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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死”字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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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7-7 22: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节节败退的战事,使得南京国民政府被迫退守重庆。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半壁江山的沦陷燃烧着每一位国人的心。四川安县曲山镇的一位小学教员王建堂,按捺不住心中悲愤,主动请缨,杀敌报国。   安县县志主编 杨永安:“给县长写了血书,他的176名壮丁每一个人都咬破指头,写了血书。”

   王建堂提出请缨杀敌的志愿后,很多志同道合的青年纷纷响应。很快,王建堂就组织了一支170多人的队伍,取名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
   王建堂的侄子 王烈勋:“当时我的伯父王建堂是一个热血青年,他当时在家乡附近教书。他有一定的知识,所以说他在社会青年当中就有一定的威信。
    时任安县县长的成云章,很快批准了王建堂他们的恳请,将他们统一编入了当时的安县义勇补充队,并以县政府的名义,在县城公园门口,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

王建堂侄子 王烈勋:“1937年的深秋,深秋就是11月份左右了,但当天的雨很大,整个这个坝子大概站了有3000人左右。”
   就在欢送会的前几天,即将离家的王建堂来跟父亲辞行。此时,年近六旬的父亲王者成才得知,儿要为国尽忠的决心。

川军抗战史研究者 《我是川军》作者 冯小涓:“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淞沪会战已经打响了。淞沪会战的情况四川已经有报道了,因为淞沪会战是最惨烈的,牺牲的人最多,所以老百姓已经了解了,上战场那是必死无疑的。”

1937年,中国在对日战场上节节败退,外援补给也被日本人切断。此时,孤立无援的中国,物资供应只够维持不到三个月,抗日战争已经到了最艰难的阶段。

由于武器装备落后,以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中国军队的伤亡数量是日军的数倍。对于中国人来说,战场更像是绞肉机,上战场就意味着死亡。

   王建堂的侄子 王烈勋:“哪个父亲愿意把儿子送到战场去送死?都是希望儿子活着回来。但是日本人都打进家门了,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自己的儿子送去送死呢。如果是你也不去,我也不去,大家都这样你看我我看你,那我们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
   儿子走后,王者成老人从镇上扯了5尺白布,并挥笔写下了一个大大的“死”字。

   王建堂的侄子 王烈勋:“人生自古谁无死,只有用他儿子的死,用我们很多人的死,才能换取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  
   儿子出征在即,年迈的父亲无法前往几十里外的县城送行,便托人将这面“死字旗”送至县政府,转交儿子,以壮行色。
    当这面“死字旗”展开时,在场之人无不为这旗帜上的文字震慑鼓舞:“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在1938年的安县县志上,对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自民国26年冬季,当国难严重时,奉令成立义勇补充队。

而在1985年的安县县志上,对这段历史又进行了更详尽的说明——民国26年(1937年)12月,安县爱国青年响应抗日号召,组成百人抗日壮丁队,公举王建堂为队长,其父从外地邮寄一面旗帜给儿子,勉励其英勇杀敌。

川军抗战史研究者 《我是川军》作者 冯小涓:“一个父亲敢于这个时候送出‘死字旗’,第一,他内心是很悲壮的,很惨烈的,知道儿子上前线,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应该说是生离死别;另外一个,他又觉得儿子不能退缩,你这个时候,哪怕去死,你也必须去,所以悲壮当中有一种果断、果敢,同时也有一份亲情在这个旗帜里面展现,就说你伤了的时候,哪怕你去世的时候,我做父母的,做亲人的不能在你身边,我唯一的就是能用这个旗代表我的一点儿心意,所以你伤的时候,可以用它来拭血,死的时候可以用它来裹尸,真的是很悲壮,很震撼。”

欢送会后,王建堂带着队伍经成都至重庆,被编入二十九集团军野战补充二团,经数月整训后,奉命调往湖北参战。

从军后的王建堂,没有让父亲失望,他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等大小战役数十次,由于作战勇猛且指挥调度有方,先后两次获得战区长官部授予的甲级勋章。虽屡立战功,但战场的残酷,令他毕生难忘。

当年和他一起请缨抗日的同乡,绝大多数都战死沙场,王建堂也先后四次负伤,每次都是用“死字旗”包裹伤口。

抗战胜利后,王建堂活着回到了家乡和父亲团聚,但那面沾满鲜血的“死字旗”却在战场上丢失了。

  安县县志主编 杨永安:“他的‘死字旗’在战场上丢失了,他本来珍藏在军用包挎里面,但因为当时他负伤以后被送到救援队,救援人员只把他抬了下来,却没有把包拿下来,所以遗失了。”

1992年,王建堂在北川病逝,终年80岁。如今,这面珍藏在建川博物馆的“死字旗”,是王建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凭着记忆复制的。虽然只是一件复制品,但它依然在向人们讲述着,中华民族所经历的那段苦难与悲壮的岁月。

   建川博物馆馆长 樊建川:“我们有这样敢于战斗的儿子,我们有这样豪迈的父亲,其实他也是我们四川人的缩影,我觉得它也是中国人,中国男人和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缩影。其实,这个‘死’字旗的精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民族要独立,要自强的这种精神。”


   今天我们读到他们的事迹仍然被深深的震撼,不禁热泪盈眶。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愿他们的英魂安息。我们后来者面对现实的国际环境要居安思危,努力工作,拒敌于国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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