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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车之鉴——民族和宗教政策失败直接导致前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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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20 08: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面朝大海



前车之鉴——民族和宗教政策失败直接导致前苏联解体

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是前苏联的解体,这是一个巨大的已经形成国家的共同体和文明的失败和解体。而如果我们反思前苏联的解体问题,我们会发现前苏联没能有效地处理民族问题,是前苏联政治中最大的失误,而前苏联宪法中存在的各民族主体地位,民族平等以及相应的民主自决权,是前苏联解体的最直接因素。而前苏联宪法上之所以存在着民族自决的条款,是因为前苏联众多的联邦加盟共和国,本身都不是俄罗斯的领土历史部分,因此只有通过许诺带有民族自决权的法律条款,才能实现鼓励这些区域加入前苏联。但这一条款的存在、又直接导致了前苏联解体和众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事实上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因为前苏联宪法存在着“民族自决”的条款,而获得了各自从前苏联独立和分离的合法性。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多元化政治背景的前提下,任何国家内部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趋势和不同的政治选择;而如果允许这些不同的趋势和政治选择自由地通过“全民公决”这种形式来分裂国家,则全球任何主权国家都注定会解体;其中也包括俄罗斯、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因此“民族自决”和“全民公投”不具有使国家合法分裂的国际法合法性。各民族独立主体地位与现代国家的总体性本身也是冲突的。在现代大国体系中,强调国家共同体而不是内部的民族差异性,是现代政治的最基本原则。

苏联式民族政策的实践表明,按民族划分区域、实行所谓自治的做法并没有达到使各民族相互接近和融为一体的目的,反而导致了少数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增强。这种做法使苏联居民首先认同的是自己的民族属性,首先想到自己是乌克兰人、俄罗斯人,或是格鲁吉亚人,然后才是苏联人。

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之所以迅速发展,并要求独立,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联盟并不代表其利益,一些俄罗斯人并没有把苏联看成是自己的民族国家,而俄罗斯要独立,苏联就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说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和大民族对小民族的“补偿”理论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在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以后,应该有所改变和调整,要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培养共同意识,而不是强调和强化差异。


编者按:
上文是来自观察者网,网友的评论。原文如下:


吴启讷:再造国族—中国民族识别的历史与政治面向http://www.guancha.cn/wuqina/2018_02_19_447387_s.shtml


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


经由1950 年代到1970 年代的“民族识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制度化的“民族”身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以否决少数民族脱离中国国家体制为前提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此搭建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族群关系的整体框架。

“民族”身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是清末、民国时期国族整合过程的延伸。从19 世纪末开始,清朝以“新政”的名义,开启将王朝对其边远外缘地区的间接统治转为直接统治的进程,其中包含针对非汉人族群的同化政策,与针对帝国边缘地区的“行省化”政策。继承清朝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和国民政府,也沿着类似的政策方向持续推动这一进程。然而,这两项旨在促成“中华民族”国族整合的政策并未达成预期的成效。

与清朝和民国相较,中国GCD的政治思维具有较宽广的格局。中国GCD放弃了前朝的同化和行省化政策,转而采用以“民族识别”为名的人群分类化和赋予边疆少数族群一定自治权力的“民族区域自治”这两项在外观上与同化和行省化背道而驰的政策。两项政策,部分源自共产主义理念中的民族平等观念,也得到边疆少数族群一定程度的支持。

经由民族识别,建立制度化的“民族”身分,有助于从法律层面保障汉人以外其他族群的平等权利,乃至据以专享政府安抚优惠措施的优先权;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则将非汉人官员安排在区域内明显可见的职位之上,避免了殖民主义的外观。

然而,中国GCD此举的政治意图,并不在于削减中央政府的权力,放松对少数族群的控制,而是逆向思考,放弃形式大于实质成效的同化和行政一体化思维,转而追求换取经国家确认“民族”身分的少数族群的实质效忠,达成向边疆地区基层渗透的效果,大幅推进了国族整合的进程。

这项被称做“民族识别”的工作,并不是中国GCD异想天开、无中生有的行动。在现实中,“民族识别”既是古代中国王朝人群分类传统的某种延续,也是从 20 世纪前半期西方人类学与中国政治需求结合之下诞生的“科学”分类法基础上成长出来的新枝;其过程既吸收了苏联民族思维和民族政策的精髓,也发展出基于政治现实的独特论述和手段。本文尝试检讨这个特定时期人群分类作为政治工具的若干历史渊源、直接动力与操作过程,包括回顾“僮族”这个综合而典型的例子,观察这一巨大国家工程的历史和政治面向。

人群分类作为政治工具的历史

人透过分类来认识世界;统治者则经由分类来统治臣民。“民族识别”是对人群进行分类的工作。将人群分类作为政治工具,并不是中国GCD的发明。现代中国人的王朝祖先、近代西方殖民帝国、18 世纪以来的西方学术界,以及接受西方科学训练的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学界,都将区分人群差异与制订政治目标、调整政治策略链接在一起。

1. 王朝祖先的分类传统

作为一个大陆型文明,多元文化现象从一开始就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古代中原农耕帝国一直面临界定它与周边游牧部落和非华夏集团关系的政治需求,必须经由辨识“蛮、夷、戎、狄”的文化特征与政治经济状况,制订与之交往的政策和对策;面临政治与文化影响力从核心区域向边缘区域递减的问题,农耕王朝发明“九服” 模型,对核心地区实行直接统治,对远离政治中心和文明辐射圈的周边地区实行间接统治。理论上,野蛮人有可能经由政治、经济、文化力之下的“教化”或“王化”,转变为文明人;尚未转变者,则被暂时归类为“化外”。

依照这一政治化的标准,蛮夷被进一步划分为“生”、“熟”两类,朝廷据此分别制订或“宣威”或“怀柔”或“羁縻”的政策;针对性地单独或交替运用“以夷制夷”、“广封众建”等政治手段。若连间接统治的目标都无法达成时,则以文化为标准,实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防御性政策。

纂绘于 18 世纪中期的《皇清职贡图》记述了清帝国范围内 263 个土著群体,这个稍嫌庞大的数字是将习用的社区名称与不同部落、地域、服饰等指标交叉汇编后得来的。《嘉庆会典》中,则在“旗籍”、“户籍”与“边民”的概念下将帝国的臣民分为 20 类,即“旗籍”之下的满洲、蒙古、汉军等 3 类;“户籍”之下的民(含“散处回户”,指涉范围与现代”汉族”、南方丘陵地带汉化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及汉语穆斯林约略相当)、回(指涉突厥语穆斯林,含新疆各处穆斯林及甘肃“撒拉尔”)、番(指涉藏、羌语牧民,但同时也指涉台湾南岛语住民)、羌、苗、猺、黎、夷等 8 类;”边民计以户”的索伦、达呼尔、鄂伦春、毕拉尔、赫哲、费雅喀、奇勒尔、库页、恰克拉等 9 类。

与现代国家出现之前的其他帝国、王朝类似,清朝未能建立族群分类的一致逻辑,但它在族群政治方面却取得历代王朝前所未有的成功。满洲人以少数民族的身分入主中原,必须建立有说服力的族群论述和具操作性的族群政策。对于继承清帝国领土及人民遗产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清朝将文化差异极大的各色人群纳入同一个统治体系的历史,正是这两个现代国族政权试图在现实中追求的目标。

2. 近代西方分类学典范

人群分类也与近代国家政治建立了紧密的连结。在西欧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人口统计作为资本主义体制下政府制订系统政策的工具的功能不断提升,“身分”(identity)是其中一项重要指标。对于国家而言,追求人口分类的政治效应,必须建立一套具操作性的分类系统。

在人类学与政治之间建立关联,同样不是近代中国的发明。事实上,它始于西方殖民者向非洲、亚洲、美洲的扩张。1950 年代中国GCD在大陆从事民族识别的技术基础,即源自由欧洲率先发展出来,用以解释人群差异的理论。这些理论,建立在人群之间在体质与文化特征上存在足以辨识的差异的假设之上。

早期解释差异的理论是种族(racial)理论。19 世纪的多数种族分类学推断人类的生物差异与习俗相关。这一观点到 20 世纪中期后被学界摒弃,现代基因研究显示,外表与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可以确认的关连。相较于种族理论,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在判断人群差异的“科学定义”方面发生了远为重要的影响。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试图利用语音、语法、词汇等元素,对现存的人类语言进行遗传学的分类,将他们划入“语系”、“语族”、“语支”等语言家族树的体系内,并将语言差异与人类文化的差异连结起来。在现实中,这一途径成为族群分类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同样产生于 19 世纪的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ethnology),即支持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区分人群间的基本差异。恩格斯将摩尔根的理论改写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而这一版本又经过列宁与斯大林重组,应用于共产主义官方民族学当中。

二战之后,美国人类学家也开始使用 1930 年代末期由法国人类学家最早采用的“族群”(groupe ethnique, ethnic group)取代包括“部落”等在内较早的概念。此后,学界对传统西方人类学的质疑不断增加。毫无疑问,现代族群的差异是根植于其前现代的文化差异之上的。但前现代文化多元的脉络,则遭到现代“族群”脉络,或曰民族分类脉络的覆盖。之所以如此,乃是由于民族分类是现代国家运用国家政治力才能够操控的技术。

3. 东亚传统秩序崩解前后:清末、民国的分类与政治

19 世纪到 20 世纪之交,亚洲政治地图经历了重绘的过程。清朝的藩属国脱离北京的政治影响范围,成为列强的殖民地,清朝本部也在不平等条约下丧失了陆上与海上边缘的土地。中国的边界被固定下来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内部开始面临另一个转型问题:国家需要将居住在这些明确边界内,接受或未必接受中央政府统治的人群,转化为主权国家内的“少数族群”(ethnicminorities)。

在列强的亚洲殖民地,殖民当局对当地深植于历史文化沃土的丰富族群现象迷惑不已。为了统治需求,有必要制造一个人口统计体系。19 世纪末,装备新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理论的欧洲学者,开始针对英、法等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以及中国、泰国等国的边缘地区展开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

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中国传统的“夷夏”之别,转变成为“华洋”之异,促使王朝在回、藏、蒙疆和满洲本部推动行省化,引进汉人地区的政治制度,改军府制和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国内族群问题与主权、领土完整等近代国家生存的要件连结在一起,使得清末立宪派认定中国历史系由多民族共同参与书写,并据此对外建构“中华民族”,对内主张“五族共和”。清末对“五族”的界定,是结合满洲朝廷政治传统与现实政治情境的产物。

1911 年之后,中国的民族主义菁英无意放弃清朝的任何一处领土遗产,因而必须创造一套全新的概念体系(terminology)。既然中华民国由平等的国民组成,部分国民就不应再被视为蛮夷,“民族平等”的概念于焉诞生。当中华民国试图实行民主政治之际,统计选民的数量、安排各利益团体、地区与族群的政治代表比例,无不需要建立一个可操作的分类体系。不过,这一需求,直到 1920 年代末期才最终得到正视。

1927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随即宣示其对于“中华民族”的新版定义,即:“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虽有汉、满、蒙、回、藏等之名称,如同张、王、李、赵之区别”。面对日本的威胁,蒋介石进一步将“中华民族”解释成”国族”,主张汉、满、蒙、回、藏是同源的“宗族”,是构成中华民族的组成分子。

然而,不论“五族”的性质如何,“五族”的分类在中国并未沿用太久。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人群分类方法的变化,经由受到西方理论影响的日本,再影响到中国,中文“民族”一词,即借自日文汉字。从 1920 年代开始,这个概念在苏联的民族理论影响下,获得了新的含意;在现实中,族群政治情势的变迁,加速了人群分类方法的转型。

中华民国从清朝继承的遗产,附带着转型未竟的债务,直接影响到 1912 年之后中国的边疆政治和族群政治。清朝迟至 20 世纪初才在外蒙古和西藏推动行省化,因行事匆忙而功亏一篑,遂使两地的政治传统免于中断,进而造成两地在 1912 年以后长期处于事实独立状态;到 1930 年代,国际局势的变迁,再度牵动内、外蒙古、满洲、西藏乃至新疆的情势。尽管原因与背景各异,汉人以外的“四族”,还是全部卷入以自决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之中。

不过,近代中国境内非汉人族群争取权益的运动,并非皆以民族自决为最高诉求,这一现象,为族群分类方法的变化提供了契机。在新国家“五族共和”口号下,取得与汉人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相应政治权利的满、蒙、回(突厥语穆斯林)、藏,于主观上及客观上皆具有脱离中国国家体制的潜在危险,但那些于 17 世纪中期以前便以某种方式整合到中华帝国秩序中的非汉人群体,在 20 世纪的民族主义风潮中,并没有寻求脱离中国,反而尽力寻求在中国国家体制内占有一席之地。这些主要分布于帝国东南与西南丘陵地带的山地农耕群体,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攀附”华夏的延续性历史过程,混杂了“华夏”的历史记忆,到了近代,几乎毫无异议地接受了“中国人”的国族身分。当 19 世纪末的“中华民族”与“五族共和”论述初现时,这些群体从中体认到其寄存于新的民主宪政体制之中的族群身分与政治、经济权益的关连,遂致力于追求与“五族”平行、平等的地位和分享国族整体资源的权力。

“五族”以外少数族群菁英的努力,还意味着一种更深层的质疑,中国是否等于“汉人的国家”?或必将透过同化的过程,最终成为“汉人的国家”?这样的质疑,实质上有助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为其继承古代王朝遗产的合法性辩护。只不过,直到中国GCD夺取政权后,才彻悟到这一质疑的个中三昧,顺势将少数族群菁英的诉求纳入国族整合计划中。

在“五族”以外的群体寻求族群身分确认之际,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现实又进一步彰显了这一议题。从 1920 年代中期到 1940 年代末期,中国处在长期的内战和对日本的战争中,清末以来国土分崩的危机在非汉人集中的边疆地区再度加剧;中国内部不同政治倾向的政治势力也都有意争取少数族群的支持;而日本的入侵又迫使中国政府将政治中枢乃至教育、学术机构移往靠近西部边疆的区域。这一切都促使政府与民间增加对非汉人人群的关注。官方面临对边疆地区所知极其有限的状况,有意与学术界合作,制订针对非汉人社会详情的调查目标。官方与学术界的共识是,这样的调查是朝着将各“族”整合成为“中华民族”的方向推进中华民国整体国族建构目标的必要步骤。

上述调查工作产出的田野报告,使得多数民族学家取得更改“五族”的划分方式,将中华民族定义为由各个成员构成的完整实体的共识,为现实中的抗战动员以及于 1980 年代最终形成的中共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说奠定了基础。主流民族学界的新分类方案,是一方面追溯中华民族各成员在历史上(各自的与共同的)渊源,另一方面又以语言学调查为核心,将“中华民族”分为 10 个“族系”之下的 76 个”族支”以及 10 个“族系”之外的“塔吉克族”(印欧语系)和“乌梁海族”(语族未定)等共 78 个“族支”。1930-1940 年代的语言学/民族学调查,无疑揭示了长久以来不为人所知的中国族群文化的一些深层内容,其中多数被挪用到 1950-1960 年代的民族识别之中。

民族学研究的较新结论,与盛世才同期在新疆进行苏联式民族识别的结果,影响到中国GCD的革命论述和民族论述。毛泽东在其《中国革命和中国GCD》一文中宣称: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国家”,同时“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所以也“是一个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的民族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相互压迫”。

中国GCD的民族论述逻辑就此成形,并一直延续到今日。其内容可以归纳为: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中国国界范围内整体的“国家民族”;中华民族内部拥有众多、平等的“国内民族”。针对蒋介石将汉人和非汉族群视为“中华民族”内“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或将(后来被中国GCD定义为“回族”的)汉语穆斯林定义为“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毛指责其“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

毛泽东对蒋介石民族论述的诟病,也不是全然无的放矢。在国民党统治大陆的 22 年当中,官方未能制订系统的族群分类计划,而民族学、人类学家研究中的学术面向,终究未能在现实中与官方的民族论述和族群政策发生有影响力的交集。倒是中国GCD以及像盛世才这样独立于国民党以外的地方政治势力,基于其统治非汉人族群居多数的边疆地区的政治需求,尝试在新式的民族分类方法和动员民族资源间建立连结。盛世才的师法对象,是苏维埃俄国。

苏联人群分类政策的影响

1. 苏联的民族识别

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后的族群政策,首要目标是应对前帝国边疆地区各族群的挑战。这一政治-社会工程的首要步骤,就是发明“narod”(同样被中译为”民族”)。沙皇政府在 1897 年进行的第一次人口统计,显示帝国境内有 146 种语言和方言,帝国以语言和宗教划分族群;1926年苏联的第一次人口统计,公民所申报的“narod”身分则达到 190 余种,其根据不仅涉及语言和宗教,还涉及到地域和氏族关系等。

官方学界在针对这一身分清单展开一番民族志加工和政治操作之后宣称,这 190 余种自我认定的身分,有些只是较大的“族类共同体”的地方分支;有些则属于“次级族类共同体”;另有一些自我认定的语言其实是方言。于是,官方学界为苏联所有族群重新命名、分类,并划定了层级,再依斯大林对苏联族群状况的主观推估,于 1939 年的人口统计中,将苏联“族类共同体”的数量减到 99 个。

不过,要求得到”自己的国家”的族群远超乎布尔什维克最初的想象,苏联当局遂将“社会主义联邦制”设计成为一种俄罗斯套娃(matruska)式的族类共同体单位分层制。为了使这种政治策划合法化,苏联又发明了依照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理论和斯大林版本民族定义将族群划分为不同类型及层次的一整套理论。

苏联的族群分类学实践,是以“族类共同体”的“社会发展阶段”与人口规模的差异作为主要依据。官方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的“族类共同体”视为“民族”(naciia)。其中到 1917年为止已到达资本主义阶段的族类共同体,当然已是“民族”;人口不足 10 万,处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落后阶段”的族群视为“部族”(narodnost);处于“原始公社”阶段的族群,则视为“部落”(plemia)、“氏族”(plemena)。

1917 年之后,人口较多的族类共同体,也可加入“民族”的行列,成为“社会主义民族”(socialistichskie nacii);人口较少及处在“落后阶段”的其他少数群体,则被归类为“社会主义部族”(socialistichskie narodnost)、“少数民族”(nacioinalnye menbshistva);苏联国内的移民群体被归类为“民族集团”(nacionalnye gruppy);有待识别的少数群体被暂定为“族群性集团”(etnicheskiy gruppy)等。依照这种社会型态学的分类标准,苏联共拥有 119 个 narod。其中包括49 个社会主义民族,40 个社会主义部族,30 个民族集团,以及数量不详的若干族群性集团。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被设计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邦联。它的结构是,最上层为各民族(naciia)的民族国家(“加盟共和国”);在各民族国家内部,具有足够人口或文化特征的少数群体也定义为民族(naciia),可以建立“自治共和国”;而部族、少数民族、民族集团和族群性集团等,被视为不具有建立加盟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条件,只能建立“自治州”和“自治地区”。

苏联的国家建构计划展开后,立刻遭遇到一个核心的障碍,即不可能依照被归类的各族群的分界线来划定“民族国家”的边界。因为各族群是混居的,而且会流动。民族志学者们为了达成斯大林“让各民族的边界固定下来”的政治意愿,致力于依地域来划定族称。这样,当局赋予各“社会主义民族”的名称往往背离族群自身的意愿,甚至背离学界的共识。

不仅如此。在现实中,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并不是公认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仅仅是名义上的民族国家,苏联本身才是一个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具备现代民族国家重要特征的政治实体。诸多迹象显示,苏联的民族识别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与民族体系的建构实践,与斯大林的民族理论相互冲突。与此类似,由师法苏联的盛世才在新疆从事的民族识别,与中共建国后的人群分类工程,也感染到同样的病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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