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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长篇纪实:在红旗下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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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4-23 14:4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雄鹰88 于 2018-4-23 18:58 编辑

  在红旗下成长  
 
  雄 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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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篇  
 
  我的父亲是1946年9月参加西北民主联军38军,他和他的战友为创建一个没有压迫、没有人欺负人的社会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南征北战打了四年仗;1950年进军云南后部队驻扎在云南勐垅,1951年参加澜沧县中缅边界勘界作战;又参加了滇南剿匪战斗;1952年9月奉命去了青岛参加了人民海军高射炮兵部队,驻守在青岛太平山上。

  在我只有六七个月大的时候,母亲抱着我离开了我老家那个贫瘠的村庄去了青岛胶县;父亲在胶县机场南头西侧的杨哥庄村北的一个海军高射炮连任连长,到我记事时,母亲抱着我随着父亲去了烟台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我在烟台度过了我的童年,也开始了我的小学时光;1964年12月,我们全家随着父亲去了青岛海军政治学校,从1957年到1967年的10年里,父亲曾经三次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并合影留念,这期间父亲还受到林彪元帅和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接见并合影留念;1970年10月,父亲调国防部海军第七研究院,16岁的我也参军去了西域边陲,后来我退伍回到了河南郑州;1975年10月,父亲去了北海舰队,最后,父亲回到了内陆海军航空兵某师;而我则一个人留在了郑州,在郑州工作了七年后,我也回到了河北。  纵观我的经历,我有许多感慨,几十年来,我历经了风雨坎坷与磨难,也使我经受了历练,父亲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身。我要把这些经历写出来,献给我的父亲、战友和同学,这也许就是一场美好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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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稿件在日后要逐一进行补充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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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朴实无华 内容真情实感 这样的帖子最可贵。  发表于 2018-4-24 1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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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3 14:58 | 显示全部楼层
一、从陆军到海军
  
  我有一个美好的童年,我的美好童年伴随着我有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我一直随着父母亲生活在解放军的军营里;毛主席说:“人民解放军是个大学校……”此话说的不错;这三十多年的经历使我受得了人生最好的教育,也是我人生旅途中记忆最深刻最难忘最美好的时代。每当我一想起那个年代,我总有一股股深深地情感,那就是对人民军队的情感,那么从哪说起呢?我思来想去,还是从人民海军的建立日说起吧……
  那时候,我们祖国还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1949年4月23日,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望江一带渡过了长江,奔赴在追击残敌的途中……
  就在几天前的1950年4月14日,也就是这一天,人民海军领导机关在浙江一个地名叫白马庙的地方成立了,直到这时,我人民军队中才正式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这一暂新的军种。
  1952年4月初,父亲所在的13军39师117团,正在进行着保卫祖国边疆清匪除霸的战斗,父亲所在的2营5连在二营教导员李学智和已担任连长的父亲率领下,驻扎在云南省最南端中缅边界的一个叫勐垅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中国的最南端,与缅甸交界,距边界线只有不到三里地。上世纪50年代,我国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彩色故事片《勐垅沙》就是描写他们5连在民族区域与敌特和土匪斗争的故事。对这部电影,父亲不知看了多少遍,总是百看不厌,这部电影他非常喜爱看,这部影片曾多次地勾起他对往昔战斗岁月的回忆。八十年代曾经担任国防大学基本二系政委的李树林少将也曾在回忆文章提起“驻扎在勐垅的5连”的一些战斗往事。
  从1950年3月到1952年9月之前,父亲一直战斗生活在这里,在这一期间,父亲曾奉命率领全连参加了守卫边疆的战斗和在中缅边界迎接国民党军93师副师长叶文祥率领的部分残余官兵投诚的任务。那一天,父亲奉命率领着2营5连埋伏在边界线的大山深处,远远地看见叶文祥带着投诚人员越过边界向这边走来,那时部队戴着是大檐帽,一阵狂风刮来,有一个战士的大檐帽被风刮下山坡,被那些正在山间小路上行走的国民党军发现,他们立即知道了山上埋伏着解放军,他们掉头就想往回跑,父亲指挥着5连一个冲锋冲下山去,将敌人团团围住全部俘获,兵不血刃结束了战斗。那些风风雨雨的日子,使父亲终身难忘……
  父亲清楚的记着,他奉命去海军时已是1952年的初秋……
  而父亲是夏秋之交离开勐垅的,调海军的干部步行走了七、八天的山路,来到了位于景宏县县城117团团部,此时,在团部已集中了十几个人,在人群中父亲见到了一同准备调入海军的三位同乡,他们是刘德方(祖籍南汪)、刘苏保(祖籍南汪)、齐学义(祖籍正招)。
  在117团团部里此时已集中了十余人准备去海军,大家为此而兴奋的谈论着。担任团政委的警卫员,和父亲是同乡的张里见状后,他心里也痒痒地凑到团政委身边说:“他们都到海军去了?也让我去吧!”政委连头也没抬,说:“到海军去,那是去打台湾哩!再说你的文化也不高,这次调海军的人选,一是经过团师首长按军委指示严格筛查,精心挑选的;二是团里也离不开你;再说我也舍不得叫你去呀!”父亲对张里开玩笑说:“我们就是要去打台湾哩!”张里听了后再也没有提这个要求。
  所有准备调海军的干部,准备好了行装,就踏上了去普洱的路程。团长戴定江为了送大家,他也从117团团部所在地景宏县,陪着大家一路步行走到了39师师部所在地普洱,这300多里的路程,几乎全是大山上的羊肠小道,大山上森林密布,绿树成荫。在这一带的山上走,给人一种特殊的感觉,尤如人在云中走一样,山的半腰是云,山顶是阳光灿烂,云的下面是大雨漂渤……
  一路上大家兴致高昂地步行了十余天后,到了普洱,途中巧遇到和父亲是同乡的郜成锁叔叔,他是送他老母亲回河北返回部队的,父亲说:“我们这是调到海军去的,在调入海军的名单中也有你。”郜叔叔急忙返回部队,遗憾的是已经有人替代了他。
  在39师师部里,这时已集中了准备到海军去的30余人。普洱——是云南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这里盛产茶叶,普洱茶闻名中外。父亲每当回忆起普洱那个地方他总是深情地说:“普洱,那可真是个好地方,那个地方盛产茶叶。普洱茶它不仅是茶叶,它也是一种文化;一般的茶叶过夜就是隔夜茶,喝隔夜茶有害,而普洱茶则不同,喝了之后凉干还可以泡茶喝。”父亲说:“在普洱的大街上,卖茶叶的店铺到处都有,店铺内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普洱茶,小似药丸,大若南瓜。大块的茶砖上都雕文画字,可当装饰品,也可当收藏品,由此看来普洱茶确实是一宝,而且是放得越久,它的品位就越高,几十年,上百年,不改色,不变质。”父亲说:“人,可不可以也象茶叶一样也几十年、上百年不变质保持本色呢?”
  西双版纳的景色尤美,确实是个令人神往秀丽的地方。调往海军的人员到齐后,父亲他们离开了39师师部所在地普洱,一路向东北方向走去,在西双版纳大山上平时只有马帮行走的羊肠小道上继续行东北方向步行着,那时候从普洱到昆明的交通非常恶劣,全是山路,出门全靠步行,父亲说:那时我们走在云南的大山上还是比较轻松地,行李由牲口驮着不需要人背,也不带武器装备;他们又连续走了十七、八天后,来到了一个地名叫乐远的小火车站,听车站上的人讲,由于连年的战火,在这个火车站上已很少能见到火车。他们就在这个小火车站休息等候。等了大约两天,从南边缓缓地开过来一列火车,开过来的是一列货车,火车开的很慢,那列货车在这个小站停不停车,谁也不知道?就是车站上的人也闹不清停不停。为了能搭上这趟列车,父亲他们立即将站台上一棵粗大的木桩推向了铁轨,使那趟北行的列车不得不缓缓地停了下来。大家见车停了下来,他们40余人又赶忙清理了路障,乘势登上了这趟北去的列车……
  火车向北缓缓地驶离了那个小站。就这样,他们乘座的这趟列车走走停停,又用了六天六夜的时间,乘坐了两次小火车才到达了昆明。此时,第二野战军各部队调海军的人员都陆续集结在了地处昆明的西南军区,达几百人之多。经过西南军区干部部办完手续后,军区司令员陈赓也来到了操场,他是专门来为大家送行并站在高高的土堆上讲了话。
  陈赓司令员说:“同志们,中央军委抽调你们去海军,这是我们国家,我们军队建设的需要,我也是舍不得让你们走的,你们这些同志中有很多是我们二野的战斗英雄,可是我没办法,我们国家要建设自己的海军,这是当前我军最重要的任务,你们是我们二野的英雄,海军需要你们,祖国在召唤你们,今天我亲自给大家送行,祝你们到了海军后,一定要发扬我们二野的光荣传统,把我们二野的光荣传统带到海军去,要用百倍的热情去投入到人民海军的建设工作中去;最后,我预祝大家一路顺利。你们到了海军后,可千万别忘了我陈赓呀!到时候我陈赓要是有一天去海军,你们得请客呀……”
  现场的官兵是全场大笑,人们在欢笑中准备着……
  离开西南军区司令部,我们所有调海军的人员前往火车站乘坐小火车到了沾益车站,从这里乘坐西南军区司令部准备的卡车,这些卡车是为部队运送给养返回的空车。
  也就是从这时起,他们才开始享受着每人每天1.5元(银元)的出差费。这几百人的车队,浩浩荡荡地驶离了沾益。一路上汽车在大山里转来转去,每天行驶大约有300公里,一路上最使人难忘的是翻越那条著名的24拐和72拐大山,经过漫长的二十七、八天的颠簸,一路上车队风扑尘尘经过贵阳、遵义等地终于抵达了陪都重庆,这二十七、八天的旅行,使父亲终身难忘,也使他们真正地体会到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境遇,也使父亲真正地感受到了祖国的辽阔和壮美。多年以后,父亲还经常回忆起那段经历;那些天里,父亲他们除了走路,就是乘汽车,汽车在土质的公路上,慢悠悠地向四川行进着,那时的公路大都是土砂质的公路,有时汽车走在大山深处,有时汽车行驶在半山腰间,一边是高山,一边是万丈深渊,就连开车的司机也望路兴叹!在颠簸了二十七、八天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重庆。
  重庆,这座美丽的山城给父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重庆休息了二十多天,在这里他们参观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参观了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和迫害我党干部的白宫馆、渣滓洞等旧址;他们在嘉凌江边上欣赏着重庆的夜景。他们也幢景着到了人民海军的未来。
  二十多天后,这支队伍又踏上了漫长的旅程,他们离开重庆乘座的是长江上的轮船,轮船沿江而下,长江两侧到处是美丽的自然风光,当船行至三峡时,岸边树上有不少猴子在树枝上跳跃嘻闹,有些调皮的猴子还向船上投挚石块,他们也捡起石块和猴子对击。使他们在船弦的甲板留连忘返;七天七夜之后,他们顺利地抵达了湖北武汉三镇,他们在武汉休息了几天之后,又踏上了开往山东青岛的列车。直到这时,这支调入海军的队伍,人数是越走越多,在武汉上火车时,人员已达到一千余人,整好一个列车。火车载着这支队伍向北经郑州、徐州又行驶了五天五夜,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山东青岛。
  一下火车,大家都被青岛的美丽吸引住了,这好象是到了另外一个国度,红瓦绿树,奇异的建筑,每个人的眼睛似乎不够用。父亲他们一路步行来到了不远处的青岛市广西路1号,我人民海军青岛基地司令部就设在这里,他们到干部处报到并办理了手续;广西路向南走没多远就是大海,父亲这是第二次看到大海,第一次看到大海还是在广西北海,那时父亲正在追击着南逃的敌人,那时父亲没有心思去欣赏这美丽的大海。
  从父亲参军离开家乡,在战火中撕杀到达云南用了长达四年之久,而调入人民海军从离开云南勐垅算起,直到他们到达青岛,路途中一共走了80多天,这80多天的行程,成为了父亲一生中一段难忘的回忆。
  刚刚调到海军的父亲自从参军近七年时间没有回过老家,如今胜利了,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全国政权,父亲又到了海军,报到之后的父亲向上级请假想回家看看也得到了批准,这也是父亲第一次回老家,回到老家的父亲直到这时才知道,他们兄弟三人参军也只有他活着回到了老家,我的两个大伯早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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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3 15:00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雄鹰88 于 2018-4-23 15:02 编辑

二、青岛太平山上的高炮连
 
  在青岛海军基地司令部大院内休息了几天后,父亲和所有来自陆军还穿着陆军服的干部,进行了一次文化考试,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父亲考试成绩还是不错的,根据考试结果,海军青岛基地司令部对他们一一进行了分配,父亲一人留在了青岛,和父亲一同调到海军的另外三位同乡,刘苏保、刘德方、齐学义则去了海军后勤学校学文化,后来全部分配在海军后勤部门。

  临分手时,刘苏保拿着200发博克枪子弹给父亲说:“现在不打仗了,我拿这些子弹也没用,你去了战斗部队,这些子弹就留给你吧!也许你会用得着的。”父亲和刘苏保、刘德方三人在分手之际相约来到青岛一家照像馆合影一张,这张照片虽说已过去62年了,我从中还能看出他们年轻时代的风彩。岁月过去了60年以后,我得知刘苏保老人当初被分配到了北京北郊一个地名叫南口的一个海军后勤901仓库。据刘苏保回忆到:“这个901仓库连警通排都算上也就只有100来人,仓库内每天都有大量的军用物资出出进进,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搬运物资。我在这里一干就是5、6年,几年以后,海军撤销了这个仓库,干部大都转业回了家,我奉命调秦皇岛去参加海军的一个罐头厂的建设,就在罐头厂投产之际的1964年,上级领导给我谈话说转业任务完不成,让我转业。从此,我就离开了我热爱的海军。”如今刘苏保老人已是84岁高龄的老人,在北京中关村安度晚年。
  多年以后父亲说:“从1946年9月参军到南下征战到云南我们已整六年了,六年间父亲经历了上百次的枪林弹雨炮火硝烟,以自己那颗对新中国的渴望之心熬到了解放;而1952年9月离开云南到达青岛我们则仅仅走了80余天。”一直到这时,父亲才从内心深处发出了尤衷的感慨。“我离开家乡六年多来,一封信也没给家里写过,也不能写,文化水平也受限,就是写了也没法寄,兵慌马乱的。直到这会儿,家里也不知我是死是活。我也该回家看看了。”
  父亲被分配在海军第一高炮团担任连长,2014年8月20日,我去查阅了父亲的档案资料,档案记载:父亲连长的任命是青岛海军基地副司令员卢仁灿签发的;其实早在渡江前夕,父亲已经担任了连长。这是新中国人民海军的第一支高射炮部队,它成立于1950年12月26日,番号是海军1845部队,也称:海军高射炮第一团,当时唯独父亲的炮连使用的是苏制1944式85高射炮,这是整个海军中唯一的大口径炮。
  1951年1月,人民海军对空监视营在青岛组建成立,那时,他们竟然是靠自己的眼力观察来掌握空中敌情动态的。这就是我人民海军雷达兵部队的前身。直到1954年3月,我人民海军才拥有了第一部对空警戒雷达,这才正式组建了海军第一个雷达营。与此同时,海军第一支探照灯部队和航空场站保障部队也有了相应的发展。说到这些往事,其中有一段趣闻:父亲率高炮三连上了太平山后的一天,青岛防空司令部发来了一份紧急敌情通报:通报说今天可能有一架敌机要飞临青岛上空,对空观察哨加强了对空观察警戒级别;果然在那天飞来了一架飞机,可据三连观察哨观察与敌情分析,怎么也看不出是敌机,当观察哨作出了是我机的判断后,父亲迅速抓起电话向青岛防空司令部报告,可在青岛布防的其他连已经开了火,但父亲没有给三连下达开炮命令,青岛防空司令部在接到父亲的电话后迅速地采取了措施,阻断了一起误判误击我机事件。事后,青岛防空司令部为父亲和三连观察哨每位战士报请了一次三等功。
  由于新中国的海上武装力量尚处在幼年时期,而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拥有一支获得美国支持的海军,两者之间的力量对比有明显的差别,使当时中国大陆与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环境和形势,大陆上的解放战争到1950年春已基本结束,绝大多数的省、市都已转入到了经济恢复时期,而东南沿海不少地区和海域在50年代前期仍然处于封锁与反封锁、袭扰与反袭扰的战争状态中。海上战场是陆上战场的延伸,人民海军刚一建立就参加的反封锁、反袭扰以及解放沿海岛峪的战斗,是完成解放战争大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由此也形成了人民海军创建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战火中诞生,在战斗里成长。
  当时东南沿海面临着严重的敌情首先是敌人在海上的封锁。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6月刚刚拼凑起以阎西山为首的行政院,就作出了封锁大陆海区、摧毁大陆经济的决定。总之,人民海军创建之初,解放战争虽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尚未彻底胜利,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势力虽已土崩瓦解但仍想卷土重来,新中国虽已宣告成立但还受到蒋介石匪帮的严重威胁。为了追歼海上残敌,将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为了反封锁、反袭扰,保证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为了反对来自海上的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为了保卫新中国的独立主权,都必须尽快地建设一支人民自己的海军。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也清醒地意识到:没有空军和海军,就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这对共产党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尽快地建立人民空军和人民海军,已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事情了。对有海无防的我国一万八千多公里的漫长的海岸线,毛泽东主席十分忧虑,他清醒地知道,历史上帝国主义外国列强,侵略我国大都是从海上来的,这么长的海岸线,没有自己的海军,没有自己的空军,那就意位着没有制海权和制空权。这不能不说是新一代共和国领导者们的心腹之患。
  1951年12月,美帝国主义从朝鲜派出飞机飞到青岛袭扰我和平居民并投下多枚细菌弹,为了保卫和平、保卫青岛,海军青岛防空指挥部陈世珍参谋长决定派出在青岛装备最好的高炮连上太平山准备迎击美国飞机,打他个高炮伏击战,筛来选去,决定调父亲所在的高射炮一团一营三连夜上太平山,接到命令的父亲率领三连经过一番细致的准备。1952年冬,父亲上任后的第三天,他奉命率领着三连驻扎在青岛太平山,这太平山是青岛市区地势最高的山。那时往山上走根本没有路,父亲率领三连连夜上了太平山,上太平山根本没有路,山坡上茅草丛生,一面是悬岩峭壁,一面是陡坡,为了保密,只有在夜间上山,为了使高炮能顺利到达山顶,父亲和战士们在营区将85炮拆散,天黑之后由战士们抬着拆散的火炮零件一步一步地踏着高低不平的山路向山上爬去。
  山上没有营房,他们就搭帐蓬,用石头架起床板。炊事班将伙房安排在一个本世纪初清末民初年间德国占领军挖的一个山洞里。山上没有自来水,他们就在山洞附近一处滴着山泉水的地方,用石块水泥砌了一个水池,泉水滴满了这个水池。那时,在我国沿海所有的海军防空部队中,装被参差不齐,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史记载:“当时,我海军所有的防空部队中,有的连队只有两门高炮,剩余的只是几挺高射机枪。”最后选中了父亲所在的三连,只有三连装备着整齐化一的苏制85毫米大口径高射炮。
  太平山上漫山遍野地长满了一人深的茅草,参天的松树在风中呼呼作响。就这样父亲上了青岛地势最高的太平山。山上没有营房,父亲他们就在山上一块较平坦的地方搭起了帐蓬,就这样他们在山上住了下来,开始了太平山军事设施的建设。就在这个时期,我的爷爷带着我的母亲从老家来到了青岛。据母亲回忆说:“刚到青岛,我就被青岛的景象吸引住了,那时,在青岛的大街上,看不到一辆汽车,路上行人也很少,在火车站外停着不少人力洋车,我们拿着信封按上面的地址叫了一辆洋车,我们是坐着这辆洋车上了太平山。”也就是从那一年起,母亲办了随军手续。
  一排长成双喜是个南方人,他会编草席、草垫,他就带着战士们在山上割来了好大一堆茅草,在他的带领下全连每人都编了一个大草垫,铺在地上即能防潮又能隔寒。(在事隔50多年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了成双喜的下落,他在父亲离开高炮连,去烟台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后,他转业留在了胶县,本来他有机会回南方老家,但他没有,他热爱着他曾战斗生活过的热土,他留在了山东胶县(今胶州),已去世多年)。
  太平山上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山上没有自来水,六门高炮架设在山顶,连部设在半山腰,这是一块较平坦的地方东边是全连战士居住的一排瓦房,南边是连部和炊事班,从这里向山下不远处有一个巨大的山洞,据说这个山洞是德军占领青岛时从中国的南方广东抓来的中国劳工挖的,山洞挖好后,德国占领军为了使这些军事堡垒保密,欺骗这些劳工说:要乘船送他们回广东老家,当船行驶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时,德军将这些劳工全部杀害,没有一个幸存者。
  从山洞里流出了清澈的泉水,终年不断,父亲叫战士们在这里用石头切了一个石头水池,将水引到池中,水池渐渐地满了,如今58年过去了,那一汪清澈的泉水还在流淌着,那个由父亲他们砌起的水池还依然如旧,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那远去的故事。
  从陆军步兵到海军高射炮兵,对父亲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告诉父亲:部队是要打仗的,要打胜仗,消灭敌人。就必须掌握真过硬的本领。在解放战争的岁月里,父亲经过了多少挫折和困难,可他从来没有灰心丧气过,他总是满怀着信心和希望。在战争时期,行军的秘诀是:“不怕慢,就怕站,”只要你一步不停的朝前走,那就永远不会掉队;掌握现代化军事技术的诀窍呢?那就是:“不怕笨,就怕懒,”“只要下苦功,勤钻研,再难的技术也能学到手。”这就是父亲的哲学。在太平山的日子里,父亲每天起得很早,他率连队在狭小的操场上出早操,回到炮位上就是和战士们一起学习高炮技术知识。那些年父亲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海军高一团是出了名的,他总是带着问题学习,父亲说:“航海没有灯塔船就会触礁沉没,干革命不学毛主席著作就要迷失方向。”对于军事行动来说,父亲和所有的老兵一样,往往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父亲可根据首长的一言一行,他就会判断出首长的意图,父亲就象一位有经验的猎人一样,从风云的变化,就能嗅出天气的阴晴。
  高炮阵地就设在太平山顶,连部设在不远的山腰,战士们在这里建设了自己的营房,连部文书河南籍战士李安民在营房附近开垦了几片荒地,种上了各种蔬菜,改善了连队的伙食。在南方籍排长程双喜的带动下,自己割来了山上一人高的茅草自己动手编了100多条草垫子,战士们一人一个铺在床上,既能驱寒,又能解决战士们装被单薄的问题。就在这样的艰苦的环境中,这支英雄的高炮连坚持在自己的阵地上,守卫着青岛的海空……
  1952年的冬天,父亲回了一趟河北老家。这是父亲参军离开家乡历经了七年战火后的第一次踏上回家的路……
  听我母亲说,回到老家的父亲见到我的爷爷奶奶后的第一句话是:“不孝子,今天终于活着回家了。”乡亲们听说父亲回来了,也都相继来到我的爷爷奶奶家里,人们说起这些年来的变化无不感叹,乡亲们在说着父亲回家这件事时,期待着我的两个伯伯何时回家?人们幻想着一个奇迹,人们在谈论着一家出了三位军人。
  1953年初春的一天,母亲在我爷爷的陪同下来到青岛,据母亲回忆道:“那时,我刚到青岛,我看到青岛的大街上几乎是没有什么车辆、行人,在车站外停着几辆人力黄包车,你爷爷手里拿着信封,叫了一辆黄包车按地址上了青岛太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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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3 15:29 | 显示全部楼层
  三、胶县,我的童年  
 
  胶县的往事,早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出了我的记忆。留在我记忆里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了……
  在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的爸爸已经参军八年啦,爸爸和家乡的许多穷苦青年一起历经了三百余次战火,从家乡打过了黄河,从豫西打到了长江,渡过长江的爸爸一路征战,就是靠着步行一步一步走到了云南,横跨十一个省,行程达两万余里,那些日子里,天上的敌机扫射轰炸,地上的敌军是节节抵抗,而我的爸爸他们就是这样顶着敌机的扫射轰炸一路向南,终于抵达了我国的最南端云南……后来,爸爸又从陆军来到了人民海军,那还是1952年9月,爸爸从13军39师117团来到了山东青岛,那时候,爸爸率领着一个高炮连驻防在青岛太平山上,2014年8月20日,我查阅了爸爸的档案资料,在档案中记载着爸爸的连长命令是由北海舰队副司令卢仁灿签署发出的。到1953年的初春时节,父亲率领着三连奉命离开了青岛太平山移防胶县机场负责对空警戒,高射炮一团一营营长刘克绍和副营长腾可然率营部和爸爸率领的高炮三连驻扎在胶县机场附近一个叫杨哥庄的村北边,高炮一、二连布防在罗家村一带,也就在这时候爸爸办好了母亲的随军手续……
  1954年4月8日,我出生了。在我还只有六、七个月大的时候,母亲抱着我离开了河北老家那个贫瘠的村子,踏上了开往山东胶县的列车,母亲说:她抱着我往山东胶县走的时候,已经是深秋季节了,那时候火车行驶的很慢,还要在石家庄、济南中途转车,就这样三天后,母亲一路艰辛带着我来到了胶县。我就是从那时候起就开始了军营的生活;由于爸爸的高炮部队担负着繁重的机场对空警戒任务,还要担负着防止地面蒋匪敌特的破坏活动,因为那时候刚刚解放没有几年,社会还不太平……
  因为爸爸所在的海军高炮部队是一支时刻准备打仗的战斗部队,因而经常会因为敌情的变化和军事的需要而机动转移,有时高射炮布防在高高的大山之巅,有时候高射炮就会布设在密密的树林里,当时流传在高射炮部队里的一句话叫:“高炮游击战!”说的是非常恰如其分的。所以说,那时候这支高射炮部队没有固定的营房和家属院,那时候,有一首歌曲唱道:“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部队家属是不能跟着部队转移的;所以,爸爸就每月花费3元租住在机场西南附近一个叫杨哥庄的村庄,杨哥庄紧挨着飞机场跑道,而高炮连大部分时间是布防在杨哥庄北侧;那时候,所有军事设施没有隔离铁丝网之类的东西,只几步就进入了军事管理区内。
  胶县杨哥庄的民风极为朴实,房东是位岁数比我母亲岁数大一些的大婶,高高的个头,待人和善,我的小房东是一个叫老虎的小孩,老虎他有八、九岁,他时常地来到我家领着我和我一起玩耍,在这里我一天天地长大了;有时候,这位不大的“老虎”哥哥还带着我去高炮连炊事班,炊事班有位江苏籍战士看见我们来了,有时拿个肉包子给我们,有时候拿个火烤的饺子给我们;部队每个星期都演一场电影,每次演电影,我的那位小房东老虎哥哥就手拉手地领着我一同去看,因为那时候社会还不是很太平,经常会发生一些敌情或匪情;我记得有一天夜里部队营房大院内正在放映电影,电影放映还不到一半时,突然人群中有人发出惨烈地大声呼喊:“土匪来了!快跑呀……”就是这一声呼喊,看电影的人群突然就如同着了魔似得在黑暗中疯狂地四散奔逃,我那个不太大的老虎哥哥抱着我,在混乱四散的人群中向家里跑去;而爸爸率领的高炮连在混乱中就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磐石一样,队伍是不散不乱,从容地应对着各种发生的敌情……
  这些曾经发生在我眼前的一幕幕的往事,在过去了五十多年后,我还能隐隐约约地想起;那时候,因为刚刚解放,社会还不是很太平,时常会有蒋介石留在大陆的特务在活动,而且是非常猖獗,在暗中为他们失去了的昔日的天堂在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做垂死的挣扎;爸爸在海军高射炮连任连长,自然就会经常遇到特情匪情,每次出现特情匪情和空情,爸爸总是昼夜不回家,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在人们的心里也总是显得极为紧张……
  爸爸从高炮连带回来两筒猪肉罐头,给了老虎和我一人一筒,猪肉罐头是味道鲜美,我一口气吃完了这一小筒猪肉罐头,我看着空空的罐头盒哭着嚷着还想要,爸爸又去高炮连拿了一筒,打开后我仅仅吃了半小筒,就撩在了一边再也不吃了,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再也没有吃过肉。有人说:“这是吃顶了。也就是吃伤了。”这种不吃肉的现象在我身上一直延续了三十多年。
  老虎家的堂屋放着一口大水缸,每当爸爸有空闲时间时总是要帮助老虎家把水缸的水挑的满满的。大人往缸里挑水,我一个小孩子哪里懂得这些,提着个铁罐头桶尿上一点也倒进了水缸。这件事一直到今天还时常被母亲当玩笑说起。
  我在胶县生活一待就是好几年,到我三、四岁已经能记事时的一个冬天,母亲和另一个部队家属一起回了一趟河北老家,记得那次回老家是个寒冷的冬天;和母亲同行的那位部队家属,带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叫李会,从胶县火车站一上车,我们俩个孩子很快就成了好朋友;那时候,乘坐火车出门的人不多,车上的乘客极少;在那个年代里,工厂的工人出差需要证明或介绍信,就连农村的老百姓出门也是需要介绍信的;如果没有介绍信或证明就连旅馆也是住不进去的,就如同现在的身份证一样;由于车上乘客少,车厢里显得空荡荡的;我们俩个孩子在车厢的两头来回跑;那时的火车走得很慢,回一次老家要在路上走三天三夜,还要在济南、石家庄中途转乘火车至少两次。
  在列车上晃动了三天三夜后的凌晨,终于到了我老家那个小火车站,寒风中,母亲抱着我出了火车站,火车站外是一片长满麦苗的庄稼地,地里残存着片片积雪,我的脑子里还沉浸在晃动的列车里;小火车站外面没有道路,一出站就是一片荒野,母亲抱着我下了车,走出了站外,四下里是一片漆黑寒冷,车站外是一片麦地,刚长出地皮的麦子地是松软泥泞,两个母亲看着黑咕隆咚的四野不敢走夜道,只好在那个冰冷的小火车站那个小候车室里一直熬到了东方发白。
  天终于亮了,从武安赶着马车过来接李会的乡亲们接走了李会母子;两个母亲就此分别。母亲带着我顺着京广铁路向南走着,途中有一条灌溉麦地的水渠,水渠里流着冰冷的渠水,水渠两侧的水面附近结着看上去很厚的冰,母亲大步跨过了水渠,她叫我走向厚厚的冰层,我小心翼翼地向冰上走去,母亲伸手过来接我,就在这一瞬间,我脚下的冰层塌了下去,眼看我就要落入冰冷刺骨的渠水,就在这危险的时刻,是母亲一把把我从水面上提溜了起来。这事虽说过去五十四年之久了,可我始终不忘。
  回到老家的这些日子里,我目睹了农村百姓的疾苦,记得那时候村里人们在家里没有炉灶,全村的男女老幼吃饭都在一个食堂里,食堂不大,吃得也不好,每天每顿每人只有两个不太大的红薯面饼子,没有什么蔬菜,没有什么米汤类,偶而给点咸菜,听老人说:这已经是很不错的生活了,要是在旧社会连这个也吃不上。村东头有一个大水坑,下雨时,村里的雨水都流到了这个大水坑里,坑里常年积蓄着浑浊而深深的雨水,村里的孩子经常在水坑边上玩耍,有一天,一个孩子不小心掉入了水坑,旁边的孩子们惊恐地叫喊着跑回了村子,村子里的人听见后跑出来一人,我一看是我本家叔叔,只见他大步跑向水坑边,他不顾一切地跳到了齐腰深冰冷的水里用双手在深深的水里摸着那个掉入浑浊的水中的孩子,然后抱起那个孩子快步跑向岸边,将那个孩子放在水坑岸边上一个冰冷的石磙子上,担在石磙子上的孩子身体软软的,没有一丝丝气息,叔叔用手轻轻地清理着那个孩子身上的杂草,又用手轻轻地按摸着那个孩子的肚子,经过叔叔的清理按摸,那个孩子终于有了气息,从她的嘴里“哇哇”地吐着水,这个掉入水坑的孩子终于活了过来。这一幕过去了五十多年后我还记忆犹新,1974年春节,我从父亲的部队回了一趟老家,闲聊时我说起了这件事,村里很多的老人们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说掉进水坑的孩子是个女孩,她的名字叫“桃子”如今她生活在临县的一个农村里。
  这次回到老家,母亲和我只住了十几天;由于武安的李会母子长时间生活在部队已不习惯农村的生活,她们来到了我的老家和我的母亲住在一起,两个母亲商意着回青岛的事。第二天,我们两家又一起踏上了返回胶县的路途……
  回到胶县后的一天晚上,天气有些凉,天空中弥漫着阵阵细雨,爸爸回到家里,将身上的雨衣和手枪刚挂到墙上还没有坐稳,只听见外面漆黑的夜空响起了一阵阵急促的防空警报声,防空警报就是命令,历经了战火的爸爸又挎上手枪,穿上雨衣大步流星地消失在了寒冷的雨夜中……
  地面上实行了灯火管制,四野里是一片漆黑,母亲抱着我紧紧地圈缩屋内的墙角,我紧紧地依畏在母亲的怀里,透过贴满防震纸条的玻璃窗户,我看到外面夜空中出现了一束一束的闪着明亮的探照灯光,那一束束的灯光在夜空中搜索着那架从台湾飞来的不速之客……
  紧接着,外面传来了阵阵隆隆的炮声,炮弹在夜空中划出道道火光,高射炮声从阵地上隆隆地响彻了夜空,母亲用双手捂着我的耳朵,她惊恐地望着窗外的夜空;那天晚上,爸爸一夜没有回家,母亲和我和衣而睡直到天亮……
  第二天,听附近的老乡说:“昨夜解放军打下了一架美制蒋帮飞机,飞行员受伤跳伞不治身亡……”
  这些点点滴滴、支离破碎的往事让我记忆深刻,我也成为了炮火中成长的孩子。
  爸爸有一本解放军防空军高射炮兵学校结字第0638号的结业证,这本结业证制作很精致,也很漂亮;首页是一面鲜红的八一军旗;打开第一、二页是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照片和他们的题词,毛主席的题词是这样写道:“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朱总司令的题词写道:“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往后翻看,是这所学校的大楼;再往后翻是贴着父亲照片盖着钢印的结业证,这是中心内容,上面写道:“学员李xx系河北xx县人现年28岁在本校第二期深造班修业期满经结业考试成绩及格准予结业特发此证。校长:雷淯龙、政治委员:胡立信、副校长:杨易风、副政治委员:田心。后面那页盖着红色关防大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高射炮兵学校关防,时间是:1956年1月30日”
  那还是1955年3月,爸爸去了上海防空军高射炮兵学校学习高射炮理论与操作进修,据爸爸回忆说:“这个学校是1952年建校,环境和条件极为艰苦,这座学校被军内传称为‘席棚学校。’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爸爸和学员们刻苦地学习。从各部队来这里学习的学员本身都没有什么文化,学员们就采用简单易懂的形式等学习方法,在苏联军事顾问教员的帮助下,发扬‘席棚精神’经过8个月的刻苦学习,学员们大都以优良的成绩结业重返了各部队。”如今,爸爸的这本结业证我精心地收藏着,它透晰出了那个时代我军的艰苦岁月。
  1956年的初春,青岛防空司令部在即墨县举办了一个文化补习班,各连连长以上的部分干部分批来到了即墨县学习文化,这个文化补习班就在县城的一个学校院内,爸爸也参加了学习,一营营长刘XX也来了,母亲抱着几个月大的我也来到了即墨县县城,我隐隐约约的记得县城外不远处有一条河,母亲经常到这条河边洗衣服,居住的地方有位和我大小差不多的小邻居小女孩,有一天母亲抱着我和那个小女孩的母亲抱着小女孩一起来到照相馆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写着这位小女孩和我的名字,小女孩叫铭花,六十年过去了,我还保存着这张有生以来我的第一张照片;那时候,刘克绍营长还是孤身一人未婚,爸爸的文化补习班是占用了一片民宅,宅子的主人姓胡,主人有一个女儿胡XX正在上大学,爸爸看着胡XX,有意无意地说要为胡XX说个对象,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爸爸就把自己的营长刘XX介绍给胡XX,成就了刘营长的一段姻缘,岁月过去了六十年了,一营刘营长也已离世,我的胡姨如今还生活在青岛安度着晚年;那时候爸爸是两头顾,所以说那段时间爸爸是几天在即墨县,过几天又回到了胶县机场高炮连,有时天下着大雨也两边跑,由于交通不便,爸爸搞了辆自行车,就这么骑着自行车从即墨县一直骑到胶县,风雨无阻经常不断……
  为了改善连队的伙食,爸爸在高炮连里动员战士们养了许多鸡,这些鸡大都是在野外放养的,平日里它们在机场跑道外的草地上自己寻觅食物,野生野长,跑的到处都是,有时候,炊事班的战士们准备些鸡饲料喂鸡,就把饲料搬到机场跑道边上的草地里,炊事员一吹起哨子,那些鸡无论跑的有多远,只要是一听到哨音就从四面八方呼啦啦地全都跑了过来,那个阵势就如同一位指挥员在号令他的千军万马;到了下蛋的季节,在机场跑道边上的草地里到处都是鸡蛋,母亲没有事时就带着老虎和我去帮着连队捡拾鸡蛋;连部炊事员有时带着我去炊事班,用铁铲铲着个肉包子放入炉堂里烧烤熟给我吃,在旧中国,旧社会害死了这位战士一家人,他孤苦伶仃地靠着要饭熬到了解放,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军解救了他,后来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来到部队后,他在炊事班工作;1956年底,他复员了,走的那天,他搂着爸爸哭得很伤心,他不想离开这支队伍,他对解放军充满了深深的情深深的爱……
  那是个缺乏粮食的年代,部队的生活也还是很艰苦的。爸爸是农民出身,他是从艰苦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知道粮食来之不易,一向以艰苦朴素为荣,特别是对浪费粮食的行为毫不客气,炊事班给母亲和我打来饭菜,爸爸总要去付费,在这一方面,爸爸从来不多吃多占。有一天,一位战士将吃不下的馒头扔到了泔水桶里,爸爸将全连集合起来,当着战士们的面硬是拣起那个丢弃的馒头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而后就是指名道姓地批评,严重时爸爸张口就“骂人”,那个时刻对每个战士来说恐怕都会是产生刻骨铭心记忆的时刻,爸爸的这个举动在过去了五十多年后还时常被母亲提起,这件事对年幼的我影响也是极大的而且教育深刻,使我几十年来怎么也不能忘记;作为率领一个连队的连长,此时的一个无声的举动,胜过嘴上无数次的说教,这也印证了爸爸常说的一句话:“作为一个带兵的人,要想带好兵,首先自己要做个好兵,只有自己做好了,才能带好队伍,只有这样这支队伍才能打胜仗。”爸爸以身作则的模范表帅作用赢得了战士们的尊重和欢迎。
  母亲在八十岁时回忆到:“高炮连炊事班的战士们做的饭菜极有特色,味道鲜美,蒸出的馒头很香,到现在母亲一说起那些年的往事总是涛涛不绝;母亲说:“现在是顿顿吃白面馒头也不觉得有那时的馒头纯香,那可是纯天然无污染的。”
  爸爸那支高炮连每天在机场边上进行着操炮训练,有时机场飞机也起飞在空中拉着拖靶配合高炮部队进行训练,空中地面是一片训练景象。
  胶县机场时常有飞机进行训练,飞机起飞和降落时巨大的轰鸣声言尤在耳,我时常坐在草地上看着远处机场跑道上起飞降落的飞机;有时候也会有海军陆战队的伞兵部队进行跳伞训练,每当伞兵跳伞训练时,母亲就带着老虎和我到机场边的草坪上去看伞兵从飞机上跳出的那一瞬间,一朵朵降落伞就象一朵朵在空中绽放的花儿一样,他们一个个从飞机上跃出,跳出飞机的那一瞬间,在高高的空中一个个小白点慢慢地在空中绽开降落伞飘舞着,缓缓地落向大地,有的落在草坪上,有的则挂在了树上,有的则被微风吹着那巨大的降落伞飘向机场外面,母亲和我在草坪上惊奇地观赏着空中这美妙的瞬间……
  1957年2月下旬,高射炮一团进行了实战实弹射击比赛,爸爸的三连获得了第一名,营长刘克绍参加了团里的评比,评来评去,最后评到了爸爸,经报北航司令部党委批准,爸爸要去北京参加海军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据爸爸回忆:“到海军报到后,海军首长把我留在会议主席团工作。我和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一起值过班,还在同一个值班室休息过……”
  1957年3月6日这一天中午,全体与会人员正在吃饭,海军首长走进食堂通知大家:今天下午不开会,但是谁也不得外出全部待命,到下午1时许首长通知大家,所有与会人员将武器、钥匙、小刀等交到会务保卫处,集中乘车前往中南海。大家一听到这个消息,全体与会的官兵立刻猜测到,这一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接见我们,大家兴奋的准备着,把军装整理了一遍又一遍,生怕军容不整;这一刻是父亲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下午,来自海军各部队的与会代表乘坐汽车前往中南海,在府右街,他们整队进入中南海怀仁堂,整理队伍完毕,一位将军来的队伍前说:“一会儿,毛主席来了,大家不要喊口号,一律鼓掌。”这位将军说完后不一会儿,毛主席就从一侧的一个圆门和共和国的开国元帅贺龙和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大将、粟裕大将、谭政大将等走进了这个大院,全场立时响起了了热烈的掌声,爸爸和海军全体会议代表走进中南海怀仁堂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并合影,从照片上看,爸爸坐在第一排左起第22位,和毛主席仅仅隔着19人,能走进中南海怀仁堂接受毛主席的接见是爸爸想都没想到的,更没有想到的是爸爸能和伟大领袖毛主席能坐在第一排照相,这是何等的光荣,在日后的几十年里,爸爸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一直视为是最高的荣誉和奖赏。
  就在爸爸去北京开会的时候,我接连几天发烧不好,母亲找到高射炮连的卫生员小王叔叔,卫生员小王叔叔一看也很着急,卫生员小王叔叔和母亲抱着我踏着高低不平的泥土路去了胶县县城里一个陆军野战医院住院治疗;那时候,随军家属子女住院基本上没有什么费用,享受着和战士一样的待遇。记得爸爸回来后还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去胶县县城里的陆军医院为我检查身体,那条泥泞的土路被马车轱辘压成了一道道车辙印,自行车在车辙的印里走着,方向别住了自行车,我从自行车上摔了下去,路边一条沟,我掉进了路沟里……
  1958年春节刚过,爸爸突然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调锦西葫芦岛海军导弹基地,2014年8月20日,我查阅了父亲的档案资料,这次调动到葫芦岛导弹基地,父亲的任职命令是由海军直接任命的。也就在这年的10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即《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中确定在1959年4月前由苏联向中国海军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中国海军建立一支海岸导弹部队;为此,我人民海军从各部队选调了部分干部向葫芦岛集中,爸爸有幸也成为了这支神密部队的一员,他接到命令后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就匆匆忙忙地去了葫芦岛。当时海军对所有调入的人员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规定,对每一位人员都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和审查,并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一是随军家属和子女全部留在原部队;二是不能与家里通信,不能与家人谈任何有关这支部队的任何情况,既便是对原部队的干部和战士也闭口不谈,就是将来离开了部队也不能与任何人说;这在当时是保密级别极高的一次调动。知道此事的只有少数的青岛防空司令和政委及干部处的几个人。
  1958年12月初,爸爸奉命去了东北满州里,和苏联海军军方办理交接导弹装备;24日,一列保密措施极其严密的专列由苏联驶抵中国东北边境城市满州里。经我海军司令部枪炮总业务部检查验收确认一切正常后,由父亲他们接管。12月31日,这趟专列再次缓慢地启动,驶向了辽西葫芦岛。从满州里到葫芦岛,在这上千公里的铁路沿线,爸爸看到在铁路沿线的两侧,每隔50米或100米就布置了一位全副武装的我陆军派出的岗哨。如此级别的保密“待遇”,全是为了迎接这个“宝贝”:自苏联引进的第一个飞航式岸对舰导弹装备,爸爸记得那枚导弹的代号是:542。那些日子,父亲就在这群神密的军人中紧张地忙碌着,守护着这个从遥远的莫斯科来的宝贝……
  对50多年前的这些往事,许多年来,爸爸始终是闭口不谈,他也从来不愿谈起。在事情过去了四十多年之后的1998年,我从爸爸许多的支言片语中,我感觉到了在爸爸身上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在我多次地追问下,爸爸始终是只字不提,他甚至还说:“我们有纪律,不能说!你不要问了。”就连我后来知道的这些只言片语、支离破碎的往事,也是在日后的岁月里,还是我从海军航空兵第三师xx场站政治处副主任甄xx叔叔那里听到的。在那个年代,甄xx叔叔就在高射炮三连连部担任文书,后来他穿着水兵服就担任了三连副连长,对爸爸多年以前的这段往事他记忆深刻。
  在海军高一团有位靳X科叔叔,年轻帅气,他找了一个资本家出身的对象,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高一团政治处就是不批准,原因就是找的对象是资本家的女儿,这可是个原则问题,一个革命军人怎么能找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呢?可靳叔叔就是不信这个邪,还非她不娶了,爸爸给他出了一个招说:“你这事吧,恐怕得去找陈司令,别人怕是谁也管不了?”靳叔叔只好去北航找陈司令,谁知给陈司令一说,陈司令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数落了靳叔叔一顿,末了陈司令说:“回去好好反省吧!”靳叔叔回到了高一团,等了二十来天,等来了陈司令把他的结婚报告给批了。在他们结婚的庆典后,靳叔叔给了爸爸一张他们的结婚照片留作纪念,这件事过去了快六十年了。如今母亲还保存着这张照片;在五十年代,爸爸和靳叔叔经常在一起工作,到了1959年8月,爸爸要去烟台时他们两位老战友才分手;1964年12月,爸爸又回到了青岛,靳叔叔是第一个过来看望爸爸的,到了1970年10月,爸爸要调动去国防部海军第七研究院,靳叔叔又从高一团赶过来为爸爸送行,那种血与火凝成的情谊是极为深刻而刻骨铭心的;2014年初,电视剧《父母爱情》上演了,当我看到剧中主人公江德福的婚姻情节,竟然和我靳叔叔的情节一模一样,简直就是描写的靳叔叔往昔岁月。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很怀念毛泽东时代,我很怀念我的儿童时代,我很怀念那朴实的军营,我很怀念胶县的往事和岁月,每当我和母亲一聊起胶县杨哥庄的往事时,总有一些难以割舍的情怀,母亲常说:“杨哥庄的乡亲们,人是最纯朴最善良的,我们全家将永世难忘!”从1980年到如今,我路过胶县八次,每次路过我都想旧地重游,去寻找我儿时的记忆,然而每次路过我都是来去匆匆,我只能隔着车窗看着胶州的田野,每次我都是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看着车窗外胶州的原野,看着我曾生活过的故土,我的心里总有一股深深地情怀……
  在我内心深处,我对杨哥庄的感情是难以誉表的,好象那里就是我的“家!”如果有一天,我再路过这片使我魂牵梦绕的土地时,我一定要去看看我心中的“家”!
  2013年10月1日,我曾就读过的青岛嘉峪关路小学(1964年之前称为海军子弟学校)准备搞60年校庆纪念活动,我经过一番计划和准备购买了去胶州的火车卧铺票;正在上大学的女儿听说我要去青岛,她也想跟我去,我把计划告诉了她,按照这个计划,她也购买了同一天同一车次由石家庄开往胶州的火车卧铺票,巧的是女儿买的卧铺票就在我的铺位的上铺。9月30日,女儿给我发来短信“叫我上车后去找她。”走的那天,我在车上直奔她所在的车厢,就这样我和女儿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在石家庄北站我们转乘了开往胶州的列车,我们上车后躺下就睡……;第二天天蒙蒙亮,列车到达了胶州,老虎的儿子听说我要来,亲自开车来车站接我……
  胶州已不是我儿童时代的模样了,这座城市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看不见过去那个泥泞的土路,再也看不到五十年多年前刚解放时的那满目的疮痍……
  杨哥庄村到了,我走下汽车,深情地看了看这个耸立在胶州西北端的农庄,村子里的房屋一排排的,整洁淳朴,所有的房屋不是显得很高,但显现得十分整齐。杨哥庄村的支部书记于xx和村委会的几位老乡也来到了老虎家,老虎也是六十多岁的老人啦,从他那淳朴的脸上我还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他儿童时代的模样,在老虎家我们聊起了过去的岁月,聊起我爸爸和那支高炮连的往事;吃过午饭,我向于书记说能否去一趟高炮连旧址看看,经他联系,胶州机场政治处同意后,我们乘车前往,我和女儿走在过去高炮连的旧址,我的内心沸腾着,过去高炮连的遗迹已经是荡然无存,我和女儿手捧着一束鲜花来到高炮连旧址,向爸爸和那个战斗岁月的炮连献上了我们的思念,我和女儿来到机场跑道边上,看着停机坪上一排排战鹰雄姿,警卫战士身穿海军迷彩全副武装警卫着雄鹰,我心中充满了激情……
  我和女儿在高炮连旧址不远处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前留影。看完了旧址,老虎和他儿子开车把我们送到了胶州汽车站,我们又乘上了开往青岛的长途客车,胶州在我的视野中消失在天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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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写得好!  发表于 2018-4-24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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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3 15:33 | 显示全部楼层
  四、烟台,我的少年时代  
 
  1959年8月1日,父亲奉命离开了葫芦岛,又回到了青岛海军高炮第一团。可没有多长时间,一个命令父亲又去了烟台海军高级专科学校,父亲在这个学校任学员队队长,爸爸这个队长的任命是由海军院校部和海军干部部签署的,是由烟台海军高级专科学校一系政委刁乐山宣布的,后来刁乐山调到校务部任政委。烟台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其前身是第四野战军炮六师,解放后这个师开赴青岛成建制地改为人民海军炮兵学校,后又迁往烟台,当时称海军海岸炮兵学校,后改称海军高级专科学校。
  海军高级专科学校五十年代初期首任校长是王效明,王效明祖籍是山东莱州府即墨县人,1909毕业于张学良创办的东北讲武堂。“9.18”事变后,他秘密地参加了爱国军官组织的反日救国活动。他利用在伪满州国首都长春担任禁卫步兵团营副的机会,联络抗日志士,准备绑架溥仪。后因事情泄露,他逃往哈尔滨。不久,他又参加了反日救国军,任参谋长兼支队长,后因内奸告密,被日本宪兵逮捕,由于他没有暴露身份,两年以后被保释出狱。他出狱后,决心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他告别了新婚的妻子,只身一人进入了完达山原始森林,寻找抗联,经过无数的艰险,终于在1935年找到了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高兴地收下了这位难得的军事人才,任命他担任军部参谋,当年8月,经周保中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迅速成长为抗日联军一名优秀的指挥员,为抗联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说起这位王效明,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趣闻: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抗日联军,那时,他曾担任过抗联的连长,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国家元首金日成,当时也在东北抗日联军也是一位连长,他们两位一位是二连长,一位是四连长;他们在一起战斗生活了八年,相互之间有很深的友谊,而且他们在一起从来是不分你我,就是弄到半瓶酒,也要互相分一半;抗战胜利后,金日成回到了朝鲜。
  解放后,王效明任烟台海军海岸炮兵学校首任校长。五十年代,周恩来总理首次出访朝鲜,周恩来总理调王效明校长全程陪同;谁知当代表团到了朝鲜后,王效明和金日成两人一见面,当时就出现了令在场的所有人非常尴尬的一幕,王效明和金日成搂着脖子到一边“称兄道弟”去了,把周恩来总理撩到了一边;晚上,金日成又专门在家中设宴款待了王效明,又把周恩来总理撩到了一边;回国后,中央军委首长为这些不顾外交礼节的事狠狠地批评了王效明,可王效明呢,别看挨了批评,可他从没把这当回事。
  烟台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地处烟台东部;这一带早年是清末北洋水师的东山炮台旧址,在东山炮台至今还保存着北洋水师从德国购买的克虏伯兵工厂造的大炮。清朝覆灭后,这里被民国政府海军接管,接管后改为民国海军学校,有许多著名的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就出自这个学校。我国著名女作家冰心,原名谢婉莹,1900年出生在福建长乐县,她的父亲谢葆璋是清政府海军军官,1904年,还在襁褓中的她,就随着父亲谢葆璋从福建长乐县隆普营清末海军军营前往山东烟台海军学校,冰心从小就是生活在这里。她一直生活在大海边,她几乎每天都坐在大海的沙滩上看着大海,大海,尤如一个巨人的血液沸腾不止,那永不停息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涌翻着白色的浪花,天连着海,海连着天,呈现出一幅美丽的海滨图画;大海赋与了冰心许多的联想,她的父亲谢葆璋奉北洋大臣李鸿章之命到清政府烟台海军学校任校长,在他的海军生涯中,他与清末北洋水师著名将领萨镇冰关系是致交。
  1959年8月份,父亲带着我们全家刚调到烟台时,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家属区没有住房,我们全家只好暂时租居在附近的渔村金沟寨,和我们全家在一起居住的有一位东北籍上尉赵叔叔,这位赵叔叔是四野炮六师的老人,他性格开朗爱开玩笑,整天里是嘻嘻哈哈,无忧无虑,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赵叔叔转业回了东北……
  父亲调动到烟台后,被任命为学员队队长,父亲的任职命令是由海军院校部任命的,有意思的是,就连父亲改名,也是烟台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校务请示海军总部,最终由海军司令部、政治部联合下达文件批复的。
  我的童年就是在金沟寨度过的,那时候,这个海边的渔村很破旧,寨中可以说没有很像样的房子,大都是用海草盖顶的茅草屋。还是寨子里居住的一位老奶奶听说有两位解放军干部在找房子,就将自己的房子让了出来。据老奶奶讲,这处房子有百年历史了,据寨子里上岁数的老人说:“清末海军将领谢葆璋全家就曾在这里居住过。”
  这是一处独门独院的旧宅,它和我们老家的宅院基本一样,北屋为上房,上房分中厅,中厅两侧为东西厢房;中间的堂屋北侧有一扇窗户,那时我们孩子们都还小,也不敢走的太远,没事时就爬在窗户上向外张望,有一天妹妹爬在窗户上向外张望,外面有一只大白猫跑过,妹妹大喊:“猫……猫……”。然后就嚷:“肚子疼。”母亲看她疼的受不了,就抱着她去了海军医院,那时军人家属看病享受和战士们的待遇是同样的,不用花钱就能看病;经医生检查妹妹突患了“肠套叠”,母亲和妹妹住进了医院,父亲每天去海军高级专科学校上班;家里只剩下奶奶和我……
  那时,在这个寨子里还没有用上电,天一黑,母亲就点燃一盏小煤油灯,在混暗的油灯下,母亲给我们姊妹讲着过去的歌遥和故事;有时,母亲用一张红纸用模具在油灯下烘烤,黑色的油烟在红纸上烤出了美丽的图案,母亲用剪刀剪着,不一会儿,一张美丽的剪纸就剪成了,母亲把它粘在窗户上,好看极了;有时候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在这个小院子里讲着美丽的故事,我和妹妹坐在小板凳上,一边看着夜空中那闪烁的星辰,看着院子的一角那株已爬上墙头的喇叭花,夜空下飞来飞去的飞蛾钻进喇叭花里觅食,一边听母亲讲着过去的歌谣。
  父亲每月享受150余元的薪金,我们全家此时五口人,父亲在部队食堂就餐,每月12元;母亲和我们在金沟寨按粮本购粮,每人伙食约8—10元,五口人最多也就是50元,每次买粮时海军高级专科学校都是派专车集体去一块买;那时我们每月全家开支60多元。余额还有80元左右,生活富足有余;后来,中央军委、毛主席自觉带头在全军搞过几次减薪,父亲的薪金逐渐地减为117元。
  金沟寨的村干部为住在寨里的所有人家免费安装了一个小啦叭,这个小啦叭每天定时广播。那些年,人们的文化生活非常单调,只有电影院里才能看到电影,部队每星期只放映一场电影。这个安装在家里的小啦叭就显得格外的珍惜,小喇叭每天定时广播,我最爱听的节目是“小啦叭开始广播了”和孙进修爷爷讲的故事。他那纯朴的故事吸引着我,伴随着我成长,伴随着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
  金沟寨寨北有一口水井,全寨的人都在此井打水,母亲和我每天到这里打一桶水抬回去,这一捅水足够全家一天生活用的。有一天,母亲带着我又去抬水,还没出寨,在一处墙角下,有一条大蛇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母亲把我拉到身后,手拿着抬水的木棍与大蛇对峙着,说来也怪,任母亲怎样向它攻击,那条蛇就是不走,那条蛇在母亲的攻击下竟然也向母亲发起了攻击,母亲用手中的木棍向它狠命一击,它带着伤向寨外爬去。这件事时隔50多年我始终记忆尤深。
  从金沟寨向北走没有多远就是烟台海军高专学校的一个靶场,那时候,父亲经常组织海军高专学员来到这个靶场打靶,学员们使用的武器大多是苏制步骑枪(刺刀在一侧)和苏制轻、重机枪(前面安装有钢板),父亲和学员们在靶场射击,我则在后面捡拾着子弹壳……不久,烟台海军高专的武器全部换成了新式的国产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轻机枪,我们这些孩子也都见证了那个岁月……
  从寨中出来向南越过一条大沟,大沟下边是一座不太大的金沟寨小学校,过了这个深沟爬上土坡,横在眼前的就是伸向远方的烟威公路,那时,公路上很少有汽车。有时甚至一天也见不到一辆车。跨过公路,就是一个打麦场,下个坡就是一条从烟台南山上流下来的一条小河,河的两岸野地里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草和野花,清澈的河水流向大海终年不断,魏峨的昆俞山脉北端的南山挺拔秀丽,著名作家冯德英笔下的小说《苦菜花》的故事,就发生在昆俞山深处。母亲带着我和妹妹经常到这条小河边洗衣服,在烟台金沟寨的女人们洗衣服都不用手去挫柔,而是用棒锤去敲打,直到洗干净衣服。离这条小河边不远处有一个苹果园,一到秋季,树枝上挂满了苹果,压得树枝向下弯曲着,绿叶中透着点点的红苹果,好看极了,苹果很便宜才2分钱一斤。
  烟台儿时的记忆是永难磨灭的,母亲为了改善生活,她花了10元钱买来两只小白鸡,母亲养的这两只小鸡都是烟台的本地土鸡,牠们健壮好养,小鸡一天天长大,它们的叫声也随着牠们的长大发生了变化,它们是一只公鸡,一只母鸡。母亲知道,这是那只母鸡要下蛋了。我和母亲找来些半截砖头给这两只鸡垒起了一个鸡窝,鸡窝是上下两层的,上面那层是用木棍搭建的,再垫上厚厚的麦秸,母鸡很聪明,它知道这就是它们的家了,如果要下蛋的话,那只母鸡就会走进去。每次它一走进去,不久就传来它那欢快的叫声,母亲就到鸡窝前,伸手从鸡窝里摸出一个热乎乎的蛋,母亲说:“用热鸡蛋放在眼上柔柔,不会得老花眼,就看得远,看得清。”每次鸡一叫,我就跑去拾鸡蛋,就用热乎乎的鸡蛋柔眼。这两只鸡是正宗的烟台土鸡,几年间,它严格地按照自然上长规律,它不像现在有些蛋鸡像个下蛋的机器,一年到头天天下个不停。它是按照生理需要,该下多少就下多少,从来不乱规矩。母亲说:“这样的鸡蛋有营养。”
  有一天,有一只小鸡吃了一块咸菜,鸡吃了咸菜是致命的,眼看着小鸡淹淹一息,母亲伤心地看着无助的小鸡,想起了家乡有人给鸡动手术的事,母亲狠了狠心,拿起一把剪刀,把小鸡的肚子剪开了,从它的肚子里拿出了咸菜,给它缝好刀口,抹上了点面糊,几天后,这只小鸡竟然神奇地活了过来。我切深地体会到,那只小鸡是忍着多么大的巨痛“做完手术的”。后来,这只鸡长到了8斤多。这简直就是个奇迹。
  春天,南山上一片绿色;一到秋天,满山的绿草变黄了,变黄的茅草有一人深。这时,有人用草爬爬草,一爬就爬约有上千斤,留着冬天烧火做饭用。那些年虽说生活有些苦,但比起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那就是上了天堂了。父亲是军人,由军队供应每月45斤粮,母亲和我们由地方粮站凭粮本供应,母亲25斤,我们兄妹四人每人每月17.8斤。随着我们一天天长大,仅靠粮本上供应的显然是吃不饱的,父亲就利用星期日去下海捞海鲜。从这里向北是军事禁区,一般老百姓进不来,这里的海鲜非常丰富,蛤砺又肥又大,有一拳头大,紫菜又多又好,可那里知道,这些东西不好消化也不能多吃,有一次,母亲用玉米面和紫菜做了一顿菜团,我一口气吃了两个,结果夜里我是上吐下泻……
  麦收的季节到了,在金沟寨南边过去清末的海军学校也荡然无存,烟威公路就从这里通过,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少,公路旁有个麦场,堆放着高高的麦秸垛,一放学,我就爬上麦秸垛玩耍,从麦秸垛上我不知摔下多少回,摔的我遍腿是伤。母亲说:“你的腿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我笑笑说:“没事,我是在麦秸垛上摔下来的。”母亲听后说:“玩也不小心。”……
  1960年,我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和困难。这时,父亲将我的祖母接到了部队,她从那时起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祖母在部队大院,很受战士们的尊敬和爱待,每当烟台海军高级专科学校503大队出海打鱼快归来的时候,我的祖母总是站在海滩上盼着等着他们归来。这些战士们也总是从鱼网中捡几条大鱼送给祖母。
  1960年5月30日,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元帅视察烟台海军高专,关于林彪来烟台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趣闻,国防部长林彪,他来烟台海军高专就是来看他曾领导和指挥过的四野老部队炮六师的。
  去火车站接林彪元帅的海军高专的汽车接到林彪、叶群、舒同(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等人后就向高专驶去。学校的全体官兵在大门口整装列队准备迎接。谁知林彪乘车走到高专的另一个早已封闭多年且门口到处是杂草丛生的这个大门口时。林彪突然说了一句:“停车!我就从这里进去!不要绕圈子了,多绕圈子多费油。”要从这个门进去?可多年不开的这个铁门,大铁锁早已是锈迹癍癍,谁也不知道钥匙在哪儿?随从的参谋找不到钥匙。只好叫警通连的战士找来一把大铁锤砸碎了那把早已生了锈的锁。后来得知,当时林彪对学校部队列队欢迎他是很反感的,他从这个门进去,也就避免了欢迎仪式。视察中,父亲奉命率领学员队做了岸防炮兵军事技术演练。父亲在指挥部队演练时,我和高专的好几个孩子就坐在操场边的草地上看,这是我见过的军衔最高的军人。视察结束时,林彪和上尉以上军官在海军高专大礼堂门前的台阶上合影。如今这座大礼堂早已被拆除,而这张照片在1971年“9·13”事件后大多都没有保存下来,父亲的那一张也毁于“9·13”事件后。
  最使我难忘的是从烟台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北大院通往海军高专大院的那条不太宽阔的小柏油路,父亲每天上班都要从那里经过,有时他带着我也从那儿走,那条小路曲径通幽,没有什么行人,在路中心有一个大门,门口有一位持枪的哨兵,威严无比,哨兵头上的水兵帽后面的黑色的金锚飘带随风飘荡,雪白的水兵服上肩负着蓝色的披肩,披肩上那四条白色的道道,象征着保卫祖国四大海的光荣使命;那条小路,父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往返着,这条小路在我的记忆里是那样的深,那样的遥远,以至于我在后来的岁月里时常在梦里旋绕……
  父亲走进这个大门,持枪的哨兵向父亲行持枪礼,父亲庄重地行着军礼,再向前走不远处就是烟台海军高专的大礼堂,我记得这个礼堂在当时烟台是条件最好的建筑,冬暖夏凉,设备很先进;大礼堂面向北是个大操场,再向北望去就是茫茫无边蓝色的大海,海里是鱼帆点点,好一派打渔的好风光;再向前走,绕过大礼堂走不远就是父亲的办公室,办公室南侧不远是一个花园,里面种植着各种各样的花卉,每天都有年轻的水兵都在管理着这些花卉;向南穿过花园是一个操场……
  在过去了48年后的2012年12月27日,我去青岛参加同学会,顺道去了一趟烟台,烟台已不是五十年前的模样,在一位烟台高专子女的帮助下,我找到了我儿时和父母居住过的那座二层小楼,门前的那棵树粗壮而挺拔还屹立在那里,这就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这情景一下子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我望着这几十年前父母和我曾住过的小楼,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望着这座四十九年前盖起的我曾居住过的旧居,我是感慨万千,这是几十年来我的情感的泄露。
  如今,那座民风淳朴、建筑古朴的渔村金沟寨的遗迹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沿海岸走向的漂亮的景观大道;蓝天大海伴随着美丽的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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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3 15:37 | 显示全部楼层
  五、烟台,我的小学时光  
 
  我的小学时光是在烟台、青岛两地的三个小学度过的,其中两个小学在烟台,一个小学在青岛;我上的第一个小学是烟台金沟寨小学,第二个小学是烟台解放路小学。我在金沟寨小学读书有一年多时间,于1963年10月后转入烟台解放路小学,至到1964年12月1日离开烟台,我在这两个小学读到三年级。而第三个小学侧是青岛嘉峪关路小学(原青岛海军子弟学校),到了嘉峪关路小学时我继续上三年级;几十年来,每当我一想起烟台、青岛我的学生时代,我总是感到亲切和美好,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岁月。
  1961年秋,我八岁了,我也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送我去金沟寨小学读书,母亲给我准备了一个布兜书包让我背着,里面放着语文、算术和两个本子;记得那时我嫌母亲给我的书兜不好看太土气,我总觉的还是父亲的军用挎包好,背在身上显得威武,我让母亲给我拿,母亲说:“这个布兜上学挺好的,别拿你爸的挎包了。你爸还用呢。”尽管我内心是十分的不情愿,我还是接过母亲给我的布兜。
  这座小学离我家不太远,就在金沟寨西南侧的一个沟内;我家住在金沟寨村子里的街北侧,街南侧是金沟寨村的村委大队部,整个金沟寨的民居极富有胶东百姓普通民居的特色,就如同电影《苦菜花》中描写的王官庄一样,从家里出来,我走在上学的路上,金沟寨的街面有的是用石头铺成的坑坑洼洼极不平坦的石头路,多数路面是普通的土路,出了我家居住的那个院子向西走不远往南拐过一个弯就是寨子里的一片开阔地,这里有我国著名作家冰心《忆烟台》中描写的寨子里那座大戏台,这座戏台是寨子里大姓曲家搭建的,冰心在《忆烟台》文中并没有细说那座戏台的座向,这座戏台是座西向东而建的,戏台的台面其实就是土质的,四周是用石头垒砌起来的;每缝过年过节寨子里的人就会请来个戏班子在这里演戏,每逢演戏时一般都是晚上,戏台子的上面挂着两盏铮明瓦亮汽灯,汽灯的光线特别强有些刺眼,孩子们在戏台前追逐打闹玩耍,有的孩子还在地上用石头或者木棍画着一块领地为家人看戏占着好位置,寨子里的人们吃过晚饭后陆陆续续地搬着凳子向戏台前集中,父亲和几位海军高专的几位居住在这里的军官带着我们这些孩子经常和寨子里的村民一起在戏台前看戏,请来的戏班子多是唱得山东吕剧。
  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每天早晨和晚上都有一辆苏制嘎斯军车来到金沟寨的戏台前接送住在这里的军官,无论是刮风下雨从不间断;父亲不愿乘车,他自己买了一辆国防牌自行车,父亲说:骑自行车比乘车方便。
  从这里再向南走,过了戏台向西拐个弯下个大坡就到沟底下那座学校了,每天我都是自己一人去上学,放学后也自己一人回家,从来不用父母接送;穿过沟底下的学校门口,再向南爬上一个坡就是东西走向的烟威公路,过了烟威公路,下个土坡就是一个苹果园,在果园的东南侧,有一条从南山上流下的小河,河水流向北边的大海终年不断;夏天,河水清澈凉爽,河水里小鱼儿游来游去,南山脚下是一片绿色,好一片美好风光;寨子里的女人们洗衣服时都来这条小河边洗衣服,这里的女人洗衣服不用手去揉,而是把衣服浸湿打上肥皂用棒槌敲打,棒槌的头圆圆的敲打在衣服上,既不损坏衣物又洗得干净;母亲每次到这里洗衣服时总是带着我,母亲在小河边也学着金沟寨的女人用棒槌敲打着衣服;我则趟进了没膝的河水里用罐头瓶抓着小鱼。
  在这里抬头向南山望去,只见南山上绿树郁郁葱葱,地势十分险要,远远地时常还能看到山上的野鸡在树林中飞来飞去,长长地野鸡羽毛在空中飘来飘去非常美丽;这就是有名的昆俞山最东端,我国著名作家冯德英的长篇小说《苦菜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座大山深处。
  如今,五十年过去了,烟台金沟寨怎么样了?我不得而知。我查了这些年的资料,得知这一带已改造成了烟台南山公园,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看不到过去的痕迹……
  金沟寨小学小的不能再小了,它紧毗烟威公路,而且还是在金沟寨北的那个大沟底下,学校的校门朝西,学校内院子也不大,南北只有两个教室,中间是个不大的院子,教室的房子是石头建成的,房顶是海草铺盖的。四五十个孩子,只有一两个老师,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我已记不清老师的姓名,为了教育这几十个年龄大小不一的学生,老师把学生分为六个年级,记得他把孩子们分了三部分,他上课时一部分在听他讲课,一部分在写他布置的作业,另一部分在小院中玩耍。我的一、二年级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记得那时的课本内容及为简单有趣易懂,什么:“乌鸭喝水”、“小猫钓鱼”、“乌鸭和狐狸”“小马过河”等等。
  那时候,由于我天生胆子小,一到学校我面对着老师同学我连话也不敢多说,特别是一上课,我连说话的大气也没有,有了问题也不敢向老师提问,更不敢大声说话喧哗调皮倒蛋,上课的时候我总是祛生生的,就这样一个学期学下来,糊里糊涂的我什么也学不了,每次考试我的成绩也总是不好,如果考得不好,还要挨老师的尺板打手心【虽说是新社会了,可这个旧社会打手板惩罚学生的方式在金沟寨小学一直沿用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有一次考试我不及格,老师把我和几个没有考好的学生叫到讲台前让我们一个个伸出手掌,老师从讲坛上拿起一个木质的尺板对着我们的手心每人打了三下;为此,我曾偷偷地流过泪,回到家里也不敢对母亲说;记得有一天,我急着想去厕所,可我又不敢向老师说,只好就那么憋着忍着……
  2015年10月19日,我在青岛参加嘉峪关学校64级7.2班同学会后去了烟台,在火车上,我给烟台解放路小学时期的同学朱鲁平发短信:我已踏实去烟台的列车,你从北京能回烟台吗?他回答说:恐怕不能!?我只能一个人前往烟台,列车在行进,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当列车抵达烟台时以是晚上7时许。朋友唐晓军发来短信叫我打的直接去市中心的中心阁旅馆……
  住下后,朋友刘晓宁来的旅馆看我,我们聊了很长时间,刘晓宁说第二天开车带着我去五十年前的旧址看看。
  第二天一大早,当年海军高级专科学校的学员王之明也来到旅馆看我,不一会儿,刘晓宁开车到了,我们一同乘车前往了金沟寨,金沟寨已不是当年的模样,到处是高楼林立,我向路人打听金沟寨小学在什么地方?那人向南指着说:那边!我和王之明向南寻找而去……
  如今金沟寨小学改名为国翠小学,小学校园里一碑文是著名作家冰心先生题写的“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我看着这座著名的小学,从心底发出了由衷的感慨……
  学校的老师一年间做饭取暖不烧煤,烧的全是茅草,这些茅草不是老师自己弄来的,全是发动学生为他爬搂来的。每年秋季一到,烟台东山一带漫山的茅草都黄了,他就利用课余时间叫学生在山坡上给他们搂草,学校的学生大都是金沟寨土生土长的,有搂草工具的孩子不一会儿就爬搂了一大堆茅草,而我没有工具,总是弄不了多少,这使我时常地感到自己干不了这种活而经常地自责;没有办法,小小年纪的我只好上东山上弄上一捆干柴,背到学校交给老师;学校的老师就是用学生搂草拾柴的办法,为自己储备了足够一个冬天燃烧的柴草。
  在烟台金沟寨东南侧有一座小土地庙,土地庙前有一条南山上流下来的小溪,这条小溪的流水终年常流不断,我经常在这里玩耍。有一天,我围着四周长满了茅草的土地庙玩耍,忽然,我的头上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击打了一下,我走到庙门前,看着庙里的那座关帝象,只见他端坐台上,手里握着一根禅杖,瞪着大眼看着我。年幼的我不相信有什么神灵。可击打我头的是谁?我始终不得而知;土地庙前的小溪边有一尊不太大的石佛,两三个大孩子就能弄动它,他们把它推倒在小溪上,有的孩子说:这样不好,要遭神灵的报应;我和这几个孩子将石佛扶起来,虔诚地求神灵宽恕。
  就这样我在这座小学稀里糊涂地上到了二年级……
  金沟寨北有一口水井,全寨的人吃水都在此打水,母亲每天都要去打一桶水,每次打水我都和母亲一起去,母亲打上来水,母亲和我抬着水桶回家,从这时起,小小年纪的我把自己已看做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有一天,母亲带着我去打水,刚走到半路,一条胳膊粗的大蛇挡住了去路,母亲挥起木棍恐吓那条大蛇,谁知那条大蛇向母亲发起了攻击,母亲一手把我拉到她身后,一手挥舞着木棍毫不示弱,猛击那条大蛇,那条大蛇惊慌地逃的无影无踪……几十年过去了,母亲举着木棍挥舞着击打巨蛇的那一幕时常还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母亲把我拉向身后的那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伟大的母爱;冬天到了,这口水井的井台上结满了冰,十分光滑,要是脚下不留神,掉进井里的事时有发生,每当母亲需要打水时,她总是小心翼翼,而小小年纪的我总是站在母亲身后紧紧地抓着母亲的衣衫,生怕出现不测……
  从金沟寨向北走不远就是金沟寨的一片墓地,在这里安葬着金沟寨的先人,在这里还树立着几座贞节牌坊,著名作家冰心先生笔下所描写的有贞节牌坊的墓地就是这里;那时候,我和小伙伴们也经常来到这个山坡上玩耍,面对着不远处那些长满蒿草的座座坟茔,总会有孩子望着长满杂草的坟地讲着“鬼故事”说:有一个人走夜路,路途中有一片坟茔,黑乎乎的,从坟茔里走出一个白色的影子,这个白色的影子一会儿高,一会儿矮,一会儿大,一会儿小,走起路来是一蹦一跳的……恐怖……以至于我们这些孩子们听了之后谁也不敢独自从这一带走,就是白天也避之远远的。
  从这片墓地向北走不远,就是烟台海军高专的一个靶场,每年海军高专的学员都要在此训练打靶射击,那时候训练打靶用的步枪是苏制五三式步骑枪,父亲每次率领学员队去打靶几乎都带着我,每次射击完毕后,都要叫我也打上几枪;记得有一次打靶,有一个干部扭着我的耳朵上了场,我爬在地上瞄着靶标打了三枪,那位干部直夸我“打的好!”从那时起,海军高专每次打靶我几乎都来,每次我都要捡拾不少铜质的子弹壳,一直到我参军,由于经常参加打靶,对步枪射击的要领我也是掌握的熟练有佳了。从这里再向北走就是著名的清末北洋水师东山炮台。
  有时候,我一个人站在寨子的背面,出神地远远地望着北面那个小山包,小山包西侧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土质公路,公路两侧绿树成荫,透过绿树的间隙可看到,公路上不时地有海军高级专科学校的军车来来往往,有一天,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把靶场设到了海边,在海里不远处设立了几处漂浮在海里的靶标,那靶标是白色的,随着海风靶标在海里漂来漂去,父亲掐着腰指挥着身着水兵服的士兵,战士们扛着轻重机枪来到了海边,向漂来漂去的那些白色的靶标射击,那枪声阵阵清脆悦耳,传的远远的,直到今天我似乎还能听见那阵阵悦耳的枪声,我似乎还能闻到那随着海风漂来的火药味……
  父亲在海军高专学员队担任学员队队长,他历经长达七年【解放战争四年、云南剿匪近三年】的战争,作为一名革命军人,他平时非常喜爱枪枝,那时候,他每天回家时都背着一枝半自动步枪,当时,半自动步枪是我国刚生产的新式步枪,这种新式的国产步枪替代了苏式的“五三”步骑枪。有一天晚上天色已经很晚,父亲还没有回到家里,只有母亲、我和妹妹在家,我们守着一盏油灯,母亲用针挑了挑灯芯,屋子里亮了许多,我们围着母亲在土炕上听着母亲讲着过去的故事;一个大胆的蟊贼翻墙越进了院子,悄悄地摸到了窗户外,那个蟊贼一不小心弄响了院子里一个什么物件,母亲听见后,推开窗户大声斥责着,那个蟊贼慌不择路,此时正遇父亲进院,那蟊贼见有人进院,慌乱之中拼命翻墙逃命,刚进院的父亲抄起半自动步枪追了上去,那蟊贼想爬墙逃命。父亲端起半自动步枪瞄向那蟊贼的腿部,“叭”的一声枪响,爬上墙头的蟊贼一头栽倒在地上。父亲上前一把将那受伤的蟊贼提了起来,押送地方公安机关处理。此事一度成了海军高专干部战士饭后茶余聊天的话题,而且流传了很久。有人说:“历经过战争的人杀气重!不怕邪!”在多年以后,每当家人一提起这件事,父亲总是说,“战争年代,我是机枪射手,每次作战,倒在我枪口下的敌人何止一人,恐怕要用数十人来计算,何况一个小小的蟊贼”。
  父亲喜欢枪,我也喜欢枪,我用小刀按父亲的“5·4”式刻了一只木质的,我在枪上改造了一下,把一颗弹壳底火的铜皮去掉,用铁丝固定在枪头上,弹壳里装满了火柴头,底火放上个砸炮,后边用皮筋控制一根粗铁丝,板机控制粗铁丝,砸向地火上的砸炮,砸炮的爆炸引燃了弹壳里的火柴头,火柴头的爆炸产生了巨大的推力,将插在前面的一颗弹头发射出去。父亲看着我做的玩具手枪说:我的设想不错,从理论上说和真正的枪械是相通的。有一次,就是玩这枝木质手枪发生意外,由于弹头安插的太紧,火柴的燃烧没有把弹头击发出去,反而从后面的底火处冒了出来,把我的脸也熏黑了。头些年看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主人公石光荣之子石林小时玩的那枝木枪竟然和我小时玩得是一模一样。这些情节不免又使我回想起了我的儿童时代。这部电视剧我非常爱看,每次看都会激起我对儿时的怀念。
  我在金沟寨小学上学大约上了不到两年。到了1963年10月后,烟台海军高级专科学校为干部盖的那两栋小楼竣工,我们全家从金沟寨搬到了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北大院的那座刚盖好的小楼里,我们家居住的是14号。搬到这座小楼后,父亲将我转学到了解放路小学【目前这座小学更名为:养正小学,据史料记载:这座养正小学历史悠久,一开始叫:养正学堂,始建于1900年,是清末在烟台的广东商人梁浩池所建,是清朝烟台民族废私塾,建学堂的第一所学校。1900年,梁浩池租了烟台广仁堂东河崖地,建屋十六楹,成立养正义学堂。办学经费完全由梁浩池负担。1913年由热心教育的各界人士成立董事会,名誉董事有吴渔川道尹等五人;1945年抗战胜利后,我山东八路军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了烟台,养正小学和建国小学合并,改名为:广仁路小学;不久内战爆发,我八路军撤出了烟台;到1948年烟台第二次获得了解放,广仁路小学改名为:解放路小学;一直到1985年7月5日,解放路小学恢复原名:养正小学】。
  这个学校就是我上的第二个小学,它也是烟台非常著名的小学,这座小学紧邻海边,教室里就能听到海边那“哗哗”的阵阵浪涛声;那时候,这座小学教育是非常严格的,不但在文化方面,在德育、体育方面都很严格,有时小学还从海军高专学校请来海军战士对学生进行军事教育、如队列、刺杀及射击训练等等;也从海军高级专科学校请来红军将军给我们进行传统教育讲课,记得有位将军说起他的红军经历,特别是说起长征路上爬雪山过草地的经历,对我印象深刻,也典定日后我的信仰;他说:“我们爬过了一座又一座雪山,刚爬过一座雪山前面又一座雪山,我们就这么爬着……”
  也就是从这时起,父亲也对我进行着极为严格的家教,同时经常教育我们如何做人,要仁慈,要讲诚信,要助人为乐,要自强不息,要勤奋好学,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长大了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人,刚上三年级的我听不懂父亲说的“又红又专”,直到我上五年级才理解了什么是“又红又专”。随着我渐渐地长大,父亲又经常给我进行“在困难面前要冲在前,在荣誉面前不能伸手,”从那时候起,小小年纪的我们开始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开始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开始了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教育,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始终坚持着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面对着教室前面毛主席的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从小立下了一个誓言,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做一名坚定地革命战士。由于爸爸从政治教育方面给我进行的这些传统教育,多少年来已经成为了我们一生中做人的准则,使我受益终生。
  那年刚搬到烟台海军高专北大院时天已很冷了,母亲在屋子里生着一个煤球火,由于搬家时东西没有搬完,母亲又回了一次金沟寨。那天,母亲把我和妹妹留在了家里,我们俩关着门窗在屋里,谁知煤球火渐渐产生了浓浓的煤气,在不知不觉中浓浓的煤气差点要了我和妹妹的小命,幸亏被邻居及时地发现,才解救了我和妹妹,此时的我和妹妹已是不醒人事……
  从北大院去解放路小学上学,沿大马路、二马路和海岸路都能走,我有位同班同学朱鲁平就居住在我家房后那座小楼,天气晴朗时,我和同学朱鲁平一起沿着海岸路去上学,天气不好刮大风时,由于风大海浪高,海浪翻滚着是一个接着一个冲上了海岸路,我们俩害怕被海浪卷入大海,只能从大马路、二马路去上学,从这条路走,要路过一个小石桥,桥下的流水流向不远处的大海,每次走到这座小桥上时,我们俩人都要停下脚步看着桥下的流水,闻着混合着海水气息的海味别提有多爽了。可我们俩还是喜欢从海岸路走,因为走这条海岸路,我们可以欣赏到蓝天和波涛汹涌大海,那美丽的海天相连、渔帆点点、海鸥飞翔的景色至今还经常在我脑海里翻腾,在这条路上,我们看到过有人落入大海,也看到过人们勇救落海者的英雄壮举;那时候,烟台市内汽车和行人特别少,上学路上几乎是没有一个行人,一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上学的孩子,四周是静悄悄的……
  每年一到夏季,父亲和一些海军军官都在我们家北侧不远处的海里游泳,我则跑在海边的沙滩上挖着蛤喇,那时蛤喇的个头不小足有核桃那么大。在这里我们全家整整住了一年,直到离开烟台;如今这里再也不是军事禁区,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已将此地交给了地方,被烟台市政府开发成了海水浴场,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来此享受海水的沐浴。
  在我们全家居住的这座小楼的东边不远处,有个操场,海军高专有个503打鱼队,他们每年都要下海打鱼,他们用炮艇将鱼网撒出去,然后靠人力将鱼网拉上岸,有时一网全是小鱼,如果全是小鱼,战士们就在操场上支口大锅烧开水,将小鱼过一遍开水就撒到了操场上,晒成鱼干后在烟台市里销售。扑捞到大鱼时,只见鱼网中的鱼儿活蹦乱跳。每当打上来鱼,我奶奶就拿着个脸盆去操场,战士们从鱼网中给她挑出四、五条鱼,那时,鱼可真没少吃。可能是吃鱼吃多了,我头上长了几个黄水疮,父亲找到海军407医院,医生给拿了药膏,父亲给我抹了好长时间药膏也不见好,海军高专门诊部的一位医生看了看后给父亲说:“实在不行,你就用海水洗洗!”父亲从海边打来一桶海水,给我洗揉,结果洗了两次后,这个顽固的脓疮竟然神奇地消失了。
  学校放假时,父亲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着我经常去海军高专大院,途经一条窄窄的巷子,那条巷子的中间有个海军高专的大门,大门哨位上,有个警通连的哨兵持枪在执勤,枪刺在阳光下闪着寒光。父亲从这里走进去,哨兵向父亲行持枪礼,不知怎么我特别喜欢看那哨兵行持枪礼,即挺拔又威严,士兵身上透出一股阳刚之美。再向东走不远,就是海军高专礼堂,父亲经常带着我们全家在这里看电影。从这里上个坡走到礼堂的北边不远处,父亲的办公室就在这里,办公室北侧是一个大花园,偏东侧不远处是个蓝球场。
  东山炮台西边,就是解放之后被我人民海军接管,在1951年,青岛海军海岸炮兵学校迁到了此地。我们住的小楼北边不远处就是围墙,围墙外就是大海,站在围墙里边看围墙不高,只有不足一米,但围墙外很深,下面就是海滩,海浪一浪一浪地冲击着海岸,风平浪静时,海面犹如一面蓝色的镜子,大海是那么的迷人,我曾许多次爬在围墙上看着没有多远的崆峒岛、养马岛和在大海里来来往往的帆船;大海使我产生了无尽的联想;海军高专有个503打鱼队,战士们开着一艘巡逻艇每天出海撒网,每天都打上来很多鱼,我的奶奶在我母亲办理随军之后,她也跟随着母亲来到部队,从1952年在青岛太平山到胶县,从胶县到烟台,到青岛,我的奶奶一直跟随着我们全家;只要是部队打渔队出海,我的奶奶就坐在海滩上望着大海中的打渔队,她每次去都拿着个脸盆,望着大海中那艘打鱼队的巡逻艇,期盼着他们早点回来,帮助战士们拣拾鱼儿,最后,奶奶总会弄上四五条鱼回家,那时候我们全家可没少吃新鲜的带鱼。
  1962年,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叫嚣着“要反攻大陆。”战争的紧张形势笼罩着我国大陆漫长的海岸线,烟台也被列入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进攻的前线。为了加强战备,父亲他们随着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校长孙亮平大校、殷国宏少将上了南山,据说:南山上有一个天然的巨大山洞,海军高专首长决定在此设立军事指挥所。从这个山上的洞口向山下望去,只见山下层层迷雾、山峦叠障,北边远处是兰色的大海,向西北方向望去,整个烟台尽收眼底。听父亲说,一旦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来犯,这里是烟台保卫战的首选战场。为了防止这场可能出现的战争,在海军高专首长的组织下。全体学员召开声讨蒋介石集团企图反攻大陆的声讨会,会后学校的干部学员举着标语走到烟台市区游行。就连我们小学校也都将孩子们组织了起来,在烟台市各个路口站岗值勤,孩子们扛着红樱枪哪个神气劲别提有多兴奋了……
  1963年8月初,正当华北广大农田丰收在望之际,海河南系的三条河流出现了有水文记录以来的特大洪水,河北南部下大雨,造成洪水泛滥,就连济南黄河铁路大桥也被洪水冲跨;这是二十世纪以来海河流域的最大的洪水。那次暴雨持续时间之长、强度之大,均超过了海河流域的最大降雨记录。
  父亲心系家乡,专门请假带着我们全家回了一趟河北老家。因济南黄河铁路桥梁中断不能通车,父母专程从烟台乘船绕道天津。我们全家在一等仓位的一个室内,有两张床位。这艘轮船在茫茫的大海中航行,我围着轮船跑着、玩着,我被四周无边无际的大海吸引着,海连着天,天连着海,那种感觉实在是令人神往。成群的海欧地围着轮船飞翔着,有的还落到轮船的甲板上,发出“咕咕”的叫声,在船的尾部,我看见在翻滚的海浪中不时的还有鱼儿跃出水面,轮船巨大的推进器推出的浪花在翻滚着,在海上留下一道长长的波纹,有很多鱼儿尾随着船在海面的波浪中时隐时现。当船行至大海深处的长山列岛时,轮船停了下来,从远处的长山列岛驶来一艘小机帆船,小船越来越近,当小船和大船并在一起时,两船之间搭起一座小桥,从小船上走上来一群旅客,从我们这艘大船上向小船也走过去一些乘客。直到这时,我这才看明白,原来这艘大船在茫茫无际的海上也有站呀?!船又继续航行了,当船快要到天津时,船的两侧出现了陆地,原来轮船已驶入了海河。我们从天津乘上火车南下直奔河北南部。那次旅途给我印象极深,我记忆深刻!
  在烟台海军高级专科学校,还流传着这么一段趣闻:1964年8月20日,那一天,天气晴朗,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到了烟台海军高级专科学校视察,当上午董必武副主席要去视察部队时,他和校长孙亮平正准备到操场上检阅官兵方队时,出了一件意外尴尬的事情。由于开美国氅蓬中吉普的驾驶员同志早上闹肚子,但他又生怕错过了这次难得的给中央首长开车的机会,并没有报告这件事,当他等候首长时一直没有事,竟在关键的时候却来了个内急,自己也没打招呼就去了卫生间,本想一会儿就能回来不会有事,可人算不如天算,偏偏就在这时候,首长们出来就要乘车去操场……可此时,谁也不知驾驶员的去向,那个场面别提令人有多难堪啦!说时迟,那时快,当时,时任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校长的孙亮平大校。也没问下属什么,自己亲自打开车门请董老上车,等董老坐稳后,只见孙亮平校长自如地开动了汽车,不一会就来到了大操场愉快地检阅了官兵方队,在场的官兵看的个个是目瞪口呆。检阅完毕,董老当着大家的面表扬了孙校长,并号召全体官兵要一专多能。从那件事以后,学校规定,凡今后再遇中央首长来校时,每辆车都要配备两名驾驶员以防不测……
  那一天,父亲就在受阅部队队列中,阅毕,董老和海军高专教师暨第一期工程师毕业官兵在操场上合影,父亲就在这张照片中坐在第一排左数第八人。董必武检阅部队时,我和朱鲁平等小伙伴们就在操场边上的草坪上玩耍……这是烟台海军高级专科学校的一段趣事,堂堂正军职首长给中央首长开车,这在当时还是件闻所未闻的事情呐。也就在这个月,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上将陈士榘也来到了烟台海军高专视察了全体官兵。
  烟台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校长为了教育学校内海军干部子女,经常安排干部组织子女进行学习和军事训练,记得有一次把很多子女集中在烟台高专大操场上进行队列训练和射击训练,训练了几天之后又进行真枪实弹的射击,最后把所有子女拉的东山炮台南边不远处的靶场参加射击,那时候,海军高专用的还是苏式“五、三”步骑枪,那种枪稍微长点,射击时后坐力大些,弹壳底座稍微大一些,而且都是铜制的,每一次参加射击时我都和这些孩子们一起去捡拾子弹壳。
  在海军高专北大院有座日本建筑风格的小木楼,小时候,我和童年的伙伴小学的同学朱鲁平,他父亲朱永文是海军高专训练部副部长,(朱鲁平,字佑公,号鲁达,中国民主建国会颜祯卿画院一级画师,南京画坛十六家之一。他的国画享誉海内外,特别是在江南一带很受欢迎,如今居南京。1964年12月1日我离开烟台后,就和朱鲁平失去了联系达47年之久,直到2011年5、6月间才在无意当中,在互联网的交流中和他联系上。)经常在这座“小楼”玩耍;大门外有个摆地摊的小人书地摊,鲁平和我经常在那里看书。如今这里已开辟为烟台的著名旅游景点。如今,我的这位朱鲁平同学经过了数年的奋斗,成为了当代中国著名的画家,颜真卿画院一级画师院士,他是中国近代画坛泰斗韩少婴老先生的关门弟子,南京十六家之一,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民建南京委员会副主席,南京艺术协会会长。其父朱永文在烟台海军高专离休,其母毛文波也在海军高专离休,如今两位老人在烟台安度晚年;这座著名的军校校务部政委是刁乐山,他是山东栖霞人,抗战初期参加八路军,解放后调入海军。
  我和朱鲁平都是16岁参军,他在空军,我到了陆军,他从17岁开始拜师学艺,成为了韩少婴老先生屈指可数的关门弟子,他和老师十年寒窗共朝夕,其性格豪放不羁,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如今他是南京颜真卿画院院长,他被画界称为浪人,多在外云游作画擅长画山水花鸟鱼虫,其作品享誉中外,价格不菲。一平尺3至5千不等;在日本、港澳台、江南一带他的作品大受欢迎。2012年5月17日,他应邀来邯郸作画。那天早晨,我乘7时36分的6421次火车7时50分到了邯郸,他给我发来手机短信叫我“别出站,在站台等他。”他乘坐的4410次8时05分进站,我们在邯郸车站站台相会,这是我们俩自1964年12月1日烟台一别47年后的首次相会,在邯郸新凯悦大酒店,我们说起了47年前的离别,感慨万分。
  转眼就到了1964年11月底,海军干部部一个命令下来,父亲说调动就得马上走,军令如山,父亲和母亲匆匆忙忙地准备着。好在全家也没什么家具,打了几个包装箱就准备妥当,离开烟台的头一天晚上,海军高级专科学校礼堂还专门为欢送父亲演了一场电影《军垦战歌》,这是我离开烟台时看得最后一场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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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3 16:32 | 显示全部楼层
  六、青岛嘉峪关路小学  
 
  到青岛后,我进入了嘉峪关路小学(原海军子弟学校),这座学校在青岛是一座非常著名的小学,在这里上学的学生基本上是海军干部子女,学校里也有人数不多的陆军和空军干部子女,这座小学是我上的第三个小学。
  爸爸把家安顿好后,爸爸骑着自行车把我送到了山下嘉峪关路小学,在这里我接着上三年级。
  这座著名的学校是1953年11月3日建成,是海军干部子女学校,当时隶属海军北海舰队,一开始小学只收海军干部子女,在这里上学的孩子全是海军内部干部子女,就连学校的教职员工大部分都是海军军人,后来是以海军干部子女为主,也兼收陆军和空军干部子女,以陆军121疗养院和空军171疗养院的子女为辅。学校门口不远就是69军军长李水清居住的别墅。据说,有很多中央军委的干部子女也在这里上学。这个学校因地处八大关内,四周的环境极好,一年四季,郁郁葱葱,静悄悄的,既使站在学校的围墙外也听不到学校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在八大关内居住的大都是中央在青岛疗养休息的高级干部。这座学校据说是在全国范围内条件最好的学校之一。学校内设施齐全,有自己的天文台,有自己的礼堂,两栋教学楼,西北侧有一足球场,操场一周是高级别的跑道,教室内夏有电扇,冬有暖气,涂着紫红色地板漆的木质地板。这个学校的设施在全国也是比较先进的。从我们家居住的佛涛路9号到学校下个坡走没多远就是,也就是300—400米。那时,学校为了照顾孩子们上学,将居住在佛涛路、八大关的孩子分为两个班,佛涛路的孩子一个班,八大关的孩子一个班,我们这些孩子们由于长期生活在军队大院受父辈军人的影响,同学们很守纪律,放学时,孩子们都是排着队回家的。
  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在学校里不仅学文化,还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我们的教室前面的上方张贴着毛主席的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生尊敬老师,同学相互团结,我们是高唱着“东方红……”长大的少年,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我们这些少年个个是爱憎分明。学生都爱做好人好事,而且做了好事也往往不愿留名。那种氛围现在我想起来还是有说不完的话题。
  学校除按正常教学大纲教数理化外,受当时孩子们家长的影响,学校还增加了军事课程,为了适应上军事课程时,我们都必须吃住在学校内,所进行的科目,有射击、体育各项比赛、野营拉练,夜行军等,记得有一天夜里,天空没有月光,连星星也看不见,八大关的别墅区飘荡着片片雾气。我们大家都进入了梦乡,一阵刺耳的紧急集合的哨声突然响起把我们这些正在熟睡的孩子从梦中唤醒,在黑暗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打起背包,打好背包的同学们接二连三地冲出宿舍在操场上集合,老师带着我们将队伍拉向了太平山,从山的南麓我们下山,我记得山坡下是一层层麦田,那时候麦子还没有收割,我们穿过麦子地头,又沿着湛山大路返回了学校。这样的煅炼不仅煅炼了我们的体质,也煅炼了我们钢铁般的意志,那时候,我们才是十二、三岁的孩子。
  青岛市要召开体育运动会,选择了我们小学在体育场搞巨型图案变换,我们每位同学身穿上白下蓝的学生装对着红领巾,手拿着一大张变换图案纸,随着王老师来到体育场,我们按着每个人的位置坐在看台上,在体育场看台下面,王老师向我们发出一道道指令,我们将手中图案上的编号那一页翻向外面,一幅巨大的图案展现在观众的视野里,我们做得非常认真,生怕弄错使图案出现问题,虽然,我们自己虽然看不见图案的变换,我想,那一幅幅变换的图案一定很美丽,我们能为成千上万的观众和运动员展现出一幅幅巨大的颂扬祖国的画面,我们内心深处感到是无限的自豪;
  那时候,我们这些才十几岁的孩子男女同学之间不怎么来往,男孩子找男孩子玩,女孩子找女孩子玩,互不干涉,有时上体育课时,那位男体育老师把我们带到操场后,同学们是有的玩垒球,女孩子玩跳绳,有的男孩子玩踢足球;就连在教室里上课时有的男孩子用手量着课桌,“八扎倒回四扎”在中间画上一条分界线,男女学生之间互不侵犯领地。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一开始是位戴着眼镜的老师朱月娥,时间没有多久,她就去教别的班了。我们班迎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王文琴老师,她从1965年春一直担任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王老师带着我们去海边捡拾鹅卵石回学校铺设鹅卵石路;在王老师的带领下同学们在学校门口传达室后面一层层地挖掘了下去,几天之后我们竟然挖掘了一个水井;王老师带领着我们去海边人民公社拾麦穗,在海边我们一边拾麦穗一边欣赏着远处蓝色的大海;王老师还带领着我们去青岛卷烟厂参观,卷烟厂车间里浓浓的烟草气息喷发出浓浓的烟草香气;王老师带领着我们去汽水厂学工打木箱劳动,休息时我们进入车间参观了食品车间,那一团团的高粱饴糖在案板上放射着阵阵香甜;“文革”开始后,王老师又带领着我们步行二十多里去很远的浮山所参观“批四旧”;王老师还带领着我们去参观设在青岛天主教堂内的“不忘阶级斗争!”展览;这一幕幕的往事时常地回眩在我的记忆里;在青岛太平山上的湛山寺是一座著名的寺庙,但在文革破四旧中遭到了破坏,红卫兵将寺内大佛捣毁,扔在湛山寺门外大路两侧的沟内,我和同学们还跑去观看……那些年王老师和我们经历了许多许多……就这样我们在风雨中一直熬到了1969年秋,王老师又把我们送进了39中。这期间王老师曾两度来家里搞家访。每次到我家都是爸爸接待她,记得她第一次家访时是个冬天,那天,王老师来时,她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那次王老师家访,我流泪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雪花中飘来的红围巾……
  太平山下有个汽水厂,那时候,工厂和学校结成了对子,工厂向学校派出了工人宣传队,而学校则经常以班为单位到工厂参加学工。我们学校组织同学们去工厂学工就是在这里,工厂的工人师傅们按排我们这些孩子们钉木板包装箱,其实什么也不会,休息时我们这里走走,那里看看,最吸引我们的是车间里生产的高梁怡糖,那堆糖老大老大的,尤如一大块发面团。我们每人从上面挖下来一小块偿了偿,很好吃,这是青岛很著名的产品。当时,就是在青岛居住多年的人也都很难买到。
  1966年6月,文革开始了,这是一场伟大领袖发动的防止国家改变颜色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刚开始时,我的小学还没有出现乱局,由于运动的深入进行,青岛出现了一些混乱的局面,后来也影响到了我们这座小学,在学校教导处那座小楼前,校长岳皓遭到了批判,我亲眼目睹了在批斗会上岳皓校长用嘶哑的嗓音解释着什么,批斗会现场的同学们失去了往日那样整齐有序的秩序,整个会场上显得是乱哄哄的,同学们有的爬在树杈上,有的坐在墙头上……
  也就是从这时起,学校也受到了文革的影响,青岛“造反”的势态也影响和漫延到了我正在上学的嘉峪关路小学,学校里是大字报满天飞,教学秩序一度出现了混乱。那时候,男女同学互相之间不说话,谁要是发现哪个男女同学之间说话了那可不得了,很可能被其他男同学看见说你“看上她了”。记得有一天去上学,男同学走到教室门口谁也不进教室,原来教室里全是女同学,王文琴老师没有办法,为了让男同学进教室,王老师就叫女同学全都出去,女同学刚走出教室,男同学呼啦一下一窝蜂似的涌进了教室,王老师看看男同学都坐好了,就叫女同学进教室,谁知女同学刚进教室还没有坐稳,只见男同学如一道闪电似的一窝风似的跑了个精光,有的从门口跑了出去,有的从窗户跳了出去,那一刻的情景,在过去了五十多年之后我还记忆犹新;每当我一想起这件事,我就感到匪夷所思,那叫什么事呀,简直就是一场“恶作剧”;还有一次,几个男同学进入教室后,把桌椅推到了教室门口从里面顶住门,同学们上学来了,谁也进不了教室,害得老师还要爬窗户进去搬开桌椅。还有一次,有一位男同学在教室里闲得无聊,拿起扫地的笤帚放到教室门上,本想用笤帚砸个进来的同学笤帚取取乐,谁知进来的偏偏是王文琴老师……
  王老师捡起砸中自己的笤帚放到了教室门后,抬头看了看教室里自己的学生,一句话也没说,这时我看见那个往门上放笤帚的同学在下面低着头眯着眼,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
  我们学校周围的环境很美丽,学校门口的嘉峪关路两侧全是枫树,每当枫树树叶红的时候就有一批学生毕业,枫树的叶子每年由发芽长叶变绿变红,年复一年地轮回生长着,伴随着我们过了一年又一年;路边的路灯是墨绿色的也很好看,我的一位同学张伟,本来就有些调皮,有一天放学,同学们还在校园内,张伟随手捡起一块石头,本想向前面的女同学黄静捷、张炬扔去,谁知他用力一甩手,手里的石头偏离了目标,石头没有砸住前面的女同学,石头不偏不倚飞向了路边的一个高高的美丽的路灯灯罩,只听“哗啦”一声,那个路灯上美丽的灯罩碎了,张伟伟一下慌了神,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可此时的张伟伟并没有意识的这一点,善于随机应变的他一扭身用手指着我喊到:“是他打得!”我冲着他喊到:“明明是你,怎么说是我呢?!”说着话我就和他扭打在了一起,张伟伟瘦小,他不是我的对手,只几下张伟就被我压在地上,我狠狠地教训了他。由于居住在佛涛路的孩子们多,我还没有回到家,消息就传到了我爸爸那里,然而,传过去的是“我把路灯灯罩砸碎了。”回到家后,爸爸用军人的威严给了我一个响亮的耳光,只打的我是两眼冒金星,面对着爸爸严厉地教训,我心中充满了委屈;虽说这件事过去很多年啦,可我一想起这起小小的“冤案”,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要是能见到张伟伟,我一定要和他“算算这笔冤枉帐”……
  由于学校里的同学大都生活在军队大院,从小就具备有军事才能,特别是在放学回到佛涛路后,一到晚上那可就是孩子们玩耍的好时候,而且玩的范围之大之广不是现在的孩子们能想像出来的,几乎是涵盖了整个海政校、太平山和八大关,主要是以军事游戏为主,爬山、上房、上树、越沟,也不顾什么危险不危险,家长们也从不过问干涉,那些日子里我们玩得是既大气又爽快,那可是我们儿童时代最高兴的一段时光。
  岁月匆匆一晃就是三十年。1999年4月27日,我带着一个旅游团在青岛,5月1日那天,自由活动,一大早,我只身一人来到海水浴场,在路过花石楼时,我从海滩向花石楼走去,从花石楼向海滩下面走来一人,我一看,这人不就是张伟吗?那一瞬间,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这是我们分别四十多年后在青岛花石楼相遇,可我们谁也不敢相认,就这样我们在相视中擦身而过……
  岁月又过去了十二年,2012年10月初,青岛39中同学邀请我去青岛参加同学会,时间定于10月29日,我经过细致的筹划后,我又一次踏上了去青岛的路,29日早上8时,我抵达了青岛,出了车站,我沿着海边一路漫步走到了同学们预定的地点延安大酒店,中午,我和四十多年不见的同学们欢聚在一起……
  第二天,也就是30日中午,我又和小学王老师和同学们欢聚在一起,在新世纪大酒店我们小学的同学欢聚在一起,张伟借着欢聚讲起了四十多年前那个砸灯罩的故事……也说起了那次在花石楼海边的相遇……
  2013年10月31日,青岛嘉峪关路学校60年校庆,我又去了青岛嘉峪关路学校,这是一个枫叶红了的时候,学校门前的路上那一路的红枫树是那样的好看,几十年以前在这里上过学的孩子们回来了,有的已是满头的白发,有的已是满脸的皱纹,他们有的脸上透彻出岁月的沧桑,然而,他们没有忘记曾教育过自己的学校,他们在人群中寻找着自己的老师,回忆着过去的美好岁月……
  那时,毛主席有那么一句话叫“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么!我们在太平山上也挖开了洞,放假期间,那个洞简直就是我们最好的去处啦!从我们居住的佛涛路家属院通往山下的供应站的路边,有一个大水坑,春暖花开的季节到秋季,这个水坑里有不少青蛙和小鱼,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玩耍的地方;一到冬天,水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孩子们又穿着划冰的鞋在冰面上划来划去,有时一不小心冰破了,经常有孩子们掉进冰冷刺骨的水中。
  我们小学毕业时并没有离开小学,而是在小学办了个初中班(也就是七年级,约一个学期),还是王文琴老师负责教我们,那些日子里我深刻地感受到王老师继续教我们幸福感,说实话在我的内心深处还真是不愿离开王老师;然而,岁月就像流水一样瞬间过去了,直到我们全都去了39中后小学办的这个初中班才结束。我记得离开学校的那天,同学们都去了学校,大家都舍不得离开王老师,都围着王老师交谈着,我也在人群中面对着就要离开的王老师,我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我内心深处颤抖着,不知不觉中我已是热泪盈眶。我向母亲要了一枚毛主席纪念章,这枚毛主席像章是一枚毛主席正面的像章,制作精良,是一枚比较好的像章,我双手捧着送给了王老师,我望着就要离别的王老师,我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在那个年代送一枚毛主席像章已是非常珍贵的礼物了。
  在这座军校居住,从小使我们接受了非常先进的思想教育,面对着无数英雄人物的形象,也早早地使我们形成了一种人生最正确的世界观,那就是从小不怕苦、不怕死,勇于挑起重担,特别是玩着军事游戏也充满了认真,恨不得大的战争早日爆发,我们也好真正地奔赴战场杀敌立功报效国家;那时候,我们特别瞧不起那些油头滑脑、光说不做的地方干部子女。
  学校每次放署假、寒假就是四十多天。住在佛涛路9号院的孩子挺多,大都在这个学校,放假后一个个成天不是山上就是山下的乱跑。佛涛路的孩子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互帮互助,要是哪家的孩子下山去买粮买菜,不用召唤,一下山就是一大帮,而且都是孩子们,到部队食堂找个推车就下山了,站队、开票、过称、装袋,全是孩子们,一切完毕,这支由孩子们组成的小队伍推着满载粮食和蔬菜副食品的车子上山了,那简直就是一支孩子采购队。部队的战士们对空中目标练瞄准因缺乏器材,找到我们孩子们说了此事后,孩子们七手八脚拿出了看家的本事放出自己的风筝,供部队训练用,事后受到了舰队首长的表扬。
  佛涛路大院的孩子们有个好传统,如果谁家要是有事,孩子们都乐意出手相助,买粮、买煤,没有一个不乐意的,有一天新大楼一位阿姨需要一桶海水,叫我去给她弄一桶,我二话没说拿起铁桶直奔了海边,挑起水桶一步一摇地送给了那位阿姨。
  与我家同住一个走郎的一位海军军官季国荣,他是江苏人,那简直就是个孩子王。只要他一有空去海边时,佛涛路的孩子们就跟去一大帮,有一次,他说要去划船,孩子们一听乎拉拉来了一大群,他领着孩子们来到海边,找到了一只能乘坐10几个孩子的大舢舨,孩子们蜂拥而上,他划着船在海里绕了一个大圈圈,孩子们在船上是有的笑,有的哭,有的吐,记得张军华在小船上是哇哇地吐着,那真是出尽了洋相;小船在海里转了一大圈,划到了海里一个海带养殖场,我看见海带都是根朝上长着,海带叶子在海水里飘荡着。
  爸爸是军人,粮食由军队供给;而家庭中的其他成员都是凭着粮本供应,细粮有70%,粗粮有30%,母亲每次做饭都做了些少量的粗粮,那时的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次吃饭前,我总是饿的饥肠辘辘,母亲做好饭后,我也总是想先吃,可是母亲从来不让,总是要等着爸爸坐下后才让我们吃饭,直到这时,饥饿难耐的我总是抢先掀开锅盖,锅里蒸着几个热气腾腾的白面馒头,其中只有一个孤零零的玉米面窝窝头,我望着锅里的馒头,看着父母亲和年纪还小的弟弟妹妹,我毫不犹豫地抓起那个孤零零的窝窝头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那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从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入手做起,在许多小事上事事处处着眼,都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利益面前“先人后己”为基准,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优秀的政治品质……
  佛涛路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些都是我上小学时期的故事;也是我终身难忘的经历,这些故事永远地激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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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3 16:38 | 显示全部楼层
  七、佛涛路的岁月  
 
  1964年12月1日早晨8时许,我们全家踏上了开往青岛的列车,我望着列车北侧窗外的蔚蓝色的大海,我的心也如同大海翻滚的波浪似的,就要离开烟台了,我的心里对即将离开的烟台充满了一阵阵惆怅,也许这一走将不会再来;近30年之后的1993年初秋,我因公出差路过烟台,专程去了解放路小学所在的老城区,这里还是一切如旧,那条海岸路下海浪依旧;当我途经南山脚下时,可我怎么也找不到惜日的金沟寨,怎么也看不见那条清澈的河流和那座使我迷恋的小桥……
  那时,乘车外出的人极少,只有我们一家人进站检票,若大的车站站台显的空荡荡的。站在站台上四下里望去,站台的北侧是大海,远处的大海在翻着波浪。好象这趟列车是专为我们一家人开的似的。我站在列车的车门旁边,回头看着这座就要离开的城市,我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惆怅和疑虑,这里留下了我的依依不舍的情感,我们一家人上了车,车上人也很少。
  我问爸爸:“青岛有海吗?”
  爸爸说:“青岛的海和烟台的海是连在一起的。”
  那次离开烟台,在我的心里产生了对大海的眷恋,生怕自己再也看不到大海似的,说起大海。每当我一想起大海,我的心里有一股无法诉说的感受,如果站在蔚蓝色的大海边,看着远处的碧蓝的大海,望着那一艘艘远航的轮船,偶尔也可看到那一艘艘划破海浪的军舰,特别是那一艘艘飞速航行的快艇,那速度要比陆地上的汽车不知要快多少倍;一到夏日,孩子们每天都要去海水浴场游泳,迎着海浪波涛去享受着大海给予的博大情怀,那时候,孩子们不用谁教,个个都会游泳。
  那时的火车开的特别慢,轰隆隆的列车行驶在蓝烟铁路上,当火车行驶到蓝村车站停了几分钟后,火车再次开动时,一幕奇怪的景象发生了,火车不是往前开,而是倒着行驶了,那些年居住在烟台,每当坐火车路过蓝村车站时我都要好好地体会这有趣的蓝村倒车,像这样的感受每一次我都感到新鲜有趣回味无穷;那时我小,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得知,蓝村车站是个人字形中转小站。可那时因为我小不懂这些,还以为火车又往烟台开呢。我高兴地喊着:“爸爸,火车又往烟台开呢!”然而火车并没有开回烟台……时隔47年后的2012年10月30日,我参加完青岛的同学会后去烟台的路上,又重新体会了一次有趣的蓝村“倒车”;好象又回到了我的儿童时代……
  中午12时才到青岛,海军政治学校派来了一辆美式吉普接着我们全家来到了市南区佛涛路9号院,我们全家暂时住进了海军政治学校招待所,吃过饭后,爸爸去海政校干部处报了到,父亲在胶东半岛转来转去又回到了青岛。
  2012年12月1日那天,我闲来无事,就给在北京工作已经退休的刘俊英大姐打了个电话,我告诉她:“我青岛的同学给我发来了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竟然是父亲、敬德刚和吴忠仁叔叔,还有学员队文书高胜雄叔叔、两个区队长李桂芝、李玉梅以及54名学员的合影,这张照片就是在学员队楼下照的。父亲手里拿了张奖状,这张照片的相关背景我不清楚。如果需要我洗出照片后寄往北京。”
  在电话里,刘俊英大姐给我说:“我们是1964年8月29日到海军司令部接收青年学生委员会报到的,我们集中完毕后,就乘火车去了青岛,刚到青岛,我们就去了海军潜艇学校训练,海军司令部在肖劲光司令员的指示下,院校部和海军干部部就开始着手组建海政校学员队,挑选物色队长的人选,这个学员队队长的人选不是海政校选的,而是北京海军院校部在全海军挑选干部,当时挑选干部政治条件是相当严格的,设想要带好这支女兵学员队不是那么简单的,从政治作风上精挑细选,千里挑一,经过三个月的千挑万选式的选择,最后由海军司令部、院校部、干部部拍板确定了人选,我们李队长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选中从烟台海军高级专科学校来到了青岛海军政治学校。那时,我们刚到部队才三个月,我们这些学员都很小,李队长来到学员队后就象一只老母鸡呵护小鸡一样呵护着我们,就象慈父爱着女儿一样爱着我们这些女孩子,生怕我们出事,那些年里,谁要是想在学员队找事。无论军衔高低,李队长对谁都不客气!李队长在这支学员队里那可是呕心历血,倾注了全身心的爱。对此,我们这些学员是终身难忘!李队长最后的结局,我们很多学员都为他回到内地而挽惜,他不该离开青岛回到河北去,我们都为他最后的这个选择感到了遗憾……”
  到青岛后,我们全家居住在佛涛路9号大院,可烟台那座居住惯了的小楼总是在我的心里,总有些恋恋不舍之情。
  佛涛路位于青岛市南区太平山西南方向的一条宽不足七、八米、长不过300多米的山坡路,路的南北两侧大多是海军军事机关,南侧9号院是家属住区,紧邻这家属院南侧不远还有一个陆军单位,这里这支陆军部队人不多,但是待遇好像很高,无论干部战士在冬天全都穿着草绿色呢子军装,红红的帽徽、红红的领章,很好看。
  佛涛路9号大院里就如同是一个大家庭,无论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还是寒冷的冬季,只要孩子们一凑到一起,就象一团燃烧的火焰,在那开心的气氛中充满了童趣和纯真,无论是将军还是校官、尉官的孩子,那种至纯至真至爱的亲情是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媲美的;在那些纯真的岁月里,这个大院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在四十多年后我依然感到那个岁月是那么的至真至纯,以致我心中充满了对青岛的怀念,我怀念我的小学中学,我怀念我的同学,我怀念我的老师,我怀念那些曾为共和国的诞生出生入死的伯伯叔叔阿姨,我怀青岛的山山水水;我十几年来去过数次青岛,每次去我都要重走两三次佛涛路,这是条使我魂牵梦绕的路。
  海军政治学校地处青岛市市南区太平山半山腰,占地面积很大,它的周长约有几公里,海政校分为一区、二区两个区,这两个区以佛涛路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在一区有两栋日尔曼风格的老建筑。西南方向紧靠着风景秀丽的八大关,八大关是以东西南北纵横走向的十条路的名称所著称,一般被人习惯地称为八大关,为了对这个路名有个更深的记忆,住在这里的人们编了这么个顺口流:说是“香港西路太平湾,武家还正临居山;右短左长紫宁关,道是八关却十关。”
  八大关内有八十多座著名的别墅,其中花石楼、公主楼、元帅楼名扬海内外;如今,这里已被开辟为著名的旅游圣地;这里所说的花石楼位于黄海路18号,一说是1903年由德国人建造,一说是30年代由白俄建造。据查阅有关资料:说是1932年由格拉西莫夫所建造,欧州古堡式,同时融入了希腊、罗马建筑风格及哥特式建筑风格;据说当年戴笠、蒋介石、董必武、陈毅到青岛时都曾住过。在八大关的公主楼位于居庸关路16号,猛地一看,这座尖塔和不规则的斜顶屋组成了别具一格的建筑风格,南边是方型平台;就如同童话故事中的建筑一样,精巧可爱;它建造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据说此楼是当时驻青岛的丹麦总领事为丹麦公主建筑的别墅,准备丹麦公主来青岛避暑时居住,实际上这位公主从来也没有来过,但“公主楼”这个叫法却传遍了青岛。居庸关路11号乙,是“风流女谍”川岛芳子曾住过的别墅;太平角一路1号(积善堂),朱德1950年、1957年两次来青岛就住在此处。山海关路17号,是著名的“元帅楼”,十位元帅有六位(徐罗彭刘贺叶)住过,在一间房间内置有千年樱花木十分珍贵。贺子珍、江青也曾在此住过。山海关路13号,是韩复渠寓所,汪精卫在1935年曾在此住过。当然,八大关的传说还有很多……
  海军政治学校校务部来了一位干部,把我们全家安排在了6栋4号,这个9号院是一个大院子,就座落在太平山半山腰,长有300米,宽有100多米,在这个大院子的四周全是瓦房,住在这里的全是海军政治学校的军人及家属和孩子。那时,我们这些孩子年龄都不太大,大都是10来岁,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因这些作父亲的,大都参加过战争,由于战争,他们根本就顾不上谈这些儿女情长的事,他们大都是在解放后才组成家庭的,有的军官是回到家乡探亲后带个农村的女人来到了部队;也有个别的家庭两口子都是军人;其中因战争致残的军官不少,记得北海舰队某驱逐舰政委就是一只胳膊,他也是我国海军第一艘驱逐舰的政委,因战争致残剩下一只胳膊,因而号称“独臂大尉”;当然,在海政校这个大院内,由于战争致残的军官何止这一人,还有一位也是一只胳膊曾受伤的上校军官,人们都习惯地称他为“独臂上校”。
  海军政治学校校长康庄少将,是位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江西泰和人,他1930年参加红军,他参加过井岗山五次反围剿,经过长征,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他身经百战,九死一生,1970年10月,康庄调海军上海基地任政委(兵团级,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大军区正职),海军政治学校行使军级权限。政委吴罡是河北枣强县人,他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他曾担任冀南第六地委组织部长,直到解放战争时期才调到第二野战军第173师任政委。因他有文化,在军内被很多人称为“秀才。”“文革”期间,吴罡受到了冲击批斗。有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从海军政治学校的操场路过,造反派正在那里开批斗会,只见吴罡反穿着军大衣,反戴着军帽正九十度弯着腰接受批斗。我回到了家里,见父亲在家,我就给父亲说了此事,父亲听了后训戒我不要去看。由于吴罡挨了批斗,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派,迫于无奈,他从八大关别墅区搬到了佛涛路9号院,全家人挤在一间不足15平米的小屋,且经常有造反派的孩子用石头砸他家的玻璃门窗,对此,父亲要求我不要和那些孩子在一起。1982年,吴罡调北京任海军副政委。
  1964年12月20日,父亲步行去了海军潜艇学校,海军政治学校距海军潜艇学校有10里地,在那里有一批由海军接收青年学生委员会(注:录取通知书上的公章就是这几个字)新录取的北京籍、上海籍学员正在集训,父亲把他(她)们接回了海军政治学校,他(她)们是步行着走到海军政治学校的。从此,父亲又率领这些学员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1965年,大比武还在全军盛行,军校学员也不例外,女兵也照样和男兵一样,从早晨一出操就开始了一天的紧张生活。父亲每天起得很早,他赶到学员队居住的2号楼,都要和学员们出早操,他(她)们跑出海军政治学校北门,围着中山公园转一圈后又返回学校内;然后是洗簌时间,吃完早饭后,学员们就进入教室,这就开始了一天的学习。而此时的父亲就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安排着学员们的集训课程。
  在1号楼的后边就是太平山,太平山是青岛市区第一高峰,海拔150余米,山上树木茂密,茅草丛生。早年间,人们都将太平山称为“会山”,100多年以前德军占领时期,称其为“伊尔梯斯山”,德军占领期间在山上建有炮台及各种军事工事,并挖有一个贯通南北的巨大的山洞,日德战争德军战败,日军就在此山继续进行控制改造,日军称其为“旭山”,至到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才定名为“太平山”。太平山上山石嶙峋,起伏蜿蜒。向西延伸青岛山,八大关,小鱼山;向东伸展至湛山寺,湛山寺这座千年古刹是金碧辉煌,巍峨壮观。弧形的山势真乃天工神造,适于各种植物生长,德军占领时期,就开始在山上植树造林,他们从世界各地引进了各种名贵树种和花卉,如漫山的橡树就是从德国带来的,此后山的南坡被德军开辟为公园,当然,那时是不准中国人上去的。太平山上有一种植物,我们孩子们都叫它野杨梅,每到秋季,它就象一颗颗红宝石一样长满了绿幽幽的山坡,它的果子酸甜酸甜的,孩子们一到这个季节就三五成群地跑着摘取这些野山果。太平山上的树木大都是高大粗壮挺拔的松树和橡树,太平山上还遗留着国民党军占领时期的一条围着太平山长长的战壕和数十个地堡,遗留着德军和日军占领时期的各种坚固的军事工事。每到孩子们放暑假、寒假时,这大山上就成了孩子们玩乐的好去处。我们玩得最开心的游戏,莫过于军事游戏了,只要是孩子们凑到一起,就会自动分成了两部份,有时,还为哪一部分是解放军,哪一部分是国民党军而争得面红耳赤,直到分好了人马就迅速拉开了阵势,在当年国民党军挖掘的战壕里,一部分则对守方发起了攻击;太平山半山腰上的这条战壕由于年代久远已经是不足一人深,顺着战壕可看到一个一个的地堡。我们这些孩子们就在这里展开了混战,一时间是飞沙走石,一场激战就开始了……。当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受伤,也为了防止有些家长找上门来怕父母责怪,双方每个孩子都做了各种各样的准备,有的孩子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些钢盔,这些钢盔中有一部分居然上面还真的有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双方的攻势和守势确实紧张激烈。一场“战斗”下来,我们这些孩子们玩得是个个灰头土脸。如今这里已被定为植物园,也是我国最大的自然生态植物园;我们的孩童时代有很多事是极有童趣味道的。太平山上长满了松柏树林,树上有很多马蜂窝,孩子们只要一发现马蜂窝,就会群起而攻击,大家捡起石头一起瞄向马蜂窝投石头,不一会马蜂窝就被我们击落,马蜂窝掉下来那一霎间,成群的马蜂向我们扑了下来,孩子们四散而逃。
  这座2号楼和1号楼相同,是两座彼临的德式日耳曼风格的建筑,算上天花板和地下室上下共计五层。这两座楼的天花板和地下室我们孩子们摸的非常熟悉,那儿拐弯,那儿是门,甚至哪儿放着什么东西,我们也摸得一清二楚。
  在这个大院的孩子们大都是50年代初期、中期出生的。母亲也常说:“那时的孩子们都小。”和我家同住一个走廊的一位军官名叫丛郁滋,威海人,一生对大海有着挥之不去的感情。他的全家可以称得上是典型的也是少有的“海军世家。”他本人是海军上尉,解放青岛时他在许世友麾下的警四旅,他的连襟在海军潜水艇学校任教员,他的大女儿后来嫁给了北海舰队的一位潜水艇艇长,他的儿子丛培建也参军到了海军在胶南县某部,他的二女儿后来也嫁给了一位海军,现居住在威海。这是个地道的“海军世家”!如今他父亲丛郁滋还健在,他弟弟在青岛靠着自己的奋斗打拼成为了一位企业家。
  丛培建的妈妈是青岛刺绣厂的工人,她不用去工厂里上班,而是由丛培建去厂里把刺绣的白布和彩色的线拿回家由他妈妈绣花;由他母亲介绍,我的母亲也从厂里拿回来布料彩线也在家里绣花;这样每月就可拿到50元左右的工钱。后来,再去拿活时都是丛培建和我一起去送活拿活。在这里我渐渐地适应了环境,渐渐地接受了新的小伙伴,也渐渐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春节快到了,我和丛培建帮着母亲去中山路绣花厂送做好的活,回来的路上我们每人买了一包过年准备放的鞭炮,我们一边往回走一边放鞭炮,走到水族馆时,一个意外发生了,丛培军用眼睛瞄着鞭炮放,结果把眼睛崩了个乌黑,回来的路上他一直哭……
  一切顿好后,父亲送我去嘉峪关路小学,我继续上三年级。这是我就读的第三个小学,这个著名的学校是1953年12月3日建成,学校的前身是海军子女学校,只收海军干部子女,在这里上学的孩子全是海军内部干部子女,后来是以海军干部子女为主,也兼收陆军和空军干部子女。1953年12月建校之初,有很多孩子是从延安来的,他们的父母大都在军队,解放后又调入了人民海军,根据父母的要求,组织部门专门把这些孩子接到了青岛,在延安时由于条件不好,很多孩子没有上学,有的已经14、5岁,来到学校后大都是从一年级开始上学,那时孩子的父母都忙于带兵,家长也顾不上管孩子,所以那时候孩子们上学都是靠自己,住在学校吃在学校;林彪元帅五十年代在青岛疗养时,他女儿林丽衡也在这里上学;这个学校从七、八岁到14.5岁,孩子们脖子上都用绳子绑着个钥匙,回到家里都是自己做饭洗衣,所以说,这个学校的孩子都是从小养成了非常好的习惯,就是独立自主的面对生活;几十年间这座小学走出了我军数位将军。
  学校门口不远就是67军军长李水清居住的别墅。从这里向西南方向走不远就是朱德元帅的别墅;在向前走到海边就是著名的花石楼,当年蒋介石到青岛时就住在这里。据说,有很多中央军委的干部子女也在这里上学,林彪元帅的女儿林立衡、开国中将丁秋生之子,如今的海军副司令员中将丁一平,还有许多将军的子女都曾在这里就读过。
  这个学校因地处八大关内,四周的环境极好,一年四季,郁郁葱葱,静悄悄的,既使站在学校的围墙外也听不到学校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在八大关内居住的大都是中央在青岛疗养休息的高级干部。这座学校据说是在全国范围内条件最好的学校之一。学校内设施齐全,有自己的天文台,有自己的礼堂,两栋教学楼,北侧有一足球场,操场一周是高级别的跑道,教室内夏有电扇,冬有暖气,涂着紫红色地板漆的木质地板。这个学校的设施在全国也是较先进的。从我们家居住的佛涛路9号到学校下个坡走没多远就是,也就是300—400米。那时,学校孩子们由于受父亲军人的影响纪律很好,放学时,孩子们都是排着队回家的。
  到学校报到后,我进了三年级二班,我的班主任老师是位戴着眼镜的老师朱月娥,朱月娥老师高高的个子,她教书育人严谨;时间没有多久,她就去教别的班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学校里组织军训,同学们都要参加,大家都吃住在学校,晚上还不定期地有紧急集合,集合打背包时同学们都是摸着黑打的,到院子里集合后,队伍就拉出了学校,队伍在黑暗中沿着太平山的山峦行进着,一会儿爬山,一会儿下坡,一会儿是高低不平的山路,一会儿又走上公路,四野里静悄悄地,没有人说话,只有脚下发出的“唦唦”声……
  1965年春夏之交,我们班迎来了一位年轻漂亮的王文琴老师,她从那时起就任我们的班主任,王文琴老师比我们当年这些孩子也大不了几岁,真是老师不大,学生不小;记得有很多事使王老师哭笑不得;那几年,老师教育我们真是呕心沥血,费尽心机。她带领我们去海边拣拾鹅卵石回来后在学校南边铺路;她带领我们去浮山所的麦地里拾麦穗;她带领我们去青岛卷烟厂参观工厂;去汽水才厂参加学工劳动;“文革”之初,她带领我们去天主教堂参观;去浮山所参观批“四旧”……那些年,我们在一起历经了许多许多……我们就这样一直熬到了1969年秋,这期间王老师还曾两度来家里搞家访。每次到我家都是父亲接待她,记得她第一次家访时是个冬天,那天,天空飘着雪花,我望着王老师的迎着雪花的身影,我掉泪了,王老师来时,她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非常漂亮,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条雪花中飘来的红围巾……
  四十五年过去了,我每次去青岛时,我都要去寻找这两位老师,然而每次我都是心怀遗憾无果而终。
  这一时期,学校除按正常教学大纲教数理化外,受当时孩子们家长的影响,学校还增加了军事课程,为了适应上军事课程的需要,我们都必须吃住在学校内,所进行的科目,有射击、体育各项比赛、野营拉练,夜行军等,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军体活动,要求学生打着被包住在学校,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能力。
  有一天夜里,天空没有月光,连星星也看不见。一阵紧急集合的哨声,我们打起背包,从学校出来就拉上了太平山,从山的南麓我们下山,又从湛山大路返回了学校。这样的煅炼不仅煅炼了我们的体质,也煅炼了我们钢铁般的意志。
  太平山下有个汽水厂,我们学校组织同学们去工厂学工就是在这里,工厂的工人师傅们安排我们这些孩子们钉木板包装箱,其实什么也不会,休息时我们这里走走,那里看看,最吸引我们的是车间里生产的高粱饴糖,那堆糖老大老大的,尤如一大块发面团。我们每人从上面挖下来一小块偿了偿,很好吃,这是青岛很著名的产品。当时,就是在青岛居住多年的人也都很难买到。
  学校每次放暑假、寒假就是四十多天。住在佛涛路9号院的孩子挺多,大都在这个学校,放假后一个个成天不是山上就是山下的乱跑。佛涛路的孩子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互帮互助,要是哪家的孩子下山去买粮买菜,不用召唤,一下山就是一大帮,而且都是孩子们,到部队食堂找个推车就下山了,站队、开票、过称、装袋,全是孩子们,一切完毕,这支由孩子们组成的小队伍推着满载粮那。食和蔬菜副食品的车子上山了,那简直就是一支孩子采购队。
  山东的大煎饼很有名,有人形容煎饼卷大葱说的就是这个煎饼。那时候,粮站每月供应的粮食70%是细粮,30%是粗粮,这30%的粗粮是玉米面、大米、小米、红薯面面,母亲和我们是凭粮本按标准购买,那时候,我家人多粮食不够吃,有的家庭粮食吃不了,我母亲就把指标内的议价粮买来以弥补粮食的不足。母亲为了粗粮细作,叫我去摊煎饼,我和好友丛培建一起去火车站附近找了个煎饼馆坐等拿饼,回来的路上我们去了中山路的新华书店,这是青岛最大的书店,书架摆满的书琳琅满目,我看了一圈,花了7分钱买了一本小人书《李科长巧难炊事班》,书中的李科长按实战要求,从难从严要求给炊事班出了很多难题,如饭做了一半还没熟,就要求炊事班立刻转移,炊事班在班长的指挥下想方设法克服了重重困难,即转移了阵地又做好了饭菜。这段故事对我启发很大领会颇深。这种想方设法克服困难的精神始终指引着我。虽说这都是我记忆中微不足道的小事,可就是这些小事奠定了我日后的政治基础,也奠定了我日后独立走向社会的基础。
  顺着南海路向北拐个大弯向西走几百米就是青岛第一海水浴场,从这里向西望去,海边有两幢颇吸引人注目的仿古式建筑,它们依山傍海而建。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海产博物馆,它由水族馆和标本陈列馆组成。青岛水族馆是由蔡元培、杨杏佛、李石曾等学术界知名人士发起兴建的,于1932年5月8日落成。解放后几经改建修缮,现为海产博物馆的“活水族部”。步入水族馆正门前厅,迎面是一巨大的半圆型玻璃水箱,数十尾不同的鱼类或款款游动,或穿梭来往。馆内有东西两小厅和中间大厅组成,大厅四周的墙壁上有60余个大小不等的水箱,与大海相通,饲养着鱼、虾、龟、蟹、贝类六百余种,置身其间,恰似闯入海底龙宫。这里有快速穿行着的鲇鱼,有花纹绚丽的玳瑁,有翩翩起舞的赤魟,有轻盈欲飘的对虾,有五彩缤纷的珊瑚,有璀璨夺目的海螺……真可谓是异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海底大千,使人目不暇接。有一种名叫“电鳐”的鱼,能放出电流,击出火花,将水电解成氢和氧。如果让它游进不远处的海滨浴场,那可就热闹啦。据说在意大利、法国沿海地区,有风湿病的患者还特意去海滩寻找这种电鳐,进行别致的水中“电疗”。懒惰的“鲫鱼”。头生一吸盘,紧紧吸附在船底或其它鱼类身上,不费吹灰之力而飘洋过海。鮟鱇鱼以摆动的鳍刺为钓饵,引诱小鱼小虾“上钩”,被人们称为会钓鱼的鱼……。在水族馆东侧,有一背海面山的建筑,是海产博物馆的“标本陈列馆”,馆内近10个陈列室里收藏着各种海产标本上千件,其中有一条巨大的末香鲸,长有10余米,高有近3米。系统地向游客介绍海洋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以及它们的种类属性,形体生态等,展示了大海的美丽富绕和开发海产资源的广阔前景。人们常常到此把这儿作为形象化的海洋生物教育课堂。
  南海路有个照相馆,这在当时的青岛市是少有的照相馆之一,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青岛39中1978届毕业生、校友倪萍的作品《日子》一书中所描述的南海路那个照相馆说的就是这里。因同学李华清、丛培建和我是最好的朋友,一天到晚形影不离,从没有闹过矛盾。李华清的妈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就叫我们穿着白上衣蓝裤子,戴着红领巾,在1966年6月1日儿童节那天,领着我们三人去了这家照相馆照了这张我们11岁的留影。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身居南京的李华清、在青岛的丛培建和远在河北的我都还珍惜地保存着这张照片,每当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时,我们都很珍惜和怀念那段珍贵的友谊。
  与我家同住一个走郎的一位海军军官季国荣,他是江苏人,那简直就是个孩子王。只要他一有空去海边时,佛涛路的孩子们就跟去一大帮;有一次,他说要去划船,孩子们一听乎拉拉来了一大群,他领着孩子们来到海边,找到了一只能乘坐30个孩子的大舢舨,孩子们蜂拥而上,他划着船在海里绕了一个大圈圈,孩子们在船上是有的笑,有的哭,有的吐,那真是什么样的洋相都有,别提有多开心啦!
  1965年7月的一天,我和好友、同学丛培建,还有他弟弟丛培军推着个小推车推着他小姨的小胖孩新民从海政校二区向北在那个大坡上朝下走着,小车越走越快,要是太快就容易出事,我们从后面怎么拉也拉不住小车,我跑到前面去拦车,小车终于停住了,可车轮的档轮的钉子却深深地插进了我的右脚脖,顿时血流如注,向南上了坡就是海政校门诊部,他们把我送到门诊部,医生说:“要缝三针。”我忍着痛接受了这个小手术;抹好了药膏包好了纱布,我一瘸一拐地回了家,我怕母亲看见不敢对母亲说;谁知,几天之后的一天中午,我躺在床上睡着了,脚脖子上的纱布掉了下来,母亲正好走进屋里,她看到我的脚脖上缠着纱布,母亲低头一看,脚脖上的伤口还有线头,母亲叫醒了我,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没事!”还没拆线就被母亲发现了,母亲埋怨我“玩也不小心!”
  我们家居住在佛涛路9号大院招待所那个院子,从家里出来向外走不远,有一处高墙,平日里我们这些孩子们爬这个墙壁就如同踏平地一样,只需几下就爬上了墙头,上面是一个大平台,石楠平大哥就住在这个大平台旁边,王海洋家住在一楼,石楠平家住在二楼,三楼住的是齐阿姨,在这座楼三楼上的房檐处长着一个大大地马蜂窝,马蜂飞来飞去,时常威胁着楼下过往的路人,也威胁着我们这些孩子,有一天,我们听说石楠平大哥要除掉这个马蜂窝,就是石楠平这个小小的举动,竟然吸引来了我们十几个孩子爬上大平台驻足仰头观看,只见石楠平大哥屏住呼吸拿出弹弓瞄向马蜂窝,只听一声“嗖叭”,就一声,那个马蜂窝应声在坠落,马蜂窝里的马蜂倾巢出动直扑下来,吓的在大平台上正在仰头观看的孩子们轰的一声瞬间四散而逃……
  海军政治学校礼堂每星期上映两场电影,有时候电影设在露天上映,每次露天演电影时,孩子们总是来得特别早,早早地把小板凳摆好,而且还要选择中心位置,有的不带小板凳的孩子们就用砖头石块占地方,有的干脆什么也不带,拿个木棍在地上画个圈圈,部队的干部战士来得早,就是各位的爸爸妈妈来得晚,他们吃个晚饭还要收拾锅碗瓢盆,电影还没有演,孩子们就在操场上打打闹闹,好不热闹,电影开始了父母亲才来,孩子们依偎在父母亲身边看着电影,有的孩子看着看着就趴在父母亲腿上睡着了,直到电影结束了也不醒,每次电影放映结束,父母亲叫着已睡熟的孩子们……
  海军政治学校的孩子们不仅互相之间帮忙,谁家要是有事时孩子之间也经常帮忙,所以说从那时起,孩子们从小就养成了助人为乐习惯,有时候有的孩子遇到危险时不论大小都会出手相助,因为孩子们经常进入海军政治学校大院玩耍,不知什么地方就存在着看不见的危险,有一次,我的弟弟和唐海林几个孩子去玩耍,他们走到海军政治学校南门里边没有多远,一个危险摆在了他们面前,前面不远处有个下水道,污水已经淤满,上面落了一层树叶,远远看去就和平地一样,我的弟弟一不小心就掉入了这个下水道,唐海林年龄不大,他一见就勇敢地冲了上去,一把把我弟弟从污水中拉了出来,孩子救孩子的一幕传遍佛涛路……
  从佛涛路向上走不远就登上了太平山麓,白天你要是站在山顶上遥看南方远处的大海是别有一番风趣,只见海面上是鱼帆点点,时而有一艘大型船舶驶向远方,时而可看到飞逝而过的海军鱼雷快艇激扬起白丝带一般的浪花划过海面,这是一幅那么美好的画面……
  要是夜里站在太平山顶,可看到远处闪闪发光的信号灯,为过往的船舶提供着安全保障。要是大雾天,海面上能见度不好,那一座座灯塔就会发出类似牛叫的声音,“牟……牟……”地为过往的船舶发出安全警报……翻过山顶,向山下望去一片庙宇,参天大树,郁郁葱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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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太平山上与小伙伴们玩打仗的游戏,让我想起小时候住在机关大院时与小伙伴们玩打仗游戏的场景...  发表于 2018-4-25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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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3 16:41 | 显示全部楼层

  八、探寻大门岛  
 
  海军政治学校有两个大图书馆,它的规模很大,里面藏书很多,在我见过的很多图书馆中,没有一个图书馆能超过这两个图书馆,这两个图书馆比一个省的图书馆规模还要大,那时候我经常手拿着爸爸的借书证到这两个图书馆借书。
  有一天,爸爸借来了一本图书《红旗插上大门岛》这是著名军旅作家孙景瑞的长篇小说,我给爸爸说:“爸爸,你看完了叫我看看吧!?”
  当我打开书慢慢地阅读时,对于我这样一个正在上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这本书是很厚的,而且书中的文字是繁体字,小说的内容讲述的是以1950年春夏之交,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苦练渡海作战,消灭沿海岛屿残敌,巩固和建设这些岛屿,保卫祖国海防为大背景。这本小说是以我军解放了大门岛后随之发生了保卫海岛的战斗;书中还描述了军民合力抗击台风、生产自救等,书中好像还有谈恋爱的情节,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军民合力围捕击毙一条害人的大蟒蛇的情节;书中还介绍了大门岛那幽美的自然风光,小说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字里行间多次地出现对海洋的精彩描述尤为引人入胜,“海洋十分平静,远方的海面上,荡漾着碧蓝色的波纹。”“海洋简直比湖水还平稳,波浪比长江和黄河的还微小。倒像一位温柔秀丽的少女。”没读几页,我就被书中关于海洋的描述打动了。
  这些令人难忘的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刚上初中的我磕磕绊绊地读完了小说,在之后的几天里,我又重读了击毙大蟒蛇和副连长雷大鹏与战士们在一艘小木船上训练时遭遇风暴导致小木船沉没后,雷大鹏孤身一人漂泊到一个无名的小岛,几天几夜没吃没喝,就在他昏昏迷迷之时,他只身一人击毙了登上这无名小岛的三个海匪解救了渔民一家三口。
  这些情节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一个共产党员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那怕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也要坚持战斗。对这一情节,我是看了又看,感受深刻。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大门岛的情结与日俱增;也就是从那时起,这本书和那个不知在何处的大门岛便时时地缠绕着我,也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如今,四十五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看到这本小说;我期盼着有一天,我能重读这本小说,能不能重读小说对我来说也许是难以实现的奢望,那些五十多年前出版的战争题材的小说,再版的可能几乎是零。
  记得那时的我曾想:这座永不消失的英雄海岛,应该是有的,只要不是虚构,它肯定屹立在我国那漫长的一万八千公里的海岸线的某一个点上。
  自从我看完书后,我便开始了寻找那座英雄的海岛,如能找到并能登上这座英雄而神圣的海岛,这成了我心目中挥之不去的夙愿。我知道,在海军政治学校情报系学员队爸爸办公室的墙上就挂着一幅巨大的军用海防图。
  有一天,我去了爸爸的办公室,我把椅子摞起来爬上去,从中朝边界的鸭绿江口往下找,一直找到中越边境的交汇处……
  咦!怎么没有?
  于是我开始怀疑这座海岛是否真实地存在,也许书中所说的大门岛就是个虚构的海岛。几个月以后,我又一次来到爸爸的办公室,我又一次对着海防图看了又看,苦思苦想,也没有答案。我在无聊中翻看着爸爸办公桌上的书籍,有一本《祖国的海岛漫谈》,这是一本介绍我国海岛的专著,是一本军内的教科书,这里面会不会有大门岛呢?我无意识地翻着。突然,我的眼前一亮,“大门岛”三个字映入了我的眼帘,我怀疑是否看错了,我又仔细地看了看,没错,是“大门岛。”我兴奋地几乎是发了狂,恨不得立时就跨海登上这座岛屿,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然而,此行并不像我想向的那么简单,路途遥远且不说,十四岁的我兜里没有一分钱,怎么去?此时,那场史无前例“文革”正在进行,红卫兵在全国掀起了大串联的波澜,也许就是这个机会,给我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我暗暗地做着准备,我将这件事悄悄地告诉了同住一个大院的我的同学李xx和丛xx,谁知他们俩也是“大门岛”痴迷者。听说红卫兵大串联乘火车不用买票,还名曰:“革命行动嘛!”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我们三人悄悄地离开了青岛,登上了开往济南的列车。真没想到,我们的这次冒昧地行动,也许本身就是个错。这一路上真是应验了那句“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窘迫。列车内空气污浊,人满为患,到处都是戴红卫兵袖章的人,到处都是举着红旗的人,到处都有红卫兵接待站,而且吃饭也不用掏钱,只要是戴着红袖章,那真是畅通无阻。苦就苦了乘车时,到处都散发着一股脚臭气。我们到了南京,又从南京乘车到了乐清,那天,我们9点50分赶到了码头,规定10点启航的轮船早已开走不见了踪影,没有上船的几个乘客在那儿蹦着高地骂娘。要说也是,在中国,火车晚点是正常的,难道轮船提前开船也属正常?正在着急的我们被告知,有一艘货轮10分钟之后启航。
  我们从乐清的码头乘着这艘货轮渡海前往大门岛,货轮载着我们驶向了那座英雄和神秘的海岛,当我们一脚踏上这座英雄的海岛时,我们三人的心情激动的难以用语言表述。我想,《红旗插上大门岛》的故事在这里一定是家喻户晓。码头距离岛上的镇子有三公里远,我们三人沿着一条土质公路向镇子走去,路上有位和我们一同下船的干部或者是教师模样的人和我们同路,他和我们攀谈起来,他问我们:“你们这三个孩子来这里干什么?”我们问他:“您知道有本小说《红旗插上大门岛》嘛?”那人竟然一脸的茫然地回答我们:“红旗……不知道,从来没听说。”
  啊!我心里一惊,“这么著名的小说,竟然还有人不知道,何况故事就是发生在这座英雄的海岛!”
  “这里有没有纪念馆?”
  他回答的挺干脆“没有!”
  于是,我们三人就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着这部著名的小说中发生在大门岛上的故事。他听了我们的介绍后竟然还是一脸的木然,我们给他讲述的故事好象不是发生在这里,而是发生在遥远的白垩纪……
  听了那人的话,经过长途劳累的我们,脚踏着大门岛,内心深处充满了淡淡地怅惆和迷惑,难道大门岛上的居民不搞革命传统教育吗?先烈和前辈当年那波澜壮阔的伟业难道不值得我们后人追寻和记住吗?难道小说里大门岛的故事是虚构的吗?
  一种不妙的感觉笼罩在我的心头,这座大门岛究竟是不是小说里的大门岛?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而且还很严重,看来,回去后,还要对大门岛进行一番重新的考证。
  回到青岛后,我们三个疲惫不堪的孩子,迎来的是三位军人爸爸严历的训斥:“你们这十来天都去哪了?……”。
  然而,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对大门岛的考证一直也没有结束,小说所描述的那次海战,虽然以我军的胜利,蒋军的失败而告终,但通过小说那扑实的形象。细腻的文字叙述,我想这本书恐怕是唯一一本。
  我知道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东南沿海诸岛屿发生的数次争夺战是非常惨烈的。我为此查阅了相关资料。
  1949年底,金门岛战役之后,我军由于海空军处于初建时期力量不足,在多次的海岛争夺战中,我军总是处于被动局面。当时正值朝鲜战争,我军主力已前往朝鲜,使得蒋介石借机加紧了对我东南沿海的袭扰。简介一例:1952年10月,国民党军对我南日岛的突袭影响最大。南日岛地处浙江沿海,我军只有一个守备连。10月11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由南日岛北部登陆,登陆后随即前往主峰洪雁山,到15日凌晨,国民党军又有9000人登陆,我军守备连虽顽强抵抗,但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守备连损失惨重。当天夜里,我军增援部队登岛,但敌情不明,我军登岛援兵仅有1000人,很快就陷入了无法支撑的境地。其中数百人被俘往台湾。我军对南日岛战斗失利做了认真的检讨,原因就在于“轻敌麻痹,”对来犯之敌没有充分的估计,仓促派出少量部队增援,等于是羊入虎口。此外,我国海岸线漫长,岛屿众多,加上我军当初机动性很差,而且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血的教训极为深刻。
  1952年底,沿海各省、地、县都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如遇紧急情况,军队可随时征用民用车、船。并事先作了演练。发生在1953年7月15日的东山岛保卫战就是一个很好的战例。
  1953年7月15日,国民党军对我福建东山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袭击。东山岛战役是我沿海岛屿战事中重要的一战,对我军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战。从此,国共两军攻守易位。东山岛为福建第二大岛,位于福建广东交界的外海,福州军区派公安第80团团长游梅耀率领公安80团主力和海军一个水兵连共1200人驻守该岛。袭击东山岛的国民党军指挥官是金门防卫司令胡琏。因我军主力驻在泉州,为防止我军增援,胡琏派飞机炸毁了泉州通往东山岛的必经之路九龙江大桥,妄图造成我泉州援军三天不能赶到,以实现速战速决速撤的态势。
  7月15日,国民党军第19军第45师等计1万余人搭乘数艘驱逐舰与登陆艇驶向东山岛,第二天,也就是7月16日拂晓,国民党军登陆东山岛,情况万分危急,游梅耀团长率领全团已和敌人交火,战斗是异常的的激烈。我军第31军得报后即令机动部队272团火速增援东山岛,并根据军民联防预演,立刻征集各种车辆船只,卸下乘客货物,运载部队,被炸毁的九龙江桥也在当天修复。国民党军登陆部队遭到我军顽强阻击,由于国民党军来势汹猛,上午8时许,我守岛部队退至公云山坑道坚守。
  上午10时许,我军增援部队源源不断跨过渡口登岛。至17日凌晨,272团、第28军和驻广东的41军先头部队陆续登岛。中午,我军各部发动全面攻击。由于我军援兵的不断到来,国民党军胡琏难以支撑。胡琏为避免全军覆灭,只好撤回金门。历是一天一夜的东山岛保卫战,我军伤亡失踪1250余人;国民党军则伤亡3379人;以我军的胜利而告终。
  时间转瞬间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互联网的出现把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看看网上有没有大门岛的信息。果然,有关大门岛的信息铺天盖地,有一位网友在读过《红旗插上大门岛》后这样写到:“小说不仅展现了当年波澜壮阔的斗争场面,也让我认识了美丽的西沙群岛。”啊!大门岛怎么跑到西沙群岛去了?或者说西沙群岛也有一个海岛叫大门岛?看着这些留言,我顿时感到了沮丧,这么多年的探寻,我们不但找到而且也曾登上的大门岛,却被告知大门岛在西沙群岛,这不是拿人开涮嘛!事情不能就这样完。有一网友发留言介绍了小说作者的信息:“作者,孙景瑞,军旅作家,写这部小说时他在广州军区,后调总政。”既然当年他在广州军区,对西沙群岛自然很熟悉。因此,大门岛在西沙群岛的可能性也是有的。如今托互联网的福,在网上我查到了大量的关于大门岛的信息,有很多读者的读后感,也出现了不少像我们同样的大门岛的“痴迷者”。在网上,有小说的概况,插图,有关大门岛的岛情介绍,什么自然、人文、物产、历史等等涵盖了方方面面,我还查阅了西沙群岛的22个岛屿和7个沙洲。然而,就是没有叫大门岛的。归纳结论:叫大门岛的岛屿只有一个,那就是当年我们三个小小少年曾去过的浙江省洞头县大门岛。
  如今,我在旧书摊以高出小说原价15倍的价格买了本旧书《红旗插上大门岛》,一有空我都要对书中的那些对海洋的精彩描述读上一段,那是一种特别爽的感觉,重读这本小说,我依然被书中的人物和故事所感动,更难得的是重读这本小说,又使我找回了心灵的纯净。这本小说不像现在的图书,金絮其外,败絮其中,把读者当成了精心算计的对象,还没开读,心已与其拉开了距离。
  如今,对那座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大门岛,我仍感到有些遗憾。我想:既然有一部当年畅销全国,拥有众多读者的著名小说《红旗插上大门岛》,既然有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富饶的物产,那完全可以成为发展大门岛的一个重要的亮点,好好地加以谋划和经营,一定会有收获的。
  这是所有情系大门岛的读者的共同期盼。尽管这座大门岛不是书中的大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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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3 16:4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雄鹰88 于 2018-4-23 16:48 编辑

  九、我们热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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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热爱和平  
  第一幅照片是60年前风靡中国的宣传画,照片左起:孟运(4岁)、马越(6岁)。拍摄时间:1952年5月31日,拍摄地点:北京北海幼儿园,摄影《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阙文;第二幅照片是父亲和学员队一个班的学员的合影,前排左起副区队长袁振洲、宋圃菊、区队长李桂芝、孟运(16岁)、宁桂琴、汪锦花、副班长何湘平、学员队副队长敬德刚;后排左起学员队队长李政朝(父亲)、班长佟凯瑜、冯春兰、王喜梅、张桂珍。拍摄时间是1965年8月1日,拍摄地点:青岛水族馆(鲁迅公园);第三幅照片是我和孟运(63岁)大姐2010年4月5日在北京的合影,拍摄地点:北京万寿寺路总参干休所。
  岁月如梭,往事如烟,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有许多令人终生难忘的故事。而令我永生难忘的是“抱和平鸽的小女孩”与我父亲和我们全家结下的不解之缘,这还要从60多年前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轰动全国的一张照片说起。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那时,我国人民正面临着国内战争刚刚结束,摆在人们面前的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局面,我们有很多自己的事要做,人民渴望和平,更需要休养生息,他们挺起胸膛,以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投入到了修复战争造成的创伤中去。然而,美帝国主义公然发动了朝鲜战争,将战火烧到了中朝边境鸭绿江畔,我国人民又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战争威胁。在这种危难时刻,我国政府于10月25日派出了自己的优秀儿女,我们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
  转眼到了1952年,朝鲜战争敌我双方进入了胶着状态。战场上严酷的局势时时牵挂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心。5月31日,根据周恩来总理“我们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的指示,《人民日报》社胡乔木、邓拓召集了在北京的各大报记者到办公室开会,要他们去拍摄一些以“我们希望和平”为主题内容的照片。领受了任务的记者们在《人民日报》社记者阙文的一声吆喝下都去寻找各自的目标了,阙文来到了北海幼儿园,他知道在这里有很多可爱的孩子,还养着很多鸽子,他一眼就选中了头上扎蝴蝶结的才四岁的孟运和活泼可爱已六岁的马越,受到毕加索鸽子启发的阙文,抱来两只鸽子,给孟运、马越各抱了一只说:“你们的鸽子谁的好呀?”马越抢先回答:“我的好!”孟运也说到:“我的也好。”阙文把握住这两个孩子的最佳时机,拍摄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经典照片。第二天,是“六一”儿童节,这张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左上角报眼上引起轰动,那时,《人民日报》四个字在报纸的中心位置,这张照片正好放在左报眼上,一夜之间这两个孩子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童星。
  那时,前线战事还在激烈地进行,志愿军总部将这张照片洗印了约20万张送到了朝鲜前线,面对着祖国慰问团送来的无数的慰问品,最受志愿军战士喜爱的就是这张《我们热爱和平》的照片,每个志愿军战士都怀揣着一张《我们热爱和平》的照片在和美国鬼子浴血战斗。这张照片也传进了美军俘虏营,照片中两个稚嫩的孩子就如同和平天使,震憾着这群被俘的美军官兵,有的在遣返回国时,他们还带着这张心爱的照片,发誓永不再战。
  那年10月份,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的安静和邹雅二人,将这张照片着色制作成宣传画,第一版就印刷了两次500万张。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去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会议时和戏剧大师梅兰芳手捧一缧这幅画沿街散发,欧洲一家杂志社用这幅画作为一期杂志的封面,据报载这份杂志发行量达20万份。从1952年到1961年这幅画共印刷了11次达4000万张。除此之外,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以此画为背景制作的纪念品,如明信片、搪瓷缸、茶叶盒、火柴盒等。这幅经典之作传遍了全世界。它是全世界各种宣传画中除英国的《愤怒的丘诘尔》发行量占第一外,我国的《我们热爱和平》发行量占第二位。在那个年代,这幅宣传画家喻户晓,部队、工厂、农村、学校、家庭,到处都张贴着这幅画,它产生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这幅著名的经典之作中那位只有四岁的“抱和平鸽的小女孩”孟运运,在十二年之后,竟然与父亲和我们全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事情还要从1961年说起,爸爸当时正在烟台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学员队任队长。母亲和我们兄弟姊妹生活在著名作家冰心笔下曾描述的金沟寨,巧的是,我们全家就居住在冰心儿童时代曾居住过的旧宅。这些点点滴滴的往事,对我日后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金沟寨的家里,母亲曾买来一幅《我们热爱和平》的宣传画贴在墙上。这幅宣传画伴随着我成长。那一年,我七岁,我也到了上学的年龄,爸爸送我到金沟寨小学去读书,教室里的墙上也贴着一幅著名的《我们热爱和平》宣传画,这幅著名的宣传画传遍了我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两年以后的1963年秋,我们全家搬到了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北大院一座新建的二层小楼,这是个美丽的地方,这里往北距海边只有几十米,大海对面就是养马岛,往西不远处就是著名的烟台山,向东就是著名的东山炮台,这些景点在著名作家冰心的笔下徐徐生辉。搬进新家的母亲,在家里又贴了一张《我们热爱和平》宣传画。
  1964年8月,海军接收青年学生委员会录取了一批北京籍、上海籍15、6岁的女兵学员,其中北京籍学员当时就去了青岛海军潜艇学校集训;而上海籍学员则就地在东海舰队集训;而此时,我的爸爸还在烟台海军高级专科学校工作。而在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的指示下,已经在全海军为这支学员队的组建在挑选物色队长的人选,据当年的学员回忆:当初海军司令部为选择这个队长规定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经过千挑万选,最后挑到了爸爸,经报海军院校部、干部部批准,说走马上就走。那时的军人及家属行李简单,加上我们孩子们也小没有多少东西,两个包装箱就是全部家当;此时,正在上海东海舰队集训的上海籍学员也起程前往青岛。
  爸爸是1946年9月同家乡的许多穷苦青年一起参加了西北民主联军38军。爸爸完整地参加了三年解放战争;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爸爸和他的战友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参加了安阳战役,晋南反攻作战、强渡黄河、伏牛山牵牛战、转战豫西、三打抱犊寨、二战洛阳,激战麻城、横渡长江、解放南昌、血战丰城、激战仙姑岭、喋血枫林桥、解放宜昌、千里大追击、解放广州、进军云南。那时,一路征战的爸爸心中盼着的是早日打完老蒋好回家去,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1952年9月他又离开了战斗了七年的已进军云南勐垅的二野13军39师117团2营5连,调往青岛干起了海军高射炮兵;1959年4月又去了烟台海军炮兵学校(后改为海军高级专科学校);1964年12月1日,我们全家离开烟台又回到了阔别六年的青岛,爸爸这次调动目的地是青岛海军政治学校。
  在刚刚安顿好的佛涛路的家中,母亲又贴了一张《我们热爱和平》的画。历经了战火的爸爸,深知和平来之不易,是千千万万的先烈抛头颅撒鲜血换来的。基于这个原因,爸爸也很喜欢这幅画,爸爸和这幅画结下了不解之缘。记得那天吃过午饭,爸爸把家里的事交给母亲,就步行去海军潜艇学校接回了正在那里训练的新兵学员。我望着爸爸率领的这支队伍,看着走在这支队伍中那些比我大不了几岁,甚至还有些孩子玩气而身着海军军装背着背包的大姐姐们,我发自内心地羡慕和感叹,我恨不得自己也快快长大,也能成为这支光荣队伍中的一员,那可是我梦寐以求的梦想。在这批15、6岁的北京籍、上海籍女兵学员中,就有画中那个四岁的“抱和平鸽的小女孩”已16岁的孟运,回到家的爸爸指着墙上《我们热爱和平》的宣传画说:“这位‘抱和平鸽的小女孩’,现在就在我的学员队里!她叫孟运”。
  从此后,她们进入海军第四情报系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传统教育、政治学习和军事技术;面对着这群年轻丽质、充满活力的学员,爸爸在这支学员队里是又当“爹”又当“娘”。不仅对她们的军事技能和体能训练极为严格,而且在生活上特别是饮食起居等要求上严格按《内务条例》执行。据北京籍学员刘俊英大姐在四十八年后回忆说:“想起四十八年前的往事,我们的李队长对我们象对自家女儿似的呵护着我们,象老母鸡看小鸡似的看着我们这些学员,生怕谁侵犯了他的这帮学生……记得那时李队长向系主任、教员宣布了一条纪律,无论军衔职务多高,只要是去我们学员队必须经过学员队队部。每当我想起当年的军校生活,我从内心深处对李队长充满了感激和敬佩,同时也庆幸我们刚走入社会时就遇到这样的领导和长辈。”
  在学员们正常的学习抄收报军事技术外,爸爸每天早晨除了率领学员队出操外,全队都要绕着中山公园跑上三千米,这即煅炼了学员们一副好身体,又培养了学员们坚强的毅力和不服输的性格;爸爸还多次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下达指令,在学员们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紧急集合将学员队拉出去,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练就了部队能拉的出、战的胜的作风,使之时刻保持着“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常备不懈的状态。由于爸爸的严厉,以致有的学员背地里称爸爸是“军阀”!而爸爸听到后却微微一笑从不放在心上。爸爸常说:“一个革命军人,只有平时多流汗,才能在战时少流血,才能在战时无往不胜。”只有到了星期日,学员们才能得到休息。有一天星期日,爸爸带着几个学员回到家里,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爸爸和士兵如同兄长和姊妹一样,一家人其乐融融。天长日久,在我的内心深处真正地体会到了人民军队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什么是人民军队官兵平等;也使我从更深的角度懂的了什么是“五湖四海”精神的深切内涵;同时也使我深深地体验到了那个年代人民军队官兵之间那种无与论比的纯洁和友谊。由于爸爸和这批学员朝夕相处,夏练一身汗、冬练一身泥,练就了革命军人对党和祖国的赤胆忠心。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大姐姐女兵们渐渐地都将称爸爸“军阀”和“队长”的称呼改称“大叔”了,就连海军政治学校校长康庄少将,站在高高地阅兵台上,也称爸爸是个“合格的孩子王”。
  1965年,正是“文革”前夕,各种运动一个接一个。要不就是下乡劳动。男学员都去了战斗部队煅炼去了;爸爸奉命率领她们打起背包步行四十里,来到了崂山脚下的李家下庄劳动煅炼。在这里,孟运也学会了种地、挑水,比个农村小伙儿也不差。劳动之余,孟运和战友们听着敬德刚副队长说着李家下庄的传闻,侃着他四川老家农村的山山水水、广柑蜜桔;她们来到大海边,望着蔚蓝色的大海,孟运产生了无尽的联想,她爱海,爱海天相接处的点点渔帆,她爱海边迎面吹来的阵阵海风,她更爱海军金色的海锚和那一身蓝蓝的军装;在崂山脚下的小河边,她们涮洗着自己的军衣,将洗净的海魂衫凉晒在茅草丛上;她们坐在草地上,望着远处的大海,对即将走上保卫祖国海防的光荣之旅充满了暇想。那时,她们的生活很苦,每天吃的是地瓜干,以致于后来一见地瓜干就不想吃饭。爸爸说:“煅炼不能煅炼病了!”于是,爸爸决定:给学员们改善改善伙食,包顿肉包子,没想到的是,平日里不怎么能吃的这五十几个女孩子,竟然一下吃了五十多斤白面。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都不可思议。四个月的农村煅炼让孟运和学员们学会了不少胶东农村的农活,干起活来比个社员也不差。
  那年6月1日,全军取消了军衔制,人民海军换发了新式的灰色军装,红色的帽徽,红色的领章,就如同当年的红军一样,特别是爸爸率领的这支学员队,那简直就是一支“红色娘子军”。那时,有一首歌,歌词中唱道:“红色的帽徽,红领章,红色的战士,红色的枪,全军实现一片红,颗颗红心永向党。”这首歌唱的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时至今日,48年过去了,我还能准确无误地唱出那首激情高昂的歌。那如火如荼的一幕幕军号嘹亮的军营生活,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1965年,大比武还在全军盛行,还没发展到批判单纯军事观点的地步。北海舰队组织万米游泳比赛,谁报名都行,孟运是学员队里仅有的两名会游泳的学员之一,得到消息后的孟运缠着爸爸要报名,一开始,爸爸说什么也不同意,那毕竟是一万米呀!可在孟运的软缠硬磨下,爸爸终于批准孟运参加比赛“去试试吧!”。
  万米游泳比赛那天,我也来到了青岛第一海水浴场,海水浴场是人山人海,我远远地看见在海水浴场的深水处的赛道上一溜排开十艘小船,船上摆放着供给选手们的蛋糕和水;选手们从北海舰队招待所东海饭店下水,游到水族馆一圈是一千米,这就需要游十圈,真正水性好的并不多,许多选手由于体力不支大都中途退出了比赛,而16岁的孟运凭着超常的耐力和毅力一连游了八圈,成为了万人瞩目下的焦点。
  在岸边,手持军用望远镜正在观察比赛的爸爸怎么也没有想到,小小的孟运勇气竟然如此地坚韧。爸爸眼看着孟运胜利再望,他高兴地跑到海边划着一条小舢舨冲到了深水赛道边上,爸爸站在舢舨上向孟运挥手,给孟运鼓劲。在爸爸的鼓励下,在孟运的奋力拼搏中,孟运用了六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了终点,在所有的参赛女兵中她是唯一一位游完全程的。比赛结束后,校长康庄少将给孟运戴上一枚“万米游泳”奖章。
  那一年,爸爸37岁,孟运大姐16岁,我11岁,我很怀念那个岁月。
  一年以后,孟运大姐转学去了张家口某军校学外语。临分别时,爸爸语重心长地对孟运说:“要好好学习,海军的未来就靠你们啦!”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在后来的岁月里,一场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孟运大姐的三姨父、国家领导人陈云因北京“二月逆流”受到了冲击,远在张家口军校学习的孟运大姐也受到了殊连,17岁的孟运大姐遭到了造反派的批斗住进了“牛棚”,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孟运大姐忍辱负重,超出了正常年龄所能接受的残酷现实。1969年,“四人帮”还不放过她,说:“这样的人不能留在军队。”那一年,孟运大姐被一纸“受二月逆流黑思潮的影响犯了错误”,按退伍处理离开了她热爱着的海军。
  回到北京后的孟运,进了工厂当了工人,她和工人师傅的关系非常融洽。每天晚上,孟大姐跟着广播自学英语,经过不懈的努力,她终于考上了清华大学,毕业前,在老师的鼓励下,孟大姐又花费了大力气报考研究生,有“中国汽车工业第一人称”的父亲孟少农的挚友钱伟长先生还给孟运大姐找来了辅导老师。在三姨父陈云的鼓励下,她用了两年时间的努力,终于考上了美国亚特兰大学。两年以后,孟运大姐取得了硕士学位。孟大姐在美国生活了八年,她把这些都视为是一种励练。她在美国给餐馆洗过盘子,跑过外卖,到美国的普通家庭看护过病人,给服装厂加工过服装。几年间,她曾独自一人驾车三次横穿了美洲大陆,就是为了和各种人接触,去了解美国的最底层各界人士的生活,去了解美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人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等等。她把这一切都作为对美国社会的一种尽可能深入了解的社会科学实践。这些阅历极大地丰富了孟大姐的社会知识。有一次,她独自一人驾车横穿美洲,中途车坏了,她不得不停下等待救援,这时,一位老人驾车从后面赶上来停在了路边帮她修车,问她:“你是朝鲜人吗?”孟运说:“我是中国人!”那位老人一听说是中国人立刻兴奋起来说:“中国人,好!”说着话从车里拿出一个搪瓷缸子,在那个搪瓷缸子上有一幅《我们热爱和平》的画,可那位老人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中国女青年,就是画中的小女孩,他扬了扬手中的瓷缸说:“我喜爱中国!”。
  1970年10月,爸爸调国防部海军第七研究院工作,但海军政治学校这支学员队的故事却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爸爸闲下来时,他经常拿出这些照片默默地看着,可以看出在爸爸的内心世界里也充满了对海军政治学校的怀念……
  1970年12月,16岁的我也离开青岛参军去了新疆乌鲁木齐,我把《我们热爱和平》这个美丽的故事也带到了西域边陲、天山脚下、帕米尔高原。
  1993年底,在美国漂荡了八年的孟运大姐回到了北京,她被安排在清华大学担任副教授。如今已退休的孟运大姐,面对着无数的来访者向他们诉说着过去的往事。
  2006年11月17日下午4时30分,我正在家看中央电视台10台《探索·发现》栏目节目《寻梦潘家园》,主持人正在采访我已四十多年未见的孟运大姐,我坐下来含着眼泪看完了节目。不久,我又看了中央电视台《鲁豫有约》采访54年前那幅著名的《我们热爱和平》宣传画中的两个小主人公,那年已58岁的孟运和已60岁的马越。我认真仔细地看完了节目,2012年正月初一的晚上7时40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又播放了采访孟运大姐的节目。我把母亲保存了四十多年的老照片翻了出来,爸爸和孟运大姐的合影还有四张。我想,这些珍贵而罕见的照片,无疑见证了使人难以忘怀的那个时代。在照片的背面,爸爸用不同颜色的笔写着学员们的名字,孟运大姐也在其中。我看着这些珍贵的照片,回忆着我生命历程中那不堪回首的往事;追述着我人生历程中留下的许多感慨。
  2010年4月5日,那天是清明节,清朗的天空夹杂着时隐时现的细雨,春风中透着一丝丝的凉意。我在北京找到了四十多年未见的孟运大姐,我们姐弟相见感慨万千。孟大姐又给我讲述着58年前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我们全家有幸结识著名的《我们热爱和平》宣传画中真实的人物而感到慰籍。在毛泽东光辉思想指引下,爸爸四十多年的军旅生涯给我留下了许多传奇,不仅使我懂的了战争与和平深刻的内涵和革命军人所具备的钢铁般的意志,而且也使我的灵魂受到了刻骨铭心的教诲;如今虽说我也步入了花甲之年,可我少年时代的这段奇遇确使我永生难忘……
  谨以此文纪念《我们热爱和平》宣传画出版60周年(此文是根据《我的回忆》《父亲的讲述》和《孟运大姐的讲述》、《一代伟人陈云》、《陈云传》以及参考2005年6月11日《人民海军》报载“从和平天使到海军战士”综合整理),此文在2008年曾以《一张画图珍藏一段历史》为题目部分刊登在河北《燕赵都市报》及2013年8月2日建军节期间刊登在河北《沙河市报》一个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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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8-4-23 16:50 | 显示全部楼层

  十、母亲和英雄的妻儿  
 
  这张珍贵的照片拍摄于一九六八年春节前夕,距今已过去整整四十六年了。后排左一为母亲,前排右二为英雄李文忠烈士的妻子王邦敏和儿子。那么英雄李文忠烈士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下面我就讲讲李文忠舍己救人英勇牺牲的感人事迹,及我的母亲和李文忠烈士的妻子王邦敏合影照片的来历等鲜为人知的一段往事。
  凡是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五十岁以上的人,一般都会记得轰动全国的英雄李文忠的名字,李文忠生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六0一一部队六连四排排长,他出生于一九四二年,山东潍县(今坊子区)沟西乡韩尔庄李庄村人,一九六0年参加人民解放军,一九六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历任班长、排长等职。一九六七年八月,他所在部队奉命从山东去江西“支左”。十九日,他奉命率领战士们护送群众和“红卫兵”从南昌市叶楼渡口乘船渡赣江。当船行至江心时,船突然遇险下沉,一百多名群众遇险落水,在这十分危机的时刻,他奋不顾身率领战士们跳入江中抢救落水群众和“红卫兵”。他们先后救起五十余人,仅他一人就救起五人,这时他已筋疲力尽,面色苍白,站立不稳。就在此时,他发现江中有一群众还在挣扎。他不顾战友的阻拦跃入激流中抢救群众。群众得救了,而他却被滚滚的赣江激流卷走了,光荣的献出了年仅二十五岁的生命。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六连四排排长李文忠烈士“支左爱民模范”称号,授予六连四排“支左爱民模范排”称号。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在南昌市隆重举行命名大会。在全国掀起了学习英雄李文忠英雄事迹的热潮。
  当时,在全国流行的英雄李文忠烈士生前的几句名言:
  “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我们读着这几句那个时代流行的名言,一种难已言表的心境,用现在人们的政治观念来看,似乎有些“凡是”或“文革”时期的味道。但这就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历史年代,产生的一位英雄人物的真实写照;但是那个年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但凡那个年代的革命军人大都有一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所以说我们不能否认那个时代英雄救人的英勇壮举。这一点是不须置疑的。
  不久,经中央军委批准,英雄李文忠烈士的妻子王邦敏带着儿子在全国各地巡回宣讲英雄的事迹。
  一九六八年春节前,李文忠烈士的妻子王邦敏来到青岛海军政治学校进行宣讲烈士的事迹,报告会结束后,海军政治学校内部有很多干部、战士争相和她合影留念。我的母亲作为海军政治学校干部家属代表和英雄李文忠烈士的妻子王邦敏来到青岛中山公园大门口内合影留念,这张历史上珍贵的合影照片,至今已保存了四十六年了。我的母亲1952年办理了随军手续,一直随父亲在海军,她有幸接触到了很多和共和国的脉搏跳动有关的人和事,这件事是若干事中的一件。如今拿出来晾晾,就作为史海花絮吧!
  不久以后,经六0一一部队特许批准,李文忠烈士的妻子王邦敏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那是个英雄倍出的年代,这位李文忠烈士的家人是我见到的唯一一个轰动全国的人物的之一;那些年在青岛海军部队还出现了一位英雄人物叫姚大国,有一天,有人掉入了大海生命危在旦夕,海军战士姚大国,奋不顾身跳到海里勇敢地救出了那个落水的人,可是姚大国却不幸牺牲,当时《人民海军》报纸刊登了一个整版,试想一下,面对着波涛汹涌的大海,有几个人敢跳下去呢?海军战士姚大国跳下去了,而且献出了他宝贵的生命,记得当时青岛海军某部队还为他建筑了一个纪念馆,不知现在这个纪念馆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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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实的文字,真挚的感情,这样的回忆录我喜欢,请老兵继续写下去。  发表于 2018-4-28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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