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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中苏铁列克提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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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7 23: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文存 于 2018-4-9 00:09 编辑

  中苏铁列克提之战  
 
  土 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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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驻华大使馆: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上午,苏联方面出动直升机两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和武装部队数百人,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纵深达两公里,无端的向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并向中国边防巡逻人员进逼包围。中国边防人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目前苏联方面正继续调集大批军队和坦克,企图挑起更大的武装冲突,事态正在发展中。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蓄意侵犯中国领土、挑起新的流血事件,提出强烈的抗议,并要求苏联政府立即从中国领土上撤出全部入侵的军队,立即停止射击,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于北京
  (一)
  这是中国方面最早出现于报端的关于铁列克提之战的照会通报,这件事过去45年,而在这45年里,铁列克提之战鲜为人知,且被以讹传讹。
  做为国家机器的军人,其本质就是职业杀手,当两个大国的国家机器相碰撞时,最先发生接触的是军人,我们不能用好人与坏人去评价为了自己本国利益而浴血奋战的一线边防军人,从中立的角度上来说,他们都是本民族的英雄,虽然军人所杀死的敌人,可能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可能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可能是一个温柔的丈夫。当因为政治的需要或国家利益的需要,军人会用毁灭对手的方式来毁灭自己,以此来履行自己的职责。
  对45年前那场边境冲突,我们了解不多,我们也无法了解更多,所谓的真相随着时光的漂移,所沉积下来的只有对生命的消亡而带来的遗憾……
  在45年前那个夜晚,不管是我们还是对方都在做一件相同的事,准备杀死对手,来悍卫国家的利益。
  只有17岁的袁国孝没有想到只有他一个人从主阵地上活着回来了。1969年8月12日那天晚上,袁国孝一次次的把枪榴弹插进56式半自动步枪的枪管,拉上枪栓,无弹击发着。这个圆东西,如同远在河南家乡的老娘在河边洗衣服时用的棒锤,做的很精细,也很好看。而这个东西绝对是一个杀人的武器,他的作用如同手榴弹,只是得用空包弹做为动力把他打出去而已。袁国孝才当兵5个月,别说枪榴弹他没打过,就是子弹也没打过几发。
  那天晚上卫生员丁殿勋在和他尊敬的老师孙新民医生聊天,与袁国孝一样,丁殿勋也是个新兵,对于即将发生的事,他没有什么不安和预感,对他来说,领导告诉的只是一次正常的国境巡逻而已,倒是他一直尊敬的孙医生用浓重的陕西话对他说:小丁,你很年轻,我家里虽有妻但无子女,如果明天你能活着回来,告诉我的母亲和妻子,莫悲伤,我是为保卫祖国而战死的。这话让丁殿勋突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连长范进忠是个孤儿,是吃百家饭长大的,1969年他刚好30岁,当了11年兵的范连长提干后,年年被评为五好干部,对他来说,部队就是他的家,他是中午才带着自己连的骨干从分区赶到铁列克提的,在哨所的烛光下,范连长看着他和儿子的一张合影,照片上的儿子才两岁,也天真的看着他。
  几个新闻记者那天晚上有点兴奋,他们已在塔城等了很多天了,这些记者更愿意战斗能够打响,而他们也更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而他们要做的是真实的记录下中国军人的英勇杀敌,凯旋而归的场景。
  不大的土坯房中弥漫着烟草呛人的刺激味,有人在不停的吸烟,有人不停的咳嗽。
  可以把请战书贴在墙上,可以把血书交给组织,可以大呼小叫的吼出各种口号和语录来表达,“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情,但真正直面死亡时,那种让人热泪盈眶的口号也会让人胆怯。
  所谓侥幸心理就是战场上的交战双方都会认为子弹会绕着自己走。
  阎王爷已悄悄的向他们走近,而他们根本无法预知小鬼们在那里等着他们。
  从资料中点点滴滴的掩饰上,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不是一次寻常的巡逻。
  1969年中苏边境线上发生的一件大事,两件小事直接导致了铁列克提之战,一件大事是珍宝岛之战,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东北边境,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队略胜苏联边防军,战斗的结果是中国军人牺牲29人,伤62人。苏联军人阵亡58人,伤94人。而在当年的资料中反映的是边防站叫孙玉国的站长,指挥边防军人给与了苏联人重大的打击。而真实的情况是,当时沈阳军区的精锐部队做了充分的准备并参战,而指挥这场战斗的是军区副司令员肖全夫将军,肖全夫是谁,他是1953年代表中国出席板门店停战签字仪式的中国人民志愿军46军军长,而在珍宝岛战斗之后的“九大”上,珍宝岛之战的影像放映,极大的刺激了文革中狂热的中国人,珍宝岛边防营职站长孙玉国更是受到吹捧,一路走红,以至四年后升任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在新疆的边境线上,也有很多的争议区,而争议区基本控制在苏联边防军手上,打一个象珍宝岛一样漂亮仗,在政治上捞上一票的想法自然会钻进了新疆部队某些高层的脑中。
  两件小事,第一件事是丘尔丘特转场,1969年5月,由冬牧场向夏牧场转场的羊群要穿过争议区,当时新疆军区为了保证牧民顺利转场,有目的进行了武装护牧穿越争议区,参与转场的牧工都是参与过战争的退伍军人,有些战斗经验比年青的边防战士还丰富,转场时,牛、马肚袋里藏着枪,只要对方不开枪,中国的兵团牧工也不会把枪取出来。军区在丘尔丘特外围做好了战斗准备,布置了骑兵营和炮兵营,而当年的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亓谦斋亲任前指总指挥坐阵塔城。穿越争议区时,中苏边防军人和牧工用棍棒和枪托进行了较量,如果苏军士兵开枪,此次目的就达到了。中国军人和准军人兵团战士可以一举歼灭来犯之敌,较量的结果是中国的羊群顺利到达塔斯堤草原,中国牧工还顺便抢了苏联人的枪,而苏联人的枪里根本没有装子弹,所以没开枪,这让坐阵指挥的副司令大失所望。
  第二件事1969年6月10日,在塔斯堤放牧的牧工张成山误入塔斯堤河与乌斯干河的中苏争议区,被苏联军人绑架,当时在现场的塔城军分区骑兵营排长李永强私自下令向苏军开枪,苏联军人予以还击。前去解救张成山的牧工孙龙珍被对方的流弹射杀。从宗教信仰或伦理道德上,苏联军人都只可能把枪口对向军人,不可能对向妇人,理亏的苏联人第二天释放了牧工张成山。排长李永强被奉为战斗英雄。
  苏联军人从不带弹驱赶中国转场的羊群,到实弹误杀我边民,这种上升的态势并未引起中国边防部队领导层的重视。从而导致苏联边防军设埋攻击我巡逻队,形成了事态的急剧上升的态势。
  一个偏远的边防站,一次正常的巡逻任务,确集中了十名记者,这本身就说明这些巡逻并不是正常的巡逻。而这些记者是从那里来的。
  1966年才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找到工作的江青同志,此时已不再热衷“八个样板戏”,而开始关心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也让江青折腾没了,没了的原因是江青把他的那帮人顺理成章的带进了更大的一个权力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是她觉得军队也得听她话,“九大”之后,各大媒体都要求开辟一个如同珍宝岛一样的新的宣传阵地,来揭露苏修新沙皇的丑恶嘴脸,这个倡议得到了江青同志的首肯,江青亲自给总参谋长黄永胜电话安排了采访新疆军区边防巡逻的事!而对于新疆军区来说,并不喜欢这些“无冕之王”到处游荡,宣传这东西是把双刃剑,宣传好了可以在政治上捞一票,如果宣传砸了,政治生命没了倒是次要的,有可能爹娘给的生命都没了。
  而习惯于“东西胡同南北走”的记者们,可不这样想,在全国上下一片红,“文斗、武斗加揪斗”的狂潮中,敏感且又勇敢的记者们,需要的是一次真正的“战斗”。
  八一电影制片厂本身就担负着边境战备执勤的采访和录影工作,当时八一厂在新疆军区摄制组的序号是36号摄制组,且前期成功的拍摄了丘尔丘特转场和塔斯堤事件的处置,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其它新闻单位进疆后自然向八一厂靠拢。“八一”厂在那,他们就跟到那里。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铁列克提边防站,最多时挤了20多名当年从中央到地方的知名媒体记者。如果只是需要一段边境巡逻的影像,记者们就不会这么煞费苦心了,新疆与苏联的边境线,到处是绵绵的群山,漫漫的草原,茫茫的戈壁,随便找一个地方就能拍一天,而扎堆的集中在铁列克提说明当年,铁列克提已箭在弦上。
  从塔斯堤到丘尔丘特再到铁列克提,这在边境上属于三个相邻的点,而这三个点相联起来,就是当年的国境线。
  解放后中苏边境,苏联方有边防军,苏联边防军1918年开始组建,并参加过卫国战争,苏联边防军独立于国防军,其装备和建制与国防军相同,也编有空军和海军。而中国边境线上很少有驻军,1962年4月伊塔事件之后,新疆军区才在边境地区逐步建立边防站。边防站更多的作用是边防检查,防止偷越境。还不具备进攻性的作战功能。
  1969珍宝岛战斗之后,中国边境上的边防站开始改编成为边防作战连队,各军分区所属步兵、骑兵编入边防连队,伊犁军区骑兵营调归塔城军分区建制,改称为塔城军分区骑兵营,7月在原有骑兵营、步兵营及14个边防站的基础上整编为塔城军分区步兵第3、4、5营,而铁列克提边防站与禾角克边防站合并成了一个边防连。而在很多关于这场战斗的续述中都涉及了调兵进入铁列克提驻防,其实当时是在整编。而在铁列克提之战之前,这里也确实增加了一半的兵力。可以理解成为巡逻做准备。
  一切的一切都在乱哄哄的准备中,那时候,不只部队乱哄哄,整个中国都乱哄哄的,边境巡逻计划上报了新疆军区和外交部。
  军队在“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下,进行了相应的训练,但这段时间的训练已比1964年时的大练兵,训练少多了,训练时间多让读报纸、表忠心的时间占据了。而在混乱的整编中,干部不认识自己的士兵,士兵也不解自己领导,那时候部队还有很重的老乡观念,塔城军分区那批兵主要的河南和甘肃的。
  1966年以前的巡逻是裴映章副站长带人牵着马走出来的,而在边防站整编过程中很多老边防由于年龄和职务问题已安排转业,裴副站长就是其中一员,那条线路在1966年前还经常走,一般情况下,进入争议区是我们上午来,他们下午走,也最大可能的避免冲突。有些时候遭遇了,也会相互撞膀子,相互用对方听不懂的语言强调主权,互相指责一番,再严重点就是都撤到有利地势相互用枪虎视眈眈的对瞄一会,只要有一方瞄累了,扛枪走了,另一方也就做罢。再后来,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双方巡逻有了冲突,中国边防军人一般走路,或者骑马,还没到指定的位置,人家的飞机和装甲车就到了,堵着不让走。
  战争就是流血的政治,箭已在弦,不得不发了。从丘尔丘特转场到塔斯堤事件,中国边防军人越来越轻视苏联边防军人的胆量和能力,而苏联边防军人越来越重视中国边防军人的“挑衅”和行动。
  据苏联军方记载,1969年6月后,中国的毛派分子越来越张狂,以前巡逻相遇,他们装着看不见苏联军人,而现在他们开始吐唾沫并喊着侮辱的话语。这段记录符合当年文革时期的中国人普遍的行为。
  相比较那个年代所发生的其它事件,中国边防军人对这次军事行动还是进行了计划,1969年8月11日,巡逻组在排长李国贞的带领下事先试走了线路,但没有进入争议区,看领阵地的9名成员在一处无名高地上合影留念。从照片上可以看出,9人中除了八一厂摄影师李连祥和报务员曹新龙外,其它战斗人员都配备了56式冲锋枪,56式冲锋枪在当时是干部和班长才能执有的武器,可见巡逻组是由军事素质很强的干部和骨干组合而成。
  而在11日这天的勘察线路的行动已让苏联边防军引起了足够的重视,据苏联对这场战斗的记录称,“扎拉纳什库里湖”事件是由1969年8月11日开始的,苏联边防前哨班班长杜列波夫伊尔发现了中国边防一个加强班的军人在边境的活动,马上这个“发现”被上报到东部边疆区领导灭尔库洛夫少将那里,灭尔库洛夫提议与中方进行边境会晤。但中方保持沉默,在中方的记录中确实记录了原定8月11日进行的会晤改到了13日进行,因为13日中国将在争议区巡逻,目的是把苏联官方的注意力引开,现在看来这事做的算是掩耳盗铃了,苏联边防军当年通信条件比中方强很多倍。随后苏联东部边疆区巡逻队彼得大尉被派到前沿哨所来协助叶普盖尼中尉。
  据叶普盖尼中尉回忆,我们密切观察中国边防军人的举动,特别让我们警觉的是两组中国边防军人出现在中国铁列克提岗哨上,他们轮留登上高处,不由得要问为什么?挑衅的气息开始散发出来,我和彼得大尉交换了意见,制定了下一昼夜守卫边境的计划。彼得大尉命令两台装甲车在关键地段隐藏起来,观察哨被强调加强夜间对边境的监视。
  向阳沟这个地名很明显带有文革的色彩,沿S318线由托里向阿拉山口方向行进,在距阿拉山口80公里的一个山道处有一个向右转向的路牌指向铁列克提40公里。进入这个区域,就没有公路了,一路是戈壁沙土路,而向阳沟是一个峡谷,峡谷两侧是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有一条河沿着山谷蜿蜒而下,河道两边的湿地上长满了新疆特有的河道植被,风光极美,有一段路遍地的野生枸杞。铁列克提边防站就在向阳沟里,距铁列克提前哨班还有20公里左右的山路。出这个山谷视野一下开阔起来,海拨降到600米左右。这个开阔地就是当年争议区,中国方面认为国境线应该是以阿克哈巴河为界,而苏联方面认为国境应该以扎娄勒山为界,而这片开阔地刚好处于扎娄勒山下,阿克哈巴河边,铁列克提河顺着山谷流入了扎拉纳什库里湖。
  扎拉纳什库里湖边有一个火车站,这条铁路通向阿拉山口,是当年中苏的友谊铁路。
  据老兵回忆,中国边防军分巡逻组、掩护组、指挥组、预备队。巡逻组为保持体力,就隐蔽在距边境5-6公里的前哨班,其它组先后且分头由向阳沟铁列克提边防站向铁列克提边境线开进,具体有多少人,至今为止,谁也说不清楚。在这次巡逻前和边防站整编过程中先后有几批人员进驻铁列克提边防站,有记载的是当年6月中旬塔城军分区骑兵营一连连长肖发刚带领一部分人进驻铁列克提,成为整编后第一任连长,副连长杨振林带领分区步兵营一个排进驻铁列克提,7月16日,分区参谋尹效智带两个步兵班进驻铁列克提,7月20日,分区骑兵营一个排进驻铁列克提,8月12日,分区步兵营连长范进忠带领部分排长、骨干来铁列克提。按中国式的整编,有调入的自然有调出的,在8月13日出动的边防军人有多少,目前没有人说得清了,在参与巡逻的队伍中还有10记者。
  1969年8月13日零点左右,睡熟的新战士们被老兵叫醒,部队准备行动,各分组列队,虽然这里离铁列克提边境线还有20公里,但似乎怕惊动了20公里外的苏军一样,大家静悄悄的站队,清点装备,各领队小声的点名。
  袁国孝分在中翼掩护组,丁殿勋分在左翼掩护组,范连长带着右翼掩护组。
  1969年8月13日是农历七月初一,那天没有月亮,也没有云彩,繁星高照,选择一个没有月亮的日子进行潜伏是边防部队常进行的作业科目,虽然没有月光,但在漆黑的星光下同样可以准确的找到潜伏的位置,这是老边防的基本功之一。
  部队出发了,人不知鬼不觉。在崎岖的山道上不时有人跌倒,也不时的传来带队干部的鼓劲的政治口号,比如:四海翻腾云水怒,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马上有人回答,五洲震荡风雷激,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
  人不知鬼不觉的事,一般都是当事人自己单方面认为的!这个世界只要有三个人同时去干一件一样的事,就没有秘密可言了,何况前一天,中方的行动已被苏方盯上了。
  1969年8月13日北京时间凌晨5时30分左右,苏军前哨杜列波夫依尔中士发现了进入争议区的中国边防军人,在漆黑的夜晚微弱的星光下,成剪影的676高地上寸草不生,杜列波夫依尔中士看到山脊上有黑影晃动,接着他用夜视仪进行了确认。
  得到毛派分子入侵深入700-800米处的石头山的消息后,戈沃尔中尉向哨所发出了“准备战斗”的警报,临近几处哨所的备用兵力接到战备警报后,开始向676高地方向集结。
  这是个很奇怪的地形,从向阳沟出来一路下坡在扎娄勒山与扎拉纳什库里湖之间大约有3-4公里的距离,这块空地上无端的长出几块山不山丘不丘陵不陵的地貌来,不大不小的横在空阔的冲击平原上。
  摸黑到达676高地的中国士兵试图在高地上挖战壕,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座被苏联士兵称为石头山的高地确实是石头的,虽然不是整体,但这座石头山的岩石在地质学中被称做页岩,是一种沉积岩,具有薄片状的结构,一层层的压合在一起,稍一敲就可以取下一块,这种岩石经过千百万年的雨水和狂风的吹刷,边缘部如同刀片般的锋利,在现代武器的冲击或爆炸作用下,产生的杀伤力可以比弹片都强。而其坚硬的表面,使用工兵铲是无法挖动的。而石山的顶部只有一道山脊,正面对苏联的一面是一个缓坡,角度估计有60-70度左右,而背面基本趋于垂直,正常情况下无法上下通过。整个山型就如果古代帝王墓的地面封土。只是东西薄,南北厚而已。
  中翼组在班长李健的带领下潜伏在这个山丘上,这个山丘正面背面都没有可以藏身的掩体,短时间内挖出一个战壕来,基本是不可能的事。不管坐着还是爬着,地表的页岩都立愣着戳向人体。在这个光秃秃山体上,最好的姿势是蹲着。走了近四个小时的路,一身的汗,刚歇一会身上的汗退去,8月的深山里瞬间寒冷起来,冻的人哆嗦。中翼掩护组几个人侧蹲在山脊的东面,一字排开,相护靠着取暖。摄影记者王一兵也准备好了像机。子弹已压上了枪膛。而袁国孝和副射手拿着枪榴弹潜伏山的东北角,旁边是记者温炳林调整好了摄影机对向前方的苏联方向。
  苏军参谋长尼基坚科中校此时是现场的最高指挥官,在他的命令下一架米-4直升机起飞,由北向南的向石头山和铁列克提前哨方向低空飞行,甚至在袁国孝他们的阵地上空悬停了一会,进行了拍照,清点人数。当摄影记者拍下2个新兵,手执毛主席语录紧握钢枪怒斥苏联飞机入侵中国领空的豪迈动作时,米-4上的苏联士兵也拍下了毛分子入侵者的人数和装备。然后向纵深飞去。尼基坚科中校得到的侦察报告是,在我们的领土上毛派分子在石头高地和右高地北面山坡上修筑工事,在右翼,中国的领土上,发现一台载有士兵的车,此外还有一支有11人组成的小组从中国“铁列克提”哨所出来,沿着巡逻道向石头山高地行进。分析情况后,尼基坚科中校命令戈沃尔中尉乘装甲车前往中国阵地前用喇叭喊:你们侵犯了苏联边境,请马上离开,我们警告你们。
  双方的对峙坚持到9点,现场情况不断的从哨所发向上级,东部边疆区灭尔库洛夫少将和政委伊戈尔上校分别拨通了莫斯科边防军总参谋部的值班电话,结果对方对他提供的信息表示感谢,然后就挂了电话。电话再次打到克格勃总部值班室,关于是否可以开枪的问题同样没有获得答复。于是伊戈尔上校通过私人关系打到了边防军参谋部的朋友那里,朋友告诉他,领导层知道了此事,但都在保持沉默。
  苏联边防军的领导层集体保持了沉默,边境开枪对他们来说是要承担国家责任的,除非最高领导下令。那时候勃列日涅夫可能还没起床,高层人物一般头脑都比较清醒,也习惯了踢皮球。而处于低层的军官又多数处于二百五的阶段,遇事很难通过大脑过滤,当灭尔库洛夫少将和伊戈尔上校对是否开枪犹豫不决时,前方的战斗已打响了。
  天刚亮,苏联边防军已有装甲车占据了676高地西侧、西北侧。
  8时30分,指挥组将上述敌情电话报告了塔城军分区,军分区指示:停止巡逻,占领有利地形,监视敌人活动,待命。
  9点,军分区电话指示:立即恢复巡逻。
  9点15分,巡逻组电台用明语向指挥组报告:巡逻组已出发。
  现在去谈论第一枪是谁开的已没有任何意义。但从苏军回忆录中的这句话,可以判断苏联边防军开了第一枪,“边防部队参谋长尼基坚科中校承担起作决定的责任,他命令将中国人从苏联领土上赶出去。”于是北京时间9时40分隐藏着的装甲车开出了掩体。
  此时巡逻组冲过了前方拦截的装甲车辆和苏联士兵的堵拦,已靠近676高地下。
  中翼组的战斗人员间隔5-7米已散开在山脊上,或蹲在山脊后,或在尖石稍少的地方爬下成射击状。而袁国孝在班长李健的指挥下和副射手从东南角绕着山背后,又潜伏到离装甲车更近的东北角。
  我们常用一个词,战争一触即发,如果当时裴映章带着的巡逻人员被堵挡时,按以往正常情况下,相互对撞一会然后撤离,战争就不会发生,如果巡逻组撤离,各掩护组也就撤离了,铁列克提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如果。
  裴站长一行的11人是军人,军人的职责是服从命令。对裴映章来说,这是他军人生涯的最后一次巡逻,他希望有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这次巡逻本身就是他带着新来的干部认路,如果裴站长知道他这次巡逻牺牲之后的三十年里,中国边防军人再没有走过这条路,他一定不会执着的坚持走下去。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当年裴站长依据什么确定这条线路是中国的边境,就是有地图也是苏联的军用地图。但守土固边是军人的职责。
  1883年10月3日,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规定中还可以看到中国清代当时划界的旧卡伦位置和方式,“处于郎库勒之野西北行,至莫敦巴尔鲁克旧卡伦”,现在我们无从查知巴尔鲁克旧卡伦(哨所)的位置,这是塔城与前沙俄划界的文字依据,这段路线就是从铁列克提到塔斯堤的线路。在额敏县志中还记载了这样一段,在《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中俄方提出将位于中国境内的巴尔鲁克山借予俄国牧民放牧10年,到光绪19年借约已满,沙俄又续借为由强占3年,当年的陕甘总督长庚上表朝庭认为:“此山一日不收,则伊塔一日不能宁靖,实为失地利、扰行旅、断后路、危疆域之大害”。1894年中俄签订收回《巴尔鲁克山文约》,此地收回后,塔尔巴哈台行营营务处佐领忠瑞,受命沿边境一线勘察,安设卡伦,驻兵管理。10月革命之后,继承了沙俄的领土的苏联就在此地驻军,而当年中国内忧外患并无驻军。按1945年版的苏联地图所标的国界线,由北向南一字排开的三个阵地均位于苏联一侧,巡逻组行进路线已进入苏联边境。1962年8月,中方才在此处建前哨班,而铁列克提边防站还在20公里外的向阳沟内。
  文革期间中国政府不承认清王朝的不平等条约,以做为中苏重新划界的谈判条件。但已成为历史事实的边境,无力更改。当时,中国的国力还不足以与苏联对抗。
  苏联边防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瑷珲条约》《伊犁条约》什么的!就如日本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一样,中国人不知道《日内瓦条约》一样,对他们来说,那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中国的毛派想侵占苏联的领土。
  我们所提的搁置争议他们是这样理解的,“中国人很记仇,再过100年,他们还是会想起的,我们两国间的边界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它只是被压了下去,中国人并没有清除掉自己对俄罗斯的领土的要求”。我方的回忆录中说苏联军人把界石搬到了中国境内纵深之事可信度不高,那也许是政治宣传的结果。苏联人的胃口不会小到蚕食几百米的不明边境,要搬早在中方无驻军时就搬了。
  在政客眼中军队才算棋子,单个军人的生命如同蝼蚁,但在军人心中,自己是国家的护卫者,国家荣誉比生命更重要。
  裴站长带着他的巡逻队昂着头继续往前走着,离预定目标的折返点已很近了,裴站长走在第一个,这是领队的位置,摄影师被夹在队伍的中间,摄影师李连祥的镜头中,已打开保险的苏军AK47从肩上卸下端在了手中,硕大的BTP-60装甲车发动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巡逻队的士兵第一次见到这种装着八个大轮子的“坦克”。装甲车的炮塔随着巡逻队员的身影位移着。
  苏军装甲车上的戈沃尔中尉用手提喇叭冲着巡逻的队伍再次吼着:你们侵犯了苏联边境,请马上走开,我们警告你们!
  中国的边防军人目不斜视的继续向预定的目标前进!
  “哒哒哒”警告的枪声响了!
  这让巡逻的队员想起中国边防军中相传的一个笑话,“老毛子就那两下子,最多冲天上打个点射!”
  中国边防军人没有被枪声吓住!继续向前快速行进。队伍已走到676高地下了!
  这时指向天空的枪与地面平行了。
  “叭”的一声,狙击手的子弹打到了走在最前面的领队裴映章,他晃了一下,子弹的冲击差点把他掀倒。血从裴映章的脖子上喷了出来,子弹从裴映章脖颈右侧打入从左侧钻出!有常识的人都明白,脖颈是人体重要的传输机构,大动脉、颈椎、食道、气道都从那里通过!不管打到脖颈的什么部位,裴映章都不可能再发声了!
  那瞬间,有一名干部下达了命令,敌人开枪了,向中路掩护组靠拢。队伍瞬间散开,向不远的高地奔跑。还没有失去知觉的裴映章在其它人的牵拉下跟着向山头撤去!
  如果此时,巡逻队沿巡逻路线后撤,也许,苏军不会再开枪,而会打着口哨,看着中国军人狼狈的逃跑!但中国军人没有逃跑,而是向有利的地形撤退,做还击的准备!
  散开的队伍很快接近了山脚下的袁国孝,爬在地上的袁国孝甚至听到了报务员曹新龙浓重的陕西方言向指挥组的呼叫,敌人向我方开枪了,已打伤了裴站长!是否开枪……话音未落。“哒哒哒”的一阵点射,电台和曹新龙同时中枪了,曹新龙重重的倒在地上。身下压在硕大的电台上。血瞬间把电台浸透。
  苏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开始进攻了。“哒哒哒”,杂乱的枪声响起。
  又有两名巡逻队员被子弹打倒,排长李国贞在迂回的奔跑中腿上快速被穿过了两颗子弹,袁国孝甚至听到了金属擦过骨头的嘎嘣声,李国贞扑到在地,此时腿部受伤已站不起来了,他用枪托支着,侧过身半坐半躺在光秃秃山腰上,这里没有掩体,而他就在对面装甲车内苏联士兵的射程内。李国贞端起了枪瞄向了装甲车后面冲锋的步兵。
  苏军话务员列兵梁赞诺夫利从装甲车后面跃出,用AK47向山腰扫射着,他是苏军的一个新兵,与袁国孝相同,当兵不到一年,这个20岁的高大,健壮的俄罗斯士兵,刚从装甲车后闪过,李国贞的枪响了,长着一头黄头发的列兵梁赞诺夫利再没有动一下,就跌倒在地,“叭”李国贞打出了第二枪,又一名苏军士兵大叫着捂着腿跳到装甲车后部,装甲车上的机枪“哒、哒、哒”开始横扫,22岁的排长李国贞成了近距离重机枪的靶子。
  袁国孝紧张的把枪榴弹插进枪管中,瞄向最近的一台装甲车,扣动板机。“嗵”的一声,枪的后座力差点把瘦弱的袁国孝打翻,这是他第一次击发枪榴弹,袁国孝本以为枪榴弹会向子弹一样,瞬间飞向装甲车,瞬间装甲车就消失。但那个枪榴弹如同抛出去的棒槌,慢悠悠的冲了50米,在装甲车前十来米处跌落在地上,翻了两下,“嘭”的爆了,爆起的石块都没溅上已很近的装甲车!
  正在前进的装甲车突然停下来,并向后退了起来,接着把车身正面对向了阵地,这样着弹面小了一大半,袁国孝再次装上一枚枪榴弹,把枪口向上抬了抬,握紧枪托,再次扣动板机。“嗵”的一声,第二颗枪榴弹飞了出去。跟第一枚一样在离装甲车很近的地方翻滚了几下爆了。
  装甲车上的几支枪同时对向了袁国孝。已经有两次射击经验的袁国孝再次用枪榴弹对准了冲上来的装甲车。
  装甲车上的瞄准手弗拉基米尔下士发现了袁国孝,他的枪对向了袁国孝扣下了扳机。再他扣下板机的一瞬,一枚不知从那里飞来的手榴弹在袁国孝面前爆炸了。至少有三个苏联士兵在回忆录中提到枪榴弹手被弗拉基米尔下士击中了枪榴弹,中国的火箭筒手被炸成了碎片。其实弗拉基米尔下士的枪打穿了袁国孝的胳膊。而袁国孝被爆炸震晕了。
  炸晕的袁国孝是主阵地上唯一的幸存者,再没有人看到主阵地的中国军人是如何壮烈殉国。我们只能从苏联参战军人的回忆录中去还原现场。
  中国的边防军人被围在了这块主峰距巡逻道只有30米高十来平方米的山脊上。
  没有任何掩体的中国军人在光秃秃的山体上,用肉体对抗着装甲车中的苏联士兵。山上和山下的机枪和冲锋枪打退了苏军的第一轮冲锋。
  最先进攻的苏军装甲车217号,被中国军人的轻武器打瘫了,子弹和手榴弹的爆炸把装甲车的外置设备全部打掉,八只大轮子被子弹打成了筛子,车身被打穿,机枪手少尉普契科夫的大腿被穿过厚厚装甲的子弹打伤,装甲车驾驶员维克多的右手也被打穿的子弹击伤,装甲车的炮塔被流弹卡死。这台装甲车不得不退出战斗。
  而此时已有六台装甲车围住了676高地,苏联的士兵躲进了装甲车和掩体,利用装甲车上的14。5mm的重机枪向光秃秃的676高地倾泻着拇指粗的弹头。
  在夜间第一个发现中国军人的苏军杜列波夫伊尔中士,也是第一轮冲锋中阵亡的苏联士兵。而在阵亡前杜列波夫伊尔已被两颗子弹击中,他是在接近山脊时,被中国军人击中头部,这个21岁的军犬训导员还有几个月就要退伍回家了,这次冲锋让他再也无法回到俄罗斯别尔姆州的家乡,包括他的尸体。而首次冲锋士兵已有十人受伤。
  苏联边防巡逻队的装甲车还在向铁列克提方向集结。
  在众多的资料中介绍,我边防军人打退了苏军三次进攻,这可能是宣传的需要设定的进攻次数,包括震晕的袁国孝也没看到三次进攻,因为珍宝岛我们打退了苏联军队的三次进攻,那么从宣传的角度上,铁列克提也一定是打退了三次进攻。
  苏联军人并不傻,在那个年代,苏联军人的整体素质和受教育的程度是远远高于中国军官和士兵的。他们懂得生命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在拥有强势的情况下,放弃装甲车和重武器而靠轻武器与被逼到绝路上的中国边防军拼刺刀。
  苏联边防巡逻队的装甲车还在向铁列克提方向集结。
  1969年8月13日,北京时间10时15分,主阵地战斗已经结束。围着676高地的装甲车的重机枪口对向了试图增援676高地的其它掩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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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7 23:53 | 显示全部楼层
  (二)
  向阳沟这个地名很明显带有文革的色彩,沿S318线由托里向阿拉山口方向行进,在距阿拉山口80公里的一个山道处有一个向右转向的路牌指向铁列克提40公里。进入这个区域,就没有公路了,一路是戈壁沙土路,而向阳沟是一个峡谷,峡谷两侧是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有一条河沿着山谷蜿蜒而下,河道两边的湿地上长满了新疆特有的河道植被,风光极美,有一段路遍地的野生枸杞。铁列克提边防站就在向阳沟里,距铁列克提前哨班还有20公里左右的山路。出这个山谷视野一下开阔起来,海拨降到600米左右。这个开阔地就是当年争议区,中国方面认为国境线应该是以阿克哈巴河为界,而苏联方面认为国境应该以扎娄勒山为界,而这片开阔地刚好处于扎娄勒山下,阿克哈巴河边,铁列克提河顺着山谷流入了扎拉纳什库里湖。
  扎拉纳什库里湖边有一个火车站,这条铁路通向阿拉山口,是当年中苏的友谊铁路。
  据老兵回忆,中国边防军分巡逻组、掩护组、指挥组、预备队。巡逻组为保持体力,就隐蔽在距边境5-6公里的前哨班,其它组先后且分头由向阳沟铁列克提边防站向铁列克提边境线开进,具体有多少人,至今为止,谁也说不清楚。在这次巡逻前和边防站整编过程中先后有几批人员进驻铁列克提边防站,有记载的是当年6月中旬塔城军分区骑兵营一连连长肖发刚带领一部分人进驻铁列克提,成为整编后第一任连长,副连长杨振林带领分区步兵营一个排进驻铁列克提,7月16日,分区参谋尹效智带两个步兵班进驻铁列克提,7月20日,分区骑兵营一个排进驻铁列克提,8月12日,分区步兵营连长范进忠带领部分排长、骨干来铁列克提。按中国式的整编,有调入的自然有调出的,在8月13日出动的边防军人有多少,目前没有人说得清了,在参与巡逻的队伍中还有10记者。
  1969年8月13日零点左右,睡熟的新战士们被老兵叫醒,部队准备行动,各分组列队,虽然这里离铁列克提边境线还有20公里,但似乎怕惊动了20公里外的苏军一样,大家静悄悄的站队,清点装备,各领队小声的点名。
  袁国孝分在中翼掩护组,丁殿勋分在左翼掩护组,范连长带着右翼掩护组。
  1969年8月13日是农历七月初一,那天没有月亮,也没有云彩,繁星高照,选择一个没有月亮的日子进行潜伏是边防部队常进行的作业科目,虽然没有月光,但在漆黑的星光下同样可以准确的找到潜伏的位置,这是老边防的基本功之一。
  部队出发了,人不知鬼不觉。在崎岖的山道上不时有人跌倒,也不时的传来带队干部的鼓劲的政治口号,比如:四海翻腾云水怒,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马上有人回答,五洲震荡风雷激,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
  人不知鬼不觉的事,一般都是当事人自己单方面认为的!这个世界只要有三个人同时去干一件一样的事,就没有秘密可言了,何况前一天,中方的行动已被苏方盯上了。
  1969年8月13日北京时间凌晨5时30分左右,苏军前哨杜列波夫依尔中士发现了进入争议区的中国边防军人,在漆黑的夜晚微弱的星光下,成剪影的676高地上寸草不生,杜列波夫依尔中士看到山脊上有黑影晃动,接着他用夜视仪进行了确认。
  得到毛派分子入侵深入700-800米处的石头山的消息后,戈沃尔中尉向哨所发出了“准备战斗”的警报,临近几处哨所的备用兵力接到战备警报后,开始向676高地方向集结。
  这是个很奇怪的地形,从向阳沟出来一路下坡在扎娄勒山与扎拉纳什库里湖之间大约有3-4公里的距离,这块空地上无端的长出几块山不山丘不丘陵不陵的地貌来,不大不小的横在空阔的冲击平原上。
  摸黑到达676高地的中国士兵试图在高地上挖战壕,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座被苏联士兵称为石头山的高地确实是石头的,虽然不是整体,但这座石头山的岩石在地质学中被称做页岩,是一种沉积岩,具有薄片状的结构,一层层的压合在一起,稍一敲就可以取下一块,这种岩石经过千百万年的雨水和狂风的吹刷,边缘部如同刀片般的锋利,在现代武器的冲击或爆炸作用下,产生的杀伤力可以比弹片都强。而其坚硬的表面,使用工兵铲是无法挖动的。而石山的顶部只有一道山脊,正面对苏联的一面是一个缓坡,角度估计有60-70度左右,而背面基本趋于垂直,正常情况下无法上下通过。整个山型就如果古代帝王墓的地面封土。只是东西薄,南北厚而已。
  中翼组在班长李健的带领下潜伏在这个山丘上,这个山丘正面背面都没有可以藏身的掩体,短时间内挖出一个战壕来,基本是不可能的事。不管坐着还是爬着,地表的页岩都立愣着戳向人体。在这个光秃秃山体上,最好的姿势是蹲着。走了近四个小时的路,一身的汗,刚歇一会身上的汗退去,8月的深山里瞬间寒冷起来,冻的人哆嗦。中翼掩护组几个人侧蹲在山脊的东面,一字排开,相护靠着取暖。摄影记者王一兵也准备好了像机。子弹已压上了枪膛。而袁国孝和副射手拿着枪榴弹潜伏山的东北角,旁边是记者温炳林调整好了摄影机对向前方的苏联方向。
  苏军参谋长尼基坚科中校此时是现场的最高指挥官,在他的命令下一架米-4直升机起飞,由北向南的向石头山和铁列克提前哨方向低空飞行,甚至在袁国孝他们的阵地上空悬停了一会,进行了拍照,清点人数。当摄影记者拍下2个新兵,手执毛主席语录紧握钢枪怒斥苏联飞机入侵中国领空的豪迈动作时,米-4上的苏联士兵也拍下了毛分子入侵者的人数和装备。然后向纵深飞去。尼基坚科中校得到的侦察报告是,在我们的领土上毛派分子在石头高地和右高地北面山坡上修筑工事,在右翼,中国的领土上,发现一台载有士兵的车,此外还有一支有11人组成的小组从中国“铁列克提”哨所出来,沿着巡逻道向石头山高地行进。分析情况后,尼基坚科中校命令戈沃尔中尉乘装甲车前往中国阵地前用喇叭喊:你们侵犯了苏联边境,请马上离开,我们警告你们。
  双方的对峙坚持到9点,现场情况不断的从哨所发向上级,东部边疆区灭尔库洛夫少将和政委伊戈尔上校分别拨通了莫斯科边防军总参谋部的值班电话,结果对方对他提供的信息表示感谢,然后就挂了电话。电话再次打到克格勃总部值班室,关于是否可以开枪的问题同样没有获得答复。于是伊戈尔上校通过私人关系打到了边防军参谋部的朋友那里,朋友告诉他,领导层知道了此事,但都在保持沉默。
  苏联边防军的领导层集体保持了沉默,边境开枪对他们来说是要承担国家责任的,除非最高领导下令。那时候勃列日涅夫可能还没起床,高层人物一般头脑都比较清醒,也习惯了踢皮球。而处于低层的军官又多数处于二百五的阶段,遇事很难通过大脑过滤,当灭尔库洛夫少将和伊戈尔上校对是否开枪犹豫不决时,前方的战斗已打响了。
  天刚亮,苏联边防军已有装甲车占据了676高地西侧、西北侧。
  8时30分,指挥组将上述敌情电话报告了塔城军分区,军分区指示:停止巡逻,占领有利地形,监视敌人活动,待命。
  9点,军分区电话指示:立即恢复巡逻。
  9点15分,巡逻组电台用明语向指挥组报告:巡逻组已出发。
  现在去谈论第一枪是谁开的已没有任何意义。但从苏军回忆录中的这句话,可以判断苏联边防军开了第一枪,“边防部队参谋长尼基坚科中校承担起作决定的责任,他命令将中国人从苏联领土上赶出去。”于是北京时间9时40分隐藏着的装甲车开出了掩体。
  此时巡逻组冲过了前方拦截的装甲车辆和苏联士兵的堵拦,已靠近676高地下。
  中翼组的战斗人员间隔5-7米已散开在山脊上,或蹲在山脊后,或在尖石稍少的地方爬下成射击状。而袁国孝在班长李健的指挥下和副射手从东南角绕着山背后,又潜伏到离装甲车更近的东北角。
  我们常用一个词,战争一触即发,如果当时裴映章带着的巡逻人员被堵挡时,按以往正常情况下,相互对撞一会然后撤离,战争就不会发生,如果巡逻组撤离,各掩护组也就撤离了,铁列克提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如果。
  裴站长一行的11人是军人,军人的职责是服从命令。对裴映章来说,这是他军人生涯的最后一次巡逻,他希望有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这次巡逻本身就是他带着新来的干部认路,如果裴站长知道他这次巡逻牺牲之后的三十年里,中国边防军人再没有走过这条路,他一定不会执着的坚持走下去。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当年裴站长依据什么确定这条线路是中国的边境,就是有地图也是苏联的军用地图。但守土固边是军人的职责。
  1883年10月3日,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规定中还可以看到中国清代当时划界的旧卡伦位置和方式,“处于郎库勒之野西北行,至莫敦巴尔鲁克旧卡伦”,现在我们无从查知巴尔鲁克旧卡伦(哨所)的位置,这是塔城与前沙俄划界的文字依据,这段路线就是从铁列克提到塔斯堤的线路。在额敏县志中还记载了这样一段,在《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中俄方提出将位于中国境内的巴尔鲁克山借予俄国牧民放牧10年,到光绪19年借约已满,沙俄又续借为由强占3年,当年的陕甘总督长庚上表朝庭认为:“此山一日不收,则伊塔一日不能宁靖,实为失地利、扰行旅、断后路、危疆域之大害”。1894年中俄签订收回《巴尔鲁克山文约》,此地收回后,塔尔巴哈台行营营务处佐领忠瑞,受命沿边境一线勘察,安设卡伦,驻兵管理。10月革命之后,继承了沙俄的领土的苏联就在此地驻军,而当年中国内忧外患并无驻军。按1945年版的苏联地图所标的国界线,由北向南一字排开的三个阵地均位于苏联一侧,巡逻组行进路线已进入苏联边境。1962年8月,中方才在此处建前哨班,而铁列克提边防站还在20公里外的向阳沟内。
  文革期间中国政府不承认清王朝的不平等条约,以做为中苏重新划界的谈判条件。但已成为历史事实的边境,无力更改。当时,中国的国力还不足以与苏联对抗。
  苏联边防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瑷珲条约》《伊犁条约》什么的!就如日本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一样,中国人不知道《日内瓦条约》一样,对他们来说,那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中国的毛派想侵占苏联的领土。
  我们所提的搁置争议他们是这样理解的,“中国人很记仇,再过100年,他们还是会想起的,我们两国间的边界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它只是被压了下去,中国人并没有清除掉自己对俄罗斯的领土的要求”。我方的回忆录中说苏联军人把界石搬到了中国境内纵深之事可信度不高,那也许是政治宣传的结果。苏联人的胃口不会小到蚕食几百米的不明边境,要搬早在中方无驻军时就搬了。
  在政客眼中军队才算棋子,单个军人的生命如同蝼蚁,但在军人心中,自己是国家的护卫者,国家荣誉比生命更重要。
  裴站长带着他的巡逻队昂着头继续往前走着,离预定目标的折返点已很近了,裴站长走在第一个,这是领队的位置,摄影师被夹在队伍的中间,摄影师李连祥的镜头中,已打开保险的苏军AK47从肩上卸下端在了手中,硕大的BTP-60装甲车发动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巡逻队的士兵第一次见到这种装着八个大轮子的“坦克”。装甲车的炮塔随着巡逻队员的身影位移着。
  苏军装甲车上的戈沃尔中尉用手提喇叭冲着巡逻的队伍再次吼着:你们侵犯了苏联边境,请马上走开,我们警告你们!
  中国的边防军人目不斜视的继续向预定的目标前进!
  “哒哒哒”警告的枪声响了!
  这让巡逻的队员想起中国边防军中相传的一个笑话,“老毛子就那两下子,最多冲天上打个点射!”
  中国边防军人没有被枪声吓住!继续向前快速行进。队伍已走到676高地下了!
  这时指向天空的枪与地面平行了。
  “叭”的一声,狙击手的子弹打到了走在最前面的领队裴映章,他晃了一下,子弹的冲击差点把他掀倒。血从裴映章的脖子上喷了出来,子弹从裴映章脖颈右侧打入从左侧钻出!有常识的人都明白,脖颈是人体重要的传输机构,大动脉、颈椎、食道、气道都从那里通过!不管打到脖颈的什么部位,裴映章都不可能再发声了!
  那瞬间,有一名干部下达了命令,敌人开枪了,向中路掩护组靠拢。队伍瞬间散开,向不远的高地奔跑。还没有失去知觉的裴映章在其它人的牵拉下跟着向山头撤去!
  如果此时,巡逻队沿巡逻路线后撤,也许,苏军不会再开枪,而会打着口哨,看着中国军人狼狈的逃跑!但中国军人没有逃跑,而是向有利的地形撤退,做还击的准备!
  散开的队伍很快接近了山脚下的袁国孝,爬在地上的袁国孝甚至听到了报务员曹新龙浓重的陕西方言向指挥组的呼叫,敌人向我方开枪了,已打伤了裴站长!是否开枪……话音未落。“哒哒哒”的一阵点射,电台和曹新龙同时中枪了,曹新龙重重的倒在地上。身下压在硕大的电台上。血瞬间把电台浸透。
  苏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开始进攻了。“哒哒哒”,杂乱的枪声响起。
  又有两名巡逻队员被子弹打倒,排长李国贞在迂回的奔跑中腿上快速被穿过了两颗子弹,袁国孝甚至听到了金属擦过骨头的嘎嘣声,李国贞扑到在地,此时腿部受伤已站不起来了,他用枪托支着,侧过身半坐半躺在光秃秃山腰上,这里没有掩体,而他就在对面装甲车内苏联士兵的射程内。李国贞端起了枪瞄向了装甲车后面冲锋的步兵。
  苏军话务员列兵梁赞诺夫利从装甲车后面跃出,用AK47向山腰扫射着,他是苏军的一个新兵,与袁国孝相同,当兵不到一年,这个20岁的高大,健壮的俄罗斯士兵,刚从装甲车后闪过,李国贞的枪响了,长着一头黄头发的列兵梁赞诺夫利再没有动一下,就跌倒在地,“叭”李国贞打出了第二枪,又一名苏军士兵大叫着捂着腿跳到装甲车后部,装甲车上的机枪“哒、哒、哒”开始横扫,22岁的排长李国贞成了近距离重机枪的靶子。
  袁国孝紧张的把枪榴弹插进枪管中,瞄向最近的一台装甲车,扣动板机。“嗵”的一声,枪的后座力差点把瘦弱的袁国孝打翻,这是他第一次击发枪榴弹,袁国孝本以为枪榴弹会向子弹一样,瞬间飞向装甲车,瞬间装甲车就消失。但那个枪榴弹如同抛出去的棒槌,慢悠悠的冲了50米,在装甲车前十来米处跌落在地上,翻了两下,“嘭”的爆了,爆起的石块都没溅上已很近的装甲车!
  正在前进的装甲车突然停下来,并向后退了起来,接着把车身正面对向了阵地,这样着弹面小了一大半,袁国孝再次装上一枚枪榴弹,把枪口向上抬了抬,握紧枪托,再次扣动板机。“嗵”的一声,第二颗枪榴弹飞了出去。跟第一枚一样在离装甲车很近的地方翻滚了几下爆了。
  装甲车上的几支枪同时对向了袁国孝。已经有两次射击经验的袁国孝再次用枪榴弹对准了冲上来的装甲车。
  装甲车上的瞄准手弗拉基米尔下士发现了袁国孝,他的枪对向了袁国孝扣下了扳机。再他扣下板机的一瞬,一枚不知从那里飞来的手榴弹在袁国孝面前爆炸了。至少有三个苏联士兵在回忆录中提到枪榴弹手被弗拉基米尔下士击中了枪榴弹,中国的火箭筒手被炸成了碎片。其实弗拉基米尔下士的枪打穿了袁国孝的胳膊。而袁国孝被爆炸震晕了。
  炸晕的袁国孝是主阵地上唯一的幸存者,再没有人看到主阵地的中国军人是如何壮烈殉国。我们只能从苏联参战军人的回忆录中去还原现场。
  中国的边防军人被围在了这块主峰距巡逻道只有30米高十来平方米的山脊上。
  没有任何掩体的中国军人在光秃秃的山体上,用肉体对抗着装甲车中的苏联士兵。山上和山下的机枪和冲锋枪打退了苏军的第一轮冲锋。
  最先进攻的苏军装甲车217号,被中国军人的轻武器打瘫了,子弹和手榴弹的爆炸把装甲车的外置设备全部打掉,八只大轮子被子弹打成了筛子,车身被打穿,机枪手少尉普契科夫的大腿被穿过厚厚装甲的子弹打伤,装甲车驾驶员维克多的右手也被打穿的子弹击伤,装甲车的炮塔被流弹卡死。这台装甲车不得不退出战斗。
  而此时已有六台装甲车围住了676高地,苏联的士兵躲进了装甲车和掩体,利用装甲车上的14。5mm的重机枪向光秃秃的676高地倾泻着拇指粗的弹头。
  在夜间第一个发现中国军人的苏军杜列波夫伊尔中士,也是第一轮冲锋中阵亡的苏联士兵。而在阵亡前杜列波夫伊尔已被两颗子弹击中,他是在接近山脊时,被中国军人击中头部,这个21岁的军犬训导员还有几个月就要退伍回家了,这次冲锋让他再也无法回到俄罗斯别尔姆州的家乡,包括他的尸体。而首次冲锋士兵已有十人受伤。
  苏联边防巡逻队的装甲车还在向铁列克提方向集结。
  在众多的资料中介绍,我边防军人打退了苏军三次进攻,这可能是宣传的需要设定的进攻次数,包括震晕的袁国孝也没看到三次进攻,因为珍宝岛我们打退了苏联军队的三次进攻,那么从宣传的角度上,铁列克提也一定是打退了三次进攻。
  苏联军人并不傻,在那个年代,苏联军人的整体素质和受教育的程度是远远高于中国军官和士兵的。他们懂得生命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在拥有强势的情况下,放弃装甲车和重武器而靠轻武器与被逼到绝路上的中国边防军拼刺刀。
  苏联边防巡逻队的装甲车还在向铁列克提方向集结。
  1969年8月13日,北京时间10时15分,主阵地战斗已经结束。围着676高地的装甲车的重机枪口对向了试图增援676高地的其它掩护组。
  (三)
  连长范进忠,站在距676主阵地右后侧708。6高地上,这里距离袁国孝所在的掩护组有900余米,范进忠可以清楚的看到前方阵地上苏军装甲车的活动范围,也听到了重机枪和轻武器发出的交替的射击声,他在等待指挥组发出的进攻命令。
  在那个年代,我们作战连队的基本通信器材还很少,无线通信主要靠吼,太远了吼了听不到,就要靠旗语,太远了还是看不见就要靠信号弹。信号弹有红和绿两种,通常战前会告知所属部队编组的意思。那次行动预定的信号弹是停止1发,还击2发,后撤3发。当巡逻组向指挥组汇报,敌人已开枪时,指挥组再呼叫巡逻组电台已无声了,前方的枪声响起!指挥组急忙找信号弹向天空中发射,本来打两颗,但怕其它掩护组没看到,又发射了两颗。这下把掩护组搞乱了,有的人看到2发,有的人看到了3发,指挥组所处的位置刚好是东南面,太阳刚升起,打出的信号弹背光,根本分不清红或者绿。
  在范进忠眼中,信号弹是2发,他带着他的人冲锋了,在范连长眼里,对面阵地的士兵就是他的孩子,甘肃人性格中的倔强让范连长这个以连队为家,爱兵如子的五好干部牙早都咬的格格响了。
  我们可以在额敏县志里找到那场战斗对范连长的记录,当他发现战士李芳负伤时,冒着密集的炮火把李芳转回隐蔽处,又带领部队冲过被敌人炮火封锁的600米开阔地……
  县志中的描述带有极强的时代特色,但县志中记录的这句话,他一定是喊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战士们,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因为在那个年代的电影、小说、话剧中革命军人冲锋时喊的都是类似这样的话,范连长受这种教育成长起来,当然在生死关头能喊出最豪迈的政治口号就是这样的豪言壮语了。
  苏军的火力已转向了三个掩护组,范连长带着人冲下了高地,但高射机枪横扫的挡住了他们的路,做为军人,范连长知道,子弹有优先的通过权,不能挡子弹的道,他和排长带着人交替掩护冲锋着,越向前冲锋,子弹越密集,他们不可能冲过已被机枪封锁的600米开阔地,钢铁战士也只是思想上的,不是肉体上的,范连长还是挡了子弹的道,他中弹了,但他身后的士兵躲过了这一劫,范连长结实的身体扑向地面时,他下了最后一道命令,前方已无望了,不能做无畏的牺牲了,他活着不能撤,但他可能活不了,部队撤吧!
  生与死的距离有多远,一步之遥!一念之差!
  那天在正午12点的烈日下,排长任志敏和几个老兵轮流背着牺牲的连长和受伤的战友向中国国境纵深边打边撤退,重机枪打出的子弹飞到他们身边已没有冲劲了,子弹象石子一样无力跌落在撤退的队伍后面,当天凌晨,他们就是从这条道悄悄潜伏进来而现在他们又这样无言的撤离,来的时候是大家一起在星光下牵拉着走来的,撤的时侯一半人是被同伴背架着出去的,他们这个组至少有4个人没能看到当天晚上升起的那弯新月。
  肖发刚带领的另一个掩护组也冲下山坡开始冲锋,肖发刚的冲锋是为了掩护撤退,因为肖发刚看到的是三颗信号弹。丁殿勋也跟着冲锋,他学着肖副连长的动作向前跃起,俯卧、匍匐、冲锋,这个刚入伍才5个月的新兵蛋子,一大半时间都在分区卫生队学习打针、发药、包扎伤口。所以在他再次跃起冲锋时,突然觉着左大腿根部被人重重的打了一拳,大腿瞬间失去了知觉,一颗14。5mm的重机枪子弹钻进了他的大腿中!几秒种时间一种炽热的感觉带着剧烈的疼痛使丁殿勋无力支撑身体的重量扑倒在地。疼痛从腿部向全身弥漫的散开,丁殿勋还有意识,他大喊了一声:班长,我中弹了。
  疼痛让丁殿勋意识开始模糊,他感觉到几个老兵轮着背起他向后撤,而此时连长肖发刚也受伤了,这组掩护人员开始后撤,腿部的伤口已临时用绷带扎了起来,血不停的向外渗,丁殿勋被班长背出几百米,这里离前哨班已很近了,随队的摄影记者跟着他,不停的安慰他,这时站里的巡逻车到了,他被班长和记者抱上了车。
  在向前哨班颠簸的前行了百十来米的一个转弯处,司机突然把车停下,塞给了他一枚手榴弹说,前面好象有敌兵,我下去看一下,司机提着枪踢开车门冲下车隐蔽在不远处的一个掩体上向前方观察。丁殿勋此时被疼痛折磨的想死的劲都没有了,他把手榴弹压在身下,而手上连拧开拉环盖的劲都没有了。
  观察了一会的司机回到车上,拍了拍他问,还活着没?丁殿勋痛苦的“嗯”了一声。车继续向前走,迎面的人越来越近,在他好不容易把手榴弹拉环挂在手指上时,司机大声喊了声,自己人,你别拉手榴弹。那是一组准备向前方支援的队伍,在那组队伍中丁殿勋看到了他的老师孙医生。如同见到亲人般的丁殿勋在痛苦中委屈的流着汗也流着泪,孙医生跑过来拉了下他的手,看了看他的伤口,又用绷带给他重新包扎了一下,然后说了句:坚持住。疼痛中的丁殿勋咬着牙注视着孙医生和几个老兵,离开巡逻车低姿的开始向前冲锋。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来说,没有真相可言,当事人的回忆或者年代久远的档案,只能是真相的一部分,这部分真相出于政治原因或者历史环境也只是真相的局部,而由于年代的久远,当事人为表现什么或者掩盖什么,在回忆真相的过程中难免加入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留下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消毁与自己有害的证据,有些秘密甚至临死都不会提起,已致让所谓的真相扑朔迷离,而我要做的是让真相鲜活起来,还原普通士兵的人性。
  据苏军士兵《扎拉纳什库里湖的战斗》中记载:“中国人顶不住了,他们跳出来并向边境方向跑,整个中国防线上都开始跑,边防军人紧追着逃跑的人开火。阿列克谢缴获了一挺中国机枪,用它向敌人开火,剩下的对抗只有几处,很快就将他们压了下去……8时15分(注:当地时间,北京时间10时15分),战斗已经结束,大部分中国军人都已回到边境那边,两架苏联直升飞机米-4的机组在根纳季。安德列耶夫大尉和弗拉基米尔。克留斯中尉的指挥下,进行了空中侦察。根据他们的报告,中国人离开了边境并没有计划再次反攻。在战场上发现了17具中国士兵的尸体。另有三人受伤被俘。受伤的俘虏立即用直升机送往乌奇。阿拉尔,但只有一人被送到,剩下的因伤势过重途中死亡。”
  这段记录,不管是否真实,但从敌对方的眼中来看,中国几个掩护组撤退时,是无序的,零散的,无组织的,因为在那场战斗中掩护组和巡逻组参战的军官除肖发刚受伤外,其余带队干部都牺牲了,其中包括连长范进忠、副连长杨政林、翻译王明远、排长高春龄、副站长裴映章、司务长樊中宣、排长李国贞……
  “9时30分(注:当地时间,北京时间11时30分),军区司令将战斗结果报告给莫斯科,从那里来了一道命令:“缴获更多的尸体和战利品”。中国人的尸体被搜集到一起,运到哨卡,那天气温高达40度。我们开始面临一个问题,拿这些尸体怎么办。这时,从莫斯科又来了电话,不理解的问,你们干吗弄那么多?一两具就够了。军区司令决定给每具尸体拍照并记录在案。一份记录放进棺材,另一份放入专案袋。第二天,莫斯科的官员们需要中国人的尸体来证明中国的挑衅,当得知已经把他们安葬后,莫斯科方面表示不满。”
  而中国军方的记录则说,苏联人把阵亡官兵的的尸体和武器拿走,把战场转移到苏联境内,以造成证明中国边防军入侵苏联的假象。
  当年中国边防站给上级上报的战场位置与真实战场位置参数竟然相差23公里,那时候我们很多干部看不懂军用地图,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边境线在那里,苏联的界桩在那里。
  苏联哨所组织了了一个简易的救护站,重伤士兵被抬上直升飞机运往乌奇。阿拉尔的医疗站。而哨所的卫生员和女兵开始了临时救护。这些长着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女人忙碌着,据苏方记录有报务员灭捷尔金娜、报务长戈尔金娜、家庭妇女卡德切娃和售货员罗曼佐娃。
  袁国孝醒了,他是被真实的疼痛刺醒的,他以为自己已死了,全身冰凉,他首先看到的是这些忙碌的苏联女兵,袁国孝以为见到了鬼,小时候听老人讲的鬼故事里,恶鬼长的就是红头发绿眼睛煞白的脸,但这些嘴里说着鬼语的女鬼们长的还都挺好看!并没有老人们说的可怕。
  然后袁国孝听到了甘肃话不停的在喊:“同志,水,请给我点水喝”,袁国孝认识这个人,这是和他一个骑兵营的老兵景长雄。景长雄已多处受伤,已基本处于晕迷状态,需要水这足已说明他已失血过多。生命危在旦夕。而此时躺在旁边的记者温炳林马上大声呵斥景长雄,“不能喊同志。”袁国孝也认识温炳林,早上直升机飞过的时候,温记者还给他照过像。苏联军医检查温记者伤口时,温记者大骂苏联军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苏修”。温记者脊椎中弹,上体已不能活动,他拒绝治疗。
  袁国孝还看到了巡逻组长裴映章,这个结实的甘肃汉子静静的躺在地上,从颈部的一个黑窟窿里,溢出的血已凝结成黑色,他的军装还很完整,好像也没再受其它伤,这也足以说明在撤入676高地时,巡逻队员把裴站长藏在了苏联的射击死角上,而把自己裸露在了重机枪手的视线内。
  中国人讲究“宁为玉碎,不能瓦全”,想到这袁国孝害怕了,他明白了,他没死,他成为苏联人的俘虏,这可麻烦,这会连累他的家人,他还有爷爷奶奶,还有叔叔伯伯,还有兄弟姐妹,袁国孝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怎么想办法死掉。他还想到苏联人会象电影里那样给他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拿烙铁烫他,这些他都不怕,虽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他一个才入伍的新兵蛋子,连指导员官大还是连长官大都分不清呢,更不知道党和国家的机密,反正他可以做到打死也不说。
  他的伤最轻,也是最后一个被拉走,当苏联士兵用担架把他往汽车上抬的时候,袁国孝放心了,他知道这是苏联人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了,死了就不怕连累家人了。
  但他没被枪毙,又被抬上直升飞机,送到了更远的一家军队医院。这个医院在哪,现在袁国孝也不知道。
  丁殿勋也醒了,重伤的疼痛让丁殿勋生不如死,他已晕迷了很多次,卫生所的医生忙不过来,伤员太多,卫生所的医生也作不了手术,只能进行包扎和缝合,丁殿勋记忆中,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被抬上一辆地方拉沙子的大卡车上,被放在车箱后部,那时候从铁列克提到县里的路都是山路,坑坑洼洼的,卡车慢悠悠的向醉鬼一样从山里向外出,每颠一下,丁殿勋就钻心的痛,当卫生员的他知道人是可以被痛死的,如果有一支马非有可能他还可能活着回去。
  丁殿勋再一次被疼痛折磨的昏死过去。渐渐的他的呻吟声也没了,后来在距苗儿沟兵站还有50公里的地方,已听不到声音了。跟车的卫生员以为他已死了。车到了苗儿沟兵站,其它人把他抬下车,放在院子里,通知部队来收尸就行了,再往前拉也没有意义了。
  拉沙土的卡车走了,丁殿勋被放在院子中,盖着血糊糊的白床单,大家都以为他已死了。兵站的医生上前拉开盖着的白床单,遗憾的看了看这张年青英俊脸色煞白的小战士脸,习惯性的用手摸了摸脉搏,这才发现,这个小战士还没死,还有微弱的心跳。但兵站卫生所的医生不会做这种最简单的外科手术。只好去公路上等,看有没有从塔城到前线支援的医生路过。
  丁殿勋真是大难不死,大约等了4个小时,已繁星满天的时候,路边拦车的战士拦截到一批朝铁列克提走的医务人员。
  在苗儿沟兵站小小的卫生所,医生把弹头取了出来,切去腐肉,清洗伤口,重新缝合包扎。失血过多,兵站领导临时找兵团的牧工献血,听说有从战场上下来的解放军战士需要血液,兵团牧业营的老战士纷纷跑到兵站献血,丁殿勋这才保住了一条命。
  袁国孝和苏联受伤的士兵在一个医院治疗,与高大健壮的俄罗斯人相比,袁国孝显的又瘦又小,甚至没有人相信他是中国的边防军人,更多的人在嘲笑边防军抓来了个毛派的红卫兵小将。
  苏联的共产主义就是能天天吃上土豆烧牛肉,哈萨克大草原本身也不缺肉食,而在苏联的袁国孝总觉得吃不饱。苏联人的黄油、面包、土豆、大麦粥、牛羊肉确实不适合中国人的胃,习惯于吃捞面,喝胡辣汤、嚼肥肉片子的袁国孝就这样在苏联吃了41天的共产主义俄餐。然后被送回来了。让袁国孝想不到的是,苏联人没有给他灌辣椒水,也没给他坐老虎凳。甚至对这个小孩子一样的中国士兵非常友好。而袁国孝提出来的灌辣椒水,让翻译认为袁国孝吃饭时需要一些辣椒,而俄餐又不吃辣椒。但苏联人也乐于在中国人面前展示苏式的幸福生活。以诱导袁国孝说出社会主义中国不如社会主义苏联生活好的话,还是帮袁国孝找一些辣味的东西。
  对苏联人来说,这个傻不拉及的毛分子,提出的要求让苏联人不可思议,袁国孝要求苏联人归还他的枪和毛主席语录。而这两样东西都治不了他的病。
  苏联翻译的汉语说的不怎么样,但至少说的是俄式普通话,而袁国孝一口浓重的河南腔,实在让苏军翻译有点为难,问少了苏联人听不明白,问多了袁国孝装着听不懂,就开始胡说八道,袁国孝本来就聪明,嘴又利落,就故意用河南方言骂苏联人,翻译更听不明白怎么回事,这让袁国孝很快乐,他感觉自己在耍猴一样耍这个苏联人。这也让苏联翻译很自卑,好不容易学会了中国普通话,确听不懂中国地方的方言。中国可是有很多省的。
  袁国孝还动不动要和苏联翻译辩理,讨论一下,苏联的原子弹厉害还是中国的精神原子弹厉害。搞的苏联人无言以对,至始自始,翻译都没问清袁国孝叫什么名字。已至于苏联人以为俘虏的士兵姓李,再加上苏联人看这个小孩子确实也不知道什么机密,也就懒的再找他,倒是周边的苏联群众经常跑来看这个来自中国的“毛派分子”长什么样。
  1969年9月3日,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共同的老朋友,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另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越南人胡志民死了,中共中央当即派周恩来赴越南吊唁。苏共党也派总理柯西金前去吊唁,苏联原打算两国总理就边境问题进行谈判。但周总理仿佛有意避开柯西金4日就返回了,而柯西金6日才去,柯西金返回时得知中国方面同意与苏联总理见面,已进入苏联国境的柯西金又从塔什干飞北京,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商谈。对于苏联人来说,他们也不想把中国推向美国,宁可形成三极的局面。所以对外宣称,柯西金从越南返回路过北京做了短暂的停留。
  1969年9月11日,周总理去机场迎接了柯西金,两人紧紧握手并互称同志,柯西金声明,伟大的苏联人民绝不会为土地问题和伟大的中国人民打仗。两国总理在机场进行了3小时40分钟务实的会谈,中苏总理机场会议达成四项措施使双方紧张的局势缓和下来,其中关于边境问题两国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
  所谓政治就是一将成名万骨枯。有了两国总理的高端会谈,关于国界问题解决办法定调后,袁国孝回国之类的低端问题就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了。
  中方提出交还中国边防军人的尸体,于是1969年9月18日,埋在一个大坑里的19具中国边防军人的棺木被挖了出来,双方在指定的区域指定人员,卡车尾尾相接,进行棺木交接。
  中方严正指责苏方对中国军人的遗体保护欠妥,苏方表示遗憾,他们已最大程度的收集了这些遗体。并拍照记录,遗体被小心的移入中方准备的中式棺材准备辩认,苏式棺木被堆放在边界上一把火烧了。
  1969年9月22日,袁国孝被苏联人打扮成一个时尚的苏联小伙子带到了双方的国门处,袁国孝穿着苏方给他定制的西装,脚蹬皮鞋,戴着苏式的压舌帽出现在巴克图口岸。
  当袁国孝看到自己的部队很多人和首长在国门处迎接他时,心里忐忑不安,他不知道回国他将受到怎样的惩罚。
  见到袁国孝,一个穿四个口袋军装的干部一把将袁国孝揽到怀里,抱了起来转了一圈,这个举动把袁国孝激动的热泪盈眶,那个军官和其它几个人帮着袁国孝脱了苏联人的衣服,脱的只剩下一条内裤,然后有人给他换上新的军装。
  那个干部把袁国孝小心的扶上救护车,给他擦干了脸上的泪,然后小声的问: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那个部队的?
  在苏联记者谢。波尔捷科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名为“在石头高地上”的文章中则这样描述这个场面:“秋天,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了北京,而冬季,扎拉纳什库里哨卡接到来自莫斯科的命令,归还俘虏,把中国人的尸体从土里挖出来……
  当将生俘的入侵者和装有19具中国边防军人尸体的棺材转交给中国方面以后,我们的边防军人看到,他们将棺材堆成一堆,泼上汽油并点火焚烧,巨大的火焰很快把棺木和尸体烧成灰粉,而对刚移交的那个在苏联生活了很久的俘虏,中国边防军人当着所有人的面扯下他的军装,只剩下内裤,然后将他一脚踢进汽车拉走了……”
  (四)
  在铁列克提战斗之后,塔城军分区统计了牺牲人数,共牺牲28人,其中掩护组牺牲7人,伤12人,掩护阵地因为没有和苏军进行近距离肉博,而且多数没有受伤,牺牲战友遗体被其它人背了回来,在之后的边境会晤中,中国边防部队一直以为苏联带走了19具遗体和3个俘虏,包括当年的第三国的报纸也是这样表述的,但送回来19具遗体和1个活人,其余两个人去那里了。
  温炳林、景长雄在被俘后失血过多,壮烈牺牲在苏联,遗体一并送回中国,在19具遗体之内。
  袁国孝回来后,才知道他没有牺牲,部队在前期得到苏方的反馈是一名姓李的战士被俘,大家都以为是李国贞活着,而袁国孝阵亡。
  袁国孝回来前,托里的烈士陵园里,已立碑掩埋了28名烈士,那么碑文上写着“袁国孝烈士”的墓地里躺着的是谁?
  烈士遗体被移交回来时已过了四十多天,加之又是夏天,遗体基本腐烂,军分区找了很多与这些烈士相熟悉的人来辩认,先后七拨人参与了烈士遗体的辩认工作,但当时这些部队是临时调集在一起的,相互之间并不熟悉,那时候也没有DNA技术,部队做了很详细的辩识工作,全程用摄影机拍摄存档。只把有特征的遗体分辩出来,而分辩出记者,是因为从记者口袋中发现了搅片子的把手,那个年代士兵军装没有下口袋,也只能以此分辩干部和战士。当年干部牺牲抚恤金是补发6个月的工资外加一次性抚恤金280元,这样算下来,干部遗属也就能领取500-600元的抚恤金,战士牺牲抚恤金也就300来元,由当地民政部门发放。由于塔城与内地路途遥远,很多烈士的家属没有来现场参与辩识。再加之让家属辨识本身也不人道,因为烈士遗体已肢体不全,高度腐烂。
  后来,为了寻找失踪两个烈士遗体,边防会晤站多次与苏联边防军交涉,而苏联人确实也不知道另两具遗体在那里,双方达成协议,共同进入当时作战的争议区进行搜寻。1969年10月29日,在一个掩护阵地找到一具士兵遗体,这具遗体已简单用土掩埋,其随身携带步枪子弹140发,手榴弹4枚,水壶2个,挎包1个。当年分析,这个烈士是牺牲较早的一个,被战友们简单掩埋,以致打扫战场时没有发现,但从现代推理的角度上来说,这个结论有些牵强,这名烈士并不是牺牲在主阵地上,而是在掩护阵地,所有的掩护阵地都有活着的战士,如果是牺牲早,那烈士的武器谁拿走了,作战中弹药比武器更重要,他的子弹和手榴弹为什么没有被带走?是谁掩埋的,这似乎不符合常理,战争还没结束,怎么就掩埋战友遗体,如果参与掩埋的人活着,自然知道在某个地方临时掩埋了一个烈士。
  而在发现这具遗体之前,在主阵地和掩护阵地之外的戈壁滩上发现了另一具遗体,这是一具军官的遗体,扎着武装带,斜挎着中国产的五四式手枪,没有战斗武器。这个人是谁也已无法分辩。他怎么会牺牲在战场之外更是无从得知。
  袁国孝回国了,塔城军分区召开了盛大的欢迎英雄回国的报告会,当瘦弱的袁国孝出现在礼堂中时,会场掌声雷动,袁国孝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九大”会场上,珍宝岛边防站长孙玉国与毛主席握手后张狂的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场景出现在袁国孝并不敏感的政治头脑里,袁国孝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右手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会后袁国孝还在想,塔城军分区有这么多人,打仗的什么都去那里了?
  所谓中国式宣传就是如果需要一个人站在时代的最前锋,那么这个人马上可以成为神,至少可以成为神话,而活烈士袁国孝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一个17岁的未成年的从农村当兵出来的袁国孝哪懂什么政治,领导让怎么做他就怎么做,领导让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他的讲话稿有专人审,一个在苏联呆了40多天的俘虏万一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那可是政治问题。
  这些袁国孝根本不懂。他在各种报告会上最想强调的就是如何在苏联与敌人斗争,如何辩论以保证下面听他讲话的人把他拉到同志的行列而不至于把他当做叛徒。
  是不是叛徒不是袁国孝自己能说清楚的,袁国孝一回国就有一位大领导找袁国孝“聊天”。
  这个大领导是新疆军区的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时的徐国贤少将,在将军和风细雨的询问中,袁国孝可以感觉出这是一种不用刑具的审问。而这种审问对人的折磨比使用刑具更让人难过,一个从未见过的大领导小战士,被问了三个小时的话,旁边还有人专人记录,躺在病床上的袁国孝没什么可说的,袁国孝把爷爷那辈吃过的苦都给领导说了,但领导要听的是他在苏联的事,他在苏联能有什么事,他什么也不知道,才当兵五个月,还看了一个月的仓库,说是骑兵营,马都没骑过,指导员都也没见过几次,听说指导员去搞三支两军了,三支两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67年1月到1972年8月,根据中央决定,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啥意思他都不知道。袁国孝无话可说的时候,就想每天在苏联吃的什么东西,然后告诉领导苏联的每种饭分别有多难吃,那能和中国的捞面相比。在苏联,翻译确实也问了他中国的一些问题,比如,他这么小怎么就来当兵了,是不是强迫来的什么的。而领导问他苏联的事,他还真一点不知道,他又听不懂人家的语言,翻译又不可能陪着他聊天。他又不敢跟自己的领导胡搅蛮缠,一头汗引发了一身汗,袁国孝被问的快虚脱了,开始神志不清。
  谈话的结果是领导也没什么可问的了,房间内几个人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无话可说了,领导就是领导,深谐中国军队政治工作打一棒子揉三揉的技巧。被“审问”完,领导的定论是这孩子可能没有变节,可以当同志对待,然后那天晚上袁国孝吃了一顿中国式的清炖老母鸡,这道菜看样子是当年最补身体的东西了。
  这世上自古就不缺少多事之人,多事之人一般传播的不是好消息而是坏消息,所以当组织的阵亡通知书还没有到达袁国孝父母手中时,和袁国孝一起当兵的同村人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袁国孝的父母。
  全村人都知道袁国孝英勇的为国捐躯了,袁国孝的娘哭的死去活来,村里的老婆娘们跟着也都哭过吼过,袁国孝1962年没饿死,1969年战死了,好歹是烈士,袁国孝的照片被放大挂在家里供村里人平悼了一个多月,这时候那个同乡又来信说,袁国孝没死,被苏联人抓走又放回来了。袁国孝他爹可慌了,人没死,抚恤金化完了,这不是骗了国家的钱吗?好在人活着,钱都不是问题了。
  据说袁国孝他爹得知袁国孝没死,来过新疆一趟,和袁国孝一起去了托里烈士陵园,也看了那个名字已改成李国贞的墓地。在墓地爷俩抱头痛苦。而袁国孝自此对慷慨激昂的做报告失去兴趣,回铁列克提接着当兵,1971年初复员回家了。
  和袁国孝一起回铁列克提的还有卫生员丁殿勋,大难不死的丁殿勋后来又在军区总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认识了袁国孝,袁国孝是参加完国庆观礼后,又被安排到军区总医院住院康复了一段时间。而丁殿勋那会也从塔城转院到了乌鲁木齐,两个17岁的小孩子,一同上了战场,从战友到难友又到病友,自然无话不谈。而年青人讨论最多的是前程的问题,45年前那场讨论前程的话题已无从得知。
  当时袁国孝可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对丁殿勋来说,心中肯定是“羡慕、嫉妒、恨”的,但这个恨是恨自己负伤没能上战场,别人都立功了,他连个嘉奖也没有。这可是对前途有所影响的。
  袁国孝最终还是回家了,这与他能否按上级指示在场场汇报会上慷慨激昂的演说没什么关系。
  对于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在当年能穿四个兜的军装,成为解放军连、排级干部那可是祖坟上冒“紫”烟的事。那时候士兵提干注重表现,可以参照以下几个标准,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还能张口闭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说过什么。然后枪打的要准,跑步要领头。领不了头单双杠就得冒尖。然后见到漂亮姑娘心里乱的一塌糊涂的时候,也要装作视而不见。然后坚持不探家,不请假外出,按时出早操。再然后要给班长、排长、连长早请示晚汇报,训练之余要主动喂猪,掏厕所,没事就去食堂帮伙,外加学雷锋当标兵,好人好事天天干,实在没好事可干的时候,帮着战友洗衣服。
  这几条如果做好,然后有一项特别突出,提干基本是没什么问题的。这就是“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最原始状态下的体现。
  当年,按“四人帮”的元老张春桥的提干标准更简单,一是领导熟悉,二是群众拥护,三是上下要精干。
  总体来说,那时候人的目的性很强,上进心很强,但思想的纯洁度也很高。
  这些对袁国孝来说都没什么问题,他至少还上过战场。
  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别说提干,估计袁国孝入党都没人敢给他当介绍人,谁知道这小子在苏联的四十来天里干了什么?谁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为袁国孝的政治生命打保票,所以袁国孝不回家也得回家,连多干一年超期服役都没有可能……
  大难不死的丁殿勋回连队后开始真正的对医学感兴趣,后来他考上了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回到边防部队继续当医生。再后来又考上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内科研究生,成为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心血管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回国后任海军总医院ICU主任医师,二医大临床医学教授。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丁殿勋成为全军有名的心脑血管专家时,袁国孝也已完成当年“万元户”的过渡,成为家乡的“辣椒大王”。
  1971年初,袁国孝回家后,结婚生子,贩过驴,倒过猪,卖过锅,最难的时候蹲在村口的土墙上,为给生病的老娘买个熬药的沙锅愁眉苦脸,不知道找谁能借到钱……
  不管如何,他和丁殿勋都活着,只要活着,一切皆有可能……
  对于那场小规模的边境战斗,当时上至中央军委、外交部下至新疆军区都进行了调查,据说调查组先后向一百多人进行了询问了解,作了大量的笔录,调查的结果不得而知,或许形成一个“机密”的文件,我们无法得知。
  事件发生后,新疆人民进行了“反对苏修新沙皇”的大游行,但这件事热过之后,很快开始了冷处理,以至于很快让人淡忘。
  在管理学中有一个定理叫“印加效益”,这是由印加帝国的毁灭的教训命名的。印加帝国的灭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集权管理上出错了,一旦这个前提发生了变化,就会患上一种集体失能症,给事件发展带来无法预期的影响。
  在这场战斗中,中苏双方都卷入了“印加效益”的漩涡,但是苏军及时的跳了出来,所以胜了,中国军人在事态发展的关键时期中止了战斗,逃出这个漩涡才保证了人员最少的牺牲。
  最后的撤退命令是由谁下达的,当然不会是正在作战的前线指挥组。据有关资料记载1969年8月13日,在前方作战关键的两个时间段,一个是苏军进攻676高地的时候,一个是苏军进攻掩护阵地的时候,前指与塔城军分区通信先后中断了两次,长达1小时15分,整个作战现场混乱,各自为战,兵力无法集中。而这两次中断的1小时15分钟,正是作战最激烈的时候,中断的原由很容易猜想到,后方指挥员谁都不敢下达进攻或者撤离的命令,在逐级上报,又在逐级下达,还有调兵遣将,那里还有兵可调,苏联人让我们的指挥员措手不及。
  真相如果就是当事人或者参与者的回忆,那永远不可能是真想,所谓真相就是历史物证下对多资料的逻辑推理,结合当年大历史、大政治、大人文为背景。
  铁列克提是一场组织严密的作战吗?当然不是,所有的指挥人员和参战人员都没有把这次巡逻当回事,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忙着搞政治呢,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工作开展的轰轰烈烈,干部战士深入工厂、学校、农村、政府、到1969年连公、检、法也让解放军代管了。在政治挂帅,政治第一的年代,边境问题如果没有上升到政治的层面,那就不足以引起相关的重视。
  据当年的塔城军分区一名作战参谋回忆,7时许,我方就发现苏军的直升飞机在低空盘旋,并发现纵深有装甲车和战壕中的士兵,情况已很明了,当时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认为局势对中方不利,请示新疆军区,请求立即停止巡逻。但一个小时后,新疆军区指示,按既定方案执行。
  此后,巡逻组正常巡逻,进入了苏军已准备好的伏击圈。战斗打响后,前沿指挥部慌了,这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人能在战场上帮你。
  在众多的回忆录中强调上级及时调动八师的重装备部队上前线,部队到场时,那边苏军已撤退了什么的,明显的不真实。
  这些回忆或者是根据思维的惯性杜撰出来的故事,且以讹传讹,因为那个年代中国就处于狂热和谎言冲错头脑的特殊时期。如果中国真的重装部队进入争议区,与苏联边防军大打出手,那就不是边境争端,而是入侵苏联,中苏大战将意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估计当年不冷静的中国和同样不冷静的苏联真开始核大战了,估计林副统帅也不敢承担这个历史责任。
  据参与此次作战原苏联边防军人鲍里斯。邦达尔在《往事回忆》中记录,当时他是在边防巡逻队工作,1969年8月13日6时13分(北京时间)接到作战命令时,他们是从百公里外开着巡逻队的三台装甲车全速赶到扎拉纳什库里哨所的,早晨10时许(北京时间),巡逻车到达哨所,作好战斗准备,把装甲车掩藏在哨所周围,此时,前方阵地传来零星开火声和爆炸声,战斗已近结束。从8月13日之后,他们这个边境巡逻队一直在扎拉纳什库里哨所驻勤,以三台装甲车和乘员为一组,埋伏在掩体里,每昼夜轮换一次,换岗都在夜里进行,因为白天中国前哨班可以从空阔的地方观察到这里,直到当年9月份,他们才接到返回驻地的命令。
  从这段记录中可以分析出,“8。13”战斗后,中国边防部队根本没有大的动作,也没有调集部队来铁列克提,甚至没有派人进入争议区寻找阵亡官兵的遗体,最在可能是安排人半夜进入作战区寻找过遗体,没让苏军发现。直到周总理与柯西金会谈后,双方撤离争议区,避免军事冲突,中国才与苏方共同进入作战地域寻找阵亡的遗体。
  边境冲突发生,而且双方都有军人牺牲,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人对这场战斗承担任何责任,指挥组的几个成员,转业回家了,真正指挥了这场战斗的一个现场组织的军分区作战参谋,事件后调离原单位不知去向。
  当时的兵役制度是陆军服役期正常情况下2年,空军海军3年,技术兵种5年,也可以超期服役,但那批兵两年后,也就是1971年初左右基本都复员回家了。
  如果说有人承担责任的话,那就是当年的新疆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军区司令员龙书金,这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当年并没因“铁列克提事件”影响他什么,一个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将军,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阵亡28人的一个小规模战斗,对他来说微不足道。如果因此事加罪与他,那也太低估龙将军的名望和实力,何况当年文革中“武斗”打死的人也多了去了。
  他倒霉是因为1971年9月13日,铁列克提事件二年零一个月后,共和国的开国元帅林彪出逃蒙古人民共和国,坠机于成吉思汗的家乡温都尔汗的戈壁滩上。
  龙书金曾是林彪在第四野战军的部将,而且是深得林彪欣赏和重用的部将。可见龙将军的指挥才能和胆识在那个年代是独特的。林彪死后,被开除党藉,定性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在调查林彪反党反革命事件中,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主要的罪证之一。
  《五七一工程纪要》写了什么呢,此《纪要》是林立果与三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毛贼的会谈提纲,共3750余字,里面提到众多的标题性内容,其中有一条,国内借用力量有:“国防科委,20军,38军,军委办事处,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江、西安,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新疆”两个字,还错写成“新江”。
  就这两个字,龙书金将军说不清了,因为他是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驻军的一号首长,所以在“批林整风”运动中龙将军被免职接受调查,调离新疆,送至河南劳动改造,而对其调查中,“铁列克提”成为了将军当年渎职的罪证之一,仅此而已!
  2003年5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一则讣告:“原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4月16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讣告中对龙将军盖棺定论的语句是:坚持从严治军,为加强部队的全面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和巩固国防做出了贡献。
  2003年7月29日,中哈两国共同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哈国界勘定协议书》正式生效,铁列克提“争议区”被划归中国一侧。当年10月,铁列克提之战34年后,中国边防军人首次进入已无争议的中国领土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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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7 23:54 | 显示全部楼层
  (五)
  铁列克提边防连现在的位置应该是当年的前哨班再靠后一点,而当年的铁列克提边防站的位置在离这里二十公里的向阳沟里,那里可能是一个营所在地。我们来的时候路过,营房外观与这里区别不大,米黄色的外墙红色的彩钢屋顶。两山相夹的谷底并不宽,铁列克提河顺着山谷向下游流去,不宽的沙土路两边有野生的植物,过边防检查站,一个如同二战时国境一样的哨所构筑物形成的哨楼,有拒马桩的障碍挡着,我们去的时候是公安边防的警官陪着一同去的,所以可以顺利通过边防哨位,哨兵礼貌的敬礼放行。
  这个地方可以开放成一个很不错的旅游点,有山有树有水,沿途可以看到坍塌的营房,也许这里曾驻过不少的兵。没有放牧的人,1969年“8。13”事件后,在边境区双方边防军人脱离接触,这一带自然也不允许牧民随意出入,进谷地前的大草原上则毡房点点,牛羊片片,白云朵朵,给人以自然、和谐的感觉,进入谷地,由于曾经的战斗,还是感觉有点压抑。
  我们站在676高地上,这里45年前就是铁列克提之战的主战场,这个地方真是独特,从任何角度上来看,这里都不是可攻可守的好地方,光秃秃的山上,四周无依无靠,如同一个独岛竖在茫茫的戈壁滩上,边境的铁丝网那边确水草茂密,可以看见不远处扎拉纳什库里湖如同碧玉般静静的在远方的山角下,隐约可见哈萨克斯坦的一条铁路沿湖通过。还有一些模糊的建筑物,高高竖起的前哨班的瞭望塔就在不远处,那种钢构架起来的塔有点象高脚楼,不知道是中方还是哈方的。
  这块地方能划归中国不是因为哈方要放弃是中国极力在争取,因为中国人心中总是有一种说不上的情节,在这里我们曾经有28名烈士为之失去生命,这里就应该是中国的,而这里离哈国的火车站又太近,当年和中国人打仗的是俄罗斯人,不是现在的哈萨克人,但中国勘界的军人还是说通哈国将这块地方划给了中国,哈国也充分理解中国人的感情。从其它地方划出一块做为交换。这在国际交往上称为妥协。哈方能妥协的原因是中国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苏联解体后,从经济上给予了哈方巨大的支持,而那个国家人口又太少,土地又太大,哈萨克民族又是一个崇尚强者和英雄的民族,相互理解和支持便于更好的解决边界问题。
  在国土勘界上,中国或多或少使用了“银弹外交”使国界合法的确定下来,刚独立的哈萨克斯坦需要钱发展,而中国已“不差钱”了。
  这山上那种页岩敲一片下来就可以当刀用,整个山头连站人的地方都不好找。
  我是来寻找弹坑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网上与原装甲兵学院指挥系主任芦继兵大校聊了很晚,芦主任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这段战史,他没来过铁列克提,但与铁列克提之战的很多参与者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他可能是对这场战斗最清楚、最清醒的学者。
  那晚,我们讨论当年苏军是否动用过坦克,双方出动了多少人,各动用了什么武器。因为在参战者的回忆录中都提到了苏军动用坦克和直升机,我并不是一个军史爱好者,所以对各种武器的射程、射角并不清楚。
  芦教授是一个很严谨的学者,对历史不明不清的细节他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因为无知,所以可以无畏,我对芦教授说,苏军不可能使用坦克。芦教授在电脑那边沉默了一会说,明天你去看一看有没有弹坑,四十五年过去了,如果有弹坑可能也看不出来了。
  山上有几个槽子,有点整齐,感觉是用工具凿出来的,在山顶左侧有一块大约15平米左右的平地,可以集中站十来人。同事问,这个不是弹坑吧,我看了一眼他说,这傻子都可以看出来这是人挖出来的,专门搞平。
  为什么要在山顶削出一个平地呢,带我们来的小战士说,领导来参观没地方站,就搞了这么个小平台,来过此地的老兵回忆,2008年,立“忠勇山纪念碑”时,这里随处可见当年的爆炸形成的弹坑,也随处可见弹壳和弹片。而现在没了,已经被我们的边防连打扫干净了。看来这个遥远的边境线上光秃秃山都没有被注重形式的国人放过,保持原貌才会让战斗更真实。
  相距1000米左右的几个山头被用刷过的白漆的石头规矩的摆出了①②③④的标号,分别代表了四个阵,小战士用很规范的手势和动作介绍当年这几个阵地是掩护组,有多少人,由谁负责,这个数据明显不是当年真实的战斗数据,而是近年来从网络上寻得的数据。小战士介绍中也提到苏军动用坦克和飞机。
  与我同行的两个同事的父亲都曾与铁列克提有关,王永新的父亲王志当时是塔城军分区的士兵,铁列克提之战之后做为补充人员进入铁列克提边防连与袁国孝一同在边防连当兵,参与了当时烈士遗体的交接。而李杲的父亲是当年军分区的李医生,在有关袁国孝的回国的照片中李医生和另一个医生一边一个架扶着袁国孝。而他们的父亲都真实的记起当年牺牲的人员人数,由于时间太久,具体人数说不清,但基本均认为在三十人以下。
  在我们参观铁列克提边防连荣誉室时,李杲发现了父亲李彤写的一篇关于“铁列克提之战”的文章,打印出来做为资料放在陈列柜中。
  边防连的荣誉室并不大,大约十五平米左右,也算是一个陈列室,这个荣誉室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和展品可以让人参观,包括图板上介绍的很多内容,都有偏差,可以看出这里的连主官对这段战史并不感兴趣也并不了解。包括连队的历任主官都有问题,巡逻队领队裴映章副站长和他的前任都被写成连长,而在历任政治指导员的栏目里,可以看出这个连队的指导员是一直存在的,只是铁列克提作战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了。
  回来后,我在网上把情况向芦教授大概汇报了一下,并谈了我对苏军出动飞机、坦克、及人员的看法。
  在苏军的回忆录中,没有记录使用坦克,步兵战车对当年没有见过装甲车的中国军人来说可能就是坦克,因为那东西跟坦克长的有点像,都有铁壳子装甲,都有一个包围的炮塔。芦教授说他有当年记者拍下的电影片,因为太远,看不清。而在一线阵地只有袁国孝活着,他当年也不知道坦克与装甲车的区别。而真实的现场,坦克来了都没地方站。那么坦克远程射击有没有可能,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这个山头太小,中苏交战双方太近,如果远程射击也容易误伤苏军,坦克炮是用于精准打击的,不是步兵炮用于覆盖的。所以坦克不可能瞄准一个具体的战斗人员开炮,所以可以判断苏军没有动用坦克,因为用不着,对于我这个主观的看法,芦教授不表态。
  在很多回忆中提到苏军用坦克和直升机攻击,有没有可能用直升机呢,直升机当然用了,但是用在前期和后期的侦察,根本没有用在作战,因为米-4不是武装直升机,机身没有装甲,所以不可能参与战斗。而在众多回忆录中提到的两架直升机先后进行纵深侦察,这个应该是两架次比较合适。在哨所有可能停泊了两架或三架直升机,这是编组的需要。但没必要出动两架直升机进行侦察,那个区域方圆不到5平方公里,根本用不上两架飞机,一架飞机转两圈就足够了。不可能两架直升机一前一后的跟着侦察,对于我这个看法,芦教授不表态。
  前苏联与中国,都有一首唱给边防军人的歌,由于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让这两首歌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意义,苏联歌曲是一首情歌,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红军近卫军第三师开赴前线,在众多送行的莫斯科市民中,一群站在高处的工业学校女生唱起了这首歌,为年青的士兵壮行,这首歌词大意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唱给边防军人的,苏联军人把这个歌的名字命名为火箭炮,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用这种火箭炮把对德军的仇恨瞬间倾泻出去。这首歌风靡几十年,经久不衰。
  这首歌叫喀秋莎,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喀秋莎站在竣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中国唱给边防军人的歌叫小白杨,而小白杨哨所就是孙龙珍牺牲的塔斯堤哨所,因为小白杨歌曲唱红中华大地的时候,塔斯堤哨所便被更名为小白杨哨所,以引起人们关注,据说在新疆有两个小白杨哨所,歌曲的原创地在哪里,不知道。
  两首歌所表达了两种不同的意思,虽然“喀秋莎”和“妈妈”都可以隐喻成祖国,苏联歌曲《喀秋莎》所表达是的,为了祖国,我要回家,而歌曲《小白杨》所表达的是,为了祖国,我不回家。
  文化的差异让我们在对待一项作战的任务时所表现的目的性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一场很少被人谈及的战斗往往关注的人群也特殊,关注度也不一样,而这场近似神秘的战斗,前苏联也有人在炒作。
  1998年秋,在哈萨克斯坦帕甫洛达尔市第七技术中学召开的民防会议上,该市热力网络企业维修部的尼古拉。亚力山大罗维奇。埃别利称,他是扎拉纳什库里事件的直接参与者,1969年在苏军特种部队服役。他说:1969年8月12日,他们特种作战旅奉命搭乘安-12运输机,向中苏边境方向飞行,在飞机上把服装的识别标志换成边防军的领章和肩章。然后空降在准备作战的区域,然后参与了此次战斗,战斗在中国纵深打响,历时三天三夜。中国方面有大量的牺牲。
  而理智的俄罗斯网友则认为这家伙在扯谎,坚称当年苏军没有动用特种兵,只动用了边防机动群,也就是巡逻用的装甲车组。
  苏联的边防部队属于内务部并不是属于国防部,两个部门如果联合作战是需要两个部门协调的,是需要时间的,空降特种兵则是应急的突发事件。故此可以判断这个所谓特种兵确实在扯谎。
  2007年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决定,对1954年以后参战人员和参加核试验人员发补助,此文件由民政部发文,文号为:民发(2007)99号《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的通知》,河南省民政部门以此文件为依据将参与铁列克提战斗的袁国孝等当年参战的人纳入补贴范围,补贴并不高,每人每月100元。那年同袁国孝一同入伍的共38人,其中在铁列克提战斗中牺牲9人,现在家乡的应该有29人,但领取补助的人远远大于这个数字,而每个领取补助的人,都能说出一段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让这个事件更是扑朔迷离。
  那么,这次战斗双方出动了多少人?
  四十年后,铁列克提争议区划归中国之际,当年的老兵有一次聚会,在集体的回忆中建全了中方参战的分组和人数。
  担负这次巡逻任务的官兵据说有109人,其中巡逻组11人,由铁列克提边防站已转业的副站长裴映章带队。
  掩护组47人,分成三个组,由范进忠、肖发刚、杨振林分头带队指挥,具体每个组有多少人员现在很难确定。可以准确认定的是676高地上有掩护人员9人,牺牲8人,袁国孝被俘生还。指挥组和预备队有51人。
  必需说明的是,数字并不准确,这种分组也未必真实。这些数字里除作战人员外还有10名记者。
  而苏军有多少人参战了呢,中方说300余人,这个谁也没看见,看见苏军的除袁国孝其它均牺牲了,苏军的回忆录中未提及参战人数,只有一篇中提到,苏联边防军人面对三倍与已的中国边防军作战,这样推算就是30余人,这个数字也明显不符合实际。在苏军一张当年的作战分布图上可以看到,参战的有四个作战单元,每个作战单元有30人左右。另一张图上标出进攻的六台装甲车。BTP-60装甲车标准满载16人,六台最多载96人,但实际上,作战过程中装甲车上没有那么多人,乘员在战斗开始第一轮冲锋后,基本进入了战壕。装甲车上可能仅有驾驶员和2-3个机枪手或狙击手。这场战斗调动了苏军两个哨所的兵力和边防巡逻队的兵力。苏一个边防哨所大概有多少人,不好说,但从当年中国边防站正营职编制,20余人,后来边防连60余人来看,苏联边防站人员大概与中方相当,因为中国军队的编制是仿苏军的,人员基本相同。这样看来当年参战双方,兵力基本相同,只是在战斗一线的676高地,苏联军人远远多于中国边防军。我们的其它掩护组和预备队基本对这场战斗没有起任何作用,原因是太远,根本达不到火力支援的目的。预备队还很有可能是一个观摩队,根本不具备火力支持和冲锋的能力。
  关于中苏领土争端问题我查阅了几份前苏联的解密档案,其中有一份编号为No20351的档案记录了1943年3月3日,前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与国民党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的一段谈话记录,以下是摘录的几个片段。
  “随后,吴国桢说,如果我们是在昨天会面的话,他就不会提出如下问题了,今天在审阅相关材料时,他发现在苏联-新疆边界出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近2-3年间,苏联边境地区的政府部门清除了中苏边境原有的界标,并将之从原两国界线挪至新疆境内,有些界标甚至深入到新疆境内3-4公里处。吴国桢接着说,这显然是个误会,而非有意所为,因此他希望苏联政府调查此事,可当他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之时却发现自己甚至连一张关于该地区的完整的、带有精确的苏联与新疆之间边界标识的地图都找不到。”
  “吴国桢还补充道,当他担任重庆市长时便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即城区和郊区间没有明确的界标,从而会导致警察们无法明确究竟哪些区域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哪些区域需要他们去保护。”
  “我答复吴国桢道,他所举的例子就像是在开玩笑,因为国家间的边界问题,即使在很小的程度上也无法与一个国家内部各省际的边界问题相提并论,我还对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事实—苏联边境地方政府将两国间的界标移入新疆省境内表示怀疑。不过,鉴于吴国桢已提出了关于苏方似乎存在侵犯中国边境的事实问题,我还是请他根据中国外交部所掌握的材料向我详细说明苏方究竟在哪些地方侵犯了新疆的边界。”
  “吴国桢次长表示同意并补充道,中国和苏联之间目前关系友好,为了消除违反两国间边界的事实建议召集两国代表会议,以便根据1924年北京协定明确划定中苏两国间的边界。”
  从上述记录可以得知,中苏边境争端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就存在,而且说法都相似,苏联人把界标向中国境内移动了3-4公里。
  在苏联解密档案中有很多内容提到了中苏边境争端问题。铁列克提之战后,特别是周总理与柯西金机场会晤后,在一份编号为No10410的档案,记录了1969年9月24日,苏共中央决议:关于阐明中苏边界的历史,这份档案八条意见中的第二条记录,“委托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外交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协商,在6个月期限内,就中苏边界形成的问题,撰写一部详细的、具有科学依据的,以文件为依据的著作,并用俄文和其它外文出版。委托《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在1969年底之前筹备苏联学者关于中国清朝扩张政策的文章。刊登的具体日期与苏联外交部共同商定。委托《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部和《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对于上述所说的关于中俄边境形成历史和中国清朝扩张政策的著作和文章给予评论。”
  苏联的教课书上也承认中国清朝与沙皇俄国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那是历史造成的,不是苏联造成的,苏联只是继承了沙俄的土地。看来当年我们总以《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说事,不亚于与虎谋皮。
  有些话题是我和范军林谈起的,范军林是铁列克提战斗牺牲的连长范进忠的儿子,父亲牺牲时范军林只有4岁。一个4岁的孩子对于父亲是没有任何印象的,范军林对我说,其实小时候他非常恨父亲,父亲把母亲带到塔城这个边境小城市,又把他和母亲留在这里,母亲靠部队按月发的25元的抚养费艰难的把他养大,直到他当兵入伍。他说他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小时候,家里烧的火墙爆了,不大的房子瞬间被煤灰覆盖,大冬天母亲哭着在雪地里挖硬如石块的黄土,背回家化开和泥把坍塌的火墙重新糊起来,在那个事非颠倒的年代,谁会去帮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
  后来他考上陆军学院毕业回到塔城军分区,在部队工作了十八年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再后来儿子考上人民大学国防生,毕业后分配到陕西武警总队工作。他家至此已三代军人了。在很多同事羡慕他有一个争气的儿子时,范军林则总是唉声叹气的念叨,儿子范志浩是新疆长大的,就应该回新疆工作,到陕西干什么去没亲没故的。
  据说牺牲的杨振林烈士的女儿是遗腹子,而牺牲的大多数烈士都是年青的战士,没有成家,也没后代,铁列克提争议区划归中国后,塔城军分区曾委托袁国孝帮助寻找当年与袁国孝一同入伍牺牲在铁列克提的其它九个烈士的家人,袁国孝按军分区提供的烈士名单和家庭住址找了三天,只找到一个烈士的亲人。四十多年过去了,如果按25年一代人算,快两代人的时间了,家乡已没人还记得这些人,包括他们的亲人,更别说有什么遗物可寻。当年年龄最小的战士如果活着也到了含贻弄孙的年龄了,谁还记得这些人这些事。
  范军林说,他从小在塔城军分区大院内长大,和他一个大院长大的孩子中,很多人的父辈参与了这场战斗,但从没人提起这场战斗的细节,当年一定有人让这个事件的参战的官兵集体沉默了。
  这个战斗可能持续多长时间,我认为,这个战斗很快结束,要不了半小时,因为苏联军人清理主阵地现场时,中国边防军人的子弹并没有打完,甚至还有27枚手榴弹没有来得及投出去。中方与苏方记录的时间差距很大,其中有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双方都在拿捏不准的时候向上级请示、汇报等待上级命令中耽误了。
  据范军林后来了解,当年八师在托里县驻有一个团的兵力,托里县距铁列克提也就60来公里,战斗打响后,接到增援命令的部队开始到处找车向前线运兵,当增援的一个连队在王敏则连长带领下到达铁列克提时,天已黑了,战斗早结束,而增援部队最大可能的行动就是摸黑进入争议区寻找过烈士遗体。
  我问过范军林,那个纪念碑上的碑文是谁写的?范军林说,不知道,可能是军区政治部的干事写的,怎么了?
  我说,一是文笔太差,文体不符合中国文化对纪念碑的文体。二是不真实,没能客观的去回顾历史,而是从政治角度主观的偏面的续述了这场战斗,这是对历史的不负责。
  范军林无耐的说,那怎么办,我们军队政治部门肯定是站在我们国家的角度去写。如果是你,你准备怎么写?
  我说,如果由我来负责这项工作,我不会写任何文字,阵亡的双方军人都是优秀的、伟大的。都值得后人去凭悼,因为他们都是为了军人的荣誉,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从任何角度上来说他们都尽了一个军人的职责,不容褒贬。
  如果是我,我会在铁列克提边境上立一个这样的雕塑,一把巨剑在力的作用下插入土地,剑体成45度弧线弯曲,剑柄指向天空,剑身分三段,靠近剑柄的那三分之一是锋利的双刃,在双刃的两侧镌刻上双方阵亡边防军人的名字,剑的中段,双刃逐渐形成橄榄枝,而插入大地的那三分之一形成一个耕作的犁,卷起肥沃的土壤,高扬的剑柄上站立两只面向东方准备展翅腾飞的白鸽。
  范军林说,你的意思是铸剑为犁!
  我说:没错,这个雕塑就叫“铸-剑-为-犁!”
 
  附件一、“忠勇山”烈士纪念碑碑文
  附件二、铁列克提战斗中方28名牺牲边防军人名单(注:摘自文存新浪博客,文存系另一个研究铁列克提之战的老兵)
  附件三、铁列克提战斗苏方2名阵亡边防军人名单(注:笔者摘于苏军回忆录)
  附件一:
  “忠勇山烈士纪念碑”碑文:
  群山峤峤,云水萧萧,卫国壮士,英魂永驻,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我铁列克提边防站官兵,奉命执行巡逻任务,九时四十分许,行至此地,突遭苏军伏击。敌三百余名步兵在坦克飞机和重型火器密切掩护下,悍然向我发起进攻。面对三倍于我的入侵者,我巡逻官兵誓与国土共存亡,展开殊死反击。八名官兵强忍断臂、断腿的剧痛,向来犯之敌顽强扫射;掩护分队六名官兵在我巡逻分队被敌火力层层压制的情况下,毅然向着西南方向敌人主力扑去。激烈厮杀,持续五个半小时,战斗于当时十五时三十分结束。此次战斗,我官兵,尤其是巡逻小分队十九名官兵,三名随军记者,视死如归,表现出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二十八名遇难烈士中,十三人刚刚或不满十八岁,其悲壮惨烈,撼天动地,可歌可泣。值此新界勘定,示昔日战场,高扬我国旗、军旗之时,为慰忠魂,更为世代激励后人,特立此碑,以示铭记。
  塔城军分区二○○八年八月十三日
  附件二:
  铁列克提战斗中方28名牺牲边防军人名单
  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事件。在当年3月东北边陲的珍宝岛战斗中,中国军队有效地打击了苏联的气焰,全国人民为之振奋,热热闹闹。然而在当年8月13日西北边陲的铁列克提战斗中,我方的主阵地人员几乎全部阵亡,国家对此实情保持沉默,公众不知道烈士姓名,为国献身流血的勇士们埋没至今,已达40年!
  2009年5月新疆军区决定当年铁列克提战斗的主阵地无名高地命名为“忠勇山”,新疆军区司令员为“忠勇山烈士纪念碑”题名;在烈士牺牲的忌日举行了庄严的揭碑仪式。其中的碑文正视了历史,首次明载我们是100余人参战,并给予参战的勇士们很高评价。同时对安葬在托里烈士陵园的“8.13”战斗烈士墓进行修葺,烈士墓碑全部用高大的花岗岩精制,使清明节到烈士陵园扫墓的人群看到了一副崭新的形象。
  铁列克提战斗牺牲人员名单如下:
  一、巡逻组
  (铁列克提边防站营职副站长裴映章指挥,计11人,全部牺牲)
  1、裴映章,铁列克提边防站营职副站长,甘肃省天水县新阳公社老传村人,生于1932年,1951年4月入伍,1959年6月入党,师团通报表扬两次。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伤俘,在苏联牺牲,终年37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李连祥,八一厂摄影记者,上海人,生于1935年5月,1952年9月入团,1956年5月入伍,1957年10月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1961年7月入党,同年毕业后分配到八一厂任纪录片摄影助理、摄影师。1967年7月率摄影队赴越南“援越抗美”前线执行战地摄影任务并荣立三等功一次。参加拍摄的影片有《珍宝岛新沙皇反华暴行》等多部。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34岁,追记一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3、李国贞,骑兵营一连排长,河南省新乡长垣县范相公社人,生于1947年1月,1964年8月入伍,1967年12月入党,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战士,授奖一次。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2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4、高春林,骑兵营一连排长,河南省新乡长垣县范相公社兰庄大队人,生于1945年3月,1964年8月入伍,1967年12月入党,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4年,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5、曹新龙,铁列克提边防站报务员,陕西省渭南县南七公社曹庄人,生于1948年12月,1966年3月入伍,1969年4月入党,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1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6、樊中宣,铁列克提边防站司务长,河南省临汝县杨楼人,生于1947年2月,1966年3月入伍,1968年9月入党,连续四次被评为五好战士。给养员,临战前提司务长。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2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7、王明远,步兵营俄语翻译,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人,生于1936年1月,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62年10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33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塔城烈士陵园。
  8、刘允增,铁列克提边防站班长,河南省濮阳范县范相公社徐庄大队人,生于1945年4月,1964年8月入伍,1968年7月入党,三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4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9、李贵昌,铁列克提边防站战士,甘肃省兰州永登县新华公社红卫人,生于1949年5月,1968年3月入伍,1969年7月入党,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0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10、景长雄,铁列克提边防站战士,甘肃省兰州永登县井冈山公社红卫人,生于1950年4月,1968年3月入伍,1969年入党,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昏俘,在苏联牺牲,终年19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11、张克志,铁列克提边防站战士,河南省柘城县慈圣公社后台人,生于1948年5月,1969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1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文存注:1、巡逻组原为10人,翻译王明远原来留在边防站的小屋里,后离开小屋追上巡逻组,因而巡逻组成了11人;2、巡逻组在现在纪念碑位置遭受苏军猛烈射杀,当时11人巡逻组全部中弹倒下,勉强登上无名高地的,实际只有裴映章、李国贞、曹新龙3人。3、李连祥和另两位记者记一等功,并且均有新疆军区领导分赴3个烈士单位进行宣读新疆军区给予一等功的证书内容,其规格和荣誉远高于参战的正规军。原因是,新疆军区实行对外宽,努力安抚三名记者单位及家庭;对内严,认为打败仗还给于立功属不妥,而尽量压低立功档次且尚无立功证书及档案记录,并且几月后参战领导被处理调往别处、多位立功战士不予入党反作复员处理。)
  二、中翼掩护组
  ①无名高地阵地(塔城军分区骑兵营一连李建班长指挥,计9人,牺牲8人)
  1、李建,骑兵营三连三班长,河南省洛阳滦川县三川公社人,生于1945年5月,1966年3月入伍,中共党员,连年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4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温炳林,新影厂摄影记者,河北省人,1943年5月22日生于北京,中专毕业,1961年8月入伍,中共党员,1966年3月到新影厂任摄影记者。1969年8月13日中翼掩护组无名高地阵地摄影记者,无名高地昏俘,在苏联就义,终年26岁,追记一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3、王一兵,原名王留栓,新华社摄影部记者,河南省郑州市人,生于1939年8月30日,大学毕业,1965年参加新华社摄影工作。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30岁,追记一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4、余长安,骑兵营三连三班副,河南省洛阳滦川县白狮公社人,生于1945年10月,1966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4岁,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5、刘宜新,骑兵营三连三班战士,河南省柘城县牛城公社田玉白人,生于1950年7月,1969年3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19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6、王承贞,骑兵营三连三班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牛城公社李岩人,生于1951年12月,1969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17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7、尹清启,骑兵营三连三班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慈圣公社慈圣东村人,生于1950年11月,1969年3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18岁,追认为共青团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8、张积礼,骑兵营三连三班机枪手,甘肃省金昌永昌县东升公社红卫人,生于1950年1月,1968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19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②676高地阵地
  (塔城军分区步兵营一连代理副连长杨振林指挥,计6人,牺牲2人)
  1、杨振林,步兵营一连代理副连长,新疆阜康县天山公社人,生于1944年6月,1962年8月入伍,1964年10月入党,四次被评为五好战士。步兵营排长,临战前提一连代理副连长。1969年8月13日676高地后侧牺牲,终年25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王永仁,步兵营一连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张桥公社周庄人,生于1951年7月,1969年3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676高地牺牲,终年18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文存注:杨的牺牲地点位于676高地东700米开阔地以外的山旮旯,于战后56天找到,凭手表和手枪号确认是杨)
  三、左翼(南)掩护组
  (塔城军分区骑兵营一连副连长肖发刚指挥,计17人,牺牲2人。)
  1、杨世怀,骑兵营一连三班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伯岗公社贺大庙大队人,生于1949年5月,1969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1969年8月13日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20年,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贺宗义,骑兵营一连三班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伯岗公社人,生于1949年11月,1969年3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20岁,追认为共青团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四、右翼(北)掩护组
  (塔城军分区步兵营一连连长范进忠指挥,计20人,牺牲4人。)
  1、范进忠,步兵营一连连长,甘肃省天水秦安县莲花公社人,生于1939年4月,1957年12月入党,1958年3月入伍,多次被评为五好干部。1969年8月13日率队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30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塔城烈士陵园。
  2、郭峰,步兵营一连排长,河南省新乡长垣县孟岗公社人,生于1946年6月,1964年8月入伍,1966年9月入党,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23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塔城烈士陵园。
  3、丁西年,步兵营一连机枪手,甘肃省金昌永昌县胜利公社大寨人,生于1946年2月,1968年3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在制高点支援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3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4、李瑞增,塔城军分区卫生员,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李元公社李庄人,生于1950年,1969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1969年8月13日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19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文存注:丁西年在的制高点即为指挥组上面的山头875高地,最近更新的帖子列丁西年为指挥组牺牲人员)
  消防队长:中苏铁列克提之战
  五、支援组
  1、袁国振,步兵营一连给养员,河南省商丘柘城县张桥公社孔楼人,生于1948年3月,1966年5月入党,1969年3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战斗已经停息的午后,随车和塔城分区惠参谋的支援组前往战场,被铁列克提河边的苏军前哨截击牺牲,终年21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附件三:
  铁列克提战斗苏方2名阵亡边防军人名单(注:笔者摘于苏军回忆录)
  1、杜列波夫·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1948年出生,别尔姆州别尔姆地区西尔瓦村人,1967年6月21日入伍。中士,军犬训练师,东部边疆区130边防部队扎拉那什科尔哨所,1969年8月13日阵亡,葬于哈萨克共和国塔尔迪-库尔干地区乌奇阿拉尔村的民用公墓。
  2、梁赞诺夫·维塔利·巴甫洛维奇,1949年出生,车里亚宾斯克州兹拉托乌斯特市人。1968年10月31日入伍。士兵,报务员,东部边疆区130边防部队19支队第13边防哨所队,1969年8月13日阵亡,葬于哈萨克共和国塔尔迪-库尔干地区乌奇阿拉尔村的民用公墓。
  据苏联参战者《往事回忆》记载:
  “1969年8月15日,所有的人都前往乌恰拉尔村参加战斗中牺牲的杜列波夫中士和上等兵梁赞诺夫的葬礼。他们被葬在村子的墓地。他们的父母和亲人都赶来参加了葬礼,他们曾请求支队领导将他们牺牲的孩子送回乌拉尔,好把他们埋葬在那里,在自己的家乡。但是政委说:“这是我们的英雄,就让他们一直在我们身边吧,我们要用他们的功绩来教育新一代边防军人。我们会为他们扫墓,会时常记着他们的!”父母们离开了,而他们的孩子们留在了异乡的墓地。而现在,在苏联解体后,他们留在了异国的土地上……
  而这些回忆我是在事件发生30年以后写下的。那些边防军人为之捐躯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那块边境区域也已经没有了,它已经是另一个国家,成为哈萨克斯坦的地方。
  和我们共存的只有我们的记忆……”
  (全文完)
  201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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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8 19:51 | 显示全部楼层
2017.5.16看到此文后的点评:
  2010年4月16日,我在一篇相关铁列克提战斗的文章尾后宣示,我将把几年来调查采访的众多资料整合,发一篇大型纪实文章:《难忘四十年前的铁列克提战斗》。结果未及完成相关取证调查及动笔,遇上我五年尽孝闭关期。自顾不暇,凡事无心顾及。也曾几次试图动笔,结果头脑混沌,一再而废,以致搁置至今。
  20天前我复出上网,事务大量堆积、繁忙,近日才发现,本篇作者前年就加了我好友,并且发现我放了空炮的文童,他于2015年4月25日完成了:《中苏铁列克提之战》,系列五篇。文中看得出付出了很大代价,费尽周折,很多的实地调查采访。
  此篇文章视野开阔,反映情况认真负责,明察秋毫,客观贴实;思路活跃,抽象思维和情商俱佳;语言流畅,驾驭文字能力强。是本人学习的榜样,向作者致敬!
  为了共和国勇士们的英名和事迹不再埋没,我和卢兄2008年起至今,进行了快10年的辛苦付出,克惑不断,也掌握了很多珍贵的资料,以及历史图片。
  为此,我和作者在微信平台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语言交流,对相关铁列克提战斗的许多观点和遇到许多的困境,深有同感。志同道合,相见恨晚!其中作者最大的贡献,经过我多次细致提问,终于肯定他认定的676高地才是真正的主战场,并非官方及塔城军分区从事发直到现在依然宣称的无名高地。解决了我和坦克兄长期以来的疑问。
  今后,我们共同努力,以取得圆满的结果。          文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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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8 20:06 | 显示全部楼层
  上一次铁列克提战斗40周年纪念活动,因为新疆7.5暴乱打了水漂,明年是战斗50周年。这10年又有大量的铁列克提战斗的参战者、指挥者和我们获得联系,参加明年813纪念活动的人数会倍增。
  前段时间我在群里已经发出,为了给明年的纪念活动献礼,明年初正式发起纪念活动联系启示,然后由我执笔,署名老坦克、土狼、山里人也和我四人,写出重磅的、全面准确的铁列克提战斗纪实。确定在清明节前正式发表,以祭悼和纪念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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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1 18:14 | 显示全部楼层
苏毛恶匪死有余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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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5-19 19:42 | 显示全部楼层
俄国人禀性难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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