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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一些老人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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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28 19: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建国后一些老人的讲话
死了,自然不会分辩。所谓盖棺定论,就是欺负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大陆这些年,对他(毛)的评价,逐渐走低。那个著名的三七开,现在看来,不过是新贵们安抚民心的妥协而已,当不得真。让我们看看,新贵们在做什么:在(党组织)里面,划分了八大家,也有人说九大家,不管几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来,架势亮出来,就剩下抛骨争肉了;在外面,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等等看,或者真个乱掉,乱成片片;或者出一个反复,终究要全否掉。我们来打个赌吧。  

——1987年《随便谈一谈,不要动真气》,李焕,台湾省,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



这次是给同志们介绍情况的,也算是汇报情况的。内参已经发了,大略的事情(指1987年底在拉萨的平叛),同志们都清楚了。没错,杀人了,还不少的。这个,同志们应该已经想到了。咱们不是报社的编辑,说漂亮话不是咱们的工作。杀人,这话好说不好听,但还要说。不杀,不能平叛,对就是平叛。这个性,就是这么定。和自由啊、民族啊没关系,就是叛乱。不管别人认不认,我们就定这么个性质。这是政治(需要)。近期,这是一阵风,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风很盛,不过是虚的,掀起些小浪头,翻不了船。我们杀人,就是告诉那些想复辟的贵族头子们,3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枪口,还是热的! 

——1988年3月《谈一些情况,讲一讲问题》,任荣,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军区党委副书记



现在军内有没有问题?有!不只有问题,而且有很大问题!什么问题?明面上,是搞经营,搞三产,军区大院变成贸易公司,当兵的不扛枪,改做买卖了。实质上,是军内划山头、军区分派系,一个山头一个坑,自家坑里无法无天啊!老书记(指万里)说的对:自己山头怎么撑起来?要有钱嘛,没钱谁跟你玩?怎么有钱?搞买卖嘛,倒腾军需嘛,吃后勤嘛,搞这些个来钱快,那是其他买卖比不了的!就是这些个山头主义,让我们军内画地为牢、不务正职、空耗军需,也让我们没了当年的精气神儿。这些年搞轮战(指两山轮战),搞大比武(指1985年中原大比武),战斗力提高了吗?我看未必!各个山头都领着跑着做买卖,搞副业,指望底下的兵多厉害,这可能吗?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卯足了力气干!这个鬼样子,日后中央有行动,指望谁?枪都锈了,党去指挥谁?  

——1988年4月《军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秦基伟,云南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华北军事演习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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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危险,在内部,不在外部。外部的反对者,有些是敌人,有些仅仅是看不清方向的同志。但在内部,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屋子里,有些同志却有变成敌人的倾向。他们对组织的限制不满,对组织赋予的权利终将失去不满,对利用职务获取的利益可能无法保住不满,甚至对不能把国有资产正大光明变成个人产业不满!他们希望成为中国的资本统治者,成为中国的财阀领袖,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他们认为组织碍事了,认为只有借助自由、民主的名词,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一句话,他们眼红了!  

——1988年9月《请各位同志们认真思考》,欧阳斗,北京市市长助理


"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劳民伤财?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对岸是大国,是无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线,就要搞核武。一时不搞,苟安一时;一世不搞,遗祸万代。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普惠。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


——王建煊,原中华民国财政部长,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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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央的指示(指1988年4月中共关于“协助友邻国家相关机构清剿金三角地区非法武装组织”的公开指示),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怎样执行?

中央的指示是一个筐,

把原则与大方向贴在标签上,

里面的鲜货要精挑细选,

同志们要明白这一点

……

掌握好大原则,

第一,我们精神上支持缅甸政府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但行动上不配合;

第二,我们谴责非法武装,但我们不承认我们保护的人是非法武装;

第三,我们要公开强调对地区武装冲突的反感,并强烈呼吁地区和平

……

同志们,这是外事工作,

不是政工工作,

我们需要灵活与智慧

希望同志们深入理解”

——普朝柱,原中共玉溪地委书记,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1988年5月1日《临时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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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搞得很红火嘛,百货大楼盖起来了,洋货也进来了,好像如今都是对的,过去都是错的嘛。

我这个人,不合群,当年跟不上主席(指毛)的步子,如今也跟不上小个子(指邓)的指挥棒。

年初,我去了趟广州,很好嘛,大产业都姓叶(指叶剑英)了!

中央没给他留位子,就用下面的产业补偿,很有手腕嘛。

去年去南京,军区也是一个铁桶,姓许(指许世友)了嘛。

再往北瞅,山陕那一片,王胡子(指王震)给自己划拉了多少?

好嘛,主席这个错,那个错,我看最错的,就是不让你们一个个占山头、当财阀嘛!

小个子为了坐稳位子,封官进爵赏产业,把这天下都分封了,很好嘛!

他老人家(指毛)在天有灵,不知会不会气得醒过来!"

——吕正操,原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原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1987年3月《让不让老同志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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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么高调(指1993年毛诞辰100周年时,中央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有几人是真心的呢?我看不多,群众真心的多,越往上边越少。这阵子风,多往军事上刮,不错,主席在打仗上是杰出的,这个你承不承认,都是事实。但主席之所以是主席,你后面的人,第二代、第三代……都取代不了,就不只是军事上的事情……主席在建国后,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彻底剥夺文人群体的特权,打破他们对舆论的垄断;二是坚决摧毁敌方宗族势力与家族经济割据,让国法完全取代族权、族规三是坚决打掉党内的资本集团,谁拉起山头来就整谁。这三点,是主席区别于历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不宣传这三点,却去纠缠于军事问题,可笑啊……如今路走得不稳了,需要主席这面大旗撑腰了,等哪天又站稳了,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彻底丢了?  

——1993年5月《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宋任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长,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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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最恨大陆目前的体制?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并不是学运领袖们,不是所谓的帝国主义们,更不是那些民族分裂者们。没有目前的体制,领袖们就无法得到源源不断的外援,帝国主义们就无法为国民树立敌人,民族分裂者们就无法凝聚极端民意。这套体制,他们其实是最大的受益者。最敌视这套体制的,是那些体制内的、拥有决策权与审批权的、却被体制束缚不能把资本个人化的党内新贵们与重获权力的元勋们!毛用他的毕生精力,与试图建立党内资本垄断、地方家族垄断的人战斗,直到最后众叛亲离,被明曝暗贬地打入另类。如今,掌握者各种权力的元老们、新贵们,一方面借助体制威力谋求利益,一方面又憎恨组织的监管与限制,无时无刻不在试图瓦解组织体系,将巨量资本化合法化地私有。堡垒,永远从内部被攻破,这是古今中外永恒的真理。  

——刘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香港新马克思主义学会副会长,《受益者与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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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方(指阿富汗),一直在乱,以后会更乱。塔拉基(指原阿富汗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被处死,这应该是一个起点。当然,他(指塔拉基)也可能还活着,但无关紧要,他已经失去控制权,等于政治死亡。阿明(指原阿富汗部长会议主席)清洗了反对派,改组军队,向宗教势力妥协,最关键的是向美国人试好,这些举措,我们可以肯定,是要触怒勃列日涅夫的。他(指勃列日涅夫)现在自认为是个神,是比列宁、斯大林还高大的存在。他个人不会喜欢阿明的挑衅,苏联的地缘利益也不允许这种做法。按照老大哥的一贯作风,或者找代理人打一仗,或者自己上阵打一仗,总之,是要打仗,这点不用怀疑。

怎样的做法,符合我们的利益?

参见尼克松在印支的境遇,我们认为,苏联人赤膊上阵比较好(全场笑)。阿富汗没有越共这样硬的领导核心,但那里有一百年来的反侵略传统,还有一处处手握实权的部族、宗教首领。在我们看来,这些势力是极端反动的,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反动,他们要拼死维护自身的利益,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这一点,或许会让那位比列宁更伟大的人物头疼好久(全场笑)。我们,美国人,包括欧洲人,都会关注苏联的动向。一句话,我们不主动参与,但要默认鼓励,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让老大哥崴脚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住!

——刘宁一,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原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原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79年10月2日《在阿富汗局势通报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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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很关心这个(指google声明将退出中国),我就我了解的情况,和大家谈谈。

现在正在谈,双方在谈,那边(指google)要求开特殊字符限制,以及公开过滤机制;咱们这边要求它转移资料,要在北上广或其他城市假服务器,差距很大。其实呢,注定谈不成的。那边在挑战我们这里的网监体系,这是政策基点的问题,没有一丝可能性。

我们这边的原则:

一要表明态度,我反对什么,我就封什么,这是意识形态上的表态;

二是要向老干部们表态,要表明我们没忘本,我们在维护声誉。

这两点,在这个范围内,只能这样说,同志们可以自己进行理解。至于最后结果,人家必然要走,我们留不住,也没想留它。走一年,走两年,它总有求着回来的时候。这个把握,中央有,我们也要有。强调一下,这就是个法律问题,定性就是这样,不要擅自添加其他色彩。在公开舆论中,要注意口径,否则会被内部追责,请大家特别注意。再强调一遍,这就是个法律问题!”

——李伟,原中宣部副秘书长,原全国宣传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原全国宣传干部学院党委书记,2010年1月《在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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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毛氏出访(指1957年毛访问苏联),在国际间反响颇大,在国内(指台湾内部)更引得群起关注。

舆情普遍认为,毛氏的这次出访,加深了与赤俄(指苏联)的关系,深化了起国际赤色集团的联盟,很成功。

我今日想说两句不同见解,供各位同仁参考:

首先,毛氏此次出访,正直赤俄内部权力争斗的峰值时间,俄酋郝氏(指赫鲁晓夫,台湾当时译作郝库夫)急需在国际赤色集团中,寻求政治支持。而毛氏在国际赤色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已作古的斯大林,正是郝氏最合适的背书者;

第二,正是基于第一点,这次毛氏出访,表象必然是赤俄极尽热情,而毛氏居主导地位。但赤俄、匪帮(指中共)双方的国力差距巨大,赤俄的基础力量远大于匪。毛氏的主导地位,是对基础国力的颠覆,其根基是不稳定的,必然在某个时间引发赤俄的反弹;

第三,毛氏本人并无妥协的性格,其在斯大林在世时,便屡有怨怼的言语。如今斯人已逝,依照毛氏的性格,必然会自任国际赤色暴乱的总头目。但赤俄毕竟国力鼎盛,郝氏虽一时有求于毛氏,却必然不会任其予取予求。到一定时刻,双方必然产生领导地位上的冲突。

综合以上三点,我认为,这次毛氏出访,不仅不是赤色同盟巩固的表现,恰恰有可能是其冲突爆发、甚至消解的先兆。一个组织,当内部权力与地位发生颠覆时,或者进行领导体系的世代更迭,或者从内部瓦解。这是必然的规律,赤俄与匪,也避免不掉的。"

——连震东,原中华民国内政部长,原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原、“国安会”国家建设计划委员,1958年2月《对近期形势的一些个人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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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指毛)去后,我们就开始翻旧账。

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个年头了,还没看到头。

有些人,越翻越起劲,越翻越有奔头儿,好像要靠这个吃一辈子!

我不评论翻旧账对不对,毕竟,我也是主席下令摘顶戴的,也是主席一句话,送到乡下去改造的。

要说翻旧账,我比三四十岁的年轻同志,更有资格翻!

我只说一句,眼下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干什么最有意义?

主席从来知道什么最重要:

他把我们送到乡下,三线挖洞就没停过;

他把书生们送到乡下,原子弹、导弹也没停过;

他把秀才们送到乡下,铁路、大坝还是没停建过。

他要是只知道折腾,不知道干事,我如今第一个骂他!

可他老人家一边折腾一边做事,这一点我服气!

如今的一些人们,你们学老人家的折腾,却学不到他的做事。

我这个老头子,看不惯!”

——丁盛,原广州军区司令员,原南京军区司令员,1985年4月《一个待罪之人的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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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些同志,特别是年轻同志,对中央搞基建,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修铁路,修公路,修水坝,是花销多,收益小,是赔本的买卖。他们还认为,把钱投进生产里,能赚钱;投进计划保障里,能提高工人农民的生活。这种看法,不能说错,只能说,眼光不够长远。

咱们中国,之所以自始皇帝到如今,都是统一的国家,恰恰就在于修路与治水,这两件事情上。修了路,中央的政令才能通达全国每个角落,各地物产才能四通八达,边境线上才能一日行军;治了水,荒地才能变耕地,国家才有资源去发电,国防军工产业才有廉价的动力源。62年,我们为什么打到了藏南,却又退回来?一是苏联人大兵压境,二就是没有路,补给困难,我们怕被包了饺子。建国后,我们修了不少路,建了不少坝,但还远远不够。在西北、西南,我们还做不到72完整进兵;在中原、岭南,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水利动力。这都是我们要不惜一切,砸锅卖铁也要做的。(毛)主席当年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现在,我们还要说,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修铁路,建大坝!这是原则问题!

——叶如棠,原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1987年1月《答年轻同志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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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中央能及时出兵,我看就很好。这几年,我们把绳子放松了,对这些老贵族们客气了。人家就觉得我们好欺负了,觉得有外国人撑腰了,觉得又可以裂土封侯、继续做主子了!表象上,是民族问题;根子上,还是阶级斗争。中央让一步,人家进十步;中央好言好语,人家拔刀相向;中央息事宁人,人家上房点火……

还是他老人家(指毛)说的好:有些问题,不张嘴,不动刀,是不行的!要我说,不用统计杀了多少人,掀了多少房,这些都没意义。叫嚷自决的、自治的、独立的,有一个算一个,杀了不为过!在这点上,天王老子老了,也干涉不得!

——黄经耀,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原宁夏军区司令员,1986年2月《这就是平叛,没什么可隐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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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我们放回了许多老贵族(指少数民族旧上层)和他们的后代。有些同志说这叫‘宽以待人’,还有人引经据典,说这是‘远怀夷人’。我只想问在座的同志们,我们的民族政策原则是什么?主席曾说过,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我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方式,就是民族矛盾阶级化,化民族冲突为阶级斗争。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方法,团结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劳苦大众,推翻了贵族奴隶主统治,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完整。如今,我们却要放回那些曾经的奴隶主和宗教头子,寄希望于他们来’念我恩惠‘!是地地道道的政策倒退!丢了阶级斗争这件战无不胜的武器,我们必将陷入历代王朝与少数民族尖锐对立的怪圈,永远不得解脱!  

——1984年1月《大胆向中央建言几句》,李学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宁夏军区第一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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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1929年《吾之败,吾党之败》,张静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

【注: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这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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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开始大讲邓小平理论了,开始淡化毛泽东思想了,这是舆论界的共识。大陆为什么要这样搞呢?除了现实政治角力之外,我认为,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对统治权威层级的颠覆。无论这个权威是封建帝王、资本所有阶层,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信徒自居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例外。因此,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反对层级制度的斗争,其结果必然指向对新生统治集团的再次斗争。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只能实现‘全民统治阶级’,即‘没有单一功能化的官僚体系,建立全面政治权利平均化的非国家体制’。很显然,这套理论体系,对希望进行党内资本瓜分的新贵们,对希望重新获得舆论垄断的知识阶分子们,对希望重新获得私有资本流转权的新型资本家们,都是致命的枷锁。也正因如此,他们把这套思想体系打入冷宫。

——1986年《思想解放的实质与阴谋》,冯晓阳,新加坡星月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大公报》文化专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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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主席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我要说两句。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通过援助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二是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他也头疼。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除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现在,我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1987年3月《对党内一些思想问题的意见》,姬鹏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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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情,当时不许说,有必须控制影响的道理,但不能永远不许说,这不符合唯物主义。比如当年主席(指毛)力主入朝,一是怕苏联人掺合进来,霸住东北不走;二是要消耗掉400万投诚国军。再比如珍宝岛那几枪,两国各自给自己的激进派一颗甜枣,把调门降下来,毕竟谁都怕真打。这些我们没有刻意宣传,但党内一直没有隐瞒,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党内都不让说,我们就会垮掉。那么,现在谈西南那一仗(指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在党内就不应该由太多忌讳。那一仗必须打,这个是大家的共识。不打仗,军内就无法清洗和控制,那么多二、三梯队上来的小头头们,就不会真心跟着中央走;不打仗,几大军区始终跟中央别扭着,像丁鹞子(指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这些人,就会层出不穷;不打仗,老干部们就不会放心,中央的位子就不稳;不打仗,美国人也不会给我们松缰绳,大鼻子头(指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明骂实夸地给咱们送笑脸——咱们是帮他抛掉越南人这个万年大包袱啊!这些个,党内要公开,不能都瞒着。党内没有民主气氛,到了关键时刻,党的战斗力就体现不出来。至于那些个人道主义卫道士们,不用去管他们,他们只会汪汪叫,成不了事的。

——1987年11月《党内民主不是做给人看的》,尤太忠,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原成都军区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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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值得高兴的日子,但不用太兴奋。它回来了(指香港回归),至少是名义上回来了。不过人家政治、司法、行政自成一套,本质上就是和当年的租界没区别。这不是贬低它,而是有话直说。这种单方面的事实独立,再结合我们处于弱势的意识形态地位,最终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它发展的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我们干涉的结果;它发展遇到困难了,就是它自由受我们限制、法制被我们破坏、经济被我们拖累的结果。总之,无论回归后,它是好是坏,都极有可能把我们当作对立面,进行导向型攻击。我本人,一点也不看好两边能互利互惠地作为一家人过日子。  

——1998年4月《回归后续发展的几点预测》,李欣欣,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院,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社会研究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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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匪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匪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松下去,哪里出的来?反观匪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匪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匪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1948年《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的发言》,安春山,国民革命军暂编第3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104军中将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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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有许多干部,不如共党,甚至差得很远。这不是长他人志气,而是大实话。周部长(指周恩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在重庆时,他手下那些共党是什么样子,我想诸位应该都亲见过。人家令行禁止,清廉自守,言辞平和,内藏锦绣,出入寒暄,往来交际,便是最敌对的人,也说不出他们的不是来。这些,我想在座诸位,还不至于不敢承认吧。我可以告诉诸位,我去过陕北,进过共党的老巢,见多了他们的普通干部。如周部长手下之人,共党何止千万!这是可惧的啊!我们的干部,要正视人家的优点,要善于学习,而不是学那些过气文人的嘴脸,一概以所谓 ”泥腿子”斥之。那些文人是什么嘴脸?他们家里的不义之财被共党夺取,自然一腔杀亲之仇。我们是革命同志,是党国精粹,怎么能学那些个酸腐文人、地主的嘴脸?  

——1945年11月《要对得起革命同志的称谓》,张厉生,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台湾省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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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边进行了热核爆破,按理说,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沮丧和愤恨。但是,我想,和我一样,情不自禁欣喜的,恐怕为数不少。这算不算媚匪通共?算不算侍领袖不诚?算不算置忠孝节义不顾?我告诉大家,不算!热核武器是没有政治属性的,它既可以用来捍卫自由世界,也能被赤共用来奴役世界。现在,那边搞出了这个,这是政治上的悲剧,却是民族的壮举。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悲剧就不存在了。那时,就只剩下民族壮举,让我们骄傲,让我们争雄于寰宇!  ——1965年《用科学与民族的视角看问题》,钱思亮,台湾省,中央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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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贾静,江苏省委宣传部社情采集员,新加坡《联合早报》国际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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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军内有没有问题?有!不只有问题,而且有很大问题!什么问题?明面上,是搞经营,搞三产,军区大院变成贸易公司,当兵的不扛枪,改做买卖了。实质上,是军内划山头、军区分派系,一个山头一个坑,自家坑里无法无天啊!老书记(指万里)说的对:自己山头怎么撑起来?要有钱嘛,没钱谁跟你玩?怎么有钱?搞买卖嘛,倒腾军需嘛,吃后勤嘛,搞这些个来钱快,那是其他买卖比不了的!就是这些个山头主义,让我们军内画地为牢、不务正职、空耗军需,也让我们没了当年的精气神儿。这些年搞轮战(指两山轮战),搞大比武(指1985年中原大比武),战斗力提高了吗?我看未必!各个山头都领着跑着做买卖,搞副业,指望底下的兵多厉害,这可能吗?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该干什么,卯足了力气干!这个鬼样子,日后中央有行动,指望谁?枪都锈了,党去指挥谁?  

——1988年4月《军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秦基伟,云南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华北军事演习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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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关注了两个月,如今算是尘埃落定了(指银河号被美方强制检查一事),可以简单总结了。咱们有内参,有内讯,还有舆情整理,相信大家都看了。大体情况就是这样,至少从我的渠道了解,咱们确实被冤枉了。当然,话不能说满。政治嘛,尤其是国际政治,暗的多,鬼得很。咱们给那边(指两伊),总有些关联。咱们是五大国嘛,五大国踢加利(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场子,正常。这次,咱们吃了亏,至少是吃了闷亏。人家没搜出赃物来,却不给我们道歉。一个多月啊,让人家搜来查去,堵在海里,说不好听的,就是嫌犯嘛。咱们抗议了几次,没用啊。人家有盟国,有航母,有国际大管家的身份,样样都比咱们强。在国际上,人家是这个(伸大拇指),咱们是这个(伸小拇指)。亏吃了,日子还得过。今后的日子,估计还要难过一阵子。人家想一劳永逸,把咱们解决掉嘛。几年前没解决掉,今天也要解决掉。今天在这里说,日子难过,也得过,而且很快就会好转。人家要如何,由他去。主席说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它去。我们扎好篱笆,多大的风,也刮不走屋顶的。  

——1993年9月27日《给同志们吹吹风》,钱其琛,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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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意主席的意见,必须出兵,朝鲜不能丢。但出兵是手段,不是目的。出兵把美帝赶走,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的一步。赶走美帝后,要不要再保留朝鲜,保留这个国家,我的观点是,不需要。朝鲜作为民族国家存在,对于我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必要性。让朝鲜人民加入到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让朝鲜的无产阶级成为我国无产阶级一份子,这样才真正符合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的主旨。这种联合,也为日后我国与苏联进行无产阶级政治联合,积累必要经验。我们必须要牢记,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所谓爱国主义,而是解放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朝鲜要出兵,但朝鲜没必要立国,这就是根本利益。“ 

——1950年9月《我们的目的与经验》,王稼祥,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首任驻苏联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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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枢会妥协吗?这是当前华人舆论普遍关心的问题。

认为会的居多,理由是此为‘民心所向’。的确,大街小巷的繁花似锦,确实有点‘民心所向’的意味。不过,这一招在别的国家管用,在大陆,未必管用。

不要忘记,人家就是玩民心起家的,对所谓‘民心’是怎么回事,比哪一个人都更明白。

各式精英人物,想持国秉政,身登高位,这是民心吗?不,这是野心。

民心永远是求安、求富贵、求体面、求康健。这份民心,可以被野心推动,却不会为野心殉葬。

所以,中枢最可能的选择,就是强力打击野心,耐心安抚民心。一旦民心安抚住了,野心就不攻自破。

我们拭目以待。”

——蒋奉天,原《南洋商报》国际版特约评论员,原马来西亚华人媒体联合会理事,1989年5月21日《谁懂“民心”?谁为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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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反右,我就将其扩大化;你要大跃进,我就用浮夸风敷衍;
  你要小四清,我就大四清;你要搞土改,我就杀富农。
  你要自力更生,我就造不如买。你要整走资派,我就整基层。
  你要除旧思想,我就砸文物。你要批私斗修,我就整知识分子。
  你要文革,我就武革;你要将矛头指向当权派,我就将其引向过气的地富反坏右。
  你要组建红卫兵,我也组建另一派的红卫兵,你要增强执行力,我就将其变成个人崇拜;
  你要赢民心,我就喊万岁。
  你不让我官好过,我就挑拨民众斗民众。
  你要反腐败,我就取消职工福利。

  表面上你的要求全执行,但全部执行歪,效果跟你预期的完全相反,让你口碑大坏,自行终止

  这段回复足以总结文革中的多数乱象的原因。
  如果还嫌不够精炼,我用一句话总结文革中的某些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煽动群众斗群众!
(这一段不知道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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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11 11:18 | 显示全部楼层
不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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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1 17:32 | 显示全部楼层
严于律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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