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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以“大安全观”说海外投资安全 (2014-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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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27 18: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ybqiangbing 于 2014-10-27 18:44 编辑

大雨落幽燕----王伟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7a4c06760102v4sd.html以“大安全观”说海外投资安全 (2014-10-07 22:27:56)[url=]转载[/url]
“撤侨”背后的无奈——海外投资面临多重威胁

        2014年8月1日,新华社报道:随着利比亚国内局势日趋紧张,中国大使馆在当天协助508名中方人员撤离该国……
        自2011年利比亚战争开始,“撤侨”成了中国人对热点事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关注点——中国政府共计从利比亚撤出了36000名中国公民,人民海军“徐州”号导弹护卫舰全程参与了护航,此外空军派出了4架军用运输机直接参与了撤侨行动。这之后,在越南、中非、伊拉克以及最近的利比亚,“撤侨”在大众的眼里成了热点事件中最该关注的事情。而媒体在报道热点事件时,也已经习惯了把中方人员是否安全无恙,作为首要问题来加以关注。
        以上这些,体现了中国政府对本国国民的重视与尊重。但也必须看到的是,虽然人员的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但中资企业巨大的经济损失依然是无法被忽视的。在2011年利比亚战争中,据分析人士估计,仅中石油一家在利比亚战乱中可能就损失了12亿人民币(1.98亿美元),而在战争爆发前中资企业在利比亚的总投资则达1200亿人民币(188亿美元)【注1】……
      在近期由ISIS(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所引起的战乱中,中资企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中国企业在伊拉克的投资此前已经超过100亿美元,这些资产在后面的战乱中将损失多少,现在依然未知,但参照利比亚的先例肯定不会乐观。不仅如此,由于伊拉克政府的阻挠,上千名中企的职工一度无法从战区撤离。
       以上这些极端情况,中资企业的损失其实还属于池鱼之殃,更多的时候,中国企业在境外面对的都是专门针对中国人乃至特定企业的“精确打击”,这些才是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所面临的最主要威胁。比如我国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项目,中方人员在当地曾数次遭到“俾路支解放军”【注2】的绑架和袭击,此外当地(俾路支省)的地方势力也屡屡从中作梗,这些问题导致瓜达尔港项目至今仍进展缓慢,其成果大大低于最初的预期,而据巴基斯坦《论坛快报》的报道,中方在瓜达尔港及配套能源项目上的投资最终将超过300亿美元!而在2014年5月期间的,越南国内所谓的“反华暴乱”【注3】,同样使得很多中资企业的厂房、设施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并且有大量中方人员在混乱中出现伤亡。
       除去暴力手段之外,国外的政治势力、商业竞争对手利用舆论战来左右民意,破坏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更是屡见不鲜。就在前不久,缅甸铁路运输部宣布中缅铁路“因种种原因搁浅”,这等于此前中方所做的前期投资几乎全部损失。不止如此,我国在缅甸的油气项目同样由于屡屡遭到当地各种势力以及所谓的“环保组织”的干扰而难以顺利推进,他们甚至以当地居民“看着不舒服”为理由,要求天然气管道不能用圆的必须修成方的。
       不止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华为”、“三一”等民营企业在进军西方国家时屡屡受阻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而除此以外,由各种看似不可思议的商业泄密所导致的商业损失更是不胜枚举。这些举动,有些直接导致了一些海外投资项目彻底失败,有些则大大阻滞了进程,使得中国企业失去了原本可以到手的先机。

何为“大安全”观

         传统来说,商道求利——即商业行为的基本逻辑都是围绕获取利润而展开的,商家是否安定,只取决于利润的盈亏。然而当商业行为走出国门之后,情况则变得完全不同,投资的成功与否,很多时候并不取决于经营本身,这一点无需赘述,前面的例子便可以说明。
        国安委的成立,标志着国家安全将和经济增长一道,成为中国国政决策中的核心要旨。治国是这样,为商其实也是一个道理。特别是在商业行为涉及到境外的时候,商业决策同样应该秉承“求安”与“求利”的“双核心”思维模式。甚至不夸张的说,海外投资中,安全问题应该先于利润多少去考虑。
        这里所说的“安全”,并不仅仅是说在出事的时候能把人撤出来,或是在平时去请几家类似“黑水”那样的安保公司来“平事儿”,而是指“大安全”。
        这里不妨打个比方:一队农夫新到一个地方准备开荒种田,不可能只看土地是否肥沃,水、热是否充足。首先,他必须避开低洼地和险峻的山地,因为这些地方很可能遭遇洪水或是山体滑板;其次,他必须对当地的气候心中有数,能够知道其中的变化规律,能通过种种征兆预判第二天的天气;这之后则是种防风林、挖排水渠乃至修堤筑坝……。至于灾前灾后的抢收抢种,则只能算是事到临头的应急之举。
       农事如此,商事同样如此。首先一点,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必须要对大势有所预判,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商业行动——这就好比前面所说的避开低洼和山地一个道理。说不上“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确实有违商道),但还是应该对目标地的安全前景进行可以量化的评估,以此来决定投资的规模、时限以及资产类型——对于安全前景不佳的国家,自然是以持有轻资产为主。
      此外,企业的海外布局应该与国家的对外战略相互照应。不清楚本国的战略布局,那么事到临头时就可能要面临国家力量无力施救的局面。而从国家角度来说,必须明白海外投资既不应该是一件服从一时政治需要的“礼品”,也不该只看利润不见其余,这就需要国家必须拥有一个统一、明确、长久的对外战略,不能让外交、国防、商务变成各行其是。否则,政、商、兵必然相互掣肘,相互损害。
        比如在最近十年,由于菲律宾国内政局日趋不稳,她的上层也随之在政治上日益倒向美国,同时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菲政府近期不断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挑衅,中国企业在菲律宾有大量基建项目投资,有朝一日假如中菲矛盾激化,那么这些境外投资非但得不到安全保障,还可能在外交和军事方面对我国形成掣肘。而反过来说,一国对另一国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没有定谋,那么本国企业也必然无所适从。
        而决定在某一国投资之后,保障投资安全的首要任务便是相关情报的搜集与分析——这就好比为企业提供天气预报。和影视剧里完全不一样,所谓“情报”,绝大部分都并不是靠“余则成”们窃取出来的,而是依靠公开资料分析得出的。无论是何种领域,情报工作的真正核心都是对信息的分析处理并基于此对决策者形成战略性建议。通过对一国的媒体导向、网络舆情、军警调动等“蛛丝马迹”,对一国局势走向做出预估是完全可能的。而在道义与法律的界限之内,还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对商业竞争对手或是相关方进行评估,以此反守为攻,让中资企业在海外商业竞争中占得先机。
        除此之外,通过各种长、短期手段改善中资企业在当地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在爆发针对中资企业的舆论攻击后能够即时做出舆论反击,通过强化内控及其它手段最大限度避免商业泄密,这些也都属于“大安全”的范畴。这些要素应该也完全可以放在一个平台上去通盘考虑。

不可或缺的非官方机构

       长期以来,一提到保障海外中资企业安全,保障国家境外利益,人们很自然的会联想到向海外投送武装力量。然而在现实中,无论是军队还是国家的外交机构,在维护企业投资安全时都存在“过杀伤”的问题。事实上在多数时候,国家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在维护企业海外利益时应该是作为“后盾”存在的——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后盾,对方面对中资企业时就必须有所收敛。
       然而在“底线”之上,依然会存在很多问题。如前所述,企业海外投资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大规模战乱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问题。如舆论攻击、泄密以及小范围的武装袭击、绑架等等,这些问题是无法靠军事力量来解决。不止如此,如果官方在某些涉及中国企业的问题上表现的过于热心,很多时候反倒会适得其反——对方正好会以此为借口把商业问题政治化。
       此外,在维护投资安全的过程中,很多需要打交道的对象由官方机构出面也是不太合适的。电视上我们看到是两边的高官一签字就皆大欢喜了,而在实际操作中,你还需要面对各类媒体、NGO、社区或教会组织、地方的大家族。如果面对的是国家控制力差的第三世界国家,可能还需要和当地的割据武装、帮会等“地头蛇”性质的力量频繁接触。面对这些势力,完全由企业自己解决显然是非常困难的,而由官方频繁出面也不现实。
        这种时候,就需要由商业性质的非官方机构来填补这块大大的空白之处。对比官方,这类机构的人员由于身份的关系,在活动时所受的限制要小得多。而从专业化上说,他们不但要比企业内部的安保、公关等部门要更加专业,很多时候甚至会比国家力量更加胜任投资安全保障任务——所谓术业有专攻,军方、国家安全部门以及外交部门都有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他们的着眼点和企业的现实需要在很多时候会存在不太合拍的问题。而非官方机构则是专门为企业服务的,两方在一套思维体系之下,自然更容易沟通。
        一提到这类机构,相信读者们肯定会联想到“黑水”、“雇佣兵”这些词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上面的文字中我们已经提到,那种动辄杀人放火的暴力袭击在海外投资所面临的威胁中只占不多的一部分,而在保障过程中使用强力手段,也仅仅是万不得已之下的最后手段。在多数情况下,真正需要这类机构做的事情包括:在投资前进行安全方面的风险评估;在项目展开后通过合法的情报搜集、分析进行风险预警;通过舆论宣传以及与各色势力进行接触,来为企业营造“民意生态”。简而言之,他们的形象其实更像是企业的智囊或是“苏秦、张仪”,而不是戏剧里走镖的镖师。
        很多中资企业目前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做海外投资项目时雇佣海外的安保公司如今并不少见。2014年6月份,《瞭望东方周刊》就曾报道:黑水公司的创始人埃里克.普林斯组建新的安保公司,“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航空、物流、勘探、矿产、风险管理、安保服务等领域提供保障”。这看似振奋人心,但事实上对企业来说这本身就蕴藏着极大的安全隐含,海外的安保公司在人员上都与其本国的政府部门、军方以及情报机构普遍存在一种“旋转门”式的关系,众多中资企业,特别是有涉密项目的企业,把风险评估、情报分析乃至安全保障工作外包给海外的安保公司,很可能最终弄成用“别家的狗看自己的院子”,这其中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换而言之,只有扶持我国自己的安保机构,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而事实上此类机构在我国已经存在,在北京及深圳市目前已经有专门针对情报分析和风险管理的公司在挂牌经营。和其他的业务不太相同,这个行业的核心资源无外乎两样,一个是遍及各国的人脉,一个则是大脑,而从理念上来说,我们并不比外国人差什么。只要拥有足够空间并假以时日,依靠中国自己的安保机构维护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安全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法规先行

       和其他行业一样,非官方的安保机构同样需要国家扶持。这个“扶持”并非是指给政策、给贷款,而应该是尽早制定相关的法规——规矩不止意味着限制,也意味着界限明晰。在一个行业尚未全面展开,潜在问题尚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下制定规则细节会有闭门造车之嫌,然而通过立法明确企业“安全利益”的边界,明确安保机构的权责边界,则是正当其时。这一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只有明晰边界,很多业务才能真正展开。
        除此以外,由于不少在海外经营业务的企业都存在涉密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妨可以考虑借鉴美国的“安全许可权制度”,制度中国的面向全民的安全认证制度——即由国家机构对符合要求的公民进行忠诚度等方面的相关鉴定、认证,以此赋予申请人相应的涉密等级。而安保机构的工作人员,在获得相关涉密认证之后,也就解决了和企业之间的对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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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18 08:0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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