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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土 狼 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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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8 00: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文存 于 2018-4-9 00:00 编辑

土 狼 文 集





  上校,硕士,工程师。历任中队长,作战参谋,特勤大队长,处长,支队长,总队副参谋长等职。著有纪实文集《消防队长》中国言实出版社 CIP数据核字(2014)第311506。
  消防队任职多年。消防队的防毒面具似“狼头”,土不拉几的,故取名“土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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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00:5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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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01:01 | 显示全部楼层

中苏铁列克提之战

本帖最后由 文存 于 2018-4-9 00:02 编辑

  中苏铁列克提之战  
 
  土 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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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驻华大使馆: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上午,苏联方面出动直升机两架、坦克、装甲车数十辆和武装部队数百人,侵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纵深达两公里,无端的向正在执行正常巡逻任务的中国边防人员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名,并向中国边防巡逻人员进逼包围。中国边防人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目前苏联方面正继续调集大批军队和坦克,企图挑起更大的武装冲突,事态正在发展中。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蓄意侵犯中国领土、挑起新的流血事件,提出强烈的抗议,并要求苏联政府立即从中国领土上撤出全部入侵的军队,立即停止射击,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于北京
  (一)
  这是中国方面最早出现于报端的关于铁列克提之战的照会通报,这件事过去45年,而在这45年里,铁列克提之战鲜为人知,且被以讹传讹。
  做为国家机器的军人,其本质就是职业杀手,当两个大国的国家机器相碰撞时,最先发生接触的是军人,我们不能用好人与坏人去评价为了自己本国利益而浴血奋战的一线边防军人,从中立的角度上来说,他们都是本民族的英雄,虽然军人所杀死的敌人,可能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可能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可能是一个温柔的丈夫。当因为政治的需要或国家利益的需要,军人会用毁灭对手的方式来毁灭自己,以此来履行自己的职责。
  对45年前那场边境冲突,我们了解不多,我们也无法了解更多,所谓的真相随着时光的漂移,所沉积下来的只有对生命的消亡而带来的遗憾……
  在45年前那个夜晚,不管是我们还是对方都在做一件相同的事,准备杀死对手,来悍卫国家的利益。
  只有17岁的袁国孝没有想到只有他一个人从主阵地上活着回来了。1969年8月12日那天晚上,袁国孝一次次的把枪榴弹插进56式半自动步枪的枪管,拉上枪栓,无弹击发着。这个圆东西,如同远在河南家乡的老娘在河边洗衣服时用的棒锤,做的很精细,也很好看。而这个东西绝对是一个杀人的武器,他的作用如同手榴弹,只是得用空包弹做为动力把他打出去而已。袁国孝才当兵5个月,别说枪榴弹他没打过,就是子弹也没打过几发。
  那天晚上卫生员丁殿勋在和他尊敬的老师孙新民医生聊天,与袁国孝一样,丁殿勋也是个新兵,对于即将发生的事,他没有什么不安和预感,对他来说,领导告诉的只是一次正常的国境巡逻而已,倒是他一直尊敬的孙医生用浓重的陕西话对他说:小丁,你很年轻,我家里虽有妻但无子女,如果明天你能活着回来,告诉我的母亲和妻子,莫悲伤,我是为保卫祖国而战死的。这话让丁殿勋突然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连长范进忠是个孤儿,是吃百家饭长大的,1969年他刚好30岁,当了11年兵的范连长提干后,年年被评为五好干部,对他来说,部队就是他的家,他是中午才带着自己连的骨干从分区赶到铁列克提的,在哨所的烛光下,范连长看着他和儿子的一张合影,照片上的儿子才两岁,也天真的看着他。
  几个新闻记者那天晚上有点兴奋,他们已在塔城等了很多天了,这些记者更愿意战斗能够打响,而他们也更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而他们要做的是真实的记录下中国军人的英勇杀敌,凯旋而归的场景。
  不大的土坯房中弥漫着烟草呛人的刺激味,有人在不停的吸烟,有人不停的咳嗽。
  可以把请战书贴在墙上,可以把血书交给组织,可以大呼小叫的吼出各种口号和语录来表达,“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情,但真正直面死亡时,那种让人热泪盈眶的口号也会让人胆怯。
  所谓侥幸心理就是战场上的交战双方都会认为子弹会绕着自己走。
  阎王爷已悄悄的向他们走近,而他们根本无法预知小鬼们在那里等着他们。
  从资料中点点滴滴的掩饰上,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不是一次寻常的巡逻。
  1969年中苏边境线上发生的一件大事,两件小事直接导致了铁列克提之战,一件大事是珍宝岛之战,这场战争发生在中国东北边境,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队略胜苏联边防军,战斗的结果是中国军人牺牲29人,伤62人。苏联军人阵亡58人,伤94人。而在当年的资料中反映的是边防站叫孙玉国的站长,指挥边防军人给与了苏联人重大的打击。而真实的情况是,当时沈阳军区的精锐部队做了充分的准备并参战,而指挥这场战斗的是军区副司令员肖全夫将军,肖全夫是谁,他是1953年代表中国出席板门店停战签字仪式的中国人民志愿军46军军长,而在珍宝岛战斗之后的“九大”上,珍宝岛之战的影像放映,极大的刺激了文革中狂热的中国人,珍宝岛边防营职站长孙玉国更是受到吹捧,一路走红,以至四年后升任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在新疆的边境线上,也有很多的争议区,而争议区基本控制在苏联边防军手上,打一个象珍宝岛一样漂亮仗,在政治上捞上一票的想法自然会钻进了新疆部队某些高层的脑中。
  两件小事,第一件事是丘尔丘特转场,1969年5月,由冬牧场向夏牧场转场的羊群要穿过争议区,当时新疆军区为了保证牧民顺利转场,有目的进行了武装护牧穿越争议区,参与转场的牧工都是参与过战争的退伍军人,有些战斗经验比年青的边防战士还丰富,转场时,牛、马肚袋里藏着枪,只要对方不开枪,中国的兵团牧工也不会把枪取出来。军区在丘尔丘特外围做好了战斗准备,布置了骑兵营和炮兵营,而当年的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亓谦斋亲任前指总指挥坐阵塔城。穿越争议区时,中苏边防军人和牧工用棍棒和枪托进行了较量,如果苏军士兵开枪,此次目的就达到了。中国军人和准军人兵团战士可以一举歼灭来犯之敌,较量的结果是中国的羊群顺利到达塔斯堤草原,中国牧工还顺便抢了苏联人的枪,而苏联人的枪里根本没有装子弹,所以没开枪,这让坐阵指挥的副司令大失所望。
  第二件事1969年6月10日,在塔斯堤放牧的牧工张成山误入塔斯堤河与乌斯干河的中苏争议区,被苏联军人绑架,当时在现场的塔城军分区骑兵营排长李永强私自下令向苏军开枪,苏联军人予以还击。前去解救张成山的牧工孙龙珍被对方的流弹射杀。从宗教信仰或伦理道德上,苏联军人都只可能把枪口对向军人,不可能对向妇人,理亏的苏联人第二天释放了牧工张成山。排长李永强被奉为战斗英雄。
  苏联军人从不带弹驱赶中国转场的羊群,到实弹误杀我边民,这种上升的态势并未引起中国边防部队领导层的重视。从而导致苏联边防军设埋攻击我巡逻队,形成了事态的急剧上升的态势。
  一个偏远的边防站,一次正常的巡逻任务,确集中了十名记者,这本身就说明这些巡逻并不是正常的巡逻。而这些记者是从那里来的。
  1966年才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找到工作的江青同志,此时已不再热衷“八个样板戏”,而开始关心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也让江青折腾没了,没了的原因是江青把他的那帮人顺理成章的带进了更大的一个权力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是她觉得军队也得听她话,“九大”之后,各大媒体都要求开辟一个如同珍宝岛一样的新的宣传阵地,来揭露苏修新沙皇的丑恶嘴脸,这个倡议得到了江青同志的首肯,江青亲自给总参谋长黄永胜电话安排了采访新疆军区边防巡逻的事!而对于新疆军区来说,并不喜欢这些“无冕之王”到处游荡,宣传这东西是把双刃剑,宣传好了可以在政治上捞一票,如果宣传砸了,政治生命没了倒是次要的,有可能爹娘给的生命都没了。
  而习惯于“东西胡同南北走”的记者们,可不这样想,在全国上下一片红,“文斗、武斗加揪斗”的狂潮中,敏感且又勇敢的记者们,需要的是一次真正的“战斗”。
  八一电影制片厂本身就担负着边境战备执勤的采访和录影工作,当时八一厂在新疆军区摄制组的序号是36号摄制组,且前期成功的拍摄了丘尔丘特转场和塔斯堤事件的处置,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其它新闻单位进疆后自然向八一厂靠拢。“八一”厂在那,他们就跟到那里。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铁列克提边防站,最多时挤了20多名当年从中央到地方的知名媒体记者。如果只是需要一段边境巡逻的影像,记者们就不会这么煞费苦心了,新疆与苏联的边境线,到处是绵绵的群山,漫漫的草原,茫茫的戈壁,随便找一个地方就能拍一天,而扎堆的集中在铁列克提说明当年,铁列克提已箭在弦上。
  从塔斯堤到丘尔丘特再到铁列克提,这在边境上属于三个相邻的点,而这三个点相联起来,就是当年的国境线。
  解放后中苏边境,苏联方有边防军,苏联边防军1918年开始组建,并参加过卫国战争,苏联边防军独立于国防军,其装备和建制与国防军相同,也编有空军和海军。而中国边境线上很少有驻军,1962年4月伊塔事件之后,新疆军区才在边境地区逐步建立边防站。边防站更多的作用是边防检查,防止偷越境。还不具备进攻性的作战功能。
  1969珍宝岛战斗之后,中国边境上的边防站开始改编成为边防作战连队,各军分区所属步兵、骑兵编入边防连队,伊犁军区骑兵营调归塔城军分区建制,改称为塔城军分区骑兵营,7月在原有骑兵营、步兵营及14个边防站的基础上整编为塔城军分区步兵第3、4、5营,而铁列克提边防站与禾角克边防站合并成了一个边防连。而在很多关于这场战斗的续述中都涉及了调兵进入铁列克提驻防,其实当时是在整编。而在铁列克提之战之前,这里也确实增加了一半的兵力。可以理解成为巡逻做准备。
  一切的一切都在乱哄哄的准备中,那时候,不只部队乱哄哄,整个中国都乱哄哄的,边境巡逻计划上报了新疆军区和外交部。
  军队在“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下,进行了相应的训练,但这段时间的训练已比1964年时的大练兵,训练少多了,训练时间多让读报纸、表忠心的时间占据了。而在混乱的整编中,干部不认识自己的士兵,士兵也不解自己领导,那时候部队还有很重的老乡观念,塔城军分区那批兵主要的河南和甘肃的。
  1966年以前的巡逻是裴映章副站长带人牵着马走出来的,而在边防站整编过程中很多老边防由于年龄和职务问题已安排转业,裴副站长就是其中一员,那条线路在1966年前还经常走,一般情况下,进入争议区是我们上午来,他们下午走,也最大可能的避免冲突。有些时候遭遇了,也会相互撞膀子,相互用对方听不懂的语言强调主权,互相指责一番,再严重点就是都撤到有利地势相互用枪虎视眈眈的对瞄一会,只要有一方瞄累了,扛枪走了,另一方也就做罢。再后来,中苏关系严重恶化,双方巡逻有了冲突,中国边防军人一般走路,或者骑马,还没到指定的位置,人家的飞机和装甲车就到了,堵着不让走。
  战争就是流血的政治,箭已在弦,不得不发了。从丘尔丘特转场到塔斯堤事件,中国边防军人越来越轻视苏联边防军人的胆量和能力,而苏联边防军人越来越重视中国边防军人的“挑衅”和行动。
  据苏联军方记载,1969年6月后,中国的毛派分子越来越张狂,以前巡逻相遇,他们装着看不见苏联军人,而现在他们开始吐唾沫并喊着侮辱的话语。这段记录符合当年文革时期的中国人普遍的行为。
  相比较那个年代所发生的其它事件,中国边防军人对这次军事行动还是进行了计划,1969年8月11日,巡逻组在排长李国贞的带领下事先试走了线路,但没有进入争议区,看领阵地的9名成员在一处无名高地上合影留念。从照片上可以看出,9人中除了八一厂摄影师李连祥和报务员曹新龙外,其它战斗人员都配备了56式冲锋枪,56式冲锋枪在当时是干部和班长才能执有的武器,可见巡逻组是由军事素质很强的干部和骨干组合而成。
  而在11日这天的勘察线路的行动已让苏联边防军引起了足够的重视,据苏联对这场战斗的记录称,“扎拉纳什库里湖”事件是由1969年8月11日开始的,苏联边防前哨班班长杜列波夫伊尔发现了中国边防一个加强班的军人在边境的活动,马上这个“发现”被上报到东部边疆区领导灭尔库洛夫少将那里,灭尔库洛夫提议与中方进行边境会晤。但中方保持沉默,在中方的记录中确实记录了原定8月11日进行的会晤改到了13日进行,因为13日中国将在争议区巡逻,目的是把苏联官方的注意力引开,现在看来这事做的算是掩耳盗铃了,苏联边防军当年通信条件比中方强很多倍。随后苏联东部边疆区巡逻队彼得大尉被派到前沿哨所来协助叶普盖尼中尉。
  据叶普盖尼中尉回忆,我们密切观察中国边防军人的举动,特别让我们警觉的是两组中国边防军人出现在中国铁列克提岗哨上,他们轮留登上高处,不由得要问为什么?挑衅的气息开始散发出来,我和彼得大尉交换了意见,制定了下一昼夜守卫边境的计划。彼得大尉命令两台装甲车在关键地段隐藏起来,观察哨被强调加强夜间对边境的监视。
  向阳沟这个地名很明显带有文革的色彩,沿S318线由托里向阿拉山口方向行进,在距阿拉山口80公里的一个山道处有一个向右转向的路牌指向铁列克提40公里。进入这个区域,就没有公路了,一路是戈壁沙土路,而向阳沟是一个峡谷,峡谷两侧是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有一条河沿着山谷蜿蜒而下,河道两边的湿地上长满了新疆特有的河道植被,风光极美,有一段路遍地的野生枸杞。铁列克提边防站就在向阳沟里,距铁列克提前哨班还有20公里左右的山路。出这个山谷视野一下开阔起来,海拨降到600米左右。这个开阔地就是当年争议区,中国方面认为国境线应该是以阿克哈巴河为界,而苏联方面认为国境应该以扎娄勒山为界,而这片开阔地刚好处于扎娄勒山下,阿克哈巴河边,铁列克提河顺着山谷流入了扎拉纳什库里湖。
  扎拉纳什库里湖边有一个火车站,这条铁路通向阿拉山口,是当年中苏的友谊铁路。
  据老兵回忆,中国边防军分巡逻组、掩护组、指挥组、预备队。巡逻组为保持体力,就隐蔽在距边境5-6公里的前哨班,其它组先后且分头由向阳沟铁列克提边防站向铁列克提边境线开进,具体有多少人,至今为止,谁也说不清楚。在这次巡逻前和边防站整编过程中先后有几批人员进驻铁列克提边防站,有记载的是当年6月中旬塔城军分区骑兵营一连连长肖发刚带领一部分人进驻铁列克提,成为整编后第一任连长,副连长杨振林带领分区步兵营一个排进驻铁列克提,7月16日,分区参谋尹效智带两个步兵班进驻铁列克提,7月20日,分区骑兵营一个排进驻铁列克提,8月12日,分区步兵营连长范进忠带领部分排长、骨干来铁列克提。按中国式的整编,有调入的自然有调出的,在8月13日出动的边防军人有多少,目前没有人说得清了,在参与巡逻的队伍中还有10记者。
  1969年8月13日零点左右,睡熟的新战士们被老兵叫醒,部队准备行动,各分组列队,虽然这里离铁列克提边境线还有20公里,但似乎怕惊动了20公里外的苏军一样,大家静悄悄的站队,清点装备,各领队小声的点名。
  袁国孝分在中翼掩护组,丁殿勋分在左翼掩护组,范连长带着右翼掩护组。
  1969年8月13日是农历七月初一,那天没有月亮,也没有云彩,繁星高照,选择一个没有月亮的日子进行潜伏是边防部队常进行的作业科目,虽然没有月光,但在漆黑的星光下同样可以准确的找到潜伏的位置,这是老边防的基本功之一。
  部队出发了,人不知鬼不觉。在崎岖的山道上不时有人跌倒,也不时的传来带队干部的鼓劲的政治口号,比如:四海翻腾云水怒,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马上有人回答,五洲震荡风雷激,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
  人不知鬼不觉的事,一般都是当事人自己单方面认为的!这个世界只要有三个人同时去干一件一样的事,就没有秘密可言了,何况前一天,中方的行动已被苏方盯上了。
  1969年8月13日北京时间凌晨5时30分左右,苏军前哨杜列波夫依尔中士发现了进入争议区的中国边防军人,在漆黑的夜晚微弱的星光下,成剪影的676高地上寸草不生,杜列波夫依尔中士看到山脊上有黑影晃动,接着他用夜视仪进行了确认。
  得到毛派分子入侵深入700-800米处的石头山的消息后,戈沃尔中尉向哨所发出了“准备战斗”的警报,临近几处哨所的备用兵力接到战备警报后,开始向676高地方向集结。
  这是个很奇怪的地形,从向阳沟出来一路下坡在扎娄勒山与扎拉纳什库里湖之间大约有3-4公里的距离,这块空地上无端的长出几块山不山丘不丘陵不陵的地貌来,不大不小的横在空阔的冲击平原上。
  摸黑到达676高地的中国士兵试图在高地上挖战壕,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座被苏联士兵称为石头山的高地确实是石头的,虽然不是整体,但这座石头山的岩石在地质学中被称做页岩,是一种沉积岩,具有薄片状的结构,一层层的压合在一起,稍一敲就可以取下一块,这种岩石经过千百万年的雨水和狂风的吹刷,边缘部如同刀片般的锋利,在现代武器的冲击或爆炸作用下,产生的杀伤力可以比弹片都强。而其坚硬的表面,使用工兵铲是无法挖动的。而石山的顶部只有一道山脊,正面对苏联的一面是一个缓坡,角度估计有60-70度左右,而背面基本趋于垂直,正常情况下无法上下通过。整个山型就如果古代帝王墓的地面封土。只是东西薄,南北厚而已。
  中翼组在班长李健的带领下潜伏在这个山丘上,这个山丘正面背面都没有可以藏身的掩体,短时间内挖出一个战壕来,基本是不可能的事。不管坐着还是爬着,地表的页岩都立愣着戳向人体。在这个光秃秃山体上,最好的姿势是蹲着。走了近四个小时的路,一身的汗,刚歇一会身上的汗退去,8月的深山里瞬间寒冷起来,冻的人哆嗦。中翼掩护组几个人侧蹲在山脊的东面,一字排开,相护靠着取暖。摄影记者王一兵也准备好了像机。子弹已压上了枪膛。而袁国孝和副射手拿着枪榴弹潜伏山的东北角,旁边是记者温炳林调整好了摄影机对向前方的苏联方向。
  苏军参谋长尼基坚科中校此时是现场的最高指挥官,在他的命令下一架米-4直升机起飞,由北向南的向石头山和铁列克提前哨方向低空飞行,甚至在袁国孝他们的阵地上空悬停了一会,进行了拍照,清点人数。当摄影记者拍下2个新兵,手执毛主席语录紧握钢枪怒斥苏联飞机入侵中国领空的豪迈动作时,米-4上的苏联士兵也拍下了毛分子入侵者的人数和装备。然后向纵深飞去。尼基坚科中校得到的侦察报告是,在我们的领土上毛派分子在石头高地和右高地北面山坡上修筑工事,在右翼,中国的领土上,发现一台载有士兵的车,此外还有一支有11人组成的小组从中国“铁列克提”哨所出来,沿着巡逻道向石头山高地行进。分析情况后,尼基坚科中校命令戈沃尔中尉乘装甲车前往中国阵地前用喇叭喊:你们侵犯了苏联边境,请马上离开,我们警告你们。
  双方的对峙坚持到9点,现场情况不断的从哨所发向上级,东部边疆区灭尔库洛夫少将和政委伊戈尔上校分别拨通了莫斯科边防军总参谋部的值班电话,结果对方对他提供的信息表示感谢,然后就挂了电话。电话再次打到克格勃总部值班室,关于是否可以开枪的问题同样没有获得答复。于是伊戈尔上校通过私人关系打到了边防军参谋部的朋友那里,朋友告诉他,领导层知道了此事,但都在保持沉默。
  苏联边防军的领导层集体保持了沉默,边境开枪对他们来说是要承担国家责任的,除非最高领导下令。那时候勃列日涅夫可能还没起床,高层人物一般头脑都比较清醒,也习惯了踢皮球。而处于低层的军官又多数处于二百五的阶段,遇事很难通过大脑过滤,当灭尔库洛夫少将和伊戈尔上校对是否开枪犹豫不决时,前方的战斗已打响了。
  天刚亮,苏联边防军已有装甲车占据了676高地西侧、西北侧。
  8时30分,指挥组将上述敌情电话报告了塔城军分区,军分区指示:停止巡逻,占领有利地形,监视敌人活动,待命。
  9点,军分区电话指示:立即恢复巡逻。
  9点15分,巡逻组电台用明语向指挥组报告:巡逻组已出发。
  现在去谈论第一枪是谁开的已没有任何意义。但从苏军回忆录中的这句话,可以判断苏联边防军开了第一枪,“边防部队参谋长尼基坚科中校承担起作决定的责任,他命令将中国人从苏联领土上赶出去。”于是北京时间9时40分隐藏着的装甲车开出了掩体。
  此时巡逻组冲过了前方拦截的装甲车辆和苏联士兵的堵拦,已靠近676高地下。
  中翼组的战斗人员间隔5-7米已散开在山脊上,或蹲在山脊后,或在尖石稍少的地方爬下成射击状。而袁国孝在班长李健的指挥下和副射手从东南角绕着山背后,又潜伏到离装甲车更近的东北角。
  我们常用一个词,战争一触即发,如果当时裴映章带着的巡逻人员被堵挡时,按以往正常情况下,相互对撞一会然后撤离,战争就不会发生,如果巡逻组撤离,各掩护组也就撤离了,铁列克提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如果。
  裴站长一行的11人是军人,军人的职责是服从命令。对裴映章来说,这是他军人生涯的最后一次巡逻,他希望有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这次巡逻本身就是他带着新来的干部认路,如果裴站长知道他这次巡逻牺牲之后的三十年里,中国边防军人再没有走过这条路,他一定不会执着的坚持走下去。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当年裴站长依据什么确定这条线路是中国的边境,就是有地图也是苏联的军用地图。但守土固边是军人的职责。
  1883年10月3日,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规定中还可以看到中国清代当时划界的旧卡伦位置和方式,“处于郎库勒之野西北行,至莫敦巴尔鲁克旧卡伦”,现在我们无从查知巴尔鲁克旧卡伦(哨所)的位置,这是塔城与前沙俄划界的文字依据,这段路线就是从铁列克提到塔斯堤的线路。在额敏县志中还记载了这样一段,在《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中俄方提出将位于中国境内的巴尔鲁克山借予俄国牧民放牧10年,到光绪19年借约已满,沙俄又续借为由强占3年,当年的陕甘总督长庚上表朝庭认为:“此山一日不收,则伊塔一日不能宁靖,实为失地利、扰行旅、断后路、危疆域之大害”。1894年中俄签订收回《巴尔鲁克山文约》,此地收回后,塔尔巴哈台行营营务处佐领忠瑞,受命沿边境一线勘察,安设卡伦,驻兵管理。10月革命之后,继承了沙俄的领土的苏联就在此地驻军,而当年中国内忧外患并无驻军。按1945年版的苏联地图所标的国界线,由北向南一字排开的三个阵地均位于苏联一侧,巡逻组行进路线已进入苏联边境。1962年8月,中方才在此处建前哨班,而铁列克提边防站还在20公里外的向阳沟内。
  文革期间中国政府不承认清王朝的不平等条约,以做为中苏重新划界的谈判条件。但已成为历史事实的边境,无力更改。当时,中国的国力还不足以与苏联对抗。
  苏联边防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瑷珲条约》《伊犁条约》什么的!就如日本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一样,中国人不知道《日内瓦条约》一样,对他们来说,那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中国的毛派想侵占苏联的领土。
  我们所提的搁置争议他们是这样理解的,“中国人很记仇,再过100年,他们还是会想起的,我们两国间的边界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它只是被压了下去,中国人并没有清除掉自己对俄罗斯的领土的要求”。我方的回忆录中说苏联军人把界石搬到了中国境内纵深之事可信度不高,那也许是政治宣传的结果。苏联人的胃口不会小到蚕食几百米的不明边境,要搬早在中方无驻军时就搬了。
  在政客眼中军队才算棋子,单个军人的生命如同蝼蚁,但在军人心中,自己是国家的护卫者,国家荣誉比生命更重要。
  裴站长带着他的巡逻队昂着头继续往前走着,离预定目标的折返点已很近了,裴站长走在第一个,这是领队的位置,摄影师被夹在队伍的中间,摄影师李连祥的镜头中,已打开保险的苏军AK47从肩上卸下端在了手中,硕大的BTP-60装甲车发动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巡逻队的士兵第一次见到这种装着八个大轮子的“坦克”。装甲车的炮塔随着巡逻队员的身影位移着。
  苏军装甲车上的戈沃尔中尉用手提喇叭冲着巡逻的队伍再次吼着:你们侵犯了苏联边境,请马上走开,我们警告你们!
  中国的边防军人目不斜视的继续向预定的目标前进!
  “哒哒哒”警告的枪声响了!
  这让巡逻的队员想起中国边防军中相传的一个笑话,“老毛子就那两下子,最多冲天上打个点射!”
  中国边防军人没有被枪声吓住!继续向前快速行进。队伍已走到676高地下了!
  这时指向天空的枪与地面平行了。
  “叭”的一声,狙击手的子弹打到了走在最前面的领队裴映章,他晃了一下,子弹的冲击差点把他掀倒。血从裴映章的脖子上喷了出来,子弹从裴映章脖颈右侧打入从左侧钻出!有常识的人都明白,脖颈是人体重要的传输机构,大动脉、颈椎、食道、气道都从那里通过!不管打到脖颈的什么部位,裴映章都不可能再发声了!
  那瞬间,有一名干部下达了命令,敌人开枪了,向中路掩护组靠拢。队伍瞬间散开,向不远的高地奔跑。还没有失去知觉的裴映章在其它人的牵拉下跟着向山头撤去!
  如果此时,巡逻队沿巡逻路线后撤,也许,苏军不会再开枪,而会打着口哨,看着中国军人狼狈的逃跑!但中国军人没有逃跑,而是向有利的地形撤退,做还击的准备!
  散开的队伍很快接近了山脚下的袁国孝,爬在地上的袁国孝甚至听到了报务员曹新龙浓重的陕西方言向指挥组的呼叫,敌人向我方开枪了,已打伤了裴站长!是否开枪……话音未落。“哒哒哒”的一阵点射,电台和曹新龙同时中枪了,曹新龙重重的倒在地上。身下压在硕大的电台上。血瞬间把电台浸透。
  苏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开始进攻了。“哒哒哒”,杂乱的枪声响起。
  又有两名巡逻队员被子弹打倒,排长李国贞在迂回的奔跑中腿上快速被穿过了两颗子弹,袁国孝甚至听到了金属擦过骨头的嘎嘣声,李国贞扑到在地,此时腿部受伤已站不起来了,他用枪托支着,侧过身半坐半躺在光秃秃山腰上,这里没有掩体,而他就在对面装甲车内苏联士兵的射程内。李国贞端起了枪瞄向了装甲车后面冲锋的步兵。
  苏军话务员列兵梁赞诺夫利从装甲车后面跃出,用AK47向山腰扫射着,他是苏军的一个新兵,与袁国孝相同,当兵不到一年,这个20岁的高大,健壮的俄罗斯士兵,刚从装甲车后闪过,李国贞的枪响了,长着一头黄头发的列兵梁赞诺夫利再没有动一下,就跌倒在地,“叭”李国贞打出了第二枪,又一名苏军士兵大叫着捂着腿跳到装甲车后部,装甲车上的机枪“哒、哒、哒”开始横扫,22岁的排长李国贞成了近距离重机枪的靶子。
  袁国孝紧张的把枪榴弹插进枪管中,瞄向最近的一台装甲车,扣动板机。“嗵”的一声,枪的后座力差点把瘦弱的袁国孝打翻,这是他第一次击发枪榴弹,袁国孝本以为枪榴弹会向子弹一样,瞬间飞向装甲车,瞬间装甲车就消失。但那个枪榴弹如同抛出去的棒槌,慢悠悠的冲了50米,在装甲车前十来米处跌落在地上,翻了两下,“嘭”的爆了,爆起的石块都没溅上已很近的装甲车!
  正在前进的装甲车突然停下来,并向后退了起来,接着把车身正面对向了阵地,这样着弹面小了一大半,袁国孝再次装上一枚枪榴弹,把枪口向上抬了抬,握紧枪托,再次扣动板机。“嗵”的一声,第二颗枪榴弹飞了出去。跟第一枚一样在离装甲车很近的地方翻滚了几下爆了。
  装甲车上的几支枪同时对向了袁国孝。已经有两次射击经验的袁国孝再次用枪榴弹对准了冲上来的装甲车。
  装甲车上的瞄准手弗拉基米尔下士发现了袁国孝,他的枪对向了袁国孝扣下了扳机。再他扣下板机的一瞬,一枚不知从那里飞来的手榴弹在袁国孝面前爆炸了。至少有三个苏联士兵在回忆录中提到枪榴弹手被弗拉基米尔下士击中了枪榴弹,中国的火箭筒手被炸成了碎片。其实弗拉基米尔下士的枪打穿了袁国孝的胳膊。而袁国孝被爆炸震晕了。
  炸晕的袁国孝是主阵地上唯一的幸存者,再没有人看到主阵地的中国军人是如何壮烈殉国。我们只能从苏联参战军人的回忆录中去还原现场。
  中国的边防军人被围在了这块主峰距巡逻道只有30米高十来平方米的山脊上。
  没有任何掩体的中国军人在光秃秃的山体上,用肉体对抗着装甲车中的苏联士兵。山上和山下的机枪和冲锋枪打退了苏军的第一轮冲锋。
  最先进攻的苏军装甲车217号,被中国军人的轻武器打瘫了,子弹和手榴弹的爆炸把装甲车的外置设备全部打掉,八只大轮子被子弹打成了筛子,车身被打穿,机枪手少尉普契科夫的大腿被穿过厚厚装甲的子弹打伤,装甲车驾驶员维克多的右手也被打穿的子弹击伤,装甲车的炮塔被流弹卡死。这台装甲车不得不退出战斗。
  而此时已有六台装甲车围住了676高地,苏联的士兵躲进了装甲车和掩体,利用装甲车上的14。5mm的重机枪向光秃秃的676高地倾泻着拇指粗的弹头。
  在夜间第一个发现中国军人的苏军杜列波夫伊尔中士,也是第一轮冲锋中阵亡的苏联士兵。而在阵亡前杜列波夫伊尔已被两颗子弹击中,他是在接近山脊时,被中国军人击中头部,这个21岁的军犬训导员还有几个月就要退伍回家了,这次冲锋让他再也无法回到俄罗斯别尔姆州的家乡,包括他的尸体。而首次冲锋士兵已有十人受伤。
  苏联边防巡逻队的装甲车还在向铁列克提方向集结。
  在众多的资料中介绍,我边防军人打退了苏军三次进攻,这可能是宣传的需要设定的进攻次数,包括震晕的袁国孝也没看到三次进攻,因为珍宝岛我们打退了苏联军队的三次进攻,那么从宣传的角度上,铁列克提也一定是打退了三次进攻。
  苏联军人并不傻,在那个年代,苏联军人的整体素质和受教育的程度是远远高于中国军官和士兵的。他们懂得生命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在拥有强势的情况下,放弃装甲车和重武器而靠轻武器与被逼到绝路上的中国边防军拼刺刀。
  苏联边防巡逻队的装甲车还在向铁列克提方向集结。
  1969年8月13日,北京时间10时15分,主阵地战斗已经结束。围着676高地的装甲车的重机枪口对向了试图增援676高地的其它掩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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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01:0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土狼 于 2018-4-8 01:16 编辑

  (二)
  向阳沟这个地名很明显带有文革的色彩,沿S318线由托里向阿拉山口方向行进,在距阿拉山口80公里的一个山道处有一个向右转向的路牌指向铁列克提40公里。进入这个区域,就没有公路了,一路是戈壁沙土路,而向阳沟是一个峡谷,峡谷两侧是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有一条河沿着山谷蜿蜒而下,河道两边的湿地上长满了新疆特有的河道植被,风光极美,有一段路遍地的野生枸杞。铁列克提边防站就在向阳沟里,距铁列克提前哨班还有20公里左右的山路。出这个山谷视野一下开阔起来,海拨降到600米左右。这个开阔地就是当年争议区,中国方面认为国境线应该是以阿克哈巴河为界,而苏联方面认为国境应该以扎娄勒山为界,而这片开阔地刚好处于扎娄勒山下,阿克哈巴河边,铁列克提河顺着山谷流入了扎拉纳什库里湖。
  扎拉纳什库里湖边有一个火车站,这条铁路通向阿拉山口,是当年中苏的友谊铁路。
  据老兵回忆,中国边防军分巡逻组、掩护组、指挥组、预备队。巡逻组为保持体力,就隐蔽在距边境5-6公里的前哨班,其它组先后且分头由向阳沟铁列克提边防站向铁列克提边境线开进,具体有多少人,至今为止,谁也说不清楚。在这次巡逻前和边防站整编过程中先后有几批人员进驻铁列克提边防站,有记载的是当年6月中旬塔城军分区骑兵营一连连长肖发刚带领一部分人进驻铁列克提,成为整编后第一任连长,副连长杨振林带领分区步兵营一个排进驻铁列克提,7月16日,分区参谋尹效智带两个步兵班进驻铁列克提,7月20日,分区骑兵营一个排进驻铁列克提,8月12日,分区步兵营连长范进忠带领部分排长、骨干来铁列克提。按中国式的整编,有调入的自然有调出的,在8月13日出动的边防军人有多少,目前没有人说得清了,在参与巡逻的队伍中还有10记者。
  1969年8月13日零点左右,睡熟的新战士们被老兵叫醒,部队准备行动,各分组列队,虽然这里离铁列克提边境线还有20公里,但似乎怕惊动了20公里外的苏军一样,大家静悄悄的站队,清点装备,各领队小声的点名。
  袁国孝分在中翼掩护组,丁殿勋分在左翼掩护组,范连长带着右翼掩护组。
  1969年8月13日是农历七月初一,那天没有月亮,也没有云彩,繁星高照,选择一个没有月亮的日子进行潜伏是边防部队常进行的作业科目,虽然没有月光,但在漆黑的星光下同样可以准确的找到潜伏的位置,这是老边防的基本功之一。
  部队出发了,人不知鬼不觉。在崎岖的山道上不时有人跌倒,也不时的传来带队干部的鼓劲的政治口号,比如:四海翻腾云水怒,同志们坚持就是胜利!马上有人回答,五洲震荡风雷激,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
  人不知鬼不觉的事,一般都是当事人自己单方面认为的!这个世界只要有三个人同时去干一件一样的事,就没有秘密可言了,何况前一天,中方的行动已被苏方盯上了。
  1969年8月13日北京时间凌晨5时30分左右,苏军前哨杜列波夫依尔中士发现了进入争议区的中国边防军人,在漆黑的夜晚微弱的星光下,成剪影的676高地上寸草不生,杜列波夫依尔中士看到山脊上有黑影晃动,接着他用夜视仪进行了确认。
  得到毛派分子入侵深入700-800米处的石头山的消息后,戈沃尔中尉向哨所发出了“准备战斗”的警报,临近几处哨所的备用兵力接到战备警报后,开始向676高地方向集结。
  这是个很奇怪的地形,从向阳沟出来一路下坡在扎娄勒山与扎拉纳什库里湖之间大约有3-4公里的距离,这块空地上无端的长出几块山不山丘不丘陵不陵的地貌来,不大不小的横在空阔的冲击平原上。
  摸黑到达676高地的中国士兵试图在高地上挖战壕,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座被苏联士兵称为石头山的高地确实是石头的,虽然不是整体,但这座石头山的岩石在地质学中被称做页岩,是一种沉积岩,具有薄片状的结构,一层层的压合在一起,稍一敲就可以取下一块,这种岩石经过千百万年的雨水和狂风的吹刷,边缘部如同刀片般的锋利,在现代武器的冲击或爆炸作用下,产生的杀伤力可以比弹片都强。而其坚硬的表面,使用工兵铲是无法挖动的。而石山的顶部只有一道山脊,正面对苏联的一面是一个缓坡,角度估计有60-70度左右,而背面基本趋于垂直,正常情况下无法上下通过。整个山型就如果古代帝王墓的地面封土。只是东西薄,南北厚而已。
  中翼组在班长李健的带领下潜伏在这个山丘上,这个山丘正面背面都没有可以藏身的掩体,短时间内挖出一个战壕来,基本是不可能的事。不管坐着还是爬着,地表的页岩都立愣着戳向人体。在这个光秃秃山体上,最好的姿势是蹲着。走了近四个小时的路,一身的汗,刚歇一会身上的汗退去,8月的深山里瞬间寒冷起来,冻的人哆嗦。中翼掩护组几个人侧蹲在山脊的东面,一字排开,相护靠着取暖。摄影记者王一兵也准备好了像机。子弹已压上了枪膛。而袁国孝和副射手拿着枪榴弹潜伏山的东北角,旁边是记者温炳林调整好了摄影机对向前方的苏联方向。
  苏军参谋长尼基坚科中校此时是现场的最高指挥官,在他的命令下一架米-4直升机起飞,由北向南的向石头山和铁列克提前哨方向低空飞行,甚至在袁国孝他们的阵地上空悬停了一会,进行了拍照,清点人数。当摄影记者拍下2个新兵,手执毛主席语录紧握钢枪怒斥苏联飞机入侵中国领空的豪迈动作时,米-4上的苏联士兵也拍下了毛分子入侵者的人数和装备。然后向纵深飞去。尼基坚科中校得到的侦察报告是,在我们的领土上毛派分子在石头高地和右高地北面山坡上修筑工事,在右翼,中国的领土上,发现一台载有士兵的车,此外还有一支有11人组成的小组从中国“铁列克提”哨所出来,沿着巡逻道向石头山高地行进。分析情况后,尼基坚科中校命令戈沃尔中尉乘装甲车前往中国阵地前用喇叭喊:你们侵犯了苏联边境,请马上离开,我们警告你们。
  双方的对峙坚持到9点,现场情况不断的从哨所发向上级,东部边疆区灭尔库洛夫少将和政委伊戈尔上校分别拨通了莫斯科边防军总参谋部的值班电话,结果对方对他提供的信息表示感谢,然后就挂了电话。电话再次打到克格勃总部值班室,关于是否可以开枪的问题同样没有获得答复。于是伊戈尔上校通过私人关系打到了边防军参谋部的朋友那里,朋友告诉他,领导层知道了此事,但都在保持沉默。
  苏联边防军的领导层集体保持了沉默,边境开枪对他们来说是要承担国家责任的,除非最高领导下令。那时候勃列日涅夫可能还没起床,高层人物一般头脑都比较清醒,也习惯了踢皮球。而处于低层的军官又多数处于二百五的阶段,遇事很难通过大脑过滤,当灭尔库洛夫少将和伊戈尔上校对是否开枪犹豫不决时,前方的战斗已打响了。
  天刚亮,苏联边防军已有装甲车占据了676高地西侧、西北侧。
  8时30分,指挥组将上述敌情电话报告了塔城军分区,军分区指示:停止巡逻,占领有利地形,监视敌人活动,待命。
  9点,军分区电话指示:立即恢复巡逻。
  9点15分,巡逻组电台用明语向指挥组报告:巡逻组已出发。
  现在去谈论第一枪是谁开的已没有任何意义。但从苏军回忆录中的这句话,可以判断苏联边防军开了第一枪,“边防部队参谋长尼基坚科中校承担起作决定的责任,他命令将中国人从苏联领土上赶出去。”于是北京时间9时40分隐藏着的装甲车开出了掩体。
  此时巡逻组冲过了前方拦截的装甲车辆和苏联士兵的堵拦,已靠近676高地下。
  中翼组的战斗人员间隔5-7米已散开在山脊上,或蹲在山脊后,或在尖石稍少的地方爬下成射击状。而袁国孝在班长李健的指挥下和副射手从东南角绕着山背后,又潜伏到离装甲车更近的东北角。
  我们常用一个词,战争一触即发,如果当时裴映章带着的巡逻人员被堵挡时,按以往正常情况下,相互对撞一会然后撤离,战争就不会发生,如果巡逻组撤离,各掩护组也就撤离了,铁列克提事件也就不会发生,但是这个世界没有如果。
  裴站长一行的11人是军人,军人的职责是服从命令。对裴映章来说,这是他军人生涯的最后一次巡逻,他希望有一个圆满的句号,因为这次巡逻本身就是他带着新来的干部认路,如果裴站长知道他这次巡逻牺牲之后的三十年里,中国边防军人再没有走过这条路,他一定不会执着的坚持走下去。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当年裴站长依据什么确定这条线路是中国的边境,就是有地图也是苏联的军用地图。但守土固边是军人的职责。
  1883年10月3日,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规定中还可以看到中国清代当时划界的旧卡伦位置和方式,“处于郎库勒之野西北行,至莫敦巴尔鲁克旧卡伦”,现在我们无从查知巴尔鲁克旧卡伦(哨所)的位置,这是塔城与前沙俄划界的文字依据,这段路线就是从铁列克提到塔斯堤的线路。在额敏县志中还记载了这样一段,在《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中俄方提出将位于中国境内的巴尔鲁克山借予俄国牧民放牧10年,到光绪19年借约已满,沙俄又续借为由强占3年,当年的陕甘总督长庚上表朝庭认为:“此山一日不收,则伊塔一日不能宁靖,实为失地利、扰行旅、断后路、危疆域之大害”。1894年中俄签订收回《巴尔鲁克山文约》,此地收回后,塔尔巴哈台行营营务处佐领忠瑞,受命沿边境一线勘察,安设卡伦,驻兵管理。10月革命之后,继承了沙俄的领土的苏联就在此地驻军,而当年中国内忧外患并无驻军。按1945年版的苏联地图所标的国界线,由北向南一字排开的三个阵地均位于苏联一侧,巡逻组行进路线已进入苏联边境。1962年8月,中方才在此处建前哨班,而铁列克提边防站还在20公里外的向阳沟内。
  文革期间中国政府不承认清王朝的不平等条约,以做为中苏重新划界的谈判条件。但已成为历史事实的边境,无力更改。当时,中国的国力还不足以与苏联对抗。
  苏联边防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瑷珲条约》《伊犁条约》什么的!就如日本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一样,中国人不知道《日内瓦条约》一样,对他们来说,那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在他们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中国的毛派想侵占苏联的领土。
  我们所提的搁置争议他们是这样理解的,“中国人很记仇,再过100年,他们还是会想起的,我们两国间的边界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它只是被压了下去,中国人并没有清除掉自己对俄罗斯的领土的要求”。我方的回忆录中说苏联军人把界石搬到了中国境内纵深之事可信度不高,那也许是政治宣传的结果。苏联人的胃口不会小到蚕食几百米的不明边境,要搬早在中方无驻军时就搬了。
  在政客眼中军队才算棋子,单个军人的生命如同蝼蚁,但在军人心中,自己是国家的护卫者,国家荣誉比生命更重要。
  裴站长带着他的巡逻队昂着头继续往前走着,离预定目标的折返点已很近了,裴站长走在第一个,这是领队的位置,摄影师被夹在队伍的中间,摄影师李连祥的镜头中,已打开保险的苏军AK47从肩上卸下端在了手中,硕大的BTP-60装甲车发动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巡逻队的士兵第一次见到这种装着八个大轮子的“坦克”。装甲车的炮塔随着巡逻队员的身影位移着。
  苏军装甲车上的戈沃尔中尉用手提喇叭冲着巡逻的队伍再次吼着:你们侵犯了苏联边境,请马上走开,我们警告你们!
  中国的边防军人目不斜视的继续向预定的目标前进!
  “哒哒哒”警告的枪声响了!
  这让巡逻的队员想起中国边防军中相传的一个笑话,“老毛子就那两下子,最多冲天上打个点射!”
  中国边防军人没有被枪声吓住!继续向前快速行进。队伍已走到676高地下了!
  这时指向天空的枪与地面平行了。
  “叭”的一声,狙击手的子弹打到了走在最前面的领队裴映章,他晃了一下,子弹的冲击差点把他掀倒。血从裴映章的脖子上喷了出来,子弹从裴映章脖颈右侧打入从左侧钻出!有常识的人都明白,脖颈是人体重要的传输机构,大动脉、颈椎、食道、气道都从那里通过!不管打到脖颈的什么部位,裴映章都不可能再发声了!
  那瞬间,有一名干部下达了命令,敌人开枪了,向中路掩护组靠拢。队伍瞬间散开,向不远的高地奔跑。还没有失去知觉的裴映章在其它人的牵拉下跟着向山头撤去!
  如果此时,巡逻队沿巡逻路线后撤,也许,苏军不会再开枪,而会打着口哨,看着中国军人狼狈的逃跑!但中国军人没有逃跑,而是向有利的地形撤退,做还击的准备!
  散开的队伍很快接近了山脚下的袁国孝,爬在地上的袁国孝甚至听到了报务员曹新龙浓重的陕西方言向指挥组的呼叫,敌人向我方开枪了,已打伤了裴站长!是否开枪……话音未落。“哒哒哒”的一阵点射,电台和曹新龙同时中枪了,曹新龙重重的倒在地上。身下压在硕大的电台上。血瞬间把电台浸透。
  苏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开始进攻了。“哒哒哒”,杂乱的枪声响起。
  又有两名巡逻队员被子弹打倒,排长李国贞在迂回的奔跑中腿上快速被穿过了两颗子弹,袁国孝甚至听到了金属擦过骨头的嘎嘣声,李国贞扑到在地,此时腿部受伤已站不起来了,他用枪托支着,侧过身半坐半躺在光秃秃山腰上,这里没有掩体,而他就在对面装甲车内苏联士兵的射程内。李国贞端起了枪瞄向了装甲车后面冲锋的步兵。
  苏军话务员列兵梁赞诺夫利从装甲车后面跃出,用AK47向山腰扫射着,他是苏军的一个新兵,与袁国孝相同,当兵不到一年,这个20岁的高大,健壮的俄罗斯士兵,刚从装甲车后闪过,李国贞的枪响了,长着一头黄头发的列兵梁赞诺夫利再没有动一下,就跌倒在地,“叭”李国贞打出了第二枪,又一名苏军士兵大叫着捂着腿跳到装甲车后部,装甲车上的机枪“哒、哒、哒”开始横扫,22岁的排长李国贞成了近距离重机枪的靶子。
  袁国孝紧张的把枪榴弹插进枪管中,瞄向最近的一台装甲车,扣动板机。“嗵”的一声,枪的后座力差点把瘦弱的袁国孝打翻,这是他第一次击发枪榴弹,袁国孝本以为枪榴弹会向子弹一样,瞬间飞向装甲车,瞬间装甲车就消失。但那个枪榴弹如同抛出去的棒槌,慢悠悠的冲了50米,在装甲车前十来米处跌落在地上,翻了两下,“嘭”的爆了,爆起的石块都没溅上已很近的装甲车!
  正在前进的装甲车突然停下来,并向后退了起来,接着把车身正面对向了阵地,这样着弹面小了一大半,袁国孝再次装上一枚枪榴弹,把枪口向上抬了抬,握紧枪托,再次扣动板机。“嗵”的一声,第二颗枪榴弹飞了出去。跟第一枚一样在离装甲车很近的地方翻滚了几下爆了。
  装甲车上的几支枪同时对向了袁国孝。已经有两次射击经验的袁国孝再次用枪榴弹对准了冲上来的装甲车。
  装甲车上的瞄准手弗拉基米尔下士发现了袁国孝,他的枪对向了袁国孝扣下了扳机。再他扣下板机的一瞬,一枚不知从那里飞来的手榴弹在袁国孝面前爆炸了。至少有三个苏联士兵在回忆录中提到枪榴弹手被弗拉基米尔下士击中了枪榴弹,中国的火箭筒手被炸成了碎片。其实弗拉基米尔下士的枪打穿了袁国孝的胳膊。而袁国孝被爆炸震晕了。
  炸晕的袁国孝是主阵地上唯一的幸存者,再没有人看到主阵地的中国军人是如何壮烈殉国。我们只能从苏联参战军人的回忆录中去还原现场。
  中国的边防军人被围在了这块主峰距巡逻道只有30米高十来平方米的山脊上。
  没有任何掩体的中国军人在光秃秃的山体上,用肉体对抗着装甲车中的苏联士兵。山上和山下的机枪和冲锋枪打退了苏军的第一轮冲锋。
  最先进攻的苏军装甲车217号,被中国军人的轻武器打瘫了,子弹和手榴弹的爆炸把装甲车的外置设备全部打掉,八只大轮子被子弹打成了筛子,车身被打穿,机枪手少尉普契科夫的大腿被穿过厚厚装甲的子弹打伤,装甲车驾驶员维克多的右手也被打穿的子弹击伤,装甲车的炮塔被流弹卡死。这台装甲车不得不退出战斗。
  而此时已有六台装甲车围住了676高地,苏联的士兵躲进了装甲车和掩体,利用装甲车上的14。5mm的重机枪向光秃秃的676高地倾泻着拇指粗的弹头。
  在夜间第一个发现中国军人的苏军杜列波夫伊尔中士,也是第一轮冲锋中阵亡的苏联士兵。而在阵亡前杜列波夫伊尔已被两颗子弹击中,他是在接近山脊时,被中国军人击中头部,这个21岁的军犬训导员还有几个月就要退伍回家了,这次冲锋让他再也无法回到俄罗斯别尔姆州的家乡,包括他的尸体。而首次冲锋士兵已有十人受伤。
  苏联边防巡逻队的装甲车还在向铁列克提方向集结。
  在众多的资料中介绍,我边防军人打退了苏军三次进攻,这可能是宣传的需要设定的进攻次数,包括震晕的袁国孝也没看到三次进攻,因为珍宝岛我们打退了苏联军队的三次进攻,那么从宣传的角度上,铁列克提也一定是打退了三次进攻。
  苏联军人并不傻,在那个年代,苏联军人的整体素质和受教育的程度是远远高于中国军官和士兵的。他们懂得生命的重要性,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在拥有强势的情况下,放弃装甲车和重武器而靠轻武器与被逼到绝路上的中国边防军拼刺刀。
  苏联边防巡逻队的装甲车还在向铁列克提方向集结。
  1969年8月13日,北京时间10时15分,主阵地战斗已经结束。围着676高地的装甲车的重机枪口对向了试图增援676高地的其它掩护组。
  (三)
  连长范进忠,站在距676主阵地右后侧708。6高地上,这里距离袁国孝所在的掩护组有900余米,范进忠可以清楚的看到前方阵地上苏军装甲车的活动范围,也听到了重机枪和轻武器发出的交替的射击声,他在等待指挥组发出的进攻命令。
  在那个年代,我们作战连队的基本通信器材还很少,无线通信主要靠吼,太远了吼了听不到,就要靠旗语,太远了还是看不见就要靠信号弹。信号弹有红和绿两种,通常战前会告知所属部队编组的意思。那次行动预定的信号弹是停止1发,还击2发,后撤3发。当巡逻组向指挥组汇报,敌人已开枪时,指挥组再呼叫巡逻组电台已无声了,前方的枪声响起!指挥组急忙找信号弹向天空中发射,本来打两颗,但怕其它掩护组没看到,又发射了两颗。这下把掩护组搞乱了,有的人看到2发,有的人看到了3发,指挥组所处的位置刚好是东南面,太阳刚升起,打出的信号弹背光,根本分不清红或者绿。
  在范进忠眼中,信号弹是2发,他带着他的人冲锋了,在范连长眼里,对面阵地的士兵就是他的孩子,甘肃人性格中的倔强让范连长这个以连队为家,爱兵如子的五好干部牙早都咬的格格响了。
  我们可以在额敏县志里找到那场战斗对范连长的记录,当他发现战士李芳负伤时,冒着密集的炮火把李芳转回隐蔽处,又带领部队冲过被敌人炮火封锁的600米开阔地……
  县志中的描述带有极强的时代特色,但县志中记录的这句话,他一定是喊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战士们,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因为在那个年代的电影、小说、话剧中革命军人冲锋时喊的都是类似这样的话,范连长受这种教育成长起来,当然在生死关头能喊出最豪迈的政治口号就是这样的豪言壮语了。
  苏军的火力已转向了三个掩护组,范连长带着人冲下了高地,但高射机枪横扫的挡住了他们的路,做为军人,范连长知道,子弹有优先的通过权,不能挡子弹的道,他和排长带着人交替掩护冲锋着,越向前冲锋,子弹越密集,他们不可能冲过已被机枪封锁的600米开阔地,钢铁战士也只是思想上的,不是肉体上的,范连长还是挡了子弹的道,他中弹了,但他身后的士兵躲过了这一劫,范连长结实的身体扑向地面时,他下了最后一道命令,前方已无望了,不能做无畏的牺牲了,他活着不能撤,但他可能活不了,部队撤吧!
  生与死的距离有多远,一步之遥!一念之差!
  那天在正午12点的烈日下,排长任志敏和几个老兵轮流背着牺牲的连长和受伤的战友向中国国境纵深边打边撤退,重机枪打出的子弹飞到他们身边已没有冲劲了,子弹象石子一样无力跌落在撤退的队伍后面,当天凌晨,他们就是从这条道悄悄潜伏进来而现在他们又这样无言的撤离,来的时候是大家一起在星光下牵拉着走来的,撤的时侯一半人是被同伴背架着出去的,他们这个组至少有4个人没能看到当天晚上升起的那弯新月。
  肖发刚带领的另一个掩护组也冲下山坡开始冲锋,肖发刚的冲锋是为了掩护撤退,因为肖发刚看到的是三颗信号弹。丁殿勋也跟着冲锋,他学着肖副连长的动作向前跃起,俯卧、匍匐、冲锋,这个刚入伍才5个月的新兵蛋子,一大半时间都在分区卫生队学习打针、发药、包扎伤口。所以在他再次跃起冲锋时,突然觉着左大腿根部被人重重的打了一拳,大腿瞬间失去了知觉,一颗14。5mm的重机枪子弹钻进了他的大腿中!几秒种时间一种炽热的感觉带着剧烈的疼痛使丁殿勋无力支撑身体的重量扑倒在地。疼痛从腿部向全身弥漫的散开,丁殿勋还有意识,他大喊了一声:班长,我中弹了。
  疼痛让丁殿勋意识开始模糊,他感觉到几个老兵轮着背起他向后撤,而此时连长肖发刚也受伤了,这组掩护人员开始后撤,腿部的伤口已临时用绷带扎了起来,血不停的向外渗,丁殿勋被班长背出几百米,这里离前哨班已很近了,随队的摄影记者跟着他,不停的安慰他,这时站里的巡逻车到了,他被班长和记者抱上了车。
  在向前哨班颠簸的前行了百十来米的一个转弯处,司机突然把车停下,塞给了他一枚手榴弹说,前面好象有敌兵,我下去看一下,司机提着枪踢开车门冲下车隐蔽在不远处的一个掩体上向前方观察。丁殿勋此时被疼痛折磨的想死的劲都没有了,他把手榴弹压在身下,而手上连拧开拉环盖的劲都没有了。
  观察了一会的司机回到车上,拍了拍他问,还活着没?丁殿勋痛苦的“嗯”了一声。车继续向前走,迎面的人越来越近,在他好不容易把手榴弹拉环挂在手指上时,司机大声喊了声,自己人,你别拉手榴弹。那是一组准备向前方支援的队伍,在那组队伍中丁殿勋看到了他的老师孙医生。如同见到亲人般的丁殿勋在痛苦中委屈的流着汗也流着泪,孙医生跑过来拉了下他的手,看了看他的伤口,又用绷带给他重新包扎了一下,然后说了句:坚持住。疼痛中的丁殿勋咬着牙注视着孙医生和几个老兵,离开巡逻车低姿的开始向前冲锋。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来说,没有真相可言,当事人的回忆或者年代久远的档案,只能是真相的一部分,这部分真相出于政治原因或者历史环境也只是真相的局部,而由于年代的久远,当事人为表现什么或者掩盖什么,在回忆真相的过程中难免加入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立场,留下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消毁与自己有害的证据,有些秘密甚至临死都不会提起,已致让所谓的真相扑朔迷离,而我要做的是让真相鲜活起来,还原普通士兵的人性。
  据苏军士兵《扎拉纳什库里湖的战斗》中记载:“中国人顶不住了,他们跳出来并向边境方向跑,整个中国防线上都开始跑,边防军人紧追着逃跑的人开火。阿列克谢缴获了一挺中国机枪,用它向敌人开火,剩下的对抗只有几处,很快就将他们压了下去……8时15分(注:当地时间,北京时间10时15分),战斗已经结束,大部分中国军人都已回到边境那边,两架苏联直升飞机米-4的机组在根纳季。安德列耶夫大尉和弗拉基米尔。克留斯中尉的指挥下,进行了空中侦察。根据他们的报告,中国人离开了边境并没有计划再次反攻。在战场上发现了17具中国士兵的尸体。另有三人受伤被俘。受伤的俘虏立即用直升机送往乌奇。阿拉尔,但只有一人被送到,剩下的因伤势过重途中死亡。”
  这段记录,不管是否真实,但从敌对方的眼中来看,中国几个掩护组撤退时,是无序的,零散的,无组织的,因为在那场战斗中掩护组和巡逻组参战的军官除肖发刚受伤外,其余带队干部都牺牲了,其中包括连长范进忠、副连长杨政林、翻译王明远、排长高春龄、副站长裴映章、司务长樊中宣、排长李国贞……
  “9时30分(注:当地时间,北京时间11时30分),军区司令将战斗结果报告给莫斯科,从那里来了一道命令:“缴获更多的尸体和战利品”。中国人的尸体被搜集到一起,运到哨卡,那天气温高达40度。我们开始面临一个问题,拿这些尸体怎么办。这时,从莫斯科又来了电话,不理解的问,你们干吗弄那么多?一两具就够了。军区司令决定给每具尸体拍照并记录在案。一份记录放进棺材,另一份放入专案袋。第二天,莫斯科的官员们需要中国人的尸体来证明中国的挑衅,当得知已经把他们安葬后,莫斯科方面表示不满。”
  而中国军方的记录则说,苏联人把阵亡官兵的的尸体和武器拿走,把战场转移到苏联境内,以造成证明中国边防军入侵苏联的假象。
  当年中国边防站给上级上报的战场位置与真实战场位置参数竟然相差23公里,那时候我们很多干部看不懂军用地图,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边境线在那里,苏联的界桩在那里。
  苏联哨所组织了了一个简易的救护站,重伤士兵被抬上直升飞机运往乌奇。阿拉尔的医疗站。而哨所的卫生员和女兵开始了临时救护。这些长着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女人忙碌着,据苏方记录有报务员灭捷尔金娜、报务长戈尔金娜、家庭妇女卡德切娃和售货员罗曼佐娃。
  袁国孝醒了,他是被真实的疼痛刺醒的,他以为自己已死了,全身冰凉,他首先看到的是这些忙碌的苏联女兵,袁国孝以为见到了鬼,小时候听老人讲的鬼故事里,恶鬼长的就是红头发绿眼睛煞白的脸,但这些嘴里说着鬼语的女鬼们长的还都挺好看!并没有老人们说的可怕。
  然后袁国孝听到了甘肃话不停的在喊:“同志,水,请给我点水喝”,袁国孝认识这个人,这是和他一个骑兵营的老兵景长雄。景长雄已多处受伤,已基本处于晕迷状态,需要水这足已说明他已失血过多。生命危在旦夕。而此时躺在旁边的记者温炳林马上大声呵斥景长雄,“不能喊同志。”袁国孝也认识温炳林,早上直升机飞过的时候,温记者还给他照过像。苏联军医检查温记者伤口时,温记者大骂苏联军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打倒苏修”。温记者脊椎中弹,上体已不能活动,他拒绝治疗。
  袁国孝还看到了巡逻组长裴映章,这个结实的甘肃汉子静静的躺在地上,从颈部的一个黑窟窿里,溢出的血已凝结成黑色,他的军装还很完整,好像也没再受其它伤,这也足以说明在撤入676高地时,巡逻队员把裴站长藏在了苏联的射击死角上,而把自己裸露在了重机枪手的视线内。
  中国人讲究“宁为玉碎,不能瓦全”,想到这袁国孝害怕了,他明白了,他没死,他成为苏联人的俘虏,这可麻烦,这会连累他的家人,他还有爷爷奶奶,还有叔叔伯伯,还有兄弟姐妹,袁国孝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怎么想办法死掉。他还想到苏联人会象电影里那样给他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拿烙铁烫他,这些他都不怕,虽然他还不是共产党员,他一个才入伍的新兵蛋子,连指导员官大还是连长官大都分不清呢,更不知道党和国家的机密,反正他可以做到打死也不说。
  他的伤最轻,也是最后一个被拉走,当苏联士兵用担架把他往汽车上抬的时候,袁国孝放心了,他知道这是苏联人要把他拉出去枪毙了,死了就不怕连累家人了。
  但他没被枪毙,又被抬上直升飞机,送到了更远的一家军队医院。这个医院在哪,现在袁国孝也不知道。
  丁殿勋也醒了,重伤的疼痛让丁殿勋生不如死,他已晕迷了很多次,卫生所的医生忙不过来,伤员太多,卫生所的医生也作不了手术,只能进行包扎和缝合,丁殿勋记忆中,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被抬上一辆地方拉沙子的大卡车上,被放在车箱后部,那时候从铁列克提到县里的路都是山路,坑坑洼洼的,卡车慢悠悠的向醉鬼一样从山里向外出,每颠一下,丁殿勋就钻心的痛,当卫生员的他知道人是可以被痛死的,如果有一支马非有可能他还可能活着回去。
  丁殿勋再一次被疼痛折磨的昏死过去。渐渐的他的呻吟声也没了,后来在距苗儿沟兵站还有50公里的地方,已听不到声音了。跟车的卫生员以为他已死了。车到了苗儿沟兵站,其它人把他抬下车,放在院子里,通知部队来收尸就行了,再往前拉也没有意义了。
  拉沙土的卡车走了,丁殿勋被放在院子中,盖着血糊糊的白床单,大家都以为他已死了。兵站的医生上前拉开盖着的白床单,遗憾的看了看这张年青英俊脸色煞白的小战士脸,习惯性的用手摸了摸脉搏,这才发现,这个小战士还没死,还有微弱的心跳。但兵站卫生所的医生不会做这种最简单的外科手术。只好去公路上等,看有没有从塔城到前线支援的医生路过。
  丁殿勋真是大难不死,大约等了4个小时,已繁星满天的时候,路边拦车的战士拦截到一批朝铁列克提走的医务人员。
  在苗儿沟兵站小小的卫生所,医生把弹头取了出来,切去腐肉,清洗伤口,重新缝合包扎。失血过多,兵站领导临时找兵团的牧工献血,听说有从战场上下来的解放军战士需要血液,兵团牧业营的老战士纷纷跑到兵站献血,丁殿勋这才保住了一条命。
  袁国孝和苏联受伤的士兵在一个医院治疗,与高大健壮的俄罗斯人相比,袁国孝显的又瘦又小,甚至没有人相信他是中国的边防军人,更多的人在嘲笑边防军抓来了个毛派的红卫兵小将。
  苏联的共产主义就是能天天吃上土豆烧牛肉,哈萨克大草原本身也不缺肉食,而在苏联的袁国孝总觉得吃不饱。苏联人的黄油、面包、土豆、大麦粥、牛羊肉确实不适合中国人的胃,习惯于吃捞面,喝胡辣汤、嚼肥肉片子的袁国孝就这样在苏联吃了41天的共产主义俄餐。然后被送回来了。让袁国孝想不到的是,苏联人没有给他灌辣椒水,也没给他坐老虎凳。甚至对这个小孩子一样的中国士兵非常友好。而袁国孝提出来的灌辣椒水,让翻译认为袁国孝吃饭时需要一些辣椒,而俄餐又不吃辣椒。但苏联人也乐于在中国人面前展示苏式的幸福生活。以诱导袁国孝说出社会主义中国不如社会主义苏联生活好的话,还是帮袁国孝找一些辣味的东西。
  对苏联人来说,这个傻不拉及的毛分子,提出的要求让苏联人不可思议,袁国孝要求苏联人归还他的枪和毛主席语录。而这两样东西都治不了他的病。
  苏联翻译的汉语说的不怎么样,但至少说的是俄式普通话,而袁国孝一口浓重的河南腔,实在让苏军翻译有点为难,问少了苏联人听不明白,问多了袁国孝装着听不懂,就开始胡说八道,袁国孝本来就聪明,嘴又利落,就故意用河南方言骂苏联人,翻译更听不明白怎么回事,这让袁国孝很快乐,他感觉自己在耍猴一样耍这个苏联人。这也让苏联翻译很自卑,好不容易学会了中国普通话,确听不懂中国地方的方言。中国可是有很多省的。
  袁国孝还动不动要和苏联翻译辩理,讨论一下,苏联的原子弹厉害还是中国的精神原子弹厉害。搞的苏联人无言以对,至始自始,翻译都没问清袁国孝叫什么名字。已至于苏联人以为俘虏的士兵姓李,再加上苏联人看这个小孩子确实也不知道什么机密,也就懒的再找他,倒是周边的苏联群众经常跑来看这个来自中国的“毛派分子”长什么样。
  1969年9月3日,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共同的老朋友,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另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越南人胡志民死了,中共中央当即派周恩来赴越南吊唁。苏共党也派总理柯西金前去吊唁,苏联原打算两国总理就边境问题进行谈判。但周总理仿佛有意避开柯西金4日就返回了,而柯西金6日才去,柯西金返回时得知中国方面同意与苏联总理见面,已进入苏联国境的柯西金又从塔什干飞北京,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商谈。对于苏联人来说,他们也不想把中国推向美国,宁可形成三极的局面。所以对外宣称,柯西金从越南返回路过北京做了短暂的停留。
  1969年9月11日,周总理去机场迎接了柯西金,两人紧紧握手并互称同志,柯西金声明,伟大的苏联人民绝不会为土地问题和伟大的中国人民打仗。两国总理在机场进行了3小时40分钟务实的会谈,中苏总理机场会议达成四项措施使双方紧张的局势缓和下来,其中关于边境问题两国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
  所谓政治就是一将成名万骨枯。有了两国总理的高端会谈,关于国界问题解决办法定调后,袁国孝回国之类的低端问题就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了。
  中方提出交还中国边防军人的尸体,于是1969年9月18日,埋在一个大坑里的19具中国边防军人的棺木被挖了出来,双方在指定的区域指定人员,卡车尾尾相接,进行棺木交接。
  中方严正指责苏方对中国军人的遗体保护欠妥,苏方表示遗憾,他们已最大程度的收集了这些遗体。并拍照记录,遗体被小心的移入中方准备的中式棺材准备辩认,苏式棺木被堆放在边界上一把火烧了。
  1969年9月22日,袁国孝被苏联人打扮成一个时尚的苏联小伙子带到了双方的国门处,袁国孝穿着苏方给他定制的西装,脚蹬皮鞋,戴着苏式的压舌帽出现在巴克图口岸。
  当袁国孝看到自己的部队很多人和首长在国门处迎接他时,心里忐忑不安,他不知道回国他将受到怎样的惩罚。
  见到袁国孝,一个穿四个口袋军装的干部一把将袁国孝揽到怀里,抱了起来转了一圈,这个举动把袁国孝激动的热泪盈眶,那个军官和其它几个人帮着袁国孝脱了苏联人的衣服,脱的只剩下一条内裤,然后有人给他换上新的军装。
  那个干部把袁国孝小心的扶上救护车,给他擦干了脸上的泪,然后小声的问:小同志,你叫什么名字?那个部队的?
  在苏联记者谢。波尔捷科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名为“在石头高地上”的文章中则这样描述这个场面:“秋天,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了北京,而冬季,扎拉纳什库里哨卡接到来自莫斯科的命令,归还俘虏,把中国人的尸体从土里挖出来……
  当将生俘的入侵者和装有19具中国边防军人尸体的棺材转交给中国方面以后,我们的边防军人看到,他们将棺材堆成一堆,泼上汽油并点火焚烧,巨大的火焰很快把棺木和尸体烧成灰粉,而对刚移交的那个在苏联生活了很久的俘虏,中国边防军人当着所有人的面扯下他的军装,只剩下内裤,然后将他一脚踢进汽车拉走了……”
  (四)
  在铁列克提战斗之后,塔城军分区统计了牺牲人数,共牺牲28人,其中掩护组牺牲7人,伤12人,掩护阵地因为没有和苏军进行近距离肉博,而且多数没有受伤,牺牲战友遗体被其它人背了回来,在之后的边境会晤中,中国边防部队一直以为苏联带走了19具遗体和3个俘虏,包括当年的第三国的报纸也是这样表述的,但送回来19具遗体和1个活人,其余两个人去那里了。
  温炳林、景长雄在被俘后失血过多,壮烈牺牲在苏联,遗体一并送回中国,在19具遗体之内。
  袁国孝回来后,才知道他没有牺牲,部队在前期得到苏方的反馈是一名姓李的战士被俘,大家都以为是李国贞活着,而袁国孝阵亡。
  袁国孝回来前,托里的烈士陵园里,已立碑掩埋了28名烈士,那么碑文上写着“袁国孝烈士”的墓地里躺着的是谁?
  烈士遗体被移交回来时已过了四十多天,加之又是夏天,遗体基本腐烂,军分区找了很多与这些烈士相熟悉的人来辩认,先后七拨人参与了烈士遗体的辩认工作,但当时这些部队是临时调集在一起的,相互之间并不熟悉,那时候也没有DNA技术,部队做了很详细的辩识工作,全程用摄影机拍摄存档。只把有特征的遗体分辩出来,而分辩出记者,是因为从记者口袋中发现了搅片子的把手,那个年代士兵军装没有下口袋,也只能以此分辩干部和战士。当年干部牺牲抚恤金是补发6个月的工资外加一次性抚恤金280元,这样算下来,干部遗属也就能领取500-600元的抚恤金,战士牺牲抚恤金也就300来元,由当地民政部门发放。由于塔城与内地路途遥远,很多烈士的家属没有来现场参与辩识。再加之让家属辨识本身也不人道,因为烈士遗体已肢体不全,高度腐烂。
  后来,为了寻找失踪两个烈士遗体,边防会晤站多次与苏联边防军交涉,而苏联人确实也不知道另两具遗体在那里,双方达成协议,共同进入当时作战的争议区进行搜寻。1969年10月29日,在一个掩护阵地找到一具士兵遗体,这具遗体已简单用土掩埋,其随身携带步枪子弹140发,手榴弹4枚,水壶2个,挎包1个。当年分析,这个烈士是牺牲较早的一个,被战友们简单掩埋,以致打扫战场时没有发现,但从现代推理的角度上来说,这个结论有些牵强,这名烈士并不是牺牲在主阵地上,而是在掩护阵地,所有的掩护阵地都有活着的战士,如果是牺牲早,那烈士的武器谁拿走了,作战中弹药比武器更重要,他的子弹和手榴弹为什么没有被带走?是谁掩埋的,这似乎不符合常理,战争还没结束,怎么就掩埋战友遗体,如果参与掩埋的人活着,自然知道在某个地方临时掩埋了一个烈士。
  而在发现这具遗体之前,在主阵地和掩护阵地之外的戈壁滩上发现了另一具遗体,这是一具军官的遗体,扎着武装带,斜挎着中国产的五四式手枪,没有战斗武器。这个人是谁也已无法分辩。他怎么会牺牲在战场之外更是无从得知。
  袁国孝回国了,塔城军分区召开了盛大的欢迎英雄回国的报告会,当瘦弱的袁国孝出现在礼堂中时,会场掌声雷动,袁国孝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九大”会场上,珍宝岛边防站长孙玉国与毛主席握手后张狂的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场景出现在袁国孝并不敏感的政治头脑里,袁国孝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右手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会后袁国孝还在想,塔城军分区有这么多人,打仗的什么都去那里了?
  所谓中国式宣传就是如果需要一个人站在时代的最前锋,那么这个人马上可以成为神,至少可以成为神话,而活烈士袁国孝本身就是一个神话。
  一个17岁的未成年的从农村当兵出来的袁国孝哪懂什么政治,领导让怎么做他就怎么做,领导让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他的讲话稿有专人审,一个在苏联呆了40多天的俘虏万一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话,那可是政治问题。
  这些袁国孝根本不懂。他在各种报告会上最想强调的就是如何在苏联与敌人斗争,如何辩论以保证下面听他讲话的人把他拉到同志的行列而不至于把他当做叛徒。
  是不是叛徒不是袁国孝自己能说清楚的,袁国孝一回国就有一位大领导找袁国孝“聊天”。
  这个大领导是新疆军区的第一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时的徐国贤少将,在将军和风细雨的询问中,袁国孝可以感觉出这是一种不用刑具的审问。而这种审问对人的折磨比使用刑具更让人难过,一个从未见过的大领导小战士,被问了三个小时的话,旁边还有人专人记录,躺在病床上的袁国孝没什么可说的,袁国孝把爷爷那辈吃过的苦都给领导说了,但领导要听的是他在苏联的事,他在苏联能有什么事,他什么也不知道,才当兵五个月,还看了一个月的仓库,说是骑兵营,马都没骑过,指导员都也没见过几次,听说指导员去搞三支两军了,三支两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67年1月到1972年8月,根据中央决定,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啥意思他都不知道。袁国孝无话可说的时候,就想每天在苏联吃的什么东西,然后告诉领导苏联的每种饭分别有多难吃,那能和中国的捞面相比。在苏联,翻译确实也问了他中国的一些问题,比如,他这么小怎么就来当兵了,是不是强迫来的什么的。而领导问他苏联的事,他还真一点不知道,他又听不懂人家的语言,翻译又不可能陪着他聊天。他又不敢跟自己的领导胡搅蛮缠,一头汗引发了一身汗,袁国孝被问的快虚脱了,开始神志不清。
  谈话的结果是领导也没什么可问的了,房间内几个人大眼瞪小眼,面面相觑,无话可说了,领导就是领导,深谐中国军队政治工作打一棒子揉三揉的技巧。被“审问”完,领导的定论是这孩子可能没有变节,可以当同志对待,然后那天晚上袁国孝吃了一顿中国式的清炖老母鸡,这道菜看样子是当年最补身体的东西了。
  这世上自古就不缺少多事之人,多事之人一般传播的不是好消息而是坏消息,所以当组织的阵亡通知书还没有到达袁国孝父母手中时,和袁国孝一起当兵的同村人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袁国孝的父母。
  全村人都知道袁国孝英勇的为国捐躯了,袁国孝的娘哭的死去活来,村里的老婆娘们跟着也都哭过吼过,袁国孝1962年没饿死,1969年战死了,好歹是烈士,袁国孝的照片被放大挂在家里供村里人平悼了一个多月,这时候那个同乡又来信说,袁国孝没死,被苏联人抓走又放回来了。袁国孝他爹可慌了,人没死,抚恤金化完了,这不是骗了国家的钱吗?好在人活着,钱都不是问题了。
  据说袁国孝他爹得知袁国孝没死,来过新疆一趟,和袁国孝一起去了托里烈士陵园,也看了那个名字已改成李国贞的墓地。在墓地爷俩抱头痛苦。而袁国孝自此对慷慨激昂的做报告失去兴趣,回铁列克提接着当兵,1971年初复员回家了。
  和袁国孝一起回铁列克提的还有卫生员丁殿勋,大难不死的丁殿勋后来又在军区总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他认识了袁国孝,袁国孝是参加完国庆观礼后,又被安排到军区总医院住院康复了一段时间。而丁殿勋那会也从塔城转院到了乌鲁木齐,两个17岁的小孩子,一同上了战场,从战友到难友又到病友,自然无话不谈。而年青人讨论最多的是前程的问题,45年前那场讨论前程的话题已无从得知。
  当时袁国孝可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对丁殿勋来说,心中肯定是“羡慕、嫉妒、恨”的,但这个恨是恨自己负伤没能上战场,别人都立功了,他连个嘉奖也没有。这可是对前途有所影响的。
  袁国孝最终还是回家了,这与他能否按上级指示在场场汇报会上慷慨激昂的演说没什么关系。
  对于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在当年能穿四个兜的军装,成为解放军连、排级干部那可是祖坟上冒“紫”烟的事。那时候士兵提干注重表现,可以参照以下几个标准,毛主席语录倒背如流,还能张口闭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说过什么。然后枪打的要准,跑步要领头。领不了头单双杠就得冒尖。然后见到漂亮姑娘心里乱的一塌糊涂的时候,也要装作视而不见。然后坚持不探家,不请假外出,按时出早操。再然后要给班长、排长、连长早请示晚汇报,训练之余要主动喂猪,掏厕所,没事就去食堂帮伙,外加学雷锋当标兵,好人好事天天干,实在没好事可干的时候,帮着战友洗衣服。
  这几条如果做好,然后有一项特别突出,提干基本是没什么问题的。这就是“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最原始状态下的体现。
  当年,按“四人帮”的元老张春桥的提干标准更简单,一是领导熟悉,二是群众拥护,三是上下要精干。
  总体来说,那时候人的目的性很强,上进心很强,但思想的纯洁度也很高。
  这些对袁国孝来说都没什么问题,他至少还上过战场。
  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别说提干,估计袁国孝入党都没人敢给他当介绍人,谁知道这小子在苏联的四十来天里干了什么?谁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为袁国孝的政治生命打保票,所以袁国孝不回家也得回家,连多干一年超期服役都没有可能……
  大难不死的丁殿勋回连队后开始真正的对医学感兴趣,后来他考上了第二军医大学,毕业后回到边防部队继续当医生。再后来又考上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内科研究生,成为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心血管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回国后任海军总医院ICU主任医师,二医大临床医学教授。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丁殿勋成为全军有名的心脑血管专家时,袁国孝也已完成当年“万元户”的过渡,成为家乡的“辣椒大王”。
  1971年初,袁国孝回家后,结婚生子,贩过驴,倒过猪,卖过锅,最难的时候蹲在村口的土墙上,为给生病的老娘买个熬药的沙锅愁眉苦脸,不知道找谁能借到钱……
  不管如何,他和丁殿勋都活着,只要活着,一切皆有可能……
  对于那场小规模的边境战斗,当时上至中央军委、外交部下至新疆军区都进行了调查,据说调查组先后向一百多人进行了询问了解,作了大量的笔录,调查的结果不得而知,或许形成一个“机密”的文件,我们无法得知。
  事件发生后,新疆人民进行了“反对苏修新沙皇”的大游行,但这件事热过之后,很快开始了冷处理,以至于很快让人淡忘。
  在管理学中有一个定理叫“印加效益”,这是由印加帝国的毁灭的教训命名的。印加帝国的灭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集权管理上出错了,一旦这个前提发生了变化,就会患上一种集体失能症,给事件发展带来无法预期的影响。
  在这场战斗中,中苏双方都卷入了“印加效益”的漩涡,但是苏军及时的跳了出来,所以胜了,中国军人在事态发展的关键时期中止了战斗,逃出这个漩涡才保证了人员最少的牺牲。
  最后的撤退命令是由谁下达的,当然不会是正在作战的前线指挥组。据有关资料记载1969年8月13日,在前方作战关键的两个时间段,一个是苏军进攻676高地的时候,一个是苏军进攻掩护阵地的时候,前指与塔城军分区通信先后中断了两次,长达1小时15分,整个作战现场混乱,各自为战,兵力无法集中。而这两次中断的1小时15分钟,正是作战最激烈的时候,中断的原由很容易猜想到,后方指挥员谁都不敢下达进攻或者撤离的命令,在逐级上报,又在逐级下达,还有调兵遣将,那里还有兵可调,苏联人让我们的指挥员措手不及。
  真相如果就是当事人或者参与者的回忆,那永远不可能是真想,所谓真相就是历史物证下对多资料的逻辑推理,结合当年大历史、大政治、大人文为背景。
  铁列克提是一场组织严密的作战吗?当然不是,所有的指挥人员和参战人员都没有把这次巡逻当回事,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忙着搞政治呢,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工作开展的轰轰烈烈,干部战士深入工厂、学校、农村、政府、到1969年连公、检、法也让解放军代管了。在政治挂帅,政治第一的年代,边境问题如果没有上升到政治的层面,那就不足以引起相关的重视。
  据当年的塔城军分区一名作战参谋回忆,7时许,我方就发现苏军的直升飞机在低空盘旋,并发现纵深有装甲车和战壕中的士兵,情况已很明了,当时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认为局势对中方不利,请示新疆军区,请求立即停止巡逻。但一个小时后,新疆军区指示,按既定方案执行。
  此后,巡逻组正常巡逻,进入了苏军已准备好的伏击圈。战斗打响后,前沿指挥部慌了,这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没人能在战场上帮你。
  在众多的回忆录中强调上级及时调动八师的重装备部队上前线,部队到场时,那边苏军已撤退了什么的,明显的不真实。
  这些回忆或者是根据思维的惯性杜撰出来的故事,且以讹传讹,因为那个年代中国就处于狂热和谎言冲错头脑的特殊时期。如果中国真的重装部队进入争议区,与苏联边防军大打出手,那就不是边境争端,而是入侵苏联,中苏大战将意味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估计当年不冷静的中国和同样不冷静的苏联真开始核大战了,估计林副统帅也不敢承担这个历史责任。
  据参与此次作战原苏联边防军人鲍里斯。邦达尔在《往事回忆》中记录,当时他是在边防巡逻队工作,1969年8月13日6时13分(北京时间)接到作战命令时,他们是从百公里外开着巡逻队的三台装甲车全速赶到扎拉纳什库里哨所的,早晨10时许(北京时间),巡逻车到达哨所,作好战斗准备,把装甲车掩藏在哨所周围,此时,前方阵地传来零星开火声和爆炸声,战斗已近结束。从8月13日之后,他们这个边境巡逻队一直在扎拉纳什库里哨所驻勤,以三台装甲车和乘员为一组,埋伏在掩体里,每昼夜轮换一次,换岗都在夜里进行,因为白天中国前哨班可以从空阔的地方观察到这里,直到当年9月份,他们才接到返回驻地的命令。
  从这段记录中可以分析出,“8。13”战斗后,中国边防部队根本没有大的动作,也没有调集部队来铁列克提,甚至没有派人进入争议区寻找阵亡官兵的遗体,最在可能是安排人半夜进入作战区寻找过遗体,没让苏军发现。直到周总理与柯西金会谈后,双方撤离争议区,避免军事冲突,中国才与苏方共同进入作战地域寻找阵亡的遗体。
  边境冲突发生,而且双方都有军人牺牲,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什么人对这场战斗承担任何责任,指挥组的几个成员,转业回家了,真正指挥了这场战斗的一个现场组织的军分区作战参谋,事件后调离原单位不知去向。
  当时的兵役制度是陆军服役期正常情况下2年,空军海军3年,技术兵种5年,也可以超期服役,但那批兵两年后,也就是1971年初左右基本都复员回家了。
  如果说有人承担责任的话,那就是当年的新疆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军区司令员龙书金,这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当年并没因“铁列克提事件”影响他什么,一个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将军,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阵亡28人的一个小规模战斗,对他来说微不足道。如果因此事加罪与他,那也太低估龙将军的名望和实力,何况当年文革中“武斗”打死的人也多了去了。
  他倒霉是因为1971年9月13日,铁列克提事件二年零一个月后,共和国的开国元帅林彪出逃蒙古人民共和国,坠机于成吉思汗的家乡温都尔汗的戈壁滩上。
  龙书金曾是林彪在第四野战军的部将,而且是深得林彪欣赏和重用的部将。可见龙将军的指挥才能和胆识在那个年代是独特的。林彪死后,被开除党藉,定性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在调查林彪反党反革命事件中,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是主要的罪证之一。
  《五七一工程纪要》写了什么呢,此《纪要》是林立果与三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毛贼的会谈提纲,共3750余字,里面提到众多的标题性内容,其中有一条,国内借用力量有:“国防科委,20军,38军,军委办事处,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江、西安,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新疆”两个字,还错写成“新江”。
  就这两个字,龙书金将军说不清了,因为他是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驻军的一号首长,所以在“批林整风”运动中龙将军被免职接受调查,调离新疆,送至河南劳动改造,而对其调查中,“铁列克提”成为了将军当年渎职的罪证之一,仅此而已!
  2003年5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一则讣告:“原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4月16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讣告中对龙将军盖棺定论的语句是:坚持从严治军,为加强部队的全面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和巩固国防做出了贡献。
  2003年7月29日,中哈两国共同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哈国界勘定协议书》正式生效,铁列克提“争议区”被划归中国一侧。当年10月,铁列克提之战34年后,中国边防军人首次进入已无争议的中国领土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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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01:0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土狼 于 2018-4-8 01:12 编辑

  (五)
  铁列克提边防连现在的位置应该是当年的前哨班再靠后一点,而当年的铁列克提边防站的位置在离这里二十公里的向阳沟里,那里可能是一个营所在地。我们来的时候路过,营房外观与这里区别不大,米黄色的外墙红色的彩钢屋顶。两山相夹的谷底并不宽,铁列克提河顺着山谷向下游流去,不宽的沙土路两边有野生的植物,过边防检查站,一个如同二战时国境一样的哨所构筑物形成的哨楼,有拒马桩的障碍挡着,我们去的时候是公安边防的警官陪着一同去的,所以可以顺利通过边防哨位,哨兵礼貌的敬礼放行。
  这个地方可以开放成一个很不错的旅游点,有山有树有水,沿途可以看到坍塌的营房,也许这里曾驻过不少的兵。没有放牧的人,1969年“8。13”事件后,在边境区双方边防军人脱离接触,这一带自然也不允许牧民随意出入,进谷地前的大草原上则毡房点点,牛羊片片,白云朵朵,给人以自然、和谐的感觉,进入谷地,由于曾经的战斗,还是感觉有点压抑。
  我们站在676高地上,这里45年前就是铁列克提之战的主战场,这个地方真是独特,从任何角度上来看,这里都不是可攻可守的好地方,光秃秃的山上,四周无依无靠,如同一个独岛竖在茫茫的戈壁滩上,边境的铁丝网那边确水草茂密,可以看见不远处扎拉纳什库里湖如同碧玉般静静的在远方的山角下,隐约可见哈萨克斯坦的一条铁路沿湖通过。还有一些模糊的建筑物,高高竖起的前哨班的瞭望塔就在不远处,那种钢构架起来的塔有点象高脚楼,不知道是中方还是哈方的。
  这块地方能划归中国不是因为哈方要放弃是中国极力在争取,因为中国人心中总是有一种说不上的情节,在这里我们曾经有28名烈士为之失去生命,这里就应该是中国的,而这里离哈国的火车站又太近,当年和中国人打仗的是俄罗斯人,不是现在的哈萨克人,但中国勘界的军人还是说通哈国将这块地方划给了中国,哈国也充分理解中国人的感情。从其它地方划出一块做为交换。这在国际交往上称为妥协。哈方能妥协的原因是中国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苏联解体后,从经济上给予了哈方巨大的支持,而那个国家人口又太少,土地又太大,哈萨克民族又是一个崇尚强者和英雄的民族,相互理解和支持便于更好的解决边界问题。
  在国土勘界上,中国或多或少使用了“银弹外交”使国界合法的确定下来,刚独立的哈萨克斯坦需要钱发展,而中国已“不差钱”了。
  这山上那种页岩敲一片下来就可以当刀用,整个山头连站人的地方都不好找。
  我是来寻找弹坑的,前一天晚上,我在网上与原装甲兵学院指挥系主任芦继兵大校聊了很晚,芦主任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这段战史,他没来过铁列克提,但与铁列克提之战的很多参与者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他可能是对这场战斗最清楚、最清醒的学者。
  那晚,我们讨论当年苏军是否动用过坦克,双方出动了多少人,各动用了什么武器。因为在参战者的回忆录中都提到了苏军动用坦克和直升机,我并不是一个军史爱好者,所以对各种武器的射程、射角并不清楚。
  芦教授是一个很严谨的学者,对历史不明不清的细节他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因为无知,所以可以无畏,我对芦教授说,苏军不可能使用坦克。芦教授在电脑那边沉默了一会说,明天你去看一看有没有弹坑,四十五年过去了,如果有弹坑可能也看不出来了。
  山上有几个槽子,有点整齐,感觉是用工具凿出来的,在山顶左侧有一块大约15平米左右的平地,可以集中站十来人。同事问,这个不是弹坑吧,我看了一眼他说,这傻子都可以看出来这是人挖出来的,专门搞平。
  为什么要在山顶削出一个平地呢,带我们来的小战士说,领导来参观没地方站,就搞了这么个小平台,来过此地的老兵回忆,2008年,立“忠勇山纪念碑”时,这里随处可见当年的爆炸形成的弹坑,也随处可见弹壳和弹片。而现在没了,已经被我们的边防连打扫干净了。看来这个遥远的边境线上光秃秃山都没有被注重形式的国人放过,保持原貌才会让战斗更真实。
  相距1000米左右的几个山头被用刷过的白漆的石头规矩的摆出了①②③④的标号,分别代表了四个阵,小战士用很规范的手势和动作介绍当年这几个阵地是掩护组,有多少人,由谁负责,这个数据明显不是当年真实的战斗数据,而是近年来从网络上寻得的数据。小战士介绍中也提到苏军动用坦克和飞机。
  与我同行的两个同事的父亲都曾与铁列克提有关,王永新的父亲王志当时是塔城军分区的士兵,铁列克提之战之后做为补充人员进入铁列克提边防连与袁国孝一同在边防连当兵,参与了当时烈士遗体的交接。而李杲的父亲是当年军分区的李医生,在有关袁国孝的回国的照片中李医生和另一个医生一边一个架扶着袁国孝。而他们的父亲都真实的记起当年牺牲的人员人数,由于时间太久,具体人数说不清,但基本均认为在三十人以下。
  在我们参观铁列克提边防连荣誉室时,李杲发现了父亲李彤写的一篇关于“铁列克提之战”的文章,打印出来做为资料放在陈列柜中。
  边防连的荣誉室并不大,大约十五平米左右,也算是一个陈列室,这个荣誉室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和展品可以让人参观,包括图板上介绍的很多内容,都有偏差,可以看出这里的连主官对这段战史并不感兴趣也并不了解。包括连队的历任主官都有问题,巡逻队领队裴映章副站长和他的前任都被写成连长,而在历任政治指导员的栏目里,可以看出这个连队的指导员是一直存在的,只是铁列克提作战的时候不知道去哪里了。
  回来后,我在网上把情况向芦教授大概汇报了一下,并谈了我对苏军出动飞机、坦克、及人员的看法。
  在苏军的回忆录中,没有记录使用坦克,步兵战车对当年没有见过装甲车的中国军人来说可能就是坦克,因为那东西跟坦克长的有点像,都有铁壳子装甲,都有一个包围的炮塔。芦教授说他有当年记者拍下的电影片,因为太远,看不清。而在一线阵地只有袁国孝活着,他当年也不知道坦克与装甲车的区别。而真实的现场,坦克来了都没地方站。那么坦克远程射击有没有可能,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这个山头太小,中苏交战双方太近,如果远程射击也容易误伤苏军,坦克炮是用于精准打击的,不是步兵炮用于覆盖的。所以坦克不可能瞄准一个具体的战斗人员开炮,所以可以判断苏军没有动用坦克,因为用不着,对于我这个主观的看法,芦教授不表态。
  在很多回忆中提到苏军用坦克和直升机攻击,有没有可能用直升机呢,直升机当然用了,但是用在前期和后期的侦察,根本没有用在作战,因为米-4不是武装直升机,机身没有装甲,所以不可能参与战斗。而在众多回忆录中提到的两架直升机先后进行纵深侦察,这个应该是两架次比较合适。在哨所有可能停泊了两架或三架直升机,这是编组的需要。但没必要出动两架直升机进行侦察,那个区域方圆不到5平方公里,根本用不上两架飞机,一架飞机转两圈就足够了。不可能两架直升机一前一后的跟着侦察,对于我这个看法,芦教授不表态。
  前苏联与中国,都有一首唱给边防军人的歌,由于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让这两首歌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意义,苏联歌曲是一首情歌,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红军近卫军第三师开赴前线,在众多送行的莫斯科市民中,一群站在高处的工业学校女生唱起了这首歌,为年青的士兵壮行,这首歌词大意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唱给边防军人的,苏联军人把这个歌的名字命名为火箭炮,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用这种火箭炮把对德军的仇恨瞬间倾泻出去。这首歌风靡几十年,经久不衰。
  这首歌叫喀秋莎,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喀秋莎站在竣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中国唱给边防军人的歌叫小白杨,而小白杨哨所就是孙龙珍牺牲的塔斯堤哨所,因为小白杨歌曲唱红中华大地的时候,塔斯堤哨所便被更名为小白杨哨所,以引起人们关注,据说在新疆有两个小白杨哨所,歌曲的原创地在哪里,不知道。
  两首歌所表达了两种不同的意思,虽然“喀秋莎”和“妈妈”都可以隐喻成祖国,苏联歌曲《喀秋莎》所表达是的,为了祖国,我要回家,而歌曲《小白杨》所表达的是,为了祖国,我不回家。
  文化的差异让我们在对待一项作战的任务时所表现的目的性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一场很少被人谈及的战斗往往关注的人群也特殊,关注度也不一样,而这场近似神秘的战斗,前苏联也有人在炒作。
  1998年秋,在哈萨克斯坦帕甫洛达尔市第七技术中学召开的民防会议上,该市热力网络企业维修部的尼古拉。亚力山大罗维奇。埃别利称,他是扎拉纳什库里事件的直接参与者,1969年在苏军特种部队服役。他说:1969年8月12日,他们特种作战旅奉命搭乘安-12运输机,向中苏边境方向飞行,在飞机上把服装的识别标志换成边防军的领章和肩章。然后空降在准备作战的区域,然后参与了此次战斗,战斗在中国纵深打响,历时三天三夜。中国方面有大量的牺牲。
  而理智的俄罗斯网友则认为这家伙在扯谎,坚称当年苏军没有动用特种兵,只动用了边防机动群,也就是巡逻用的装甲车组。
  苏联的边防部队属于内务部并不是属于国防部,两个部门如果联合作战是需要两个部门协调的,是需要时间的,空降特种兵则是应急的突发事件。故此可以判断这个所谓特种兵确实在扯谎。
  2007年由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决定,对1954年以后参战人员和参加核试验人员发补助,此文件由民政部发文,文号为:民发(2007)99号《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的通知》,河南省民政部门以此文件为依据将参与铁列克提战斗的袁国孝等当年参战的人纳入补贴范围,补贴并不高,每人每月100元。那年同袁国孝一同入伍的共38人,其中在铁列克提战斗中牺牲9人,现在家乡的应该有29人,但领取补助的人远远大于这个数字,而每个领取补助的人,都能说出一段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让这个事件更是扑朔迷离。
  那么,这次战斗双方出动了多少人?
  四十年后,铁列克提争议区划归中国之际,当年的老兵有一次聚会,在集体的回忆中建全了中方参战的分组和人数。
  担负这次巡逻任务的官兵据说有109人,其中巡逻组11人,由铁列克提边防站已转业的副站长裴映章带队。
  掩护组47人,分成三个组,由范进忠、肖发刚、杨振林分头带队指挥,具体每个组有多少人员现在很难确定。可以准确认定的是676高地上有掩护人员9人,牺牲8人,袁国孝被俘生还。指挥组和预备队有51人。
  必需说明的是,数字并不准确,这种分组也未必真实。这些数字里除作战人员外还有10名记者。
  而苏军有多少人参战了呢,中方说300余人,这个谁也没看见,看见苏军的除袁国孝其它均牺牲了,苏军的回忆录中未提及参战人数,只有一篇中提到,苏联边防军人面对三倍与已的中国边防军作战,这样推算就是30余人,这个数字也明显不符合实际。在苏军一张当年的作战分布图上可以看到,参战的有四个作战单元,每个作战单元有30人左右。另一张图上标出进攻的六台装甲车。BTP-60装甲车标准满载16人,六台最多载96人,但实际上,作战过程中装甲车上没有那么多人,乘员在战斗开始第一轮冲锋后,基本进入了战壕。装甲车上可能仅有驾驶员和2-3个机枪手或狙击手。这场战斗调动了苏军两个哨所的兵力和边防巡逻队的兵力。苏一个边防哨所大概有多少人,不好说,但从当年中国边防站正营职编制,20余人,后来边防连60余人来看,苏联边防站人员大概与中方相当,因为中国军队的编制是仿苏军的,人员基本相同。这样看来当年参战双方,兵力基本相同,只是在战斗一线的676高地,苏联军人远远多于中国边防军。我们的其它掩护组和预备队基本对这场战斗没有起任何作用,原因是太远,根本达不到火力支援的目的。预备队还很有可能是一个观摩队,根本不具备火力支持和冲锋的能力。
  关于中苏领土争端问题我查阅了几份前苏联的解密档案,其中有一份编号为No20351的档案记录了1943年3月3日,前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与国民党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的一段谈话记录,以下是摘录的几个片段。
  “随后,吴国桢说,如果我们是在昨天会面的话,他就不会提出如下问题了,今天在审阅相关材料时,他发现在苏联-新疆边界出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近2-3年间,苏联边境地区的政府部门清除了中苏边境原有的界标,并将之从原两国界线挪至新疆境内,有些界标甚至深入到新疆境内3-4公里处。吴国桢接着说,这显然是个误会,而非有意所为,因此他希望苏联政府调查此事,可当他将这一想法付诸实施之时却发现自己甚至连一张关于该地区的完整的、带有精确的苏联与新疆之间边界标识的地图都找不到。”
  “吴国桢还补充道,当他担任重庆市长时便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即城区和郊区间没有明确的界标,从而会导致警察们无法明确究竟哪些区域属于自己的职责范围,哪些区域需要他们去保护。”
  “我答复吴国桢道,他所举的例子就像是在开玩笑,因为国家间的边界问题,即使在很小的程度上也无法与一个国家内部各省际的边界问题相提并论,我还对是否真的存在这样的事实—苏联边境地方政府将两国间的界标移入新疆省境内表示怀疑。不过,鉴于吴国桢已提出了关于苏方似乎存在侵犯中国边境的事实问题,我还是请他根据中国外交部所掌握的材料向我详细说明苏方究竟在哪些地方侵犯了新疆的边界。”
  “吴国桢次长表示同意并补充道,中国和苏联之间目前关系友好,为了消除违反两国间边界的事实建议召集两国代表会议,以便根据1924年北京协定明确划定中苏两国间的边界。”
  从上述记录可以得知,中苏边境争端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就存在,而且说法都相似,苏联人把界标向中国境内移动了3-4公里。
  在苏联解密档案中有很多内容提到了中苏边境争端问题。铁列克提之战后,特别是周总理与柯西金机场会晤后,在一份编号为No10410的档案,记录了1969年9月24日,苏共中央决议:关于阐明中苏边界的历史,这份档案八条意见中的第二条记录,“委托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外交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协商,在6个月期限内,就中苏边界形成的问题,撰写一部详细的、具有科学依据的,以文件为依据的著作,并用俄文和其它外文出版。委托《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在1969年底之前筹备苏联学者关于中国清朝扩张政策的文章。刊登的具体日期与苏联外交部共同商定。委托《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部和《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对于上述所说的关于中俄边境形成历史和中国清朝扩张政策的著作和文章给予评论。”
  苏联的教课书上也承认中国清朝与沙皇俄国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那是历史造成的,不是苏联造成的,苏联只是继承了沙俄的土地。看来当年我们总以《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说事,不亚于与虎谋皮。
  有些话题是我和范军林谈起的,范军林是铁列克提战斗牺牲的连长范进忠的儿子,父亲牺牲时范军林只有4岁。一个4岁的孩子对于父亲是没有任何印象的,范军林对我说,其实小时候他非常恨父亲,父亲把母亲带到塔城这个边境小城市,又把他和母亲留在这里,母亲靠部队按月发的25元的抚养费艰难的把他养大,直到他当兵入伍。他说他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小时候,家里烧的火墙爆了,不大的房子瞬间被煤灰覆盖,大冬天母亲哭着在雪地里挖硬如石块的黄土,背回家化开和泥把坍塌的火墙重新糊起来,在那个事非颠倒的年代,谁会去帮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
  后来他考上陆军学院毕业回到塔城军分区,在部队工作了十八年后转业到地方工作。再后来儿子考上人民大学国防生,毕业后分配到陕西武警总队工作。他家至此已三代军人了。在很多同事羡慕他有一个争气的儿子时,范军林则总是唉声叹气的念叨,儿子范志浩是新疆长大的,就应该回新疆工作,到陕西干什么去没亲没故的。
  据说牺牲的杨振林烈士的女儿是遗腹子,而牺牲的大多数烈士都是年青的战士,没有成家,也没后代,铁列克提争议区划归中国后,塔城军分区曾委托袁国孝帮助寻找当年与袁国孝一同入伍牺牲在铁列克提的其它九个烈士的家人,袁国孝按军分区提供的烈士名单和家庭住址找了三天,只找到一个烈士的亲人。四十多年过去了,如果按25年一代人算,快两代人的时间了,家乡已没人还记得这些人,包括他们的亲人,更别说有什么遗物可寻。当年年龄最小的战士如果活着也到了含贻弄孙的年龄了,谁还记得这些人这些事。
  范军林说,他从小在塔城军分区大院内长大,和他一个大院长大的孩子中,很多人的父辈参与了这场战斗,但从没人提起这场战斗的细节,当年一定有人让这个事件的参战的官兵集体沉默了。
  这个战斗可能持续多长时间,我认为,这个战斗很快结束,要不了半小时,因为苏联军人清理主阵地现场时,中国边防军人的子弹并没有打完,甚至还有27枚手榴弹没有来得及投出去。中方与苏方记录的时间差距很大,其中有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双方都在拿捏不准的时候向上级请示、汇报等待上级命令中耽误了。
  据范军林后来了解,当年八师在托里县驻有一个团的兵力,托里县距铁列克提也就60来公里,战斗打响后,接到增援命令的部队开始到处找车向前线运兵,当增援的一个连队在王敏则连长带领下到达铁列克提时,天已黑了,战斗早结束,而增援部队最大可能的行动就是摸黑进入争议区寻找过烈士遗体。
  我问过范军林,那个纪念碑上的碑文是谁写的?范军林说,不知道,可能是军区政治部的干事写的,怎么了?
  我说,一是文笔太差,文体不符合中国文化对纪念碑的文体。二是不真实,没能客观的去回顾历史,而是从政治角度主观的偏面的续述了这场战斗,这是对历史的不负责。
  范军林无耐的说,那怎么办,我们军队政治部门肯定是站在我们国家的角度去写。如果是你,你准备怎么写?
  我说,如果由我来负责这项工作,我不会写任何文字,阵亡的双方军人都是优秀的、伟大的。都值得后人去凭悼,因为他们都是为了军人的荣誉,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从任何角度上来说他们都尽了一个军人的职责,不容褒贬。
  如果是我,我会在铁列克提边境上立一个这样的雕塑,一把巨剑在力的作用下插入土地,剑体成45度弧线弯曲,剑柄指向天空,剑身分三段,靠近剑柄的那三分之一是锋利的双刃,在双刃的两侧镌刻上双方阵亡边防军人的名字,剑的中段,双刃逐渐形成橄榄枝,而插入大地的那三分之一形成一个耕作的犁,卷起肥沃的土壤,高扬的剑柄上站立两只面向东方准备展翅腾飞的白鸽。
  范军林说,你的意思是铸剑为犁!
  我说:没错,这个雕塑就叫“铸-剑-为-犁!”
 
  附件一、“忠勇山”烈士纪念碑碑文
  附件二、铁列克提战斗中方28名牺牲边防军人名单(注:摘自文存新浪博客,文存系另一个研究铁列克提之战的老兵)
  附件三、铁列克提战斗苏方2名阵亡边防军人名单(注:笔者摘于苏军回忆录)
  附件一:
  “忠勇山烈士纪念碑”碑文:
  群山峤峤,云水萧萧,卫国壮士,英魂永驻,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三日,我铁列克提边防站官兵,奉命执行巡逻任务,九时四十分许,行至此地,突遭苏军伏击。敌三百余名步兵在坦克飞机和重型火器密切掩护下,悍然向我发起进攻。面对三倍于我的入侵者,我巡逻官兵誓与国土共存亡,展开殊死反击。八名官兵强忍断臂、断腿的剧痛,向来犯之敌顽强扫射;掩护分队六名官兵在我巡逻分队被敌火力层层压制的情况下,毅然向着西南方向敌人主力扑去。激烈厮杀,持续五个半小时,战斗于当时十五时三十分结束。此次战斗,我官兵,尤其是巡逻小分队十九名官兵,三名随军记者,视死如归,表现出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二十八名遇难烈士中,十三人刚刚或不满十八岁,其悲壮惨烈,撼天动地,可歌可泣。值此新界勘定,示昔日战场,高扬我国旗、军旗之时,为慰忠魂,更为世代激励后人,特立此碑,以示铭记。
  塔城军分区二○○八年八月十三日
  附件二:
  铁列克提战斗中方28名牺牲边防军人名单
  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事件。在当年3月东北边陲的珍宝岛战斗中,中国军队有效地打击了苏联的气焰,全国人民为之振奋,热热闹闹。然而在当年8月13日西北边陲的铁列克提战斗中,我方的主阵地人员几乎全部阵亡,国家对此实情保持沉默,公众不知道烈士姓名,为国献身流血的勇士们埋没至今,已达40年!
  2009年5月新疆军区决定当年铁列克提战斗的主阵地无名高地命名为“忠勇山”,新疆军区司令员为“忠勇山烈士纪念碑”题名;在烈士牺牲的忌日举行了庄严的揭碑仪式。其中的碑文正视了历史,首次明载我们是100余人参战,并给予参战的勇士们很高评价。同时对安葬在托里烈士陵园的“8.13”战斗烈士墓进行修葺,烈士墓碑全部用高大的花岗岩精制,使清明节到烈士陵园扫墓的人群看到了一副崭新的形象。
  铁列克提战斗牺牲人员名单如下:
  一、巡逻组
  (铁列克提边防站营职副站长裴映章指挥,计11人,全部牺牲)
  1、裴映章,铁列克提边防站营职副站长,甘肃省天水县新阳公社老传村人,生于1932年,1951年4月入伍,1959年6月入党,师团通报表扬两次。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伤俘,在苏联牺牲,终年37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李连祥,八一厂摄影记者,上海人,生于1935年5月,1952年9月入团,1956年5月入伍,1957年10月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专业,1961年7月入党,同年毕业后分配到八一厂任纪录片摄影助理、摄影师。1967年7月率摄影队赴越南“援越抗美”前线执行战地摄影任务并荣立三等功一次。参加拍摄的影片有《珍宝岛新沙皇反华暴行》等多部。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34岁,追记一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3、李国贞,骑兵营一连排长,河南省新乡长垣县范相公社人,生于1947年1月,1964年8月入伍,1967年12月入党,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战士,授奖一次。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2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4、高春林,骑兵营一连排长,河南省新乡长垣县范相公社兰庄大队人,生于1945年3月,1964年8月入伍,1967年12月入党,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4年,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5、曹新龙,铁列克提边防站报务员,陕西省渭南县南七公社曹庄人,生于1948年12月,1966年3月入伍,1969年4月入党,连续四年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1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6、樊中宣,铁列克提边防站司务长,河南省临汝县杨楼人,生于1947年2月,1966年3月入伍,1968年9月入党,连续四次被评为五好战士。给养员,临战前提司务长。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2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7、王明远,步兵营俄语翻译,甘肃省宕昌县哈达铺人,生于1936年1月,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1962年10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33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塔城烈士陵园。
  8、刘允增,铁列克提边防站班长,河南省濮阳范县范相公社徐庄大队人,生于1945年4月,1964年8月入伍,1968年7月入党,三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4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9、李贵昌,铁列克提边防站战士,甘肃省兰州永登县新华公社红卫人,生于1949年5月,1968年3月入伍,1969年7月入党,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0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10、景长雄,铁列克提边防站战士,甘肃省兰州永登县井冈山公社红卫人,生于1950年4月,1968年3月入伍,1969年入党,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昏俘,在苏联牺牲,终年19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11、张克志,铁列克提边防站战士,河南省柘城县慈圣公社后台人,生于1948年5月,1969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1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文存注:1、巡逻组原为10人,翻译王明远原来留在边防站的小屋里,后离开小屋追上巡逻组,因而巡逻组成了11人;2、巡逻组在现在纪念碑位置遭受苏军猛烈射杀,当时11人巡逻组全部中弹倒下,勉强登上无名高地的,实际只有裴映章、李国贞、曹新龙3人。3、李连祥和另两位记者记一等功,并且均有新疆军区领导分赴3个烈士单位进行宣读新疆军区给予一等功的证书内容,其规格和荣誉远高于参战的正规军。原因是,新疆军区实行对外宽,努力安抚三名记者单位及家庭;对内严,认为打败仗还给于立功属不妥,而尽量压低立功档次且尚无立功证书及档案记录,并且几月后参战领导被处理调往别处、多位立功战士不予入党反作复员处理。)
  二、中翼掩护组
  ①无名高地阵地(塔城军分区骑兵营一连李建班长指挥,计9人,牺牲8人)
  1、李建,骑兵营三连三班长,河南省洛阳滦川县三川公社人,生于1945年5月,1966年3月入伍,中共党员,连年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4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温炳林,新影厂摄影记者,河北省人,1943年5月22日生于北京,中专毕业,1961年8月入伍,中共党员,1966年3月到新影厂任摄影记者。1969年8月13日中翼掩护组无名高地阵地摄影记者,无名高地昏俘,在苏联就义,终年26岁,追记一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3、王一兵,原名王留栓,新华社摄影部记者,河南省郑州市人,生于1939年8月30日,大学毕业,1965年参加新华社摄影工作。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30岁,追记一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4、余长安,骑兵营三连三班副,河南省洛阳滦川县白狮公社人,生于1945年10月,1966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4岁,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5、刘宜新,骑兵营三连三班战士,河南省柘城县牛城公社田玉白人,生于1950年7月,1969年3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19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6、王承贞,骑兵营三连三班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牛城公社李岩人,生于1951年12月,1969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17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7、尹清启,骑兵营三连三班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慈圣公社慈圣东村人,生于1950年11月,1969年3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18岁,追认为共青团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8、张积礼,骑兵营三连三班机枪手,甘肃省金昌永昌县东升公社红卫人,生于1950年1月,1968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两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无名高地牺牲,终年19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②676高地阵地
  (塔城军分区步兵营一连代理副连长杨振林指挥,计6人,牺牲2人)
  1、杨振林,步兵营一连代理副连长,新疆阜康县天山公社人,生于1944年6月,1962年8月入伍,1964年10月入党,四次被评为五好战士。步兵营排长,临战前提一连代理副连长。1969年8月13日676高地后侧牺牲,终年25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王永仁,步兵营一连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张桥公社周庄人,生于1951年7月,1969年3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676高地牺牲,终年18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文存注:杨的牺牲地点位于676高地东700米开阔地以外的山旮旯,于战后56天找到,凭手表和手枪号确认是杨)
  三、左翼(南)掩护组
  (塔城军分区骑兵营一连副连长肖发刚指挥,计17人,牺牲2人。)
  1、杨世怀,骑兵营一连三班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伯岗公社贺大庙大队人,生于1949年5月,1969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1969年8月13日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20年,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2、贺宗义,骑兵营一连三班战士,河南省商丘柘城县伯岗公社人,生于1949年11月,1969年3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20岁,追认为共青团员和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四、右翼(北)掩护组
  (塔城军分区步兵营一连连长范进忠指挥,计20人,牺牲4人。)
  1、范进忠,步兵营一连连长,甘肃省天水秦安县莲花公社人,生于1939年4月,1957年12月入党,1958年3月入伍,多次被评为五好干部。1969年8月13日率队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30岁,追记二等功。安葬于塔城烈士陵园。
  2、郭峰,步兵营一连排长,河南省新乡长垣县孟岗公社人,生于1946年6月,1964年8月入伍,1966年9月入党,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1969年8月13日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23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塔城烈士陵园。
  3、丁西年,步兵营一连机枪手,甘肃省金昌永昌县胜利公社大寨人,生于1946年2月,1968年3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在制高点支援无名高地牺牲,终年23岁,追认为中共党员和追记二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4、李瑞增,塔城军分区卫生员,河南省商丘柘城县李元公社李庄人,生于1950年,1969年3月入伍,共青团员。1969年8月13日支援无名高地途中牺牲,终年19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文存注:丁西年在的制高点即为指挥组上面的山头875高地,最近更新的帖子列丁西年为指挥组牺牲人员)
  五、支援组
  1、袁国振,步兵营一连给养员,河南省商丘柘城县张桥公社孔楼人,生于1948年3月,1966年5月入党,1969年3月入伍。1969年8月13日战斗已经停息的午后,随车和塔城分区惠参谋的支援组前往战场,被铁列克提河边的苏军前哨截击牺牲,终年21岁,追记三等功。安葬于托里烈士陵园。
  附件三:
  铁列克提战斗苏方2名阵亡边防军人名单(注:笔者摘于苏军回忆录)
  1、杜列波夫·米哈伊尔·康斯坦丁诺维奇,1948年出生,别尔姆州别尔姆地区西尔瓦村人,1967年6月21日入伍。中士,军犬训练师,东部边疆区130边防部队扎拉那什科尔哨所,1969年8月13日阵亡,葬于哈萨克共和国塔尔迪-库尔干地区乌奇阿拉尔村的民用公墓。
  2、梁赞诺夫·维塔利·巴甫洛维奇,1949年出生,车里亚宾斯克州兹拉托乌斯特市人。1968年10月31日入伍。士兵,报务员,东部边疆区130边防部队19支队第13边防哨所队,1969年8月13日阵亡,葬于哈萨克共和国塔尔迪-库尔干地区乌奇阿拉尔村的民用公墓。
  据苏联参战者《往事回忆》记载:
  “1969年8月15日,所有的人都前往乌恰拉尔村参加战斗中牺牲的杜列波夫中士和上等兵梁赞诺夫的葬礼。他们被葬在村子的墓地。他们的父母和亲人都赶来参加了葬礼,他们曾请求支队领导将他们牺牲的孩子送回乌拉尔,好把他们埋葬在那里,在自己的家乡。但是政委说:“这是我们的英雄,就让他们一直在我们身边吧,我们要用他们的功绩来教育新一代边防军人。我们会为他们扫墓,会时常记着他们的!”父母们离开了,而他们的孩子们留在了异乡的墓地。而现在,在苏联解体后,他们留在了异国的土地上……
  而这些回忆我是在事件发生30年以后写下的。那些边防军人为之捐躯的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了,那块边境区域也已经没有了,它已经是另一个国家,成为哈萨克斯坦的地方。
  和我们共存的只有我们的记忆……”
  (全文完)
  201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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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8 01:08 | 显示全部楼层

捕 鼠 行 动

本帖最后由 文存 于 2018-4-9 00:05 编辑

  捕 鼠 行 动  
 
  土 狼  
 
 
  (一)
  阿訇阿不都很礼貌的接待了面前四个年轻人,并让家人端上了新鲜的葡萄和热茶,阿不都老人七十多岁了,他的眼神在混暗的灯光下已无法分辨每个年青人的特征,在他眼里这是群孩子,是他孙子辈的人,是需要他教化的浪子,他当然不会想到一个小时后,他会倒在血泊中,而杀死他的正是他热情接待的四个年青人。
  安拉没有启示他,他面对的是一群穷凶极恶的暴徒。
  阿訇的家人听到了房间的争吵声,听到了阿訇的指责声,听到了阿訇骂的最多的一个词,“瓦哈比”。家人看到阿訇气冲冲的去了清真寺做晚礼,家人看到了四个年青人绷着脸咬着牙,低着头走出了家门。
  我已熟睡了,电话响了,我习惯性的看了一下表,凌晨两点半,对方语速很快的告诉我,现在来指挥中心开会。
  地委张书记已经到了,前指成员也陆续到了,进入公安局大门,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扎着堆紧张的议论着什么,摆在桌子上的对讲机不同频道传出不同的呼号声。
  我感觉到了即将召开的会议紧张的气氛。
  指挥中心的大屏上,各县市的领导和公安局长也紧张的端坐着。
  张书记通报了这起案件,语气有点低沉。当语气再度高昂时,他指着大屏对各县市领导说:从现在开始,各部门马上行动起来,如果罪犯从吐鲁番逃出去,你们先拿自己的乌纱帽来见我,吐鲁番再不能出事了,再出事,我们对不起吐鲁番的人民,这些罪犯一刻不抓住就面临着十分的危险,目前要做的是放下所有工作,全力围捕罪犯。
  张书记挥手讲话时,头顶可见丝丝白发开始抖动着,而四个月前,第一次见书记,我感觉这是个四十来岁的年轻领导,一头浓密的黑发,说话简短,做事利索,为人谦和,思维慎密,目光长远。
  张书记来吐鲁番才四个月,来到这之后,落后的经济,巨额的银行贷款,保守的意识让他无从下手,一个月的大调研刚刚出结束,发展经济的规化刚刚拟定,干部昂扬的斗志刚刚调整。积重难返的棘手事才理出头绪。
  接而连三的涉暴案件突现出来。使原本平静如水的这个小地区繁忙起来。
  桃儿沟,远离市区,千年的洪水自然冲击成柳叶状的峡谷,沟底芦苇浓密,一条小道沿着峡谷蜿蜒向上,四周的山型如同雅丹地貌,形成各种奇异的沟壑,在夜幕下多了一份恐怖的意味。
  拉网式搜捕的工作人员开始向城市周边阔散,民警带着联防吃力的走在坑坑洼洼的土丘上,一天的搜索早让这些人没有了聊天的劲头,一个个默默的向前走,警惕的向四周张望。
  突然,一个黑影从百米外的一个土丘后闪过。
  “有人”不知谁大喊了一声,同时其它人也看到了一个黑影向后跑去,又马上消失在土丘后。七八个人迅速向百米外扑了过去。大家冲到峡谷边,已没了人影,地上遗留了一个粗糙的望远镜。
  三米外一条向下滑向谷底的痕迹还在扬起尘土,而那个黑影已边叫喊着边奔跑着向谷底对面的一个硕大的洞口爬去。民警和联防队员顺着那个陡坡滑了下去,对面崖洞中的人,听到了狼嚎般的叫喊,三个光着上身的同伴提着斧头和砍刀冲了出来。
  民警手枪中的子弹“啪、啪”的呼啸着向对崖射去。
  听到枪声,暴徒返身逃进洞口。
  这是一个黝黑的洞口,从洞口向洞外散出阵阵的冷风,如同一台硕大的冷风机向外用劲的吹着。洞内散落着地毯和十来双散着臭味的鞋袜,洞口那件显眼的黄T恤向兴奋剂一样让冲入现场的干警兴奋起来。
  这件黄T恤,是四天前那起凶杀两名按摩女案,被路口摄像头拍下的暴徒所穿的,这件黄T恤是两天前凶杀阿訇阿不都,被阿訇家人所指认的。
  洞内,一左一右两个洞口黑漆漆的向内延伸,有水流声传出,这是一个坎儿井,悬在崖壁中的坎儿井。
  办公桌上的对讲机,突然响起,吓了我一跳。
   1.jpg
 
  (二)
  坐在夜市上,要了十串烤肉两个馕两碗黄面,我和驾驶员斯地克,大口的咀嚼着,过来倒茶的维吾尔老头嘴里嘟嘟囔囔的骂着什么,空空的夜市百十张桌子,只有两三桌有人在吃东西。我问斯地克,那个老头嘟囔啥的呢?斯地克说:“老头骂那些暴徒呢,说这些牲口毛驴子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干这些杀人的事,搞的他的生意也不好,这些牲口是撒旦的后代不是安拉的子民。”
  我笑了笑了,又低头吸着碗中仅剩下的几根黄面,昨晚的围捕行动又一次浮出脑海。
  接到书记的电话时,我正在带着20名战士,三台车沿着从吐鲁番机场向七泉湖方向行进,沿途执枪的武警战士和手执棍棒的联防队员沿着公路形成几公里长的包围圈。对讲机不停的传来不同方向的包围情况,漆黑的夜象一张黑色的幕布一样盖下来,没有星星,天上有乌云。
  张书记问我在哪里,我说:在七泉湖一带。接着书记说:你现在来市局指挥中心,其它人继续巡逻。
  走进指挥中心时,书记坐在条桌后,对面的墙上一幅临时手绘的地图,地区局的杜局长带着耳麦,不停的用信号笔在地图上标注着每个路段的人员分布情况。同时不停的发布一道道命令。
  书记问:“你有几台照明车?”我说:“四台。”
  “全调出来,看那里需要就去哪里。”
  我回身冲市局何副局长说:“把你的枪给我借一下。”
  何副局长伸手摸了摸腰间的手枪,看了看我,又看了看书记。
  书记摆了摆手说:“干你自己的事去!”
  这里的天太热,室内没有空调,五六台电脑发出的微热,此时如同烤炉般,一米外就可以感觉热浪一波一波的扑来,几台打印机打出的犯罪嫌疑人照片放在桌边。
  书记坐在桌后,脸微红,面部表情严肃,头上的汗把发迹打湿,一缕缕的垂下来。
  摆完手后,又拿起笔在纸上画着什么。
  我回身走出指挥中心,拿出手机打给指挥中心主任,调动所有能照明的车辆去中心现场参与围捕。
  中心现场被几台照明车照的如同白昼,看到我时,市公安局的梁局用对讲机的天线横着向我戳过来,我做了一个拳击组合的动作他立即收回了对讲机,眼中布满血丝的这个英俊的公安局长满脸都是笑,兴奋的对我说,这几个家伙都被我们堵进洞里了。
  强光灯的照射下,崖对面有一个硕大的洞口,像张开口的怪兽,洞下是密密扎扎的芦苇丛,执枪的武警不断的穿梭与洞的两侧。
  地委几个领导组成了前指,不断有消息从对讲机中传出。
  三名骑着摩托正进入中心现场的年青人,被外围的警察拦住,问去里面干什么,对方答是徒步爱好者要到里面露营,游离的目光说明这是假话,几名警察瞬间扑上去按倒三人戴上手拷,警察发现其中一名手中的刀伤。
  不到五分钟的突审,有刀伤的交代他就是刺杀阿訇的凶手之一。
  罪犯的手机在地上不停的唱一首难听的歌,而显示的电话又不是当地的。这个号码被迅速锁定区域。
  一直担心送给养的南疆人艾海提,还在不停着拨着电话,嘴里骂着什么,他低头狠狠的压下电话,发动汽车,当车灯直射到加油站对面的空地上时,他才发现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已对着他,一名壮实的维吾尔警察,拉开车门,纠住他的长发,把他从车里拖了出来,接着一只大脚把他踢翻在地,手拷从背后清脆的锁上了他的双手。
  下雨了,雨点带着泥沙把滴到迷彩服上形成一团团黄色的污迹,我们坐在由方便面箱和矿泉水箱围成的圈上,保障人员送来馕和火腿肠,我拿一个分开递给对面一个很面熟但又叫不上名的干部手中,他接过来,喝了口水。我问他瓦哈比是什么意思?我可以看出他一脸的憔悴,灯光下合着雨水啃着馕,伴着阵阵卷来的黄沙。他拿起矿泉水又喝了一口,对我说:
  瓦哈比派在中国人们习惯称它为“三抬”。因他们在礼拜当中,比其他穆斯林多抬两次手,所以人们称这伙人为“三抬”。现在瓦哈比派不但在中国大有泛滥之势。目前这个派别中传教的多半是年轻人,因为懂伊斯兰教的人不可能参加这个派别,也有许多人不是宗教人士,不过在朝觐其间,或者通过其它渠道被国外或国内老瓦哈比看准后,通过洗脑,临时培训一段时间后,就成为成了一名传教师,他们为了吸引信徒,不论走到哪儿都以金钱做诱饵,凡是加入他们的人,就会在节日其间不时地送米,送面,送肉等,用这种办法来笼络人心。在我们这里,他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的大本营就在沙特阿拉伯,传教资金也由沙特政府提供。他们每加入一个新成员都要建立个人档案,他们的传教活动都是有组织的,不但有上线人和下线人,而且每个点都有一名负责人,都与沙特传教机构保持着关系。
  瓦哈比教派的政治主张很简单,他们武断地认为,伊斯兰必须由伊斯兰政府来领导伊斯兰教民,非穆斯林政府不能领导穆斯林;穆斯林也不能让非穆斯林领导;绞尽脑汁想把真正的伊斯兰民众从人类的意识当中清除;以恐怖、自杀等极端方式制造恐怖事件,故意制造伊斯兰与外部的矛盾,让世人都憎恨穆斯林;因其是犹太人的同谋,所以亲美亲西方,凡是正统伊斯兰思想甚至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犹太、基督思想的都是他们的对立面;在中国直接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峙,企图消灭中国古文明。
  我问,那这就是邪教了,他说:差不多。
  现在是凌晨四点,市委的肖书记招呼着大家过去商量一下,怎么能把洞中的“老鼠”逼出来,维修过这个坎尔井的一个维族向导用指头在松软的黄土地上画了一个简单的内部结构图,几个出口早被公安和武警堵住了。竖井口也有民兵和联防守着。
   2.jpg
 
  (三)
  “打震爆弹把暴徒逼出来”一名武警中校说。
  “不行,向导说内部土质比较松,已塌了一部分,最大的地方象防空洞一样宽,用催泪瓦斯”武警支队长保勤说。
  “那会不会气体从竖井排出来,起不到作用”肖书记问。
  “现在去周围群众家收集一些棉被,把竖井口封上,这样气体就不会溢出”我说。
  消防队员已准备好了空气呼吸器、热成像仪和三角架,绳索。随时准备把特战队员送入井下。
  不断有信息通过对讲机传来,西边的墓地发现有人窜入,武警和地直机关的干部开始堵截。东面的山头发现有人在逃窜。东面的包围圈开始压缩。
  对讲机传来指挥部的声音,由于天黑,我们在明处,暴徒在暗处,为保证围捕的民警和地直机关干部的安全,鉴于目前的情况,只围不捕。
  天就要亮了,乌云还未散尽,戈壁滩上被车辆压松的土层,在阵阵热风的裹挟下依旧卷起细细的黄沙,有点呛人。
  中心现场,前指的成员围着政法委巫书记,讨论着下一步的计划。
  民政局临时在现场支起了几个帐篷。大家精神处于高度兴奋和高度紧张中,刚一放松后,两天没有睡觉的公安干警和地委领导此时都默不作声的或坐或蹲在地上。
  伊专员带着巡查组沿着十多公里的包围圈巡视,这是第几圈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路边不停有地直机关和联防队员,蹲下打瞌睡,再到后面已有人倦缩在地上睡着了。事后,专员说那天晚上他想起了小时候看的一个小人书,高玉宝的故事里的周扒皮,他就象周扒皮一样,拉起一个个迷糊中的围捕队员,全地区的公务员和单位职工基本都在围捕现场,7000多人,包围了方圆27平方公里的土地,而这块土地正是火焰山脉的一部,部分平坦,部分沟壑纵横,部分山高艰险,一条条坎尔井的竖井口如一个个围棋子自天山脚下排列到吐鲁番市区,成一个成语形容就是星罗棋布。
  包围圈还在压缩,从新区到机场的路上有一片民族坟,夜幕下如同交河的残垣断壁般竖在空旷的荒野上,相比较汉人的圆型封土的墓地,民族坟少了一分恐怖,多了一层迷雾,据目击者称有两名罪犯就躲在墓坑中。
  罪犯买合木和木拉提,大围捕的时候他俩刚好不在洞中,在山顶望风,当看到大批警察潮水般涌向桃儿沟的时候,俩人避过人群拼命的向外奔逃,先向北跑了几公里,发现远处的灯光越来越密集,又调头向北,准备穿过墓地,潜入对面的葡萄架。而公路边间隔几米就有几个穿着迷彩服的人在巡逻,两人不得不又退回墓地,而此时,他们的鬼影已被围捕的人发现。
  穿过新区公路,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葡萄架,一旦罪犯越过公路进入葡萄架,再抓人就难了,葡萄架周围有片片的民宅,穷凶极恶的暴徒一旦进入民宅,还会有群众受伤害。
  暴徒玉素甫是在家里抓住的,预审组对已抓获的四名罪犯突审,这才得知,参与凶杀阿訇的团伙不是四个人,而是一个犯罪团伙,有负责放哨的,有负责送给养的,有负责行凶的,有负责交通运输的。而主谋正是来自南疆的艾海提。
  特警围着背向着门外酣睡中玉素甫,不能确定从身份系统中调出的黑糊糊的照片是不是眼前这个浑身散发着汗臭的小伙子。一个警察轻轻叫了两声“玉素甫”……睡梦中的人痛快的答应着。
  玉素甫,19岁,吐鲁番人,小学毕业,当特警悄无声息翻进院子时,他也刚好翻了个身继续在梦中游历天堂的美景,黄昏下满地的罂粟花,喷鼻的芳香,美女穿着纱一样华丽的彩绸,美酒如小溪一样潺潺的流过,散出阵阵醇香,他向空气一样穿过,因为这还不属于他所拥有,他听到天使轻声的呼叫他的名字,他舒服的答应着。
  突然太阳出来了,刺的玉素甫睁不开眼。数把雪亮的手电同时对着他。一个维族警察又大叫了一声“玉素甫”。在他答“哎”的时候,以为自己还在天堂。瞬间,一只大手掐住了他的脖子,他还没有来得急挣扎,四肢立即被几只大手按住,随后身体被提起,两臂被一种强大的扭力反转到背后。手拷锁住了还没来得急反应的双手。床头的砍刀被警察一脚踢到地上。审训的警察说,那一刻,玉素甫终于醒了,他知道了自己应该去的地方不叫天堂,叫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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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六名特警队员站在我们面前,全副武装,如同阿富汗战场上的美国大兵的装备,但面前这六名特警队员远没有美国大兵的高大和威猛,站在高低不平的土丘上,显的很瘦弱,很难让人和电视剧中的特警队员联想到一起,加上一夜未眠,眼中布满血丝,懒懒的站成一排。
  梁局长瞄了一眼他的这些手下,三个维族三个汉族。
  问了一句都会不会说维语,六个人异口异声的回答,会。
  把你们的装备都缷下来,六个人懒懒的把身上的装备脱下来交给旁边人。
  旁边的武警支队长说了句,局长要不让我的人上。
  梁局长回了一下头说:没事,别看这几个货现在没精神,一进洞比地老鼠还灵。
  估计,巫书记心里也在嘀咕,这几人行不行。拉过梁局长说:先让他们吃点东西,不急,都守了一夜了,不再乎这点时间。
  保障人员把食品袋提到队列面前,站在第一个的一名维族队员一只手伸进袋中一把抓住八个包子,就往嘴里塞,另一只手又伸进袋中准备把剩下的几个一起捏出来。
  梁局长喊了一声,行了行了,别吃那么多,你几天没吃饭了。那个队员嘴里嚼着张着嘴说不出话,着急的往下咽,旁边一个队员眼中盯着袋中的包子说,昨天早上吃过早饭了。吃包子的队员忙点了点头。旁边一个警察把盖子拧开给他递了一瓶水。
  几个队员依次从保障队员袋中捏出五个包子,塞进嘴里,又有人给他们一个递了一瓶水。
  吃完八个包子的那个队员,把一瓶水喝完,在地上跳了跳了,冲梁局长笑了笑说:局长,现在可以了。随手用衣袖抹了把嘴,满脸的尘土,在鼻子下方擦出了一块净地,嘴角还粘着一片韭菜。这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突然让人觉得很可爱。
  这六个队员并不是提前挑出来的,而是我在路边捡回来的,凌晨五点,我带着照明车返回新区公路,那条路刚铺了垫层,还没有上沥清,没有路灯,漆黑一片,我的四台照明车都停在这里,一字排开,用强光照射着路对面的墓地,几个警察疲倦的坐在地上打盹,还有几个站着瞭望,可能是分工后,在轮休。
  从新区公路到中心现场是一段无路的山道,有三四公里长,高低不平的土丘被昨天的越野车压出一个车道,半夜的时候一台铲车把便道刮了一下,天快亮时候,照明车向中心现场挪动,路边成扇形向中心压缩的几个特警慢慢的向前移动,看到我们的车问,能不能带他们回中心现场,驾驶员看了看我。我说:别停车,让他们上吧!车没有停,怕一停陷入虚土中出不来,继续向前缓慢的走着,然后就听到车的外箱部叮叮当当的爬上来几个人。
  梁局长问,好了没。几个人异口同声的回答:好了,局长。
  梁局长接着说:一人带一只微冲,一只手电,其它的不带了。然后提过一把打瓦斯弹的大口径步枪抛给两米外一个队员问了句,会不会用。
  那个队员开玩笑的说了句,不会,第一见这么胖的枪,然后随手把四枚手电粗的瓦斯弹塞在作训裤两边的口袋里。又随手抓了两个塞在上衣的口袋中。
  梁局长又叮嘱了一句,别掉水里了。
  那个队员,从口袋里重新掏出一枚瓦斯弹,抛向空一米多高,瓦斯弹在空中转了几个圈,稳稳被另一个队员接住,那个队员朝大家晃了晃然后说,局长这是我们吃饭的工具,说完后随手塞进了口袋。
  一个战士拿了六具防毒面罩递给队员,让他们试着带了带。梁局长回头问我,这个管用吧!我走到队前,给队员说:你们没有带过这个东西,可能会不适应,一会把瓦斯弹打出去,如果觉得呼吸不畅,就停一会,但千万不要把面罩摘下来。不然把老鼠没呛出来,先把你们自己呛出来了。
  梁局长挥了挥手说,你们几个过来,然后蹲下,在地上划了一个洞内的地型图,说,一直走,可能到一百米处有一个分杈,左边那个洞封死了,你们走右边那个,再向里走洞很窄,昨晚我们探过洞,只能免强爬进去一个人,穿过这个口子,里面的空间很大,向导说,卡车在里面调头都没有问题。暴徒最大的可能就在这个空间里。
  梁局长接着说:这个洞有三公里多长,你们可能要爬行二公里多,不过每隔十几米有一个竖井,上面都有我们的人接应你们,如果有人受伤,消防队员会从竖井放下吊带把你们提上来。
  你第一个进,进入大空间后打瓦斯弹,你负责保护第一个人,你跟着,你如果发现前面的队员受伤负责把他们拖出来,你组织协调,你作预备,你们如果遇到反抗,直接开枪,责任算我的。
  梁局长,用沾着沙土的食指依次点着几个队员。
  然后大声问:听明白没?几个队员又一次异口同声的回答,明白了,局长。
  出发!
  六名队员,站起来,抖抖身上的土,依次顺着一个六十度的陡坡向峡谷滑下去。我们目送着特警队员滑下几十米高的坡,向沟底对岸坡的洞口走去。
  突然下雨了,非常大,雨点砸向地面形成一个个小坑。
  山崖的对面山坡上,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我对旁边的武警战士说:把你的望远镜给我用一下。
  望远镜中,伊专员站在那里,远远的向这边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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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当我从市局回来带照明车进入桃儿沟的便道时,在路口遇到了交警大队长高献成,漆黑的公路上,我俩握了一下手,什么也没说。他给驾驶员指了去中心现场的道。
  刚认识高献成的时候,他还在老城派出所当所长,去年春节前,由于商户和商场经济纠风发生了一起治安案件,内地来吐鲁番经商的张某,由于租金和场地原因与商场管理者发生矛盾,张某被强行撤摊,第二天,张某与妻子各开一台车,准备从商场西门和北门冲进商场,纵火报复。在争吵过程中,被警察和治安人员制服。记者采访,高所长介绍案情说,由于消防改造,商场要求张某撤摊造成商户欲纵火烧毁商场。
  我是在公安情报分析上看到这则消息,当时就安排参谋把高所长和那个写稿的记者请到办公室。
  两人紧张的坐在我的办公室,我说:你这个报道我给你们做一下逻辑分析,关键词是防火检查造成纠纷,商户欲纵火焚烧商场,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未果,一种是成为现事。假设成为现实,我们再反推,商场起火造成重大损失,原因是商户与管理者有经济纠纷,经济纠纷因防火检查引起,这种情况下,以后为避免发生此类事件,商场就不用做防火检查是吧,何况此事与防火检查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稿子出炉时你们是不是要进行一下核实?两人都低着头,连声说:对不起!这是由于工作不细造成的,以后一定不再发生。
  这以后我和高所长成为朋友,经常会在不同的场合遇到,有时也坐在一起比酒量。
  高所长很时尚,时常在微信中发很多有思想的文章,我是他的第一阅读者。后来调交警大队,后来熟悉了习惯叫高所长“小高”。
  我是在围捕任务结束后,在市公安局遇到他的,握过手后,我说小高一会你来我办公室,我找你有事。
  那天晚上,小高是第一批到现场的警察,接到梁局的命令时,他正在卡孜汗清真寺维持治安,接到梁局长电话后,他马上坐市委袁副书记的车向桃儿沟赶,在向目的地行进的过程中,不断有电话问桃儿沟在哪,从那里过去。
  熟悉地形后,才发现那个地方不偏,但那个地方基本没人去,如果不是新区公路从那里穿过,可能没有人知道吐鲁番市还有一个地名叫桃儿沟。小高是在机场路口下的车,他对袁书记说,你们先去,我得在这个路口等市局的干警过来,给他们带路。
  十点钟了,吐鲁番的天已泛黑了,小高一个人在站在空空的戈壁滩上,有风吹过,八月的吐鲁番还很炎热,吹来的风让小高没有觉得凉爽,反而更多的是躁热,小高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阵阵警笛声,但总是绕过他的路线传到更远的地方。
  小高急了,打电话,电话总在占线中,他把手枪中的子弹压到了膛上,这里离梁局所说的暴徒逃窜的地方很近,小高说他不知道那时候等了多长时间,等待总是费时的。
  其实时间不长,正在西环路巡逻的消防队员接到命令后,快速赶到了小高所说的路口,接着亚尔乡的民兵赶到了,后来大批武警和地直的机关干部赶到了现场,小高所在的路口离桃儿沟不远,但那条新区公路很少有车走过,多数人还不知道那条路。
  这里是南线,暴徒逃窜进入市区最直接的地域,这里离新区有五公里的距离,这里漆黑一片还没有装好路灯。
  小高说当时很急,不停的给在指挥中心的杜局打电话说,这里人手不够。
  更多的人调了过来。
  很快,二十米一人,人员散开了,但来的人多数都是没有武器的机关干部,又一队执枪的武警冲进封锁圈,五人一组成环型警戒着,还有尽二公里的路面没人执守。电话里,杜局长已告诉他这个路段临时由他负责。
  他急着跑过去对执枪的武警说,你们散开,间隔二十米一人。
  小高说武警战士看了他一眼,理都不理他。后来他看一个中尉警官,上去自我介绍后说,能不能把人散开,中尉说:高警官,我们的作战条例规定每五人是一个战斗小组,没有上级命令,我们要按条例执行。
  小高气的说:还有这么长的距离,不能让罪犯从空档中逃走。
  中尉扭过脸不理他。
  那时小高说他想起电影里,用枪逼着部队长官下达命令的办法,但他不敢,如果他用手枪逼着中尉下达命令,至少会有五支长枪枪口会对准他的脑袋。还说不准那个新兵为了立功就开枪了。
  一台军绿色的武警牌的猎豹车闪着警灯冲了过来,小高无望的扬手挡住了车,车停了,车窗滑了下来,车窗里坐着一名武警中校,小高跑过去敬了个礼,中校问:有事吗?
  小高很着急,但很礼貌的告诉了中校自己的想法,恳求到,如果不间隔二十米一人,这样扎堆有可能罪犯就从空隙中溜了。
  中校想了一下说:好,我马上安排。
  对讲机响过之后,顷刻之间,执枪的武警战士成一线,快速的向前方散去。终于南线的包围圈形成了。
  不多会,园艺场,兵团221团,大河沿的民兵和职工提着大头棒赶到了,南线的包围圈更密了。
  那时,我在西线的飞机场至七泉湖的路上,带着我的人和车开着照明灯交叉巡逻。不停有赶来的武警战士和联防队员充填了几公里长的空缺。
  天越来越黑,如果没有灯光,可以用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那种乌云下的黑暗。
  暴徒买合木和木拉提此时蹲在墓地的至高点,他已经在这时蹲了一个小时了,黑暗中他看着前面的公路不断有灯光闪过,这是他们最后一次逃离现场的机会了,灯光越来越密集,如果现在不冲出去,可能再不会有机会了,他俩已向北奔逃了几公里,现在从新返回南面,他用手捅了身边的木拉提,问有没有烟,木拉提从裤子口袋中掏出一根邹邹巴巴的烟给他,瓦哈比的信徒不允许吸烟,但十岁就开始吸烟的他,早就习惯了偷偷吸烟了乐趣,吸了几口,他随手把烟头抛到地上,地上的干柴在烟头的作用下,开始阴燃。
  坟地里有人,有人喊到,百米外的小高也看了忽明忽暗的如鬼火般的亮光,在这漆黑的夜里极度明显,小高掏出手枪,喊着身边一个联防一个武警战士冲了上去。赶到现场时,已没人了,地上阴燃的火种开始发出微弱的火苗。
  小高下意识的看了一下表,十一点五十。周围闻讯赶来的围捕队员快速的向坟地集中。
  夜幕下,坟地高地不平的竖着一个个方型的土墩,这是一个老坟地,塌陷的坟坑随处可见,进入坟地,虚土已没过脚面。
  匆匆赶来的队员已把现场踩的扬起了土沙。那撮阴燃的干柴,已燃起了火苗,映照着黑暗中一个个坟堆,鬼火般的闪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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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我们应该记住这些英勇的特警队员的名字,李志强、艾热提、田宝岩、付强、买买依明、吾买尔。
  这是一条与魔鬼较量意志之路,这是一条与自然较量的胆识之路,这是一条生与死前途未卜之路,这是一条从光明走向黑暗,又从黑暗走向光明之路。
  队员田宝岩说:如果你想知道地狱是什么样,穿越一次那个坎尔井就会明白,活着是一种幸福,生命多么可贵。
  进洞前,市局倪副局长拉住了他们,倪局昨晚带人进过洞,穿过了六个竖井,后来由于几个大块头的警察卡在里面进不去,不得不撤了出来,出来后,两支枪被泥沙塞死了。
  倪局叮嘱道:把你们的枪带拉紧,枪口朝下,把左轮带上,里面沙泥很多,枪可能卡壳。然后转头说:李志强,你的微冲别带了,你把这个长矛带上,比枪管用,还可以探路。
  进入洞口,阴森森的冷气扑面而来,最前的百十米路可以两人并行,水很清,没到了漆盖,六个人依次沿着洞壁向里挪动,洞口有一米四高,必需半蹲着,上体要保持直立,不然很难看到前面的洞壁。
  李志强一手提着长矛,一手撑着手电,以后脚为重心,前脚小心的向前划着,水早已渗进了作战靴,冰凉的天山雪水,在这个恒温的洞内没有提高温度,他觉得这是遇到的最冷的水,以至让他感觉再冷一点,可能就会结冰了。
  这位23岁的小伙子去年才从石家庄经济学院毕业,他最初的理想是进入军队服役,但那年来学院招生的部队专业课目中没有他所学的专业,大学毕业后他不停的参加不同的培训,不停的参加各种考试,小伙子个不高一米七左右,精瘦,留着短短的寸头,很结实,学院的足球前锋。去年参加公务员考试被录入警队,目前是特战队中队长。年青的脸更象一个自信的士兵。
  弓着腰缓慢的走了百十来米,路到头了,洞口突然降到了一米左右,水面离洞顶只有五十来厘米,刚好够漏出头顶,几个人在竖进口挤在了一起,这是第二个竖井口,倪局说有6个,还有4个。李志强爬在地上,然后跪在井中,挺直了上身,水瞬间漫到了他的胸前,他把警用手电塞到嘴里用牙咬着,一手扶着洞壁,一手持着长矛,向前挪动。后面的队员依次爬进了水中。把微冲架在脖子后,跟在他身后。
  水下的沙石咯的两膝生痛,李志强冻的开始在水中发抖,头连着身体不停的抖,没人说话,静静的洞中,只有清清的划水声,他听到后面队员冻的上下牙发出的“哒哒”的声音,他紧紧的咬着手电,又过了两个竖井,水越来越浅,泥越来越多,洞口高了些,可以免强站起来了,脚踩在泥沙中,得用力才能将脚拨出来。后来,大家干脆把作战靴脱了,把作训裤拉到最高的位置,减少泥的阻力。
  后面有队员喊,李志强,暴徒不会在里面吧,正常人不可能进到这里面。这就是传说中的地狱吧,我们已经过了九个竖井口了。
  在第十个竖井口下,大家哆哆索索的伸直身体,挤在一起,休息一会。仰起头,二十几米高的竖井漏出一块方形的天空,这不像是野外的,好像是一个住宅的井口,井口的修整的很好,有防尘网挂在上面。
  我们没有走错吧,这一带不可能有人家呀,我们不会走到市区了吧!大家相互看看着,相互疑惑的问着对方。李志强看了看表,已经进洞一个半小时了。
  前面好像没水了,泥也少多了,李志强用手电照着地面,有杂乱的脚印向前伸去,前面有人走过。队员买买依明在竖井口双手叉着腰,扭着脖子,脖子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
  买买依明把架在脖子后的的微冲摘下来,“哗”的一声,把子弹压上膛,然后吹了声口哨说:李志强,如果前面是死路,我就不往回走了,你一枪打死我吧!我不怪你。我要崩溃了。
  艾热提用肩上的枪捅了捅了买买依明说:行了撒,买买,我爷爷就挖过坎尔井,别人都能挖出来,你还钻不过去吗?买买依明踢了艾热提一脚骂道:他们挖的时候里面没有水,没有泥,好不好!
  这一阶段没有水了,泥也干了,但洞口越来越窄,可能前面以前有过塌方,刚好可以一个人爬过去,这个洞像是水流憋出来的,上面土很虚。
  梁局说的那个车都可以调头的地方在哪?是不就是这个塌的地方,我想睡一会,这个鬼地方连个伸展身体的地方都没有,付强嘟囔着。
  买买,我也不想走回头路,如果是死路,你也给我一枪吧,我们先爬过去再说。吾买尔嘟囔着。
  防毒面罩一路泡在水里,活性碳已进水变的越来越重,用不成了,再别在腰里可能爬不过这个洞,把它扔了吧!田宝岩问着李志强,李志强说:哎,宝岩,这是消防队借的,要给人家还呢!这样,这是第九个竖井,我们放在这,让消防队自己来拿,他们在坎尔井经常救人,可以从这个井口下来呢!
  大家把防毒面罩从腰上拨下来,放在竖井的底部,李志强把长矛戳在地上,骂了一句:靠,这谁做的铁杆子,用这么厚的钢管,重的,不带了。
  大家挤了挤,腾出点地方,李志强从又爬在地上,钻进了那个洞中,洞很窄,刚好一个人可以挤进去,身体蹭过的土层,不时塌下来一块,前面没有光,黑黑的象张开的口,队员们正向这张口深处挪去。
  汗水顺着头流下来,遮住了视线,手擦不到,大家使劲的眨着眼。
  一米,两米,一百米,二百米,李志强关掉手电想看看前面有没有竖井投下的光,按理说坎尔井的竖井不会这么远才一个,只有一种可能,有些竖井被掩埋了,前方依然漆黑一片。
  突然后面的买买依明,喊了起来,我被卡住了,吾买尔,我不过去了,你开枪吧!我就睡在这了。这里跟伊斯兰的墓地差不,都是洞。你回去给我妈说,我死了,是烈士,政府会养我妈和我爸的。
  后面的吾买尔骂道:你个牲口,早上我们吃了五个包子,你吃了八个包子,你把肚子撑那么大能不卡住吗?
  买买依明并不胖,身高不到一米七五,体重七十公斤,身体很结实,没有一点废肉,但就这样,他在六个队员里还算是体型最大的。
  前面的付强艰难地向后退了一下喊,买买,你抓住我的脚,把身体拉平,那个口子是小点,但是可以过来,就一点。
  后面的吾买尔接着骂道:买买,我们爬进来了可能有一二百米了,我不可能倒着出去了,你还有一个哥哥,我家就我一个孩子,牲口,你把腿张开一点,我把头伸进去,你踩着我的肩膀用力向前蹬。
  前面还有多远,李志强,有没有竖井的光。
  李志强觉得自己也要崩溃了,汗水沾的满脸都泥。他面对着前面依旧漆黑的洞口喊,我看到竖井的光了。买买,我们休息一会,再爬,前面就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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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六个队员已进洞一个半小时了,前指的成员依旧站在山崖边。阵雨疯狂的下了十来分钟,停了下来,巫书记站在雨中,雨水顺着裤角滴到地面上。
  南线有消息传来,天亮后,围捕队员成扇形包抄了坟地,两名罪犯在晨光下,象被猎人围捕的野狗一样,开始向北奔逃,“站住,再跑就开枪了”小高拿着手枪向空中打了两枪,前方五十米处,两个暴徒弓着身子以坟堆为掩体,快速向前窜去。
  开枪,小高喊了一声,话音刚落,武警狙击手“啪”的射出了子弹,前方奔跑的暴徒向猎物一样,应身倒地,快速奔跑的惯性让他以脸为支点,翻了个筋斗,瘫倒在地上,另一个暴徒回身想拉起他,但他再也拉不走这个同伙了,他愣了一下,慢慢的跪在地上,两手向上向前抬起,口中开始念着几句很怪的经文,没人能懂,几支枪口对准了他,这是一张十六七岁还很幼稚的脸,看着冲向他的警察,眼没有恐惧,反而让围捕的队员感到恐惧,一名武警战士上前一脚把他踢翻在地,用约束带,熟练的捆了起来。
  小高说:这是南线的暴徒第二次突围了,凌晨四点,很多队员都困的坐在地上睡着了,他不停的沿着新区公路,叫醒一个个围捕队员,也是这时,黑暗中,有人准备穿过,他下意识的向前方开了一枪,在照明车的光影下,他看着两个黑影又窜回了坟地,枪声让周围的队员快速集中到他身边。
  人在极尽体力时往往选择的是放弃而不是坚持,但求生的本能,会让人做出最后的挣扎,这就是意志。
  吾买尔喘着粗气,把头用劲的塞进买买依明的两脚中,用双肘顶住洞壁,还没忘了骂一句:买买,你个牲口,你有一年没洗脚了吗?泥巴都变味了。前面的伏强也用双肘顶住洞壁,喊了声,买买开始吧。买买依明歇斯底里的大叫一声,用力展平身体,后面蹬着吾买尔的双臂,前面拉着伏强的双脚,“哗”的一声卡着他的一块拳头大的石块被他从土层里带了出来。
  前面有人,在第十五个竖井下,李志强挺直了身体,手电的照射下,四个平躺着的黑影慢慢的坐了起来。里面的空间大多了,而进口还是很小,一个人刚好能侧着身子进去,李志强喊着艾热提,叫他们把头抱着蹲下,不然开枪了。同时把作训裤口袋里塞的左轮抽了出来。
  艾热提,你把微冲从我肩上穿过去,准备射击,李志强喊着。
  艾热提,快速拉了枪栓,把枪管从李志强肩后伸了过去,微冲太短,枪管刚好顶到了李志强的脸腮,压的李志强合不上嘴,艾热提在后面喊了一声,李志强,不行,你的耳朵挡着我的视线了,你让它让一下。李志强用左脚向后踢了艾热提一脚,“哒哒”枪响了,子弹从李志强脸边炎热飞了出去,打到对面的洞壁上。
  对面的暴徒听到枪响,快速起身向前面跑去。李志强弓声钻了进去,艾热提也跟着进来,喊:李志强,你没事吧!
  十几米外,李志强看到对面洞口的亮光,其它队员也挤了进来。
  李志强已看到第一个暴徒已钻出了洞。
  接着,听到外面,“啪、啪”的响起了枪声。
  另外三个听到洞口的枪声,转过了,手举着斧头向回扑了过来,李志强顺蹲下,后面的艾热提端着微冲半蹲着给身后的田宝岩留出空隙,让出的空间田宝岩迅速补上,三支枪成阶梯状对准备了前方。
  艾热提大声用维语喊着,蹲下,把刀放下。
  身后的吾买尔和买买依明看不到前方,两人习惯性的把枪指向了身后的洞口,一路上吾买尔一直觉得身后有人一直跟着他,但在爬洞时无法回头。
  李志强把手电关了,黑暗中,从洞口的背光可以看到三个暴徒的剪影摸索着朝他们的方向冲来,艾热提又大声用维语喊着,蹲下,把刀放下,不然我就开枪了。伏强也接着用维语喊到,站住,再往前走,我们开枪了。
  暴徒口中喊着:安拉唯一,安拉唯一。没有任何停顿的意思。
  听到洞内的枪声,守着坎尔井出口的警察和武警成扇形散开把洞口围住了。
  这个洞口有点怪,在空中两米左右高的位置,这个井已被废丢多年,这段没有水,也没有看到继续向下延续的井口。
  接着一个黑影爬出了洞口,举着一把五十多厘米的砍刀据高向下扑了过来,“啪”枪响了,落地的暴徒,蹲在地上捂着肚子,民警迅速围了过去,暴徒停顿了一下,又站起来,举起砍刀,“啪”更响的枪声响起,武警的95步枪巨大的冲击力把这个叫斯马依的暴徒仰面击中,向后倒去。背后的虚土在尸体的撞击下扬起血色的粉尘。
  听到远处和枪声,梁局长手持着对讲机,呼叫,情况怎么样,报过来。
  对讲机里传来消息:击毙一人。
  我们的人呢?梁局长接着问。
  还没出来!
  几分钟后,对讲机再次响起,特警队的出来了,又击毙一人,击伤一人。
  我们的人呢?梁局长再次问。
  有人受伤!
  谁受伤了!回答!对方没了声音。最后那一声“嘟”,表明对方的对讲机没电了。
  快打电话,问情况。电话中一个机械的女声传了出来: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梁局长气的把对讲机墩在警车的引擎盖上。
  大声喊着:明院长,快点过那边去,我的人受伤了。
  市医院的救护车延着山道,呜咽着扬起沙尘缓慢的向新区公路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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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李志强打开手电的瞬间,用左轮向前打出了一枪,中间那个暴徒应声瘫倒下去。后面又“啪”的一枪,前面第一个暴徒也蹲在了地上。
  第三个暴徒在手电的光下,放下手中的长斧,跪在地上,双手向前,口中呼叫着:“安拉……”
  几个人挤了过去,田宝岩用脚踩着地上的另一把长斧,伸手揪起受伤暴徒的头发,把他拉了起来。向洞口推去。
  李志强用枪顶着另一个暴徒的头把他也往洞口推去。
  后面的艾热提突然喊了起来:李志强,快对洞口喊,罪犯被控制住了,别往里打瓦斯弹,我闻到瓦斯的味了,我们的防毒面罩扔在第九个竖井口了。
  李志强此时最担心的倒不是瓦斯弹,而是洞外的警察别向里开枪。
  走到洞口,李志强大声喊着,我们出来了,别开枪,我们是特警队的。
  吾买尔和买买依明,一前一后提起了地上那具尸体,紧跟在后面。吾买尔还在习惯性的不停向后看,他总觉得漆黑的背后一直有什么东西跟着他们。
  买买依明从李志强身边经过时,喊了声,李志强,你看看我的勾子上扎了个什么东西,这么痛。李志强用手电看了一下,学着买买依明的口气说:没事,兄弟,你的勾子被石头划了一个小小的口子,流了一点点血。
  李志强给我讲他们进洞的经历后没有任何兴奋的感觉,这事已过去很久了,我坐在办公桌后,他挺着上身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
  故事讲完了,他把头低下。
  我撂了一根烟给他,自己也点上一根。
  他点着烟抬起头说:局长,我觉得那四个暴徒可能不是从我们进的那个大洞口进去的。梁局长骗了我们。快到出口时,我们经过了一口竖井,那个井很低,人可以爬出去。他们可能是从那里下来的。
  我问:你怎么会这么判断?
  他说:局长,那四个罪犯睡觉的地方铺着塑料布,防潮的,地上还有他们吃的蛋黄派还有喝过的矿泉水瓶。如果是从那个洞带过来的,我觉得根本不可能。
  我说:那四个暴徒是从那个洞爬过来的。但是这是他们另一个藏身的地点,他们早在这里准备了食物和水。这个洞他们可能探过几次了,很熟悉里面的地形。你们第一次进洞,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样,所以心里就没底。
  他没吭声,又低下头。我看着面前这个面部棱角分明的英俊的小伙子。穿着深蓝色的短袖圆领训练背心,背心的左臂上绣着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
  他再一次抬起头说:局长,我从洞里爬出来时,看到了地上被击毙的暴徒尸体,心里很复杂。我以前连鸡都没杀过。入警队后也就实弹打过几此纸靶,这次是第一次用枪射击活体。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他都是人,其实那天我开的第一枪是想打到他们头顶的洞壁上的,只想震慑一下他们,所以第一个暴徒没打上,击毙的是第二个暴徒。
  我问:现在呢,还有心理压力吗?他没有吭声,停顿了一会,摇了摇头。
  我说:别想了,这就是好人与坏人的心理差别。
  我问局里给你们报功没?他说:没有,给我们报了一个集体的,个人没有,可能名额限制。我心里想,市局政治处的人应该钻一次洞。
  我们站在中心现场,前指让统计战果,此次围捕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击毙4人。我参战人员无一人牺牲无一人受伤。
  梁局长说:买买依明的勾子不算受伤。只能算轻微擦伤。
  东线、西线、北线的围捕人员已从三面的山头向中心现场围过来,看着阳光下一个个成剪影状的人墙。梁局长笑着说:可以睡三天觉了。
  行署大礼堂,坐满各单位领导,这些人都是前一天参加围捕的地直、区属单位和驻吐鲁番国家机关负责人。
  张书记通报了围捕的经过,赞扬了各单位协同作战的大局意识,并强调这是在地委行署强有力的领导下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对吐鲁番的稳定具有长远的意义,但大家不能放松警惕,要继续保持高度的戒备,因为三天后,就是吐鲁番的葡萄节……
  我突然意识到从张书记口中强调的“强有力的领导下”不是一句政治术语。
  在大家真诚的掌声中,我看见张书记笑了。
  我给杜局长打电话,说:晚餐到我这来吧,请来参会各县市公安局长吃饭,主要目的是给新任职的鄯善公安局长袁宇久送行,他痛快的答应了。
  餐桌上,每人都加满了酒,我听他们兴奋的讲述围捕的一段段故事,大家真诚的相互赞扬着,一杯杯的喝着吐鲁番的白粮液。
  轮到我提议了,我说:哎,领导们,别那么夸张了好不好,这回我们面对的是低智商的犯罪分子,平均学历小学四年级。如果遇到我这类的暴徒,绝对能跑掉。
  几个局长愣了一下,然后不约而同的站起来,把我堵在了中间,又把我的高脚杯加满,梁局长坏笑着说:今天反正你是跑不掉了,喝不喝?
  我说:喝,我为能和你们这样的战友并肩战斗感到自豪。
  我把酒举过眉,晃了晃,一饮而尽……
  在清脆的碰杯中,我迷离的目光监督着大家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一个星期后,出警回来过了饭点,我和斯底克来到168的夜市上,基本坐满了人,我们找到一个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坐下,那个维族老头提着茶壶,转过几张桌子笑着挤了过来。
  烤肉摊的维族老板我认识,家是大河沿的,有一次我们在夜市吃他的烤肉,他说他父母都是铁路上的,他上学时没好好学习,所以就来卖烤肉了,如果学习好他现在肯定是火车司机,他的好几个同学现在都是火车司机。
  我站起来,在远处大声的叫他,哎,火车司机。他四处张望着,看到了我们,打了个口哨,夸张的大叫着,我的英雄朋友来了。
  回头冲身后的伙计大喊着:十个烤肉,两个黄面,对半的,再加工两个热热的馕。哎,哈斯木,再加一桶小企鹅啤酒,一瓶汉斯小木屋,帐记到我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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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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