第一富豪吃了一张罚单,就是20多万美元。要是杭州的富二代们,敢在玩飚车,一张罚单就开它几百万人民币,看这些钱多得发烧的财主们可以嚣张多长时间。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继续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杜绝出现富二代和八旗子弟的贵族学校。要让全社会里的所有人,都要可以从政的机会。在舆论宣传上,一定要把被资本精英们控制的话语权抢夺回来,要继续普及人人平等和均富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中国文化里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反贵族传统,使那些热衷于什么巴黎参加名门舞会,CEO高级俱乐部之流的贵族组织,在大众舆论下,如过街老鼠。
俺也明白,要真正做到这些,并不是一件易事。可是如果不是努力去做,不光是中国的人民主权永远不可能实现,而且中国历史上的周期率也不会避免。对俺们草民,当然也不是什么大的麻烦,顶多就是再次打倒一个国民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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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30 | 显示全部楼层

大概看了俺对真正的主权在民之实现道路,就是以群众路线的方式,来达到对官僚系统的有限监督,都会说一个字:难。
确实是比较难,要现在大权在握,可以以权寻租的官僚们,做出限制自己权力的改革措施,不能不说,是有点与虎谋皮的意味。
但是要说难的话,当年的商鞅在秦国改革郡县制,不可谓不难,那可是要改变实行了N百年圣人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啊。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逐渐落实的统一全国的中央集权郡县制,也不容易,中间经历了多少次,进两步退一步的反复。
而在1900年以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也被改变了,在某些国家,比如说英国和日本等等,还有这样皇、那样王、这个太子、那个公主跑来晃去的时候,俺们中国人已经不再被这些粗鄙的血统论毒害了。
因此要实现社会的大变革,大概是有三个条件要考虑。
一个就是要有全民共识,尤其是这个民族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不论从中国传统的文化源泉,还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理想教育,都可以推论出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是民本为重,人民权力,政府必须是人民的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而从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就是说二元辩证的阴阳平衡方式,自然不是对任何一种社会特质都要做出一个方向的极端选择,而是应该在两个相反的选项中,达到一个中庸的平衡。当然这个中庸平衡,不应该是静态的和永恒不变的,而是应该是动态的,并根据客观现实的变化,达到与时俱进的效果。
因此对社会发展的看法,就不应该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来个熊掌和鱼不可兼得的选择。而是要在这两个选项中,寻找一个动态的平衡。比如说,美国在1929年大萧条之后,靠着飞速发展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效率,导致公平严重失衡而几乎造成国家崩溃。在这种客观形势下,上台的罗斯福总统也明白,矫枉过正,必须在社会公平上下大功夫,才可以挽救狂澜于未倒。
当罗斯福的朋友说,如果你成功了,你就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罗斯福答道,如果俺失败,俺就会是美国的最后一任总统。因此从那个时代,美国社会迎来了整个历史上,公平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就是1950-1960年代,为白人的普通民众谋了福利。而在1965年之后,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在鼓噪之下,也搭上了几年末班车。
当然这个大社会的公平优先,在美国受到来自德国和日本工业能力的强大挑战下,面临严重的困境,又引发了在效率上的重新偏重。以里根时代为标志,形成了政治上以意识形态挂帅,就是自由民主道德高地的出台,军事上以军备竞赛的遏制方式,包括成功引导苏联陷入阿富汗泥沼,从而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和因为这个胜利带来的战争分红。
而在西方国家的内部权力争夺上,则通过和撒切尔的合谋,通过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全球化的杀招,抢夺了经济的掌控权,到达了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全面掌控。
但是这个偏重效率的路子,放弃了对国内社会各阶层的公平的关注,最后就走入了这一次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而目前美国的思潮中,要求社会主义政策的重公平倾斜,有进一步抬头的趋势。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自然也不会在这个世界独善其身。因此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和西方重效率的自由化和全球化趋势暗暗切合。但是由于中国人传统思维的二元特征,这种以西方思维,尤其是里根主义作为主要蓝本的发展模式,就受到了反向因素的限制。
这种限制,有意识形态因素,就是好歹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执政,也有实际利益因素,就是人家官僚们的屁股决定脑袋的思考。总而言之,其结果就是把人家美国所谓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又给一次中国特色了。这个改变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和西方世界算是接了轨了,就是俺铁路的轨道宽度是一样的了。但因为中国一特色,这个铁路上,就多了几个检查站,虽然是跑起来慢点,但是也算是把开飞车出轨的危机给化解了。
因为现在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还是由西方,主要是美国来制定。因此和美国的部分经济制度接轨,自然对中国的发展大有好处。可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争论,就是中国是不是应该全面接轨,而获取更多的好处?还是中国现在的接轨状况,其实已经有点过多了,是自己向西方推销自己独特的防止飞车出轨检查站的经验,就是说争夺世界经济制度话语权的时候了?
如果说在去年俺写《大国游戏》系列的时候,大家对这个争论还不是太明晰,那么经过了美国的经济危机,是不是结论已经很清楚了?
全面接轨派的问题,如果排除那些吃着人家利益集团送来的枣,和睡着人家利益集团提供的小那些人士以外,从纯粹理论之争的角度上,就是不懂得二元思维的真谛,把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的特定手段和政策,上升到人类真理和普适价值的神话地步。好像采取这些政策,不再是一种实际操作上的工具选择,而是成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要素。
搞清了这个问题,就应该明白中国的所谓经济自由派和政治民主派,在1980年的主要形成时机,基本上受到的还是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流派的影响。如果从整个世界的政治光谱里来定位的话,应该是出于极端靠右的那一个部分,就是说美国的共和党里面的极端保守派。
而美国的所谓左派,就是民主党里面的左派,相对于欧洲来说,大概就是在中间偏左而已。而美国的左派里面的温和派,就是从左一点的奥巴马到右一点的克林顿,大概就是欧洲的中间派,包括偏一点左和偏一点右的位置。
随着美国的政策从里根到小布什的终结,显然会造成右派极端派,在美国,和因为美国对世界舆论包括中国的强大影响力,在话语权上必然有退潮趋势。而这种退潮,自然在中国也会表现在鼓吹全面接轨和政治制度西化的舆论界人士们,感到底气颇有不足。
在整个世界,包括美国都在左转的时候,要在中国宣扬更多的资本主义化,要鼓吹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难度倒是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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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30 | 显示全部楼层

俺倒是觉得,中国的这个极右派团体,就是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和美国的老师们比较起来,还有点文革凡是派的衣钵传承,那就是凡是对现体制和现政府有利的,俺就坚决反对;凡是对现体制和现政府有害的,俺就坚决支持。
因此如果民生和公平问题,可以拿出来攻击现体制和现政府的,这些人可是一点都不会放过。今天天下雪了,那是共产党的过错。如果中国实现了多党制度,那么天就不会下雪了。明天天不下雪了,那是现体制的问题。如果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了,那么天就一定会下雪了。
在这种凡是思维方式下,这些人士忘记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这些民生和公平问题,不就是你们推崇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必然结果吗?
因此俺的建议,就是在发展和稳定,在政府和市场,和在国有和私有,这些一阴一阳、一张一弛的对立面上,不要做道德价值裁判。比如说,当俺指出资本控制政府权力的弊端的时候,马上就有人会指责,那么政府控制资本不是一样有弊端吗?其实这两种方式,都有其内在的优点和缺点。
在一个资本控制政府的国家,资本追逐效率的结果,必然带来公平的失衡。因此如何寻找非政府的手段,因为你政府已经是资本的囊中之物,来限制这种失衡,是这个社会要解决的问题。而在一个政府控制资本的国家,政府主导的结果,必然在公平上有所偏重而带来效率的损失,这里就要考虑如何通过非资本的方式,因为你资本已经是官僚的附庸,来达到限制政府的行为,也是这个社会要面临的挑战。
俺的观点就是,在中国这种人口高密度的国家,和社会传统重视公平的历史遗产(或者可以叫包袱),选择倾向公平,同时兼顾效率,就应该是俺们的选择。
记得中国在20年前有一场政治动荡,那时候知识精英喊的口号是继续改革,普通草民提的诉求是打击贪腐,倒是很少人明白,这两个政治诉求,其实是一个对抗的政策选择。
中国当时要改革,就必须推动整个官僚系统支持改革。而对改革最大的支持力,就是这些支持改革的官僚们在改革过程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是改革分红。因此改革带来的结果,就是这帮官员首先腐败。这也是为啥当年的改革大师们,其家人往往就是主要的官倒。
这个时候你要支持继续改革,就必须容忍一定限度的官僚腐败。而你要打击官僚腐败,就必须启用不愿意改革的官员,和停止会带来改革的措施。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和理论上,空谈改革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对政府高层领导人的要求,就是必须看透这个死结,不惜容忍官僚体系的某种程度的腐败,让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到达整个国家发展的总体效果。这也是为啥大家一面看到中国的官员腐败严重问题,但同时又真真实实地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进步。
那么这种官员腐败到了今天这个历史环境下,已经开始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和中国各阶层人士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形成了主要的阻力,已经从一个良性肿瘤变成了恶性肿瘤,因此要么大家壮士断腕,切除这个恶瘤,要么就让这个恶瘤不断发展壮大,导致俺们整个国家机体的死亡。
这也是为啥俺在20年前,就提出在改革的初始过程中腐败其实是个助力,和呼吁政府要把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放在发展规划中间的原因。
而到了现在,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就必须面临着公平这个主要课题,而把效率放到第二位。在这种大形势下,还在强调资本的效率带来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虽然说在具体细节上并没有错,但是不看清楚整个大局,了解社会分配的公平之优先性,就真是误国误民了。
即使被称为世界上最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国香港地区,也在1960年代后经历了因为忽视底层人民民生需求,而引发的暴动和抗议街头运动。当时的英国殖民当局,也明白了要修改劳工法例、推行康乐项目、新建公屋和发展民生工程,现在这个时段的中国,努力的方向就是应该在这里。
这也是为啥俺花了这么多口舌,要将西方选举民主的虚伪性这个冷饭,从冰箱里拿出来,再热炒一次,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拨其乱,反其正”,希望最起码在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中,形成一个思想共识。
这个思想共识的重要性,就是要为中国在10年后,可能需要进行的社会变革创造理论基础。这个共识形成得最早,将来社会变革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那么下面就谈第二个条件,那就是有没有实现这个社会改革的决心。大家都明白,屁股决定脑袋,要靠现在庙堂之上的诸位肥头大耳来限制自己的权力和经济红利,显然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如果现在的年轻一代,可以形成自己的共识,那么即使不能是中国现在的情况,会向大家希望改善的局面发展,但至少可以防止现在政府的改革方向,是向政府权力彻底向资本利益集团缴枪的趋势。
如果今天的年轻一代,可以通过起哄和围观的方法,阻止这个趋势,那么就会避免将来要用暴力和流血的方法,来扭转这个局面。
说实在话,对当前的食肉者,俺是没有抱太大信心的。不论是自己的屁股坐的利益板凳,还是脑袋里的思想意识,都是与俺推崇的未来南辕北辙。因此对这一代人,既对国家和民族没有责任感,又对普通民众没有同情心,还对自己的行为没有道德的底线,就是一帮为了一个钱字,立即失去道德本性的行尸走肉而已。
对这样的一个人群,俺的最低要求,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想多贪污,那就多贪污一点好了。如果可以用钱阻止这帮人损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利益,那么俺们就宽容一点,希望这些人因为贪污的钱太多,要么因为吃得太好,营养过剩而发病,要么因为情妇太多,纵欲过度而伤身,要么飙百万名车而出车祸等等,早点退出历史舞台,而由80后一代,有理想和抱负,不是看到钱,眼珠子就可以在地上变成高尔夫球的精英们,成为社会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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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30 | 显示全部楼层

只要中国在这几年里,可以在舆论上做好拨乱反正的工作,在这一代年轻人中间形成一个社会共识,中国的主权在民不是没有机会实现。其实看一下这几十年的政治发展,最起码集体领导制度、任期制度和取消终身制度上面,都是有改进的。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第三个条件,就是这种人民主权和群众路线,在技术上有没有实现的可能。俺个人的看法是,这种技术条件已经存在。在中国,有两个重要技术因素已经出现。
一个就是民众广泛参与的互联网。互联网出现,主要是解决了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天高皇帝远这个历史上的技术局限性。过去中国的皇帝们,靠的是各地官员的奏折,以及监督官员的御史们和言官们的弹劾奏折。
当然其他的另类体制不是没有,比如说明朝的东厂,还有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新华社驻各地办事处之类,总是有办法通过内部通报,或者大参考的方式,将下情上达。
而互联网的出现,则是彻底地以非官方的身份,突破了媒体精英们对舆论议题、价值取向和民情导引的垄断,从而真正实现了普通群众的舆论关注。这一点,应该是返璞归真,回到了中国古代周朝时候的国风和民风歌谣的舆论作用了。
当然互联网上的虚名方式,也会导致流言和谣言盛行,为唯恐天下不大乱的有心人士们提供了绝好的操作机会。但这种谣言煽动的方法,一方面迫使政府部门提供政务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另一方面也会促进普通网民的认知水平,而增加大家的抗忽悠能力。
互联网的兴起,一方面对政府的舆论控制和引导能力形成了巨大挑战,另一方也对利益集团通过资本的高度集中而掌控信息和舆论的企图,也带来了重大打击。
当然舆论的平民化,对集中的权力有制衡作用,但其本身也过于分散,从而导致社会共识和舆论的发散化。不过这种发散机制,对美国这种观点纷乱,缺乏自我集中能力的民意,有非常糟糕的影响,而对中国这种比较容易集中的民意,反而有防止过于集中的好处。
美国有一个谚语,观点就像肛门,每个人都有一个。犹太人的谚语就更厉害,是每一个犹太人都有两个不同观点。在这种重视个人观点和以自己的观点为大的文化传统下,美国靠的是媒体的操控来达到观点集中的效果。
美国的媒体控制,通常就是把繁复和多元化的思维,简化成简单的二元选项。你要么反同性恋或者同情同性恋,反堕胎或者同情堕胎,反移民或者同情移民等等,这种把各种观点集中在一个是或者否选项,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达到了美国社会的一个民主集中化的功能,虽然说这个功能,完全被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精英媒体完全操控。
有人说过一句笑话,说是《三杯茶》一书中,阿富汗农民对美国人说,我们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们并不傻。而美国人则是我们虽然有文化,但是我们还是挺傻。这个原因,基本上就是来自于美国舆论界被控制的结果。俺曾有很有文化的美国朋友,和俺大谈美国历史,说美国政府从来不会用暴力对付自己的民众,引得俺哈哈大笑。只好把互联网上面,美国政府的历年行动发了个链接给他。
因此互联网的兴盛,尤其是通过博客、微博、维基和社区网站等等,达到的信息共享,在某种程度上,将美国的信息和公众话题,从媒体精英以及后面的利益集团的手上释放出来。一方面是公众话题和焦点的产生成本异常的低廉,不再被资本密集的大媒体垄断。另一方面谷歌等网上信息平台的出现,对电视和平面媒体造成的商业利润空间萎缩,都会加快这种议题分散化过程,导致未来美国社会的民意分散。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共识的形成,会变成一个成本更高的过程。表现在政治制度上,基本可以导致未来美国政策施行上的瘫痪状态。比如说在阿富汗战争和医疗保健等等外交和内政大题目,美国社会将会出现更大的分裂趋势。现在还好的是,基本上按照党派划分,可以出现一个五五之分,将来由于对两党立场都不感冒的民众,在信息获得上面摆脱了两党媒体的控制之后,那么将来更会出现对大部分观点,都出现天下三分。
在可以预料的将来,美国的民主体制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表现在社会对任何课题都难以达成共识,和政治决策过程慢慢陷入胶着和瘫痪的情况。
中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反而是民意观点缺乏渠道,而官方获取的民意过于集中。在互联网兴起之后,客观上为中国政府的金字塔结构,提供了一个替代的信息流通方式。这种新方式的出现,导致了基层和中层官员,在信息的控制和垄断上面,失去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优势。而相对于美国被资本精英集团掌握的媒体,中国的各级官员控制的平面舆论,本来在普通民众中间的公信力就比较差,因此受到的信息冲击就更加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最高层的中央政府,在民情了解的过程中,显然减低了对地方政府的依赖作用,事实上有助于中国政府系统的扁平化,将造成对中间权力官员阶层的挤压作用。
如果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以聪明地运用这个新的信息平台,直接和普罗大众沟通,并利用这个舆论平台来加强对各级官员的监督,可以想象的是,建立一个官员公开信息库的可能,就比较容易达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官员的财产公开和其亲属的经商网络,都会比较容易的建立起来。而平时这些官员的一举一动,比如戴个什么牌子的表,抽个什么牌子的烟,喝什么品牌的酒,就比较容易变成公众明了的话题。
这样的话,哪怕偷偷贪腐的官员,除了把黑钱埋在那块草地下,是没有胆量出来享受生活的奢侈的。其他的各种通信工具,例如可以照相的手机,都会起到某些类似的作用。
而另一个对中国政治改变比较大的技术手段,就是全中国的高速铁路系统的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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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31 | 显示全部楼层

本来管理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交通状况的好坏一直是政府可否有效施政的一个关键。
中国历代政府在交通上面,花的力气不可谓不少,整个国家道路的基础,基本上是从商周时代,开始成形,而在秦始皇和汉武帝治下的道路建设,更是为国家的统一和市场的形成奠定了技术上的条件。虽然这之后的分裂局面,导致道路的发展,更多的在地区内部进行,而在所谓分裂小国之间,则是因为战争的原因,而导致道路失修,人为地割裂了人民之间的联系。
在隋朝中国统一以后,道路的发展又上了一个大高潮。隋朝的一些大工程,如大运河的开通,和宽百步、长数千里的御道的修建,都标志着中国的道路的建造技术的大飞跃。以建桥天才李春兴建的世界第一座石拱桥赵州桥,在这个时期的出现,不是偶然。
当时的道路建设,在水路上主要是解决关中粮食短缺的问题,可以说是以货运为主。而陆上的交通,则是和政府通信系统的驿站一体,主要不是物质流,而是人流和信息流的主要网络。
当时的驿站,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的信息传递,尤其是政府公文的上传下达的主要载体。以唐朝的驿站为例,大概是每20里就有一个驿站,通常政府法令规定,传递文书的快马要求1天走180里路,而当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比如说饥荒、洪水、民变,尤其是兵变的时候,就根据情况的紧迫性,而出现特快专列的局面。这个时候,你听到的就是300里快速和500里特快了。
虽然俺们在文学作品里面,经常听到800里加急这个词,其实这个只是政府在传递文书上打的一个象征性邮戳而已,因为事实上的技术手段,就是所谓的千里马,是达不到你这个一日行800里的要求的。以唐朝天宝14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西南)起兵造反,而当时的驿马传递军情,自然走的是特快加急,两地相隔2千多里,要是按500里一日的走法,那就是4天就可以接到军情了。
但事实上唐玄宗是6天之内得到这个消息的,说明实际上的快马速度还是要慢一点。当然想到每到一个驿站,就要换马和换人,再检查一下文书的安全,就像现在的400米接力赛一样,转换过程是需要一些耽搁的。
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看,后来传说的杨贵妃想吃的新鲜岭南荔枝,要靠“一骑红尘”而让妃子笑,是不太靠谱的。估计当时的做法,是将没有完全成熟的荔枝,移种到容器里面,然后慢慢的通过广东到湖北的陆路,然后沿河而上,大概到了秦岭的时候,这里不通航,正好果实就熟了,然后摘下来,正好一天的快马进长安。而这种玩法,大概是唐朝京城中的达官贵族的高消费一种,因此是很有经济利润的一个行业。
现在从广州到西安,大概是2120公里,就算是现在坐火车,也要26个半小时才到。就是说今天的新鲜荔枝从广州运过去,颜色已经就不能保鲜了。而以当年唐朝的技术条件,如果北京到西安的紧急军情,大概是1100公里的路程,也要6天,那么西安到广州,估计12天还是有点难度,考虑到翻山越岭、跨江过河的障碍。
而考虑到平时的各种经济和政治活动,肯定不是用加急,而是用现在铁路的普快这种方式,那么每天走180里,大概就是90公里的速度,北京到西安,就是要用12天的时间,而广州到西安,要用24天的时间,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2星期经济圈和4星期经济圈的概念了。
因此在中国的明朝,尤其是清朝,当国家是以北京为首都的话,大概是可以通过驿马的远近,把中国分成几个按照星期来区分的经济和行政管理圈。
以驿马的速度,每天90公里,那么一个星期的路程,就是630公里。估计呼和浩特、沈阳、济南、太原大概是在这个一星期行政圈里。而二星期行政圈,则包括洛阳、西安、合肥、南京、长春和平壤。三星期行政圈,则包括哈尔滨、乌兰巴托、银川、西宁、兰州、南昌、杭州和上海。四星期行政圈,则包括福州、广州、贵阳、重庆和成都。那么更远的地方,如昆明和南宁,大概是五星期,乌鲁木齐大概是八星期,而拉萨则是非常遥远了。
这些驿站运行得好不好,对中央了解地方民情,处理紧急事务,如灾荒之类都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在民情和舆情的了解上面,非官方的渠道,包括各地分布的银行、钱庄和票号,以及其他的米店、布店和丝绸庄等等,都有不少分店在全国范围经销。而每3年一次的科举殿试,全国赶考的举人聚集京城,都是传递各类地方舆情和民情的好机会。
中国这种形态的管理方式,因为技术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说在英国人发明蒸汽机,和美国人发明电报电话之前,可以说是成本比较高,导致管理费用和执政难度的加大。而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政府,包括明朝和清朝,因为在现代财政和税收制度上的缺乏,政府财政收入,其实远远无法应付政府的各种职能,是导致中国近代积弱的一个制度原因。
铁路的出现,可是说是大大改变了中国的交通技术,使得中国的地理距离大幅度缩短,将行政管理圈,下降到以天来计算。比如说乌鲁木齐和昆明,到北京大概都是在50个小时之内,就是2天之内。北京到广州等地方,则下降到了差不多1天之内。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古代是很难想象的,因为这种交通技术的提高,中国在维护国家统一和行政管理上,成本大幅度降低,这也是中国在建国以来,试图分裂中国的外部和内部敌对势力,徒劳无功的一大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讲,青藏铁路的开通,使得北京到拉萨的时间减少到了2天,应该对国家统一功莫大焉。而新疆将兰新铁路的提速改造,和南疆库尔勒到阿克苏的铁路开工等等,都是应该尽力和尽快做的工程。
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的交通网,进行高铁改造,就会为中国整个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巨大变化。以前你要是对地方官员不满,想到北京去上访和告状,大概人家地方政府也想着如何在千里迢迢的路途中,把你给截下来。
高铁一出现,这种行为的难度和成本,就会比较高了。以前你如果要从湖北上北京告状,估计从武汉搭火车,也要快车9小时,慢车16小时,人家等你风声走漏了,还有足够时间打电话给驻京办事处,到火车站去拦截你。好听一点叫做劝阻,难听一点叫做绑架。将来高铁出现了,估计就是4个钟头就到了,拦截成本就高不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1小时经济圈、3小时经济圈、5小时经济圈、7小时经济圈,大概就把大部分的中国给包括进去了。高铁的出现,或者导致“天高皇帝远”这句话的消失,将会在现实中出现,而这个也是中国未来政治制度改良的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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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7 17:31 | 显示全部楼层

在信息的传递上来看,互联网的信息传递,可以是通过手机的文字、图片和图像的上传,通过Youtube、Twitter或者是各种社区网站,以及各种论坛的方式,可以达到及时性和快速性,客观上打破了舆论界对信息的控制,但是这些原始信息的解读,则会带来信息的发散性,以及缺少对信息材料的适当解读,从而造成信息的失真性。
而在高速铁路的配合下,大规模的人流的快速移动,是几个人的私人汽车,或者是几十人的长途汽车,和过百人的飞机,都无法相比的。如果1小时经济圈,可以解决的是居住和工作不同地的问题,距离在300公里之间的城市,比如说美国东部的波士顿和纽约之间,因为火车太慢,要3个钟头才可以通勤,而在高铁的速度下,比如说武广高铁的长沙和武汉,大概就是相同距离,却可以在1个小时通勤。
这种速度带来的变化,在于基本上发生在武汉和长沙两个大城市的任何事情,在另外一个城市,都会变成本地的事情。因为这种信息本地化的出现,不光是透过高铁的运作,而快速传递,而且因为大量异地工作和居住人群的出现,也会正确地解读原始、没有经过处理的信息材料,提供比较准确的理解框架。
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传播的失真度就会减少,而两个大城市之间,发展出来的同城化趋向,也会最终改变两地人民的思维习惯和社会的组织形态,从而为统一的资金、人才、就业等等市场打下基础。
在社会同城化出现之后,俺认为中国目前这种画地为牢的地区差异而导致的割裂市场和地方壁垒,就会慢慢地融化掉。而依赖于行政主导的各地方政府的职能,将会发生一个重大改变。比如说现在的体制里面,你一个企业的员工和地盘,都在同一个政治行政单位之下。除了央企之外,人家的老总可以和你当地政府的领导平起平坐,大概其他的企业,都只有老老实实地比领导。
而当附近城市的同城化出现之后,行政主导的局面可能会打破。尤其是这些城市是跨越行政区的,比如说最近四川省主动要求自己的一些县市,要以重庆作为经济首府,都是这种同城化导致的行政壁垒打破的例子。
在现在中国的地理环境上,东北的哈尔滨、长春和沈阳,华北的太原、石家庄、北京和天津,华东的南京、合肥、上海和杭州,华中的武汉、长沙和南昌,华南的广州、深圳、香港、珠海和澳门,西南的成都和重庆,西北的西宁和兰州,都是这种打破地区行政壁垒,在经济和社会上同城化的地方。
这样的发展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是什么?这要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去看。比如说中国这样的国家,地区的差异性是很大的,那么在貌似统一的互联网的出现,因为网络的虚拟人格的关系,由于物资人体所处环境的不同,导致在虚拟世界里面,不是产生意见的同一性,而是更容易因为大家都有发言权,没有人谁谁比其他人更权威的发散性信息源的出现,而导致意见的进一步分裂。
而相对于单一的思维习惯的民族和国家,比如说日本、韩国和德国之类,因为人家人民的思维本来就是比较一根筋,本来就缺乏思维的差异性,互联网会使人家的一根筋的意见,更显得一致。这种情况,就使得其政治体系中,缺乏多样性的平衡,更加虚弱,而导致政府和国民行为,常常是一条黑路向下走的情况。
而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本来因为文化中对个人自由的崇尚,加上地域辽阔,人烟相对稀少,而使得大家的思维具有分散性。而原先的运作,是需要集中控制的媒体,通过价值诱导,而达到相对的集中。可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美国舆论界的这个功能,开始衰弱,而且Google对新闻获得渠道的截留,也导致大众对传统媒体的依赖减少。
那么美国以后面临的就是如何妥善的解决这个集中的问题,做不到这一点,美国的政治共识,就会变成一个奢侈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瘫痪是比较常常出现的结果。按照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说,现在就是在美国,给个邮局改个名字,都需要得到60个参议员的同意。
中国在互联网出现后,发生的网民意见的分裂化,曾经让日本的某些学者暗暗窃喜,因为从他们的认知上来看,这种难以整合的意见,其实上会削弱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的行动能力。
而中国政治上的行动能力,主要靠的是现存的民主集中制来完成。这种通过广泛基层意见的民主,然后在精英高层的集中方式,必须依赖上层和下层信息渠道完全畅通的情况下,才具备实际的可操作性。虽然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在四处调研,了解基层情况上,下了很大功夫,但是这个集中方式,所依赖的群众路线,在目前的现状下,有被削弱,甚至名存实亡的地步。
在互联网出现之后,原先那种领导人的调研方式,估计在速度和反应上,已经大大落后于网上的即时状态,其实是为信息通道造成了不对称的交流方式。
俺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其实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可以看到胡主席和温总理的几次上网自己和网民交流的情况。但这种形式,还是以领导人了解民情,介绍政策和传递信息为主要考虑,并没有解决到网民自身缺乏或者无法达到共识的困境。
而高速铁路网发展的同城化,应该是缩小民意差距,建立社会共识的一个很好的技术条件。
目前大家对高速铁路的争论点,大概都是在经济效益、票价和利润等等上面,而忽视了高速铁路在中国未来社会形态上,会起到的重大改变。
在这个大背景下,看高铁的发展,就应该抛开高铁的效益和亏损之争,把这个行业的发展,作为一个货币注入口,才会真正明白利用这个技术对中国发展的重大意义。说实在话,高铁出现之后,在微观上肯定会将飞机和长途汽车的价格拉下来,在宏观上,高铁将中国大城市的辐射力增强,对中国农村和城镇的城市化,将会起重要的推进作用。
当然如果中国政府明白高铁货币的运用,可以摆脱对高铁初始投资的资金回收这种不了解货币金融的企业经营原则的困扰,而不被高铁亏损论专家们忽悠。那么如何将高铁初始投资割裂,让高铁运营公司轻装上阵,只是在高铁运营和维修费用上,争取可以用沿线车站的商业铺位特租,线路附近的广告牌销售,加上部分高铁车票,仿照飞机的商业舱位票价,来冲销成本,那么在普通车票上,就可以尽量考虑到普通人民的收入水平,而实现低票价。
不过强行把票价订得太低,也不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如何考虑提高中国的农民工等工薪阶层的收入,应该是正道。这个就要和中国的工业产业升级连在一起,才可以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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